作者：蔡岳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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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智囊团·大秦名相试读：
总序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是宋代范仲淹在他的代表作《岳阳楼记》中留下的千古名句。一段话道尽了自己身为庙堂之臣的心路历程。事实上，这也是历史上这群被称作宰相的人所处的尴尬位置，和他们当中的杰出者的崇高志向的真实写照。
宰相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最令人为难的职务。虽然历朝历代称呼不同，秦、汉、唐都习惯叫丞相，宋代叫参知政事，明代叫内阁首辅，清代叫军机大臣，但其职权范围却变化很小。我们可以用“总理政务，调和阴阳”这八个字来概括其职权范围。
何谓“总理政务，调和阴阳”？“总理政务”指的是宰相的日常工作。皇帝身为一国之君，在国事上可以抓大放小，但宰相身为百官之首，在国事上却必须事无巨细。全国大大小小的事务由各部门统一汇总到宰相那里，宰相再选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呈递给皇帝御览，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基本的行政流程。“调和阴阳”指的则是宰相在国家机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宰相向来都是皇帝与百官之间的枢纽。在皇帝眼中，宰相是百官之首，是百官的代言人；而在百官眼中，宰相却是皇帝的助理，是皇帝的代言人。因此，身为宰相，就必须懂得如何调和阴阳，平衡皇帝与百官之间的关系。
这两点既是宰相的职责，同样也成了宰相难做的原因。总理政务让宰相庶务缠身，一刻不得清闲；调和阴阳又使得宰相劳心劳力，时时在皇帝与百官之间斡旋。由此可见，国之宰辅一方面位高权重，于运筹帷幄之间决定整个国家的兴衰荣辱；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忧谗畏讥，小心翼翼，否则这一刻还“居庙堂之高”，下一刻便会被流放，“处江湖之远”。
正是由于宰相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使得宰相这个群体拥有了别样的精彩，这也正是本套丛书成书的原因。身为个人奋斗所能达到的最顶点，身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我们可以在历代的宰相们身上看到个人奋斗与王朝兴衰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此，本套丛书选取了秦、西汉、唐、北宋、明、清这6个最有延续性也最具代表性的朝代，每个朝代选取数位名相。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王朝的发展脉络，看到这个王朝究竟因何而兴、为何而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古之名相，无不是人中之杰，今之人可以此为鉴。第一篇商鞅——人亡政不息
商鞅听说秦孝公在招贤纳士，便带着《法经》前去投奔。第一次见面，商鞅以帝道之术游说秦孝公，结果秦孝公完全不感兴趣，中途甚至打起瞌睡，甚至认为商鞅没有真才实学，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狂放之辈；第二次见面，商鞅以王道之术游说秦孝公，虽然秦孝公从头听到尾，但是仍然没有采信他的主张；第三次见面，商鞅以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已经得到了秦孝公的一点回应，可惜仍然不被采用；第四次见面，商鞅大谈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连连称赞，二人畅谈数日而不知疲倦。商鞅遂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和重用。第一章卫国公子
作为庶出的贵族公子，商鞅一方面见证了上层社会的繁华与荣耀，另一方面又注定难以在本国有所作为。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社会权贵豢养食客的习俗，又为每一个有识之士提供了政治舞台。因此，商鞅立志成就一番事业，并且自幼熟读诗书，尤其深得法家思想的真谛。在游历天下一番之后，他也终于在秦国迎来了自己的仕途之春。庶出公子
战国时期，天下的主人名义上仍然是周天子，然而周王室对天下的统治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拥兵自重，通过战争和谈判兼并人口，扩张土地。经过春秋三百来年的争霸战争，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吞并弱国。到了战国初年，天下所剩诸侯国已经不多了，形成了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并立的局面，这七个强国被称作战国七雄。《史记》中记载：“（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这段文字描述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局面。秦国在西方，因不参加中原各国的会盟，被人视同夷狄。楚国和魏国与秦国接壤，楚国在南方，占据了巴郡和黔中郡。魏筑长城，从郑沿洛水河岸北上，占有上郡之地。齐国在东方，燕国在北方，韩国、赵国和魏国在中间。
这段时间里，虽然各诸侯国凭武力征伐，相互兼并，战火频繁，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豪杰。他们凭借智慧和思想，翻云覆雨，搅动天下，导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这些人或许不会想到他们的一举一动不只关乎某个诸侯国的命运，更为这片土地在后世两千余年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活跃在战国中期的商鞅是这批豪杰中的佼佼者，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提到他，人们自然会想到“商鞅变法”。商鞅的“法”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变法成就了秦国的强大，将华夏大地引向了另一条发展道路。
商鞅生活在大约公元前395年至公元前338年的周王朝，比秦始皇嬴政早出生120年。他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儿子，古代正妻所生子嗣称为嫡出，而非正室所生的子嗣称为庶出。他的本名叫“卫鞅”。由于他的祖辈是卫国的国君，按照“诸侯之子曰公子，诸侯之孙曰公孙”的礼制，商鞅又得名“公孙鞅”。古人以封地为姓，以彰显身份。商鞅曾被秦孝公封在商地为侯，所以后人便尊称其为商鞅。他的祖先姓姬，与周天子同姓。所以姬鞅、卫鞅、公孙鞅、商鞅都是指的同一个人。
卫国祖先与周王室祖先同宗，曾经显赫一时，是有名的大国。在周文王、周武王灭掉了殷商后，建立了以姬姓部落为核心的周王朝，它的势力范围东西数千里。统领如此广袤的疆域，在那时无论如何都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的。
而这套政治制度就是“封建制度”的实行。所谓的“封建”与我们常说的“封建”是有着明确区别的。这里的“封建”指的是“分封建国”。简单来说就是将周王室的贵族和重要功臣派往各地，封土授民，册命为君，建立诸侯国，这叫作“天子建国”；而各地的诸侯国国君再行封赏，分封卿大夫，这叫作“诸侯立家”。
这种“分封建国”的政治秩序并不是一次性建立起来的。它经过了文王、武王和周公的数次分封。
周天子分封诸侯，在名义上各诸侯国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实际上却很不一样。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各诸侯国不同的实力对比上，而这种对比最明显的就是天子对爵位赏赐的不同。当时的爵位分为五等，就是我们熟知的公、侯、伯、子、男。史书上称为五等爵。
商鞅的母国卫国，最初的受封者是周武王的兄弟康叔。《史记》上记载说，武王灭殷后，并没有绝其祀，而是封了纣王之子继续享受原来的封邑。但是在分封完了以后，又对其是否能服从周王室的统治很担心。最后实在是放心不下，便委派自己的兄弟管叔和蔡叔进入其中，实际上就是对其实施严格监控。但是没过多久，武王驾崩，其子成王继位，由周公代理执政。管叔和蔡叔对周公表示不满，联合作乱。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平定叛乱。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管蔡之变。管叔被杀，蔡叔被放逐。
成王这才正式封康叔为卫国国君，封地为殷商王室的老地盘，所封的民众也多为殷商移民。其职责就是治理这里，镇守中州。“卫”是古国名，当时周天子分封的疆域比古卫国要大很多，在今天的河南北部、河北南部一带，可以说是一个大国，在当时诸侯国中的地位也很高。等到商鞅出生的时候，卫国早已经衰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家，实际上已经沦落为赵国的附庸国。
商鞅作为小国的庶出公子，得不到卫君的宠爱，更得不到人们重视。尽管如此，他从小在物质待遇上还是能够享受到许多平民百姓享受不到的。聪颖的商鞅对于书籍和学问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他勤奋读书，在十几岁时已经读了大量的书，并且形成了自己的读书嗜好。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商鞅“少好刑名之学”。那什么叫作刑（形）、名之学呢？从表面上来说，“刑”就是形态和外形；“名”就是名号和名称。刑、名之学应该是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起源，当这套刑、名之学运用到法家理论的时候，就演变成了刑、名法术之学了。
在《管子·明法解》中说：“明主操术任臣下，使群臣效其智能，进其长技。故智者效其计，能者进其功。以前言督后事，所效当则赏之，不当则诛之，张官任吏治民，案法试课成功。守法而法之，身无烦劳而分职。”
这段文字看上去非常浅显，但是在发挥法家刑、名学术理论中却是非常重要的，是法家的核心思想。商鞅作为法家的重要人物，对这套学问自然是自小就研习乃至精通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商鞅还有一个老师叫尸佼，商鞅曾经向他学习杂家之言。尸佼虽然是杂家的人物，然而在开拓商鞅的知识层面来说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历史学家林剑鸣在《秦史稿》中说：“从后来商鞅入秦时，曾经先后向秦孝公说以‘王道’、‘帝道’和‘霸道’这一事实来推测，商鞅的老师尸佼是杂家，是可以肯定的。”
除了尸佼之外，商鞅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提的老师，这就是李悝。李悝是魏国第一个推行变法的人。商鞅在魏相公叔座府中当中庶子的时候，当时魏国的国君正是魏惠王。魏惠王之前是在位26年的魏武侯。而这位魏武侯之前就是在战国第一个推行改革的魏文侯。此时的商鞅在魏国相府入仕，距离魏文侯推行改革也就数十年。
这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商鞅有了学习和实践李悝《法经》的最好时机。《法经》可以说是影响了商鞅整个生涯的一部著作，它是李悝所创，汇集了诸多法家的经典。李悝在魏国的变法纲领基本上就是他所著的《法经》。魏国变法的成果不仅证明了《法经》的学术地位，更是兼具了实用价值。《法经》的文本如今已经亡失了，根据零星的历史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李悝的《法经》对商鞅后来的《商君书》有很大的影响。《魏书·刑法志》记载：“商君以《法经》六篇入秦。”
由此可见，商鞅在年少的时候不但认真学习过李悝的学问，而且在后来的实践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过李悝的理想。
用雄才大略描述商鞅不足为过，这样一个人定要想方设法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他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天下之大，究竟哪里才是自己实现胸中抱负的舞台？天下
他虽然是卫君之后，但是庶出的身份已注定他不能继承王位，即便他再优秀。商鞅学成之后，一直想做出一番事业。这时他就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向卫国的国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还是到其他国家谋求发展。
此时的卫国早已不复当年的盛况，已经变得很小，控制的范围从河南的濮阳，往东至山东的济南，向南至山东的单县。东西长120里，南北最宽的地方只有80公里，窄的地方只有20公里。然而小不是问题，很多国家都是从蕞尔小国发展起来的，如果朝野上下同心协力，在这个诸侯混战的年代是有无限可能的。然而卫国仿佛从来没有上进的因子，一步步走向衰落。
卫国可以说是根正苗红，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消灭商纣王，建立周王朝。周王朝建立时，周武王开始分封诸侯，被分封最大的是两种人，第一是周武王的兄弟，第二是有功的大臣。卫国的祖先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康叔，因此可以说是周朝的天子血统。
周王朝建立的时候，占据着中原肥沃的土地，拥有最富庶的城邑。卫国境内拥有黄河和淇水，卫都就在殷商的都城殷墟上。然而正是占据了几乎最肥沃的土地，位于众多诸侯的中心，但是面对周围各国的改革和奋发图强，不为所动，以至于受到四周各国的蚕食和凌辱。尽管如此，卫国仍然处之泰然，立国到亡国838年历史中，很少有主动对外用兵的记录。哪怕是临近的小国，卫国也不出兵。甚至对于别国的侵略战争，卫国也不会奋勇反抗。
卫国朝野上下，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也要忍”的政策，以至于卫国的疆域一天天缩小。
面对这样知足常乐、忍辱负重、苟且偷生的国度，商鞅的变法图强学说根本没有市场。因此，虽然贵为公子，商鞅仍然决定离开卫国。
卫国的正南方向是国土面积最大的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大国。然而楚国并非是周王朝的属国，楚国并非周天子所分封，而是等同于周王朝的存在。因此楚国素来被排除在周王朝诸国文化圈之外，被称为蛮夷之地。
在商鞅年幼的时候，在楚悼王的推动下，楚国开始了变法运动。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方面实行改革。吴起认为楚国地大物博，之所以衰弱是由于贵族权势太大，土地被分封得太多的缘故。收回分封出去的土地，加强军事力量，是此次变法的核心。在贵族问题上，三代之后的贵族取消爵位和俸禄，并将一些旧贵族迁移到更加荒凉的边陲地带。在空出的土地上，实行县制。这样一来楚王就控制了几乎全国的土地。没有封地的官吏，则削减俸禄，减少他们的权柄，同时淘汰无能、无用的官吏。节约出来的财富被用来奖励报国的战士和构建强大的军队。当时楚国上下不良风气弥漫，吴起统一了风俗，纠正了官场损公肥私、陷害忠良的氛围，使群臣一心报效国家。吴起将制定的法律公布于众，让官民都有明确的法律可依。
然而吴起的变法虽然使楚国的国力上升，但是损害了大贵族的利益。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死后，贵族们起兵击败了吴起，将其射杀并五马分尸，楚国的变法宣告失败。这次变法失败，引发的流血事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楚国的王公大臣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可能采纳商鞅的意见，再次施行变法的。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对商鞅有深刻的影响，使商鞅认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为商鞅的变法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他需要面对的是，怎样做才能逃脱人亡政息的命运。
在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齐国。齐国是姜太公姜尚的封地，凭借渔盐之利和积极发展商业，齐国迅速成长为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公元前679年，齐桓公召集宋、陈、卫、郑在-会盟，奠定了地位。随后齐桓公打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名义上仍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并号召诸国抵抗夷狄的侵略。经过伐戎救燕、伐狄救邢、伐狄救卫、伐蔡盟楚等一系列的活动，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被史家评价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然而在春秋末期，齐国权柄旁落到田氏手里，田氏家族在齐国经营了数代，逐渐掌握了齐国的权力。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放逐到海上的一座小岛中。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齐国国君，并且得到了周安王的册封。田和仍然沿用齐国的国号，史称田齐。齐康公在公元前379年死亡，姜姓在齐国绝祀。虽然此时的齐国仍叫齐国，但是已经不是姜太公后代在位了。田氏的胜利可以看成是新兴地主势力对传统贵族的胜利，从此新兴地主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取得了齐国的政权，为天下开创了新局面。
当齐威王在齐国进行改革的时候，商鞅已经21岁了。按说，齐国是个非常适合商鞅发展的舞台。凭借齐国当时的国力，再加上商鞅的改革措施，或许会让天下提前几个世纪实现大一统。但是商鞅没有选择齐国，理由很简单：道不同，不相为谋。
齐威王只顾一己之私，甚至处罚官员完全不按照规矩来。而商鞅奉行的是“刑名之学”，即一切按照法律办事。齐威王不会让法律成为自己施行独裁统治的羁绊，因此商鞅自知，自己的政策不可能在齐国施行。事实上在后来，齐威王在齐国推行的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证明了商鞅没有选择齐国是正确的。
商鞅将目光投向了魏国，大约在公元365年，商鞅踏着李悝和吴起的足迹，来到了当时最为强大的魏国。
商鞅之所以第一站就来到魏国，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甚至可以说是有一些必然的因素在其中，而这种必然就是魏国可以说是开创了整个战国的变法之风。魏文侯重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李悝在魏国开始了以变更土地制度为核心的变法。史料中对魏国李悝变法的种种细节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是从后世对李悝的评价和借鉴来看，李悝变法至少涉及了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就是围绕传统的土地制度的变法，基本内容包括废除隶农，重新分配土地等；第二就是颁布新的法令，以法治替代流传许久的人治和礼治。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得知，李悝变法所涉及的很多方面，商鞅在后来的秦国都有所借鉴，只是深度和广度上无法与后来的商鞅相比。但是即便如此，李悝变法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序幕，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实实在在的，而意义也是值得史书铭记的。
在大力变法的同时，魏文侯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起用当时出身卑微但是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层。除了李悝之外，还有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人也为魏国的迅速崛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于魏国来说，吴起的失去可以说是魏王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吴起是魏国最重要的人才，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后来证明，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如果说李悝的变法激发并凝聚起了强盛的国力，而乐羊和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魏国领土的实际延伸。在魏文侯期间，乐羊攻灭了中山国，吴起攻取了整个河西高原，这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当李悝和乐羊相继死去的时候，兼具有政治家才华的军事天才吴起实际上已经成为魏国最重要的支柱。
但是吴起并没有得到魏武侯应有的重视。在魏击即位后，吴起依然担任的是河西将军。一次，魏武侯与吴起一同乘坐战船从河西高原的大河南下，魏武侯看着两岸山河壮美，大为感叹：“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而吴起已经隐约感到有些不好的气息在这位君主身上，吴起立即正色说道：“邦国之固，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结果，魏武侯只是用一个“善”字结束了吴起的劝谏。一个国君不把人才当作“国宝”，这件事已经足以说明，魏武侯已经没有了自己父辈的那种开创君主的雄浑气度。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他都已经沦落为以个人的好恶为最后的评判标准了。
但这并不是吴起最终出走魏国的原因。事实上，吴起立有大功，即位后的魏武侯早就对吴起心存戒心了。而正在这时，魏国新相公叔忌惮吴起的才能和功劳，他的亲信特意谋划了一个连环套式的阴谋———以稳固贤人为目的，建议魏武侯用下嫁公主的方式来试探吴起，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就一定会迎娶公主；如果没有，就一定会推辞。布置完这一切后，然后找个机会请吴起到家里来做客，在宴会中故意惹公主发怒，让其当面羞辱大臣，吴起看到公主这样羞辱大臣，就不会迎娶公主了。事实也果真如此：吴起拒绝了公主的婚事，而这又导致了魏武侯怀疑吴起而疏远吴起。而吴起看到在魏国已经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便离开魏国到了楚国，后来辗转到了秦国，成为秦开疆拓土的重要将领。
吴起可以说是魏国失去的第一个乾坤大才。
到了魏惠王时期，魏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开文明风气的国家，有识之士纷纷到魏国进行求学、游历。而当时魏国的首都安邑和正在营建的大梁是当时天下人才最为集中的地方。如果说魏王要是渴求人才，拥有着其他六国所不及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这种背景之下，商鞅到魏国游历可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此时的商鞅来到魏国，并不是单纯为了求学，其中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求仕，以期获得实际参与政治的机会。他同普通的士子一样，是从大夫的家臣开始做起。魏国经历
商鞅的博学与多才在当时就已经被世人熟知了。尤其是当时的魏相公叔座对他非常地器重。
对于公叔座，史料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叔座绝对不是一个平庸的人。魏文侯之后是魏武侯，在公元前381年，也就是魏武侯十五年，他被魏武侯任命为相。武侯之后，魏惠王继续任命他为相。直到魏惠王十年，也就是公元前361年，他都是魏国的相，深得魏国国君的信任。
公叔座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首先要肯定的是他绝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无论是出将还是入相，他都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足以证明，他绝对是一个兼具眼光和实干之人。也正是因为如此，公叔座临危推荐商鞅。史书记载，当魏惠王得知公叔座推荐一个不知名的中庶子的时候，魏惠王只是“嘿然”不作声。公叔座知道事有不成，本着为魏国将来考虑的想法，他对魏王耳语说：“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
商鞅能得到公叔座的认可，可以说是非常懂得世道人心的，他一定明白要获得公叔座的赏识和欣赏，不能凭借着夸夸其谈和空洞说教。商鞅要做的就是不急不躁、踏踏实实地工作，不好高骛远。商鞅的举动和能力肯定是打动了公叔座，而公叔座也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魏惠王举荐他。
从这件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一个人若是有才能，不必口口声称自己是人才。只要能通过恰当的方式，让别人感觉到是他发现了你这个人才，你的才能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此时的商鞅和公叔座已经心心相印，而年老的公叔座仿佛也看到了魏国未来崛起的希望。
但事情很不巧，还没有等到合适的机会，公叔座还没有为商鞅建立起相应铺垫的时候，便一病不起了。虽然商鞅深知公叔座是自己的伯乐，但是伯乐却很快行将就木了。这对于一心求仕的商鞅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他来到魏国，最大的希望就是在魏国展示自己的才华，做一个像吴起那样有着卓越成就的人。但是这一切还没有开始，商鞅前行中最大的导师却先行离去了。
魏惠王对公叔座无疑是非常信任的。在公叔座生命的最后时刻，魏惠王亲自到了公叔座的府邸。魏惠王此行的目的很明确，第一是探望这位老相国，第二就是询问他的身后事。作为长期执掌魏国政治高层、国君最得力的助手，在临死之前应该是有所交代和安排的。
当魏惠王问及公叔座身后事，并问是否有可以托付之人的时候，公叔座非常慎重地举荐了商鞅，说有一个家臣，人虽然很年轻，但是很有才华，甚至建议魏惠王，在自己死后，可以直接任命商鞅为相国。
如果一切能够按照公叔座所预想的那样，那商鞅也太受到命运的垂青了。他能够从一个普通门客直接成为丞相，这种上升速度可以用一步登天来形容了。从这件事来看，公叔座的眼力极为独到，而且的确发自心底地赏识商鞅。如果天命有年，他也一定会在合适的时间举荐商鞅。而自己现在一病不起，他向魏惠王举荐商鞅，其实是万不得已而为之，但也是非常具有魄力的。
我们可以再做个假设，如果公叔座再活得长久一点，他肯定会有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提拔商鞅，因为这毕竟是涉及一个政治权威和各个阶层是否认可的问题。但人算不如天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公叔座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为商鞅打通仕途。他只能走这一步险棋了。商鞅原本毫无政治声望，一下子将他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只是这个想法很难得到国君的认同。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任何政绩，魏惠王在此之前和商鞅并没有多少直接接触，这个时候，即便魏惠王对于公叔座再信任，他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越级提拔这个年轻人。更不用说是将一个年轻的家臣直接提拔为堂堂大国的相国。
魏惠王在位的时间很长，从公元前369年一直到公元前319年，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事实上，从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一直到魏惠王，在整个战国时代的初期的100年内，魏国是战国七雄中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但是就是在魏惠王期间，魏国开始逐渐走向衰败，开始吃败仗，乃至被迫迁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魏国衰败的过程恰恰是秦国强盛的过程。而这两国命运发生改变，最关键的事件就是商鞅在秦国的种种作为。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魏惠王并没有答应公叔座的请求。在后人看来，魏惠王在当时是缺乏眼光。虽然他一生也想以维持和壮大魏国的国力为主要目的，但他确实是没什么政治主见的人。事实上，后人对魏惠王的评价是过于苛刻了。一个正常的国君，无论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魄力，按照常理来说，他都不可能让一个看上去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接任一个大国的相位。在当时的情况下，魏惠王只能认定是公叔座病得太重了，已经意识不清了，所以才提出让商鞅接替相位的建议。
此时的公叔座也处于两难之中。病重中的公叔座虽然身体机能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但是他的神智还是很清醒的。之所以他要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是有着自己的无奈。商鞅作为自己的家臣，经过数年的观察和考验，他自己坚信商鞅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不寻常的人，是一个能够让魏国迅速崛起的大才。
在这种情况下，公叔座让左右的侍从回避，希望能够有时间和魏惠王单独交谈。在这次私人的会谈中，公叔座告诉魏惠王，你可以不用商鞅，但是一定要杀掉他，绝对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否则商鞅一定会成为魏国的大敌。
公叔座凭借着对商鞅的了解，他清楚地知道商鞅肯定会不甘心默默无闻的。公叔座或许最担心的就是商鞅会到秦国。一旦商鞅到了秦国，那魏国就没有多少安心之日了。
或许公叔座太急于交代后事，在魏惠王看来，他一会儿举荐商鞅接替他担任位高权重的相国之位，一会儿又建议将其杀掉，这更加使得魏惠王认为公叔座病糊涂了，也就更加不把商鞅当作一回事。在此，我们可以感受到公叔座两难的境地，他是一个忠臣，同时也是一名伯乐。无论是建议魏惠王火速提拔商鞅还是直接杀掉商鞅，他都是基于魏国实际利益的考虑。但是他又是一个真心爱惜人才的伯乐，不愿意看到功业未成的商鞅就此死于非命。于是，当魏惠王离开自己的府邸后，公叔座马上就派人将商鞅找来，并且告诉了他实情。
在这件事上，公叔座作为一个阅历丰富、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老臣，所做的一切可以说并没有瑕疵，而商鞅的反应更加证明商鞅绝非等闲之辈。
公叔座将实情告诉商鞅，请商鞅赶快逃命，商鞅却若无其事地说：“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由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窥见他是一个沉着镇静的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商鞅将魏惠王的心理琢磨得非常透彻。求贤令
改革成为战国时代的潮流。事实上，最早提出改革举措的是魏国。魏国改革的成功深深刺激了其他的国家。其他国家也纷纷开始效仿。除了魏国的改革外，赵国和秦国也都进行了有效的变革，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正当山东六国纷纷进行旧制度变革的时候，秦国可以说是有点落后了。秦国也不是没有奋发过，最典型代表当属秦灵公时代的秦国。在他即位后，立即把政治以及军事指挥中心迁到了泾阳。这是一个战略重地，也彰显了秦人向东发展的勇气和决心。在秦灵公时代，他积极开拓进取，扩张了一些土地，为秦争回了一些尊严。但在秦灵公之后，秦国又陷入到了权力的争夺，虽然有过一些进取之心，但是与山东六国相比，保守势力还是占据了大多数。秦的变革并不十分充分和具体。
进入到战国以后，秦国政局实际是比较混乱的。在秦献公即位后，他将秦的首都迁往栎阳，表达了自己改革以及进取的决心。这在秦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秦的首都原本在雍，司马迁说秦迁都于雍，目的在于“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换句话说，雍是陇、蜀货物集散的必经之地，是一个经济中心。这种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迁都的政治目的其实也是很明确的。如果秦不想偏安于西部，打算向东发展的话，迁都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选择。
迁都栎阳后，实际上是比雍更加接近东方，迁都于此有三个目的，分别是东伐、镇抚边境和恢复穆公时期的疆土。
公元前361年，孝公21岁，他继承了父亲的拼搏精神。在即位的第一年，他就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出兵，平定了秦的后方，这可以算作是“武功”；另外一件事就是下诏向国内外求贤。这两件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第一件事表示孝公的决心，称霸西戎。第二件事则是继承秦穆公的传统，准备广纳人才。
孝公即位时期的政治情势，《资治通鉴》里是这样记载的：“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摈斥之，不得与中国之会盟。”
秦穆公时期，天下诸侯国彼此力量的差距并不是太大。当时天下的诸侯国有百余个，算上附庸国甚至有数百个，但是到了秦孝公的时候，通过兼并和争霸战争，当时的诸侯国只有二十多个。鉴于当前的形势，秦国所面对的东方诸侯国比秦穆公时期强大得多。尤其是与秦国相邻的邻居楚国和魏国，一直都对秦国是虎视眈眈的。
对于当时的秦国来说，不进则退。可以说当时的秦孝公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蜷缩一隅，故步自封。秦国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只要守住自己的渭河平原狭小的地域即可。第二种选择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正是因为自己弱小，就必须要让自己强大起来。正是面临着山东六国苟延残喘的情况，秦国要想获得进一步的生存空间，除了保守之外，另一种极端的情况就是变革。
除了这样艰巨的外部环境，秦国本身的内部环境也是岌岌可危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不锐意进取，以逃避战争的姿态存活，那秦国也是危机四伏的。
第一，当时秦国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是极端不平等的。在那样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如果国内各个阶层对外态度不能保持一致，军心涣散是必然的了。而此时秦国的制度恰恰是不利于调动普通人参战积极性的。此时秦国面临的战争早已经不是过去贵族式的战争了，而是全民战争。假若不能上下一致，政令不行，战争力量也无法积蓄和有效发挥。
第二，儒家学说的广泛传播。儒家所标榜的先进“中国”中的礼乐文明，这对于身处西部边陲的秦国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这其中的缘由我们在前面也做过论述，那就是秦国一向被视为蛮夷之国，不为中原各诸侯国瞧得起，这让秦国受到了巨大的精神耻辱。
第三，粮食问题始终是困扰秦国国君的重要问题。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应付频发的战争是一个重要问题。
公元361年，秦国国君继任者秦孝公只有21岁，秦孝公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国君，他对于秦穆公之后国势衰微有着精确的把握。他意识到，秦国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苟安于渭河平原，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才的匮乏。
在仔细思量过后，秦孝公认定，只是单纯依靠本族的政治人才是无法完成重振霸业的任务的。秦国内部根本就无法产生真正的政治人才，秦孝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天下广招人才。这也是他当上国君的第一个重大决策。
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在《求贤令》里，秦孝公以穆公为榜样，渴望能够恢复到秦国最强盛的时代。这充分体现了秦孝公求贤的决心和气度。尽管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大变革之中，是列国争雄、生死相争的时代，但是当时人才的流动方式往往还是依靠着举荐和自我推销。这份《求贤令》则可以看作一位试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向天下士子发出号召。它不是通过炫耀自己的优势而引诱甚至欺骗名士，而是公开表达国家危机四伏、狼狈不堪的现状，不为尊者讳，历数先君的过失，怀抱富国之情，期望招揽天下人才，共图秦国大业。
这份求贤令可以说很好地体现出了秦孝公的真诚以及富国强国的决心。很快，求贤令就传遍了山东六国，自然也就传到了商鞅这里。渴望建立属于自己功业的商鞅自然对此十分心动，但是又难免有些忧虑。商鞅忧虑的缘由很简单，他从未去过秦国。
在商鞅不断成长的记忆中，山东六国一致将秦国列为蛮夷之邦，是排除在中原文明之外的。这种蔑视甚至远远超过对楚国的蔑视。蔑视的根源就在于，秦部族长期与西方戎狄杂居，仅仅凭借着勇武成为大诸侯。山东士子在谈及秦的时候，所谈论的重点往往是秦国的种种落后和野蛮。
此时的商鞅已经31岁了，孝公只有21岁。曾经让秦国辉煌一时的百里奚在入秦的时候都已经是传说中的盖世奇才了，可是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商鞅，此时依旧落寞地留在了魏国。
通过秦孝公发出的求贤令，商鞅看出了这位年轻君主锐意进取的政治意图，也看到了秦孝公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清晰认识。最重要的是，商鞅认定秦国是自己实现政治抱负的绝好地方。
秦国的变法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举措，它是战国时代的一场大戏，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大戏。这次变法的结果不仅改变了战国时期的历史格局，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华帝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格局。
这就有了一些很值得让人回味的细节。商鞅为何选择去秦国，而秦孝公为何有着如此坚定的变法决心？商鞅决心来到不被看好的秦国施展自己的才华，仅仅是因为孝公的一纸求贤令吗？而眼光独到的秦孝公为何能力排众议，让这位中原士子主持秦国变法的大局呢？
事情的答案看起来简单，商鞅和秦孝公相互的欣赏让商鞅成为变法的最佳人选。但是这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的秦孝公只是一个刚刚年满二十的年轻人，之前也没有令人赞叹和折服的政治功绩。
这样的疑虑同样也存在于商鞅的身上。商鞅从卫国来到魏国，学习刑名之学，结识并得到公叔座的赏识，这一切看上去都像是精心布局的一样。只不过是公叔座的意外死亡改变了预期的规划。在这种阴差阳错中，商鞅是无法在魏国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了，但是他完全有其他的选择。当时的中原大国都在推行变法，比如同样是法家的郑国人申不害就效力于韩国，担任韩国相国长达15年。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商鞅想要实现自己的抱负，不一定非是秦国。更何况，商鞅还没有到那种走投无路的地步，他至少可以去其他东方大国试试。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商鞅完全可以找一个起点较高的国家。比如南方的楚国，北方的赵国，甚至东边的齐国都看上去比秦国更有前途。
商鞅毅然决然选择了相对弱小的秦国。
要理解商鞅的选择，就必须弄清一件事，想要成就一番常人所不及的功业，商鞅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深邃眼光，才能克服急于求取功名的短视弊端。那秦国有着怎么样的历史和现实，让年轻但充满雄心壮志的商鞅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呢？
商鞅之所以选择秦国，把秦国作为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后地方，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
首先，商鞅看重的是秦国上下无与伦比的忧患意识，并且这种忧患意识能够被调动起来。其中的缘由很简单，嬴氏长期生活在危难之中，也只有这种忧患意识才能聚集起全国之力，只有这种具有忧患意识的国家，才能够有勇气牺牲眼前利益。
其次，秦国的政治领袖不仅单单具有忧患意识，同时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宽容的风貌。商鞅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有个性的，而这种个性是否能够被领袖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位这样的支持者，商鞅的改革很可能就会夭折。
最后，秦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对武力的推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集团。商鞅实行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规模实行武力统治。第二章风雷地动
秦国是当时最具潜力的国家，所有知识分子都以能够到秦国任职为荣，只有商鞅以独特的视角看出了秦国的问题所在。为此，他不但成功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也让秦国的所有大臣钦佩不已。有了这样的政治条件，商鞅便得以在秦国实行伟大的变法，从而为秦国的真正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特殊的面试
商鞅初到秦国时，没有任何名望，这与百里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年的秦穆公可以说是对百里奚心仪不已，进入到秦国以后，百里奚立即得到了秦穆公的热情接待并委以重任。
商鞅来到秦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秦孝公接见自己，以便有机会让孝公了解并认可自己。
商鞅在魏国投靠的是魏国相国公叔座，成为公叔座的家臣。而到了秦国，商鞅选择的人是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在中国的历史上，宠臣、良臣和贤臣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良臣并不一定受到国君的欣赏，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可以办事的能人而已。宠臣是不一样的，宠臣是国君具有良好情感基础的伙伴，其中也可能有弄臣，但是并非所有的宠臣都是弄臣。无论如何，宠臣都是与国君保持着良好关系的那群人。商鞅能够找到秦孝公的宠臣作为自己的中介，可见商鞅是一个很高明的人。并且在人选上，商鞅的选择是恰到好处的。
投靠了景监以后，他获得了景监的肯定和赏识。作为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对秦孝公发布求贤令的真诚愿望无疑是非常理解的。他知道自己应该举荐那些有着真才实学的人。如果他对商鞅的才学没有信心，那么他也不会冒风险向孝公引荐。
考虑再三以后，商鞅决定响应秦孝公的号召。在到达秦国以后，商鞅没有等到正常的安排秩序就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了孝公。孝公希望得到贤才，而商鞅同样渴望得到重用，但是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此次的求贤可以说涉及秦国的后续发展，秦孝公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一场特殊的面试开始了。
这可以说是一场改变了秦国历史走向的面试。关于这场面试，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非常清楚。
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这段描述是如此的精彩。在这段历史记载中，商鞅与秦孝公之间的博弈被刻画得入木三分。这段精彩的面试至少透露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商鞅通过不同方式展示了他丰富的知识，畅谈了各种治国的方略以及它们所达到的效果，包括帝道、王道、霸道以及强国之术。
第二件事就是商鞅在这一过程中所使用的策略。按照秦孝公求贤令的要求，他所需要的人才是“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但是商鞅却偏偏从帝道、王道说起，最后才说到霸道以及强国之术。
景监对商鞅的引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历经了种种的波折。而之所以要这样，商鞅也有着自己的考量。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秦孝公真实的政治倾向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决断，商鞅本不完全清楚。他所要面对的君主虽然年轻，有强烈的抱负，但是也很有可能陷入所谓的理想中去。对于这些，商鞅必须要进行试探。
商鞅在初次见秦孝公的时候，大肆谈论的是“帝王之道”。所谓的“帝道”，历史上一般记载的是与“三皇五帝”相关的那些东西。我们从后人关于三代的记述以及百家争鸣中儒家对王道的探讨中，可以明了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周朝的政治制度结构。关于帝道的实质性内容，后人包括王充、顾炎武都对此有相应的论述。在帝道中还强调人格的一种感召力，也包含着宽厚、仁爱之类的道德高调。
这一次的会见，从结果上看，商鞅貌似是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因为秦孝公在听到这些高谈阔论的时候，不停地打着瞌睡，但没有发怒。由此，商鞅完成了对秦孝公的第一次考察。他确信秦孝公作为年轻的君主是有忍耐能力的。那些容易发怒的君王往往会朝令夕改，这种人也是不可能对自己的臣下真正放心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定，秦孝公打瞌睡也是无奈之举。自己向天下广招人才，如果对于这样一个外来人才发怒，很可能就阻断了人才流入的渠道。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后，秦孝公将所有怒火都发泄到了景监身上。
景监对商鞅的才华是了解的。他责备了商鞅，而此时的商鞅倒是沉得住气，要求景监再次将自己引荐给秦孝公。此时的景监也很清楚，自己必须要做第二次引荐。商鞅对景监的心理还是很有把握的。假如他真的认定商鞅是很有才华的，那么他必定会在秦孝公面前给自己做第二次引荐的。
果不其然，景监第二次引荐了商鞅。在商鞅与孝公的第二次会面中，商鞅大肆谈论的是“王道”。之所以要大肆谈论王道，他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在广大的中原地区，“王道”学说还是很有市场的，秦孝公究竟如何判断，这也就意味着如何筹划。
第二，商鞅其实对所谓的“王道”是很熟悉的，只是他从心底并不认同这一套，他只是想看看秦孝公对儒家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
对于商鞅而言，这两点考察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这直接涉及以后的政治立场和变法措施的具体实施。在这一次的谈话中，商鞅所要考察的不仅是秦孝公的忍耐力，还要测试自己以后变法的政治环境和条件。
秦孝公的表现无疑打动了商鞅。因为秦孝公对此依然无精打采，对商鞅提出的“王道”没有丝毫的好感。看出了秦孝公的不满，商鞅能够判定，秦孝公对儒家的那一套主张并没有多少兴趣。
此时的秦孝公开始不满了，又来埋怨景监。他认为自己给了商鞅第二次机会，但是商鞅只会讲那些过时的东西。而景监同样很生气，认为商鞅是在戏弄国君，实际上他又清楚地知道，商鞅的能力远不在此。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商鞅依然要求景监对他进行第三次引荐。景监和商鞅已经绑在了同一条船上，景监于是对商鞅做了第三次引荐。
第三次见秦孝公，商鞅不再谈帝道，也不谈王道，而是谈起了霸道。其实，从内容上来说。霸道已经很接近商鞅的那一套治国之术了，当然，这个时候商鞅的治国策略里还没有涉及兼并和消灭对方等。但是那个时候的每个诸侯国都在展示自己的力量，都无时无刻不想展示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并不是空谈所能够达到的。
商鞅选择第三次跟秦孝公谈论霸道，其实是很符合秦孝公预期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早在自己发出的《求贤令》中，他一开始谈论的就是“霸道”。而他自己想做的，其实就是恢复秦穆公的霸主地位。商鞅的这次谈话开始慢慢展现自己在政治战略上的主张了。这自然是秦孝公最为感兴趣的。当秦孝公很愿意继续谈下去的时候，商鞅却戛然而止了。
这是商鞅为自己选择的尺度。他之所以要这样做，其目的就是为了告诉秦孝公，自己不是一个随时可以听从你命令的人。商鞅的忠诚是建立在秦孝公气度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点，商鞅把握得很好。事实证明，后来的商鞅在变革中遭遇阻力，太子带头闹事，商鞅就直接去见秦孝公，要求严惩太子立威。结果是秦孝公让商鞅放手去做，最终震惊了其他贵族。
按理说，商鞅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就应该乘胜追击，但是商鞅选择了在家里等待。而此时已经了解到商鞅能力的秦孝公主动找到景监，让他来请商鞅了。史书上记载，商鞅和秦孝公之间第四次会谈是相当愉快的。在这次谈话中，商鞅向秦孝公说出了自己的富国强兵之道，最重要的是，他在此也找到了自己跟随和效命一生的君主。
但是，当一切都寄托在人身上的时候，它也将会带来极大的弊端，而这种弊端将长期显现。
对于商鞅的这一做法，很多人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但这实际上是商鞅存心试探秦孝公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记载。按理说，面对国君的面试，商鞅是处于一个较为劣势的地位。但是在商鞅的眼里，情势完全发生了变化。
商鞅对秦孝公求贤的诚意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商鞅也清楚地知道，诚意不能等同于治国方略的选择。从古至今，人们对治理国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形成的共识包括有王道治国、道家治国、儒家治国、法家治国这几种主流。其中，王道治国是一直被当时所推崇的。秦孝公在求贤令中也明确地指出，他所想要恢复的就是穆公时期的统治，实现穆公当年的霸业。
至于儒家和墨家，商鞅相信秦孝公也不会选择的。在诸子百家中，儒家最蔑视的就是秦国，而秦人最厌恶的也是儒家。在当时，有着这样的一个传统，儒家士子不入秦，几乎是天下皆知的。儒家的仁政等措施在秦国同样没有市场。秦孝公不会看重儒家，至少有两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一，秦国任命的上大夫甘龙是东方甘国的名儒，但是他自己的权力却逐渐萎缩。第二，秦国在发布《求贤令》后，也曾秘密要求各国密使寻觅尽可能少的儒家士子入秦。
至于墨家呢？秦国也不会采用。墨家以“息兵”和“兼爱非攻”两点为政主张，在好战的秦国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行的。国策大辩论
秦孝公是有通过“霸道”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的，但是“变法”并非是简单的事。尤其是，商鞅不过是一个外来宾客，想要改变秦国的律法谈何容易。他的那套理论是完全陌生的，即便是秦孝公自己也有所顾虑，何况是保守稳重的大臣。虽然秦国处于边疆，但是仍然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对“祖宗之法”非常信任，一些大臣对变更“祖宗之法”的事，存心阻挠是必定的。
史载秦孝公欲用商鞅变法，“恐天下议己”，就是这种尴尬两难局面的一种体现。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秦孝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辩论。辩论的主角除了商鞅还有大夫甘龙和杜挚。
这场辩论在《史记》中没有被记载下来，而是被记录在《商君书》中。
秦孝公首先道：“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不能忘记国家，这是国君应当奉行的原则。实施变法务必显示出国君的权威，这是做臣子的行动原则。现在我想要通过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却又害怕天下的人非议我。”
商鞅道：“臣听过这样一句话，行动迟疑一定不会有什么成就，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有功效。国君应当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要顾虑天下人怎么议论您。何况具有超出普通人的才干的高明之士，本来就会被世俗社会所非议，独一无二见识思考的人也一定遭到平常人的嘲笑。俗语说，‘愚笨的人在办成事情之后还不明白，有智慧的人对那些还没有显露萌芽的事情就能先预测到’。百姓，不可以同他们讨论开始创新，却能够同他们一起欢庆事业的成功。郭偃的法书上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度，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为了方便办事的。所以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如果能够使国家富强，就不必去沿用旧有的法度。如果能够使百姓得到益处，就不必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道：“说得非常好！”
甘龙反对道：“这话不对，臣也听说这样一句话，‘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顺应百姓旧有的习俗来实施教化的，不用费什么辛苦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的人，官吏熟悉礼法，百姓也安乐。现在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秦国旧有的法制，要更改礼制教化百姓，臣担心天下人要非议国君了。希望您认真考虑这样的事。”
商鞅道：“您所说的这些话，正是社会上俗人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的习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安置在官位上守法，却不能同他们在旧有法度之外讨论变革法制的事。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相同，却都能称王于天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能先后称霸诸侯。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创制法度，而愚蠢的人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变革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受旧的礼制制约的人，不能够同他商讨国家大事。被旧法限制的人，不能同他讨论变法。国君不要迟疑不定了。”
杜挚道：“臣听说，‘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更换使用工具’。臣还听说，‘效法古代法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有偏差’。国君应该对这件事仔细思考。”
商鞅道：“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应该去效法哪个朝代的古法呢？古代帝王的法度不相互因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施行诛杀，黄帝、尧、舜虽然实行诛杀但却不过分，等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代，他们各自顺应时势而建立法度，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兵器、铠甲、器具、装备的制造都要方便使用。所以臣说，治理国家不一定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一定非要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法度才兴旺，殷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更改旧的礼制才覆亡的。既然如此，违反旧的法度的人，不一定就应当遭责难；遵循旧的礼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肯定。国君对变法的事就不要迟疑了。”
孝公道：“好。我听说从偏僻小巷走出来的人爱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诡辩，愚昧的人所讥笑的事正是聪明人所感到悲哀的事。狂妄的人高兴的事，正是有才能的人所担忧的。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言词，我不再因它们而疑惑了。”
不可否认，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就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三位。在这场辩论中，商鞅以一敌二，滔滔不绝的口才不仅说服了秦孝公，而且让反对派也哑口无言。
辩论的核心是革新以及效仿古代的差别，简单来说是商鞅所主张的激进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交锋。商鞅在这里阐述了自己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先知者在吸取“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历史教训后，必须“不法其故”、“不循其礼”，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保守派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不易民而教”才是“圣人”，“不变法而治”才是“智者”。
双方针锋相对，争执不休。争执到最后，商鞅非常自信地坚持“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脩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这场大辩论固然费神费力，但是它确实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积极作用。首先，这场辩论给保守派一个良好的机会，让他们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使得保守派至少表面上知道自己的问题。其次，它给商鞅一个良机，让它有一个十分合适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最后，它也给秦孝公一个良机，使得他了解了自己手下朝臣的不同想法，也对此有了自己的判断。
从这个角度讲，这场辩论的三方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输家。
事实上，这场辩论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最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是为商鞅后续的种种行为奠定了舆论基础。商鞅和秦孝公想要推行新政，必然会触动旧传统势力，遭到他们的集体反抗和围剿更是一种意料之中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秦孝公在发动改革之前，要向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保守派人士，展开政治宣传。
秦孝公所支持的这场大辩论，可以说是改革派向社会各阶层发出强烈的讯息，告诉他们，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即将来临了。
但是细心的人也会发现一个小问题，此时的商鞅还没有真正登上政坛，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掌权。但是这一时期的商鞅就坚定不移地强调政府必须独断专行，拒绝任何协商，不容任何异议存在，以铁血手腕来镇压一切障碍。这种看似铁腕即将到来，并将以最为坚决的步伐强力推行，但是却隐藏着很大的隐患。变法
商鞅的变法并不是一个单线条的措施，而是一张异常严密的大网，这张大网有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最重要的就是发布了《垦令》。
在《商君书·更法》中，御前大会议的辩论后，有这样的记载：“于是，遂出垦草令。”可见《垦令》是在大辩论之后由秦孝公发布的，这也可以看作秦国第一次改革的正式法令。
秦孝公发布的这份命令早已经亡佚，后人只能从商鞅的《垦令》手稿中窥探其中的梗概。
可以说，垦令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全国人民都变成农民。在商鞅的眼里，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众就会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以强大。商鞅把所有不愿意从事农业的人统统归类于“恶农、慢惰、倍欲之民”。
第一，对待商人的态度。
他系统地开列了许多抑制商人的办法。首先就是商人不准卖粮食。以商鞅的观点，商人不能卖粮食，就无利可图。这样一来，农家丰收他们并不开心，即便是灾荒也是如此，这样就能平稳物价。其次就是家中商品的销售税。中国历代思想家，无论哪一个学派，一般都主张轻税，但是商鞅却坚决反对。在商鞅看来，只有加重商品的流通税，才能够让商人产生“疑惰之心”。秦国的商业税到底有多重，现存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不过，商鞅曾经提出，大幅度提高酒肉的价格，按照原价征收十倍的捐税。以此推断，工商税的税率可以想见了。
除此之外，商鞅还对商人从事旅店业有了严格限制，基本上不允许商人私人经营旅馆，其目的就是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抑制商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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