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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16 03: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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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卢锋,林毅夫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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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人文经济学

师说:人文经济学试读:

编者按

成立于2012年的人文经济学会,到2017年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

本会成立的初衷,就是面向普通大众传播和普及经济学知识。这项工作的意义,从小的方面讲,就是我的一群有幸接触到经济学的同人朋友,觉得经济学是一门有趣的科学,我们从学习经济学中获得了不少的乐趣,于是希望能和更多的朋友分享。这就像当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苹果或梨子时,也会忍不住向朋友推荐一样。

从大一点的方面来讲,是我们认为学习经济学有助于人们建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让人们真正地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知道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真正是利国利民的。我们认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总是要受到民意影响的,而社会中会有怎样的思潮和民意,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经济观念。

比如说,《最低工资法》《反垄断法》《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是为了讨好民意,但实践无数次证明,良好的愿望,不一定能带来良好的效果。这就需要我们事先知道,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是对我们社会和个人有好处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辨识这些政策的效果的时候,不良政策的出台就会大为减少。

事实上,人文经济学会所要做的工作,也正是无数经济学人一直以来就在做的工作。国内有许多优秀的经济学者,他们一直都在面向大众做一些经济学普及的工作,让许多经济学门外汉都可以感受经济学的魅力,享受经济学的乐趣。我们学会不过是在向前辈学习,同时希望能激发更多人来一起传播经济学罢了。

为了更好地传播经济学,我们从2015年开始,每一两个月举行一期“人文经济讲座”。这系列讲座,在北京深受欢迎,这是因为每次讲座的主讲嘉宾,都是我们国内鼎鼎大名的经济学者。他们不仅是有名的学者,还是优秀、资深的经济学教育工作者。

而现在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就是这系列讲座的部分内容结集。这本文集收录了林毅夫、张维迎、许小年、卢锋、陈志武五位学者的演讲实录。在未来,我们希望能继续举办“人文经济讲座”,并将更多的演讲内容结集出版,与更多有兴趣学习和了解经济学的朋友分享。

借此机会,我们更要向一直以来支持人文经济学会诸项工作的读者朋友,为人文经济学会的维持发展而捐资出力的企业家,为人文经济学会写文章、做报告的经济学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希望我们未来的工作能做得更好,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经济学、享受经济学。人文经济学会2016年12月26日

博弈与社会:浅析纳什均衡

张维迎

纳什均衡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它不告诉你这个结构是好还是不好,它只告诉你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优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了,如果我们主观上给纳什均衡本身加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我要讲明一点,可能有好的纳什均衡,也可能有不好的纳什均衡。什么叫好的纳什均衡,什么叫不好的纳什均衡?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会用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帕累托效率标准来衡量,如果这个制度达不到帕累托均衡,我们说这是不好的纳什均衡,达到了就是好的。

01//纳什和博弈论如何变革了经济学

我们先来看经济学由于纳什或纳什均衡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在古希腊时代,经济学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亚当·斯密创立了现代经济学,但他的第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斯密本人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在斯密之后,纳什之前,经济学被简单地理解为有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配置的理论。

在纳什之后,经济学研究扩展到了社会制度中的激励理论,或者简单来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制度和激励问题。经济学关注资源配置理论的时候,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财富如何生产、如何分配。当经济学关心一般的社会制度和激励机制时,关注的核心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在这样一个转变中,纳什均衡的提出发挥了革命性作用。

我们再往前看以资源配置理论为核心的传统经济学,这个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价格理论。我们过去说,懂不懂经济学就看你懂不懂价格理论。比亚当·斯密更早的人,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等人研究经济学,他们更喜欢用数学的方式、线性代数的方式分析问题。用这种方式分析问题最容易分析的就是物质财富,因为物质财富在物理上有一个量,从货币的角度看也有一个量。

物质财富生产特别适用于定量分析法,经济学也越来越转向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这个理论中,每个人决策时面临的是非人格化参数。在决定买什么、不买什么,或者找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时,我有一个偏好,剩下就是各种参数,比如价格参数,苹果或桃的价格啦,工资是多少啦,我不需要考虑其他人的想法。

但是我们知道,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市场中,我们假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通过价格来体现,或者说价格是一个参数,所有人都一样,每个消费者都有自己的最优选择,于是就形成了需求函数。每个生产者有自己利润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就形成了供给函数。在市场中,似乎总有一只无形之手来让需求和供给相等,于是达到了所谓的均衡,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所谓均衡,在传统经济学里是指价格处于这样的状态:需求等于供给,每个消费者达到效用最大化,每个生产者达到利润最大化。在均衡状态下是没有利润的,所有的利润都是成本。如果大家记得经济学思维中的成本是指机会成本的话,均衡情况下就没有利润。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思维。这种思维进一步简化就变成了成本—收益分析,或者叫供求分析。萨缪尔森的书里有一句话:“只要会说需求和供给,鹦鹉都能变成经济学家。”这是传统的经济学。

经济学家在发展出了这套非常成熟的价格理论之后,做出的数学分析确实非常完美、非常漂亮。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分析其他社会问题,我们一般叫作理性选择行为。但当我们这样去分析时,就会面临很多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大量的经济行为其实是没有价格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政治谈判和竞选就没有价格,这里的“没有价格”是指没有用货币表示的价格。

另外,人们在实际行为中关心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比如,我找工作并不是只关心工资,我还关心其他的,如工作环境、未来对我职业选择的影响,还有这个职业的社会声誉。有些职业的工资可能不高,但是它使我们有成就感,比如媒体。做媒体工作的工资不算高,但是为什么好多人愿意做呢?因为它能使人很有成就感。我们通过媒体知道每天发生的事情,媒体人往往有另外一种追求,而不只是为了赚钱。经济学家其实也是这样。这个是传统经济学难以分析的。

还有,人在做决策时,面临的不一定只是非人格化的参数,还面临其他人的决策。有时候,我做还是不做某件事,依赖于你做还是不做。或者说,我愿意选择什么,依赖于你会选择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只面临一个价格或收入等非人格化参数。

举一个例子,两个人讨价还价。在这个过程中,我出什么样的策略,我的价码是多少,依赖于我判断你能给出的价码是多少,而不是说我通过一个确定的价格参数来机械性地选择。即便应用于最简单的例子——去地摊上买东西,传统价格理论的局限性还是很大。

传统经济学假定,一个生产者在做决策时,首先要要素价格给定,接着要产品价格给定,然后最小化成本,选择最优生产组合,再选择最优产量。假定中,产品价格是给定的,但竞争中并非如此。

比如,寡头企业决策时,价格不是给定的,因为价格多少不仅取决于它,还取决于对方,这是看得见的有限的人的行为。这时,传统的价格理论就没有办法分析。这点也说明,为什么现在我们讲的博弈论特别是非合作博弈是1938年法国数学家古诺做出分析后才出现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真正用数学模型分析寡头竞争的人,而不局限于一个我们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

当然了,这些局限性并没有阻碍经济学家试图把传统价格理论应用于非经济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试图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所有的人类行为问题。另外,我们知道,法经济学也试图用成本—收益方法来阐述传统的法律制度。

现在来看,这些研究总体上并不令人满意。这时,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更为一般化的分析方法来克服刚才讲的价格理论的缺陷:它可以分析非价格、非物质的东西,可以分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互动情况。这个理论就是博弈论。

在纳什之前,也有其他的经济学家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比较有名的像刚才讲的古诺,以及计算机的发明人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还有他的合作者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m),但博弈论真正成形还要归功于纳什。所以,我们一般认为,非合作博弈的创始人就是纳什,他把前面已经发展出来的理论组装了起来。纳什对博弈论的贡献,某种意义上就像亚当·斯密对经济学的贡献,在斯密之前也有好多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是第一个把它们组成为系统理论的人。

我们知道,纳什发展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纳什均衡。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首先我要纠正一点,我们一般讲的博弈论就是非合作博弈论,但在中文里特别容易误解,觉得非合作博弈是研究人怎么不合作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非合作博弈研究的是每个人独立决策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我们恰恰是希望用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合作,只有搞明白了为什么不合作,才能更好地促进合作。

什么叫博弈论?博弈论指的是研究人与人之间行为互动的一般理论,所谓社会就是互动。很多经济学家对博弈论的应用范畴评价极高,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另外一个经济学家塞尔久·哈特(Sergiu Hart)在文章里说,博弈论可以视为整个社会、科学、理性一脉的总括。我们研究的人的行为有理性的、有非理性的,博弈论为理性行为分析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

这里我们讲的社会,可以广泛地理解,既包括人类个体组成的社会,也包括其他各种个体组成的群体,比如,公司、国家、动物、植物、计算机这些都可以应用博弈论。我们研究国家之间的关系,研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都符合我们讲的社会范畴。

博弈论不像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学科那样,这些学科采取不同的就事论事的框架来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如完全竞争、寡头、垄断、国际贸易、税收、选举、遏制,还有动物行为等;相反,博弈论是先提出一些一般的原理,这些原理适用于所有互动的情况,然后考察这些方法具体应用会产生何种效果。

博弈论为我们分析整个社会变化和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教授曾说,发现纳什均衡的意义可以和生命科学中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意义相媲美,纳什构造了经济分析新语言的基本词汇。另一位经济学家这样认为:越来越多的博弈论语言变成了经济学语言,越来越多的纯理论就是指博弈论,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科学的纯理论就是指博弈论。这种评价是相当高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论,所以在纳什之后,我们的经济分析不再是简单的资源配置理论,不再是简单的价格理论,而是可以分析各种各样制度的理论,包括市场制度。传统经济学只分析市场制度,我们现在要分析大量的非市场制度;传统的经济学只分析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我们现在不仅分析物质的,还分析非物质的,或者不仅分析经济问题,还分析社会、政治、文化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还可以分析制度是怎么演化的,这个传统经济学没有办法分析。有了博弈论之后,制度演进分析变得容易了。

所以,博弈论使得经济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型,也正在使得其他社会科学发生这种转型,包括政治科学、法律,甚至包括最基础的心理学、社会学等,包括对动物、动物学的研究,都在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

这里讲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从博弈论或者以纳什划分为界,纳什之前和纳什之后,经济学是很不一样的。现在大学教科书里,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主要是资源配置理论或价格理论,这个过去叫微观经济学。博弈论作为单拎出的一部分,有些教科书会把它放进去,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放进去,放进去的分量非常有限,比如,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有一点博弈论的内容,但是大部分内容仍然是以传统价格理论为主。

02//纳什均衡的制度含义

为什么这个纳什均衡如此重要,如此有意义?简单地说,纳什均衡是一种分析和预测互动情况下理性人行为的工具。我们假定人们是理性的,然后在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研究他们会有的行为和后果。

我们先从预测人的行为说起。在传统经济学的价格理论里,一个人的效用函数依赖于自己的选择,比如,你买了几个苹果,买了几个梨,对你的效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博弈论里,一开始就改变了这个效用函数。一般来讲,我们消费者的偏好,不仅依赖于你的行为,而且依赖于别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到的跟传统经济学不一样,第一要看到自己的行为,第二还要看别人的行为。别人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好多人,还可能是N+1个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假定每个人都是独立做出决策的,然后来研究什么样的结果最有可能出现。纳什均衡就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或者说最有可能出现的一种策略或者策略组合。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最优选择,如果一个策略或者一个行动选择变成纳什均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根据别人的选择,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改变自己的选择。好比在一个讲堂里,我们每个人现在都已经各自坐好,你可以说这就是纳什均衡,因为没有人有积极性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就坐在那儿,这就是你的选择。

现在,我们把纳什均衡理解为一种制度安排来思考一下:如果一个制度是纳什均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人都要遵守它。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制度不是纳什均衡,至少有一部分人不会遵守它,也可能所有人都不遵守它。这就是纳什均衡对我们分析社会制度和制度演化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这样讲比较抽象,下面我会用简单的例子说明这一点。

纳什均衡是没有价值判断的,它不告诉你这个结构是好还是不好,它只告诉你如果每个人都选择自己认为的最优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当然了,如果我们主观上给纳什均衡本身加一个价值判断的话,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我要讲明一点,可能有好的纳什均衡,也有不好的纳什均衡。什么叫好的纳什均衡,什么叫不好的纳什均衡?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传统的经济学里,我们会用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帕累托效率标准来衡量,如果这个制度达不到帕累托均衡。我们说这是不好的纳什均衡,达到了就是好的。

我想,衡量好还是不好,一般的标准就是合作。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类的所有进步,每个人利益的改善都来自相互的合作。那么,什么叫好的纳什均衡?如果这个纳什均衡达到了一个合作的目的,合作的结果是纳什均衡,我们就说这是好的纳什均衡,否则就是坏的纳什均衡。我们先从坏的纳什均衡讲起。如果学了一点博弈论就知道,这是教科书上常提的,尤其是囚徒困境。我们在这里稍微复习一下。

假如两个人组成的社会,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合作。当然了,即使合作,也可以再细分为在团队中努力还是不努力,合作是努力,不合作是不努力。你也可以讲合作就是诚实,不合作就是欺骗,这个概念可以作为一般应用。为了更简单明了,我们简单地用合作、不合作来说明。这样的话,每个人最终会得到什么?我们会发现最终结果不仅依赖于你选择合作还是不合作,还依赖于别人的选择。

在两个人的情况下,有四种可能性:第一种,两个人都合作;第二种,两个人都不合作;第三种是第一个人合作,第二个人不合作;第四种是第一个人不合作,第二个人合作。对应这四种可能性,每个人的报酬,或者说叫效用,或者在博弈论中叫支付,是不一样的。我们先从个人讲起,因为博弈论是从个人的决策开始的,先要研究对单个人来讲什么是最好的。

在这个案例里面,对单个人来说,最好就是别人合作,他不合作,他就占便宜了。比如,别人好好干活,你偷懒,你分享别人的成果,你赚了。其次是两个人都合作。再次是两个人都不合作。最糟糕的是你合作,别人不合作,你被别人骗了。凡是满足这样一个条件的,都叫囚徒困境。囚徒困境

所谓囚徒困境是指:在这个博弈当中,对个人来讲,最好的决策是别人合作,他不合作。所以在这里,首先从A的角度来看:如果B合作,他不合作,他得到4;其次是两个人都合作,他得到3;再次是两个人都不合作,他得到0。最糟糕的是什么?他合作,结果B不合作,他得到-1。这个图里,第一个格子里的第一个数字代表第一个人的报酬,第二个数字代表第二个人的报酬,后面的格子也是如此。

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出于自己的利益选择,会选择什么呢?从A的角度出发:如果B合作,他最好是不合作,他得到4;如果B不合作,他合作的话就亏了,不合作是0。所以,从他的利益出发,最好的选择是不合作。从B的角度讲也是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最优选择都是不合作。而这样的话,结果是每个人都得到0。我们作为局外人,明明看到这样更好:如果两个人都合作,那两个人都得到3。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也是囚徒困境的意思。

两人都不合作的纳什均衡显然是坏的均衡。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制度的意义。一个制度其实是某种游戏规则,实际上就是博弈规则,这就是制度的含义。它不仅在影响人的行为,还决定着什么样的纳什均衡会出现。什么叫好的制度?好的制度就是能使合作变成纳什均衡的制度。反过来,坏的制度就是能使不合作变成纳什均衡的制度。在刚才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设想这也许就是人民公社制度:大家吃大锅饭,谁好好干活谁吃亏,谁耍奸谁反而会得到好处,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没饭吃。包产到户下的纳什均衡

我们现在看制度改变有什么意义。假如人民公社变成包产到户,在包产到户的情况下,你占不了别人的便宜,你只能吃自己地里打的粮食。以前,如果两个农民都合作,每人可以得到3,两人都不合作,得到0。现在就变化了,如果第一个农民A合作,第二个农民B偷懒的话,农民A自家能拿到3,B只能拿到0。反过来说,如果B合作,A不合作的话,A只能得到0,B得到3。你看,在这样的纳什均衡下,大家都会合作。

从A来讲,不管B合不合作,我自己一定会好好干活。这样的话,B最后也得选择好好干活。结果就从前面坏的纳什均衡变成了好的纳什均衡,即合作的纳什均衡。这就是我们讲的制度的意义:制度影响纳什均衡,一个好的制度鼓励人们合作,一个不好的制度使大家不合作。

但我们马上遇到了一个问题,由于农村生产落后,不需要实际上、物理上的合作,自己种自己的地就好。当然,互助组、合作社之类的我们先不讲。但是,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企业不可能分成个体,如果你把一个大企业分成一个个个体户的话,公司的价值就没有了。我们需要这个公司本身就是因为它可以创造出单个人创造不出的东西,也就是说N个人放在一块创造的价值大于每个人创造的价值乘以N,这才是我们需要团队的原因。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并不能完全概括我们面临的问题。私有产权下的纳什均衡

如果在集体当中,囚徒困境一定会存在的话,怎么解决它?现在来看,私有产权就能解决它。

这里的私有产权可以这样设想,还是一个博弈。现在,企业有一个老板和一个雇员:如果老板合作,雇员也合作的话,每个人得到3;如果老板合作,雇员不合作的话,老板就可以处罚雇员,雇员只能得到0,老板还能得到2;如果雇员合作,老板不合作的话,老板照样付雇员3的工资,老板就亏了。从这里可以发现,一个人干活只能创造2的价值,两个人干活可以创造6的价值,于是企业的价值就出现了。这时候,老板最后也是合作的。

所以,在私有产权的博弈当中,我们看到,合作就变成一个纳什均衡了。为什么现代企业制度能够出现并且持续存在,即便存在诸如偷懒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有私有产权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有老板。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老板,就会变成囚徒困境,纳什均衡就是没人合作,这就是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如果一个企业有老板了,那就改变了制度,改变了游戏规则,合作就变成了纳什均衡。这就是前面讲的制度的意义。

再进一步讲,人们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是在给定博弈规则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然后我们就可以预测纳什均衡是什么。纳什均衡本身可以反过来分析游戏规则本身,因为游戏规则也是人类博弈的结果。它不是由外在的力量强加给我们的,哪怕计划经济也是人类博弈的结果。当然,在这个结果当中,我们发现自己犯了错误,我们可能会改正它。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纳什均衡理解制度本身,甚至分析制度的演化。

17世纪有本很重要的书——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书中描述了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然世界,里面充斥着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即所谓的丛林规则。丛林规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使大家变得需要合作,就需要一个政府。有了这个政府以后,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意志,强加一个统一的规则,不能通过伤害别人得到好处,结果对所有人都好。

霍布斯的这个解释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设立政府使一个社会走出了囚徒困境,变得可以合作,这是他最早分析制度的含义。尽管他本身并没有用博弈论的概念,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用纳什均衡的理论去理解它。制度:游戏规则

我们来把一般的制度框架概括一下。刚才讲的制度就是游戏规则,我们分析制度要看制度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执行的,这是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无论产生还是执行,都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分散的、非专业化的;另外一种是集中的、专业化的。分散的、非专业化的就是我们社会当中自发的从下到上,集中的、专业化的叫从上到下。

如果这样,我们就看到有四种可能的制度。第一种制度无论是产生还是执行,都是分散出现的,你不知道谁设计的它,你也找不到有专门的人去执行它,这个就叫作社会规范。第二种制度无论它的产生还是执行,都是由集中的、专业化的机构做的,这个我们叫法律,或者立法。我们有专门的立法机关来立法,在中国是全国人大,也有专门的机构来执行它,包括公安局、法院。

但是一般的社会规范,我们找不到谁制造了它,我们不知道谁在执行它,在人类长期的历史演化中,每个人都可以执行,每个人都可以不执行。你看到一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你可以谴责,你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它。总之,我们最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社会规范和法律。

另外,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其他类型,一类的产生是自发的、分散的、非专业化的。但是,它的执行有一定的专业化,比如英国的习惯法。习惯法不是任何一个机构制定的,但是它是由法院执行的。

我们中国传统的“理”,可能介于社会规范和立法之间。“理”不是政府制定的,但是大家觉得好像是儒家制定的“理”,它有一批专业化的人才。在它的执行当中,既有分散的,如大量的“理”是民间执行的,也有一部分得到了法律的认可,比如县太爷在判案的时候,传统的“理”是判案的依据。所以,它介于这两者之间。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细分,我们的社会制度或者游戏规则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些东西,都可以归结为这几类,包括我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社会规范。

03//社会规则的基本功能:激励与协调

下面,简单给大家分析一下社会规则的基本功能。这里要讲的有些是在某种制度情况下人们会有怎样的行为,有些是这些制度本身是如何形成的。我大体总结了人类所有的制度、游戏规则的四大作用:第一是激励功能,提供正确的激励,当然也可能是错误的激励;第二是协调功能;第三是承诺功能;第四是信号功能。作为激励机制的社会规范或法律

先看一下激励功能。刚才已经谈到的私有财产制度就有激励功能,包产到户也有激励功能。在博弈当中,如果没有这些游戏规则的话,我们得到的就是不好的纳什均衡。法律是来干什么的呢?假如说合作签订一个合同,我们大家都要合作。如果你不合作的话,你本可以得到4,这个时候你要受到一点惩罚,因为你违反了合同,要补偿人家,就是y,或者是减去你的所得。

当然了,我先假定不去考虑a和b。只有这个惩罚足够大,人们才可能去合作。在这里边,只要y大于1,x大于1,谁都不会合作。当你预计你不合作之后,带来的好处要扣除你要承担的惩罚。你觉得不如合作的话,你就会合作。这个时候,这种法律就可能实现合作。

社会规范也一样,社会规范不像法律那么强制,但就像刚才讲的,我们人类不只重视物质的东西,也重视非物质的东西。当别人鄙视你的时候,你会有所感觉。或者,你看到别人的东西,你拿过来吃,人家不打你,甚至骂都不骂你,人家瞪你一眼,你会有怎样的感觉?你心里会有点不舒服,这就是一种成本。如果有了规范,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规范。你违反这个规范的话,就相当于你要付出成本。

这个成本有多大?在这里要看人的脸皮薄厚,如果你的脸皮很薄,意味着a和b很大。这样的话,别人瞪你一眼,你就很痛苦,一晚上都睡不着觉。但如果你这个人脸皮厚的话,那你可能不在乎这个东西,这就意味着a和b很低,对你起不到惩罚的作用。

一个社会规范要起到激励作用的话,一定要使得这个惩罚像刚才讲的法律一样,达到一定的程度,但这个程度,a和b要依赖于大家可认知的普遍性。如果这种规范大家都违反的话,就没人觉得这是一种惩罚了。如果所有人都违反规范的话,意味着每个人的脸皮都会变厚。

以腐败为例,如果这个社会只有少数腐败分子的话,大家揭露出来一个腐败分子,他就抬不起头来。我们不用使用法律惩罚他,他的家人、朋友都看不起他,他就不敢怎么腐败了。但是,如果这个社会腐败现象很普遍,任何一个腐败官员被揭露出来以后,他不觉得什么,没有声誉上、道德上的谴责。好多腐败官员被审判的时候都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好多观众也觉得他怎么这么倒霉。

本来一个人干了坏事,有两个东西约束他——法律和社会声誉。现在在中国,声誉机制不太能起到约束作用,只能靠法律,这就是为什么监管变得越来越难的原因。这里就不分析更深的东西了,我只能说在这里边a或者b究竟多大,它有一个均衡,这个均衡依赖于普遍性有多强。

像我们国家,社会问题就非常严重,不仅是腐败问题。比如,我们的大学生的推荐信经常造假。我们中国人真的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了,而且觉得很正常。找一个有影响力的老师给你写推荐信,即便这老师不了解你,但你要出国,写一个推荐信也不麻烦,你自己写好,老师签字就行了。大家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

同样的事情如果在国外,会被认为是非常丢人的事,不诚实是最丢人的。但在中国,因为大家普遍说谎,没人认为说谎是不诚实的,所以我们造假的东西就会这么多。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规范被破坏到如此程度,不大可能是一个合作型社会。

再强调一点,人类走出囚徒困境,或者从不合作走向合作最重要的机制,也许就是博弈论研究的重复博弈导致的声誉机制。一个社会中,人们越是有积极性从事重复博弈,就越愿意合作。你骗人家一次,得到一次好处,但损害了未来的声誉,大家以后不跟你合作了,你就没有机会跟别人合作,你会觉得骗人划不来。反过来说,一个社会中,大家只注重眼前的利益,没有重复博弈、长期博弈的可能性,这个社会一定坑蒙拐骗横行。

一个社会是不是有重复博弈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权制度。在有明确的私有产权界定的情况下,我们从事的就是长期博弈。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挖矿,如果这个矿的产权是清楚的、永久的,你自己不挖还可以卖给别人。这个时候,你开矿就会非常注意安全。为什么?如果出现安全事故,那么损害的是你自己。如果这个矿是集体的、国家的,今天让挖,明天可能就不让挖了。能挖的时间,你一定会疯狂采挖、掠夺性开采,你也不会买那么多安全设备,事故就会不断发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传统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只能解释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没法解释我这里讲的市场的隐性眼睛。你干了好事,市场能记得住;你干了坏事,市场也能记得住。你不要以为你骗了人家就真的会占了便宜,你早晚会得到报应,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就是市场。市场不仅是看不见的手,也是隐性的眼睛。我觉得这个理论对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多人误解了市场,只从价格理论角度理解市场,没有按照我刚才讲的从博弈这样的角度理解市场。也就是说,所有的坑蒙拐骗问题,最后唯一的解决方式是由政府来管制,政府成立各种审批机构、监管机构。你看我们有食品医药管理局、工商局,但这种机构越多,反倒发现骗子越多,因为这种机构本身消灭了社会声誉机制。一个社会没有人在乎自己声誉的时候,你靠政府监管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作为协调预期的社会规范或法律

另一个作用,协调功能。协调功能我也用一个简单的博弈的例子来讲。假如我们有一个门,比较小的一个门,一次只能进一个人。现在,有两个人同时到了门口。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两个人都急着往里走,谁都进不来。但如果两个人都谦让的话,也是谁都进不来,一定得有一个先走,一个后走。

在这个博弈里,如果两个人同时抢着进门,每个人都亏了1,撞在了一起;如果两个人都谦让,也都亏了1,延误了进门。但是,如果一个人先走,另一个人让一下后走,第一个人得到了2,第二个人得到1。反过来,第二个人先走,第一个人后走,第二个人得到2,第一个人得到1。

我们再想象一下,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你预想这个人会先走的话,你的最优选择是什么?后走,你让他一下。反过来说,你预想他后走,你的最优选择是什么?先走。一个人先走,另一个人后走,无论哪一个人先走,哪一个人后走,都是纳什均衡。在这个博弈当中,有两个纳什均衡。我们人类博弈的最大难题不是有没有纳什均衡,而是有太多的纳什均衡。现在,我们就面临两个纳什均衡,那怎么办?怎么协调?谁先走?谁后走?我们就得有一个规则。

最典型的例子,如果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都到了门口,一般让谁先走?老人先走。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小孩在门口,谁先走?小孩先走。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叫“尊老爱幼”,这句话就是游戏规则,就是一种文化、一个制度。有了这个游戏规则,我们就知道,当一个老年人和年轻人遇到一起时,我们应该怎么处事。我们知道尊师重教,老师和学生到门口,让老师先走,那就是尊师重教。

这就是游戏规则。有了这些游戏规则以后,我们就可以避免冲突。没有这样的游戏规则,没有这样的文化或习惯的话,可能两个人都谦让,也可能两个人都抢着走,对谁都不好。同样的例子还有交通,我们在路上走,靠左走还是靠右走?如果预计错了,你以为别人靠左,你也靠左,他以为你认为他靠右,结果两个人撞在一块儿了。所以,我们需要协调,制度就起这样的协调作用。

我们用纳什均衡来解释制度,使我们对文化或制度的认识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一个企业的文化、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帮助人们协调出纳什均衡的规则。如果我们心照不宣,我知道你会怎样,不需要到了门口还商量谁先走,这会大大地提高效率,因为商量会耽误事。很自然地,老年人一般不用谦让,他知道年轻人会尊重他,他应该先走,年轻人一般也不会抢。这就让我们从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发现,我们的文化实质上做了一个游戏规则来协调人的行为。

一个企业或者一个机构里,如果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形成统一的预期是非常短视的。好比一个老板,嘴上说我们要重视客户的利益,结果一个销售人员卖东西的时候发现这个东西是残次品,没有卖给客户。回去后,老板反而批评了他。推销员说这个产品质量有问题,老板说你管他呢,客户不知道,你卖出去就是了。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是没有企业文化的企业,老板嘴上说要重视客户的利益,但实际他的行为不是这样。员工知道老板是这样的话,员工也一定会对客户能骗一次就骗一次,因为他骗完客户之后有奖金,老老实实地把不合格的产品拿回去没有奖金。反过来说,如果老板表扬了这个员工,不合格的产品拿回来了,那么员工就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做。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说两个企业合并,文化不一样就出现冲突,就好比说一个企业的规定是靠左行,另一个企业是靠右行,这样就会发生冲突。

国家之间也是这样,游戏规则不一样,就会发生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一些普遍的、大家接受的游戏规则。无论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还是中国和欧洲各国、印度、越南之间,如果我们选择一个平台博弈的话,我们必须有一些协调我们行动的规则,即所谓“共同的、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就是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

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像开车一样,别人靠左行,我们非要靠右行,冲突会很多。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不接受一些共同的游戏规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类的冲突只能用拳头、靠武力来解决。

当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武力足够强大的话,霸道一些也行。所以,越是武力不够强大的人,越需要游戏规则的保护。这反倒是在说武力足够强大的人,就像在社会当中一样,他可以霸道一些,他可以不守规矩。越弱势的人、越弱势的民族,一定要争取一个规则的保护。

这是我讲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第二个作用—协调功能,协调出一个纳什均衡。在这个作用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好多法律能做的事,其实社会规范都可以做。现在,我们有一个趋势,就是把太多的事务用法律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法律能解决的问题有限,这么多事都要借助成文法解决绝不是好现象。虽然人类的社会规范、道德规范给了我们一定的灵活性,因为人类要面临好多复杂的情况,但法律必须按照统一的规则行事。

这里我要提醒一点,我们好多人以为法治社会就是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来执行法律,那不叫法治社会。法制是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所有人都遵守游戏规则,无论这种游戏规则是政府制定的还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你不要以为只有政府制定的法才叫法,法制的法包括所有的游戏规则。

04//社会规则的基本功能:承诺与信号

社会规则的第三个基本功能就是承诺功能,这里特别讲一下法律的承诺作用。什么叫承诺作用?承诺就是你要付出成本。在这种成本的制约下,你事后不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举个例子,你去买房,说这个房子你看上了,你要买,但你今天没带钱,你让人家给你留着。人家敢不敢给你留?不敢,因为人家给你留下,第二天你不来了怎么办?你放两万块钱押金,人家就敢给你留,因为你第二天不去,这两万块钱就拿不回来,这就是承诺。

承诺改变你事后的最优选择,在没有这种承诺的情况下,违约是最优的,有了承诺后就不是最优的了,这就是承诺的作用。就像合同,我们签一个合同就是做一个承诺。只要签字了,违反这个合同,你就要负担这个合同规定的赔偿。

刑事犯罪为什么要政府来公诉,而不是按民法来?民法和刑法不一样。民法就是民不告,官不究,你是当事人,受害了,你可以起诉他,你不起诉就没人管。但是如果触及刑法了,即便受害人不起诉,政府也必须起诉。

为什么刑法要这样呢?它使得当事人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假如一个富人杀了一个穷人,富人有钱,穷人家属想要钱,很可能由富人提出一个补偿办法,给你1000万元。穷人家属一想人反正死了,有1000万元了,家庭可以生活得更好,这事就私了吧。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效地遏制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有了刑法之后,你不能私了,不是给1000万元就可能免除责任的,你杀人就得偿命,这就是一种承诺。

下面,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民主和法治。从这个角度理解,它就是政府对公众做出的承诺。先简单讲一下法治,西方的概念就是有限政府。什么意思呢?如果政府是一个无限政府,政府说话,老百姓是不相信的,结果反倒对政府不好。无论任何制度下,老百姓和政府之间是有一个博弈的,你也可以限制老百姓的某种选择,但是你不可能消灭老百姓的选择权。即便在计划经济下,我也可以偷懒,你没有办法。

我们来分析一下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力量的强大程度,依赖于政府是不是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越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越强大,越得不到老百姓的信任就越弱。英国政府为什么会变成世界上最早、最强的政府,与两个事有关,其中一个就是《大宪章》。2015年是《大宪章》颁布800周年,1215年,英王约翰被迫与一些大贵族签了《大宪章》。《大宪章》的核心就是限制国王征税的权力,政府权力变小了。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政府也变得强大了。

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国债只有200万英镑,没有人敢借钱给政府,因为借钱以后它说不还就不还了。光荣革命后,谁都敢借钱给政府,因为你不还钱,就把你赶下去。结果,政府能借到的钱的数量大大增加。10年间从200万英镑增加到1700万英镑左右,还在不断增加。这就是英国政府有巨大的财力在欧洲占据优势,最后确立世界霸主地位的原因。

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表面上看,法治是限制政府权力,但实际上会让政府更强大。非法治,名义上政府无所不能,什么权力都有,但实际上由于老百姓不相信它,本质上是脆弱的。民主也一样。

我们中国古代就有民本思想,像孟子讲的“民为贵,君为轻”,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办法让政府为人民服务呢?我们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它不服务你也没有办法。从今天来看,我们需要进行的好多制度变革,就是使我们口头的承诺变成实际承诺。违反这种承诺,你要付出代价,这样人民才会相信你。

第四点功能就是信号功能。一般讲的文化,起的功能就是信号传递。碰到一个陌生人,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你可能不敢跟他合作,因为你不相信他。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合作,依赖于他对未来的耐心。一个人越重视未来,你就越可以相信他;他不重视未来,你就没法相信他。我们怎么知道一个人重视还是不重视未来呢?我们可以观察好多信号,那个人知道我们在对他进行观察,他就可能会有意传递一些信号。

比如送礼,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他传递了愿意跟你合作的信号。他花这么大的代价,给你买一个礼品,就是传递一个重视你的信号。我们好多社会规范也有这个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些社会规范不一定是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很多人为了当红卫兵,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就告发父母、打自己的老师,这个对社会就很不好。我们今天有没有类似这样不好的社会规范?也可能有。所以说,不是所有的社会规范都是好的。有些不好的,我们就要去改变。

我还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常说,中国人最爱面子,我一直对这个有所怀疑。大家好像觉得西方人不爱面子,西方人有时候比中国人更爱面子。什么例子可以看出来呢?比如说,中国人不搞决斗,西方人长期有决斗,近代才废除。法律禁止以后,实际上好多人还在决斗。英国首相有决斗致死的,美国总统有决斗致残的。像熊彼得这么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跟别人决斗过。

决斗可能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就要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决斗。西方人不爱面子吗?他们比我们还爱面子,中国人经常讲“好死不如赖活着”,一谈到有关生命的事,还是让一步算了。所以说,好多流行的说法不一定对。我举的例子是要说明,决斗就是很坏的社会规范,所以被废除了。

还有一类社会规范,比如说过去的羞辱性惩罚。怎么羞辱呢?你犯罪以后,脸上刻字或游街,这种羞辱最后是不利于人改造的,不利于人类合作的,所以西方很快就废除了。我们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废除,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地方开什么公判大会,公判大会就是羞辱性惩罚。这些东西都值得我们思考,所以有些社会规范不一定是好的。它当时是好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也可能变坏,这就需要我们去改变它。

我前边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从纳什均衡或博弈论的角度看,社会制度或游戏规则起的几个作用。分析这些可以看出,有演化博弈理论帮助,我们的分析会更好一些。比如,人民公社为什么会使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互相不信任,人们变得越来越懒。传统中国的农村,什么样的人能够致富?勤劳的人可以。勤劳致富是中国人的传统,人民公社化之后,勤劳就不可能致富了,所以大家变得懒惰了,但这也有演化的过程。

在我小的时候,老农民还是比较勤劳的,年轻农民就耍奸。为什么?老农民在个体户或新中国成立之前养成的工作习惯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他们种地还比较认真。年轻人就不会,他父母也不会教他认真种地。当我年龄大到准备上大学的时候,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老农民已经变懒了。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原来的老农民有一部分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他们看别人都耍奸,也慢慢学着耍奸了。

所以,这个制度就会这么去演进,我们改革开放后,包产到户,农民很快就变得勤快了。有些东西很难快速转变,过去除了勤劳之外,还有老实、诚实。做人要诚实,我们父母从小就这样教我们。这点现在没有了,很难恢复。要恢复还得多少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用刚才讲的纳什均衡或者动态演化博弈等理论来分析。

05//博弈论的不足与未来

讲完这些之后,我最后给大家讲点不足的地方。博弈论最大的不足就是有好多的假设跟我们实际生活不一定相符,最大的一点还是理性人。博弈论和过去的经济学一样,假设人是理性的。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好多人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对理性论都提出过批评。我把这些批评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有限理性,人是想理性,但是你能力有限、记忆力有限、加工能力有限,所以你现在做的不一定是对自己最好的;二是有限毅力,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抽烟,你知道抽烟对你有害,但你还是戒不了烟,这就是有限毅力;三是有限自利,人并不是像经济学家讲的那样都是自利的,还有利他主义。

这三种批评,都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都没有讲到关键点上。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一种工具,不是经济学家就真的相信人有这么理性,包括刚才说到的股票市场。我们身上也有好多动物精神,我们贪婪,这个东西我们免不了。

真正的批评在什么地方?经济学中理性的含义并不是刚才讲的这些,而在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中有工具理性假设。工具理性假设指什么?每个人的偏好是规定的,你总是找一个最好的方式满足你的偏好,这就是我们讲的效用最大化。其实,我们看,人最重要的理性是什么?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也可以叫目标理性。就是你应该追求什么,不应该追求什么,而不是你要追求的都是规定好的,只来研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满足。

这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我们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最需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值得自己追求,什么东西不值得自己追求。在工具理性中,理性在制定目标方面是没有作用的,理性是欲望和情感的奴隶,这是休谟的观点。而在价值理性(目标理性)中,理性帮助人们选择目标,所以这时理性就是欲望的主人,这是康德的观点。

作为经济学家,我越来越认识到其实我们人类最重要的是有价值理性(目标理性)。我们在生活中说这个人犯傻,不是从工具理性角度来讲的,而是从价值理性角度来讲的。我们经常会聪明反被聪明误,包括我们对金钱、权力的过分贪婪,本质上都是不理性的。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我认为不是简单的理性还是不理性能解释的,而在于我们真正的理性程度,一个人看得越长远,意味着他越理性。一个强盗和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或马化腾)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不是说一个自利,一个不自利,而是说一个不理性,一个理性。你当强盗,抢人家,这是很不理性的。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希望未来博弈论研究的价值能够往这方面转,我们要重新对理性人本身、理性的含义做出一个界定。在中国古代,荀子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真正的君子一定要以道制欲,在他看来,道义、公平、公正最重要。小人呢,则满足他短暂的生理的、物质的欲望。

如果我们经济学能在这方面做一些突破,我想再回过头来看,博弈论的很多方法还得有一些改变。如果不从这方面突破的话,经济学包括博弈论面临的好多批评就可能继续存在,这也是我自己努力思考的一个问题。

总结一下前面讲的。由于纳什提出的纳什均衡概念创造了一门新的学科,方法就是非合作博弈理论,非合作博弈理论使经济学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从传统的资源配置理论转变成了人类合作或者说制度激励机制理论。纳什均衡可以使我们很好地研究制度,研究过去我们讲的人与制度之间,好人重要还是好制度重要,可以使我们研究制度的演进。

这对我们国家来讲更为重要,我们国家目前有太多坏的纳什均衡。坏的纳什均衡不是说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太聪明,但是结果是什么?是对所有人都不利,包括政府官员,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因贪污而落马。我在《博弈与社会》这本书中有专门对政府腐败的分析,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腐败有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性选择,那就是工具理性的选择。腐败为什么这么严重?就是游戏规则有问题,这种游戏规则导致的纳什均衡一定是腐败均衡。我们怎么改变呢?一个办法就是削减政府权力。如果实行了法治,实行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那可能不腐败就变成一个均衡。

现在,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一下腐败行为,但没有改变均衡本身。只是在某一定短期情况下使腐败不是最优的,但不等于以后仍然不是最优的,我只是从个人理性的角度来讲。

我希望我们学经济的人都思考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又开始注意研究价值理性,研究很多非物质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经济学家过去太执着于研究财富、GDP这些物质的东西,影响人的行为好像都是物质的。其实好多都不是,我们用博弈论完全可以研究这些东西。

过去,批评经济学家的人都说经济学家太注重研究物质。像以色列有这样一件事情,有的幼儿园规定下午5点放学,家长应该5点去接孩子,但是有些家长总是去得很晚。家长去得晚的话,幼儿园老师就得等着,不能把孩子一个人扔在那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幼儿园出了一个新的规定:家长如果来晚了超过15分钟,就要付一笔钱,来得越晚,交得越多。传统经济学预测,这样的话,家长就不会来晚了。结果恰恰相反,实行新的制度以后,更多家长来得晚了,而且来得更晚。有人批评经济学家,说你们经济学的预测是错的。错在哪里?错就错在如果你简单地从过去的价格理论理解,你只能从物质层面解释说他害怕罚款。其实,人有好多心理成本。在过去没有这个制度的情况下,我去晚了会觉得很对不起老师,我要道歉。现在有了这个制度以后,我去晚了给钱就得了,理直气壮。我有更重要的事,干吗为了这点钱赶这十几分钟呢?

所以,如果我们只注重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去理解行为,似乎跟经济学过去理解的完全相矛盾,但是我们如果把非物质的,特别是心理的成本加进去的话,那就完全可以预测。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在公司里加班给不给钱。有些人可能加班给钱他就不加班了,加班不给钱他反倒加班,为什么呢?因为不给钱,他加班以后有荣誉感,老板会表扬他,心理感觉好。你给钱的话,你这加班不是为了钱吗?我们知道凡是能够用钱买得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我作为经济学家讲这句话,你们可能觉得奇怪,但这是实实在在的。

市场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过去珍贵的东西变得不珍贵了,所以每人都用得起,造福于好多人。过去你出差,要从当地买一些土特产带回来给朋友,那很珍贵。现在不珍贵了,因为那地方的礼品到哪儿都可以买着,所以没什么意义了。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一些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我们好多思路还要拓展,但我仍然认为博弈论为我们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我在19年或20年前出版的那本《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想把博弈论引到中国经济学界。这本书到现在仍然是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书籍,这说明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研究生都开始应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经济学问题。前年出版的《博弈与社会》,其实是想把博弈论引入整个社会科学,所以书中有大量的非经济学例子,包括刚才讲的社会习惯、文化,包括大学、政府的运行机制等。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人学会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社会问题。

从量化历史看风险博弈与文明变迁

陈志武

风险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管理风险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可能很多人只知道说套话,但并不真正理解。我们以前常说,可以让时间告诉我们答案,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自然会走向文明,那么,人类走向文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01//风险视角拓宽了文明变迁的研究思路

人类社会过去几千年、几万年的演化中,我们的文明是如何发展的?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以前的很多书都是从人均产出、生产力的角度来理解的。这些理论通常研究每人每天或每年创造多少价值、产出多少东西,然后从这个角度解释人类社会的变化,解释人类怎样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原始社会一路演化到信息化社会。这个视角非常片面,片面到无法解释很多人类行为的动因,如果只从人均产出、生产力的角度来梳理文明变迁的话,宗教、迷信、婚姻家庭这些扎根于人类社会的东西的形成和发展都得不到相应的解释。

为了讲得更具体一点,我先给大家举个经典的例子。从前年开始,我和马德斌教授、龙登高教授办量化历史讲习班,今年正在办第三期。[1]第一期的时候,我们请来了格里高利·克拉克教授。克拉克教授是英国人,对历史研究的投入很让人感动。

讲习班上,他提出了一个让人震惊、难忘的观点。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只发生过一件大事,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细节,这件事就是18[2]世纪中后期在英国首先发生的工业革命。在他看来,整个人类的历史不管有多少年,只有工业革命前的人类社会和工业革命后的人类社会的差别,其他细节都不重要。比如,中国历史讲的秦朝、汉朝、唐朝、宋朝这些朝代,叫什么名字都不重要,工业革命才是最根本的分水岭。

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他书里的图,反映的是从1200年一直到最近英国的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从图上可以看到,从1200年一直到1800年,这600年的时间里,英国人的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变化。所以他说,不管是600年的时间还是一天的时间,这些细节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用的东西。1800年后的200多年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历史。工业革命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所以才出现了人均收入的整体上升。这就是他认为人类历史只有工业革命前后差别的原因。

除了克拉克教授的数据外,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之内,从公元元年一直到1820年左右,世界人均GDP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短期会有一些波动,然而这些短期波动一直没有改变整个人均收入总体上处于停顿的状态。但从1780年开始,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国家发挥威力,人均GDP从19世纪初开始一直往上升。人均GDP(以199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从这个角度来讲,按照克拉克教授的说法,中国1950年以前的历史细节都不重要,因为将近两千年里,中国人均收入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人类在工业革命前的几千年里做了这么多事,真的如克拉克教授说的都无关紧要,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吗?这是我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先把第二个例子讲出来,请大家思考。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教授[3]——贾雷德·戴蒙德,他写过很多书,其中以《枪炮、病菌与钢铁》最为出名。他在1999年的时候提出过一个很吓人的观点,说人类一万一千五百年以前发明定居农耕是有史以来犯的最糟糕的错误。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从这个错误中走出来,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有多大。

定居农耕错在哪里?耶鲁一个教授跟他的合作者找来了一些远古人类的遗骸。这些遗骸都埋藏在很深的地下,可能是因为地震之类的原因,没有被氧化。考古学者们把这些骨头挖出来以后,用现代激光技术等手段对遗骸主人们的身高、疾病、身体健康程度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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