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龚缨晏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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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百年回顾试读：

上编

海上丝绸之路是1840年之前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两大干线组成：一是从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二是从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南海航线。海上丝绸之路把世界不同的文明连接起来，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外人民的友谊，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并对整个人类文明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上丝绸之路涉及港口、造船、航海术、航线、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民间的商品贸易、外贸管理体制、货物流通、人员往来、文化传播、民俗信仰等众多方面，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由于各国学者都在关注这个领域，所以，它又具有鲜明的国际性。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通过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在快速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着正在到来的海洋世纪，回顾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历程，对于中国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于中国学术界更好地走向世界，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萌芽阶段（1840—1900年）

中国濒临太平洋，有着1.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早在远古时代，中国人就已滨海而居，耕海牧鱼，以海为生。20世纪末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独木舟，证明了接近8000年前中国人就可能已经[1]“出入近海”了。21世纪初在宁波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发现的金枪鱼、鲨鱼、石斑鱼、鲸鱼等海洋鱼类，表明河姆渡文化（公元前[2]5000—前3300年）文化时期“已开始一定规模的近海渔业”。不仅如此，至少在6000年前，河姆渡文化的居民就已经漂越大海，航行到了邻近的岛屿。在舟山群岛、宁波象山县高塘岛、温州瑞安县北龙[3]岛，甚至福建平潭岛，都发现过河姆渡文化的遗存及元素。由此之故，虽然“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中国出现于20世纪后期，但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与探究却可以上溯到史前时代。“奇书”《山海经》不仅为我们保存了华夏先民们关于海洋的神话传说，而且还反映了他[4]们对于东海的一些实际知识。在先秦时代的“蓬莱神话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海上三神山”的向往，以及对大海的无限遐

[5]想。而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所叙述的徐福东渡故事，则显然是秦末海外移民的真实写照（尽管我们对徐福的起航地及登陆地还不清楚）。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时，中国除了加强了与朝鲜半岛及日本的海上联系外，还开辟了由中国南方通向印度洋的航线。《汉书·地理志》首次记载了这条航线。此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相关记载日益丰富。例如，唐朝的贾耽（730—805年）详细描述了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7条主要道路，其中一条是通向朝鲜半岛的“登[6]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另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通海夷道”这一概念，正是古代中国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概括。

除了贾耽外，古代中国还有许多人写过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专著。遗憾的是，大量著述已经失传了，只留下书名或片言只语。例如，[7]三国时，孙吴政权曾派遣朱应、康泰出使扶南等东南亚地区。回国后，朱应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康泰也撰写了一部著作（其原名很可能是《外国传》，后人称其为《吴时外国传》或《吴时外国志》），[8]但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吴时丹阳太守万震所写的《南州异物[9]志》，也未能传世。根据《隋书·经籍志》，两晋南北朝时“记载域外地理的著作有一百三十九种之多”，但多数已经失传，包括《交州[10]以南外国传》、《游行外国传》、《历国传》、《外国传》等书。唐朝之后所佚失的著作就更多了，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例如唐朝高少逸的《四夷朝贡录》、达奚通的《海南诸蕃行记》、章僚的《海外使程广记》，五代李珣的《海药本草》，宋朝绘制的《海外诸蕃图》及其他航海图，元朝陈大震和吕桂孙的《南海志》全文，明代刘黄裳的《东征杂记》、王士琦的《封贡纪略》、熊尚文的《倭功始末》、吴朴的《渡海方程》和《东南海外诸夷》等书。清人所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佚著虽然至今没有统计过，但数量一定不少，而且种类增多。例如，鸦片战争前，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来到广东进行贸易，在广州出现了不少用广东方言注音的英语简易教材。但这类英语简易教材多数已[11]失传，保存下来的很少。

在现存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官方组织编修的各类史书。这类著作包括正史“二十四史”；历代王朝纂修的众多政书，如《唐六典》、《宋会要辑稿》、《元典章》、《明会典》，清朝诸帝所修的《会典》，历朝皇帝的《起居注》和《实录》，等等。

第二类是私人撰写的杂史笔记。此类著述非常庞杂，主要有东晋法显的《佛国记》；唐朝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杜环的《经行记》；宋朝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黄衷的《海语》，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茅瑞徵的《皇明象胥录》，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罗曰褧的《咸宾录》，张燮的《东西洋考》，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郑舜功的《日本一鉴》，郑若曾的《筹海图编》，王士性的《广志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王临亨的《粤剑编》，何乔远的《名山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印光任的《澳门记略》，樊守义的《身见录》，王大海的《海岛逸志》，谢清高的《海录》，邵大纬的《薄海番域录》，等等。

第三类是档案文献，特别是明清两朝的档案文献。目前已经出版的档案文献，主要有《明清史料》（1930年开始出版）、《文献丛编》（1930年开始出版）、《掌故丛编》（1930年）、《史料旬刊》（1930年）、《筹办夷务始末》（1930年）、《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1932年）、《清代外交史料（嘉庆、道光朝）》（1933年）、《明清内阁大库史料》（1949年）、《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978—1990年）、《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984—1985年）、《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989—1991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6年）、《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续编》（1998年）、《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98、2004年）、《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1999年）、《中葡关系史料汇编》（2000年）、《中国明朝档案总汇》（2001年）、《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2002年）、《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2003年）、《明清宫藏中西商贸易档案》（2010年）等。

第四类是沿海各省的地方志，特别是广东、台湾、福建、浙江、山东等省的历代方志。这些方志包括省志，府志和县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宋代的《宝庆四明志》和《开庆四明续志》，元朝的《延祐四明志》，明代的《八闽通志》、《嘉靖广东通志》、《嘉靖宁波府志》、《万历广东通志》，清朝的《康熙台湾府志》、《康熙香山县志》、《雍正浙江通志》、《雍正宁波府志》、《乾隆广州府志》、《乾隆泉州府志》、《乾隆海澄县志》、《道光广东通志》、《道光厦门志》，等等。

虽然古代中国留下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少文献，但不足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

第一，从西汉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交往历史长达2000年，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航线的拓展、航海技术的进步、商品的增多、文化交流的频繁，等等。与古代中国人如此漫长、丰富的历史活动相比，保存下来的中文古文献不仅在数量上太少，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单一，许多方面甚至是空白。清朝学者姚莹在19世纪末就曾指出：“本朝武功莫盛于西北，自内外蒙古、青海、回疆、西藏皆入图籍，学人皆得以披考之矣。惟东南岛夷，虽见《四裔考》及传记，苦不明了。《海国闻见录》、《海岛逸志》颇有图说，亦但据海舶所经图之，而海岸诸国及在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孰[12]为远近，无从知之。”试以航海图为例。与现代航海一样，古代航海也离不开航海图和航线指南之类的图书。否则，如果不熟悉“各地路程远近、方向、海上的风云气候、海流、潮汐涨退、各地方的沙线[13]水道、礁石隐现、停泊处所水的深浅以及海底情况”，就根本无法在海上航行。清朝的黄叔璥说过：“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14]在中国沿海各地，这类航海“洋更”一定很多，不过，由于它们“大约多由航海者自编自用，或者父子相传，或者师徒相授”，所以，[15]“能够保存到现在的极为稀少”。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明代航海图主要有保存在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原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航海图主要有章巽于1956年在古旧书籍中发现的《古航海图》。明朝的《顺风相送》和清朝的《指南正法》，“是目前尚存的最重要的民[16]间航海指南”。但这两本珍贵的抄本并不是在国内找到的，而是保存在英国牛津大学的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在欧洲，现[17]存的14—15世纪的航海图则有180幅左右。在古代中国文献中，类似于《哥伦布航海日记》之类的逐日记载航程的航海日志（Log [18]Book），则更是没有见到过。

第二，在古代中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中，文学性的语言多于对事实的描述，特别是缺乏数量的记载。例如，海上丝绸之路上最为重大的盛事当推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年），它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绝后的壮举。但是，记载郑和所乘“宝舟”的文献不到[19]十种，而且寥寥数语，模糊不明。曾经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写道：“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20]举动。”这样的文字，很难使人知道“宝舟”具体模样，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无法确定“宝舟”的实际大小、式样、结构。再如，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在美洲找到了丰富的银矿。从16—19世纪，[21]美洲所产白银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最终流到了中国，并且对中国的物价及社会其他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在中国古文献中，却很难找到关于美洲白银流入的记载。地理大发现还使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延伸，中国与欧洲建立起了直接的海上联系，大量欧洲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并且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资料。相反，在中国方面，则找不到类似的详细记载。

第三，中国古代学者往往是由于个人的经历或个人的志趣而撰写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著述，他们搜集、整理、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但不可能全面地稽考源流、客观地探究原因，更不可能将中国方面的记载与外国方面的记载进行比对分析。所以，中国古代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叙述，尚停留在“记录”的层面上，而没有进入到“研究”的阶段，许多说法甚至是错误的。试以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为例。虽然此书在资料来源、编写体例、纠谬辨误等方面都有许多创建，是[22]古代中国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较有研究性”，但由于它“是在地方官主持下编修的”，所以“对当时的一些官员，颇有溢美之词。而对明王朝的闭塞保守，夜郎自大，又盲目地加以美化歌颂；对海外一些国家、地区人民的习俗，加以歪曲和丑化”；有些地方张冠李戴，“如把浡泥（在今加里曼丹岛北部）误与大泥（在今泰国马来半岛中部北大年一带）相混（卷三），把大食国资料置于[23]哑齐条中（卷四），等等”。再如，17世纪初欧洲来华传教士在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各国时，根据英国的拉丁文名称Anglia将其译写成“谙厄利亚”。16世纪英国人来到中国后，中国人又根据English的译音而将英国写成“英机黎”之类的中文。不过，中国人一直认为“谙厄利亚”和“英机黎”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大概到了18、19世纪相交之际，中国人才逐渐弄明白“谙厄利亚”、“英机黎”实际上就是[24]“英吉利”。此外，进入17世纪，荷兰人来到中国沿海，中国人根[25]据其“毛发皆赤”的特征而称其为“红毛番”。后来英国人来到中国沿海后，中国人长期把英国人与荷兰人混为一谈，把他们都称为“红毛番”。1637年，英国人威德尔（John Weddell）来到广州，并且攻下了一个炮台。但中国人一直认为这是荷兰人干的，并将此事件记入《明史·和兰传》。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通过对照西文著述，才弄[26]清楚1637年在广州挑衅闹事的“乃英吉利，非荷兰也”。

导致古代中国学者未能深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代王朝的对外政策。纵观中国历代王朝的海外政策，积极开放的很少，竭力压制的为多。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为现代人所津津乐道，备受推崇，引以为豪。其实，正是那位组织下西洋活动的永乐皇帝，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民间海船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27]其出入”。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海禁措施，沉重打击了中国的造船业和海外贸易。所以，有学者认为，郑和实际上是明朝“厉行海禁和敌视海外移民”政策的“执行者”，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毁灭了中国走[28]向海洋大国的机遇”。就郑和本人而言，虽然他被现代中国人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但是在《明史》中，郑和是被归在“宦官”传中的，寥寥数语、错误甚多。他不仅没有跻身于文武功臣之列，甚至排在“隐逸”、“方伎”、“外戚”和“列女”之后。二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体制。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孔子等“圣贤”所写的著作被尊为经典。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还精心设计出了一套周密的考试与官员选拔制度，用科举制度的魔棒驱使着社会精英们埋首苦读，以成功地登上仕途，获取高官厚禄。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则是儒家经典。这样，研读儒家经典就成了唯一的“正途”，其他知识则被视为旁门左道。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不仅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探险，而且还建立航海学校，设立专门的机构来搜集与分析海外知识，组织专家绘制航海图，鼓励研究航海问题（例如经纬度的测定）。这些促进海外贸易和海外探险的政策措施，在古代中国是见不到的。在古代中国上层学者中，专题研究海外交往问题的很少，终生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则更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是，中国人是在100年前开始研究[29]郑和下西洋的，而欧洲学者却在500年前就已经注意到郑和了。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人往往从经济的角度把海上丝绸之路看成是一条贸易航路，而在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则被视为海外各国向中国进行朝贡的外交通道。由于特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化积累、强大的政治优势，古代中国一直是东亚的文明中心，而海外各国则被视为落后的蛮夷番邦。《清朝文献通考》在介绍周边各国时，从地理学的角度表达了这种观念：“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30]裔。裔之为言边也。”元朝的张翥在为《岛夷志略》所写的序中则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中国文明中心观：“大抵一元之气，充溢乎天地，其所能融结为人为物。惟中国文明，则得其正气。环海于外，气偏于[31]物，而寒燠殊候，材质异赋，固其理也。”既然中国是世界的文明中心，那么中国皇帝自然就成了天下共主了。明朝皇帝朱元璋就曾明言：“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以内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32]这样，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就是“称臣纳贡”的朝贡关系，连接中国与海外各国的海上航路，则成了海外各国前来向中国朝贡的“贡道”。明朝政府对各国来华的海上朝贡路线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日本“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暹罗“贡道由广东”，吕宋“贡道由福建”，等

[33]等。梁廷枏在《粤道贡国说》的前言中说：“我朝威德覃敷，远无弗届。朝鲜一国率先效顺，厥后琉球、越南、日本相继叩关，咸称属国，同奉正朔，久列藩封，方物贡期，胥归定例。此外，则西海穷陬，从古未通之国，靡不向化输诚，梯赆航琛，来庭恐后。入贡道路，例[34]按海洋远近，分隶沿边各省，宗伯掌之。”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清朝紧闭的大门，动摇了传统的朝贡体系。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明确规定，自此之后，“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条约还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大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35]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这样，中国由原先的闭关锁国一下子变成了海禁废弛，国门洞开。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英国人，不再被视作是虔诚的朝贡者，而是被看成是“贸易通商”者，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海上交通线也从蛮夷“贡道”转变成了“通商”航路。

虽然今天的中国人都把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看成是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划时代事件，但在当时，清朝的统治者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所蕴含的历史意义。他们闭目塞听，自欺欺人地把这场战争轻描淡写地称为“夷衅”，顽固地拒绝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只有林则徐（1785—1850年）、姚莹（1785—1853年）、魏源（1794—1857年）、徐继畲（1795—1873年）、梁廷枏（1796—1861年）、夏燮（1800—1875年）等极少数先知先觉者睁开了眼睛，怀着救亡图强的强烈责任感，开始虚心而冷静地观察正在剧变的世界，其代表作有：（1）魏源的《海国图志》。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0年7月6日，浙江定海被英军占领。9月16日，英国陆军上尉安突德（P.Anstruther）在舟山测绘地图时被乡民捕获，送到宁波府。当时在宁波负责浙东防务的是钦差大臣伊利布。魏源“为友人邀至军中，亲[36]询夷俘安突德”，并结合其他材料，写成《英吉利小记》。有人评价说，这本书“像是在中国封闭的门窗上第—次捅开一个小洞眼，透进一丝外部世界的光亮，使人们最初窥见了英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37]的国家”。1841年春，道光皇帝将伊利布撤职查办，任命裕谦为钦差大臣，到浙东指挥抗英。魏源加入到裕谦的幕府中，但数月后辞归。同年夏天，被免职发配到新疆伊犁“赎罪”的抗英主将林则徐路过江苏京口，与魏源“对榻倾谈”，并嘱咐魏源撰写《海国图志》。[38]《海国图志》以林则徐所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再据历代史志[39]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于1842年编成，共50卷。1847年，扩充成60卷，1852年，增补为100卷。（2）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徐继畲，字健南，号松龛，山西五台人。1826年考中进士，在陕西、福建等地做过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徐继畲调任署理汀漳龙道，积极筹划漳州、泉州一带的海防。徐继畲在鸦片战争中深得朝廷器重，不断升迁，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是时正值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条约规定中国开放东南[40]沿海五口通商，其中福建一省就独占了神州和厦门两口”，徐继畲主持了紧张而复杂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因出色表现而升任为福建巡抚。1850年，一名英国传教士及一名英籍医生租住神州城内神光寺的两间房屋，当地一些士绅要求立即把英国人驱逐出城。而徐继畲则认为不宜操之过急，而是应当设法使英国人自觉自愿地搬离，以避免[41]激化矛盾。最终，徐继畲被革职。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后，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受命管理京师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第一[42]个大学校长，而且是第一所外语学院的校长”。徐继畲的名作《瀛寰志略》于1844年开始撰写，初名《舆图考略》，后经扩增，更名为《瀛寰考略》，最后定名为《瀛寰志略》，共10卷，1848年刊刻。（3）梁廷枏的《粤海关志》、《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梁廷枏，字章冉，广东顺德人。梁廷枏出生于名门望族，学识渊博，多[43]才多艺，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家、戏曲家、书画鉴赏家、历史学家。鸦片战争前，曾任广州学海堂学长，广州越华、粤秀书院院监等职。1836年，梁廷枏受两广总督之聘编成《广东海防汇览》。1839年，编成《粤海关志》30卷，比较全面地梳理了粤海关的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广东与海外各国的通商历史，被誉为是“我国第一部海关志……[44]是一部海关专志，同时也是一部海关通史”。鸦片战争期间，梁廷枏成了林则徐的幕僚，为抗击英国侵略者积极献计献策，深得林则徐赏识。1846年，梁廷枏根据西方译著以及中文资料，写成了《海国四说》。此书由《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和《粤道贡国说》组成，其中的“合省国”就是美国，“兰仑”即英[45]国伦敦。他的另一部著作《夷氛闻记》大约完成于1849年，主要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同时简要回顾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早期历史。（4）姚莹的《康輶纪行》。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姚莹自1808年考中进士后，曾游幕广东，后在福建、台湾、江苏等地做官，对海外形势比较了解。鸦片战争期间，姚莹任台湾兵备道，领导[46]台湾军民在“抗英保台”中取得重大胜利。1841年9月和1842年3月，两艘英国人的船只在台湾沿海搁浅，船上的英国人成了俘虏。1842年6月，姚莹与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奉道光皇帝之命将其中的139人“就地正法”。在英国人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将姚莹、达洪阿革[47]职问罪。最后，姚莹被降级派往四川。从1844年到1846年，姚莹又被两次被派往西藏。在往返四川藏的途中，姚莹不顾冰天雪地、道路崎岖，刻意留心沿途山川风俗，多方搜集资料，1846年完成《康輶纪行》的初稿，1848年定稿，共16卷。（5）夏燮的《中西纪事》。夏燮，字谦甫，安徽当涂人。夏燮生[48]长于一个学术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长于史学，兼擅韵”，著述丰富。鸦片战争期间，他正担任直隶临城训导，当时“恶声方戢于村鸡，讹言又传于市虎。于是蒿目增伤，裂眦怀愤，爰蒐集辑邸抄[49]文报，旁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为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专史而积累资料。但迫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他一直将《中西纪事》书稿“藏之笥中”。1859年以后，夏燮对他的书稿又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增订成24卷，于1865年公开出版。此书比较系统地回顾了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的活动过程，着重研究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鸦片战争前，虽然英国人在中国沿海已经活动了200多年，但中[50]国人对于英国依然所知甚少，有许多认识是完全错误的。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对英国的无知暴露得彻底无遗。鸦片战争的战火已经燃烧了近两年之后，1842年5月道光皇帝还要求在浙江前线的扬威将军奕经向英军俘虏问明以下事实：英国女王“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51]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大清帝国的堂堂皇帝对英国的认识尚且如此，他的臣民们则可想而知了。

在上述几部著作的作者中，魏源、徐继畲、梁廷枏、姚莹，都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并且发挥过重要作用。夏燮虽然不在沿海，但一直在深切地关心着战争的进程。鸦片战争失败的惨痛事实，使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是何等的愚昧无知。魏源写道：“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则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疑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未可谓留心边事者乎？”[52]在他们看来，这种无知状态的形成，知识分子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魏源指出：“儒者著书，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则若疑若昧；荒外诸服，则若有若无……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53]姚莹则以更加严厉的文笔地批评说：“儒者习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缺术”，结果[54]“误天下国家也”。所以，“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其原因“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55]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偾败至此耳”。

因此，这批先驱者异口同声地呼吁，为了民族的安危，必须了解世界、研究世界、学习世界。魏源写道：“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今粤东番舶购求中国书籍，转译夷字，故能尽识中华之情势。若内地亦设夷馆于粤东，专译夷书夷史，则殊俗、敌情、虚实、强弱、恩怨、攻取，瞭悉曲折，于以中其所忌，投其所慕，于驾驭岂小补[56]哉？”姚莹的一个梦想是“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海外诸国，“然后徐筹制夷之策”，以“喋血饮恨”，“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57]为此，年迈的他最后表达了这样的心愿：“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58]烦。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

要了解“外夷”，认识世界，首先必须了解海外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文化等基本情况。其次必须了解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距离及海上航线，这些国家为什么要与中国发生联系，何时与中国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又是如何演变的。第三，由于不少海外国家在中国古籍中已经有所记载，但在不同时代的相关记载中又各不相同，因此，需要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整理、稽考。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有些研究甚至直接涉及古代丝绸贸易问题。例如徐继畲告诉人们，公元6世纪前期，东罗马帝国“有航海至中国者，携蚕桑之种以归，试植之，与土性宜，由是茧丝之利兴焉（泰西兴蚕桑之利已一千数百年，而中国之人不知，以为皆从粤[59]东贩往）”。因此，魏源、姚莹、徐继畲等人实际上已经开始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了。或者说，这些学者就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创者与奠基者。他们的开拓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夷夏”观，承认海外也有文明国家。试看魏源对于弥利坚（美国）的这段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才袅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佛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60]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既然海外也存在着既“武”、“智”，“公”，又“周”、“富”、“谊”的大国，那么中国也就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中心了；发展与这些国家的海上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无疑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第二，开始考察中国与海外各国的交往历史。魏源概括说：“诸番通中国自汉始，岭南榷番税自唐始。其前求异珍，唐后则榷货税，益国用。然明中叶，闽、广犹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国，无欧罗巴，亦无所谓鸦片也。南宋已忧钱币漏泄，明时亦有奸民假冒之币，势有必[61]至，理有固然。”徐继畲对欧洲人的来华经过有过如下叙述：“葡萄牙人精于算数，习天文，用仪器测量日出入并星躔度数，知水陆之方向远近。明初，其国王遣善操舟者，驾巨舰南行，由亚非利加之西境，转而东，历亚非利加之东境，抵五印度之西境。复转而东，至麻剌甲，又从苏门答腊、噶罗巴之海峡，遍历东南洋诸岛国。所至辄留葡人，营立埔头。隆庆初，抵粤东香山县之濠镜（即澳门）。请隙地建屋，岁纳租银五百两。疆臣林富代请许之，葡萄牙人遂立埔头于澳门，是为欧罗巴诸国通市粤东之始。其后西班牙、荷兰接踵东来，佛[62]郎西、英吉利继之。”他还介绍了欧洲人来华的航线：“欧罗巴诸国来粤东，皆从大西洋海开行，沿亚非利加之西岸，南行至尽头之岌阿稳曷朴（一作好望角，俗称大浪山。），乃转而东北。舟行至此，风涛最恶，彼土人惯于浮海，亦罔不栗栗危惧，过此乃额头称庆。浮印度海东北行，入苏门答腊、噶罗巴之巽他海峡，又东北而至粤东，计程约七万余里。俗称来三去五，盖由大西洋来中国约三月程，回国[63]则须五月程。”此外，徐继畲指出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实际贸易情况：“欧罗巴各国，皆以贩海为业……每岁商船至中国，多者百余艘，少亦三四十艘。所贩鬻者，多棉花、洋布粗重之物。至如洋米、胡椒、苏[64]木、海参之类，皆从东南洋转贩，并非西产。”近年来，海外白银流入中国问题，引起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但不少人将不同种类的银元混为一谈，甚至把明清时代的银元与现在的美元混为一谈（因为在外文中货币单位往往都被写作dollars）。所以，徐继畲的如下文字依然具有参考意义：“西洋诸国行用番银，成色高者，欧罗巴、印度所铸。其常行者分四种，曰墨西哥，曰秘鲁，曰玻利非亚，曰智利，成色高下不同，粤东人能辨之，闽人不能辨也，但称为吕宋[65]番，又称鹰仔番。”

第三，指出了中国古籍中的一些错误记载。魏源认为，《明史》等中国史书关于“东南洋”国家的记载，存在着三大弊端。一是“西洋与南洋不分”，例如“谓佛郎机近满剌加，何翅秦越同席？”二是[66]“岛国与岸国不分”，三是“同岛同岸数国不当分而分”。顾炎武在其名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苏门答腊就是“古大食也”。徐继畲认为此说“大误”，并注曰：“苏门答腊一土，古名婆利洲，为西南洋极大之岛。明人不知为何地，以隔海万里之大食（即波斯一带）[67]当之，误之甚矣。”徐继畲不仅指出了顾炎武的错误，而且还提出[68]了苏门答腊即古婆利洲的观点，这也是现代一些学者的观点。

第四，探索比对中外文献、审音勘同等研究方法。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写道，此前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著作都是“以中土[69]人谭西洋”，而《海国图志》则是“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他们开始将外国人的记载与中国文献进行比对，以求索历史真相。例如，徐继畲把《汉书》关于大秦的记载与古罗马历史进行对比后，认为“意[70]大利之为大秦无可疑矣”。“大秦”问题，在20世纪一直是国内外[71]学者研究的一个热点。徐继畲曾阐述过研究海外国家的困难之处：“南洋诸国，苇杭闽粤，五印度近连两藏。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比古今一大变局……至诸岛国，自两汉时即通中国，历代史籍不无记载。然地名国号，辗转[72]淆讹，方向远近，亦言人人殊，莫可究诘。”特别是用汉语译写的外国地名，研究难度更大。徐继畲感叹说：“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个译之而前后或异。盖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学汉文者，皆居粤东。粤东土语本非汉文正音，辗转淆讹，遂至不可辨识。”于是，这些学者开始用审音勘同的方法对外国译名进行研究。徐继畲本人在其《瀛寰志略》中就“将译音各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73]辨认”。这样的研究方法，被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发挥。

第五，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魏源、姚莹、徐继畲不仅探讨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许多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例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说过：“真腊民色甚黑，号为昆仑，唐时所谓昆仑奴也。”徐继畲认为：“今考南洋诸岛番，面色大半皆黑，不独真腊为然，且黑有甚于真腊者。至昆仑二山，乃南洋小岛，蛟龙之宅，寂阒无人。地虽近真腊，而非其属，何以黑民独称真腊，而又以昆仑为名耶？盖昆仑为南洋往来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为诸番之通称，而因以为黑民之别号。唐代正当真[74]腊强盛之时，当役属南洋诸番部，故又以昆仑专属之真腊也。”南[75]海“昆仑”问题，正是20世纪国内外学者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第六，开始反思中国的海外贸易管理体制。古代中国一直基于“朝贡”体制来管理外贸，但随着欧洲人的东来，这种僵化的贸易管理方法已经根本无法应对富于扩张性的西方贸易体制。有学者写道：“清王朝这种传统的以我为中心的天朝制度，与西方势力正在积极营建中的以他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秩序，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全面的冲[76]突、碰撞。”鸦片战争，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东西方两种不同贸易体制的冲突而引起的。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清朝依然以“天朝上国”的姿势出现在世界上，但一些学者也开始对中国既落后又腐败的海外贸易管理体制进行反思了，比较典型的是夏燮。他首先肯定了海上贸易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点，指出追求贸易利润是正当的：“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欧洲人“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情之常，何足为怪！”因此，如果中国的贸易管理体制及贪官污吏不断损害外商的正当利益，那么就必然会导致外商的怨恨，并且使中国成为最终的受害者：“一自贪吏侵渔，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之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他在分析鸦片战争的原因时，有过这样的评论：中国官方强征豪夺，不断加税，“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所以，“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而予关吏以把持，啖水师之贿赂哉？窃谓当日欲与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盘打算，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更择其胥侩之尤者而惩之，必使番人憬然于生计之赢绌，不在鸦片之有无。但使关税行用之积蠹渐除，则湖丝、茶、黄之转输自便，此为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夷抚夷之策，似无逾于此者”。在夏燮看来，[77]甚至当年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请停英夷贸易，亦自失之”。在一个充溢着极端自尊、排外盲目心态的社会中，居然发出如此冷静的“另类”言论，实在罕见，也实在令人钦佩。

当然，魏源等人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缺陷。

首先，他们都是饱读“四书五经”的传统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不仅无法摆脱儒家观念的束缚，而且还会得出一些非常荒唐怪诞的结论。梁廷枏关于儒家学说统治将统治世界的观点，可谓典型。梁廷枏认为，儒家学说就是人间的唯一真理：“唐虞三代以来，周公、孔子之道，灿然若日月丽天，江河行地。”鸦片战争的结果虽然使中国割地赔款，备受耻辱，但在梁廷枏看来，这对于儒家学说在全世界的传播则是件好事，因为儒家学说可以借助中西交通大开之利，迅速扩展到欧洲。他这样写道：“夫周孔之道洋施，本速于传邮。特前此西海之外，舟车阻之，俟其从容向化，势已缓矣。今则招徕即广，望光而踵至者，未尝限以工贾之辈。迩者皇上扩天地之仁，恩施格外，听其购求典籍，延致中土儒生，大地同文，兆端于此。他日者，设能尽得圣君、贤臣、孝子、悌弟、义夫、节妇之见于记载者，有以次第讲习，牖其愚蒙，引其向往，将所谓思悔转弃者，直旦暮间事。是盖圣教普施之渐之，有以发其机而操之券，又安有人心风俗之足害也哉？”“泰西人既知读中国书，他日必将有陪慧之人，翻然弃其所学，而思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如战国之陈良者。”所以，虽然目前基督教在西方盛行，但“倘他时圣教所被，识见日开，[78]必将有辨江心之味思冀北之群者”。不过，梁廷枏在撰写这段文字时，一定没有想到一个问题：既然孔孟“圣教”是如此的美妙，为什么以这个“圣教”为正统的中国会被信奉异教的英国人打得一败涂地呢？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去世之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大地上多次燃起过“打倒孔家店”的烈火。他更不会想到的是，在21世纪，有人居然还在像他那样编织着儒家学说将一统天下的神话，宣称什么“唯有儒家学说才能救世界”，“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的光怪陆离！

其次，这个时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总体上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停留在较浅显的层次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鸦片战争[79]后，“鄂罗斯兼并西北，英吉利蚕食东南”，中国边疆烽烟四起，[80]危机不断。在背景下，边疆史地研究成了一门“显学”。不过，学者们更加关心的是西北边疆，而不是东南海疆。陈高华对此有过论述：“鸦片战争对中国学术界是巨大的震动，探究域外史地之学成为一时的风气，西北、蒙古的历史地理，中国与中亚及其以西地区陆上交通的研究，名家迭出，成绩斐然。而古代海外交通的研究，则相当冷落，[81]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在俄罗斯对中国西北的不断蚕食，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领土完整。相反，耀武扬威的西方列强虽然不断冲击着中国的国门，但远在海外，尚不能直接吞并中国领土。因此，危在旦夕的西北边疆更加引人关注，而东南海疆问题则没有显得如此迫切。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典籍中，关于西北的文献非常丰富。中国古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诠经读史、文献考据为主要方法。因此，研究西北史地的文献基础非常雄厚。中国学[82]者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始于18世纪末，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已经成为一种学术传统。而在中国典籍中，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比较少，学术基础比较差，更没有形成学术传统，这样，学术研究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如前所述，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开始的。特别是，由于这种研究最初“是从反侵略的军事和外交斗争需要出发的”，因此，林则徐、姚莹等人的著作“带有较浓厚的情报色彩”，例如，“《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这样的著作，自然难以“在史学上建立起自己的[83]学科阵地”。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在内容上比较充实，但“反侵略的军事和外交斗争”色彩大大超过了学术性。这些著作在体例规范上也不够完备，例如，徐继畲虽然千方百计地“将译音各异名，注于各国之下，庶阅者易辨认”，但最大的缺陷是，他无法注出这些外国地名的外文原文。

第三，由于学术基础非常薄弱，再加上研究者不懂外语，无法利用外文资料，也无法掌握外国学者的研究动态，因此，即使在一些简单的基本问题上，也存在着许多错误的说法。我们在此可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是马礼逊父子。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于1807年来到澳门，“是基督教教新教在[84]中国传教的开山祖”。从1809年起，马礼逊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聘为中文翻译。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来到北京时，马礼逊担任翻译。马礼逊有个儿子名叫John Robert Morrison，中文名字为马儒翰（1814—1843年）。马礼逊去世后，马儒翰继承其父的职位，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鸦片战争期间，马儒翰为英国侵略军充当翻译，积极为英国侵略者出谋划策。鸦片战争结束后，马儒翰又被英国人任命为香港殖民政府的秘书。不过，中国人对马礼逊父子的关系并不清楚。由于这对父子担任过相同的职位，而且姓名中都有马礼逊（Morrison），所以中国人就将“马礼逊”这个英国人的姓误认为是官名。1842年，姚莹通过审讯英军俘虏颠林，兴冲冲地向道光皇帝报告说：英国人“其在广东之香港者，文官为‘马厘士列’，即马礼逊”[85]。魏源后来据此也说，英国人“其在粤、在浙，皆有‘马礼逊’，乃官名，非人名”。魏源甚至还错误地认为，英国人“初奉佛教，后[86]奉天主教”。

另一个例子就是长期困惑中国人的“佛郎机”问题。公元5世纪，在冲击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中，法兰克人（Franks）是最强大的一支。法兰克人还在西欧洲建立了版图辽阔的法兰克王国。现在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就是在843年之后由法兰克王国分裂而成的。中世纪的阿拉伯人把西欧人统称为“法兰克人”。从1513年开始，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广东沿海。当时充当翻译的阿拉伯人把葡萄牙人称为[87]“法兰克人”，中文据此译写成“佛郎机”或“佛朗机”之类。而法国人则是从1698年“昂菲特里特”号首航中国后开始参与对华贸易

[88]的。但由于中国人把法国译成为“佛郎西”等，所以，长期把葡萄牙（佛郎机）与法国（佛郎西）混淆在一起。夏燮深为中国人昧于早期中西交往的事实而痛心，他写道：“修《明史》者，尚堕云雾中，岂非卧榻旁，被人鼾睡而不知邪？”于是他“参核《明史》及中外记载之书”，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订。但考订结果是错误的。他认为，16世纪初最先来到中国的是法国人（佛郎西），他们不仅骚扰了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而且还占据了澳门，建造起了“高栋飞甍，栉比相望”；而葡萄牙人则是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遂来澳门”的：“葡[89]萄亚乃纳贿于澳中官吏，请岁以五百金贳其廛而居之。”由于误把“佛郎西”当做法国人，所以，夏燮根本无法讲清楚葡萄牙人是如何取代法国人而占据澳门的。

第四，囿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他们无法正确地解释海外局势的变化。例如，魏源清楚地认识到地理大发现后东南亚局势的巨大变化，但无法解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最后，他只得求助于中国传统的“气”论。他说：“天地之气，其至明而一变乎？沧海之运，随地圜体，其自西而东乎？前代无论大一统之世，即东晋、南唐、南宋、齐、梁，偏隅割据，而航琛献赆之岛，服卉皮衣之贡，史不绝书，今无一登于王会。何为乎红夷东驶之舶？遇岸争岸，遇洲据洲，立城埠，[90]设兵防，凡南洋之要津，已尽为西洋之都会。”与魏源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徐继畲，他也试图用“气”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来说明海外局势的巨大变化：“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为唐人。然唐时之番舶，亦不过南洋、小西洋诸国。王涯之胡椒八百斛，故南洋产也……欧罗巴诸国之东来，先由大西洋而小西洋，建置埔头，渐及于南洋诸岛。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萌芽于明中，滥觞于明季，至今日而往来七万里，遂如一苇之[91]杭。天地之气，由西北而通于东南，倘亦运会使然耶？”

在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被看成是蛮夷向中国朝贡的海上“贡道”。鸦片战争之后，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看成是中国与西方的“通商”航路。同时，魏源、梁廷枏、徐继畲等少数几个先驱者也开始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一些问题，从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且提出了不少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但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使他们难以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他们的研究“仍然是传统史[92]学在新条件下的延续”。

从15世纪后期开始，西欧迅速兴起，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欧洲人在16世纪初尚未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就已经多方搜集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各种资料了。1517年到达广州的葡萄牙人皮列士，是欧洲国王派往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节。他在来中国之前，曾写过一部《东方志》，书中介绍了中国的沿海岛屿、港口、船只、进[93]出口商品、外贸管理制度等。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在讲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程时写道：中国盛产的丝绸“大量地出口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94]出口到新西班牙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就是说，欧洲人是在他们的全球扩张过程中开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欧洲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主动的，是西方全球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人则是在应对欧洲人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开始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是被动的。魏源等人研究海外各国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有效的“制夷”之策。魏源在《海国图志》的序中说得非常明白：“是书何以作？曰：[95]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因此，中国人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民族忧患意识紧紧结合在一起。即使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民族忧患意识。

[1]

蒋乐平：《跨湖桥独木舟三题》，林华东、任关甫主编：《跨湖桥文化论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

李安军：《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的新视窗》，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3]

林士民：《宁波沿海地区原始文化初探》，载林士民：《再现昔日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王海明：《河姆渡文化的扩散与传播》，《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4]

姚楠等：《七海扬帆》，中华书局（香港）1990年版，第18页。

[5]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

[6]《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146—1155页。

[7]

许永璋：《朱应、康泰南海诸国之行考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8]

陈佳荣认为，朱应、康泰并不是各自分别写了一部书，而是“极有可能”共同署名写了一部书，其中“一人为实际作者，而另一人因是主使官却名列其前”。参见陈佳荣等：《历代中外行纪》，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又参见南溟网（http：//w w w.world10k.comblog？p=623）。

[9]

向达：《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六号（1930年11月），收入其所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重版。

[10]

朱杰勤：《我国历代关于东南亚史地重要著作述评》，原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收入其所著《中外关系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

姚莹：《康輶纪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影印本，第196页。

[13]

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见向达校注的《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第一卷，第13页，《丛书集成初编》本。

[15]

章巽：《古航海图考释》，海洋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16]

刘迎胜：《丝路文化·海上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17]

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The H istory o f Cartograp hy.Vol.1，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373.

[18]

2008年，在鲍德林图书馆发现了一幅明代中国航海图，西方人称其为《雪尔登地图》（T he Selden Map），钱江称之为《明中叶航海图》。参见钱江：《一幅新近发现的明朝中叶彩绘航海图》，《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9]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2页。

[20]

巩珍著，向达校注：《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页。

[21]

全汉昇：《明清经济史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21页；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1957年5月），收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第二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

[22]

朱杰勤：《我国历代关于东南亚史地重要著作述评》，原载《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收入其所著《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23]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12页。

[24]

梁廷枏著，骆驿、刘骁点校：《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31页。

[25]

张燮著，谢方点校：《东西洋考》，第127页。

[26]

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4页。

[27]《明太宗实录》，第二十七卷，第498页。

[28]

庄国土：《明朝前期的海外政策和中国背向海洋的原因——兼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洋发展的危害》，载杨允中主编：《郑和与海上丝绸之路》，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2005年。

[29]

金国平、吴志良：《500年前葡萄牙史书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30]《清朝文献通考》，卷二九三，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考7413页。

[31]

汪大渊、苏继廎校释：《岛夷志略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32]《明太祖实录》，卷二六，第401页。

[33]《明会典》，卷一〇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72—573、577页。

[34]

梁廷枏著，骆驿、刘骁点校：《海国四说》，第164页。

[35]

海关总署《中外旧约章大全》编辑委员会：《中外旧约章大全》（上册），中国海关出版2004年版，第70、73

[36]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466页。

[37]

彭大成、韩秀珍：《魏源与西学东渐：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38]

黄丽镛：《魏源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7页。

[39]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1页。

[40]

韩永福：《徐继畲在福建》，《历史档案》1994年第4期。

[41]

史革新：《浅谈徐继畲与神州神光寺事件》，《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

[42]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3]

陈恩维：《“传家衣钵到先生”——近代岭南著名爱国学者梁廷枏和他的家族》，《岭南文史》2007年第1期。

[44]

陈恩维：《梁廷枏粤海关志及其海关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45]

梁廷枏著，邵循正点校：《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页，脚注2。

[46]

韩子佩：《姚莹在鸦片战争中对保卫台湾的贡献》，《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

[47]

李永玉：《鸦片战争期间搁浅台湾英船性质考》，《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48]

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第1页。

[49]

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第1页。

[50]

龚缨晏：《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黄时鉴主编：《东西交流论谭》，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51]

宁波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52]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26页。

[53]

魏源：《圣武记》，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版，第422—433页。

[54]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影印第296页。

[55]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版，影印第556页。

[56]

魏源：《圣武记》，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第433页。

[57]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续修四库全书》，影印第557页。

[58]

姚莹：《康輶纪行》，卷十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第296页。

[59]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204页。

[60]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1611页。

[61]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514—515页。

[62]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239页。

[63]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119页。

[64]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227页。

[65]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335页。

[66]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347页。

[67]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51—53页。

[68]

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0页。

[69]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1页。

[70]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203页。

[71]

龚缨晏：《20世纪黎轩、条支和大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8期。

[72]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10页。

[73]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11页。

[74]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59页。

[75]

费琅著，冯承均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

[76]

郭小东：《打开“自由”通商之路》，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77]

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第53—55页。

[78]

梁廷枏著，骆驿、刘骁点校：《海国四说》，第3、4、46页。

[79]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1815页。

[8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

[81]

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2]

章永俊：《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学思潮研究》，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77页。

[83]

盛邦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84]

郑天挺：《马礼逊父子》，载其所著《探微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

[85]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1468，1473页；姚莹：《康輶纪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5辑，影印第376页。

[86]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1467页。

[87]

于化民：《“佛郎机”名号源流考略》，《文史》第27辑。

[88]

黄时鉴：《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1—442页。

[89]

夏燮著，高鸿志点校：《中西纪事》，第3—7页。

[90]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第348页。

[91]

徐继畲著，宋大川校注：《瀛寰志略校注》，第117页。

[92]

王记录：《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500页。

[93]

多默·皮列士著，何高济译：《东方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101页。

[94]

利玛窦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页。

[95]

魏源著，陈华等点校注释：《海国图志》，“海国图志原叙”，第1页。

第二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形成阶段（1901—1948年）

鸦片战争后，面对着汹汹而来的西方列强，为了寻找“制夷”良策，魏源、姚莹、梁廷枏、徐继畲等几个先驱者开始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这一研究不仅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而且还逐渐发展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在这个“学术化”过程的早期阶段，有两个人不能不提。一个人是丁谦，另一个人是沈曾植。

丁谦（1843—1919年），字益甫，浙江仁和人，同治举人。曾在浙江省象山县任教谕长达20余年，颇有政绩。丁谦自己说：“余自幼嗜书，尤喜观地舆之书。自乡举后，奔走南北，得书约2万卷，中多[1]有关地学者。”他长期潜心研究边疆地理及海外地理，其主要著作是《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此外，他还研究过中世纪欧洲来华旅行家马可·波罗，著有《元马可博罗游记补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共69卷，分上、下两集。上集考证了以下17种正史中的地理志及外国传：《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下集考证了13种与域外地理相关的著作，分别是：《穆天子传》、法显的《佛国记》、宋云的《西域求经记》、辨机的《大唐西域记》、杜环的《经行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元秘史》、《元圣武亲征录》、《元经世大典图》，耀卿的《纪行》、长春真人的《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图理琛的《异域录》。

象山籍学者陈汉章在光绪壬寅（1902年）二月为《蓬莱轩地理学丛书》所写的序文中说：“近代诸儒为舆地学，大氐无虑数十百家。说《禹贡》、《汉志》、《水经注》者，博古不通今。郡邑、志乘及游历所记，详于今者又不合于古。”虽然也有人“零星掇拾，递相发明，然未能融合贯通也”。因此，在陈汉章看来，丁谦这部著作的突出成就在于对相关历史文献“一一疏通而证明之，并非诸儒所可几及”。丁谦所搜获的一些文献，又是“诸家所未详者也”。陈汉章最后写道：“百余年来，海禁大开，中外交通或懵然于古今之故。自先[2]生之书出，山川能说常变，兼资我中国，其不穷于因应也。”现代学者评论道：“丁谦的考证严谨、广泛、系统，他的著作被誉为中国地理学史上的‘天下奇书’，是清末传统地理学继续发展的又一典[3]型。”

如果说魏源、姚莹等人是通过直接参与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军事斗争而为中国人“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缺术”而疾首痛心的话，那么，丁谦则是通过对中国史书的研读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写道：“呜呼！中国人庞然自大，鄙夷狄为不足措意。岂[4]知不足措意者，即受侮所由来。”在他看来，“历史记外国事，最可诧异者，莫如《宋书》之倭国传，《明史》之撒马儿罕传。此二国，[5]皆狎侮我邦，若弄婴儿于股掌之上”。这里的“《宋书》之倭国传”与中国的海外交通历史有关，因此略加详述。《宋书》倭国传记载，南朝刘宋时，日本曾派人前来朝贡，“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后来，刘宋的统治者果然“加使持节，都督倭、[6]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丁谦指出：在这段记载中，“最可异者，其王自称为使持节都督六国诸军事。夫倭王都督其本国诸军事，宜也。若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五国，其地均在今朝鲜南境，疆界不相接，民族不相同，远隔重洋，各君其土，既非彼之郡邑，亦非彼之属邦，何能都督其军事？即使势力所及，足以统辖诸邦，则自行统辖可矣，又何为请命于中国？然则倭王此举，盖深悉中国上下，素昧外情，特假贡献虚名，行其诡诈欺诬之术。其视中国一如无知小儿，可玩弄于股掌之上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考倭国三岛，本分百余土部，前史所载，略见一斑。迨统一以来（日本史不载统一事迹，若自古即成为大国也者，亦虚妄不实之证），兵力强盛，每垂涎于朝鲜半岛，欲肆鲸吞，惟虑中国或相干涉，因先舞弄文墨，求予以都督之权，一旦加兵，即可称奉命于中国，又[7]使中国无词以为救援之地，其计划诚狡矣哉！”

在一个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岁月中，丁谦以时代的眼光对中国正史中关于域外史地的记述作了评述，他认为：“元代至强，奄有亚洲全境，并欧洲东北境，应立外国之传甚多。今但寥寥数则，盖亦有故。一由明初史馆诸人不明异域舆地；二由成书太速，不暇详细搜求；三由蒙古人鲜通中文，记载本少，无可为外国传之原料故也。”“《明史》外国列传，视宋元为详，但当时诸臣，俱不明绝域形势，如铁木耳托贡献之名，玩弄中朝；蒲萄牙东来，冒佛郎机称号。自来无识其欺诈[8]者，殊可哂。”应当说，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中肯的。正是由于丁谦等人对中国传统史学不断进行反思，后来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新史学”才能得以建立。

丁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史书，指出某个海外地名最先见于何书，后来又是如何演变的，有几种不同的写法。例如，他在考证《隋书》中的“婆利”时写道：“婆利，始见《梁书》，《唐书》作婆罗，《宋史》作渤泥，《明史》作浡尼，皆译音无定字故也。《梁书》言在广州东南，洲上国境甚大，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与本传虽未尽合，其为今婆罗岛地无可疑者。至谓自交趾浮海，南过赤土、丹丹，方至其国，盖古时航海，皆循岸行，不敢直截[9]大洋，故须南经马来半岛，然后转而向东，始能达其国境也。”这种追根溯源式的考证，为其他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丁谦的这一段[10]考证很有说服力，现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丁谦在考订中国史书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利用中国文献，而是尽量搜集并利用有关外国史地的各种资料。他因此而得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例如，《史记》及《汉书》曾记载过一个名为“安息”的西方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等人曾认为，“安息”就是“亚细亚”一词的异写。丁谦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指出：“安息本古波斯地。波斯为马基顿所灭，未几各地分裂。有阿赛西者，于西前元二百五十年（秦孝文王元年）起兵，据波斯中境巴提亚省，自立为巴提亚国（一作巴地耳，一作帕而特，一作巴尔的，一作帕德利亚），其王世世以阿赛西第几为号。汉人误王名为国名，称为安息。安息者，[11]阿赛西转音也。”文中的“马基顿”和“巴提亚”，现在一般写作“马其顿”和“帕提亚”。现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样写道：安息“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帕提亚原为古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马其顿马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治下的一个郡……公元前250—前248或247年，郡中一部落酋长阿赛西（Arsaces）兄弟起义，宣告独立。波斯史家多称安息的[12]创建者为Arsak，汉人遂因其王名称其国为安息。”如果把丁谦的话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这段文字略加对比，我们就可以发现，两者基本相同。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象山这个滨海小县的丁谦能够拥有如此丰富的世界历史知识，能够作出如此正确的考证，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佩。

丁谦对安息的考证，运用的是对音勘同的方法，这也是其他学者常用的方法。但丁谦并没有固步自封，他清醒地认识到，“对音”之法也有诸多缺陷，仅仅依靠这个方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提出了文献考证的八种主要方法，即：揆地望、度情形、审方向、察远近、[13]核时日、考道途、辨同异、阙疑似。根据这些方法，丁谦得出了比前人正确的观点。例如他在考释《元史》所载马八儿、俱兰国时，这样写道：“此二国惟见《元史》，前人多不知所在，《瀛寰志略》以非洲北境之阿比西尼亚为马八儿，努比亚为俱兰，不但臆度无据，即以[14]本传事实言之，已不可通。”他认为，马八儿、俱兰都位于南印度，[15]这个观点与现代学者的结论基本上是相同的。

丁谦虽然精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考证，但对许多学科的新知识则缺乏了解。例如，自18世纪开始，欧洲学者越来越普遍地接受了这样两种理论。第一种是人类学的理论，认为世界上的人种可以分为欧罗巴人种（俗称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俗称黄种人）和尼格罗人种（俗称黑种人）。第二种是语言学的理论，认为欧洲古代与印度梵语同属一个语系，即印欧语系（又称“雅利安语系”，丁谦写作“亚里安”）。但在丁谦看来，欧洲人的这两种理论是极端荒唐的，他为此特地撰写了“欧罗巴洲人种从来考”，认为欧洲人都是亚洲人的后代：“岂知欧洲列强，以余考之，无一不出黄种，所谓亚里安人者，特耶[16]教中附会之谈，毫无实据者也。”他写道：“欧罗巴者，亚细亚洲之西境也。因亚细亚幅员过大，勉强分画，称为二洲，其实并无天然之界限线。且其地开辟较后，故全洲人种无一不由亚洲分析而来，而其迁徙之后先，参证史籍，均显然有可指之迹象。近人不察，惑于黄种、白种之谬说，弗一推究所从来，殊足嗤已。”丁谦根据中文文献，提出亚洲人迁入欧洲，可以分为“两大派”。第一派由南路迁入欧洲，他们先到地中海东岸，后到埃及，接着渡过地中海，并且创造出了希腊文明以及随后的罗马文明。第二派由北路入欧洲，从先秦到公元6世纪，分五个时期先后不断迁入欧洲。所以，欧洲其实也可以说是“亚细亚洲之殖民地”。丁谦对第二派（即“由北路而入”）的说法甚为得意，因为他觉得这个观点“不特中国人素未论及，即久居其地之欧人亦多为俗说所囿，不能搜求典籍，确考其先世之源流。余合中西史文博观互究，核其时代，详其踪迹，始获略知其大概”。他的结论是：“所称亚里安族者，仅出于里老之传闻，并不见于记载。西人搜求根据而不可得，至籍一二语音相似，为同出一族之证，亦可笑矣。观余以上所考，知欧洲人种，无一不出自亚洲，不特无黄种、白种之[17]分，亦并无所谓亚里安族也。”实际上，丁谦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而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则在于对西方人类学与语言学的全然无知。不过，他对当时某些日本人观点的批评则是正确的。他写道：“倭之人种，相传出于徐福，而彼土不以为然，兹自云为太伯后，盖欲托之古贤以荣其族类，亦人情乎。比因欧人骤强，有日人者《兴国[18]史谭》，竟窃附于亚里安遗裔，以表异于黄种。呜呼！何无耻如[19]此？”

由于无法直接利用外文文献，丁谦还有一些说法也是错误的。还是以“佛朗机”为例。丁谦认为，《明史》关于佛郎机的记载，可以说是“中国人暗于外情之代表”。丁谦的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他误认为“佛郎机即法兰西”，所以就得出了如下结论：“据广东香山县之澳门者，为蒲萄牙，均与佛郎机无涉，而牵混如此。中国[20]人疏于外情，由来久矣！”实际上，《明史》所说的佛郎机，正是指葡萄牙人，而不是指法兰西（法国）。

鸦片战争期间以及鸦片战争之后，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现实斗争中，产生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研究。这个新的研究领域，游离于中国学术传统之外，因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正道”是以文献考证的方法研究经史典籍。丁谦的贡献在于，通过对正统典籍的考证，来探讨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从而将魏源等人所开辟的学术新领域纳入到了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或者说，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开始被“学术化”了。1900年前后，推动这种“学术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沈曾植。不过，两个人的出发点并不相同。丁谦主要通过对正史的研究，沈曾植则主要通过对杂史的研究。

沈曾植（1850—1922年），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安徽提学使，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监督等职。他的生平事迹，可见许全胜所著的《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年版）。

沈曾植精通中国传统学术，是“我国近代有国内外影响的著名学[21]者”，被誉为“同、光朝第一大师”。他研究过法显的《佛国记》、赵汝适的《诸蕃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关于海外交通的重要典籍，并取得了不少成就，“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做了许多筚路蓝缕的[22]工作”。沈曾植对“中理国”的独到见解，体现了他在文献考证上的深厚造诣。在中文古籍中，所谓的“中理国”仅见于赵汝适的《诸[23]蕃志》，现代学者试图将其地理位置定在非洲东岸，但无法确证。其实，沈曾植早就指出，这个“中理国”实际上是由于“抄胥误析一国为二条”而造成的，其内容属于上文的“勿拔国”。原文应当为：“勿拔国，边海……遵大食教度，为事中理。国人露头跣足，缠布不敢[24]着衫。”沈曾植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沈曾植是最早对《岛夷志略》进行注释的学者。根据许全胜的研究，沈曾植对《岛夷志略》所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版本的校勘。例如，沈曾植认为，“歬纲国”应为“丹纲国”，“加罗”应为“重加罗”，“八郎那间”应为“八節那间”，“八舟”应为“八丹”，“层摇罗”应为“层拔罗”，等等。二是对外国物产的名称进行了考订。例如，沈曾植认为“茄蓝木”就是“伽”，是“沈香木之佳者”；“孩儿茶”即“乌爹土”，又名“乌垒泥”，等等。三是地名的考订。例如，沈曾植认为，《岛夷志略》中所说的“三岛”，就是《诸蕃志》所说的“三屿”；“宾瞳胧”就是《明史》等书所说的“邦都郎”或“宾陁陵国”；“彭坑”和“丁家庐”，分别是《诸蕃志》等书所说的“蓬丰”和“登牙侬”；“八都马”就是《新唐书》[25]所说的“磨地勃”，等等。

不过，正如姚楠所指出的，由于沈曾植“不通外文，只能采用对[26]音、互证等方法来作考证，以致错误很多”。例如，沈曾植在“安息即小亚细亚”的考证中认为：“安息之地，即小亚细亚也。安息为[27]亚细之代音，北接康居。盖康居之地，直越地中海而西矣。”他的这个说法，显然不如丁谦正确。

1903年，上海蜚英书局出版了一部题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的洋洋大作，作者署名为“屯庐主人”。作者在自序中说：中国“自黄帝已来数千年，拥疆自封，环列皆左带沸唇之伦，聚族无常，不足与大邦相抗”；如今“我中华以积弱之余，测身于诸强之庭，皇皇大吏，拥旄节重望，然能折冲于樽俎之间，岸然以国体为大防者，近世以来盖罕闻之。此亦谈国际者之遗憾矣。有志之士病焉，相与提唱而疾呼之，治斯学者渐有其人。然纪戴缺如，于我国古今交际诸大端懵然无所知觉”，所以，这部著作就是“集五千年交涉之大端，汇而存[28]之，为治斯学者之一助”。此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迄止于1900年，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书中不少内容涉及海上丝绸之路。例如，“欧使始通中国”一节写道：“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即罗马）王安敦里乌士欧力利阿斯遣使自海道经印度洋由安南之东京献象牙、犀角、玳瑁。初，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安息以汉缯綵与之互市，恐失其利，故遮阂不令自达。及后，更破安息，取波斯湾地，[29]始航海遣使焉。是为海道东来之始。”文中所说的“安敦里乌士欧力利阿斯”，即Antonius Aurelius之音译，即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第[30]五个皇帝（161—180年在位）。书中还明确提到，万历四年（1576年），明朝“官军”因“追海寇林道乾”而来到了小吕宋（菲[31]律宾）。这是较早论述“林道乾”问题的著述，可惜后来的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没有注意到。《五千年中外交涉史》第七十七卷中有“海陆互市纪略”一节，[32]全文如下：

中国缯彩夙为他国所好，自上古时已由西域运入波斯、印度。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更输入欧洲罗马。而皆由陆路，从未有自海道转运者。蜀汉时，罗马贾人秦论始航海来交趾，市汉材物。中国商船亦常航锡仑附近，与之互市，而以日南、交趾为东西两洋交通中枢，西邦贾人咸集其地。是地在东汉初为马援征服后，于岭南特辟新路以通西来海道，交易因是颇盛。汉晋之际，中国内乱相继，交易中衰。斯时罗马实握印度洋之航海权，自内地经爪哇、苏门答腊至锡仑之航路则专属于华人。历南北朝，至隋唐初叶，中国商船更推广其航船，或由锡仑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湾，或沿阿拉比亚海岸至红海湾头阿丁。当时锡仑一岛，为海道交易之中权，中国、波斯、哀西比亚诸国之人咸集于斯，以从事交易。及大食勃兴，阿非利加与西方亚细亚沿岸及印度河口所有港湾，次第归其版图，以故阿拉比亚人与其属境之波斯、犹太人等益恢张海运，遂东向经南洋诸国，而通商于中国沿岸，代中国人而专有亚细亚之航路海权。至武后天授中，阿拉比亚人之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者以数万计，唐时置提举市舶司，征海关税，为岁入大宗。其后大食不振，唐亦内乱日多，是以东西海道之互市渐次衰微。至陆路之交易，至唐时为极盛。先是，隋炀帝武威、张掖、河西诸郡为东西交易之中权。西贾来是地，四十余国，贸易者日益众。中国人之商于中央亚细亚、波斯、印度地方者，亦益多。彼素谙商业之犹太，亦乘机而入。于是，西自欧洲、阿非利加，东至中国、印度，所有商权悉归掌握。海道则自红海、印度洋，至中国之南海；陆路则自地中海东岸之安地凹克，经呼罗珊、中央亚细亚、天山南路，而至中国之长安。及大食国兴，阿拉比亚人渐拓其通商之范围。当时世界商权，复为阿拉比亚人所握云。

全文字数不多，但非常全面地叙述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概貌，包括丝绸之路兴衰的国际背景、陆路与海路的关系、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航线、东西方海上势力的相互消长，甚至“航海权”之类的现代词汇。这表明，在20世纪初，中国一些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情况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海上丝绸之路基本知识的普及，为后来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前半期，推动中国学术界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研究的动力，主要来自国外。

16世纪，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欧洲人就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到了19世纪前期，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科“汉学”（Sinology）在欧洲完全确立。19世纪末，欧洲不少学者研究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例如英国人梅辉立（W.F.Mayers）在1874—1875年的《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发表了《十五世纪中国人在印度洋的探险》（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一文；1876年，荷兰人格伦威尔德（W.P.Groenveldt）发表了《根据中文文献考论马来群岛及满剌加》（Notes on the M alay A rchipelago and Malacca Compiled f rom Chinese Sources），等等；1885年，德国人夏德（F.Hirth）出版了《中国和东罗马》（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汉译为《大秦国全录》）；英国人菲力普思（G.Phillips）于1885年至1886年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 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 f the Royal A siatic Society）上发表了《印度和锡兰的海港，由十五世纪中国航海家所描述，并附有中国航海记录》（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33]Century,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等等。

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英国汉学家裕尔（Henry Yule，1820—[34]1889年）。他从1840年起，作为军人在印度生活了20多年。裕尔于1862年退役后，致力于东西方历史关系的研究。他的代表著作有两部。第一部1866年在伦敦出版的《东域纪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 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 f Mediæv al Notices o f China）。这部著作“几乎囊括了迄至当时所知道的有关东方历史的全部知识”，“长期以来它一直是所有从事古代和中世纪远东研究的人的便览手

[35]册”。第二部是1871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译注》（The Book o f Ser M arco Polo the Venetian, Concernig the K ingdoms and M arvels o f the East），此书于1903年和1920年经法国汉学家考迪埃（H.Cordier，1849—1925年）两次修订增补，“被公认为19世纪的博[36]学的不朽之作”。在裕尔的这两部名著中，许多内容实际上都是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例如，作者认为“支那”（Chin）一词是由海上交通线传入西方的，而表示中国的另一个词汇“赛里斯”）（Seres）是由陆上交通线传入西方的；作者根据法显的游记，认为中国与印度[37]之间无疑已经存在着海上贸易联系。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时，依然离不开裕尔的这两部著作。此外，裕尔还发表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论文，例如1882年的《关于从西亚到中国海上航线的最早的历史记载》（Notes on the Oldest Records of the Sea‐route to China from Western Asia）。此文根据古代希腊人的文献、早期基督教徒的文献、阿拉伯文献以及中国文献，着重讨论了公元前后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及沿岸港口。文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例如，裕尔认为，不能把汉代的中国与近代的中国等同起来，在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洋的海上交通线时，必须认识到，现在的越南沿海也是属于中华帝国的；公元前后西方人所到达的东亚最远港口，根本不同于9世纪西方人所达到的[38]东亚最远港口。

可是在19世纪末，中国学者对于欧洲汉学界的动态，可以说是几乎一无所知。相反，日本自19世纪晚期开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成为率先走向现代文明的亚洲国家。在日本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欧洲的“汉学”也传入了日本。有学者指出：“在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事实常常被人忽视，然而它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作为日本中国学的第一代创始人，他们几乎无一例[39]外地都在欧美国家学习过和从事过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形成了自己的“中国学”。在日本早期汉学家中，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学者主要有三宅米吉（1860—1929年）、白鸟库吉（1865—1943年）、桑原骘藏（1870—1931年）、藤田丰八（1869—1929年）等人。

由于日本成功地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就成了“中国仿效的典范”，成了“中国人学习西[40]方现代文明的‘二传手’”，成了“西学的中介”。一股到日本去留学、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在中国悄然兴起。推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股国外力量，正是来自邻国日本。

1903年9月30日在上海出版的《大陆报》第11期发表了《支那航海家郑和传》，此文被认为“是中国人撰写的关于郑和的最早的论述，堪称近代研究郑和第一篇”。《大陆报》由位于上海四马路的作新社承担印刷和发行，而作新社又是由“留日学生戢元丞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开办的”；《大陆报》的“实际主持人和编辑者为[41]归国留日学生”。因此，这篇《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虽然没有署名，但无疑是受日本学术界影响的结果。《支那航海家郑和传》首先点明了航海交通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今试问：世界各国，其最有功于世界之文明者，何国乎？则鲜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国是已。又试问：古今豪杰，其最有功于今世之文明者，何人乎？则鲜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险家是已。”因此，古代中国海禁政策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我支那民族，自古国于大陆，罕与海通。政府则设有海禁，异国则鄙为海国。海防者，不外闭门塞窦、缩首畏尾之伎俩。谈海者，不外天方夜谭、齐谐志怪之思想。故循至今日，彼能由海而来，我不能由海而往。彼能握我海权，而我有海而不能用。”文章紧接着指出，古代中国“由海道以远适异国者，实惟郑和”。然后，文章介绍了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特别是“当时之航海术”。文章还把郑和下西洋置于整个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了“当时各国之形势”，认为郑和航海比“伐司哥达羯磨”（今译写作“达·伽马”）早了73年，比“大亚士”（今译写作“迪亚士”）早了61年，是“支那民族之代表以达于亚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文章最后写道：“自大亚士、伐司哥达羯磨之发见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势为之一变。自哥仑布之发见新世界也，而天下之大势又为之一变。浸假而马盖兰发现太平洋矣，浸假而汲顿曲发见澳大利亚矣，浸假而澳门，而香港，而割其缅甸、越南之属国，而踞其广、胶、旅大之良港。于是欧人之海权愈扩而愈大，支那之海权愈割而愈微。故今日之支那，不特无所谓航海术，且即有航海术，而亦无海之可航矣。试为之披地图。其在支那海东南，沿赤道而西者，若者为英人之领土，若者为法人之领土，若者为美人之新屯煤场，若者为和兰人之旧殖民地。而在当时，固皆我三保太监所镇抚、所鞭箠者也。乃何以[42]荏苒数百年，而卧榻之侧，眈眈者已别有人也。呜呼！”在这段充满海洋意识与民族危机意识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特别有价值的是，《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列出了郑和所到达的89个海外古地名，并且分别注出其拉丁字母拼法，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列出这样的中外地名对照表。在这篇文章所复原的中文地名外文写法中，有许多正确的。例如“答那思里”的外文为Tenasarim or Burma。此外，又将“答那思里”复原为Islands off the coast of Tenasarim；“苏门答腊”的外文为The Kindom of Samara of Marco Polo Sumatra；“麻里溪溜”的外文为An island to the North of the Maldives called Isola di Malicut。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到，《支那航海家郑和传》最终的资料来源为英文论著。不过，具体来自何处，尚待今后深入研究。[43]

1905年5月，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而避居日本的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为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44]这篇文章出自梁启超这位博学的史学家之手，因此，其学术性远远超过了《支那航海家郑和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说，郑和事迹除了见于《明史》外，还有“马欢所著《瀛涯胜览》、《武备秘书》”。梁启超进一步指出，研究郑和的中文史料主要有两部，即马欢所著《瀛涯胜览》和费信所著的《星槎胜览》，并且评论道：“马、费二氏，皆回教徒，以能解亚剌伯语言，被命为通译，故纪行文皆成于其手。马著出版先，故国名少而纪载较[45]详；费著出版后，故国名多而纪载微简。”这就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文献基础。第二，《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虽然注出了89个海外中文地名的外文写法，但并没有说明其依据。《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仅注出了39个海外中文地名的外文写法，但对每个地名进行了简略的考释。例如，文中写道：“假马里丁（Carimata Island），大学堂地图所称卡里马塔群岛是也，在婆罗之西南，与苏门答剌相对。（《元史》“史弼传”有假马里答，其位置正如《星槎》所记；《星槎》之马里决为里马之误。）”后来学者的研究证明，梁启超的观点是正确的。梁启超所见《星槎胜览》上的“假马里丁”确实应为“假里马丁”，即[46]Carimata（又作Karimata）之音译。此外，梁启超在“灵山”条中说：“格兰尼威氏谓为今之那的里加山（Nuit‐ran）”；在“麻逸冻”条中说：“格兰尼威氏以巽他群岛中之边丹当之，今从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一个主要依据来自“格兰尼威氏”。此人很可能就是《根据中文文献考论马来群岛及满剌加》一文的作者W.P.Groenveldt。第三，《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列出了“郑和所至各地”的地名，但没有说明郑和先到何地再到何地，即没有说明具体的航线。梁启超根据《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的记载，比较详细地“推定”了郑和下西洋的航线，认为郑和最远“循红海西岸南航出亚丁湾，复循亚非利加东部海岸南航，经摩森比克海峡（亦作莫三鼻给海峡），掠马达加斯加岛之南端回航”。不管这一“推定”的细节是否正确，但梁启超开启了对古代海上航线的探讨。

虽然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并不是像人们长期认为的[47]那样“首先揭开了近世研究郑和的序幕”，虽然梁启超的这篇名作在“论述角度和叙述风格”上“都多少受到过《支那航海家郑和传》[48]的影响”，但是，由于梁启超的社会地位、学术造诣、文字魅力，这篇《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使郑和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和梁启超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是受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而写成的。除此之外，进入20世纪后，大量的日本学术论著被直接翻译成中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汉译日文著作有斋藤阿具的《西力东侵史》（林长民译，1903年），木宫泰彦的《中日交通史》（陈捷译，1931年），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陈裕菁译，[49]1929年）、《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冯攸译，1934年）、《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1935年），藤田丰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1935年）、《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1936年），内田直作的《明代的朝贡贸易制度》（王怀中译，《食货》1935年第1期），百濑弘的《明代中国之外国贸易》（郭有义译，《食货》1936年第1期），石田干之助的《中西文化之交流》（张宏英译，1941年）。这样，来自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就成了推动中国学者开展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一股国外力量。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第二股国外力量则直接来自欧洲学术界，约始于20世纪20年代。这里，我们必须介绍三位杰出的学者，他们是冯承钧（1887—1946年）、张星烺（1888—1951年）、向达（1900—1966年）。

冯承钧，字子衡，湖北夏口人，因天资聪颖过人，而被推荐出洋留学，于1903年来到比利时读中学，1905年进入列日大学学习，1906—1910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在法兰西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11年，受辛亥革命的激励，毅然回国，几经周折，在当时的教育部工作，与鲁迅有过一定的交往。冯承钧曾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任过教职。1929年，冯承钧因中风而停止教学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因病留在北京的冯承钧历经磨难。[50]1946年因病在北京去世。冯承钧“熟谙法、比、英文，还学习了[51]梵、蒙、越等文字”，具有非凡的外语能力。回国后，不管生活如何困苦，冯承钧始终坚持翻译欧洲学术著述，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学术成果，特别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等人的研究成果。据邹振环统计，冯承钧毕生著译的单行本有51种，其中翻译的40种，编著的11种。在这些著述中，有许多是直接讨论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例如沙碗的《中国之旅行家》（1926年）、希勒格的《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1928年）、费琅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1930年）、费琅的《苏门答剌古国考》（1931年）、马司培罗的《占婆史》（1933年）、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1933年）、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1935年）、《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注释，1936年）、费赖之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1938年）。冯承钧所翻译的主要文章，汇集在1934年开始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中，1949年之前，共出版了四编。1956年起又陆续出版了五编。1962年，中华书局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编全部校订重印。1995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影印。2004年，中华书局再次重印了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出版者这样写道：“在半个世纪里，国内外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作者、版本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等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冯译本，我们觉得冯氏在底本选择、文字考订及版本注释上所下的功夫，仍旧是目前其他中译文本扎难以做到的。”[52]

综观冯承钧所翻译的著作，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全书充溢着冯承钧本人精辟独到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大量地补充中文史料。例如伯希和在讨论扶南国的船舶时，引用了《太平御览》所引的康泰《吴时外国传》。冯承钧在译文中注道：“伯希和所本的是鲍氏本，同积山书局石印本。现检金泽文库本，有几个字不同，将他[53]注在旁边，以资对照。”可见冯承钧在翻译过程中倾注了多少心血。第二是指出国外学者在文献史料上的错误。例如，费信的《星槎胜览》在讲述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成员组成时，曾有“水手民稍人等”的文字。伯希和将其点作“水手民、稍人等”。冯承钧在译注中指出，其正确的点法应当是“水手，民稍，人等”，并且指出，“民稍”即[54]“民梢”，“盖官船雇用民间梢子篙师之类”。伯希和所依据的《西洋朝贡曲录》中有“有曰根肖速鲁奈奈者优人也”的文字，伯希和将此理解成“有曰根肖速鲁奈，奈者，优人也”。冯承钧在译注中指出，[55][56]“第二个奈字疑重出”。后来的学者接受了冯承钧的观点。第三是纠正了其他学者的不正确说法。最典型的例子当数“马可·波罗”与“孛罗”的关系问题。马可·波罗是欧洲著名旅行家，不仅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生活过，而且还担任过官职。而在元朝史书中，也提到过一个名叫“孛罗”的枢密副使。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这个“孛罗”就是马可·波罗。冯承钧在《马可波罗行纪》的译本中，对此专门进行了考辨，指出中国文献所说的“孛罗”与来华旅行家马可·波罗绝[57]非同一人。所以，冯承钧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东西方学者对话的研究过程。他的译作，不仅反映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更是东西方学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除了译介欧洲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外，冯承钧还对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重要典籍进行了整理研究，如《瀛涯胜览校注》（1935年）、《海录注》（1937年）、《星搓胜览校注》（1938年）、《诸蕃志校注》（1940年）。冯承钧广泛搜集各种版本，认真地纠误勘讹，力求恢复全书原貌。在校注过程中，冯承钧充分吸收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众多海外地名及物产名称进行了考证，既指出中国文献之误，又指出国外学者研究之误。例如，冯承钧，指出赵汝适《诸蕃志》中关于“大秦”的内容“首采《岭外代答》文，复杂采诸史传语以益之，并[58]以所闻贾胡语附焉”，结果导致了张冠李戴，附会混淆。冯承钧在《星槎胜览》“大喃国”一条的校注中指出：“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以小喃国当《元史·食货志》‘市舶’条之‘梵答剌亦纳’（Fan‐daraina），殊未知梵答剌亦纳亦作Pandarani，《岛夷志略》另有专条，[59][60]译名作班达里也。”冯承钧的这个见解是正确的。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承钧对《海录》一书的注释，因为目前在对冯承钧的研究中，此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海录》的作者是广东人谢清高（1765—1821年），年轻时曾随外国船只出海贸易，曾远航到过欧洲。《海录》记载了海上航线、各国地理、风俗物产等，是中国人根据亲自经历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冯承钧第一次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全面的考订注释，成为后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依据。直到1999年之前，海内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依然没有超过“冯承[61]钧所述者”。在这部著作中，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进展。例如，对于长期困惑中国学者的“佛郎机”问题，冯承钧在注文中写道：“波斯大食人称欧罗巴人曰Farang，旧译作佛郎机，顾首与中国通者为葡萄牙人，故《明史》即以佛郎机名之。”而谢清高所说的“佛郎机”，则是指现在的法国了。冯承钧还写道：“今巴黎拿破崙墓后废军院陈列拿破崙遗物，中有厦门土产，殆为清高贩售[62]之物欤？”可惜后来没有学者回答过这一疑问。冯承钧还撰写了《中国南洋交通史》（1937年）、《西力东渐史》（1945年）等论著。特别是《中国南洋交通史》，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从汉唐到明朝初年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往来，可以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著作。该书依据各种历史文献，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古代的航海线路、海外地名、往来人员作了认真的研究，至今为止依然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必读之作。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此书作为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名作而列入蓬莱阁丛书中再次出版，并且配上了由谢方所写的“导读”。高华曾这样说过：“冯氏博识多闻，治学严谨，以上这些著作，为海外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冯氏是本世纪我国学术界在海外交通史[63]研究方面贡献最大的一位学者。”

另一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开拓者张星烺也与冯承钧有着类似的经历。张星烺，字亮尘，江苏泗阳人。他的父亲张相文（1867—1933年）是北方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先驱，创立了“中国地学会”，主编过《地学杂志》。张星烺于1906年选派到美国留学，主修化学，19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同年转到柏林大学学习生理化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该专业的留学生，并撰写过在学术上领先的论文。辛亥革命爆发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张星烺于1912年回到中国，期待着能够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但残酷的现实，无情地击碎了他的理想。为了生计，他先后在汉阳兵工厂、南京省公署等机构工作过。在为生活而奔波的过程中，张星烺不幸患上了肺结核。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洋政府在北京大学设有“国史编纂处”。蔡元培聘请张相文父子任“国史编纂处”的纂辑员，并且派遣张星烺赴日本搜集资料，同时治病。1919年，“国史编纂处”被当时的国务院收回，张星烺回到浙江黄岩其岳父家养病。其岳父王舟瑶是清末著名经学学者，家中藏有大量古籍。张星烺不仅尽情阅读这些古籍，而且把中国史书上的记载与外国记载相比对。在此期间，他确立了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方向。病愈之后，张星烺又出任过长沙工业学校化学系主任、青岛四方机车厂化试室主任。这样，他白天从事化学工作，晚上研究中西交通史。他的代表作《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马可·波罗游记导[64]言》都是在青岛从事化工工作时定稿完成的。张星烺自己曾写道：“编辑此书，自搜材料之日，迄今十余年矣。年当而立，为家庭盐米之故，南北奔波，挟稿以随。稍有余暇，捉笔书之。盛暑挥汗，严冬[65]呵冻，未尝辍笔。凄风苦雨，孤灯寒月，费尽心力，始得毕业。”

1926年，厦门大学聘任了包括鲁迅、林语堂、顾颉刚、张星烺、陈万里在内的一批知名学者。这样，张星烺就从北方到了厦门工作。1926年，张星烺与陈万里、艾锷风（Gustave Ecke，1896—1971，德国人，后入美国籍，著名汉学家）一起到泉州考察文物古

[66]迹。他们考察了清净寺、灵山伊斯兰教徒墓地等地。张星烺根据中国文献、外国文献，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泉州访古记》，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泉州这一中世纪时的“世界上第一大商埠”。文中叙述了清净寺中的阿拉伯文石碑，将灵山伊斯兰教徒墓地上的一块元代阿拉伯文墓碑上的文字译成中文，抄录了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块中文墓碑。更为重要的是，讲述了一块“明初太监郑和[67]来此行香之纪念刻石”，并录下了碑文。20世纪80年代，在回顾“郑和研究80年”时，张星烺的这篇“颇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性游记[68]依然受到高度重视。实际上，此文也是中国学术界根据文物考古资料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性文章。

1927年，张星烺应聘到辅仁大学工作，此后一直致力于中西关系史的研究。在张星烺的研究成果中，有许多涉及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最为重要的当数100多万字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此书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于1930年正式出版。书中不仅系统地介绍了自秦汉到明代中国古籍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而且还首次全面翻译介绍了这一时期西方主要文献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学者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时，由于难以获得、利用西方的原始文献，所以经常依据这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这部著作，也引起了包括英国李约瑟在内的国外学者的重视。20世纪头30年，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考证海外地名与交通航线。《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也有这方面的许多内容，例如“大秦与东吴之交通”、“贾耽记通大食海道”、“汉通印度之海路”等。更加可贵的是，这部著作扩大了研究领域，开始探讨古代中国的海外贸易问题，如“汪大渊记印度与欧洲通商”、“元代海外贸易及征税方法”、“唐宋之海外贸易及大食、波斯商人考”、“元代中印通商情形”等。对照一下此后几十年间问世的有些论著，甚至可以发现，它们在史料依据、论证方法等方面，其实都在重复《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内容。

1949年之前，张星烺的主要论著还有《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辅仁学志》1928年第1期），《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燕京学报》1928年第3期），《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关于中国与菲律宾历史关系的系列论文（《近二白年菲律宾华侨状况》、《三百年前的菲律宾与中国》、《三百年前的菲律宾群岛》，连载于《南洋研究》1928年第2—4期）、《欧化东渐史》（1934年）、《葡萄牙人初抵中国》（《研究与进步》1939年第1卷）等。张星烺还是中国研究马可·波罗的先辈。他翻译过两个本子的《马哥孛罗游记》（即现在所通称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种译本的第一册出版于1929年，第二种译本出版于1937年）。他所撰写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被认为是[69]“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介绍研究《游记》的书”。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根据欧洲人的记载，西班牙人刚刚入侵菲律宾后，曾于1574—1575年与一伙中国海盗发生战斗，中国海盗的头领名叫Limahong。这个Limahong的中文名字到底是什么呢？此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最先将Limahong译写成中文“李马奔”，后来不少中国学者接受了这种说法。也有的学者将其名字译写成“李马芳”、“李马康”、“林阿旺”等。张星烺通过查考《明史》及《泉州府志》等史书，最后考定这个Limahong的中文名字是“林凤”或“林阿凤”。张星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漳、泉、潮、梅人，读林凤如Lim hong。中间a字音，似唇音重出，或为‘阿’字之原音。中国南方人喜于人名上加一阿字，当时闽、广人或皆称林凤为林阿凤，由是而成为Lim‐A‐Hong。更进一步，西班牙人讹成一字，[70]即变为Limahong。”这样的考证是很有说服力的，后来人有评价说，[71]张星烺的这一考证，“实为国人之初创”。后来，陈慎在《明海寇林阿凤考》中，也得出了与张星烺相同的结论，认为“Limahong当[72]译林阿凤”。

张星烺的这篇文章，还引发了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李长傅在《“菲律宾史上Limahong之真人考”补遗》中指出，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于十年前”已将Limahong考定为“林凤”，所以张星烺“所引用之书，虽与藤田氏不同，而考证之结果，则不谋而合”。李长傅还指出，西班牙人所说的率领中国船只追赶海盗林凤的明朝将领Omocon，[73]应当是“福建把总王望高”，而不是张星烺所说的“吴慕康”。黎光明将《筹海图编》、《东西洋考》、《闽书》、《明实录》等中国古籍中关于林凤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写成了《“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补正》（《燕京学报》1931年第10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史料。张星烺《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一文附考了林凤同党林道乾的事迹，许云樵则对林道乾在南洋的活动情况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介绍了林道乾在南洋华侨中的传说，包括传说中的林道乾建在泰国北大泥的炮台遗址，以及“林道乾所铸大炮，有一尊尚在曼谷”的传说。接着，许云樵还进一步论述了中国[74]文献对“浡泥”的混淆。张星烺等人关于林阿凤问题的探讨，是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原创性研究，反映了中国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中已经成熟。

这里，还需要提到的是一位有欧洲留学背景的学者阎宗临（1904—1978年）。阎宗临出生于山西五台县，因家境困难，以半工半读方式读完中学。后赴欧洲勤工俭学。1933年获瑞士国家文学硕士学位，并留在瑞士伏利堡大学任教。1936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阎宗临回到国内，先后在广西大学、昭平中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任教。1950年起回到山西，在山西师范学院（现为山西大学）任教，直至去世。阎宗临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在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上有许多开创之功。他在法国早期汉学、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传播、来华欧洲天主教传教士、清朝与欧洲历史关系等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特别是，他在罗马图书馆中发现了中国人所写的第一部欧洲游记——樊守义的[75]《身见录》，为研究海上丝绸提供了珍贵的文献。但是，阎宗临的研究成果一直很少受人注意。进入21世纪之后，阎宗临的研究论文才以《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为题被汇编出版。饶宗颐在序中这样写道：“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凤毛麟角……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终未能一展[76]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深惜之。”

冯承钧、张星烺、阎宗临年轻时即到西方国家留学，向达却无此经历。向达，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方回、佛陀耶舍，土家族，出生在湖南溆浦。向达幼年时，其父去世于广东梅县知事的任上。其母携向达回到湖南溆浦，省吃俭用，使向达以优异的成绩在长沙读完中学。随后，向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东南高师，主修化学。时值“五四”运动蓬勃开展，向达受“德”（民主）、“赛”（科学）的激励，放弃了“实业救国”的主意，改学文史。大学毕业后，向达以丰富的文史及英文知识而受聘于商务印书馆，翻译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在此过程中，向达逐渐对中西关系史产生了兴趣。1930年，北京图书馆新馆建立，向达担任北京图书馆编纂委员会会员。在这里，向达不仅有机会接触大量的图书资料，而且还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有学者说：“如果说[向达]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年里，树立了一个严肃认真、兢兢业业之工作作风，而在北图时却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他日后成为[77]闻名中外的学者，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在北京图书馆期间，向达致力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1929年，向达发表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这篇文章深入考证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中文史料，是中国人早期研究郑和的“代表性”[78]成果之一。

1934年，北京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达成互换馆员的协议。从1935年起，向达在英国伦敦、德国柏林、法国巴黎等地寻访古籍，搜集文献。他除了抄录了大量敦煌文献外，还抄回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包括关于中国古代航海者所用的“秘本”《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

1938年，向达带着从欧洲抄录的几百万字珍贵资料回国。当时，抗日战争的烽火正在中国大地上燃烧，西南成了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基地。向达先到广西宜山，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又应北京大学的聘请，来到云南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历史系上课。后来，向达两次应约赴敦煌考察。1945年抗战胜利后，向达回到北京。

向达在敦煌学、中外关系史、南海及边疆史地等方面都有丰硕的[79]成果，后人曾用“探索西域，逡巡南海”概括其学术生涯。1949年之前，向达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主要论著除了上面所介绍的《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外，还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地理书辑佚（第一辑）》（《史学杂志》1929年第1期）、《十三行行名考》（《史学杂志》1929年第3期）、《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图书叙录》（《北平图书馆馆刊》1930年第6期）、《中外交通小史》（1933年）、《中西交通史》（1934年）、《日本古代文化源流与其发展——侧重中日交通史的研究》（《教育学报》1938年第2期）等。

19世纪末，日本人用“东西交涉”、“东西交通”等词汇来表示东西方之间的交往及联系。受此影响，中国学者或采用“交涉”的概念，例如前面所说的《五千年中外交涉史》。也有人采用了“交通”的概念，例如1915年有人发表过《古代中西交通考》，第一句即为：“今日世界大通，中外一家，使节往返之盛，国际交涉之繁，在昔未之闻也。上溯中世，远及古初，中西关系，阙焉不说。夫东西交通之迹不明，则世界史研究，终于空论。”此文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古代中西关系，认为西方人称呼中国的词汇“支那”“当由海路西播”，并且总结说：古代中西交通史可以分为三期，“汉桓以前，彼此仅名称，生丝贸易，安息垄断，是为商业上间接关系时代。桓帝以后，海途交通，贸易日盛，是为商业上直接关系时代。唐太宗时，景教流入，厥[80]后颇见尊重，是为耶教传入时代”。也就是说，在20世纪初期，虽然有不少人致力于研究中国与外国的历史关系，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体系，“交涉”、“交通”之类表述这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概念也比较混乱。到了1930年左右，“交通史”逐渐被学者们普遍接受。正如方豪所说：“惟自日人创为东西交通史（或作交涉史，关系史）之名，[81]国人亦从而称中西交通史。”这样最终“确定了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建立了中西交通史的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并非是完全科学的”，而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和向达的《中西交通史》，则被认[82]为是中西交通史学科体系建立的主要标志。

向达在《中外交通小史》中写道：“所谓交通史有两个意义：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如中国历代交通器具的变迁以及交通时间的缩短，都是这一类交通史中讨论的资料；一是就这一个地理单位同又一个地理单位在各时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响而言，如中国同日本历代往来的梗概，和其在文化上所激起的变革，那是这一类交通史所要[83]讨论的。所谓中外交通史当然是属于后一类的。”也就是说，在向达看来，所谓的“中外交通史”指的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包括这种交往所引发的后果。方豪后来指出，“交通”两字，实际上相当于英语中的Rela‐tion或Intercourse，“采用‘关系’，实较妥

[84]切”。

向达等人将中国与外国“在各时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响”称为“中外交通史”，而联系中国与外国的交通路线又可以分为陆路和海路。向达在《中西交通史》中讨论了中国与西方的“海道”（或“水道”）以及“陆道”，书中有一个思考题即为“中国在西汉同西方水陆交通要道，约当今何地？”向达的《中外交通小史》，不仅介绍了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海上交往历史，而且还讨论了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历史。这样，整个中外关系史就可以分为中外陆上交通和中外海上交通两大部分。中外海上交通史，实际上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研究中外海上交通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或者说，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学术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包含在“中外海上交通史”的研究之中。此外，在中国外交史、国际贸易中的研究中，也涉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问题。

1949年之前，除了张星烺、冯承均、向达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中，其中包括岑仲勉、方豪、李长傅、温雄飞、张维华、张礼千、梁方仲、梁嘉彬、吴晗、白寿彝、戴裔煊、黎光明、杨志玖、姚宝猷、武堉干、张德昌、谭春霖等。这些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史地的考证。

20世纪前半期，不少学者继续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研究，并且运用对音等传统的研究方法来考证海外史地。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王庸的《宋明间关于亚洲南方沿海诸国地理之要籍》（《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朱延丰的《古狮子国释名》（《史学年报》1934年第1期），许道龄的《南洋书目选录》（《禹贡》1937年第8—9期），王新民、韩振华的《纪元前中国南洋交通考》（《海疆学报》1947年第1期），韩振华的《第八世纪印度波斯航海考》（《福建文化》1947年第2期），劳干的《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1947年），许云樵的《古代南海航程中之地峡与地极》（《南洋学报》1948年第2期），苏继廎的《汉书地理志已程不国即锡兰说》（《南洋学报》1948年第2期），韩槐准的《旧柔佛之研究》（《南洋学报》1948年第2期），等等。

在从事海外史地考证的学者中，岑仲勉所做的许多研究很有特色。岑仲勉（1886—1961年），别名汝懋，广东省顺德县人，童年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国学基础深厚。年轻时，因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在广州、北京等地求学，最后毕业于北京高等专门税务学校。1913年后在上海、广州等地的财税部门工作，业余时间曾致力于中国植物名实的考订以及植物分类研究，并且在当时上海科学社的机关刊物《科学》等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40岁左右时，开始研究历史。1930—1934年在广州圣心中学任教，在该校校刊《圣心》上发表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章。1937年，经历史学家陈垣推荐，岑仲勉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四处播迁，颠沛流离，但依然勤奋治学。1948年，他回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去世。岑仲勉在先秦史、民族史、隋唐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岑仲勉自1912年起共发表了180多篇论文，自1934年起共出版专著17种。全部的史学著作，共有1000多万字。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论文，主要收录于中华书局于1962年出版的《中外史地考证》一书中。

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被后人认为是研究法显[85]的一部“用力之作”，“对于早期推进法显传的研究功不可无”[86]。他在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可见《晋宋间外国地理佚书辑略》（《圣心》1933年第2期）和《唐以前之西域及南蕃地理书》（未刊稿，后收入《中外史地考证》）等论著。岑仲勉发表在《圣心》杂志上的一系列文章，虽然不长，但颇有新见。例如，他在《阇婆婆达》一文中写道：“按婆达，列传作媻达，惟本纪乃作婆达，伯希和疑阇婆婆达为二国，实缘彼认阇婆达不能还原为Yavadvipa而起，但梵文之Anavatapta，古翻作阿耨达，西域僧之Jnanagupta，《续高僧传》二翻作若那竭多，安见dvip（a）必不能作达耶。《宋书》五称阇婆州诃罗单国，九七称呵罗单国治阇婆州，则阇婆在当日已知其并非国号，伯希和疑阇婆与婆达为两国，究不如疑阇婆为婆达冠称（即阇婆州婆[87]达国），尚较近理矣。”寥寥数百字，却把问题说得很透彻了。唐代的阿拉伯人曾讲到中国一外著名港口城市“广府”。岑仲勉根据唐代墓志、诏令、奏议和笔记等记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广府”就是广州，“使广州又称‘广府’之说牢不可破，足以解除某些学者的困

[88]惑”。

进入20世纪后，国外学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不断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开展。不过，这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偏重国外的文献资料，忽视中国的史料。而失去了中文史料的印证，仅凭国外文献的记载，就无法完整地复原历史的真相，甚至严重歪曲历史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学术使命就是在浩如烟海的中文文献中找到与国外史料相对应的记载，将两者进行比对，从而复原历史原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中国学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过分偏重国外史料转变为中外文史料并重。最为突出的贡献，当数张维华对《明史》欧洲四国传的注释，以及杨志玖所发现的关于马可·波罗的中文史料。

1934年，燕京大学出版了张维华的《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传注释》（此书于1980年以《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张维华在序中指出：“吾国史迹，凡涉及西洋诸国者，当以中西记载，视为并重。世有仅据西人之说编译为文，亦有仅据中文记载类列成章者，均不能为无所偏蔽，兹稿之作，以中国[89]史料为主，傍以西文载籍为比证。”这部著作根据中外文史料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明史》中的“佛郎机传”、“吕宋传”、“和兰传”和“意大利亚传”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并深入考释了相关事实，澄清了许多疑点。此外，张维华还提出了三种主要研究方法：溯源、辑补、比证。此书被誉为“是中国与西方殖民者早期交往史的开[90]创之作”。

自从19世纪后期起，国内外学者都希望能够在中文史料中找到关于马可·波罗的记载，但没有成功。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元代文献所说的那个“孛罗”就是马可·波罗，但最后证明他们并非同一人。此外，西方还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后来，杨志玖在《永乐大典》中发现了一段元朝公文，从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马可·波罗记载说，波斯国王阿鲁浑因其妻去世，派出三个使臣来到元朝统治下的中国，请求元世祖忽必烈赐给他一个妻子。忽必烈最后决定将阔阔真公主嫁给阿鲁浑。这样，三个波斯使臣就陪护阔阔真公主从泉州出发，由海路返回波斯。马可·波罗本人就是随同这三个波斯使臣离开中国的。杨志玖发现，《永乐大典》中保存着一段元朝公文，上面清楚地记载了三个波斯使臣的姓名，从而确证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杨志玖进一步推断，波斯使臣及马可·波罗离开泉州的时间，应当是1291年，更正了裕尔等西方学者的说法。在《永乐大典》的这段公文中，没有提到马可·波罗，杨志玖对此提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这篇公文内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此文既系公文，自当仅列负责人的名字，其余从略。由此可想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官职，大概不太高贵，因亦不为其同时人所重视。”[91]杨志玖的这一发现，被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是“极有价值的贡献”[92]。

第二，关于海外贸易史的研究。

自从19世纪中期起，中国学者在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时，主要侧重于文献整理和史地考证。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被大大拓宽。不少学者从经济史与国际贸易史的角度对海上丝绸进行了研究，例如陈翰笙的《最初中英茶市组织》（《北大社会科学季刊》1924年第1期），侯厚培的《五口通商以前我国国际贸易之概况》（《清华学报》1927年第1期）、《中国国际贸易小史》（1929年），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1928年），范师任的《中国丝业对外贸易之史的观察》（《社会杂志》1931年第2期），张德昌的《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2年第1期）、《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黄炎的《中英贸易略史》（1932年），时昭瀛的《近世泰西诸国直航来华之起原》（《武大社会科学季刊》1933年第1期），何建民的《十七、八世纪中国和西班牙及荷兰的贸易》（《中国经济》1933年第7期），黄菩生的《清代广东贸易及其在中国经济史上之意义》（《岭南学报》1934年第4期），朱杰勤的《中国与阿拉伯人关系之研究》（《中山大学研究院史学专刊》1935年第1期），张锡纶的《十五六七世纪间中国在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的贸易》（《食货》1935年第7号），江应梁的《中世纪东西亚海道上的航船》（《新亚细亚》1936年第1期）、《阿拉伯海舶东来贸易与两宋国家经济的关系》（《新亚细亚》1936年第3期），张任侠的《中国丝业及其对外贸易之史的回顾》（《中国实业杂志》1936年第1期），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5期），陈竺同的《汉魏以来海外输入奇香考》（《南洋研究》1936年第2期），白寿彝的《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禹贡》1937年第4期），张维华的《明季西班牙在吕宋与中国之关系》（《禹贡》1937年第8—9期），梁方仲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9年第2期），翦伯赞的《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与中国人在南洋的黄金时代》（《时事类编特刊》1941年第63期），姚宝猷的《中国丝绢西传史》（1944年），苏乾英的《古代中国与南洋诸国通商考》（《南洋研究》1944年第2期），陈竺同的《南海航运在中印经济文化史上的考察》（《南洋研究》1944年第3期），韩振华的《唐代南洋贸易志》（《福建文化》1945年第3期），刘铭恕的《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5年第5卷上），胡寄馨的《宋代之福建对外贸易》（《社会科学》1945年第2—3期），《明代国人航海贸易考》（《社会科学》1946年第3—4期），项士元的《浙江历代之海外交通》（《胜流》1946年第8期开始登载），傅衣凌的《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1948年）。

在上述论著中，有两部著作尤其值得一提。一本是武堉干的《中国国际贸易史》。武堉干被誉为“中国国际贸易学科创始人”，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中国国际贸易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问题的。全书将中国的国际贸易分为四大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国国际贸易之启蒙期”（自汉初至隋末），其特征是，“中国国际贸易，殆全由陆路方面以与西域诸国贸易，海路虽偶有交通，要不如陆路方面之盛”。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国际贸易之进展期”（自唐朝初年到明朝中叶），其特征是，“中国国际贸易，则全由海路方面，招徕各国商舶来华贸易，其主要目的，盖在谋税收之增加。同时中国商舶，在此期中，亦有远航南洋、日本等处贸易，以树立移民基础者，不过海上大权，此际尚握于阿拉伯人之手”。第三个时期是“闭关主义时期”（自明朝中叶至清朝鸦片战争之前），其特征是，欧洲各国纷纷沿着海上航线来到中国“要求通商”，而“中国对于通商之态度却时抱深拒固闭之观念。虽在此期内与欧洲各国，相续发生通商关系，然非纯粹出于中国之本愿也”。就中国方面而言，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当时我国人士，类抱闭关思想，以为对外通商一经许可，则门户洞开，屏障尽失，甚或足以引起蛮夷猾夏之危险，是以不许各处通商，而仅指定广州一二处为限”。在这个时期，生丝与茶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货物。第四个时期就是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强迫之下，形成了“近代[93]中国国际贸易”。在今天的中国国际贸易史科教书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类似的叙述。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著作就是姚宝猷的《中国丝绢西传史》。此书专门研究中国丝绸的西传问题，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书中讨论了中国丝绸通过“陆上交通路线”和“海上交通路线”向西方传播的过程，并且认为，中国丝绸最初是由陆路传到西方的，后来又通过海路外传。古代希腊人曾把盛产丝绸的民族称为“赛里斯”（Seres）。许多学者指出，这个词显然与汉语中的“丝”或“蚕”之类的词汇有关。不过，到底来自哪个词，学者们意见不一，众说纷纭。姚宝猷在这部著作的“赛里斯、赛里克、赛里亚诸字的语源及其蜕变”一节中，全面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赛里斯”来源问题的各种观点及其依据，并且认为“赛里斯”来自汉语中的“丝线”。进入21世纪后，“赛里斯”之类词汇的来源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读读姚宝猷的这部《中国丝绢西传史》，可以知道，现在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所谓新观点，其实是早已被否定了的成见。而姚宝猷在书中所说的一句话，对于以后研究这个问题依然有着指导意义：“欲讨论中国语音及解决丝字等与Ser一类语词究竟有何关系，必须以中国上古音（周、汉音）[94]之形式为论证之基础。”

在前面所提到的论文中，这里重点介绍三篇文章，它们不仅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这三篇文章是张德昌的《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吴晗的《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梁方仲的《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

张德昌在《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中，全面研究了清代中国与欧洲诸国的贸易往来，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这时期，中国是居于出超的地位。这种出超的背景是第一，中国当时国家比当时欧洲各国为富裕兴盛，当时教士关于中国的记录可资证明。第二，中国官方厉行以物易物的制度（Barter System），不准金银币出口，不准商人以银币运到外域，只准外银进口。第三，欧洲货物在中国得不到销路，而中国丝茶则在国外畅利销，形成出超现象。第四，中国商人于欠外国商人货物时，常以中国货物抵价，有时外国商人不要，但行商亦必勉强推售。本于这四种原因，乃有中国的出超现象。银子[95]进口是在当时出超情况下的一种自然结果。”这段文字，非常精辟地告诉人们，大清王朝的所谓“盛世”是如何造就的。

吴晗在《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中指出：“现代人所称的南洋，前人称为东西洋”，“此种名词之构成，至晚亦当在元代以前”，东西洋的划分依据“系基于航海路线之东洋针路西洋针路而区分”。这篇长文讨论了自汉代以来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贸易，尤其是郑和下西洋问题。吴晗最后写道：“成宣间（1403—1435年）努力向南洋发展之结果，第一为经济上之收获，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第二是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第三是文化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第四是华侨移殖之增加及势力之发展。”但自从欧洲人于16世纪来到南洋后，“他们不但拥有武力，作有组织的经营并且有国家的力量作后盾，得步进步；不到几十年便使南洋改了一个样子，自然而然地替代了以前中国人的地位，瓜分豆剖，南洋成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华侨寄居篱下，备受虐待和残杀，中国政府不能过问。[96]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也是世界史上一个大关键”。吴晗实际上以中国与南洋的关系为例，说明了16世纪全球化浪潮兴起对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的深刻影响。

梁方仲则以白银为例，揭示了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他认为，“中国与南洋间的贸易，自宋元以来，金银两项的出入口已渐频繁”，到了明朝则更加普遍。根据明朝史料，“可以推出金银在国际上定有输出或输入的流动，而以自中国输出的趋势似乎较强”。进入16世纪，随着欧洲人的东来，中国与南洋的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在南洋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势力渐为欧人所排挤而相形见绌；另一方面，这些欧洲的国家，还要与中国直接通商。他们挟有强有力的组织与雄厚的资本，当然不像南洋诸国的驯和肯居臣属地位。往往用武力强迫中国互市或勾引奸人作内应叛乱，弄到中国没有办法，只好多开口岸以延纳这些与寇舶没有多大分别的商舶。自此之后，诸国入京进贡的事情渐少，会同馆互市的盛况亦渐冷落，原居附从地位的市舶司互市反日见繁盛了。”一个显著和变化是，“在正德弘治之前，对于贡舶市舶的入口货物，差不多没有执行过‘抽分’的办法”，而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起，“贡舶附带货物的入口，从无税而至有税”，接着又“从征收货物”转变为“征收货币”；正德之后的市舶税收，“不但影响国计，而且是两广民生所攸关”。16世纪之后欧洲人来到东亚沿海进行贸易的一个重要影响是，“银钱及银货大量地由欧洲人自南北美洲运至南洋又转运到中国”。此外，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不少。“由此可以断定只就葡、西和日本三国输入的数目而言，必已远超过一亿元以上”。梁方仲在文中还考证说，中国明代文献所说的外国货币“黄币峙”，应当是西班牙语表示银币的词汇Peso的音译，其中的“黄字大约是附加的形容词，或者因为当时该种银币略带黄色亦未可知”。明代中国所说的外国货币“突唇”，大约是葡人test本o（英文为testoon）的音译，“这是一种由来[97]已久的葡币”。在过去的几年中，围绕着一个外国人所写的《白银[98]资本》，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美洲白银流入中国问题的热潮，发表的论著不计其数，但注意到梁方仲这篇文章的人并不多。而且，多数论著的学术水平还远远不如梁方仲在半个多世纪前所做的研究。

第三，关于贸易港及贸易居留地的研究。

随着海外丝绸之路的发展，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出现过不少港口城市，它们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门户。16世纪，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先后在浙江的双屿、广东的澳门建立了贸易居留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者最先对中国的贸易港及葡萄牙人在华贸易居留地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石桥五郎的《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史学杂志》1901年12月），中村久四郎的《唐代的广东》（《史学杂志》1927年第3—6期），藤田丰八的《宋元时代海港之杭州》、《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中国港湾小史》（均收录在《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中）等。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主要论著有：岑仲勉的《ZaitÛn非“刺桐”》（《圣心》1932年第1期），张德昌的《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清华学报》1932年第2期），张道渊的《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国风》半月刊1933年第9期），程维新的《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食货》1935年第5期），江应梁的《唐宋时中国境内之外侨》（《南诏季刊》1935年第1期），武堉干的《唐宋时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中央大学社会科学丛刊》1935年第1期）、《元代上海在中国对外贸易上之地位观》（《新中华》1936年第19期），韩振华的《伊本柯达贝氏所记载唐代第三贸易港之Dianfou》（《福建文化》1947年第1期），胡寄馨的《明代福建对外贸易港研究》（《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1947年第2期），等等。这些文章，考察了泉州、广州、杭州、宁波、上海等港口城市，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正因为是个新的研究领域，所以，研究水平并不是很高，试以张道渊的《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为例，这也是1949年之前研究宁波港的最重要论文。

张道渊在《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中，从洋流的角度论述了宁波港的重要性：“北赤道暖流自南方来，经宁波港口之外北趋日本。而北冰洋寒流自北方来，绕日本西岸，折向西南直经宁波港口之外，南趋。宁波港口之外，实寒暖二流背向对流经过之地也。按洋流之方向速度，实影响于交通，则是种洋流实乃昔日促进东洋及南洋通商利器之一也。其最重要影响于人生者，则为海产之关系，故宁波港口之外‘富饶海产，甲称全国’，亦秦时县命名之由来也。”根据自然的洋流来探讨宁波港的重要性，这种研究方法是非常正确的，可惜后人沿此思路所做的研究并不多。

接着，张道渊讲述了宁波历史上的造船业：“宁波港之有海船，原始于夏禹，备成于成王时；突进于吴越相争之时；通行海上，见称于学术家，在战国时。”张道渊的这段话，是根据历史文献推测出来的。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宁波一带造船业的起源，比“夏禹”时代要早多了。1990年，在宁绍平原北部的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发[99]现了距今近8000年的独木舟。在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300年）时期，宁波的周边地区出土了许多木桨和陶舟。2004年，[100]在余姚田螺山遗址中又出土了3支木桨。张道渊还认为，秦始皇“身在鄮县时”，派遣徐福率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到达了日本，从而“开辟之东洋航线”。现代那些为了发展旅游而坚称宁波慈溪达蓬山是徐福东渡起航地的人一定没读过张道渊的这篇文章，否则绝对会将此文作为依据的。但实际上，张道渊的观点以及现代达蓬山的导游[101]词都是错误的，徐福并不是从此地出发东渡的。

张道渊关于近代以来宁波港衰落、上海港崛起的观点，更是错误的。他说：“据上所述，宁波实在历代国际通商惟一之要埠，然自五口通商以后，英人竟舍此而煞费经营于上海一埠；而上海港之地理，又较逊于宁波港，则英人之意果何为耶？盖英国自西元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始有华特氏（Watt）发明蒸汽机，继而发明纺织机，至十九世纪中叶，其国已养成信仰科学公理之民族性。而五口通商后，其国中大儒达尔文（Dalwin）方又盛倡‘优胜劣败’之说。当时彼英国人挟盟主之威，而曾见却于宁波人之偷头（详见徐时栋的《烟雨楼文集·偷头记》），于是彼以为宁波人优于我者也，不可胜者也，以宁波非用武之地，乃退而就近谋诸上海。英人之所以不重视宁波市者，实因彼国学说之鼓吹，重视宁波人之故也。”事实上，宁波在近代的衰落以及上海的兴起，绝对不是由于宁波人“优于”英国人，更不是因为英国人信奉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因为上海港有着更加广阔的腹地。

从张道渊的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刚刚开始研究中国外贸港口时，已经开始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且吸收了国外的学术成果，但并不深入，甚至牵强附会，错误的见解不少。

1949年前对于澳门问题的研究，主要有陈祖源的《明代葡人入居濠镜澳考略》（《历史学报》1936年第1期）、志士的《葡人侵略澳门简史》（《侨声》1948年第4期）、朱杰勤的《葡人最初来华时地考》（《社会科学》1947年第1期）、姚楠的《葡人侵略澳门之经过》（《亚洲世纪》1947年第4期）。此外，方豪的《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根据中文文献，对西方人所说的Liampo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由于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2011年舟山市还专门为此举行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所以，这里略作展开叙述。

欧洲文献记载，16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建立了一个名叫Liampo的贸易居留地。从17世纪起，欧洲人就开始考证这个居留地的地点，但无法确定其位置。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方豪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十六世纪我国通商港Liampo位置考》就是其比较成熟的一篇文章。此文后经修改，定名为《十六世纪浙江国际贸易港Liampo考》（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方豪以丰富的中文史料证明，葡萄牙人所说的Liampo，就是中文史料所说的“双屿”，位于宁波的佛渡岛与六横岛之间。方豪的这一结论，已成定论。后来学者们所讨论的，只是明代双屿港的具体位置。[102]方豪对Liampo问题所做的研究，表明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在海上丝绸之路某些问题的研究上，已经走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

第四，关于贸易管理体制的研究。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各个王朝的贸易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必然涉及古代贸易管理体制问题。1900年前后，日本学者已经对此问题开展研究。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在领域的成果不断涌现，主要有《宋代提举市舶司资料》（《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5期），梁嘉彬的《广东十三洋行考》（《清华周刊》1932年第5期）、《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王干的《由元代市舶抽分则例观察元代国际贸易》（《工商学志》1935年第2期），谭春霖的《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1936年），陈竺同的《唐宋元明的南海舶政》（《南洋研究》1936年第3期），陆丹林的《广州十三行》（《逸经》1936年第6期），钱卓升的《唐宋以来之市舶制度》（《遗族校刊》1937年第3期），萨士武的《明成化嘉靖间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考》（《禹贡》1937年第1—3期），秦佩珩的《明代的朝贡贸易》（《经济研究季报》1941年第2期），管照微的《明代朝贡贸易制度》（《贸易月刊》1943年第7期），傅衣凌的《清代前期厦门洋行考》（《财政知识》1943年第4期），胡寄馨的《福建市舶司及漳州舶税征收机关考》（《社会科学》1945年第4期），等等。

在这些论著中，有不少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甚至对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有着启发意义。例如，谭春霖在《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中概括说：“明代海外贸易，均以贡舶为限。非朝贡之国，或非随贡而来之私舶，皆在拒还之列。虽地方有司有时因利而不禁，然中枢之政策固一贯不移也。是故葡萄牙人之来，首以贡称，而明朝拒绝之者，[103]亦以其非朝贡国也。”这样，就把中葡早期关系史置于明朝的朝贡体制之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像现在某些学者那样将其割裂开来。谭春霖还指出，明朝政府对于海外朝国贡虽然实行“厚往而薄来”的“宽怀仁政”，对本国民众则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结果“滨海居民，迫于生计，转而为寇者日多”。这部著作的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然以当时之君主，不知有移民，不知有国际交通，而倭警频仍，为患不绝，亦难怪其出于此途。假无倭患，明代海外关系，[104]其为另一故事，可断言也。”综观近年来学术界对于明朝海禁问题[105]的讨论，可以看出，《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一书中的主要观点，正是现在学者所热烈讨论的。

当然，1949年之前在此领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当数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蔡鸿生在1999年这样评述道：这本著作“堪称30年代学术上的‘岭南佳果’。这部才气横溢的少作，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如今已成为蜚声学界的传世之作了……全书所考，立足证实，[106]纲举目张，至今仍保持着作为奠基性著作的学术价值”。梁承邺、章文钦则写道：“本书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在此之前法国学者高第（Henri Cordier）和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根岸佶、武籐长藏及松本忠雄等关于广东十三行的早期论著，成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奠基[107]性著作，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在同类著作中至今还罕有其匹。”

第五，关于华侨史的研究。

在古代，中国沿海居中由于种种原因通过海上丝绸而移居海外，对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刘继宣、束世澂在《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曾这样写道：“对南洋覆被大地之参天古木，施最初之一斧者，中国人也；于猛虎怒号中，辟橡树园，开马来之锡矿者，中国人也；疟疾发源地之邦加、勿里洞两岛，开发之者，中国人也；爪哇之糖与茶，苏门答腊之烟叶、珈琲、煤炭，[108]婆罗洲之椰子，名震寰宇，其所由产生之劳力，中国人也。”不过，20世纪之前，中国人对华侨史研究是一片空白。20世纪初，曾经翻译出版了一些华侨史的著述，例如1928年出版的《华侨志》（美国宓亨利著，岑德彰译），1929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之海外发展》（日本华侨黄朝琴编译）。随着学术界对海外丝绸之路研究的开展，华侨史的研究也逐渐产生。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1929年），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1929年），刘继宣、束世澂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1934年），刘伯周的《海外华侨发展史概论》（1935年）等著作，就是华侨史研究的开创之作。

温雄飞在讨论南洋华侨史时，首先是从海上航线入手的。他写道：古代东西方各国的航海，“大率与天象学有密切之关系。以其当时种种航海之器具未备，而最要者，其方向也。方其航于大海之中，四望无际，海天一色，所赖以辨别方向者，惟天空之星座与日月而已”[109]。这段非常平实的文字，点明了航海的技术关键。今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为航海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证，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船只驰航在远洋航线上，于是，有些人（例如英国的孟席斯）把古代航海也视为“轻松的发现之旅”，根本没有意识到古代航海的艰巨性，并且得出了“郑和进行了环球航行”之类的结论。所以，温雄飞半个多世纪前所写的这段话，至今依然很有价值。温雄飞在这部著作中所讨论的“东来之旧航线”和“东来之新航线”，实际上是研究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这部著作下编“杂传”，介绍了林道乾等南洋华侨史上的著名人物，也可视为海上丝绸之路人物传之雏形。

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对“殖民”与“移民”作了很好的区别，并且指出了古代中国在对南洋关系上和平交往的性质，直到现在仍然不失其意义：“华侨在南洋之地位系殖民地（Colonization乎？抑移民（Migration）乎？颇有研究之价值。按殖民意义，乃离去母国，至比较未开化之他国，永远居住，从事经济活动，而保持母国政治关系之谓也。移民者，乃离去母国，移住他国而从事经济活动之谓也。我国史家，多谓华侨殖民于南洋。然按之史实，实为移民。元明时代，中国虽有用兵于南岛之事，惟其目的，在宣威示德，求外番称臣入贡，为愿已足，实不足以言殖民政策。清代更严海禁，国家与侨民可谓断[110]绝关系。故华侨之在南洋，只得曰移民，毫无殖民之意味。”

这里顺便提一下，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也开始讨论中国人是否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已经到达美洲的问题，主要文章有陈志良的《中国人最先移殖美洲说》（《说文月刊》1940年第1期）和朱谦之的《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见美洲说》（《现代史学》1942—1943年第4卷第4期—第5卷第2期）。虽然没有史料可以确证自秦汉到明代有中国人曾经航行到过美洲，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严肃的学术讨论，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第六，关于中国与日本海上关系史的研究。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在古代的往来都是通过海上丝绸而实现的。清朝末年，成功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日本曾经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中国出现了研究日本的热潮。不过，研究中日关系史的论著却很少，最重要的著作是19世纪末期黄遵宪所著的《日本国志》。书中的“邻交志”（上篇）就是讲述中日关系史的。黄遵宪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重大影响，指出：日本“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滑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黄遵宪还以日本为例，阐述了对外开放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的重要性：“以余所闻，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仪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骎骎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111]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

中华民国建立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随之发生根本的改变。中国学者“从过去客观地介绍日本、宣传和赞扬明治维新及日本的近代改革，逐渐转向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揭露和批判其本质”。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也随之增多。据统计，中国人关于“古代及中世纪中日关系”的著作，明代共有24部，清代共有2部，1912—[112]1930年前没有，1931—1945年有14部。主要有史俊民的《中日国际史》（1919年）、王朝佑的《中国与日本》（1928年）、张鹏一的《唐代日人来往长安考》（1937年）、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1937年）、张健甫的《中日关系简史》（1937年）、祖澄的《中日关系小史》（1938年）、郑学稼的《中国与日本》（1938年）、李季的《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1938、1940年）、李毓田的《古代中日关系之回溯》（1939年）、洪启翔的《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1944年）、冯瑶林的《中国文化输入日本考》（1947年），等等。

1931年后研究中日关系的论文，也大大超过此前，主要有：李墀身的《中国历代与日本之关系》（《新中国》1919年第8期），周传儒的《中日历代交涉史》（《国学论丛》1927年第1—2期），郑鹤声的《五百年前中日交涉之一幕》（《东方杂志》1928年第13期），王辑五的《中倭交通路线考》（《禹贡》1935年第10期），许兴凯的《中日古代交通》（《文化与教育旬刊》1936年第87期），黎光明的《明太祖遣使日本考》（“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吴先培的《明代与日本足利幕府关系之研究》（《东方杂志》1937年第14期），盛志的《朱舜水与日本》（《教育学报》1939年第2期），梁绳祎的《唐代日本客卿晁衡事述》（《中和》1940年第1期），明之的《中国文化传播者——空海》（《学术》1940年第1期），梁盛志的《理学东渡与李用》（《华北编译馆馆刊》1942年第1期），汪向荣的《仕唐的日本人》（《古今》1942年第14期），唐云起的《中日交通史上禅僧的地位》（《佛学月刊》1942年第3—4期），何练江的《日本海海流与中日古代交通》（《学术界》1943年第1期），钱仲华的《中日文化交流史略》（《中日文化》1941年第3期），王守素的《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浙江》（《中日文化》1942年第10期），梁绳祎的《日本空海入唐求法记》（《国学丛刊》1942年第8—9期）、《唐赠潞州大都督晁衡传》（《国学丛刊》1943年第12期），梁盛志的《宋末李竹隐海外讲学考》（《中和》1943年第3期）、《五代日僧巡礼五台之遗物》（《华北编译馆馆刊》1943年第8期），汪向荣的《宋代之中日关系》（《日本研究》1944年第2—4期），志梁的《嘉靖年间的中日贸易》（《中华月报》1944年第1期），姚鉴的《六朝时代中日文化的关系》（《日本研究》1944年第2期），何达的《隋时日本遣华使僧及文化之东传》（《亚洲文化论丛》1944年第3辑），方豪的《中国在日本与欧洲初期交通史上之地位》（《真理杂志》1944年第1期），佳禾的《朱舜水与日本文化》（《东方学报》1944年第2期），等等。

在上述著作与论文中，有不少学术价值颇高的佳作。在著作方面，王辑五根据中文史料以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比较全面地研究了自先秦到民国时期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历史关系。此书几乎涵括了古代中日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所有方面，例如海上航线、朝贡贸易、倭寇之患、文化传播等。全书从讨论“中日最古之自然航线”开始，指出：“日本列岛横列于亚洲大陆之门前，与我国仅隔一衣带水，而朝鲜半岛又突出于其间，适为中日交通往来之渡桥，故中日交通往来之开始，当不始于航海术发达以后，而当求于上古时代”，“日本之左旋回流，为中日最古之自然航线，亦为我国文化东渡日本之最古途径”。从秦汉到隋朝，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海上交通路线，都是经过朝鲜半岛的。进入唐朝，又出现了横渡东海直达长江口的新航路。在讨论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时，王辑五写道：“明代之海外贸易与唐宋不同，唐宋恒奖励海外互市，以收市舶之利而实国用；一方更欲藉怀柔政策以安边夷。惟降至明代，此传统政策略有变更，仅注意于四夷之安抚，而忽市舶之赢利。故明代对日贸易，殆成为政治与军事上之手段，此实为明日通商互市之一特征也。”而明代对日贸易的港口，则“概以[113]宁波为专通日本之港，故日船赴明，必先至宁波登岸”。

在论文方面，可以列举黎光明的《明太祖遣使日本考》。文章根据中日两国文献，讨论了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僧人出使日本的原因，仲猷祖阐、无逸克勤这两个人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奉命到达日本后的活[114]动情况。不过，这篇很有深度的文章似乎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例如，黎光明在文章中已考定仲猷祖阐“主持宁波的天宁寺”。但后来的学者或采用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仲猷祖阐是嘉兴天宁寺的僧人，[115][116]或认为他是浙江兰溪人。黎光明在文章中还认为：“我还疑心这遣僧为使的故事，在嘉靖时，曾经过一度扩大的宣传作用，这或者所谓瓦官寺的‘黠僧’之所做的，盖欲籍无逸之名以售其欺骗的手[117]段。”这样的提醒，其实是很重要的。

王辑五的《中国日本交通史》讲到了朝鲜半岛在中日海上交通中的中转地位与作用。1949年之前，也有若干篇专门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海上交往的文章，主要是段琼林的《宋椠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校记》（《女师大学术季刊》1930年第2期）和张家驹的《两宋与高丽关系》（《民族》1936年第6期）。这表明，民国时期，学术界也已经开始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了，尽管没有使用“海上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第七，关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化与海外各国的文化交互传播，并且都与本土的传统文化发生了冲突、适应与融合。1949年之前，有不少学者也已开始了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星烺的《欧化东渐史》（1934年）、蒋廷猷的《欧风东渐史》（1937年）、朱谦之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1940年）、方豪的《中外文化交通史》（1943年）和《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1944年）、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1949年）都是比较有影响的通论性著作。研究基督教教在中国传播方面的主要论著，有洪业的《考利玛窦世界地图》（《禹贡》1936年第3、4期）、徐宗泽的《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1938年）和《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1949年）、王治心的《中国基督教史纲》（1940年）、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论丛》（1944年）。在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有白寿彝的《宋时伊斯兰教徒》（《禹贡》1937年第4期）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6年）。此外，陈垣的一些论著也涉及外来宗教文化在中国沿海的传播问题，例如《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讲到了元朝浙江温州等地的也里可温教，《摩尼教入中国考》（1922年）讲到了南宋浙江宁波的摩尼教。由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涉及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这里无法展开叙述，只能举其要者而述之。

第八，关于中国与海外各国外交史的研究。

外交史是指国家间进行官方交往的历史。在古代，中国各王朝与海外各国之间的外交往来主要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进行的。但由于古代中国外交史同样涉及更加广阔的学术领域，所以，这里也不可能展开讨论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只能列举以下这些比较重要的论著：《中国二千年外交通论》（《东方杂志》1906年第4期）、国民外交丛书之一种《中英关系略史》（1928年）、唐庆增的《中美外交史》（1929年）、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1936年）、张维华的《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史学年报》1933年第5期）、朱杰勤的《英国第一次使臣来华记》（《现代史学》1936年第1期）、束世澂的《中英外交史》（1931年）和《中法外交史》（1932年）。

在上述八个方面的研究中，第一个方面“海外交通文献的整理与海外史地的考证”在19世纪后期就已经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了，但在研究深度上，20世纪前半期学者所做的研究显然已经大大超过了前人。其他七个方面的研究，则都是在20世纪前半期逐渐开辟出来的新领域。或者说，1949年之前中国学者已经比较全面地开展了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而且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

1949年之前，围绕着郑和下西洋，还发现了不少文物资料。（1）1912年，袁嘉谷在云南昆阳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和“马哈[118]只墓志铭”，证明郑和“之祖与父皆回教，曾朝天方者”。这一发现，为研究郑和的先祖、家世、信仰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而可靠的依据。（2）1935年，云南省长李鸿祥发现了郑和后裔郑绍明家藏的《郑和家谱》。李士宣对这份珍贵的家谱进行了研究，他的《郑和家谱考释》于1937年由昆明正中书局出版。（3）1935年，郑鹤声在明朝钱谷所编的《吴都文粹续集》中，发现了收录于其中的《娄东刘家港天妃石刻通番事迹记》（简称《通番事迹记》）碑文，从而为研究郑和七次[119]下西洋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原碑立于江苏太仓刘家港的天妃宫里，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篆刻的，但久已湮没，下落不明。（4）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途经福建长乐太平港时，篆刻了《天妃灵应之记》。1931年，长乐县知事吴鼎芬发现此碑后，特将其移置于县署中保存，但不久又湮没无闻。1936年，长乐县县长王伯秋在官署中再次发现此碑，并建亭保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此碑被移往福[120]建南平进行保护，直到1948年才迁回长乐。1936年，萨士武发表《考证郑和下西洋年岁之又一史料》（《大公报》1936年4月10日“史地周刊”第80期），抄录了碑文原文，并对郑和下西洋的过程进行了研究。（5）1936年，郑鹤声在南京寻访古迹时，在静海寺发现了嵌在厨房墙壁里的一块残碑，“语气、字迹、格式，都仿似《通番事迹》碑文及《天妃灵应之记》”，“很可能亦是郑和篆刻，可惜发现时已残[121]毁过甚，又复于抗战时为日寇炸毁”。碑上虽然只残留着148个文字，但对于研究郑和船只的大小尤其重要，因为碑文中有“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等内容。

20世纪前半期，已有学者开始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由于上述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文物资料的发现，更加推动了相关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有刘铭恕的《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中国文化研究汇报》1943年第3卷）、范文涛的《郑和航海图考》（1943年）、张礼千的《东西洋考中之针路》（1947年）、管劲丞的《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第1号）、朱杰勤的《中国古代海舶杂考》（《南洋学报》1948年第2辑）。但由于各方面的研究基础比较差（包括考古资料的缺乏），所以研究深度不够。例如，朱杰勤的《中国古代海舶杂考》探讨了中国古代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商舶工作人员的构成等问题，不过主要根据的是文献记载，缺乏实物的佐证。章鸿钊、韩槐准甚至探讨过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琥珀、珊瑚等海外异珍，并且提出：“珊瑚之入中国或在秦、汉之际，殆亦由海西南海舶而来，盖本为海产之物，[122]故取道于海，固易易也。”但同样由于考古资料及实物证据的缺乏而难以深究下去。

蔡鸿生曾这样说过：“本世纪的30年代，尽管国运危机四伏，文[123]运却相当辉煌。可说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花季。”在这样一个动荡多乱的学术“花季”里，中国的学者们虽然没有叫喊着要创造世界一流，但实际上已经奔走在世界学术舞台的前沿，而且在不少领域中引领着国际学术的发展潮流，获得了外国学者的由衷钦佩，更获得了国人的诚挚敬意。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所以，尽管后来历经暴风骤雨、严冬寒流，但学术的种子始终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不时地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1]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四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影印第147页。

[2]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陈汉章序，影印第5—7页。

[3]

赵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页。

[4]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466页。

[5]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11页。

[6]《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97卷，第395页。

[7]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463—466页。

[8]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11页。

[9]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二册），影印第162页。

[10]

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30页。

[11]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188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3]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12页；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四册），影印第148页。

[14]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二册），影印第631—636页。

[15]

刘迎胜：《宋元时代的马八儿、西洋、南毗与印度》，原载《文化杂志》（澳门）1997年冬季号，收入其所著《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6]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512页。

[17]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二册），影印第58—71页。

[18]《兴国史谭》是日本人内村鉴三所撰的一部关于世界古代史的著作，光绪年间上海泰东时务译印局出版了该书的中文译本。此书作者虽然是个日本人，但全书充斥着极端的白人优越论。内村鉴三认为，国家兴亡的重要原因就是“人种”；在世界人种中，白种人在各方面都最为优越，而黄种人则是劣等人种。他说：“古代史所谓智兰人种者，率指黄色人种而言”（第三卷，第17页），而“智兰人种，乃历史上最居下层之民……智兰时代，实人类之幼稚时代也，肉体上发育之时代也。乃白色人种出，而种类始入于进步之年矣”（第三卷，第18页）。内村鉴三竭力攻击、贬低中国人（支那人），说道：“黄色人种之所谓美术者，实不过美艺而已。文学亦然。支那人、朝鲜人等所作之文，仅可言文艺，不可言文学。文学者，发思想者也”，“若夫支那人，则除能保存洪水前之文明以迄于今日而外，别无有裨于人类之全体之事（第三卷，第14页）。内村鉴三还厚颜无耻地写道：波斯人“确是白色人种”（第三卷，第18页），“今试考察波斯人之特性，颇与日本人相似”，所以，“波、日两国人，盖不啻为同父兄弟也”（第四卷，第18页）。他明明知道“波斯语实阿利安语之正派，与日本纯为智兰语言者不同”，但还是牵强附会地说：波斯人名“率以阿字冠之”，而“日本之地名、人名亦首用阿字者为多。此可见日本、波斯之言语相似也”（第四卷，第19页）。内村鉴三还认为，在世界各国中，“其最自由之国民，即最进步之国民；爱自由最挚之国民，即列等最优之人种”，而“历史上人种之中，其最缺自由观念者，为智兰人种，即黄色人种”（第四卷，第6—7页）。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兴国史谭》中，这段文字的页眉上，有中国人以毛笔批道：“此等邪说，实足坏人心术”，“满纸自由邪说，吾不知其何丧心病狂亦至于此”，“鄙俚之语，令人喷饭”。这些评论，与丁谦的观点甚为相似。

[19]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一册），影印第512页。

[20]

丁谦：《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第二册），影印第648、671、672页。

[21]

沈曾植著，钱仲联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01年版，前言，第1页。

[22]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注》，前言，第4页。

[23]

赵汝适著，冯承均校注：《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8页；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5—106页。

[24]

许全胜：《与时俱进，掉臂独行——论中国南海学的开拓者沈曾植》，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编印：《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4月25—26日。

[25]

许全胜：《与时俱进，掉臂独行——论中国南海学的开拓者沈曾植》，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编印：《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4月25—26日。

[26]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注》，前言，第4页。

[27]

沈曾植著，钱钟联辑：《海日楼札丛》，第111页。

[28]

屯庐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上海蜚英书局1903年版，自序。

[29]

屯庐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卷十八），第1页。

[30]

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

[31]

屯庐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卷八十一），第1页。

[32]

屯庐主人：《五千年中外交涉史》（卷七十七），第1—2页。

[33]

陈信雄：《欧美郑和研究的历史和特色》，江苏省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传承文明，走向世界，和平发展——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以及本书附录中的“外文资料（西文）”。顺便说一下，黄慧珍和薛金度所撰的《郑和研究八十年》说，“法人麦耶儿思（Mayers）”，可能有误。

[34]

裕尔的生平介绍，可参见Memoir of Sir Henry Yule收录于The Book o f Ser M arco Polo the Venetian.Concernig the K ingdoms and M arvels o f the East.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by Colonel Sir Henry Yule, revised by H.Cordier, London，1926.

[35]

H.裕尔著，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第二版），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12页。

[36]

H.裕尔著，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第二版），译者的话，第4页。

[37]

H.裕尔著，H.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第二版），第3、52页。

[38]

H.Yule.Notes on the Oldest Records of the Sea‐route to China from Western Asia.Proceedings o 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Monthly Record o f Geography, Vol.4，No.11，1882.

[39]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137页。

[40]

沈殿成：《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41]

邹振环：《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第一篇》，《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42]《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大陆报》第11期，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感谢邹振环教授提供原文。

[43]

王健：《近代中国人研究郑和应始于1905年——梁启超郑和传发表时间考》，《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

[44]

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不少文章，实际上主要是依据日本人的论著。参见郑匡民：《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章第三节。

[45]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新民丛报》，1905年，第3卷第21号，中华书局2008年影印。

[46]

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注》，前言，第203页；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6页，注132；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14页；向达整理：《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2页。

[47]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48]

邹振环：《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国人研究郑和第一篇》，《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49]《蒲寿庚考》是桑原骘藏的主要代表作，此书的中译本在中国多次重印。2009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此书的简体横排本。

[50]

邹振环：《冯承钧及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贡献》，《学术月刊》1996年第4期。

[51]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谢方导读，导读第2页。

[52]

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华书局2004年版，出版说明，第1页。

[53]

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一编，第158页。

[54]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第76页注67、第172页注6。

[55]

伯希和著，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考》，第157页注66。

[56]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7页。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90—91页。

[57]

沙海昂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华书局2004年版，序言，第2—3页。

[58]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冯承钧序，第2页。

[59]

费信：《星槎胜览校注》（后集），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6页。

[60]

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690页；汪大渊著，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第255—256、322—324页。

[61]

刘迎胜：《海路与陆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关于谢清高的其他新近论著，可见刘芳辑、章文钦校：《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澳门基金会，1999年；安京：《关于海录及其作者的新发现与新认识》，《海交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2]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受笔，冯承钧注释：《海录注》，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7、69页。

[63]

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64]

张至善：《记张星烺先生》，《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3期。龚缨晏按：张至善是张星烺之子。

[65]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版，自序，第9页。

[66]

洪峻峰：《厦门大学国学院的泉州访古与研究》，《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67]

张星烺：《泉州访古记》，《史学与地学》1928年第4期。

[68]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6页。

[69]

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

[70]

张星烺：《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之真人考》，《燕京学报》1930年第8期。

[71]

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序者序，第3页

[72]

陈慎在：《明海寇林阿凤考》，《东方杂志》1934年第7期。

[73]

李长傅：《“菲律宾史上Limahong之真人考”补遗》，《燕京学报》1931年第9期；藤田丰八所作的考证，见《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收入藤田丰八著，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

[74]

许云樵：《林道乾略居浡泥考》，《东方杂志》1932年第1期。

[75]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编者的话。

[76]

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饶宗颐序。

[77]

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载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78]

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79]

阎文儒、陈玉龙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第830页。

[80]

述曾：《古代中西交通考》，《东方杂志》1915年第12卷第7号。

[81]

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一辑），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自序，第1页。

[82]

张维华、于化民：《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文史哲》1983年第1期。

[83]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绪论，第1页。

[84]

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导言，第2页。

[85]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页。

[86]

姜伯勤：《岑仲勉》，陈清家等：《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87]

岑仲勉：《阇婆婆达》，原载《圣心》1933年第2期，收入其所著《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版。

[88]

蔡鸿生：《中外交流史事考述》，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89]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原序，第2页。

[90]

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91]

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文史杂志》1941年第12期，此文后来重刊于《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92]

余士雄：《马可·波罗在中国》，原载《中国建设》（英、德、西班牙文版）1982年第4期，收入余士雄主编《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93]

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6、47页。

[94]

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2、44、47页。

[95]

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清华学报》1935年第1期。

[96]

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1936年第5期。

[97]

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9年第2期。

[98]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0年版。

[99]

蒋乐平：《跨湖桥独木舟三题》，林华东、任关甫主编：《跨湖桥文化论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姚田螺山新石器时代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7年第11期。

[101]

方祖猷：《达蓬山并非徐福下海处》，《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王泰栋：《把历史、传说、戏说区分开来看》，《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1998年第5期。

[102]

龚缨晏、杨靖：《近年来Liampo、双屿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4期。

[103]

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燕京大学1936年版，第28页。

[104]

谭春霖：《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第50、57页。

[105]

魏华仙：《近二十年来明朝海禁政策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4期。

[106]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蔡鸿生序。

[107]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梁承邺、章文钦跋。

[108]

刘继宣、束世澂：《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6页。

[109]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2—13页。

[110]

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3页。

[111]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影印第51页。

[112]

李玉等：《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二章。

[113]

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影印，第2、70—72、149、158页。

[114]

黎光明：《明太祖遣使日本考》，原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1936年12月），收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第一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

[115]

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3页。

[116]

林正秋：《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49页。

[117]

任宜敏：《明初遣日僧使考》，《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118]

袁树五：《昆阳马哈只碑跋》，原载《卧雪堂文集》，收入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

[119]

郑鹤声：《从新史料考证郑和下西洋事之年岁》，《大公报》1935年10月25日“史地周刊”第57期，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

[120]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8页。

[121]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研究资料选编》，第9页。

[122]

章鸿钊：《从宝石所得古代东西之交通观》，《地学杂志》1930年第1期；韩槐准的文章主要有《紫之研究》（《南洋学报》1940年第1期、《琉璃珠及瓷珠之研究》《南洋学报》1941年第3期。

[123]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蔡鸿生序。

第三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停滞阶段（1949—197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大陆史学界“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不管是来自延安或是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各大学、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的领导者，成为学术研究的正统与主流”，而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则通过“学习运动、思想改造和批判运动”来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运动包括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文化[1]大革命”运动。整个史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五大专题上，即所谓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处于非主流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还不至于完全中断，而是在艰难地延续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民众投入到“抗美援朝”运动之中。新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通过研究中朝两国在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来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由张政烺、余逊、宿白、商鸿逵、金毓黻、杨翼骧等6位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他们在后记中这样写道：“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者，失掉人性，逞其兽行，大肆侵略我们的邻人——朝鲜”，而朝鲜又是“我们共谋生存，共同奋斗，共祸共福，同气连枝的患难好兄弟。因此，我们便想到，把中朝两国从古至今的友好关系史实，赶快写一小册子出来，这是极应该而且必要的”。要研究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要讲到两国之间通过海上航线所进行的交往。该书一开头就指出：“中国和朝鲜是距离最近的邻邦。陆路和海路的交通，都很便利。两国的人民，在很早的时间，便自相往来。”书中还有许多部分讲到了古代中朝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例如书中说：“自一〇八五年宋朝取消了对高丽的通商禁令以后，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每逢北风季节，港岸上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他们给中国带来了高丽的特产……等到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礼成江上，也连续不断地驶行着从中国各地航来的商船，他们给高丽运去了中国的特产。”[2]这样，这本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小册子实际上包含了许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复杂而恶劣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十分重视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这就推动了学界对中国与亚非各国历史关系的研究。正如周一良在《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一书的引言中所说的：“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发展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中国从来就是和亚洲国家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的……这本小书就是要帮助读者回顾一下过去中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看一看几千年来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怎样在经济上互助合作，在文化上交流影响。这对于促进我国和亚洲国家的[3]紧密团结是有其重大意义的。”于是，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许多讲述中国和亚洲国家友好关系的论著，而且都是出自著名学者之手，例如齐思和的《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1956年）、朱偰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1956年）、戴清寿的《中国与马来亚和平友好的历史》（《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2期）、陈修和的《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1957年）、金克木的《中印人民友谊史话》（1957年）、郑鹤声的《十五世纪初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谊关系》（《文史哲》1957年第1期）、吴世璜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历史》（《历史教学》1957年第12期）、吴紫金的《元代我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好关系》（《文史哲》1958年第8期）、林家劲的《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略述》（《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齐思和的《上古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教学》1964年第4期）。此外，还有一本由史学双周刊社编的论文集《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1957年），收录了自1955年至195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历史教学》上的系列文章，包括邵循正的《两千年来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董蔡时的《琉球与中国的历史关系》、朱偰的《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历史关系》、陈修和的《中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流》、陈炎的《中缅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冯家升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马坚的《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陈玉龙《中国和柬埔寨的传统友谊》。

历史上中国与许多亚非国家之间的往来，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而进行的，所以，五六十年代关于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往来的研究论著，必须涉及海上丝绸之路。许多学者都指出，古代中国通向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是由“陆路”和“海路”组成的，海路是中国联系世界的主要纽带。例如，朱偰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写道：“唐朝时候，航海事业已逐渐形发达，南面可通印度尼[4]西亚、印度、波斯、大食；北面可通朝鲜；东面可通日本。”金克木在《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说：“我国古代的人民要从长安（西安）、洛阳、或南京、广东等地出发，通常只有西经‘西域’的陆道和往南经南洋的海道，才可以到印度。走这两条路来回所需要的时间[5]不是几个月，而是往往要几年。”冯家升在《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中也有类似的论述：“由七世纪到十三世纪，中阿两方的商业交通很发达。双方来往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陆路，从波斯、中亚细亚通过新疆的‘丝路’到长安；一条是海道，从巴格[6]达经波斯湾、印度洋绕马来半岛到广州。”陈修和在介绍“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时，也突出了越南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中转地位：“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的几个世纪中，越南中部的日南，是中国对于太平洋群岛、西南亚洲和欧非两洲的第一个交通港口。中国的黄金、杂缯，从日南输出，而各地的明珠、流离、奇石、异物，则从日南输入”；“西方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越南北部长期居于冲要的地位。以后广州逐渐发展，才有代替交州的趋势。但公元八世纪唐德宗李适时代，一向到广州的远国商船，忽然改道越南，广州的统治者想用行政命令来垄断海上的贸易，奏请李适派人将越南的对外市场收束起来，宰相陆贽认为不能允许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可见当时的越南在海上交通方面仍能吸引外国商船去，因而受到广州的妒[7]视”。齐思和在《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一书中特设一章，专门叙述“中国的伟大发明育蚕法传入拜占廷的经过”。书中写道：“把蚕丝从中国运到欧洲，在罗马时期有海陆二路”；其中陆路“号称‘丝路’”，从长安，出玉门关，经中亚，最终到达西亚；“海路则以泉州、广州为采集地，先将丝绸运到印度或锡兰，再由印度、锡兰船载至波斯湾上陆至八吉打，或经红海以达开罗，然后再由开罗、八吉打等城市运到叙利亚的泰尔、培卢特等城，便到了拜占廷的统治区域”[8]。所以，五六十年代大陆史学界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研究“中国与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及文化交流史”的名义下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大批杰出的历史学家怀抱着纯洁的理想以及对新社会的无限憧憬，毅然留在大陆。他们成了1949年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骨干。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曲折多难，但依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海外史地考证和海外航线研究。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通过对音等方法考证海外史地，是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1949年之后，不少学者依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韩振华。1950年，他发表了《康泰所记西南海上诸国地理考释》一文，对顿逊、拘利等20多个海外地名进行了考释，提出了许多新见。例如在“金邻考”中，他说：“窃以‘金邻’之名，殆是译意，上引《异物志》谓金邻一名金陈，可见‘金’字始终不变，曰‘邻’曰‘陈’，乃形容‘金’字也。金邻之名，传自扶南（见《梁书·扶南传》），以扶南人言之，谓其邻国多金之地，曰‘金邻’殆无与理相背。”再如，中国史书记载，南方大海远处有“自燃火洲”，藤田丰八曾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考的传说之地，“欲考订其地，实属徒劳也”。韩振华则以藤田丰八的这种说法为“不然”。他说：“查上引《梁书》所谓扶南东、涨海东、诸薄东之‘自燃火洲’，殆是出自马来语之意译，马来人所谓‘Gunon Berani，华言自燃山也，或Gunon Api，华言火山也。班达（B）anda海中，东经125度附近，有一著名火山，即以Gunon Api为名’。然则汉籍上所谓自燃火山者，[9]殆指此也。”此说对于确定火洲的地望很有启发意义。韩振华于1954年发表的《公元六、七世纪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根据史籍、航程、物产、风俗等材料，认为婆利国在中印度，赤土国在锡兰岛，[10]丹丹国在印度东南海岸一带。这些观点，与普遍流行的说法很不相同。

五六十年代，韩振华还与岑仲勉等学者就《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海外地名及海外航线进行过学术讨论，并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汉书》地理志粤地条记载了汉朝使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访海外诸国的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与珠崖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森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明确记载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文献，但非常简略，歧义甚多。同时代其他相关史料又非常缺乏，外国的文献则更少。所以，要确定这段文字中所记载的海外国家及航海路线，难度很大。尽管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藤田丰八等人都做过深入的研究，但依然疑窦重重，难以使人完全信服。

1957年，韩振华发表了力作《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未段考释》，对《汉书》地理志的这段记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逐一讨论国内外其他学者的观点之后，韩振华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对于都元，他认为，“都元两字，不是译音，纯是汉名”；它实际上是“元都”的意思，而“元”字又可以训为“黑”，因此，“都玄（元）或玄（元都），意即黑都”，指的是“印度支那南部东缘海滨的小黑人”。同样，邑卢没的“邑字在此，不是译音，仍作都邑之解”；“卢没”则是Lvo（Lava）的音译，“即暹罗的罗斛”。对于“谌离”，韩振华认为是Syam‐rat的音译，意为“黄金国”，中文又意译为“金国”、“金邻”等，是“暹罗湾头”的一个国家。在韩振华看来，夫甘都卢“当即缅甸史上所谓公元前443年至公元95年直来人建都于卑谬的旧夫甘王国，夫甘为国名，都卢为族名，意即都卢人所建立的夫甘国”。韩振华接受了藤田丰八的观点，认为汉朝使臣所到达的最远地点黄支国“确是指东印度海岸的Kanchi”，也就是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建志补罗”，现在称为Conjeeveram。韩振华考释说：“黄字可作Kan的对音，支字可作chi的对音。”他还写道：“已程不即锡兰岛，其名乃巴利语Sihadipa（狮子洲）之对音”；皮宗应是马来语Pisang的对音，意为“香蕉国”。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韩振华认为此地名“不是指马来海峡中之一小岛——披宋岛，而是指苏门答腊大岛。苏门答[11]腊的梵名，曾称为Kandari国，意曰香蕉国”。

与此同时，岑仲勉也在根据《汉书》地理志研究汉代的海外交通航线问题。韩振华的文章发表后，岑仲勉撰写了《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反驳了韩振华的不少说法。岑仲勉认为，韩振华对于都元的观点，“流弊有甚于改字释经”；对于邑卢没国，岑仲勉反问说：“韩文认‘邑’为都邑之邑，为什么不跟前条一样称作‘都卢没’呢？如果说免与夫甘都卢相混，又为什么不把都元改作‘邑元’呢？”岑仲勉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以前提出的观点，认为都元、邑卢没、谌离、夫甘都卢分别为东南亚的Htayan, Yava Lamuri, Syriam, pukam Tattadesa。岑仲勉总结说，《汉书》所记载的航海路线应当是：“汉使从合浦出发，先经马来半岛东岸之Htayan，次泊苏门答腊之Yava Lamuri，又次船抵缅甸南边的Syriam，始弃舟循陆赴缅甸重镇或都城之Pukam Tattadesa，行程之先后合，音译之对写合，经济之重要合，倘不顾这些条件而随便安置，怕很难使人接[12]受的。”对于汉使最终到达的黄支，岑仲勉与韩振华一样，都接受藤田丰八的观点，认为就是印度东海岸的Kanchi。但对于不已程国，他们两人却有不同的看法。在岑仲勉看来，已程不就是黄支以南Chingleput之音译，皮宗就是马来半岛的Pakchan。这两位学者分歧的关键在于，韩振华认为汉朝使节是从泰国湾的东岸下船登陆，然后步行穿越马来半岛，再从马来半岛西岸上船，最终到达印度东海岸。岑仲勉则认为，汉朝使节先经过苏门答腊，到达缅甸南部之后才下船登陆。

不久，周连宽发表了《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一文，提出了完全不同于韩振华和岑仲勉的观点。

藤田丰八、韩振华、岑仲勉等多数学者虽然在具体地点的考证上有不同看法，但基本前提是一样的，即都认为汉使到达的最远国家黄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建志补罗。周连宽认为，这种观点与历史记载不符，因为史书明确说，黄支在“日南之南”，所以“没有理由把黄支国置于日南之西的印度”。这样，在周连宽看来，这些学者在考证黄支的地点时，基本方向就是错误的。岑仲勉等人认为，史书所载的汉朝使节航行时间，“包括停留在口岸等待买卖的时间”。而周连宽认为，史书所记黄支与中国之间的航行时间，“不包括停留买卖或等待信风的时间在内”。此外，他还认为，汉使的船舶“是沿海岸线航行，而不是利用信风以横越大海湾”。因此，周连宽认为，研究汉使航程问题，“再不能步一般学者的老路，死守黄支国在印度的建志补罗的说法；再不能把对音置于一切之上，穿凿附会，徒劳无功”。他提出的研究思路是：“主张尽量利用现有文献，先根据史籍记载关于黄支国的总方向，并从其他文献中求了古代帆船沿着海岸航行的一般速率，然后按总方向，从航行速率和汉使由某国至某国所需的航行时间，找出其所可能到达的地区。”周连宽根据法显《佛国记》以及其他资料，得出如下结论：“我们估计汉使的全部航程中，顺、慢、逆三种情况[顺、慢、逆指是的风向——引者按]都有，平均起来，每日航行大约在一〇至一五浬之间。”基于这样的航速以及黄支在“日南之南”的总方向，周连宽所复原的汉朝出访航线是：第一站都元国应为马来半岛东岸的北大年；邑卢没国应为Khmer的音译，是爪哇北岸雅加达港附近的一个岬名；谌离就是爪哇北岸的三宝陇；“汉使抵此国后，为了避免远绕峇厘海峡，缩短途程，乃弃舟步行，横越爪哇中部”；这样，夫甘都卢就是爪哇南岸的Tulunhagang，其音“与都卢夫甘（夫甘都卢）相似”；汉使在这里再次上船，“沿爪哇南岸向西航行，过巽他海峡的西口，再沿苏门答腊的西岸向西北航行，最后乃抵达目的地黄支国。此国当位于苏门答腊岛的西北部，此西海岸有地名Ayer Bangis”；Ayer意为水，Bangis意为“香”，合起来意为“香水”，这是因为此地“古代以出产龙脑香和沉香著名”；由于B与W可[13]以相通，所以，Bangis也可作Wangis，译成中文即为“黄支”。

韩振华、岑仲勉和周连宽等人关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讨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后来的研究，其中上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文章有：苏继廎的《黄支国在南海何处？》（《南洋学报》1951年第2期），李东华的《汉书地理志载中印航海行程之再检讨》（《史原》1978年第8期），周连宽、张荣芳的《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1980年第9辑），李成林的《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汶江的《公元前后的中西古航线试探质疑》（《学术月刊》1981年6期），朱杰勤的《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海上交通路线试探》（《海交史研究》1981年3期），陈佳荣的《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广东省博物馆集刊》1999年）。只要读一读上面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五六十年代那些文章的重大学术影响力。

除了上面这些论文外，还有三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值得现代的研究者去读一读。第一本书是贺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书中的最后一章“南海归航”实际上就是讲述海上丝绸之路的。书中写道：“法显时代海上航行既无指南针，又无推进器，海上波涛险恶，全仗风帆作用，风帆须得依风向与海流之力，而风向与海流，又因太[14]平洋季风与暖流而有异。”文字虽然通俗，但道出了古代航海的关键。

第二本书是章巽的《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章巽曾写过关于中国古代航海的系列论文（《从远古到战国时代的海上交通》，《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隋、唐时代的海上交通》和《宋、元时代的海上交通》），分别发表在《地理知识》1955年第11、12期以及1956年第1、2期上。1956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将这四篇文章合编成书正式出版，题为《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此书不仅在国内影响较大，而且还被译成俄文在莫斯科出版。后来，作者又对本书进行了充实，于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再次出版。书中全面地介绍了自远古开始至1840年为止的中国航海史，清晰而完整地叙述了海上丝绸之路起源、发展和没落的过程，其学术价值至今不减。

第三本是张铁生的论文集《中非交通史初探》。书中讨论了中国与非洲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有价值的是，介绍了非洲沿海出土的一些中国瓷器和中国钱币，以及北非古代工匠所仿制的中国式金属器皿。例如，书中写道：“马休谓摩加迪沙所在的索马里曾经发现许多713到1201年间的中国钱币。这证明了‘非洲之角’的香料和象牙贸易的发展，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同索马里的海洋贸易的频繁和重要性。不过，罗戚认为东非各地所发现的中国钱币中有些钱币的年代却是从700年开始的。司徒尔曼研究过基尔瓦群岛、马菲亚岛和摩加迪沙所发现的中国钱币，说它们主要是宋代的（1017—1163年），但有些是唐代的（713—1017年）。最近一次最大的发现，是1945年在桑给巴尔的卡蒋瓦发现的一百七十六枚中国钱币。此外，1954年又在马菲亚岛的基西马尼发现了两枚中国钱币，而且在马菲亚岛和桑给巴尔还发现了十三世纪末及十四世纪初的伊儿汗钱，这多少反映出伊儿[15]汗国同东非的海洋贸易的关系。”现在看来，这里所介绍的非洲考古发现算不上新奇，但是，在该书问世的那个极端封闭的年代里，这里所提供的国外学术信息就显得非常珍贵了。同样是由于时代的限制，该书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国外人名、地名、论著名及专用术语的外文原文，致使别人难以查核原始资料。同样的缺陷，还出现在张铁生的重要论文《从东非史上看中非关系》（《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中。这样的缺陷，将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上留下一个永恒的烙印。忘记这个时代，甚至美化这个时代，将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

第二，海外贸易史研究。

1949年之前，由于受国外学者的影响，学术界对于海外贸易史的研究集中在唐宋元时期。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有乌廷玉的《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历史教学》1957年第2期），吴晗的《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1960年），林家劲的《两宋与三佛齐友好关系略述》（《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郑履权的《宋代广州的香料贸易》（《文史》1963年第3辑）。在这些论文中，吴晗的《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是一篇随笔，虽然讨论元代的私人海外贸易，但其目的是要说明“正因为十四世纪已经有了频繁的民间对外贸易，沿海人民具备了航海的知识技能和通商的经验的积累，这样，就为十五世纪上半期的郑和七下西洋那样规模巨大[16]的商船队打下了基础”。相比之下，林家劲的《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是一篇较有深度的文章。文章高度评价了宋代的海外贸易，认为它“不光对宋代本身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商业贸易发展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上承汉唐，下启元明，为明代中国海外贸易的极度发展和繁荣开拓了道路”。文中还认为，宋代的“朝贡”贸易“实质上”并不是这两个字“所表达的含义”，“它虽然有政治和外交上的作用和意义，但最主要的是体现出商业贸易的关系”。文章最后还指出了宋代海外贸易的负面影响：“市舶贸易的侧面结果是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剥削和压榨，加深了社[17]会的阶级矛盾”。从这篇论文产生的时代背景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自然的。

与唐宋元相比，明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这主要是由于沾了“五朵金花”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光。因为要研究“资本萌芽问题”，就必然要涉及海外贸易。其中问世较早、影响较大的一本著作是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

张维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明代海外贸易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说，明代海外贸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制政权所控制的海外贸易，它以‘朝贡关系’的贸易形式出现”。这种海外贸易“显然为统治主及其所代表的那个政权服务”，“具有极大的消极性和束缚性，它的发展前途是有限的”。另一类是“私人进行的海外贸易”，它“包括封建地主经济所经营的海外贸易以及大小商业资本家所进行的海外贸易，它在明代整个的海外贸易活动中，可以说占着最重要的地位”。私人海外贸易虽然“基本上还是为封建制度服务”的，是“封建地主发展自身经济的一种手段”，是“供给封建地主阶级腐朽生活需求的一种贸易”，但它也具有“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性能”。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私人的海外贸易必然跟着发展起来，因而要冲破专制政权对于海外贸易的控制”，这样，“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者与专制政权之间的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在张维华看来，“明一代私人的海外贸易，是在与专制政权所施行的‘海禁’不断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劳动人民为了争取贸易自由，为了争取生存”的一种形式；“随着私人间对于海外贸易要求的增高，这种矛盾更趋于尖锐化。明代海上的一切‘走私’活动，就是向专制政权的‘海禁禁令’进行斗争的一种活动。‘海寇’的发生，本来就带有农民起义性质，但这时已发展为向专制政权的‘海禁禁令’进行斗争的一[18]种形式”。根据这样的逻辑，明代的“海寇”就是一种应当值得肯定的进步运动。有人还得出这样的结论：16世纪中国沿海从事走私[19]贸易的“海寇”，“事实上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先锋队”。裔煊在后来出版的《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也写道：“明嘉靖间的中国倭寇海盗运动实质上是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联合各阶层人民反对封建的运动，归结到一点就是禁海与反海禁的斗争。这是中国社会内部[20]的阶级斗争。”

傅衣凌则从经济史的角度对明代海外贸易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书中《明代福建海商》一文可以说是五六十年代出类拔萃的一篇代表作。该文以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为参照，对明代福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傅衣凌根据明代福建海商的“构成分子及其出身阶级”，将它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被传统的封建关系所排斥出来的地方贫民，尤其在人多地少的沿海地区，他们迫于衣食，因而下海通番”。第二类是“和地方传统关系有亲密结托的人物”，包括“有政治力量的势豪”、“族大之家”和“以儒治贾者”。他发现，“在欧洲的商人与封建领主在身份上是严格地对立着，对于土地是不得亲近的，这样可使商人专门从事商业的活动。而中国则似乎并没有这种界限，商人同时也就是官僚、地主。中国商人极富通融性，所以中国的自由商人并不能够充分地发展”。傅衣凌认为，福建海商“采取海寇的方式，率领半商半贼的舰队，从事海上贸易的活动”，实际上是“反抗封建统治”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反抗基本上都失败了，原因就在于，“中国海商的构成，有很多封建地主阶级分子在内。这样，就俾使其内部团结力很不坚强，易于受到外界压力所动摇，而和统治阶级相勾结，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民族的利益，像汪直、洪迪珍等的勾结倭寇。不用说，在海寇中，也曾有地方贫农的参加，可是这又由于当时生产上虽出现有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然并没有取得支配的地位，结果也不能起进步和领导作用。这里，我们对照欧洲商人的兴起，他的构成中心，类系被认为‘无赖恶少之徒’。为了这般人在封建社会里是受压迫的，自可不受传统的束缚，对于旧社会是显露着对立的态度，因而资本的进行和扩大，都比较不受羁绊而有一条合理的路可走。可是在中国像这样的商人所占的人数并不很多，并且在锁国政策之下，因其时有采取寇掠的行动，更易招致政府的压迫与禁制，他们每无法把其资金输送回国，只好流亡外国，长子孙”。结果，福建的海商就被分成了两类。一类是“留居国内而和本土经济有联系的”。由于这部分海商“和传统的封建势力关系太过于密切”，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反而“和地主一样，同为维持中国封建制的两大杠杆”。相比之下，“欧洲商人由于远涉重洋，改变了一般商人的心理，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同时，科学的发达又直接有利于他们的经营，间接有利于整个社会”。这部分福建海商最终“蜕变而成为福建的洋行，停留于官许牙行的阶段，作为封建的官僚资本的一个重要支柱”。另一类是“与本土失去经济联系”的海商，即侨居海外的海商，由于政府“锁国政策的限制无法回来，阻断了其和本土经济的联系”，无法成为推动国内社会经济变革的力量。在傅衣凌看来，“十七世纪的福建海商，已经发展到自由商人的阶段”，“假如代替明朝的，不是这落后民族的清政府，中国或可能慢慢地踏上资本主义之[21]路，那末这海商资本大可充作原始积累而被利用的”。

后来，傅衣凌在一篇不长但很有影响的文章中再次阐述：“十七世纪时代浙闽的海上贸易商是存在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无论就其经营形态和生产关系上说，都表明有某些新因素的萌芽。”那么，这些新因素为什么“又如此的长期停滞不进呢？”傅衣凌的观点是，其主要原因在于“封建政权对于海上贸易的压迫，这是中国海上贸易不能发展的一个致使的因素”。此外，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也打击了中国的[22]海上贸易商。田汝康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在《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中指出：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问题相关联的”；15—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大陆国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曾长期存在，统治阶级可以从地租剥削中获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对海外贸易不仅不感兴趣，甚而认为难以监督控制而加以敌视。海上贸易与封建制度是格[23]格不入的”。

傅衣凌等人认为，17世纪海外贸易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福建海商甚至已经是“自由商人”了。但另一批学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17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仍然是一种封建式的对外贸易，那时的贸易商主要为官商，即属于地主、官僚、豪门、巨姓所有，他们不是航运企业的企业主，看不出含有任何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因

[24]素”。倡导这种观点的一篇重要论文，就是韩振华大概写于1962年的《十六至十世纪前期中国海外贸易航运业的性质和海外贸易商人的性质》。在这篇文章中，韩振华明确写道：“当时能够获得‘商引’的船商，能够取得‘邻里’担保的船商，和能够应付官吏、里甲的鱼肉者，如非湖海大姓豪门巨室以及达官贵人与夫乡宦之流，实难取得这种‘商引’而置船以泛海通商”；而“中国的船商与水手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不一定都是雇主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就是他们之间是存在了雇主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也不能立即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被资本所奴役的现代雇工人的中国水手，是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海船上先出现的”；在明清之际的海外贸[25]易中，根本不存在着“自由商人”。

韩振华还以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为具体的个案，详细论证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即当时不存在着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文中深入讨论了郑成功时代“东之利倍蓰于西”的海外贸易特点、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对外贸易的利润及利润率、对外贸易航运商和船员的构成、对外贸易商人的构成等问题。实际上，韩振华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论证，比他所要得出的结论更具学术意义。例如，他以翔实的史料证明，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众多“散商”，实际上资金实力是“微不足道的”，最多的300余两银子，多数在100两以下，“甚至只有4两银的本[26]钱，也可以出海贸易”。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在盛情赞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时，韩振华的这篇文章更显示出学术意义。韩振华还撰写了《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一文，但直到20年后才[27]得以公开发表。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已不再关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问题了。

郭沫若也曾探讨过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但其起因则是由于在厦门的郑成功纪念馆中见到了一枚郑成功所铸的银币。通过在厦门、上海、北京等地查看各种实物，郭沫若论证了“郑成功首先采用西法自铸银币这个史实”，从而把中国自铸银币的历史“从清代的道光年间推前了近两百年”。郭沫若还讨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引述了韩振华在《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一文中关于郑成[28]功从海外贸易所获收入的估计。不过，郭沫若文中把S.Well Williams说成是“英国人威廉牟士”并不正确，此人事实上是美国汉[29]学家卫三畏，曾长期在中国生活，是美国汉学的奠基人。

在五六十年代关于清代海外贸易的研究中，彭泽益的《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无疑是一篇传世之作。虽然1949年之前梁嘉彬等学者对广东十三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彭泽益从更高的理论视野出发，大大提升了这个问题的学术意义。该文一开头即点明：“研究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买办商人和买办资产阶级兴起的历史，不能不溯源鸦片战争前清代广东洋行商人即十三行的历史，广东洋行行商虽然在当时还没有获得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社会条件下真正的买办意义，但是，它和以后中国买办阶级的产生和形成而又有着历史的和社会的渊源联系。因此，研究清代广东洋行的起源问题，就成为研究近代中国洋行历史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30]环节。”这种不凡的气势，只能出自大家之手。该文以丰富的史料、严密的逻辑，深入考察了清代广东海外贸易情况，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制度，广东十三行的创立与演变，“十三行”名称的演变等问[31]题。稍后，汪杼庵发表了《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此文虽然还不满一个页面，但对彭泽益的文章作了重要补充。直到今天，彭[32]泽益和汪杼庵的文章依然是研究该问题的必读著作。

彭泽益的论文享誉学界，但有两篇学术水平同样很高的论文则不太为人所知，一篇是《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另一篇是《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它们均出自王士鹤之手。《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先从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东南亚在古代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性，包括自然资料、季风、海流等，指出定期交替的季风“是古代帆船能够作远距离的航行的重要条件，也是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繁荣的重要的自然条件”。文章把古代东南亚海上的贸易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公元6世纪以前时期，（2）7世纪至1292年时期，（3）1293至1511年葡萄牙侵占马六甲。文章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了海上航线的变迁、主要国际贸易港的[33]分布及兴衰、不同时代的贸易特点等问题。《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主要根据外文史料，专门研究了从16世纪末到明朝灭亡为止中国与菲律宾、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的海上贸易，包括贸易的发展情况，来往的船只数量，贸易品的种类与贸易额，主要贸易港，海上贸易航线，以及这种海上贸易对中国、菲律宾以及墨西哥的影响。在讨论对中国的影响时，作者写道：“明中叶以前，我国和东南亚各国间的贸易完全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从海外贩回国内的商品主要是胡椒、香料、香料、龙脑、玳瑁、象牙、犀角、珍珠、燕窝等，对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毫无益处的奢侈品。而在明后期，从马尼拉输入我国的主要为白银、洋红、棉花、苏木等，都是对我国人民有益的东西”；估计从1571年至1644年间，输入我国的美洲白银“总共约为5300万比索之多；为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三十二年间官营银矿全部银产量的5.5倍，等于万历间太仓岁入白银的10倍”；大量白银的流入，“影响了金价和物价的上涨”，同时也影响了东南沿海的社会经济；例如，“明代后期我国输往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棉布为数是很微小的，因为那里是印度棉布的传统市场；只是由于与马尼拉贸易的发展，才为我国棉织品扩大国外市场，输往马尼拉的棉布一般年达14万—18万匹，特殊年份达22万—29万匹”；同样，“大量生丝的外输，无疑地对浙江、广东的蚕桑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福建漳泉等地，由于大量蔗糖输出到马尼拉，刺激[34]了蔗糖业的繁荣。贡德·弗兰克在20世纪末所著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也讲到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及其影响问

[35]题，对照一下王士鹤的这篇很少受人关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部名噪一时的著作是多么的肤浅。

此外，李永锡的《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也是研究该问题的一篇佳作，可以说与王士鹤的《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互为补充。李永锡在这篇文章中介绍说：“从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期间，菲律宾同墨西哥的贸易关系是借助于西班牙商船——大帆船（galeones）来实现的。大帆船满载东方商品（主要是中国商品）开往墨西哥西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归程装载美洲白银回到马尼拉，所以当时菲律宾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称为‘大帆船贸易’，或者‘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文章还指出，“大帆船贸易对于中国人移居菲律宾和他们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也有一定的影响。中国人移殖菲律宾，远在西班牙殖民者东来之前，但大规模的定居，则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以后，而大帆船贸易实为其契机”，这是因为“大帆船贸易是以中国商人运去的商品为物质基础的，[36]随着贸易的发展，我国几乎每年都有不少人移居菲律宾”。

就海外贸易商品来说，五六十年代对外销瓷器进行过较多、较深的研究。贾敬颜的《明代瓷器的海外贸易》（《历史教学》1958年第8期）虽然是篇小文章，但所引文献还是比较规范的。瓷器研究专家陈万里在《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中，主要根据T.佛尔克于1954年在荷兰出版的《瓷器与东印度公司》一书，讲述了17世纪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陈万里介绍说，荷兰东印度公司除了把中国瓷器运回欧洲外，还把它们销售到亚洲其他地区；通过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知道，17世纪中叶日本人从中国[37]运去了大量的瓷用色料。后来，陈万里又发表了《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第10期），指出：“当时我国输出的瓷器，虽然不会是百分之百，也至少有相当一分部瓷器是专供出口的，即所谓的外销瓷，同国内所使用的瓷器不一样”；文中并且提出了区[38]分外销瓷与国内所用瓷器的两大标准，即装饰与式样。这篇文章，对于鉴定外销瓷器很有实用价值。

夏鼐的《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介绍了埃及福斯特等非洲遗址出土的中国古陶瓷以及宋代铜钱。与许多仅仅依据外文文献来讨论海外发现中国古陶瓷的作者不同的是，夏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曾亲身到过考古遗址现场。夏鼐道：“1938年2月28日和1939年11月27日，我曾两度去福斯特遗址调查。在断垣颓墙之间，徘徊凭吊。在文化层中还可以看到我国瓷器的碎片。后来又曾在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看到更多的这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万里以外的异国，还[39]遇到故乡浙江在古代运去的文物，不禁勾起异乡游子的乡思。”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可敬的古陶瓷收藏家韩槐准（1892—1970年）。韩槐准出生在海南岛，自小到新加坡谋生，当过割胶工人、记账员，还在西药房工作过。“但是，好学成性的韩先生，任何恶劣的环境束缚不了他，任何巨大的挫折限制不了他。公余之暇，他就闭户读书，从植物学、化学，到史学、考古学、陶瓷学，他无不一[40]一精研。”韩槐准在南洋致力于搜集古陶瓷，达20多年之久。从1956年起，韩槐准多次向故宫博物院无偿捐献了自己苦心搜集来的古陶瓷。

1962年，正当中国大地陷入极度饥荒的“自然灾害”之时，“已经步入古稀之年的韩槐准先生将在新加坡苦心经营多年的‘愚趣园’卖掉，放弃优裕的生活，带领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国定居，受聘于故宫博物院担任陶瓷研究顾问，为故宫博物院的陶瓷研究作出了最后的贡[41]献，直到1970年在北京去世”。韩槐准本人发表过《谈我国明清时代的外销瓷器》（《文物》1965年第9期），安志敏则对韩槐准所捐献的陶片进行过研究，认为其中的一部分（印纹陶）“应该是在当地制作的，并属于马来亚古代文化的一支”，另一部分（划纹硬陶）则“很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而输入的”，而且，“我国境内所发现的划纹硬陶”，不仅数量“十分丰富”，而且“分布又比较广泛，它的产地[42]当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为中心”。

1949年之后研究中国物产在欧洲传播的成果并不多，王国秀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茶和工艺美术品在英国流传状况》是这个方面的佼佼者。此文标题虽然是讲英国的，但也涉及法国的“中国风格”（现在一般译为“中国风”或“中国热”）。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将中国茶叶、瓷器的传入与英国生活方式的变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文中写道：“茶自十八世纪以来逐渐成为英国广大人民的日常饮料。据一九三九年英国的统计，英国每人每年平均饮茶要较喝咖啡多十一倍。在十八世纪时代英国需要的茶完全是由中国输入的……由于饮茶需要茶具，因此饮茶的习惯就人们对瓷器的兴趣。十八世纪时英国大量地输入中国瓷器。由于求过于供，英国瓷业者就开始研究中国的制瓷方[43]法，从仿制阶段发展到制成精美耐用的英国瓷器。”虽然文中有些说法并不正确，例如说“欧洲人称茶为‘剃’Tea，这名称是由厦门[44]语演变而来的，通过早期荷兰人通商时传出”，但在那个时代，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第三，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历史关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的学者主要是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视角研究中国与欧洲早期关系史的。葡萄牙是最早与中国发生联系的欧洲国家，澳门又是葡萄牙人在中国的长期居留地，因此，1949年之后的中国学者不能不关注葡萄牙人在中国的早期活动以及澳门的历史问题，尽管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

整个50年代，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专题文章只有一篇，就是胡代聪的《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这篇文章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的史实，来揭露其殖民主义罪行记录的一页。同时，从这里可以了解到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的活动，正是这种罪恶的继续”。文章从介绍葡萄牙兴起的历史背景开始，叙述了从1487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开始的葡萄牙东来历史，认为“在找寻新的东方通路的活动中，葡萄牙是起了带头作用的”，他们“来到东方是一路砍杀而来的”。文章列举了葡萄牙人在广东、浙江、福建沿海的一系列侵略与走私行为，指出这一时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活动的特点是“将非法的走私贸易和海盗式的劫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仍然企图在中国沿海建立起侵略据点来”。文章认为，两大原因导致了朱纨被杀以及明政府反走私活动的失败：一是“朱纨的海禁政策遭到了浙江、福建地方与海上走私贸易有密切利害关系的豪门势族的反对”；二是“朱纨的海禁政策并不会得到浙江、福建沿海居民群众的充分支持”，因为朱纨的海禁政策“使沿海地方居民的生计受到影[45]响”。这篇文章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葡萄牙人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的活动过程，但主要依据周景濂于1936年出版的《中葡外交史》和张星烺于1930年出版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资料。由于史料不够丰富，更没有充分吸收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方豪关于浙江双屿港的研究，所以，这篇文章深度不足。

60年代研究这个问题的主要论文是陈智超的《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该文作者在“附记”中写道：“这是我的习作——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是整个写作过程，从选题到修改，都是在向达先生的热诚指导下进[46]行的；向先生还把他收藏的许多珍贵材料供给我参考。”陈智超在这篇文章中重点研究16世纪前半期葡萄牙人在浙江、福建沿海的活动，以及朱纨领导的反走私活动。与胡代聪的《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相比，陈智超的这篇文章在中外文史料上更加丰富，学术性更强。但朱纨本人的文集《甓余杂集》等重要文献依然没有被利用，更加遗憾的是，文章没有吸收方豪关于浙江双屿港的研究成果。

胡代聪、陈智超的上述论文，还反映了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学者所面临的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如果把16世纪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视为殖民侵略者，那么，朱纨所领导的反海盗斗争就是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的爱国行动，朱纨本人是民族英雄。另一方面，根据阶级斗争与社会发展理论，明王朝无疑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反对这一政权的群众运动自然是进步的，而维护这一政权的官员则自然属于反动派。更加重要的是，如果把明代中国沿海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海盗”视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兴力量”，或者是“新兴资产阶级先锋队”，那么，朱纨这类主张严厉海禁的人物就是“明王朝统治统治阶级中腐朽封建势力”的代表了，而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者，他所实行的海禁政策完全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措施。面对着这样的理论困境，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学者殚精竭虑，千方百计地寻找突破之道。胡代聪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朱纨是主张严海禁的官吏。当然他的出发点仍是为了巩固明朝的统治，他对海外贸易也采取了不加分别对付一律禁止的粗暴政策，但就当时对外国侵略者的态度来说，他所实行的拒绝外国势力侵入的政策，基本上是符合于中国的民族利益的。”陈智超则明确地说，那些代表海上走私者利益的人“是出卖民族利益的大汉奸，而朱纨等人是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民族英雄，嘉靖年间的反葡斗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斗争”。读读近年来的众多论著，可以发现，时至今日，这样的理论困境依然存在，没有被彻底突破。

在早期中葡关系史中，最为重要的是澳门问题。196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但所收史料并不丰富。1949年之后比较重要的研究，是关于明代葡萄牙人能够入据澳门原因问题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一直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是，由于葡萄牙人帮助明朝政府打击海盗有功，所以明朝政府就把澳门给了他们居住以作为奖赏。1957年，戴裔煊发表了《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种说法。他的文章是通过探讨这样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这种说法“有什么原始资料根据？所根据的资料是怎样来的？是否可靠？海盗首领是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谁代表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了葡萄牙人？有什么凭证？”戴裔煊的结论是：“直至现在为止，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由来的说法，所能举出的葡文以及其他外文的早期资料，属于16世纪的，只有平托的因本地商人请求广东政府把澳门给葡人说，没有所谓赶走海盗这回事。由于1564年澳门葡人企图讨好中国政府，俾达到正式建立贸易往来关系的目的，甘为鹰犬，自愿效劳，于是有协助广东政府平定柘林叛变这回事。他们的目的虽然达不到，但是，从这一件事以讹传讹，就逐渐形成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了”；后来由于耶稣会士的推波助澜，这一说法“愈弄愈凶，到18世纪后期，变成了葡人以武装流血占领得来说了”；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真实过程是，他们“违反向例，不顾中国人民的反抗，于1557年强硬用砖瓦木石盖屋居住，守澳官受了他们的贿赂，纵容姑息，瞬息盖屋成村，驱之不去，这样就[47]给他们占据了下来”。戴裔煊的这篇文章逻辑上层层递进，结构严密，论证有力，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学者接受了他的观点。[48][49]1987年，澳门星光出版社还出版了单行本。不过，从20世纪末开始，汤开建根据新史料，“以纯学术的立场对佛郎机助明剿灭海盗一事”进行了严肃的重新考察，认为“葡萄牙人帮助明清政府剿灭海盗正是他们采用的讨好明清政府而长期获得澳门居住权的一种手段。明清政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亦在一定意义上有意让葡人暂居澳门，借葡人的力量加强广东地区的海防，以抵御倭寇、海盗”；“由于葡人帮助剿盗及大笔贿赂两个方面的原因，葡萄牙人获得澳门的居[50]住权”。应当指出的是，至今为止，葡萄牙人入据澳门的原因还是[51]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例如，金国平等人近年就提出了新的观点。

继葡萄牙人之后来到中国的是荷兰人。而且，早期中荷关系史的研究又涉及台湾问题，因为荷兰人曾经占领过台湾。1962年，在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之际，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篇文章，分别是陈碧笙的《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朱杰勤的《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的记录》（《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陈碧笙的《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文字简洁，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文章开头短短一句话，把荷兰兴起的历史背景说得很透彻：“十七世纪上半叶，是荷兰称埧[应是“霸”之误——引者按]东方殖民地的时代。由于在镇压尼德兰民族独立和东方人民起义的战争中耗尽了自己资源和力量，西、葡两国在东方的殖民地独占已不能继续下去了。法国正为其内部的斗争所削弱，德国则由于三十年战争而陷于破产和分裂，英国国内革命的危机日益成熟，只有新兴的、‘十七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典型国’（马克思语）的荷兰，得以因缘时会，从西、葡两国在东方独占权的破坏中得到了最大的好处。”文章依据丰富的外文资料，令人信服地揭露了荷兰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一系列罪行。文章全面叙述了“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经过及其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包括“军事镇压、政治分化、文化侵略”和“经济上榨取掠夺”。文章指出，除了“荷兰殖民者和中国人民，特别是台湾各族人民的矛盾”这一“根本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外，在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还面临着“殖民国家之间的矛[52]盾，荷兰殖民者内部的矛盾”。这样，文章就将郑成功收复台湾置于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将它视为一个孤立的事件。

朱杰勤的两篇文章内容与结构基本相同，但《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的记录》一文更为详细。作者介绍了荷兰人东来之前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渴望，指出：“当他们通过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53]得知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早已垂涎三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丝绸，“荷兰不不独得闻，而且得见。全世纪各国都有华丝的传播。荷兰国内已有中国商品的市场，特别是丝织品使他们[54]拍卖获得厚利，对于华丝的贸易更加渴望”。如果说陈碧笙的《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从欧洲历史的角度讨论了荷兰兴起的背景的话，那么，朱杰勤则从中国历史的角度阐述了荷兰人得以在东方称霸的原因：“明中叶后国势日衰，官吏腐败，使荷兰殖民者有机可乘，同时由于货币商品关系，尤其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事实上不能闭关自守，因此荷兰殖民者得以在通商的幌子掩盖下，进行其海盗式的活动。明朝封建统治者和官僚地主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对于外来侵略者采取妥协态度，以至荷兰殖民者得寸进尺，为海上大患三十多年。”作者既高度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同时认为“郑芝龙对于反抗荷兰侵略和发展台湾是有贡献的”。但是，关于郑芝龙在“反抗荷兰侵略和发展台湾”的历史贡献问题，在大陆学术界至今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

张轶东1958年发表的《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是一篇出类拔萃的佳作。此文完稿于苏联的列宁格勒，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苏联所藏的大量外文原始文献。文章全面叙述了从中世纪开始至17世纪上半期“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与中国明朝灭亡”为止的中英关系，特别是英国人来到中国之前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的种种努力，17世纪英国人来到中国沿海的背景与过程。遗憾的是，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张轶东的研究文章。更加遗憾的是，对于这篇堪称代表当时中国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最高水平的论文，后来的研究者很少关注，致使一些已被张轶东阐明的错误说法直至20世纪末还有流传。进入20世纪后，一些学者对张轶东[55]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更深的研究。50多年前，张轶东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现在大英帝国是瓦解了，可是英国还拥有较发达的工业与科学。不过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约只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是一定能够在工业生产水平方面赶上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56]的。”进入21世纪，中国的GDP总量终于超过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张轶东所期待的迟了30多年。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今天依然难以读到张轶东文章中所依据的那些文献资料。看来一个国家仅凭GDP，还是无法成为世界上的强国的。

第四，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考古学研究。

1949年之前，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考古学研究与科技史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先讲考古学研究。

在五六十年代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考古学研究中，重点首推福建泉州。而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开创者则是吴文良。吴文良1903年出生在泉州的一个贫苦手工业家庭，早年就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57]大学毕业后，为了谋生，吴文良曾在泉州的不少中学做过教师，讲[58]授过生物、历史、英语、中文等课程。吴文良对泉州的文物古迹有着浓厚的兴趣，长期致力于搜集泉州的文物碑刻，包括许多墓碑。而收集墓碑，在当时是“为士人所不齿的事”，但吴文良“却不以为然，仍然孜孜不倦地工作。每当他收集到有价值的古代外国人宗教石刻时，就立即刷洗，并作文字记录。吴先生以微薄的教员薪水收入，除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费用外，还经常紧缩家庭生活费用的开支，资作购买宗教石刻之用。例如拉丁文天主教的安德肋·佩鲁亚斯主教墓碑，就是1946年他在石匠铺偶然发现的，其时墓碑尖拱已被琢去，碑面飞天和十字架也大部被凿去，幸好及时发现，并以25美元高价收[59]买，这才得以保存至今”。环顾当今社会，可以深切地体会到，像吴文良那样如此珍爱历史文化的人是多么的难得和了不起。

吴文良所搜集的墓碑、石刻等文物，内容极其丰富，包括用阿拉伯文书写的伊斯兰教石刻、用拉丁文书写的天主教石刻、用叙利亚文字书写的景教石刻、用蒙古八思巴文字书写的景教石刻、用汉字书写的摩尼教石刻、用泰米尔文字书写的印度教石刻，此外还有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文物。其中有些文物非常珍贵，具有极高的学术[60]价值。我们可以上面提到的那块安德肋·佩鲁亚斯主教墓碑为例。这个安德肋·佩鲁亚斯是意大利人，后到泉州传教。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中，还保存着他从泉州寄回欧洲的信件。不过，国内外曾普遍认为，此人似乎并没有“专门传教”，后因“不惯中国生活，年迈思[61]归故乡”，于1336年“随元朝大使由陆道西归故里”。安德肋·佩鲁亚斯墓碑的发现，证明了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安德肋·佩鲁亚斯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最终埋在泉州的土地上。再如，吴文良于1954年发现了一方元代“管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高级僧侣的墓碑，碑上有中文，还有用古叙利亚文字书写的突厥语碑文。明教就是摩尼教，大秦教则指景教。此碑被发现后，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1963年，日本学者致信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索求拓

[62]本。后来，夏鼐对这方墓碑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指出：“这块墓碑的重要性在于：（1）宗教史方面，它的发现表示公元14世纪初泉州一带江南各地有过很多景教徒以致需要设置一位管理诸路明教、秦教（景教）等的教长。这墓碑虽然不采用叙利亚文（即景教官方语），但仍用叙利亚字母来拼写突厥语，可见景教在这里影响之大；并且这位教长（主教）本人便是一位突厥族（汪古部）人。（2）在语言学方面，这块墓碑的发现表明，当时这种文字不仅流行于中亚七河地区和内蒙古旧汪古部地区，并且还被远宦泉州的汪古部人带到江南[63]一些地方来，并且表示东突厥与西突厥语，已稍有分化。”

吴文良还亲自登临泉州的九日山，对山崖上的石刻进行逐一校对，并对石刻的时间、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吴文良指出：在九日山的摩崖石刻中，“其中有一部分的摩崖特别高，刻字面积也特别大的，多为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和提举市舶司，共同为当时航行于南海和中国港湾之间的番舶祈求信风并预祝他们的船舶能‘满载而归，顺风抵达’而举行的‘祈风典礼’的纪念题字”；石刻多为南宋时代，“这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北方土地大部分为外族所占领，宋朝政治中心已经南移。同时，陆路国际交通路线已被截断。南宋政府不得不大力开发南方经济及发展海外交通并奖励国际贸易以补偿财政上的不[64]足”。这些石刻为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祈风仪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被认为“是对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和‘海上丝绸之路’研究[65]的一大贡献”。

1954年，吴文良将自己数十年苦心搜集来的石刻捐献给国家，著名学者、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为此亲自书写了《褒奖状》。在郑振铎、夏鼐等人的关心和支持下，吴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正式出版。此书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英中协会主席、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瞑目了。’1958年，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世界通史》，要求中国提供图片一百幅，‘特别请求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转告吴先生，提[66]供泉州宗教石刻照片十五幅’。”

除了吴志良搜集的石刻外，泉州还有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遗物遗迹。1949年之后，曾专门调查过相关的遗物遗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泉州涂关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的调查》，《考古》1959年第11期）。庄为玑的《宋元明泉州中外交通史迹的价值》（《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是较早全面地介绍这些遗物遗迹的一篇文章。庄为玑还发表过《谈最近发现的泉州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和《续谈泉州港新发现的中外交通史迹》（《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等文章，根据遗物遗迹探讨了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庄为玑还与吴文良就泉州[67]清净寺的建造年代、建筑式样等问题进行过讨论。这样的研究，不仅推动了对泉州历史文化的研究，而且也促进了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

由于泉州有着丰富的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古迹，所以，在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1959年7月15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博物馆。博物馆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文物资料，并且编写了《泉州海外交通史[68]料汇编》（至1962年，共出版9期）。即使在“文革”期间，泉州也[69]有不少外国银币出土，其中主要是16、17世纪的西班牙银币。

顺便提一下，1957年，还有人介绍了福建长乐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石碑和福建莆田祥应庙碑记。前者是研究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可靠实物依据，后者为研究宋代泉州商人远赴东南亚贸易提供了重要资

[70]料。

泉州之外，另一个与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的城市是广州。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广州发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所立的《重修天庆观记》石碑。碑文记载说，来到广州贸易的三佛齐商人见到道观天庆观“遗塞芜没”，残破不堪，返回国内后，将此告诉三佛齐的大首领地华迦啰；地华迦啰自愿出资，派人到广州来重修天庆观，先后历时十二年方告完成；地华迦啰还“以十万金钱买田，在观供奉”。1962年，戴裔煊发表了《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公元十一世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往来贸易关系以及关于三佛齐和注辇国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指出这个碑记“本身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文章考释了三佛齐名称的由来、三佛齐人重修天庆观的原因、三佛齐与中国的关系，并且认为，《重修天庆观记》碑文还可以补正《宋史》等史料的一些错误记载，“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解决《宋史》《三佛齐传》和《注辇传》词的矛盾，有助于我们证明《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当时人宋括的《梦溪笔谈》等书关于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国王‘奉贡’事的记载不足为据，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官方对注辇国认识[71]的错误”。戴裔煊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72]印度尼西亚学者将其译成印尼文，在本国发表”。国内的讨论文章，主要是郭威白的《论广州在宋代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并就“熙宁十年三佛齐注辇国‘朝贡’问题与戴裔煊先生商榷》（《学术研究》1962年第6期）。该文的主要观点是，熙宁十年前来中国入贡的是注辇国，而不是像戴裔煊所说的那样是三佛齐。

1964年，广州发现韦眷的墓葬。韦眷是一个著名的太监，《明史》中有传。此人于1475年出任广东市舶司提举，掌管广东的海外贸

[73]易。韦眷在广州假公济私，敲诈勒索，搜刮了大量财富，《明史》说他“纵贾人通诸番，聚珍宝甚至富”。1964年，广州铁路工人文化宫在扩建球场时，发现了韦眷的坟墓。墓中出土了红珊瑚、松香等海外舶来品，还发现了三枚外国银币，其中两枚是满剌加银币，一枚是[74]威尼斯银币。后来夏鼐对这些银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满剌加银币铸于1459年，威尼斯银币铸于1457—1462年间，“这三枚外国银币以及同出的红珊瑚，便是他侵克外商所得，甚至于有可能便是他侵克回回阿力的赃物的一部分，因为阿力由阿拉伯来华时，中途曾在满剌加停留过，而阿拉伯是威尼斯商人到东方来经商的中继站之一”；特别是那枚威尼斯银币，“可印证13—14世纪时威尼斯在欧洲与东方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威尼斯货币在当时既然这样流行，就无怪于这枚银币在铸造后不到40年便传到广州而被埋入墓中做随葬品”，同时也证明了“广州当时在海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当时管理对[75]外贸易的市舶司的腐败”。此外，1960年，在广东英德的南齐墓葬中，也发现了三枚来自波斯的萨珊朝银币，反映了广州在海上丝绸之[76]路中的重要地位。

扬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1949年之后，在这里不断发现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物。1952年，扬州发现了一块元代拉[77]丁文墓碑。由于这是“我国境内的最早的罗马天主教碑石之一，所以立即引起外国基督教国家学者的兴趣。他们纷纷报道这个重要发现。福斯特（Foster）于1954年介绍泉州基督教石刻时，也提到这件扬州[78]拉丁文墓石。在我国1963年才在《考古》上发表”。几天后，在扬州又发现了一块拉丁文墓碑，被称为“第二号”墓碑，与前一块（第一号墓碑）在1963年第8期的《考古》上同时公布。夏鼐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第一块墓碑的主人是1342年去世的一个女子，第二块墓碑是1344年去世的一个男子，这两人是同一个父亲所生的一家人，来自意大利，到了扬州后就在此安家。所以，这两块墓碑“反映了14世纪前半期扬州的基督教情况”。

扬州的伊斯兰教文物古迹也有不少。城里的仙鹤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名寺之一。1957年，发现了四通元朝的墓碑，“用中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刻成，碑文以阿拉伯文为主体，间夹波斯文的地名。只[79]有一块碑的正面系用中文楷书刻字”。建筑专家陈从周还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过扬州的普哈丁墓园和仙鹤寺。他的文章发表于1973年，但文章最后附记写道：“本文测绘图系同济大学建筑系同学1961[80]年在扬州实习时所绘。”因此，作者在60年代就应当开始此项研究了。

1960年，扬州施桥发现了大小两艘木船（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扬州施桥发现了古代木船》，《文物》1961年第6期）。以前曾认为[81][82]它们是宋代木船。但现在的学者认为它们是唐朝的木船，或者是[83]“唐代晚期”。大木船由楠木制成，出土时损坏较多，残长18.4米（原长约为24米），中宽4.3米，底宽2.4米，深1.3米。整个船身是用榫头和铁钉并用连接起来的，木板之间用油灰填缝。据研究，“这既不是海船也不是长江干线船”，而“航行在汴河（运河）上的船。其[84]推进方式主要是两种，一是撑篙，二是拉纤”。在大船的旁边，还发现了一条楠木刳成的独木舟，全长为13.65米。这条独木舟大概是附属于那条大船的。虽然扬州发现的木船并不能扬帆大海，但它有力地说明了唐代中国造船技术的先进水平。这种先进的技术，既然可以用来建造在运河中行驶的木船，自然也可以用来建造在大海中航行的海船。例如榫钉结合及油灰捻缝技术，正是船舶能够在海上抗击风浪、平安航行的重要保证。

第五，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科技史研究。

1949年之前，围绕着郑和下西洋问题，有些学者已经开始从科技史的角度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例如，《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尺，长宽之比约为7:3。管劲丞在1947年发表的《郑和下西洋的船》中，首次对这种“大得离奇”的船舶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只能是“史官笔下造成的船舶，并不会经过工匠用斧斤、斫大木”，因为“航海的船舶，为了波涛汹涌之故，更需要减少水的阻力；[85]而逾短宽则阻力逾大，又是古今不变的”。不过，这个质疑是依据文献资料得出的。

50年代，大陆学者主要还是依据文献记载研究古代中国的造船业，例如冯汉镛的《唐宋时代的造船业》（《历史教学》1957年第10期）。再如，杨志玖短文《关于隋唐船舶的二三事》（《历史教学》1957年第4期），也是依据文献资料来纠正乌廷玉在《隋唐时期的国际贸易》一文中的错误说法。

1957年，在南京相传是明朝宝船厂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用铁梨[86]木制成的巨型舵杆，长达11.07米。周世德认为，这个大舵杆的“尺度与郑和宝船的尺度是适合的”，“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宝船厂舵[87]杆极其可能是为郑和宝船制造的舵杆”。1965年，在南京的宝船厂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长达2.2米的大木轴，研究者认为它可能是船上[88]用作盘车的“绞关木”。

1962年，周世德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古代木帆船中的一种主要船型沙船。文章分析了沙船发展的历史、沙船的性能和构造特别、沙船在历史上的作用等问题，并且根据沙船进一步讨论了郑和的宝船。在这篇文章中，周世德进一步提出：南京发现的那个巨型舵杆“极可能就是郑和宝船所用的舵杆，或是存在厂中的备品”；郑和宝船的船型应为沙船，因为“宝船既是在江苏省太仓和南京两地设厂制造，采用[89]沙船船型最为合理”。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来研究中国古代造船史，但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例如，席龙飞等人认为郑和宝船的船型应为福船。他们写道：“考虑到福建、浙江沿海宋元以来的造船业较为发达的事实，再结合着船队是驶向南洋以及以印度洋去波斯湾和非洲东岸广深海域这一事实，宝船的船型当然会选择适于深海航行的尖底、深吃水、长宽比小，但非常瘦削的船型。这种优秀[90]的船型非福船莫属。”郑鹤声等人则综合了这两种说法，认为“郑和宝船的船型，不会只限于一种。宝船应随着建造地点的不同而不同，在南京宝船厂所造的，应多为沙船型，而在福建打造的应为福船型”[91]。

在讲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船舶时，不能不提到田汝康的名作《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该文通过中外历史比较，指出“古代中国帆船在制造技术上是极先进的”，例如“像中国那样侧舷弯曲、横梁宽大、省出甲板多留舱位的设计方法，一般称之为‘多角楼原则’（Turrent Principle）。这样的设计原则直到1892年始正式出现在欧洲的船只上”。文章引述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帆船远航东南亚各国甚至超越印度洋远达红海地区的时间最迟应在五世纪前后”。文章主要根据外文文献，讨论了17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的活动情况，说明了在18世纪之前“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海面上确是占有领导的地位”。文章认为，进入18世纪中叶之后，有三大原因导致了中国帆船业的停滞不前：一是“在组织经营上，中国帆船是以个体小单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的”；二是“在制造技术上，由于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制”；三是“在发展环境上，十八世纪后半叶也是对中国帆船业不利的时期”。文章指出，“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及商业上的地位地一蹶不振，开始于五口通商之后”，“要是没有南京、天津、北京等条约的摧残和破坏，中国帆船的海外贸易仍然是可以继续发展的，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才绞杀了中国远[92]航帆船业发展的前途”。不久，田汝康又发表了《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有三个：一是“在十六世纪以前，中国帆船在制造和驾驶技术上实远超过当时号称欧洲最进步的葡萄牙，所以从发展的起点上来说，中国帆船最初是并不落后的”；二是“但自十七世纪起到五口通商为止，中国帆船业的发展条件便无法和欧洲船业相比，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帆船业才无法继续向前发展”；三是“五口通商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更是中国帆船[93]业衰落的决定性原因”。

除了造船外，航海术也是科技史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五六十年代关于古代航海术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郑和下西洋而进行的。1961年，向达根据明朝茅元仪所编《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整理出版了《郑和航海图》，从而为学者们研究古代航海术提供了便利。向达在书中不仅考证了大量的海外地名，还从天文航海、制图学等角度对《郑和航海图》进行了探讨。书中还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例如，就导航方法而言，在《郑和航海图》上可以看出，“郑和的宝船自南京出发以至苏门答腊岛北端，航线沿途注上了罗盘针路，而不用星辰定向。从龙涎屿向西至锡兰山，更由锡兰山向西向北，无论是沿着印度西海岸走，或者横渡印度洋以至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北部沿海，都尽量利用星辰定向，和罗盘针路相辅而行。这一事实应如何解释，还不甚清楚”；再如，就制图学而言，《郑和航海图》的绘制，“用的是中国的传统画法，和阿拉伯人如Edrisi所绘地图很不相同。过洋牵星所用指、角等名称以及一指所等的度数，和阿拉伯人所用有相似之处。但中国航海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见于北宋朱彧《萍洲可谈》的记载，在公元十一、十二世纪之间；过洋牵星的航海术，中国与阿伯伯究竟孰先孰后，[94]谁学谁，尚无定论。”向达提出的这些疑问，实际上指出了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我们借此机会把后来关于中国古代航海术的研究略作介绍。

1966年，严敦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郑和航海中所使用的牵星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指出，类似于牵星板这样的航海仪器，“古代阿拉伯人的航海术中早有此类设备”。他通过计算，得出如下结论：古代中国牵星术中的一指，约在1°34′至1°36′之间，而在阿拉伯人的航海术中，一指也为1°36′。所以，中国古代牵星术中使用指[95]这一单位“当受阿拉伯人航海术的影响”。这篇文章把古代牵星术所测得的各地纬度数据与现代数据进行了对比，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牵星术的先进性以及它所受到的阿拉伯航海术的影响。

韩振华在《牵星术——十五世纪初有关西亚东非天文航海的记录》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文中认为：“《郑和航海图》的天文航海技术，是有吸收印度人和阿剌伯人的天文航海经验，像观测恒星高度所使用的仪器以及计算高度的指、角之数，都是吸收当时航行于印度洋上的先进经验。但是，作出《郑和航海图》这一张图，却是中国人利用他们所吸取进来的这些印度、阿剌伯人的航海经[96]验而加以发扬光大。”可惜的是，不知道这篇文章写于何时。从该文所引文献来推断，应当是60年代的作品。

1977年，由华南师范学院、北京天文台、广州造船厂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航海天文调研小组”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查，认为牵星术中的角度单位“指”在汉代就已经有了，而不是来自阿拉伯航海术。这个小组进而推断：“我国航海天文的牵星术量度方法起源于战[97]国时期。”参与这项研究的刘南威等人后来继续认为：“我国牵星术中所用的‘指’，显然是古代传统的量角单位。《郑和航海图》中关于‘指’的含义，也和战国、汉、唐的测角方法基本相同”，“牵星[98]术是我国古代天文航海中的重要成就”。

但从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中国古代牵星术是受阿拉伯航海术影响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的航海术。例如，孙光圻等人在《试论郑和牵星术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中论证说：“无论从牵星仪器、牵星单位，还是从牵星记录、牵星对象等方面考察，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牵星术中，所汲取的阿拉伯天文航海的因素是非常众多和明显的。然而，这种汲取并非是被动的，相反，它是一种主动的行为，是一种根据中国人的航海需要，结合中国人的航海特点，对引入的外来先进的航海文明，进行改造、提高、溶化等再创造的能动过程。”[99]赵鹿军也认为：“郑和航海所用牵星板是中国传统天文航海与阿拉[100]伯的相融合的产物。”金秋鹏则针对刘南威等人的文章，指出：中国古代的航海天文学“虽可以归纳进古代天文学的总体之中，但它与传统天文学的主流的关系并不大。它是由航海者在航海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国人开始应用牵星术的时间“大约是在元末或者明初”；牵星术“并不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产物”，[101]而是“从阿拉伯天文航海术中传入或引起的”。

第六，关于古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中日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日邦交处于非正常状态”，所以，就整个大陆的学术界而言，[102]对日本的研究“尚处于一种零散状态”。

五六十年代的主要研究论文有王裕群的《明代的倭寇》（《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王立达的《七—九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经过及其影响》（《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汤鹤逸的《唐代中日文化关系与日本空海和尚》（《云南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朱梓荣的《唐代的日本留学生》（《史学月刊》1958年第4期），贺昌群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65年第6辑），等等。在这些论文中，王立达的《七—九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经过及其影响》通过介绍“遣隋使”和“遣唐使”，强调“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两国在历史上有着长[103]远的和平相处的关系”。而王裕群的《明代的倭寇》则论证了“明代海上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破坏海上贸易的海盗——倭寇，它是以日本封建诸侯、大商贾所支持的武士、浪人等流氓所组成的，是专门掠夺财富的一种海上强盗。它不仅阻挠着海上贸易的进行，而且向中国沿海直至内地省份骚扰，这些强盗带给中国沿海人民的损失[104]是巨大的”。同一年同一份杂志上的两篇文章，结论却不相同，正好折射出了时代的特点。

贺昌群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是上述论文中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篇。该文讨论了“古代日本和中国的交通路线”以及“古代日本僧徒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这两个问题，有不少论述至今依然值得重视。例如，作者在讲述中日之间海上交通路线时指出：“由于古代航海术、造船术的不发达”，所以在7世纪之前，“日本与中国的交通往来多经由朝鲜”；日本与中国的海上航线可以分为南、北两条：“北路经壹岐、对马，沿朝鲜西海岸北上，经辽东半岛的东海岸，横断渤海湾，而至山东半岛的莱州或登州上陆。或者不经辽东半岛，航行到达朝鲜西海岸的仁川附近时，便横渡黄海而至山东半岛。大约第三世纪到第五世纪的交通路线，多是从北道而行”；“南路从日本九州出发，扬帆东海，而达扬子江口，转入扬州，循运河北上入楚州（淮安），经汴州（开封）而达洛阳、长安。南路的海程比北路短，现在从长崎到上海，就比长崎到芝罘短一百多海里。而且，北路沿途泊碇的时日多……唐朝的商船亦多由扬州、苏州、明州（宁波）出帆到日本去”。但是，南路的要比北路危险，其中原因之一是“当时广东以东东洋海面的船，造船术不如广州以西西洋海面的船发达”，例如从广东到东南亚去的船大者可容二百余人，而往来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船所载人员则不到一百；另一方面，“那时海上航行，还不能掌握季候风（古代称‘信风’）的变化，亦不知海流的关系，全仗风帆作用，风帆须得依风向与海流之力，而风向与海流又因太平洋的季候风与暖海流而有变异”，因此，“南路航线虽较北路为短，而风波险恶，隋唐时代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和中国的商船，在航行中牺牲了的人，见于记载的不可胜数。这种情况，直到明代，虽然指南针已发明了，造船术、航海术已大有进步，但危险还是不能[105]全免”。在科技发达、交通安全便利的今天，许多人根本无法意识到古代海上远航的危险性，甚至将其视为轻松的海上漫游。读读贺昌群的上述这些文字，可以使我们在赞美海上丝绸之路时，不要忘记古代航海的危险性。

1963年，是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为了纪念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的重要贡献，1963年的《扬州师院学报》特地刊发了《试论鉴真——为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而作》等系列文章。此外，还有艾明的《鉴真的东渡——纪念鉴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历史教学》1963年第7期）等文章。孙蔚民在《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唐僧鉴真》（《江海学刊》1961年第10期）一文中，从民众对鉴真的认知水平阐述了研究鉴真的重要性：“我国唐代佛门中，有两个杰出的人物：一个是玄奘法师，一个就是鉴真和尚。玄奘法师的西游，在我国广大人民中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成为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之一；而鉴真和尚的东渡日本，知道的人却不多，甚至[106]连鉴真的家乡扬州的府县志里，也找不到有关他的片纸只字。”而周一良则从时代的高度说明了纪念鉴真的意义：“当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友好合作，坚决反对共同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今天，我们回顾鉴真促进中日友谊关系的决心和毅力，追念他对文化交流的贡献，来加[107]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鼓舞共同的斗争，不是很有意义吗？”

第七，关于西洋汉学与天主教的研究。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尤其如此。但在五六十年代，在东西方严重对立的国际背景下，在极“左”思潮日益猖獗的环境中，对西洋汉学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当时《历史研究》上的一篇重量级文章，反映了大陆社会对于西洋汉学的正统看法：“如果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西洋‘汉学’家主要是传教士，那么，中叶以后传教士之外又加上了大批外交官、军人、殖民地官吏、间谍、特务，等等。法国的沙畹、葛兰言都曾任职于北京的法国使馆，英国‘汉学’家中出身于公使领事者尤其多，威妥玛、翟理斯、巴克尔、瓦特等不一而足。美国的卫三畏、柔克义都做过公使。德国、荷兰等也有同样情形。以建立汉字拼音方式著名的威妥玛早年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后来英国主要侵华活动者之一。翻译了不少佛教史资料的毕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英国海军里任职。美国侵华的头子加勒·顾盛、彼得·伯驾等都曾是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的撰稿人。伯希和在义和团运动时留学中国，曾经帮助法国军队屠杀起义的中国人民。恰恰和十七八世纪传教士们相反，在这些人头脑之中，中国人就是‘野蛮的、处于可怜的屈从状态的国民’，而他们的手上，还染上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就是西洋[108]‘汉学’家们撕去面具后的本来面目。”

西洋汉学家既然被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中为资产阶级侵略者所御用的学者”，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中国大陆，除了对其进行批判外，自然不可能再去研究西洋汉学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头20年中，在此问题上学术水平最高的是周达甫的《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历史研究》1967年第6期）。该文研究了印度菩提伽耶发现的五方北宋时期的汉文碑刻，纠正了沙畹的一些误释，例如把“内陀”释作“内院”、把“弥勒”释为“刊勒”等。该文最后写道：“本文仅仅在于改正沙畹的误释。沙畹不但是法国一国的，而且是欧洲的汉学一个开派的‘大师’，对于一块小碑，尚且会错成这样。过去由于殖民主义的障碍，以致亚洲国家彼此之间的文化学术研究，往往要依赖西欧学者，甚至在我们这些国家中还会把西欧的东方学者当做权威和‘正统’，从这一个例子也可以看出有时是如何的不可靠！我们亚非各国学术界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互助合作，这对于亚非以外各国的同行也是一种帮助，[109]可以帮助他们不至于隔靴搔痒。”对照一下前面所引的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体会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就可以知道，周达甫写出这样平实的结论是多么的不容易。

从16世纪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欧洲传教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通过他们的中介作用，欧洲文化传播到中国，中国的文化也被介绍到欧洲。朱谦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对欧洲影响问题的主要著作。1949年之后，朱谦之在此书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修订和充实，写成《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1958年，朱谦之自认为此书可以拿出去出版了，并将书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于[110][111]1962年排出了铅样本。但书还没有印刷出来，严厉的批判文章却接踵而至。1958年，萧萐父发表了《粉碎迷信洋人的伪科学》，认为“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在几个根本问题上陷入了反科学、反爱国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虽然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材料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几番修改，但仍不能摆脱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命运”。萧萐父认为，“所有的传教士，不过是西方殖民者配合其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特别是耶稣会士，本着他们的反动信条，表现得更加疯狂和无耻。即以早期的利玛窦等和后期的南怀仁、穆敬远等的活动事实为例，已可以完全揭破他们自己制造的，以及朱先生代他们披上的所谓‘传教运动和学术运动’相联系的美丽外衣了”，这样，那位鼓吹“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112]洋人”的杨光先则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的爱国主义性质”。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一再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在同一期刊物中，有一篇文章信心十足地写道：“小麦能超过万斤大关，水稻能达[113]到四五万斤”的奇迹很快就会在中国出现。在那样一个狂热的年代里，把杨光先视为“爱国主义”的典型，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萧萐父的批判文章，朱谦之作了答复。朱谦之虽然认为这些批判“实在受益不浅”，但“我仍然不能接受批评者的全部意见”。朱谦之先从讨论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性质着手，认为当时中国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需要科学技术”，所以耶稣会士所带来的欧洲科学文化知识“是完全符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初期的要求”，他们向中国输入科学是“有贡献”的；同时，“明清之际由于满族侵服中国”，破坏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将中国社会逆转为奴隶社会”，所以“汉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不论阶层，不问流派，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同声反抗，同具强烈的民族意识”，“只有大地主官僚如李光地、汤斌乃至杨光先之流，皆奉当时官学，提倡君权，甘心为清统治服务”；杨光先等人“是坚决反对新观念新事物而拥护正在败坏正在衰颓的东西的人”，他们通过“散布落后观念来妨碍当时科学的发展”。朱谦之非常正确地指出，耶稣会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每一时期均有其一时期的特征。我们首先不应把现在梵蒂冈及其侵略政策支配之下的耶稣会，来完全对待16、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而且即就现代而论，耶稣会士也是有转变可能的”，例如梵蒂冈格利高里大学副校长顿季，“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下，脱离了天主教教会并加入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队伍”。[114]在极其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朱谦之以过人的勇气、严密的逻辑、有力的论证，显示了中国学者的学识与气节。他的这篇文章，是罕见的时代杰作。

朱谦之的这篇答复文章发表后，乌恩溥随即对其进行了批判。乌恩溥认为，“来华教士所进行的活动并不是散漫的个人宗教活动，而是依据殖民国家统治者的命令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活动”，“基督教侵入中国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国人民在原来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基础上，又遭受了基督教宗教神秘主义的束缚和奴役”，所以，“朱谦之先生所一贯坚持的观点是违反历史实际的，是非科学[115]的”。不过，与朱谦之的那篇文章相比，这篇批判文章显得非常苍白无力。

彻底批判西方来华传教士，固然可以使人们看清其侵华“先遣队”的真面目，陈庆华在《早期天主教士底武力征服中国阴谋》（《历史教学》1951年第2期）对此有过专门的叙述。不过，这也给大陆学者带来另一个学术上的难题。因为无论是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传教士，还是19世纪开始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曾猛烈抨击过古代中国正统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许多人甚至把西方传教士对儒家学说的批判看做是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就中国本身而言，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儒家学说也被当成是一种腐朽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形态，是革命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如此。那么，如何评价西方传教士对儒家学说的抨击呢？陈申如发表的《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儒教的关系》（《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文章说：“无论儒家思想、或基督教思想，都是为了麻痹人民，以便更好统治人民、奴役人民”，所以，当西方列强“认识到光凭借‘大炮’和‘基督教的曙光’不能征服中国人民”时，就会转而利用儒家思想；“中外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勾结了，由此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基督教思想和儒家思想也就逐渐从矛盾、斗争转向相互妥协”；“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通过‘尊孔’的出现，表明基督教同儒教二大反动思想已开始合二为一，以做垂死挣扎，企图来共同对付无可抗拒的中[116]国革命新思潮”。这篇文章，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特殊时代里特殊的论证方法。

五六十年代大陆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上面七个方面。此外，由于向达的努力，在文献整理上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17]

1957年向达被划为右派，不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118]还受到了一批著名学者的公开批判。但向达并没有放弃对学术与真理的追求。在此后的几年中，他积极筹划并致力于整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其目的，“主要就是选择那些在‘正史’外国传以外的[119]有关中外交通的著述来加以整理出版”。这套丛书原计划出版41种，分四批出齐。但由于“文革”的爆发，向达本人“被一再批斗”，[120]于1966年11月去世，成了“‘文革’中第一个去世的人”。《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也只出版三种，分别是《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和《两种海道针经》。这三种文献，都是向达本人整理出来的。1961年出版时，《人民日报》还为此刊发过消息《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人民日报》1961年10月19日）。70年代末期，中华书局决定恢复出版这套丛刊，具体工作由谢方主持。到了[121]1998年，共出版了26种（其中包括向达整理的3种）。现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是研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必读的基本文献。如果没有向达在60年代所做的努力，这套文献的整理出版是不太可能的。

1966年开始的“文革”，给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学者在这场浩劫中含冤而死。我们这里仅以吴文良为例。“文革”中，吴文良“被送去德化集中营（美其名曰‘学习班’），厄运随之降临，祸根竟出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上。原来在该书出版后，海外一些学者曾就书中的某些问题与吴先生进行书信商榷，造反派竟据此诬为罪证，采用高压的逼供讯手段，把先生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对先生施行残酷的严刑拷打，直至[122]被迫害致死”。

在“文革”十年（1966—1976年）中，武伯纶的《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2年第6期），大概是中国大陆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唯一的一篇学术文章。文章主要根据保存在《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贾耽的《皇华四达记》，介绍了唐代广州与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文章说：贾耽的这部著作，“是我国劳动人民和亚非各国人民，在一千多年以前共同努力，开辟这一段海上交通的真实记载，也是研究我国在唐代和亚非各国文化交流、友好往还的珍贵史料。在目前大好形势下[123]来研究《新唐书·地理志》的这段古代史料，觉得格外有兴趣”。这篇文章除了引述冯承钧所译的《马可波罗行纪》和岑仲勉的《隋唐史》外，没有提及国内外其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利用多少中外文史料，更没有提出或解决多少学术问题。但是，这篇文章的问世，表明当时中国大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没有完全中断。“文革”时期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文章略多一点，主要有郭沫若的《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豫博的《日僧邵元在我国所撰碑文铭考略》（《文物》1973年第6期）、王仁波的《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西北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周一良的《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文物》1973年第1期）。

郭沫若在《出土文物二三事》中写道：1970年，陕西西安市郊出土了两瓮唐代文物，“已考定为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因安禄山之乱逃奔四川时，邠王李守礼的后人所窖藏”，其中有五枚日本“和同”银钱。郭沫若认为：“邠王所得‘和同’银钱，与《开元通宝》金银钱及其他珍宝同时窖藏，看来是日本遣唐使所献[124]的‘贡品’由朝廷颁赐的。”元代，日本僧人邵元于搭乘商船在宁波上船，游历过许多佛教圣地，后久居河南登丰少林寺，曾接任过首座僧职。邵元在中国生活了21年后返回日本。1973年，在少林寺塔林中发现了邵元所撰塔铭。《日僧邵元在我国所撰碑文铭考略》通过介绍现存我国境内的三件邵元所书碑文塔铭，说明了中日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关系和浑厚的传统友谊。

周一良的《介绍两幅送别日本使者的古画》则主要研究了日本所藏的两幅古画。一幅是所谓的《荣西禅师归朝宋人送别书画之幅》，日本收藏家一直认为，这幅南宋古画中所描绘的是送别日本僧人荣西，而周一良认为，画中的送别对象并不是荣西，“很可能是重源或这些无从考核的日本僧人”。另一幅日本京者天龙寺妙智院所藏的明代绘画《谦斋老师归日域图》。谦斋是日本僧人策彦周良的号，他于1539—1541年、1547—1550年作为使节两度来到中国，都是在宁波登陆上岸的。他的汉文日记《初渡集》和《再渡集》，生动地记载了宁波及运河沿线的社会风情。《谦斋老师归日域图》是策彦周良于1550年离开宁波启程回国前，一批宁波文人赠给他的送别之作。画上，宁波的城门与城墙依稀可见，江边上有四个大人和两个小孩，对着站在船头缓缓驶离的策彦周良拱手送别。画上还有一些表达恋恋之情的诗作。

从上面这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文革”期间关于古代中日关系的文章，主要发表于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后。或者说，正是由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才使这方面的研究得到了重视。此外，还可以看出，这些文章都是围绕着考古文物而展开的，即使是王仁波的《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也介绍了日本于1971年发现的高松塚古坟以及章怀太子墓。所以说，“文革”期间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主要力量是考古发现。1973年泉州沉船的发现，更加说明了这一点。

1973年，在福建泉州湾后渚港发现了一条宋代沉船。1974年6—8月，对条沉船进行了考古发掘。1975年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关于泉州湾宋代古船的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8月，《人民画报》刊发了关于这艘沉船的一组照片。同年10月，《文物》发表了《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后来专门设立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被挖出来的沉船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海船底部的结构为尖底，头尖尾方，船身扁阔，平面近似椭圆形”，“这艘海船共有13个船舱，基本保存完好。根据海船的长度、宽度和深度计算，其载重量在200吨以上”；“船舱出土的遗物很丰富，有香料木、药物、木牌（签）、铜钱、陶瓷器、竹木藤器等”，而“出土数量最多的香料木和[125]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文物》于1975年刊发考古简报的同时，还刊发了厦门大学历史系撰写的《泉州港的地理变迁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以及王曾瑜的《谈宋代的造船业》等研究文章。《泉州港的地理变迁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一文认为，这艘沉船中的许多货物来自东南亚，甚至印度洋周边地区，例如“乳香，其产地在阿拉伯半岛中部；龙涎产地在非洲”，“从出土的这些历史文物可以推定，海船的航线是东南亚诸国及至波斯湾一带。这一条航线，唐代以来就已航行，并不是宋代新开辟的，宋元以[126]来不过航运更为频繁，规模更加巨大罢了”。

正当中国大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被“文革”摧残得奄奄一息，濒于灭绝之际，发现了泉州湾宋代沉船，从而为研究古代中国的造船技术、航海技术、海外贸易提供了极其宝贵而可靠的实物依据。这样，借助于这艘沉船的发现，中国大陆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逐渐复苏了。在“文革”即将结束之前，《厦门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叶文程的《从泉州湾海船的发现看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另一篇是林春的《中外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这两篇文章都是通过研究泉州湾沉船来讨论古代海上丝绸[127]之路的。这两篇文章也预示着，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春天”也即将到来。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1949年之后港台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虽然两岸自1949年之后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是，两岸学术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在主题上却是非常接近的。例如，五六十年代，大陆出版了一批关于关于中国与亚洲国家历史关系的论著，台湾也组织出版了这样一批著作，主要有《中韩文化论集》（1955年）、《中日文化论集》（1955年）、《中越文化论集》（1956年）、《中国外交史论集》（1957年）、《中泰文化论集》（1958年）、《中日文化论集续编》（1958年）、《中菲文化论集》（1960年）等。台湾学者对有些问题的研究，尽管角度不同，甚至在更加深入，但得出的结论却与大陆学者的论文非常相似。例如，陈文石在《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1965年）说，朱纨到了浙江福建沿海后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结果“衣食于海者失其凭依，士大夫家亦骤失重利，是故皆甚恶之”，“朱纨徒以严急执法，不能就海禁政策与广大沿海贫民生计根本问题[128]上检讨议处，实为失策”。而同一时期大陆学者胡代聪等人也认为，朱纨的海禁政策一方面得罪了“豪门势族”，另一方面“使沿海地方[129]居民的生计受到影响”。海峡两岸学者的说法，是多么的相似。

在台湾的诸多学者中，有两位特别突出，一位是方豪，另一位是全汉昇。方豪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版了《中西交通史》（1953—1954年）、《中国天主教人物传》（1967—1973年）等论著。1969年，他自己刊印了《方豪六十自定稿》。这些论著的内容，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不过，方豪的研究成果，在大陆长期不为人所知。1987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方豪的《中西交通史》。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方豪的《中国天主教人物传》。《方豪六十自定稿》虽然没有在大陆出版过，但此书通过种种渠道在学者中间流传。方豪的这些著作，对于推动大陆自80年代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方豪的《中西交通史》，韩琦在《重读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写道：[130]“方豪的时代尽管已经过去，但他的论著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全汉昇是在1949年之前即以研究中国经济史而著名的学者，到了台湾后，致力于中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特别是16世纪美洲白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入中国问题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他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的论文就有《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略论新航路发现后的海上丝绸之路》、《略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再论十七八世纪的中荷贸易》、《略谈近代早期中菲贸易史料：菲律宾群岛——以美洲白银与中国丝绸贸易为例》、《明清间美洲白银输入中国的估计》等。200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上述全汉昇的论文，可见“历史编·明清卷”。他的其他主要论文还有《明季中国与菲律宾间的贸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8年第1卷），《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9年第2期），《自明季至清中叶西属美洲的中国丝货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1年第2期），《明代中叶后澳门的海外贸易》（《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2年第1期），《近代早期西班牙人对中菲贸易的争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6年第1期），《再论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陶希圣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1979年）。他的主要论文集有《明清经济史硏究》（1987年），《中国经济史论丛》两册（1972—1976年）。201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全汉昇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台湾其他学者也对海上丝绸之路相关问题进行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在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中，较早的论文有包遵彭的《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制度考》（《大陆杂志》1959年第1期），文中提出：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至少有七种不同制度，大小相比。其船料、修、广、桅数，[131]系依次递减，每次奉使远航，均非同一形制”。进入6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更多了。除了夏靳的《郑和七次下西洋地名考》（《大陆杂志》1963年第3期）外，主要有徐玉虎的一系列文章：《郑和下西洋航海图考》（《大陆杂志》1962年第12期）、《巩珍西洋番国志庋藏经过考》（《大陆杂志》1965年第6期）、《郑和航海“过洋牵星图”之诠释》（《大陆杂志》1966年第6期）、《郑和时代航海术语与名词之诠释》（《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店1976年）、《明郑和航海图中针路之考释》（辅仁大学《人文学报》1973—1975年）

[132]等。最后一篇文章，被认为是继60年代向达之后“关于郑和下西[133]洋航行路线研究的长篇力作”。

在中国与欧洲早期关系史研究中，曹永和与赖永祥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曹永和的研究重点是荷兰与台湾的历史关系，主要论文有《荷兰与西班牙占据时期的台湾》（《台湾文化论集》1954年）、《从荷兰文献谈郑成功之研究》（《台湾文献》1961年第1期）、《荷据时期台湾开发史略》（《台湾文献》1976年第1期）等。另外，他还写过一篇十分独特的文章《欧洲古地图上之台湾》（《台湾文献》1962年第1期），很值得一读。1979年，台北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曹永和的《台湾早期历史研究》一书，收录了上述这些文章。2000年，台北的联经出版公司又推出了曹永和的《台湾早期历史研究续集》和《中国海洋史论集》两部著作。

赖永祥的研究重点是英国与台湾的历史关系，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台湾郑氏政权的贸易关系。他的力作《台湾郑氏与英国的通商关系史》（《台湾文献》1965年第2期），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依据，全面考察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政权之间的贸易关系。该文认为，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台湾郑氏政权之间的关系，“起自康熙九年（1670年）英船班丹号抵台时，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氏降清时为止。英人来台系应郑经之邀请而来者，郑氏为求通洋之利及军火之援助，英人则计划在台设立基地，以之作中日菲欧南[134]海间之中介贸易，进而企图与中国日本直接贸易”。文章介绍了双方的贸易商品、具体的贸易船只，分析了影响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郑氏政权之间贸易关系的种种因素，附带指出，向达等人在英国所见到的永历大统历，实际上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台湾带去的。赖永祥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纪台湾英国贸易史料》（1959年）、《台湾史研究（初集）》（1970年）等。

对于古代中日关系史，台湾学者也有不少研究。余又荪发表过《元代的中日贸易》（《铭传学报》1965年第1期）、《明代以前之中日关系》（《大陆杂志》1951年第2期）、《明代与日本之勘合贸易》（《铭传学报》1965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李光涛除了《日本朝贡大明史事》（《大陆杂志》1964年第7期）等研究中日关系的文章外，还发表过研究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关系的不少文章，如《朝鲜壬辰倭祸与李如松之东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明季朝鲜“倭祸”与“中原奸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朝鲜实录中所见之中韩文化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等。稍后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往来的主要文章有宋晞的《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史学汇刊》1977年第8期）。

此外，还可以列举一些很有特色的文章，如李光涛的《记清代的暹罗国表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下，1959年）、陈学霖的《记明代外番入贡中国之华籍使事》（《大陆杂志》1962年第4期）等。在《记明代外番入贡中国之华籍使事》一文中，作者指出：“明代外夷之以华人充入贡使事，东有日本、琉球；南有暹罗、真腊、爪哇等国。”文章在考察了宋素卿、谢文彬、洪茂仔等充当外国贡使的华人事迹后，认为“诸华籍使事，除极少数人外，余皆流品复杂，无甚教养者”，他们成为外夷的贡使，“实为极偶然之事”，而且，“外夷之以华人充任贡使，除方便言语外，于彼邦，或[135]于中国，皆鲜有作用”。而大陆学者是在20年后才开始专门研究这[136]个问题的。

在香港，饶宗颐的许多文章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例如他的《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交通》（《“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4分，1974年）。199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收录了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另外，1949年后移居香港的罗香林，对海上丝绸之路也有过不少研究，主要成果有《蒲寿庚研究》（1955年）、《屯门与其地自唐至明之海上交通》（《新亚学报》1957年第2期）、《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1959年）、《唐代光孝寺与中印交通之关系》（1959年）、《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1961年）。

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在特殊的政治氛围中，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依然继续研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不断出现的考古新发现，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持续的推动力。1949年之前已经享誉学术界的一批学者，保证了这些研究得以在很高的学术水平上进行。尽管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并不是大陆学术界的主流，而且充满了曲折，但并没有完全中断。在台湾及香港，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不是最引人关注的领域，但成果却很不少。所有这一切，为20世纪后期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姜义华、武克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6页。

[2]

张政烺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年版，第12、51、139页。

[3]

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引言。

[4]

朱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

[5]

金克木：《中印人民友谊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6]

史学双周刊社：《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三联书店1957年版。

[7]

陈修和：《中越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2—14页。

[8]

齐思和：《中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0页。

[9]

韩振华：《康泰所记西南海上诸国地理考释》，《协大学报》1950年第2期，收入韩振华的论文集《中外关系历史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9年。

[10]

韩振华：《公元六、七世纪中印关系史料考释三则》，《厦门大学学报》1954年第1期。

[11]

韩振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中国与印度东南亚的海上交通——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未段考释》，《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12]

岑仲勉：《西汉对南洋的海道交通》，《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13]

周连宽：《汉使航程问题——评岑、韩二氏的论文》，《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

[14]

贺昌群：《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15]

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9—50页。

[16]

吴晗：《元代的民间海外贸易》，收录在其论文集《灯下集》中，三联书店1960年版。

[17]

林家劲：《两宋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

[18]

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第四、五、六章。

[19]

谢南光：《郑成功的反侵略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特刊》，1962年。

[20]

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4—75页。

[21]

傅衣凌：《明代福建海商》，载其所著《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2]

傅衣凌：《从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纪中国海上贸易商性质》，《文汇报》1962年11月2日，后收入其所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

田汝康：《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新建设》1964年第8—9期，收入其论文《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4]

傅衣凌：《从一篇史料看十七世纪中国海上贸易商性质》，《文汇报》1962年11月2日，后收入其所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25]

韩振华：《十六至十世纪前期中国海外贸易航运业的性质和海外贸易商人的性质》，收入其论文集《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

[26]

韩振华：《郑成功时代的对外贸易和对外贸易商》，《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收入其论文集《航海交通贸易研究》。

[27]

韩振华：《再论郑成功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收入其论文集《航海交通贸易研究》。

[28]

郭沫若：《由郑成功银币的发现说到郑氏经济政策的转变》，《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郭沫若：《再谈有关郑成功银币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29]

卫三畏的代表作《中国总论》（陈俱译，陈绛校），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不过，此书将原书名The M iddle K ingdom误印成T he M iddle K indom。

[30]

彭泽益：《清代广东洋行制度的起源》，《历史研究》1957年第1期。

[31]

汪杼庵：《十三行与屈大均广州竹枝词》，《历史研究》1957年第6期。

[32]

章文钦：《清代广州十三行与澳门》，《澳门杂志》1994年第9期，收入章文钦的论文集《广东十三行与早期中西关系》，广东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33]

王士鹤：《东南亚古代国际贸易港》，《地理集刊》1959年第2号。

[34]

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地理集刊》1964年第7号。

[35]

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24—226页。

[36]

李永锡：《菲律宾与墨西哥之间早期的大帆船贸易》，《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

[37]

陈万里：《宋末—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收入陈万里论文集《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

[38]

陈万里：《再谈明清两代我国瓷器的输出》，《文物》1964年第10期，收入陈万里论文集《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

[39]

夏鼐：《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收入夏鼐论文集《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0]

韩槐准：《南洋遗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青年书局1960年版，序二。

[41]

蔡葩等：《韩槐准：不该湮没的一代学人》，《海南日报》2008‐04‐08，第13版。

[42]

安志敏：《马来亚柔佛州出土的古代陶片》，《考古》1965年第6期。

[43]

王国秀：《十八世纪中国的茶和工艺美术品在英国流传状况》，《华东师大学报》1957年第1期。

[44]

黄时鉴对茶叶名称在欧洲的传播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见其所著《茶传入欧洲及其欧文称谓》，《学术集林》卷五，1995年，收入黄时鉴论文集《黄时鉴文集》卷三《东海西海》，中西书局2001年版。

[45]

胡代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46]

陈智超：《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47]

戴裔煊：《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48]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269页；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8、92页。

[49]

章文钦：《澳门历史文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65页。

[50]

汤开建：《佛朗机助明剿灭海盗考》，载汤开建所著《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年版。汤开建在另一部著作《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对此问题作了更多的研究。

[51]

金国平等：《葡人入据澳门开埠历史渊源新探》，收入金国平、吴志良所著《早期澳门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金国平：《澳门源考》，收入吴志良等主编《澳门史新编》第一册，澳门基金会，2008年。

[52]

陈碧笙：《十七世纪上半期荷兰殖民者对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侵略及其失败》，《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53]

朱杰勤：《十七世纪中国人民反抗荷兰侵略的斗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1期。

[54]

朱杰勤：《明末中国东南沿海人民击退荷兰侵略的记录》，《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收入朱杰勤的《中外关系史论文集》。

[55]

万明：《明代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集刊》第3集，2004年，收入万明的《明代中外关系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56]

张轶东：《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57]

许集美：《纪念为中国海外交通史填补空白的吴文良先生》，《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58]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吴幼雄增订，黄展岳序。

[59]

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60]

墓碑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373—376页。

[61]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32页。

[62]

该信原文，可见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401—403页。

[63]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收入夏鼐的《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4]

吴文良：《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文物》1962年第11期。

[65]

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66]

马丁尼：《“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与吴文良》，《福建论坛》1991年第1期。

[67]

庄为玑：《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吴文良：《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68]

陈鹏鹏、郭慕良：《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三十年记事》，《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2期。

[69]

泉州市文管会等：《福建泉州地区出土的五批外国银币》，《考古》1975年第6期；庄为玑：《福建南安出土外国银币的几个问题》，《考古》1975年第6期；泉州市文管会等：《泉州出土古外币》，《文物》1975年第8期。

[70]

林钊：《介绍两块有关中外交通史的碑刻》，《文史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71]

戴裔煊：《宋代三佛齐重修广州天庆观碑记考释——公元十一世纪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往来贸易关系以及关于三佛齐和注辇国史的若干问题的研究》，《学术研究》1962年第2期。

[72]

章文钦：《戴裔煊先生传略》，载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史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73]

王川：《市舶太监韦眷与阿拉伯海商》，载蔡鸿生主编：《澳门史与中西交通史研究》。

[74]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东山明太监韦眷墓清理简报》，《考古》1977年第4期。

[75]

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收入夏鼐的《夏鼐文集》。

[76]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英德、连阳南齐和隋唐古墓的发掘》，《考古》1961年第3期。

[77]

耿鉴庭：《扬州城根里的元代拉丁文墓碑》，《考古》1963年第8期。

[78]

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收入夏鼐的《夏鼐文集》。

[79]

朱江：《扬州仙鹤寺阿拉伯人墓碑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9期。

[80]

陈从周：《扬州伊斯兰教建筑》，《文物》1973年第4期。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617页。

[82]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作者：《船文化》，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83]

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8页。

[84]

席龙飞：《中国造船史》，第118—119页。

[85]

管劲丞：《郑和下西洋的船》，《东方杂志》1947年第1号，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

[86]

叶庙梅、韩毓萱：《三汊河发现古代木船舵杆》，《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

[87]

周世德：《从宝船厂舵杆的鉴定推论郑和宝船》，《文物》1962年第3期，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

[88]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市三汊河附近明代宝船厂遗址中又发现盘车构件》，《文物》1965年第10期。

[89]

周世德：《中国沙船考略》，原文曾在1962年中国造船工程学会成立大会及1962年年会上宣读，发表于《科学史集刊》1963年第5期，收入周世德的《雕虫集》，地震出版社1994年版。

[90]

席龙飞、何国卫：《试论郑和宝船》，《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

[91]

郑鹤声、郑一钧：《略论郑和下西洋的船》，《文史哲》1984年第3期，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

[92]

田汝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航运和商业上的地位》，《历史研究》1956年第8期，收入田汝康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以《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为题出版过单行本。

[93]

田汝康：《再论十七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的发展》，《历史研究》1957年第12期，收入田汝康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

[94]

向达：《郑和航海图》，中华书局1961年版，向达序言，第15—16页。

[95]

严敦杰：《牵星术——我国明代航海天文知识一瞥》，《科学史集刊》1966年第9期。

[96]

韩振华：《牵星术——十五世纪初有关西亚东非天文航海的记录》，收入韩振华的《航海交通贸易研究》。

[97]

航海天文调研小组：《我国古代的航海天文》，《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

[98]

刘南威等：《我国最早记载牵星术的海图》，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筹备委员会、中国航海史研究会：《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一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

[99]

孙光圻、陈鹰：《试论郑和牵星术中的阿拉伯天文航海因素》，发表于1990年7月在江苏太仓举行的“纪念郑和下西洋58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收入孙光圻的《海洋交通与文明》，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

[100]

赵鹿军：《郑和牵星图考释及复原》，《郑和研究》1993年第3期。

[101]

金秋鹏：《略论牵星板》，《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2期。

[102]

李玉等：《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03]

王立达：《七—九世纪日本“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经过及其影响》，《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

[104]

王裕群：《明代的倭寇》，《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2期。

[105]

贺昌群：《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话二则》，《中华文史论丛》1965年第6辑。

[106]

孙蔚民：《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唐僧鉴真》，《江海学刊》1961年第10期。

[107]

周一良：《鉴真的东渡与中日文化交流》，《文物》1963年第9期。

[108]

周一良：《西洋“汉学”与胡适》，《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

[109]

周达甫：《改正法国汉学家沙畹对印度出土汉文碑的误释》，《历史研究》1967年第6期。

[110]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黄心川序第3页。

[111]

朱谦之的这本《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最终也没有被商务书馆出版。此书于1985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第一次正式出版。

[112]

萧萐父：《粉碎迷信洋人的伪科学》，《新建设》1958年9月号。

[113]

邢贲思：《也谈我国建设速度的问题》，《新建设》1958年9月号。

[114]

朱谦之：《关于十六、十七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问题》，《新建设》1959年11月号。

[115]

乌恩溥：《关于十六、十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问题》，《新建设》1960年3月号。

[116]

陈申如：《外国基督教在华传播及其与儒教的关系》，《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2期。

[117]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荣新江前言第4页。

[118]

主要批判文章可见翦伯赞：《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人民日报》1957‐10‐04；胡厚宣、杨向奎：《批判向达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邓广铭：《评向达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历史研究》1957年第11期；冯汉镛：《驳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书中有关交通部分》，《史学月刊》1958年第9期。

[119]

向达：《中外交通史史籍丛刊整理缘起》，巩珍著、向达整理：《西洋番国志》，中华书局2004年版。

[120]

孟彦弘：《不合时宜的倔强——解放后的向达先生》，《书品》2009年第9期。

[121]

中华书局编辑部：《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重印说明》，巩珍著，向达整理：《西洋番国志》。

[122]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吴幼雄增订，黄展岳序。

[123]

武伯纶：《唐代广州至波斯湾的海上交通》，《文物》1972年第6期。

[124]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文物》1972年第3期。

[125]

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0期。

[126]

厦门大学历史系：《泉州港的地理变迁与宋元时期的海外交通》，《文物》1975年第10期。

[127]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常用“春天”一词来表达对结束“文革”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128]

陈文石：《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1965年。

[129]

胡代聪：《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前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历史研究》1959年第3期。

[130]

方豪：《中西交通史》，附录二，第771页。

[131]

包遵彭：《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制度考》，《大陆杂志》1959年第1期，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

[132]

徐玉虎的《郑和下西洋航海图考》和《郑和时代航海术语与名词之诠释》收入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编：《郑和下西洋研究文选（1905—2005）》。

[133]

王天友、万明：《郑和研究百年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

[134]

赖永祥：《台湾郑氏与英国的通商关系史》，《台湾文献》1965年第2期。

[135]

陈学霖：《记明代外番入贡中国之华籍使事》，《大陆杂志》1962年第4期。

[136]

李金明：《明代海外朝贡贸易中的华籍使者》，《南洋问题研究》1986年第4期。

第四章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繁荣阶段（1978—2000年）

1978年，中国大陆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随之复兴，并且迅速繁荣。在“文革”结束后的初期，学术的繁荣与学术团体的建立是密不可分的。

1979年4月，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在泉州成立，朱杰勤被推举为首任会长，田汝康为副会长，林文明为秘书长。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决定共同出版《海交史研究》。次年[1]（1980年），该杂志获准公开发行。

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在厦门大学成立，推举宦乡为名誉理事长，孙毓棠为理事长，韩振华、姚楠为副理事长，马雍为秘书长。在讨论学会的组织方案和章程时，决定按专业分为四个小组，“第一组的研究范围为东北亚方面，第二组为东南亚、非洲、大洋洲、美洲、海上交通等方面，第三组为中亚、南亚、欧洲、陆路交通[2]等方面；第四组为近代外交、帝国主义侵华史等方面”。可见这个学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85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辑。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和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所研究的内容，都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相关。这两个全国性学术团体成立后，不断组织召开学术会议，出版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对于营造学术氛围、交流学术成果、促进学术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1981年中国大陆还成立了航海史研究会，作为“中国航海学会下设的工作机构”，[3]并且编辑出版会刊《船史研究》。稍后，又成立了南京郑和研究会等学会，出版了《郑和研究》等刊物。这些学术团体及学术刊物，都与海上丝绸的研究密切相关。

在80年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中外交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概念被“中外关系史”所取代。由于受日本学者的影响，“中外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的概念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并且在1930年左右成为被学者们普遍认可的学科名称。不过，当时朱希祖等人还提出过“中外关系史”的概念，但没有引起别人的重视。“直到70年代下半期，我国史学界才正式启用‘中外关系[4]史’这一名称。”而“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的创立，“在很大程度[5]上应归功于朱杰勤先生”。朱杰勤等人认为“中外关系史”一词作为学科名称，比“中外交通史”或“中西交通史”更具有“概括性和科学性”。朱杰勤曾写道：“中外或中西交通史一词容易使人认为只限于水陆交通方面。并不包括两国之间的战争关系及和平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重点。而且今天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是和平，就是战争，交通问题只是国际关系中一个侧面而已。中西关系史或中西交通一词，如果仅以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未尝不可采用，但如包括亚洲和非洲等国而相提并论，就会使人发生误解。我们认为还是用中外关系史作为学科的专有名词，就比较名实相符，有概括性[6]和科学性。”1982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这个学科名称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从交通路线上来说，可以分为陆上交通和海上交通；海上交通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这样，进入80年代后，海上丝绸之路就成了“中外关系史”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就在“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名称被确实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也开始在大陆学术界出现。

最早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是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ofen，1833—1905年）。从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为基地，到过广东、江西、湖南、浙江、山西、山东、陕西、甘肃、四川、内蒙古等省份，“是第一位对中国地质进行系统研究的[7]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77年，李希霍芬出版了名作《中国》（China）。该书除了研究中国地质、提出中国黄土“风成论”外，还在第一卷第十章“中国与中亚南部和西部诸民族的交通往来之发展”中，专题考察了中国与中亚的交通路线。李希霍芬“时而把这条路称为‘驼队之路’（die Caravanstrasse），时而称之为‘贸易之路’（die Handelsstrasse），并且一再强调指出，沿这条‘驼队之路’或‘贸易之路’贩运的最重要的商品就是中国特产的缯帛。作者在叙述到公元2世纪托勒密（Ptolemaeus）撰述的《地理志》转录时代更早的地理学家马里奴斯（Marinus）有关东西贸易丝绸记载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丝绸之路’（die Seidenstrasse）这一名称”；1910年，德国学者赫尔曼（Albert Her‐rmann）发表了一部题为《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 ischen China und Syrien）的著作，将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到中亚的[8]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叙利亚。

西方学者提出的“丝绸之路”概念，本来是指中国通向西方的陆上交通线。后来，有西方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通往西方的海上航线也应属于丝绸之路。法国学者沙畹在1913年所著的《西突厥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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