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逐太阳的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启文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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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逐太阳的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试读：

那个日子已变得遥远而模糊，然而一旦被揭示出来，就会让人心生敬仰。

那是1929年8月13日，农历己巳年七月初九。时值北京一年中最闷热的季节，连知了不绝于耳的叫声也仿佛直喘粗气。那时候的北京还叫北平，故都北平。在浓荫蔽日的西城区大木仓胡同，当一个婴儿“呜啊——呜啊——”的啼哭声从协和医院的妇产科里传来，正是太阳当顶的时候，这响亮的哭声打破了一个生命诞生之前的压抑，随即又传来一声惊喜的欢呼：“啊，又是一个胖娃娃！”

隔着一道门，一个当时还很年轻的父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仿佛一听就知道，这是他儿子。这也许是父子之间的一种天生的心心相印之感吧。可那时候谁又能想到，在这啼哭与欢呼声中，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人物诞生了！这婴儿就是未来的杂交水稻之父、中国最伟大的“农民”袁隆平，而将他接生到这个世上的，也是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人物——“万婴之母”林巧稚。她用娟秀而工整的字迹填写了婴儿出生档案，又握着他柔嫩的小脚丫在一张白纸上按上了一个小脚印，这是袁隆平人生的第一个脚印。当这一切被时间隐藏下来，这个清晰的日子在逝水流年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时隔八十年后，当许多人为袁隆平的出生日期争论不休时，一份尘封的档案连同那小小的脚印才被重新发现，这个婴儿降生的时间得以确认。

小暑割麦，大暑打谷，趁着三伏天的大太阳，夏收的庄稼纷纷上场打晒，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新鲜的、成熟的味道，从乡村一直蔓延到城市，街市米店里的新面、新米纷纷登场。“五谷丰熟，社稷安宁”，这是天下苍生世世代代的祈盼或愿景。然而，一个婴孩睁开眼第一次看见的世界，哪怕在烈日下也显得阴惨惨的，四处弥漫着死亡的气息。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大小小的军阀正拿手中的枪炮弹药作为棋子，以中国版图作为棋盘，狼奔豕突，你争我夺，一场战争紧接着一场战争，一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秦末乱世、楚汉纷争的描述：“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天灾人祸又往往叠加在一起。在袁隆平降生之际，既有军阀混战的人祸，又加之赤地千里的天灾，大西北和华北几乎同时发生了大饥荒。在战乱与饥荒的岁月中，人命是最贱的东西，而粮食是最贵的东西，连黄豆、豌豆都被穿成了串卖。那些手上拎着黄豆串、豌豆串的贩子，站在街头拉长嗓门吆喝着，仿佛和尚捻着佛珠在念经一样，但他们脸上看不出一点佛心善念。这其实也怪不得他们，天下从来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恨，只恨苍天无眼，让亿万苍生生逢这样一个饥饿的乱世。一座狼烟与阴霾笼罩下的故都，几乎成了一个混乱无比又巨大无比的难民营。那些蜂拥而来的饥民和乞丐，只能在臭烘烘的垃圾堆里寻找吃的，连癞蛤蟆、老鼠也不放过。然而，在那饥荒岁月，连这些肮脏的小动物也几乎绝迹了。只要能吃的，连树叶、树皮和草棵都被饥饿的牙齿啃光了，在这光秃秃的大地上，只能吃土了。有一种叫观音土的黏土，也是饥饿岁月的食物，然而这黏土难以下咽，有人吃着吃着就猝然倒地而死，眨眼间变成了垃圾堆边的饿殍。一堆堆干枯如柴的尸体至死都瞪着空洞的眼睛，又不知将会被拖向哪个乱坟岗去喂了那些同样饥不择食的野狗。

那年头，不只是中国在饥饿的边缘挣扎，就连世人眼中如同天堂一般的美国，在经济大萧条中也有数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大多数是饿死的。饥荒如瘟疫一样四处蔓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世界上何时能不再发生饥荒。

在艰难时世中，袁隆平是一个幸运儿，他降生于一个大户人家。袁家是江西德安有名的“西园袁氏”，袁隆平的爷爷袁盛鉴为晚清举人，在戊戌变法之后，一个旧式读书人的观念也随之一变，盛鉴公放下了手中的四书五经，一度进入江西地方自治研究会研习变法图强的新政，并被委任为海南岛文昌县（今文昌市）县长。当时的海南岛还是一个天遥地远的蛮荒之地，这对于一个来自赣中的官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水土不服加之言语不通，最终让盛鉴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满腔抱负难以施展。他又不甘心做一个混日子、吃白饭的县老爷，于是以一纸辞呈提前告别了仕途，回到江西德安老家教书育人。岁月往往会在不经意间出现某种轮回，当年的盛鉴公又怎能想到，多少年过去之后，他的孙子袁隆平又沿着他当年走过的路，一路追逐着阳光走到天涯海角，从而续写了他当年立誓要“造福一方”的梦想。

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是一个生于封建时代、成长于民国时代、在壮年岁月又迈进了共和国时代的人物。“西园袁氏”的一脉书香在他身上得以延续，他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曾担任过德安县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从20世纪20年代至1938年一直供职于平汉铁路局。袁兴烈是中文系的高才生，在平汉铁路局担任的是文书、秘书一类的工作，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大动脉，由此成了他青壮年时代的人生中轴线。

袁隆平的母亲华静生于扬子江和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江南鱼米之乡——镇江，是一位大家闺秀。她从一所英国教会学校毕业后，一度在安徽芜湖教书。从她年轻时的照片看，她已一改旧式千金小姐遍身罗绮的形象，上穿浅色的高领衫，下穿黑色长裙，素净简约，舒适得体，是当时知识女性的典型形象。

袁隆平出生后，在北平度过了一段短暂的、还算安稳的岁月。每个人的生命之初，都会度过一段记忆空白的岁月，一个幼儿对当时的北平还不可能有任何记忆，但他后来也听母亲讲过他襁褓期的笑话。他一生下来就特别能吃，一张小嘴吃起奶来不知道有多欢，拔掉了奶头，又吮着自己的手指头。这样的笑话其实每个小孩子都有，那也许是一种天性吧。不过，袁隆平到了会吃饭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饥饿感，仿佛从未吃饱过。

在袁隆平两岁时，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把这个依然处于记忆空白期的幼儿提前推进了动荡岁月。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抵抗日寇入侵的十四年抗战从此开始了。在袁隆平三岁到七岁的这几年里，一直随父母在平汉铁路上南迁北徙，辗转奔波于北平，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湖北汉口等地。少年不知愁滋味，一个孩子，还感觉不到这是生死攸关的大苦大难，反而觉得这东躲西藏的日子像躲猫猫一样有趣。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让他从小就磨炼出了一种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能力、应变能力，在未来的日子中，袁隆平一直追逐着阳光，天南地北地辗转奔波，却奇迹般地从未出现过水土不服的现象，这兴许就是他幼年时代就已经锻炼出来的一种体能，甚至是本能。

漂泊流离中也有一个宁静的港湾，那就是德安老家。这位于庐山和鄱阳湖之间的地方，如同战乱岁月的世外桃源，也是赣中数得着的鱼米之乡。在袁隆平上小学之前，袁母带着几个孩子在德安老家断断续续住过几年，这让一个在故都北平出生的孩子，有幸在故乡度过了一段充满乡情与童趣的日子。袁隆平兄弟五个，按长幼依次为隆津、隆平、隆赣、隆德、隆湘，还有一个妹妹——惠芳。说到袁隆平这个名字，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含义，在“西园袁氏”的谱系中，他排在隆字辈，又在北平出生，父亲因此为他取名隆平。袁隆平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小名二毛，哥哥小名大毛。大毛、二毛小哥俩在德安老家居住时，祖父祖母都还健在。在二毛的记忆里，那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爷爷总是板着脸，坐在书房里的一把太师椅上。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人物，在一个大家庭里依然拥有着旧式老太爷的威仪，深沉而威严，不苟言笑，让人充满了敬畏。他不经意间的一声干咳，会让小辈们的心随之颤抖，仿佛连空气也会震荡起来。

调皮捣蛋的二毛也很怕他，在他跟前不敢随便讲话，吃饭的时候也是规规矩矩坐着，老老实实地吃，饭碗必须吃得像小猫舔过一样干净。如果有一粒米饭不小心掉在桌上了，老爷爷立马就会鼓起眼睛瞪他一眼，他赶紧就把米饭捡进嘴里。

其实，这老爷子是很疼爱孙子的，自从海南文昌辞官还乡后，他就不再担任任何官职，一心以耕读传家，家门口就挂着这样一副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也是“西园袁氏”的家风。当他看到孙子们从外地回到老家，一下便有了精神寄托，袁家的未来，就全指望这些小毛头了。二毛那时才三四岁，老爷子便开始教他读书识字，念得最多的就是唐人李绅的那首《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老爷子还时常带着孙子们去田间看那些在烈日下锄禾的农人。那田野的味道很好闻，但太阳晒得脑壳疼，几个小毛头的脑袋瓜都晒得不敢抬起来。老爷子却站得腰杆笔直，他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那些个打着赤膊、流着黑汗的农夫，又独自感叹：“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啊！”这田间的许多道理，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是很难懂的，但只要走进田间看过了，在这太阳底下晒过了，那情景就一辈子也忘不了。

老爷子自然不想让自己的孙子们成为大字不识的农夫，他想要把他们培育成从小就懂得艰难辛苦，能吃苦、懂规矩的读书人。在老爷子面前，孙儿们无论是站着坐着，都必须挺直腰杆，“站如松，坐如钟”，读书时要抬头挺胸，写字时要“头正、身直、臂开、足安”，绝不可趴着写字、歪着拿笔，否则，老爷子就要吹胡子瞪眼睛，又急促又威严地敲一下桌子，你再不改，“啪”的一声，一戒尺就打过来了，打得很响，却也不是太疼。二毛在小哥俩中打小就是最淘气的，他属蛇，在属相中是一条小龙，但他像个小猴精似的，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又加之贪玩不用心，自然没少被老爷子打过手心。打了，老爷子还要叹息一声：“这小崽子，猴子屁股坐不住啊，没有定力啊！”

其实，只要是二毛感兴趣的事物，他特别有定力。刚刚回老家，他就盯上了奶奶那杆形影不离的水烟袋。那烟杆有一尺多长，下边是一个葫芦样的水壶，与烟杆完美地连接在一起，衔接处是一个漂亮的弧形。这水烟袋是用黄铜打造的，时间一长，那黄铜磨得发光发亮，像金子一样。这家伙就像奶奶的命根子，每次吸烟时都小心翼翼，轻拿轻放，生怕摔坏了。奶奶一抽烟，二毛一双眼就贼亮贼亮地瞄着，只见奶奶噘着嘴吞云吐雾，那铜葫芦咕嘟咕嘟直响。奶奶是那样眉飞色舞，快活得跟神仙似的，二毛也馋得小嘴直流涎水，鼻翼不停地翕动，心里就跟猫儿挠痒痒一样，蠢蠢欲动。然而，奶奶警惕得很，每次吸烟后就把烟袋放在一个小毛头们够不着的地方。但百密也有一疏，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终于有一次，给二毛逮着了一个机会，那天奶奶烟才抽了一半，不知啥事就急急地出去了，那烟袋随手就放在桌子上。二毛赶紧飞奔过去，拿起烟袋伸进嘴里猛吸了一口，他抽得很卖力，把鼻涕都抽出来了，那又苦又辣的烟味把他呛得连声咳嗽起来，一撒手，那水烟袋咕咚一声掉在地上，摔坏了。这还得了！奶奶迈着一双小脚赶来了，一眼看见孙子那个狼狈相，又好气又好笑。“你这小贼，你这小贼崽子！”奶奶一边骂，一边捡起烟袋来敲他的脑壳。那烟袋真要敲在他脑袋上只怕会敲出一个鸡蛋大的疙瘩，二毛感觉到了疼，脑袋却没有起疙瘩。奶奶自然只是要吓唬吓唬这个“小贼崽子”，让他长点记性。哪怕是真打，在时隔多年的回忆中也会变得童趣盎然，反而把疼痛的感觉给忘了。

在德安老家，二毛还有一段关于稻米的香喷喷的记忆。那是二毛稍稍懂事的时候，父亲在奔忙中抽空回家，带来一小袋天津小站米，一颗颗晶莹剔透如玉粒般，还没下锅就能闻到一股稻米的清香。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时，父亲看着几个孩子吃得美滋滋的，便有些得意地笑问他们：“你们觉得这大米饭好吃不好吃？”几个孩子都抢着说：“好吃，好吃，真香啊！”父亲说，这可不是一般的大米，这是从前给皇帝吃的贡米呢！这顿饭，二毛一辈子也忘不了，他从此记住了小站米的美味。他还萌生了一个小小的野心，若是他能种出这样的稻米，让天底下的人都能吃上这样又香又好吃的大米饭，那该有多好啊！

1936年8月，袁兴烈把妻儿从德安老家接到了汉口，而二毛这次告别德安老家，其实也是他对无拘无束的童年生活的告别。随着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西园袁氏”那个宅院在接踵而至的战火中毁于一旦，而二毛在老家度过的那一段纯真而又充满了童趣的岁月，也就成了他一生中唯一与故乡有关的记忆。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能够在记忆中留下的东西其实很少，大多数都像是岁月的泡沫，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那些坚固的东西消失了，那些熟悉的气味却不会消失，往往会以一种比记忆更深入的方式，化为生命或人生的一部分，伴随人的一生，如影随形。汉口，汉口

汉口，一座波光潋滟的城池，长江，汉江，在交汇中推波助澜，此起彼伏，一座城池也仿佛波澜起伏。

抵达汉口时，正值三伏天，武汉是长江流域的三大火炉之一，阳光从天空照射下来，一阵阵滚烫的热风扑面而来，满头汗水从二毛的额头流下来，眼前的一切都模模糊糊。他使劲抹了抹眼睛，想要看清楚这个像蒸笼一样热气蒸腾的城市，却怎么也看不清。

一家人刚刚安顿下来，父亲就把大毛、二毛送进了汉口扶轮小学，这学校相当于后来的铁路职工子弟学校。从此，二毛从无拘无束的童年迈进学生时代，也可说是他降生后踏出了人生的第二个脚印，一个早已取好了的名字也从此正式注册：袁隆平。

在那个时代，很多穷人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学，袁隆平是非常幸运的，他入学之前，在德安老家爷爷就给他打下了一定的童子功，已经认得不少字了，到了汉口，白天上学，晚上还有母亲的细心辅导。袁母是一位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又曾当过多年教师，这让孩子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教。袁隆平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最早就是母亲启蒙的。袁母的英语是教会学校里的英国老师教的，原汁原味的牛津口音。英语也要练就童子功，二毛还在咿呀学语之际，母亲就开始教他“How are you”（你好吗）、“This is a book”（这是书）……到上学时，别的孩子都觉得英语太难，他却每次考试都能轻而易举地拿高分，那口语也是原汁原味的牛津口音。

袁母在教会学校念书时，就喜欢阅读欧美文学与哲学名著，她能背诵许多英语原版的名篇佳作，尤其喜欢德国哲学家尼采。二毛刚上小学，母亲就教他读尼采的书。尼采，这个两岁半才学会说第一句话的哲学家，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他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论，对于一个孩童来说，是高深莫测的，但他还说过很多深入浅出又特别励志的格言，如“人类唯有生长在爱中，才得以创造出新的事物”，这让袁隆平从小就懂得爱与创造的隐秘联系。爱是一切创造的原点，没有爱，就没有创造。又如尼采发问：“凡具有生命者，都不断地在超越自己。而人类，你们又做了什么？”这些话，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也许还似懂非懂，却又触及了他一生追求的关键词：爱，创造，超越。诚然，一个哲人的影响对袁隆平是间接的，最直接的还是母亲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母亲不光是教他学英语，在做人方面尤其注重言传身教，她教导孩子们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你要博爱，要诚实”。

汉口那如火炉般闷热的夏天，夜幕降临后，气温才会慢慢降下来。一家人吃过晚饭，孩子们做完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每人就搬个小板凳围着母亲，坐在院子里的一棵大树底下乘凉。母亲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他们讲故事，那悠悠摇动的扇子和娓娓道来的故事，化作一阵阵清风吹拂着孩子们的身心。袁母不知哪来的那么多的故事，既有神话——古老的中国故事，还有遥远异国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野天鹅》《拇指姑娘》《皇帝的新装》……她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那些故事和童话中的人物仿佛就在他们眼前。那树上的月亮越来越高，星星越来越亮，孩子们也越来越心明眼亮。

二毛最爱听狐狸的故事，那些狡猾而贪婪的狐狸扮演着寓言里的各种主角。有一只长得圆滚滚的狐狸，看见了一个院子里的葡萄，它馋得不得了，但那道高高的围墙它翻不过去。它绕着围墙不停地转悠，终于发现墙上有个洞，可那个墙洞太小了，它左试右试怎么也钻不过去，可这狐狸还是挺聪明的，它先在院子外边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终于瘦下来了，嗖的一下就钻进了墙洞，吃到了院子里的葡萄。结果坏了，它把肚子吃撑了，那肚子又变得圆鼓鼓的了，想钻出墙洞又钻不出来了。它只得躲藏在院子里又饿了七天，等到身体瘦下来了，才钻了出来。这个狐狸的故事，让孩子们笑成一团，抱着肚子哎哟哎哟地叫唤，二毛更是笑得人仰马翻，从小板凳上跌下来了还笑个不止。等孩子们笑够了，母亲便笑着问他们：“你们说这只狐狸是聪明呢还是愚蠢呢？”几个小家伙抱着小脑瓜想啊想，你说它愚蠢呢又怪聪明的，它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很会想办法；你说它聪明呢又挺蠢的，它在院墙里里外外地折腾了一圈，那葡萄也吃着了，但一只狐狸从胖到瘦，从瘦到胖，依旧还是原来那只狐狸。母亲一边听着孩子们的回答，一边微笑着点头，还鼓励他们往多方面去想。二毛打小就有一个习惯，一思考就下意识地摸脑袋，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他就这样摸着脑袋反反复复想：一方面呢，这只狐狸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吃葡萄！它挺聪明，想尽了办法，最终也达到了目的，吃到了葡萄。从另一方面想呢，这只狐狸又真是挺蠢的，其实不是蠢，而是它太贪心了，如果它不吃那么多葡萄，适可而止，就不会把自己吃撑了，也就用不着把自己饿瘦了再钻出来。所以啊，二毛得出了这样一个天真的答案：一个人不能没有目标，但也不能太贪心，否则就算你再聪明、再用心，在费尽了心机达到了目的后，到头来还是回到了原来的样子，等于什么也没有得到。

不管袁隆平有着怎样的奇思异想，给出一个怎样的答案，母亲总是含笑不语，不说你对，也不说你错。这样一个母亲，她讲的是一般的故事，却有着非同一般的讲法，最可贵的就是，她从不给孩子们一个标准答案，而是给他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在多种可能性中，让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一个好的母亲抵得上一百个学校的老师”，这句话在孩子们身上得以验证。袁隆平兄弟五个，后来出了四个大学生、一个中专生，每一个都很有出息，首先应该感恩这样一位循循善诱的母亲。

一个在未来岁月被誉为“当代神农”的杂交水稻之父，他在汉口还有两段终生难忘的记忆。第一个是关于炎帝神农氏的。1936年秋天的一个周末，袁隆平随母亲去拜谒神农洞。这神农洞距汉口不远，相传是炎帝神农氏的诞生地。那正是秋收季节，汉口周边的农人在稻子收割之后，都要来报答神农氏赐予他们的收成，他们怀里都搂着一把刚刚收割的稻穗，先在神农膝下跪拜磕头，然后将那把稻子虔诚地供奉在神农氏的脚下，祈求神农氏保佑他们在来年打下更多的稻子。那一把把稻谷在神农脚下越堆越高，仿佛还闪烁着来自田野的金灿灿的阳光。在扑鼻的稻香里，二毛睁着一双乌黑发亮的大眼，好奇地打量着神农氏。慢慢地，他感觉有一种熟悉的气味从神龛深处散发出来，这位神农就像爷爷曾带他去见识过的那些在烈日下劳作的农夫啊，一双大脚仿佛还踩在稻田里，田里的稻子淹没了他的膝盖，风吹来时，水稻发出哗啦啦的响声，稻浪拍打着他那泥糊糊的双腿……忽然，他那小脑袋里又冒出了一个问题，这神农为什么这般受人尊敬呢？这正是母亲带孩子们来拜谒神农的目的。

随着母亲绘声绘色的讲述，二毛眼里呈现出那远古岁月的苍茫大地，在那荒芜无边的旷野上，万物都在野蛮生长，一个农人的身影在这充满了野性的原野上渐渐浮现，那是一个由远而近的漫长过程，越来越清晰。“土地啊——！”他一边深情而不知疲倦地呼唤，一边向着大地深深俯下身躯，用双手抠出荒草下的泥土。他捧着那黑油油的土，仰望苍穹，喊出了他的第一个心愿：“上苍啊，给我种子！”——在他深情而不知疲倦的呼唤中，一只火红色的神鸟缓慢地飞过蓝幽幽的天空，嘴里衔着一株九穗的稻禾，随着神鸟有节奏地振动羽翼，穗上的谷粒一粒粒坠落在地上。他弯腰把种子捡拾起来，撒播在田间，遥远的地平线上幻化出一道彩虹，只见荒芜隐退，稻禾生长。“上苍啊，给我灌溉！”在他的呼唤中，大地上涌现出九眼泉井，井中的水脉彼此相连，他从一眼井中汲水，其他的八眼井水也会一起波动。“上苍啊，赐我阳光！”在他的呼唤中，云开日出，顷刻间，太阳闪射出金黄的光芒，那苍茫的天地间一片灿烂，一个被阳光照亮了的农人充满了生命的威严，金黄的阳光照耀着金黄的稻田，天地间渐渐弥漫出成熟的味道……

这一次拜谒神农洞，是袁隆平童年经历中的重要一幕，在他懵懂的童年依稀浮现出了他未来世界的一个轮廓，虽说还不太清晰，但可以猜测，他在一个古老的神话中已隐隐获得了某种神示。而在他的童年记忆中，还有一个更真切的、确立了他心智方向的细节。这个细节没有神农所经历的沉重的苦难，没有冒着生命危险的种种尝试，它更接近一个如同天堂般的童话。那是他在汉口扶轮小学念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带他们参观了汉江边上的一个园艺场。在那儿，他看到了形形色色、活泼生姿的花卉，蝴蝶在花丛间飞舞，蜜蜂在花蕊中采蜜。除了花卉，还有大片的果树林和葡萄园。二毛特别喜欢在果园里行走的那种感觉，树上挂满了色彩鲜艳的水果，那熟透了的水蜜桃、鲜红的西红柿和一串串晶莹的葡萄，仿佛轻轻一碰就要溅出新鲜的汁液来。那一刻，他突然萌生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明确的目标，长大了他要学农，要搞这样一个园艺场！如果一辈子生活在这样的园艺场该有多好，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甜蜜的事业呢？随处都能闻到鸟语花香，渴了，饿了，一伸手就能摘到水蜜桃、西红柿和葡萄，这比那只想吃葡萄的狐狸，不知要美到哪里去了！

汉口，汉口，袁隆平童年记忆中的汉口，不只有神农的神话和园艺场的美景与梦想，还有另一个汉口，那是战火、狼烟与血腥味交织在一起的汉口。1938年入夏之后，日寇掀起的战火已从上海、南京沿着长江疯狂延烧过来。日军轰炸机像嗡嗡嗡的苍蝇一样飞来，有时候几乎没有过渡，天地间就突然一团漆黑，随着一阵闷雷滚过，天空忽然又像火烧般的通红。日机每投下一轮炸弹，就像发生了猛烈的地震，一座座学校坍塌了，一条条道路瘫痪了，这座华中重镇已到了沦陷前的最后关头。“位卑未敢忘忧国”，那些日子，袁隆平的父亲袁兴烈在铁路上为抗战武装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而日夜奔忙，他还倾其所有，与一家钢铁厂厂长共同筹资打造了五百把特制的大刀，捐献给西北军抗日名将孙连仲的大刀队。《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首抗日战歌就是袁隆平在汉口学唱的一首歌，尽管他那时还不太懂事，也感觉这是他唱得最过瘾、最解恨的一首歌曲。然而，再锋利的大刀也阻挡不住日军的飞机与大炮，这让他在懵懂中觉醒，如果咱们中国人掌握了比日本更先进的科技，造出了比日本更先进的飞机、大炮，就不会这样挨打了。随着战事越来越吃紧，眼看武汉已朝不保夕，政府发布了疏散市民的紧急命令，在难民潮的裹挟之下，袁兴烈带着一家人踏上了逃亡之旅。

多少年之后，袁隆平还依稀记得，那天，父亲一脚跨出门时一声不吭，头也不回，只伸手拍了拍他和哥哥隆津的肩膀，然后使劲地看了小哥俩一眼。那一眼，让刚满八岁的袁隆平突然看懂了，突然懂事了，他恍然明白了父亲没有说出的话：这条路，就靠你们自己的本事来走了！

在那逃亡途中，一个拖家带口的父亲要背负太多东西，还要照顾老人、妻子和比大毛、二毛小哥俩更弱小的孩子，他已经顾不上这两个较大的孩子了。而在这条烽火连天、难民汹涌的路上，一家人能否躲过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会不会被混乱拥挤的难民踩踏、冲散，谁也不知道。这次离别汉口，说不好就是生离死别啊。小哥俩只能将两只小手紧紧地攥在一起，紧跟在父亲的背后撒开腿使劲儿走。当时，袁母已身怀六甲，又一个生命即将降生，而一家人却奔波在生死路上。少年意气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又称陪都，对于当时的逃难者来说，那几乎是唯一的方向。

1939年夏天，袁兴烈带着一家人终于抵达了重庆。放到现在，从汉口到重庆最多也就一天一夜的时间，袁家竟辗转奔波了一年多，还好，他们一路上虽说经历了几次断粮，但一次次都从饥饿中挺了过来。一路上遭遇过日寇飞机的多次轰炸，都说枪子儿不长眼睛，但一家人都奇迹般地躲过来了。到重庆时，一家人也没有失散，一个个都全须全尾地活着，在半途上还增添了一张吃饭的嘴，那就是在湖南桃源生下的袁隆平的五弟隆湘。

重庆既是一座山城，也是一座江城，山江之间，云遮雾绕，浓雾从嘉陵江蔓延而来，一座城市的轮廓若隐若现，如海市蜃楼。然而这幻境很快就被日机的轰炸打破了。一家人抵达重庆不久，连脚跟还未站稳，就遭遇了日军飞机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那是1939年5月3日至4日，日机对重庆发动了连续两天的大规模轰炸，当场炸死了近四千人，两千多人受伤，二十万人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从中心城区一直到嘉陵江畔，化为一片火海。大火扑灭之后，街道两边的房屋只剩下了摇摇欲坠的残垣断壁，残砖断瓦间堆满了缺胳膊少腿的尸体，很多尸体烧得如枯黑的木炭。在一位死去的母亲怀里，她的孩子还在吮着她的乳头。那些没有被炸死和烧死的人，却比那些死难者更痛不欲生。袁隆平眼睁睁地看见一个被炸断了双腿的“扁担”（脚夫），抱着妻子的尸体绝望地哭喊：“你走了，我这没了腿的瘫子还怎么活啊？你生下的那一堆崽子我拿什么养活啊！”

这惨烈而悲绝的一幕，化为了袁隆平刻骨铭心的记忆，贯穿了他的心理成长过程和整个人生。多少年过去之后，只要提到重庆，他就会讲起重庆大轰炸，他痛心疾首地说：“一想起来就心里发紧。不过，这场战争也叫我从小懂得了一个道理：弱肉强食。要想不受别人欺侮，我们中国必须强大起来！”

在侵略者毁灭性的轰炸之下，天底下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但中华民族顽强的意志是无法毁灭的，那些被日军重点轰炸的工业基地、交通枢纽，哪怕在短时间内陷入瘫痪，很快就会被抗战军民冒着生命危险抢修恢复，重新运转起来。街道与店铺哪怕被炸成了一片火海，只要还有一家劫后余生的店铺，照样开门营业，大中小学也一律照常上课。袁隆平也一直没有中断学业，抵达重庆不久，他就进了龙门浩中心小学。孩子们只能在日机频繁轰炸的间隙里打开课本，时时刻刻都可能遭遇日机的轰炸，谁也不知道灾难会不会降临自己的头上。但二毛毕竟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无论多么残酷的现实都无法压抑一个孩子的天性，没有什么能拘束那颗小小的心，无论走到哪里，他身上都有一股率性而为的野气。那绝非一个好玩的年代，却偏有这样一个好玩的孩子。

袁兴烈到了重庆便投笔从戎，担任了西北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一名上校军官，他们家租住的房子就在嘉陵江边，这让袁隆平如鱼得水，没多久就学会了游泳。每天放学之后，他便如同一只小鸭子似的往江边跑，把书包往江滩上一撂，浑身脱得只剩下一条小裤衩，扑通一声，一个猛子扎进江里，痛快，太痛快了。他还特别喜欢那种顶风破浪的感觉，越是有狂风巨浪猛烈地冲击他，他越是觉得痛快、刺激。在游泳上他还真是有天赋，天生一身好水性。有时正上着课，忽然拉起了空袭警报，师生们赶紧从教室里转向防空洞，袁隆平眼看着别的学生没命似的往防空洞里跑，他却一把拉上弟弟隆德，撒丫子就往嘉陵江边跑。他觉得，躲在江水里比躲在防空洞更安全，日本人不会那么傻，故意把炸弹投进江里，日本人要炸的是市中心的楼房和人群，而不是江里的鱼虾，虽然有些炸弹也会落到江里，却是一些流弹，不小心落下来的。他这想法虽说天真，倒也猜得八九不离十。当他游泳时，日本人的飞机有时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江边掠过，连机上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楚。但日机还真是很少往嘉陵江里投弹，而是将尾巴一摆就向市区飞去，随后远处便传来一阵闷雷似的响声，还有一道道如闪电般的光芒从嘉陵江上划过。袁隆平在水中攥紧了拳头，他知道，又有许多房子被鬼子炸毁了，又有许多老百姓被鬼子炸死炸伤了……

袁隆平在嘉陵江里躲过了日机的一次次轰炸，却躲不过父亲那双眼睛，尤其是父亲的那台高倍军用望远镜。一次，袁兴烈正举着望远镜，站在一扇临江的窗前，居高临下地搜寻江边的动静，在江滩上迎风摇曳的草丛中，忽然出现了两个孩子的身影。他把焦距拉近了，定睛一看，竟然是自家的两个臭小子，二毛正拉着四毛（隆德）往河边跑呢。“这小兔崽子，他又想去玩水，竟然还拉上了弟弟，不要命啦！”在一个父亲眼里，嘉陵江是危险的，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在这江里淹死。在二毛眼里，父亲是危险的。此时，袁隆平虽说看不见父亲，但他也知道这很危险，一旦被父亲抓住了，肯定逃不过一顿打。不过，他人小鬼大，鬼点子还不少。譬如说，他每次下河游泳，都要拉上弟弟，这就是他想出来的一个鬼点子，两个人一起犯错误，如果挨打，那也是两个人一起挨打，各打五十大板，会打得轻一点，但结果却是“错上加错，罪加一等”。这天小哥俩还没来得及跳下水，就被飞奔而来的父亲从背后来了个突袭，一只手拎着一个，像拎着两只鸭子似的，一路气呼呼地奔回家。结果已经注定，二毛被父亲打得屁股蛋子开了花。四毛没有挨打，站在一边看，可他一直痛苦地支着身子，看上去比挨打更难受，父亲一鞭子抽在二毛身上，四毛就像挨了狠狠的一鞭子，身体猛地一颤，嘴巴一咧，先就痛苦地叫了一声：“啊——！”

但二毛怎么挨打都咬紧了牙关不哭，他是哥，在老弟面前必须保持男子汉的尊严。结果，他遭受了更严厉的惩罚。

在二毛看来，最厉害的处罚还不是挨打、下跪和惩罚性的背书写字，而是“不准吃饭”。挨一顿打，那是阵痛，很快就过去了，但那种挨饿的滋味则缓慢而难受，那不是阵痛，不是挨打的一个地方痛，而是浑身上下都说不出的难受。这最厉害的一招袁隆平也经历过，当父亲对他施以“不准吃饭”的处罚时，母亲再心疼，也只是躲在房间内默默垂泪。她从不出来为孩子们说情，她也知道，对于二毛这种野性难改的孩子，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直到父亲出门办事去了，母亲才会端着一碗米饭过去，热着的米饭上面还盖着一个二毛最爱吃的荷包蛋。她一边看着儿子大口大口吃着，一边用手抚着他的肩头，讲一些他能听得懂的道理：那嘉陵江有多危险，一个人的生命有多宝贵，如今人们活着又多么不容易，不说鬼子每天都在轰炸，就是能吃上一口饭也难啊。人啊，活的就是一口饭！

袁隆平还太小，有些话他听着不一定明白，甚至就像一阵耳边风，但只要亲身经历过一次，一下就明白了。有一天，袁隆平和母亲一起上街买东西，母亲拉着他的手在摇摇欲坠的屋檐下走着，由于日机的轮番轰炸，有的墙壁已歪向街道，眼看就要倒下来，却又像有什么东西支撑着，一直没有倒塌。这狭窄的老街上挤满了难民。母子俩穿过混乱的人流，看见一个瘦得皮包骨的耍猴人牵着一只瘦小的猴子，人与猴一起打躬作揖，有气无力地哀求路人赏口饭吃。袁母上街买了点油盐米菜，口袋里只剩下了两角小钱，她赶紧掏出来递给了耍猴人，却又黑压压地围上了一群人，四面八方伸过来的都是又瘦又长的手臂。那一刻，二毛看着母亲那想要救助穷人又无能为力的悲哀神情，看着满街饥民浮肿的脸上一个个黑洞似的嘴巴，忽然又想起了那个洪荒年代的神农，那个“天雨粟”的神话，这让一个孩子蓦地产生了异想天开的幻想，若天上落下的不是日本鬼子的炸弹，而是一粒粒的谷子该有多好啊！

尽管战火一直在蔓延，但时间不会因战争放缓，也不会因战争而加速。1942年夏天，袁隆平从龙门浩中心小学毕业，进入复兴初级中学，他在复兴中学只念了半年就转学了。这所初中没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却留下了一个与时间有关的笑话。他写了一篇作文，想到自己来重庆一转眼就三四个年头了，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他对自己在作文里用上这样一句成语还有些自鸣得意，可他不会写“梭”字，结果写了个错别字。这篇文章交上去后，让那国文老师好一阵摇头晃脑，一个十来岁的小屁孩竟然发出了这样的怅叹，简直就是无病呻吟嘛，况且，连个“梭”字也不会写！这老师也够尖酸刻薄的，朱笔一批：“臭文章！”还在课堂上把这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又批了一番。在同学们的哄堂大笑中，袁隆平没有低头，倔强地挺着腰杆和脖子，不过那脖子根儿都红了。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从此，他一辈子再也不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一类人云亦云的成语了。

第二年春季开学，袁隆平转入了赣江中学，这是他们江西老乡在重庆创办的私立中学，为现重庆市六中的前身之一。袁隆平在这所中学读了一年，又转入了他哥哥隆津就读的博学中学。这是一所在武汉沦陷前夕从汉口迁来的名校，当时的校长胡儒珍先生，是一位毕业于香港大学和英国伯明翰舍里欧研究院教育系的双料博士，从1928年上任到1950年卸任，胡儒珍担任博中校长长达二十二年之久。他一方面吸收西方现代教育理念，一方面又从中华文化精髓中萃取营养，提炼出“勤朴博学”作为校训。这一校训融入了一代代博学人的血液，也为袁隆平注入了血缘传承之外的另一种血脉或基因。

这种战乱中迁来的学校，只能在重庆远郊的荒岭野坡上盖起一些临时校舍。博中和其他从内地迁来的学校差不多，最好的房子是一栋学生宿舍，一半是砖瓦，一半是土墙，其余的校舍都是师生们在山上砍竹、割茅草，再敷上黄泥巴搭建的棚屋。“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胡校长常以《陋室铭》来勉励师生。虽然办学条件很差，但师资队伍是一流的，很多骨干老师都像胡儒珍先生一样学贯中西。

袁隆平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都不拔尖，更不是那种传说中的“学霸”。这与他的性情有关，一句话，他干什么都是跟着兴趣走，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对自己喜欢的功课，他兴趣盎然，上课用心听讲，下课继续钻研，成绩就很好。对那些不喜欢的功课，他就只是应付，及格就行。他自称“最不喜欢数学”。要说呢，他也并非天生就不喜欢数学，只因有两个问题未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从而挫伤了他对数学的兴趣。一个是在复兴初级中学念初一时，数学老师讲解有理数乘法，有一条最基本的运算法则是“负乘负得正”，这让袁隆平感到特别奇怪，他又开始摸脑袋想了，正数乘以正数得到的是正数，这个很容易理解，可为什么负数乘以负数其绝对值也是正数呢？凡不理解的问题，袁隆平从小到大都是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一问，那位数学老师一下哽住了，又好像感觉很突兀，好像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不该问的问题。思考片刻后，数学老师才扶了扶滑到鼻尖上的眼镜，慢条斯理地回答道：“你们刚开始学习代数，只要牢牢记住这条法则，按照这条法则运算就行了。”

应该说，这位数学老师的回答也是有道理的，数学是基础课，对于还处于初中一年级这个学习阶段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先要打好基础，而运算法则就是最基本的，只能在打好基础后，等到将来再去弄懂真相。而袁隆平提出的是一个超前的问题，他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是更高的境界了，掌握运算法则的关键在于理解，不但应懂得如何运算，而且要懂得为什么这样算。而在那位数学老师看来，这个过程还真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能够搞懂的，他也就没把有理数乘法讲出让一个初中生足以信服的合理性，而是要袁隆平牢记“负乘负得正”这条法则就行了。但袁隆平觉得这种死记硬背式的牢记实在是“呆记”，他愤愤地想：“怎么呆记呢？要讲道理呀，这有理数，简直太无理了！”

代数如此，几何亦如此。老师在教平面几何时，说到在古希腊三大几何难题中，有一个难题，如何用尺规三等分任意已知角。在此之前，人类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二等分一个已知角，那么三等分怎么样呢？结果是，连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也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但袁隆平初生牛犊不怕虎，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例如一个九十度的直角，分成每个三十度，怎么不能三等分呢？换了任何一个已知角，即已知的任意角，都可以三等分。事实上袁隆平的这个想法是错的，现已证明，在尺规作图的前提下，此题无解。但问题是，几何老师仍然没跟他讲道理，只跟他讲定理，既是定理，那就必须牢记！就是这一个法则、一个定理、两个牢记，让一个初中生伤透了脑筋也伤了心，他觉得数学没有搞头，从此就对数学更不感兴趣了。

袁隆平也有后悔的时候，后来，他对自己没有学好数学一直追悔莫及，他觉得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但他的追悔与遗憾，又何尝不是对教育方式的一种反思。“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强调的是接受力，而解惑则是对理解力的强调，那些“有问题”的学生，往往就是最用心、最爱动脑筋的学生，每一个老师都应该把他们提出的问题讲透彻，一点一点地消除他们的疑惑，而不是一味地向他们灌输什么，逼着他们去牢记什么。当袁隆平身为人师后，一直特别反对那种死啃书本、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尤其是如今的应试教育所催生的那种填鸭式教学方式，他觉得就算学生考了高分，当上了“学霸”，也难以成为那种充满了活力、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才，只能是千篇一律、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书呆子。

抗战胜利那年，袁隆平已经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进入青春期了。

一个孩子的成长，仿佛在不为人知的岁月中发生，连他的父母亲也会觉得突然，这小子仿佛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嘴上长出一层毛茸茸的小胡子了，脖子上长出喉结了，连声音也变了，带着男子汉的深沉了。

1946年暑假期间，博学中学从重庆迁回了汉口原来的校园，袁隆平随博中迁回汉口时，恰好在重庆初中毕业。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汉口开始的，他的高中学业也是在汉口开始的。博中占地近二百五十亩的校园，有两个篮球场、三个足球场，还有乒乓球室、游泳池。同重庆博中那些茅草泥房的校舍相比，汉口博中就像天堂一样。长江从重庆流到汉口，河床越来越宽，水势越来越大。袁隆平感觉自己就像一条从嘉陵江游进长江的鱼，在这大江里可以大显身手了。袁隆平在重庆嘉陵江就练出了游泳的好身手，有人把他比作梁山好汉、水浒英雄中的“浪里白条”张顺，张顺在水底可以伏七天七夜，穿梭水面快速无比，就像白条一闪而过，但那毕竟是小说家笔下的传奇人物，袁隆平没有这本事，但他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都练过，也不是他摸爬滚打自个儿练，重庆博中有教游泳的体育老师，有时候还会请来专业的游泳教练，对他们进行正规训练。在各种泳姿中，他最得心应手的还是自由泳，这又与他的天性有关了，他天生就喜欢自由。但他这自由泳到底游得怎么样，还得拉出来试试看。

就在博中迁回汉口的第二年，暑假前夕——1947年6月，一个机会来临了。湖北举办全省运动会，先要分区进行选拔赛。袁隆平一听这消息就自告奋勇向教体育的周老师报名，周老师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后，摇了摇头。这年袁隆平已经十八岁了，但还未发育成熟，看上去还很瘦小。看看那十来个提前挑选出来的选手，一个个壮得就像鲨鱼一样，袁隆平往他们跟前一站，一下就矮下去一大截，就像一条小鲫鱼，哪是鲨鱼的对手啊！

周老师长得五大三粗，但心还挺细，他生怕伤了袁隆平的心，鼓励他说：“你现在个头还太小了，体力不行啊，先回去，再练几年，把身体锻炼强壮了，还有机会！”

这话让袁隆平一听就觉得有问题，他个头小，那是一眼就能看见的，但说他体力不行，你又怎能一眼看出来呢，这不是以貌取人嘛。他没有当场跟周老师争辩，好像还很听话似的回去了。但他心里已暗暗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参加选拔赛。只要认准了的事，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百分之百地努力。这也是贯穿了他一生的性格。

到了预选赛那天，那些挑选出来的选手一人骑上一辆锃亮的自行车，呼呼生风地奔向赛场，那风头，可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没承想，袁隆平不知从哪个角落里突然蹦了出来，纵身一跃，就跳上了最后一名选手的单车后架，也跟着一阵风似的飙进了赛场。周老师在点名报数时，才发现多了一个人。他看着瘦小个儿的袁隆平，仿佛看见了一个多余的人，这小子抬头挺胸、腰杆笔直地站在队伍里，那股倔劲儿一下子把他给逗乐了，他也莫名地被感动了。他走过来，拍了一下袁隆平的肩膀说：“好，你既然来了，那就试试看！”

那可不是学校的选拔赛，而是整个汉口的预选赛。在这场群雄逐鹿、悬念迭起的选拔赛中，袁隆平就是个小不点儿，谁也不看好他，也没有谁叫喊着他的名字给他鼓劲加油。在这游泳池里，他是一个最孤独的选手，也是一个多余的人。但他游得很放松，整个身心完全放开了，他能听见水在潺潺流淌，甚至能听见自己的血液也在潺潺流淌。他好像不是在跟别人比，而是在跟自己比。结果一出来，众人瞠目结舌，蓦地又发出一片惊呼。一条谁也看不上眼的小鲫鱼，竟然一身轻松地夺得了汉口赛区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两个第一名！博中那些像鲨鱼一样强壮的选手，早已被袁隆平甩得不见了踪影，全都被淘汰了。当袁隆平从泳池里爬上来时，周老师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凝视良久，仿佛是对这小子的一次迟到的正视，一次重新确认。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好小子！他也感到格外庆幸，幸亏他让这小子试试看，要是没有给他这试试的机会，堂堂博学中学，一所名校，在这次选拔赛中就要剃光头了。

这次选拔赛，对袁隆平来说只是小试牛刀，他还有不小的野心，那就是在全省的正式比赛中摘金夺银。这还真不是吹牛皮，在接下来的正式比赛中，他果然夺得了湖北省男子100米和400米自由泳的银牌——不是一块，是两块！命运的选择

袁隆平在汉口博学中学念了一年半高中，由于父亲调到南京任职，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他于1948年春季又转学到南京中央大学附中（今南京师大附中）继续他的高中学业。但他没能按部就班地念完高中，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就匆促结束了学业，也可谓提前高中毕业。袁隆平刚刚拿到高中毕业证，便追随父亲登上了开往重庆的最后一趟火车。在他的身后，是黑白影像中出现的历史性一幕，几名解放军战士爬上南京那座总统府门楼，扯下那面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青天白日旗，一面崭新的红旗冉冉升起……

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即将开启。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袁隆平在重庆报考了大学。但他到底选择什么专业，这对于一个未来的农学家来说，也是最关键的人生抉择。袁父觉得学理工、学医的前途应该会很好，战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一个国家要强大就离不开工业，一个民族要健康就离不开医学。但袁隆平把学农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这让父母亲都感到十分诧异。袁隆平的母亲对孩子们的想法是从不干预的，但她还是提醒袁隆平，学农很辛苦，那是要吃苦的，还说当农民要下田干活，中国上下五千年，最不缺的就是农民，最苦最累的就是农活。但不管父母亲怎么劝导，袁隆平已经打定了主意，这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若要追溯他学农的情结，从儿时母亲带他去拜谒神农、老师带他们去参观那个园艺场开始，一粒种子就在他童稚的心里萌芽了。而他从小到大，眼睁睁地看见那么多饥民饿死街头，这让他觉得，农业是造福人类的最直接的方式，吃饭是天底下的第一件大事，只有把庄稼种好了，提高产量，多打粮食，才能让天下苍生吃饱肚子，让世界少一点饥饿。

父母亲最终尊重了他的选择，他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1949年9月上旬，袁隆平刚刚度过二十岁的生日，就背着行囊走进了位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的相辉学院。他在该院的第一学年读的是农艺系。在1950年11月到1952年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该院农艺系被整合进一所新型的农业高等学府——西南农学院，袁隆平转入了西南农学院农学系，但他主修的专业一直是遗传育种学。

对于袁隆平一家，重庆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袁隆平的父亲作为一名旧中国的军政人员，没有追随国民党而去，而是毅然选择留在了新中国，从此一直生活在重庆。而对袁隆平来说，重庆是他流离转徙中待得最久的一个地方，尤其是那一条嘉陵江，这是重庆的母亲河，也是在他的生命里流淌的河流。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都没离开这条河，哪怕暂时离开了，最终也要回到这条母亲河的怀抱里，嘉陵江的水和他的血脉仿佛是相连的。

那时嘉陵江水还很清，一条如玉带般的河流从校园外蜿蜒流过，而那一个在水中畅游的身影，或顺水而下，或逆流而上，也成了嘉陵江的一道风景。袁隆平那“浪里白条”的名号，从中学带到大学，叫得更响了。那可是名不虚传，1952年春夏之交，大西南地区举办了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袁隆平在川东区的游泳选拔赛中轻轻松松夺得了第一名。接下来，他又去成都参加西南地区的大赛。说来，这是一次极有可能改变他人生命运的比赛，在这次比赛里夺得前三名的就有可能入选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袁隆平虽说把学农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但这样一个血气方刚、充满活力、对什么都好奇的大学生，第一志愿也未必就是终身志愿，他还具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若能入选国家队去当一名专业运动员，对他还真是极大的诱惑。而诱惑会产生奇妙的幻想，他甚至有些异想天开了，仿佛看到自己挂着世界冠军的金牌，站在世界游泳大赛的领奖台上，一面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而那些比他高得多、壮得多的美国运动员、英国运动员都站在了比他更低的位置。那时有一个响彻中国的口号就是“超英赶美”，一个年轻大学生的梦想，又何尝不是当时的中国梦。

然而，袁隆平的这个梦想，很快就化为了泡影。大赛在即，他还是像每次比赛一样，一身轻松，别人在游泳池里苦练，他却游手好闲地逛街。那街上的小吃摆起一长溜，一眼望不到头，龙抄手、赖汤圆、老妈兔头、夫妻肺片、三大炮、“一蹦三跳”……又多又好吃。那清鲜、醇浓、麻辣的口味又特别对袁隆平的胃口，他看见了哪样都想尝一尝，结果呢，他吃多了，把肚子吃坏了。到了比赛那天，他的肚子还隐隐作痛，但他还是忍痛参加了比赛。一声号令，选手们一齐跃入水中，袁隆平发挥得很好，又是一路领先，闯进了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决赛一开始，他又发挥出了“反应快、爆发力好”的优势，在前50米时他竟然打破了世界纪录（秒表显示，袁隆平在此次决赛中的前50米成绩为27秒5，而当时的

100米世界纪录为58秒）。他本人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但在看台上观战的啦啦队见证了这一神奇的时刻，他们也被袁隆平强有力的速度带起来了，一双双挥舞的手臂如同劈波斩浪一般，“袁隆平，加油；浪里白条，加——油——！”然而，在这欢呼声和加油声中，袁隆平的速度却再也加不上去了，而且越游越慢了，他那吃坏了的肚子受了冷水刺激，一阵阵发作起来，已经疼痛难忍了。在最后50米的冲刺阶段，眼看着落在他身后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他，他拼尽余力也追不上去了。

真的，就差那么一点点，他的人生命运就彻底改变了，这次决赛的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而他是第四名。如果不是吃坏肚子，他很可能会夺冠，然后被毫无悬念地选入国家队，而经过国家队的专业训练，他的游泳技巧还将有更大的长进，那么世界上有可能就会多一个游泳冠军，而少了一个杂交水稻之父。命运就是那样的奇怪，那样的不可思议，一点点的差距，不仅一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世界的命运都有可能被改写。

袁隆平没能当上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他觉得这是人生的遗憾之一。而接下来他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差点就当上空军飞行员了。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1952年夏天，国家要在全国大学生中选拔一批飞行员。一听这消息，整个校园都沸腾了。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谁不想驾驶着战鹰翱翔蓝天啊。当时，西南农学院就有八百多名大学生报名，袁隆平是最踊跃的，他最担心的是老师又把他这瘦小个儿不放在眼里。空军招收飞行员的选拔条件非常严格，每个人要经过三十多项体格检查，体检过程中采取单科、单项淘汰制，一项不过关立马就淘汰出局。体检过关后还要通过心理素质检测关、政治审查关、文化考试关。在激烈竞争中，袁隆平一路过关斩将，顺利闯过了最后一关，那可真是万里挑一啊。一切似乎都没有什么悬念了，全校师生还为袁隆平和几位选拔出来的同学开了欢送会。他们胸戴大红花，虽说还没有穿上军装，但那场面，那阵式，那雄壮的军歌声，让袁隆平觉得自己已经是人民空军了。可是第二天，风云突变，他们还没来得及出发就被一律退回了。原因是，那时候国家要把主要力量投入新中国建设，当时大学生很少，从国家战略全局上考虑，暂不从大学生中招收空军飞行员。这对于袁隆平来说，不只是遗憾，而是巨大的失落感，他原本有一次选择天空的机会，最终依然只能选择大地。

就这样，命运给他开了两个严肃的玩笑，结果让他别无选择。那个第一志愿，仿佛注定了，那就是他永远的第一志愿。

他很快就从遗憾和失落中走了出来。他依然是那个活泼开朗、兴趣广泛的袁隆平。他的才艺不仅表现在游泳和各种体育运动上，在音乐上他也颇有天赋。他加入了大学生合唱团，他嗓音并不洪亮，很低沉，而且共鸣音好，同学们又给他取了个外号——大贝斯，那是一种比大提琴更大的低音提琴，是乐队里不可缺少的乐器。他还跟一位来自香港的同学梁元冈学会了拉小提琴。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琢磨，袁隆平发现，掌握小提琴的基本技巧并不难，难在如何抵达那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的境界，如何在这种乐器上注入源于乐曲也源于生命的灵魂。从那之后，小提琴一直伴随了他一生。对他而言，这不只是一件乐器，不只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更是生命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它能把他带到一个很舒服、很美好的境界，感觉整个身心沐浴在一种忘我的精神愉悦中。

尽管袁隆平多才多艺，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但在他未来一生中起重要作用的还是在大学时代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在他敬重的恩师中，就有一位著名的水稻专家——管相桓。管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农艺系，他的老师赵连芳是我国水稻育种和良种推广的先驱之一。管相桓作为赵先生的嫡传弟子，无论在专业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受到了赵先生的直接影响。他主持了全川水稻品种的搜集、普查与比较研究，保存了大量水稻品种资源（即现代科学上的基因库），这一基因库所保存水稻品种数量之多为当时全国之冠。从科学贡献看，他在水稻性状遗传方面的研究为当时国内首创，他的成就一直处于当时国内水稻领域的前沿。1945年管相桓受聘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厚禄，重返祖国和故乡，成为西南农学院的创始人之一。袁隆平是从相辉学院转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的第一批学生，有幸成为管相桓先生的嫡传弟子。袁隆平与管相桓先生的交集，仅为大学时代的短短四年，但管先生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将在他未来的一生中不断续写，而管先生对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与杂交稻有关。他和管先生的交集，也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又是中国现当代水稻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次交集，从赵连芳、管相桓到袁隆平，从近代、现代到当代，这三代中国稻作专家、遗传育种学家构成了一脉相承、薪火相传的师承关系，三点一线，一气贯通。

1953年7月，袁隆平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湘西雪峰山的安江农校任教。

雪峰山在哪儿？安江农校又在哪儿呢？母亲找出一张地图，手指顺着密密麻麻的细线，从重庆往湘西的方向找了很久，好像要丈量一下其间的距离。终于，母亲在千山万水间找到一个比针鼻子还小的黑点儿。她低着头，脸贴着地图上的那个小点儿，泪水慢慢滑过脸颊，簌簌地落了下来，在地图上洇湿了一片。眼看儿子刚刚走出校门，连翅膀也没有长成啊，就要远离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去那么偏远的一个角落，母亲伤心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她喃喃地说：“孩子，你一个人，到了那儿是要吃苦的呀！”

袁隆平也有些伤感，难免还有些迷茫。那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人，一个人独自上路。从此，他再也得不到母亲慈爱的照顾了，冷也好，热也罢，一切全靠自己了。这一去不知多久才能回家，那种别离的愁绪、游子的惆怅一齐涌上心头。他强忍着泪水，挤出一丝笑意，安慰母亲：“我年轻，还有一把小提琴。”

他是背着一把小提琴上路的，一出门，那满眶的眼泪就奔涌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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