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套装共2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 勒庞,[法] 托克维尔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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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套装共2册)试读：

当今这个时代，不仅是一个发现的年代，也是一个应该修正知识的各种要素的时代。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什么现象仍然可以沿用原来的解释。有鉴于此，人们还得继续考察那些陈旧知识，推翻那些经不起推敲的东西，从而形成科学的认识。当今时代，科学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古老法则一个个寿终正寝。陈旧的力学公理被人摒弃，而以前曾被视为世界永恒基础的物质，现在也已经成了各种力量昙花一现的简单聚合。

历史学有其推测性的一面，这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逃避最严苛的批判。然而，它同样也面临着这种彻头彻尾的修正。再也不会有哪个阶段我们敢说确定无疑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明明白白的东西再次变得模糊，疑窦丛生。

对历史上有些事件的研究看起来似乎已经山穷水尽，比如说法国大革命。经过几代作家的把脉，人们也许认为对它的研究已臻至境，完美无缺了。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人们还能够提出什么新东西呢？

不过，即使是大革命最积极的辩护者，在作出判断时也开始变得犹豫起来。早先的证据被证明远非无懈可击，一度被奉若神明的教条开始动摇。试翻一下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最新著述，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在下结论时表现得越来越谨慎。

现在，人们不仅可以毫无顾忌地评判这场伟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而且思想家还在追问，在文明的进程中，革故鼎新之举难道就不能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必须通过流血的冲突与暴力吗？然而，革命的后果似乎既与革命者当初付出牺牲以求得的希望相去甚远，也与由革命引发的深远后果风马牛不相及。

有几重原因引导我们重温那个悲剧的时代：一是时间磨平了激情的棱角，人们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待那个时代；二是越来越多的原始材料从档案中被挖掘出来，历史学家们现在还可以不受限制地解释这些材料。

不过，在这些原因当中，对于我们的思想产生了最显著影响的或许正是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借助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人类及其行为动机有更加深刻的了解。

我们可以把现代心理学中的那些发现运用到我们必须论及的历史中来，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古代的影响、支配人类群体行为的规律、集体行为中个性的消解、大众心理的精神传染、无意识的信仰和各种形式的逻辑之间的区别等心理因素。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使用的这些科学方法迄今为止尚无先例。历史学家们常常浅尝辄止，只停留在对资料的研究上。不过，即使是这种研究，也足以激发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疑问。

塑造了人类命运的那些重大事件——比如说革命和宗教信仰的发生，有时是如此难以解释，因此我们只能局限在纯粹的叙述上。

从我最初研究历史开始，某些基本现象中令人费解的方面就让我感到困惑，尤其是那些有关信仰起源的现象。我深信，肯定是某些对理解这些现象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还不得而知。理性已经尽其所能，我们不能对它再有更多的奢望了。如果真想让那些未能得到阐明的因素释然于心的话，我们就得另辟蹊径。

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对我来说仍是雾里看花。我遍游名山大川，勤勤恳恳，考察那些逝去文明的残砖剩瓦，对这些问题仍然不能释然于心。

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反思和探索，我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是由其他一系列问题构成的，对于这些问题，只能分开来逐一加以研究。二十多年来，我一直遵循着这一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已经结集成一系列著作。

一开始，我致力于人类进化的心理法则的研究。我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民族，也就是那些因历史偶然性而形成的民族，最终会获得一些与他们的生理解剖特征一样稳定的心理特征。我试图揭示出一个民族是如何改造它的制度、语言和艺术的；在同一本著作中，我还试图证明，在外界环境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时，个体性可能会完全消解。

但是，除了民族这一固定的集体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机动的、短暂的集体，这就是大众。现在，大众或者说乌合之众，借助于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伟大的运动，使自己具备了一些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人特征的集体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呢？它们又是如何演进的呢？对于这一新的问题，我已经在《大众心理》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考察。

只有在做了这些研究之后，我才开始觉察到某些以前尚未了悟的因素。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在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要素中，有一种尤为重要，那就是信仰的因素。这些信仰是如何发生的呢？它们真的像人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理性的、自发的吗？还是不如说，它们是无意识的、独立于所有理性之外的呢？在最近出版的《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对这一难题作了探讨。

只要心理学还认为信仰是自发的、理性的，人们就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生的等一系列问题。正因为我已经证明信仰通常是非理性的，并且总是无意识的，所以我能够给出如下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那些无法证明的信仰常常被历朝历代开一代风气的精神领袖确信不疑。

这样一来，那些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之谜就会涣然冰释，我的结论是：除了理性逻辑这一向来被我们视为行为唯一指南的逻辑之外，还存在着与之截然不同的其他形式的逻辑：情感逻辑、集体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这三种逻辑常常能够颠覆理性，而成为我们行为的深层动机。

如果上述事实一经确认，那么在我看来，大量的历史事件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只是因为我们在试图解释这些历史事件时，据以思考的理性逻辑对于它们起源的影响实际上微乎其微。

所有这些研究工作，在这里可能三言两语就能提纲挈领，但要想真正有所收获，必须数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在对于理性逻辑的修修补补中，我产生了绝望，不止一次地将它们扔在一边，甘愿回到实验室中做一个苦力。在那里，你肯定会围绕着事实的真相进行研究，虽然可能得到的只是一些断片，但那却是真实的。

虽然发掘现实世界中的物质现象其乐无穷，但破解人类行为之谜更加令人神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又回到心理学上来。

虽然从我的研究中推演出的某些原则看起来似乎可以取得累累硕果，但我还是决定将它们应用于具体的实例。由此，我开始致力于革命心理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心理研究。

在分析这场伟大革命的过程中，大部分纸上得来的观点均被我一一放弃，虽然以前我曾对它们坚信不疑。

同许多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在解释这一时期的历史时必须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是由一系列同时发生的现象组成，但它们各自之间却是相互独立的。

法国大革命每一阶段中发生的事件都是由心理学的法则决定的，它们就像时钟那样有规律地运行着。在法国大革命这一宏大的戏剧中，演员们粉墨登场，但其角色却早就由剧本决定了。每个人都说他必须说的话，做他必须做的事。

当然，革命戏剧中的这些演员毕竟不可与按照剧本进行演出的演员们同日而语，因为他们并没有研究过剧本，揣摩过角色，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受到冥冥之中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

更准确地说，这些革命人物服从于某种不可避免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理解。所以，虽然他们是当事人，但对这一进程，他们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我们。他们甚至从未察觉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鬼使神差地左右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狂怒无以自制，弱质不能自持，都源于此。他们以理性为标榜，声称受理性的支配，但实际上，推动他们行为的却根本不是理性。

革命者比约·瓦伦写道：“现在备受人訾议和诟病的那些决议，即使在事先一两天都不是我们打算或希望做出的；只不过是在危机时刻，为形势所迫，才不得已通过。”

倒不是说，我们必须把大革命中的事件看成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天命的安排，本书的读者将会看到，我们承认那些优秀人物身上具有某种改变命运的能力；但是，他们只是在少数几件事上能够摆脱命运的束缚，而对于那些一开始其后果就难以控制的事件，他们回天乏术。科学家知道如何在细菌感染之前将它杀灭，但他却不能阻止作为其后果的疾病的发作。

当任何一个问题在观点上引起激烈冲突时，我们都可以确信，它属于信仰的范畴，而不是知识的范畴。

在先前的一本著作中，我们业已证明：信仰源于无意识，并独立于一切理性之外，从来不会受到理性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是信徒的事业，很少被信徒之外的人理解，对这一事业，有人切齿痛恨，有人高歌盛赞。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种教条，要么被人全部接受，要么被人通盘摒弃，这一切都与理性逻辑毫无瓜葛。

虽然宗教的或政治的革命在其刚刚兴起之时，很有可能得到理性因素的支持，但革命只有借助神秘主义或情感要素的力量才能继续发展，而这些要素同理性却风马牛不相及。

历史学家通常根据理性逻辑来理解法国大革命，结果面对林林总总的革命事件，他们陷入了困惑。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种逻辑并不能给他们启示。既然连革命的亲历者自己都无法正确理解这些事件，那就不会离事实太远，即大革命这一现象既被它的发动者误解，也被它的记述者误解。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阶段像大革命时代的人们这样，对当前知之甚少，对过去不屑一顾，对未来盲目崇拜。

法国大革命的力量不在于它试图传播的那些原则——这些原则在实质内容上毫无新颖之处；也不在于它试图建立的制度——人们对制度的关心，甚至不如对教条的关心。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让法国承担了暴力、谋杀以及由一场可怕的内战带来的毁灭和恐怖；在军事上，它最终成功地对抗了整个欧洲，从而捍卫了自己，所有这一切与其说归功于它建立的一个新的政府体系，不如说归功于它建立的一个新的宗教。现在，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一个坚定的信仰是何等强悍有力：战无不胜的罗马人不得不拜倒在游牧部落的军队面前，那是因为这些牧羊人受到穆罕默德的信仰指引；同样的原因，欧洲的君主们无法抵抗法国国民公会派出的装备极差的军队。像所有使徒一样，革命者为了传播他们的信仰，创造一个梦寐以求的新世界，他们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由此建立的革命信仰，如果不看持久性的话，比起其他宗教信仰来，在力量上毫不逊色。不仅如此，只要这一信仰还未能走出历史的怪圈，它的力量就不会减弱，而且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依然鲜活有力。

大革命的使徒相信法国大革命是对历史的一次大扫除，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我们知道，为了实现他们破旧立新的目的，他们公开声称要与过去的一切遗迹彻底决裂，开创一个全新的时代。

但是，过去并未因此消失，反倒更加真切地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与他们开天辟地的意图相反，大革命的改革者们依然沉浸在过去之中，而且君主制的传统在改头换面之后继续保留着，而旧制度中的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甚至变本加厉了。托克维尔轻而易举地就向我们证明了法国大革命除了推翻了行将崩溃的制度之外，几乎乏善可陈。实际上，除了破坏之外，法国大革命几乎无所作为，对此后继续发展的某些思想成果也贡献甚少。大革命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但它倡导的平等却构成了他们的福音：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支点，是整个现代民主思想演进的枢轴。因此，我们可以说，大革命并没有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到来而终结，也没有因为继之而来的一系列复辟而终结。大革命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都在逐渐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它依然影响着人们的心灵。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占去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它将向读者表明，叙述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实际上包含了大量与事实不符的传闻，这也许会消除读者的一些幻觉。

毫无疑问，这些传闻比历史本身更富有生命力，但对此我们不必过于遗憾，也许还有几位哲学家对了解真相颇感兴趣，而人民总是宁愿选择幻想。由于这些幻想聚合了人们的理想，因此它们常常会成为行为的有力动机。丰特内勒曾经说过，如果人们不受到虚幻的理想鼓舞的话，就往往会失去勇气。圣女贞德、国民公会的伟人、拿破仑皇帝的伟大事迹等——所有这些令人眩目的关于过去的形象，在经历失败之后的消沉黯淡的岁月里，常常会成为人们希望的源泉。这些形象是我们的父辈留给我们的诸多幻觉遗产的一部分，这些幻觉通常比事实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梦想、理想，还是传闻——总之，只要是不真实的东西——都是历史的塑造者。第一部革命运动的心理学元素第一卷　革命的一般特征第一章　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一、革命的分类

我们一般都将“革命”一词用于突然的政治变革，而实际上这一措辞可以用来指一切突然的变化或表面上的突然变化，无论是信仰、思想还是学说。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考察过，理性的、情感的以及神秘主义的因素在意见和信仰，决定人们行为的正是意见和信仰的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一场革命最终可能会变成一种信仰，但它却常常是在相当理性的动机驱使下发动的：或是对苛刻暴政的反抗，或是对令人憎恶的专制政府的反抗，或是对某个不得人心的君主的反抗等，不一而足。

虽然革命的起源可能是纯粹理性的，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除非理性转变为情感，否则革命酝酿过程中的理性不会对大众有什么影响。

理性逻辑能够指出即将被摧毁的暴政，但如果想用它来引导大众，恐怕效果不大；只有情感的因素以及神秘主义的因素才能够给人的行为以动力，才能够影响大众。比如，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哲学家运用理性逻辑来指责旧制度的弊端，激发人们改革的愿望；神秘主义逻辑依靠一个社团，根据某种原则来发展其成员，激发人们的信仰；情感逻辑则释放了人们多少世代以来一直受到禁锢的热情，并导致了最恶劣的放纵；集体逻辑支配着俱乐部、议会等团体和机构，推动其成员的行动，结果使他们犯下了其他任何一种逻辑都不会导致的暴行。

无论一场革命的起源是什么，除非它已经深入大众的灵魂，否则它就不会取得任何丰富的成果。于是，历史事件因大众的独特心理而获得了特殊的形式，而大众运动也因此具备了如此显著的特征，只要描述其中的一个，我们就可以理解其他运动。

因此，大众是一场革命的工具，却不是它的出发点。大众象征着一种无组织的存在，如果没有人在前面领导的话，它就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大众一旦接受了刺激，很快就会超越它，但大众不能自己创造刺激。

突然的政治革命虽然能够给历史学家强烈的震撼，但它通常是无足轻重的；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它的灵魂。

真正的革命，也就是那些改变民族命运的革命，总是进行得如此缓慢，历史学家们甚至很难指出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因此“进化”这一说法比“革命”更贴切。

当深入考察大多数革命的起源时，我们会发现，如果要对它们进行分类的话，我们前面列举的各种要素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如果仅仅从革命对象这一角度考虑的话，我们则可以把它们分为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二、科学革命

到目前为止，科学革命是最重要的革命。虽然科学革命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它却常常能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这是政治革命不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对于它首先加以考虑，尽管我们在这里不能深入研究它。

比如，如果说自大革命时代以来，我们的宇宙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仅仅是天文学上的发现及其试验方法的应用产生的革命性后果。人们在描述宇宙现象时，不再求助于上帝之类怪诞的想法，而认为它是受永恒规律支配的。

因为这样的革命进展得极其缓慢，所以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进化”；不过，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科学革命，虽然有同样的效果，但由于它们进展迅速，因此配得上“革命”之名。比如，达尔文的理论，短短数年就颠覆了整个生物学界；又如，巴斯德的发现，它在巴斯德有生之年就给医学界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再如，物质裂变理论，它向人们表明，以前被视为永恒的原子也不能摆脱宇宙万物衰变、消亡的法则。

这些发生在观念领域内的科学革命是纯粹知识性的，我们的情感和信仰对它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人类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它们，因为它们的结果受到实验的控制，所以它们可以免除一切批评。三、政治革命

接下来要说一说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文明的进步，而宗教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作用则远远赶不上科学革命，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科学革命的唯一起源就是理性因素，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几乎完全只受神秘主义因素的支配，理性对它们起源的影响微不足道。

在《意见与信仰》一书中，我已经详尽探讨了信仰的两种起源——情感的起源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它表明政治的或宗教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精微的无意识信仰行为，无论其外表如何，理性对于这种信仰无法施加控制；我同时也证明了信仰往往强烈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它。人一旦受到信仰的催眠，就会变成一个信徒，随时准备为了信仰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幸福乃至生命。至于说他的信仰是否荒谬绝伦，那已无关紧要；对信徒来说，信仰就是明摆着的事实。对于信仰的神秘主义起源坚信不疑，使它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竟可以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它的力量也只有时光的流逝才会使它发生改变。

正是信仰被视为绝对真理这一事实，才使它必然变得不宽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暴力、仇恨和迫害常常是重大的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的伴生物，其中又以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最典型。

信仰有着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起源，如果我们对此视而不见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历史上的某些阶段。当人们互相交往时，他们互不宽容，不相调和，这都是神秘主义的信仰作用于情感而体现出来的力量。

如果我们看不到信仰的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起源，看不到信仰必然的不宽容，看不到人们在交往时不可能实现的和解，看不到神秘主义的信仰对于情感具有的强大力量，那么，大革命历史中的某些阶段就依然得不到理解。

上述这些概念对历史学家来说显得过于新奇，还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思想，他们试图继续通过理性逻辑来解释那些显然与理性无关的种种现象。

比如宗教改革，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淹没了法国，它就不是由理性的影响决定的。然而，甚至是在最近的著作中，人们仍然用理性的影响来对它加以解释。比如，在拉维斯先生和朗鲍德先生合著的《通史》中，我们就读到过这样一段关于宗教改革的解释：

这是一场遍及全国的自发运动，人们通过各种形式来参与这场运动，从阅读福音书到个人的自由思考，这一切都表明个人可以拥有极为虔敬的道德心和非常大胆的推理能力。

与这些历史学家的断言恰好相反，我们可以肯定如下几点：首先，诸如此类的运动绝不是自发的；其次，理性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拥有撼动世界的力量，恰恰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源自情感的和神秘主义的因素；它们既不是由理性塑造的，也不受理性的引导。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有一个共同的起源，并遵循着同样的法则，它们的形成更多地借助了非理性的力量，而不是理性的力量，佛教、伊斯兰教、宗教改革、雅各宾主义等，看起来似乎是迥然不同的思想形式。然而，它们却有着相同的情感基础和神秘主义基础，它们遵循的是一种与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逻辑。

政治革命可能是由深植在人们头脑中的信仰导致的，但革命的产生还有其他许多原因，这些原因可以一言蔽之曰“不满”。只要不满开始普遍化，一个反对派就会形成，它常常可以强大到足以与政府相抗衡的程度。

不满要想发挥作用，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和积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场革命通常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现象，其间它的演化有加速之势，而不会是那种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阶段接踵而至的现象。但是，几乎所有的当代革命都是突然爆发的运动，它们顷刻之间就导致了政府的垮台，比如巴西、葡萄牙、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都是如此。

与我们通常的看法相反，那些非常保守的民族往往热衷于最激烈的革命。恰恰是因为保守，所以他们才不能接受缓慢的进化，不能适应环境的各种变化，当矛盾变得过于激烈时，他们常常倾向于突然间的猝变。这种突然间的进化就成为一场革命，即使是那些适应渐进演化的民族，也并不总是能够避免革命的发生，比如，在英国，君主寻求个人的绝对权力，而人民则主张以代表为媒介实现自主。这场斗争拖拖拉拉近一个世纪，直到1688年，它才通过一场革命对此作了一个了断。

任何一场大革命通常都是由上层人士而不是由下层人民引发的。而一旦人民挣脱了枷锁，革命的威力就属于人民。

显而易见，如果离开了军队中非常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支持，革命过去就不会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并不是在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时，王权在法国才开始丧失，早在国王的军队拒绝保护他的那一刻起，王权就已经不存在了。

军队渐生叛意，对于现存秩序的存亡无动于衷，正是通过精神传染这种方式达到的。虽然希腊和土耳其这两种制度并无类似之处，但当少数军官的联合成功推翻了土耳其政府时，希腊军官便密谋步其后尘，改组希腊政权。

一次军事行动也许能够推翻政府——比如，在前西班牙殖民地的拉美各共和国，其政府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被军事政变推翻的，但如果革命想取得重大成效的话，它就必须依赖普遍的不满和普遍的希望。

除非不满是普遍而强烈的，否则仅仅是不满还不足以引发一场革命。领着一伙人进行劫掠、破坏和屠杀当然不难；但是，如果要发动整个民族或一个民族的大部分人，革命领导人就必须具有坚韧持久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他们夸大不满，向愤愤不平的人们灌输说，当前的政府是一切苦难——尤其是长久匮乏的唯一根源，并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说，他们提议的新制度将造就一个幸福的时代。借助暗示和传染这两种途径，这些思想得以萌发、传播，一旦时机成熟，革命也就会水到渠成。

基督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酝酿成熟的，只不过后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成了，而前者则颇费时日。之所以情况如此，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有了一支可供自己支配的军队，而基督教则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赢得物质权力。开始时，基督教仅有的一些信都就是下等人、穷人或奴隶。他们满怀热情，憧憬着自己今生悲惨的生活能够换取来世的幸福。历史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证明，通过自下而上的传染，教义最终扩散到一个国家的上层。但是，在一国之君认为新的宗教信徒众多到足以接受为国教之前，这肯定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四、政治革命的结果

当一个政党取得胜利时，它自然就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组织社会。至于说把社会组织成什么样，这得视革命是受士兵、激进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等的影响而定。新的法律和制度将取决于获胜党派以及支持它的社会阶级的利益，比如说教士的利益。

如果革命是通过纯粹的暴力斗争而取得胜利的——法国大革命就属于这种情况，那么胜利者将全盘否定旧的法律体系，已经倒台的旧制度的支持者将受到迫害、流放或消灭。

除了要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之外，获胜的党派还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因此在这些迫害中使用的暴力就会达到极致，那些被征服者休想得到一丝怜悯。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西班牙要驱逐摩尔人，宗教裁判所要对异教徒施以火刑，国民公会要实行严刑酷法，还有法国最近颁布法律禁止宗教集会。

胜利者拥有的绝对权力有时会导致他们采取极端的措施，比如，国民公会就曾颁布法令用纸币代替金币，对于商品进行限价等等。不久，它就在生活必需品的限价上碰了壁，对于它的非难之声四起，到大革命行将结束时，它几乎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同样的事情最近也发生过，澳大利亚一个几乎完全由工人组成的社会党内阁，颁布的法律是如此荒谬，一切以工会的特权为转移，结果遭到公共舆论的一致谴责，不到三个月，这个内阁就倒台了。

不过，我们考虑的这种情况一般都属于例外，大多数革命都是以一个大权在握的新元首的确立而告终。这个新元首深知，如果要维持自己的权力的话，首先就不能只考虑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应该折中调和，兼顾各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在各种势力之间建立一种平衡，以免受制于任何一个阶级。允许某个阶级坐大无异于听任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政治心理学中最确凿无疑的定律之一。法国历代的国王都深谙此道，他们励精图治，积极巩固王权，先是抵制了贵族的侵蚀，随后又削弱了教士的势力。只有这样，他们才避免了重蹈中世纪德意志皇帝不幸命运的覆辙，就像亨利四世被教皇革出了教门，名誉扫地，最后不得不前往卡诺萨觐见教皇，谦恭地乞求他的宽宥。

同样的法则在历史进程中不止一次地得到印证。在罗马帝国末期，军事集团炙手可热，煊赫一时，皇帝得完全依靠他的士兵，其存亡废立，均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因此，对法国来说，长期由一个几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来统治未尝不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这样的君主以君权神授为依托，所以他享有极高的威望。没有这样一种权威，他就不可能钳制封建贵族、教士乃至议会的势力。如果波兰在十六世纪末也拥有一个既具有绝对权力又能受人尊敬的君主，它就不至于日渐衰微了。

在这一章中，我们已经揭示了政治革命可能伴随的重大社会变革。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同宗教革命带来的变革相比，它们显得多么无足轻重。第二章　宗教革命一、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

本书任务之一就是探讨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充满了暴力行为，它自然就有其重要的心理原因。

那些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从何而起，缘何而终，着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如果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宗教的话，那它就一定遵循着所有宗教传播的法则。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先有群情激奋，后有血腥杀戮，其前因后果就会让人恍然大悟。

在研究一次重大的宗教革命的历史，比如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会看到，法国大革命中异常活跃的一些心理因素，在这里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两种革命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在信仰的传播过程中，理性的价值是多么无足轻重；虽然迫害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从未间断；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几乎无法实现宽容；不同信念之间的冲突引发了可怕的暴力和殊死的斗争。我们同时也看到，与信仰完全无关的利益是如何借助一种信仰进行掠夺的。最后，我们还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不同时改变人的生活状态的话，就无法改变他们的信念。

通过这些现象的印证，我们就会明白，大革命福音的传播方式何以与一切宗教福音，尤其是加尔文教福音的传播方式毫无二致，它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传播方式。

不过，虽然像宗教改革这样的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政治革命，在起源上是如此相近，但它们的长远后果却迥然有别，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持久力。在宗教革命中，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向其信徒们揭示他们受到了欺骗，因为他们必须进入天堂才能验证；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种虚假教条的错误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经验迫使人们不得不抛弃它。

因此，到督政府统治末期，雅各宾主义信仰的实施导致法国陷入了如此一种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以致最疯狂的雅各宾主义者自己都不得不摒弃他们的那套体系。除了少数几条无法得到经验证明的原则——诸如平等会给人类带来普遍的幸福等，他们的理论早已荡然无存了。二、宗教改革的开始和它的第一个信徒

宗教改革对人类的情感和道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其朴素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反对教士的恶习。事实上，宗教改革只是对福音书的回归，它从未奢求那些自由的思想，加尔文并不比罗伯斯庇尔宽容。实际情况是，在那些实行了宗教改革的国家，仅仅是君主代替了罗马教皇，君主给人们的权利并不比以前多，他行使的权力也并不比以前少。

在法国，借助于宣传和交流的手段，新信仰开始慢慢地传播。大约是在1520年，路德招募了一批专家，而且直到1535年，新信仰才得到广泛的传播，人们认识到了皈依此种信仰的必要性。

遵照人熟知的心理学规律，这些行为仅仅是有利于宗教改革的传播。宗教改革的第一批信徒包括牧师和地方官员，但主要是一些对于这些信条含混不清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改信新教，几乎完全是传染和暗示的结果。

一旦新的信条得到了传播，我们就会看到，聚拢在这一信条周围的是一群鱼龙混杂的人物，他们对新教教条漠不关心。但是，这些人都找到了借口或机会，以满足他们的热情或贪婪。这种现象在实行宗教改革的诸国比比皆是，而以德国和英国为甚。路德宣称教士没有拥有财产的需要，德国的封建领主则从这一信条中受益，因为这使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攫取教会的财产。亨利八世更是以同样的手段发家，那些常受教皇骚扰的君主则对于那些政教分离的教义窃喜。宗教改革并没有削弱统治者绝对专制主义的影响，反而得以增强。三、宗教改革教义的理性价值

宗教改革颠覆了整个欧洲，法兰西也就跟着倒了霉。在接下来的50年中，它成了一个战场。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从来没有哪一个事业能够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这里有数不清的事实可以证明，信仰是独立于所有理性而传播的。正如我们从加尔文那里看到的那样，神学的教义虽然能够唤醒人们如此髙涨的热情，但经不起理性逻辑的检验。

深受“救赎理论”的影响，路德对恶魔有一种格外的恐惧。他知道忏悔无济于事，于是就千方百计地寻找一种万无一失的手段来“讨好”上帝，以逃过炼狱之灾。从抨击教皇贩卖“赎罪券”开始，路德不仅否认了教会的权威，而且也否认了他自己的权威。路德谴责宗教仪式、忏悔、圣徒的礼拜，并宣扬基督徒“唯信称义”，他还认为每个人只能够蒙上帝的恩惠而得救。

这被称为预定论的最后一条教义连路德都摸不准，但它却被加尔文清晰地表述出来。加尔文认为多数新教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根据这项由他奠定的教义，“一些人将受火刑而死，另一些人则得救，这在永恒的全能上帝那里是注定了的”。为什么会有如此天壤之别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意志”。

从这一点来看，加尔文不过是发展了圣奥古斯丁的某些见解：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有些人注定了要在来世饱受炼狱之苦，对于他们的功行和美德全然不必考虑。虽然如此令人厌恶的思想显然是精神错乱之作，但它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使这么多人为之折服，实在叫人匪夷所思。更不可思议的是，甚至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有过而无不

[1]及。

按照上帝的圣定，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其余者被预订受永死。

上帝如此选定和预定的这些天使和人，都是经过个别而又不可变的计划；而且他们的数目是如此确定，既不可增，又不可减。

在人类中蒙上帝选定得生命的人，是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按照他永远与不变的目的，以及自己意志的隐秘计划和美意，已经在基督教里拣选了他们得到永远的荣耀。这个选定只是出于上帝自由的恩宠与慈爱，并非由于上帝预见他们的信心、善行或在信心与善行中的耐久性，或以被造者中其他任何事情作为上帝选定的条件或动因，总之这都是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

上帝既指定蒙选召者得荣耀，所以他便借着他自己永远的意志与最自由的宗旨，预定了达此目的的一切手段。蒙选召者，虽在亚当里堕落了，但得到了基督救赎；到了适当时候，由于圣灵的工作，选召他们对基督发生有效的信心；被称为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借着信，得蒙他能力的保守，最后得救。除了蒙上帝选召的人以外，无人被基督救赎，蒙有效恩召，称义，得儿子的名分、成圣与得救。

加尔文的心理与罗伯斯庇尔的心理并不是没有亲缘性，同后者一样，加尔文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对于那些拒不接受其教条的人，他毫不怜悯地把他们处死。对此，加尔文声称：上帝要求“我们在捍卫上帝的荣光时，哪怕毁掉所有人都在所不惜”。

加尔文及其信徒的例子表明，从理性的角度看来是再悖谬不过的事情，在那些受到信仰蛊惑的大脑看来也是极为正常的。根据理性逻辑，将一种道德建立在预定论基础上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无法避免要么获得拯救，要么受到审判的命运。然而，加尔文却毫不费力地在这个完全非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非常严格的道德。他的信徒以上帝的选民自居，他们的自豪感和尊严感是如此强烈，以致他们都觉得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做为楷模。四、宗教改革的传播

新信仰不是通过演说来传播的，更不是通过论证来传播的，而是通过我们前述作品中描述的机制，也就是通过断言、重复、精神传染，以及大造声势，在后来的岁月中，革命思想以同样的方式在法国传播开来。

诚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信徒的迫害只能够促进新信仰的传播，每一次迫害之后都会有人接受新的信仰，就像我们在基督教早年的经历中看到的那样。市政议员阿内·迪堡被处以火刑，就在走向火刑柱之时，他还规劝围观的群众改信新教，一位目击者说：“比起加尔文的著作，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更多大学中的年轻人皈依了新教。”

为了阻止他们向人群布道，他们在被烧死之前都被割掉了舌头；为了加强对他们折磨，在行刑时还给他们缚上一条铁链，这样在把他们投入烈火中之后，行刑人可以再把他们拖出来，反复施虐。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使新教徒退缩，反而让他们觉得烈火的考验是一种解脱。

1535年，弗朗索瓦一世放弃他先前的宽容态度，下令在巴黎同时设下六处火刑场来惩罚新教徒，而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国民公会在同一座城市中只是设了一座断头台，而且受难者的痛苦也没有那么惨烈。殉教基督徒的大无畏精神也早已有目共睹。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其信仰的催眠作用下，信徒们可以变得完全无所畏惧。

新宗教得到了迅速传播，到1560年法国就已经有了两千多座新教教堂，许多大领主一开始还无动于衷，但后来也转信了新教。五、不同宗教信仰间的冲突：宽容的不可能

我已经说过，不宽容是强势宗教信仰的必然伴生物。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为我们提供了这一事实的大量证据，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不宽容，比起那些差距很大、互不熟悉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不宽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上，如果仔细考察一下长期以来把法国搞得四分五裂的那些教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除了一些细枝末节之外，它们并没有多大差异。天主教和新教都信仰同一个上帝，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信仰方式的不同。如果理性能够对他们的信仰产生一点作用的话，他们很容易就会明白，对上帝来说，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崇拜他，是无关紧要的。

理智对那些狂热的大脑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新教徒与天主教之间继续爆发持久而激烈的冲突，历代君主试图让他们实现和解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卡特琳·德·梅迪奇看到，虽然一再遭到镇压，但新教的势力却还是与日俱增，并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贵族和地方官员。为了促成双方的和解，王后于1561年召集主教和牧师在普瓦西举行宗教会议，就两种教义的融合问题进行讨论。虽然王后精明过人，但这一计划只能说明王后对于神秘主义逻辑的法则一无所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听说过一种信仰因辩驳而毁灭或削减的先例。卡特琳甚至没有想过，个人之间的宽容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是可能的，而集体之间的宽容根本就不可能。她的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与会的神学家们唇枪舌剑，并对对方的首领百般侮辱，但没有一个人发生动摇。此后，卡特琳还在1562年颁布一项敕令，允许新教徒以自己的方式公开集会，举行礼拜仪式。

从一种哲学的立场来看，这种宽容诚然可贵，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不明智的，除了进一步激怒双方之外，一无所获。在法国新教势力最强大的米迪地区，新教徒大肆迫害天主教徒，企图通过暴力迫使他们改变宗教信仰，如果不能得逞的话，就割断他们的喉管，并洗劫他们的教堂。在天主教的势力范围内，对于新教徒的迫害也不相上下。

这样的对抗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内战，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战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饱受兵燹之灾，血流成河，城市被劫掠，居民遭屠杀。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特有的那种残酷本性在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场景在多年以后的旺代战争中再次出现。

老人、妇女和儿童，统统遭到杀戮。一个叫多普德的男爵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艾克斯市议会的第一任议长，十天时间里残忍杀害了三千人，毁坏了三座城池、二十二个村庄；一个叫蒙吕克的人则可以称得上是卡里埃的先驱，他把加尔文教徒统统扔进井里，直到井被填满为止。新教徒也仁慈不到哪里去，他们甚至连天主教的教堂也不放过，他们大肆毁坏坟墓和塑像，其行径与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对待圣丹尼斯王家墓地的行为如出一辙。

在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影响下，法国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变得四分五裂，它被肢解成一些小的市政共和国，邦国林立，各自为政，王室的权威荡然无存。布卢瓦邦直接向被迫逃离首都、寻求避难的亨利三世提出自己的要求。1577年，旅游家利波马诺游历法国时，看到一些重要的城市——如奥尔良、图尔、布卢瓦、波瓦第尔——已经完全被毁坏，大大小小的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墓地也是七零八落，狼藉不堪。这一场景与督政府统治末期的法国没有什么两样。

在这一时代的诸多事件当中，1572年发生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也许不是杀人最多的，但它却给人留下了最灰暗的记忆。历史学家认为，是卡特琳·德·梅迪奇和查理九世下令发动了这场大屠杀。

我们不需要有多少深刻的心理学知识，就能够明白，没有哪个统治者会发布这样的命令。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不是王室的阴谋，而是大众犯下的罪行。当时，卡特琳·德·梅迪奇相信，有四五个新教徒首领正在策划一场威胁到她以及国王生命的阴谋。于是，她就根据当时通行的做法，派人将他们刺杀。巴蒂福尔先生对于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作了很好的解释，他写道：

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谣言四起，满城风雨：整个巴黎的胡格诺教徒都要被处死。于是，天主教贵族、卫队的士兵、弓箭手以及普通民众——一句话，所有的巴黎人，纷纷冲上街头，手持利刃，随时准备参与屠杀。杀死胡格诺教徒！杀死胡格诺教徒！叫嚣声一时响彻街头，大屠杀就这样爆发了。那些胡格诺教徒或被击毙，或被溺杀，或被绞死，凡是被怀疑为异教徒的人都惨遭厄运，巴黎大约有两千多人被杀。

通过传染的作用，外省群众纷纷效尤，大约有六千到八千名新教徒惨遭杀害。

当时间冷却了人们的宗教狂热之后，所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天主教的历史学家，只要提起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无一不表示强烈的愤慨。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时代的人要想理解另一个时代人的精神状态是何等困难。

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当时非但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整个欧洲的天主教人士当中激起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狂热。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闻此消息之后，欣喜若狂；给法国国王的贺信纷至沓来，其热烈程度远胜于他赢得了一场伟大战争的胜利。

没有谁比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对此更兴高采烈了，为了纪念这一[2]大快人心的事件，他让人铸造了一款金牌，点起狂欢的焰火，鸣炮祝贺，并多次集会，举行庆典。他还命令画家瓦萨里在梵蒂冈教廷的墙壁上绘制出大屠杀的主要场面，以资纪念。此外，他还遣使至法国，对于法王的善举通令嘉奖。此类历史细节有助于我们理解信徒的心理。大恐怖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具有的精神状态就非常类似于格里高利。

新教徒对于这样一场大屠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奋起反抗，直到1576年，亨利三世被迫通过《博利厄赦令》，赋予他们完全的信教自由、占领八个城市，并在议会中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各占一半议席。

这些勉强的让步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以吉斯公爵为首领的天主教同盟开始形成，双方的冲突愈演愈烈。不过，它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我们知道，亨利四世在1593年宣誓脱离新教，后来又颁布了《南特敕令》，终于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

这场斗争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并没有终结。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新教徒依然没有偃旗息鼓。1627年，黎塞留被责成围攻拉罗谢尔，杀戮新教徒一万五千人。后来，更多是出于政治上而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还是对新教徒表示了难得的宽容。

这种宽容没有持续多久，只要一方觉得自己有能力将对方压垮，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就不会达成和解，除非双方鱼死网破，两败俱伤。到路易十四时代，新教徒的势力已经大为削弱，他们不得不放弃斗争，但求和平相处。此时，他们的数量大约在一亿六千一百二十万人左右，拥有六百多座教堂和大约七百位本堂牧师。

在天主教牧师看来，在法国这片土地上继续存在异教徒是不能容忍的，他们殚精竭虑，以各种方式迫害这些异教徒。由于这些迫害收效甚微，因此路易十四在1685年再次诉助武力，派出龙骑兵大肆追捕新教徒，许多人惨遭屠戮，但是没有更大的收获。在天主教牧师尤其是博絮埃的压力下，路易十四收回了《南特敕令》，新教徒被迫走上绝路：要么改变信仰，要么离开法国。这一悲壮的移民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说大约有四十万名法国人远走他乡，这些移民都是一些品德高尚之士，他们遵从了自己的良心，置物质利益于不顾，毅然踏上了背井离乡的不归之路。六、宗教革命的结果

如果仅仅根据宗教改革这段灰暗的往事来判断宗教革命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宗教革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宗教革命就产生了相当大的文明影响。

这些宗教革命通过实现精神统一，极大增进了一个民族的物质力量。比较突出的就是伊斯兰教，我们看到，由穆罕默德建立的这种新的信仰，一下子将阿拉伯那些弱小贫困的部落改造成一个强悍的国家。

这样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并不只限于追求一个民族的统一，它取得了以往任何一种哲学、任何一部法典都不可能实现的效果：它明显地改变了那些几乎是不可变更的要素，即一个民族的情感。

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宗教革命——基督教的诞生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它抛弃了一切异教的信仰，代之以一个来自加利利平原的上帝，新的理想要求人们为了获得天堂中永恒的幸福，必须放弃一切世俗的欢乐。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理想很容易为那些穷人、奴隶以及被剥夺了所有此生幸福的人接受，在他们看来，一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即将被美好的未来所取代。操行上一丝不苟的生活既容易被穷人信奉，也好被富人接受。这正是新的信仰展现的力量。

综观基督教诞生以来两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革命不仅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于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宗教信仰随即征服了文明的一切要素，并使之自然而然地适应了宗教，这样文明就发生了迅速的转变。作家、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只不过是以符号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一旦取得了统治地位，不仅是理性对它起不了任何作用，反而是它会寻找理由来迫使理性为这种信仰做出解释和合理性证明，并企图把它强加于人。在摩洛神流行的时代，大概也会有不少神学家和布道者大谈特谈以人为祭的必要性，这与其他时代的人们盛赞宗教裁判所、圣巴托罗缪之夜大屠杀以及大恐怖时期的屠杀如出一辙。

我们千万不要指望那些拥有坚定信仰的民族能够欣然接受宽容。在古代社会中，只有多神论者才会保持宽容。在当前这个时代中，实行宽容的国家正是那些可以被恰当地称作是多神论的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它们已经分裂成不计其数的小教派。在同一名义下，他们实际上信奉着相去甚远的神祇。

信仰的多样性既导致了这种宽容，但同时也削弱了信仰。于是，我们就碰到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心理学难题：如何在保持坚定信仰的同时坚持宽容？

以上我们简要揭示了宗教革命扮演的重要角色和信仰的巨大力量，虽然它们的理性价值微乎其微，但它们却塑造着历史，为各民族提供凝聚力或力量，使他们不再成为一盘散沙。人类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宗教和信仰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引导自己的行为，至今还没有哪一种哲学能够替代它们。[1]预定论的教义仍在新教的《问答集》中出现，它从官方《问答集》最新版本中选取某些部分来证明其正当性。[2]金牌必须广为传播，在国家图书馆就有三块，一块是金的，一块是银的，还有一块是铜的。这块金牌一同铸着格里高利，另一面则显眼地刻着手持利剑的胡格诺教徒。金牌背面的花纹与边缘之间则铭刻着：“Ugonotorumstages”，也就是“屠杀胡格诺派”。（根据西塞罗或李维的解释，“stages”可释译为残杀或大屠杀；如果根据维吉尔或塔西佗的解释，则可译为“灾难、毁灭”等意思）。第三章　革命中的政府行为一、革命时代中政府的微弱抵抗

许多现代国家——如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日本、土耳其、葡萄牙等——在19世纪中革命迭起，其典型特征之一就是革命的发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政府则轻而易举地被推翻。

在现代社会中，传播消息的渠道更加便捷，这使精神的传染变得异常迅速，因此革命的突发性不难理解。然而，一旦遭到革命的袭击，政府只能够做出微弱的抵抗，这就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它向我们表明，政府由于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盲目乐观，因此根本无法理解和预见革命的发生。

不过，颠覆政府如探囊取物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它不仅是发生在那些通常是被宫廷政变推翻的独裁体制中，而且也会发生在那些得到公共舆论和人民代表支持的政府身上。

在这些迅速崩溃的体制中，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发生在查理十世颁布《四项赦令》之后，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国王仅在四天之内就被推翻了。查理十世的首相波里尼雅克几乎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王本人也自信巴黎平安无事，于是就外出狩猎了。同路易十六时代一样，军队丝毫没有反叛之意，但因为指挥失误，所以在一小撮起义者的进攻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虽然路易·菲利普在他统治时期并无独裁专制之举，但依然在顷刻间倒台，这就使他的例子更具有典型意义。这位国王并没有像査理十世那样最终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他的倒台起因于一场本来可以轻而易举镇压下去的不起眼的小暴动。

一个以装备精良的军队为后盾、根基稳固的政府何以如此轻易就被少数几个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推翻呢？历史学家们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把路易·菲利普的倒台归咎于某些所谓“深层”的原因。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玄奥，那些被委以防守之职的将军们的无能就是国王倒台的真正原因。

在可资引用的例子中，这一案例最富教益，因此它值得我们花工夫去思考。在这一案例中，埃尔兴根将军亲历其中，以亲眼所见记录下当时的情况。根据埃尔兴根将军所做的记录，博纳尔将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当时在巴黎有三万六千名士兵，但软弱无能的军官们根本无力指挥他们。不仅是发出的命令相互矛盾，而且最危险的是，普通民众竟被允许混杂于军队之中，以致后来军队拒绝向民众开枪，就这样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战斗，起义就成功了，国王被迫退位。

正是把大众心理学的知识运用到上述事件中，博纳尔将军向我们揭示了，导致路易·菲利普倒台的暴动，实际上很容易就可以控制住。特别是他证明了，如果那些指挥官能够处惊不乱的话，只需要派出一支非常小的军队，就可以阻止起义者闯入议会，而当时的议会主要由保王派组成，他们必然会宣布由巴黎伯爵在其母摄政下继承王位。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西班牙革命和葡萄牙革命当中。

这些事实表明，在一些翻天覆地的重大事变之中，常常会有微不足道的小事因之而起，在其中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其作用不可等闲视之；它同时告诉我们，对于普遍的历史规律，不可妄下断言。如果路易·菲利普不是被暴乱推翻的话，我们可能就看不到1848年的共和国、1852年的第二帝国，也就没有什么色当之役的惨败、普鲁士的入侵，当然就不会有阿尔萨斯被割占之事了。

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革命中，军队在捍卫政府的过程中都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它也没有背叛政府。有时也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即常常是军队引发了革命，土耳其和葡萄牙就是如此。在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军队更是进行了无数次的革命。

当革命受到军队的影响时，新的统治者必然会处在军队的支配之下。罗马帝国末期，皇帝的存亡废立皆取决于军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这一点，在此不再赘言。

这一点在当今时代也可以得到验证，下面的这段话就是从报纸上关于希腊革命的新闻中摘录下来的，它告诉我们一个处在军队支配之下政府会变成什么样子：

某一天，八十名海军军官宣布，如果政府不解除那些受到他们指控的领导人的职务的话，他们将集体辞职。还有一次，一个属于王储的农场的农民要求瓜分土地。海军的抗议针对的是政府晋升佐尔巴斯上校的许诺。于是，佐尔巴斯上校在与海军上尉台帕多斯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磋商后，决定撤换参议院的议长。在此期间，市政联盟诋毁了海军军官，一名代表谴责说，这些军官及其家属都应该以强盗论处。当指挥官米亚乌利斯下令向叛乱者开枪时，那些曾经唯台帕多斯马首是瞻的士兵却在阵前倒戈。古希腊时代地米斯托克利与伯里克利之间的那种默契一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没有军队的帮助或至少是中立的话，一场革命通常就很难取得胜利，但在军队还没有介入时革命就已经发生的情形则更为常见。法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0年革命都是如此。在1870年革命中，色当投降使法国人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人们一举推翻了第二帝国。

大多数的革命都发生在首都，随后又借助传染的作用蔓延到全国，但有时也不尽然。我们知道，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旺代、布列塔尼和米迪等地就是自发起来反抗巴黎的。二、政府的抵制如何才能克服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在上面列举的这些革命中，大多数的政府都是由于自身的软弱而毁灭，面对革命，政府几乎毫无招架之力。

然而，并不是所有政府在革命面前都无所作为。发生在俄国的革命就表明，只要政府积极采取防范措施，扼制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不是不可能。

对一个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革命更具有威胁了。在东方遭到惨败之后，长期处在极端专制统治之下的俄国社会各阶级——包括一部分军队和舰队，纷纷揭竿而起。铁路、邮局、通讯部门罢工不断，偌大一个帝国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通由此中断。

构成这个国家主体的农民阶级本身，也开始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当时，俄罗斯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极为悲惨。在米尔制度下，他们被迫耕种土地，却得不到任何报酬。于是，政府当机立断决定将这些农民转化为经营者，以此来安抚这一庞大的阶级。为了迫使地主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卖给农民，政府通过了特别的法律，同时银行为那些土地购买者准备了必要的贷款，贷款的利息则由从每年的收成中抽取的小额养老金来支付。

由于确保了农民的中立，因此政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那些狂热分子，这些人正在焚毁城镇，向人群中投弹，并不断挑起激烈的争端。所有这些人都应该被赶尽杀绝，这也许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可以保护社会免遭破坏的唯一办法。

取得胜利的政府知道，除了必须满足国内那些开明人士的合法要求之外，还应该另有作为，于是它建立了一个议会来指导立法，控制财政支出。

俄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政府的天然支持者逐一消亡时，它依然可以凭借其智慧和意志，克服一切棘手难缠的障碍。可以客观公正地说，没有哪个政府是被人推翻的，它们的失败常常是自取灭亡。三、政府进行的革命：以中国和土耳其为例

政府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阻止一切革命，决不会革自己的命。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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