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在革新中腾飞(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5-20 22: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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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柴尚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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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在革新中腾飞(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

老挝:在革新中腾飞(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试读:

“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总序(修订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慎明“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套普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的理论读物,又是我们集中院内外相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精心写作的严肃的理论著作。

为适应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每册书的字数一般限定在4万字左右。这有助于读者在工作之余或旅行途中一次看完。从2012年7月开始的三五年内,这套小丛书争取能推出100册左右。

这是一套“小”丛书,但涉及的却是重大的理论、重大的题材和重大的问题。主要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及重要观点的创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袖人物(其中包括反面角色),各主要国家共产党当今理论实践及发展趋势等,兼以回答人们心头常常涌现的相关疑难问题。并以反映国外当今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为主,兼及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理论普及读物更难撰写。围绕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极有限的篇幅内把立论、论据和论证过程等用通俗、清新、生动的语言把事物本质与规律讲清楚,做到吸引人、说服人,实非易事。这对专业的理论工作者无疑是挑战。我们愿意为此作出努力。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这场危机远未见底且在深化,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出去的。凭栏静听潇潇雨,世界人民有所思。这场危机推动着世界各国、各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民众开始进一步深入思考。可以说,又一轮人类思想大解放的春风已经起于青之末。然而,春天到来往往还会有“倒春寒”;在特定的条件下,人类社会也有可能还会遇到新的更大的灾难,世界社会主义还有可能步入新的更大的低谷。但我们坚信,大江日夜逝,毕竟东流去,世界社会主义在本世纪中叶前后,极有可能又是一个无比灿烂的春天。我们这套小丛书,愿做这一春天的报春鸟。

现在,各出版发行企业都在市场经济中弄潮,出版社不赚钱决不能生存。但我希望我们这套小丛书每册定价不要太高,比如说每本10元是否可行?相关方面在获取应得的适当利润后,让普通民众买得起、读得起才好。买的人多了,薄利多销,利润也就多了。这是常识,但有时常识也需要常唠叨。

敬希各界对这套丛书进行批评指导,同时也真诚期待有关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各级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为我们积极撰稿、投稿。我们选取稿件的标准,就是符合本丛书要求的题材、质量、风格及字数。2013年3月18日

文前辅文

1975年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后,一度不顾本国实际,急于实现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过“左”的政策使老挝经济陷入困境。1986年老挝人革党“四大”提出了“革新开放”的战略方针,老挝农村和农业开启改革。1991年老挝人革党“五大”确立了“有原则的全面革新”路线,老挝革新进程加快。革新28年来,老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贫穷落后面貌得以改变,其革新成就举世瞩目。一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

老挝国名全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位于中南半岛北部,面积23.68平方公里,人口690万(2012年)。山地高原占国土面积的2/3,平原丘陵占1/3,周边与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接壤,是典型的内陆国家。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特定的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对当今老挝社会有深远影响。老挝人因语言、文化和地理位置不同而被划分为老龙、老腾和老松三大族系,细分为49个部族。老龙意即居住在河谷平坝地区的民族,多指佬族、泰族或泐(傣)族,为老挝主体民族。老腾指居住在半山腰的民族,多指孟高棉族等,为老挝土著民族之一。老松族指居住在高山上的民族如苗族和瑶族等,几个世纪前陆续由中、越两国迁徙而来,构成老挝当今三大族系之一。不同部族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结构,由部族首领管辖。大小不一的村寨是老挝社会的基层单位,各由族长或头人统领。同一氏族或相似氏族组成更大的群体部落王国,彼此互不相属。部落王国王室贵族与平民等级分明,贵族拥有众多土地并有权要平民服徭役,村寨族长头人代行政府许多职能。传统老挝乡村都有个长老会,由各家族德高望重的长者组成,负责筹资维修本村寺庙(老挝几乎村村有佛寺)和村中其他公共事务。今天老挝国家实行共和制,政党、国会、政府一应俱全,但部落氏族的传统还有影响,很多乡村实际上是家族头人当家,政府对社会控制不强,在很多方面都需要族长头人的合作与配合。比如,老挝现在提倡“招商引资”,但政府不会替外企搞征地拆迁,外国公司必须自己与当地百姓打交道,办理购地和安置事宜不仅要村委会同意,还必须征得村长老们点头。实际上村委会的人通常是长老头人的儿子或者他指定的族人,最终还是要听长老的。他们只考虑本地人的利益,并不考虑什么国家大局。所以,企业老板们和他们讨价还价很费劲。

老挝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始建于公元1世纪。1世纪至14世纪中叶,在今日老挝疆域内曾先后出现过科达蒙、文单(又称陆真腊)和澜沧这三个部落王国,三国之间多次发生战争。1353年,孟骚(或译孟斯瓦,今琅勃拉邦,澜沧的政治中心)的统治者法昂统一了今老挝全境,建立了澜沧王国,这是老挝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封建王国。15世纪至17世纪,“澜沧王国”达到鼎盛时期,曾是中南半岛上很有影响的一个国家。18世纪初叶,由于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各据一方,导致澜沧王国解体,分裂成琅勃拉邦、万象、川圹和占巴塞4个王国,屡受越南、缅甸、暹罗的侵略,18世纪末各王国相继沦为暹罗的附属国。1893年,法国入侵,老挝又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0年9月,老挝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老挝人民在万象成立“老挝人民委员会”,组成了以佩差拉亲王为首的临时政府,并于10月12日宣布独立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老挝独立宪法规定,国王是国家最高元首、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及佛教最高保护人;议会分为国民议会和枢密院;国民议会行使立法权,它所通过的法律(宪法除外)交枢密院启奏国王,并在两个月内颁布实施;内阁名单由首相提出,经国民议会1/2以上的多数通过,国王有权解散国[1]民议会。但这独立宪法还规定,老挝是法兰西联邦的一员。由于实行君主立宪,老挝各种政治势力和党派力量得到一定发展,但左、中、右派分歧明显。1946年,法国卷土重来,再次入侵老挝,佩差拉政府流亡泰国。老挝人民在苏发努冯为首的寮国抗战政府的领导下进行长期的抗法斗争。苏发努冯于1909年7月13日出生于琅勃拉邦王族家庭,其父亲是前老挝副国王马哈乌巴拉·汶孔亲王。早年苏发努冯被兄长佩差拉亲王送到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学习土木工程,毕业后在波尔多和勒阿弗尔的码头上工作。之后他到越南从事桥梁和道路修建工作,与越南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有较深交往。日本投降后,苏发努冯回到老挝,出任老挝临时独立政府国防和外交部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在组织抗法运动中,苏发努冯创建了老挝爱国战线党——巴特寮(Pathet Lao),任战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老挝人民在爱国阵线的旗帜下,开展抗法、抗美斗争。1954年7月,法国被迫签署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承认老挝独立,从老挝撤军。不久,美国取代法国,对老挝进行侵略和干涉。1962年,老挝成立了以富马亲王为首相、苏发努冯为副首相的包括左、中、右三派的联合政府。1964年,美国支持亲美势力破坏老挝联合政府,进攻解放区,于是爆发了老挝抗美救国战争。1973年2月,老挝各方签署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与民族和睦的协定。1974年4月,成立以富马为首的新联合政府和以苏发努冯为主席的政治联合委员会。1975年4月,美国宣布越南战争结束,从越南、老挝撤军。1975年12月1~2日,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召开,通过了如下重要决议:废除君主立宪制,自1975年12月2日起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组成最高人民议会(任命了45名议员);任命苏发努冯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凯山·丰威汉为政府总理;接受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的退位书,并任命他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的最高顾问。这次大会还确定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决定老挝语和老挝文[2]为老挝的通用语言和官方文字。至此,老挝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自称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2.信佛的乡村社会

老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气候属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对农业生产发展十分有利。老挝全国70%以上为农业人口,建国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农业生产一度占国民生产总值高达70%以上。2000年后老挝经济结构开始发生积极变化,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逐年上升,农林业占比呈下降趋势。2013年农林业总产值占GDP比重25.5%。稻谷产量为340多万吨,人均500多公斤。老挝林业资源丰富,2005年森林面积为116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47%,力争到2015年和2020年实现森林覆盖率分别达到65%和70%。北部盛产柚木,南部出产黄花梨、紫檀、交趾黄檀(俗称大红酸枝)、花枝和花梨木等名贵红木。老挝农业生产长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农产品品种单调,生产水平不高,耕作粗放,靠天吃饭现象严重,部分地方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阶段。但这种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开始逐步发生改变。老挝政府开始重视农业多样化,实行稻谷、经济作物和畜牧养殖林业并行发展战略,注意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并加大投入,逐步改变靠天吃饭的原始耕种生产方式。2010年全国水利灌溉面积仅15万公顷,2012年已增至42万公顷(其中雨季灌溉面积24万公顷,旱季18万公顷)。2000年粮食自给并开始有少量出口,主要生产稻谷(糯米、粳米和旱稻)、玉米、薯类等粮食作物和甘蔗、咖啡、大豆、果蔬等经济作物。老挝农用耕地面积470万公顷,但目前实际耕种面积不到1/4,发展潜力很大。老挝的工业主要是小工业和手工业,现代工厂企业很少。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出现诸如水泥厂、纺织厂等现代化工厂。在法国近60年殖民统治期间,老挝不仅经济和社会基本上没有发展,而且由于实行殖民统治和愚民政策,老挝文化和教育极端落后,“除了四年制小学教育外,再也没有什么了,而且[3]四年制小学教育还不是义务教育”。学龄儿童绝大部分都不能上学,一些孩子只好由父母送到当地的寺院去接受僧侣教育。到1945年,老挝只有5所小学和1所中学,没有大学,文盲占全国人口的95%。1949年以前,全国只有2名工程师、10多名大学毕业生(均为在法国或河内留学的王室子弟)、50余名中学生和万余名四年制的小学生。[4]老挝文化事业很落后,1947年前,没有自己的报纸。建国近39年来,老挝文化和教育事业才有了长足发展。据统计截至2013年6月,全国幼儿园共有1802所,在校生14万人,较上年度增加2万人。小学由8912所增至8927所,2012~2013年小学净入学率达96.8%,小升初比例达97.6%。全国147个县份中,普及小学教育的县份已达135个,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普及小学教育。初高中由1494所增至1579所,初高中在校生50多万人,较上年增加3万人。各类大专院校80所,其中50所设置了学士学位,3所设置了硕士学位。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也有了巨大进步:现有出版物123份(其中日报9份、杂志114份)、广播电台43个和电视台34个。

佛教是老挝的国教,85%的人口信奉小乘佛教,每位男子一生中都要有一段出家念佛的经历。去万象旅游的游客可以发现,到处都有佛教寺庙,每天清早都可看到一队队僧人出门化缘,虔诚的善男信女向僧人布施或将吃食摆放路边让僧人取走。街头巷尾除党旗国旗遍挂外,寺庙、佛像比比皆是,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街景。信佛是老挝文化的符号象征,也是老挝传统习俗的基础,老挝的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等都起源于宗教和传统习俗。老挝人民革命党虽自称是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但允许党员信教,党员中不乏佛教徒。在法国统治时期,受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的影响,约有20%的人信仰基督教。独立后,老挝基督教信徒减少,佛教占主导地位,在丘陵地区,特别是那些从中国迁徙来的部族中,则把儒家思想和佛教、泛神论糅合到一起。佛教昭示人们积德行善去极乐世界,而精灵崇拜是帮助人消灾避难,佛教和泛神论和谐统一。

由于长期信奉佛教,老挝人性格温顺,钟爱民族传统和生活习惯。虽被法国殖民统治近60年,但受西方文化影响很少,没有向过去的宗主国大批移民。尽管贫穷落后,很多人都安于现状,“幸福感”很强,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老挝虽革新开放已28年,但大多数人还是保持穿戴本民族服饰的习惯,他们不用政府提倡,都由衷地认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比如,泰国比老挝先进发达,老挝与泰国一河之隔,两国语言、文字、信仰、寺庙建筑风格、饮食习惯都相似,1907年《法暹条约》后,老挝摆脱泰国的宗主权,进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版图,但老挝人并不向往泰国城市的灯红酒绿,也没有成群结队往湄公河对岸跑。老挝虽有户籍制,但对农民和小商小贩却没有严格管制,农民也没有因此大量涌进城市,首都万象1975年时人口近30万,如今也不过60多万人,没有出现大片的“贫民窟”。由于没有大兴土木、大拆大建,万象更多的是独栋的三层小楼,临街用作旅馆、商店、餐馆等用途。万象街头摊贩到处可见,却也没有因此导致“城市爆炸”和社会失序。

老挝虽然贫富阶层分化明显,但人们安贫乐道,仇富劫富很少发生,民族传统和乡村文化并未“旧貌换新颜”或受到冲击。3.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历程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诞生于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这些国家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往往很尖锐,孕育着强大的革命能量,特别是造就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为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无疑成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领导核心。在老挝也有一支这样的党,它在长期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并得到了越南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和帮助,最终取得了执政地位。

由于越南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中心,越南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胡志明、孙德胜和柬埔寨的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在20世纪20年代曾在法国留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回国后开始组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的共产主义者是该党主体,从法属印度支那独立出来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都起源于越南人主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所以越南对老挝共产主义活动影响很大。早在20世纪30年代,老挝革命者就加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分别建党。1955年3月,老挝人民党(现老挝执政党——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前身)成立,当时力量很小,只有千余人,而且几乎都在军中,地方上近于空白。在革命彻底胜利前,老、柬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即使在“解放区”也没有以共产党名义公开活动。老挝人民革命党以老挝爱国阵线名称出面活动,越南南方抗美时期的越南劳动党(即越共的南方局)也不公开,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名义对外。越南劳动党人阮文灵、柬埔寨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和老挝人革党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是幕后的实际领袖,而西哈努克亲王、苏发努冯亲王等只是统战组织的挂名领袖。老挝人民革命党历代领导人都与越南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从凯山·丰威汉、坎代·西潘敦直到现在的朱马里·赛雅颂,都在越南接受过教育或培训。凯山是老挝人民革命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主席,其父是越南人,本人早年在越南河内大学学习,194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成为旅越老侨的反法运动领导人之一。1950年任老挝抗战政府国防部部长,1953年任老挝战斗部队总司令,1955年任老挝人民党(后称人民革命党)总书记,1959年任老挝爱国战线副主席。自1975年老挝人革党夺取政权、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后,凯山·丰威汉一直担任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政府总理,掌握实权;坎代·西潘敦任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负责军队工作;苏发努冯亲王担任共和国主席。凯山虽是带兵打仗的军人,但善于讲演,是一个知识型的革命家,在老挝享有崇高威望。由于健康原因,凯山于1991年改任老挝人革党主席兼国家主席,由坎代·西潘敦接任政府总理,朱马里·赛雅颂继任国防部部长。1992年11月21日,凯山·丰威汉逝于任内。

老挝人革党长期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主要通过全国性的统战组织——“老挝爱国战线”来实现。1972年,老挝爱国阵线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已解放了全国3/4的土地和1/2的人口,南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并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此时,老挝人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老挝人民党改称为老挝人民革命党,规定党的宗旨是: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斗争,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统一和繁荣的老挝,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该党一直是巴特寮武装力量(创建于1949年1月20日,曾改名为老挝人民解放军,1982年7月又改名为老挝人民军)的领导者。1975年5月,在越南、柬埔寨的抗美救国战争相继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号召人民奋起开展夺权斗争,并于同年9月由秘密走向公开。1975年12月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万象召开,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凯山·丰威汉代表党和政府宣布,“老挝已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开创了走向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纪元”。老挝人革党“二大”通过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政治纲领》明确提出,“老挝将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其执政的国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

老挝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既是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同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以及苏联、中国等国家的宝贵支持分不开。在谈到老挝人民革命胜利原因时,凯山·丰威汉特别强调:“老挝民族之所以取得上述胜利,也是由于有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之间的战斗联盟。30年来,三国人民并肩抗击共同的敌人。共同夺取胜利,共同谱写时代的英雄的历史篇章。”“老挝的胜利也是与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首先是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包括美国进步人民在内的全世界进步的各国人民[5]和政府的同情和有力、宝贵的支持分不开的。”事实上,这些因素也是老挝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外部原因。4.“照搬”外国模式

1977年2月,在老挝最高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联席会上,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宣布“老挝革命已经进入了[6]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经济社会落后的基础上,老挝人革党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发扬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同时进行生产关系革命、科学技术革命和文化思想革命。生产关系革命主要有两点:一是私营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公私合营,对私营商业则推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严格限制私商的经营活动和经营范围,禁止私商收购稻谷和牲畜,禁止私人从事进出口贸易;二是实行余粮征购,规定农民的余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如数卖给国营收购站,否则予以没收。在农村广泛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将抗美救国战争期间在解放区建立的“团结组”、“换工组”统一改成农业合作社。1978年5月,老挝党中央正式发布“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命令”,要求在1980年年底,全国80%的农户必须入社,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在思想文化革命方面,老挝党强调要用阶级斗争观点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对旧政权的军政人员送往北部山区进行改造,各群众组织如工会、青年团、妇女协会等进行革命宣传,动员全社会力量为保卫革命政权服务。截至1979年年底,合作化运动已在全国53%的乡、26%的村开展起来。由于老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全国农村没有进行任何必要的民主改革的情况下进行的,又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现象,有些地方为完成任务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大有“一风吹”的势头。不仅有些“农业社”徒具虚名,而且在成立后,生产的组织、管理、产品分配等各个方面政策措施没有落实,致使当年的作物没能及时播种,许多地方产量下降,农民收入明显减少,极大地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79年11月,老挝人革党举行了二届七中全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续采取了一些调整和放宽政策的措施。1980年1月,放宽对私人从事商业活动的限制;6月又发布了《关于整顿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问题的紧急指示》,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整顿;1984年,老挝陆续解散了一些农业合作社,让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但这些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和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

在老挝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政府征收农业税,农民积极性不高,甚至不惜毁坏果园、宰杀牲口以避免多交税,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同时,泰国对老挝进行经济封锁,国际援助减少。受内外因素影响,老挝一度出现食品短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困难局面。老挝政治体制也出现了明显弊端:一是照抄越南模式,党政合一,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二是不能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本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易受外国的干扰和控制。老挝人民革命党长期受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建国后,越、老双方以条约形式,肯定了相互之间的“特殊关系”。相当一段时间,越南在老挝驻有大量军队,[7]在各方面都对老挝施加影响。老挝领导人也特别重视越老联盟,认为“老越之间全面、牢固、光辉的特殊战斗联盟,作为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一种光辉榜样,在两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并富有规律性。”“客观存在不仅是在特殊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联盟,而且是一种为了两国民族的生存,为了两国的独立、稳[8]固、发展和繁荣的联盟。”特殊的越老联盟,使老挝很难做到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产生了严重的依附性。5.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重新定位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初,国家处于自然经济和小生产阶段,物质技术基础极其弱小。在一些大城市刚刚出现的工业生产十分落后,其技术设备、原料和市场都从属外国,小商品生产只是在一些大城镇周围的平原地区和公路沿线出现,这种小生产不能满足消费和生活需要,大多数工业品依赖外国进口。商品流通还局限于地方市场,全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交通运输落后,许多地区都无公路。农业主要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个体耕种,在许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是以家庭耕种旱地为生。农业生产几乎完全是手工式的,使用原始工具,生产效率极低。在社会文化方面,大多数人是文盲,多种危害人民的疾病尚未得到防治,封建社会关系的残余和信鬼敬神的愚昧思想广泛存在。老挝党和国家领导人承认老挝现实,也有改变落后的决心,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方针政策出现了偏差,超越了阶段。1986年11月召开的“四大”和1989年10月的四届八中全会,老党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认为是“对老挝国情的估计不符合实际,犯了急躁冒进、超越阶段、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取消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错误。一切都要国有化、集体化,加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苏东剧变给老挝的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也引发人们对老挝社会主义的反思。老挝人革党顶住压力,坚持党的领导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政治制度不动摇,并明确提出坚持六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马列主义是党的思想基础;党的领导是一切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坚持在集中原则基础上发扬民主;增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和效力;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强调党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仍然是老挝的前进方向。在此基础上,老挝党重新认识本国国情,认为老挝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起点很低,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老挝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老挝现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发展生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各方面需要之间的矛盾,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提高生产力水平,逐步把自然、半自然的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老挝人革党科学分析本国国情,对本国的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重新定位,强调要根据尚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这一认识,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同时,老党领导人多次指出,老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老挝的实践,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还不十分清楚,有待进一步思索和探讨。1991年8月,老挝修改宪法,将国徽图案中象征社会主义的五角星、镰刀、斧头改为老挝民族的象征——塔銮佛塔。此后,老挝人革党一般不公开提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提要将老挝建成“繁荣昌盛”的国家。理由是“目前老挝尚不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仍处在建设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为逐步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的历史阶段”。老挝人革党继续强调,老挝仍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阶段。老挝现阶段的所有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下有生产和流通的自主权。老挝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逐步把老挝的自然、半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老挝人革党最近几次代表大会仍沿用“六大”对老挝所处社会发展阶段的提法,即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基本条件。老挝人革党“九大”制订了分阶段的经济发展计划:2011~2015年基本消除贫困并使全国家庭贫困率低于10%;2015~2020年,使国家摆脱不发达状态并向现代化和工业化方向转变。

[1] 杜敦信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11月,第80页。

[2] 《参考资料》1975年12月4日。

[3] 〔泰〕马尼奇·琼赛:《老挝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年4月,第461页。

[4] 杜敦信主编《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11月,第240页。

[5] 《老挝问题资料选编1975—1986》(上),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1987,第53页。

[6] 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研室,1985年12月,第163页。

[7] 高放主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研室,1985年12月,第163页。

[8] 〔老挝〕《人民之声报》1980年12月20日。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

1986年老挝人民革命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对一度过激过“左”、脱离老挝实际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反思,认为党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存在主观、急躁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存在过分集中、官僚、统包和不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对老挝所处的发展阶段、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提出老挝要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本国革新事业的理论基础,在经济政策上,改变过去单一公有制的经济模式,逐步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老挝按照党的“四大”确立的革新路线,先在农村实行承包经营,后在城市工商企业建立健全经营核算机制,经济分级管理,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对外经贸合作,推动老挝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1.农村实行承包经营制

老挝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只有500多万,农业人口占90%以上。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是典型的农业国。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属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革新首先从农村开始,1987年开始解散农业社,推行家庭承包制。不久,老挝政府扩大承包范围,除鼓励农民承包耕地、菜园、鱼塘外,还允许农民承包荒山、山林。苏东剧变后,为保证承包制的连续性,老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颁布了《土地法》《土地税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来保护农村革新成果。《土地法》规定“国家保护农民长期享有土地使用权、继承权和转让权”。法律允许土地可按国家规定作为财产担保,并向土地法人颁发了土地证。对农业增加投入,发展农业技术,扶持生产专业户。近些年,老挝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大力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发展农机、农药和化肥生产,促进农业专业化生产。通过这些改革和发展措施,初步改变了长期处于自然、半自然经济的农村和农业面貌。农业林业部门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优良品种培育,教授农民使用化肥和种植技术,提高大米产量。近年来,老挝大米年产量保持在300万吨以上,其中出口200万吨,粮食实现自给有余。2012~2013年度,老挝全国稻谷产量达到350万吨,人均约500公斤,超出老挝年人均300~350公斤的实际需求。肉类、水产品、禽蛋等年人均供应量达到50多公斤。畜牧业和其他农副业生产也迅速发展起来,农村还出现了一些年收入数万美元的种养专业户。目前,老挝全国8615个村中,81%实现通路,66%实现通电,88%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贫困家庭比例从2012年的16%降到2013年的13%。2.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

从1991年开始,老挝在城市和工业领域全面推进改革。工业企业首先实行经济核算制和扩大经营自主权。1990年3月,老挝政府《关于把国营企业转换为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决定》指出,除电力、邮政、自来水、公路桥梁建设、采矿和军工企业由政府控制的公有企业经营外,其他企业均陆续通过承包、租赁、合资、股份制等不同形式,由公有制转为其他所有制企业经营。老挝原有900多家国有企业,短短几年内,多数国有企业转为非国有企业。2010年10月,老挝在万象成立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2011年1月11日举行首个交易日仪式,虽然只有两家公司股票在该交易所上市交易,但这标志着老挝企业开始按照现代企业规范进行管理。据老挝政府主办的《管理者》杂志报道,截至2011年底,老挝共有139家国有企业,总资产为194,300亿基普(约合25.9亿美元),占当年老挝国内生产总值的33%。2011年对老挝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国内外私人企业,贡献率为16%,其次为国有企业,贡献率为8.2%,公私合营企业列为第三,为7.3%。老挝吸取过去取消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教训,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明确指出“各种经济成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形成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组织形式长期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依照市场经济机制在国家管理下开展活动,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老挝人革党“八大”还强调“国有经济为主导,促进各种经济共同发展”,而在2011年3月老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已不再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而是强调“各种经济共同发展”。原因是,经过多年革新开放,老挝经济中90%为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所占比例较小,而且负债累累,普遍亏损,对经济增长不仅没有贡献,而且成为经济发展的拖累。为了进一步下放权力,搞活企业,2012年11月,老挝人革党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做强国企、壮大民企,对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由于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企业根据市场机制和市场供需规律自主经营,企业生产积极性和经济效益得到普遍提高,商品生产势头持续增长,国内市场商品日益丰富,出口产品不断增加。目前,全国企业数量从1986年的2万家,增加到2012年的22.3万家,增长了10倍。水电开发是拉动老挝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家外汇收入的1/3来源于电力出口。旅游业已成为老挝第二大收入来源,仅次于矿产业。据统计,2008~2013年,来老挝旅游的人数分别为160万、200万、250万、270万、330万。2012年,旅游业给老挝带来大约5.14亿美元的外汇收入。3.改革经济管理体制

老挝人革党认为,经济领域革新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力推进老挝经济“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况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老挝必须建立不同水平和不同要素的多种所有制的商品经济结构”。为此,1991年8月15日颁布的老挝宪法在第二章第14条规定,“国家保护和促进国内外所有投资者在老挝的投资方式,包括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国家鼓励所有经营单位进行竞争和相互合作的经营活动,所有经营单位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管理方式上,老挝取消中央计划经济方式和行政官僚的经济管理机制,鼓励多种规模的经营方式共同发展,在政企分开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管理机制。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老挝提出要实行“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由指令性计划转变为国家指导性计划和实行宏观调控。为此,从1988年开始,老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中央集中计划体制转变为国家指导性计划和宏观调控,企业按市场机制自主经营;由多种价格和汇率转变为单一价格和单一汇率;财政与银行分离,分设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变一级银行体制为二级银行体制,批准多家外国银行在老挝开设分行;改革财政制度和[1]财政管理办法,企业实行利改税。加强经济立法,依法管理经济。经过十多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老挝基本上建立起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体系,国家加强宏观管理,通过法律管理经济。国际金融危机后,老挝政府加大宏观经济调控,抑制通货膨胀,大力发展农业、矿业、旅游、水电等优势产业,加大农村发展和扶贫工作力度,推进合并村和小城镇建设,尤其是农村道路、学校、诊所、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发展集约化商品生产,鼓励地方成立农村信用社、服务社和各类商品生产合作社,完善经贸投资领域法律法规及促进经济特区发展的政策措施,等等。老挝经济革新28年来,逐步实现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础设施建设粗具规模,经济结构日趋合理,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有较大改善,全面解决温饱问题,人均GDP从1986年的114美元增加到2012~2013财年人均1534美元,增长12倍多。2006年3月,老挝人革党“八大”提出了在“六五计划”(2006~2010年)期间,经济增长年均不低于7.5%,2010年人均GDP达到800美元,这一目标均顺利实现并超过,2008年人均GDP就达到835美元,2009年则上升到906美元。1988~2008年,老挝经济年均增长约6%,2010年老挝经济增长速度达到7.8%,超过预定目标0.3%。2011年老挝人革党的“九大”以来,老挝实行以资源换资金、换项目的发展政策,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道路、电力、教育、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国内外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近5年来,老挝年均GDP增速都在8%以上。但老挝宏观管理仍需加强,特别是要解决政府权力部门的消极腐败现象,解决社会反映较强烈的投资项目审批慢,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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