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尔斯·狄更斯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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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手记试读：
前 言
我的读者将有机会自己判断一下，我过去所怀疑的存在于美国社会当中的影响力与倾向性是否有其真实的存在，而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凭空想象。他们可以自己验证，在那个国家的公益事业上，是否有些什么地方与众不同，因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种种暗示表明，那些影响力与倾向性确实真的存在。既然他们会发现真相，他们也就会以此来衡量我：如果在我所描述的任何一个方面，让他们找到了颔首的证据，他们就会承认，我这样写是言之有理的；如果他们找不到这些，他们就会认为是我完全弄错了——尽管不是有意的。
我没有偏见，从来都没有，除了对美国抱有好感这一点之外。我有许多朋友住在美国，我对这个国家抱有一种欣赏般的兴趣，我希望并且相信，这个国家会成功地解决对整个人类种族来说都至关重要的问题。说我在对待美国的问题上居心险恶、冷漠无情、愤世嫉俗的人，不过是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错误，这类错误总是容易犯的。
第一章 出 航
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小半是出于真心，而大半则完全是好笑的那种惊讶的心情，在1842年1月3日的早晨，当我推开大不列颠蒸汽邮轮上那间特等舱的房门，走进去的时候，我就是这种心情。这艘大不列颠蒸汽邮轮的载重量为一千两百吨，此刻，它正载着那些神圣的邮件，朝哈利法克斯与波士顿驶去。
这间特别为“查尔斯·狄更斯先生与夫人”准备的特等舱，被打扫得一尘不染；更让我吃惊的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而钉在平整的棉被上的一张小小的手稿。手稿下面是一层薄薄的床垫，它恣意伸展着，就如同外科手术用的石膏放在格格不入的搁板上一样。但是，如果查尔斯·狄更斯先生与夫人在未来的至少四个月中，要在这个特等舱里举行日会与夜会的话，这会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舒适温暖的小房间。具有预见力的查尔斯·狄更斯先生，开始的时候就预测，房间里至少会有一个小沙发；而他的谦逊却带有非凡感知力的夫人，最初就没想过要把两只巨大的旅行皮箱放在任何眼睛看不到的角落（既然旅行皮箱已不再被送入房中了，那就更别说偷渡了，那会比把一只长颈鹿塞进花瓶里还要困难）。说起这个根本不实用的、荒谬而令人感到绝望的包厢，它同由一双高明的手绘制的，挂在伦敦某个代理商账房内的涂过清漆的平版印刷设计图上的那些装饰得既朴素又漂亮，同时灿烂耀眼的船锚之间，有着某种遥远的关联。政府用的办公室，简而言之，可适于各种用途；而带有愉快的想象与善意的嘲谑的船长办公室，却是为了增加特等舱的吸引力和娱乐性而创造出来，并被付诸使用的——这些都是事实，而我在那一刻，却无法让我的头脑完全忍受或理解这一切。我坐在一张铺着马毛的木板上——或许应该叫它栖木，房间内有两张——抬起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着那些同我们一起登船的朋友们，他们正努力挤过船上那窄小的入口，脸上的五官拉伸成各种形状。
还没有走到下面，我们就经受了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尽管我们自认为是乐天派，凡事都能随遇而安，也不得不做好最坏的打算。我已经把那个想象中的设计家的样子勾勒了出来，他也许会设计出这样的东西：一个几乎能看到所有远景的大厅，在装饰风格上，罗宾斯先生会说，透露出一种超东方式的奢豪，成群的女士与先生（这有些不太方便）在其中熙来攘往，正在进行人生最高级别的娱乐与交往。在下到船的中腹之前，我们经过甲板来到一个狭长的房间里，这个房间两侧都是玻璃窗，仿佛一个巨大的棺材。一个看上去阴沉沉的火炉摆在那里，三四个怕冷的船员正围着它在暖手。房间的一侧摆着一张长长的桌子，桌子的每一边都镶着一个铁架，同低矮的天花板连接在一起，所有的玻璃杯与调味瓶都被固定在铁架上面，这个情形隐约暗示着海上时有波涛汹涌的恶劣天气来临。我没在这个房间里看到什么能令我满意的理想化的东西，然而，我注意到我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这次旅行就是他一手安排的，却向后退了一步而无意中撞到了身后另一个朋友的前额上，他从嗓子里低声咕哝着说：“不可能！不会的！”或类似的话。好不容易镇定下来之后，他干咳了一两声，环视着四壁，脸上带着令人恐怖的笑容，迫切地问：“啊！这是酒吧，船员？”我们早已预知了答案，我们知道他所遭受的苦痛：他经常谈起沙龙，被自己理想化的沙龙所欺骗，整日沉浸在虚构的理念当中。他经常试图让我们理解他的理念，从而形成对沙龙的正确观念。沙龙，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像一间画室一样，但是要拥有更庞大的空间和更多的家具，并且尽量离现实远一些。当被问到的那个船员说出了事实，生硬的、冷酷的、赤裸裸的事实时，“这是酒吧，先生”。——他几乎被这个答案击倒。
在那些很快就分别的人们中间，妨碍他们日后互相联系的，是几千里烟波浩渺的大海所形成的难以逾越的屏障。正因如此，不要给仍驻留在心中的短暂而欢乐的友谊带来丝毫的阴霾，哪怕是片刻失意与挫折的阴影也都应尽量避免。这样处事的话，相见时最初的惊奇与陌生，自然就会变成后来衷心的欢笑。在被别人提名之前，我始终坐在栖木上，侃侃而谈，直到汽笛声再次响起。在最初登船还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们都一致同意，这间特等舱是最舒适、最有趣的，搞不好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的面积哪怕再增加一英寸都会令人感到不适和遗憾。我们谈论着这个问题，还谈论着如何——紧靠门口，像蛇一样纠缠在一起，把小小的栖木当作立足点——巧妙地让四个人一同挤进这间特等舱，同时不忘互相提醒对方，码头上的空气多么通畅；谈论着左舷上有一个漂亮的舷口，也许它整天都会敞开（如果天气允许）；谈论着挂在镜子上的那只巨大的公牛眼，刮胡子时也许会相当轻松愉快（当船摇摆得不太剧烈时）。最后，我们终于得出了一个毫无争议的结论，就是这里比别的任何地方都宽敞。虽然我私下里认为，如果没有那两个卧铺的话——一个在另一个的上面——但是话说回来，在人类制造出来的睡榻中，除了棺材没有比它再小的了，它同一辆后面开门的有篷双轮出租马车的车厢差不多大小，但费用却要高昂得多。
在得到所有相关与不相关的人许可之后，我们在女士船舱的炉火前围坐下来。船舱里相当阴暗，这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有一个人却说：“在海上当然是光明的。”这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心底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回响着“当然，当然”。但是要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却是相当困难的。我依然记得，当我们在这间紧邻着我们特等舱的女士船舱里，提出并探讨完另一个关于安慰方面的话题时，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那里，让短暂的寂静将我们包围。脸颊靠在手掌上，目光注视着炉火。然后，我们的一个旅伴，一个面孔严肃的男人说：“如果有一杯加上香料的葡萄酒该多么惬意！”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虽然在船舱里有一些添加了香料的葡萄酒，但它们在本质上提高了某种成分，因而使它在别的方面不尽如人意。
一位女船员正兴致勃勃地更换着床单与桌布，从沙发内部到壁橱里面，那些人造的器具一个接一个都被翻了个底朝天，看了让人头疼。随着她的脚步，到处都变得一片狼藉。那些家具的每一个角落与隐蔽处都不再是它们原来试图保持的样子，仿佛是一个陷阱，一个圈套，一个秘密的基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其表面的用途原来是最不实用的一种。上帝保佑这位女船员吧，为了她善意的欺骗，在这一月的航行中！上帝保佑她吧，为了她心中留存的对去年航行的清晰回忆，当时没有人生病，人人都在跳舞，从清晨一直到深夜，那是一个为期十二天的“奔跑”，带着纯粹的嬉戏、喜悦与兴奋！所有的欢乐都同她在一起，因为她明朗的脸庞与令人愉快的苏格兰口音，对我的一位旅伴来说，这有一丝家乡的味道；因为她所预报的宜人的海风与晴朗的天气（都是错的，否则我不会如此喜欢她）；因为她身上所闪耀出的智慧女性的成千上万片光芒的碎片，不需要费尽心思将那些碎片连缀在一起，也不必赋予它们任何的形式与状态，从而将它们炫耀出来。她不饰铅华，所有生活在大西洋一侧的年轻母亲几乎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对那些行家来说，这是一次严肃的航行；而对那些沉浸在秘密与欢乐当中的人来说，航行充满了歌声与喝彩！许多年许多年之后，光明依然是她的心，欢乐依然是她的眼睛！
特等舱里很快堆满了杂物，到此刻为止，它已经膨胀成了某种容器，可以同观看海景的凸窗一较高低了。于是我们带着高昂的兴致又一次来到甲板上。甲板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各种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血液在沸腾，在血管里加速奔涌，在这个晴朗的有霜的早晨，这是一种不经意的快乐。每一艘大轮船都缓缓地随着海浪起起伏伏，而每一艘小轮船却在水中溅起喧嚣的水花。三五个人站在码头上，带着一种“敬畏的喜悦”注视着这艘声名远播的美国邮轮。一群人正在“输入牛奶”，或者换句话说，把奶牛弄到船上来；另一群人正在把冰库与其他的供给品弄过狭窄的通道，那些供给品有屠宰的肉类与园子里的果蔬。肉类有苍白的小猪胴体、牛头、牛肉、小牛肉、猪肉及各种家禽；还有一群人站在粗麻绳中间，正在把那些麻绳绕成一卷；而另一群人正在把沉重的行李卸下来，放进货舱。在堆放得乱七八糟的巨大行李堆当中，隐约露出了轮船事务长的脑袋。这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场面，除了为这次雄伟的航行做准备，人们的头脑中再没有别的念头。太阳明亮而寒冷，空气令人欢欣鼓舞，清清的水面荡开层层涟漪。甲板上结了一层白白薄薄的冰壳，人们在尖锐的叫喊声与兴奋的欢呼声中即使轻轻一踩，这脆弱的薄冰也不可抵御地碎裂了。再一次来到岸上时，我们转回身，在轮船的桅杆上看到了她印在那些颜色明快的旗帜上的名字。在那些旗帜旁边，漂亮的美国星条旗正在迎风招展。长长的三千里路，前路漫漫，六个月的离别，就这样越去越远，愈来愈小，直到完全驶出人们的视野，再次回航的时候，在利物浦的科堡码头应该是无边春色了。
我没有询问过那些医生朋友，是否冰的潘趣酒、白葡萄酒、香槟与红葡萄酒，在一个可以开怀畅饮的体面的晚宴中——尤其这个晚宴是在我无可指责的朋友，阿狄菲旅馆的瑞德雷先生的高大建筑中举行的时候——会罕见地发生突然的变质；是否一块普通的羊排与一两杯雪利酒，变成另外的令人尴尬的物质的可能性要少一些。我的观点是，在这些特殊的情形当中，不论这是一个人的有心之失还是无心之过，在起航的前夜，通常都很少会带来什么后果，用一句谚语来说：“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知道那天的晚餐是无可挑剔的美味，对它的赞美我们都不吝言辞。同时我也知道，除了涉及明天的某些不言而喻的禁忌之外——这种情形在一个精神脆弱的狱卒与一个明天就要被处以极刑的敏感的犯人之间也许会发生——一切都还顺利，所有的事情都面面俱到，非常令人满意。
当清晨——那一个清晨——来到的时候，我们在早餐时聚到了一起。看到我们每个人都热切地不想让谈话有一瞬间的停歇，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而且，每个人都很快乐。这个小团体里的每一个被压抑的灵魂，都渐渐地复归到他自然而欢乐的天性当中，就如同每品脱五几尼的温室碗豆一样，在露珠、空气与雨水的滋润下，散发着清香。但是当那一小时——上船的时间——渐渐临近的时候，这一切也一点儿一点儿地不露痕迹地消失了，尽管我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去挽留它，到了最后，也已是毫无希望了。我们抛弃了所有的伪装，坦然地思索着明天早上的这个时候我们会身在哪里，后天的这个时候以及大后天呢，等等。许多信件被托付给那些在夜里就会回到城镇的人，当他们到达优斯顿广场的火车站后，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毫无差错地将它们投递到家里或其他别的地方。委托与回忆在同一时刻交集于一身，我们在忙碌地做着这项工作，然后发现自己忽然变得易怒。乘客，乘客的朋友们，乘客的行李，都杂乱无章地在一只小小的蒸汽船甲板上混杂着，人们在卸下包裹时发出了急促的喘息声。那些包裹，昨天下午刚刚从码头上搬上来，现在已经运到它停泊的地点了。
它在那里！所有的眼睛都转到了它的方向，在这飘荡着薄雾的冬日的黄昏，它的身影隐约可辨。所有的手指都指着同一方向，带着兴趣与崇拜——“它看起来多么漂亮啊！”“它的修饰多么考究啊！”——这些赞美声随处都可以听到。即使那位歪戴着帽子，双手插在口袋中的懒散的绅士——他曾被另一位年轻的先生打着哈欠询问是否要“横渡”，似乎这是一个渡口——也谦逊地朝那个方向看着，并点着头，似乎在说“不坏”。甚至那位贤明的伯利爵士，在他的颔首当中也包含了那位懒散的绅士所表达出来的一半含义，他经办了十三次航行（在船上的每个人都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至于是怎样发现的却很难说），没发生过一次事故！另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乘客却皱着眉头站在后面，他刚刚在精神上遭受了一次践踏与伤害，因为他带着腼腆的兴趣，随便问了一个问题——那位可怜的总统下台多久了——他站在那位懒散的绅士身边，提问时嘴边带着淡淡的笑意，因为他相信这是艘最强大的轮船。听到了这个问题，那位懒散的绅士，最初是带着质询的眼光瞥了他一眼，然后目光变得凌厉起来，用意想不到的恶狠狠的话回敬了一句。由于这个问题，他的地位在那位懒散的绅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其余的乘客，脸上带着轻蔑的表情，互相交头接耳，窃窃议论着他是一头笨驴，是一个骗子，显然对那件事一无所知。
我们在快速地整理着那些包裹，那条船的巨大的红色“烟斗”正在冒烟，似乎在给一个严肃的意图一个慷慨的承诺。旅行皮箱、手提袋、箱子、盒子，正经由一双手传递到另一双手，然后伴随着吁吁的气喘声被拖到船上。那些高级船员穿着漂亮的制服，站在舷梯口，一边把乘客拉上船，一边催促着那些人。不到五分钟，那艘小小的汽船就被完全搬空了。原来的包裹被新来的包裹包围着，几乎泛滥到整条船，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隐蔽处都无所不至；人们在手中提着各自的行李，一窝蜂地下到船里，推推搡搡，跌跌撞撞；为了舒适，他们来到不属于自己的船舱里，被人发现后被驱逐了出来更增添了船上的混乱；他们疯狂地试图打开那些上了锁的通道门，想要强制性地将一条通道变成无法通行的乐土。
几个处于兴奋状态的船员，他们有着精灵一般的头发，在微风习习的甲板上走来走去，似乎在做着什么莫名其妙的差事，执行着某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总之，他们的举动引起了极大的困惑与骚动。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位懒散的绅士——他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行李，甚至也没有一个朋友——仍在甲板上来来回回地闲逛，泰然自若地抽着雪茄烟。在那些有闲情逸致来观察他的人的眼中，他的这种冷淡的态度，反而更提高了他的身份。每一次，当他抬头望着桅杆，或低头看着甲板，或注视着别处的时候，他们也都随着他的目光一起望去，同时困惑地想，是否他在哪里注意到了什么不对的地方，果真如此的话，希望他能发发善心将它指出来。
这是何处？这是船长的船，船长，他就在那里。现在，应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与心愿，船长本人——一个身材匀称而结实，短小精悍的男人——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一张红润的脸庞，仿佛是召唤别人立刻来同他握手的邀请函；他有一双清澈而诚实的蓝眼睛，吸引着别人走入他光芒四射的风采中。“打铃！”“叮，叮，叮！”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来，“现在开往岸上——谁要上岸？”——“一些先生，我很遗憾这么说。”那些人离开了，没说一句再见。啊！他们正从那只小船上挥着手，“再见！再见！”他们喊了三声，我们也喊了三声，他们又喊了三声，然后他们走远了。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了上百遍！没有比等待最后一班邮件更糟糕的事情了，如果我们在最后的冲动中离开船，现在也许就可以以此炫耀了。但我们只是躺在那里，两个小时甚至更久，雾气浓重而潮湿。既不留在家中，也不出海旅行，只会让一个人渐渐地陷入沉闷与低落的情绪当中。终于，浓雾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那就是我们正在等待的船！船长出现在明轮轮盖上，手中拿着扩音喇叭；高级船员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一切准备就绪；垂头丧气的乘客重新振做了精神，连厨师们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带着兴趣向外张望。那只船横靠上来，船上的邮包被拖了上来，扔在了什么地方。三声欢呼响起来，在第一声欢呼传到我们耳边时，那只船跃动了一下，仿佛一位刚刚苏醒的巨人，两只巨轮也猛烈地转动起来。那艘高贵的船，船尾拖着波浪与海风，骄傲地驶过了摇荡不安的、泛着泡沫的水面。
第二章 航 程
那天，我们一起去吃了晚餐，我们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一共有八十六人，令人望而生畏。邮轮已驶入了深水，满载着它所有的燃煤与乘客。天气晴和宁静，波澜不惊。在晚餐还没有进行到一半之前，甚至连那些最不自信的家伙也开始出人意外地兴奋起来，而那些人到了早上就会回到这样普通的问题上来，“你是一个好水手吗？”一个相当肯定的否定。现在，既不用对这个质问躲躲闪闪地回答：“哦！我想我不比别人更糟糕。”也不必不顾一切后果，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是的。”同时语调中含有一丝怒气，似乎想反问一句：“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我的，先生，尤其是，如何评价怀疑！”
尽管声音中充满了勇气与自信，我还是闻到了残存的葡萄酒的味道。每个人都对自然界有着非同寻常的热爱，餐馆中最受人欢迎的座位永远都是最靠近门口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茶桌的情形，也同饭桌一样。玩惠斯特纸牌的人数比预料的要少。唯一的意外，发生在一位女士身上，她在晚餐时间匆匆退席，之后不久就有一盘煮得焦黄的切羊腿肉与绿色的刺山柑送到了她面前。没有老弱病残，人们散步，吸烟，喝加了水的白兰地（当然是在户外），兴致勃勃地一直玩到半夜十一点左右，直到传来“睡觉”的命令。没有一位有过七小时海上经验的水手谈到睡觉，因为黑夜就是命令。皮靴踏在甲板上的持续不断的声音，更加深了夜的寂静。所有的行李都装载在船的下方，除了少数几个像我一样的夜游者之外，大家都不敢到那里去。
对不熟悉这些景色的人来说，船上的这个时刻是很惊心动魄的。随着它的新鲜感在慢慢消失，我对它的兴趣以及它对我的吸引力却依然有增无减。无边无际的夜用黑暗掌握着船的方向与航线，哗哗流淌的水声响彻耳畔，却朦朦胧胧辨别不清，伴着船的尾流，是一条闪闪发亮的白色水痕。前面瞭望台上那个水手的身影，几乎与黑色的天空融为一体，但在他的背上没有闪烁的群星；舵轮前的舵手身边放着记录卡，卡片发着光，是黑夜中的一线光明，宛如某种敏锐而神圣的智慧；海风忧郁地叹息着，徘徊在滑轮、绳索与链条之间；若隐若现的光的碎片从每一条缝隙、每一个角落里泄漏出来，在甲板上每一片细小的玻璃上面反着光，似乎船上潜藏着的火焰，正在伺机寻找着喷发口，带着它不可阻挡的死亡与毁灭的力量。起初，甚至就在这个时候，想要把被黑夜升华了的所有物体复归到它们本来的模样，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我独自徘徊着，思索着，努力想记起来它们正确的轮廓与形状。它们因奇异的想象而改变，呈现出远离其本来面目的一种伪装，模糊成一片人们容易记忆的阴影，甚至连人本身都变成了一个阴影。街道、房屋、空地和它们平常的样子一样，它们的真实性令我震惊。在我看来，它们的力量远远胜于我，轻易地就召唤来所有的缺失。很长时间以后，就在这一刹那，所有的物体都冲破了它们的羁绊，带着真实的面孔、用途和目的，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我自己的双手一样。
我自己的双手，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同真实性一样冰冷。午夜时分，我蹑手蹑脚地回到下面，下面看起来一点儿都不舒适：那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空气中混杂着一种极其特别的味道，让我不留意到它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味道通常只在船上才有。它微妙而敏感，似乎能透过皮肤钻进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里。两位乘客的妻子（其中一位是我的妻子）已经在静默的苦恼中睡在沙发上了；一位夫人（我的夫人）的女仆却和衣躺在地板上，一边诅咒着自己的命运，一边用卷成一卷儿的报纸敲打着不相干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是倾斜的，尤其在船舱的内部，更严重到几乎无法忍受的地步。刚才轮船在轻微地倾斜时，我打开门，当我转身想关门时，门已经四敞大开了。所有的支架与木板都在吱吱作响，似乎整条船都是由柳条编成的。而此刻，那些响声就仿佛被山火焚烧的干树枝发出的爆裂声。床铺也在发出这种响声，我上了床。
接下来的两天一切照旧，海风清爽宜人，空气干燥。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躺在床上阅读，有时候会走到甲板上散步。带着难以形容的反感喝加了水的冰白兰地，吃坚硬无比的饼干，虽然还没有生病，但也快了。
第三天早上，我妻子的一声压抑的尖叫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为了确定一下是否有什么危险的事情发生，我睁开眼睛，从床上向外望去。水壶在跳跃着，仿佛一只活泼的小海豚。所有的小件物品都在漂浮着，除了我的一双鞋，它们被搁浅在我的旅行包上，高而干爽，像两只运煤的驳船。突然，我看到它们飞到了空中，再看那面镜子，它原来是被钉在墙上的，现在已粘到了天花板上。同时，舱门完全不见了，在地板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门。直到这时我才明白，此刻我们这艘轮船正大头冲下。
在还没来得及采取些什么措施应付这异常的情况之前，船头又正了过来。“感谢上帝”还没说出口，船又倾斜了；因它的失常而哭喊的声音刚刚发出一半，它又继续航行了。它变成了一个活跃的生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奔跑，用它残病的双膝与衰弱的双腿，穿过每一个洞穴，翻过每一个陷阱，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当人们正对它的行为感到惊奇的时候，它突然跃入半空中，这个动作还没有做好，它又深深一跳，潜入了水中；在没有浮出水面之前，它翻了一个筋斗，但随即它就立了起来，向后冲出去。它摇摇晃晃，起起伏伏，蹦蹦跳跳，颠颠簸簸，扭动着，颤抖着，跳跃着，翻滚着，就这样一边向前行驶，一边做这些动作。有时候它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做着，有时候是所有动作一起进行，直到有人哭叫着求上帝保佑。
一个船员经过这里。“船员！”“什么事，先生？”“发生什么事了？你管这叫什么？”“有点儿起浪了，先生，而且顶风。”
顶风！想象一下船头有一张人的面孔，成千上万的大力士正一起用力向后拖它，无论何时，只要它试图向前迈进一英寸，他们就击打它的额头；想象一下船本身，它巨大身体里的每一条血管，都在这狂风的肆虐下肿胀着、燥裂着，它只有诅咒着继续前进或步入毁灭；想象一下狂风的怒吼，大海的咆哮，暴雨的鞭打：所有的盛怒都针对着它；再想象一下天空，天空阴暗而狂野，翻滚的云层与大海有着可怕的相似，是天空中另一个疯狂的大海。此外，再加上甲板上嘈杂的谈话声，鞋跟踏出的匆忙的脚步声，水手极度嘶哑的叫喊声，船侧的排水口进进出出的汩汩水流声，还有时不时飞溅到支架上面去的汹涌的波浪与震耳欲聋的惊雷，这就是1月黎明的顶风。
我对船舱内的噪音没有提一句：玻璃杯与陶瓷器皿打碎的声音，船员绊倒的声音，松开的盛液体的木桶与散落的装黑啤酒的瓶子滚动撞击的声音，从七十名乘客的特等舱里传出来的引人注意而又令人不快的声音……我对这些噪音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即使这三四天来我一直在听这些噪声音乐会，我的耳朵里也没听进去多少，当噪音告一段落时，我再次躺下来，开始晕船了。
晕船这一术语的通用意义并不怎么被人理解，我要是能理解就好了，但是我既没有亲眼看到过晕船的实例，也没有亲耳听到过有关这一病情的描述，虽然我毫不怀疑这是非常普遍的情形。我躺在那里，整天都躺在那里，泰然自若，心满意足。没有厌倦，不想起床，不想走到舱外去呼吸新鲜空气；也不再有什么好奇心，没有烦恼，没有遗憾；在这万事不关心的冷漠淡泊中，我唯一能够回忆起来的，只有一份闲散的欣喜心情——恶魔的欢乐，如果这种闲散需要被赋予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的话。事实上，我的妻子病得很重，几乎不能同我交谈。如果可以让我举个例子来形容一下我大脑此刻的情形，我想说这情形同被一群暴徒袭击了位于芝哥威尔的酒吧的老威利特先生一样。再没有什么事能令我震惊，如果在某一刹那，因照耀在我身上的智慧光线的启迪，我看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妖精信使——穿着鲜红的衣服，手中举着铃铛——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走进我栖身的小屋里，一边道歉说由于穿越了海洋而弄得浑身湿淋淋的，一边递给我一封信——直接递到我的手中，就像老朋友一样——我不会感到一丝一毫的惊讶，相反会非常满意。即使海神尼普顿本人走进来，手中的三叉戟上穿着烤鲨鱼，我也会把这件事当成平淡无奇的日常琐事。
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来到了甲板上，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到那里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驱使我走到那里，但是我就在那里，衣冠整齐：穿着一件粗呢上衣和一双皮靴，就像一个没有生病的正常人所能穿着的那样。我发现自己站在那儿，一丝微弱的意识突然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注意到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想那可能是水手长，可能是水泵，也可能是大母牛。我不知道我在那里待了多久，是一整天还是一刻钟？我试着回忆些什么事（关于这个广阔世界的任何事，我并不挑剔），却没有任何效果。我甚至分不清哪里是海洋，哪里是天空，因为海天相交的水平面似乎喝醉了，正上下左右摇晃着。即使在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下，我还是认出了站在我前面的那位懒散的绅士。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粗毛外套，戴着一顶油毡帽。但是我太虚弱了，即使知道那是他，也无法发出声音喊他一声。我记得，他好像叫“飞行员”。大脑又开始昏沉起来，有片刻的时间我似乎失去了意识，当我清醒过来时，我发现他已经走了，站在他原来位置上的是另一个人。天地在我的眼前摇晃起伏，仿佛是从一面抖动得很厉害的镜子里映出来的影像，但是我知道那个人是船长，他的脸有一种快乐的影响力。我试图微笑一下，是的，即使处于那种状态下，我也想要微笑。通过他的手势，我知道他在同我说话，但是过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弄明白，他在规劝我不要站在齐膝深的水中——而我正站在那里，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对他表示感谢，但是做不到，我只能指着我的靴子——或者说我认为是我靴子的地方——用一种悲哀的声音说：“科克郡鞋底。”这几乎令我精疲力尽。我被告知坐在池中，发现我几乎失去知觉后，一个爱管闲事的家伙很有同情心地将我领到下面。
我待在那里，直到感觉好些了，不论何时，只要一有人劝我吃东西，我就感觉到痛苦不堪，这种痛苦仅次于据说在溺水时渴望生命得到拯救的煎熬。
船上的一位绅士给我捎来了一封住在伦敦的我们共同朋友的信，在遇到顶风的那天早上，他把信连同他的名片一起送了过来。想到他会因此而兴致盎然，一天上百次地期待我能在沙龙里同他打招呼，我很是烦恼了一阵儿。他属于那类坚韧不拔的“铸铁”群中的一员——我不会称他们为男人——他脸色红润，用精力充沛的嗓音问我，晕船是一种什么感受，是否真的像所描述的那样糟糕。这个问题令我备受折磨，尤其当我听船上的医生说他被迫把大量的芥末膏抹在这位绅士的肚子上之后，我不认为我还能像以往一样带着万分的谢意与衷心的感激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出航的第十天，我们遇到了飓风。风是在日落时分慢慢刮起的，它逐渐聚积着力量，到了第二天黎明，已扑天盖地，不可一世了；只在午夜前后的一个小时左右，风声稍微减弱了一些，在这不同寻常的一个小时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蠢动；之后很快，暴风形成了，带着难以形容的恐惧与暴力在无边的天地间恣意横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夜轮船在汹涌的大海中的经历。“还会变得比这更糟糕吗？”这是到处都可以听到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在四处滑动，相互撞击，除了翻个儿与沉没，不知道一艘漂泊在海上的轮船的命运，还有没有其他更糟糕的可能性。在这宽广无边的大西洋的冬夜，乘坐一只蒸汽船是多么刺激的事情，即使最狂野无羁的想象也无法描绘出这种刺激的万分之一。船的一侧浸在海中，桅杆在水面上点水掠过，然后它再次弹起来，使得另一侧又沉到了海里。狂暴的海浪冲击着它，声音如同成千上万门火炮，它的后背被猛推了一下，它停住了，蹒跚着，颤抖着，似乎受到了惊吓。然后，心脏剧烈地悸动了一下，它向前冲去，因刺激而发狂；它被鞭打着、挤压着、践踏着……雷声、闪电、冰雹、暴雨、狂风，都在不顾一切地争夺着控制权……每一个支架都在呻吟，每一个螺钉都在尖叫，每一滴海洋里的水珠都在怒号。所有这一切都令人心惊胆战，慌恐万状，没有语言能形容出这一切、传达出这一切，也许只有梦才能把此刻的狂怒、激愤与热情复制下来。
然而，在这极度骇人的恐惧当中，我却置身于一个非常可笑的处境，即使在当时我也像在此刻一样，强烈地感觉到了这种可笑性，因而忍不住笑了起来，比看到任何可笑的事情笑得还要凶，即使那些事情更容易引起人的乐趣。午夜时分的大海，海浪汹涌，海水挤进了天窗，撞开了上层的门，怒吼着，咆哮着，冲进了女士船舱。我的妻子与一位娇小的苏格兰女士顿时惊慌失措。后者，顺便说一下，先前曾通过那位女船员给船长写了一个便笺，以恭维的语气建议他立刻在每一个桅杆的顶端与每一根烟囱上绑上一根钢铁导线，为了防止轮船被雷电击中。她们两个人，还有先前提到过的那位女仆，完全陷入了恐惧当中，我几乎不知道该拿她们怎么办好了。我试着让自己回想一些能提起精神的、能起到安慰效果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得上一杯热的加水白兰地了，于是我毫不迟疑地弄来一杯。这时，不牢牢地握住些什么东西几乎没有办法站稳或坐稳，她们三个人在长沙发——一个固定在地板上的，几乎跟船舱一样长的沙发——的一角叠成一团，在预感到会被淹死的恐惧里挤在一起。当我端着特效药来到她们面前，正打算劝离我最近的受害者喝点这个，同时再说些宽慰的话时，我沮丧地看到她们慢慢地从沙发的这一端滑到了那一端！我踉踉跄跄地走到沙发的那一端，再一次把杯子递出去，好事多磨，我的良好意图又被船的另一次倾斜给阻挠了，她们又滑回到原来的那侧去了！我们围着长沙发玩这种躲躲闪闪的游戏足有一刻钟，却一次也没有碰到过她们。最后，当我终于抓住她们时，杯子里的白兰地少多了，由于不停地泼溅出来，只剩一茶匙左右了。为了完整性，有必要提一下，在这场令人尴尬的捉迷藏游戏中，一个因晕船而面色苍白的男人，他最后一次刮胡子是在利物浦，他唯一的衣着（不包括亚麻衬衣）是一条粗呢裤子和一件蓝色的短上衣，没有袜子，只穿着一只拖鞋。
在发生那件可笑的事情的第二天，床也成了恶作剧的牺牲品，起床几乎变成不可能的事，对此我无话可说。中午时分，当我——按字面意义来说——“向上跌倒”在甲板上的时候，触目所及是绝对的沉寂与荒凉，这番景象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与天空结成一体，呈现出一片郁闷、阴暗的铅色，看不到延伸到远处去的景物，海水涌动得更快，海平线像一个巨大的黑色铁圈将我们紧紧环绕。从空中望过去，或者从岸边的悬崖上望过去，这番景象也许宏伟壮丽，令人难忘，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从潮湿而摇晃的甲板上望过去，只会让人头晕，令人痛苦不堪。在昨夜的狂风中，救生船像核桃壳一样被海浪碾碎了，此刻仍然挂在那里，摇摇荡荡，只剩下了几块破碎的木板；明轮轮盖的船壳板全被扯掉了；舵轮暴露在空中，无遮无盖，它们旋转着，胡乱地将浪花溅到甲板上；烟囱外壳结了一层盐，船的中桅被闪电击中了，绳索全都打了结，互相纠缠在一起，潮湿而下垂。比这更凄凉的场面只怕已很难见到了。
我被殷勤地让至女士船舱，此刻正舒适地坐在那里，在那里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五位乘客。第一位，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娇小的苏格兰女士，她这次是去纽约与丈夫会合，后者已经在纽约住了三年了。第二位与第三位，一位是诚实而年轻的约克郡男子，他与一些美国人的家庭有交往，也住在纽约，这一次是把年轻美丽的妻子带过去。另一位就是这个年轻人的妻子，她刚刚过门两星期，清秀脱俗，是我所见过的最标致的英国乡村女孩。第四位与最后一位，另一对夫妇，也是新婚不久，如果从他们频频交换的爱意来判断，他们是很不可思议的一对，就像私奔出来的情侣。那位女士极富吸引力，而那位绅士，身上带的枪比鲁宾逊·克鲁索还多，穿着射击服，随身还带了两只狗。我又进一步思索了一下，想起来那位绅士把热腾腾的烤乳猪与瓶装的淡啤酒当作治疗晕船的特效药，他一天又一天地服用这些药（通常是在床上），坚定不移的态度令人惊异。通过那些好事者传来的消息，这些药物完全不起作用。
坏天气顽固地持续着，史无前例地恶劣。我们经常蹒跚进这个船舱，多多少少都有些头晕和难受，在午前一小时左右，我们躺在船舱里的沙发上，让自己恢复过来。这段时间里，船长会顺便过来探望一下，告诉我们风暴的情形——在精神上断定风向明天会改变（在海上，天气总是明天会好起来的），告诉我们船的航行速度等等，诸如此类。观察报告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的，因为没有太阳，但总有一天会把这些漏掉的东西补上的。
船长走了，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我们开始读书——如果船舱里的光线足够明亮。要是光线太暗，不能读书，我们就打瞌睡，或一个话题接一个话题地闲聊。午后一点，铃声响了，那位女船员走下来，端着一碟热气腾腾的烤土豆，一碟烤苹果，还有一碟碟的猪头肉、冷火腿、盐腌牛肉，有时候还会有冒着气的煮得很嫩的肉片。我们开始吃这些美味，尽可能地多吃一些（现在我们胃口大开），尽可能地吃得久一些。如果火生起来（有时候它会的），我们就热烈欢呼；如果不生火，我们就互相议论着，搓着双手，用外套与斗篷将自己裹起来，再次躺到沙发上，打瞌睡、交谈、阅读（情形如前所述），直到晚餐时间。下午五点，铃声再次响起，那位女船员又出现了，端着一碟土豆——这一次是煮的——还有各式各样的热菜，同时也没忘记一碟烤乳猪——这是当药来吃的。我们再次坐到桌子前（比上次更兴高采烈），为了延长聚餐时间，我们吃着已不怎么新鲜的甜点——苹果、葡萄、橘子，喝着葡萄酒与加水白兰地。那些瓶子与玻璃杯仍然摆在桌子上，橘子等水果依着船的摇晃方向在桌面上滚动。不一会儿，医生下来了，进行晚间的特殊访问，这让我们更加兴致勃勃。立刻，为欢迎他的到来，我们开了一局惠斯特纸牌。由于是在风高浪急的夜晚，纸牌无法放在桌子上，于是我们把一圈所打的牌都放在口袋里。我们一直坐在那里（除去短暂的茶点——喝茶，吃吐司——时间）玩惠斯特纸牌，直到夜里十一点左右。那个时候。船长又下来了，戴着带子紧扣在下颏上的海员用的防水帽，穿着粗呢上衣，站立之处，雨水濡湿了地面。这时我们的纸牌游戏已经结束，瓶子与玻璃杯又摆在了桌子上。经过大约一小时左右的交谈——谈这艘船，谈乘客，谈无关紧要的话题，船长（他从来不上床睡觉，也从来不乏幽默感）翻起衣领，准备再到甲板上去，他向我们挥了一下手，笑着走出船舱，仿佛要去参加一个生日宴会般兴趣盎然。
至于每日新闻，船上从来不缺乏这方面消遣：这个乘客被传言说昨晚在沙龙里赌输了十四英磅；而那位乘客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整瓶香槟，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只是个办事员），没有人知道；领头的技师清楚地断言说，海上从来没有这种时刻——他指的是天气——而他的四个助手却病倒了，使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不得不放弃这一观点；有几张卧铺积满了水，所有的船舱都漏了；船上的厨师偷喝了瓶子被打坏的威士忌，被发现醉醺醺的，于是被人扔到了救火机旁，直到清醒过来；所有的船员都曾在晚餐时间里，从楼梯上滚下来过，身上带着灰泥，又去继续工做了；面包师生病了，糕点师也病了，一个完全不合格的新手被任命接替后者的职务。他被带进一个面向甲板的堆满了空木桶的小房子里，有人命令他擀出大馅饼皮来，对此他报告说（他真有胆量），大馅饼皮对他来说就是死刑。新闻！陆地上十二宗凶杀案也没有海上这些风吹草动的事件来得有趣。
就在这种情形下，在第十五天的夜里，我们驶入了哈利法克斯港口（正如预期的一样），海风轻柔，月色明亮，我们在外层的入口处点上灯，将一切都交给领航员。突然，轮船撞到了陆地上，人们立刻冲到甲板上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很快甲板两侧聚满了人，几分钟之内，我们就置身于一个骚动不安的场面，这种场面只有情绪失控的大众情人才会渴望看到。乘客，火炮，装液体的木桶，还有其他沉重的东西，都杂乱无章地挤在船尾，为了减轻船头的负担。船头慢慢抬起，经过向前面的一道令人不太舒服的目标线推进了几次之后（目标线附近早就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宣告：“前面有暗礁！”），经过明轮翼的支撑，经过将一个铅块扔进不断变浅的水中之后，我们将锚抛在了一个奇怪的地方，船上没有人能辨认出那是什么地方。四周都是海岸，它们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以至于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些树枝的摇动。
周围的一切是完全陌生的，在这万籁俱静的午夜时分，死一般的沉寂仿佛是由发动机的突然中断造成的，这么多天以来，它一直不间断地在我们的耳畔嘈杂着、轰鸣着。我观察了一下每张面孔上那不知所措的惊愕表情，首先从高级船员开始，经过所有的乘客，最后目光落到司炉工们的身上，他们刚从下面上来，一个接一个，然后他们在发动机室的舱门口聚在一起，吸着烟，互相窃窃私语。
我们向天空发射了几枚火箭与信号弹，希望岸上能有人来迎接我们，或至少能看到那些闪光，但是没有任何迹象与声音从岸上传来，于是船长决定派划艇上岸去请求救援。观察乘客的各种表现是非常有趣的，在划艇上的这些自愿者当中，有的是出于良好的意愿，这是当然的；还有一些人，无论如何也要上岸，因为他们认为船正处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或预见到了潮水退去之后它随时会翻的可能性。谈一谈那位在几分钟之内就迅速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的可怜的领航员也不乏乐趣，他从利物浦开始领航，在整个航行中开始变得声名狼藉，因为他讲的那些逸事与不着边际的吹牛。然而，他就在那里，那个曾对自己的俏皮话开怀大笑的男人，人们向他的脸上挥着拳，将诅咒加在他的身上，公开地把他叫做恶棍。
划艇很快出发了，艇上载着一盏提灯和各式各样的篮灯，不到一小时它就返回来了。那位奉命上艇的高级船员带回来一棵长得高高的小树，他是把它连根拔起来的，为的是让那些担心自己受骗从而遇到海难的疑心重重的乘客放下心来。毫无疑问，这位船员到过岸上，他没在这薄薄的夜雾中耍什么花样，尤其没有欺骗他们，图谋夺取他们的性命。船长在最初就预料到我们一定是来到了一个叫作东方通道的地方。的确如此，它本来是在我们预计最后一站到达的海港附近，但由于突然的浓雾与领航员的一些过失，错误发生了。
我们被海岸与岩石包围着，鱼群在周围游来游去，看起来这里是找得到的唯一安全的落脚点，这个报告和潮水已经过了低潮的保证，让我们安下心来，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进了船舱。
我在第二天早上九点半时起床，上面传来的吵嚷声催着我赶快来到甲板上。在午夜时分离开甲板时，外面潮湿、黑暗、雾气蒙蒙，数不清的光秃秃的小山丘环绕着我们。现在，我们正滑行在一条平静而宽阔的小河里，速度是每小时十一英里。我们的脸上飞扬着喜悦的神色，我们的船员穿上了他们最好的衣服，而那些高级船员也再次换上了制服。阳光灿烂，如同英格兰明亮的4月的天气。海岸线向一侧伸展着，上面间夹着一道道闪亮的雪线；白色的木屋，站在自家门口的人群；电报机在运转，旗帜正在升起；码头出现了，船，聚集在码头上的人群；遥远的声音，叫喊；男人与男孩冲下斜坡，向码头跑来；更多的明朗，更多的欢快，更多的新鲜感落在我们尚不习惯的眼睛里，比语言所能表达的要多得多。船向码头驶过去，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兴奋的脸孔；一阵呼喊声过后，缆绳被拉紧了，船以更快的速度靠上了码头；舷梯刚向我们伸过来，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就迫不及待地冲了过去，舷梯还没在船上搭稳，这些人就已经再一次踩到了坚实的、令人愉快的土地上了。
我期待着这个哈利法克斯港口会成为一个极乐世界，虽然它也有些萧条。我带着对这个城镇和这个城镇的居民的最美好的印象离开，这印象一直珍藏到现在，事到如今也不是没有遗憾，因为找不到机会再去一次。那一天，我与新结交的朋友们再一次紧紧握手。
那天恰巧是常设委员会与州议会召开会议的日子，仪式上的各种礼节与英格兰国会新会期的礼节几乎一模一样，是一个较小规模的庄严的拷贝，就好像用望远镜的另一端来透视威斯敏斯特议会一样。总督，作为最高权威的代表，在宝座上发表了所谓的演讲，他慷慨激昂而又恰到好处地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守候在建筑物外面的军乐队在总督阁下的演讲结束之前，带着恢弘的气势演奏了《上帝保佑女王陛下》的乐曲。人群在呼喊，里面的人搓着双手，外面的人摇着脑袋，总督一党的人说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出色的演讲，反对派的人则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演讲了。人们谴责那位发言人与议会的成员言而无信，说得多做得少，这些谴责让他们畏缩了。总之，每件事都正在做，或被许诺将会做，就像家里发生的情形一样，视条件与时机而定。
这座城镇坐落在山的一侧，最高点是一个坚固的堡垒，现在还没有最后完工。几条宽阔而漂亮的道路从山上一直延伸到水边，中途被几条与河水平行的道路切断；房屋基本上都是木制的，市场繁华，物价相当便宜；气候温和，这在一年的这一季节是相当不寻常的；这里没有雪橇，但在院子里与偏僻的地方却停放着许多车辆。其中的一些车辆，从它们装饰物的华丽程度来看，也许会“一直这样下去”，作为在阿斯特雷出演的情节剧中的胜利之车，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天气出人意料的睛朗，空气清爽宜人，整个城镇给人的感觉是欢快的、繁荣的、脚踏实地的。
我们在那里停泊了七个小时，递送和交换邮件。最后，在将所有的包裹与所有的乘客都收集起来之后（其中包括两三名特别的乘客，他们过于自由地将自己放任在牡蛎与香槟酒当中，被人发现醉倒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发动机重新轰鸣起来，我们离开港口，向着波士顿进发。
在芬迪湾我们再次遇上了暴风，那天晚上和第二天一整天，我们像往常一样颠簸着、摇晃着。第二天下午——也就是星期天，1月22日——一只美国的领港船向我们驶来。不久，从利物浦出发的大不列颠蒸汽船，经过海上十八天的航行，终于拍电报说抵达波士顿了。
带着难以形容的极大兴趣，我睁大眼睛仔细观察着，绿色的海面上渐渐出现了美国的第一片领土，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群鼹鼠窝。接下来，它们开始膨胀，缓缓地、几乎不易察觉地变成了一条连绵不断的海岸线，再也不能扩张下去了。尖锐的海风吹向我们，海岸上到处是坚硬的白霜。温度更低了，然而，这里的空气却是透明的，干爽、明亮，这种气候不仅可以忍受，而且还令人感到舒适。
我一直留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一切，直到我们的船靠在了码头上。假如我像阿耳戈斯那样有一百只眼睛，我会把每一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把周围的一切都尽收眼底——我不会延长这一章来讨论这些主题，也不会在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格格不入的举止上多费笔墨。当我们的船靠近码头时，一群非常活跃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攀上了我们的船，他们是新闻记者。我们随意地回答着这群勤勤恳恳的人提出的问题，然而，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脖子上挂着皮制的旅行包，手中握着仅印刷了一面的大报纸，但他们是编辑，他们亲临现场——正如一位戴着绒线围巾的绅士告诉我的那样：“因为他们喜欢刺激。”其中的一位入侵者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恭敬神情向我迎来，我用感激的态度谢绝了他。我们继续向前走，准备去那家旅馆预定房间。在经过一条长长的通道时，我发现自己正有意无意地模仿着库克先生在一出新的海员情节剧当中的步态。“晚餐。”我对侍者说。“什么时候用？”侍者问。“尽可能快些。”我问答。“立刻？”侍者问。
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说：“不。”其实我没有听懂侍者的话，我以为他在问我是不是要带走，我在胡乱地猜测。“不是立刻？”侍者叫了起来，脸上的惊奇几乎吓我一跳。
我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回答：“不，我宁愿在这里吃，我喜欢这里。”
这一刻，我真的以为那位侍者会发疯，我相信他已经发疯了。就在这时，另一个男人走过来，在侍者的耳边轻声说：“马上。”“什么！我说的就是马上啊！”那位侍者无可奈何地看着我，“立刻。”
此刻我才知道“立刻”与“马上”是同一个意思，于是我更正了先前的回答。不到十分钟，我们就坐下来吃晚餐了，一顿一流的晚餐。
那家旅馆（非常出色的旅馆）被称为“瑞门之家”，它有许多的长廊、柱廊、游廊、走廊，我几乎记不清它们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数量之多恐怕连读者也不会相信。
第三章 波士顿
在美国的政府机关，谦恭有礼一向是被奉行的行为准则，我们的许多政府机构都在这方面深受影响，从而极力改善自己的形象。而海关，更应该首当其冲，以美国为榜样来完善自己，从而使自己不再那么受外国人的讨厌与憎恨。法国海关厚颜无耻地掠夺是非常可鄙的；而我们的海关，呆着面板，像乡巴佬一样粗野，在所有落入它手中的人眼中，同样令人厌恶。让这些心怀恶意的家伙在国门口为非作歹，对一个国家而言，是极其丢脸的事情。
当我踏上美国的土地，我情不自禁将他们的海关与我们的海关做了一下对比，从而留下了深刻而强烈的印象：殷勤热切，温文尔雅，幽默感十足，这就是那些不当班的海关人员表现出来的风范。
当我们还没在波士顿登陆时，我们滞留在码头上，一直到夜幕降临。在我们抵达的第二天清晨，也就是星期天早上，我在步行通往海关的路上获得了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我恐怕不得不顺便说一句，那天早上他们在教堂里为我们准备了多少个长凳与坐席，他们向我们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在我们还没有吃完在美国的第一顿晚餐之前，如果允许我作一个保守的推测，而不是想当然的判断，我会说他们提供的座位至少能容纳二十人或两个子女成群的大家庭，宗教的数字与信仰的形式，都按照我们的意愿公平合理地布置好了。
但是那天早上我们没能去上教堂，因为我们没有能去教堂的衣服，因此我们无奈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听说禅宁大师那天早上恰好来这里布道，这是隔了很长时间的第一次，我才勉强打起精神来。提起这个遐迩闻名而又才华横溢的男人（之后不久，我就荣幸地结识了他），我会很高兴地写下对这位大师景仰与崇拜的谦恭的颂词，因为他出色的才能与个性，因为他所从事的勇敢无畏的慈善事业，他一直以此来同最骇人听闻的罪恶，最不光彩的耻辱——奴隶制度——作斗争。
回到波士顿这个话题上来。在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走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空气清凉而透明，房屋明净而宽敞，广告牌上涂着鲜艳亮丽的色彩，镀过金的铜字闪闪发光；红砖，白石，绿色的百叶窗与栏杆，面朝街道的屋门上灿烂耀眼的把手与金属饰物，所有这一切，在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上都随处可见，薄弱而虚幻，就像舞剧当中的一幕布景。在那些商业街上，一个零售商——这里每个人都是店主，我可以斗胆称任何人为零售商——很少住在自己的店铺上面，因此一栋房子里可以进行许多工作，房子的前面布满了各种看板与招牌。我一边沿着街道向前走着，一边浏览着各式各样的看板，满怀信心地期待着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街道的拐角处，我不会对小丑与傻瓜的出现不加提防地突然拐弯，这两者，我毫不怀疑，也许正躲在近在咫尺的门口或一些柱子的后面。至于像哈利昆那样的滑稽人物与卡勒宾那样的丑角（在舞剧中总有他们的身影），我立刻就在一个非常小的钟表匠的店铺里发现了，那店铺只有一层高，靠近旅馆，除了各种各样的记号与图案外，几乎遮盖住整个房子前脸的是挂在房前的一个巨大的表盘——表针当然是在走动的。
郊外的景色看起来甚至比城里还不真实，白色的木屋（它们如此洁白，以至于看着它们时禁不住要眨眼睛）配上绿色的百叶窗，点缀在郊外的各个方向，仿佛浮在地面上一样。小小的教堂与礼拜堂整洁明亮，粉刷一新，我几乎认为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样，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装进一只小小的盒子里。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不会衰落，我可以想象得到，它在所有外国人心目中会留下怎样深刻的印象：私人住宅大多宽敞而考究，店铺美观大方，公共建筑富丽堂皇。州议会大楼坐落在一个山顶上，起初它在我的眼前慢慢升起，然后，它横空出世，陡然间向我展开全貌。它的前面是一片绿色的围场，称为“凡众”。这个地点很不错，从山顶可以看到整个城市迷人的全景与附近地区的景色。除了各式各样的宽敞的办公室之外，州议会大楼还包括两个漂亮的议事厅，一个是众议院的议事厅，一个是参议院的议事厅。诸如此类的活动，据我在这里所见，都被安排得既严肃又体面，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唤起注意力，同时赢得敬意。毫无疑问，波士顿充满智慧气息的文雅与优越，来自于剑桥大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后者距这个城市仅有三四里之遥。那所大学里的教授都是有学问的绅士，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有相当高的造诣，他们的身上散发着优雅的光芒，给这个文明世界的各个阶层都带来了荣誉。波士顿与它附近地区的上流社会当中的许多人，我想我没有说错，还有居住在那里的相当一部分喜欢自由职业的人，都曾在那一所学校里受过教育。美国的大学，不论其中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从不散播偏见，从不培养心胸狭隘的人，从不挖掘陈腐的迷信的死灰，从不干涉种族与他们的进步，从不因为信仰的问题而拒绝一个人。最主要的是，在他们整个的学习与教育过程中，认识世界，这个更开阔的目标，远远超越了学校的围墙。
对我来说，去观察由这个机构在波士顿这个缩小的社会中创造的那些几乎不易察觉而又不乏确定效果的事物，去记录由它所造成的在兴趣与渴望方面的每一个更人性化的转折点，是难以形容的快乐之源，它带来亲密的友谊，驱走空虚与偏见。在波士顿，他们膜拜的金色小牛，与远在大西洋另一侧的立在某些账房中的巨大雕像相比，是一个矮小的动物；在万神殿诸神的眼中，全能的美元变得毫无意义。
更主要的是，我发自内心地相信，这个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在公益设施与慈善机构的建设方面几乎接近完美，这完全归功于它无处不在的睿智、爱心与仁慈。在我的一生中，我从不过多地被思索的愉悦所左右，即使是在一筹莫展与丧失亲人的环境下。
美国所有类似的机构都有这种显著的令人愉快的特征，这些机构或是由政府扶持，或是得到政府援助，或是（在一些不需要帮助的情形下）在行动上与政府的步调保持一致。通过观察这些慈善事业的倾向性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劳动阶层的地位，我认为，一个公益慈善机构总要远远好于一个私人慈善团体，不论后者慷慨捐赠了多少金钱。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直到最近，慈善机构一直不是政府向广大民众展示特别恩惠的地方，作为一个可以不断完善自我的有生命力的存在也不被政府认可，然而，私人慈善团体却史无前例地发展起来，为那些处于贫困与痛苦中的民众，做了数不清的善举。可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既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也没有参与过什么行动，是不配享受任何一丝感激之心的。而且，他们对济贫院和监狱的庇护与救济也少得可怜，却被那些可怜人视为严厉的主人，他们对这些人不是训诫就是惩罚，从来没做过一次仁慈而警觉的保护者。
那句谚语，“从邪恶中产生慈悲”，被国内的这些机构阐释得清清楚楚，正如伦敦的民法博士院大楼内的特权办公室提供的大量记录所显示的那样。一些非常富有的上了年纪的绅士与小姐，被生活贫困的亲戚包围着，每周最低限度地许一次愿，这些有年纪的绅士与小姐，从头到脚到处都是病，即使在身体状态最佳的时候，情绪也总是很恶劣，他们反复无常，脑袋中装满了古怪的念头，脾气粗暴，疑神疑鬼，不相信任何人，也不喜欢任何人。取消旧遗嘱，立新遗嘱，是这些人唯一的工作和消遣，他们的亲戚与朋友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被培养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去继承这份巨额财产的一份；还有一些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被取消了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任何角逐的资格）的名字经常被出人意料地、草率地从遗嘱上删除，恢复过来，再删除，以至于整个家族，甚至包括最生疏的旁枝末节，都陷入持久的兴奋与狂热衷。最后，事情变得很清楚，那位老绅士或老小姐眼看就要撒手人寰了，而更清楚的是，那位老绅士或老小姐已经觉察到身边所有的人，为了图谋他（或她）这个可怜的奄奄一息的病人的财产已经全部联起手来，于是，那位老先生或老小姐又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这一份真的是最后一份了——同样将它藏在陶瓷茶壶里，然后在第二天咽了气。之后遗嘱被宣布，所有的不动产与私人财产都被捐献给六个慈善机构，那位已随风而逝的老人，完全是在怨恨中做了这样一件善事，行善的代价是邪恶的热情与不幸。
位于波士顿的珀金斯机构与马萨诸塞州盲人庇护所，由专门的托管部门监管，托管部门每年向这个社团作一次报告。那个州的贫困潦倒的盲人免费享受这个社团提供的福利；从邻近的康涅狄格州，或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来的人，通过所属各个州的担保，也可以享受这些权利；如果没有所属州的担保，就必须在朋友中间寻找保人。在第一年，这些人可以得到二十英磅的膳食与教育费用，第二年得到十英磅。“第一年之后，”那个专门的托管部门说，“每个学生的账目就要公开，他要把实际所花的膳食费记在账上，每星期不超过两美元，”这些钱比八先令多一点儿，“而且，州政府支付给他的钱或他的朋友们赞助给他的钱，再加上他自己的收入，所有的收入如果每星期超过一美元，这钱就会成为他自己的。到了第三年他就会知道，他自己的收入是否足以支付实际膳食费用的开销，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他可以自己选择是继续留下赚钱还是离开。那些被证明没有能力赚取自己生活费用的人不会被留下来，因为这里不是救济院，蜂巢里不会收留不劳动的蜜蜂。那些在体力与智力上都属于低能的人，没有资格工作，因此也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勤勉的社团的成员，这些人可以在专门为他们而设立的机构里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冬日上午来到了这个地方，头顶是意大利式的晴空，空气清新而欢快，即使我这双视力不算太好的眼睛，也能看清楚远处建筑物的外形与轮廓。类似美国同一级别的其他公益机构，它位于城镇外，距离城镇大约有一两英里的距离，视野广阔，空气流畅，建筑物美观，是一个令人身心愉快、有益健康的地方。它建在高处，俯视下面的海港，当我在门口停下脚步稍事休息时，我看到的整个景观令人耳目一新，思绪驰骋——波浪搅起了闪闪发光的水泡，而这些水泡不断地涌到水面上来，似乎水下的世界与水面上的世界一样，也因为这明朗的天气而精神焕发，将聚集的所有光芒都放射出来。我遥视着海面上那条远航而去的船只，它是一个闪亮的白点，是平静、深沉、遥远的蓝色当中唯一的云朵。我转过头，看到一个盲童，他的脸也正朝向那个方向，似乎他身体内的某些感官让他也看到了远处那辉煌的景象。我感到一丝悲哀，那个地方一定是太明亮了，因为这个缘故，“让它变暗些吧”成为我奇怪的心愿，有一瞬间，也许这仅仅是我的错觉，我感觉它似乎真的变暗了。
孩子正在不同的房间里做日课，除了几个已经离开的，大部分都在玩。这里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孩子不必穿统一的制服，对此我感到十分欣慰。欣慰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我相信只有那些愚蠢的惯例与欠妥的想法才会让我们顺从那些制服与徽章的摆布，而在家里，我们原本是非常喜欢它们的；第二，由于没有这些东西的束缚，每一个孩子才会在参观者面前展示他或她本来的个性，那是未被压抑的本性——没有迷失在那个呆板丑陋、单调重复、索然无味的相同服饰之中——这一点考虑得非常周全。私下里鼓励一下小小的、无害的自尊心，即使对象是那些盲童，也是明智之举。
良好的秩序，整洁的环境，那幢大楼的每一个角落看起来都那么令人舒适，不同班级的学生，都聚集在各自的教师面前，胸有成竹地回答着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在乎为了取得优先权而争先恐后，这种场面让我忍俊不禁。那些正在玩的孩子像其他孩子一样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亲密的友谊比其他那些没有缺陷的年轻人还要深厚，这是上天对痛苦的补偿。
这幢大楼的一部分被分隔开来作为车间，在里面工作的是受过了教育、掌握了一技之长、却又由于缺陷无法在正常的工厂里工作的盲人，仍有几个人还在那里工作，制作刷子、床垫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幢大楼的其他地方随处可见的欢快、勤奋与良好的秩序，在这里也同样可以见到。
铃声响过之后，学生走来了。没有向导，也没有领队，他们走进了一个宽敞的音乐厅，在前排的位置上坐下了。他们听着风琴的演奏，脸上带着明显的愉快表情，演奏者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演奏完了之后，那个演奏者，一个大约十九岁或二十岁左右的男孩，将位置让给了一个女孩，在她的伴奏下，他们一起唱起了赞美歌，之后又唱了一首合唱曲。我悲哀地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歌声，他们是幸福的，尽管他们的处境那样不幸。我注意到一个失明的女孩（她的手臂由于伤残而变得不听使唤），她就坐在我的身边，她的脸朝向着他们，在聆听歌声的时候在悄悄地啜泣。
注视着那些双目失明的脸庞是很不习惯，他们头脑中所有的思绪都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脸上，看到这样天真无邪的脸，一个眼睛完好的男人会由于想到自己所戴的面具而脸红。看到那些脸上永远不会消失的焦虑，如果我们也试着在黑暗中摸索自己前行的路，我们也会轻易地在我们自己的脸上察觉到这种表情，每一个念头，当它在头脑中一产生，立刻就在那张脸上表现了出来，带着闪电一般的速度，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真实。任何名不副实的东西，只能欺骗那些失明的男人与女人一时，而任何秘密终究会被拆穿，任何伪善——这种行为令我们非常遗憾——也终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当我坐在另一间屋子里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掠过。我的面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眼睛看不见东西，耳朵听不见声音，没有说话的能力，嗅觉丧失了，甚至味觉也不敏感，但这个年轻美好的生命具有人类所拥有的所有精神力量，希望、慈悲、友爱，都聚集在她纤弱的身体里，她只有一种感官能力——触觉。现在，她就在那里，在我的面前，在一间大理石屋子里，任何微弱的光线都透不进来，任何细小的声音也传不进来，她用一只苍白的手在墙壁的裂缝上触摸着，向外窥探着，召唤着一些好心的人来帮助她，那是一个被唤醒的不朽的灵魂。
在我注意到她之前，那个助手就已经进来了，脸上散发着智慧与愉悦的光芒；她的长发，自己亲手编成了辫子，盘在头上，优美的脸形与宽阔的额头展示着睿智与才华；她的服装，完全出于自己之手，式样简洁，素净大方。她的工作是陪伴她，她著述的书正放在她倚靠的桌子上。从丧失亲人的悲痛欲绝的毁灭中慢慢站起来了，这个温柔、亲切、正直、充满感激之心的生命。
同这幢房子里的其他居民一样，一条绿色的缎带围绕在她的眼睑上，一个她给穿上衣服的洋娃娃躺在她脚边的地板上。我把洋娃娃捡了起来，看到洋娃娃的眼皮上也缠着一条绿色的带子，那是她亲手做的，同她自己戴的一模一样。
她坐在一个小小的、由学校的桌子与长板凳围成的场地里，正在写每天的日记。很快，她写完了日记，开始同坐在她身边的一位教师热烈地交流起来，她们两个人，一位是惹人喜爱的女教师，一位是可怜的学生，如果这个学生能看到她的教师那美丽亲切的脸庞，她一定会更喜爱她的，我确信。
我从一篇报道中撷取了几个不相连的有关她的经历的片断，这篇报道出自一个男人——一个让她成为她自己的那个男人之手，这是一篇美丽而动人的描述，我希望能有机会把整篇文章介绍给大家。
她的名字叫作劳拉·布里奇曼，“1829年12月21日，她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婴儿时期的她欢快活泼、漂亮可人，有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然而，直到一岁半之前，她的身体都异常纤弱，她的父母几乎要放弃将她养育成人的希望了。她时常痉挛，疾病发作时的痛苦远远超过了她的忍耐限度，生命力一度就这样被虚弱无力牢牢控制着。但是，在一岁半的时候，她的生命看起来似乎有了转机，危险的症状在慢慢消退。到了二十个月大的时候，她已经完全康复了。“那时她的大脑——到那时为止一直蛰伏不动的大脑——开始迅速发育起来，在她愉快的四个月的康复期间，她表现出了相当惊人的智力水平。“但是突然之间，她再次病倒了，这一次的疾病来势凶猛，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里，她的眼睛与耳朵都发炎了，化脓了，最后里面的东西不得不被摘除。虽然视力与听力永远失去了，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所遭受的痛苦还没有结束，她连续高烧七个星期。有五个月的时间，她始终躺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当她能自己行走而不需要别人的扶持时，已经是一年以后了。两年之后，她可以整天坐着了。现在看起来，她的嗅觉几乎完全丧失了，相应地，味觉也变得迟钝起来。“一直到四岁，这个可怜孩子的身体才算恢复过来，她开始步入人生与社会的学徒生涯。“但是看一看她的处境！黑暗与寂静的坟墓包围着她，没有母亲的微笑唤起她回应的微笑，没有父亲的声音教她去模仿……其他的亲人，她的兄弟与姐妹，只是一个个概念，他们拒绝让她碰到他们，她与他们不一样，屋子里摆设的家具不同，运动的能力不同，甚至连来自猫狗的敬意也截然不同。“但是这个不朽的精神，早就在灵魂里植入了不能死去的种子，不能受伤也不能被毁掉；尽管她与整个世界交流的主要通道已经被切断，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却出现了新的途径。当她能走路的时候，她就开始在屋子里探险，继而是房子；她熟悉了物体的形状、密度与重量，为能触摸到的每一件物品而激动。当她的母亲在屋子里忙碌的时候，她跟随在母亲的身后，感觉着她的双手与双臂；她让自己去模仿，让自己重复去做每个动作；她甚至学会了一些缝纫和编织。”
然而，读者不知道，同她交流的机会其实非常、非常有限，她的悲惨处境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影响很快就出现了。对那些不能靠讲道理来说服的人就只能采取强制手段来控制，而这种做法，伴随着她巨大的生理缺陷，一定会让她更快地陷入到更加悲惨的境地中，这比那些虽然麻木但却能适时地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的人还要残忍。“这时，我非常有幸地听到了这个孩子的故事，于是立刻赶往汉诺威去见她。我看到的她身材标致，性格坚强，精力充沛，额头的轮廓优美，看来正处于健康的状态。她的父母很轻易地就被说服，答应让她来波士顿，在1837年的10月4日，他们带她来到这里。“有一段时期她非常茫然，两个星期之后，当她对新的环境有了了解，并同这里的居民熟悉起来之后，他们开始尝试让她学习关于各种记号的知识，通过这些记号她可以同其他人交流思想。“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采用，一种是在天赋语言的基础上继续学习记号语言，这种方法已经开始采用了；一种是教她可以通用的完全随意的语言，也就是说，让她认识每一个个别物体的符号，或者让她学习一套字母，通过拼写，她可以表达那种存在物的概念，也可以表达那种存在物的模式与状态。前者看似简单，但收效甚微；后者看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如果能熟练掌握，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于是我决定了，就试一试第二种方法。“第一次实验开始进行了，我们拿出来一些常用的物品，像小刀、叉子、勺子、钥匙等等，在每一件物品上面贴上了标签，标签上面以凸起的字母印着它们各自的名字。她非常小心地触摸着那些标签，很快，她辨别出‘勺子’的曲线与‘钥匙’的曲线不一样，就像勺子与钥匙在形状上不同一样。“然后，另一些上面印着同样字母的标签被放进她的手中，她很快觉察到这些标签与贴在物品上的那些标签非常相似，她将‘钥匙’的标签放在钥匙上，将‘勺子’的标签放在勺子上，以此来表达她对这种相似性的感知。这时她得到了嘉奖，头被轻轻地拍了一下。“同样的实验在反复重复，所有她触摸得到的物品，她都可以非常轻松地将正确的标签贴在它们上面。然而，显而易见，单一的智力训练仅仅是模仿与记忆的训练，她回忆起‘书’的标签被放置在书的上面，于是她重复了这个过程，第一次是出于模仿，第二次是出于记忆，这样做的唯一动机是希望得到爱的嘉奖，而实际上对这些物品之间的关联，她没有任何理性的感知力。“不久之后，标签被收起来了，取而代之被放进她手中的，是一张张写着单个字母的纸片，它们一个挨一个地摆在一起，拼出‘书’、‘钥匙’等单词；然后，它们被混成一堆，让她自己将它们重新排列起来，再次拼出‘书’、‘钥匙’等单词，她做到了。“迄今为止所有的过程都是机械的，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这些成功就像是训练一条聪明的狗学会各种技巧一样。那个可怜的孩子在沉默的惊愕中极有耐力地模仿着教给她的任何东西；而现在，真理开始在她的身上闪光，她的大脑开始行动了：她觉察到有一个办法可以将她头脑中的任何东西拼成各种符号，并且可以将这种符号传达给其他人；立刻，她的脸庞被人类特有的表情所照亮，她不再是一只只会模仿的狗，也不是鹦鹉，那是一个永恒的精神，渴望着抓住同其他精神相连接的新的纽带！这一刻几乎在我心中凝固，当真理的黎明在她的大脑中苏醒，并将它的光芒照射在她的脸上的时候，我知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已经被攻克了，从此以后，只要有耐心与毅力，只要坦诚相待、勇往直前，成果就会越来越明显。“这些成果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很轻易地取得的，然而并非如此，在此之前，曾有过许多个星期徒劳无功的努力。“就像上面说过的那样，一种符号被制造出来了，它被用来说明她的教师所做的动作，她感觉着她的手，然后模仿着那些动作。“接下来的步骤是做出一套金属记号，字母表上的不同字母铸在它们的末端；还要有一块木板，在上面钻出许多四四方方的小洞来，这些小洞可以放入那些金属字母，这样一来，就只有铸在末端的那些字母能够被触摸到了。“然后，对于任何被放入她手中的物品——举例来说，像铅笔或者手表——她可以选择那些相关的字母，然后将它们排在木板上，同时带着愉快的表情阅读着它们。“用这种方法训练了她几个星期后，她的词汇量开始增加；接下来要迈出重要的一步了，就是教她如何用手势来表示那些不同的字母，以此取代笨重而不便的木板与金属记号。她很快、很容易地就学会了，因为她的智力已经在她指导教师的帮助下迅速发展起来了，她的进步是惊人的。“在这个过程开始之后的第三个月，关于她的第一份案例报告就出来了，报告开头就提到她已经学会了那种手势字母，就像聋哑人使用的手语那样；报告中充满了乐观的态度，同时对她付出努力而取得的如此迅速的进步也表示了惊奇。她的教师递给她某个新物品——例如，一支铅笔——首先让她研究它，想一想它的用途。然后，她的教师教她如何用自己的手势来拼出这些字母：这个孩子握住她的手，感觉着她的手势，不同的手势对应着不同的字母；她稍微将头歪向一边，像个大人那样认真地聆听着；她的嘴唇微微张开，似乎呼吸也停止了；她的表情，起初充满了焦灼，渐渐地布满了笑意——在她完全领会了这堂课的时候。然后，她扬起纤细的手指，用手势字母拼写着那个单词。接下来，她拿过来那些金属记号，排列着那些字母。最后，确定她自己是正确的了，她就将那些已经拼成了单词的记号放在铅笔旁边。“随之而来的一年是在愉快中度过的，她热切地探询着接触得到的每一个物品的名字，在训练中对手势字母的使用更驾轻就熟，对实际物体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并且她的健康也得到了周围人们的关注。”
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又一份关于她案例的报告写出来了，下面是其中一段的摘录。“这是确凿可信、毋庸置疑的，她看不见一丝光线，听不到一丝声音，从来没有使用过嗅觉，如果她有的话。因此，她的大脑完全栖息在黑暗与寂静之中，那种黑暗就像午夜的坟墓内部一样深不可测。美好的景象，可爱的声音，甜蜜的芳香对她没有任何概念。然而，她看上去就像一只小鸟或一只小羊羔那样快乐活泼，她运用她的大脑去获得新的思想，这给她带来乐趣，而这乐趣毫不掩饰地流露在她表情丰富的脸上。她从不怨天尤人，但她身上具有所有孩童都具有的顽皮与活跃。她喜欢娱乐，喜欢嬉闹，当她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她放声大笑的声音是所有人当中最响亮的。“当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她看起来也非常快乐，如果她正在缝纫或者编织什么东西，她就会一连忙上几个小时；如果她手头恰好没有什么可做的，她也会自娱自乐，她会假想一些对话场面，或回忆起过去的印象；她会数一数自己的手指，或者拼写一下最近学过的那些东西的名字，用那种聋哑人使用的手势字母。在这种孤独的自我交流中，她推理、反思、辩论，如果她用右手拼错了一个单词，她就立刻用左手敲打它，就像她的教师所做的那样，带着不满意的表情；如果拼对了，她就会拍拍自己的头，露出愉快的样子。有时候她会故意用左手拼错一个单词，有片刻的时间在脸上摆出一个恶作剧的表情，然后大笑起来，用右手敲打左手，似乎在纠正它。“在这一年中，她对这种聋哑人使用的手势字母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她能拼出她所知道的所有单词和句子，以极快的速度、极灵巧的手势，只有那些对这种语言非常熟悉的人才能让眼睛跟得上她手指的动作。“她用手指在空中书写她思想的速度令人惊奇，而更令人惊奇的是她书写时的准确性与从容的态度，她常常在读着这一个单词的时候已经在写另一个单词了；她将他们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追随着他们手指的每一个动作，一个字母又一个字母，将他们的意思传达到自己的大脑中。她就用这种方式同她的那些盲童伙伴们交流，没有比他们之间的会面更能揭示事物本来面目的交流了。如果这种伟大的才能和技巧需要两个人来完成，用哑语表达思想，用身体去感觉——这就是他们的表情——那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该是多么巨大啊，因为黑暗包围着他们的身体，而其中还有一个人根本听不到一丝声音。“当劳拉穿过走廊的时候，她将双手向前伸开，她能立刻判断出她碰到的每一样东西是什么，然后脸上带着熟识的表情绕开；但是，如果她碰到的是一个与她同龄的女孩，而这个女孩又恰好是她喜欢的朋友，她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欢喜的笑容，她们的手臂交缠着，双手互握着，用纤细的手指轻快地拍着电报；她们传递着思想与感情，从一个心灵到另一个心灵，这里有疑问也有回答，其中还夹杂着喜悦与悲伤；她们亲吻然后分别，就像所有感官正常的孩子 一样。“就在这一年，在她离开家乡六个月后，她的母亲来看望她了，她们见面时的场面非常有趣。“那位母亲在那里站了半天，睁大眼睛盯着她那不幸的孩子，而后者对她的注视一无所察，仍在屋子里快乐地玩耍。然后，劳拉向她跑过来，立刻开始触摸她的双手，抚摸着她的衣裙，试图辨认出她是否是她熟悉的朋友；但是她失望了，于是转身走开了，就像从一个陌生人身边离开一样，那个可怜的女人无法隐藏她的悲痛，因为她心爱的孩子不认识她了。“于是她给了劳拉一串珠子，这是她过去在家里常常戴的，这个孩子立刻认出了这串珠子，满怀喜悦地将珠子戴在了脖子上；她热切地询问着我，告诉我她知道这串珠子是从她家里拿来的。“此刻，那位母亲想要拥抱劳拉，但那个可怜的孩子推开了她，她只喜欢跟熟悉的人在一起。“另一件从家里带来的东西递给了她，她的脸上开始露出感兴趣的样子，她更加仔细地研究着那个陌生人，她的行为让我理解为她知道这个人是从汉诺威来的，对这个陌生人的拥抱她也开始忍受，但是哪怕有最微不足道的一丝风吹草动，她也会毫不留情地离开她。那位母亲的悲痛已无法掩饰，尽管她曾经害怕她的孩子会认不出她来，而悲惨的现实——被她如此心爱的孩子如此冷漠地对待，已经超过了一位母亲的天性所能忍受的限度。“过了一会儿，当她的母亲再次拥抱她的时候，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似乎掠过了劳拉的脑海，面前的这个人或许不是陌生人；她再次热切地触摸着她的双手，脸上流露出强烈的兴趣；她的脸色忽然变得苍白，紧接着又飞满了红晕，希望中夹杂着怀疑与焦灼，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情在她的脸上激烈地争斗着；在这个无法确定的痛苦时刻，她的母亲将她拉到身边，充满怜爱地亲吻她，立刻，真理在这个孩子的心灵中闪现，所有的猜疑与焦虑都从她的脸上烟消云散，她带着极度的喜悦依偎在她母亲的胸前，接受了她充满爱意的拥抱。“之后，那串珠子完全被忽视了，她所有的玩具也全都被抛在了脑后，她的伙伴——就在不久之前她还愿意为了她们而离开这个陌生人，现在却无法将她从她母亲身边拖走了；虽然她还像平常一样遵从我的信号，跟着我走开了，但是脸上看上去却非常勉强，她靠近我，似乎很困惑，很害怕；过了一会儿，当我再次带她回到她母亲身边时，她张开了手臂，满怀喜悦地扑向她的母亲。“她们后来的分别展示了那个孩子的亲情与智慧，也展示了她的决心。“劳拉送她的母亲出门，一路上她紧紧跟随着她，一直到门口，在那里，她停下了脚步，在周围触摸了一番，以确定谁站在她的附近。她辨别出了女总管，那是她非常喜欢的人，她用一只手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紧紧地握着她母亲的手，她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她松开她母亲的手，把手帕贴在眼睛上，转过了身，靠着女总管啜泣起来。她的母亲离开了，心中怀着同对她其他孩子一样深的情感。“在前面提及的那几份报告中还提到，她具有辨别对方智力高低的能力。对待新来乍到的人，她的态度是很轻蔑的，几天以后，她发觉了潜藏在自己头脑中的弱点。她性格当中的这种不友善的部分，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发展起来的。“她选择那些聪明的、最能同她谈得来的孩子做她的朋友与伙伴，不喜欢同那些在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打交道，除非她能够驱使他们为她做事，这种倾向在她的性格中是显而易见的。她利用他们，让他们伺候她，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自己不能支配其他别的人，在各个方面她显示出撒克逊人的血统。“她喜欢其他的孩子被注意，被教师们及她所尊敬的人爱抚，但这种注意与爱抚一定不要太过分，否则她会妒忌。她也要分享她的一份，即使不是狮子大张口，也必须是极大的部分，如果她得不到她所要的，她会说：‘我的妈妈会爱我。’“她模仿的倾向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做出了一些自己完全不能理解的行动，这给她带来了乐趣，对自己内在才能满意的乐趣。她知道在那里坐上半个小时，将一本书放在她什么都看不见的眼睛前，嘴唇嚅动着，就像她观察到的其他人在阅读时所做的那样。“有一天，她假装她的洋娃娃生病了，她想尽各种办法来照顾它，她给它吃药，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床上，将一瓶热水放在它的脚下，在这样做的时候，她一直在笑，似乎着了迷。当我走进屋里时，她坚持让我去看一看它，量一量它的脉搏，当我告诉她将一粒发疱药放在它的后背上时，她看起来既惊奇又兴奋，几乎高兴地叫起来。“她的集体意识与她的友谊都非常强烈，当她坐在那里工作或学习时，如果身边坐着她的那些小朋友，她就会不时地停下手来，热情而温柔地拥抱他们、亲吻他们，这一幕看上去非常动人。“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她也不觉得寂寞，她自娱自乐，看起来十分惬意。热爱语言是她的天性，她经常用她的‘手指语言’进行独白，缓慢地，冗长地。但是，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她才会安静下来，如果她感觉到有任何人在她附近，立刻就会变得烦躁起来，直到她能坐在他们的身边，握着他们的手，用手指同他们交谈。“在她的智慧人格当中，看到她永不餍足地渴求知识并且迅速地掌握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令人欣慰的；在她的道德人格当中，看到她永无休止的欢笑，她对生存的喜悦，她深厚的爱，她毫不动摇的自信，她对苦难的同情心，她的责任感，她的坦荡，她的希望……看到这一切是美丽的。”
以上就是从劳拉·布里奇曼的简单但却非常有趣、非常有教育意义的经历中撷取出来的片断，她伟大的恩人与朋友，写下上面那篇文章的人，是蒙医生。我希望并且相信，读过那些片断之后，不会有很多人在听到这个名字之后还会无动于衷。
在我上面引用的那篇报告之后，蒙医生又发表了另一篇更进一步的观察报告，它描述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智力的迅速成长与发展情况，并记录下到去年为止她小小的经历。这是非同寻常的：用语言做梦，在假想中交谈。在这种情形里，我们既代表自己表达思想，也代表那些在午夜的幻境中靠近我们的影子的思想。她就是这样，梦中没有语言，只有她的手指字母。有一点可以确定，当她的睡眠被打断时，大多是被梦惊醒的，这时她就用一种没有规律的、困惑的手势来表达她的思想，就像我们在相同的处境中会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一样。
我翻开了她的日记，发现上面的字写得清晰、果断，非常容易辨认，她表达思想用的那些词汇，不用任何注释，我们也完全理解。我说我想看一眼她写字的样子，坐在她身边的那位教师立刻吩咐了她一句，用她们自己的语言。她在一张纸片上将自己的名字写了两三次，在她这样做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左手始终触摸着、跟随着她的右手，当然，她是用右手握笔，纸上没有任何线条之类的能提醒她的东西，但她写得很整齐，很随意。
一直到目前为止，她都没有觉察到有陌生人在场，但是，当她将手放在那位陪我而来的绅士手中时，她立刻在她教师的掌心中写下了他的名字。的确，她的触觉是如此细腻，她能在瞬间判断一个人，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认出来。这位绅士曾经在这个机构里待过，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下，当然，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我的手掌被她立刻推开了，对任何一个陌生的男人她都是这种反应；但是她带着明显的愉快表情握住了我妻子的手，亲吻着她，用一个女孩子的好奇心与兴趣抚摸着她的衣裙。
她快乐而又活泼，在同她的教师交流时，脸上是一副属于孩子的天真无邪的顽皮表情。她的乐趣是辨认出她喜欢的伙伴，然后陪伴她——那也是一个失明的女孩，看上去安安静静的，劳拉的出现令她既惊奇又快乐，她们坐在一起，这一幕看上去十分美丽。在我的访问中，有两三次，她弄出听上去十分难受的噪音，但是当她的教师用手指按了一下她的嘴唇的时候，她立刻停下来了，然后笑着亲昵地拥抱着她的教师。
我先前去过另一个房间，那里有许多失明的男孩，他们在荡秋千，在攀援，在进行着各种体育运动。当我们走进去时，他们立刻向陪我们一起来的校长助理喊叫起来：“看我，哈特先生！哈特先生，请看我！”他们不断地请求着。我思忖着，即使在他们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那小小的敏捷的技巧也希望被人看到。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满脸笑容的小家伙，他站得离他们远一些，正自娱自乐地做着体操，用他的双臂与胸膛摆出造型，看起来十分惬意。当他伸出右臂时，他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像劳拉·布里奇曼一样，这个男孩也是又聋，又哑，又盲。
蒙医生对这个学生进行第一次指导的报告非常引人注目，与劳拉本人有着极密切的关联，我忍不住又从中节选了一段。这个可怜的男孩叫做奥立弗·卡斯威尔，今年十三岁，在他三岁零四个月以前，他拥有所有天赋的感官。就在他三岁零四个月的时候，他感染了猩红热，四个星期之内他聋了，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之内他失明了，不到六个月，他哑了。他对最后一个感官的丧失表现出了极大的焦灼，在同其他人交谈时，他经常去触摸他们的嘴唇，然后将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似乎是让自己确信他的嘴唇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他渴望学到知识，”蒙医生说，“他一来到这里就表现出了这一点。他热衷于调查这个新环境当中他摸得到或闻得到的每一样东西，举个例子来说，他踩到了锅炉的节气门，就立刻弯下腰去，开始触摸它，他很快发现上面的金属板移近了下面的金属板，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趴下来，用舌头舔着一个金属板，接着是另一个，直到发现它们是两种不同的金属。“他的动作都极富表现力：一丝不苟的天赋语言，欢笑，哭泣，歌唱，亲吻，拥抱……都非常完美。“他自己发明的一些动作（以模仿为基础）都是易于理解的，像划动双手表示划船，比画出圆圈代表车轮，等等。“第一个目标，是结束这些动作的使用，取而代之的是那些纯粹的通用的动作。“得益于我在其他案例中的经历，在开始之前我省略了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步骤，直接从手指语言着手。我拿来一些名字很短的物品，像钥匙、茶碗、水杯，等等，同时让劳拉协助我。我坐下来，握住他的手，将它放在其中一个物品的上面，然后用我自己的手画出了‘钥匙’这几个字母。他急切地用双手感觉着我的手，在我重复这一步骤时，他显然也在试着模仿我手指的动作。几分钟之后，他开始设法用一只手去感觉我手指的动作，而用另一只手来模仿它们，当他终于成功时，他开心地大笑起来。劳拉的兴趣也被调动起来了，他们两个人的脸上表现出相同的神情：她的脸上泛着红晕，充满了企盼，她的手指紧紧地贴着我们的手指，追随着它们的每一个动作，但又非常小心，不给我们的手势造成不便。奥立弗专心致志地站在那里，头略微倾向一边，脸上洋溢着光彩，他的左手抓紧我的手，右手伸出来；随着我手指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脸色也显示出凝重的专注，当他试着模仿我的动作时，脸上总会流露出一丝焦虑的神情；然后，当他认为他可以做到时，一丝笑意就会从嘴角溜出来，当他成功了并感觉到我在拍他的头时，那丝笑意就变成了兴奋的欢笑；劳拉也在他的后背上热烈地拍打着，快乐地蹦跳着。“半小时之内，他学会了六个字母，他看上去很兴奋，因为成功，因为得到了我的嘉奖；然后，他的注意力开始减退了，我便开始同他玩起来。显而易见，在整个过程中，他仅仅是在模仿我手指的动作，把他的手放在钥匙、茶碗等物品上面而已，这只是实验的一部分，他还没有感知到那些动作与实际物体之间的关系。“当他玩够了的时候，我又领他回到桌子前，他已经准备好继续进行他的模仿练习了，他很快就学会了‘钥匙’、‘钢笔’、‘别针’这些字母，通过把相应的物品反复不断地放入他的手中，最后他终于感知到了这些物品同那些字母之间的联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因为当我比画出‘别针’或‘钢笔’或‘茶碗’这些字母时，他总能挑选出正确的物品。“这种对关系的感知力不是伴随着智力而产生，而是伴随着乐趣，当劳拉第一次领悟到这一点时，这标志着快乐时刻诞生了。然后，我把所有的物品都放在桌子上面，同其他的孩子走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将奥立弗的手指放在‘钥匙’这个单词的拼写位置上，于是劳拉走过去将那个物品拿了过来；这个小家伙看起来被吸引住了，他很注意地看着，微笑着，然后，我让他拼出‘面包’这个单词，劳拉立刻走过去拿给他一样东西；他闻了闻那个东西，将它放在嘴唇上，然后他扬起头来，脸上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他就这样思索了片刻之后，很开心地大笑起来，似乎在说：‘哈！我现在知道那些东西要如何理解了。’“显而易见，现在他已经具有能力和爱好去学习了，从教育方面而言他是一个极好的实例，他所需要的仅仅是持久的注意力。我将他交到一位有才华的教师手中，他的迅速成长是毫无疑问的。”
这位绅士称那个领悟时刻为快乐时刻是有道理的，在这一时刻中，对目前现状的一个遥远的承诺，第一次在劳拉·布里奇曼的黑暗思想里画出了一道闪亮的弧光。而终其一生，对那个时刻的回忆对他而言是纯粹的永不褪色的快乐的源泉，在他生命里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存在于两者——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友爱，已经远远超过了平常的关怀与尊敬，因为产生这种友爱的环境不是生活中普通的环境。他现在正在制定方案，计划传授给她更高级的知识，以及关于这个宇宙的伟大创建者的一些正确的观念，尽管她生活在黑暗、寂静、没有任何味道的世界中，她却拥有深沉的喜悦与快乐。
你，有眼睛却什么都看不到，有耳朵却什么都听不到；你，一脸凄惨的表情就像一个伪君子，这扭曲了你的脸；去了解健康的快乐、适度的满足吧，从那些听不见声音的人身上，从那些说不出话的人身上，从那些看不见东西的人身上！用阴暗的表情选择自己的天使，这个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声音的孩子也许会给你上上一课，跟随着她你会做得更好。将她可怜的小手温柔地放在你们的心中吧，因为在这只小手的抚慰性的触摸中，有什么东西是与那位伟大的导师相似的，他的规则你们随意歪曲，他的经验你们随便误解，他对人类的仁慈与怜悯得不到你们的共鸣；他在每日的实践中，了解那些堕落的罪人最悲惨的处境，而对他，你们除了泼冷水之外，没有任何慷慨的行为！
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这间屋子时，同行的一个漂亮的孩子跑过来向他的父亲打招呼。这一瞬间，一个眼睛能看到东西的孩子，在一群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孩子中间，这个场面给我留下的痛苦印象，就像两个小时之前，走廊中那个失明的男孩给我留下的印象一样深刻。啊！晴朗、幽蓝、明亮、鲜艳，这是外面的世界，同这些年轻生命的内部世界的黑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南波士顿”，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有几家慈善机构就聚集在这里，其中一家是专门收留精神病患者的州立医院。在这里，他们文明的管理方式，是通过安慰与关切的手段来完美地执行的，而在二十年前，这里还被视为比异端邪说更可怕的场所，我们自己在豪威尔的贫民庇护所一直在借鉴着这里的成功经验。“即使是在疯人中间，他们也渴望着展示出自己的信心，将希望寄托在一些信仰上。”这里的治疗医生这样对我们说。当时我们正沿着长廊向前走着，他的患者成群结队地围绕在我们身边，不受任何限制。那些否定或怀疑这句座右铭的人，在目睹了它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之后，如果依然固执己见，我只能说希望自己从来不曾因为做过精神病调查委员会的陪审员而振奋过——这个委员会探讨精神病问题，而这个问题早已经超过了他们的常识范围，我早该觉察到。
这里的每一个防御措施都建成长廊或者是高墙的形状，两侧相对的是病人的宿舍。他们在这里工作、阅读、玩九柱戏，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当天气不允许他们在户外运动时，他们就在这里的某间屋子里安静地坐着，这当然有些麻烦。在那些女精神病患者中间，夹杂着一些黑人和白人，她们是医生的妻子或者女友，另外还有几个孩子。这些女士看上去既优雅又美丽，随便瞥一眼就不难发现，她们的到场对那些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患者来说，具有极好的影响力。
那位将头靠在壁炉上，在假想中表现出尊贵神情与高雅举止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玛奇·威尔德尔本人，她的衣服上面有很多华丽的碎片，尤其是她的头上，点缀着许多薄纱、棉布、碎纸片，还有其他许多古里古怪的零碎，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鸟巢。她的脸孔因臆想中的珠宝而闪闪发光，鼻子上架着一副精美的毫无疑问是黄金框架的眼镜，双手很优美地放在膝盖上。当我们走近她时，我看到一份非常陈旧的、油腻腻的报纸，我敢说她一直在看上面有关她自己的一则报道。
我如此详细地介绍她，是因为她体现了这位治疗医生所说的让患者获得自信并保持这种自信的治疗风格。“这位，”他大声地对我说着，同时握住我的手非常有礼貌地走到这个正做着白日梦的老女人面前——没有用任何一个哪怕最轻微的眼神或最低声的耳语来引起她的怀疑，“这位女士是这座大宅第的女主人，先生，它属于她，任何别的人都别想打它的主意；它是一座很大的宅院，正如您所见，需要相当数量的仆人；她居住在一流的环境当中，您看一看；她非常亲切地接受了我的来访，并允许我妻子和我的一家人住在这里，几乎不需要我们向她感恩戴德；她非常能体谅别人，您看一看；”——在这个暗示下，那个女人非常谦恭地弯下了腰——“请允许我荣幸地向您介绍，一位来自英格兰的绅士，夫人，他经过了一次非常坎坷的旅行，刚刚从英国来到这里：狄更斯先生——这位是房子的女主人！”
我们以相当庄重和恭敬的神情互相致意，然后继续向前走。其他的那些女精神病患者看上去似乎都对这个玩笑心领神会（不仅在这种情形，在其他患者的情形当中也是如此，除了她们自己的情形），都被这个玩笑逗得很开心，她们天性当中的一些疯狂成分在此暴露无遗。我们在一种极为幽默的氛围中离开了她们。在医生与病人之间，尊重病人的天性，拓展病人的幻觉，这种方法不仅完全重建了病人的自信，而且也可以利用她们自己的这种极度荒谬的错觉来令她们惊悚，在觉醒的理智之光来临的一瞬间也就容易抓住机会了。
在这个庇护所里的每一位病人，每日三餐都可以使用刀叉，在他们中间坐着的是那位绅士，他对待患者的举止前面已有过描述。在每一餐中，仅靠道德的影响力抑制着那些患者试图用刀子割断他人咽喉的暴力倾向，但这种影响力是绝对的，虽然说是作为一种抑制手段，但这种沉默的治疗方式，效果却远胜于那些用无知、偏见与残酷制造的紧身衣、脚镣和手铐。
在劳动部里，每一位病人都受到信赖，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的职业所需要的工具，就好像他们是身心健全的普通人一样。在花园，在农庄，他们使用铁锹、耙子和锄头。在娱乐的时间里，他们散步、奔跑、钓鱼、画画、阅读，有时候还会坐上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马车，被带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他们中间有一个缝纫组织，专门为那些穷人缝制衣服，他们定期集会，发表决议——永不使用暴力和猎刀，同别处健康人所举行的会议没什么两样，并且他们用最友善、最礼貌的态度来操纵会议的每一个进程。对衣食住行的担忧与焦虑在他们的脸上寻不到踪影，他们快乐、安静而健康。
他们每周举行一次舞会，医生与他们的家属，还有所有的护士与护理人员，都积极地参加这项活动。舞曲与进行曲在一架钢琴上交替演奏，不时有某位绅士或女士（他们在这方面的造诣早已为人所知）受大家的邀请演唱歌曲；气氛一直很热烈，而在某一个微妙的时刻，歌声就会变成某种尖叫或嚎叫；置身其中，我得承认，我曾经以为这会是一个危险的场面。八点钟的时候，茶点与饮料被送上来；九点整，舞会结束。
自始至终，病人都表现出优雅的举止与得体的谈吐，他们都在模仿着医生的一举一动；医生搬来了一个长沙发让大家坐下闲谈。像其他的聚会一样，这里的聚会所提供的新鲜话题也能让那些女士谈论许多天，男士们大都抓紧这个机会来表现自己。有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将脚步迈入了私人领域”，从而脱离了聚会的主题。
显而易见，这个体系的一个伟大特征，就是教诲与鼓励，即使是在这些如此不幸的人群当中，也让他们树立起自尊的意识。在南波士顿的所有机构当中，同样的指导思想普遍存在。
这就是“工业屋”，它的一个分支机构致力于接纳老人与无家可归的贫民，在它的墙上印着这句话，“关注、自制、宁静、和平，即祝福”。这句话不是异想天开，理所当然，既然住在这里，就一定都是一些道德败坏、穷凶极恶之徒，在那些邪恶的眼皮底下，武力的威胁与粗暴的制止是完全有必要的，因而这句温和的请求，完全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里面的一切朴素而简单，就像它理所应当的那样，这种布置反而给人一种平静和舒适的感觉。它没有特别地装饰什么，但却显示出对那些到这里来寻求庇护的人们的体谅和关切，这立刻就唤起了他们的感激之心，从而使他们的举止也变得温和友善起来。这些人没有被成群结队地塞进又大又长的房间里，在那里，许多枯萎的生命闷闷不乐、日渐憔悴，整天打着哆嗦；这座大楼被分隔成许多独立的小房间，每一个房间都能分享到阳光与空气，而这些人就被安排住在这里面。为了让这些小房间变得更舒服，更体面，他们有理由付出努力，并获得尊严。除了干净整洁，我无法用别的词汇来形容这些房间。这些房间，有的窗台上种着绿色植物，有的在架子上摆着成排的陶器，有的在石灰墙壁上贴着彩色的印刷物，还有的在门后立着大木钟。
孤儿与幼弱的孩子住在邻近的大楼里，那座建筑也属于这个机构。其中的一些孩子如此弱小，为了适合他们的步伐，楼梯似乎都是按小人国的尺寸来建造的；同样出于对他们年龄与幼弱的考虑还体现在他们所坐的椅子上，那些椅子非常奇特，看上去就像贫穷的洋娃娃房间里摆设的家具一样。
在这里，再一次，我被墙壁上的题字感动了，那都是一些浅显易懂的道德短语，既便于理解，又容易记忆，像“爱每一个人”、“上帝记得住他所创造的最小的生物”等。提供给这些小学生的书本与功课是不相同的，这根据他们的智力水平与能力而定。当我们来到他们的课堂时，四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盲童）正在唱《快乐的五月》这首歌，但在我听来（我感到兴味索然），她们这首歌更适合于英格兰的11月。唱过之后，我们来到孩子位于顶层的卧室里参观，这里的布置同我所见过的其他房间一样舒适温暖。我们见过了这里的教师，她们的气质非常适合做孩子的灵魂指导。在这里，我用更加温柔的心灵之手摘下了这片幼弱的树叶，比采摘任何树叶时都小心翼翼。
同这个“工业屋”有关的，还有一所医院，里面的一切都井井有条，我很高兴地说，那里的许多床都是空的。然而，它有一个缺陷，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就是那个无所不在，面目可憎，令人窒息、炽热的火炉，它吐出的烟雾污染了蓝天下纯净的空气。
在相同的地区还有两个专门为男孩子设立的机构，一个叫“男孩学校”，收留那些无家可归、贫无所依却又没有不良记录的男孩，但是，如果他们不是在饥寒交迫中被人从流浪的街头送到这里来的，他们很快就要被赶走；另一个叫作“青少年罪犯感化院”，两个机构处在同一屋檐下，但是这两个地方的男孩们却从无往来。
我想，男孩学校里的男孩，在个人表现上比另一个机构中的男孩占优势，当我们遇见他们时，他们正在教室里。对于我们的提问，像英格兰在哪里，它距离美国有多远，它的人口，它的首都，它的政府机构，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都回答得非常正确，没有参照书本。他们还唱了一首歌，关于农夫播种的，在唱的时候还表演出相应的动作，像“他转过身”，“他拍着手”，这给他们带来极大的乐趣，并让他们习惯于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他们表现出良好的教养，而没有更好的教养比得上食物：他们的脸蛋丰满，身上都穿着马甲，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青少年罪犯感化院里就没有这么多愉快的脸孔，这里的许多男孩都是有色人种。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劳动（编篮筐和用棕榈叶制作帽子）；之后，我再次在教室里见到了他们，他们正在合唱一首自由赞美歌。对犯人来说，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这是一首古怪的、令人恼怒的歌曲。这些男孩们被分成四个班，每个人手臂上都戴着徽章，上面写着各自的数字编号。新来的人被安排在第四班或更低的班组里，余下的人，如果举止良好，就可以进第一班。这个机构的设立意图与最终目标是用强硬但温和、明智的手段来改造这些年轻的犯罪者，让这里的监狱成为一个净化灵魂、改过自新的场所，而不是道德沦丧、腐败堕落的温床；在这些犯罪者的头脑中刻下这样的观念，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制与勤劳，这条路会引导他们走向幸福；如果他们的脚步从来没有踏上过这条路，就教导他们如何走上去；如果他误入歧途，就把他领回来。总之，一句话，将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让他们作为一个悔过者和有用的人重新走入社会。这种机构的重要意义，从任何一点来看，都与人性关怀及社会政策丝丝相扣，这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一个机构是完全封闭的，这就是州立训戒所，这里严格要求保持肃静，但是犯人彼此可以见面，并一起参加劳动，这让他们或多或少能得到一些慰藉。它是我们已引入英格兰的惩戒监狱的改良体系，而多年以来，惩戒监狱在英格兰一直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人口密集的国家，在她领土上的所有监狱都具有一个极大的优势，那就是总能为囚犯找到能赚钱的工作。可是，反对囚犯工作的偏见却如此强烈，几乎不可抑制，因为，即便是诚实的男人，从来不曾犯过法，却也经常处于失业的状态。即使是在美国，囚犯与自由人对工作的竞争也一直使后者处于劣势，而这一做法目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者的抵抗，其人数在几年之内不可能减少。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最好的监狱，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比美国的监狱管理得更好。磨面机在运转，伴随着轻微的声响，有时几乎无声；五百个男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填塞着麻絮，却听不到一丝声音，这两种工作都有敏锐而警觉的监工在监督，囚徒之间交流一下私人的谈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另一方面，织布机的嘎嘎声，锻造的叮当声，木匠的铁锤与石匠的锯发出的噪声，却制造了交谈的机会——匆忙、简短，这是毫无疑问，但机会终归是机会——也只有这几种工作，能让这些男人在工作时彼此靠得很近，通常是肩并着肩，没有障碍，也没有分隔。在任何一所美国的监狱或训戒所里，最初我发现自己很难相信这真的是监狱或训戒所：一个声名狼藉，到处是惩罚与忍耐的地方。在那一刻我怀疑，是否在人道上引为自豪的东西并不是眼前看到的东西，而是将根扎在实实在在的智慧与哲理当中的某些东西。
我希望自己没有理解错监狱这个主题，因为它引起了我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我一点都不欣赏那些病态的同情心：它使臭名昭著的罪犯的每一句伪善的谎言与煽情的言论，都成为报纸的头条，并博得普遍的同情。我联想到英格兰过去的那些美好时代当中的那些美好的习俗，即使是在距离现在如此接近的乔治王三世时代也依然保留着，由于发明了罪犯编码和制定了监狱规章，这个国家在当时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残忍、最野蛮的国家之一。如果让我想一想它的可取之处，我会很高兴地对它挖掘上流社会的那些强盗（越上流，我越高兴）尸骨的举措表示赞同，那些尸骨被暴露、被粉碎，被抛在路标上、大门口或者是绞刑架上以及能达到目的、起到威慑作用的任何地方。我完全确信，那些贵族是一文不值、放荡堕落的恶棍，当法律与监狱在他们的犯罪途中将他们绳之以法时，在那些监狱看守的帮助下，他们总能巧妙地逃脱。那些监狱看守在他们过去辉煌的日子中是他们的同伙，而到了最后，仍然是他们的密友与共犯。这时，我知道，就像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那样，惩戒监狱的存在，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而美国的监狱，在经过大规模的改良之后，成为其他国家借鉴的榜样，因为它显示出了伟大的智慧，伟大的仁慈，伟大的政策。在这里我将它的体系同我们已经借鉴过来的模式做了一个对比，我只想说明这些，至于它的缺陷，有些我们的监狱已经克服了。
引起很多争议的训戒所是没有围墙的，它的周围是用高大粗壮的树桩围起来的，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象群的入侵，就像我们在东方的印刷品和照片上看到的那样。看守穿着统一的制服，他们被判进行制造钉子和切割石头这样沉重的体力劳动。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最后一组囚犯正在加工即将在波士顿建成的新海关办公楼所需要的石头，他们熟练而快速地打造着石头的形状，尽管他们当中很少有（也有）人不是在监狱的大门之内掌握这项技术的。
女囚都聚在一间大屋子里，为新奥尔良与南部各州赶制衣服。她们在沉默中工作，就像那些男人一样；同时，也像那些男人一样，被与她们签定劳动合同的人，或是这个人指定的其他代理人监督着；此外，监狱里的长官也会出于同一个目的而随时过来看一看。
烧饭、洗衣之类的工作安排，大都遵照我在屋子里看到的那张计划表。同我们国家不一样，这里习惯于在晚上把计划表送到犯人手中（这已被普遍采纳），这样做既简单又有效。在地势稍高一些的中心区，光线透过四面墙壁上的窗户照进来，这里有五层单人牢房，一层比一层高，每层前面都有一个焊着铁窗的阳台，通过每层的楼梯可以上去，第一层没有阳台，因为是地面。在这些牢房的后面，和它们背对背而面朝着相反的墙壁的，是五排同样的单人牢房，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进入。因此，假设把犯人锁在他们各自的牢房里，一个在地面上的看守，只要背靠着墙，就立刻能看到半数犯人的情况，剩下的那半数犯人，同样的可以被站在对面的另一个看守监视到。除非看守渎职或在他的岗位上睡着了，一个犯人想要逃跑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他强行拉开他牢房的铁门而不发出一点响动（这也是不可能的），立刻走到外面，走进他那层的阳台里，他也会一览无余地暴露在下面看守的眼前。每个牢房里都有一张小小的带脚轮的矮床，犯人就睡在上面，此外牢房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当然牢房很小，门不太坚固，容易发出响声；没有百叶窗也没有窗帘，在里面的犯人，即使是在夜里，也随时随地都会暴露在任何一个沿着这一层巡逻的看守的眼皮底下。每天，犯人通过厨房墙壁上设置的活板门直接拿到他们的食物，然后他们将食物带到睡觉的牢房里吃掉，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他们会被锁在牢房里一个小时。这里的整个设计让我既震惊又佩服，我希望我们在英格兰建造的下一个新监狱会参照这里的设计。
我曾以为在这个监狱里没有刀，没有枪，甚至没有棍棒，但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想让它目前这种良好的管理状态继续进行下去，任何武器，不论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在这个范围内都是需要的。
这些就是南波士顿的机构，在这些机构里，这个州不幸的或堕落的居民正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对上帝与人类的职责；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被舒适与幸福的各种合理的措施包围着；他们形成了一个人类大家庭，尽管痛苦、贫穷、堕落；他们被强有力的心控制着，而不是被强有力的手。我这样描述他们，第一是因为他们值得这样的描述；第二，因为我打算将他们作为一个样本，通过告诉别人我们也会做到这样而使自己满意，但是因为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们却失败了，或相差甚远。
我希望通过这样的描述——尽管它在运行机制上尚未达到十全十美，但是目的明确，待人坦诚——可以向我的读者传达我对自己所看到的情形的满意。
对一个英国人来说，将威斯敏斯特大厦看成是美国的法庭，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就像把一个英国法庭看成美国法庭一样可笑。除了在华盛顿的最高法庭（那里的法官穿黑袍）之外，没有什么法庭把对正义的判决同假发与长袍联系起来。法庭中的那些绅士，辩护律师与法律顾问（在英格兰两者没有截然可分的界限）与他们代理人之间的距离，没有我们在减轻破产人债务法庭上的律师与他们的代理人远。陪审团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尽量将那里弄得舒适一些。目击证人很少到前面来，通常都远离法庭中的看客，一个在休庭期间进入法庭的陌生人会发现很难把他同其他的人区别开来。如果这是一件能定罪的案子，他的眼睛，十有八九，会在被告席上徒然地搜寻着犯人，而那位犯人极有可能正悠闲自在地坐在那里，或者在同他的辩护律师低声耳语，或者正在用一把刀子削着一根羽毛，要做成牙签。
当我参观波士顿的法庭时，我注意到了一些不同之处。起初，看到辩护律师坐在那里询问目击证人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是看到他同时还忙着记录回答，才想到他是独自一个人，没有书记员，我立刻安慰自己说法律在这里不像在国内那么昂贵；许多仪式都被省略掉了，在国内这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无疑又对节约法律的开支有利了。
在每一个法庭当中，丰富而便利的设备都是为市民提供的，这在美国是惯例。每一个公共机关的活动，市民都有权利参与，也都有兴趣参加，这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没有令人讨厌的守门人为了六便士而挤出他们慢条斯理的礼貌，也没有——这一点我非常确信——任何傲慢无礼的官员。这个国家不是展览馆，政府工作人员也不是演员。在最近几年，我们已经开始效仿这种做法了，我希望我们会继续下去，持之以恒，即使信仰会因之而改变。
在城市法庭中，正在对一个连续破坏铁路设施的案子进行审理，证人已经被询问，律师正在游说陪审团。那位有学问的绅士（正如他的一些英国同行一样）的发言冗长得令人绝望，他以非凡的才能反复地述说着同一件事情，主旨就是沃伦——那个火车司机——“犯下了他所陈述的每一项罪”。我待在那里听了一刻钟，当辩论结束时，我走到外面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对这件案子的审理没有任何启迪可以借鉴，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国内。
在犯人牢房里，等待被地方官审讯的是一个在偷窃案中犯罪的男孩，这个男孩不会被关进普通监狱里，而是会被送到南波士顿的收容所。在那里会教给他一项手艺，然后他会成为某个很有名望的大师的学徒。因而，在自己所犯下的过错中，这个男孩发觉到，等待他的不是声名狼藉的人生与悲惨死亡的前奏，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希望——将他从堕落中拯救出来，让他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对我们一本正经的法律产生敬意，法律中有许多条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们极度可笑。同时，它们看上去也显得很怪异，毫无疑问假发与长袍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穿上这些东西，就可以不必考虑个体的责任了——它们怂恿了傲慢的举止与言语，恶意扭曲了作为辩护人对真实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在我们的法庭当中是屡见不鲜的。然而，我不禁怀疑，美国在摆脱旧体制的陈规陋习的渴望里，会不会向截然相反的另一端走得太远；是否这并不是令人期待的，尤其是在这样一座城市的一个分支机构里——在人人都互相认识——司法部门被一些人为的障碍包围了起来，日常生活当中那亲切随意的问候与这里是格格不入的。法官席这一位置，以其高不可攀的地位与能力而能获得任何援助，不仅在这里，在任何地方都一样，这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它也许需要更多的东西，不是更深刻的思维，也不是更广博的见识，而是无知与漫不经心，因为这是一个混合着许多囚犯与目击证人的阶层。这些机构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毫无疑问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那些能在法律的制定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们，理所当然地遵守法律。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希望是靠不住的，在美国没人比法官更懂得法律，在很多场合，法律是无能为力的，甚至不能维护自身的尊严。
波士顿的社会风气是礼貌、谦恭与教养的完美统一体，女士毫无疑问都是非常美丽的——在脸孔上，但是我不得不就此打住。她们的教育程度同我们一样，既不比我们好也不比我们差。在这方面我曾听到过一些不可思议的小故事，虽然我并不相信它们，但却都非常有趣。在波士顿有清教徒式的女士，她们喜欢穿蓝色的衣裙，那种颜色让她们看上去像个哲学家，但在其他方面却完全不同，她们希望自己看上去比实际更优秀。同样，在波士顿也有福音会的女士，她们借助于宗教形式，表演充满戏剧性的娱乐节目，为世人敲响警钟；怀着热情参加演讲会的女士在各个阶层、各种条件下都能找到。在这种遍布于每个城市的生活方式中，布道坛有着绝对的影响力。新英格兰的特别布道省（除了那些神论派牧师）似乎因所有单纯而合理的娱乐活动而受到谴责。教堂、礼拜堂、演讲坛只是一种激励手段，那些女士借助于教堂、礼拜堂与演讲坛而诉诸人群。
不论在什么地方，宗教都像烈酒一样，是人们逃避沉闷、单调生活的一种手段，掌管宗教的牧师像调味师一样在人们最崇高的愿望里添加着佐料，来满足人们的口味。那些在永恒之路上洒满硫磺，并肆意践踏着路边花草的人被认为是最有正义感的；那些将进入天堂的难度放大几百倍的人被所有的信徒认为是深思熟虑的智者，虽然很难考证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在国内是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同样如此，至于激励的其他手段，演讲的优势在于它是新兴的。一个演讲迅速地在人群中传播开来，虽然什么都没被人记住，这个月的课题可以在下个月安全地重复，它的新奇魅力是不会消退的，而人们对它的兴趣也不会减弱。
地上的果实在腐败的环境中成熟，从那些堕落的精神之中产生了先验论这一遍及波士顿的哲学派别，探询一下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在我看来，任何无法了解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先验。当然，这个解释不能令人满意。我更深一步地寻找答案，发现那些先验论者都是我的朋友卡莱尔大师的信徒，或者我应该提到他的追随者之一，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先生。这位大师写了很多卷散文，其中有很多篇充满着梦境与幻像（如果他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然而都是真实的、果断的、诚挚的、无畏的。先验主义有它偶然的异想天开（哪一个学派没有呢？），尽管如此它仍属品质上乘，它的成员从不讲令人反感的行话，也不挖空心思从各个方面探测它的持久性。如果我是一个波士顿市民，我想我也会成为一个先验论者。
在波士顿我唯一一次听到的传教士布道会，是泰勒先生举办的，他的布道会特别面向海员，他自己曾经就是一名水手。我在水边的一条狭窄、陈旧的街道上找到了他的小礼拜堂，灰蓝色的旗帜在礼拜堂的屋顶上迎风飘扬。在布道坛对面的走廊里，是一个由男女歌手、大提琴与小提琴组成的小唱诗班。传教士已经坐在布道坛上了，他的身后装饰着栩栩如生的、富有戏剧色彩的彩绘织物。他看上去是一个饱经沧桑、棱角刚硬的男人，深深的线条刻在他的脸孔上，满头黑发，一双严厉而敏锐的眼睛，然而整体来看，他的面容给人的感觉却是愉快的、舒适的。
仪式从演唱赞美诗开始，之后是没有事先准备过的即兴祈祷，频繁地重复说过的内容是这类祈祷者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是那些祈祷都是朴素诚挚、通俗易懂的，表达出祈祷者所怀有的同情与慈悲，这种面对神灵的致辞并不很常见。这一切都完成之后，传教士开始了他的演讲，他从《所罗门之歌》里撷取了一段作为演讲的教材，在仪式开始之前，已经有圣会的成员将它们放在桌子上了。“谁从莽莽荒野中走来，倚着所爱的人的臂膀？”
他摆弄着手中的教材，将它折叠成各种形状，但他的演讲却鞭辟入里，滔滔不绝，完全适合听众的理解力。实际上，如果我没弄错的话，他在对他们的同情心与理解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所使用的意象全都起源于大海，来自水手日常生活的片断，非常精彩，他们被他称为“闪闪发光的男人，纳尔逊的领主”。有时候，当他对于所谈论的主题过于兴奋时，他就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将他四开本的《圣经》夹在腋下，在布道坛上走来走去，目光坚定不移地注视着下面；偶尔，视线停留在集会的人群中间。就这样，他一边对着第一次集会的听众摆弄着手中的教材，一边迎合着他们的猜测描述着教堂中的圣迹。然后，他稍微停顿了一下，依然用我刚才介绍过的方式在腋下夹着《圣经》，继续他的演讲了：“那些人是谁——他们是谁——那些伙伴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将往哪里去？——从哪里来？答案是什么？”——他将身体探出布道坛，用右手指点着下面：“从下面来！”他将身体撤回来，注视着坐在他面前的水手：“来自下面，我的同胞们，来自罪恶的船舱下面，那船舱在你们头顶被邪恶所封闭，那里就是你们所来自的地方！”——他开始沿着布道坛走来走去，“你们将往哪里去？”……他突然停了下来，“你们将往哪里去？上面！”他轻缓地指着头顶，说，“上面！”……提高一些声音又说，“上面！”……又提高一些声音，“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伴随着和风……仪容整洁……在神圣的光辉里，一直驶向天堂。那里没有暴风雨，没有恶劣的天气，邪恶被终止，疲惫在休憩。”……他又开始在布道坛上来回走动，“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我的朋友们，就是它，就是那里，就是那个码头，就是那个港口，那是一个被祝福的海港……沉静的水面，变化的海风与潮汐，不要冒着触礁的危险航向海岸，不要放松手中的缆绳，不要逃离大海，就在那里：平静……平静……平静……一切都是平静的！”……他又开始走动起来，一边轻拍着左腋下的《圣经》，“什么！那些人是从莽莽荒野中走来的吗？是的，从令人沮丧的、凄凉枯萎的罪恶荒野中走来，他们唯一的庄稼是死亡。但是他们依赖着什么东西吗……他们什么都不依赖吗，这些可怜的水手？”……他在《圣经》上轻扣三下，“哦，是的！……是的……他们依赖着所爱的人的臂膀。”……他又在《圣经》上敲打三下，又开始走动，“领航员，路星，罗盘，三位一体，握在每一个人的手中……它就在那儿。”……又是三下轻扣，“它就在那，他们能一丝不苟地尽到做海员的职责，最险恶最危机的情形也能轻松渡过，只要有它。”……他又在敲打，又在走动，“他们能来，即使这些可怜的伙伴也能来，从莽莽荒野中，靠着他们爱人的臂膀，攀升……攀升……攀升！”随着每一个重复的句子，他的手臂也越举越高，最后他站了起来，将手臂高举过头顶，以一种奇特的、痴迷的神情凝视着它，同时将那本书以胜利者的姿态紧压在胸口，然后他慢慢平静下来，又开始了另一部分的演讲。
我描述了这个场面，主要是为了举一个例子来强调传教士的古怪，而不是评价他的价值，然而习惯了他的外貌与举止，还有他的听众的特征之后，即使是古怪这一点也令人心仪，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他给我留下的美好印象会逐渐加深，首先是因为他在听众身上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使纯粹的宗教仪式与愉快的举止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让他的听众完全放松下来，暂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而这种职责是时时刻刻地苛责着他们的；其次，他告诫他的听众在天堂里不要建立任何形式的垄断，这是他的慈悲之处。我以前也曾听到过别的传教士的布道会，却从来没有在这两点上被如此心悦诚服地感动过。
时间在流逝，在我对波士顿许多事物的了解中，在我对今后旅行的安排准备中，在我同这个社会的交往中，我终于发觉已经没有时间再延长这一章节了，鉴于它的社会习俗我还一句也没提到过，就在这里用三言两语介绍一下吧。
一般的正餐时间是午后两点，宴会在下午五点举行，晚会时间很少超过十一点，因此即使是一个大型的宴会，参加者也可以在午夜时分回到家中。我没有找出在波士顿举行的宴会与在伦敦举行的宴会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除了在波士顿举行的宴会在时间的安排上更合理一些，除了宴会当中的谈话声更高一些、笑声更多一些，除了通常希望客人自己去把披风拿下来之外。在每一个宴会上，桌子上会摆满数量不同寻常的家禽肉；在每一个晚会上，至少会有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炖牡蛎。
在波士顿有两座剧院，规模庞大，建筑宏伟，遗憾的是很少有人光顾，几乎没有哪个光临剧院的女士把坐在包厢的第一排当成一种特权。
酒吧很宽敞，地面铺着石头，人们站在那里吸烟，或者四处闲逛；整个晚上，当这里或那里的玩笑涉及到酒吧中的某个人时，那个人就会走过来加入闲谈的行列；也有陌生人跃跃欲试地品尝着杜松子酒、鸡尾酒、桑加里酒、薄荷朱利酒、冰雪丽酒以及其他少见的饮料，屋子里挤满了寄膳者，既有结了婚的男人，也有单身汉，他们中的许多人就睡在酒吧里，膳食费与住宿费每周结一次账。一张公用的桌子摆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大厅里，早餐、午餐与晚餐的时间到了，人们就会围坐在这张桌子边用餐，就餐人数可达二百人，有时甚至更多。如果哪一次用餐的人数又刷新了纪录，一只铜锣就会被敲响，通告这个特别的时刻，锣声震耳欲聋，房间里的玻璃也都发出共振的回响，一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通常都被吓得脸色苍白。这里有女士专用的酒吧，也有绅士专用的酒吧。
在我们的房间里，晚餐时如果没有一大玻璃盘越橘摆在桌子中央，餐巾就不会被铺上；而早餐也不能称之为早餐，除非主菜是一道牛排——几块硕大的骨头半淹没在热气腾腾的黄油里，上面撒满了黑胡椒。我们的卧室宽敞明亮、通风良好，但是（像大西洋这一侧的所有卧室一样）缺少家具，在法式睡床的床架上没有挂幔帐，窗户上也没有窗帘，唯一的奢侈品就是一个刷过色的木质衣柜，然而它比一个英国的岗亭还要小，如果这个对比还不足以说明它的尺寸，回想一下刚刚过去的那十四个日夜，我更坚信它就是一个沐浴房。
暂且不提那些囚徒的劳动所带来的收益，我希望永远也弄不明白这一点，而再次的尝试对我们来说也未必有利。在伦敦有两座监狱，两者势均力敌，都是同类中的佼佼者，即使在美国也很少见到这样的监狱。其中之一叫作陶斯瑞尔·菲尔德监狱，由陆军中尉泰西掌管；另一座称为米德尔塞克斯郡惩戒院，由切斯特顿先生治理，这位绅士同时也在公益机关任职。这两位先生都是头脑开明、出类拔萃的人物，很难再找到更适合这两个职位的人选了。他们用坚定、热诚、智慧与仁慈履行着他们的职责，让这两座监狱在良好的秩序与完善的管理下运行着。
第四章 一条美国铁路，洛厄尔与它的工厂体系
在离开波士顿之前，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到洛厄尔市进行了一次参观，我把这次参观的经历独立编排出一个章节来，不是因为我打算用很长的篇幅来描述它，而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独立的事物，希望我的读者也抱有同样的看法。
因为这次探访，我第一次熟悉了美国的铁路，由于纵横在美国各地的铁路都差不多，因而它们的一些共同性是非常容易描述的。
我见到的这列火车，没有一等厢、二等厢的区分，但是有男士车厢与女士车厢的差别，两者的主要不同点就是，在前一节车厢里每个人都可以吸烟，而在后一节车厢里，却没有人吸烟。由于黑人永远都不能同白人一起旅行，这里还另外设有一节黑人车厢。这列火车庞大、笨拙、样子难看，就像是格列佛从大人国里借来的船。车厢颠簸得厉害，噪声也很响，到处是墙壁，很少有窗户，此外还有一个车头，一声汽笛，一只车铃。
车厢就像是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但是更宽敞，能装下三十、四十、五十多人，座位没有从一端伸展到另一端，而是交叉放置的，每一张座位上可以坐下两人。每一节车厢里都有很多排座位，狭窄的通道在中间，车厢两端都有门。在车厢中央通常都会有一只炉子，里面烧着木炭或无烟煤，大部分时间都是炽热的。关上门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你可以看到在你和你的目光无意中注视到的那个人之间，有灼热的气息在空中飘荡，像幽灵似的轻烟。
在女士车厢里有许多男士，他们身边都有女士陪伴；当然也有很多女士，却无人相伴。一些女士是独自旅行，从美国的一端来到另一端，她们确信所到之处会受到最礼貌、最体贴的接待。那个列车长，或是检票员，或是警卫，无论他是谁，都没有穿制服，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走进走出，全凭一时的兴起；他靠在车门上，双手插在口袋中，目光盯着你，如果你碰巧是个陌生人；偶尔他会同身边的乘客交谈一阵。许多份报纸摆在那里，有几份已被读过了。每个人都在同你打招呼，也同任何别的人打招呼。如果你是一个英国人，对方就会认为美国的铁路与英国的铁路一样。如果你回答：“不一样。”他就会说：“真的？”充满了疑问，然后询问两者之间的不同。你列举出一些主要的不同，每列举出一项，他就会问：“真的？”仍然是充满疑惑的。然后，他会猜测你在英国不会旅行得更快，当你回答你会的时候，他会再次说“真的？”仍然是充满疑惑的，显然对你的回答并不相信。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一边望着你，一边望着他手杖上那圆圆的把手发表了看法。“美国佬被公认是领先的民族。”对这个论断你回答“是”的时候，他的回答也是“是”（这一次是非常坚定的）。看到你眺望着车窗外的景色，他会告诉你，在那座山的后面，距离下一个车站大约三英里的地方，有一个美丽的小镇，希望你能在那里停留一下。你的否定回答自然而然地引来了更多的对你既定路线的质疑。不论你去往哪里，你总会意识到，不克服困难越过风险，你根本到达不了那里，更美丽的景色总是在别处。
如果有某位女士对任何一个男士所坐的座位感兴趣，陪伴她的那位绅士就会对那位男士示意，而那位男士就立刻极有礼貌地将座位让出来。政治是经常被谈论的话题，还有银行和棉花。个性安静的人们避免谈到总统的任期问题，因为三年半之内就会有一次新的选举，执政党的触角已经向四面八方伸展出去了。对上次大选的讥讽刚刚结束，对下届大选的嘲笑又要开始了，对所有具备强大的竞争力的政客来说，这种机会所带来的喜悦是难以言喻的。
除了偶尔有分叉的铁轨汇入主干道，所经之处基本上都是一条铁路线，因此道路非常狭窄，视野也受到了局限。当视野开阔起来时，触目所及的景色又全都是一样的。一英里又一英里矮小的树林，有些树被斧子砍倒了，有些树被风刮倒了，还有一些树不知什么原因歪倒在邻近的树身上；许多原木被搁置在沼泽地里，还有一些已腐烂成海绵状的碎片，混合进周围的土壤里。每一个池塘里的水都凝滞不动，表面上结了一层青苔的水皮。铁路的两侧随处可见树枝的残骸、树干与树桩，在被人忽略的地方腐烂着，分解着。现在，你的脑海里对这片广袤的国土有个大致印象了吧。一些宽阔的河流在这片土地上纵横交错着，它们同英格兰的河流一样宽广，在这里却微小得几乎连名字也没有；再匆匆瞥一眼远处的城镇，洁净的白色房屋环绕着露天走廊，整齐的新英格兰教堂与学校……在你还没来得及看仔细时，呼呼奔驰的列车又将你带入了同一片景色里：矮小的树林、树桩、原木、死水——仿佛你又被魔法带回到刚刚路过的那个地方。
火车停靠的每一个车站都建在森林里，没有人从那一片苍茫无际的荒野里走出来，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人有勇气走进去。火车穿越了一条收费公路，在那条公路上没有铁门，没有警察，没有信号灯，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一个简陋的木制拱顶，上面写着“听到铃声的时候，请小心火车”。火车从那里疾驰而过，再一次穿越茂密的林海，沐浴在一片阳光之下，脆弱的拱顶在嘎嘎作响，大地也发出沉重的震撼声；火车又从一条木桥的下面驶过，有刹那的时间光线被隔断，仿佛眼睛轻轻一眨；突然之间所有沉睡的回声都被唤醒，在一个大城镇的主要街道上，在那里，机器在运转，人们从门口或窗口探出头来，男孩在放风筝和打弹子球，男人在吸烟，女人在闲聊，婴儿在地上爬着，猪儿用嘴拱着地，不常见到的马儿在圈中跳跃着，用后腿站起来靠近围栏……火车像一条疯狂的暴龙向前奔跑着，燃烧的火花四处飞溅。尖叫声、摩擦声、呼喊声、喘息声，直到最后，这头饥渴的怪兽停在了一个有盖的车站边补充水分，人们从四面八方围拢了上来，你才有机会喘一口气。
在洛厄尔的车站，我遇到了一位与那里工厂的管理层关系非常密切的绅士，很高兴地让他给我引路。驱车往镇上的方向开了大约四分之一的路程，我想要参观的工厂就在那里了。这是一个新兴的城镇，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作为一个工业城，洛厄尔只有一二十年的历史，是一个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兴旺富裕的地方。那些暗示了它是一个年轻城市的种种迹象，首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来自于历史悠久国家的游客会觉得它有些奇特和古怪，这是非常有趣的。那是一个泥泞的冬日，在我看来，这个城镇中没有什么是我熟悉的旧东西，除了那些泥浆，有些地方的泥浆几乎没过膝盖，积水消失之后它就会在那里沉淀下来。在某处我看到了一个新建的木结构教堂，它没有尖顶，也还没有上过漆，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包装盒。在它的另一侧是一座大型的旅馆，它的墙壁与廊柱看起来又薄又脆，就仿佛是用卡片建成的。当我从它门前走过时，我小心翼翼地屏住了呼吸。这时我看到一个工人出现在旅馆的房顶，漫不经心地跺着脚，几乎吓了一跳，我担心他会踩塌这个建筑，让它四分五裂。一条河流从工厂旁边经过（工厂里的那些机械都是靠水力来运转的），它看上去就好像从它所流经的造砖厂与漆木厂的那些新制品当中获得了某些新的特质，变成一条头脑简单、不爱思考、轻快活泼的年轻河流，它在低声地自言自语着，尽情地翻滚着，正如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那样。也许有人会抱怨每一个“面包店”、“食杂店”、“装钉商店”还有其他各个商店都在第一时间里放下了百叶窗；药店外面摆放的作为招牌的金色的杵与臼，在这里变成了美国的薄荷。当我在一条街道的拐角看到一个抱在母亲怀中的才出生几个星期的小婴儿时，我发现自己竟不由自主地在思忖着这个婴儿是从哪里来的，在这样一个年轻的城市里我没有想到过会有婴儿诞生。
在洛厄尔有几家工厂，每家工厂都隶属于“经营者公司”，这是英国的称呼法，在美国它被叫作“企业”。我参观了几处工厂，像羊毛制造厂、地毯厂、棉纺厂，等等，每一个角落我都走到了，也看到了工人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他们没有任何事先的准备，也没有因为有参观者而离开正常的工作。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我非常了解我们英国的工业城，也以同样的方式访问过曼彻斯特与其他一些地方的许多工厂。
我来到第一家工厂时，碰巧晚餐时间刚刚结束，姑娘正在返回她们的工作岗位，实际上，当我到达时，她们正聚集在工厂的楼梯上。她们的衣着都很讲究，但没有不适合工作环境的打扮。我喜欢看到低微阶层的人们在服饰的选择与外貌的装饰上花费心思，如果她们喜欢，一些小小的饰物更能衬托出她们的气质。假如对服装的选择是有限制的话，我倒宁愿鼓励这种骄傲，这是构成自尊的不可缺少的元素。
这些姑娘，正如我所说的，衣着都非常得体，毫无疑问，那些服装也都非常洁净。她们戴着耐用的无边女帽，穿着暖和的大衣，围着披肩，穿着木底鞋或木套鞋。她们把这些东西都放在工厂里，在工厂里它们可以得到妥善的保管，同时也便于清洗。这些姑娘看上去都很健康，其中有一些人尤其如此，都具有年轻姑娘所应有的礼貌与举止，没有因为生活的重负而放荡堕落下去。如果我在这里的任何一家工厂看到（但是我没有，虽然我目光敏锐地寻找着这种迹象）我想象中的嗲声嗲气、装腔作势、矫揉造作、愚蠢可笑的年轻姑娘，我会认为她们是粗心大意、郁郁寡欢、自甘堕落、反应迟钝（我见过这样的）的人，我倒也乐意看到这样的人。
她们工作的房间也像她们本人一样井井有条，一些房间的窗台上摆着绿色植物，那些植物都经过修剪，恰好可以挡住外面射进来的阳光。总而言之，室内空气清新、整洁干净、安逸舒适，令人有置身于自然界的感觉。这么多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当中应该有一些极具女性气质的姑娘吧，应该有理由假设其中的一些女孩在外表上看来纤巧脆弱、精致敏感，毫无疑问，有这样的女孩。但是我可以郑重其事地宣布，那一天，在我访问的所有工厂里，在我见到的所有女性当中，我不记得有一张年轻的面孔给我留下过这种病态的印象，没有一个年轻的姑娘认为靠自己的双手去赚取每日的面包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她们都居住在附近各式各样的寄膳宿舍里，工厂的业主特别留意不让任何一个不知根不知底的人住进这些房子里，来自其他寄宿生或任何人对她们的抱怨，都会被彻底调查，如果情况属实，她们就会被迁走，而她们的工作也会移交给另一些更称职的人。在这些工厂里还有一些童工，但不是很多，因为美国的法律禁止童工在一年之内工作九个月以上，余下的另外三个月，他们要接受教育。正因如此，在洛厄尔还有几所学校，也有各式各样的教堂与礼拜堂，这里的年轻姑娘也许会评论说，做礼拜就是教育的一种。
在距离工厂很远的地方，在邻近地区一片地势最高、景色宜人的地方，矗立着洛厄尔的医院，或许可以称之为患者的寄膳宿舍：它是同类宿舍当中质量最好的，原是当地的一位有名的商人为自己建造的住所。就像我在前面描述过的波士顿的公益设施一样，它不是那种牢房式的房间，而是被分割成许多便利的小单间，每一个小单间都是一间令人感到舒适的私人空间。首席医生与患者住在同一屋檐下，在自己的家庭中成为患者当中的一员，患者再也得不到比这里更精心的照料、更细心的体贴了。在这家医院里，每一位女性患者每周的费用是三美元或者十二先令。由于薪水微薄，曾经没有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受雇于这些机构，而现在情况得到了改善。这从一个实例中可以看出，在1841年7月，共有978位女孩到洛厄尔的银行存款，她们的存款总额达到十万美元，合两万英磅。
现在，我打算列举三个事例，这三个事例会让大西洋这一侧的读者感到极度震惊的。
首先，在许多寄膳宿舍里都有一架合资钢琴；其次，几乎所有的年轻女性都借过图书馆里的图书；第三，她们自己办了一个杂志，名字叫《洛厄尔的献礼》，是原创作品的汇集，作者无一例外是活跃在那些工厂里的女性，这本杂志是正式印刷、出版、发行的，当我离开洛厄尔时，我买了一本，四百页厚的优良纸张，我从头一直读到尾。
被这些事实震惊的广大读者，也许会以同样的声调惊呼：“这是多么荒诞不经的事啊！”当我彬彬有礼地询问为什么时，他们会回答：“这些事情与她们的处境不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想请问一下她们的处境是什么。
她们的处境要她们工作，而她们的确是在工作，她们在那些工厂里劳作，平均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活儿，这毫无疑问是工作，而且还是相当紧张的工作。也许纵情于这种娱乐里使她们升华了这种处境。我们是否可以确信在我们英格兰，不曾因为固有的偏见而形成了对劳动阶层“处境”的一种习惯的看法，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他们的正确评价呢？我认为，如果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情感的话，我们应该发现，钢琴、图书馆，甚至《洛厄尔的献礼》，让我们惊叹的是这些东西的新奇性，而不是它们所引发的关于对与错的抽象问题。
在我看来，我没有从中看到什么处境问题，这个职业让今天充满了欢乐，同样也令明天充满了对欢乐的向往，追求这些东西的人难道不是更懂得生活的意义？不更值得赞美吗？我知道没有任何处境值得人们对它委曲求全、默默忍受，忽视它的社会性对人们来说是更明智的选择；我知道没有任何处境有权垄断人们相互间的交往、进步与理性的娱乐，它永远不应该左右人们的生活。
关于《洛厄尔的献礼》，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它所具有的价值，我只能说，它是那些姑娘辛勤的汗水所形成的结晶，完全可以媲美于一些英国编年史。我很高兴地看到其中的许多篇章都取材于工厂，来自于她们周围的人群；她们在书中谆谆告诫人们要保持自我克制、知足常乐的心态，要多行善事，不断地将爱心奉献出来。一种对自然美景的强烈情感，伴随着作者远离家乡的孤独展现了出来，浏览这样的章节就如同呼吸着健康而清新的乡村空气。虽然图书馆对这些姑娘来说是学习知识的有益学校，但是它却很少提及漂亮的服饰、美满的婚姻、宽敞的房屋与幸福的生活。一些人或许会反对报纸偶尔以一种华丽的方式签名，但这就是美国的风格，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下的某一个省，将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名字换成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就仿佛孩子改善了传自于他们家长的口味。这些改变所付出的代价极小，或根本没有代价，在每一次开庭的时候，都有许多严肃古板的“玛丽”、“安妮”改名为“碧娥琳娜丝”。
据说杰克逊将军或哈里森将军（我忘了是哪一位了，但这不是关键）曾偶尔光顾过这个街道，他沿着街道一直走了三英里半，见到的那些姑娘都打着阳伞，穿着长筒丝袜。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逸闻会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直到我在市场上突然看到遍地的阳伞与长筒袜，也许这是某一位破产的新英格兰投机商人不惜代价收购而来的，他所期待的抢购风潮却没有到来。
在这篇对洛厄尔的简短介绍中，我小心翼翼地尽量避免将这里的工厂与我们自己国土上的工厂作一个对照，环境的影响力在我们自己的制造业城镇中已经发挥了多年的作用，而在这里却还没有出现；在洛厄尔没有制造业人口，因而可以这样说：那些来自其他各州的姑娘（她们通常是小农场主的女儿），会在工厂里待上几年，然后回到家乡寻找更好的工作。
而差异还是会很明显，就像正义与邪恶、光与影的差别。我避免作这种对比，只是因为不想做而已，但是我真诚地请求那些会看到这本书的人，稍微停留一下，反思一下这座城市与那些萦绕着痛苦与不幸的城市之间的不同，向沉睡的心灵与懵懂的头脑大喝一声；如果那些城市正处在党派之间的争斗与冲突之中，就付出努力来消除它们所带来的痛苦与煎熬吧。最后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请回忆起正在匆匆流逝的时光是多么的珍贵吧。
当天夜里，我沿着原路回去了，坐的是同一列火车，一位乘客万分焦虑地向我的同行者（当然不是我）长篇大论地阐述着在美国旅行的指南书应该由一个英国人来写作的正确原则。我假装睡着了，但是用眼角注视着窗外一路经过的风景，看到森林大火的光影让我感到非常满意，在清晨是看不到这番景象的。此刻，由于黑夜，它更加鲜明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我们仿佛奔驰在耀眼火花的旋风里，它们漫天飞舞着，就像一场壮观的焰火暴风雪。
第五章 伍斯特，康涅狄格河，哈特福德，纽约新港
2月5日，星期六下午，我们离开了波士顿，乘坐另一条线路的火车去往伍斯特——一座美丽的新英格兰小城。在那里我们被安排住进热情好客的州政府机关，直到星期一早晨。
这些新英格兰境内的城镇（在旧英格兰许多城镇还只是村庄）是美国乡村的典型样本，城镇中的居民都是乡下人，这里找不到精心修整过的草坪和平坦无际的牧场，这里的草地同我们观赏用的草坪与牧场相比，更茂盛，更蓬乱，也更野性；但是它们遍及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如同潮水一样温柔地漫过小山、树木繁密的峡谷与狭窄的河床。每一片住宅区内都有自己的教堂与学校，它们掩映在白色的屋顶与浓密的树荫之间；每一座房屋都白得耀眼，每一扇维尼斯百叶窗都绿得宜人，每一个晴朗的天气里天空都蓝得透明。在我们抵达伍斯特的时候，迅疾的风与轻薄的霜让道路变得难行，土地上翻起深深的犁沟，就像花岗岩上刻下的石纹，眼前的一切都呈现出一种既平常又新奇的外观，这是自然而然的。所有的建筑看起来都好像那天早晨刚刚建成、刚刚粉刷一样，要把它们在星期天拆除掉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凛冽的夜风中，每一个清晰鲜明的轮廓看起来比以往更加清晰鲜明一百倍。干净而纤巧的柱廊看上去就像茶杯上的中国画里的桥，既美观又实用；一座座独立屋舍的尖削脊背似乎撕裂了风，当风呼啸着冲向它们的时候；而当风离去时，呼啸的声音比刚才更尖锐了。在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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