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梅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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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场对学术场的介越研究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从场域理论出发，对专家学者走上电视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对电视场介入（越入、越界）学术场的方式、动机、路径，以及对专家学者带来的利弊影响作了具体研究，进而对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身份如何突围进行了探讨。可作为新闻传播学及文化传播领域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作者简介
陈红梅 女，1975年3月生，河南驻马店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业务研究、影视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电视场对学术场的介越研究”），出版教材一部（《新闻编辑》），参与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一项、一般项目三项，主持市社科课题三项，在《当代传播》《编辑之友》《同济大学学报》《电视研究》等期刊上共发表论文近50篇。
前言｜Foreword
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知识分子介入电视这一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21世纪初随着《百家讲坛》栏目造星运动的成功，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探讨在学术界也便如火如荼地展开，由此，“电视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新类型正式进入大众及学者的视野，支持者及反对者各自有之。
本书以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研究视角，以华中科技大学、江苏师范大学两所高校、湖北电视台所有频道，以及《百家讲坛》栏目为研究基点，在布尔迪厄“电视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场”的概念，认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场域，本有着各自不同的场域特征、行为惯习及资本形式。然而在大众文化时代，电视场却在不断向学术场靠近和介越，这种碰撞使学术场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原本安于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电视。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与电视“合谋”，目的在于用学术资本换取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这些是其在学术场域内难以获得的。电视场对学术场的介越（越入、越界），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传统人格发生部分改变，促使其社会角色的分流，并改变了知识分子获取象征资本的渠道。电视场介越学术场的路径主要包括：对场内不自主知识分子的寻找、对学术资本的借用、对“符号暴力”的巧妙使用及对电视学者的明星化打造等。电视场的介越行为主要体现在对学术场的总体影响和对学者的个人影响两个方面，就对学术场而言，它部分改变学术场内原有的评价标准、内部秩序和惯习学术语态；就对学者个人而言，它使部分学者转变原来的理论思维模式而成为“快思手”，使他们按“固定的思维”迎合受众，从而影响了学者最宝贵的自主性。这种介越行为的本质是：学术文化与时尚传媒的联姻、电视的商业逻辑与学术的文化逻辑的博弈，以及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妥协。它使知识分子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定困惑，即明星学者身份定位的尴尬、冷坐书斋与走上媒体的困惑，以及知识分子电视化生存所形成的相关悖论等。
经过以上的分析，本书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部分知识分子走上电视是时代所趋，这也符合布尔迪厄本人对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思考。知识分子可以以文化普及型角色、专业服务型角色和理性批判型角色实现其电视化生存，以便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第一章绪论第一节 研究动因及意义一、研究动因（一）“电视学术明星”现象的潮起潮落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发生的文化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百家讲坛》都算得上是一个热门话题。它创立于2001年，在2006年火爆一时，不但培养了一批如易中天、于丹、王立群那样的“学术明星”，也开创了中国学术大众化的先河，由此衍生出的既有“女孔子”的赞誉，又有被“掌掴”的耻辱。然而，巅峰之后的《百家讲坛》被挤出央视收视率的前10名，甚至到2008年末悲壮地进入“休克”状态。“文化讲坛”类电视节目的雏形其实要追溯到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推出的别具特色的余秋雨的电视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从而开启了“文化讲坛”类电视节目的先河。继而，湖南卫视于1999年10月开播《新青年》（后更名为《千年论坛》）。随后，一大批“文化讲坛”类电视节目应运而生，如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的《名师讲坛》、北京卫视的《中华文明大讲堂》、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法律讲堂》、河北卫视的《文化大讲堂》、东方电视台的《东方大讲堂》，上海教育电视台的《世纪讲坛》、江苏城市频道的《万家灯火》、南京新闻综合频道的《金陵往事》、长沙政法频道的《世说新语》，等等。其中，尤以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影响最大，而《百家讲坛》更是以其高收视率引来轰动效应。《百家讲坛》对央视来说无疑是一个神话，从2001年到2006年，短短五年，它就从一个行将被淘汰的弱势节目，摇身一变成为CCTV-10排名第一的黄金节目，其收视率最高时竟达到了0.57%，这意味着当时有570万观众在收看这个原本“曲高和寡”的科教栏目。同时，《百家讲坛》还迅速制造了如阎崇年、易中天、于丹等一批红得发紫的“学术明星”，并自豪地宣称“栏目三年出了三个百万富翁”，一夜成名的神奇，一时成为当今中国传媒界万众瞩目的媒介奇观。而且，热播的轰动效应在中国文化界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学界的“批易”“批于”与“捧易”“捧于”的两军对垒，特别是“易迷”与“葛粉”的口诛笔伐，重庆10博士与北京10博士关于于丹的集团鏖战都使得《百家讲坛》这样一个简单的媒介现象，激变成为一场媒介主导的文化集体狂欢。
然而，形成戏剧效应的是，也就是在2008年底，《百家讲坛》收视率却一路下滑，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前10名，“现在科教频道的24档节目中，《百家讲坛》在9、10月份的收视排名已经跌到了１０名开外，最低的时候已经是第18位，已经处于中下游水平。”有人甚至认为这档曾经风光火爆的栏目已经进入“死亡倒计时”，同时，其娱乐化庸俗化的倾向也一再被学界和观众所诟病。
如今，《百家讲坛》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学术明星的号召力也大不如前，栏目经历了一个从沉寂到喧嚣、再到沉寂的回归。然而，纵览栏目曾经的荣耀，遥想学术明星们昔日的风采，却不由使我们陷入思考：是什么原因，仿佛是在一夜间，中华大地竟出现如此炫目的学术明星？这究竟是个学术现象、文化现象，还是媒介现象？这些红极一时的学者们，是否真像很多人所说的，不过是依托电视媒体而出现的披着学术外衣的娱乐明星，而娱乐明星注定是要转瞬即逝的？他们的潮起潮落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这一前所未有的文化现象应该引起人们持久而深刻的关注和研究。（二）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争论
在人们以往的印象中，“学术”是严谨深刻的，一般人很难登堂入室，非学者专家不能与之相联系，而“明星”又显得极为大众化、娱乐化，常常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把原本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这一雅一俗的“联姻”，使得“学术明星”这种全新的概念至少应包含两层含义，即在学界是明星，在明星界是学者。
2006年“十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七天的《〈论语〉解读》再创收视率新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红遍大江南北，被称为“学术超女”。在电视学者被狂热追捧的同时，他们也受到学界和传媒拍来的“板砖”。有人认为他们是电视忽悠出来的“怪胎”、是学界的悲哀。无论如何，有一点应该值得我们好好反思——在人文知识分子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究竟是什么成就了于丹、易中天这些“文化明星”？在这一典型现象中，是否隐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
赞同者认为，“易中天们”的走红使学者在从深居书斋到社会公众人物转变的过程中完成了传授方式的革命，《百家讲坛》作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和传播方式，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结合的胜利。反对的声音则主要来自学界，比如红学家批评刘心武、葛红兵炮轰易中天、“10博士反于丹”，等等。部分学者不堪忍受“易中天们”言论中的一些“硬伤”，并认为“学术明星”将历史娱乐化、庸俗化，使严谨的学术被戏说、被商业化。复旦大学教授汪涌豪认为，因朝商业化运作靠拢，向娱乐化诉求低头，一些演讲人既罔顾史实，哗众取宠，又耸人听闻，随意翻案，已经引起大众的疑虑和反感。他的话鲜明地体现了学界的反对与质疑。
正如学者李彬所言：“传播是一项技巧性很高的活动，不同的传播方式往往带来不同的传播效果。”这些曾经“躲在小楼成一统”的“书生”为什么突然会这样“红”呢？“‘学术明星’的出现是学术与现代传媒成功对接的结果，是市场化运作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余开亮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一方面，随着物质文化的增长，教育的普及，大众对精神文化有了更高的需求。另一方面，学术界也一直在做普及性的推广工作。两方面通过电视传媒的运作，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学者通过自身的学术积淀、语言风格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等赢得了大众的喜爱，拥有了众多的拥趸，获得了‘明星’的待遇。”
陈丹青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美国很多一流学者教授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总算现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观众看得也多了，优胜劣汰，好节目好角色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与“学术明星”不同的是，还有许多学者“板凳甘坐十年冷”，他们为人处世始终保持低调。钱钟书先生曾将学者与其学术成果喻为“母鸡”与“鸡蛋”，人们只要知道鸡蛋就可，没必要探究下蛋母鸡的模样。为此，无论政界要员、媒体怎样盛情相邀，他总是极力回绝。但是，大众媒体的出现，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分流。
这是一个传媒对接学术的时代，也是学者易成明星的时代。新的传媒时代向我们提出新的时代课题：知识分子到底可不可以上电视呢？他们是应该坚守他们传统的学术操守，冷坐书斋，还是应该勇敢地走上电视，成为“文化传教士”？在物欲彰显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纷纷“触电”的表象背后又隐藏了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三）电视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与理性重建的思考《百家讲坛》在开播之初，坚持走“学术电视”之路，请来的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学者，如杨振宁、叶嘉莹等，然而一直低迷的收视率却又恰逢央视“末位淘汰制”的实行，于是，《百家讲坛》开始从“学术电视”向“娱乐电视”转型，其收视率也一路飙升，并接连造星成功。其制胜法宝和制作理念是：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也就是说，在《百家讲坛》的讲述中，观点是不能够从容展示的，细节才是讲述的重点。当观点不得不藏于背后或被细节之海淹没以后，思想就变得支离破碎，或者成为细节的牺牲品。《百家讲坛》的这一运作机制，势必会阉割学者们的思想。
关于学者上电视后自主性的丧失，西方学者早已做过相关论述。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时间也是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
在支持派中，陈丹青力陈占领媒体的重要性，并以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者为例加以说明，以此证明中国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此说法显然有一定道理，但是却又很难经得起严格的学理追问，因为它抹平了中西两种历史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也模糊了两类学者的区分。由于陈丹青提到了萨特（Jean-Paul Sartre），而萨特与媒体之间的交往又具有典型性，它根植于西方的传媒体制中，与中国媒体运行现状有极大的差别，萨特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战斗式知识分子，在中国并不具备孕育的土壤。
当然，应该承认，学术明星对于培养和激发广大民众对于学问的兴趣和对于学习的热情是功不可没的。学术的价值固然远远不仅仅在于影响大众，但学术如果不能影响大众，只是在象牙塔里供极少数的人把玩，它的存在价值自然要大打折扣。一个学术明星比一个单纯的娱乐明星对于学习化社会的贡献无疑要大得多。
但我们必须警惕电视媒体对知识分子的“审查”和“收编”，这种暴力是一种通过施行者和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施加的。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施行或在承受，因而成为一种隐形的“象征暴力”。电视使得本该提供和展现的事物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与事物本身和现实毫不相关。究其根源这很大程度上在于电视媒介的制度本身，各种各样的审查导致了自主性的丧失，最终引向了整个系统的结构腐败，也使得电视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在当代社会中电视并不是一种思想的工具，而是带有压制思想的工具性质。
所以，知识分子上电视，其批判性往往遭到消解，自主性遭到沦丧。然而，知识分子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用批判审视的目光对待社会的发展。电视知识分子的出现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应该秉承知识分子的鲜明特征。由于电视知识分子已经不再单纯地隶属于文化场，而是游走于文化场和媒介场之间，所以电视知识分子就不能完全遵循文化场的惯习，还要兼顾媒介场的惯习。那么，在媒介场与文化场之间，知识分子该如何行走？这两个场域是一种什么关系，各自的特征是什么？在中国目前的传媒生态中，我们应提供一种怎样的传播体制，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适当的话语空间，使其能够传播思想、引领大众，对社会发展中存在或潜在的问题进行一针见血的批判，充分发挥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合力优势，使社会更加健康、理性的发展？我们必须立足本土，立足于中国目前的传媒体制实际，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对此作出了理性分析与价值判断。二、研究意义（一）理论意义（1）本书应用场域理论，在布尔迪厄提出的“电视场”的基础上，提出了“学术场”的概念，并描绘出电视场对学术场的靠近、碰撞、介越后对学术场带来的影响，分析了这一介越行为的实质及路径，有助于认识目前中国电视场与学术场的现状及潜在关系。（2）本书是“学术明星”现象喧嚣后的理性分析。跟风研究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结果只能是表面的、浮躁的，而目前我国的“学术明星”现象最鼎盛时期已经过去，这时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理性认识它的实质及存在问题。（3）本书以“学术明星”为桥梁，探讨了当代电视场域中我国知识分子和电视的关系，切实分析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场对知识分子个人及整个学术场域所造成的影响，并从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4）本书指出了当代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理想模式及应注意的问题，为学界探讨传媒时代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提出理论参考。（二）实践意义（1）本书通过对电视场与学术场两个场域不同特性的对比分析，清晰地揭示出两个场域各自的运行特点，为欲参与电视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及欲邀请知识分子的媒体工作人员提供建议，以减少彼此摩擦、增加适度合作的可能性。（2）本书结合我国的“学术明星”现象，具体阐释了布尔厄迪“输者赢”及两个亚场的观点，从而明确指出在学界及大众所持续争论的问题所在，有利于双方看清情况及实质，从而增强交流对话的效率。（3）本书将由于媒体及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知识分子内部分流清晰地展示出来，指出知识分子的多样性乃是时代所趋，有利于大众及学界对电视知识分子行为的理解与宽容。（4）本书指出了知识分子参与电视节目的三种不同形态，这种划分不再囿于一般的按节目形态划分的局限，而是按照知识分子自身特性及对电视的介入程度重新审视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可行路径，有利于真正发挥知识分子影响社会、启迪民众、传播真理的作用。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评价一、研究现状（一）关于场域理论的研究1．关于场域理论的总体研究
国内对于布尔迪厄理论的介绍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主要有三个关键词：场域、资本、惯习。所以，学者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论述主要是围绕这三个关键词展开的。
笔者分别以“场域”“布尔迪厄”为题名，在中国知网上查到相关博士论文共23篇，其中牵涉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或其关键词进行阐释的只有两篇：《布尔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社会世界的底蕴：从二元论到二重性》。这两篇论文只是把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整个内容的一个部分，对“资本”“惯习”有较详细介绍，但对场域本身的整体性阐释不多。在硕士论文的查找中，以“场域”为题名，查到30篇，以“布尔迪厄”为题名，查到27篇，其中真正对场域理论本体进行理论阐释的几乎没有，多是对其子场域如文学场、教育场、艺术场等的分类研究。
对布尔迪厄场域理论及其关键词进行论述的单篇文章却有不少，以“场域”为题名，从1980年至今，查到相关文章360篇，以“布尔迪厄”为题名，查到300篇左右，其中关于其场域理论的将近一半，主要也是将场域理论与某个具体场域结合，或者对其中的具体概念进行阐释。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些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将场域理论应用到媒介场或电视场的研究当中，对一些媒介现象或电视现象的解释颇有说服力。2．关于媒介场域或电视场域的分类研究
将场域理论应用到媒介或电视的研究当中，是近年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一个新亮点，笔者共查阅到相关论文30篇左右，较有学术价值的是：《拆解新闻场的七宝楼台：布尔迪厄的媒体批评》《媒介场域：从概念到理论的建构》《文化工业／公共领域／收视率——从阿多诺到布尔迪厄的媒体批判理论》《新闻场解密——读布尔迪厄〈关于电视〉》《布尔迪厄的媒介哲学理论及借鉴价值》《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比较场域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等，尤值一提的是后两篇文章。
在《比较语境中的场域理论：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一文中，本森分析了若干场域个案，检视了比较语境中的“媒介场域”，并深刻剖析了法国新闻界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作者认为，“场域理论”已经成为当前媒介批判研究的新范式。文中通过媒介场对三个场域（科学场、司法场、医学场）的影响，说明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同时，作者在强调场域理论贡献的同时，也明确指出这个范式尚需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在《当代媒介场研究导论》一文中，刘海龙认为：“媒介场”范式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视角。在回顾了场域理论的发展历史后，重点对布尔迪厄的媒介场范式进行了介绍和批判。该文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作者提出了在研究中国媒介场时应展开的角度：一是在媒介场生成史的考察中，确定媒介场与其他场之间的关系；二是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对媒介场内各种媒介及工作者的占位与关系进行研究；三要研究媒介场内行动者的惯习与策略。这对研究中国媒介场与其他场的关系及内部不同“行动者”的关系大有裨益。3．关于媒介场域与知识分子的结合研究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当然包括本书的关键概念“学术明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少，笔者能检索到的也只有几篇文章。《遭遇特洛伊木马〈百家讲坛〉与电视知识分子》一文作者认为，一些知识分子遵循了“伊达诺瓦法则”，与电视媒体“互搭梯子”，把他律的生产者引入了独立自治的领域，借助外部力量，得到无法从同行那得到的认可，这样的后果，是使知识分子成了“电视木偶”和“学术口红”。而“学术明星”之所以得到不同的评判，正是由于批判者使用的是两个独立的、有各自游戏规则的场的评判标准。但作者还是认为，虽然这种场景的介越是不容乐观的，但我们还是要把智性的悲观与行动的乐观结合起来。
在《中国“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场域》一文中，作者分析了电视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场域中的位置及其特征，指出是电视场内部的竞争及工作需要导致了对知识分子的需求，认为电视知识分子具有为电视“添魅”的功能。
相关的硕士论文主要有《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该文以场域理论为背景理论对电视知识分子进行详细的分析。从电视知识分子的定义入手，通过梳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生存环境变化以及角色分化，着重分析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中的角色界定，指出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存在的四种形态“电视媒介的外脑”“权威评论人”“大众讲师”“专家型主持人”，分析了中国电视知识分子出现的意义，即他们启蒙大众、传播文化，充当了意见领袖，提升了大众媒介的社会地位。同时该文针对中国电视知识分子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合理化建议以期能促使中国电视知识分子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二）关于“电视学术明星”的研究
笔者曾以“学术明星”为关键词，以2001年《百家讲坛》的创办为时间起点，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网上共搜索到相关文章28篇，其中学术类文章1３篇，分别是颜敏的《学术明星的崛起与人文知识分子的现实定位》、李光斗的《如何看待学术明星》、郝曼宁的《〈百家讲坛〉的栏目特色与“学术明星”养成》、闫翠静的《浅析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学术明星”现象》、《从学术明星现象看大众文化的回归》、柯婧的《学术明星与文化快餐风潮下的符号暴力》、薛宝林的《基于〈百家讲坛〉的“学术明星”现象探析》、章芝羚的《学术明星：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对接的产物》、朱丹的《解构“学术明星”现象——兼论〈百家讲坛〉的生存策略》、李倩倩的《对学术性节目与“学术明星”的思考》、余靖静的《“学术明星”如何传播经典》、惠东坡的《“学术电视”需要“学术明星”——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许闹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学术明星化”》。
笔者又以“学术明星”为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近10年的硕士博士论文，结果未发现一篇相关论文。
为了进一步保证文献检索的精确性和全面性，本书又分别以“易中天”“于丹”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中以“易中天”为关键词，查到文章三百多篇，其中相关的学术论文只有30篇左右，相关硕士论文共五篇，分别是黄佳利的《“易中天现象”研究》、王珊珊的《论易中天〈品三国〉通俗化与幽默化的语言特征》、谷佳旋的《〈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现象”研究》、张娜的《古代经典的当代解读》、莫幼兰的《从余秋雨到易中天、于丹》。博士论文查无。
以“于丹”为关键词进行查询，共有349篇文章，其中相关的学术文章约60篇。硕士论文九篇（其中有一篇与以“易中天”为关键词查询的硕士论文同题），分别是：王丁的《于丹〈论语〉心得世俗化传播研究》、于婷的《“于丹现象”研究》、杨群的《“于丹现象”简论》、许婕的《百家讲坛于丹〈论语〉心得现象解读和文化研究》、莫幼兰的《从余秋雨到易中天、于丹》、李仲庆的《大众传媒语境下的于丹热解读》、张沛的《媒介专家的专业性和公共性探析》、高哲辉的《于丹〈论语〉感悟商榷》、张雪雁的《于丹〈论语〉感悟纠谬》。博士论文查无。
在以“学术明星”为篇名的查询中，最早的文献见于2004年，为许闹在《湖北社会科学》（2004/02）发表的《透视知识分子的“学术明星化”》。也就是说，国内学者最早对于学术明星现象的探讨是从2004年开始的，本人认为原因有两方面：
其一，《百家讲坛》始创于2001年，于7月9日正式开讲，首播节目为《美与物理学》，主讲人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栏目定位为“文化品位，科学品质，教育品格”。然而，由于节目内容高深，传播方式简单，多是讲座的简单录制，剪辑后直接播出，所以效果并不好，也就是说，《百家讲坛》虽然已经设坛开讲，但其影响还不足以造成“学术明星”效应，所以，不管是此栏目，还是在其中讲授的教授，均未引起关注。2003年，栏目进行调整，降低门槛，策划了一系列文史类节目，收视率有所提升。2004年5月，阎崇年《清帝十二疑案》的讲解，带来了《百家讲坛》的第一次飞跃。2005年，刘心武的《揭秘红楼》带来了第二次飞跃。2006年，易中天《品三国》使《百家讲坛》达到了高潮，之后又有了于丹的《论语心得》、王立群的《史记》等，使得《百家讲坛》的收视率逐步攀升，一步一步走向高峰。于是乎，《百家讲坛》作为一个醒目的媒介事件和文化事件广受关注，对它的讨论和研究也相应多了起来。
其二，就在2003年，即《百家讲坛》调整策略，收视率开始回升当年，《当代传播》便在同年第二期推出郭五林的文章《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思考》，接下来，引发后来学界的一连串讨论。陈力丹在2004年第2期的《当代传播》针对郭五林的文章抛出《教授走进电视直播间的学理追问》，紧跟其后，黄顺铭在2005年第3期的《当代传播》上发表《“教授走进直播间”与“布尔迪厄式批判”》。2006年第1期的《当代传播》中，党生翠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节目专家”——传媒时代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关系探析》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在搜索到的近百篇稍有价值的讨论易中天、于丹的论文中，文章的主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1．从产生原因角度分析学术明星现象
对于电视学术明星大红大紫的现象，许多学者进行了多方位的思考，希望找出背后的原因。李倩倩认为：“学术明星颠覆了人们传统印象中的学者形象，消除了居高临下的距离感，与普通民众更为贴近，因此获得了观众的信任和好感。观众需要，学术明星就有存在的价值。”薛宝林则认为：“现代传媒的媒介特性是‘学术明星’产生的客观条件；大众的文化需要是‘学术明星’产生的根本原因。”
朱丹的分析更为透彻：“学术明星现象是大众对传统历史文化需求心理的真实反映，其实质是电视媒体在消费社会对文化进行的商品化运作。我们身处一个文化日趋大众化的大众传媒时代，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逐渐消失，文化已成为消费社会的一部分。把文化当作商品来消费是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所满足的是商品的意义需求，通过蓄意制造明星偶像的周期性替换来推行受众追逐和模仿明星化的时尚运动。在此背景下，学术明星现象应运而生。”
还有研究通过易中天、于丹等学术明星分析《百家讲坛》的成功运作。如陈文艳认为：“《百家讲坛》即是如此，把艰深枯燥的知识做成故事性强、通俗易懂的剧本，让主讲来表演，把一个学者变成一个说书人、讲故事的高手，通过不断地设置悬念，环环相扣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引导受众来感受文化的丰富内涵。”也有学者从经济角度来分析原因，“学术专家成为学术明星正是源于他们对消费者的准确认知，以及对消费者需求的尊重与满足。他们放弃了高屋建瓴的学术地位，摒弃了晦涩难懂的学术语言，将学术触角伸向大众最迫切的需求领域。”2．从学术角度分析学术明星现象
对学术明星们的演讲内容、学术操守的怀疑，也是学者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葛红兵是国内最早批评易中天的学者，他在《我为什么批评易中天的〈品三国〉》一文中说道：“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的目的是正说历史，是正本清源，是传播知识和真理，不是娱乐大众，那么就要有一个针对知识的科学态度，针对历史的观念信仰……我批评易中天有这样几条：①过多地解释了权术，而较少地关注了历史本身。②过多地讲了故事，而较少地阐释了人文理念。③以《三国演义》为假想敌，用历史来要求文学，对文学不公平——伤害了《三国演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解构了《三国演义》中的美学追求、人文理想。”
有学者更为尖锐地指出：“在易中天们那里，学问实在已经成为敲门砖。一旦敲进了名利之门，做学问便被丢到了脑后。你看，余秋雨、易中天、于丹……成名走红以后，一个个在社会上飘来荡去，乐不思蜀，大约视书房为冰窟窿了吧。”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十分认可学术明星现象，认为这是学术大众化的有效途径，比如惠东坡就认为，“学术性电视节目需要选择和打造出一批‘学术明星’，这对栏目来说至关重要……‘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学术性电视栏目，它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视社教类节目的一种新形态，它是一种新的理念。学术性电视栏目的崛起必将造就一批‘学术明星’，必将实现‘悬壶济世’‘去除愚疾’‘科教兴国’的神圣使命”。3．从文化角度分析学术明星现象
这类文章所占比例较大，因为电视学术明星现象首先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文化现象。叶青在《“于丹”的文化意义及带给我们的启示》中指出：“‘于丹现象’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学术现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在社会转型期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之所在：①学术知识通俗化、生活化，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有助于激发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喜爱，使大众进一步了解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普及；②具有维持与强化主流文化的功能；③具有深层的文化启蒙功能。”
王俊棋认为：“于丹在形式上以‘学者讲座’的名义出现，在内容上有大胆的发挥，甚至抛弃了任何关于学术规范的拘束，论点论据没有明显界限，论证逻辑文学化、艺术化、审美化。因而，于丹现象的出现，是消费社会审美化传播的新现象，只是它借了一件国学的外衣出现而已。但于丹讲座所涉及的内容（国学）的精英色彩，极易让人忽视其大众文化本质。”
有的学者能将这学术明星现象与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进行更深入的文化思考。如李建群就提出：“问题的关键是：许多精英们都在否定于丹，为什么现在还没有精英可以取代于丹？谁能让真正的学术走向民间？试问在日新月异的当代社会，传统的皓首穷经式的学术训诂之道，如何能跟得上高速发展的时代步伐？在于丹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就有一个迫切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学派的要求。这就是中国迟早会出现一个群体，迟早会出现一些能够解释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当代哲学视角的新学派，由他们负担中国文化的传承任务和解释任务。讨论于丹现象的一个现实意义正在于对这个新群体、新学派的呼唤。”4．从传媒角度分析学术明星现象
相当一批学者清醒地认识到学术明星之所以产生，与电视媒体密不可分。学者们也只有在电视提供的场域中，才可能如此一夜成名。
章羚芝认为：“借助电视媒体的力量，‘学术明星’扬名天下，但同时伴随而来了一些学术界批判的声音。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变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电视工业化还是学术商业化……学术和文化原本淳朴的内涵也就丧失殆尽，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思维懒惰、不思进取，文化基准的下滑将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
张颐武对电视的“浅思维”特性进行阐释：“余秋雨靠《文化苦旅》的书打出名气，而如今却完全靠电视维护声誉，余的‘浅思维’靠书先传播出去之后，由于电视对‘浅思维’文化的强烈需求，余才登上电视，易中天的崛起却完全是电视的功劳，易也写了许多相当有趣的著作，却并不流行——电视的平台将易中天变成新的偶像……没有电视，就不可能有易中天的火爆”“电视不是不能走‘文化’路线，只是这文化路线自然有其自己的限制，也就是没有‘浅思维’的发挥，反而是试图将学理‘通俗化’，本质上是没有把握媒体今天的特性。”
李正国的观点是：“学者介入电视首先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联姻……如果说最初学者介入电视还能体现提升电视品质的追求，如今，学者介入电视已经成为纯粹的时尚。当演艺明星已经失去了新鲜感甚至引起反感时，知识之河对岸的学者明星却还有可待挖掘的时尚的价值，他们可偶尔制造些拉丁文处方，让传媒增添些神秘高深的色彩”，他进而深刻指出：“学者介入电视当然并非全无意义，至少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表达方式，通过提供多元化的信息与分析培养观众的多元与民主意识，并且在有限的空间直接传播精英思想，加深了部分节目切人生的广度与深度，以抗衡大众文化，而这种种功效都不足以改变电视的大众文化实质，倒是让凡夫俗子们有了认识——原来浮躁的并不只是我们，专家学者们也同样耐不住寂寞。”5．对电视学术明星现象存在问题的反思
对于火热一时的学术明星现象，很多学者也进行了冷静思考，表达了他们对这一现象可能潜在的负面作用的忧虑。李倩倩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们与歌星、影星不同，其身份的特殊性——学者，所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科学文化知识，传播途径的影响力——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学术明星’所代表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而且高知名度和广泛的认同度也让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比一般学者的学说更容易被观众接受，不论正确与否都将被广为流传。学术性的电视节目在尝到‘学术明星’甜头的同时应该深深地思考：如何明确认识，扬长避短，避免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让‘学术明星’们更好地为观众服务。”
有学者在反思学术明星现象时，提出了“知识分子”与“知道分子”“书斋学者”与“学术明星”的区别，并对这一伴随电视媒体而出现的对知识分子的区分现象进行了考量。“乐观派”认为：“当今语境的‘知道分子’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传统角色在现代传媒社会中的一种变身”“知识分子的不介入造成了电视的平庸”。尹鸿指出，“为在消费社会中饱尝‘失语’焦虑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切入社会实践领域的契机”。郭五林认为：“教授走进直播间增强了电视的批判性，从总体上实现了性格平衡，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知识时代的新偶像。”曹建文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看法：“‘书斋学者’和‘学术明星’并不矛盾。社会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书斋式学者‘为往圣继绝学’，也需要亲近大众的明星化学者‘为生民立命’。”
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对这一现象表示忧虑：陈力丹提出“教授是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周宪认为，部分知识分子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冯艳认为：“消费时代大众生活的杠杆是欲望，动力是金钱，而方式则是理财与赚钱。大众社会中崇尚精神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被大大削弱，知识分子作为‘批判者’‘启示者’‘立法者’的传统角色被一一消解……也熟悉市场经济运行准则的‘知道分子’应运而生，他们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本，通过大众传媒批量生产平面化、世俗化、游戏化的大众文化制品，借助‘文化工业’控制或迎合大众，集中满足大众的感性娱乐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
出于对知识分子未来前途命运的担忧，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思考，有学者提出建立公共电视台的建议，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蒋艳芳的观点：“公共电视为形塑‘意识形态’机器播出内容，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和科学等节目方面，不同利益群体都可以在公共电视节目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声音，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公共电视是非商业性的，最基本的使命就是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它有权利提出问题，有权利表达意见。这正是精英文化的使命……当下在我国消费文化‘一统天下’，精英文化淡出历史舞台的问题症结在于公共电视的缺失。”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思考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及使命的思考维度。
在专著方面，由于学术明星现象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和媒介现象，目前能见到的关于学术明星的著作不多，如：《会诊“百家讲坛”》《且慢，易中天》，是从史学角度，批评易中天的历史观；《批评于丹》则主要是针对于丹对传统经典的内容解读而提到易中天。其中，《且慢，易中天》主要是质疑，属于专业学术领域内的争鸣。真正从文化角度、媒介角度、社会学角度探讨学术明星现象的只有《会诊“百家讲坛”》，应该说这本书还是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收录了国内一线文化研究学者们的文章，包括张法、赵勇、陶东风、肖鹰、王兆胜、彭锋、刘玉宇、杨早、胡晓明、王学泰、李宗陶、张健、徐晋如、陈香和陈洁等人作品。（三）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
此部分文献检索又可分为两类：即西方学者的著作和国内学者的著作。1．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献（1）曼海姆（Karl Mannheim）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iogie und Utopie）。曼海姆在其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创设了知识社会学流派，并提出了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者的概念，并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漫漫长夜的守更人”，他偏重于知识分子公共性的强调。（2）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与《狱中札记》（The Prison Notebooks）。安东尼奥·葛兰西以“社会关系的总体”作为知识分子的划分标准，即以知识分子在社会关系总体中担负的社会职能作为衡量标准。他对知识分子作出了质的划分：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在历史上产生的而现今赖以存在的生产方式已经消失，但仍然保留的世代相传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是新生阶级的知识分子，行使着新社会阶级的技术组织职能，大部分代表人物是各个方面的专家，如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学家、新文化和新法律等的组织者。在葛兰西那里，“只有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有机知识分子，才真正执行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3）福柯（Michel Foucault）与《权力的阐释》。福柯提出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普遍知识分子其实包含了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天职感：听从理性、真理、正义、良知或阶级的召唤，为拯救人类整体命运的神圣使命而奋斗。特殊知识分子只是一些专家、学者，他们关心的是在具体的领域中如何解构整体的权力。福柯本人就是特殊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特殊知识分子不安于现状，在现存秩序中谋取可怜的生计，他们在某一点上继承了普遍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那就是批判性。但他们与普遍知识分子的批判却大不相同，普遍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是外在于现实权力系统的，自己所掌握的理性、真理和正义，是与权力相对的伟大力量。（4）萨义德（Edward W. Said）与《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萨义德提出知识分子应具有公共角色而又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他强烈批判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知识分子永远都应该是批判性的，对权势是反抗的，而专业知识分子总是遵从知识的体制，缺乏背叛的反抗精神，完全失去公共关怀，只把专业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一离开狭窄的专业领域便变成无知的专家。（5）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与鲍曼（Zygmunt Bauman）。利奥塔提出了“知识分子死亡”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因为往往将自己放在人、人类和人民的位置上，认同于一个普遍的主体，而现在，知识分子作为原来对社会全体所承诺的那些整体性话语的承担者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已经死亡了。英国思想家鲍曼认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是“立法者”，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由于整个社会开始多元化，使得整个知识系统也开始解体了，不再有一个统一的知识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只有在自己的共同体内部才扮演“立法者”角色，超出共同体之外便不再是普遍有效的“立法者”。这样，知识分子的功能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变成为一个“阐释者”，就是将自己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翻译、阐释为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理解的知识。（6）其他相关论述。1987年，美国哲学家雅各比（Russe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一书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呼吁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勇于充当引路人。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ki）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The Social Role of the Man of Knowledge）一书中，对知识人可能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进行了分类。他区分为技术顾问、圣哲、神圣学者与世俗学者。顺次又可分为各种类型，从“真理发现者”到“知识传播者”，从“组织者”、贡献者到“真理战士”。他还研究了“知识创造者”，顺次又可分为事实发现者或问题发现者。兹纳涅茨基指出，社会圈子对知识人的要求，随着期望于他所扮演之角色的不同而变化。所以，知识人所扮演的每一种特殊角色都带有某种期望，每一个社会圈子奖惩特定的知识绩效。科塞（Lewis Coser）1965年在美国出版的《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一书中指出，最理想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是知识分子能够“设法避免完全退缩和彻底整合的双重诱惑”，并且致力于“献身文化的主要价值和履行其与生俱来的批判职责”。他不赞成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上绝对的边缘人，也反对知识分子完全被体制所吸收，提倡一种超然的关系，即虽存在于体制中，但仍要保持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触角”的敏感性。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的《知识分子的背叛》（The Betrayal of Intellectuals）中，分门别类地列出了“知识分子的背叛行径”，最后得出结论：促使知识分子背叛的原因：把政治利益强加给所有的人；不断给政治激情提供精神食粮；文人们介入政治的欲望和可能性；他们为了名利双收必然替日益不安的资产阶级服务；通过与资产阶级联合而日渐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身份及其虚荣心；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登峰造极；他们的古代知识和精神操守已严重下降。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在《知识分子的鸦片》（The Opium of Intellectuals）中，谈到三种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一种是技术化的批判，就是类似于英国知识分子，承认既有体制，然后在体制内进行一种理性的、试错式的改良；另一种是道德的批判，从应然的角度批判实然，用应该是怎么样的来批判实际的、不合理的东西，但常常忽视如何使批判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方案；最后一种是意识形态和历史的批判，那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批判，用一种所谓未来社会的模式，以及历史发展的某种决定性的东西来批判现有社会的不合理，而且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当前社会制度的缺陷，并推导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模式。雷蒙·阿隆认为，“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但在其职业之外，他还是应该“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毕竟“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应该长期存在，不管在什么制度下”。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在《知识分子都到哪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一书中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弱智化”概念，对知识分子职业化和技术化、放弃其社会职能的批判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将文化精英的溃退与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弱智化直接联系在一起。美国学者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应当科学、系统地研究公共知识分子。他虽然也在其著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中批评了“学院道德家”——一类公共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拒绝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分析了为什么会衰落，他试图建立或完善一些机制，使公共知识分子说话能负责任一些。波斯纳对公共知识分子总体的基调是宽容的，他说：“对待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学术、还是非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皆不应概括地予以责难，概括的责难也无正当性。”2．国内学者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献
在国内，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学者以许纪霖、郑也夫和余英时为代表。许纪霖在《中国知识分子十论》《智者的尊严：知识分子与近代文化》《许纪霖自选集》等专著和主编的《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三种尊严》等书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市场的关系等做了梳理，并在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中取得些成果。2011年他出版了《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书中从公共领域中社会文化的视野研究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社会是如何自我理解和历史实践的，以及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公共的问题，该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而郑也夫的《知识分子研究》则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对知识分子的概念做了详细的梳理并进行了划分。他还从知识分子与大众、知识分子与政治、我国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和知识阶层权力地位的回顾与展望等各方面进行了论述和研究。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论》在梳理儒学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相关问题，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士阶层已具有了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性，但与西方定义上的“知识分子”又决非同物。“士”阶层更集中地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也更能说明中西文化的异质之所在。但在当代，根据观察，余英时提出了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并从文化、政治等方面进行了概说。何晓明在2007年出版了《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中，将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与坎坷曲折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水乳交融地编织起来。作者在书中也描述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并发出了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呼声。
在由学者主编的著作中，有两本颇值得一提：一是由祝勇主编的《知识分子应该干什么》。书中收录了钱穆、鲁迅、王富仁、胡适、李大钊、周作人、余杰、张志忠、陈晓明、王小波、陈平原、孟繁华、许纪霖、祝勇等人的相关文章。另一本是由陶东风主编的《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这无疑又是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又一大力作。本书收编了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知识分子研究的最近成果，作者包括周宪、许纪霖、张汝伦、徐贲、许明、王岳川、陈晓明、陈平原、陶东风、黄平、曹卫东、邵建等国内知识分子研究的一流学者。
另外，中国学术界似乎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尤其感兴趣，2002年以前，国内的相关探讨十分少见。2002年“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国际研讨会后，国内开始对这一问题投去更多关注的目光，许纪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一书就集合了会议的相关论述。他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三层含义是：面向公众发言、为了公众思考、涉及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专业性与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学者们对此做了自己的探讨，如陈占彪的《论知识分子的专业性与公共性》、陈来的《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等。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也渐渐开始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知识分子的特征及现状。如陶东风的《知识分子与文化资本》一文，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利益与社会地位确实是与其掌握的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相联系的，而中国的学界向来喜欢在超越的、非功利的层面研究知识分子，对于这种知识拜物教作者心存疑虑。作者对布尔迪厄理论的把握很准确，对中国现实的分析也很到位。再如《以场域观消解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对立》一文，袁同成认为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能够消解现代知识分子是自利性还是依然具有公共性这种二元对立：自利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栖身于学术场域中寻求着自身的利益，但这并不阻碍他们投身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赢取政治和符号利益，如此就使知识分子在自利的基础上，由自利走向公共，实现多重场域里多元角色扮演中的公共性和自利性的统一，这对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都极其重大。这种类型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毕竟开拓了一种知识分子分析的新视角，值得借鉴。（四）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研究1．西方学者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研究
从知识分子要不要“介入”传媒的争论结果来看，可以划分为对立的两极：一是重在否定批判的批评派；一是重在积极肯定的建设派。
法国学者德布雷（Regis Debray）最早关注到大众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运用媒介学的角度和方法研究知识分子，著有《教师·作家·名流：近代法国知识分子》（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他概括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走过的三个阶段：“教师”“作家”“名流”。1968年以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在大众传媒时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既不是“教师”，也不是“作家”，而是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和流行报刊的“名流”，他们是“追逐名声的动物”。他将“五月风暴”后走向媒介的知识分子称作“名流知识分子”，他们通过媒体获取名声和资本，他们的言论不是激发而是限制了公众独立的判断和表达。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所谓的“成功”取决于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那些明星式的“学者”或“作家”凭借其上镜率而获得了向公众谈论公共事务的权力，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
德布雷关注大众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采用了媒介学的研究角度与方法。他认为：“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的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德布雷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程度当作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地位的一个标志，它决定了知识分子的观点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决定观念的传播范围与影响范围，因此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
在欧洲，许多杰出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也成为公共领域和大众传媒中的活跃人物，萨义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都是如此。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要不要靠近或进入大众媒介，几乎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在《关于电视》（On Television）中，讽刺电视知识分子与电视台互搭梯子，是“快思手”。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这深刻地表征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布尔迪厄在批评电视固有的弊端时也为“电视知识分子”解魅。传媒化的经济力量渗透到最纯粹的科学领域，媒体就必须在它看重的“场”中找到同谋，于是一批批“电视知识分子”出现了，“快思手”“媒介常客”“搭梯子的人”“特洛伊的木马人”等成了他们的代名词。由于布尔迪厄的相关理论已在前文理论部分做了详细交代，这里就不再赘述。2．国内学者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知识分子与电视关系的探讨主要见于最近十年，更确切点说，主要出现于2004年之后，即在《百家讲坛》的红火与学术明星走红之后。
其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出现了关于知识分子与传媒关系的讨论。1997年1月24日，《南方周末》曾以《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爱与恨的纠缠》为题，编发了三位学者的文章：郑也夫的《学者与电视》、包亚明的《警惕传媒》、徐友渔的《学者罗素》。编者按写道：“这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广泛合作，成为一道崭新的文化风景线。这种合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何在？知识分子能否通过介入大众传媒，为自己确立一种价值定位？它是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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