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孟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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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试读：
摘要
粮食安全问题是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大基础问题，党和政府一直把保障粮食安全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我国粮食保持了高自给率，不仅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强大支撑，也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步伐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国内粮食供求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粮食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水资源供应日益短缺，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区域性、结构性矛盾加剧，粮食持续增产的基础不牢固，主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明显；跨国公司开始以迅猛势头进入粮食流通领域，并逐渐向粮食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等。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诸如干旱、洪涝、冰冻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及强度增加，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基于此，积极应对自然灾害，加快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已是刻不容缓。
本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基于全球化视角，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维，首先提出了新型粮食安全观，并结合《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战略目标；然后，分析了我国粮食供需现状，预测2015年、2020年、2030年三个阶段我国粮食的供需情况；最后，针对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途径，增强粮食生产抗灾和防灾能力的途径，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的关系，完善粮食品种结构，优化粮食区域布局，完善政府调控下的粮食市场体系，建立开放式的粮食市场体系，完善粮食储备体系，构建我国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体系方面，提出加快构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对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化解国家粮食风险，对于驳斥“中国威胁论”，有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缓解粮食结构矛盾，提高我国粮食产业竞争力、稳定粮食价格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自然条件、城镇化进程、农业现代化等系统综合考虑及研究，为解决城镇化进程中资源环境问题、“三农”问题、经济发展问题以及三者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参考。
本书主要内容和观点如下。
1.树立新粮食安全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用新的视角看待当前的粮食问题。一是着眼于粮食安全的国际视角，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粮食安全观。二是着眼于我国丰富的食物资源，建立以谷物为中心、粮食为重点的综合化食物安全观。新粮食安全观强调内部粮食安全与外部粮食安全相统一、生产安全与流通安全相统一、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相统一、当前安全与长远安全相统一、事前预警与事后评估相统一。
2.我国粮食安全仍处于紧平衡状态
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粮食消费将呈刚性增长趋势。预测结果表明，到2020年我国粮食产量大致为5.96亿吨，2030年为6.43亿吨；到2020年需求量大致为6.12亿吨，2030年为6.62亿吨。在保持粮食生产稳定的基础上，2020年之前，我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仍需看到，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技术服务滞后、土地粗放型经营、生产成本激增、地方政府轻视等问题依然严重；耕地面积、种植面积逐渐减少，土地撂荒和耕作劳动投入不足的问题仍较为突出；旱涝和冰雪灾害频繁；粮食种植技术和产量也难有突破。因此，在较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品种和区域结构调整将是粮食生产面临的主要矛盾。
3.采取多种手段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一是完善粮食生产保障与促进政策，包括严格规范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强耕地保护；完善粮食产业补贴政策，健全农业投入机制；推行“产粮产业县”制度，提升粮食生产产业化水平。二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造中低产田，建设农田设施；完善良种繁育，提高复种指数；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加强生态保护。三是提高粮食生产科技化水平。加大粮食产业科技投入，提升粮食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粮食产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大良种良法推广力度；积极发展粮食生产机械化，加快粮食产业信息化建设。四是提升粮食产业现代化水平。积极对接国际市场，鼓励引进资金技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4.增强粮食生产抗灾、防灾能力
粮食生产本身具有先天的脆弱性，自然灾害频发加剧未来粮食供需矛盾。旱涝灾害是我国爆发最频繁、对粮食生产影响最严重的两大自然灾害，灌溉水资源的短缺将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当前，人们危机意识淡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金投入不合理、科技应用水平低以及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是我国粮食生产防灾减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此，应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增强粮食生产的抗灾、防灾能力：完善灾害立法，建立专门灾害应急管理机构；加大宣传力度，树立科学的防灾减灾理念；改善生态环境，加强水土资源保护和利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粮食生产抵御灾害能力；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完善财政救助体系；健全农业灾害预警机制；因灾制宜，开发抗灾品种等。
5.妥善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安全保障的关系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采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相互支撑的发展战略，使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良性联动，切实保障经济增长与粮食生产的协调共赢。在实践中，应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建立国家粮食安全责任分担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完善粮食产销区利益联结机制，以城乡一体化思路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培育并发展种粮大户。同时，在经济生态化视角下强化国家资源安全观，巩固粮食安全基础；推动系统间动力机制协同，提高粮食安全的可持续能力；健全粮食发展综合决策体系，提高粮食安全管理水平。
6.改善我国粮食品种结构
当前，我国粮食品种结构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需品种不平衡、品质不平衡、品种杂而散等，同时现行购销体制、市场机制以及转基因技术对我国粮食品种结构有较大的影响。基于此，应加强对种粮农民的引导和帮扶，科学调整粮食品种结构和成分。一方面，按照口粮和饲料粮需要调整种植结构，压缩一般品种，扩大优质品种；另一方面，根据不同粮食作物品种特点，重视作为口粮的稻米和小麦的供给问题，采取综合措施稳定玉米供求平衡。
7.优化我国粮食区域布局
粮食作物布局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耕地资源、水利设施、比较效益、非农就业机会、市场需求、技术进步、政策、运输条件是影响粮食作物生产布局的关键因素。面对粮食区域布局中耕地和水资源的矛盾，主产区利益缺失与地方粮食发展矛盾，主产区农业科技投入与粮食生产要求矛盾，粮食产业布局与粮食生产格局矛盾等，应立足于结构优化配置：一是按照资源禀赋、生产条件和增产潜力等因素，明确各功能区发展目标；二是发挥主销区优势，建立主销区对主产区的支持机制，增强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加快推进优势粮食品种产业带建设，优先抓好小麦、稻谷等品种生产。
8.完善我国粮食市场体系
规范粮食流通市场秩序，合理配置粮食市场资源，充分发挥粮食市场在组织粮食流通、保障市场供应、稳定市场粮价、确保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切实加强国内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加快以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基础，中央和省级粮食储备为依托，国有粮食企业为主渠道、多元市场主体共同发展，粮食应急供应系统为保障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建设。
9.积极引导粮食产业“走出去”，关注外资垄断的不利影响
要加强开放式粮食市场体系建设，在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粮食领域的国际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采取“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种方式对国内粮食供应形成有效补充。同时，积极应对外资进入：一是提高外资准入门槛；二是加快粮食流通制度改革，培育国有大型粮食企业集团，提升国内企业竞争力；三是增强粮食安全意识，重视基层粮食企业改革；四是加强粮食期货市场建设，防范外资扰乱粮食价格。
10.建立规模合理、灵活高效的粮食储备体系
一是未来的改革应逐步提高中央储备粮在粮食储备中的比例，缩小地方储备粮的比例，取消县级地方储备粮，建立以中央储备为主体、省级储备为辅助的粮食储备体系。二是大力鼓励和发展民间储备，主动引导农户的粮食储备行为，采取类似于粮食银行、合作组织的做法，鼓励农民集中存粮。三是鼓励企业“投资海外土地”，建立稳定可靠的进口粮源保障体系。总之，粮食储备应逐步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藏粮于产业”、“藏粮于海外”与“藏粮于库”有机结合的方向转变。
11.建立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体系
一是基于国家的宏观管理需要，从粮食安全的实际要求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中，开展粮食安全的监测预警研究，进一步完善粮食预警指标体系。二是建立并完善粮食预警管理系统。加强信息系统的整合管理，设立多部门协调的预警管理系统，加强业务人员培训，重视后续管理的作用。三是积极发挥期货市场的预警功能，探索和推动其他符合条件的农产品上市交易，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农产品期货市场体系。四是加强粮食安全预警法制建设，处理好粮食安全预警法律关系，切实保障粮食安全预警工作的执行力度。第一章绪论第一节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背景
粮食安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世界粮食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价格高位运行，饥饿人口有增无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不确定因素。中国要以仅占世界10%的耕地，解决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1998～2003年，由于粮食产量持续下滑，中国的粮食供求缺口开始出现并不断加大，2003年中国粮食缺口高达5730万吨，使粮食安全水平降至改革开放后的最低点。2004年后在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政策的激励下，粮食生产水平开始回升，并实现了连续7年增产，201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亿吨，使粮食供求矛盾得以缓解。依据《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预测，2020年全国粮食消费量将达到5.725亿吨，按照国内粮食自给率95%并留有余地的原则，届时中国粮食产量应达到将近5.5亿吨。以当前产量水平，如果今后10年仍能保持适度的增长，那么中国以自身的力量实现粮食供求的基本平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不难做到的。但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基础并不稳固。无论需求还是供给，都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粮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从需求方面来看，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工业化的加速，粮食需求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给粮食安全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三种主要粮食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其中，稻谷的优质化需求最为明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南方以籼米为主食的地区也开始出现以优质的粳稻替代籼稻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强化，稻谷品质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单产的提高，加剧供求的失衡。小麦需求与稻谷需求的变化趋势相似，也面临优质品种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的困境，解决中国高端小麦品种自给率低的问题将是保障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玉米潜在的消费需求巨大，总量矛盾将成为我国中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禽蛋的需求增长潜力巨大，作为饲料粮主要品种的玉米也将面临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将使玉米深加工水平不断提升，玉米转化率和转化层次的提高将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在中长期玉米作为工业用粮的需求量将有较大的增加。
就供给方面而言，粮食总产量虽然实现了连续7年增产，但是增速在波动中下降，2004年比上年增产幅度高达9%，至2010年同比增幅仅为2.93%，其中2007年和2009年的增幅均低于1%。粮食增产的潜力在国家短期的激励政策下已经得到释放，而中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并未消除。首先，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极端性气候发生频率不断提高，重大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条件的破坏日益严重。而工业化与城市化造成的环境污染及耕地侵蚀也使粮食生产条件人为恶化。其次，中国粮食生产能力仍主要依赖扩大播种面积、增加劳动力投入及化肥施用等传统方式，科技贡献率仍然不高。这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加剧了粮食生产对土地、劳动、资金的需求，使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保持在较低水平，因而给粮食供给能力的进一步扩大制造了瓶颈。最后，粮食供给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市场风险，粮食价格的波动使生产者的决策面对很大的不确定性，粮食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却日益侵蚀国家惠农政策给粮农带来的利益。现实中往往出现粮价上涨给宏观经济稳定和国家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粮食生产者却面临增收困难的矛盾现象。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体系，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新的粮食安全形势下，中国现有的粮食安全保障措施并不能充分应对许多新问题带来的挑战。粮食生产条件保障方面，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降低了粮食生产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地方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地方政府执行耕地及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效果也难以达到粮食安全的要求。在粮食生产能力保障方面，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方式以及农业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都存在不足，使科学研究对粮食增产及品质改善方面的贡献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农业机械化支持力度虽然在逐步加大，但是由于资金使用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使农机化的粮食增产效应并未达到最优的水平。在稳定粮食市场方面，国家主要采取了各种粮食生产补贴和主要品种最低价收购政策，虽然政策在稳定供给和保障需求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粮食生产成本的持续上升，使补贴归宿发生偏离，农民获取的利益并未与财政支持同步增长，长期以来农民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给市场稳定带来了潜在的不确定性。在粮食主产区农业协调发展方面，国家通过转移支付给予了一定的财政支持，但是，由于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承担粮食安全责任往往以牺牲其他的经济发展机会为代价，因此，地方政府缺乏积极发展粮食产业的动力，使粮食安全保障体现更明显的中央政府外在推动的特点，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缺乏内生性和可持续性。第二节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意义一 理论意义
粮食产业是重要的基础产业，历来是农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逐步推进，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不断升高的自然环境里，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需要考察的变量日益增多，给各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课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会推进各学科自身的进步，深化对以粮食为客体的各类经济关系的认识。同时，在运用多学科理论分析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学科整合与借鉴，形成完善的粮食经济学学科体系，使之成为今后指导粮食问题研究的独立的理论工具。二 实践意义
为政府制定粮食政策提供智力支持。首先，能够理清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的理论思路，提升政府对粮食安全保障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明确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在国民经济管理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有助于政府搭建相互协调配置的粮食安全保障政策体系，整合已有的各类粮食支持政策，提高政策支持的效率。最后，为粮食安全保障政策绩效的评估提供评价方法，有助于政府发现政策执行对预期目标的完成程度，并找出影响政策效果的原因，有利于政策的完善与改进。第三节关于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综述
中国关于粮食安全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但是多数研究都将粮食安全保障措施作为总体研究的一个部分，只有少数研究专门以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为研究对象，并形成了一定的政策框架。因此，如果对现有研究进行概括，可以大致分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以及某些具体的粮食安全保障措施的研究。一 关于粮食安全概念界定的研究
我国粮食安全概念提出的背景和性质均不同于其他国家，国外对粮食安全的界定并不能完全为我所用。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国内粮食安全的内涵。
从生产角度出发，雷玉桃等（2003）认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龙方（2008）认为从粮食安全程度考虑，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的理想模式应该是适度安全型粮食安全模式，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其标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90千克左右，粮食储备率为20%左右，粮食自给率为92%左右。
从消费视角出发，娄源功（2003）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是指国家满足人们以合理价格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和间接消费，以及具备抵御各种粮食风险的能力。更多的学者则是综合阐述粮食安全的内涵，包含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涉及生产、流通和消费等环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九杰（2001）提出的粮食安全概念框架，认为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的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影响因素包括全球的粮食生产总量、一国的粮食生产量、粮食储备量、食物净进口量等；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反映在家庭和个人的粮食获取能力上，影响因素包括收入、市场流通等；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还涉及个人的营养安全。汤美莲（2002）认为粮食安全的内涵包括粮食及其转化食品在数量上能满足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提高的需要；在结构上能适应人们消费高级化对食品提出的新要求；在质量上能确保食品无污染、无残毒、无激素，让人们吃得放心；在储备上能确保因天灾人祸造成重大损失后的紧急需要；进出口贸易方面要做到不破坏国内生产，不降低国内消费水平。鲁靖等（2004）认为一国的粮食安全应该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合理的成本满足对粮食的需要，应具备以下两种能力：一是我国政府的平衡能力，即政府保证总供求和国内区域间的粮食平衡，纠正粮食市场失灵产生的扭曲信号；二是粮食生产的伸缩能力，即粮食生产能力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调整。
同时，马九杰等（2001）还指出，宏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家庭和个人水平粮食安全的基础和前提，因而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可以看出，我国粮食安全的内涵从最初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区域的粮食生产与储备，逐步向微观层面的家庭和个人粮食获取发展，并且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概念框架，涉及粮食的生产、消费与流通等诸多方面。二 关于粮食安全供需的研究
莱斯特·布朗（Brown，1994）曾提出中国将威胁世界的粮食供给。他声称，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比现有水平下降至少1/5，单人口增长这个因素就会使中国的粮食消费增加1.44亿吨，如果再算上粮食产量下降0.6亿吨，中国到2030年就需要进口2.16亿吨粮食。中国需要以进口来弥补的粮食缺口将高达令人吃惊的3.05亿吨。布朗的预测引发了国外学者对于中国粮食供需问题的研究。例如，罗斯格兰特等在1995年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发表的题为“2020年全球粮食预测：投资的作用”的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粮食需求到2030年为6.8亿～7.17亿吨，缺口为0.4亿～0.57亿吨。
与此同时，粮食供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肖国安（2002）采用趋势外推法和非线性拟合对中国未来十年粮食需求、供给、供求均衡的情况进行了全面预测，并得出了我国粮食的产量处于供大于求。迟灵芝（2004）曾运用单指数平滑方法首先对我国1991～1999年的粮食产量进行拟合，计算结果平均相对误差为0.1%，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黄季焜（2006）利用自行开发的CAPSIM模型，分几种不同情景方案进行了开放贸易环境下未来我国粮食供求形势的模拟分析，其基准方案模拟结果显示，2010年和2015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将维持在90%以上，国内缺口达到4400万吨和5000万吨。何忠伟（2005）通过我国粮食生产的历史数据，利用不同的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粮食的供求情况，并指出了我国从2010年以后，粮食的总产量将会超过我国粮食的需求总量，同时指出了政策的不稳定性是造成该现象发生的原因。梁仕莹、孙东升和杨秀平（2008）利用HP滤波分析方法将我国1988～2007年的粮食产量分离为波动序列和时间序列，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三次抛物线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和组合预测方法拟合估计了我国这20年的粮食产量，并分析了三者的拟合精度，结果显示了组合预测模型能够提高预测精度，并利用这一方法对我国2008～2020年的粮食产量进行了预测，得出了结论：2015年和2020年我国的粮食产量分别将达到4.93亿吨和5.03亿吨。李波和李海鹏（2008）通过把粮食需求结构分解为口粮消费需求、饲料用粮需求、工业用粮需求和其他用粮需求，对每一部分粮食需求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外推法和平均值法进行了中长期预测，最终推出了我国2015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55420.83万吨，2020年的粮食需求总量为57455.83万吨。孙东升和梁仕莹（2010）利用时间趋势和周期波动模型分析我国粮食产量的历史波动情况，并对未来粮食的长期变动趋势进行模拟预测，最后指出了我国粮食在未来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朱希刚（2004）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依照特定时期的粮食产销形势，对我国粮食分项目测算，把政府的惠农政策、粮价波动、三大粮食种植面积纳入考虑范围，认为到2020年人均消费量将达到410千克，总需求量将不会超过6亿吨。李志强、吴建寨和王东杰（2012）在分析我国粮食消费变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EMM模型对我国未来粮食消费趋势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表明，我国未来粮食消费的总需求仍将平稳增长，2015年消费量将达到5.48亿吨，2020年达到5.78亿吨，2030年为6.06亿吨。其中，口粮消费稳定下降，饲料粮和加工用粮为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主体。三 关于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研究
李岳云（1997）指出宏观政策、粮食生产、市场发育程度、粮食贸易与储备是造成粮食市场波动的主要原因。同时，在中国，农户的粮食储备、地区壁垒也是影响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粮食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中国粮食的进出口在各年份之间表现出了较大的波动性。
吕耀（1999）则认为影响食物可持续性的因子在各个区域是不同的，样本间食物保障可持续指数存在很大差异，从而得出中国区际食物保障可持续水平有较大差异的结论。
程亨华等（2002）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粮食安全与否，不能采用单一指标进行考核，应该应用多项指标综合分析。他们通过对我国最近50年来的粮食产量波动系数、粮食库存安全系数、粮食外贸依存系数及贫困人口的温饱状况等反映粮食安全状况的主要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结论：我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在逐年提高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近期国家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
殷培红等（2008）综合考虑了粮食供需平衡、粮食安全储备、经济补偿能力等因素，认为粮食生产能力是粮食安全的基础；通过经济手段弥补粮食生产能力的不足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粮食生产能力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对此也有更具体的专门性研究。如李靖等（2011）认为，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是影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主要的两个指标，在耕地面积刚性减少的背景下，未来保障粮食安全主要依靠单产提升。魏剑锋（2009）认为，提高粮食单产的基本途径是改造中低产田，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农户的科学种粮水平；粮食的实际产出是多种生产要素配置的结果，提高粮农收益是关键环节。刘玉海等（2011）则运用农业劳动、农业机械、土地面积、有机肥料等7项变量，基于DEA模型在全要素生产框架下衡量了我国现有耕地真实利用效率。
起晓星等（2011）运用故障树法，基于自然灾害、资源约束、投入约束、消费需求、国际贸易五个因素，对影响中国粮食供需安全的风险因子进行了定性识别。吴文斌等（2010）在综合考虑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子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基础上，选择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来评价全球粮食安全状况。朱晶（2003）则认为，粮食生产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投入的数量。
吕新业等（2005）通过VAR模型和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反映我国粮食安全状况的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给出了我国1980～2003年粮食安全指数值，指出粮食安全包括宏观和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培养整个国家的粮食获取能力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基础。只有消除贫困，解决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局的粮食安全。
李玉平等（2007）将耕地压力指数作为测度粮食安全程度的指标分析了陕西省自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安全状况的变化特点，采用灰色预测方法对未来15年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预测。他指出2005～2020年，耕地压力指数将持续增大且大于1，说明粮食供需差距加大，粮食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郑鹏等（2008）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采用1991～2006年国内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零售价格指数数据，分析了粮食价格、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在粮食市场化越来越明朗的背景下，市场风险和粮价波动会对农户的生产决策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影响到粮食的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进而对粮食安全产生一定的影响。
吴文斌等（2010）提出了一个综合了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多因子粮食安全评价方法，文章选择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和人均GDP两个指标来描述粮食安全状况，其中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反映了粮食供给性和稳定性的变化状况，而人均GDP变化则反映了粮食可获取性和购买能力的变化。然后将这两个指标分别与EPIC模型、作物选择模型和IFPSM模型这三个空间模型进行关联，模拟作物单产水平、播种面积、作物价格与贸易变化。最终研究表明粮食供给短缺与贫困是危及粮食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四 关于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的研究
国外对粮食安全的评价主要有三种方法。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采用每个国家（或地区）营养不良人口所占的比重衡量世界粮食安全，在计算过程中，首先将当年可获得的粮食总量折算成卡路里量，根据人口总量计算出人均卡路里；接着依据人口结构情况计算出人的最低卡路里需要量，并考虑粮食的不平等分配情况做适当调整；最后将上述两个数据进行比较，计算出食物摄入量低于需要量的百分比，将其乘以人口总数，即得出营养不良的人口总数。②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估以家庭或个人为基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问卷包含有关粮食消费和粮食短缺行为的问题，依据受访者的回答可大致对粮食安全的状况做出评价。按照2003年调查报告，在2002年，美国有11.1%的人口处于粮食不安全状态；但FAO的计算方法则表明美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可见，美国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价标准更高。③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编制的全球饥饿指数也常用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粮食安全程度。利用加权平均营养不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岁以下儿童中体重过轻者比重和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三项指标，可大致评价一国的粮食安全度，其局限性在于没有一个确定权重。
此外，Christiaensen等（2000）、Doocy等（2005）、Gilligan（2007）将人们应对粮食不安全时采取的措施及其频率作为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Smith等人（2000）、Kropf等人（2007）引入身体健康检查指标评价粮食安全度。但以上研究由于主观性强，指标难以量化，或是由于指标代表性差，均存在较大的争议。Chung等人（1997）、Shaikh（2007）等用粮食消费量以及粮食获取能力满足其家庭成员基本生理需求的程度作为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方法更加科学，但数据搜集难度大。
根据许世卫（2009）的研究，粮食安全预警就是应用预警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能够反映粮食安全状况的相关指标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估，对粮食安全现状、风险程度及发展趋势进行准确评判，以预测粮食安全趋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发出警报，并且做出决策的过程。可见，粮食安全预警的实质是分析、评价、预报和应对决策。
综合门可佩（2009）、苏晓燕（2011）、雷勋平（2012）的研究，预警指标的设定应遵循代表性原则，即要选择建立与粮食生产、粮食需求密切相关的指标；全面性原则，即选取指标应尽可能全面、综合地反映粮食安全状况；可操作性原则，即根据统计工作的现状，所设计的指标必须能够获得数据。
根据李志强（1998）、马九杰（2001）的研究，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可以分为警情指标和警兆指标两类。其中，警情指标是反映粮食安全与否的指标，如粮食生产、需求、储备、价格、进出口等；警兆指标是与粮食安全相关的先兆性指标，警兆指标的现状或发展趋势预示着粮食安全警情指标的情况，如先导指标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长指数、有效灌溉面积指数，以及一致性指标粮食种植面积指数、化肥投入量指数等。
一般而言，由于警情指标与粮食安全直接相关，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警情指标层面设计指标体系，警兆指标则是用来预测警情指标的变化和进行辅助分析。
很多学者曾尝试构建粮食安全预警体系，但由于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指标的设定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的学者对于粮食安全预警指标的选择不尽相同。比较简单的指标体系如刘晓梅（2004）采用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产量波动、粮食储备、粮食自给率4项指标，肖国安（2006）采用的粮食产量增长率、粮食需求增长率、粮食总库存率、价格指数、粮食自给率5项指标等；比较复杂的如苏晓燕（2011）采用的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人均播种面积、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耕地有效灌溉面积等11项指标，大多数学者采用6～10项指标。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指标有以下几种：粮食生产波动率（粮食产量），代表性文献包括马九杰（2001）、肖国安（2006）、李梦觉（2009）等；粮食储备率，代表性文献包括程亨华（2002）、肖国安（2006）等；粮食自给率，代表性文献包括刘晓梅（2004）、高凡（2005）、肖国安（2006）等；人均粮食占有量，代表性文献有刘晓梅（2004）、高凡（2005）、龙方（2008）、陈静彬（2009）等；粮食价格指数（粮食价格波动率），代表性文献包括吕新业（2005）、肖国安（2006）、龙方（2008）以及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5年的调查研究；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代表性文献包括马九杰（2001）、苏晓燕（2004）、高凡（2005）、吕新业（2005）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预警指标，如游建章（2002）提出的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马九杰（2001）、李梦觉（2009）提出的食物及膳食能量供求平衡指数，甚至一些警兆指标，如起晓星（2011）采用的有效灌溉面积比、单位面积化肥、农药施用量，以及陈静彬（2009）采用的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的比重等，也在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顾海兵（1994）提出了粮食趋势产量增长率预警模型，该模型选择粮食趋势产量增长为单一指标，可操作性强，但也因指标单一而不能完整地评价粮食安全状况。顾焕章（1995）设计了粮食供求预警模型，选择收购价与粮价差距率、种粮与其他种植业收入差距率、种粮与养殖业收入差距率种粮与工副业收入差距率4项警情指标，该模型以价格为核心分析粮食安全状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朱泽（1997）采用粮食安全系数预警模型，对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粮食自给率、粮食储备水平、人均粮食占有量四项指标的安全系数进行简单平均，得到粮食安全度，但没能考虑相关指标的权重。李玉珠（1997）的粮食周期波动预警模型，通过比较人口增长率、粮食净出口率、必要的粮食储备率的历史数据及相互关系，也能得到不错的预测效果，但没有考虑市场因素。李志强（1998）的景气分析预警模型将警情指标与警兆指标分别预测，并运用ARIMA模型分析粮食生产增长与警兆指标的时差关系，给出景气循环曲线，其综合性强，预警结果直观，但因模型的内在缺陷导致预测能力有限。马九杰（2001）的粮食安全综合预警模型，除了在指标设计方面具有较强的综合性，还对各指标设置权重，对各指标的安全系数进行加权平均，其方法更加科学，但指标权重的设置主观性较强。
相对于传统的粮食安全评价方法，采用统计学方法设定指标权重，合成粮食安全度的方法客观性更强，预警结果也更加科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于设置指标权重，常用的方法有熵权法或AHP层次分析法，在模型运行过程中均需要一定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两种方法的代表文献分别为雷勋平（2012）和刘凌（2007）。在设置好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可采用灰色多层次综合评价模型或信息融合法合成粮食安全度。两种方法的代表文献分别为门可佩（2009）和苏晓燕（2011）。
总结学者们所采用的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方法，有的学者尝试抓住最关键的指标，采用单一指标预警模型；有的学者设定各指标权重，采用简单平均或加权平均各指标权重的方法衡量我国的粮食安全现状；还有的学者利用统计学方法设置指标权重，并通过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出我国的粮食安全度。总体来说，这些指标基本可以涵盖粮食安全的内涵，可在粮食安全评价与预警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注意的是，不同指标之间，如粮食供给、需求相关指标与粮食价格，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国际贸易依存度等，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使得模型在运用过程中出现统计偏差。五 关于粮食安全保障的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是在研究中国粮食问题的大背景下，作为结论性的政策建议提及粮食安全保障相关的某些具体措施。由于研究粮食问题的视角不同，因此，政策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一）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研究
王雅鹏（2005）提出了与粮食安全保障具有相同内涵的粮食安全保护的概念。在对我国粮食安全保护的必要性、政策演变轨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指出我国粮食安全保护应该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护、粮农收入保护、粮食进出口贸易保护及粮食生产资源环境保护等主要内容，并且论证了粮食安全保护与农民增收、农业结构调整、水土资源利用等问题的关系。其中，战略保障主要是指粮食供求平衡的保障，包括粮食生产能力、储备管理、市场建设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食用保障主要是指在满足量的平衡基础上，保障食用安全无害及营养均衡等更高级目标。物流保障被定义为连接战略安全和食用安全的必要措施。肖国安等（2009）在进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时，提出要建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体系、粮食生产科技创新支撑体系、粮食市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粮食安全动态预警体系、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体系、重大农业自然灾害防御体系、特殊群体粮食安全援助体系七个体系。洪涛等（2010）也进行了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方面的研究，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包括粮食生产性基础保障体系、消费保障体系、物流保障体系、交易市场保障体系、进出口保障体系、金融保障体系、财税保障体系、储备保障体系、价格风险保障体系、信息预警保障体系等多个子体系。（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研究
许多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对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都十分重视。刘晓梅（2004）在研究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时，重点分析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保护和储备问题，包括耕地资源的保护和储备、水资源保护利用、农业科技进步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作用，她还指出农业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特殊的“跷跷板”关系。黄汉权、蓝海涛（2007）提出应该提升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分析了可能面临的矛盾及对策，并专门论证了构建粮食科技支撑机制的措施。王姣、肖海峰（2007）以及梁子谦（2006）均侧重于对近期国家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绩效的评估，并以评估为基础提出保护耕地水资源、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完善补贴政策、完善储备制度、加大宏观调控等政策建议。（三）提高粮食生产抗灾、防灾能力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针对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是近十几年来较为突出。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类是从静态角度研究全国以及各地区粮食生产受特定自然灾害的影响，重在说明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刘明亮和陈百明（2000）通过对粮食产量时间趋势项与波动项分解，探讨了主要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同时研究了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生产的波动性及其区域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受灾状况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显著。马九杰等（2005）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农业自然灾害风险及自然灾害抵御能力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指出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性的确有显著影响。王道龙等（2006）研究指出，干旱、洪涝、风雹和低温四大类主要气象灾害已经成为限制我国粮食增产的主要障碍，并对此提出了改善生态环境、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等相关减灾对策。彭克强（2008）通过对1978～2006年我国粮食生产波动状况与自然灾害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指出我国粮食生产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自然灾害无疑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二者呈现明显负相关，并提出了强化水利设施建设的建议。颜晓飞和邵源春（2009）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干旱和洪涝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干旱和洪涝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弹性系数分别为-0.04和-0.02。张丽丽和王建军（2010）通过建立1979～2007年我国粮食生产函数并结合贡献率分析得出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用计量方法证实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与我国自然灾害成灾率的关系，提出了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对策。任育锋（2011）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CR模型，定量分析了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生产、居民粮食消费的影响，认为自然灾害对当年粮食生产影响较大，对居民粮食消费影响时间较长。江丽和安萍莉（2011）基于我国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特征，重点研究了各主要自然灾害给频发地的粮食生产带来的损失，并对我国2020年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粮食减产风险进行了评估。高茂盛等（2012）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陕西省1971～2010年旱涝灾害和粮食生产的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陕西省粮食生产受旱涝等自然灾害本身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旱涝灾害的发生强度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之后旱涝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强度较20世纪90年代有所缓解。
另一类是从动态角度出发，研究自然灾害变化及其诱发因子的变动趋势对我国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影响。史培军等（1997）着重分析与讨论了1980～1993年中国气候变化、农业自然灾害与粮食生产的关系，阐述了降水、气温及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不同影响。于静洁和任鸿遵（2001）指出，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用水份额将继续减少，加之受频繁旱涝灾害的影响，要继续保证或扩大华北地区粮食生产规模，该地区农业用水情势则会有恶化之势，进而指出应研究并制定解决粮食生产与水资源供给不足矛盾的办法。成福云（2002）在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旱灾的特点之后，从社会需求和水资源短缺以及干旱发展趋势的角度分析指出，21世纪初我国干旱对农业发展影响可能进一步加重。李茂松、李章成等（2005）根据我国最近50年的粮食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50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总结了粮食产量与耕地资源、化肥施用量、自然灾害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自然灾害对我国粮食产量影响最大，因此，要积极进行防灾减灾。朱大威和金之庆（2008）通过建立4种效应模型（SOYGRO、CERES-Maize、CERES-Wheat和CERES-Rice），分析指出，随着全球变暖，当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率增长时，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分别对东北地区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产生影响。杜顺义（2009）研究指出1960～2005年气候变化所引致的山西省气温升高趋势、降水量下降趋势使得该地区气候变化更加强烈，对该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更大，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农业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对策建议。庄道元等（2010）通过整理31个省（区、市）1979～2007年粮食生产的面板数据，引入了变截距双对数模型对不同阶段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自然灾害对粮食产量负面影响程度呈不断下降趋势的结论。王亚伟等（2011）深入研究了2000～2009年河南自然灾害的特点和变化趋势，指出河南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变化与自然灾害之间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特别是与水灾之间具有很强的负相关性。马建勇等（2012）通过分析东北地区1979～2009年干旱、洪涝、风雹及低温灾害的受灾面积数据，结合粮食单产资料，研究了东北地区农业气象灾害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指出在旱涝灾害作为该地区主要气象灾害对粮食生产产生影响的同时，低温灾害的影响随着纬度的升高也不断增长。许朗等（2012）指出，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旱灾有加重的趋势，因此，应提高警惕，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增强自身的抗旱能力。秦剑（1999）、蔺涛等（2008）分别基于气候变化及气候因子的变化，对昆明市、黑龙江省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四）优化粮食区域布局的研究
农业区域化布局是农业专业化生产区域的空间安排，区域专业化是区域化布局的核心和实质。这些都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加深和经济联系加强的结果，是农业资源配置和生产项目经营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过程，有利于发挥区域优势，提高生产单位的经济效益，提高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杨世义提出我国农业区域化布局与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高产、优质、高效是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农业区域化布局势必以此为方向和内容。我国目前研究的是家庭承包制下的区域化布局，农业种植存在分散、“小而全”、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从区域看粮食生产，我国专业化生产早已存在，粮食集中产区的粮食商品率一般都大于自给率。20世纪60年代粮食专业化程度已经很高，专业作物面积占耕地25%以上，专业生产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40%以上。区域化、专业化、社会化，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充分利用和借鉴区划成果，可避免重复劳动。区域化布局绝非现成区划的机械套用和增删改写所能完成，必须进行新的思考与研究（杨世义，1995）。
王舜卿以美国、苏联和印度为例，阐述了发展农业专业化的优越性，并进一步认为发展农业专业化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王舜卿，1994）。吴殿廷利用系统科学方法探讨农作物优化布局的数学表达方式，给出了在资源有限、市场容量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经济效益含义所对应的农作物优化布局的数学模型体系，并讨论了考虑间（套、复）种和不考虑间（套、复）种两种模型体系的应用和改进方向（吴殿廷，1998）。赵修卫提出，区域核心竞争力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共同组成，比较优势赋予核心竞争力以独特性，这是基础；竞争优势突出了区域经济的内生能力，这是主导方面；发展核心竞争力应突出比较优势的经济市场价值，同时大力发展区域特色产业的创新力（赵修卫，2001）。唐华俊阐述了我国种植业生产和贸易的区域格局，分析了我国主要农产品区域综合比较优势，根据比较优势论述了区域主导作物配置和作物生产集中地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培育农村市场、优化农产品空间结构等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唐华俊，2001）。
2003年农业部根据确定优势农产品的主要原则和确定优势产区的主要依据，发布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07）》，提出优先发展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等11种优势农产品，优先规划优势区域，重点予以扶持建设，尽快提高这些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抵御进口冲击，扩大出口的目标。周旭英根据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的环境条件，对调整中国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进行了探讨（周旭英，2003）。丁文恩指出面对加入WTO后农业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局面，建立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是中国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前提（丁文恩，2003）。邹凤羽在对优化粮食生产布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中认为，沿海和经济发达区要重点发展外向型农业，并保持一定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主产区要调整优化粮食品种和品质结构，培育优势粮食产业区和产业带，建设优质高产高效的商品粮基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态脆弱区要加强生态建设，开发粮食增产潜力（邹凤羽，2004）。
王玉斌阐述了发展我国粮食生产可以实施“南扩、北稳、合理布局和适度进口”四个方面的战略措施，应加快南方沿海发达地区农业土地集中，提高土地规模效益，恢复东南沿海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力争实现口粮基本自给，减少南北粮食大量远程流动，努力实现区域内粮食的相对平衡，依靠科技进步稳定和增强北方的粮食生产能力（王玉斌，2008）。（五）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的研究
部分文献着眼于粮食市场体系整体，从其现状入手，分析了现存粮食市场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弊病，针对问题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粮情发展需要的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的对策建议。在对策建议的阐述方面，进一步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的建议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硬件”方面的建议，所谓的“硬件”，即粮食流通、交易、加工等环节的场所、设施的建设。闵耀良（1995）认为，对各类型粮食市场的建设需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提高其综合服务能力；同时，基础设施要与相应的市场配套。另一种则是完善粮食市场体系“软件”方面的建议，所谓的“软件”，即市场主体、市场运行规则、政府调控等方面。侯立军（1999）认为，在粮食市场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如果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那么将会加快市场体系的建设进程。丁声俊和朱玉辰（2003）认为完善粮食市场体系的措施是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和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祝业辉、朱显平和刘笑然（2004）认为，要建立健全我国粮食市场体系，就需要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规范粮食市场、搞好市场管理，从而提升市场功能。肖国安和王文涛（2009）关于粮食流通市场体系建设的建议是建立初级市场、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何蒲明（2011）主张建立以期货市场为先导的粮食市场体系。由此可见，硬件和软件建设对于完善粮食市场体系都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文献分析粮食市场体系中的某一部分，发现粮食市场体系中的具体问题，为粮食市场体系的完善寻找新的思路。邓大才（2002）的论政府与市场在粮食经济中的分工和协调，深刻剖析了粮食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单凭市场力量抑或是政府力量都无法保证粮食安全，只有市场解决粮食具有的经济性质问题、政府解决粮食具有的社会政治性质问题，两者共同发挥各自作用，粮食市场才得以高效运行。朱琴华（2003）单从粮食市场主体入手，阐述了粮食市场主体在解决粮食市场存在问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如何培育、整合市场主体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冀名峰（2004）以独到的视角发现我国粮食市场上存在过度的同步性问题，他认为，由于市场主体发育不够完善、市场机制效率低、宏观调控滞后等诸多问题导致市场严重的同步性问题，影响了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要发展粮食市场，就需寻求相应的解决方案。（六）粮食市场稳定政策的研究
粮食市场稳定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供给、需求、流通和储备等环节的分析。刘颖（2008）进行了基于国际粮荒背景下的中国粮食流通研究，分析了中国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对粮食流通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及粮食储备体系建设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完善的政策建议。聂振邦（2008）在其主持的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中，从市场结构、运行机制、市场主体等要素入手，探讨了符合安全优先原则的粮食市场体系建设问题。马晓河、蓝海涛等（2008）分析了农资价格变化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机制，对若干农资粮食政策进行了评价，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中国粮食培训研究中心（2009）分析了我国的粮食价格政策以及粮价水平波动、粮价与粮食生产成本的关系，粮价对市场稳定的影响。还提出实施“开放、稳定”的粮食进出口政策。
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为数不多的研究对保障体系构建的切入点不同，因此，大的框架有较大差异，但是如果对他们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分析，可以发现其构建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基本上都较全面地涵盖了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因此，在具体政策层面给出的建议有近似之处。粮食安全保障的具体措施研究开展得比较充分，研究的对象也更为具体和专一，但是，这类研究都是在对整体粮食问题研究中得出的具体结论，而多数研究的重点都集中于粮食安全状态的分析，粮食生产能力或粮食市场稳定性的判断，因此，当提出政策建议时反而比较宏观，多为概括性的结论，对政策效果及如何完善进行深入分析得不多。当然，现有文献已经为构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论视角，其现存的不足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进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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