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经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玛丽娜• 戈尔比斯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社交经济试读：

母亲从没听过“社会资本”这个词，却很清楚它的价值。在她所成长和生活的苏联，没有人离得了它，而母亲更是得靠它来维持每日的生活。寡居的母亲并不富有，也不是拥有特权的人士，但她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却足以维持她和家人的体面生活。我们从不曾为食物发愁，按照当时的标准，姐姐和我的穿戴也很时髦。我们去上音乐课和舞蹈课，去听交响乐，上好学校，去黑海度夏。简言之，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条件，我们所过的生活似乎过于优越了。

在乌克兰奥德赛一所公立医院做普通医生、拿着微薄工资的母亲到底是如何做到的？答案是“社会关系”这种流通在她和亲友网络之间的强大货币。用它换来的商品和服务，虽然不能让我们过上所谓的奢华生活，但至少还算舒适。在那个所有商店都买不到肉的年代里，母亲仍然有办法从她一个丈夫是超市主管的同事那里搞到各种紧缺食品。我之所以被允许进入音乐学院学习，也是因为她在下班时间救治过该学院的院长。她还有一位在大药厂担任负责人的朋友，能帮我们搞到西药。

我们的公寓总是挤满了来向母亲咨询、问诊、求治和开药的人。母亲并不会向他们收取费用，那太冒险了。她经历过斯大林大清洗和那些针对犹太医生莫须有的指控，所以不敢私下行医。“运气好的话，我头一个被抓。”她总是紧张地笑着说。

那些经常来我家看病或母亲上门问诊的人，成了母亲的非货币资本，不仅给我们带来了食物、药品、衣服，也带来了无形的信息、服务和情感支持。母亲在1990年移民美国不久后就去世了，她留给我的唯一的有形遗产，是她的结婚戒指、几本书和几件衣服。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几千个对她充满感激的朋友和她曾经救助过的患者。

我家的故事并不是特例。虽然面对的是空荡的商店、微薄的工资、惨淡的产出和破旧的基础设施，但人们似乎仍然可以维持正常的中产生活。如果仅仅观察统计数据或1960—1970年间的苏联街市，就算是经济学家也很难解释我们当时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到访过苏联的人常常很难将在国营商店中看到的货架，与人们家中那些漂亮的家具和丰盛的餐桌联系在一起，因为那些货架要么空空如也，要么堆满无用的商品。

这种反差是如何造成的？通过一个由人际关系和紧密的社会联系形成的网络，人们相互交换资源并创造价值，进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非正式经济体系。苏联人并没有特意去建立这些网络，也没有社交营销专家像现在这样，急切地要教会他们如何最大化利用这些关系。作为唯一可以让他们生存下来的途径，这种网络只是在自然而然地进化而已。

今天在全世界，我们正目睹一种新的所谓网络或关系驱动型经济的出现，个体通过自身的力量填补了与企业、政府、教育机构等现代组织间的空白地带，从而创造了任何现存组织都无法提供的新型产品、服务或知识。计算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了与村镇形态类似的网络，从而使经济交易与社交互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这些新技术本质上是具有社交性和个人性的。它让我们根据兴趣、身份和个人难题创建起不同的社区。让我们进入由他人构成的更大的全球社区。这些技术剔除了经济交易中的匿名因素，使我们可以根据eBay评价或Twitter足迹来衡量陌生人的声誉。我们可以找出他们的Facebook好友，或者观看他们上传到YouTube的视频。我们可以轻松地从别人的建议中得知，谁是巴西最好的鞋匠、印度最出色的程序员，或者附近最好的农场是哪家。我们不再需要依赖银行家或风投，来为好的创业想法提供资金，借助众筹平台GrowVC和Kickstarter这样的网站，我们可以直接从陌生的普通人那里融到资金，只要我们把项目说明发布在网络上，就有可能获得捐款、投资或贷款。

我们正在告别一个由机构产品主导的非个人性的世界，走向一个围绕社会关系和社交回报运行的新经济，我称这个过程为“社交建构”（Socialstructing）。也有人把这种新的产品模式称为社会／公众模式（Social/Commons-Based）或P2P模式（Peer-to-Peer）。这种新型的社会经济不仅为全球和本土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也改变着我们从金融、教育到健康的各个方面。它创造了大量新机遇，鼓励人们释放激情，创造新的商业和慈善组织，重新定义工作的本质，解决了各种各样被现有正式经济体系所忽略或引发的问题。

实际上，社交建构不但创造了新型的全球经济，还导致形成了一种新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被放大了的个体借助科技和社交网络提供的集体智慧，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很多此前专属于大型机构的功能，而且往往还更有效率，成本更低，甚至为零。社交建构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我的同事雅克·维里（Jacques Vallée）和鲍勃·约翰森（Bob Johansen）在形容这个新世界时，称其充满着不可能——大的软件公司将被业余软件黑客取代，闻风而动的社会运动可以在几个星期内推翻政府。这些变化令人兴奋且无法预测，它们为个体提供了武装自我、建立新关系、获取从医疗保健到科教等资源的大量机会，进而威胁到现有机构的存在。

描述科技如何剥夺了面对面沟通和高质量社交益处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我认为，这些担心很必要，但在改变了面对面互动质量的同时，社交建构的强大力量也将我们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连接了起来，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机会让我们去创造、学习和分享。到底强大起来的个体是如何引领这些转变的，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向大众敞开大门的生物学|

埃里·金特里（Eri Gentry）一直都对健康和幸福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从少年时她就开始阅读与健康有关的书籍和杂志，大学又接触了大量医学论文，迷上了与衰老和延长生命有关的研究，并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由英国著名抗衰老学家和科学家奥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创立的SENS基金会。

SENS基金会位于亚利桑那州，距离埃里住的地方非常近。于是她就去那里当义工，做一些诸如接待房产中介、协助来访的海外科学家获得签证等杂事。其间，埃里发现科研工作异常繁重，而科学家的价值却常常被低估，报酬也低于应得水平，这令她感到很沮丧。后来她成了一个科学家的真正拥护者。埃里说：“这些重要的研究必须由科学家们来推动，但预算却少得可怜。”于是她产生了一个想法：帮助渴望做研究却受经费困扰的科学家，同时拉近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与大众的距离。

在SENS基金会工作期间，埃里和生物医学研究者约翰·施乐敦（John Schloendorn）创建了非营利性机构“Livly”，专门研究癌症免疫疗法。在意识到亚利桑那州并非创业的最佳地点后，这个团队决定将公司搬到硅谷。埃里想在那儿的生物科技孵化器里租一个空间，但是租金非常高，每人每月超过6 000美元。后来，她在山景城租了一套她所能找到的最便宜、带车库的房子，并随即与约翰搬了进去。

很快，埃里和约翰就将车库变成了一间生物技术实验室。他们从一些创业失败变卖资产的企业手中买到了大部分设备，有时还会开车去洛杉矶搜罗设备，顺便参加一些生物科技会议。他们实验室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很多人专程过来参观，包括因很早就投资过Facebook而闻名的彼得·蒂尔（Peter Thiel）。蒂尔决定投资由约翰创建的专门从事免疫系统疾病干细胞治疗的“Immune-Path”公司。

埃里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她创建了一个叫作“BioCurious”的生物实验室。那些有志于生物学研究的人们在她的车库越聚越多，他们开始在一些更大的地方聚会，包括未来学院（Institute for the Future，IFTF）。随着生物制造者空间BioCurious的名气越来越大，它开始有了多重身份：一个人们学习、分享创意和合作做项目的物理空间；一个创客们聚集并将技术应用于生物学的场所；一个业余爱好者学习并参与生物学研究的社群。今天，这里的成员已经非常多元化，有科学家、哲学家、工程师、程序员、设计师、业余爱好者以及专业人士、年轻人和老人。埃里把BioCurious看成是一个“在这个‘改变’成为第一需要的世界里，人们创新生物学的地方”。

一个由BioCurious社区成员开发的项目是开源聚合酶链反应（PCR）机。聚合酶链反应机是分析DNA的关键设备，也是几乎所有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工作所需的基础工具。传统聚合酶链反应机售价在4 000美元～1万美元之间，但BioCurious的其中两位创始人乔希·佩尔费托（Josh Perfetto）和蒂托·扬科夫斯基（Tito Jankowski）开发出了一台仅卖600美元左右的聚合酶链反应设备。乔希还与另一个帮助人们参与生物学研究的非营利性机构DIYbio.org的创始人马克·科威尔（Mac Cowell）做了一个项目，名为“Cofactor Bio”，专门出售工具套装，供人们做各种各样的基因和生物测试。你可以决定好要测试的某个基因，比如与咖啡因快速新陈代谢有关的基因，或与马拉松运动能力有关的基因，他们就可以发给你一套相应的工具用于测试。

在离开车库并经营了一年之后，埃里和她的合伙人转向了Kickstarter，一个为艺术、音乐或科学项目众筹资金的网络平台。利用来自200多个支持者提供的3美元～2 500美元不等的资金，BioCurious得到了足够的钱，在加州森尼韦尔（Sunnyvale）创建了一个社群实验室。在那里，成员可以使用实验室的设备，利用社群帮助自己实现对生物学研究的追求。

BioCurious和其他生物学DIY项目产生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在生物学研究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诸如合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这样真正的交叉性学科，需要包括遗传学、生物信息学、化学以及生物学在内的多学科知识。在大多数学术系统中，这些学科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即使在神经科学部门，研究者也是按照生物、微生物、认知和其他神经学科严格划分专业的。不同专业的学生彼此沟通极其困难。另一方面，他们所积累的生物与基因数据开始呈指数型增长。要利用这些数据，让科研提速，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BioCurious就提供了这样一种能让人们产生共同语言并协力合作的平台。

同时，对个人来讲，自我诊断、自我跟踪以及生物学研究的工具正日益普及。BioCurious鼓励并帮助人们获取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来做研究，让人们成为自己身体的专家，然后通过贡献个人数据给更大的社区数据库，参与更广泛的研究项目。埃里的目标是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生物学研究中来，让生物学的大门向普通人敞开。

埃里还参与建立了Genomera，一个和临床试验有关的开放平台。传统的临床试验过程漫长且投资巨大，并只能交由大的研发实验室和政府机构来完成。而Genomera让任何人都可以进行临床试验。比如你想调查喝绿茶是否会影响身体的能量水平，或降低进食欲望，就可以向Genomera提交一份临床测试提案，它将帮你招募研究人员，提供研究模板和数据支持。Genomera的创始人格雷格·比格斯（Greg Biggers）不仅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研究平台，还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社交平台，一个能够让人们找到志趣相投的人、相互分享研究想法、互助改善各自的方法的地方。传统临床试验的主体彼此不会见面，更谈不上交谈，但Genomera为所有参与研究者创建了一个社区，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社交互联。

诸如创建Genomera这样平台的努力，对健康信息众包以及形成高度个性化治疗方案非常重要。由于人们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基因检测已经变得非常普遍。将医生多年积累的数据与之结合，加上成千上万人的个人数据，就能够确定哪些营养补充剂对某个人来说是有益的，而哪些食物、药物和治疗对这个人最有效。

BioCurious、Genomera和其他科学社交产品或平台也大大扩展了人们可调研的领域。眼下，研发资金和投资主要被导向了有限的几个研究领域，对制药公司和实验室而言，只有在这些领域做研究才有利可图。然而，在这些领域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亟待解决，却不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对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事关重大。诸如BioCurious和Genomera这样的项目，在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极大民主化的同时，也大幅度减低了临床试验的成本，或者说创新的成本。据统计，Genomera平台对临床试验项目的投入接近于零。Genomera和同类开放平台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们所收集的数据对任何用户都是开放的，用户可以随意浏览、分析这些数据，还可以对它进行补充。

现在，全球已有几百个像BioCurious和Genomera这样的社群实验室。可以想象，它们将对未来的科学研究产生何等影响！与全球有组织犯罪作战|

2001年，年轻的罗马尼亚记者保罗·拉杜（Paul Radu）获得了阿尔弗雷德友好基金会（Alfred Friendly Foundation）的新闻奖学金，并进入《圣安东尼奥快报》（San Antonio Express-News）的调查性报道团队工作。其间，他开始对一个跨国集团进行调查，这个集团主要协助美国人从中欧，包括罗马尼亚和乌克兰领养儿童。他的调查最后聚焦到奥森·莫泽什（Orson Mozes）身上，一个国际领养项目的负责人，项目总部位于加州蒙特西托。拉杜仔细检查了有关莫泽什的法庭记录和国税局文件，浏览了各种与领养相关的网上论坛，并在东欧和美国两地同时进行采访。他发现了莫泽什大量恶劣甚至非法的行径，包括隐瞒被收养儿童的健康问题，并对抱怨或问题较多的领养父母进行威胁，向领养父母隐瞒领养儿童会面临与兄弟姐妹分离的情况等。

拉杜完成了调查，并准备在2001年9月报道调查结果，但他的报道排在了“9·11”事件报道的旁边，所以很少有人对中东地区的儿童领养骗局感兴趣。当报道最终以头条文章出现在2001年10月6日的《圣安东尼奥快报》上时，也并没有获得多少关注。然而，这个经历让拉杜意识到了本地信息和资源的价值，以及最艰苦而且通常很枯燥的法律案件报道的重要性，还有网上报道会长期存在并且可能在报道发表多年之后产生直接影响。

在报道刊登之后的7年里，拉杜的文章在各种儿童领养论坛和社群中被不断地复制和转发。那些寻找失踪孩子的父母或与莫泽什有过直接接触的人，不断引用和谈论拉杜的文章。到了2008年，莫泽什终于因为2001年那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罪行而被捕。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但那篇报道打乱了莫泽什的生意节奏。“更重要的不在于他被捕了，”拉杜说，“而在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曾试图将生意转移到阿塞拜疆和其他地方，但由于当地人和记者能看到我的报道，一些对儿童领养感兴趣的父母也可以看到，客观上阻碍了莫泽什。这让我意识到留在网上的信息拥有强大的力量。如果消息正确，有可靠的来源，并用很好的形式呈现出来，还能够被其他文件所印证，就可以产生长期持续的影响。”

拉杜和同事们运用这些经验，创建了一个新的新闻团队，专注于搭建一个真正的全球调查性报告平台。有组织犯罪和腐败报道项目（OCCRP）是一个虚拟组织，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拥有本地信息和资源的记者。OCCRP的成员负责在网络或现实中决定启动哪些调查项目，然后分配少量资金给当地记者，有时也包括当地市民，让他们在当地进行调查。虽然预算非常有限，但这些记者还是愿意出力，使用当地语言对当地人进行采访，核实银行记录和公司注册信息，并从当地媒体中收集报道。他们所做的相当于当年拉杜在得克萨斯做的事情，他们了解到有组织犯罪是全球性生意，利润无法估量，拥有庞大的人员和资本网络。

有组织犯罪机构使用成熟的商业组织进行非法活动，比如公司、银行、雇员网络。他们通过利用不同的政策、法律、会计和文化制度之间的灰色地带来牟利，活动区域常常是那些当地官员包庇犯罪的地方。不幸的是，由于法律差异和限制，当地政府要看清整个作案网络与全局往往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例如，在阿根廷的一次缉毒行动中，政府很高兴看到警方收缴了价值百万美元的可卡因和抓了几个毒贩，然而，这些毒贩可能仅仅是一个横跨中东和其他地区庞大网络中的一小部分。“今天的犯罪集团是一个渗透到全球各个社会、涉及上亿美元的庞大生意体系，它们扭曲了市场，让政府走向腐败，同时吸干了两者的资源，”拉杜说，“犯罪集团在今天正将触角前所未有地伸向了普通人的生活，记者需要加倍努力，把这种跨国犯罪的拼图拼在一起，把危险性呈现给公众。”

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这种全球互通的犯罪活动总是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过大众的关注。在很多中东国家和其他地区，独裁者和腐败官员掌控着大量的媒体机构。在美国，广告收入的下降已经导致很多主流媒体减少了对严肃调查性报道的投入。经济增长缓慢和政府收入的锐减，也使得监管部门用于深度调查的资金越发有限。

诸如OCCRP这样的组织正好可以填补这些缺陷。OCCRP全球记者网络能够把高度精细的本地信息组织在一起，提供一张关于全球犯罪和腐败的高清图景。这些组织将更多地承担监管者的角色，并对政治和金融体系的透明度提出更高要求。

OCCRP的另一个调查案例是在2010年，针对存在于东欧贪腐政客、犯罪分子和急于逃税的富人之间的地下离岸交易。9名来自美国、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的记者合作，对一个名叫拉斯洛·基斯（Laszlo Kiss）的罗马尼亚商人进行了调查，此人帮助其他人在塞浦路斯、塞舌尔群岛和特拉华州开设公司。除此之外，此项调查还揭露了罗马尼亚的主要政治人物是如何将政府项目承包给与他们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离岸公司的。在报道刊登大约1个月后，拉斯洛·基斯被捕入狱。9个月后，基斯的同伙伊恩·泰勒（Ian Taylor）也被停职。由于OCCRP的调查，新西兰政府关闭了1 000多家隶属该犯罪网络的公司。对于几个没有报酬的志愿记者来说，这着实是个不小的成就。参与该项目的记者最终被授予丹尼尔·珀尔国际调查新闻奖（Daniel Pearl Global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Award）。

创建档案、数据库和软件工具是OCCRP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拉杜希望建立一个全球信息资源库，这不仅让有经验的调查记者工作起来更容易，也能够帮助那些市民和其他参与对抗国际有组织犯罪的人。正如他所说：“多年来，有组织的犯罪机构成功地将罪行输出到全球。庞氏骗局、人口拐卖、增值税欺诈、碳信用诈骗、信用卡盗用，以及很多其他犯罪，从一国输入到另一国，法律和公民对此却束手无策，就因为缺乏信息。”调查记者和调查性报道机构创建的数据库，或许能够通过先发制人的方式阻止犯罪蔓延。通过创建数据库，我们可以把涉案的个人、机构信息以及新的犯罪形式存储，并进行分类索引，这样犯罪分子就没有办法正常地进行犯罪活动了。拉杜最初在得克萨斯学到的经验被证明是无价的：当信息被有效存储、核实和分类索引后，就能对反击腐败产生持久的价值。合作创建人类体验视频库|

2002年，与很多大学生一样，大卫·埃文·哈里斯（David Evan Harris）几乎把整个大一的时间都花在了海外旅行上。从坦桑尼亚、印度、菲律宾、墨西哥到英国，每到一处，他都会住在当地居民家中，与他们分享私人空间和每日生活。在菲律宾，他住在一个竹楼里；在墨西哥，他的住所是一个棚户改造区；而在新德里则是一栋豪华公寓。和很多头一次进行海外旅行的年轻人一样，这些经历给大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说：“起初，这些国家的人在我的头脑中只是一些抽象的人口数字。但后来，他们变成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很多大学生回国后只是继续以往的生活，但大卫决定将自己的经历变成一个全球社交项目，他希望这个项目既是一个艺术项目、一个人类学资源库，也是一场社交运动。

全球生活计划项目（The Global Lives Project）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有关人类生活经验的视频库。全球生活计划团队创作的第一个重要作品，就是连续拍摄10位来自全球不同地方的人各自生活的24小时。这些人是怎么选出来的？在这个世纪刚开始的那几年，大卫曾经收到一封邮件，里面问道：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100个人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世界？按照当前的比例，如果世界上只有100个人，那么只有一个人拥有计算机，一个人拥有大学文凭，33人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等等。大卫被这封邮件描述的和自己社交圈情况的强烈对比触动了，他周围的人几乎全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中产阶级。这启发了他该如何选择10个人来代表全球的人口。

第一个拍摄对象是詹姆斯·布洛克（James Bullock），来自旧金山的一位缆车司机。大卫的合伙人是来自密歇根州卡拉马祖市的丹尼尔·琼斯（Daniel Jones），他们是在一场气候变化活动上认识的。丹尼尔曾学过拍电影，并在毕业后制作了第一部纪录片。那时，他所就职的公司刚刚破产，他得到了一套视频制作设备作为遣散补偿。丹尼尔提出飞到旧金山进行全球生活计划项目的第一次拍摄，机票、汽油和伙食费由他和大卫平分。拍摄完成后，丹尼尔编辑并制作出DVD分发给潜在的支持者。他的一个朋友当时在美国在线工作，这个朋友创建了一个网站，以便将这个视频展示给其他国家的人并邀请他们加入。

第二次拍摄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筹备，因为大卫搬去了巴西以完成他的心理学研究生课程。在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他偶然发现了人类博物馆（Museum of the Person），一个收集人们生活故事的博物馆，馆里有7 000多部视频，上至新任总统、下至普通农民的7 000多个故事都在这个博物馆展出。博物馆的主管之一何塞·桑托斯（Jose Santos）成了大卫的导师和支持者，一些博物馆工作人员也加入其中。人类博物馆不仅同意在巴西合作制作全球生活计划的第二部视频，还帮忙联系了他们在美国和日本的合作伙伴。

不过全球生活计划真正成为一个可持续的项目，还是在此后拍摄另外两部作品的时候。这两部作品一个在马拉维，一个在日本。大卫并没有亲自到这两个国家，而是采用了新的模式：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团队利用全球生活计划平台，独立创作符合项目整体叙事的作品。巴西裔日本人石井何丽（Helio Ishii）是大卫在巴西读书时遇到的，她主动提出愿意组织在日本的拍摄活动。于是，大卫给他知道的所有去过日本的人发邮件，请他们推荐对社会变革有兴趣的日本导演或摄影师。他没料到，有20个人回复称愿意帮忙。在那些他收到的回复邮件中，包括一封来自美国大学和一封来自天普大学日本校区的邮件。也就在同一时间，贾森·普赖斯（Jason Price），一位与大卫仅有点头之交的美国人类学研究生，曾在马拉维做过和平队志愿者，他提出愿意负责在马拉维的拍摄。所以，这两部作品其实是在大卫没有现场参与的情况下制作而成的。创作者们远比当年的大卫要专业，设备也要好很多。大卫说：“突然间，我变成了和所有这些人一起工作，他们远在我的生活圈子之外，但都对此感兴趣也愿意付出精力。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天，这真的要成真了，我们能搞定那10个视频了。”

从那时开始，全球生活合集已经完成了在10个国家的拍摄，并组织了若干场全球展览。全球生活计划的视频在不同的博物馆、艺术空间和节日活动中作为艺术作品展出，让不同国家的人的生活同时上演，观众们被邀请“近距离观察他人的世界，同时反思自己的生活”。这些展出带给观众强大的浸入式体验，而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是视频本身的产生方式。

在最初3年的运作中，全球生活计划项目没有全职员工，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名志愿者，他们建立了“全球生活集合”，并自发组织制作视频。这些志愿者中，有电影制片人、摄影师、程序员、工程师、建筑师、设计师、学生和学者。他们投入了总计几千个小时，把这样一个项目变成了现实。网络志愿者们为长达240小时的脚本加上了字幕，并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

今天，全球生活计划项目已经成为一个“501(c)(3)”非营利性组织，拥有一间公共办公室和唯一一名全职员工。但是，它拥有一个巨大的贡献者网络，创造着令人惊叹的全球人类生活档案。在“走出你的世界”口号之下，该组织的使命是“共同创建一个人类生活经验的视频库，重塑我们作为制作者和观看者对生活在我们社区之外的文化、民族和人类的想象”。目前，这个组织的15个项目还在持续吸引着更多的热情贡献者加入进来。从边缘到主流|

在创造价值、开发新解决方案和提供新资源方面，埃里、拉杜、大卫等个人使用的方式非常之多，并已融入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教育为例，课程内容曾经只是职业教师的专属，只存在于课堂上和昂贵的教科书中。而现在，全世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维基百科这样的免费网络百科全书、麻省理工学院的网络公开课这样的免费网络课程，以及学术地球（Academic Earth）这样提供免费讲座视频的网络平台中得到。学术地球提供的在线视频，有很多还来源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顶尖大学。

此外，新的工具和技术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一间教室，让学习成为随时随地的事情。想象一个简单的苹果手机应用如Yelp Monocle，当你用它定位一个特定的地点时，它就会显示附近所有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位置，如餐厅、商店和博物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如果除了餐厅和购物信息，我们还能获得历史、艺术、人口、环境、建筑等所有现实世界表层之下的相关信息，那将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当前，美国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倡导的“超级城市”（HyperCities）计划正是关于这方面的。它将历史信息附加在实体城市区域上，当你带着手机走在路上，并将它指向一座建筑，你就可以看到这座建筑在一个世纪前的模样——谁曾经住在里面？当时它周围的环境如何？如果你对建筑不感兴趣，而更热衷于植物和自然风光，你可以使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开发的Leafsnap APP，在它日益扩大的树叶图片库中查询你刚刚拍下的那片叶子的信息。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它会向你展示各种高清图片和该植物的种属、花、果实、种子、树皮等信息。人们正在把地图上的每一个像素变成一本活的教科书、活的百科全书。

诸如此类的发明，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更加充分的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它们已经被应用于各个领域，从空间研究到制造业，从银行业到艺术。这些创举看上去好像融合了激情、天真和不切实际等特点，从而很容易被人们斥为非主流，认为那些只是科技极客和叛逆青年的特殊嗜好。但是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通过一个移民者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

初来美国时我18岁，那个年纪的我还不足以完全被苏联的社会制度和语言环境所同化，还不理解家庭责任是什么，也不为国家大事而忧虑，却足以理解它的历史、文学和思维方式。作为一个移民，我已经习惯了随遇而安和时常疏离人群的感觉。多年以来，我深刻体验到了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幸运与不幸。不幸的是，无论我多么努力，都无法掩盖自己的口音。因此在自我介绍时，总是免不了被问到：“那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直到很久以后，当我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异类能够质疑传统智慧、区别“应该的方式”和“正确的方式”时，才开始享受这种“外人”的身份。当听到“专家”们声称青少年叛逆是青春期发育的正常现象时，我会怒不可遏。正常在哪里？也许在西方是这样。但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对年轻人来说，一个自由发展的童年根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也无法想象自己生长在一个小家庭里。一些可笑的科学研究显示，女孩在数学方面不如男孩，而在苏联长大的我可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我的姐姐就是个数学高手，我上高中时，班级里也有大把的女孩子数学成绩都超过了男生。

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欧洲的一家难民机构工作。当时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就像长袜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来自某个遥远的国度，告诉每个人那里的生活有多不同。”我不认为她是在恭维我，而且那时，我还更多地认为我的异国身份是一种不幸。但是作为一个未来学者，现在又担任加州帕洛阿尔托未来学院的负责人，我越来越将自己的移民经历视为幸事。毕竟，对于“未来”来讲，我们都是“移民”。对于那个地方来说，没有谁是土著。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有句名言：“在战前长大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移民，他们从上一个时代移居进了一个所有事情都与我们所知有着本质不同的新时代。”今天，我们又处在一个新时代的定义时期。新社会和机构的基础构架，都正在被一个个放大了的个体所深刻重塑，包括从工作方式到如何创造价值、治理、交易、学习和创新。我们确实正在向新的疆域迁移，理应像一个移民那样面对眼前出现的种种景观，比如新的语言、新的做事方式，并且对这些新的开始充满兴奋之情和些许惶恐，这都可以理解。

这本书描述的正是我们即将移民的那个新世界，新的景观刚刚展现。未来学者、未来学院前任主席伊恩·莫里森（Ian Morrison）在他的著作《第二条曲线：管理变革的速度》（The Second Curve：Managing the Velocity of Change）中提出，任何与科技相关的重大转型过程，都会呈现为两条曲线：一条是现状曲线（Incumbent Curve），描绘的是已经完成的事情、已有的行事方式等，往往非常成功。这条曲线可能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有时也会带来大把金钱。然而，长远来看，这些方式的产出是下降的。今天，这条现状曲线体现的是机构生产，它主导了过去一个世纪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价值的创造和资源主要集中和流通于大的等级制组织当中，比如银行、企业、大学。第二条曲线是新生曲线（Nascent Curve），它体现的是社交建构这种新的行为组织方式。很多社交建构努力还没有形成气候，这条曲线上的行为也屈居边缘。目前我们只能看到预示这条新生曲线的信号，很多信号看上去很怪异和令人困惑，这些行为与我们以往和现有行事方式格格不入。然而，忽视这些信号是很危险的，它们透露的信息来自那片未来之地，那里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机遇，而且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

本书的核心观点是，通过社交建构而迅速出现的各种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边缘性发展，更是一种新经济的早期表现，这种新经济将逐渐取代长久以来主宰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机构式生产方式。许多行业已经被新兴的社交建构所颠覆，如出版和音乐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全新的社交建构式经济将有可能成为主流，但是这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相信人们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参与这种快速演进的新型经济而从中受益。

对很多人来说，社交建构经济看上去就像外来的新生事物，然而，任何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没有理由对其感到陌生，它为所有人提供了空间。参与其中不需要特殊的科技知识。互联工具早已普及，廉价而便利，每个人都能通过短暂体验快速上手。我们可以用较低甚至零成本，找到以往非常昂贵的医疗健康等各类专业建议，通过创造性的表达和社交连接获得收入，参与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重燃人类不甘平凡的深层欲望，超越简单的利益驱动，重建个人关系网络的价值，分享时间、才能和资源，获得更加核心和深层的生命满足体验。

社会经济中的机构和企业性架构，剥夺了生产过程的社交性和独特的个人接触，其实这是在较近历史上才出现的。虽然看上去很新颖甚至富有挑战性，但人类其实非常适应社交性和参与性更强的行为方式，这正是社交建构的核心。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它最终会变成社会发展主流而充满信心。在下一章中，我会探讨目前完美的科学技术潮流：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大众参与和协作的深层技术基础设施，同时，机器人和自动化正将人类带出繁重和单调的基础性劳动。不仅仅在制造领域，也包括服务业，越来越多的传统职业将被淘汰。现在，是时候去理解新的社交建构时代机遇并开始行动、参与其中了。- 02 -我们改变了工具，并反过来被工具改变■ 我们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里，我们几乎做任何事都要通过正式机构；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在传统的边界之外合作创造出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取代了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传统机构。■ 当一切都可以由机器来更好地解码、标准化和编程时，更重要的不是与机器竞争，而是着眼于我们在情感、个性和社交方面的优势。

近来我一直感觉自己像个伪君子。一方面，我非常崇拜埃里、拉杜和大卫这些个人能够绕过传统机构，并为如此多的他人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当我上大学的儿子和他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上大学，为什么要整天坐在枯燥的课堂里而不是在线上轻松学习时，我却一直敦促他们留在学校，跟随一两个好教授，结交一些益友，拿个能让他们找工作更容易的文凭。

我的矛盾心理并不特别。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我们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在其中一个世界里，我们几乎做任何事都要通过正式机构，如公司、大型研发实验室、银行、大学或者政府；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在传统的边界之外合作创造出新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取代了那些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传统机构。在这些日子里，很多行业，从音乐到出版再到教育，都目睹了曾经作为业内主宰者的机构的消亡。这些领域的从业人士首先感到的是无所适从，他们的职业曲线急转直下，技能要求和薪酬前景都发生了变化。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卓越新闻项目（Pew Project on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发布的《2011年新闻媒体状况》（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11）报告中指出了这个惨淡的现状：2009年的美国报纸记者与2001年相比减少了20%，到2011年年底，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30%。而与此同时，不管是个人博客还是公民新闻网站，它们的数量都在激增。像Newswire21.org这样的网站会筛选和编辑公民记者们提交的报道。类似的还有公共洞察网（Public Insight Network，PIN），它是一个美国公共媒体计划，旨在将普通民众变成分享知识和意见的专业人士。职业记者拿到这些信息后进行提炼，然后交给报道者或编辑。公民也提供新闻线索给公共洞察网，让专业媒体去报道，这些新闻可能是专业记者不了解却是爆料者所关心的。在一个大胆的社会新闻生产试验中，美国在线下属的超本地化新闻网Patch招募了成千上万个博客来提供本地内容。

职业记者越来越少，大的报纸越来越少，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撰写和报道新闻，更多的本地内容被生产出来，我们有更多的渠道来获取新闻，这种情形看上去很矛盾。几十年来，本地和区域性报纸一直都依靠大的全球通讯社来获取国内和国际新闻，但目前很多全球通讯社都在裁员。这些大的信息机构是新闻收集和分发的枢纽。因为要服务于很多市场，所以它们的实力足以支撑一个遍布全球的记者网络来报道重要新闻事件，并通过全球上千家报纸来售卖这些报道。然而，这些机构并不会去报道很多本地新闻，它们的覆盖范围非常有限。Newswire21.org、公共洞察网和前文提到过的OCCRP等机构，把新闻收集和报道的工作分配给更大的网络人群，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专业记者的帮助，普通民众也成了报道者，这种对新闻服务的重塑，显然使传统模式受到了巨大挑战。而且，它们用很低的成本就做到了这一点，扩大了报道范围。以往常被同质化的媒体机构忽略的本地新闻发出了更大的声音，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最后的结果就是，更大的人群网络参与到了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当中。

音乐产业也经历了类似的巨变。2009年，美国和欧盟的唱片行业利润减少到了2000年最高点时的42%，这意味着净亏损202亿美元。但是英国音乐产业数据表明，虽然唱片公司的收入少了，艺术家们的个人收入却有了大幅增长。瑞典研究者对本国音乐产业进行计算，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所以，利润正从音乐的机构性生产和销售中流出，更多的音乐人从自己的音乐中赚的钱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科技让几乎所有艺术家都能够让自己的声音被大众听到，而不需要任何公司或中介为其编辑或管理。

传媒行业的这些颠覆性变革仅仅只是开始，更多领域如健康、教育和金融等将紧随其后。要理解这些变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是不可逆的，以及从长远来看意味着什么，就需要先搞清楚在过去40年里，我们在全球建立起来的技术基础设施的本质。

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这样总结他的同事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技术的观察视角：“我们改变了工具，并反过来被工具改变。”我们建立起一套新的技术基础设施，现在这些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正如蒸汽机的发明带领人类进入工业革命，拥有独特传播节点的互联网结构，也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生产、交易和创新。去中心化的分散的传播与创造|

20世纪60年代，未来学院创始人之一保罗·巴兰（Paul Baran）供职于大型非营利性智囊机构兰德公司，当时正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的高潮，一场核战似乎迫在眉睫。两国都在大建核武器库，并已做好应对核袭击的准备。在核战条件下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个最关键的条件是保持重要通信基础设施的畅通和协调。

两军对峙，集中式的交换通信设施，包括物理交通枢纽，最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一旦被破坏，整个系统就会瘫痪。为了提高通信系统的防御能力，巴兰提出把通信设施从集中式变成一个高度分散的系统，让所有数据不再经过中心交换机，而是打散成小的数据包，通过自组织（ad hoc）的方式从分布式中继节点中迅速地传输。巴兰和同事设计的网络由一系列无人控制的节点构成，这些节点作为交换器，自动将信息分发传送到目的地（见图2-1）。图2-1　巴兰和同事设计的网络

节点的工作机制被巴兰称为“烫手山芋路由选择”（Hot-Potato Routing），当时正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从事独立研究的科学家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则称之为“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当一个节点收到一组信息，它会将之存储，并选择最佳路径发送到该路径的下一个节点。要实现这一点，大的数据包会被分割成很小的数据包，到达目的地后再被重新组合。当一个节点被损坏时，很多其他节点会被激活，并负载数据，创建多条路径。这样整个系统就会很牢固，具有可自愈、更多变和高度弹性等特点。最重要的是，它变成了一个分散而非集中式的系统，不需要任何集中式管理。

我们知道，这种模式就是互联网的基础：一个去中心化、高度分散，并已植入我们生活各个方面的通信架构。在过去的40年里，这套架构已被建立并使用。现在，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见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它改变。人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正从中心化的通信架构走向一个分散式的通信架构，并与一切人和事互联，结果不仅是事物变得更快、更好、更大，整个社会系统本身也获得了完全不同的品质：它变得更加多元化、更加自适，而且通常更加不可预测。

巴兰算法中的集中式节点，就相当于我们的公司、大学、银行、集权政府和大型慈善组织等机构。不管好坏，它们一直是大多数资源，比如金钱、人、思想和技术汇聚流经的节点，是生产和可衡量价值创造的核心机制。然而，分散式的技术基础设施不仅正在改变沟通方式，也在改变整个社会和经济图景，让价值不再流经集中的节点，而是越来越多更小的节点：个体。这就是我所说的“社交建构”过程的本质。它是一种新的价值创建形式，体现的是更广的人群网络利用社交工具和技术创造新型财富，体现的是个人的微小贡献。

社会和经济层面的“社交建构”反映的是技术基础设施的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生产和价值创造的大规模去机构化。在这个时代，被放大的个体如埃里·金特里、大卫·埃文·哈里斯，和成千上万的人们正变成一个个“微机构”，一个个分散式网络中的节点。这个网络能够汇聚所需资源和网络，实现以往没有哪个个人或大机构能单独做到的壮举。如果现状曲线体现的是机构式生产，那么新兴曲线体现的就是社交建构的创造。社交建构的五大元素|

技术对机构和社会的改变才刚刚开始，从如何工作到如何创造价值、治理社会、交易、学习和创新。建立在这个分散型技术基础架构之上的整个系统，比如政府管理、教育和制造，都在经历转型。通过大卫·埃文·哈里斯、保罗·拉杜和埃里·金特里所从事的事情，我们可以初步了解社交建构的一些关键元素，对于这些元素，每个人都应该熟练掌握。元素1：微贡献

就像小数据包流经分散式通信网络一样，工作被分成小块，由很多人来完成，大多数都是志愿者，这是社交建构的核心机制。这样的微贡献（microcontribution）可能会通过不同形式呈现：100个人聚到一起，通过一场黑客马拉松在灵感突发的状态下创建新的应用程序，或仅仅是主动分享一些个人的健康数据，花费的时间少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Facebook、Twitter、谷歌、图片分享网站Flickr和其他数字经济的中坚力量，都是这种微贡献的促成者和受益者。没有用户贡献的内容，没有无偿却有趣的劳动，它们就不可能存在。正是我们创建了自己的Facebook账号和个人主页，我们在Twitter上分享想法，我们把图片上传至Flickr，又是我们把健康数据放在了PatientsLikeMe上。没有我们每天做的这些微贡献，所有这些平台都不会存在。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被号召做这样的工作。而且，由于这样的参与很大程度上与游戏类似，而不像拿着公文包去上班，它也开始重新定义工作的内涵。

玩网络游戏星系动物园（Galaxy Zoo）能够帮助对星系进行分类吗？参与Foldit游戏的人仅仅是在解谜，还是在共同揭示蛋白质折叠机制？这是一种严肃研究还是单纯的游戏行为？为这些平台贡献的人们到底是志愿者、合作者、生产者，还是三者都有？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们不是这些平台的雇员，他们是参与创造新型价值的社会生产者。这些人正在做的工作往往不会反映在生产力数字或国内生产总值当中。然而，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他们的活动对于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大大小小问题都至关重要。元素2：非金钱回报

虽然人们通常是无偿提供这些微贡献，却收获了乐趣、同行认可以及归属感作为回报。显然，人们有金钱以外的动机，而社交建构正是利用了这些动机。社交建构的参与是由内在动机而非金钱驱动的，比如寻求归属感，参与一件有意义、好玩儿的事，或者如游戏研究者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l）所说“想名垂青史（achieve an epic win）”。市面上很多著作都是关于人的快乐源泉和奉献精神的，以及为什么事情在无偿的条件下往往会被完成得更出色。很多学科的专家对此都有研究，比如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艾瑞里（Daniel Ariely）以及游戏学家简·麦戈尼格尔。

麦戈尼格尔计算过，在全球，人们每周花在网络游戏上的时间加起来有30亿个小时。他们为什么用这么多时间来干这个？麦戈尼格尔写道：“游戏之所以使人快乐，是因为它是人们自己选择的艰巨任务，而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有意义的自我挑战更让人快乐了。”正如她所指出的，游戏时，我们实际是在用“能力极限”在工作。如果任务太简单了，我们就会觉得枯燥；如果太难，就会带来挫败感。人们在游戏中尝试、失败、掌握，最后晋级，从而获得一种持续向上的激励。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网络的不断“游戏化”（gamification），网络利用游戏机制和游戏形式吸引人们到网络平台上完成严肃任务，工作看上去不像工作，而仅仅像分享想法、解决难题或吸引客户体验。一些平台大大丰富了人类创新和发明的图景，因为它们让不同背景和思想的人群互相对话。例如，集体智慧平台远见引擎（Foresight Engine），是由未来学院为髓鞘修复基金会（Myelin Repair Foundation）开发的一个24小时游戏式创意生产网站，致力于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开发药物配方。包括企业管理者、教师、工程师、学生和患者在内的400多位全球参与者，与学者、政府和产业科学家们一起提出3 000多个想法。他们贡献、协作，一同去研究各自创意，创造价值，收获内在的精神回报。元素3：技术催生的社群性

显然，社交媒体平台与工具在很多成功的社交建构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除了实现沟通、传输数据和信息，它们也在社群内部建立起社会联系。保罗·拉杜和同事们每天使用网上论坛和社交媒体工具来协调工作、进行对话和制订战略。全球生活计划项目和BioCurious也是如此。可以说，如果社交本质没有这些新技术，新的协作形式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繁荣。对于格雷格·比格斯和他的同事来说，众筹平台Genomera的核心就在于在临床试验的过程中创建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和群体的搭建正是社交建构的核心。

过去，我们要求避免将个人和社交事务带进工作。可是新型的工作恰恰是关于社交和个人的。它依赖的正是个人联系和个人品位、才智甚至癖好的多元性。这种社交性不是传统的，它是有着某种强烈吸引或诉求的社交；它不一定会发生面对面交际和保持长期互动，虽然这些也常常是人们的动机或直接结果。在很多社交建构的活动中，人们互相连接，浏览彼此的数字足迹和身份，找出相似之处，确认对方的网上声誉，与其在线合作完成某一项目，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对方的知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基础设施引发了由一种新型的技术驱动产生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不总是，但常常会进一步加深社会关系。更多时候，这些联系带来的是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或完成某一项目所需的临时和暂时的社会关系。元素4：社群组织者，而非管理者

金字塔式管理理论建议，通过明确的层级安排和责任分工来激励和组织员工，实现更优业绩。但我在本书中所提及的社交建构先行者，没有谁是遵照这些规则来行事的。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为无法适应大型正式机构而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保罗·拉杜在朋克摇滚乐界混迹了多年；大卫·埃文·哈里斯在政治性组织中磨炼了很多技能，包括在绿色和平组织中做志愿者；埃里·金特里从未打算为大型机构服务。这些社交建构先锋们所做的事情更像是社群组织的工作而非管理工作。确实如此，这就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社群组织，不过是在新的动机下，使用新的工具。而且，相对于管理组织，他们的行为也更接近于组织社会运动，这导致贡献于社交建构的行为动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紧迫感和更宏大的目标。这种驱动也常常是为了解决某些特殊问题或源自发起者个人经验，才把他们变成了某种强大的理念倡导者。

社群健康网站CureTogether的联合创始人亚历克斯·卡迈克尔（Alex Carmichael）曾患上一种她的医生也诊断不出的痛疾。“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有同样的问题，并苦于缺少治疗信息”，这样的想法最终促使她建立了CureTogether。卡迈克尔通过自身经历，让更多的人得以了解和辨认这种疾病。

互联网让那些一直以来被压抑和被忽略的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此前他们只能独自承受、窘迫，或认为只有自己有某种问题。现在他们走到一起，成为一个群体，发出更强大的声音，并影响这个世界。很多重要和有远见的社会生产者正在探索这种强大的力量。元素5：大规模网络参与

很多著作都介绍了众人协作产生的集体智慧。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在《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学术研究，展现了很多普通人集合在一起，为很多问题带来了比专家方案更加聪明的解决办法。惠普社交计算实验室（Hewlett-Packard Social Computing Lab）的伯纳多·休伯曼（Bernardo Huberman）研究发现，依靠群众智慧能够有效预测一种新产品或一部新电影的市场效果，以及公司股票仓位。

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群众智慧，包括参与者的多元性、传统偏见以及社群成员关系的紧密程度等。然而，对很多任务来说，只要驾驭得当，大型人群网络的合作优势都要显著高于少数专家。一个原因是，大型人群将不同知识、专业和观点结合在一起，可以产生绝对多元性；另一个原因是人群常常能放大专家们的成果。举例来说，我的同事阿里尔·瓦尔德曼（Ariel Waldman）在不久前组织了“科学黑客日”（Science Hack Day）活动，把科学家、程序员、设计师和艺术家们召集在一起。一位科学家产生了一个把粒子加速器数据转换成音乐的想法，但他没有合适的软件和足够的设计能力来独立完成这个想法。在活动那天，他找到了一个包括设计师、程序员和作曲家在内的志愿者团队，和他共同完成了这个任务。

社交建构的能量如此之大，很多现有组织都试图利用它来重组或提升能力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出于各种目的创建社交产品平台，比如扩大内部创意管道，促进顾客与员工互动，或者靠近新的市场和受众。他们经常利用游戏工具来创建这些社交产品工厂。一个例子是著名设计公司IDEO开发的OpenIDEO.com，这个平台让人们针对“利用移动科技改善孕期健康”提出自己的方案，可以是有启发性的评论、照片，可以是新的商业模式，也可以是一段代码，不一而足。从分析挑战到提出原型、加入讨论，参与者都可以及时获得OpenIDEO平台的反馈。

还可以看看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家们创建的“消失的瓢虫计划”（Lost Ladybug Project）。这个项目邀请参与者找到本地的瓢虫，拍下照片，上传到网站上。对参与者来说，寻找瓢虫并拍照这件事充满乐趣，但他们同时也是在帮助科学家了解该物种地域分布的变化。在过去20年里，美国的一些本土瓢虫从常见物种变得非常稀有，与其他瓢虫呈现截然相反的异常趋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