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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乔治·范伦特(George E. Vaillant)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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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智慧试读：

心理治疗一直有着两方面的期待，一方面是试图去理解人的心灵，将每个人当作一个独特的个体，去理解人性的细微之处、探索人性的深度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试图进入科学的殿堂，得到科学共同体的承认。这二者往往有着很强的张力，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斯诺（C.P.Snow）就在《两种文化》中提到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2009年，卡甘（J.Kagan）论述的是“三种文化”，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三大学术领域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区分，其中，他给心理学家的定位是社会科学家。这大概是个既要两头都要讨好，却两头都不讨好的尴尬位置。

在更早的时候，雅斯贝尔斯也提出了“解释的心理学”和“理解的心理学”的区分，在现代心理治疗的一百多年历史里，这种张力一直存在，推动着临床理论家和实践家不断反思其固有位置。

心理治疗有着科学根据，21世纪被称为脑科学的世纪，神经科学和脑研究近年的很多研究为心理治疗的很多理论假设和操作技术提供了支持，也有很多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心理治疗的有效性。但心理治疗的临床操作又是非常的艺术，是一种基于科学的艺术。心理治疗不是匠人的活，不是喜剧演员的表演，也不是巫师的超自然仪式，是综合利用病人带来的信息及动力，让他发生积极的改变。它必须因人而异。看每一个病人，都是投其所好，投桃报李，使用个别化的原则，量体裁衣。

本书有着很好的科学性基础，同时以几十个真实的人生故事来佐证这种科学性。作者范伦特（George Eman Vaillant）是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学家，他是哈佛项目——成人发展研究（the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的主要领导者。这个项目是一个持续的前瞻性研究，也是本书的科学性基石。我们同济大学团队翻译了范伦特的继任者瓦尔丁格（Robert Waldinger）的一个TED-X演讲（什么是美好生活——哈佛75年研究报告），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半年间已超过700万人观看，这个数字也表明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在这个TED-X演讲里，瓦尔丁格聚焦于所有人都关心的“什么是美好人生？”这个问题，用两个长达75年的纵向随访研究的成果，强调构成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因素并非富有、成功，而是良好的心身健康及温暖、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

在哈佛成人研究的75年间，他们追踪了724位男性，年复一年，询问那些受访者的工作、家庭生活和健康状况。这724位男性来自两个样本，即268位哈佛学生样本和456位核心城市样本，后者的社会经济阶层和前者相比要低得多。范伦特还选取了90位特曼女性样本，试图来讨论性别对于心理健康的影响。范伦特认为，在这三个样本的追踪研究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成人发展路径，即首先是掌握亲密的任务，然后是职业巩固任务，最后是繁衍的任务。他认为在整体上这些任务必须按顺序掌握，因为它们依次要求自我达到越来越复杂的整合水平。范伦特通过一些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先达成亲密，那么他在工作领域是很难成功的；而除非个体首先在职业上取得成功，否则很难成为一名导师并且带着繁衍性的关心去成就他人。

这类似中国人所说的先成家后立业，因为职业巩固的内在要求是满足、承诺、补偿和胜任感，这需要个体首先能够学会建立亲密关系，用范伦特的话说就是以一种双方都能享受的方式使个体与另一个人互相分享自我。这种要求更多在于内心，而非外在现实。

范伦特有着积极的信念，他相信通常所说的青春期危机、中年危机、老年危机都只是发展的副产品。他认为，这种发展危机不可避免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在成年生活可以通过内化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来让自我变得成熟。在他的三个样本群体中，大约只各有10%的成员在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掌握这三个任务中的任何一个。范伦特在书中举了很多真实例子，有发展成功的，也有发展失败的，有些是发展开始成功而后停滞的，也有停滞到四五十岁后重新开始发展的。他给读者提供了不同的样板，读者可以在这些例子中看到自己及自己的可能。这就是他所说的自我的智慧，他认为自我的本质就是努力掌握、整合以及赋予经验以意义。

我于2011年受瓦尔丁格的邀请，在其研究所做高级访问学者四周，曾与退休后还常来工作的范伦特有过愉快的交谈。我认真研究了一位受试的卷宗，两大摞文档夹大概七八公斤重。可惜，我只从1941年看到1967年的随访资料就得回国了。行前忍不住要瓦尔丁格“剧透”一下，这位直到45岁还混得不怎么好的哈佛精英后来如何？他告诉我说，该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剧作家！许多好莱坞电影都与其有关。

作为和人类心灵一起工作的人，作为一个临床工作者，范伦特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疯狂的意义，是否精神疾病会带来更多创造力，是否精神方面的某些问题反而会带来灵感。这是大众的流行想法，如尼采、梵·高、伍尔芙、荷尔德林、海明威……这个名单可以列出一长串。本书的后半部分，范伦特通过对四位具有创造性的人物进行描述（弗洛伦斯·南丁格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娜·弗洛伊德、尤金·奥尼尔），从而给出他的见解：创造力需要的不仅是冲突，内在的痛苦绝不是创造力所必要或有效的因素，精神错乱与创造力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联系。

某种意义上，范伦特的这本著作是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结合，二者要进行有机结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二者的本体论存在巨大差异，一方面是要寻找规律，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则是要探索未知，进行理解。就量化研究而言，范伦特的方法主要是对前瞻性研究进行数据处理，以及回访，这里面的很多变量是人为进行设定的，统计处理也是较早的方式。就质性研究而言，范伦特还是潜在设定了美好生活的标准，即适应社会，对于这一点，也是见仁见智的。

这些争议的复杂性正如人类心灵的复杂性一样，每个治疗师、每个个体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通过自我的智慧找到。按照作家余华的说法，中国人在近四十年的剧烈社会变迁里走完了西方四百年的路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的价值观被撕裂、被重整。范伦特的这本著作并不完美，但它是非常好的参照。范伦特认为成熟和抱持环境的内化发生在成年，而不是童年。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在他11岁时自杀身亡，年仅44岁。范伦特现在已有82岁（2016），他以自己的生活证明了自我修复的可能，美好生活的可能！赵旭东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导世界精神病学会跨文化分会理事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中方主席中国精神科医师协会常委序言

心灵是自己的地方，它本身能够把天堂变成地狱，把地狱变成天堂。——约翰·弥尔顿《失乐园》

生命中常有无法承受之时。有时，现实让我们难以忍受，这时，大脑会用一些技巧来帮助我们渡过这些难关，比如歪曲内部现实和外部现实，旁人可能会指责我们的否认、自我欺骗，甚至不诚实。但是，这些心理防御创造性地重构了冲突的内容，使我们能够应付这些冲突并得以幸存。这种心理防御——就像躯体免疫系统一样——通过一系列的幻想来过滤痛苦，完成自我保护。

通常，这种理智和情感的不诚实是健康、成熟且富有创造力的。这种防御性的自我欺骗反映了自我进行的最佳努力，一种基于大脑整合性的最佳努力，以应对可能会压倒我们的各种生活事件。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自我欺骗会在我们的一生中不断演变发展，延续到成年，并不会止于童年。一些青少年适应不良的防御可以演变为成熟的美德。这种心理炼金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具有心理弹性的个体，在早年经历虐待和不利因素的影响之后，仍能够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简而言之，自我的防御可以是创造性的、健康的、安抚性的、有应对力的。然而，如果我们只是防御的旁观者——而不是运用者，就常常会震惊它们是多么的奇异。

六十年前，心理学家沃尔特·B.坎农（Walter B.Cannon）写了一本里程碑式的书，《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其中他描述了一种隐匿的消化道对悲痛的反应。他明确证实，我们身体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通过检查和平衡来维持身体的内稳态（homeostasis）——他用这个词来描述身体的平和状态。研究中，坎农采用了当时的一种新技术，X光影像，来监测这种迄今仍然不可见的生理过程。仿效坎农，我将本书命名为《自我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Ego），因为我相信人类心灵中对悲痛的不可见反应——由自我发展出来的防御——就像他所尽力阐释的自主神经系统一样，对健康来说是治愈性的、必要的。

和坎农一样，我采用一项新兴的科学技术——前瞻性研究，来收集人类生活的记录资料。我从成人发展研究（the study of adult development）中提取证据，这是一项对大样本人群从青少年期到成年期持续进行的追踪研究。这种纵向研究有助于实现自我防御治愈性力量的可视化。此外，数百名被试丰富的生活资料提供了统计学的支持，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个体生活。由于对自我的适应性自我欺骗（adaptive self-deceptions）与人类创造力的关系问题也很感兴趣，因此，我也调查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的生平经历。

本书中，我穿插了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大脑的（自我的）自我欺骗和否认的模式，有时这被称为防御机制。按皮亚杰的说法，对这些防御的调度部署反映了成年人为顺应（accommodate）生活所做出的努力。人们运用自我防御机制改变了对内部和外部现实的知觉，就如催眠一样。这些防御和认知的一些方面形成了妥协，可能会使人们极大地缩减对本能愿望的觉察，或极度坚持本能愿望的对立面，或阻碍自己对他人的道德感或认知。我会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个体对防御的运用能对自身的心理健康起关键性作用。

第二条线索是对创造力——一种人类特有的能力，即带给这个世界以前没有的东西——的审视。这种创造能力看似与自我的炼金术般的力量紧密交织，在混乱和悲痛中建立秩序和意义。这种创造能力可以使悲痛被一种难以理解的嗜好所缓和，它能够使自我欺骗作为美德而非罪恶存在。在皮亚杰的术语中，创造力反映了我们如何同化（assimilate）生活，如何接纳、支配并与他人分享生活。我们如何体验生活，如何倾吐内心，这都是创造力。

本书的第三条线索，是对成人发展的认识。对不同个体一生的研究使我们从横断面上重新认识了成人发展。这使我们看到人是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何破茧成蝶的。这使我们了解到个体的亲密能力如何使承诺成为可能，而承诺正是一份满意的职业认同感的必需，进而，职业满足又使繁衍性照顾能力成为可能。它也使我们认识到男性和女性都保持着这种从爱到工作再到照顾关心的发展顺序。

更重要的是，对个体一生的前瞻性研究显示出成人的心理弹性及持续的成熟化。弗洛伊德认为，生命的头五年决定了未来一生，这种观点令人失去希望。本书中我所引用的证据将让我们重燃希望。成人发展研究的资料显示，心理健康和防御选择不是静止的。防御选择可以在整个成年期不断发展，能把让人讨厌的沙粒转化为珍珠。而且，防御选择也并不取决于社会阶层、教育程度或性别。

现代精神分析认为，自我（ego）具备人类大脑的适应和执行功能，包括思维的整合、掌控能力、对内部和外部现实的理解能力。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观点，每个个体的精神过程中都有一种内聚性组织，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ego）”。“自我”一词强调思维的整合能力，以顺应和同化这个世界。

一方面，人格的发展和成熟发生于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交互过程中。另一方面，就像约翰·弥尔顿告诫我们的，经验不是大脑（和内心）发生了什么，而是大脑（和内心）如何应对经验。大脑如何处理这些经验，是自我发展的核心内容。

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自我发展发生于童年期。发展心理学家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描述了他对一名幼儿自我发展的观察：“在另一个场合，她是如此真诚地着迷于一种令人惊讶的亲密活动——这种有意义的活动——令人十分触动。”凯根强调，这种发展是社会性的：“我们生存和发展依赖于我们赢得他人关注的能力。”为了发展，孩子需要一位慈爱的照料者，一位能够为孩子创造一个唐纳德·温尼科特（D.W.Winnicott）称为“抱持性环境”（holding environment）的照料者——即能够为孩子提供稳固、安全的环境，使其自体得以成熟和发展。实际上，照料者的爱会逐渐留存于孩子的内心，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欺骗的能力，能把生活中的灰暗时刻转化为黄金，而不是转变成自我损害的歪曲和幻想。

但本书并不是在讨论关于孩子的内容。尽管凯根表达了一种担忧，因为青少年和成人没有那么经常“表现出这种令人触动的和自然的方式”，他认为这可能仅仅因为成人“不太能够看得见这些方式究竟意义何在”。本书是关于成人的，即那些几乎终其一生在关注和重复相似的脆弱且亲密活动的人。本书是关于成年男性和女性挣扎着学会如何爱、如何获得价值，学会探寻生活的意义、在混乱中建立秩序，也常常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如何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他们的生活故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案例来证明，成熟和抱持环境的内化发生在成年，而不是童年。

最后，问心无愧地说，我主张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保留精神分析这个“婴儿”。我希望提醒读者，我们不仅有大脑皮层，也有边缘系统，大脑无法与心灵分隔开。本书旨在消除一些认知革命中的过度部分，即精神病学医疗化的过度部分和一直所说的“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中的过度部分。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在他的认知革命简史中，提到认知科学家慎重决定剔除一些“可能对认知科学无关紧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情感因素或情绪的影响、历史文化因素的作用，以及出现特定行为或想法的背景作用等”。《自我的智慧》记录了我研究上述内容所付出的努力。

对人类生活的前瞻性研究让我们能够深刻认识心理体验，在大量男性和女性样本组中探索其相似及差异性。用精神病学家约翰·内米亚（John Nemiah）的话说，“很多人很难接受心理动力概念的有效性，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认知能力来理解理论，而是他们不能或不愿去看到这些理论所依据的临床事实。那些反对心理动力理论的人，拒绝将主观的心理体验作为值得严肃对待和研究的现象，进而他们不能看到或不愿允许自己看到”。本书引用的对众多个体长期前瞻性研究的资料，呈现了那些主观的人类心理体验。这对最顽固的经验论者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整本书中，我会指出发生在现实和记忆中的过去之间、在艺术家的生活和其创作之间、在当下现实和对其认知之间的歪曲。我旨在使隐藏的能够被看到，将弗洛伊德式人文学者所狭隘把持的潜意识概念恢复到弗洛伊德和让内在最初时候提到的动力学位置，使自然科学家能够再次理解这一概念。是时候把自我及其防御视为心理生理现实的一方面，而不只是精神分析信徒的论调了。1为什么要推崇人类的自我意识

试图掌控、整合，让体验有意义，不是自我的众多功能中之一，而是自我的核心。——简·洛文杰（Jane Loevinger）

不久前，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所游乐场里，我观看了人们玩过山车时惊险刺激的情景。过山车满载兴奋的游客，逐渐积攒速度，冲上环形轨道，悬浮地倒挂在顶端，游客张开双臂享受整个过程，我注意到他们体验到的是一种快乐、放松和喜悦。然而可以想象，对我自己来说，这种体验绝对是没有什么快乐可言的。我估计随之而来的，肯定只有躯体受到的冲击。过山车带来的压力可能只会让我体内的黏液囊积满钙质，胃内壁被胃酸腐蚀，冠状动脉内壁沉积胆固醇，免疫系统受到大量皮质类固醇的危害。这种体验会让我减寿数年。

通过什么样的炼金术，这些快乐游客的大脑缓解了那些只会激发我恐惧和痛苦的体验呢？即使我冒险加入他们，我们之间的差别也不在于对风险的认识上。毕竟，大多数时候，游乐场并没有发生什么糟糕的事。我知道这一点。我们意识上对压力管理的认知也没有什么差别。毕竟我是一个精神病学的教授，关于应激我也了解了非常多的内容。我能够和旁人一样，深呼吸然后想象出平静的蓝色珊瑚礁。这种差别也无关于我们所体验到的外部应激，因为当我们倒挂在离地面30米高的半空中都会有同样的无助感。差别在于，我们的心理、我们的自我及对体验的歪曲方式。

自我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比喻。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都很难用术语定义什么是一个好自我，或描述要如何测量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心理健康的概念是作为理论构架存在的，而非操作性行为。但是，即使我们煞费苦心地给出了心理健康的定义，自我仍然是机体中的神一般神秘的存在。

本书标题《自我的智慧》指的不是浮夸的智慧，而是中枢神经系统整合适应性的智慧。自我的概念表明了这种整合内部与外部现实、调和过去与现在、综合感受与想法的心理功能。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样，我用“自我”一词表达具备自我—保存、执行功能的自我。柏拉图提到的，驾驭两匹马的敏捷骑手：无私的道德和自私的本能。然而，自我也包含那些我们大脑能够进行的，但世界上最精密的电脑也无法做到的所有复杂行为。比如，对面部的识别、对签名和仿造的雷诺阿（Renoirs）（的画）的识别，这些任务远超过电脑之所及，只能被训练有素的人脑稳定地完成。

最初，弗洛伊德认为，自我就好比柏拉图所说的试着同时骑两匹马的骑手。被本我自私的冲动所驱使，被超我道德的枷锁所束缚，被现实所拒绝，自我挣扎着应对并降低这些压力，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和谐。自我试着延迟我们本能的行为：三思而后行。由此，它能够“中和”本能的驱力。这通常是一种逐渐的转化过程，但是，在皈依宗教的案例中，这种对延迟本能的能力发展也可能是突然产生的。

之后，弗洛伊德的自我模式进一步发展。个体的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同样具有威胁性。现在，与本我和超我一样，人际关系和外部现实也被认为对潜意识冲突有重要的影响。因此，自我必须控制四匹马：欲望、道德、他人和现实。

现代对自我尝试给出定义的，包括神经心理学家迈克尔·伽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研究那些通过外科手术被分割大脑左右半球的病人。伽扎尼加告诉我们：“对裂脑人的研究显示，左半球存在一个由一群模块所组成的系统，负责阐释行为、情绪和思维过程，在我们意识觉察的领域外采取行动。左半球的‘阐释者’构建了关于这些行为和感觉的理论，并试图为我们的意识建立秩序和统一。这是一个特殊的、独立于语言过程的系统，它似乎是人类大脑所独有的，且与大脑进行因果推论的特殊功能有关。”

伽扎尼加所探讨的就是“自体”（self），这个自体拥有主观的体验，有思想和躯体的感受。但自我没有经验，它是一个有组织性的心理结构，是整合的中枢神经系统集合。它仍然是不可见的，仅能够通过它的印迹被确认。我们可以看到并认可自我功能的结果，但是自我将永远保留其抽象性。

自我不只是为了适应和心理统合。它的智慧也包括防御、成人发展和创造力。自我发展的终极任务是智慧、关心和正义的融合，一种顾及他人的需要、权利和过往经历，如同我们留意自身的这些方面一样。这些自我的任务不仅包括对亲密关系的把握、对导师的认同，还有比较的能力、承受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自我使我们能够区分哪些是必须全力以赴去改变，哪些是必须坦然接受的。

当然，我对“自我”一词的阐述并不包括自恋。毕竟，自我中心（自我主义）和以自我为核心（强调自我功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找出这个介于无私和自私之间的、介于过于轻率的自我忽视和麻痹性的自我关注之间的重要领域。因此，自我的力量包含自我—照顾，而自我—照顾与无私或自私无关。更准确地说，自我—照顾必须从长远角度出发，延伸至一个既能够强化自我，又不会削弱他人的领域。适应性自我必须学会真心行善，自有回报，必须学会点石成金。但是就像过山车的游客们，自我也必须发展出一种判断正确的自我欺骗能力。而我们会看到，不管这种自我欺骗会把我们领向艺术还是疯癫，自我的炼金术简直是一项奇迹。

最后，自我发展与道德发展也没有什么不同。诗人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Arlington Robinson）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世界不是一座监狱，而是一所心灵的幼稚园，其中成千上万个困惑的婴儿试图用错误的积木拼写出上帝。”把“D”换成“E”，用那些幼稚园的积木拼写出自我，和拼写出上帝一样简单。请思考一下偏执和利他者的区别。两者都声称自己直觉地知道他人是如何感受的。其差别是利他者是正确的，而偏执者只看到他自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偏执可以发展为利他。随着适应性能力的成熟，偏执可以演变为共情，投射可以演变为利他，罪人可以演变为圣人。自我发展反映我们所做出的持续努力，使具有自我消减的投射罪恶演变为自我扩展的共情美德。自我发展的过程包含了自我欺骗，以及智慧和创造力的成长。

自我拥有一种卓越的、为了保护生活而进行歪曲（distortion）的能力。我已经提到，这种歪曲会以投射、利他，或者像快乐的过山车游客那样以解离的形式进行。好比安慰剂的神奇作用、对原始萨满的崇拜、人类的疯狂及艺术的力量，人类所具备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治愈性的自我欺骗能力，似乎是无穷尽的。的确，与杰出的生物学家沃尔特·B.坎农所说的“身体的智慧”，即身体对内稳态的自我调节能力相比，心理的炼金术可能更加奇妙深邃。很多环境刺激会危害我们的健康，只是因为我们所赋予它们的象征性意义。而其他刺激，像过山车，通过潜意识的适应机制让我们感到安全。美国著名的试飞员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强调的“良好的素质”，不仅源于毅力、压力管理和熟练的飞行指导等方面的功能。我们很多人都无法成为飞行员，很多飞行员也都无法成为试飞员，即使试飞员们也对耶格尔表现出的“炫酷”表示不可思议。即使耶格尔做到了全神贯注于他的内部和外部现实，他也在飞行中感到过害怕，而如果对这些现实哪怕只有片刻的疏忽，他可能就会丧命。他的自我智慧在于创造了一种积极有效的平衡，介于自我欺骗与精确鉴别内部和外部现实之间。用我们的日常用语来讲，这种微妙的平衡称为应对（coping），但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应对。

我们的心理会通过三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应对压力和危险。首先，我们能够接受他人的帮助：试飞员会接受共情和技术性的飞行指导。这种应对的帮助通常被称为社会支持，一般是自发性的。其次，我们能够调动自我能动性，学习自助的方法：试飞员能够通过演练来学习对压力和突发事件的处理。这种演练有时可以被称为认知应对策略。再次，我们可以运用自发的、潜意识的策略。精神分析称之为自我防御机制。就像不怕危险的过山车游客，第三种应对过程，亦即对防御机制的运用，是通过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改变了对内部和外部现实的认知。这种对现实的心理歪曲通常能够缓解焦虑和抑郁，并降低压力对生理和心理的消耗。

但是，防御工作并不只为了应对现实中过山车式的危险，也是为了应对危险的关系、欲望和禁忌。同时，防御机制能够缩减对本能的“愿望”、爱和欲望的觉察，也能够将人们的激情转换为其反面或者中性位置。请设想一下，9岁的男孩是如何躲开女孩们热烈的亲吻，转而热情地寻求中性的棒球运动。防御也能够模糊对文化禁忌的认知。设想一下，青少年能够忽略父母极度理性的禁令，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为自己的行为设立一些不同寻常的规则。

为了阐明这三种应对方式，也为了强调，本书中我仅集中探讨第三种，即最不易被察觉的一种方式，让我们先来看看自我智慧对压力的管理和坎农“身体智慧”对肺结核的处理这两种平行过程。为了应对一种传染性疾病，比如肺结核，病人有三种选择。首先，他可以从疗养院寻求帮助和社会支持，比如阿迪朗达克的特鲁多（Trudeau）疗养院或者托马斯·曼的魔山。在抗生素被发明之前，对肺结核的治疗是社会问题，治愈的部分过程来自从他人那里获得力量、希望和经验。应对压力也同样如此。如果我能握住一双温暖有力的手，我或许可以试着去体验一回过山车的疯狂。

其次，肺结核病人可以阅读最新的医学杂志，制定一套科学的治疗和康复计划。当然，这可能需要非常小心地尝试。学习对压力的认知应对策略非常重要，当前在美国已掀起一股“学习”压力管理的热潮。显然，这是我在游乐场学到的一课。我明智地选择不去买票，以躲过这无法言说的痛苦。

再次，病人凭借其身体智慧，身体能够自发激活白细胞并“无意识地”产生抗体来对抗入侵的分歧杆菌。以类似的方式，过山车游客能够不用努力也不用意志就从危险和恐惧中解离出来。心理的防御机制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一样。汉斯·塞利（Hans Selye），这位伟大的研究压力的加拿大学者写道：“压力可以扼杀我们。”他仅强调了等式的一半。更加重要的事实是，防御能够使我们幸存。

就像免疫系统能够抵御肺结核一样，自我能够防御压力。如果肺结核病人“恰当地”使用免疫机制，他的病就不会非常严重。但是，如果他的免疫系统启动过弱或过强，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确实，很多肺结核慢性并发症并不是源于传染性的分歧杆菌，而是源于机体与其对抗的结果。同样，很多被称为精神疾病的表现，仅反映了我们防御机制的“不恰当”使用。如果我们很好地运用了防御，就会被认为是心理健康、有道德、有趣、有创造性和利他的。如果我们运用得很糟糕，精神科医生会给我们下诊断，邻居会讨厌我们，社会也会给我们打上不道德的烙印。但我希望读者能够清楚地了解到，当我用这个传统的术语防御机制，说的是应对——适应。即使疯狂，也像我们的梦一样，反映了我们的自我挣扎着也要掌控、整合，让异常的大脑功能变得有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咳嗽或产生脓液，就可能会丧命。如果我们无法潜意识地歪曲内部和外部现实，就会陷入焦虑和抑郁。

但是读者们，要注意了。以上内容仅是本书的开篇几页，我已经开始试着用比喻来讨论科学了。在理解自我防御时，“机制”这个术语并不像免疫机制那样具体有形，“防御”并不是一种大脑活动恒定不变的生理模式。防御是一种描述性的比喻，以表示通过思维、感觉和行为等方式建立对现实的暂时遮蔽。防御涉及中枢神经系统最高级的整合性调节过程，无法简单地从日常的行为、思维和感觉中辨识出来。分歧即在于此。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一位非常有思想的生物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写道：“适应是所有科学最难解释的谜题：一种遗传上无法证实的，然而显然有用的概念。”要讨论这种现象，彩虹是一个有用的比喻。思维过于缜密的科学家可能会认为彩虹是一种幻象。确实，靠近看时，它们确实会消失。诚然，彩虹在空中没有实际的定位，也没有具体的起点和终点。但是和飞碟不同，彩虹会在照片上显影，每个人都看见过它。不过，对彩虹的——以及对自我防御的——充分赞美和确认，有时需要借助画家和诗人而非科学家的语言。

在我刚上班的时候，我所在的精神病学系主任提醒我，如果我打算给一年级的医学生讲防御机制，很可能他们会不感兴趣。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深奥原理应当在后阶段的精神科训练中被涉及。他错了，因为相信潜意识心理防御的人不再仅仅局限于那些虔诚的精神分析理论信徒了。国家元首知道投射，生态学家自如地提到置换，传记作家及目前越来越多的社会历史学家也早已熟悉升华和压抑。

然而，学院派心理学普遍上始终保持对潜意识，特别是对防御机制的怀疑。“认知革命”已忽略了防御，只在最近，当代实验心理学才探索着要重新使用一种语言来描述调节性的自我欺骗。这种误解既源于苛责的，也许有时是有限的学院派心理学的经验主义，也源于精神分析学派给出的自私借口以忽视经验主义。

对防御机制的质疑在很多方面是毫无根据的。现代实验心理学家们常会忘记弗洛伊德一开始也是科学经验主义者。很多现代心理学家尝试研究人格的过程，就好比只通过阅读台词就希望能理解歌剧一样，而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我们也需要参与音乐本身。在形容落日余晖之绚丽的科学现象或心碎欲绝的悲痛时，约翰·济慈（John Keats）、朱塞佩·威尔第（Guiseppe Verdi）和威廉·莎士比亚的比喻确实比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或伯尔赫斯·斯金纳（B.F.Skinner）记录性的散文更加简单出彩。弗洛伊德一再重申，人类会守护自己免于看不见或不可控力量的侵扰。现代科学对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研究使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无可置疑。好消息是，心理学家最近已开始重新探索防御机制。但是，他们的术语与我的区别是：他们尝试让这些防御操作化，比如“自我欺骗”“安慰性否认”和“认知调节机制”。

同时，对防御机制的质疑在很多方面是完全有道理的。在对防御进行概念化时，弗洛伊德犯了很多错误。首先，他认为防御只是病理性的，完全的分析应当意味着放弃防御。进而弗洛伊德认为防御并不总是平衡稳定的，也并不总能够使哪怕心理最健康的成人免于焦虑和抑郁的困扰。其次，他误认为所有病理性的防御都源自童年期。另外，由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历史原因，弗洛伊德认为防御只与性冲突相关，而忽略了防御对攻击、悲痛、依赖、亲切与快乐的重要调节作用。最后，由于仅孤立地研究诊室里的病人，弗洛伊德忽视了自我防御在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他过于强调心理学中的驱力，却很少关注关系。其他人，像梅兰妮·克莱茵、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奥托·肯伯格都致力于扩展弗洛伊德对防御认识的局限性。他们教会了临床工作者认识防御如何调节和歪曲外在关系和内化表征，就如认识防御如何调节内心的驱力和情感。

19世纪，生物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开始能够严肃看待弗洛伊德对防御机制的阐释。到19世纪末期，人们首次认识到大脑从解剖学上来讲是独立分区的感觉器官，由单个细胞构成，可以通过染色、置于显微镜下观察其组织形态及连接。1897年，查理士·谢灵顿爵士（Sir Charles Sherrington）证实这些细胞通过突触相连，并形成感觉束。

谢灵顿和其他人的发现使得一位训练有素的神经科医生，弗洛伊德，证实大脑是有欺骗性的——在中枢神经系统正常的情况下，“癔症”病人出现瘫痪性感觉缺失和中风的症状。比如，只要把手的“真性”感觉束的分布标记下来，神经科医生就能够证实手套状（而不是从肘部到指尖）感觉缺失的病例是缺乏生物学基础的。这些感觉缺失是病人想象中自发产生的。但是，这些病人也并不是故意装病，因为他们不会避开针扎的刺激。整合的神经系统会练习适应性的，甚至创造性的自我欺骗。病人能够在催眠的状态下感觉不到拔牙的疼痛，并且能够谈论这个过程。20世纪，神经生物学确实证明了弗洛伊德大部分关于梦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弗洛伊德基于19世纪神经生物学知识所写的很多著作仍然是生物学的经典之作。

弗洛伊德也指出，只有诗性的科学才能够做到理解人类的冲突，那些冲突大多数是非言语的，而我所指的诗性是承载情感的（affect-laden）。这种科学需要在意识上对非语言的感觉和情感色彩保持诗人般的想象和敏锐。用社会生物学家兼诗人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的话讲，“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潜意识’确实是一种非凡的比喻性构造。伴随情感的起伏、深刻体验的蓄积、身体和迸发的感受表达印记的融合，它（潜意识）能够形成梦境、失误、信念、症状、一贯的言行模式，然而对其机制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但潜意识其实是一种误称。它仅仅指那些我们缺乏足够语言和理解的人类体验。

不管怎样，现代实验神经生物学支持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冲突的比喻，更重要的是，这种冲突能够在实验中被复制。实验室里，心理学家能够证实有意义的心理活动能以非语言的状态存在于大脑。研究表明，大多数人的语言和逻辑分析能力定位于大脑左半球。迈克尔·伽扎尼加通过外科手术分离病人左右脑半球，研究在不知道右半球看到什么的情况下（负责言语、逻辑的）左半球会发生什么。他在一项研究中发现，我们给右半球呈现一系列电影片段，内容或者暴力或者平和。我们使用一种装置，保证向被试右半球持续呈现视觉图片的同时，其眼睛固定在某一点上。电脑系统精细地追踪眼睛注视的位置，如果它们从固定点移开，电影就会自动断电关闭。比如，一次测试中，向右半球呈现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扔进火堆。她（具体来讲，是她的被手术分离的左半球）反馈道，“我不太清楚看到了什么。我想只是一片白光。可能是一些树，像秋天红色的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确实感到某种恐惧。我感到心惊肉跳。我不喜欢这个房间，可能是你让我感到紧张。”然后她说，“我知道我喜欢伽扎尼加医生，但是现在我因为某种原因害怕他”。很显然，与影片相关的情感基调从右半球传到了左半球。左半球并不知道电影内容……但仍需要处理它。左脑阐释者编造了一个故事来解释大脑新感觉到的状态。

这位女士承认看到的只是秋天的树叶、火的颜色，但它们确实让她紧张。精神分析师可能将她的反应称为压抑，不过这种解释可能显得太不信任大脑整合的能力了。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精神病学家研究证明，随着压力的增加，肾上腺分泌的皮质类固醇（皮质醇）也会增加。通过监测血液中的这些类固醇的浓度，科学家似乎找到了一种客观的方法来测量压力。如果第一次离开家进入大学或进入医院会导致血类固醇的轻度升高，科学家们会问，什么样的压力可能会导致它的急剧升高？研究者把研究场所从华盛顿安静的实验室搬到越南战场。试图研究在战斗前线枪林弹雨中的环境中，人们的血类固醇水平会怎样？为了查明这一点，研究者收集了越南前线士兵的尿液样本，并送回华盛顿进行检测。研究者会对那些经检测皮质醇水平没有升高的前线士兵进行访谈。他们解释说，在前线阵地感到非常安全，并认为真正处于压力中的人可能是驾驶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们。后者的尿液样本也被收集、检测。同样，他们的皮质醇也没有升高。当被问及为什么时，这些飞行员指出，飞机可以灵活地躲避敌人的射击。他们建议研究者如果想研究压力，或许可以去采访一下前线阵地的士兵。每组人都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到压力，他们的身体也相信这一点。换句话说，20世纪的内分泌学家们找到了证据，适应性自我欺骗的激素变化和19世纪神经学家发现的痛苦及各种感觉之下出现的生理变化是同一类的。

迈克尔·路特（Michael Rutter），一位著名的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师及儿童心理弹性的研究者，指出仅仅关注压力源、剔除保护因素，这无法解释不同个体应对压力时的显著差异。他指出“常常可以看到，即使处于最严重的应激和最艰难的困境，大部分孩子也不会屈服……即使各种生活事件的扰动会增加抑郁的风险，大多数人通常也不会变得抑郁”。换言之，因为免疫系统（即他们的防御机制）能力的不同，个体对传染的抵抗力（即他们应对压力的能力）也有显著差异。压力不会扼杀我们，因为防御使我们得以幸存。

如果我承认防御是彩虹般的幻象，我最好也证明一下防御和彩虹一样真实，并且还重要得多。如果我想保留弗洛伊德学说的这个“婴儿”，我必须小心地倒掉洗澡水。幻想、诗意、自由联想都是弗洛伊德所信赖的，但是它们容易被误解。毕竟，我们必须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沙发上离开，像伽扎尼加那样，在实验室或者更好是在现实世界研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本书中，我应当将如诗的案例化为数据表格，但无论科学如何值得尊敬，也还是需要强调表格对于彩虹和人类自我的解释局限。总之，当我列举案例时，自我的现象将会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大部分案例都来自哈佛成人发展研究，我将在第5章具体介绍。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下防御机制——自发性调节应对过程——的一些基本属性：

1.防御反映了创造性的整合。大脑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知觉，且并不仅源于外部现实。从这一点来说，防御行为与艺术类似。

2.防御是相对潜意识的，其使用也是相对自发的。

3.防御会歪曲内部和/或外部现实。

4.防御会歪曲情感与思维之间、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

5.防御多数情况下是健康而非病态的。

6.防御常会让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本人却感觉不到。

7.随着时间的推移，防御会逐渐成熟，并从心理“疾病”发展为心理健康。

让我来提供一种防御的形象例证——一张彩虹图片，如果你愿意，通过我的显微镜（哈佛成人发展研究）进行观察。研究中，我采访过一位内科医生，他接受该项研究达三十年的时间。他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到了他的爱好：在地下室进行组织培养。然后他继续激动地告诉我，其中一些细胞取自他母亲腿部的一处伤口。他觉得自己对组织培养的爱好是世上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当我把他的爱好讲给另一个人听时，当然没有像这位医生那样带着一种充斥着房间的不安笑声。对方觉得，这位医生，像一个孩子养花似的在地下室培养他妈妈的细胞，这很罕见，甚至是病态的。简而言之，这位医生觉得自己的行为很正常，旁观者则视其怪异，就好像我们经常认为别人的宗教信仰、政治和梦是不合适的。因此，他们会笑。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某种特殊的爱好。对这位内科医生的爱好需要说明的是，临近访谈结束时，他告诉我——用一种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妈妈三周前才去世。当得知他对她的爱之深切时，我问他如何应对她的去世。他说，自己是一名医生，得花时间去安慰父亲。意识层面上，这个男人理性地——他非常擅长理性思考——认识到自己在承受失去母亲的悲痛的同时，需要去照顾另一个人。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用利他行为作为应对策略。如果我仅仅对意识层面的应对策略感兴趣，我可能也会把他对其母亲去世的应对方式归为利他。不同的是，我认为其安慰的力量源于一种他自己可能都没有察觉到的关联。我推测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妈妈还活着并住在他的地下室，这种想法可能是隐秘的安慰源泉。显然，他描述职业爱好时的那种积极和热情常常是人们对某人或对艺术的态度。他讲述母亲去世时的温柔，就好像是在描绘秋天叶落之境——或组织培养。

简而言之，防御是创造性的、健康的、安抚性的、有应对力的，并常会让观察者彻头彻尾地感到冲击和怪异。但这是为什么防御——像免疫机制一样——提供了适应，也是为什么防御通过对痛苦提供一系列过滤网和自我欺骗的机制来整合体验的原因。防御创造性地重构了冲突的来源，使之变得能够被掌控。一方面，一个长大的孩子把对过世的母亲的真实之爱，转向他喜爱的组织文化。自我心理学家常称这一过程为置换（displacement）。另一方面，医生们发现能够用这种理性的、知性的兴趣进行组织培养，并承受病人的去世，这种兴趣与他母亲的去世有关。自我心理学家常称这一过程为情感隔离（isolation of affect）。跟投射、解离一样，置换和隔离也是防御机制的常备剧目部分。

防御源于创造性的整合。防御常体现在绘画、梦、恐惧、幻觉、幽默和宗教体验上。同样，防御是兴趣行为、疯狂和艺术的基本结构模块。它们有助于我们对善和恶非理性部分的理解。但即使防御对冲突进行整合、解释和控制，它们仍然很难被描述。就像彩虹和流星，时隐时现。

防御，无法像构成有形世界的化学元素那样，被规整到一个周期表里。毕竟，创造性的整合是大脑活动最高级的产物。就像我们不能认为莫扎特的神奇音乐只是一种大脑神经回路的误连，或是被一位出色的、有音乐天赋的父亲社会化的结果。类似地，我们非常了解水晶形成的物理过程，然而我们无法完全分析雪花形成的复杂性——每朵雪花都有唯一的结构，这是一种独特魅力的创造。解释莫扎特或雪花的艺术，远比解释神经元和水晶形成复杂得多。

不管怎样，我也要试着将防御系统化。我试想它们是真实的、能够像颜色一样被分类——彩虹的颜色。实际上，下一章我将列出防御的类别周期表。但就像彩虹的颜色，而不像化学元素，各种防御之间是互相融合的。一本辞典里收录了大量有关颜色的词汇，心理学著作也收录了各种关于调节应对过程的专业术语。但是不管我们的语言对颜色、对自发性调节应对过程的描述有多么别具一格，彩虹和创造性适应都是真实存在的。

防御是“潜意识”的。如果防御的歪曲作用像梦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它们对运用者来说是不被觉知的，也很难有说服力，就像哥伦布的反对者不相信地球是圆的。我采访的这位内科医生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性，即他对这种爱好的热情和他叙述母亲去世时的平淡。而看到这一点可能会破坏他自我欺骗的实用性。防御，很必要的一点，是“潜意识”的。不是说运用者没有觉察到这种防御行为，而是说运用者没有辨识出这种行为是一种防御。

如果我们明白，自己正在用一种防御，它就不起作用了。牙科医生会在催眠下进行治疗，如果我们打破这种恍惚状态并提醒病人疼痛，治疗过程将会非常煎熬。如果这位内科医生觉察到自己的爱好和母亲去世之间的联系，他可能会痛哭流涕。然而，我们必须谨记，潜意识是相对的。认知心理学家能够通过想象实验告诉我们，最舒适的自我欺骗也只是部分被压抑。比如，在我们吹灭生日蜡烛之后，许愿的内容是不会告诉别人的。秘密增强了自我欺骗，幻想仅在秘密状态时才具有安慰性，而自我欺骗也只是片面的。

防御会歪曲、否认并压抑现实。防御通过改变内部和外部现实来实现否认和自我欺骗。听到某位心爱的人或名人突然去世，人们正常的反应是“哦，不！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一个关于否认的更戏剧化的例子是，我熟知的一位全科医生患上巴比妥类药物依赖。严重的药物依赖导致他口齿不清、步态不稳、水平眼球震颤，以及病因不明的癫痫发作。这位医生因为成瘾无法面对他人或自己，他求助于一位神经科医生。他的神经科医生无法相信（如果相信的话，可能会焦虑或抑郁）自己的同事对巴比妥产生依赖，暂时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同样会有类似症状的诊断——脑肿瘤。那时，计算机辅助断层扫描（CAT扫描）技术还没有被用于临床检查，诊断的方法是把气体打进病人的脑室。这就意味着需要在病人的头颅上钻个洞，把针插进大脑。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成瘾，就这样让自己的脑袋被钻了个洞——一种完全没有必要和偏离的诊断过程。这位全科医生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明显的歪曲或对外部现实的否认。不像我所提及的置换（内科医生）和解离（过山车游客），我们常将这种对外部现实的忽视与精神病状态联系在一起。然而在这个例子中，这位全科医生并没有疯，只是有严重的巴比妥依赖和极度的羞愧感。

防御会改变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关系。防御能够改变情绪和思维之间的联结，以及产生情绪的本人及所指向之人的联结。情感，被认为是有情绪色彩的心理表征，已被证明由大脑边缘系统或嗅脑——仅存在哺乳动物中的一部分高度发展的脑区——产生。爱与恨、恶心的气味和伤感的歌曲、唤起的记忆和癫痫前兆等统统被哺乳动物的大脑颞叶（边缘系统）精细地加工。相对而言，思维、逻辑心理过程，以及抽象形式认知被认为是唯一得到进化的人类脑皮质所负责的内容。

颞叶或边缘系统的脑区专门负责情绪认知。脑海中对另一个人的记忆与某种气味、旋律相关。但是，我们对一个人气味的记忆方式和对其名字的记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对歌曲旋律的记忆方式和对歌词的记忆方式也是不同的。前者更容易使我们哭泣或歌唱。这是情感的属性。一种情感能够将某种感觉和某个客体（通常是一个人）永远地联系在一起。自我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平衡和调节哺乳动物特有的边缘系统及人类特有的大脑皮层之间的交互过程。

图1用图解的方法阐释了前文那位内科医生整合感受和想法时产生的心理歪曲，他是如何用组织培养这种爱好来防御悲伤的。通过他这种特殊的防御方式，想法和情绪的移位得以实现，精神科医师称之为隔离和置换。图1 一种适应性心理工作模式，阐释隔离和置换的防御机制

图1中阐释的大脑思维模式——有时是指弗洛伊德所指的“地形学”模式——提示防御机制的任务是缓解内科医生的内心冲突。有四个部分：主体、客体、想法和感受，防御通过系统性交替的意识觉察到其中一个或几个部分来实现其功能。图1中，一种想法（丧失）与其情感（悲伤）是分离的，情感被移除（隔离）到意识之外。另一种想法（依恋）与其情感（爱）从去世的重要人物身上被分离开来，转而再附属（置换）到依然存活的、更加具有中性色彩的组织文化上。第一个过程通常被称为隔离和继发性置换。图示设定，一个层面是觉察到的内部和外部现实，另一个更真实的潜意识层面是没有被觉察到的，即“被压抑的”（repressed）。但要注意的是，我这里提到的“压抑”（repression）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第2章我会重新定义狭义上的压抑，即作为一种特殊的防御机制，情感是能够被意识到的，但与相关的被压抑想法分隔开了。有时，弗洛伊德将此加以区别；而有时，他却用“压抑”这个词来指代所有防御过程。当我们读到第2章时，就会发现语义学解释防御之困难重重。

防御是健康的。不管对观察者来说防御是怎样的混乱、病态、罪恶或非理性，这些都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来自一个完好无损的、运转的大脑。就本身而言，防御并不是疾病的证据。在免疫系统的例子中，不管结果是怎样的适应不良，防御也都是被用来应对的。“防御”和“应对”的区别有时是武断的，就像很难区分不健康的痤疮脓液和健康白细胞吞噬入侵细菌之间的差别。引发防御和动员白细胞的情境是危险的，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应对。而适应和适应不良的区别常常是被旁观者一一看在眼里的。

这些明显非理性的、自我欺骗式的防御，和负鼠装死、母鹌鹑装作翅膀受伤从灌木丛中逃跑一样，是健康的。只有拥有健康中枢神经系统的负鼠或鹌鹑才能完成这样的欺骗。斯大林和希特勒很可能就是严重的偏执狂。我们可以称他们的投射是“病态”的，但这两个人又确实属于20世纪最有天赋的领导者之一。与有明确大脑损害的但更道德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和伍德罗·威尔逊相比，他们对投射的运用和他们的心理行为，不管怎样的怪异和对他人具有破坏性，都使他们成为更有效的领导者。前两位因为疾病（分别是嘌呤症和脑中风）而失去能力。斯大林和希特勒通过对大脑功能纯熟的运用，偏执性地歪曲了内部和外部现实，而变得对社会更加危险，如果说他们不是聪明，那也算得上太精通防御的运用了。

防御机制的运用很像发热、咳嗽和白细胞的作用。我们会为发烧或生疥而担心患病，但没有这两样我们无法生存。唯一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精神科医师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 von Jauregg）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发现接种疟原虫可以治疗麻痹性痴呆（神经梅毒）。其原理是疟疾发作性的高热能够杀死引发梅毒的螺旋体，并阻止病人的疾病。病理性症状和发热是为健康服务的，同样，防御机制也是为了保持内稳态，使人们面对突发的冲突时免于深陷抑郁和焦虑并无法自拔。

我认识一个8岁男孩，在新罕布什尔州攀爬查克鲁瓦山（Mount Chocorua）时，爬到距山顶只有275米时他出现双腿无力和抽筋的症状。剧烈疼痛使他无法移动双腿，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坐下来。不可思议的是，半个小时过后，当探险队其他大一些的男孩子成功登顶准备下山回家时，这个8岁男孩就像拉撒路（Lazarus）死而复生一样，又能走路了。一旦他们准备下山而不是上山，他麻痹的双腿就能够无痛地运动了。这个男孩没有生病，只是觉得很无聊、疲惫，处于劣势。他并不是故意装病逃避，他的麻痹完全符合典型的神经系统症状立行不能（astasia-abasia），也同样符合令人生畏的精神病学诊断癔症性转换反应。但不管如何定义他的防御行为，都是在服务于适应，而不是疾病。

防御常会让旁人觉得怪异。对旁人而言，防御以一种怪异的、绝对给人深刻印象的方式呈现，通常是明显不合理的。观众听到内科医生的组织培养时常会报以不安的微笑。这位8岁男孩的登山同伴开始也很焦虑，之后是不高兴。旁观者看到这种无意识的举动，会尝试更正或指责运用防御者。而后者对指出的防御行为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辩护这种行为纯属偶然。然后，他可能会理智化并“解释”为什么他的行为背后存在一个合理的动机。接着，如果继续被面质，他可能会变得焦虑、愤怒或抑郁。因为放弃防御就意味着要面对冲突。没有防御，过山车游客和内科医生都会变得非常烦躁。

旁观者可能会认为运用防御者的防御很笨，或邪恶，或病态。所有这些反应都像斥责孩子打喷嚏一样无用。我们既不能责备一个肺结核病人咳嗽，也不能忽视咳嗽所预示的内部状态紊乱。类似地，我们既不能责备自我防御机制合法的怪异是一种过失，也不能把它们忽略为小概率事件。就像肺病患者的咳嗽，我们也必须关注情绪障碍人群的怪异行为。自我的智慧，就像身体的智慧一样，只有先理解它，然后才能试图干预它。

理解防御机制对任何形式的咨询或心理治疗都很关键，因为通过理解防御机制，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人们会表现得不理性。关注防御能够训练我们去发掘现象的本质。比如，如果知道潜藏在恐惧之下的置换，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一直去追问病人他们害怕的具体对象是什么，很可能无法找到他们恐惧、焦虑的来源。相反，我们必须看到他们痛苦来源的其他方面。

一旦我们开始意识到防御的存在，我们会发现运用它们的人无处不在，包括我们的朋友、邻居和亲戚。恰当的反应不是叫喊“发现你啦”，也不是担心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相反，通过理解防御，我们通常能掌控其他人让我们感到困惑的东西。当理解了这些不理性行为的原因，我们会变得不太具有评判性，并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如果我们坚持指出人们的防御，我们必须能够承担他们随后的焦虑。没有人会在内心完全暴露的状态下感到舒服。

另外，为了理解防御也需要看到很多案例中具体的精神病性诊断和疾病是不存在的。就像阿道夫·迈耶尔（Adolf Meyer）建议的，大多时候精神病学家处理的是反应（reactions），而不是疾病（diseases）。引发人类悲痛的事物很少像细菌一样特殊。保险公司目前不会为客户或精神科领域提供疾病之外（比如不舒服之类）的赔偿。另外，有时痛苦应当用于引导我们找到最初的诱因，而不是不加思考地一味消除它们。因此，内科医生不再不假思索地去用药物治疗病人的咳嗽和腹痛。相反，他们会去寻找原因——卡在气管上的鱼刺或者需要摘除的发炎的阑尾。这种寻找原因的思路对很多所谓的焦虑和重度抑郁障碍可能是很必要的，那些可能只是一些源于未被觉察的痛苦的症状。症状和防御一定不能和疾病混淆起来。

在试图弄清一种防御的性质和现实的时候，我希望从一开始就列举出会出现的问题。坎农提出的身体内稳态的智慧涉及的是具体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防御机制和自我智慧涉及的是如彩虹般短暂的过程，如描述雪花晶状网格时的变化多端和困难重重。坎农研究发现，单一的神经系统在肠道呈清晰可见的线状分布。相比而言，防御机制是创造性的、极其复杂的中枢神经系统之产物，其特点是全息影像般的、整合的、易消散的。

为了看见并调节身体的内稳态，坎农借助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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