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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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如何于复杂困境做正确决策？靖康之难的北宋亡国教训！一部帝国衰亡史，一份现代启示录)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汴京之围：北宋末年的外交、战争和人
作者：郭建龙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7月
ISBN：9787545549447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楔子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三年
在缺乏机械的古代，即便是皇权，在自然面前仍然是渺小的。
在颐和园中，有一块叫作青芝岫的巨大北派太湖石。这块石头长8米，宽2米，高4米，重量大约为30吨，如同一座巨大的屏风摆在乐寿堂前的庭院里。当年，这块石头发现于距离北京城几十公里外的良乡。如今，一个中型吊车和一辆重卡，可以轻松地将它运送到陆地上的很多地方。
但在并不遥远的清代，还只能利用人力、畜力和简单机械，30吨的重量就成了巨大的负担。最初发现石头的人为了移动它而倾家荡产，只好弃置道旁。乾隆皇帝也是动用了皇权的力量，才将石头移入颐和园中。
但如果是一块更大的石头呢？[1]
比如，大约在北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从南方的太[2]湖中就发现了一块巨型太湖石，大约有15米高（约合五层楼），需要近百人手牵手才能将其环绕。凡是见过这块石头的人都会被它巨大的规模惊到，不由自主产生崇拜之情。石头也不是移往几十公里外，而是从太湖到千里之外的北宋首都汴梁（现河南省开封市），当时的人们又该怎样才能完成任务呢？
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叫作朱勔的人，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能够推断出朱勔是如何做到的。
最好的太湖石是出于太湖水中，保留着水流冲刷的痕迹，这块大石也不例外。当人们潜水发现石头后，会绑上绳索，清掉淤泥，用大船将石头拖出水。但用船拖的办法对小石头都非常不易，更何况是大如居民楼的巨石？
普通的船已经不够用了。根据记载，中国古代淡水中的船只最大载重量为2000石，实际使用载重量只有四分之一，也就是500石，大约折合30吨，只能勉强载得动青芝岫规模的石头，对于更大的则无[3]能为力。
为了移动这块石头，必须建造更大的专用船只才行。
船建造完毕，将石头拖出水，才是运输的第一步。
接下来要考虑的是保护石头。在运输中难免磕碰，但太湖石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身上布满了孔洞，让人们充满了浪漫的遐想。一旦这些孔洞损坏，价值就打了折扣。为了避免损坏，必须首先用胶泥将石头上的孔洞填上，外面再用掺了麻的胶泥敷上厚厚的一层，做成圆圆[4]的球形，放在阳光下晒结实了，才能继续运输。
这么重的石头陆路运输是不可能的，只有继续走水路。接下来，必须用大木头做成滚轮，将石头装船。运输船从太湖出发，进入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河段，从江南河北上进入长江，从长江岸边的江都（现江苏省扬州市）进入京杭运河的淮扬河段。从运河转入淮河，再顺着淮河的支流泗水北上，到达徐州附近水域。在徐州，石头将开始它的最后一段，也是最艰难的旅程。
北宋时期，从徐州到达首都汴梁的河段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小河：汴河。
汴河的历史很长。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值楚汉相争时期，刘邦、项羽有一次议和，双方约定以一条叫作鸿沟的小河划定边界。鸿沟其实是一条人工运河，它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由魏国开凿。魏国的首都在大梁，也就是后来的开封（汴梁），魏国通过开凿鸿沟，将黄河的水引到首都，再向南汇入淮河。另外，在淮河与长江之间早就有一条春秋时期吴国开凿的运河邗沟（后来成为隋代大运河的淮扬河段），鸿沟—淮河—邗沟就沟通了长江和黄河，而汴梁（大梁、开封）就成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著名城市。
鸿沟经过千年的演化和修整，到了北宋就成了汴河。北宋时期，汴河的流向是从荥阳附近的黄河将水引入，经过首都汴梁，再向东汇[5]入泗水，通过泗水的自然河道进入淮河。
汴河是宋代交通的大动脉，承运了绝大部分供应朝廷的粮食（漕[6]粮），占全国总运力的80%以上。由于漕粮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承担着养官和养兵的重任，汴河也就成了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
北宋著名文学家沈括的哥哥、龙图阁直学士沈文通曾经作过一首诗，反映朝廷对东南漕粮的依赖：“漕舟上太仓，一钟且千金。太仓无陈积，漕舟来无极。畿兵已十万，三垂戍更多。庙堂方济师，将奈[7]东南何？”
虽然汴河运力如此重要，可这条河流却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水太[8]浅了，许多河段只有不足两米深，宽不过十几米。站在运河边，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条小河沟竟然是整个中央帝国的经济命脉。
不仅水浅，由于冬天黄河结冰，运河失去了水源，所以只能在春天之后使用。在汴河中运送漕粮的船也很难借助水力航行，许多时候只能靠纤夫拉船——在运河两侧都设有专门的纤道，禁止人们占用。这对于船的载重量更是巨大的限制。
更麻烦的是，运河上有许多桥梁。大部分是传统的平桥，桥洞非常低。除了平桥之外，汴河上还有不少拱桥。北宋发明了另一种不需要桥墩的桥——虹桥，如同一座彩虹从此岸飞到彼岸。拱桥和虹桥比起平桥来，可以通行更大的船只。
但即便是虹桥和拱桥，拱高最多也只有十几米。比如，著名的赵州桥拱高只有7.23米。建于明代的杭州拱宸桥，已经算古代最高的桥之一，其桥高也只有16米。桥这么高，还得益于河足够宽，如果河[9]很窄，那么桥洞将只有几米高。
汴河上的桥大都只能允许不大的漕船通过，装载巨石的特殊船如同是一个庞然大物，能够挤进小小的汴河已经不易，更别提通过这些桥了。
除了桥之外，汴河还经常从城市中通过。北宋时期的许多城市都有水道，让河流穿城而过，在城墙上专门开有水门供船只通过。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运送城内的物资。
但城市的水门也往往只有几米高，依然无法通过巨石。
到底怎样才能保证石头的运输呢？这一点并没有难倒朱勔，他可以动用整个中央帝国的人力、物力来保证任务完成。
根据史料记载，由于船太重、汴河狭窄，朱勔动用了数千民夫在岸上拉纤。经过桥梁时，将桥梁拆除，到了城市的水门，将水门上的[10]城墙扒开豁口，保证船通过。
几个月后，这块巨大的太湖石终于在“百折不挠”的精神下被运到了北宋首都汴梁。
当时的汴梁城分为外城、内城和皇帝宫城（也叫大内）。内城在外城的中央，而大内又在内城的中央。汴河从外城穿城而过，经过两个水门，分别是西水门和东水门。从西水门到东水门外七里的地方，一共有十三座桥梁，其中有三座桥是虹桥，可以通船，其余的都是平[11]桥，无法通船。因此，到了汴梁城外，必须从船上卸下巨石，依靠畜力运送进入首都。
石头进入首都时，恰逢北宋首都汴梁的一个建设高峰期。在位的皇帝宋徽宗是一个爱好艺术的人。大内本来是皇帝的宫殿和帝国官僚的办公区，但宋徽宗却总感觉大内不够用，于是开始大面积挤占内城的区域。
宋徽宗对于建筑的喜爱与道教有关。他刚即位时缺乏男性继承人，一位叫刘混康的道士告诉他，这是因为京城东北角太低了，需要稍微垫高一点。宋徽宗照着做了之后，突然间男丁兴旺起来。这片垫高的[12]地方，就成了一片皇家园林。从此以后，在道士们的影响下，加上他本人对建筑的喜爱，建设规模也越来越大。
八年前的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在大内正北方，内城之内，[13]落成了一个大型的宫殿群延福宫。在建设这个宫殿群时，宋徽宗[14]采取了竞争性做法，让五位宦官同时负责建造，他们互不隶属，争先恐后地尽一切努力叠山垒石，将延福宫打造成了人间仙境。
延福宫落成后，宋徽宗对宫殿的需求更大了，于是继续扩大建设，将另一个宫殿群上清宝箓宫与延福宫打通，扩建京城、修缮诸王府邸。[15]
到了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宋徽宗最野心勃勃的工程终于上[16]马了，这个工程叫作艮岳。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艮岳建成，它立刻成了中国皇家园林的最高峰。即便后来的颐和园、圆明园等虽在规模上取胜，但艮岳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质和精雕细琢的用心，仍然是无法超越的。
艮岳原名万寿山，在内城的东北角，北宋汴梁人口稠密，但内城的东北区域却清理出了一片周长十余里的区域。区域的中心是几座人工的小山，山上怪石林立、古树参天，亭台楼阁移步换景，珍禽异兽前所未闻，没有一寸土地不是精心打造的，堆满了从全国各地运送来的珍贵观赏石材。
朱勔运送来的那块巨石移入园区后，被放在水中浸泡，将土皮泡掉，露出本来的面貌，在巨大的孔洞中还专门放了雄黄和炉甘石，因为雄黄可以将蛇蝎驱走，而到了阴天时，炉甘石可以制造出云雾缭绕[17]的效果。
石头立刻成了艮岳园林的中心，它被放在山丛中的一片平地上，皇帝甚至专门给石头修建了一座亭子。大石如同一个巨大的君王在睥睨着世界，周围还有上百块小一些的石头，如同臣子一般围绕着它。
园林之中除了石头之外还有许多古树。宋代人最喜爱的树种之一是桧树，园子里最著名的两棵桧树就在大石旁边：一棵高耸，所以叫[18]“朝日升龙”；另一棵横卧，叫“卧云伏龙”。这也是朱勔帮助皇帝从外地运来的，其中一棵可能来自浙江。
现在浙江海宁著名的安国寺（宋时属于盐官县）内，宋代时曾经有两棵桧树，是唐代出使西域的高僧悟空大师栽种的。朱勔打听到这两棵树之后，经过察看制订了移植方案，他决定那棵大一些的树用海路运输，小一点的走河运。不幸的是，走海运的大树由于遭遇风浪，[19]和船一起沉没了，只有小一点的到了京师。
巨石旁的两棵树都挂了用玉做成的牌子，牌子上的字是用金填的。至于大石头，待遇比两棵树更高，皇帝给它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昭功敷庆神运石”。皇帝还不满意，又给它封了个爵位，号称“盘[20]固侯”。
石头封了侯，皇帝也没忘记送石头的人。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六月，皇帝正式给朱勔加官晋爵。朱勔被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21]泉观史。宋代的节度使已经不像唐代那样是独霸一方的诸侯，却也是只有有功之人才能获封的大吏，一个人因为运送石头而被封节度使总有些说不过去，但皇帝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刚刚灭掉了辽国，将燕云十六州中最重要的城市幽州（即燕山一带，现在的北京）还给了北宋，皇帝借口朱勔参与了收复幽州的行动，所以封官。
不仅朱勔被封官，就连他的子孙也都有封赏。他的几个儿子里，汝贤封为庆阳军承宣使，汝功封静江军承宣使，汝翼封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汝州封明州观察使，汝楫封华州观察使，汝明封荥州刺史，儿子汝文和弟弟朱绩封门宣赞舍人，就连孙子辈都受到了封赏，分别封为
门宣赞舍人或者门祗候。一家人大大小小全是官，这在流行荫[22]庇制度的宋代也都属于少有。
巨石获封盘固侯时，恰好是北宋疆域最大之时，在当时被鼓吹为盛世。与其他朝代不同，北宋的北方边境上，由于被辽国（契丹）占去了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稳固的边境线，各位皇帝都耿耿于怀，却由于军队战斗力不强而不敢发动战争。但这一年，宋徽宗却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收复了燕山以南的幽州，达到了王朝边境的极致。
宋徽宗叫这块石头“神运石”，也反映了皇帝对于老天眷顾的感激之情，与收复幽州的运气相比，拆掉了多少桥梁，毁掉了多少城墙，都是不重要的。
宣和五年的北宋也是一片盛世，歌舞升平，人民仍然生活在一片灯红酒绿之中，军队和官僚沉浸在收复幽州的狂热里，皇帝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接受着恭维。
宰相蔡京将社会的繁荣概括成了一个词：丰亨豫大，用来形容北[23]宋末年的盛世景象。他说的并没有错，即便南方因为朱勔、蔡[24]京、童贯等人的压榨出现了一些反抗，但整个北宋社会仍然是繁荣的。汴梁朱雀门外的夜市还是那么发达，大相国寺的市场一如既往车水马龙，大内皇宫外不远处，就是妓女扎堆的鸡儿巷。从官员到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一片和乐之中，仿佛这样的盛世还会持续万年，没有危机，没有贫穷，有的只是欢乐与舒适。
然而，这种盛世景象并没有持续太久。给石头封官加爵之年，已经是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此时，距离北宋灭亡的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已经不满四年（实际上只有三年半）。
当帝国一百多年的敌人辽国消失时，北宋的君臣拍手相庆，在他们看来，敌人的消失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辽国消失后，刚刚兴起的女真人占据了北方。这个民族与相对更文明的契丹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也不需重视，由于北方太贫穷，他们仰仗着北宋每年的“岁赐”苟且活着。
但三年后，出乎所有人意料，正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女真政权利用斩首行动攻陷了汴梁，一切戛然而止，北宋灭亡了。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时间。
那么，在这三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一个盛世瞬间灭亡呢？那些庆祝盛世的官僚和百姓又是如何面对茫茫的未知？本书的目的，就是考察这短短的历史一瞬，寻找背后的历史细节，剖析可能指导当下的经验与教训……【注释】[1] 本书中的年份以阿拉伯数字标注公历年份，以汉语数字标识皇帝纪年。月份和日期大都是阴历，故用汉语数字标识，个别已经换算成公历的日期改用阿拉伯数字。[2] 僧祖秀《华阳宫记》：“独神运峰广百围，高六仞，锡爵磐固侯。”古代以七尺或八尺为一刃，宋尺约31厘米。另据《宋史·朱勔传》：“尝得太湖石，高四丈。”后者比前者的数值稍小。亦有资料记载其为五丈。此处取平均数，大约为15米。[3] 《天工开物·舟车》：“粮船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采巨木楠为上，栗次之。头长九尺五寸，梢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头阔六尺，底梢阔五尺，头伏狮阔八尺，梢伏狮阔七尺，梁头一十四座。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使风梁阔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深四尺五寸。两廒共阔七尺六寸。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交兑每只止足五百石）。”[4]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艮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远必有损折之虑。近闻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胶泥实填众窍，其外复以麻筋、杂泥固济之，令圆混，日晒，极坚实，始用大木为车，致放舟中。’直俟抵京，然后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则省人力而无他虑。”[5] 《宋史·河渠志三·汴河上》：“宋都大梁，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6] 《宋史·河渠志三·汴河上》：“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供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止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惟汴河专运粳米，兼以小麦，此乃大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然则汴河乃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7] 沈文通《漕舟》，引自《宋文鉴》卷十八。[8] 《宋史·河渠志三·汴河上》：“（大中祥符八年）八月，太常少卿马元方请浚汴河中流，阔五丈，深五尺，可省修堤之费。”[9] 其余有据可查的桥包括：古月桥、广济桥、通济桥、通圣桥、卢沟桥和单桥。其中，古月桥拱高4.95米，全长31.2米，宽4.5米，属石质虹桥，位于现今浙江义乌，始建于南宋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广济桥、通济桥和通圣桥拱高分别为5米、4米和5.5米，均为位于现今江苏省东台县的宋代古桥；卢沟桥高10米左右，位于现今北京市丰台区；单桥高12米，位于现今河北沧州。[10] 《宋史·朱勔传》：“载以巨舰，役夫数千人，所经州县，有拆水门、桥梁，凿城垣以过者。”[11] 参考《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12] 关于这段传说，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见《汴京遗迹志》）记载，道士指出需要加高的地方在内城的东北角，这里后来建立了万岁山，也就是艮岳。而根据《宋史纪事本末·道教之崇》记载，加高的地方在内城的西北角，宋徽宗在这里建立了上清宝箓宫，而艮岳在此宫的东方。考虑到汴梁的地形，第一种说法可能更接近真相，故采用。[13]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四年》。[14] 指童贯、杨戬、贾详、何䜣和蓝从熙，号称“延福五位”。[15]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六年》。[16]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政和七年》。[17]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18] 参考《汴京遗迹志·卷四·山岳》。[19] 方勺《泊宅编·卷三》。[20] 参考《汴京遗迹志·卷四·山岳》。[21] 参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徽宗·宣和五年》。[22] 参考《墨庄漫录》。[23] 参考《宋史·蔡京传》。[24] 这里主要指的是以诛杀朱勔为口号的方腊起义。第一部 伟大的胜利第一章繁荣之后四十二年不识兵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二十九，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宋[1]仁宗逝世，入葬永昭陵。
不知多久之后，在永昭陵的墙上，有无名氏题写了一首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2]昭陵。
这首诗刻画出了中国帝制史上的高峰。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从表面看，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加上性格有些优柔寡断，大事自己不做主，而是交给宰执们去处理，为人低调[3]到好像不是一个皇帝。甚至连他的大臣也诗酒流连、浅斟低唱，不以武功闻名。所以诗中说“边将无功吏不能”。
但就在这碌碌无为中，中国社会繁荣的时代却悄然来临。由于民间受到的干扰最少，经济发达，人们生活舒适，老百姓不用担心自己受穷，更不用担心来自官府的骚扰。而官员们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了话而掉头，即便当面和皇帝顶嘴，也不会受到惩罚。仁宗朝由此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值得怀念的时代之一。
仁宗死时，整个都城都陷入了巨大的悲伤，男女老幼哭成一片。据当时七岁的邵伯温回忆，当死讯传到西京洛阳，城中军民妇孺，都[4]向着东方号泣，烧纸的烟尘遮住了太阳的光辉。有人从汴京带来消息，说整个京师自发罢市悼念，数日不绝，乞丐小儿都在大内前，边哭边烧纸钱。有人在去往四川路过的深山里，竟然看到路边汲水的女人也拿着白纸哭泣。
这些人之所以痛哭，不仅仅是为了一个人的死亡，而是在怀念一个时代。
中国皇帝在死后会被追赠一个谥号，表明后世对他的评价，之前“好”皇帝流行的谥号是“文”“武”“明”“章”等。到了宋仁宗，对他心怀感激的大臣们却想上一个独一无二的谥号，以表明他的特殊[5]性，于是提出了“仁”字，所谓“为人君，止于仁”，一个“仁”字，表明了一个时代的宽宏大度。宋仁宗之后，各个朝代才出现了各[6]自的“仁宗”，但更多只是照葫芦画瓢，谥号一致，却缺乏了他的实质：宽容和不干扰民间。
不仅宋仁宗，整个宋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宽容时代。唐代的太宗纳谏带着很强的装模作样的痕迹，事实上，唐代宫廷和大臣之间内斗频繁，常常要置人于死地。宋代的皇帝却并不是装的，从宋太祖赵匡胤创立帝国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仁慈的基因。
宋太祖称帝三年后，就曾在太庙寝殿的夹层小间里立了一块碑，每年皇帝祭祀太庙，或者新皇帝登基，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小宦官带领皇帝入内，对着石碑焚香、拜祭、默诵，将其中的嘱托牢牢记住。直到北宋灭亡，这石碑上的文字才流传了出来。石碑上只有简单的三条文字。
由于北宋继承了后周柴氏的江山，第一条内容是关于柴氏的，要求北宋皇帝不得对柴氏子孙用刑。就算犯了谋逆大罪，也只能赐他自尽，不能公开处刑，也不准株连家属。
第二条是针对官员和读书人的，要求后代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提意见的人。
第三条表示如果有人违背了前两条，就必然受到老天爷的惩罚。[7]
宋太祖以身作则，不杀大臣，不杀功臣，不杀谏官，他的作风不仅影响了后代，也影响了宋代的群臣。比如，以军纪严明著称的大将郭进曾经担任西山巡检，负责进攻位于现在山西的地方政权北汉，曾经有人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不仅不相信，还把诬告者绑起来交给郭进处理。
郭进也没有杀这个人，而是留他在军中。直到有一次与北汉作战，郭进把这人叫来，告诉他：这次派你去打仗，如果你打败了，就干脆投降北汉吧；如果打赢了，我上奏皇帝给你加官。这人非常感动，誓[8]死力战，得胜而还。
有宋太祖的榜样在先，北宋的皇帝们大都遵循了祖训，不随便杀人，尽量不干扰民间，这种作风持续了上百年，到宋仁宗时期达到了高峰。
宋仁宗不仅对大臣和人民仁慈，即便对敌国，同样保持着谦让的作风。仁宗驾崩后，他的死讯传到了辽国，使者报信的一路上，老百姓无不聚在一起哭泣，辽国在位的皇帝是辽道宗，当他听到了消息，[9]也大哭着抓住使者的手感慨说：“四十二年不识兵矣！”
辽国感谢宋仁宗也是有道理的。宋仁宗时代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甚至有的战争还打得很窝囊。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这一年，西夏人李元昊自称皇帝，随后双方发生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小小的西夏在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接连击败宋军取得大捷，最后宋仁宗只好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西夏向宋称臣。宋朝通过赎买[10]的方式让西夏给了个面子。
在宋夏战争时，辽国也趁火打劫，以军事相威胁，希望从北宋获得好处。宋仁宗为了避免打仗，派大臣富弼去谈判，富弼不辱使命，[11]经过谈判，以较优惠的条件达成了和解。之前，北宋每年送给辽国岁币是银10万两，绢20万匹，此次又增加了银10万两，绢10万匹。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了双方的和平。
富弼归来后，宋仁宗想重重地赏赐他，但富弼谢绝了，表示自己非但无功，反而有罪，不敢要求赏赐，只希望能够避过未来的指责。[12]但宋仁宗还是很高兴，授予他资政殿学士。
果然不久后，有人就向皇帝上书：“富弼没有功，反而有罪。”宋仁宗不仅听不进去，还说只要能避免战争，有利于人民，不敢爱惜财物。
对方反问：“难道财物不是来自人民吗？”
仁宗表示：“财物的确来自人民，但这些财物不是一日取来，也不至于引起人民的困顿，而战争不管输赢，却可以在瞬间造成民生凋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只能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方继续反问：“这样会造成辽国的贪得无厌，下次他们不要财物了，而是要你的独生女儿，又怎么办？”[13]
仁宗回答：“如果对社稷有利，我怎么敢爱惜一个女儿？”
事实证明，辽国并没有贪得无厌，在新增了岁币之后，双方保持[14]了长时间的和平。这才有辽道宗感慨的“四十二年不识兵矣”。盛世下的隐患
当北宋君臣试图树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皇帝榜样时，事实上，仁宗时代的繁华背后，许多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在未来可能成为政权和社会的隐患。
北宋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是“三冗”问题。由于宋太祖是靠政变上台，对政变推翻的后周政权一直很优待，不仅没有随便杀害后周的宗室、官员，反而让他们继续当官发财。为了保持社会稳定性，北宋一直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加上要养活大批的士兵、宗室子弟，国家财政一直不够用。所谓“三冗”，就是冗官、冗兵、冗费的统称。
在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时期，士兵大约为91.2万人，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大约为9 785人。到了仁宗宝元时期（公元1038年—公元1040年），士兵人数已经达到了125.9万人，而接受俸禄的宗室、官僚为15 443人。到了仁宗的继承人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年—公元1067年），由于和平与裁员，士兵人数终于降了下来，为116.2万[15]人，但是接受俸禄的人却立刻扩充了3/10。
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曾经统计过皇祐年间（公元1049年—公元1054年）的税赋收入和军事开支，税赋分为钱、绢帛、粮、草四[16]项，其中军事开支分别占了四项收入的27%、85%、86%和84%。
由于养兵养官的包袱，宋代的财政收入不得不大大增加，宋代的[17]农业税和劳役都更加沉重，专卖制度也更加发达。只是由于皇帝除了收税之外，不干预民间经济活动，民间的发达掩盖了较高的税收。
宋代的另一个问题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强。这个问题的原因同样与宋太祖建立的制度有关。为了避免军阀坐大，宰相赵普向宋太祖提出了制约地方的三个方法：在政治上，削夺其权；在军事上，收其精兵；[18]在财政上，制其钱谷。
政治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正常的官僚制度之上，加上了许多副属性的监管措施，防止官员擅权。为了分散宰相的权力，宋代设置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又将兵权分出去，划归了枢密院，同时将财政权力分出去，设置了三司使，号称计相。
在地方官制上，财权、军事、行政权力也各个分离，官员皆由中[19]央任命，并且互相牵制。
就这样，宋代成了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度最复杂的朝代，官僚体系盘根错节，任何人想要反叛，都无法获得足够的权力。
军事上，枢密院掌管军事大权。但是，为了限制枢密使的权力，又设置了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组成的三衙。这三衙统领全国的禁军和厢军，负责军事训练。
三衙负责练兵，枢密院负责调兵，而打仗时还要另设将帅领兵。路、州、县各个地方政府也设有各种各样的军事职务，负责当地驻军的监管、协调和后勤工作。
唐代的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制的基本特征是士兵战时打仗，平时就耕地养活自己。而宋代采纳募兵制，招募而来的都是职业兵，[20]只负责打仗，不负责生产和屯田，他们是要中央政府发工资的。
募兵制的缺点是养兵成本大，优点则是军事素质更强。可是，由于宋太祖设立了复杂的调兵规则，平常训练士兵的不负责指挥打仗，负责指挥打仗的不负责训练士兵，将军上了战场还不了解自己的士兵，士兵也没有忠诚度。结果，虽然采取了花费巨大的募兵制，但战斗力反而比府兵制还低，打仗总是吃败仗。
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两方面，就成了宋代各位皇帝最大的噩梦。宋仁宗一生受人称颂，唯独在战场上被小小的西夏打败，成了毕生的污点。“三冗”问题与军事问题，也成了大臣们争论的焦点。久而久之，围绕着这些问题，在宋代的官场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两大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为保守派。这一派认为，宋军之所以屡战屡败，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都在于北宋缺乏一个统一的思想。也就是说，皇帝过于重视实务经验，但对于道德的要求太低，造成了军民离心。要想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扛起儒教的大旗，在道德上做文章，将人心再统一起来。
另一派可以称为实务派。这一派强调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订策略。比如，财政问题是经济问题，就通过经济手段来解决；战斗力不强是军事问题，就考虑如何加强士兵的军事训练，减少指挥层级，落实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忠诚度，并淘汰掉不合格的兵源，宁缺毋滥。
前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司马光，在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21]中，充斥着道德说教。《资治通鉴》将王朝兴衰的主线与皇帝的道德感强弱密切关联起来，皇帝有德，社会就繁荣，一旦皇帝失德，就到了垮台的时候。这样的划分在现代来看，显得有些荒谬，但在宋代的一部分人看来，却是真理。
除了司马光之外，还有著名的道学家程颐、程颢兄弟，他们更是除了道德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对于实务一窍不通。
后一派（实务派）在宋仁宗时期的代表则是著名的改革家范仲淹。宋仁宗之后，是更加著名的王安石。
在宋仁宗时期，两派之间的界限并不泾渭分明。除了“二程”这样的死硬派，大多数人其实是兼而有之。比如，名臣欧阳修很强调道德的作用，但他本人也是一个实务经验丰富的人。即便范仲淹，也同样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只是他不光强调道德，而更看重程序和实务对政权的影响。
与西夏战争战败后，为了解决财政花费巨大，但军队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宋仁宗决定进行一次改革。他选中的改革者就是实务派的范仲淹。
针对皇帝的要求，范仲淹提出了十条改革建议，分别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覃恩信、重命[22]令和减徭役。
简单说，中国历代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的不匹配，收入少，花费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要么减少花费，要么增加收入。由此可以划分成两类改革：一类是以减少财政花费为主的改革，另一类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改革。
减少花费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社会的总产出是一定的，政府如果收多了，那么民间留存的财富就会减少，所以必须抑制政府多收税的冲动，减少冗官冗员，减少财政花费。
增加收入式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通过政府积极的手段，可以将整个社会财富的饼做大一点，这样政府的收入也增加，民间财富也增加。
范仲淹不相信政府能够把饼做大，他的十项措施暗含着这样的看法：
第一，政府虽然要收税，但收税不是越多越好，所以考虑问题应该量入为出，而不是量出为入。第二，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来获取收入，而只应该依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第三，解决政府问题，主要不是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而是解决政府的快速膨胀问题，把政府的规模降下来，花费自然减少。
所以，它的核心不是加强政府权力和干预民间经济运行，而是针对政府本身的改革，要从自我的身上割肉，减少对市场的干预。
他提出的十项改革有针对性地解决四个问题：一是养兵贵，二是冗官，三是行政效率低下，四是百姓税重。
宋仁宗同意范仲淹的大部分改革措施，但在执行时，却遇到了巨[23]大的困难。
对于范仲淹的才华，人们佩服不已。特别是这个刚直不阿的人因为言论触怒权贵，被放逐了很多年，他此次上台是深得人心的。范仲淹接受重任后，较为正直的官员富弼、韩琦等人也随即受到重用，与范仲淹一起筹划改革方案。这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希望，对他们的政策报以极大的掌声。
然而，当政策下达之后，真正需要的是执行。但这时，事情却乱了套。
为了将那些不合格的人裁撤，将依靠恩荫制度上台的人弄走，必须实行严格的考绩制度，但范仲淹没有足够的人手来推行政策，也无法得到下层的配合去推广。
人们议论纷纷，认为改革的面太广，内容太多，无法推进，摇头[24]不再看好范仲淹的改革。
范仲淹做了一次努力，他上书皇帝，向皇帝要求更高的权力。宋代的政府政出多门，每个衙门都做不了事，但是每个衙门都在让别人也做不成事。要想实行改革，必须把权力更多地集中在宰相手中。他要求作为辅政大臣，监管兵事和财政，而将其他的权力也尽量集中交给改革派，与辅政大臣形成权力上的协调，共同推进改革。
这次，由于牵扯到了真正的利益分配，经过讨论之后，群臣建议皇帝否决范仲淹的提议，只交给他刑法权。
范仲淹仍然不想放弃，利用刑法权继续推进改革。他派出了按察使四处出巡，督促官员执行改革，同时打击那些不为民办事的官员。随着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揭露出来，他的改革终于触发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反抗。
范仲淹了解仁宗皇帝的弱点，皇帝性格仁慈，肯于受委屈，却对付不了会哭闹的官员。
庆历新政实行了一年多之后，范仲淹已经预感到改革的失败。他主动申请外调，改革不了了之。
范仲淹的改革是宋仁宗时期最后的机会。他本人是一个偏保守的改革者，是保守派和实务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一旦改革的尝试失败了，从实务派中就分离出一个更加极端的小派别。
宋仁宗后期，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分歧已经变成了是否需要改革。在这之前，即便保守派也认定需要改革，但范仲淹改革失败后，保守派认为只要加强思想教育，这个社会就已经完美了，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实务派却看到了社会的问题，赞同改革。
但在实务派内部，又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认同减少财政花费的改革，以范仲淹为代表，这一派系可以称为温和实务派。范仲淹失败后，另一个更加认同增加财政收入的派系在逐渐形成，这一派可以称为强硬实务派。
宋仁宗去世时，北宋的政治形势已经变成了强硬实务派与保守派的对立。在保守派一方，得势的也是强硬保守派。两派的中间力量都逐渐失势，北宋的官僚政治向着派系政治和朋党政治滑去。商王世系与党争
由于仁宗没有儿子，他指定宗室子弟赵宗实（后改名赵曙）为皇[25]位继承人。宋仁宗有个叔叔（即他父亲宋真宗的弟弟）叫赵元份，封为商王。赵元份的第十三个儿子叫赵允让，封为江宁节度使。赵曙就是赵允让的儿子，被仁宗收为养子。从这时开始直到灭亡，北宋的皇帝世系就从真宗一系转到了商王一系手中。
赵曙（后世称他为英宗）是一个过渡性的守成的皇帝，对于养父的政策没有做出太多的修改，仍然重用仁宗时代的大臣。英宗担任皇帝不满四年就去世了，将宋朝江山留给了他的儿子赵顼。日后这个儿子比他的父亲要出名得多，他就是以改革著称的宋神宗。
宋神宗出生在仁宗盛治期间，他最初只是一个普通的宗室子弟，突然间被提到了皇位继承人的位置，又幸运地在十九岁时就当了皇帝。在历史上，老人往往更加具有守成的智慧，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一，比改变重要的是首先要保持这个时代的延续；年轻人却总是喜欢变革，神宗将自己处的时代视为理所当然，他[26]看到的不是成就，而是问题，希望通过努力将世界变得更好。
年轻的宋神宗选择了激进实务派王安石来实现他的改革梦想。
与范仲淹的改革不同，王安石改革对减少政府花费毫无兴趣，而且强调由政府多控制民间经济，指导民间经济，在政府的努力下，将经济做大。他认为，政府大力发展经济的结果，是政府也可以多收租税，而民间也更加富裕。如果说范仲淹的改革主题是减税和减少管制，[27]王安石的改革就是加强干预。
事实证明，王安石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是无法发展经济的，他的改革措施大都以失败告终。对北宋社会破坏最大的，除了改革本身之外，是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而引入的新官僚阶层。
英宗时期，仍然沿用了仁宗留下来的大批官员。这些官员大都带有温和的改良思想，又带着一点保守精神。他们即便赞同改革，也是希望减税和减少管制。当王安石采纳了大政府的行动时，官员们普遍反对。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必须依靠另一批人，他强烈地排挤前仁宗朝官员，打压异己，将一群年轻的官僚送上了最高官员的职位。
不幸的是，这批官员大都缺乏有力的道德支撑，他们唯一的兴趣是攫取权力，这使得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一次大换血。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官场上有一批历史名臣，如吕公著、韩维、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司马光、范镇等，他们全都被排挤走，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几位权臣，如吕惠卿、蔡确、章惇等人。这些权臣后来被称为新党，他们把新党之外的人，不管是极端保守派、温和保守派，还是温和实务派都叫作旧党。
这次换血，让北宋的官场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更麻烦的是由此出现的党争。为了和新党（极端实务派）对抗，在原来的老官员中崛起了一支最保守的力量，原本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实务派彻底靠边站。这支极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
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后，司马光掌了权。如果说王安石是不遗余力地排挤旧党，那么司马光就是不问是非地摒除新党。当双方都不再以是非为标准，只是以党派站队时，北宋的官场彻底走向了衰落。
新党和旧党的争执还表现在了对外战争上。仁宗和英宗时代，中国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但到了神宗时代，王安石主导了对西夏的用兵，最终虽花费巨大，却徒劳无功收场。
这次用兵还导致了新旧党在军事上的分歧。从此以后，新党大都是主战派，希望通过对外战争换取功名；旧党大都是主和派，即便面对敌人的入侵，也希望采取不抵抗政策换取和平。
这两派的分歧严重影响了北宋后期的军事路线。北宋后期，常常由主战派主持政局。在和平时代最大的智慧是如何避免战争，但这个智慧是主战派没有的，他们总是不断试图把和平的国家拉入到战争轨道，并导致了与北方的冲突。
可一旦战争爆发，北宋的军队总是无法获胜。一两个败仗之后，主战派下台，换成了主和派。不幸的是，当主和派上台时，却往往是战争的硝烟已经升起，必须依靠军队去保卫国家的时候。到了这时，最大的智慧是如何全面调动军事力量打胜仗，可这个智慧是主和派缺乏的，他们不仅不加强防御，还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拖前方将士的后腿，造成军队更加被动。
对于任何国家，军事行动的原则都应该是：不轻易言战，战则必死战。但北宋却正好相反，最需要和平时主政的是鹰派；最需要抵抗时，在台上的却是鸽派；这种错位让北宋无力应付一场全局性冲突。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死后，北宋的政局在新旧党之间震荡。继位的宋哲宗没有亲政时，主政的是宋英宗的皇后高氏，高太后贬斥了新党，重用旧党的司马光。司马光立刻动用一切力量打击新党。
不想八年后的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亲政的宋哲宗立刻想起了父亲当年的理想，将新党人物纷纷召回，将旧党贬斥。新党的章惇、曾布等人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政治中心，将旧党名单搜罗[28]了一下，全部贬官。在党争的背景下，北宋的政治局势已经失控。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宋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没有活着的儿子，只好让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初年，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政。向太后支持的是旧党，于是北宋的官场再次大换班，章惇等新党被贬斥，旧党回归。
但宋徽宗从心里更加认同他的父亲宋神宗。宋徽宗继位不到一年，向太后死了，徽宗立刻掉转马头，继续重用新党。此时，新党逐渐被[29]一个叫作蔡京的人所把持，他成了宋徽宗最倚重的大臣。
为什么新党在屡次被贬之后，还总是能够回到北宋政治舞台的中心呢？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新党旧党已经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了。
在斗争中，旧党已经极端化成一群道德狂人，极度缺乏应对实际问题的能力；而新党却已经进化成一群理财专家，能够用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找钱。
徽宗的父亲神宗试图对官制进行改革（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限制官员人数，落实事权。但在宋神宗死后的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公元1094年），人们就又开始抱怨官员人数太多——不仅在[30]改制后的几年增加了，还比改制前增加了很多。到了徽宗时期，[31]在短短的20年里，官员数目比元祐时期又增加了数倍。宣和元年[32]（公元1119年），政府官员人数已经达到了4.6万人，比起宋仁宗时期扩大了三倍。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户部的财政收入根本没有办法满足支出，[33]几乎年年都有赤字出现，甚至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但就在户部仰仗皇帝解决问题时，皇帝花钱的能力却更加强大。宋徽宗本人的奢侈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位高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声色犬马，全都涉猎。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建筑和园林专家，建设了不少亭台楼阁，让各地进献珍稀的花草树木、奇峰怪石、鱼虫鸟兽（统称为花石纲）。他的任何一个小爱好都足以让巨富之家倾家荡产，当这么多的爱好聚集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一个国家也难以承受了。
在所有的大臣中，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与宋徽宗的胃口匹配。于是，皇帝越来越陷入对蔡京的宠爱无法自拔，至于旧党的道德楷模们，由于没有实务能力，不仅不能提供帮助，反而总是给皇帝制造麻烦。
崇宁三年（从公元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开支。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成熟，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钞票使用。
所谓交子，就是以金属货币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每一张交子背后，都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理论上，一贯交子可以随时兑换一贯金属货币。
所谓盐引，是以盐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理论上，每石盐引也可以随时兑换一石盐。
在蔡京之前，交子只在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他扩大了交子和盐引的使用范围，将之变成全国发行，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这时的交子和盐引已经无法兑换对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和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蔡京的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民间的怨声传到了皇帝的耳中，于是宋徽宗采取了一个历代王朝都会的方法：利用对外矛盾来化解民意，将人民的不满从国内引到国外去。
在宋代，整个社会的心中有一道伤疤迟迟不能愈合，那就是北方的辽国。不管是历代皇帝还是平民百姓，都记得契丹占据了汉人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经过了上百年的和平，当年英勇的契丹国家也已经到了衰落期，于是，一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策划在宋徽宗的主导下上演了……【注释】[1] 参考《宋史·仁宗纪》。[2] 参考《能改斋漫录》。[3] 参考《后山谈丛》。[4] 参考《邵氏闻见录》。[5] 《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6] 指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洪熙帝）、清仁宗颙琰（嘉庆帝）。[7] 参考《避暑录话》。[8] 参考《涑水纪闻》。[9] 参考《后山谈丛》。[10] 参考《宋史·夏国传》和《西夏书》。[11] 参考《宋史·富弼传》。[12] 富弼《辞枢密副使奏疏》，见《宋文鉴》卷四十五。[13] 参考《东轩笔录》。[14] 有人传说辽道宗做太子时，曾经混在使节之中来过北宋首都汴京，宋仁宗知道他来了，不仅没有扣押他，反而善待他，带着他游览大内，甚至见过皇后。直到太子快离开时，仁宗才向太子交心：“我们都是一家人，以后要时时记住我们的友谊，爱护老百姓。”见《邵氏闻见录》。[15] 参考《宋史·食货志下一（会计）》。[16] 蔡襄《论兵十事》，《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四项收入的具体数据为：钱36 822 541贯，绢帛8 745 535匹，粮26 943 575石，草29 396 113束。四项军事开支的具体数据为：钱9 940 147贯，绢帛7 422 768匹，粮23 170 223石，草24 980 464束。[17] 关于宋代财政，参考本书作者的另一本书《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18] 参考《宋史·赵普传》。[19] 参考《宋史·职官志》。[20] 参考《宋史·兵志》。[21] 参考《宋史·司马光传》和《资治通鉴》。[22] 参考《宋史·范仲淹传》。这十项改革纲领，出自范仲淹的奏章《答手诏条陈十事》。[23] 《宋史·范仲淹传》：“天子方信向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诏书画一颁下；独府兵法，众以为不可而止。”[24] 《宋史·范仲淹传》：“而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25] 参考《宋史·英宗纪》。[26] 参考《宋史·仁宗纪》。[27] 参考《宋史·王安石传》。[28]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绍述》。[29]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蔡京擅国》。[30] 苏辙《元祐会计录·收支叙》对皇祐和元祐年间（两者相差三十几年）的官员情况做了对比——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祐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遍举也。[31] 《宋史·食货志下一》：“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减，今官较之元祐已多十倍，国用安得不乏。’”[32] 洪迈《容斋随笔·宣和冗官》：“今吏部两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馀员，选人一万六千五百馀员。”《长编纪事本末·官制》则记载，政和二年官吏共四万三千余人。[33] 《宋史·食货志下一》：“户部侍郎范坦言：‘户部岁入有限，支用无穷，一岁之入，仅了三季，馀仰朝廷应付。’”第二章北方游牧区：衰老与新兴最成功的盟约
后晋出帝开运四年（公元947年）正月初五，中国历史上第一个[1]北迁的君主正在收拾行装，开始他的动荡人生。
这时，恰逢契丹大举南下，灭了五代的后晋王朝，后晋少帝石重贵（后世称他晋出帝）被辽国剥夺了皇帝称号，封为负义侯。
辽国太宗耶律德光下令，石重贵和他的家族、后宫必须北上，离开汉人的土地。与他同行的有皇后冯氏、弟弟石重睿、儿子石延煦和石延宝，以及宫女五十人、宦官三十人、东西班五十人、医官一人、控鹤官四人、厨师七人、茶酒司三人、仪鸾司三人、六军士二十人。后晋大臣中，赵莹、冯玉、李彦韬等人也跟随。
在跟随者中，还有一个人，即少帝的母亲——皇太后李氏。辽太宗考虑到山高路远，李氏年纪大了，本想把她留在汉地，但李氏拒绝了好意，要和儿子一同启程。
在游牧民族中，一个部落被征服后，部落首领就会被胜利者带走。带走他们只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消除未来的抵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被虐待。
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被带走的人只是换个地方生活。他们仍然被认为是血统高贵的人，甚至可以与胜利者家族通婚，在新地方还能担任高官，只是不允许他们回到原来的部落罢了。
契丹对于晋出帝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们上路后，经过数月的跋涉，经过幽州（现北京）向东，从现在的山海关附近北上，到达黄龙府（现吉林省农安县）。于黄龙府西北方的怀密州短暂停留之后，就被送到了南方的辽阳，那里是辽国气候最好的地方，也是辽国五京之中的东京。
契丹人还企图与晋出帝进行皇族联姻，辽世宗耶律兀欲的妻兄禅奴舍利看上了晋出帝的女儿，向晋出帝提亲。这在游牧民族中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汉人却总是看低游牧民族，认为这会污染自己纯洁的血液，晋出帝拒绝了。但辽世宗仍然强行征召了这位女子，送给了禅奴舍利。
中国皇族的血统就这样融入了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中，也可以作为一百多年后更大规模事件的预演。
事实上，辽国到了五代时期，已经不算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政权，它已经被汉化了。在五代的后唐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采取了汉人的生活方式。但此时的契丹人还保持着对汉民族的警惕性，担心汉民族的软弱侵蚀了契丹人的善战基因。
一位后唐的使者姚坤曾经访问过契丹，当时恰好后唐发生了内乱，后唐庄宗在内乱中死去。阿保机感慨庄宗之死，表示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听说庄宗有宫婢两千人、乐官千人，放鹰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人民。庄宗死后，阿保机立刻全家戒酒，把鹰犬都放[2]走，乐官遣散，避免陷入庄宗的局面。
汉民族幸运的是，契丹不管如何防范，仍然是游牧民族中最温和的一支。
后晋是石重贵的养父石敬瑭所建。石敬瑭曾经是后唐大将。后唐末帝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由于后唐皇帝不信任他，石敬瑭向契丹求救，希望契丹帮助他对抗后唐。
辽太宗耶律德光立刻派遣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大军前来帮助。[3]契丹大军从太行山以西（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地界）一路南下，但到了上党（现山西长治附近）之后，契丹军队就不再前进了，辽太宗对石敬瑭说：“我远道而来只是为了帮助你，现在大功告成了。如果契丹军队继续南下，会让黄河以南的人民感到恐慌。你就自己率军南下吧。如果你怕自己应付不了战局，我会派五千骑兵把你送到黄河，至于是否让他们渡河，都随你了。一旦你进入洛阳，我就立刻撤军北返。”他又赠送给石敬瑭二十匹宝马和一千二百匹战马，发誓子子孙孙勿相忘。他还提醒石敬瑭不要辜负了功臣。
此刻的契丹表现得彬彬有礼，比起中原的一团乱局，仿佛是一股清流。
但契丹在帮助石敬瑭的过程中，也享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为了让契丹出兵，石敬瑭将卢龙道（也就是幽州地区）和山西的雁门关以北都割让给了契丹。同时还要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以臣礼见契丹皇帝，称他为父亲。[4]
辽太宗免掉了石敬瑭的臣礼，但进贡与土地却笑纳了。
归入契丹的土地主要集中在燕山以南的幽州地区，以及太行山以西和雁门关以北的云州地区。幽州地区的州县有幽州、蓟州、瀛洲、莫州、涿州、檀州、顺州，由于位于燕山以南，又称“山前诸州”。雁门关以北的州有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和蔚州，这些州又称为“山后诸州”。两地加起来一共十六州，这[5]就是“燕云十六州”的来历。
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十六州，特别是山前诸州，成了后来南方王朝的心病。
在中国华北地区有一条天然的防线叫燕山山脉，北方的游牧民族过了燕山，就一马平川可以直达中原腹地。所以历代王朝都把边界设在了幽州以北的燕山山脉。石敬瑭丢掉了山前诸州，意味着燕山已经成了契丹的境内山，契丹兵马从幽州出发，不经过任何险阻，就可以进攻南方王朝。
除了这十六州之外，在燕山以南还有营州（现河北昌黎）、平州（现河北卢龙）、滦州（现河北滦县），这三州是后唐同光初年（公[6]元923年）契丹从幽州军阀刘守光手中夺取的。三州靠近渤海，与山海关相邻，位置也很重要。后来后唐灭掉了刘守光，夺得了幽州，却没有从契丹手中拿回营平滦三州。
当契丹获得了十六州之后，营平滦三州和十六州共同构成了辽国侵占的汉地疆土。但由于来源不同，到了宋金交涉时代，还引起了不小的外交纷争。
契丹和后晋最初各自遵守了约定，但当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决定抛弃父辈的约定时，契丹大举入侵，后晋灭亡。
灭了后晋之后，由于契丹无法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在各地的反抗声中不得不退回北方的十六州界内。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经过了后汉，进入了后周时期。雄心勃勃的[7]周世宗意图组织北伐，收复十六州，后周的军队向北收复了最南面[8]的瀛洲和莫州，但就在这时，周世宗死了。他死后，后周被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推翻，历史就进入了北宋时代。
在宋太祖赵匡胤时期，契丹与北宋维持了表面的和平。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宋太宗并吞了位于太原的北汉，又想乘胜进攻契丹，夺回幽州，于是宋辽战争再起。[9]
宋辽战争打了二十五年，双方各有输赢。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辽国再次大规模入侵，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逼迫下御驾亲征，在澶州与敌军遭遇。这时双方由于连绵的战争都已经打累了，[10]于冬天签订了著名的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规定，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边境线不做变更，北宋每年支付给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盟约之一，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北宋虽然出钱才购买到和平，但是岁币不到每年收入的百分之一，与打仗相比，仍然是最划算的做法。
契丹也是一个好邻居，由于地处北方，土地贫瘠，必须依靠北宋的岁币才能建立起更加强大的中央政府。契丹也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岁币和燕云十六州，在百年的时间内，除了仁宗时代宋夏战争时试图趁火打劫之外，没有给北宋制造太多麻烦。即便那次趁火打劫，也被富弼化解，只是增加了十万两银和十万匹绢的岁币罢了。
正是因为双方长期的和平，北宋才得以安全地发展经济，保持了长久的繁荣。与此同时，契丹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宋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构建了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之前，中原王朝对外打交道必须以臣服为代价，可宋辽之间却是兄弟国家，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在这种平等地位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礼仪。
比如，每年双方都会互派两次使者，一次是在皇帝生辰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年初正旦时。除了这些例行的出使之外，皇帝驾崩、即位，等等，也都要互派使节吊唁、祝贺。[11]
出使也有一系列的礼仪规定。
以辽国来访为例。每年辽国国使一入北宋疆界，北宋一个外官和一个内官组成的搭档（称为接伴使）已经在等着他们了。内官负责提供帐篷、饮食，外官负责联络与沟通。在边境附近的白沟驿，要设宴款待使者。到了路上的贝州（现河北省清河县），需要赐给使者茶、药各一银盒。到了大名府（现河北省大名县），再次设宴。最后，当使者来到了京郊，开封府判官要亲自迎接。到这时，接伴使的任务完成，将使节交给馆伴使。
馆伴使是皇帝从台省官员或者诸司中选取的，负责辽使在京期间陪伴，直到辽使离开国都，踏上回程为止。
馆伴使在郊外一个叫作班荆馆的地方迎接使者，这里是专门为款待使者设立的国宾馆。而更加正式的国宾馆设在了城内的都亭驿。在都亭驿，发给使者金花、银灌器和锦被，供他们在首都期间使用。
到了朝见日，皇帝对各位使者更是大肆赏赐。给正使的赏赐有：金涂银冠、皂罗毡冠、衣八件、金默鞢带、乌皮靴、银器二百两、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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