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温斯顿·丘吉尔 著, 李国庆 等译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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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铁血风暴(上下册)试读：
前言
第一章 战胜国的愚行
第二章 动荡不安
第三章 危机四伏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五章 荒废岁月
第六章 阴云渐浓
第七章 英德空中均势不再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第九章 防空和海上的问题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第十一章 希特勒开始动手了
第十二章 德国加紧备战和西班牙内战
第十三章 德国全副武装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辞职
第十五章 德国强夺奥地利
第十六章 围绕捷克斯洛伐克的博弈
第十七章 慕尼黑事件悲剧收场
第十八章 慕尼黑的寒冬
第十九章 德意的步步蚕食
第二十章 苏联与英法未结盟之谜
第二十一章 大战一触即发
返回总目录编委会成员李国庆 张 跃 栾伟霞本卷主题天性善良的英语世界各民族由于自己的疏忽和愚蠢，让恶徒重新武装起来战争时：意志坚定战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给予了很多军事方面的帮助，艾伦准将在海军方面帮助颇大，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迪金上校则在欧洲和一般事务上提供了很多支持，之前他也曾大力支持我的《马尔巴罗传》一书。在措辞方面，爱德华·马什爵士鼎力相助。除此之外，我也对许许多多阅读过本书、并给出建议的其他人士表示感谢。
伊斯梅勋爵也曾经给予我宝贵的帮助，他和我的其他朋友也将在未来继续给予我支持。
感谢英国政府准许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文本，这些文本的王家版权归属于英国政府文书局局长，特此致谢。前言
在《世界危机》《东线战争》和《战后》里，我曾叙写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我必须承认的是，本书的各卷是一战故事的延续之作。如果这套书全部写成，将会和一战回忆录各卷共同组成另一个“三十年战争”的文字记载。
和先前的作品一样，我将尽己所能，效仿笛福在《一个骑士的回忆录》中的写作手法，效仿他以个人经历为线索、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叙和讨论重大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我或许是唯一一个经历过有史以来两次最大战争浩劫的内阁高层。在一战里，我虽参与其中但并非身居要职，而到了第二次对德之战，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首相。因此，与前面不一样的是，我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以身处更高的政治地位上的视野来进行写作。
几乎我的所有公务都是我向秘书口授办理的。在我担任首相期间，我发布的备忘录、命令、私人电报和节略的总字数可达近一百万字。那时，纷杂事务每天接踵而至，处理时仅能依据当时能够得到的信息，那些每天写下的文件难免有许多不足之处。然而这些积累下来，就是当时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实记录，由主要负责英联邦及大英帝国战争和政策的人所见证。我不知道是否有或曾有过类似的记载，即那种关于战争进程和政府工作的每日记录。我并不会将之称为历史，因为历史是由后人撰写。但我相信本书会对历史有所贡献，对未来有所帮助。
我终身的奋斗都包含和表现在这三十年的行动和主张里，我希望人们据此做出判断。我坚持我的原则，那就是从来不在事后评价任何战争或政策措施，除非我事先曾公开或正式表达过意见或给出警告。事实上，回首往事，我已经把当时很多有争议的严厉之辞改得柔和了。我在记录与很多我喜欢或尊敬的人的分歧之时，我非常痛苦，但如果不把这些教训作为未来之鉴，那是不对的。本书记载了众多品德高尚的人的种种事迹，但愿没有人会轻视他们，而是去扪心自问、检讨自己，以史为鉴，指导日后的行为。
我不会指望人人都赞同我所说的，更不会只写那些迎合大众的内容。我会据己所见做出论证。我会慎重验证事实，但随着截获文件的披露或其他信息的曝光，新的证据会不断出现，这或许会让我之前所下的结论呈现出新的一面。这就是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前，以当时可信的记录和记下的观点为依据的重要性。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告诉我，关于这场大战该冠以何名，他正在向大众征集意见。我立刻回答：“不必要的战争。”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会比这场更容易加以制止，它摧毁了在上次大战中留下的一切。在上亿人做出了努力和牺牲、在正义的事业取得了胜利之后，我们依然没有获得和平或安全，而且相比于之前所征服的困难，我们现在还陷入了更为糟糕的境地，全人类的悲剧由此达到顶峰。我诚挚地希望，这些过往可以给未来以指引，新一代可以修正之前犯下的错误，根据人类的需求和荣誉，对徐徐展开的糟糕的未来加以掌控。温斯顿·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勒姆，恰特韦尔庄园1948年3月第一章战胜国的愚行为消灭战争而战——法国血已流干——以莱茵河为界——凡尔赛和约中的经济条款——奥匈帝国因《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而覆灭——美国拒绝履行英美对法国的承诺——克雷孟梭下台——彭加勒进占德国鲁尔——德国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宣告结束——英美裁减海军——一个可靠的和平承诺
1918年，一战结束了，人们普遍希望战争就此结束，相信世界终将迎来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审慎地处理各种事情，实现世界人民的这个热望本来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为结束战争而战”的呼声高涨，为此人们采取了各种措施。被认为手握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而英国代表团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这个概念铸造成型，成立了国际联盟，这无疑是人类艰苦前进历史上永久的里程碑。胜利一方的协约国，至少在外敌看来，强大无比，无可匹敌。事实上，他们不得不面对国家内部的严峻挑战，还有许多他们也不知道答案的谜一样的难题。此时，在中欧挑起一战动乱的日耳曼政权已经蛰伏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连番打击而支离破碎的俄国，在内战的炮火中政权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党手中。* * *
1919年夏天，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畔，其阵地已经深入到缴械投降后羸弱不堪的德国境内。在巴黎，战胜国的首脑们就未来形势展开了激烈争论，任意分割放在他们面前的欧洲版图。在五十二个月的殊死搏斗之后，战败的同盟国最终只能任他们摆布，绝对服从，无法抵抗。德国是这场浩劫的根源，被所有人看作是这场殃及世界的灾难的始作俑者，现在已完全落入战胜国手中，而战胜国经过这场浩劫之后自己也疲惫不堪。再者，这已经不是一场政府之间的战争了，而是民族间的战争。这些最伟大国家的生命力、战斗力都已经倾注在这场无休止的愤怒与杀戮中了。在巴黎聚首的大国首脑们，正承受着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压力。《乌德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美好时代已经过去，那时的贵族、政治家、外交家，上至胜者，下至败寇，都有礼有节，尽量在已经达成共识的基本原则上修改体系，不像如今民主政体下的政客那样争执不休。如今的人民，因饱受战争之苦和大量宣传教育的洗礼，发生了改变。亿万人站在同一立场上，要求血债血偿。首脑们现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假如他们在会议桌上白白浪费了士兵们在战场上无畏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成果，那他们就遭殃了。
法国凭借其勇猛作战和无畏牺牲的精神，理所当然处于领导地位。为了抗击侵略者，保卫自己的领土，几乎一百五十万法国人死于这场国土保卫战。一百年来，法国遭受德国入侵五次（分别为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巴黎圣母院的高塔见证了普鲁士军队的枪林弹雨、隆隆炮声。这次，法国十三个省在普鲁士军队的残酷统治之下度过了长达四年的可怕光阴。大片土地一步步沦陷，要么被敌军掠夺破坏，要么在两军混战中被夷为平地。从凡尔登到土伦，几乎没有一间完好的房舍，也没有一个家庭不在哀悼死者或照顾伤员。那些经历过1870年战争的法国人，许多如今已是显要人物了。在他们看来，在这场刚刚结束的残酷战争中，法国竟然能够取得胜利，这简直创造了奇迹！法国人一生都生活在德意志帝国的恐怖阴影下。他们还记得1875年俾斯麦想发动的防卫战，也记得1905年迫使外交部长德尔卡塞辞职的冷酷威胁，还有190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这些都让法国人心有余悸。德皇的“铁甲钢拳”和“明盔亮甲”的演讲或许对英美来说是个笑话，但是在法国人心中却如同打开了现实生活中可怕的潘多拉魔盒。五十年来，法国人民一直生活在德国的武力威胁下。现在，他们以鲜血为代价，终于赶走了长期以来缭绕在他们身边的噩梦，终于可以和平安心地生活了。法国人民欢欣鼓舞，呐喊道：“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关于未来，前程未卜。法国人口还不足德国的三分之二，并且未见增长，而德国人口却呈上升趋势。再过十年甚至不用十年，德国每年都将有大批的年轻人应征入伍，其人数肯定会是法国的两倍。要知道，德国曾经几乎以一国之力抗衡整个世界，并且差点得逞。对一战了解颇多的人知道：有好几次，大战胜负仅在一线之间，都是因为一些意外和偶然事件，才使胜利垂青协约国。万一以后风波再起，强大的协约国能否再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战场呢？目前的形势是：俄国正处在分裂动乱中，和过去截然不同；意大利可能加入对立阵营；英美两国与欧洲隔海遥望，鞭长莫及。帝国内部，似乎是基于某种纽带而紧密团结着，但这纽带除了帝国公民，外人无法理解。那么，时势如何发展才能使曾经的英联邦军团再度齐集法国和佛兰德斯呢？什么情况下才能再有像维米岭战役中势如破竹的加拿大军队，维莱布勒托讷战役中光荣的澳洲军队，在帕斯尚尔战役中英勇作战的新西兰军队，还有在1914年严酷的冬天死守阿尔芒蒂耶尔的坚毅的印度军团呢？崇尚和平、无所顾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次派遣两三百万人的军队踏上阿图瓦和皮卡第的平原呢？什么时候两百万阳光刚毅的美国军队会再次远渡重洋，来到香巴尼和阿尔贡？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损失惨重。整个国家放眼未来的时候，既心怀感恩，又深感恐惧。安全的保障何在？没有安全，得到的一切似乎毫无意义。没有安全，即使是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生活也无法忍受。人类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不遗余力地去争取和平安全的保障，不管这条路是多么艰辛，手段是何等残酷。* * *
休战那天，德国军队井然有序地撤退回国。“他们打得不错，”协约国的总司令福煦元帅带着赞赏的神情，颇具军人威严地说，“让他们留着武器吧”，但他却下令将法国的边境线推进到莱茵河。是的，德国或许会被解除武装，其军事体系会被瓦解，战争要塞会被拆除，或许会变得贫困潦倒，背上不可计数的繁重债务，也或许会受困于内部纷争。但即便如此，十年或二十年后，这一切都会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好战的普鲁士精神将会死灰复燃，燃成熊熊烈火。但是又宽又深又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用，就会成为一道天然屏障，世世代代保护法国人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但英语国家的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没有英语国家的援助，法国定会被征服。根据《凡尔赛和约》的领土条款，德国事实上完好无缺地保留了自己的领土，依旧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当福煦元帅听闻《凡尔赛和约》签署的消息时，非常准确地预言道：“这哪里是和平，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 * *
但和约的经济条款非常苛刻和愚蠢，显然不可能实现。德国被要求偿还难以置信的巨额赔款，数额相当于现代战争所需的费用，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或战败国联盟能够支付得起如此巨额的赔偿。这个条款不过是给了胜利者们一个愤怒的宣泄口，也只是给了人民一个所谓的交代。
多数民众一直不了解这个最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他们的领导人，为了获得选票，不敢告诉人民真相。报纸媒体也追随着领导人的步伐，报道宣传最受人们欢迎的一面。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向民众解释，赔款只能通过劳役和机械化的物资运输，比如陆运和海运，将物资运送到要求赔偿的国家来实现。因为只有这样做，德国的工业秩序才会被打乱，当然这不适合非常原始的社会，因为他们没有工业，也不适合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实际上，甚至连俄国都已经学会，抢夺战败国唯一的方法就是搬走他们所有能够用得着和搬得走的东西，并迫使一部分青壮年成为永久或临时劳动力。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仍旧无法与战争费用相比。领导人中没有人大智大勇，能够抛开无知的舆论，告诉选民这一根本而又残酷的现实；但即便告诉他们，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于是，得意扬扬的协约国继续宣扬他们会压榨德国，“直到把他们榨干为止”。这些所作所为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情况是，这些条款并未真正执行过。相反，尽管德国近十亿英镑的资产被战胜国夺走，但没过几年却获得了超过十五亿英镑的贷款，主要来自英美两国。有了这些贷款，德国得以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显然，痛苦不幸的战胜国认为这种做法太慷慨了，不约而同地发起了指责。于是，他们的政治家又立下军令状，要求德国“拿出最后一分钱”也要偿还贷款。难怪德国会不高兴了，又怎能奢望德国会对此感激涕零。
德国只赔偿了被逼偿还的那部分，德国只有这个能力，这还多亏了美国给予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大量贷款援助。事实上，从1926—1929年这三年，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美国从各方回收了德国大约五分之一的还款。其实，这些钱美国在借的时候就没指望德国还。不管怎样，大家好像都很高兴，似乎认为可以永远这样继续下去。
随着时间推移，历史会给这些交易贴上疯狂的标签。这些交易既帮助培养了战争的祸根，又造就了“经济风暴”（这些后面还会提及）。德国现在四处借款，贪婪地吞噬着提供给它的每一笔巨额贷款。而另一边，一些英国投资者在援助战败国的误导下，在借款的可观利润的诱惑下，也被吸引进来，尽管与美国相比，他们的规模小得多。就这样，德国获得了二十亿英镑的贷款，相比之下，赔款只有十亿英镑。并且德国支付赔款的花样也是层出不穷：或交出国外的固定资产和外汇抵偿；或利用美国的巨额贷款糊弄大家。一切就是一个复杂又愚蠢的悲惨故事，可惜在谱写的过程当中，花费了多少气力，虚掷了多少美德。* * *《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共同生效，标志着奥匈帝国彻底解体，这是第二个严重的悲剧。几个世纪以来，奥匈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未死的化身，许多不同民族的人在这里过着一体化的生活，在贸易和国土安全上互惠互利。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民族拥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对抗复兴的德国或俄国。这些民族因受自由主义政策的鼓舞，渴望脱离联邦及帝国体制，独立生存。于是东南欧急速解体，分裂成几个小国，这导致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领土相对扩大。尽管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在战争中疲乏不堪，伤痕累累，但领土的完整使其掌握着当地绝大部分的主动权。从哈布斯堡帝国解体获得独立的民族和省份，果然都没有逃过古代诗人和神学家所描绘的地狱般的折磨。高贵的首都维也纳，是文化与传统的圣地，在此，绚烂的文化一直受到珍视与保护。同样，维也纳也曾是众多公路、河道、铁路的交通枢纽，但如今却是一派荒凉凄寂，仿佛一座错置于破落无人街区的大型购物广场，更显冷清突兀。
同时，战胜国生硬地将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多年来摸索的理想化制度强加于德国，德国自此从强制性服兵役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无须再维持繁重的军备。尽管德国信用度不高，但美国的巨额贷款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在魏玛，依照最后的修改意见，一部民主宪法诞生了。德皇被废除，平民获得了选举权。在刚成立不久的脆弱政体之下，咆哮着的是德国人民的狂热，他们虽被打败，但士气仍在。美国向来对君主制有偏见，劳合·乔治也并未试图从中调和，这显然是在对打了败仗的德国君主宣称，共和制比君主制对你们更有好处。然而，恰到好处的做法应该是改魏玛共和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立德皇之幼孙为君主，设立摄政院执政。但可惜并没有这样做，这就给德国民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阴影。那些掌权的实力派，如军队势力和封建势力，原本可以团结在君主立宪制下，尊重并支持新的议会民主制度，现今却如一盘散沙。改朝换代的魏玛共和国，虽披上了自由的外衣，得到了自由的祝福，但因无法得到德国民众的衷心拥护，因此都被视作是外敌强加的结果。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病急乱投医，寄希望于年迈的兴登堡元帅。从那以后，民众心中这股强大的力量滞结于此，在彷徨无主之际，一个契机出现了。不久，这个契机被一个天性凶残的狂热分子抓住利用，这是一个内心充满仇恨、本性残暴的狂人，是个一心想要侵蚀人类灵魂的魔鬼——希特勒下士。
战争已经拖垮了法国。自1870年以来，法国人民一直想打一场复仇战，现在这场战争终于胜利了，但法国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国家以伤痕累累的姿态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尽管取得了璀璨夺目的胜利，整个法国还是弥漫在对德国的恐惧之中。也正是这种恐惧，促使福煦元帅要求将法国边境线推至莱茵河，以便能够对抗强大的邻国，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但英美两国的政治家们却认为，将居住着德国居民的区域划入法国领土，违背了十四点和平原则，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依据的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驳回了福煦元帅和法国的要求。但英美两国承诺：首先，英美联合共同保护法国安全；其次，设立一个非军事管制区域；最后，要求德国全面永久地解除武装。对此，福煦坚决反对，但克雷孟梭表示接受。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一起签订了这个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承认此条约，否决了威尔逊总统的签字，这使我们十分震惊。我方一直十分尊重威尔逊总统的观点和他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可最后却被毫不客气地通知说：我们应该多多了解美国宪法。
于是在法国民众骚动的恐惧、愤怒和混乱之中，克雷孟梭，这个重量级的大人物，尽管享有世界权威的声誉，充当着法国与英美沟通的桥梁，但还是被法国人民毫不留情地抛弃了。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留给后人一句箴言：“对他们的伟人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但在法国这种可悲的弱势情形下，人民还这样行事，未免过于轻率了。自此，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日趋频繁，更换幕僚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家常便饭，要想找到强有力的制衡却是难上加难。主谋者要么为了从中获利，要么只是为了寻求刺激。
彭加勒是继克雷孟梭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企图使莱茵兰地区独立并归入法国的统领和控制之下，但这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他还毫不犹豫地入侵鲁尔地区，目的是迫使德国遵守和约，偿还赔款，但却遭到了英美两国的强烈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府都处于无秩序状态，加上1919—1923年交付的赔款，导致德国货币马克迅速崩盘。法国占领鲁尔区，激起了德国人民极大的愤怒，由此，德国开始不计后果地大量印发纸币，旨在有计划地毁掉整个货币体系基础。在最后的阶段，通货膨胀甚至严重到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英镑的程度。这次通货膨胀给社会和经济造成的影响是致命的，也是深远的。中产阶级的积蓄被抽空了，这顺理成章地给纳粹主义的萌芽提供了土壤。信托业急速发展，打乱且破坏了整个德国的工业结构，整个国家的全部流动资本化为乌有。那些国内债务和以固定资产赔付或抵押赔付的工业债务，当然也顺势清偿或者赖掉，但这都远远不能弥补失去营运资本带来的损失。这一切直接导致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在之后的几年里，德国就和现在一样痛苦煎熬、民不聊生。
英国对德国的态度原本是非常严厉的，但很快就转向相反的方向，而且走得过了头。劳合·乔治和彭加勒之间开始产生隔阂，彭加勒暴躁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和行动上彼此渐行渐远，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 *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遭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彻底抛弃了威尔逊总统的理念，总统本人决心为坚持理念而战，却在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患了中风。在之后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他卧床不起，无法工作，直到最后，在1920年，共和党赢得了大选，威尔逊总统的政党和政见才被摒弃在一边。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共和党胜利之后紧接着是孤立主义思想的盛行，他们认为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必须偿还，同时要提高关税以阻止货物进口。但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债务又只能靠货物来赔偿。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海军裁军提案，于是英美政府颇有兴致地着手于凿沉他们的战舰，解散他们的军事机构。他们本着一个奇怪的逻辑，即战胜国不解除武装而让战败国解除是不道德的。英美其实是将谴责的矛头直指法国，只因法国保留了已经大规模缩减的、以普通服役为基础的军队，却无视法国同时失去了推至莱茵河的边境线的安全条约保证。
美国向英国明确表示，如果英国继续和日本结盟，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绊脚石。日本对于与英国的结盟是忠贞的，但由于美国的介入，英日结盟破裂，这引起日本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是在随意将一个亚洲国家踢开，许多联系本可以证实是取得和平的决定性因素，但都被切断了。不过至少日本还是有所欣慰的，德俄两国的垮台，使日本一度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英美两国排名日本之前），这无疑使日本排名提升到了最高。尽管《华盛顿海军条约》规定日本主力舰的比例应比英国和美国少（比例为五比五比三），但这个配额也已大大超出了日本的现状，就日本的造舰能力和经济实力而言，还要奋斗好些年才能达到。因此，日本默默地注视着英美这两个海军强国互相削弱彼此的实力，也默默地等待着，直到英美两国的实力削弱到了已根本无法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的水平。这样，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和平的名义下，为自己的对手创造了迅速崛起的条件，也为下一场新的战争扫平了障碍。* * *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着。德国被解除了武装，他们所有的武器大炮都被摧毁，舰艇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庞大军队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为了维持国内秩序，德国只允许有一支人数不得超过十万人的军队，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增加人数。同时，每年招收的新兵不再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军官已被遣散。所有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尽可能地削减后备军团，将其人数限制在原来人数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德国不被允许任何形式的空军部队存在，潜艇被禁止，海军也被削减，数量限定在了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艇之内。中欧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挺起了腰杆昂首独立；匈牙利也从贝拉·库恩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法国陆军借着胜利的荣誉桂冠，理所当然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甚至法国空军也被看作是世界一流水平的。
直到1934年，战胜国在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依旧所向披靡。在这十六年中，只要三个前协约国，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欧洲的同伴一起，随时都可以以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力量为后盾，即可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他们都没有这样做。相反，各战胜国，特别是美国，集中力量采取棘手的外交手段，迫使德国偿还每年的赔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1年。实际情况是，德国所欠赔款只能通过贷款来偿还，而为数最多的贷款又恰好来自美国，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可笑，到头来只能是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另一方面，如果在1934年之前就能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不要武力，不需流血，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但事实是：当德国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时，谁都不去重视；而当违约情况严重时，又没人及时制止，于是，为保障长久和平做出的最后努力徒劳无功。战败者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犯罪的温床和理由。如果不是战胜者的这些荒唐行为，战败者既没有犯罪的条件，也没有犯罪的机会。* * *
在本章中，我试着描述了一些事件和自己的感想，它们在我脑中变成了故事，告诉大家在喧嚣的人类史上，这个空前的悲剧是如何酿成的。这场战争不仅仅是生命财产的毁灭，这只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人遭到残忍的屠杀，各国长期积累的财富也在战争中消耗殆尽。战争结束时，欧洲文明的脊梁还依旧矗立。当风暴消散，尘埃落定，炮声骤停，国家之间虽然充满仇恨，但依旧会承认对方的历史、种族和特点。整体上看，战争的规则得到了尊重。交战双方的军人之间也都有着共同的作战原则。不论胜者还是败者，都同样保持着文明之邦的气度。人们建立起庄严和平的秩序，除了在经济方面无法施展外，这种秩序成了十九世纪的基本原则。各个文明国家之间的相处都越来越离不开这些原则。人们宣扬依法统治，国际机构应运而生，以保护我们大家，特别是保护欧洲，防止人们再次遭受战争的威胁。
而如今的二战，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化为云烟。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其规模之大、性质之恶毒，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了人类史上一笔最黑暗的记载。仅在德国集中营里，就有六七百万男女老幼被有组织有计划地残忍杀害了。在东部战场上，德国和苏联都曾蓄意推行人口灭绝政策，在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轰炸。空袭最初由德国发起，但日益强大的同盟国以二十倍的力度予以还击，最终以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枚原子弹而告终。原子弹的使用导致两个城市被摧毁，也把战争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现在，我们终于从这场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浩劫中挣脱了出来，这种黑暗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无法想象的。但是，在遭遇了所有的艰难险阻终于获得战争胜利后，我们发现面前的路依旧关隘重重；在历经千辛万苦从战争中走过来时，发现面前的挑战仍旧只增不减。
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作为曾经在那段日子里工作过生活过的人，我想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无底线的仁慈是何等软弱，助长了邪恶之人的凶狠。在书中，我们将看到除非联合为更大的组织，否则民主国家就会缺少一种坚韧性和可信度，无法给老百姓带来安全感；甚至在自卫问题上，如果没有联合组织，在一连长达十年或十五年中都没有政策可言。在书中，我们也将看到谨慎而克制的决议如何演变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在渴望安全和平静的生活中，折中妥协的办法是如何正中灾难的靶心。在书中，我们还将看到在这些年中，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是何等必要。
要想避免战争再次爆发，最简单的政策就是在三十年内废除德国的军备，而战胜国则一定要保持充足的军事力量。同时，就算无法与德国达成和解，也一定要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联盟，有能力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联盟中若对条约有异议，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方可进行修改。既然在一战中，已有三到四个强国政府要求他们的人民做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最终也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在这个长久愿望最终达成之时，我们有理由共同协作，至少为了永不抛弃的最根本的信念和原则而努力奋斗。尽管战胜国拥有如此雄厚的实力、先进的文明、高超的学问、渊博的知识和发达的科学，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却不能予以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从一场选举到下一场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在此，为那些在战场上战斗和牺牲的儿女们，我们只能奉献这样的描写：他们肩，并着伤痛的肩；步伐，跟着沉重的步伐。疲惫跋涉，走远，远离生命之光的辽阔原野。第二章动荡不安劳合·乔治下台——鲍德温恢复关税保护政策——英国社会党人第一次上台执政——我出任财政大臣——战争债务与赔款——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德国恢复繁荣——经济危机——麦克唐纳的第二任政府垮台——我被迫下野——英国的金融动乱
1922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斯坦利·鲍德温，他原来在国际舞台上默默无闻，在国内政坛上也只是普通的一员。他曾在一战时出任财政部财政秘书，现为贸易委员会主席。他于1922年10月取代劳合·乔治成为英国领导人之一治理英国，直到1937年5月，功成身退，载誉而归。卸下重担之后，他回到伍斯特郡的家中，过着体面而安静的退休生活。与这位同僚之间的关系，是我下面要讲述的故事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的意见有时会产生严重分歧，但这么多年乃至之后的交往，我们的私人会谈或联系接触，从未发生过不愉快，因为我们之间的交谈向来很真诚，彼此都很了解对方的想法。* * *
由于《爱尔兰法案》，劳合·乔治政府承受了来自党内的压力，这股压力随着大选的临近日益加剧。争锋的焦点在于：在大选之前是保持联合政府，还是先解散联合政府。多年来，各政党和大臣们互相扶持，共同经历并承担了许多责任，此时为了国家团结一致，联合执政似乎更符合民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准则。为了使保守党更加容易接受，首相和我在今年早些时候曾书面请辞，并以个人身份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阁成立新政府。仔细考虑了辞职信内容后，保守党领袖给予了回复，坚决不接受我们的牺牲，认为大家必须共同进退，荣辱与共。然而保守党内其他追随者并不为这种侠义精神所动，认为保守党自身十分强大，完全可以独掌国家政权。
保守党以压倒性的票数优势决定和劳合·乔治政府破裂，联合执政结束。首相于当日下午辞职。早晨，我们所有人还是朋友和同事；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决心要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出乎意料的是，除了寇松勋爵一人之外，所有保守党的杰出人物，曾经和我们一同并肩战斗的所有主要部长大臣们，都跟随劳合·乔治一同退出了政治舞台，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有才干的人物：亚瑟·贝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以及伯肯赫德勋爵。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却因为严重的阑尾炎手术而不得不躺在医院，第二天一早，当我恢复意识的时候才知道，劳合·乔治已经辞职，政府已经解体。所以我不仅失去了阑尾，还失去了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饭碗，我自认为在自治领及殖民地任职期间，取得了议会和行政上的一些成就。博纳·劳先生一年前由于严重的健康问题退出，此刻不得不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他组建的政府，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的鲍德温先生在此届政府中出任财政大臣。首相请求国王解散议会，而人们也需要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做左膀右臂，又有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非常有希望再执政五年。然而，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再次由于身体原因辞去首相一职，退休疗养直至病发逝世。鲍德温先生随即继任成为首相，而寇松勋爵则只好在新一届政府中担任外交大臣。
这样就拉开了十四年所谓“鲍德温—麦克唐纳统治时期”的序幕。在这个时期，鲍德温先生要么是政府首脑，要么是反对党领袖，总是如此。而麦克唐纳先生，从未在两院获得过任意一院的多数票。因此，鲍德温先生不论执政还是在野，都是掌握英国大权的中坚人物。这两个人后来建立了兄弟般的政治情谊。名义上他们代表着相互对立的政党，有着相反的治国理论，也有冲突和利益纷争。但之后证明，他们其实观点一致，性格相近，工作方法类似，这种相似的程度是历史上自君主立宪制以来从未有过的。让人感到好奇的是，拉姆齐·麦克唐纳有很强的老托利党观念；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有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保护关税的意识外，相比于其他工党人士，内心却是一个典型的温和社会党代表，但两人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是有目共睹的。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被突然获得的权力冲昏头脑。收到祝贺，他说：“请为我祈祷吧。”任首相不久，鲍德温内心开始感到不安，担心劳合·乔治会打着保护关税的幌子，联合那些随战时内阁一同退位并反对他的保守党领袖，召集兵马重返政坛，以此分裂党内的多数议员，甚至威胁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于是，鲍德温决定抢占先机，于1923年秋天，早对手一步，首先提出了保护关税的政策。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了演说，结果这次演说的唯一成果便是，亲手把这个刚刚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过早地推下了台。为此，鲍德温自我辩护说他自己也是无辜的，没有料到事情会这般发展；但如果你相信他的这番话，那你就太低估鲍德温对英国政坛的深刻认识了。议会根据他的建议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结合在一起，我本人也是自由贸易的追随者。自由党尽管是少数，但得票率还不错，如果领袖阿斯奎斯先生有意，自由党也有可能组阁。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仅获得议会略多于五分之二的选票，但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于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便成了大不列颠第一位社会党人的首相，在两个老党派默许和互相争执的夹缝中痛苦地生存一年。在少数党派工党的统治下，国内形势动荡不安，政治风向十分有利于自由党和保守党，于是两党联合，找准时机，就某个重要问题向工党政府发难，逼其下了台。于是又举行了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大选。保守党以超过所有其他政党之和的二百二十二票，以压倒性优势再次执政。大选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实力还非常薄弱，并没有为此次选举做出特别的贡献，但他在选举前保住了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于是宣布结果时，首相人选再次非他莫属。于是鲍德温离职回到家乡，开始组建他的第二届政府。
此时的我颇受保守党的爱戴。六个月前的威斯敏斯特区补选，更能够证明我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尽管我是“独立的宪政主义者”，但许多保守党人都在为我工作，为我投票。我有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由一个保守党的议员负责，这样做公然违背了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部机构的规定，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在两万张选票中，我仅以四十三票之差败选。而在正式大选时，我以一万票的多数当选为埃平区代表，不过是以“宪政主义者”的身份参选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想接受“保守党”的身份。在休息时，我与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交谈，虽然当时我并不看好他还能继续担任首相，但是紧接着他就获胜了。我不知道他在获胜时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但当他邀请我任财政大臣时（这也是我父亲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我非常惊讶，保守党也惊呆了。一年后，在选民的支持下，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便重新加入了我离开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以及卡尔顿俱乐部（即英国保守党总部）。* * *
任财政大臣后我面对的第一个国际性难题就是我们的美国债务。一战结束后，欧洲协约国欠了美国大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了四十亿美元。但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特别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取消所有战争债务，如此一来，就书面记载，我们至少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自那时起，货币贬值一半，因此实际损失可能还多一倍，但当时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922年8月1日，还是劳合·乔治统治时期，鲍尔福照会宣布：如果美国不向英国索债，英国就不向任何欠债国索要债款，不论是盟国还是敌国都一样。这份声明很有价值。1922年12月，英国政府派代表团出访美国，结果英国同意：不管英国能从其他国家收回多少债款，英国都将向美国偿还全部贷款，只是利息从百分之五降为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议引起了许多资深人士的关注，特别是首相本人的关注，这是强加给英国的一个协定。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包括二战也是如此，从开始奋战到最后，已是劳民伤财，贫困潦倒。而这个协议却要求英国分六十二年偿还全部债款，即每年需要偿还三千五百万英镑。不仅英国，甚至许多与此毫无利益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人士，都认为这项协议的基础，对借贷双方而言，都不免过于严厉和目光短浅。而柯立芝总统放言：“他们是借了钱，没说错吧？”这话言简意赅，虽是事实，但并没有表明所有事实。国家之间的赔款，如果采取货物和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惠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如果只是任意而武断地要求偿付战时财政花费所造成的巨额贷款，就势必会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不管是向同享胜利成果但耗尽国力的盟国，还是向落败投降的敌国索取赔款，都会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显而易见，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之后导致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理的一个明显因素。
这时候美国又提高了关税，并将所有挖出的金矿藏到了他们的国库里，这使偿还美国债款变得难上加难。对于其他欧洲盟国，美国的做法也是同样，只不过略微宽松一些而已。这种做法所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每个欧洲国家都把责任归咎到德国头上，对其加紧索债。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其辩护；再次担任财政大臣时，我又一次为鲍尔福的政策争辩，并积极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还要背着美国的债务去替美国索债，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到这种债务索取方式是极不明智的。然而，美国对此却无动于衷，并对我的这种观点深感不满。可以看到，美国继续坚持让英国必须每年偿还贷款，只是降低了利率。
于是，我不得不与我们的盟国商讨重定协议，增加此前我们已经削减了的德国赔款，以设法满足每年向美国国库缴纳三千五百万英镑的赔款需要。于是，几重债务压力同时指向德国，在内部事务方面，德国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了英国三次全额赔款，而这些赔款都是根据修订的“道威斯计划”从德国索赔得来的。* * *
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为邻几乎有五年之久。每天早上，我途经他家去财政部上班时，都会顺路去看看他，在内阁会议室聊上几分钟。鉴于我是他内阁的主要成员，对于发生的事情我都应承担一份责任。这五年里，我们见证了英国复苏的可喜变化。这是一个沉稳能干的政府，在此期间，我们看到了国家的情况在一年年好转。虽然在台面上，没有任何引起轰动或争议的事情可以夸耀，但不论从哪个方面衡量，包括经济和金融，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的确得到了改善和提高。和执政之初相比，在我们任期结束时，国内和世界形势都安定富足了许多。以下是一句温和而又实在的评论：
我们的政府，誉满整个欧洲。* * *
此时的德国由兴登堡执政。1925年2月底，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他是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也是战后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因此必须选举出一位新的总统接替。长期以来，德国人都是在家长式独裁体制下成长的，并受到自由言论和议会反对党派这种历史悠久的形式影响。战败只不过像羽毛脱落的翅膀，带给他们的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和极端的自由。但这个国家已经被所经历的一切弄得四分五裂，各党派之间争权夺利的争斗使人民困惑迷茫，然而在混乱中兴起了支持冯·兴登堡元帅的狂潮。冯·兴登堡元帅此时已光荣退休。他忠于已被驱逐的德皇，更偏爱王权复辟，支持将德国打造为“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制。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件非常敏感且最不合时宜的事。因此，当他被恳求成为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不禁极度心烦意乱。“别扰乱我的清静。”他一遍又一遍地说着。
但是请他出山的呼声依旧高涨，最后海军上将冯·提尔皮茨元帅出马，劝他放下顾虑和一己私情，承担起责任，这才终于说服他参选，“为国效力”是兴登堡元帅一直恪守的原则。兴登堡元帅的竞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威廉·马克思以及共产党的台尔曼。选举于4月26日星期日举行，所有的德国人都参加了投票。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最终的票数结果十分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马克思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一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凭着自己的威望，却带着十分勉强的态度参选，并打败了他的对手，以多出对手不到一百万的票数摘得总统之位，但他的票数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早上七点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暴跳如雷大骂儿子：“把我早叫醒一个钟头干什么，就是到了八点结果还不是一样！”接着继续睡到了平常起床的时间。
兴登堡的当选一开始就被法国看作是德国的挑战，而英国的反应比较平淡。我一直希望看到德国恢复荣誉和自信，以此消除战争的痛苦和仇恨，因此我一点也没为此紧张。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兴登堡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老头儿。”后来证实，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虽然年事已高，一些他最激烈的反对者也认为：“即使他无所作为，但也绝不会做坏事[1]。”对于七十七岁高龄的兴登堡来说，任期有七年之久，因此，几乎没有人期待他会再度连任。任总统期间，兴登堡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政党。毋庸置疑，他给德国注入了冷静的力量和安宁的情绪，使德国不再给邻国构成威胁。* * *
与此同时，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法国总理赫里欧提议拟定一个公约。根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记载，公约表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愿意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那么，德国愿意接受这个公约。此外，德国还表示愿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域现有领土状态的公约。由于该公约事关大局，法国政府开始着手和盟友们讨论。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议院将此事提上议会日程。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程，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1925年6月16日，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呈递了一次正式照会，表明了态度：除非德国以加入国际联盟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同时，德国不得对和平条约有任何异议或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比利时也必须成为签约国之一。最后，作为莱茵公约理所当然的补充，还需签订一个法德仲裁条约。
6月24日，就英国对此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下议院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伯伦先生解释说，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可能要明确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特殊关系，而英国除了遵守国际联盟盟约中的规定，将不再承担任何义务。英国自治领对于西欧公约反应并不热烈。南非的史末资将军极力避免签订区域性协议，加拿大人反应冷淡，唯有新西兰时刻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无论如何，我们仍旧坚持着。在我看来，结束法德两国上千年来的争端，似乎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如果能在经济、社会以及道德上促使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紧密联系，防止新的争执出现，将长久以来的敌对化为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存，欧洲必将重新崛起。在我看来，英国人民在欧洲的最高利益在于调节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没有任何更为重要的利益可与之相比或将其抵消。至今，我仍是这样认为。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在汇总各政党意见后提出了英国的见解，对此所有内阁成员一致表示支持。7月，德国对法国照会给予了回复，接受西欧公约中有关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的要求，但表示普遍裁军还需要事先制订协议。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商议讨论。8月，法国与英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正式回复德国，签订公约必须以德国毫无保留地加入国际联盟作为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意味着合约的条件将继续有效，除非各国共同协商同意修改该合约，这也意味着德国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德国民众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压力和激烈情感之下，德国民众呼吁取消合约中关于“战争罪行”的条款，要求搁置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撤离科隆行政区。然而，德国政府对这些要求并没有特别坚持，但就算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
在此铺垫下，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召开。在平静的湖水旁，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代表共聚一堂。会议取得了如下成果：第一，五国签订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比利时、德国与波兰以及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分别签订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与波兰、法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署了专门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导致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毫无理由受到武力攻击，法国将负责对两国进行援助。由此，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要确保相互之间的和平，都要站在同一战线上，反对其中任何成员国违反公约，对兄弟国发动侵略。就法德两国而言，英国做出庄严承诺，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第一时间对该国给予援助。这个影响深远的军事承诺得到了议院和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这是一桩造就历史的事件。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到何种程度，会议并未涉及。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这种两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德国废除军备，德国就无法攻击法国；另一方面，如果法国攻击德国，就会使英国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的同盟国，这样法国也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理论上看起来很危险，因为德法两国如果开战，英国必须加入双方的任意一方，但事实上这种灾难发生的概率很小，所以反而成了阻止灾难发生的最好方法。因此，我既反对法国裁减军备，也反对德国重新武装，因为这会为我们大不列颠招致更大、更直接的危险。另一方面，德国根据协议加入了国际联盟，这意味着英国和国际联盟给德国民众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公证人和仲裁者的作用，平衡了德法两国势力。我们希望这种均势能够维系二十年，在此期间，在长期和平和逐渐增长的信任的影响下，协约国的军备力量自然而然会逐渐缩减，更不用说扩充军备还要增加财政负担。显而易见，只要德国的实力和法国持平，危险就会降临，更不用说德国比法国更强大了。但一切危险似乎都在威严的条约义务的制约下化为乌有。* * *《洛迦诺公约》只涵盖了西欧，因此希望之后能再签订一个“东洛迦诺公约”。如果防止德苏之间未来战争的可能性能够以德法战争的类似主张和相似方式加以解决，那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即使是在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更不愿意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立场和规定。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组成了一道“防疫线”，苏联孤立地在这条“防疫线”的后面独自盘算着。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尝试尽可能地满足德国在东部边界的要求，但在这有希望的短短几年中，始终都没有找到这个机会。* * *
对于在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上出炉的条约，人们感到无比喜悦。鲍德温先生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没有官方府邸，于是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一起与施特雷泽曼先生亲密友好地共进午餐。我们相聚的氛围非常友好，一致认为如果欧洲这些最强大的国家能真正团结起来，使人们感受到安全有所保障，那么等待欧洲的未来将会是多么美好。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得到议会的强烈支持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荣获嘉德勋章以及诺贝尔和平奖。他的成就是欧洲复兴的最高标志，拉开了三年和平与恢复时期的帷幕。尽管旧的敌对势力只是短暂休眠，新的征兵鼓声已经敲响，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通过我们努力营造的坚实基础将打开一条向前迈进的大道。
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整个欧洲呈现出一片和平安宁的氛围，不仅过去的二十年，而且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都很难看到这种祥和平静的氛围。自《洛迦诺公约》签订后，人们对德国怀有一种友善的情感，因此在《凡尔赛和约》规定撤军的日期之前，法国及协约国军队很早就已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在精简了的国际联盟中占得一席之地，德国得到了英美大量的借款，在这种体贴入微的帮助下，德国快速复兴了。德国最新制造的远洋轮船获得了大西洋蓝绶带奖，但并不算公开违反《凡尔赛和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德国海军已经不复存在。德国空军还未诞生，但已被禁止。而且德国还有许多因谨慎而反对战争的势力，连德国最高指挥部也相信协约国不会允许他们重组军备。但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我之后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对此，只有寥寥可数的一些金融界人士对此有所察觉，而他们对自己的预见感到恐慌，因而选择了保持沉默。* * *
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因素。在新一届的下议院中，工党以微弱多数反超保守党。自由党以其六十个席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预见，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持反对态度，至少一开始是这样。鲍德温先生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认为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靠完全不靠谱的自由党组阁。因此，尽管内阁和党内对此有不同意见，鲍德温先生还是毅然决然地向国王提出请辞。我们全体人员一起乘坐专列来到温莎城堡，请求解散政府。同年6月7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再次担任首相，成为依靠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这位社会党首相希望，他的新工党政府能通过以下一系列措施使自己脱颖而出。首先，对埃及做出巨大让步；其次，对印度进行影响深远的宪法改革；最后，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或至少要对英国的裁军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他相信自由党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些措施，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鲍德温先生产生了分歧。五年前他任命我为财政大臣，当时的那种和睦关系第一次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当然，我们私下的关系还是不错，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的观点是：保守党作为反对党，应该在所有帝国和国内事务上与工党针锋相对，应该把维护英国尊严作为己任，就像在迪斯雷利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豫地进行争论，即使不能唤起全国的及时响应也在所不惜。就我观察，鲍德温先生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光荣的伟大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而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行动模式，伺机而动，善用策略，分散和吸引大众的情绪，以此赢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他确实非常成功，可谓是保守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党务管理者。在他的领导下，保守党参选五次，获胜三次。然而，只有历史才有资格对这些事情做出评价。
我们彻底决裂是在印度问题的处理上，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后被封为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了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之后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其中心人物竟是最近被释放的甘地先生。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细节，就没有必要在此赘述了。释放甘地，使他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使者参加伦敦会议这件事，是我和鲍德温先生关系破裂的临界点。他似乎对事态的发展甚为满意。就此问题而言，鲍德温先生与首相和总督立场一致，并义无反顾地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也引导到这条路上来。我非常确信，我们最终将失去印度，并将给印度人民带来无法预计的灾难。不久，我就此事辞去了影子内阁的职位。1937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既然我们就印度政策的观点分歧已经公开，我认为自己不再适合继
续参加事务委员会的各项会议，对于您的友好邀请在此表示感谢。不需
多言，我将尽力帮助您在下议院反对工党政府；同样，我也将在大选中
做最大的努力以确保工党败选。* * *
1929年第三季度末，一切都还呈现出一片希望和快速繁荣的景象，美国更是如此。极度的乐观推进了投资活动的疯长。人们开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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