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诗论丛(中华现代学术名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余冠英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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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六朝诗论丛(中华现代学术名著)试读：

出版说明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是时，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一时间，中西学并立，文史哲分家，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学科勃兴，令国人乱花迷眼。然而，淆乱之中，自有元气淋漓之象。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至今日，中华现代学术已走过百余年，其间百家林立、论辩蜂起，沉浮消长瞬息万变，情势之复杂自不待言。温故而知新，述往事而思来者。“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上自晚清下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海外华人学者的原创学术名著（包括外文著作），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兼及其他，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出版“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本馆一大夙愿。自1897年始创起，本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有幸首刊了中华现代学术史上诸多开山之著、扛鼎之作；于中华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变迁而言，既为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作为对前人出版成绩与文化理念的承续，本馆倾力谋划，经学界通人擘画，并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终以此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唯望无论多少年，皆能傲立于书架，并希冀其能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共相辉映。如此宏愿，难免汲深绠短之忧，诚盼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共襄助之。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0年12月

凡例

一、“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收录晚清以迄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华学人所著，成就斐然、泽被学林之学术著作。入选著作以名著为主，酌量选录名篇合集。

二

三

四

五、原书为直（横）排繁体者，除个别特殊情况，均改作横排简体。其中原书无标点或仅有简单断句者，一律改为新式标点，专名号从略。

六、除特殊情况外，原书篇后注移作脚注，双行夹注改为单行夹注。文献著录则从其原貌，稍加统一。

七、原书因年代久远而字迹模糊或纸页残缺者，据所缺字数用“□”表示；字数难以确定者，则用“（下缺）”表示。

前记

中国诗里可以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由三百篇以来的民间诗歌的传统；这个传统二千年来从未断绝，它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从民间产生的艺术创作的传统。另一个就是文人诗的传统，这是过去的中国文学史里所讲的主要内容。但这二者之间是有关系和有联系的。鲁迅先生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书简》致姚克第十七信）就文学史的源流演变考察，鲁迅先生这话是完全正确的。民间文学的内容极其丰富生动，因为人民的生活和语言本身就是生动丰富的；而这也就是传统的文人所以要模仿它的原因。但民间文学也有它的难以避免的缺点；因为封建社会里的人民还没有可能掌握文化这一武器，因此民间作品也就很少集中和提高的机会，所以“里巷歌谣”的发展进步的情形就比较缓慢，艺术就比较粗糙；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那内容上的丰富与光彩。在文人开始向一种民间诗体拟作或学习的时候，他的作品立刻就会从民间文学中吸收到多量的健全的血液，使他的作品显得异常光辉生色。又因为文人是有一些文化知识的教养的，因之当他开始拟作或学习民间文学而还没有到“越做越难懂”的时候，他是可以给民间文学以一定的集中和提高的。我们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诗人，他们所以能有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直接（从歌谣）或间接（从保存下来的乐府诗）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健康的营养；屈原这样，曹子建这样，杜甫、白居易，无不如此。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矿产，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使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加工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民间文学的宝贵价值，和以民间文学的健康特色为基本内容的加工后的文学作品的价值。

就中国诗说，诗经是一部很早的民间诗歌的总集，是有极高的文学价值的；但自被儒家奉为经典以后，对汉以后诗歌的影响远不如乐府诗的力量大。我同意本书著者余冠英先生的看法：“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构成一个传统，却是汉以后的事，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乐府诗选〉序》）唐宋人所盛称的“汉魏风骨”，白居易很佩服杜甫的“三吏三别”一类社会诗，而把他自己做的社会诗叫做“新乐府”，都是指乐府诗中的那种健康的人民性说的。以后北朝乐府的直率爽朗的风格，南朝新声杂曲的爱情描写，都给了后来的诗人和诗以很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诗，就不能不特别注重乐府诗的这个传统，和它所给予文人诗的伟大影响。

余冠英先生是研究乐府诗的专家，并由此旁及而对汉魏以来的文人诗也有很精湛的研究；多年来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及“汉魏六朝诗”等课程，课余之暇，常发表一些有研究心得的文章；现在就把有关汉魏六朝诗的一部分，编为这一本书。其中《〈乐府诗选〉序》一篇是他为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艺丛书》中《乐府诗选》一书所写的序文，文中说明了他对乐府诗的估价和看法，而这看法是贯串在本书的各篇文章中的，因此也不妨视为本书的总序。以下六篇，是解释诗句的含义和歌辞的分合等问题的；问题虽似不大，但了解意义是研究或阅读诗歌的初步工作，实际是非常重要的。乐府诗中的词句本来有许多很难解，特别是汉乐府；以前虽也有些人做过解释训诂的工作，但大都是采用“汉人解经”的传统办法，注重出处训诂，而对诗意和乐府诗的精神却每多忽略；他解释的态度既不似训诂家之穿凿附会，也不似一些人“不求甚解”式的“以意逆志”，他能本着乐府诗的精神别求新解，使诗焕然生色，而又言必有据，从历史和诗本身来证明这解释的真确。譬如“公输与鲁班”一句诗（《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中之第六首），以前人只用力考证公输与鲁班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作者也考证过了，但他却解释说：“公输与鲁班可以分指两个人……但‘公输与鲁班’这句诗却不一定非照此解释不可。……它的语气虽似指着两个人，意思还是指一个。这样的句法不仅有加重语气的效果，还有些诙谐意味，可以见出民间文学的活泼性。”他还举了一些证据，说明这样解释不只是可喜的，而且是可信的。其余有两篇论文人诗的，蔡琰和曹植，都是和汉乐府渊源很深的人物。论蔡琰一文虽专在考订悲愤诗的真伪问题，但他相信五言悲愤诗一首是蔡琰所作，似乎与乐府诗风格的比较也是促成作者立论的一因。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由他的诗中正可看出乐府对文人诗的伟大影响来。《乐府诗集作家姓氏考异》与《七言诗起源新论》两文是有关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文章，不属于论诗的范围；但《乐府诗集》一书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籍，这种细致的考订工作是会对爱好乐府诗的人有帮助的，因此也收在这里。这篇文章是沿用了考订文字的传统格式写的，作者用了文言，只是为了体例的方便。在《七言诗起源新论》一文里，作者考订七言诗的来源是民间歌谣，“体制上的一切特点都可在民间歌谣里找到根源”，正可见出作者平日治学一贯重视民间文学传统的精神。他和李嘉言先生讨论七言诗起源的文章也有助于这问题的阐明，因此也一并编在后面。从本书的各篇文章中，读者是会对乐府诗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

余冠英先生于本年十月底到中南区参加土改去了，需时约四个月，因与书局已有交稿成议，他又来不及亲自编定，因此嘱我代为编排一下，并略加题记。他这些文字在发表的当时我就全读过，平日也常在一起讨论这一类问题，因此就毅然答应下了。但如果在编排次序上或序文介绍中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王瑶于北京清华大学

《乐府诗选》序

一

乐府诗是由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我们谈乐府诗不得不走一条老路，从这个机关开头。根据东汉历史家班固的话，我们知道汉武帝刘彻是“始立乐府”的人。“乐府”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它的具体任务是制定乐谱，搜集歌辞和训练乐员。这个机关是相当庞大的，人员多到八百，官吏有“令”、“音监”、“游徼”等名目。

经过汉初六十年休养生息，中国人口增加了不少，财富也积累了不少，好大喜功的刘彻凭这些本钱一面开疆辟土，向外伸展势力，一面采用儒术，建立种种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由于前者，西北邻族的音乐有机会传到中国来，引起皇帝和贵人们对“新声”的兴趣；由于后者，“制礼作乐”便成为应有的设施。这两点都是和立乐府有关的。班固《两都赋序》说：

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这里说明了刘彻这时才有立乐府的需要，也才有立乐府的条件。《汉书·礼乐志》说：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里说明了乐府的任务，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采诗”，就是搜集民歌，包括歌辞和乐调。《汉书·艺文志》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里说明了采集歌谣的意义，同时说明了那些歌谣的特色。刘彻立乐府采歌谣的目的是为了兴“乐教”、“观风俗”，还是为了宫庭娱乐或点缀升平，且不去管它，单就这个制度说是值得称许的。一则当时的民歌因此才有写定的机会，才有广泛流传和长远保存的可能。二则因此构成汉朝重视歌谣的传统，使此后三百年间的歌谣存录了不少。这在文学史上是大有关系的事。

有人以为在刘彻之前已经有了乐府机关，说班固弄错了事实，因为《史记·乐书》说：

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孝惠、孝文、孝景无以增更，于乐府习常隶（肄）旧而已。但这也许是以后制追述前事。《汉书·礼乐志》也曾有“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之文，正是同类。其实立乐府是小事，采诗才是大事。乐府担负了采诗的任务，才值得大书特书。从“习常肄旧”这句话正可以看出武帝以前纵然有乐府，也不过是另一种规模的乐府，那时绝没有采诗制度。既然如此就不必相提并论了。

乐府采诗的地域不限于“赵、代、秦、楚”，《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各地民歌有：

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

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

邯郸、河间歌诗四篇；

齐、郑歌诗四篇；

淮南歌诗四篇；

左冯翊、秦歌诗三篇；

京兆尹、秦歌诗五篇；

河东、蒲反歌诗一篇；

雒阳歌诗四篇；

河南、周歌诗七篇；

周谣歌诗七十五篇；

周歌诗二篇；

南郡歌诗五篇。从这里看出采集地域之广，规模之大。但总数一百三十八篇却并不算多，大约此外还有些不曾入乐的歌谣。也许汉哀帝刘欣“罢乐府”这件事不免使乐府里的民歌有所散失。《汉书·礼乐志》说刘欣不好音乐，尤其不好那些民歌俗乐，称之为“郑卫之声”。偏偏当时朝廷上下爱好这种“郑卫之声”成了风气，贵戚外家“至与人主争女乐”，使刘欣看着不顺眼，便决心由政府来做榜样，把乐府里的俗乐一概罢去，只留下那些有关廊庙的雅乐。裁革了四百四十一个演奏各地俗乐的“讴员”。此后乐府不再传习民歌，想来散失是难免的了。

东汉乐府是否恢复刘彻时代的规模制度，史无明文，但现存古民间乐府诗许多是东汉的，可能东汉的乐府是采诗的，至少东汉政府曾为了政治目的访听歌谣。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载，光武帝刘秀曾(1)“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和帝刘肇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2)各至州县，观采风谣”。灵帝刘宏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二千石为(3)民蠹害者”（注云：谣言，谓听百姓风谣善恶，而黜陟之也）。由此也可推想当时歌谣必有存录，而乐工采来合乐也就很方便了。(4)

到了魏、晋，乐府机关虽然不废，采诗的制度却没有了。旧的乐府歌辞，有些还被继续用着，因而两汉的民歌流传了一部分下来。(5)六朝有些总集专收录这些歌辞，到沈约著《宋书》，又载入《乐志》。

南朝是新声杂曲大量产生的时代，民歌俗曲又一次被上层阶级所采取传习，不过范围只限于城市，内容又不外乎恋情，不能和汉朝的采诗相比。

后魏从开国之初就有乐府。那时北方争战频繁，似乎不会有采诗的事。但“横吹曲辞”确乎多是民谣，传入梁朝，被转译保存，流传到现在。

从上述事实看来，汉、魏、六朝民歌的写定和保存，主要靠政府的乐府机关。但由于私家肄习，民间传唱而流传的大约也不少。汉哀(6)帝罢除乐府里的俗乐之后，一般“豪富吏民”还是“湛沔自若”，那时期该有不少民歌靠私家倡优的传习才得保存。现存古乐府歌辞有(7)些是不出于《乐志》而出于“诸集”的，大约都和官家乐府无关。像《孔雀东南飞》这篇名歌，产生时期是汉末，见于记录却晚到陈朝(8)，在民间歌人口头传唱的时间是很长的。二

顾亭林《日知录》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后人乃以乐府所采之诗名之曰乐府。”《乐府》从机关名称变为诗体名称之后，又有广狭不同的意义，狭义的乐府指汉以下入乐的诗，包括文人制作的和采自民间的。广义的连词曲也包括在内。更广义的又包括那些并未入乐而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的作品。甚至记录乐府诗的总集，如《乐府诗集》之类，也简称乐府。

这一本选集所收的只是从汉到南北朝的乐府诗，主要的是入乐的民间作品，而以少数歌谣和在这些作品影响之下产生的文人乐府作为附录。

这些诗在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里分别隶属于《鼓吹曲》、《相和歌》、《杂曲》、《清商曲》、《横吹曲》和《杂歌谣辞》六类。《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诗最完备的书，其分类方法也被后人所沿用。前五类正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

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用于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辞今存《铙歌》十八篇。大约铙歌本来有声无辞，后来陆续补进歌辞，所以时代不一，内容庞杂。其中有叙战阵，有纪祥瑞，有表武功，也有关涉男女私情的。有武帝时的诗，也有宣帝时的诗，有文人制作，也有民间歌谣。

铙歌文字有许多是不容易看懂，甚至不能句读的，主要原因是沈(9)约所说的“声辞相杂”。“声”写时用小字，“辞”用大字。流传久了，大小字混杂起来，也就是声辞混杂起来，后世便无法分辨了。其(10)次是智匠所说的“字多讹误”。这些歌辞《汉书》不载，到《宋书》才著录，传写之间，错字自然难免，再其次是朱谦之所说的“胡(11)汉相混”。这是假定汉《铙歌》里夹有外族的歌谣，那也并非不可能。本编选录三分之一，都是民歌。

相和歌是汉人所采各地的俗乐，大约以楚声为主。歌辞多出民间。《宋书·乐志》说：“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便是指相和歌说的。内容有抒情，有说理，有叙事，叙事一类占主要地位（叙事诗是汉乐府的特色所在）。所叙的以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便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等。其中的大部分被选入本编。《乐府诗集》的《杂曲》相当于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乐府杂题》，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为无可归类，就自成了一类。这一类也是收存汉民歌较多的，和《相和歌辞》同为汉乐府的菁华之菁华。本编也选录其中大部。

南朝入乐的民歌全在《清商曲》之部。郭茂倩将这些民歌分为《吴声歌》、《神弦歌》、《西曲歌》三部分。“吴声”、“西曲”与相和曲及舞曲同属于隋唐清商部。《乐府诗集》将相和歌与舞曲另别门类，所余吴声西曲等，因为本是清商的一部分，就姑从其类，名为清(12)商。上述三部共四百八十五首，本编选入七十首。

横吹曲是军中马上所奏，本是西域乐，汉武帝时传到中国来。汉曲多已亡佚。《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是从北朝传来。其歌辞除二三曲可能是沿用汉魏旧歌（也是因流行于北方，辗转传到江南的）外，都是北朝民间所产。其中一部分从“虏言”翻译，一部分是(13)北人用“华言”创作的。本编选入三十八首。《乐府诗集》的《杂歌谣辞》一类收录上古到唐朝的徒歌与谣、谶、谚语。其中最可注意的是那些民谣。民间歌谣本是乐府诗之源，附录在乐府诗的总集里是有意义的。不过《乐府诗集》所收，有些是伪托的古歌，有些是和“诗”相距很远的谶辞和谚语。另一方面，有些有意思的歌谣又缺而不载。其采录标准是有问题的。本编附录的歌谣不以《乐府诗集》所收者为限。

本编也选入几首《古诗》，这里应该说明。所谓古诗本来大都是乐府歌辞，因为脱离了音乐，失掉标题，才被人泛称做古诗。朱乾《乐府正义》曾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虽不曾举出理由，还是可信的。从现存的古诗（不限于“十九首”）观察，其中颇有些痕迹表明它们曾经入乐，一是诗句属歌人口吻，如“四座且莫喧，且听(14)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梁启超认为“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调格调，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梁氏并据此判定“流传下来的无(15)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二是有拼凑成章的痕迹，如十九首之(16)一的《东城高且长》篇就是两首（各十句）的拼合。《凛凛岁云暮》篇中的“眄睐以适意，引领遥相晞”二句也是拼凑进去的句子(17)，其余如《孟冬寒气至》一首也有拼凑嫌疑。乐工将歌辞割裂拼(18)搭来凑合乐谱，是乐府诗里常见的情形，如非入乐的诗便不会如此。三是有曾被割裂的痕迹，如《行行重行行》篇。据《沧浪诗话》，宋人所见《玉台新咏》有将“越鸟”句以下另作一首的，可能这首诗曾被分割过，或因分章重奏，或因一曲分为两曲。这也是乐府诗才有(19)的现象。四是用乐府陈套，如用“客从远方来”五个字引起下(20)文，就是一个套子。惯用陈套又是乐府特色。五是古诗《生年不满百》一篇和相和歌《西门行》大同小异，正如《相逢行》和《长安有狭斜行》的关系，可能是“曲之异辞”。六是有几篇古诗在唐宋人(21)引用时明明称为《古乐府》，如《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等。这些情形似乎够证明朱乾和梁启超的假定了。《古诗》里有些反映农村，如《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有些反映城市，如《青青陵上柏》、《西北有高楼》，都是“一字千金”。本编所选以具有上述第六项条件者为限。三

汉魏六朝乐府诗所以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一则因为它本身是反映广大人民生活，从民间产生的或直接受民间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果实；二则这些诗对于中国诗歌里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两点，得先提《诗经》。《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都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22)食，劳者歌其事”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代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

汉乐府民歌被搜集的时候正当诗歌中衰的时代，那时文人的歌咏是没有力量的。将乐府民歌和李斯《刻石铭》、韦孟《讽谏诗》或司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来比较，就发现一面是无生命的纸花，一面是活鲜鲜的蓓蕾。《江南可采莲》、《枯鱼过河泣》的手法固然不是步趋《骚》《雅》的文人所能梦见；孤儿的哭声，军士的诅咒也不是“倡优所畜”的赋家所肯关心。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倒是多余的了。南北朝民间乐府在颜延之、谢灵运、任昉、沈约的时代，又是文学的新血液，新生命，情形也正相似。

那么，这些诗和《诗经》相比怎样呢？就诗的精神说，《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就具体的诗说，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虽然传统的看法是《诗经》的地位高得多。里巷歌谣也是发展进步的，四百年后的里巷歌谣必然有其“新变”。最显著的当然是诗形的进步，从语言观点看，五言的，七言的，杂言的乐府诗体当然胜过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体。再就题材说，像《雉子斑》、《蜨蝶行》、《步出夏门行》、《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等无一不是新鲜的。就是拿题材相同的诗来比，乐府还照样给人新鲜之感。将写爱情的《上邪》比《柏舟》，写战阵的《战城南》比《击鼓》，写弃妇的《上山采蘼芜》比《谷风》和《氓》，写怀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胜场，或后来居上，绝不是陈陈相因。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

总之，从乐府回顾汉武帝以前的文学，可以见出乐府的推陈出新。如再看看建安以下的文学，又可以发现乐府的巨大影响。(23)

中国诗史上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24)到元和。也就是曹植、王粲的时代和杜甫、白居易的时代。董卓之乱和安史之乱使这两个时代的人饱经忧患。在文学上这两个时代有各自的特色，也有共同的特色。一个主要的共同特色就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时为事”是白居易提出的口号。他把自己为时为事而作的诗题做“新乐府”，而将作诗的标准推源于(25)《诗经》。现在我们应该指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这要从建安黄初所受汉乐府的影响来看。

建安黄初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那些记述时事，同情疾苦，描写乱离的诗。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以乐府述时事，写出汉末政治的紊乱和战祸的惨酷。王粲的《七哀诗》也描写出当时的乱离景象。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北门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又各自写出社会苦难的一面。这些都是本书已经选录的乐府诗。此外如曹丕六言诗“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也是写乱后情形，和曹操王粲所注目者相同。至于蔡琰的《悲愤诗》，记亲身经历，更是惨痛。诗中写“胡羌”的残暴说：

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掠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敢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且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也有不用乱离疾苦做题材，而从另一面反映社会的诗，如曹植的《名都篇》，暴露都市贵游子弟的生活。这也是有现实性的。这些例子表明这一个时代的文学精神，这精神是直接从汉乐府承受来的。这些诗百分之九十用乐府题，用五言句，用叙事体，用浅俗的语言，在形式上已经看出汉乐府的影响。如再把《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篇和曹、王、陈、阮的社会诗比较，更可看出他们的渊源。这些诗人一面受西汉以来乐府诗影响，或许一面也受当时民歌的影响。当时的民间既产生《孔雀东南飞》，料想还有其他同类的民歌。

由于曹操父子的提倡，邺中文士大都勇于接受从乐府发展出来的通俗形式，也承受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精神。他们身经乱离，遭受或目击许多苦难，所以肯正视当前血淋淋的现实，不但把社会真象摄入笔底，而且贯注丰富的感情。这样的文学自有其进步性。晋宋诗人没有不受建安影响的，傅玄、鲍照独能继承上述的文学精神。到南齐、(26)梁、陈，“众作等蝉噪”，文学被贵阀和宫庭包办。许多作者生活腐烂，许多作品流于病态。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几乎斩断。幸而为时不长，唐代诗人从各阶层涌出，文学标准又有转变，“汉魏风骨”再(27)(28)被推崇。陈子昂的《感遇诗》，大半讽刺武后朝政，格调和精神(29)(30)都“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且为“杜陵之先导”。到杜甫时代，社会苦难加深。杜甫有痛苦的流离经验，有深厚的社会感情，了解人生实在情况。他继承建安以来的文学精神，并且大大地发扬了它。元稹、白居易佩服他的“三吏三别”一类诗，尤其称赞他“即事(31)名篇，无复依傍”，就是说他做乐府诗而能摆脱乐府古题，写当前的社会。他们也学杜甫的榜样，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称为“新题乐府”或“新乐府”。不过这种叙事写实的诗体还是从汉乐府来的，这种诗的精神也是从汉乐府来的，不是创自元、白，也不是创(32)自杜甫。仇兆鳌说杜甫的《新婚别》“全祖乐府遗意”，为了指明传统，这样说法是有意义的。

这个时代里许多作者如元结、韦应物、顾况、张籍等都有反映社会，描写现实的诗（大都用乐府题目和形式）。元、白两人且大张旗鼓来宣传提倡。他们事实上继承了汉乐府和建安诗人的传统，但同时抬出《诗经》来做旗帜。这时的诗人对《诗经》的看法已经和汉朝人不同，他们已经认识“风雅比兴”的真精神了。不过说到影响，比较起来汉乐府对于他们还是较切近较直接的。在中国文学史上里巷歌谣影响文人制作并不止这一回，但是在内容上发生这么大作用的例子还不多，汉乐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可以从这里去估量。四

以下是关于本书体例的话：

一、关于选诗。选的范围和标准从上文已经可以见出。大致汉代乐府古辞选得最宽，因为流传的篇数本来少。其形形色色方方面面大都影响后来文学，也大都有值得注意之点。从本编所选，大体上可以认识汉乐府的精神和面貌。其次是北朝民间乐府，反映社会的面也算是广大的，其直率伉爽的风格，在中国诗里很突出，对唐诗颇有影响。本编也尽量多选。又其次是南朝（指东晋至陈末）民间乐府。这一类多写男女私情，题材既少变化，形式也差不多，选的时候着眼在感情的真挚健康与否，和表现手法的新鲜与否。去其重复和太“艳”的。附录的第一部分是歌谣，取其反映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或歌颂民族英雄，描写人民生活，歌咏大自然，而艺术可观的。最后是文人乐府，只取其和民歌较接近，现实性较丰富的。入选篇数虽少，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乐府民歌怎样影响了文人。

二、关于校勘。各篇以影印汲古阁本《乐府诗集》做底子，和其他总集、乐志、专集、类书等互校。凡遇可供参考的异文便用小字夹注在正文之下。其中如有正误优劣很显明，校者认为应从“一本”的，便在夹注的字旁加着重点来表示。十分显明的误字就随手改正。必要的校语附在注释里。如有衍文或只表声音并无意义的字，用〔　〕号表明。

三、关于注释。各篇先释字句，后述诗意（明白易晓的诗从略）。间有关于本事或背景的说明和作者介绍之类都附在后面。为了让读者省力，竭力少引书名人名，引用古书的时候，较难的都译为白话。注释者的创说也并不特别说明，因为普通读者不需要知道哪是旧说哪是新解，而专家学者不需说明自能辨别。至于篇题的解释往往从缺，因为乐府题只可从声调去解释，而声调久已失传，不可得闻。过去也有人“望文生义”地去求乐府题之“义”，那显然是行不通的。

笔者想像本书读者是国文修养相当于初中以上的程度，而且对于古典文学有兴趣的。注释虽用白话，有时为了依从习惯，省略字句，并不曾全汰去文言。例如“以，用也”或“亲交犹亲友”，都不是白话，但相信不会增加读者困难。

朱自清先生曾提倡用白话注解古典文学，他自己曾做过《古诗十(33)九首释》。闻一多先生也曾发愿要做这样的工作，他的《风诗类

(34)钞》里一部分注解是用白话做的。本书注释曾参考他们的方法。

四、关于排列。各篇大致以时代为序。《铙歌》是西汉辞，排在最前。其次是《相和歌》，小部分是西汉辞，大部分是东汉辞。其次是《杂曲》，小部分时代不明，大部分是东汉辞（南朝《杂曲》二首，移列《清商曲》后）。再其次是《清商曲》，是晋、宋、齐辞。又其次是北朝歌，是苻秦到后魏的产品。附录部分，歌谣大都反映历史，文人乐府作者大半可考，便全依时代排列。除附录的第二部分外，并未打乱《乐府诗集》的分类，这样对于读者也有方便。

有几篇汉乐府“本辞”以外又有“晋乐所奏”的辞，因为字句有出入，可以参看，往往两辞同时选录。本编先列本辞，后列晋辞，和《乐府诗集》相反。

以上就是本书的凡例。笔者不敢妄想这本书成为完善的本子，但总希望它是一个可读的本子。在注释方面，不敢妄想解决乐府诗字句上所有的疑难问题，但希望比以往的注释多解决几个问题。这类工作本该是积累经验，逐渐进步的，假如做得有一点成绩，并不值得满足，不过表示不曾敷衍塞责罢了。临了儿，谢谢给我许多帮助的吴组缃先生、俞平伯先生和马汉麟先生。他们都曾对我的工作提过可宝贵的意见，使我随时发现应修改的地方。吴先生和我讨论的次数最多，他并曾将本书原稿细细校阅过一遍，指出每一个他认为可商量的地方，连标点符号也不曾放过。

现在这本书疏漏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读者随时指出来，帮助我改正。余冠英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于清华园——————————————(1) 《后汉书·循吏传叙》。(2) 《后汉书·季郃传》。(3) 《后汉书·刘陶传》。(4) 参看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5) 《隋书·经籍志》有《古乐府》、《古歌录钞》等书。(6) 《汉书·礼乐志》。(7) 如《陇西行》古辞，《乐府解题》云：“此篇出诸集，不入《乐志》。”(8) 徐陵《玉台新咏》开始记录这篇诗。(9) 《宋书·乐志》云：“汉《铙歌》十八篇……皆声辞艳相杂，不可复分。”(10) 《古今乐录》云：“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字多讹误。”(11) 见朱谦之《音乐文学史》。(12) 据王易《乐府通论》。(13) 详见孙楷第《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解》，《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第二合期。(14) 《玉台新咏》，《古诗八首》之一。(15) 《中国美文及其历史》。(16) 张凤翼《文选纂注》、王渔洋《古诗选》、刘大櫆《历朝诗约选》都将此篇分做两首。此篇后十句和前十句不但意思不连接，情调也不同，显然是两首的拼合。(17) 胡克家《文选考异》曰：“六臣本校云：善无此二句。此或尤本校添，但依文义，恐不当有。”(18) 详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19) 同上。(20) 详见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乐府歌辞的拼凑与分割》。(21) 前者见《玉烛宝典》，后者见李善《文选注》，另有几篇详见本书注释。(22) 见何休《公羊传注》。(23) 公元一九六至二二六。(24) 公元七四二至八二〇。(25) 见白居易《与元九书》。(26) 韩愈诗。(27)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28) 参看陈沆《诗比兴笺》。(29) 《修竹篇序》。(30) 《诗比兴笺》。(31) 元稹《古题乐府序》。(32) 《杜少陵集详注》。(33) 见《朱自清文集》第二册。(34) 见《闻一多全集》辛集。

乐府歌辞的拼凑和分割

古乐府重声不重辞，乐工取诗合乐，往往随意并合裁剪，不问文义。这种现象和“声辞杂写”同为古乐府歌辞的特色，也同样给读者许多困难。向来笺释家不注意乐府诗里的拼凑痕迹，在本不联贯的地方求联贯，在本无意义的地方找意义。结果是穿凿附会，枉费聪明，徒滋淆惑。本文目的在举出古乐府辞篇章杂凑的重要例子，考察其拼合的方式，并附带讨论有关的几点。所谓拼合方式，约可分为八类，列举如下：（一）本为两辞合成一章，这种情形最早见于汉郊祀歌。郊祀歌第十章《天马》本是两辞，据《汉书·礼乐志》，“太乙况”一首作于元狩三年（《武帝纪》则云元鼎四年），“天马徕”一首作于太初四年，应是合并于李延年辈之手。相和歌辞平调曲《长歌行》古辞“仙人骑白鹿”篇亦同此例，其辞曰：

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导我上太华，揽芝获赤幢。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一日康强，发白更黑，延年寿命长。岧岧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思，游子恋所生。驱车出北门，遥观洛阳城。凯风吹长棘，夭夭枝叶倾。黄鸟鸣相追，咬咬弄音声。伫立望西河，泣下沾罗缨。这篇歌辞“岧岧山上亭”以下与前十句意思不相接，风格全不同，显然另是一首（严羽《沧浪诗话》、左克明《古乐府》皆别为两首），但《乐府诗集》合为一章，自然因为当初合乐时本是如此。朱乾《乐府正义》假定“岧岧山上亭”以下是《长歌行》正辞，“仙人骑白鹿”十句是艳。《艺文类聚》引“岧岧山上亭”到“遥观洛阳城”八句，题作魏文帝于明津作，可知本篇是一首汉诗和一首魏诗的拼合。（二）并合两篇联以短章，例如相和歌辞瑟调曲《饮马长城窟行》古辞：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这一篇载入《文选》，历来有许多人加以解说。关于“枯桑”二句所喻何事，“入门”二句所指何人，说法最纷纭。“客从远方来”以下有人说是写梦境，有人说是叙实事，又有人说是“聊为不必然之词以自媚悦”，也颇不一致。正因为这一篇本不是一个整体，说诗的人勉强串讲，近于猜谜，才这样纷歧。事实上“青青河畔草”八句和“客从远方来”八句各为一首诗。“枯桑”四句并非完章，夹在中间，音节上它是连环的一节，意义上却两无所属。刘大櫆、朱乾都曾注意到这篇拼合的痕迹，刘氏《历朝诗约选》云：“疑此诗为拟古二首，一拟《青青河边草》，一拟《客从远方来》也。……”朱氏《乐府正义》云：“古诗十九首皆乐府也，中有《青青河边草》，又有《客从远方来》，本是两首，惟《孟冬寒气至》一篇下接《客从远方来》，与《饮马长城窟》章法同，盖古诗有意尽而辞不尽，或辞尽而声不尽，则合此以足之。”两说微异，但均指出用“青青河畔草”与“客从远方来”句起头是古诗陈套，而本篇所包两首都是用现成的套子，实为妙悟。不过刘氏一定要说是“拟古”，却未必然。至于“枯桑”四句，他们似乎以为属于前一首，也不妥当。（三）一篇之中插入他篇，例如相和瑟调《艳歌何尝行》古辞：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一解）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三解）“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躇踌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四解）“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念与”下为趋）上面所抄全依《宋书·乐志》。《玉台新咏》有一首《双白鹄》，实为同一篇，而辞稍不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歭ꆡ顾群侣，泪下纵横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朱嘉徵《乐府广序》疑《玉台》《双白鹄》为《艳歌何尝行》本辞，丁福保《全汉诗》也说《玉台》一首是“最初入乐之辞”，黄晦闻先生《汉魏乐府风笺》则云：“《玉台新咏》改《艳歌何尝行》为《双白鹄》。”我疑猜这两篇都有改动原辞的地方，而《玉台新咏》的一篇较近原辞。《艳歌何尝行》第一解“来”字与“行”字相韵，似乎是本来面目。灰韵与阳韵相叶，在汉乐府诗里屡见不鲜，如杂曲歌辞《乐府》“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氍毹五木香，迷迭艾及都梁”和《孔雀东南飞》“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用韵相同。《双白鹄》“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两句，四言变为五言，灰阳相韵变为灰齐相韵，当是后代人为了使它更整齐谐适而加的改动。不过《宋志》比《玉台》多出的“念与君离别”八句，也不是原辞所有，这可以下列几个理由说明：

1．“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两句应直接上面“泪下不自知”句，因为“期”字是韵脚。这两句虽是入乐时所加的套语，意义和上文尽管不连属，在音节上却须是一个整体，不能失韵，这一层在乐府诗里从无例外，拿《白头吟》（晋乐所奏），《怨歌行》（“为君既不易”篇），宋子侯《董娇饶》和《古歌》“上金殿”篇等诗一比较就很明白了。（明、清人选本“延年万岁期”有作“万岁期延年”的，是故意改动以牵就韵脚，自不足据。）

2．“念与君离别”八句本身像是一篇诗，但有摹仿杂凑之嫌，非汉人所作。因为前四句和古诗“悲与亲友别，气结不能言，赠子以自爱，远道会见难”太相像，“若生当相见”两句又和伪苏武诗“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两句近似。

3．从“飞来双白鹄”到“泪下不自知”，无论看作比体（喻夫妇）或赋体（咏白鹄），都是空灵活泼，意思完足的诗，加入“念与”八句，就觉得辞不相称，意亦嫌赘。（有人以为“念与”八句是妻答夫之词，和上文“吾欲衔汝去”八句夫谓妻之词相对，所以不可少。其实夫（雄鹄）谓妻之词只是“吾欲衔汝去”到“毛羽何摧颓”四句。下面“乐哉新相知”两句（或连下两句）正是妻答，即古诗“念子弃我去，新心有所欢”的意思，不需另外再有答词。）《宋书·乐志》在此篇后注明“‘念与’下为趋”，原辞的趋该是止有“今日乐相乐”二句，插入八句为的是延长趋曲。（四）分割甲辞散入乙辞，例如相和瑟调《步出夏门行》魏明帝辞：

步出夏门，东登首阳山。嗟哉夷叔，仲尼称贤。君子退让，小人争先，惟斯二子，于今称传。林钟受谢，节改时迁，日月不居，谁得久存？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一解）商风夕起，悲彼秋蝉，变形易色，随风东西。乃眷西顾，云雾相连，丹霞蔽日，采虹带天。弱水潺潺，落叶翩翩，孤禽失群，悲鸣其间。善哉殊复善，悲鸣在其间。（二解）朝游青泠，日暮嗟归。（“朝游”上为艳）蹙迫日暮，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风雨，树折枝摧。雄来惊雌，雌独愁栖，夜失群侣，悲鸣徘徊。芃芃荆棘，葛生绵绵，感彼风人，惆怅自怜。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之说，嗟哉一言。（“蹙迫”下为趋）此篇除采魏武帝《短歌行》“乌鹊南飞”数句外，又取文帝《丹霞蔽日行》全篇（略易数字），将“丹霞蔽日”到“悲鸣其间”六句插入第二解，又以“月盈则冲”四句放在篇末。（五）节取他篇加入本篇。上例对于魏文帝《丹霞蔽日行》是采取全篇，分割应用，对于武帝《短歌行》只是节取一部。后一种情形较为常见。如楚调《怨诗》曹植辞“明月照高楼”篇共七解，其最后的一解“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就是节取《怨歌行》古辞末四句。这都可以指出来源。在古辞里往往有明知是节取陈篇，而原篇不传不能指实的，如“皑如山上雪”篇晋乐所奏“郭东亦有樵，郭西亦有樵，两樵相推与，无亲为谁骄”等句，不像是乐工自撰，恐是节录歌谣。（六）联合数篇各有删节。这一类和第（五）类不同处——第（五）类是先有一篇完整的诗做主体，然后加入从他篇节取的部分；这一类是联合几个部分成一篇歌辞，而各部分都不是完整的诗。例如相和曲古辞《鸡鸣》篇：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

黄金为君门，碧玉为轩（兰）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

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这篇歌辞应分为三部分如上式，辞意各不相连。首尾两段本身显然不像完整的诗，来源也不可知。中间一段虽丰长，实际其是从他篇节录，其来源还可以猜得大概。清调曲《相逢行》古辞云：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如何两少年，挟毂问君家。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镫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满路旁。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夹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此歌中段和《鸡鸣》中段大同小异。另有一篇《长安有狭斜行》和这篇也差不多，不过歌辞更简单些。大约同此一母题的诗共有三篇：《长安有狭斜》最简单，应是最早的一篇，姑且称为第一辞，《相逢行》为第二辞，第三辞不传，但其主要的部分被节录拼入《鸡鸣》篇，就是该篇的中段。读者试将三篇比照细看，便知这种猜测并非无理。

魏乐府拼凑方式和此例相同的，有文帝《临高台》篇：

临高行台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行为臣，当尽忠，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宜居此宫。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此歌在冯惟讷《诗纪》分三段，以“往且翻”以上为第一段，“宜居此宫”以上为第二段，“鹄欲南游”以下为第三段。冯氏云：“此曲三段辞不相属，‘鹄欲南游’以下乃古辞《飞鹄行》也。”《乐府正义》分为两解，以冯氏所分第二段属上为前解，“鹄欲南游”以下为后解。认为“前约汉铙歌《临高台》，后约瑟调《艳歌何尝行》”。其说很确。“水清”“黄鹄”等句都出于汉铙歌《临高台》曲，“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也是从汉曲“令我主寿万年”变来。“鹄欲南游”以下是《艳歌何尝行》的简约，更为显著，这一点《诗纪》意见相同。《飞鹄行》就是《艳歌何尝行》，见《宋书·乐志》。（七）以甲辞尾声为乙辞起兴，例如相和瑟调《陇西行》古辞：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这篇开端八句和“好妇出迎客”以下截然分为两段，姑依旧说以前段为起兴。和这篇有关的一首诗是《步出夏门行》古辞（与《陇西行》是一曲之两辞）：

邪径过空庐，好人尝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此篇末四句和《陇西行》开端相同，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步出夏门行》取《陇西行》成语，事实恰恰相反。至于“凤凰鸣啾啾”以下四句，似乎原来也属于《步出夏门行》，可能是传写脱佚，更可能是入乐时所删。曹效曾《古乐府选》引唐汝谔《古诗解》云：“此诗语意未完，而《陇西行》‘天上’数语又与‘好妇’以下绝不相蒙，其为错简无疑，若以此诗合‘为乐甚独殊’为一诗则完篇矣。”也以为《陇西行》前八句应该全属《步出夏门行》，意见极好。至于“错简”的说法自不必采，因为在乐府歌辞里，采彼合此是常有的事，并非错简。《诗·小雅·出车》第五章“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和《召南·草虫》首四句相同，有人引为起兴由尾声变成之例。《陇西行》的起兴也是由尾声变成。此例虽然也可以归入第（五）类，但毕竟为特殊，所以单列。（八）套语，在乐府诗句里常见“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今日乐相乐，延年寿千霜”，“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或“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欲令皇帝陛下三千万”之类，大同小异，已成套语，随意凑合，无关文义。这类例子很多，而且是大家知道的，不备举。

从上举各例看来，可以知道，古乐府歌辞，许多是经过割截拼凑的，方式并无一定，完全为合乐的方便。所谓乐府重声不重辞，可知并非妄说。评点家认为“章法奇绝”的诗往往就是这类七拼八凑的诗。

在这里可以附带论及两事：第一，乐府诗被割截删削，并不限于和其他歌辞相拼凑的时候，如上举（五）、（六）、（七）诸例。单独一篇在入乐的时候有时也被删。上文就说到《步出夏门行》古辞末尾原该有“凤凰鸣啾啾”等句，现在没有，并不一定是脱佚，可能就是入乐时被删。汉曲古辞有些篇幅太短，语意不完的，似乎都属此类，如瑟调曲《上留田行》：“里中有啼儿，似类亲父子，回车问啼儿，慷慨不可止。”这诗也是被认为“奇妙”的一篇，但实在不完全，其原因应如上说。

古曲到后代经删削而后应用的例子也不少，如魏武帝《短歌行》晋乐所奏就比原辞少八句。舞曲歌《淮南王篇》齐代所奏就比晋乐减少四解。

第二，和上面所说的“拼合”相反，一辞分为数曲的例子也不是没有。《乐府诗集》二十七引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据此，可知挽歌曾经李延年分割。又如汉铙歌《有所思》和《上邪》两篇，庄述祖《铙歌句解》说是男女赠答之词，应合为一篇。闻一多先生《乐府诗笺》也说“铙歌十八曲实只十七曲”，认为这两篇本是一篇（见《国文月刊》第三、第四两期）。庄、闻之说很有理，这也是一辞分于两曲的实例。这些现象也足以说明乐府重声不重辞。一九四七年，八月，清华园。

汉魏诗里的偏义复词

国语里有一种复合词，由并行的两词组成，在句中有时偏用其中一个的意义，可以称为偏义复词。例如：“费了那么多精神，到后来还要落褒贬，真不值得！”“我的丈夫受了重伤，万一有个好歹，叫我怎么过！”这里“褒贬”偏用“贬”的意义，“好歹”偏用“歹”的意义。“褒贬”“好歹”都成为偏义复词。这种复词在古文里也并不少见。顾亭林《日知录》卷二十七，首先举出“得失，失也”，“利害，害也”，“缓急，急也”，“成败，败也”，“异同，异也”，“赢缩，缩也”，“祸福，祸也”七例。俞曲园《古书疑义举例》卷二续举“因老而及幼”，“因车而及马”，“因父而连言母”，“因昆而连言弟”，“因妹而连言姊”，“因伯而连言男”，“因败而连言成”七例。黎劭西先生曾著《国语中复合词的歧义和偏义》一文，载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添举“会同”、“朝夕”、“耳目”、“日月”、“禹稷”等八例。《燕京学报》第十二期有刘盼遂先生《中国文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一文，又补了“爱情”、“陟降”、“强弱”、“朅来”、“安危”、“虚盈”、“是非”、“动静”、“上下”等十七例。在诗歌里，因为凑字足句的关系偏义复词也许更多些。本文单从汉魏诗歌续举十七词。这类复合词的辨别往往关系诗的了解，提出来作为讨论资料，似乎不为无益而且还可能是饶有兴趣的事情。（一）“死生”，死也。汉乐府相和歌古辞《乌生》篇：“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李因笃《汉诗音注》说：“弹乌，射鹿，煮鹄，钓鱼，总借喻年寿之有穷，世途之难测。”这是本诗的大旨。上面所引的两句是本诗的结尾，意思是说夭寿全属天命，死亡早迟是不足计较的。这里因“死”而连言“生”，“生”字无义。这是所谓句中挟字法。（二）“东西”，东也（或西也）。汉乐府相和歌《白头吟》本辞：“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次句费解。既是沟中的水就只能东流或西流，不能既东又西。假如“东西”不是偏义复词，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一条南流或北流的水注入和它垂直的沟，水分东西两头。但是如参看南朝《神弦歌》里的“蹀躞越桥上，河水东西流，上有神仙，下有西流鱼。……”等句，就知道这样说法不妥。《神弦歌》的河，只是一条河，因为已说明在一座桥下。从“西流鱼”三字看来，“东西流”实在就是东流，因为“河水”和“下有”两句是以古乐府《前缓声歌》“东流之水必有西上之鱼”一句为根据的。由此推论《白头吟》篇的“东西流”，虽不能断言是东流还是西流，“东西”一词用成偏义是很可能的。（三）“嫁娶”，嫁也。同篇：“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是说人家嫁女常常啼哭，其实嫁女是不必啼哭的，只要嫁得“一心人”，到老不分开，就是幸福了。全诗都是女子口吻，这几句也是就女子方面说。“嫁娶”也是用偏义。（四）“松柏”，松也。汉乐府相和歌辞《艳歌行》“南山”篇：“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这是开端的两句，下文说“洛阳发中梁，松树窃自悲”，“斧锯截是松，松树东西摧”，又说“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全篇只写松树的事。开端虽然松柏并提，“柏”字不过是连言而及。（五）“木石”，木也。汉乐府杂曲歌古辞《前缓声歌》：“心非木石荆，根株数得覆盖天。”木与荆有根株，石不能有根株。“木石”是常常连言的，所以这里因“木”而及“石”。（六）“公姥”，姥也。汉乐府杂曲歌古辞《孔雀东南飞》篇“便可白公姥”，又“奉事循公姥”，又“勤心养公姥”。三句都是焦仲卿妻刘氏的话，但细观全诗，焦仲卿的父亲应已不在世，否则诗中有许多地方便说不通了。仲卿决心自杀时说“令母在后单”，从这句话可以见出他没有父亲。诗中叙刘氏嘱仲卿“便可白公姥”，接着便叙仲卿依嘱行事——“堂上启阿母”，从这里也可以见出仲卿没有父亲。刘氏口中屡次所说的“公姥”意思只指阿姥。这和俞曲园所举《礼记·杂记》篇因父而连言母，黎劭西所举《毛诗·将仲子》因母而连言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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