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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29 21: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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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勒庞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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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试读:

原序

我之所以要做如下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对各种群体的特征进行一下说明。

遗传把某些共同特征赋予了每个种族中的每个人,这个种族的气质是由这些特征累加在一起形成的。但是,当种族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某种目的而组成一个群体时,我们仅从他们聚在一起这个事实就可以观察到,除了原有的种族特征,他们还表现出一些新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有时候可能与种族特征完全不同。

虽然,有组织的群体自古以来就在各种族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重要程度远不如现在。如今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

无意识是所有那些失落的记忆,所有那些仍然微弱得不足以被意识到的心理内容的收容所。★荣格

我用纯科学的方式对由群体所引发的难题进行了考察。也就是说,我的研究只关注方法,而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规条的影响。我认为,这是发现少数真理的唯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各抒己见的话题时,情况更是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从来不会因自己的这种行为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而有所顾虑。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指出,他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也时常会发现自己的思想与所有这些派别得出的各种结论并不一致。我希望我的这部《乌合之众》也堪当此论。原因是,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片面见解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向我的读者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发现我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从表面上看很难接受的结论。比如,我在提出包括杰出人士的团体在内的群体精神极端低劣之后,为什么仍然断定,虽然存在这种低劣性,但是如果干涉他们的组织仍然是危险的呢?

原因就是,所有对历史问题最仔细的研究,都在毫无例外地向我证明,社会组织如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而我们还不具有强迫它们在刹那间发生巨大变革的能力。即使大自然所采取的手段偶尔会过于激烈,我们的方式也从不会被纳入考虑之中,由此可以看出,会对一个民族产生致命威胁的,就是它所热衷的重大变革;不管在大家看来这些变革有多么合理和符合实际。假如这些变革可以使民族气质立即发生改变,才可以证明它是有用的,而可能证明这一点的,唯有时间。我们会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的影响——这是我们的本性所决定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本性的外在显现,反映出的是我们的需要。作为其附属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无法改变人的本性的。

我们研究社会现象,就必须研究产生这些现象的民族。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些现象也许有绝对价值,可事实上它们仅有相对价值。

所以,在深入学习一种社会现象时,应该分清主次,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它加以观察,这样才能发现,理论与实践往往大相径庭。这种区分几乎适用于包括自然科学的材料在内的所有材料。如果用绝对真理的观点去分析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那么,它们就都是由特定公式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图形。可是,如果从表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脑子里却会显现出各种不同的形状。而以透视的方式来观察,立方体可以变成锥形或方形,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关注这些虚幻的形状,比关注它们的真正形状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它们,才是我们所能够观察到并可以用照相或绘画的方法加以再现的形状。所以,不真实的东西常常比真实的东西包含了更多的真理,若只是用客观准确的几何形状来表现它们,很可能是在歪曲真理,使它变得更加难以辨认。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人们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却不能接触它们,那我们就很难对物体形态持有正确的看法。从更深层次来说,假如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极少数学问高的人才能了解,那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些现象不只有理论价值,更有意义的是它具有实践价值,认识到这种实践价值与文明的进化程度有关,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只有认清这个事实以后,再考虑最初逻辑强迫他接受的结论时,才会抱有一定的谨慎态度。

他采取类似的保留态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社会事实这么复杂,想要全部掌握或提前判断它们相互影响所带来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在我们所见的事实背后,可能还隐藏着数以万计看不见的原因。这些能够看到的社会现象也许是某种巨大的无意识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而这一机制恰恰超出了我们普通人的分析能力。如果我们把能够实际感受到的现象比做波浪,那么这些波浪就只是海洋深处我们不得而知的湍流的表象。就群体的大众行为而言,它在思想上显现出一种独特的低劣性,但在一些行为中,它似乎又被一种神秘力量所牵引,古人把它称为命运、自然或天意,我们则称它为“幽灵的声音”。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它的本质,但是却不能忽视它的威力。事实上,在民族的灵魂深处,确实有一种永恒的力量在左右着他们。比如,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语言更复杂、更有逻辑、更神奇吗?所以,这个组织程度严密到令人惊叹的产物,如果不是来自于群体无意识的禀赋,还能来自什么地方?最博学的学者,最有威望的语法学家,他们所能做到的也仅仅是指出左右着语言的那些规律,而对于创造这种规律,他们也无能为力。甚至是伟人的思想,我们能确定那就是他们头脑的产物吗?毋庸置疑,这些思想是由独立的头脑发明出来的,可是,难道不是群体的禀赋造就了无数颗沙粒才铺垫出这些思想生存的土壤吗?

本能活动必须包括在无意识过程中——这种无意识过程只有通过其事后的结果才能被我们意识到。★荣格

毫无疑问,群体是没有意识的,但正是在这种无意识之中,隐含着力量强大的秘诀。在大自然中,很多生物完全受本能支配做出的一些行为,其神奇的复杂性令我们叹为观止。理性只是后来诞生的人类才拥有的特性,而且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向我们揭示无意识的规律,它要想站稳脚跟,依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无意识以一种仍然不为人知的力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理性起作用的时候却寥寥无几。

假如我们想要呆在狭小而安全的空间之内,利用科学来积累知识,不准备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那么我们必须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表象,这些表象会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的思考中,然而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所有结论一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显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有一些我们只能模糊看到的现象,这种模糊现象背后,仍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导读群体的时代

像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和罗马帝国的衰亡这类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从表面上看,可能是由政治环境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颠覆所决定的,但是如果对这些事件进行更为详细地研究,就不难发现在表面原因的背后,潜藏着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普遍而又深刻的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让我们吃惊的并不只是那些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文明改头换面的唯一重要的因素,是人们思想、观念和信仰的改变,而那些刻骨铭心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潜移默化的变化所引起的可见后果而已。这种重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人类物种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这个最稳定的因素。

如今正是这种人类思想经历转型过程的重要时期之一。

这一转型基础有两个重要因素组成:首先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我们文明的全部要素,都是发源于这些信仰之中;其次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明,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

以前旧的观念虽已残缺不全,却仍然有着十分强大的力量,而目前新的观念仍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且表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

我们能像穿上一套新衣服那样换上现成的象征,并因此变成黄袍加身的乞丐,变成把自己打扮成乞丐的国王吗?★荣格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必然有些混乱的时代最终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哪些观念将成为新社会的基础?眼下我们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以后的社会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组织,它都必须依赖于一股新的、可以坚持到最后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前视为理所当然、当下却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很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胜利的革命所毁灭的众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取而代之的唯一力量,注定会同其他力量汇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的那一刻,当历史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的那一刻,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势不可挡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步入的时代,的确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在我看来,承认我们精神上的贫瘠和无象征状态,要比捏造我们是某笔遗产的继承人好得多。★荣格

在一个世纪(即18世纪)之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抗争,是造成各种事变的主导因素,民众的建议一般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如今,那些得到政治认可的各种传统、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及相互对抗已经不再起作用了,群众的声音已经获得了优势,向君主们表明群众举动的正是这个声音,而君主们也不得不因声音的内容而注意自己的言行。目前,决定各民族命运的地点,在群众的心中,而不再是君主们的国务会议上。

民众的不同阶层进入政治中心,准确地说,就是他们已日渐成为一个统治阶层,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令人关注的特点。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普选权的实施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它可能与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不同,这就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过程的显著特征。群众势力渐渐开始强大,首先是因为一些观念的传播,使它们在人们的大脑中不断的生根,随后个人逐渐组成社团,致力于一些理论观念的实现。正是经过结社,群体学到了一些同他们的利益相关的观念——即使这些利益并不正当,却有着非常明显的界限——并终于体会到了自己的力量。群众如今成立了各种联合会,使一个又一个政权在它面前甘拜下风,他们创建了工会,尝试支配劳动和工资,还加入了支配着政府的议会,但这些新加入的议员们极度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性,几乎堕落成那些将他们选举出来的委员会的传话筒。

当前,群众的需求(包括规定工作时间,将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国有化,平均分配全部产品,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消灭上层阶级等)正变得越来越清晰,甚至好像非要把当前整个社会完全毁灭不可,他们所持的观点与原始共产主义紧密相连,但这种共产主义并不是所有人类的常规状态。

群体不善于推理,却急于实施行动。他们集合而成的组织让他们拥有了巨大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其制定的那些教条,很快也将同旧式教条具有同等的威力,并将进一步演变为专横武断的力量。群体的神权就要替代国王的神权了。

新教的历史是一部持续地破旧立新的历史。一堵墙接着一堵墙倒塌了;一旦教会的权威已经粉碎,这破坏的工作也就并不显得太难了。★荣格

与中产阶级志同道合的那些作家,较好地反映出了群体较为偏激的思想、顽固不化的观点、浅薄的怀疑主义及有些过分的自私。这些作家因为观察到这股新势力的不断壮大而深感恐慌,为了抵御人们混乱的头脑,他们不得不向曾被他们鄙夷的教会道德势力求救。他们声称科学已经灭亡,而自己满怀愧疚地转向罗马教廷是为了给予我们启示性真理的教诲。但这些新的皈依者并没意识到,现在这样做已经晚了。就算群众真的能被神宠所感动,这种手段也不可能对他们的头脑产生相同的影响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关心宗教的事情了。今天的群众放弃了他们的劝说者昨天已经放弃并予以毁灭的诸神。不管是神界的还是人间的,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强迫河水倒流。

科学并没有灭亡,而且一直都没有陷进当前这种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从无政府状态中产生的新势力也并不是因为它才形成的。科学为我们承诺的是真理,至少是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握的一些关于各种关系的学问,它一直没有为我们承诺过和平或幸福。它对我们的情感不动声色,对我们的报怨也从不计较。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恢复被它摧毁的幻觉,所以我们只能努力和科学生活在一起。

普遍发生于各国的各种信号向我们表明群体势力正在迅速壮大,认为它注定会在短时期内就停止扩张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势力,一切反对它的说辞,都是徒劳无功的坐而论道。群众势力的出现表明了西方文明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甚至倒退到混乱的无政府时期,而这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必然前奏。那么,可以阻止这种结果吗?

时至今日,彻底毁灭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都是群众最明确的目标。历史向我们指明,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因素失去威力时,它最后的解体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来完成,这些群体理所当然的被称为野蛮人。创造和引导文明的,历来只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有的只是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总是会回归到野蛮阶段。那种拥有复杂的规章制度,从本能状态进入能够未雨绸缪的理性状态的文明,只属于文明的高级阶段。而群体则毫无例外地证明,只依靠他们自己,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群体的力量有着单纯的破坏性,所以他们就像是加速垂危者死亡或尸体解体的病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覆灭的总是群众,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的主要使命才清晰可辨,此刻,人多势众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法则。

我们的文明也会面临这样的命运吗?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

无论如何,我们注定要屈从于目光短浅的群体的力量,因为群体会把自己可能遇到的全部阻碍逐一清除掉。

对于这些群体,我们知之甚少。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者并不关注它们,即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方向时,也觉得只有犯罪群体值得进行研究。犯罪群体确实存在,但我们有时也会碰到一些见义勇为的群体及其他类型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表现,我们不能只通过研究群体犯罪来认识他们的精神组成,就好比不能通过个体犯罪就可以了解一个人一样。

但是,从事实的角度看,有史以来的所有伟人、宗教和帝国的建立者、信仰的使徒和杰出政治家,或者干脆说得通俗一点,一伙人中的带头人,他们全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对于群体性格他们有着出自本能却十分准确的了解。正是由于他们对群体性格有了正确的了解,所以才能易如反掌地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拿破仑对他所统治的国家的群众心理具有卓越的洞察力,可有时对属于另一些种族的群体心理却全然无知。也正是因为这种无知,他在征讨西班牙,特别是俄罗斯时,让自己陷入了危机当中,并且不可避免地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向了灭亡。如今,对于那些不想再管理群体(这变得越来越困难),只求不过分受群体控制的政治家来说,群体心理学的知识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资本。

只有了解了群体心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群体的作用是多么地微乎其微,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给他们的建议,他们没有多少能力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想管理他们,不能只依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要去找寻那些能真正让他们为之心动的事情和可以诱惑他们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计划实行新税制的立法者,不应选择从理论上来说最公正的方式。因为在现实中,对群众最不公正的,可能才是最完美的,只有既模棱两可又让人觉得负担小的办法,才能被人们接受。因此,即便间接税并不低,也总是会被群体所接受,原因就是尽管每天要为日常消费品支付少量税金,但是不会给群体的习惯带来什么影响,所以可以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用工资或其他的全部收入的比例税制替代这种方式,即一次交付所有的税金,虽然比其他方法所带来的负担要低90%,但是仍会遭到大多数人的抗议。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零星税金,若一次性缴纳的数目较多,人们一时就会难以接受,而新税制感觉上并不重,就是因为它是一点一点支付的。这种税收手段牵涉长远利益的计算,而这些是群众的力量所不能企及的。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人们不难理解它的适用性,它也没有躲过拿破仑这位心理学家的眼睛。但是我们当代的立法者对群体的特点全然不知,所以无法理解这一点。直至今天,经验仍没有使他们充分认识到,人们从来都不可能在行动时保持着纯粹的理性。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别的实际用途。深入研究这门科学,就能对大量的历史和经济现象作出最为合理的解释,而离开了这门科学,这一切就会变得不可捉摸。我将有机会证实,最杰出的现代史学家泰纳,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也理解得颇为片面,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对群体的本质进行研究。他在研究这个颇为复杂的时代时,把自然科学家采用的描述方法当作自己的工具,而自然科学家所研究的现象中并不涉及道德因素,然而,构成历史的真正主脉络的,恰恰就是这些因素。

因此,单就实践方面来说,群体心理学就很有研究价值。就算是完全出于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要知道,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本质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简单的总结,除了能提供一点建议性的观点,对此不必有太多的奢求。后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善的基础,而现在,我们只不过是刚刚接触到一块未开垦的土地。

我们的时代需要心理学,因为心理学同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当纳粹肆虐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感到迷茫,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要么对人一无所知,要么只知道一些片面的歪曲的了解。★荣格第一卷群体的心理

群体具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建立具有复杂的典章制度、理性状态的文明,仅靠群体自身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群体的力量有着纯粹的破坏性,因而它们的作用就像是加速垂危死亡或尸体解体的细菌。当文明的结构摇摇欲坠时,使它倾覆的总是群众。——古斯塔夫·勒庞第一章群体的基本特征

通常,“群体”一词指的是集合在一起的个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民族、什么职业、什么性别,也不论是什么事情促使他们聚集在了一起。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讲,“群体”这个词却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含义:群体,指在一些既定的条件,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一群人会显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而这些新特点与组成这一群体的个人所具有的特点完全不同。集合成群的人的思想感情全部朝向统一的方向,丧失了自觉的个性,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集体心理是暂时的,但它的确表现出了一些非常清晰的特点。这些聚集在一起的人步入了一种状态,由于还没找到更恰当的说法,我暂且将之称为组织化的群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心理群体。它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并被群体精神统一定律所支配。

勒庞认为,在一个集体中,个人的特殊的后天习性会被抹杀,因此,他们的个性也会随之消失。★弗洛伊德

当然,一些人发现他们也会偶然间聚集在一起,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他们具有组织化的群体的特点。假如有一千个人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只是偶然聚集在公共场所,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完全不能称为群体。要想具有群体的特征,就必须有一些前提条件,而且我们必须确定它们的性质。

那些即将形成组织化群体的人所表现出的重要特征就是自觉个性的消失,同时感情和思想转向不同的方向,但这并不一定要求一些个体总是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点。有些时候,在某种残暴感情(比如国家大事)的影响下,千千万万独立的个体也会拥有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使人们集合在一起,并立刻获得群体行为所特有的属性。有时候,七八个人就能组成一个心理群体,但有时候成千上万人偶然聚在一起也不会出现类似现象。另外,尽管我们不会看到整个民族集聚在一起,可当受到某些影响时,它也会变为一个群体。

心理群体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些暂时的但又非常明确的普遍特征,除此之外,它还会具有另外一些特征,其具体表现因组成群体的人而各不相同,并且它的精神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因此,对心理群体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分类。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一个异质性群体(指由不同成分组成的群体)会表现出一些与同质性群体(指由大概相同的成分,如宗派、等级或阶层组成的群体)相同的特征,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它们还拥有各自的特点,从而将这两类群体区别开来。

不过在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深入研究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考察它们的相同特征。我们最好秉持博物学家那种认真、细腻的研究态度,首先研究某个科的所有成员共有的基本特征,然后再去找出那些把该科所包含的不同属、种区别开来的专有特征。

对群体心理很难做出绝对准确的描述,因为不仅组成群体的种族和构成方式截然不同,支配群体的刺激因素的性质和强度也有所区别。可是,个体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会遇到类似的难题。除非环境永远不发生改变,否则一个人一辈子性格都保持不变是不可能的。我曾在其他著作中说到过,所有群体的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多重性格的可能性,当所处环境突然变化时有些性格才可能显现出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原本谦和有礼的公民会变成法国国民公会中最偏激粗鲁的成员。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都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大革命的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原有的性格,重新变成安静守法的公民。拿破仑在他们中间为自己找到了最恭顺的臣子。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群体强弱不同的组织程度进行全面的研究,所以我们只需关注那些已经完全组织化的群体就可以了,这样就能看到群体可以变成什么样子。也只有在最成熟的组织化阶段,种族的主要特征才会被赋予新的特点,此时,集体的全部感情和思想会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变化,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前面所提到的群体精神统一性的心理学规律才开始发生作用。

有一些群体的心理特征可能与独立的个体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有一些则是群体所独有的,因此只能在群体中才能看到。我们所研究的首先就是这些独有的特征,以便揭示它们的重要性。

一个心理群体表现出来的最令人惊奇的特点是: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无论是谁,无论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是否相同,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群体,所以他们都具有一种集体心理,促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作为个体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形成一个群体,有些思想或感情在个人身上完全不会产生,或是不可能变成行动。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如同组成一个生命体这样一个新的存在的细胞一样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与单个细胞所具有的特点大不相同。

与机智的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笔下的观点完全不同,在形成一个群体的人群当中,根本找不到群体构成因素的总和或它们的平均值。实际上它表现出来的是由于出现了新特点而形成的一种组合,就像某些化学元素(如碱和酸)反应后形成的一种新物质一样,所具有的特性与可以形成它的那些物质截然不同。

若想证明组成一个群体的个人与孤立的个人有什么不同并不难,但是若要找出不同的原因却很困难。

如果想多少了解一些原因,首先必须明白现代心理学所确认的真理,即无意识现象不管是在有机体的生活中,还是在智力活动中,都发挥着完全压倒性的作用。与精神生活中的无意识因素相比,有意识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很小,即使最细心的分析家和最敏锐的观察家,顶多也只能找出一点儿支配他的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有意识行为,主要是受遗传影响而造成的无意识的深层心理结构的产物。在这个深层结构中包含着祖辈遗传下来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形成了一个种族的先天禀性。在我们的行为中可以说明的原因后面隐藏着我们没有说明的原因,但在这些没有说明的原因背后,还有其他许多连我们自己也完全不知道的神秘原因。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行为,都是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一些隐蔽动机所产生的结果。

高度重视无意识心理并将其作为知识之源的做法完全不像我们西方的理性主义所喜欢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荣格

无意识构成了种族的先天禀性,在这个方面,属于该种族的个人之间十分相似,但由于他们性格中那些有意识方面即教育的结果,还有特有的遗传条件,使他们彼此之间又有所不同。人们虽然在智力上存在巨大的差别,但他们的本能和情感却非常相似,在属于情感范围内的每一种事情上,如宗教、政治、道德、爱憎等,最杰出的人士也不见得比凡夫俗子高明多少。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和他的鞋匠之间在智力方面也许有天壤之别,但是他们性格的差别可能很少,甚至完全没有差别。

勒庞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别,因为他的无意识概念与精神分析所使用的不完全一致。他的无意识,特别包括隐藏得最深的种族心灵的特征,而事实上这不属于精神分析的范围。★荣格

无意识因素支配着这些普遍的性格特征,在同等程度上,一个种族中的大多数普通人都具有这些特征。我个人觉得,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群体的共同属性。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弱化了,他们的个性也就跟着被弱化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侵吞,无意识的品质占据了上风。

群体的品质基本上都很普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它为什么不能完成那些对智力要求很高的工作。凡是牵涉到普遍利益的决定,都是由杰出人士组成的议会做出的,但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并不会比一群蠢人所采纳的决定更高明。一般来说,他们只能用每个普通人与生俱有的平庸才智处理现有的工作。群体中积累在一起的只有愚蠢而不是智慧。如果“整个世界”指的是群体,那就根本不像人们平常所说的,整个世界要比伏尔泰更聪明,反倒该说伏尔泰比整个世界更聪明。

如果群体中的个人只是把他们共有的普通品质结合在一起,那么只会带来明显的凡庸,却不会像我们实际所说的那样创造出一些新的特点来。现在我们就要研究一下这些新特点是如何形成的?

有一些不同的原因,对这些为群体所独有、孤立的个人并不具备的特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一,即使只考虑数量方面,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这会促使他把自己本能的欲望发泄出来;但是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没必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完全消失了。

第二,传染的现象,它对群体的特点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很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但是却很难解释清楚,必须把它看作一种催眠方法,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些进行研究。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完全可以使个人随时准备着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人的天性完全相反的倾向,假如没有成为群体的一员,他也很少会具备这样的能力。

第三,同孤立的个人所表现出的特点截然相反是决定群体特点的最重要的原因。我这里所说的是易于接受暗示的表现,它也正是上面所说的互相传染所造成的结果。

若要理解这种现象,就必须牢记最近的一些心理学发现。我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的过程能将个人带入一种完全丧失人格意识的状态,他会绝对服从于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做出一些同他的性格和习惯相矛盾的行动。通过极为细致的观察已经证实,个人长时间融入群体行动就会发现——也许因为在群体发挥催眠影响的作用下,也许是由于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原因——自己进入一种特殊状态,这与被催眠的人在催眠师的操纵下进入的迷幻状态类似:被催眠者被麻痹了大脑活动,他变成了受催眠师任意支配的所有无意识活动的奴隶,有意识的人格荡然无存,意志和辨别力也不复存在,一切感情和思想都被催眠师所支配。

勒庞并不是将集体中的个人状态与催眠状态作单纯的比较,而是把集体中的个人状态解释为就是一种催眠状态。★荣格

总体来说,心理群体中的个人也处于这种状态之中,对自己的行为完全没有意识。就像受到催眠的人一样,他的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可能得到极大的强化。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他会因为不可抵抗的冲动而采取某种行动,而群体中的这种冲动,比被催眠的人的冲动更让人难以抵抗,这主要是因为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个人所起的作用相同,互相影响力量就会更大。在群体中,具备强大的个性、足以抵制那种暗示的个人屈指可数,因此根本无法逆流而动,他们充其量只会因为不同的暗示而改变主意。比如,正因如此,有时只消一句动听的话或一个被及时弄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最血腥的暴力行为。

当前我们已经认识到,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为暗示和互相传染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们已经不再是自己,而变成了一个根本不受自己意志控制的玩偶。

更进一步来说,仅仅是他变成一个有机群体的成员这个事实,就能使他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一大截。孤立的他也许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蛮横之人。他表现得不由自主,残暴而狂热,同时表现出原始人的热情和英雄主义,和原始人更加类似的是,他情愿让自己被各种言辞和形象所打动,但当组成群体的人孤立存在时,这些言辞和形象完全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他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同他最显而易见的利益和最熟悉的习惯完全相反的举动。一个群体中的个人,也不过就是沙漠中的一粒细沙,可以被风吹到任何地方。

事实上,原始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逻辑性,也并不比我们更缺乏逻辑性。★荣格

正因如此,人们才会看到陪审团做出了单个陪审员不会同意的判决,议会实施着议员个人不可能同意的法律和措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在成为群体以前全都是举止温和、思想开通的公民。可是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却毫不迟疑地听从最野蛮的提议,把没有任何罪行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违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容侵犯的权利,甚至在自己人中也滥杀无辜。

至于智力方面的工作,事实上看来还确实应承认,要在思想领域中作出伟大的决策,要获得重大的发现,要解决疑难的问题,就只能靠一个人回避世人的专心钻研。不过即使集体的心理在智力的领域中也是能具备创造性天才的。★弗洛伊德

群体中的个人与孤立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存在本质的区别,甚至在独立性还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其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非常深刻的,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金如土,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懦夫变成豪杰,把老实人变成罪犯。1789年8月4日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当天晚上法国的贵族一时激情澎湃,毅然决定放弃了自己的特权,而如果他们作为个体单独考虑这件事情,就没有一个人会表示赞成。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得到的结论是,群体在智力上总是比孤立的个人要低,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动这个方面来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是更差,这完全看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所有的一切均取决于群体接受的暗示所具有的性质,这就是那些只从犯罪角度研究群体的作家根本没有理解的关键点。群体虽然经常是犯罪群体,但它往往也是英雄主义的群体。会奋不顾身地慷慨赴死,为某种教义或观念的形成提供保证;会像十字军时代那样,在几乎全无粮草和装备的情况下向异教徒讨回基督的墓地;会怀着争得荣誉的激情出生入死;会义无反顾地捍卫自己的祖国,能这样做的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毫无疑问,这种英雄主义存在无意识的成分,但历史正是被这种英雄主义创造的。如果人民只会以无情无义的方式行事,世界史上也就找不到多少关于他们的记录了。第二章群体的感情和道德观

在对群体的主要特点进行简单地说明之后,我们还要针对这些特点的细节作进一步的研究。

确实,原始人比我们更简单也更幼稚,无论在善还是恶的方面都是如此。★荣格

应当指出,群体的某些特点,如急躁、冲动、没有判断力、缺乏理性和夸大精神、批判感情等,大多能在野蛮人、妇女和儿童等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但对这一点我并不打算进行深入探讨,因为本书的重点不在这里。更何况,这对于熟悉原始人心理的人用处不大,也很难被那些对此事一无所知的人所接受。

我现在就对大多数群体中都存在的不同特点逐一进行讨论。1.群体是冲动、多变和急躁的

在研究群体的主要特征时我们曾说过,群体几乎全部都受无意识动机的指挥。群体的行为不只受大脑,同时也受脊椎神经的影响,就这一点来说,群体与原始人非常相似。但就其表现来讲,群体的行动可以十分完美,可这些行为并不受大脑的支配,而是由个人根据所受到的刺激因素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而且它的反应会不断地发生改变。孤立的个人与群体中的个人一样,也会受刺激因素的摆布,但同时他的大脑也会告诉他,受冲动的支配是错误的,因此他会控制自己不受支配。我们可以用心理学语言对这个现象做如下描述:孤立的个人具有决定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

不,集体无意识绝非一个被压缩的个人系统,它是全然的客观性,既和世界一样宽广,又向全世界开放。★荣格

依据群体兴奋原因的不同,群体所服从的大多数冲动可能是豪爽的,也可能是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这种冲动总是特别强烈,即使为了个人利益,甚至是为了保存生命,也难以抑制。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一直都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群体也特别多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看到,群体可以瞬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会轻易地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时也会轻易地慷慨就义,也就是说,群体会为了每一种信仰的成功而不惜舍生取义。若想了解群体在这方面能有什么作为,根本无需回顾英雄主义时代,因为它们在起义中从不吝啬自己的生命。就在前不久,一位突然声名鹊起的将军,可以轻易地找到数万人,只要他一声号令,他们就会为他的事业抛洒热血。

因此,群体根本没有预先策划。他们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励,但是又经常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狂风卷起的树叶,朝着各个方向飞舞,接着又落在地上。接下来我们在研究革命群体时,也会列举一些他们感情多变的事例。

群体的多变性使它们难以统治,特别是当他们拥有公共权力的时候。只要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形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就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另外,尽管群体有着各种狂乱的愿望,但是它们依然不能持久,因为群体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深思熟虑。

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如野蛮人一样,它不会承认,当自己的愿望和这种愿望的实现之间出现任何阻碍时,它根本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它认为数量上的强大已经使自己势不可挡了。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存在不可能的概念。他们也很清楚,在自己孤身一人时,尽管受到像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这种诱惑,也能很清醒地去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当成为群体中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群体人数给予的力量,足够让他产生杀人劫掠的欲望,并且会立刻向这种诱惑低头。各种障碍都会被残暴地毁灭。人类的机体确实可以产生大量狂热的激情,所以说,愿望受到阻碍的群体形成的正常状态就是这种激愤状态。

席勒说过,“每个人当他独处时,还有点机灵和敏锐,当他们组成集体时,他们简直都成了傻瓜。”★弗洛伊德

种族的基本特点是我们一切情感产生的不变来源,正如它会影响到我们所研究的一切大众感情一样,它也总是会对群体的急躁、冲动和多变产生影响。一切群体总是急躁而冲动的,但程度却各不相同,如拉丁民族的群体和英国人的群体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别。法国历史中的具体事件为这一点提供了形象的说明:在25年前(即1870年),仅仅是一份据说某位大使受到侮辱的电报被公示出来,就立马触犯了众怒,结果引起了一场恐怖的斗争。几年后,关于谅山一次不足挂齿的未成功的电文,又一次激起人们的怒火,致使政府立刻垮台。与此同时,英国在远征喀土穆时经历了一次特别严重的失败,但是只引起了轻微的影响,连大臣都未被撤职。不管哪个地方的群体多少都有些女人气,拉丁族裔的群体中女人气最多,只要获得他们信任的人,命运也会立刻发生重大改变。可是这样做,无异于是在悬崖边上行走,说不定哪天稍不注意就会跌入深渊。2.群体极易受到暗示和轻信

我们在对群体进行定义时讲到,它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特征就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提出了暗示的传染性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快速转变的原因。不管在人们看来这一点多么无关紧要,群体往往都处在一种期待被关注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开始时的提示,借由互相传染的过程,会快速影响到群体中的所有人,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很快会变成一个既定事实。

正像一切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存在于大脑中的念头很快就会变成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放火焚烧宫殿还是自我牺牲,群体都会奋不顾身。这一切都来源于刺激因素的性质,而再不会像孤立的个人一样,完全取决于受到暗示的行动与全部理由之间的关系,后者可能与采取的行动完全对立。

于是,群体永远在没有意识的范围内漫游,会时常听从于一切暗示,显露出不为理性的影响所动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丧失了一切判断能力,只剩下了极端轻信。在群体中间,不存在不可能的事,如果想理解那种编造神话和传播捕风捉影的故事的能力,就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举例来说,我们能在巴黎遭受围困的事件中,看到无数群体轻信的事例。本来只是顶楼上的一线烛光也会立刻被人当成是向围攻者发出的信号。但是稍加思考就能明白,数里之外怎么可能看得见烛光。

总的说来,一个个人在集体中会做出或许那些他以前在正常生活条件下所避免的事情,这并不是很出乎意料的现象;从而,我们甚至可望略微澄清一下通常为“暗示”这个谜一样的词所掩盖着的含混不清之处。★荣格

一些可以在群体中广泛流传的神话之所以能够发生,不仅是由于群体的极端轻信,也是由于事件在人们的想象中被做了错误的解释。明明是在群体眼前发生的最简单不过的事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得面目全非。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而形象自身又会立刻引起与它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的一系列形象。我们只需想一下,有时我们会因在头脑中想到的某件事而产生一系列的幻觉,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状态了。我们的理性提醒我们,它们之间什么关系也没有,但是群体却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执意将带有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联系在一起。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大脑中的想象也当作现实,尽管这种想象出来的景象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表面看来,群体用来歪曲自己所看到的事件的方式似乎既多且杂,各不相同,因为在群体中的个人具有的倾向差异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由于互相传染,群体所受到的歪曲是相同的,所以群体中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相同的。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弗洛伊德

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首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开始。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之时,在场的人中肯定有某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作用下,一个人歪曲出来的奇迹,很快被所有人接受了。

这种历史上经常出现的集体幻觉向来如此。这种幻觉仿佛具有公认的真实性,因为它是无数人观察到的现象。

假如想找出理由来辩驳上面的说法,那我们无需在意组成群体的个人的智力品质,因为这种品质无关紧要。自从成为群体一员开始,博学之士和白痴便一块儿丧失了观察能力。

这个论点也许有些说不通。要想去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必须研究大量的史实,而即便多写下几本好书,也达不到这种目的。

但我也不想让读者认为我的这些见解并未得到证实,所以有必要在这里列举几个实例;这些实例是从无数个可以引用的事例中随意挑选出来的。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群体成为牺牲品的集体幻觉的实例。这些群体中的个人,既有无知愚昧的人,也有博学之士。一名名叫朱利安·费利克斯的海军上尉在他所著的《海流》一书中偶尔提到了这件事,《科学杂志》也曾对此事加以引用。

护航舰“贝勒·波拉号”在外海巡逻,搜寻在一场风暴中与之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阳光灿烂,值勤的士兵突然发现了其中一艘船只遇难的信号。船员们顺着信号指示的方向望去,所有官兵都清楚地看到发出遇难信号的船拖着一只载满了人的木筏,然而,这只不过是集体共同产生的幻觉。德斯弗斯上将放下一条船去救助遇难士兵,在将要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看到“有一大群活着的人,他们伸着手求救,还能够听到许多混乱的声音在哀号”。但是当到达目标时,船上的人却发现自己不过是找到了几根从附近海岸漂过来的长满树叶的树枝。在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很容易就能了解集体幻觉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满怀期待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士兵发现海上有遇难船只发出的信号这样一个暗示,在互相传染的过程中,所有官兵都接受了这一暗示。

歪曲真实发生的事情,无关的幻觉代替了真相——群体中出现这种情况,不一定要有很多人。只需几个人集合在一起就能组成一个群体,尽管他们都是博学之士,但他们仍然会抛弃专长,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点。群体中的所有人很快就会丧失原本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针对这个问题,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件事在最近出版的《心理学年鉴》中也有提及。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出色的观察家,其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华莱士先生,然后让他们一一检查目标物,并按照各自的意愿做上标记,然后在他们面前演示了所谓的招魂术:显灵,并让观察家们自己把看到的一切记录下来。结果,这些出色的观察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他们只能用超自然的手段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达维先生向观察家们表示,这只不过是最简单的骗术产生的结果。“这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一点”,这份文献的作者说,“是外行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极端虚假,而不是骗术本身很神奇”。很显然,众多目击者同时列举出了一些完全错误的条件关系,所以,如果他们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用骗术来解释他们所描述的现象。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十分简单,人们感到非常吃惊的是他竟敢采用这些方法,但是他具备支配群体头脑的能力,他能让群体相信,他们看到了自己并没有看到的事情。这里我们遇到的依旧是催眠师对于被催眠者的影响力。由此可见,连对那些头脑特别谨慎,事先就要求其持怀疑态度的人,这种能力都可以发挥作用,那么,对于它轻易就能蒙骗普通群体,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正像在梦和神经症中一样,在一个群体的心理活动中,检验事物真实性的功能较之有其情感贯注的愿望冲动的力量,变得微乎其微了。★弗洛伊德

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写下这些例子的时候,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五六个目击者非常肯定地说,他们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词完全一致,迫使预审法官不再有任何怀疑,签署了死亡证明。但就在为孩子举行葬礼时,一个偶然事件让人们发现,这两个孩子原来还活着,并且和溺水而亡的人之间毫无相似之处。就像前面列举过的“波索号”事件一样,第一个目击者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品,他的证词足以传染给其他目击者。

在这些事件中,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头脑中存在的模糊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当这一最初的幻觉被肯定了以后,就会引起互相传染。假如第一个观察者特别没有主见,相信自己已经辨认出的尸体,有时会出现一些特征(不包括某些真实的相似之处),比如一块伤疤,或是一些让其他人产生同感的穿着上的细节,由此产生的同感在肯定过程中会变成一个核心,理解力会被它征服,判断力也会因它而窒息。观察者这时看到的已经不是客体本身,而是他头脑中产生的幻觉。下面这个曾经被报纸登载过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在这个案例中,母亲认错了自己孩子尸体,你可以从中找到我刚刚已指出其作用的两种暗示。

另一个孩子认出了这个孩子,但实际上他弄错了,然后没有根据的辨认过程又开始了。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在同学辨认完尸体的第二天,一个妇女来到现场喊道:“天哪,那是我的孩子。”

她走近尸体,看看他的衣服,又看看他额头上的伤疤,说道:“这肯定是我儿子,他去年七月失踪了,一定是被人拐走杀害了。”

这女人姓夏凡德雷,是福尔街的看门人。她把她的表弟也叫来了,问到他时,他说:“那是小费利贝。”住在这条街上的好几个人,其中包括孩子的同学,也认定这个在拉弗莱特找到的孩子就是费利贝·夏凡德雷,依据是那孩子佩带的一枚徽章。

但是,表弟、同学、邻居和当妈的全都搞错了。六周后那孩子的身份得到了确认:他是波尔多人,在那里被人杀害,一伙人又把他运到了巴黎。

应当说,会误认的往往就是妇女和儿童这些最没有主见的人。同时他们也向我们表明,在法庭上这种目击者会有什么样的价值,特别是儿童,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经常说童言无忌,可哪怕他们只懂一点基本的心理学就会知道,事实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尽管这种谎言很无辜,但它依旧是谎言。正如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如果被告的命运取决于孩子的证词,还不如靠扔钱币来得合理。

接着说群体的观察力这个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这种集体观察很多时候都是错的,它所表达出的大多是在传染过程中影响着同伴的个人幻觉。

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群体的证词是非常不可靠的,甚至有时能达到叹为观止的程度。25年前的色当战役中,有数千人参加了著名的骑兵进攻,但如果你听取那些目击者们的互相矛盾的证词,就永远都不能确定这场战役的指挥者到底是谁。英国将军沃尔斯利爵士在近期的一本著作中证明,关于滑铁卢战役中一些最关键的事件,直到今天一直有人在犯下最严重的事实错误——这些事实能找到数百个证人加以证明。大家知道这场战役是如何发生的吗?我对此深表怀疑。我们知道侵略者是谁,也知道被侵略者是谁,但仅此而已。德哈考特先生在他亲眼目睹并参与过的索尔费里诺战役中所说的一席话,可能也适应于一切战役:“将军们(当然是在了解了数百位目击者以后)提出他们的官方报告;勤务官对这些文件进行修改,让表述变得更明确;参谋长提出反对意见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写一遍。随后它被送到元帅那里,结果元帅看完后说:‘你们全搞错了’,于是他用一份新文件取而代之。而原来报告中的内容已经所剩无几。”德哈考特提到这个事实,是想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观察最充分的事件,其真相也未必就是我们知道的那样。

这些事实向我们证明,群体证词基本上没有任何价值。一般情况下,探讨逻辑学的文章都要经过无数证人进行证实,因此属于可以用作支持事实准确性的最强有力的证据。然而群体心理学的知识让我们明白,事实上,讨论逻辑的文章很有必要重写。那些被严重扭曲的事件,必定是那些目击者人数众多的事件,而如果一件事同时被数以千计的目击者所证实,通常也说明这些公认的记述与真相大相径庭了。

如果我们在集体恐惧的意义上使用“恐慌”一词,我们就可以确定意义深远的类似性。★弗洛伊德

由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史学著作大多是由凭空幻想产生的,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没有根据的记录,同时还夹杂着一些对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浪费时间。如果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艺术、文学和不朽之作,我们便无从得知以往时代的真相。关于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释或穆罕默等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巨大作用的伟大人物的生平,我们能找到一句客观真实的记录吗?甚至连一句也没有。不过实话实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群体想要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的形象,让群体为之感动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耶和华是一个表示上帝的概念,包含处于尚未分裂状态之中的对立面。★荣格

可惜的是,神话虽然被著书立说详细记载,但它们本身却无持久性可言。岁月匆匆,特别是由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停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那个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膜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供奉的佛祖也没有什么共同点。

英雄神话发展到顶点就是英雄的神圣化。★弗洛伊德

群体的想象力使英雄的神话发生了变化,英雄远离我们而去不再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转变经常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便能发现,历史上某个伟人的神话,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更改了数次:在波旁家族统治的年代里,拿破仑是卑贱者的朋友,田园派和自由主义的慈善家。在诗人们的想象中,他注定会在乡村人民的记忆之中永久留存。可是,这个和蔼的英雄在30年后,又变成了一个残暴嗜杀的暴君,他为了篡夺权力毁灭了自由,之后又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让300万人丧失生命。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神话又在发生改变了。数千年之后,如果这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记载让未来的博学之士看到,他们一定会像我们现在怀疑释迦摩尼的真实性那样怀疑这位英雄是否真正存在过。关于拿破仑,他们只能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但面对这种缺乏准确性的情况,毫无疑问,他们会觉得很正常,因为与我们相比,他们更理解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明白,历史只能保存神话,除此之外,几乎无法保存任何其他记忆。3.群体情绪中的夸张与单纯

不管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是好是坏,其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简单而夸张。就像很多其他方面一样,群体中的个人在这方面与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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