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海
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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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鲁锦试读：
写在前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鲁锦”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山东省的一种民间纯棉手工纺织品，鲁锦织造技艺已在齐鲁大地传承千年。鲁锦的保护与研发工作始于1985年，山东艺术学院李百钧教授等专家十余次寻访鲁西南农村，行程1.2万公里，对这项织造技艺进行了详细的调研，提出了挖掘民间文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将民间工艺引入现代生活的开发思路。1986年，在京举办的“鲁锦与现代生活展”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刚刚打开国门的年代，它为工艺美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方向。
在鲁锦艺术研发初期，如果说更多的是对一种民间艺术的继承与发扬的话，那么接下来，李百钧教授对鲁锦近三十年的坚守，则出于一种文化责任和使命。对于一门传统艺术的研究与开发，远非一代人所能完成，这需要数代人付出艰辛的努力。本书的作者王大海副教授，子承母志，从母亲手中接过了鲁锦艺术研发的接力棒，在继承前辈们研发成果的基础上，他进一步开拓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大海以山东艺术学院为依托，凭借学校多元学科的综合优势，以该校鲁锦艺术研究所为学术平台，从保护、研究和开发三个角度出发，将鲁锦艺术纳入山东艺术学院的设计教学中，为鲁锦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对鲁锦艺术进行保护性研究的基础上，大海又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深入研究鲁锦织造工艺及其文化形态，并不断将当代审美观念注入其中。经过长期探索与实践，他设计研发了一批既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又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鲁锦产品，丰富提升了鲁锦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大海能以睿智的眼光，变“生产—学习—研究”这一静态的甚至有些被动式的整理记录为“研究—学习—生产”的积极参与创新设计的自觉意识，注重培育鲁锦产业链条，创造出一条统筹本土地域文化、传统技艺保护和市场研发的“研学产”一体化、可持续发展的鲁锦保护开发新模式。经过母子两代人近30年的不断研发，现如今的鲁锦艺术作品已获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还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他们将鲁锦艺术的文化内涵、技艺精髓与艺术创意和现代生活很好地融为一体，使其具有很强的本土文化特征和广阔的研发前景，为保护和传承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化开辟了一条新思路。
如今，鲁锦艺术的研发已经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典型范式，传统与当代文化形态兼容并蓄的一个成功案例。纵观鲁锦艺术三十年的研发历程，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第一，鲁锦的研发并不仅仅是保护性的研究，它还有创新性的产品开发。对于民间文化艺术来讲，保护性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保证民间文化艺术留存的基础。但是，束之高阁的保护毕竟曲高和寡，久而久之总会失去记忆的价值。要想使民间文化艺术真正能够长存长新，就需要找到其与当代人生活的契合点，进行积极的思考和创造性的探索。第二，鲁锦研发的“山艺模式”。鲁锦研发可概括为“一所高校，两代人，三十年守望”。以高校为主体进行的民间文化艺术研发，避免了纯商业性开发的某些不足，保证了民间艺术的文化品格，这是民间文化艺术研发中最需要坚持的，否则，就会降低它原有的价值。同时，高校拥有系统的学术梯队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可以保证民间艺术研发的代际传承。而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作为王大海的同行，大家都为《中国鲁锦》的出版感到欣慰。本书反映和体现出传统鲁锦工艺与文化形态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动向，将对国际纤维艺术方向的文化研究和学术本土化有所裨益。林乐成（林乐成：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纤维艺术委员会会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委员，“从洛桑到北京”国际纤维艺术双年展策展人。）
寄语
从2002年大海到天津大学攻读我的硕士研究生到现在，认识大海已有10年的时间了。大海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勤奋好学，而且善于思考。他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这可以从他的求学经历中看出来，先是在山东艺术学院攻读壁画专业学士学位，然后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艺所研修一年，后又就读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设计艺术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后来还在山东艺术学院攻读了艺术硕士（MFA）学位。这种多元的学缘背景也造就了他深远的艺术视野和广阔的艺术研究范围。
记得当年他的硕士论文《鲁西南居住文化中的鲁锦艺术》被天津大学评为优秀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论文选题具有前瞻性，对保护“鲁锦艺术”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山东传统与民间文化具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指导意义。自此，一方面基于其母亲李百钧教授二十多年来投身于鲁锦艺术研究的影响，另一方面缘于其对民族民间文化的责任感，大海确立了以鲁锦艺术研发为中心的学术道路，并且在鲁锦艺术研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且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大。
2006年，大海申报的《鲁锦文化及鲁锦产品的研发与创新》被列入“山东省教育厅科技计划”课题；2007年，大海参加“全国民间织锦研讨会”，其设计研发的鲁锦系列产品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2008年，大海的纤维艺术作品《鲁锦九九律》入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首届MFA艺术硕士优秀作品展”；同年，《中国鲁锦艺术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被评为“山东省文化厅艺术科学重点课题”。2009年，大海的《鲁锦文化及工艺品研发项目》被列入“山东省省级重点文化产业项目”，2010年被评为“山东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2012年，《山东鲁锦织造技艺研究》又被列为清华大学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基金项目，同年，以鲁锦研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以齐鲁文化产品创新设计为主题的多专业交互教学模式研究》被评为“山东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近年来，大海充分依靠山东艺术学院综合艺术学科的优势，以校级的教学改革项目、科研项目和艺术实践创作项目为基础，依托设计学科，以鲁锦艺术研究所为平台，建立了立体化的研发团队，将鲁锦艺术与设计教学全面对接，从而形成了对鲁锦艺术进行“研学产”一体化可持续发展保护开发的“山艺模式”，这也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合理开发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这部《中国鲁锦》是在其硕士论文《鲁西南居住文化中的鲁锦艺术》基础之上的一个丰富与提高，也可以说是大海近年来对于鲁锦艺术研发的一个总结，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创新价值。他首先对鲁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源与剖析，然后对鲁锦的织造工序与技艺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鲁锦纹样的文化内涵进行了重点介绍，展现了较高的理论素养。书中的200余种鲁锦纹样极其珍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而全书的重点，也是最具创新价值的部分，我认为是第五章，在这一部分，大海详细记录了鲁锦开发的全过程，并且提出了追寻历史、传承文化，研究纹样、记录技艺，融会贯通、设计创新，政府推动、整合资源的新思路，以及鲁锦保护开发的“山艺模式”，是在鲁锦艺术研发方面的一个创新。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大海沿着自己的学术方向，扎扎实实地走下去，不断取得新的成绩。董雅（董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环境艺术设计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艺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设计艺术学客座教授。）01鲁锦的概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古人就已经开始掌握较为简单、粗陋的原始手工纺织技艺。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齐鲁等地曾是我国的织绣中心。“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手工织锦已是民间百姓中十分普遍的副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棉花的种植技术在宋元以后即在黄河流域普及，地处黄河冲积地区的鲁西南一带，棉纺织业十分普及。一贯善于精工细作的鲁西南人将葛、麻、丝的织绣工艺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极具地方特色的棉纺织手工技艺——鲁锦织造技艺。鲁锦即是以棉纱为主要原料，手纺手织的实用工艺品。进入21世纪的今日，在广大的鲁西南地区，纺车和织机的声响仍不绝于耳。1.1中国纺织业的历史变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纺织品的国家之一。早在原始社会，中国古人已经开始采集野生的葛、麻、蚕丝等，或者利用猎获的鸟兽毛羽，经过搓、绩、编、织等技艺，将其加工成为粗陋的衣服，以取代蔽体的草叶和兽皮。原始社会后期，随着农牧业的发展，人类逐步学会了种麻索缕、养羊取毛和育蚕抽丝等人工生产纺织原料的方法，并且利用了较多的工具，有的工具已是由若干零件组成，有的则是一个零件有几种用途，使劳动生产的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那时的纺织品已出现花纹，并被施以色彩。因其所有的工具都由人手直接赋予动作，所以被称作原始手工纺织。
夏代以后直到春秋战国，纺织生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原料培育的质量进一步提高，纺织组合工具经过长期改进演变成原始的缫车、纺车、织机等手工纺织机器，劳动生产效率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部分纺织品生产者逐渐专业化，因此，手工技艺日益精湛，缫、纺、织、染工艺逐步配套。另外，纺织品大量成为交易物品，有时甚至成为交换的媒介，起到了货币的作用，并推动了纺织产品规格由粗陋到细致的标准的制定。商、周两代，丝织技术突出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丝织物已经十分精美，多样化的织纹加上丰富的色彩，使丝织物成为远近闻名的高贵衣料，这一时期是手工纺织从萌芽到形成的初始阶段。北宋王居正所画纺车
自秦汉到清末，大宗纺织原料几经更迭：从汉到唐，葛逐步为麻所取代；从宋至明，麻又为棉所取代。在这个时期里，手工纺织机器逐步发展提高，出现了多种形式，如缫车、纺车由手摇单锭式发展到多种复锭（每台3～5锭）脚踏式。
织机形成了素机和花机两大类。花机又发展出多综多蹑（踏板）和束综（经线个别牵吊）两种形式。宋代以后纺车出现适应集体化作坊生产的多锭式。在部分地区，还出现利用自然动力的“水转大纺车”。纺、织、染等整个工艺日趋成熟，织品花色繁多，现在所知的主要织物组织形式（平纹、斜纹和缎纹）到宋代已经全部出现。丝织物不但一直保持着高档品的地位，而且还不断出现了以供观赏为主的工艺美术织品。元、明两代，棉纺织技术发展迅速，人们的日常衣着逐步由麻布改用棉布。这是手工纺织的发展阶段。元代三锭纺车宋代水转大纺车
18世纪后半叶，西欧在手工纺织的基础上发展了动力机器纺织，逐步形成了集体化大生产的纺织工厂体系，并且推广到了其他行业，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西欧国家把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大量倾销到中国来，猛烈地冲击了中国手工纺织业。我国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引进欧洲纺织技术，开办近代大型纺织工厂，从此形成了少数大城市集中性纺织大生产和广大农村中分散性手工机器纺织生产长期并存的局面。但是工业化纺织生产发展缓慢，截至新中国成立，占主导地位的棉纺织生产规模还只有500万锭左右。这是工业化纺织的形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绢片和丝带，经鉴定为家蚕丝。后来在江苏吴江梅堰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器物上又发现了蚕纹图案。这些都说明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人有长期采用野蚕丝的实践经验，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已将野蚕驯化为家蚕，至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黄河流域至今尚无确凿的证据证明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蚕桑业，不过从种种相关迹象看来，黄河流域蚕桑业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阳殷墟出土过一只雕琢逼真的玉蚕，安阳武官村所发现的铜戈上，残留着绢纹和绢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蚕、桑、丝、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蚕神的记载，这些均说明最晚在商代，黄河流域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育蚕和丝织业了。西周、东周时代的蚕桑业，在《诗经》中已有大量记载。再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可知在今陕、晋、冀、豫、鲁等地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蚕桑业已相当普遍。长江流域的蜀国、楚国和吴国、越国也都有蚕桑、丝织业。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各地丝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北方形成了几个丝织品的主要产区：
1．山东地区。齐鲁盛产蚕桑，《禹贡》中有关于蚕丝或丝织品的记载。战国时，齐国丝织品举世闻名，“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齐（济）阴之缣”“亢父之缣”均为名产。《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设服官的仅有两处，一处即齐国都城临淄，名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
2．河南地区。其产地中心在襄邑（今睢县）至睢阳（今商丘）一带。襄邑在西汉时置服官，以织锦为主。所谓“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论衡·程材》），“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产品专供宫廷皇室享用。另外，汉初灌婴即睢阳贩缯者。另一产地为今濮阳一带的卫国旧地。《诗经·卫风·氓》中“抱布贸丝”，说明丝已作为商品进行贸易。《禹贡》中也记载有“桑土既蚕”，“厥贡漆丝，厥篚织文”。兖州在河济之间，正为卫国所在地，时称卫（濮阳）、陶（定陶）为中原重要商业都会，可能与丝织业有关。
唐代丝织品的主要产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剑南等道，即今冀、豫、鲁三省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
宋代以后黄河流域蚕桑、丝织业逐渐由盛转衰，虽然河北、山东地区的蚕桑业仍保持着一定的发展势头，但就整个黄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长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点：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坏。史载契丹行军“沿途民屋、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御寨及诸营垒，唯用桑柘梨栗”（《辽史·兵卫志上》）。女真入居黄河流域，“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金史·食货志二》）。桑树被大量砍伐，必然影响育蚕行业。二是，靖康战祸，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蚕桑纺织技术也随之南移，大大加强了南方丝织业的技术力量。三是，从12世纪开始黄河流域气候逐渐变寒，不宜蚕桑丝织业的发展。四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兴起，刺激了南方丝织业的发展。南宋时，长江流域的桑蚕、丝织业空前繁荣，建康（今南京）、苏州、扬州、成都等为南方丝织业中心。临安（今杭州）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绮、绫、缎、锦，名目繁多，花色齐全。长江流域的丝织业无疑已超过了黄河流域。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是全国蚕桑和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明清以后对蚕桑、丝织业发展有一定影响的是植棉业和棉织业的兴起。因为棉花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所以，一部分丝绵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丝织品为棉布所替代。
中国古人穿着服装的植物纤维主要是葛和麻，故古无“棉”字。以后，棉布传入内地，为区别于蚕丝的“绵”，遂加“木”字称“木绵”。宋代以前中原人没有看到过草棉、树棉的原物，以为就是由中国南方乔木攀枝花的纤维组成的，所以对草棉、树棉、木棉不能区别，统称之为“木绵树”。古文献中还有梧桐木、桐木、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或指树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还有吉贝、古贝、织贝、劫贝、白叠等名称，据说都是对梵语“棉”或“棉布”的音译。宋代以后，棉种传入内地，人们开始对草棉和攀枝花的区别有所认识，“棉”字才正式出现。
棉种自印度传入我国，大致分为南北二道：
1．南道。大致从缅甸、越南传入滇、桂、闽、粤诸省。南道又可分为西南和南方两路。魏晋时两广、福建等地普遍有树棉或草棉的种植，有吉贝、古贝、古终藤、娑罗木等名称。南朝时棉织品已传至长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帐”。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身居显要，门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说：“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练，此物于吾无用。”可见棉织品在当时还是稀贵的衣料。
2．北道。从中亚传入新疆。近二三十年来，在新疆民丰、吐鲁番发现过东汉至唐代各时期的棉织品。《梁书·西北诸戎传》中记载，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缠，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这是草棉在新疆种植的最早记载。
元代以后传入内地的棉种，由于气候和栽培条件的不同而引起变异，多年生型树棉逐渐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的种植范围逐渐扩大。明代以后所谓木棉大多专指草棉。元代植棉和棉织业产地除传统的闽粤地区外，还有太湖流域、江西、两淮、陕西、河南、山东、四川等。
明清时期，植棉业以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区为主，包括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5省（以明制为准）。明代以山东、河南2省产棉量最高，品种最为丰富。
明清时棉织业产地主要分布在10个省区：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明制为准）。明清时黄河流域植棉业比较发达，而棉织业则不如长江流域。明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北方广树艺而昧于织。”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这是因为北方气候干燥，日照长，雨量少，适宜于棉花的生长。同时也因为气候干燥，湿度不够，给纺纱带来困难。故而所织棉布质量上无法与江南竞争。另外，早期棉织业产地如川、闽、粤一带，在明清时已趋衰落。广东的棉布多来自于吴、楚（《广东新语》）。福建的棉布“悉自他郡至”（《闽大记》）。泉州的丝缕棉絮，皆仰吴、浙（嘉靖《泉州府志》）。四川居民甚至不谙纺织，由江楚成布，运川销售（《清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年十月）。总之，由于东南地区棉织品质量好，深受各地欢迎，其他产地包括有悠久历史的棉织业区均因无力竞争，纷纷退出。曾母投杼图
近代外棉、棉织品的输入，对中国植棉业和棉织业产生很大影响（鸦片战争前，外棉的输入仅次于走私鸦片，占第2位，织棉品占第3位）。这是对中国民族棉织业的重大打击。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洲棉种包括陆地棉、海岛棉的传入，在中国棉种的改良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由于美洲棉是细绒棉，纤维长质量高，不过百年种植便普及全国，代替了传统的粗绒棉。20世纪20年代前，北至直隶，南延两粤，东起浙、苏，西及甘、陕，皆试种洋棉。
由上观之。宋代以前山东地区是丝织业的中心，后为棉织业的基地，这一切都为鲁锦在这一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2鲁锦的历史渊源
作为一项民间的手织工艺品，鲁锦扎根于山东的广大农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距济宁曲阜城东9公里处的西夏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陶鼎底印有粗布纹，在背壶底印有细布纹，这说明远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掌握了纺织技术。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齐鲁等地曾是我国的织绣中心。杜甫曾有诗云：“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期间，民间百姓衣着以葛麻为主要原料，妇女用木制的织机织布已十分普遍，孟母断机的故事，就是织布机已经十分完整的例证。济宁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上的“曾母投杼图”中曾母使用斜织机；泰安肥城孝堂山郭氏祠三角形石梁上刻有织女坐于织机之上；枣庄滕州龙阳店出土的汉代“纺织画像石”，画面的一至二层起居纺织图中，左边有一妇女手摇纺车纺线：这些古代纺车、织机的式样和构造已经和新中国成立前民间织机的样子十分一致，与现在农户织女用的木织机也十分相近，它们均为现今鲁锦立式织机的先祖。汉代王充在《论衡》中曰：“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日见之，日为之，手狎也。”正是对当地妇女织锦的历史写照。“齐纨鲁缟”“冠带衣履天下”之句，虽然说的是丝织工艺，但民间衣着仍以葛、麻为主，其工艺技法是相同的。可见鲁西南民间织锦至少也有两千余年的历史了。曾母投杼图局部滕州纺织画像石
棉花的种植技术在宋元以后即在黄河流域普及，地处黄河冲积地区的鲁西南一带，棉纺织业十分普及。一贯善于精工细作的鲁西南人将传统的葛、麻、丝织绣工艺糅合在一起，创造出极具地方特色的棉纺织手工技艺。它是以棉纱为主要原料，手纺、手染、手织的实用工艺品。济宁附近的邹城元代墓中出土了两件本色棉夹袍，此棉布幅宽为34厘米，质量相当于今天的白细布类，至今尚坚牢。清光绪版《曹州府志》记载：“……地产木棉，以之为布。而无苎麻，妇女务蚕桑，织丝为绢，亦能为绫，木棉转鬻他方，其得颇盛……定陶植桑蚕，所产棉布为佳他邑，鄄城县地广衍饶沃土，宜木棉，贾人转鬻江南为市。”可见这一带的纺织业的兴盛。另据1992年版的山东烟台《招远县志》记载：“19世纪末，家庭手工纺织业已较普遍，家庭妇女用木制手摇纺车和织布机自纺自织小土布，‘洋线’‘洋布’上市，民间织布受到冲击，后因抵制日货，手工纺织业又复兴。……1933年，全县织户3000余个，年产土布2万余匹，总产值56万元。1943年，招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华东纺织厂，有织布机30台，分散在农村民户家中。……1952年，全县纺织业作坊1140个，从业人员1356人，拥有木机1094台。”由此看来，如鲁北、鲁中、鲁南和胶东一带，虽不是主要产棉区，但广大农村妇女亦有自纺自织、生产土布的传统。
经过明清两代织具的改进和织造工艺的发展，鲁锦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清代，菏泽和鄄城一带出产的鲁锦曾作为贡品进献朝廷，成为大内御用之物。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洋布”（机织布）进入中国市场，“土布”渐渐失去吸引力，只是在部分产棉区还保留自纺自用的“土布”市场。从1985年至1992年期间，据对聊城、菏泽、济宁三个地区农村调查的结果显示，还有近30万台古老的木织机，织锦能手近百万人。进入21世纪的今日，在山东黄河冲积平原偏僻农村的产棉区，仍旧有纺车和织机的声响。1.3鲁锦的定义
从技艺上讲：传统的山东民间织锦是以棉花为主要原料，手工纺线、手工染色、手工织造。从技艺上主要分为平纹技艺、提花技艺、打花技艺、砍花技艺和包花技艺，平纹技艺是鲁锦的基础性技艺，提花技艺是鲁锦的标志性技艺，打花技艺、砍花技艺和包花技艺是鲁锦的外延性技艺。严格意义上讲，由两片综织造的平纹技艺相对技术含量较低，一般称为土布、老粗布等，四片综以上的提花技艺、打花技艺、砍花技艺和包花技艺是鲁锦较高技艺的体现和标志。
从类型上讲：鲁锦是山东省的一种民间纯棉手工纺织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同于山东的其他民间土布，如民间蓝印花布和民间彩印包袱，这两者在工艺上均有印的成分，均是通过印染来形成图形纹样，而鲁锦是以棉纱为原料，在木制织机上，以锦的技艺，由手工织造而成的彩色织物。
从名称上讲：“鲁锦”这一名称并不是历史上就有的，民间俗称为“土机布”“老粗布”“土布”或“四匹综”。1985年，山东工艺美术公司翁明星和山东艺术学院李百钧等专家赴菏泽地区农村调研当地民间土机织物的情况，他们先后十余次深入鲁西南农村调查，走访了10多个县市，39个乡镇，61个自然村，行程1.2万公里，并撰写了《关于开发鲁西南民间织锦的可行性报告》。据粗略统计，菏泽地区当时有80万妇女能织锦，并有10万台土织布机。平纹技艺提花技艺打花技艺砍花技艺包花技艺
在山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山东省经委、山东省妇联、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省二轻厅主办，于1986年1月8日在济南举办了“鲁西南织锦与现代生活”的展览，当时省委、省政府的领导李昌安、姜春云、陆懋曾等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廉晓春、副主任刘恪山，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理事郁风等专家听取了鲁锦开发的汇报，他们认为这项织造工艺在山东省覆盖面较广，其色彩斑斓，似锦似绣，令人爱不释手，具有棉的质地、锦的技艺，因此将这项手织工艺定名为“鲁锦”。省委、省政府领导同时决定筹备进京展。1986年8月20日—9月4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由山东省经委、山东省妇联、山东艺术学院和山东省二轻厅主办的“鲁锦与现代生活展”，著名艺术家张仃先生亲笔为鲁锦题词“来自民间，回到民间”。8月23日在京召开专家座谈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发言说：“鲁锦的开发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做工作要学习山东的这种精神，一年的调查，而且走访了61个自然村，开发了这一成果，这是我们搞工艺美术很重要的方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廉晓春认为：“鲁锦开发的过程本身就标志着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延续，多少年我们没有做的工作，今天山东做了，弥补了这一空白……”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李绵璐、美术家郁风等专家教授50余人到会，对鲁锦的开发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展览引起首都各界的强烈反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均进行了专题报道，《经济参考报》作了头版头条的专题评论：“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鲁锦与现代工艺结了缘，鲁西南经济出现了新的曙光……”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鲁锦织机图1985年李百钧考察鲁锦1986年鲁锦济南展海报1.4鲁锦的产地
鲁锦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山东的鲁西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是指省会济南以西的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泰安和枣庄等地，这些地区中又以西南地区的菏泽、济宁两地较为著名，菏泽鄄城和济宁嘉祥的鲁锦在色彩和纹样上最具代表性，同时这两个地区也是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锦的申报地。
菏泽——地处黄河下游，在远古时代，南有菏山、菏水，北有雷泽，故名菏泽。“菏泽”原系天然古泽，为济水所汇，年久湮塞，遗址在菏泽市东南15公里处。以水名称县，始于1735年（清雍正十三年），曹州升州为府，设附郭县，赐名菏泽。1949年8月，平原省建立，设立菏泽专区，专署驻地在菏泽县。“菏泽”又成为专区或地区级地方名称。据考古发掘测定，早在4000多年前，即有先民在这里刀耕火种，繁衍生息。相传黄帝族、炎帝族、九黎族融合后就定居在这里，我国古代著名的三位部落首领尧、舜、禹的主要活动就在这一地区。
鄄城——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素有“古鄄”之称，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孙膑的故里。据1982年文物普查时县内出土文物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鄄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溯至五帝时期。《太平寰宇记》载：“濮州今治鄄城县。古昆吾旧壤，颛顼遗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屡会于鄄，晋、楚大战于城濮；三国时期，曹操屯兵于鄄城；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从东阿至鄄城一带强渡黄河，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济宁——鲁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和商贸中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远古时期的“三皇五帝”在此留下过活动踪迹。春秋战国时期，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历史上圣人的“至圣孔子、亚圣孟子、复圣颜子、述圣子思子”都诞生在这里。他们开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之先河，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嘉祥——相传春秋时期鲁哀公西去狩猎，获一麒麟，取其“嘉美祥瑞”之意，故取地名为“嘉祥”。考古发现境内新石器时代时就有人聚居。春秋战国时期，农耕发展，文化繁荣，成为鲁国的经济、文化繁荣地区。嘉祥武氏祠墓群石刻，被史学界誉为“汉代历史百科全书”。1.5鲁锦的民俗
我国是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男耕女织，相沿已久。农村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是以丰富的棉麻桑蚕资源为基础的。山东地区的棉纺业之所以比较普及，源于运河便利的带动、官府纳税政策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地宜植棉”和民众生活对于棉布的需求。位于鲁西南冲积平原的菏泽、济宁地区，盛产棉花，这里的农家妇女几乎人人擅长纺线织锦，当地有“方圆十几县，织机二十万”之说。《汉乐府诗集》中有过这样的盛赞：“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据1985年的统计资料，仅嘉祥县就有织机2万台、织锦妇女9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现今鄄城和嘉祥两地的织机也在3000台以上，织锦女5000余人。“一妇不织或受其寒”的古语于汉代已在齐鲁大地流传。
鲁锦能够世代相传、绵延至今的原因，与山东地区的婚嫁民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山东各地一般通行男娶女嫁，婚姻关系比较稳固。从前的男女婚媾，自由恋爱者极少，多是由家长包办，通媒结亲，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山东旧时的婚嫁年龄，各地有所不同，一般在20岁前后，但也有早婚的弊俗。据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县志记载，山东俗喜早婚的多在西部地区，在冠县、陵县、长清等地，男年十一二岁即娶，在临清、高唐、茌平等地，男年十五六岁即娶，有的地方甚至十岁即娶二十余岁之妇。早婚大多是女长于男，一般相差七八岁。下过通书之后，女方便整理嫁妆，男方要收拾新房，准备迎娶，亲友们也开始送喜礼。向男家送的喜礼，通常以“色”为单位，一对鸡、一刀肉、一对鱼、二斤粉皮等，都可算作一色礼，当然也有送礼钱和喜帐（六尺红绸或红布、花布）的。喜帐一般是送给男方家长的，抬头写“××大人令郎花烛之喜”，帐心写“天作之合”“鸾凤和鸣”“龙凤呈祥”之类的颂词，落款写“××贺”。喜帐的多少，标志着结婚人家家境的好坏，富有人家的亲友一般都送喜帐。向待嫁的女子家里送喜礼，称作“填箱”，或作“添箱”，也称“添花粉”，一般送些女子婚后所用之物，如衣服、被褥、布料等，有的也送钱，谓之“压柜钱”，但最多的还是送果盒。果盒为一方形木匣，能放半斤到一斤糕点，大多放糖果和柿饼之类的食品。上好的糕点连同果盒放到柜里，是新婚之夜新郎新娘共享的，一般的食品则放到食盒里，留作新娘婚后磕头拜见长辈时的礼物。有些地方在送日子以后，要给待嫁的女子行加笄礼，俗谓之“上头”。古代女子15岁出嫁时要举行加笄仪式，即改变幼年的发式，把头发绾成一个髻，用黑布包住。然后用笄（即簪子）插定发髻，以此表示该女子已是成人。乐陵的女子受聘时及笄。在招远、栖霞等地，于婚前数日，男家主妇和女亲戚至女家行加笄礼，婆婆亲自为未过门的媳妇理妆、加钗，谓之“上头”。上头后的女子，一般不再见外人，直到出嫁后，才能公开露面。有的地方上头时间较晚，或在上轿前，或在入洞房后，与开脸同时进行。20世纪80年代织女在庭院里织锦
从前的嫁妆，一般人家至少是两铺两盖、桌椅、箱柜、座钟、脸盆等，无论贫富，一对“长命灯”是必不可少的，即使现在有了电灯，也作为摆设照送不误。嫁妆有的是女家去送，有的是男家来抬。送嫁妆时，女家装车，派两个子弟跟车，一个称为押车的、一个称为挂帘子的，还要请媒人坐在车上，俗称“压车头”。送嫁妆也有与迎娶合在一起的，即随着新娘一起过门，浩浩荡荡的队伍，使婚礼显得十分壮观。在龙口、泰安等地，姑娘的嫁妆是男家在婚礼前派人去抬，称之为抬嫁妆。抬嫁妆要看日子，少则婚前一天，多则婚前两天。嫁妆不但是为了满足家用服饰的需求，也是验证新媳妇是否心灵手巧的一个重要标尺。
山东鲁西南地区的农家女孩从十二三岁开始就学习织锦，除了帮母亲织布卖钱接济生活，还要积攒起自己日后出嫁的嫁妆。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准备织锦嫁妆。织锦嫁妆主要包括被面、褥面、床单、帐子、衣料、手巾、包袱带等。她们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织锦，在不停歇的织机前长成少女，在一梭一梭的往复中长成待嫁的姑娘。该地区正是以织锦的花色和数量来衡量姑娘的品德和手艺的。每当高亢的迎亲唢呐在村庄上空响起时，人们就会看到在满载箱柜的大车上，一摞摞以鲁锦为面里的被褥和一沓沓用鲁锦做成的床单，其精细的图案、绚丽的色彩是那么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农家少女学习织锦
按照习俗，新婚陪嫁用的被褥都以几铺几盖来计数。“铺”指的是褥子，“盖”指的是被子。即使是贫苦之家，陪嫁被褥也不会少于两铺两盖，家境富裕的可以达到十铺十盖。陪嫁用的床单数量更多，一般都在十几床以上，多的可达三四十床，外加一箱子成匹成卷的织锦。从前，群众称机织布为洋布，洋布的价格是一般人家所承受不起的，女子陪嫁所需的布料全部是凭着自己的双手一点点纺织而成的。在纺织过程中，心灵手巧的农村姑娘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她们从小在织机的哐哐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中熟悉了纺织的流程工序，在母亲的口传心授下又掌握了织锦的技巧，等她们坐上织布机穿梭引线时，一切都是那么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当然，母亲传授的织造纹饰多是传统图案，像“长流水”“风交雪”“老朝廷”，这些纹样是必不可少的。这是长辈们内心对幸福生活的期盼，也包含了母亲对女儿未来生活的祝愿。但是，姑娘们并不拘泥于这些传统图案，她们既要使自己的织锦五彩斑斓，又不愿与别人的图案雷同，以便于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于是，她们将自己的个性充分发挥，以女性特有的丰富细腻的情感捕捉对自然界的感触和对生活的感悟，把自己的向往、追求、理想、憧憬都编进了织锦中，力求色彩鲜艳夺目，图案复杂多变。单从花纹名称里就能知道织锦图案的丰富多彩，淡雅的“枣花”“星星”“芝麻梭”，稳重的“斗纹”“合斗”“四大朵”，逼真的“手表”“风扇”“香椿叶”，清新的“鹅眼”“猫蹄”“长虫皮”，复杂的“迷魂阵”“七样字”“难死人”，还有“窗户棂子挂纱灯”“双喜字轱辘钱”等变化万千、数不胜数的织锦图案。20世纪80年代穿戴鲁锦的农家孩子20世纪80年代穿戴鲁锦的农家老人20世纪80年代农家女的鲁锦嫁妆20世纪80年代随新娘出行的鲁锦嫁妆
受历史上封建礼教的束缚，农村妇女的生活环境是极为封闭的。对缺乏自我表现能力和自我表现机会的农村姑娘来说，织锦是一种极好的自我展示的方式。旧的婚姻介绍方式是媒人说合、父母包办。姑娘的容貌气质男方可以看到，而女方的人品才艺不是短时间能认识到的。于是，姑娘的手织锦就成了无声的自我介绍。当细密、平整、图案复杂、花色鲜艳的织锦在男方手中传阅一周后，一个“秀外慧中”的评语会在男方心中形成。精美的织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姑娘品德和才艺的代言人，一桩美好的婚姻或许因此而达成。农村姑娘们牢牢抓住这个可以帮助自己实现幸福生活的机会，在纺织过程中倾注了丰富的情感。例如家住鄄城县吉山镇吴老家村的魏景芝，现已70多岁。她从14岁开始与几个要好的小姐妹一起结伴纺线织锦，通常一天可以纺得四两棉线，一机子织锦经纬线需要23斤棉线，魏景芝往往一连纺两个月才能满足织锦的需要。刚开始织布时主要以平纹为主，多是素白布。后来她不满足白布的单调，开始想办法给棉线染色。按照老人的指点，她先后用槐米、红花、石榴皮染出黄色、红色和黑色的棉线，织出了彩色的黑镶边“长流水”纹样。这引来了同村人的啧啧称赞，远近村庄都知道吴老家有个叫景芝的巧闺女，向魏景芝提亲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伴随着姑娘的成长，出嫁的日子快要来到了，姑娘备齐了织锦嫁妆后，还要给自己织几条包袱带。包袱带宽约8～10厘米，长约3米，有平纹、提花、砍花、包花之分，两头有长长的缨穗。其图案有“长流水”“枣花”“合斗”“九顶梅”“十二生肖”等。包袱带的作用有两种，一是新媳妇回娘家时用来捆扎包袱；另一个作用是冬天怀抱孩子时用它把母子束在一起。从前，妇女冬天都穿抿裆棉裤，大襟棉袄，为了既不耽误看孩子，也不耽误拾掇家务，她们通常把孩子的双脚扎进棉裤腰，解开棉袄把孩子围到怀里，外面用包袱带子从背后绕一个十字花在前胸牢牢系住。这样孩子不受冻，大人也方便干活，可以称得上是本地妇女的一大发明。也正因为它有这样实际的用处，包袱带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实用工艺品。出嫁那天，包袱带与织锦一起被放在拉嫁妆的大车上，从姑娘娘家到婆家，一路展示新娘的才艺，也一路接受众人的评判。等到了婆家，围观的妇女走上前来逐件翻看，评价每一块织锦的图案、色彩和织工，大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往往在对织锦的评论中就对新娘的人品有了初步的了解。如果新娘的织锦能得到一致称赞，那她一定会是让人多年都不忘的巧媳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某某庄的某某媳妇”就成了心灵手巧的代名词，通常在教育自己的女儿和数落自己的儿媳妇时，被当母亲或当婆婆的提起。当地正是以织锦的花色和数量来衡量姑娘的品德与手艺的。每逢吉日，那挂红戴绿的轿子上，那昂头奔进的马车上，那嘟嘟作响的拖拉机上，那载货的小汽车上，满载着几十床五彩缤纷的织锦被褥和各种各样的服饰用品随着新娘出行。从娘家到婆家，一路走，一路“展”，由乡亲们来评价。这缤纷的彩锦，这热闹的“品评会”，构成了鲁西南平原上特有的风情画。正因为鲁西南一带流行这样的风俗，所以当地女人几乎没有不会纺线织锦的，一辆纺车，一台织机，也就成为她们终生不能离开的物件。
能得到众人的称赞不仅是一件可以使新娘感到兴奋和骄傲的事情，而且能为自己赢得光荣和尊敬。这种在婚嫁过程中对新娘织锦的观赏评比又成了促进织锦技艺比赛的引子，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行为非常有利于鲁锦织造技术的发展和图案艺术的交流。农村姑娘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表现力，逐渐把鲁锦织造技艺锻造得炉火纯青。鲁锦品种越来越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产品分类越来越细，像被里、被面、褥里、褥面、帐子、床单、门帘、围巾、头巾、手巾、衣料、包袱带、功夫带等都有各自较为固定的图案和色彩搭配原则。鲁锦的存在和发展使以婚嫁为主要代表的民俗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就这样，鲁锦和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一起共融共生，传承至今。02鲁锦的织造工序在纺织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鲁锦工艺能流传千年，堪称奇迹。鲁锦的传统织造工艺极为复杂，生产流程烦琐，织造速度慢，劳动强度大。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锦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且全部采用纯手工工艺。其主要工序分为八部分：纺线、染纱、浆线、经线、穿综、闯杼、上梭、织造，每道工序又有许多子工序。2.1鲁锦的织机元代布织机
早在商周时期，我们北方黄河流域就已出现了一种木制纺织工具，它在使用时席地而坐，织造结构极为简单——腰机。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的纺织贮贝器盖上铸造了一组女奴隶在奴隶主的监视下席地而织的形象。这种足蹬式腰机没有机架，卷布轴的一端系于腰间，双足蹬住另一端的经轴并张紧织物，用分经棍将经纱按奇偶数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腰机织造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采用了提综杆、分经棍和打纬刀。而汉代斜梁机的出现，则标志着纺织技术的逐渐成熟。在山东嘉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上的“曾母投杼图”中，曾母使用的斜织机即是今日遍及鲁西南的立式织机的先祖。汉代斜梁织机上卷经轴、经木、综、蹑等关键部件均已具备，使用时可以手脚并用，大大加快了纺织速度。在今天看来，这种织机结构过于简单原始，但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织机，欧洲直到6世纪时才出现，13世纪时才被广泛运用。
鲁锦的织机为木制立式织机，与山东汉代石刻中脚踏提综斜织机相比，它已经形成固定的交织综与提花综，在中原各省普遍流行。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在手提综开口（原始腰机即属此类织机）的基础上，发明了脚踏提综开口的踏板织机，因织机的经面与水平机座呈50°~60°的倾角，故又称“斜织机”。斜织机在我国汉代已普遍推广，在中原农村较富裕的家庭中，大都使用这种结构基本定型的斜织机。与构造简单的原始腰机不同，斜织机是一种配备有杼、经轴、卷轴、综片（织机上带着经线上下分开形成梭口的装置）、踏板和机架的完整织机。它采用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用脚踏板来控制综片的升降，使经纱分成上下两层，形成一个三角形开口，以织造平纹织物。汉代斜织机最主要的类型是中轴式斜织机，织机的两个踏板均用绳子或木杆与一根中轴相连，再由中轴来控制综片开口。斜织机采用脚踏提综开口装置，将织工的双手解脱出来，专门从事引纬和打纬的工作，它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并促进了引纬、打纬工具的进一步革新。配置花样时从穿综开始，所以妇女们很重视穿综技术，喜欢收集各种样底。织机的定幅筘（俗称“机柱”）由竹片制成，它决定着经纱的幅宽和方向定位。定幅筘的打纬力度决定织物的平整度、均匀度。此外有机头、布头轴、压纱棒、吊综用的“屋花子”和梭板等主要部件。织工坐在机板上，双脚踩动机头，双手投梭，进行有节奏的织造。木制立式织机2.2鲁锦的原料
鲁锦以棉纱为原料，近年来个别地方也有采用腈纶线，过去妇女从纺线开始，先在手摇纺车上捻线合纱，劳动强度大，生产流程烦琐，织造速度慢。现在，纺织厂遍及城乡，机纺纱十分普及，有的棉纺厂为方便妇女从事副业，还规定了妇女以棉换纱的办法，这为鲁锦织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根据织物不同，织工将机纺纱自行合股捻线，肌理较粗的织物及织带用机纺纱21支纱合股。一般织物的经纱多为合股单经，纬纱则用双纬或多纬合股。棉纱2.3鲁锦的传统工艺程序
鲁锦的织造工艺极为复杂，从采棉纺线到上机织锦要经过七十二道工序，且全部采用纯手工工艺。在纺织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鲁锦工艺能流传千年，堪称奇迹。据说鲁西南的农家妇女能靠22种色线变幻出1990种几何图案，这更让人叹为观止。鲁锦特点是：质地柔软，色泽艳丽，图案变幻多端，风格粗朴豪放。主要工序可以分为八部分：纺线、染纱、浆线、经线、穿综、闯杼、上梭、织造，每道工序又有许多子工序。2.3.1 鲁锦的采棉纺线
在历史上，山东省的鲁西南地区曾经是生产棉花的重要区域，其温度较为适宜、雨水相对比较充沛、日照时间较为充足，为棉花的种植成长创造了较为适合的气候条件。每年的八九月份是棉花的采摘季节，由于棉桃的成熟日期不同，采摘活动要反复进行，重复多次，然后再进行晾晒挑拣。
采摘后，棉花中含有很多的棉籽，被人们称为“籽棉”。籽棉要经过充分的晾晒，晒好的籽棉首先要脱籽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加工。旧时民间轧花机是在一个方形的木框里安装一个铁棍和一个连着绞把的木棒，使用时将轧花机固定在长凳上。它工作的原理是依靠紧贴着的一根铁轴和一根木轴通过各自反方向的转动，将柔软的棉纤维卷过轧花机，把硬质的棉籽留在轧花机的另一面。民谣对此有生动形象的描述：“铁杉靠木杉，白胡老头往里钻。这边下的麒麟子，那边下的是雪片。”当然，轧过的棉花并不能保证完全脱好籽，为了避免纺线时出现经常断头的现象，还需要手工拣选轧过的皮棉，将漏网的棉籽逐个挑出来。如此，轧花的工序才算完成。纺线纺线的锭子
轧好的棉花虽然脱了籽，但棉纤维紧紧地粘连在一起，扯不出线也接不上头，给纺线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弹棉花实际上指的是弹棉胎，也称弹棉褥，在元代王桢《农书·农器图谱·纩絮门》中记载：“木棉弹弓，以竹为之，长可四尺许，上一截颇长而弯，下一截稍短而劲。控以绳弦，用弹绵英，如弹毡毛法。”棉花去籽以后，再用弦弓来弹，如过去女儿嫁妆中的棉絮都是用新棉所弹。一般人家也有用旧棉重新弹而进行加工的。弹花的工具很简单，有杉木做的大木弓，用牛筋为弦；还有枣木旋成的弹花槌子、铲头，圆盘等。弹时，用木槌频频击弦，使板上棉花渐趋疏松，然后由两人将棉絮的两面用纱纵横布成网状，以固定棉絮。纱布好后，用木制圆盘压磨，使之平帖、坚实、牢固。按民俗，所用的纱一般都用白色。但用作嫁妆的棉絮必须以红绿两色纱线，以示吉利。弹棉花的作用是让棉纤维膨胀疏松，呈现润泽的质感，才能有利于棉纤维均匀地拉出和加捻。在农村，有专职的弹花人为各家各户提供服务，他们有两种加工形式：一种是弹松棉花，用于纺线织布；一种是将棉花直接弹成被套，用来缝制被褥。弹花人把皮棉平铺到工作台上后，将巨大的弹花弓的一头插进腰带，弹花弓从肩头穿过，弹花人弯下腰，让弓弦靠近并与棉花保持平行，用弹花槌拨动弓弦，发出“砰……砰……砰”的有节奏的声音。棉花就在弓弦的震动中翻飞跳跃，棉纤维变得蓬蓬松松，体积会增大数倍。
纺线工序就是将弹好的棉花用纺车纺成细长的棉线。纺车由辐条、车脚、脚丫三部分组成。辐条由八根木片组成，用线绳连接，辐条中间由木轴穿插固定。车脚用来连接辐条和脚丫，纺车脚丫主要是用来固定锭子的。
纺线的锭子（也称为锭杆儿）由枣木旋成，中间粗，两头细，在辐条和锭子之间有线绳连接。纺线时右手转动纺车的摇把，带动辐条转动，通过线绳的传动，牵引锭子的转动。
纺线时首先要将棉花搓成细长的棉布绩。把弹过的棉花放在光滑的板上展开铺平，摊成一个细长的平面，用光滑的细棒（山东很多地方用高粱秆，一般选用高粱穗下细长的一节）将棉絮缠卷上，搓几下后抽出即成为棉条，民间称为“布绩”——中空的圆棉条。棉布绩的制作要求是粗细均匀一致、松紧适度，否则会影响下一步纺线的质量。纺线时将纺车支在地上，纺线人盘腿坐在蒲团上，先将棉布绩的一端扯出线头绕在线锭上，然后靠右手转动纺车，带动线锭转动。左手捏着棉布绩逐渐地向后牵引，越拉越长，棉布绩上的棉花随着线锭的快速转动加捻不断变细，等到捻度达到要求后，左手慢慢向上抬起，然后把纺好的线缠绕在线锭上，然后不断重复上一次的过程，直到把一条棉布绩纺完，再拿一条新的棉布绩接上，如此循环往复，待线锭上的棉线快缠成浑圆的一穗时，就可以把纺车停下来，抽出线锭子，撸下线穗（也称为穗符儿），用高粱秆插到线穗当中并别紧线头收好。纺车的转速要与牵拉棉条的速度相协调，否则就无法控制线的粗细均匀程度，这全凭经验掌握，没有科学的运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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