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万如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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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学大典·商君书试读：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商君书》导读以法治国的原则、推行与实践——《商君书》的现代意义梁万如《商君书》，又叫《商君》、《商子》、《商君子》，作者是谁仍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是由商鞅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将《商君书》归入法家，称“《商君》二十九篇”，实际上存二十六篇，其中两篇只存目没有内容，也就是说，具有完整文字记录的只有二十四篇。商鞅其人
商鞅（约前三九五—前三三八）属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卫国人，所以又叫卫鞅。他曾助秦孝公伐魏有功，秦孝公把商地十五个城邑赐予他，并赐号商君，是以后世又称其为商鞅。
在战国初年，国与国之间争雄略地，为了自保和拓展国土，变法图强是各国的主要任务。当时魏、楚等国为了安邦定国，变法不断。商鞅熟谙儒家、墨家和兵家等思想，受到当时变法风潮的影响，对法家思想尤有好感。卫国是个弱小的国家，要实践治国之能，对于商鞅来说，没有太大的发挥余地。后来商鞅到了重用李悝、实行变法的魏国，投靠魏国相国公叔痤。公叔痤很赏识商鞅的才华，想将他举荐给惠王，可惜遭到拒绝。这时，秦国招纳人才，想实行改革，商鞅转而投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史记》之《秦本纪》及《商君列传》，都记载了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的事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订定明确的法令，赏善罚恶，强化管治。商鞅曾助秦孝公两次推行改革，建立了完整的法治制度。商鞅重视农战，即将农业和战争结合，实行全民皆兵。如此一来，耕作既可自给，也保证了军事补给，从而令秦国的对外扩张，节节胜利，在当时颇令人瞩目。
可是，《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评价，似乎并不正面：“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太史公认为商君刻薄少恩，最终声名狼藉。这个评价与商鞅破魏时使用诡计及言而无信有关，也与商鞅的刻薄性格不无关系：商鞅得罪了秦惠文王（秦惠文王为太子时犯法，商鞅秉公执法，曾对太子的老师施刑），被秋后算账，最后身死族灭。《商君书》其书
西汉之前，并未有《商君书》一名。司马迁在《商君列传》中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开塞》与《耕战》被视为单篇的文字流传甚久，但是书仍未编，至少《耕战》一名后来不获采用；而《商君》作为定本，正式被编入经籍之中，可以说是由刘向编《汉书》开始。后来，裴松之于《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注释之中，曾经引述《诸葛亮集》，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可见，《商君书》辑录成书是汉以后的事情。《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已把《商君》改称《商君书》。唐代目录书《旧唐志》则称之为《商子》，并指出：“商鞅撰。”而《新唐志》称之为《商君书》，下注：“商鞅，或作《商子》。”《群书治要》则称之为《商君子》。
到了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又称其为《商君书》；而北宋的官修目录书《崇文总目》、私人藏书家晁公武所写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称之为《商子》。
清《四库全书》指《商子》这个名称是来自《隋志》，不过翻阅《隋志》只见《商君书》一名。清人严万里著有《商君书校注》，踵事增华，他在总目中说：“隋、唐志及唐代注释家征引，并作《商君书》，不曰《商子》，今复其旧称。”及后，学者高亨也以《商君书》为通行的书名。《商君书》的篇章和真伪有关篇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商君书》共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六篇，其中有两篇仅存目没有内容。由于后来才把各篇章结集成书，有学者研究认为，这些篇章有的出自商鞅，有的出自秦史官，也有的出自商鞅的门客等。
台湾学者仝卫敏于二〇一四年著《出土文献与〈商君书〉综合研究》，参采现、当代学者的各种说法，推论并总结出以下的看法：商鞅亲著的篇章有《垦令》、《农战》、《去强》、《算地》、《开塞》、《战法》、《立本》、《兵守》、《修权》、《境内》、《外内》、《君臣》、《慎法》；出自商鞅门客或门徒的篇章有《更法》、《说民》、《靳令》、《壹言》、《禁使》、《弱民》；出自商鞅再传弟子的篇章有《错法》、《徕民》、《赏刑》、《画策》；也有撷取法家言论而写成的《定分》。
这样看来，《商君书》是由单篇文章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内容中出现过的语言、物事都反映了文章的成篇时代。历来有不少学者就这些方面做过研究，也做过不少分析：各篇的作者是谁？各篇文章分别何时写成？各篇章的来源又如何？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讨论，也让我们对阅读古籍的方式可以多点认识。
现综合目前的研究说法，把各篇章、作者及其特点，表列于下，俾便综览：
不少篇章内容互有关连，例如《去强》、《说民》及《弱民》都讨论强国之道，可一起阅读。《农战》又跟《徕民》、《外内》在观点上一致。《境内》与《垦令》讨论的焦点乃至文章性质都相同。篇章之间在思想上表现一致，让人觉得《商君书》的内容编排颇为完整。虽然如此，某些篇章明显不是出自商鞅之手，所以历来引起不少关于是书真伪的讨论。有关真伪
由于编定时已掺杂不少非商鞅的文章，《商君书》的真伪一直为学者所诟病。最早提出质疑的是宋朝学者黄震，他在《黄氏日抄》中指出《商君书》内容的可疑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认为《商君书》并非出自商鞅，只是法家学派言论集。现当代学者如胡适、钱穆、吕思勉、傅斯年、齐思和、陈启天、高亨、张觉、郑良树、张林祥、仝卫敏等都做过这方面的讨论。如果要概括各学者对《商君书》真伪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全书是商鞅后学所作，其中有些作者可能是商鞅的弟子，有些可能是秦国人或官员，只是托名商鞅而已。而且商鞅是法家前期的代表，《商君书》却保留了不少战国末期的资料，说是书由商鞅后学撰写并非无因。第二，有部分篇章由商鞅所写，剩下部分则由其弟子所撰，也非一时一地可以编成。第三，是书的真伪无法确定，因为可争议之处甚多。
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统一六国的进程，人民皆知商鞅改革带来的转变。《韩非子·五蠹》提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另外，《淮南子》、《史记·商君列传》均分别提及“启塞”和“开塞”，用语虽然不同，但可见《商君书》在汉代仍具影响力。明朝学者归有光，清代学者孙星衍、严万里、孙诒让等都曾校释及整理这本古籍。章太炎在一八九八年发表文章《商鞅》，重述商鞅的功过，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疑古思潮一度兴起，《商君书》的真伪成了学者关注的课题，由这时开始，《商君书》又出现了不少校注本。近代《商君书》注疏举隅
清代学者严万里著《商君书校》、《商君书新校正》，已成为一众校释的底本，是现在最为通行的本子。近代最早出版的校注本则是一九一五年王时润出版的《商君书斠诠》，引发校释研究的风潮。一九一六年朱师辙出版的《商君书解诂》，在严万里的校正的基础上，参考了其他清人的校释本及明代目录学书籍包括《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之后又不断进行增补。朱氏于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商君书解诂定本》，又较之前的本子前进了一大步。后来，尹桐阳《商君书新释》、支伟成《标点注释商君书之研究》、王时润《商君书集解》、陈启天《商君书校释》、简书《商君书笺正》等注本纷纷涌现，这些本子主要以严本、朱本的校释为基础，再提出新的看法。
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以严本为基础，博取各家所说，是为集大成之作。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高亨《商君书注译》除校注外，更收入作者所写的几篇与《商君书》有关的论文，除对前人所作的校释工作有所增润之外，也厘清了不少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七四年山东大学《商君书》注释组出版了《商君书选注》，一九七六年该书增订为《商君书新注》；后来更出版《商子译注》，是根据《商君书选注》及《商君书新注》修订及增补而来。一九七五年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朝阳重型机器厂朝阳县王营子公社《商君书》注释组出版了《商君书选注》，校注思路偏向改革、斗争，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同期还有西北国棉一厂工人理论组校释的《商君书新注》，以朱师辙本为底本作校释，既谈学术，也重政治。这些校注，意识形态都非常一致，让人对研究当代中国改革的趋向可以有一个侧面的认识。
一九八六年蒋礼鸿作《商君书锥指》，以严万里本为底本，谨严的校注整理，独立的学术研究，令学风为之一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者张觉用力最多，先后出版大量论文、校释本及导读，他于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商君书导读》，除讨论《商君书》的内容价值外，又注释了全书，对推广古籍阅读不遗余力。台湾学者贺凌虚的《商君书今注今译》，贝远辰注译、陈满铭校阅的《新译商君书》，都以中华文化复兴为目的，参考严万里等学者的说法，校注《商君书》。商君书的思想特点
商鞅是个原创性很强的思想家。对于怎样治理国家，他认为效法古代不一定能成功。在《更法》、《开塞》等篇章之中，他指出尧、舜、禹治国之法都不一样，可见治国无定法，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效法古人，只要找对自己所走的路，国家一样可以治理好。《更法》中阐明了这个意思：“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又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国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正如夏、商、周三代及春秋五霸各以不同的方式成就王道霸业一样。《开塞》中更说：“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为什么不要效法古人呢？因为效法古人会令国家追不上社会的实际发展要求，以致拘泥于现状而困窘于形势。夏、商、周三代不互相效法都可以成就王道，所以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必相同。
这个理论，成为商鞅治国的理论根据，他继而摒弃儒家思想，开创了一个治国的思维格局，那就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国的理念
以法治国，即制定不同的规章制度，管治民众，驾驭人心，由此整顿国家，达致国富兵强的目的。《去强》中说：“以法治者，强。”《慎法》中说：“法任而国治矣。”肯定了以法治国的重要性。《开塞》更认为法制与君主两者同样重要：“古者民藂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今有主而无法，其害与无主同；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能够把散乱的民众管治好，是天下人所乐见的。但是国家有君主而没有法制，等同于没有君主，就算有法制，若制法或执法不妥当，也等同于国家没有法制。这就把法制提高到一个颇为重要的层次，法制体系不健全等同于没有法制，也等同于国家没有君主。
商鞅为确立法制的重要地位，批评维系纲纪伦常的儒家思想，从而为立法铺路。《画策》提出：“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靳令》更大力反对儒家：“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认为儒家经典和纲常礼教是令国家积弱的主要原因。既然儒家思想不能有效管治国家，那只有确立良好的法制才可以使国家得到治理。如何立法？可以因应时机和观察风俗来确立法规，《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立法也要明白易知，务必令人人都能理解。《定分》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为什么人人都要懂得法制？人人皆懂，法制便容易推广，更容易为人所共守，知法犯法的人就会大大减少。以刑去刑的赏罚原则
商鞅重视赏罚，在赏善罚恶两者之中，更重视用重刑，认为重刑能有效阻止民众犯法。民众因怕严刑而不敢犯法，反过来就不需要刑罚了，这就是以刑去刑的意思。《赏刑》说：“夫先王之禁，刺杀，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奸止过也。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定立重刑的原意并非要伤害民众，而是要禁止人民干犯任何奸邪过失。所谓重刑，其实就是酷刑，《境内》说：“不能死之，千人环规，黥劓于城下。”如果怕死不上战场，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在脸上刺字和割下鼻子的刑罚。重刑之下，甚至会株连那些与犯罪者有关系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犯错，但一样会受牵连。《垦令》中说：“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就是说，在重刑之下，急躁的人不敢争吵，凶残霸道的人不再打斗，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挥霍的人也不再浪费，谄媚、令人厌恶及变诈的人不敢行骗。
相对于施行重刑，也要论功行赏，但是要重刑少赏。为什么呢？《靳令》有这样的解释：“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刑罚重而赏赐少，这是君主爱护人民，人民会为了得到赏赐而拼死效力。赏赐重而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为了赏赐而拼死效命。
商鞅不是不重视赏赐，而是主张赏赐得其法，避免滥赏；对于那些投身农战的人，赏赐就多了。《境内》更说明了爵位制度和论功行赏的具体落实方法，主要以在战争中杀人的数量作为标准，多杀多赏，受赏赐的人可以获得田宅土地，也可以任官或者减刑。壹赏、壹刑、壹教的执法方案
就国家管治的层面来说，商鞅很看重“壹”的治道概念，即立法、执法、教化等方面都要一致。《赏刑》说：“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就是说，圣明的人管治国家，只是考虑统一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化而已。《农战》中也说：“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意思是说，国家专心农战一年，就能强大十年；国家专心农战十年，就能强大一百年；国家专心农战一百年，就能强大一千年。治国之道在于上下目标一致，这样人民就会安定，国家就能一直强大下去。《赏刑》提到“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和壹刑，就是不论地位与阶级，赏罚、教化都要一致。篇中说：“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意思是说，圣人治理国家，统一赏赐，统一刑罚，统一教化。实施统一的赏赐，那么军队就会无敌于天下；实行统一的刑罚，那么君主的命令就能施行；实行统一教化，那么人民就会听从君主的役使。也就是说，赏赐无等级，无论智愚、贵贱、勇怯、贤与不贤，只要肯出死力，则论功行赏，所以兵力无敌；在重刑之下，人人守法，无论身份与地位，上至卿相，下至庶民，有过失就用刑罚，就算有功劳也不能抵消恶行，这样法令更易执行。
至于壹教，《赏刑》说：“夫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臣之所谓壹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也就是说，那些身强力壮的人致力于作战，年老体弱的人致力于防守，死在战场上的人不后悔，活着的人互相鼓励，这就是我所说的统一教化。人民中想要得到富贵的，都是到死后盖上棺材才停止。求取富贵的方法一定都由战争而来，所以人民听说开战就互相道贺，人民日常起居饮食所唱的歌谣，全是打仗的事。
对于人民的教化，商鞅认为无论是壮健的还是老弱的，无论是负责攻击的还是负责防守的，都是在为战争出力，都可打开通向富贵的大门。人民因追求富贵，听闻战事就互相恭贺，起居饮食都在歌颂战争。这就是壹教，就是说教化的内容一致，要教导人民，农战是达致富贵的手段。作为国家策略的农战
农战是重要的国家策略，其实施成功与否，是国家兴亡的主因。所谓农战，是农业与战事的结合。没有战事，人民回到田里从事农务，自给自足；若有战事，就共同对外抗敌，战事完结，论功行赏。农务与战事合一，互为表里。没有农耕作为战争的资本，国家就没有能力征战。所以《农战》说：“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如果不重视农耕，一个国家实在没有什么资本与诸侯各国竞争，因为民众的力量不够。《商君书》非常重视那些影响农业、影响人民耕作的因素。因为儒家追求温柔敦厚，无益于战事，所以《靳令》说：“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礼乐、诗书、仁义道德对农战无补于事，就要大加否定，这是《商君书》的消极面。从积极面来说，君主大力推崇农战、奖励农战，则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实力，民众也可以从中受益。
正如《壹言》所说：“故民之喜农而乐战也，见上之尊农战之士，而下辩说技艺之民，而贱游学之人也。故民壹务，其家必富，而身显于国。”也就是说，人民之所以喜爱从事农耕而乐意作战，是因为看到君主尊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看轻靠空谈或技艺吃饭的人，更轻视到处游学的人。所以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他的家里一定富有，而自己也会在国中显贵。农战不仅可以令国家富强，也可以令人民富裕、显贵，国家与人民由此可以达致双赢的局面。
具体的措施就是秦国制定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分配土地予人民，让他们安于农务，奋勇争战，而且，为了激励人民农战，授田成为赏赐的主要项目。
国家希望人民可以参与农战，一看到战事，就如饿狼看到肉块，要立刻扑去吃掉一样，但是现实往往未必能够这样。《画策》提过：“凡战者，民之所恶也。”战争会有死伤，民众一般会对战争感到憎恶，那么，作为君主，怎样做才可以使民众投入农战之中呢？《徕民》提出召募别国的人民来秦国协助耕作，让秦国的农民可以在战时无后顾之忧。此外，《外内》还提到提高粮食的价钱，对不参与农战的人征收重税，尤其是对商贩大征重税，以鼓励人民由从商改为务农，最后参与农战；《垦令》更提到抑商的政策，限制行商的活动；又不让大夫招聘佣人，以免令人怠惰不事农务；也限制那些“游食者”，要他们参与农战。“游食者”就是指那些逃避参与农务，也不参军的人。种种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防止务农的人减少，以免影响国家的稳定。权与术所体现的大公无私
谈到管理国家的三个重要因素，《修权》认为：法、信、权都很重要，而三者之中，法居首位。《修权》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法制是君主和臣民所共同遵守的，例如刑赏的制度建立之后，犯了罪就要受刑，有战功就要犒赏；而信任则是君主和臣民共同建立的，信任一旦被破坏，君臣关系就会出乱子。权柄则由君主独自掌控。君主掌权失守，或君臣执法偏私，破坏信任，都会危及国家，两者都是个人的问题，而法制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法制于三者之中最为重要。
治国要无私，在《修权》讨论私天下和非私天下的问题时，再次得到强调。商鞅认为，治理天下是为天下而治天下，并非以私有天下来治天下，前者是法制的根基，是令国家得治的先决条件；而私有天下，往往是亡国的开始。《修权》：“故三王以义亲天下，五霸以法正诸侯，皆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治天下。……今乱世之君臣，区区然皆擅一国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此国之所以危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意思是说，三王靠正义得到天下，五霸靠法制控驭诸侯，都不是以天下为私，而是为天下百姓治理天下。……现在乱世的君臣，都得意于能专享一个国家的利益而控制官吏的大权，以满足其私欲，这是国家陷于危机的原因。所以公私分明是存亡的根本。
历史上的三王和五霸都是为天下百姓而治天下，出发点是为公而非为私；为私而治天下，则容易陷入个人私利的纠缠之中，令国家的管治生乱。因此，商鞅认为，公私分明，是国家存亡的根本因素。
权柄是私有的，但在实践法令时，却要无私，以私有的权柄实践无私的法令，其间需要“数”的管治策略。“数”即“术”，是君主驾驭臣子或管治人民的策略，更是执法时的具体策略。《算地》说：“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也就是说，管治的方法，是大臣与君主的权术，也是治国的关键。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管治失误却不危险，臣子与君主权术运用不当而国家不混乱，是从来没有的。现在君主想要开辟疆土、管治人民却不详察管治方法，大臣想要尽职尽责却不确立权术。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人民，君主有不听命的大臣。可见，“术”是治国的重要策略，推行法制得其术，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另外，法制一旦建立，怎样执行才可令臣民觉得平等和无私呢？《算地》：“君子操权一正以立术，立官贵爵以称之，论劳举功以任之，则是上下之称平。上下之称平，则臣得尽其力，而主得专其柄。”君子操控权柄、统一政策而制定管治方针，通过封官授爵来称赞人民，按照功劳大小来任用官吏。这样，上上下下就会公平。上下公平，臣子就能为国尽力，君主也能掌握权柄。
因此，在国家的管治架构里，君主要考虑各个持份者的角色和位置，运用权责时，要利用策略，推行法制自然水到渠成。总结——以法治国与现代管理思维《商君书》所谈及的治国原则、策略与方法，与现代管理亦有相通之处。是书虽然主要着墨于国家事务，面向的读者对象却不仅限于帝王。书中涉及的政府立法、行政等，对执法官员也是适用的，可厘清管治的内涵，以实现有效管理。以下从四方面去归纳《商君书》的管理思维。
第一，管理的愿景与使命。例如《说民》和《定分》提及治国的理想境界，《赏刑》和《立本》谈赏赐、刑罚和教化的治国总原则，《修权》谈令国家安定的三个因素。
第二，管理的策略。例如，《农战》和《外内》谈国家的发展策略，《战法》和《兵守》谈作战的策略。
第三，管理者的素质核心。例如《壹言》谈领导力，即如何提升团队的效能；《错法》谈执行力，探讨执行赏罚的方案和效能；《战法》谈作战力，即战胜敌人的能力；《靳令》谈决断力，就是严格执行法令的能力。
第四，管理的方法，即从国家发展的不同层面提出管理方案。例如《算地》谈土地和人口的分配和管理；《禁使》谈官员的利益管理，探讨利益冲突如何避免；《赏刑》和《境内》谈绩效管理，分析如何有效提高国家生产力；《慎法》谈人事管理，检讨官员的选拔方式；《画策》谈政策规划，探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如何实现，国家的全盘规划可以怎样实施；《徕民》谈移民管理，探讨怎样令来自别国的人民为本国做贡献；《君臣》谈君主的角色及其与臣民的等级关系。由此，阅读《商君书》即可以了解中国人的古代管理思维和整个管理体系在国家政治中的落实。《商君书》的管理思维并没有忽略人性的特点。治国先要定立目标，评估所能获得的成效；立法规管理人的行为，并引导他们向国家的目标进发；施法的对象是人，国家也要依靠人民参与农耕，共同为国出力。这样，在制定和推行法令时，要一并考虑人的因素，否则难以落实。《画策》在谈政策规划时曾提及人民讨厌战争，那是人之常情。把这个人性特点考虑进去，在立法时就要从几个方面加以考虑：首先，引入非本地的人来参加农战，为本国人民增加后备支持；继而大力激励本地人民一起参战。同时，政府立法把那些影响国策推行的种种因素，例如：害怕作战、懒惰、为了声色犬马等，一一清除。谈到如何鼓励农务，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准农民买进粮食，也不准商人售卖粮食。买不到粮食，懒惰的农民只得努力务农；不可出售粮食，商人的利润就不能增加，这时，商人就会想到务农，因为只有务农才可以获利。懒惰的农民努力务农，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另外，政府提倡俭朴，要去掉鄙俗的声色和华美的服饰，以克服人性的懒惰和不专心。这样，当农民心无旁骛、努力耕作时，荒地就能得到开垦了。订定立法制度，考虑人性的因素，看似限制人身自由，事实上管理国家、管理人性、管理自己是一以贯之的。《商君书》的管理思维照顾了不同的持份者，让施政更到位。也就是说，要达成国家的目的，就要考虑推行新政时所有持份者的角色和责任。在《垦令》之中，国家开垦荒地，要按持份者的不同背景制定法令。例如针对贵族的服役法令，要求即便是贵族子弟也不可豁免服役。要求国家大臣、知识分子不可以利用广博多能、辩才无碍来扰乱农民，影响他们下田耕作。要求官员正直善良，减少征收税项，令农民不劳累，这样他们下田时间就多。扩大可参与徭役人员的范围，商人的奴仆也要参加徭役，就可多些人参与公田与私田的开垦。《君臣》提到君主、大臣和人民的角色和关系，在制定法令时，同时兼顾各阶层的利益，将大家的力量聚焦在国家的建设上。全书撮要
阅读《商君书》即可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管理思维和整个管理体系在国家政治中的落实。商鞅是古代著名的政治改革家，他助秦国成功推行政治改革，建立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爵位制度及官僚制度等；并推行农战，实行以法治国，赏善罚恶，以刑去刑，最终，令秦国在短短二十年间崛起，由西北边陲进侵中原，直至一统六国，建立秦朝。
商鞅变法政道与治道兼备，成就了强秦霸业，对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他确立管理的愿景，合理运用管理的策略和技巧，从立法、执法及教化三方面入手，简化法令，使人人懂法、人人守法、以法治国的理念一直沿用至今。更法第一本篇导读
更法，即变法、改革的意思。改革派商鞅与保守派甘龙、杜挚在秦孝公御前论辩政治改革的问题。全篇以论辩形式写成，有破有立，是《商君书》的首篇，也是改革的缘起，为改革蓄势，并下开《垦令》等改革篇章。甘龙、杜挚主张借鉴古代、依循礼义，借此教化人民，不必改革，国家就可以得到治理。商鞅则认为时移世易，要根据当前国家的形势来推行改革，国家才能富强。他的说法得到秦孝公的认可。[1][2]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3]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1]孝公：即秦孝公，当时的秦国君主。姓嬴，名渠梁。公元前三六一—前三三八年在位。平画：议论与筹划，商议国事。
[2]甘龙、杜挚：秦孝公的大臣，属保守派，不愿改革。御：侍奉。
[3]正法：政治制度。译文
秦孝公与大臣议政，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一旁，思考国家当时形势的变化，探讨政治制度的根本，寻求管治人民的方法。赏析与点评
推行改革，往往要兼顾不同的意见，无论如何，对于政治局势、政制改革、管治方式这些方面要多加思考和讨论。[4][5]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6][7]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4]代立：继任君位。社稷：古代君主所祭祀的土神和谷神，社为土神，稷为谷神，是国家的象征，后来社稷用来指代国家。
[5]错法：错，通“措”，即安排、施行。错法指施行法令。明：彰显。长：权威。
[6]教：教化。
[7]议：批评。译文
秦孝公说：“继任君位不忘国家社稷之事，是当君主的应有之道；施行法令尽力彰显君威，这是做臣子的应有之道。现在我希望通过改革法制来治国、改变礼制来教化百姓，恐怕天下的人都会批评我。”赏析与点评
秦孝公的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任何改革都会对老百姓产生影响，为君与为臣，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8]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9][10]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必见非于世；[11][12]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毁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
[13][14]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8]疑行无成，疑事无功：疑，迟疑，犹豫不决。行动迟疑不决不会有成就，做事迟疑不决不会有功劳。
[9]亟：急、赶快。
[10]非：反对，不赞成。
[11]毁：诋毁。
[12]暗：昧于，不明白。
[13]知：通“智”。
[14]郭偃：春秋时晋国大夫，曾倡变法，世称“郭偃之法”。译文
公孙鞅说：“我听闻：‘行动迟疑不决不会有成就，做事迟疑不决不会有功劳。’君主快些确定改革的想法，毋需顾虑天下人的批评。况且高明的人，行事一向会被世俗人所反对；有独到见解的人，也会受到民众的诋毁。俗语说：‘愚昧的人在事成后还弄不明白，智者却能预见事情发生的迹象。’‘不可以让人民一开始就跟着思考事情，只能够事成后一起庆祝。’郭偃的改革表明：‘具有崇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同流，成就大事业的人不与众人谋议。’法令，是为了爱护人民而设；礼制，是为了便于处理事情。所以圣人如果要使国家富强，就不再沿用旧有的法制；如果可以使人民得到好处，就不去遵循旧的礼制。”
孝公说：“好！”赏析与点评
用高明与愚昧作对比来说服秦孝公，商鞅的辩说策略用对了，谁不想做个聪明人？谁不想国家富强、利益人民呢？[15]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16]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17]。』
[15]易：改变。民：当指民俗。
[16]习：熟悉。
[17]孰：同“熟”，仔细。察：考虑。译文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闻：‘圣人不会改变百姓的习俗来施行教化，聪明人不会通过改革来治理国家。’按照百姓习俗来施行教化，不费劲就能成功；依照本来的法制来治理国家，官吏熟习，人民安乐。现在如果要改革，不依循秦国旧有的体制，改变礼制教育人民，我恐怕天下人会批评君主，希望君主仔细考虑一下。”赏析与点评
甘龙从以不变应万变的角度出发，不希望改变现状，因为一旦改变现状，人民就一定会批评君主，天下人都批评君主就会对施政不利。甘龙想以此说服秦孝公。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18][19]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20][21][22]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23]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18]溺：陷入，此指拘泥。
[19]居官：当官。
[20]三代：上古夏、商、周。王（wànɡ）：称王。
[21]五霸：春秋时代称霸的诸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22]制：墨守。
[23]不肖者：没有才干的人。译文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话，不过是世俗的观点。一般人安于旧有的习俗，做学问的人拘泥于所见所闻。这两类人，他们只能当官并遵守法制，却不能跟他们讨论改革的事情。夏、商、周这三个朝代礼制不同（君主）却都能称王，春秋五霸各自的法制不同却可分别称霸。所以聪明的人能建立法制，愚昧的人墨守法令；贤能的人改革礼制，而没有才干的人墨守礼制。墨守礼制的人不可跟他讨论国家大事，墨守旧法制的人不可跟他讨论改革。君主不要迟疑了。”赏析与点评
商鞅继续运用对比的策略，以世俗与拔乎流俗、聪明与愚昧、贤能与无才以及三王五霸时代与现在秦国的形势来作对比，说明改革是必要的。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24][25]「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24]邪：不正。
[25]图：仔细想想。译文
杜挚说：“我听闻：‘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革法制；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要改换其他工具。’我还听闻：‘依循旧有法制不会有过错，遵循旧有礼制不会有偏差。’希望君主仔细想想。”赏析与点评
杜挚从功效和对错两个方面，证明改革没有实效，论据比较薄弱。[26][27]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28][29]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30][31]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32]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33]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34]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26]教：政治教化。
[27]复：重复。
[28]伏羲：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也叫伏牺氏或牺皇。画八卦，教人渔猎及煮食。神农：传说中的古代帝王。教民耕作，曾尝百草，制药治病。诛：惩罚。
[29]黄帝：传说中的五帝之一，中原各族的先祖。尧：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圣明贤德，是各族的首领，又称唐尧。舜：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原始时代有虞氏的部落首领，故又称虞舜。诛而不怒：惩罚不过分。
[30]文：指周文王，商代末年西方诸侯，行仁政。武：指周武王，文王之子。他联合庸、蜀、羌等部族，打败商纣，建立西周。
[31]当（dànɡ）：顺应。
[32]宜：适宜的事情或情况。
[33]汤：商汤，商族部落领袖，灭夏桀，建立商朝。武：指周武王。
[34]循：依循。译文
公孙鞅说：“前朝有不同的政教，该效法哪个朝代的法制呢？古代帝王的法制不会重复，该遵循哪种礼制呢？伏羲、神农施行教化不用惩罚，黄帝、尧、舜施行惩罚但不过分，到了周文王和周武王时，他们各自顺应当时的情况建立法制，根据国家的具体情况建立礼制。礼制和法令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法条、命令顺应当时的社会情形，就像兵器、铠甲、器具、装备要便于使用一样。我因此说：治理国家不止一种方式，对国家有利的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不遵循古代法制而兴旺；殷和夏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改革旧礼制才覆亡的。既然这样，违反旧有法制的人不一定不对，遵循旧有礼制的人不一定对。君主对改革的事就不要迟疑了。”赏析与点评
商鞅认为，古代法制的订立是按当时的实际需要而来的，没有一贯的治国法制。基于这一点，他们也不会因循旧有法制，而是自创新体制来管治国家。以此推知，秦要治国得法，就要建立新的法制，改革旧有过时的法制。[35][36]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乐之，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37]遂出垦草令。
[35]穷巷：住在穷乡僻壤的人。
[36]曲学：学识浅陋的人。辨：争辩。
[37]垦草令：秦孝公颁布的变法草案，鼓励开垦荒地，重农抑商。译文
孝公说：“好。我听闻‘住在穷乡僻壤的人少见多怪，学识浅陋的人多喜欢争辩’。愚昧的人所取笑的事，聪明人往往感到悲哀；狂妄的人感到快乐的事，贤能的人却有所担忧。那些拘泥于世俗偏见的议论，我再也不会因它们而迟疑了。”于是，颁行了开垦荒地的法令。赏析与点评
显而易见，秦孝公的思路跟商鞅一致，即把自己看成是聪明人、贤能的人、不拘泥于成见或世俗意见的人，因此他毫不犹疑地要颁行改革的草案。草案从多方面提出解决方法：整治行事不正的官员，提升农务的效率；按人口征收重税，增加劳动力，等等，这是后话。垦令第二本篇导读
垦令，即上文所提及的垦草令，是鼓励开垦荒地的草案。垦草令的内容，在睡虎地秦简的秦律之中可见一二，此令确曾于秦国执行。此草案条目虽然繁多，但是全部围绕开垦荒地展开，指出法制的订立会带来连锁效应，限制某一需求，另一需求就会减少，而一方面的减少会带来另一方面的增加。该草案涉及：把官员执法偏私处理妥当；依农产品的多寡征税；依人口征税；管制出门外游、旅馆以及声色娱乐，提高酒肉这些非必需品的价格；统一管理山林、湖泽；运用重刑改造人民；贵族与平民服役一视同仁；操控农民的行为、言论等二十条，其目的是运用各种手段，提高生产值。[1][2][3]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4][5]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1]宿：隔夜，办事拖延。
[2]邪官：行事不正的官员。
[3]情：实情。稽：滞留。
[4]余日：空闲。
[5]败：损失。译文
处理事务不拖延，行事不正的官吏就来不及在人民身上谋取私利，而众大臣办事就不会互相延迟。众大臣办事不互相延迟，那么农民就会有空闲时间。行事不正的官员来不及在人民身上谋取私利，那么农民就不会有损失。农民没有损失而又有空闲时间，那么荒地就一定可以得到开垦。赏析与点评
官员执法不当是农务滞后、发展受阻的主因，所以本篇一开首就提出要整顿吏治。官员负责执法，不好好予以整治，法制的执行会遭到严重阻延。[6][7][8]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官不敢为邪。[9]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10][11]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12]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6]訾：估量，计算。
[7]壹：亦作“一”，一致。
[8]信：信任、信约。
[9]慎：慎重、谨慎。
[10]苦：怨恨。
[11]壮民：年长的民众。疾：尽力。
[12]少民：年少的民众。译文
依粮食的产量来征税，那么国家的法制就一致，就可公平对待人民。国家法制一致，公平对待人民，官员就不敢胡作非为。公平对待人民，人民就会慎重做事，人民慎重做事，就不会生出异心。这样，百姓不会对君主不满，不会怨恨官员。百姓不会对君主不满，不怨恨官员的时候，那么年长的民众就会努力务农。年长的民众努力务农，那么年少的民众就会一直仿效。年少的民众一直仿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征税的法令若能以平等原则推行得宜，会带出连锁效应，全国上下各尽其职，荒地开垦一事就易办了。[13][14]
无以外权任爵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15]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16]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13]外权：国家以外的政权。任：担任。
[14]贱：轻视。
[15]殆：危险。
[16]勉：努力。偷：懒惰。译文
不依靠国家以外的政权来升官晋爵，那样百姓就不会重视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百姓愚昧没学问，就不会到外国交游。百姓不到外国交游，那么国家就没有危险。农民不轻视农业，就会努力务农而不懒惰。国家没有危险，农民努力务农不懒惰，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不凭借外力升迁，不重视学问，不到别国交游，同时也不轻视务农，人民自会努力务农。这种连锁关系，商鞅甚为重视。[17]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赋而[18][19]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17]食口：指依附贵族的食客。
[18]赋：征税。使：指徭役。
[19]辟淫游惰之民：游手好闲的人。辟，邪。译文（士大夫贵族的）俸禄丰厚而收取的租税又多，家中食客众多，这会损害农业。那就要依据他们豢养的食客数目，加重赋税和徭役。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就没有地方混饭吃。这些游手好闲的人无处混饭吃，就一定会去务农。他们也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这项措施令投闲置散的人也不得不参加农务，从而增加了国家的劳动人口。[20][21][22]
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农无得籴，则窳惰之农勉疾。[23][24]商无得粜，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25]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20]粜（tiào）：卖出。
[21]籴（dí）：买进。
[22]窳（yǔ）：懒惰。勉疾：勤勉。
[23]多岁：丰年。乐：乐岁，指增加利润。
[24]裕：充裕，此指多余。
[25]怯：担忧，顾虑。译文
下令商人不得售卖粮食，农民不得买进粮食。农民不得买进粮食，懒惰的农民就会努力务农。商人不得售卖粮食，丰年时就不能增加利润。丰年没有可观的利润，那么饥年更没有厚利。没有厚利，商人就会有顾虑。商人有顾虑，就想务农。懒惰的农民努力务农，商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控制贸易，从而抑制商贩，鼓励农业，令懒惰的农民也勤快起来。这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措施。利润是百姓选择以务农为生还是以经商为业的一个衡量标准，利润的高低决定了职业的方向。[26][27][28]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29][30]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26]声服：靡靡之音和华美服饰。
[27]行作：行走劳作。
[28]休居：在家休息。
[29]淫：精神涣散。
[30]壹：专一，集中。译文
不允许靡靡之音和华美服饰在地方流行，农民外出劳作时就不会看见华美服饰，在家休息时就不会听到靡靡之音。休息时听不到靡靡之音，那么精神就不会涣散；耕作时看不到华美服饰，就一定会专心。心意专一而精神不涣散，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赏析与点评
对娱乐和服饰都加以管制，要求农民集中精力从事农务，把那些影响耕作的因素，通过法令全部禁掉。这是要求农民保持淳朴的施政方针。[31][32][33]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31]庸：同“佣”，聘用佣工。
[32]家长：即家主，一家之主。建：建筑。缮：修葺。
[33]爱子：指大夫、家主的子女。译文
不准聘用佣工，大夫、家主就不会修建房屋。他们的儿女就无法不劳而食，懒惰的人也不能偷懒，佣工就无法维生，就一定会去务农。大夫、家主不修建房屋，农务就不会受到妨碍。卿大夫儿女和懒惰之人不再懒惰，原本属于他们的农田就不再荒芜。农业生产不会受到妨碍，农民更加努力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就连聘用佣工都要取缔，目的是任何人都要亲力亲为，特别是卿大夫这个显贵的阶层，更要做个榜样。[34][35]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34]逆旅：旅馆客舍。
[35]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奸诈、浮躁、喜欢四下交游、不安心务农的人。译文
取缔旅馆，那些奸诈、浮躁、喜欢四下交游、不安心务农的人就不会出门，开旅馆的人便无法维生，就一定会去务农。（他们也）去务农的话，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为了让人专心务农，不主张人四出外游，要一心一意做好农耕的工作，于是管制旅馆，让开旅馆的人都去务农。[36][37]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36]壹：统一，意谓收归国有。
[37]倍欲：非常贪心，有很大的贪念。译文
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些不喜务农、怠慢懒惰、非常贪心的人就无法维生。无法维生，就一定会去务农。（他们也）去务农的话，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政府统一管理山林、湖泽，让那些依靠山林、湖泽为生的人，不能再利用山林、湖泽的资源自给，只好依照国家安排去务农过活。[38][39]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民不能[40][41][42]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43]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38]朴：成本。
[39]商贾（ɡǔ）：商人，出售货物的人。
[40]酣奭（shì）：喝酒过度，大量喝酒没有节制。酣，半醉。奭，盛，过多。
[41]荒饱：指大吃大喝。荒，放纵。
[42]商贾少，则上不费粟：全句的意思是说商贩少了，大吃大喝少了，国家浪费的粮食也就少了。
[43]过举：错误的举措。译文
把酒肉价钱提高，加重它们的租税，高出它们的成本十倍。这样，商贩就少了，人民也就不会大量喝酒，大臣也不会大吃大喝。商贩少了，国家就不会浪费粮食；人民不能大量喝酒，农民就不会懈怠；大臣不会大吃大喝，国家的政事就不再拖延，君主也就不会有错误的举措。国家不浪费粮食，人民不怠慢农务，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因应酬而过度浪费，反倒使国人怠惰，无心农耕。把酒肉价钱提高，可遏止骄纵浪费的行为，令人把心志放在农务上。[44][45][46]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讼，很刚之民不斗，怠惰[47][48]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44]重刑：加重刑罚，或增加刑罚。连其罪：即连坐或株连，一人犯罪，其亲戚朋友也受牵连。
[45]褊（biǎn）急：急躁。讼：争吵。
[46]很刚：凶残霸道。很，通“狠”。
[47]费资之民：奢侈浪费的人。作：起。
[48]巧谀：谄媚。恶心：心怀不良。变：变诈。译文
加重刑罚甚至用连坐法，急躁的人就不敢争吵，凶残霸道的人就不再打斗，懒惰的人也不敢到处游荡，挥霍的人也不再浪费，谄媚、心怀不良及变诈的人不敢行骗。这五类人不会在国内出现，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重刑之下，五类有害于国家实行改革的人，都会消失，这样，开垦荒地就一定能办到。对于行事上有偏颇的人，用重刑迫使他们立即改过，也是一个办法。[49][50][51]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52]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乱农之民欲农，则草必垦矣。
[49]徙：迁徙，搬家。
[50]诛愚：愚昧。
[51]乱：扰乱，破坏。
[52]静：安静下来，安心工作。译文
下令让人民不可随便迁徙，愚昧和破坏农务的人就无法维生，一定会去务农。愚昧、浮躁的人也能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农民就一定会安心务农。农民安心务农，愚昧和破坏务农的人也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要待人民安家落户才授予田地，有了田地在居所附近，农耕才能开展。若人民可以随意迁徙，其后果必然是荒废的农田大量增加，农耕的影响力也因此被削弱。[53][54][55]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56][57][58]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53]余子：指贵族、卿大夫嫡长子以外的儿子。
[54]世：登记册。一说指出身。
[55]解舍：指免去兵役和徭役。
[56]有：取。甬官：掌管粮食的官吏。概（ɡài）：限量之意。本指刮平斗斛（即量米器）量米时过多白米的工具。
[57]辟：通“避”，逃避。
[58]事人：结识权贵以求升官。译文
统一发布征召卿大夫嫡长子以外儿子服役的法令，根据登记册安排服役。提高他们免除服徭役的标准，下令掌管粮食的官吏发给他们定量的食物。（他们）不可逃避徭役，也不一定能做大官，因此不用四处结交权贵，那就一定会去务农。（他们）去务农的话，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此处是针对贵族颁布的服役法令，规定贵族子弟都不可豁免服役，而且世袭的官位不一定能留给他们，要凭自己的实力才能上进。而参与务农，成了表现实力的机会。[59]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60]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61]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59]辩慧：巧辩。游居：周游。
[60]闻变：听闻形势变化。方：四周事物。
[61]知：同“智”，有智慧，聪明。故事：旧事，旧业。译文
国家的大臣、众大夫，都不可以表现得广博多能、辩才无碍，也不可四处周游到处居住；不可到各郡县居住游说，那么农民就无从听到国家的形势变化、看到周围的事物。农民无从听到国家的形势变化、看到周围的事物，那么有智慧的农民就不会离开他们原本从事的农务，愚昧的农民则不聪明，不喜欢学问。愚昧的农民不聪明，不喜欢学问，就会积极务农。有智慧的农民不离开他们原本从事的农务，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得到开垦了。赏析与点评
控制言论，不许那些获得消息的大臣们把国家的形势变化等信息透露给农民，以免他们无心农耕，影响农地的开垦。[62][63]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64]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65]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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