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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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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新娘试读：

开端

托克斯克

黑瓷漆

鼬鼠之夜

强盗新娘

托克斯克

尾声

泽尼亚的故事应该从泽尼亚的诞生讲起。那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并且很遥远的地方，托妮觉得：某个瘀青，纠结的地方。一张手工着色的、赭石颜色的欧洲照片，里面是布满灰尘的日照——还有浓密的树叶和古老而交错的树根的丛林，树根后面，矮树丛里看不见的地方，只有用靴尖或漫不经心的手探过去才感觉得到的地方，一些平常但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

或许这是给托妮留下来的印象，但太多的东西被抹去，被包扎住，被刻意弄乱，托妮再也无法确定泽尼亚关于自己的故事中哪些是真实的。现在没办法去问，就算能问，泽尼亚也不会回答，或者她会撒谎，诚恳地撒谎，哽咽着声音，用一种压制着悲伤的颤抖；或者结结巴巴地撒谎，好像在忏悔；或者冷静地，挑衅似的生着气，托妮就会相信她，以前就是。

一根线，剪断，历史就拆开了。托妮就是这样开始她令人费解的讲座——关于自发性屠杀的动力学问题，用的是有关纺织或者编织以及裁剪的隐喻。她喜欢这样讲，喜欢看到听众脸上微微的震惊。对他们来说是家中印象和大片流血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应该会被泽尼亚赏识，她喜爱这种动荡、这种暴力冲突。不只是喜爱：她制造。至于为什么，现在还不清楚。

托妮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想要知道原因，这么长时间了，谁会在乎为什么呢？灾难就是灾难，受伤害的仍然受伤害，被杀的依旧被杀，瓦砾仍是瓦砾，谈原因就离题了。泽尼亚是个坏东西，应该不去管她，为何试图去译解她的动机呢？

但泽尼亚也是一个谜，一个结：如果托妮能够找到打活结的那头，一拉，就可以使每个牵涉其中的人，也包括她自己，都得到解脱。或许这是她的愿望，她对解释的有益力量怀着历史学家般的信念。

从哪里开始是个问题，因为当它开始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有开始，当它结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结束。每件事都需要有个前言：一个前言，一个后记，一个同时发生着的几件事情的轮廓图。历史是一个概念，她这样告诉她的学生。任何一个切入点都是可能的，所有的选择都是任意的。但是，仍然有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用来作参照的时刻，因为它们打断了我们意识的连贯性，改变了时间的方向。我们可以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可以说在这之后，事情再也不会是原来的样子。它们为我们呈现了开始，也预定了结束。比如，出生和死亡，婚姻，战争。

战争是托妮的兴趣所在，虽然她身穿蕾丝花边的衣领，喜欢清晰的结论。

泽尼亚也对战争感兴趣，或者说托妮曾经这么以为。但现在，她不敢这样说了。

一个任意的选择，一个决定性的时刻：1990年10月23日。晴朗明媚的一天，不合时宜的暖和，星期四。苏联正在瓦解，以前的地图正在分化，东部组织正在向动荡的边界进发。海湾正遇上麻烦，房地产市场在崩溃，臭氧层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空洞。太阳移到了天蝎座，托妮正在托克斯克与她的两个朋友——洛兹和查丽丝吃饭，安大略湖面上吹来一阵微风，泽尼亚从死里复活了。二托妮

像平常一样，托妮六点半起床。韦斯特还在睡，轻声呓语着。他大概在梦中叫喊，梦中的声音总会比呓语更大一点。托妮端详着他睡梦中的脸庞，棱角分明的下颌线条因为放松而变得柔和，神秘的隐士般的蓝眼睛轻轻地合着。她很高兴他还活着：女人比男人活得久，男人的心脏弱，有的时候会晕倒。虽然她和韦斯特还不老——他们一点都不老——但她这个年纪的女人曾发生过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身边的男人已经死去的事。托妮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想法。

她大体上是快乐的，她很高兴韦斯特还活在这个地球上，在这座房子里，每天晚上睡在她的身边而不是别的地方。尽管发生很多事情，尽管有泽尼亚，但他还是在这里，简直是个奇迹。有的时候她还真适应不过来。

为了不吵醒他，她轻轻地从昏暗的桌子上摸索到自己的眼镜，悄然下床。穿上维耶勒法兰绒睡衣和棉袜，在外面加一双灰色羊毛工作袜，然后将包裹很多层的脚塞进拖鞋。她的脚怕冷，血压低的标志。她的拖鞋是浣熊样子，很多年前洛兹送的，只有洛兹自己才最清楚她为什么会送她这种拖鞋。这双拖鞋和那时洛兹送给她自己八岁的双胞胎女儿的一模一样，托妮的脚码几乎和她们一样。现在，浣熊都有点破了，其中一个还少了只眼睛，但托妮从来不善于扔东西。

她蹑手蹑脚地穿过前厅去书房。她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那儿度过一个小时，觉得这样可以使她集中思想。在那里能看到破晓，如果有日出的话她会看日出。今天就有日出。

她的书房里有印着棕榈树和异国情调的水果图案的新窗帘，还有舒服的椅子以及相配套的垫子。是洛兹帮她一起挑选，并说服她掏钱买下来的，这比托妮一个人的时候愿意花的钱多多了。听我的，亲爱的，洛兹说，现在，这个——这个！可是个特价。无论如何，这是为你思考的地方而买的东西！这是你的精神环境！扔掉那些呆板陈旧的海军蓝帆船！你该为自己着想。而那些日子，托妮正沉浸在美国凌霄花和橙色芒果之类的东西之中；为室内装修所迫，才发现洛兹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让人难以抗拒。

书房的安宁令她格外舒适，书籍和论文堆在地毯上，墙上挂着特[1]拉法尔加战争的照片，另有一张劳拉·西科德的照片——在1812年的战争中，穿着她难看的白色衣服，赶着她神话般的母牛，越过美国战线去警告英国人。几捧关于战争的卷了角的论文集、书信集，一卷卷那些早被遗忘的新闻记者采写的已经发黄的前线报道，塞满了橄榄绿的书柜，还有几本托妮已经出版的两种书：《五次埋伏》和《四场失败的事业》。精心严密的考察、与众不同的新解释，高级平装本上面引用了这样的评论。另外还有没被引用的评论：耸人听闻，过度离题，败在着迷于细节。书的背面是托妮的照片，猫头鹰样的眼睛，精灵一样的鼻子，比现在年轻，她瞪着眼，微皱眉头，试图使自己看上去更真实。

除了一张书桌外，她还有一个设计师用的画板，和很高的旋转凳子，这个凳子使她立马高出很多。她坐在凳子上改学生的学期论文：她喜欢坐在凳子上，来回摆着自己短短的腿，将论文斜在面前，保持一个可以做出明智判断的距离来修改，好像在画画。实际上，是因为她不仅近视，也变得远视了；注定很快要戴双光眼镜了。

她用左手作标记，用不同颜色的笔，那些笔夹在右手手指间，像握画笔那样：红色用作差评，蓝色用作好的，橙色是拼写错误，紫红色用来质疑，有的时候也换一下手。改完一篇论文就扔到地上，扬起一阵令人满足的微风。为了抵挡厌倦她偶尔会大声读出几个句子，倒过来读。学科的争竞术技是就学科的争战。多么准确。她自己也这么讲过很多次。

今天她改得特别快，左右手非常同步，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她的两半相互叠加：只有一个细微的交合处，只有一点点的打滑。

托妮改论文改到七点四十五分，阳光溢满被外面的黄色叶子染成金黄色的屋子；一架喷气式飞机飞过；垃圾车开过街道，当啷声像是辆坦克。托妮听见声音，拖着拖鞋急速奔下楼到厨房，从垃圾箱中提起塑料袋子，打个结，拎着跑到前门，奔下走廊的台阶，晨衣飘起。只要再跑一点点就可以赶上垃圾车了。那些男人朝她咧嘴笑着：他们以前也看到过她穿晨衣的。本来是韦斯特扔垃圾的，但他忘记了。

她回到厨房，开始煮茶，暖上壶，小心地放了适量的花瓣，用她那特大号数字的手表来计算浸泡时间。是托妮的妈妈教她怎样泡茶的，这是她所教过为数不多的实用东西之一。托妮九岁的时候就知道怎样泡茶，记得她站在厨房的凳子上，估量，倾倒，把杯子拿到楼上，小心保持平衡，妈妈躺在床上，盖着被单，圆圆的一堆，白得像雪。太好了，放那儿。后来再去看那茶杯，冷了，但仍旧是满的。

走了，母亲，她想。亲母，了走。她抛弃了她，不是第一次了。

韦斯特总会喝托妮煮的茶，他总会接受她的给予。当托妮端着他的茶杯走上楼时，他已经站在后窗旁边，看着外面被忽视和遗弃的秋意深沉的院子。（他们两个都说过，早晚要在院子里种点东西，但一个都没这样做。）他已经穿好了：牛仔裤，蓝色运动衫，上面写着“鳞片&尾巴”，画了只乌龟。一些组织致力于保护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托妮猜想，这种组织没有太多成员，如今有许多其他需要保护的东西。“你的茶。”她说。

韦斯特适当地弯下腰，像个坐下来的骆驼一样，为了可以亲到她。她也踮脚站到最高。“垃圾的事对不起。”他说。“没关系，”她说，“又不重。一个蛋还是两个？”曾有一次，早上追垃圾车的时候，她被自己的晨衣绊倒，头栽到前门的台阶上。幸运的是正好摔在袋子上，袋子爆掉了。但她没有向韦斯特提及此事。她总很小心地对待他，因为她知道他有多脆弱，有多在意补偿损失。三

煮蛋的时候托妮想到泽尼亚，这是个前兆吗？不是。她经常想到泽尼亚，比泽尼亚活着的时候更常想到。泽尼亚的死并不是个威胁，不需要推走，不需要推入托妮保存自己阴影的蜘蛛网似的角落。

但是单单泽尼亚的名字本身就足以激起以前愤怒、羞辱、莫名痛苦的感觉，或者至少是那些感觉的回声。事实上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清早，午夜——她觉得很难相信泽尼亚已经死了。即便是她自己，她理性的一部分，托妮仍在盼望泽尼亚的出现，经由那些没锁上的门踱进来，从忘关的窗子爬进来。她不大可能就这样简单地蒸发掉，什么都没留下。她太强大了：那些恶毒的生命力肯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托妮抽了两片面包放进烤箱，然后在碗橱里到处找果酱。泽尼亚已经死了，那是当然，永远地离开了，死了，燃成了灰烬。托妮每次想到这里，就深吸一口气，然后长叹一声，松一口气。

泽尼亚的葬礼是在五年前，或是在四年半之前，三月间。托妮清楚记得那天，阴暗多雨，后来变成了雨夹雪。那时让她惊奇的是参加的人如此之少，大多数都是男人，外套的领子翻起来。都避免站在第一排，都试图往别人后面挤，似乎不想被人看到。

托妮有点好奇有点失望地发现，这些男人当中并没有洛兹跑掉的丈夫密奇，但她是为洛兹感到高兴的。她能意识到洛兹正伸长脖子，快速浏览着那些脸：她肯定是希望密奇也在，然后呢？好戏就会上演了。

查丽丝也在查看，只是不那么明显；但如果这些人中有比利的话，托妮也认不出来，因为她从没见过比利。他曾经出现，然后又消失了，是在托妮和查丽丝还没有建立联系的间歇。没错，查丽丝给她看过一张照片，但是焦点很模糊，照片里比利的头也被切掉了，只留下胡须。随着时间的流逝，男人的脸会比女人的变化更大。或者是他们更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愿改变面貌，留胡须或是剃掉胡须。

当然，除了洛兹和查丽丝外，托妮一个人都不认识。洛兹说，她们无论如何都不该错过，她们要亲眼看到泽尼亚的结局，确保她“完全”（托妮的用语）不起作用。查丽丝的用语是安宁了，洛兹的用语是完蛋了。

葬礼真是混乱，好像是补救事务一样，在葬礼营业室的一个粗笨的小礼堂里举行，洋红色，丑陋得肯定让泽尼亚万分鄙视。倒是有几束白色菊花，托妮在猜可能是谁送的，她自己什么花都没有送。

一个穿蓝色西装，声称自己是泽尼亚的律师的人——因此也就是打电话通知托妮参加追悼会的那个人——读了泽尼亚生前的优点和贡献，这其中，勇气被放在第一个，但是托妮并不觉得泽尼亚的死法有多勇敢。泽尼亚是在黎巴嫩恐怖暴动之类的骚乱中被波及的，她并不是被袭目标，她只是挡住道了。一个无辜的旁观者，律师说。托妮非常质疑这两个词：“无辜”从来都不是泽尼亚喜欢用在自己身上的形容词，旁观也不是她的典型行为。但律师没有说她到底在贝鲁特那个不知名的街道上干什么，却说她会长铭人心。“他妈的当然，”洛兹对托妮低语，“他说的勇气意思是她的大乳房。”托妮觉得这低俗了点，泽尼亚的乳房大小自然已经无足轻重了。在她看来，洛兹有时候走得太远了。

律师说，泽尼亚只以灵魂和骨灰的形式存在着，骨灰马上会被埋葬到快乐山墓地，他说的是埋葬，这也是泽尼亚的意愿，在她遗嘱里面写着，她的骨灰要被安葬到树下。

安葬一点都不像泽尼亚的风格，树也不像。实际上，写遗嘱，找律师，都不像是泽尼亚。但谁知道，人是会变的。比如说，泽尼亚为什么要把她们三个放在告知自己死讯的名单中呢？是悔过吗？还是作最后的嘲弄？如果是这样，托妮没感觉出来。

律师没帮上什么忙：他所有的仅是一张名单而已，大致就是他已经宣读的那些。托妮也不指望他能向自己解说泽尼亚，如果要解说，他会从相反的方面来介绍。“你们是她朋友吧？”他有点责难地问。“是，”托妮说，“但很久以前了。”“泽尼亚记性真好。”律师说着，叹了口气。托妮以前也曾听到过这样的叹息。

洛兹坚持在追悼会之后去墓地，她把她们塞进自己的大车。“我要看看他们把她葬在哪里，这样就可以在那里遛狗，”她说，“我还要训练它们在树边撒尿。”“又不是树的错，”查丽丝愤怒地说，“你越来越不厚道了。”

洛兹大笑：“对，亲爱的！我是为你才这么做的！”“洛兹，你并没有狗啊。”托妮说，“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树。”“就为这个，我会养几条的。”洛兹说。“桑树，”查丽丝说，“就在前厅里，上面还有标签。”“我觉得它不可能生长，”托妮说，“太冷了。”“会长的，”查丽丝说，“只要嫩芽还在。”“我希望它长害虫，”洛兹说，“不，真的！她连棵树都不值。”

泽尼亚的骨灰装在一个密封的金属盒子里，像个小小的地雷。托妮熟悉这种盒子，这种盒子让她觉得不舒服。它们没有棺材那种富丽堂皇。她觉得里面的人好似被压缩过，像是炼乳。

她以为会有撒骨灰的仪式，也就是被那个律师称为骨灰的东西，但是骨灰盒没有打开，也没有撒骨灰。（之后——葬礼之后，十月的一个早上她煎完鸡蛋之后——托妮偶尔想到，盒子里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是沙子，或者是些恶心的东西，狗屎或者用过的避孕套之类。有可能是托妮第一次认识泽尼亚的时候，她曾做过的那种手势。）

埋葬骨灰罐的时候，他们都站在寒冷的细雨中，桑树也伫立在那儿。掩上土，没有终了的话，没有叫大家解散的话。细雨开始变成雪珠，穿着大衣的那些男人踌躇起来，然后徘徊着走向自己停在那边的汽车。“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好像遗漏了点什么。”离开的时候，托妮说。“是的，没有唱诗。”查丽丝说。“遗漏了什么？”洛兹说，“穿透她心脏的桩子吗？”“也许托妮的意思是，泽尼亚至少也算是个人类。”查丽丝说。“人类，屁，”洛兹说，“如果她也算人，我就是英国女王了。”

托妮的意思并没有那么慈善，她在想，几千年来，人死的时候——特别是强有力的人，那些令人畏惧的人——幸存者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们会割开最好的马的喉咙，活埋一些奴隶和最爱的妻子，向土地倾倒鲜血。他们想要表达美好的愿望，尽管是假装的，因为死者的灵魂会嫉妒他们还活着。

或许我应该送花的，托妮想。但对泽尼亚来说，花根本不算什么，她会嘲笑那些花。需要的是一碗血。一碗血，一碗痛苦，一些死亡。这样，她才能够被埋住。

托妮没有告诉韦斯特追悼会的事情。也许他也去了，并且心碎了。抑或他没有去，然后又觉得自责，或是因她只身参加而觉得难过。但是他知道泽尼亚已死，从报纸上得知的：藏在中缝的长方形的一小条。有加拿大人在恐怖爆炸中丧身。托妮他们年轻的时候，“爆炸”是舞会的名字。他什么都没对托妮说，但托妮找到了被剪掉一小块的那一页。他们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就是永远不提泽尼亚。

托妮把鸡蛋放在形状如小鸡的两个陶制蛋杯中，是几年前她在法国买的。法国人喜欢把盘子做成要用来装的那个东西的形状，等到吃的时候更是直截了当。他们的菜单简直是素食者的噩梦——这个的心脏，那个的脑。托妮很欣赏这种直接。她也有个法国盛鱼浅盘，是鱼的形状。

通常，购物并不是她的强项，但她抵挡不住纪念品的诱惑。这些蛋杯就是她在罗马将军马里于斯消灭十万条顿族人的战场附近买的——或许是二十万，就要看是谁编的年代史了——公元前一世纪的事。通过从大部队派遣一个小的先遣队在敌军面前作为诱饵，他使敌人败退到他已经选好的屠杀场地。战后，三十万的条顿族人被卖为奴隶，另外九万人可能，也可能并没有被扔进圣维多利亚山的一个坑洞，在一个可能性的叙利亚女先知的策动下。这个女先知的名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玛撒。据说她穿紫色长袍。

虽然故事的其他部分含糊不定，但几千年来关于衣服的这一细节却被坚信不疑地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战争本身确实发生过。托妮考察过地形：一个平坦的空地，三面环山。如果处于守势，仗很难打。附近有个小镇叫布利耶尔，现在还叫这个名字，散发着腐烂尸体的味道。

托妮没有（也从来没有）向韦斯特提起这个蛋杯的关联。他会觉得惊愕，与其说是因腐烂的条顿族人，不如说是因为她。她曾经对他谈及自己能够理解那些古老的国王会把敌人的头盖骨做成酒杯，这实在是个错误：韦斯特喜欢把她想象得亲切而仁慈，当然，还有宽容。

托妮自己研磨咖啡豆做咖啡，并加了奶油，不去管胆固醇的问题。他们迟早会动脉淤积，到时候就不得不放弃奶油，但不是现在。韦斯特坐着吃鸡蛋；他全神贯注地吃着，像个幸福的孩子。明亮的基本色——红色杯子，黄色桌布，橙色盘子——使厨房着上游乐场的气氛。他灰色的头发看上去像条比目鱼，在夜间，会有些说不清的转变发生在他身上，她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是金发。“鸡蛋不错，”他说。像好鸡蛋这样的小事情会让他高兴起来，而类似差鸡蛋的小事情会使他沮丧。他很容易满足，却不容易保护。

韦斯特，托妮对自己重复着。她一次次轻声叫着他的名字，像个护符。他以前不叫韦斯特。曾经——三十？三十二年前？——他叫斯图尔特，直到他告诉她他有多讨厌被人叫斯图，所以她帮他换掉名字，从那时开始他就成为韦斯特了。其实她撒了小谎：严格来说，应该叫韦茨。但托妮觉得，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那样，撒点小谎。“今天你有什么安排？”韦斯特说。“再要点吐司吗？”托妮说，亲亲他的头顶，呼吸着他头皮和香波的熟悉味道；他点点头，于是她停下，起身走向烤面包机。他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薄：很快他会秃顶，像修士的发型。此刻她比他高：她不常能拥有这样的鸟瞰视角。

她不需要告诉韦斯特她会和谁吃午饭。他不喜欢洛兹和查丽丝，她们让他觉得紧张。他觉得——没错——她们知道他太多事情。“没什么特别的。”她说。四

早饭之后，韦斯特去三楼的书房工作，托妮换下晨衣，穿上牛仔裤和一件套衫，又改了一些论文。楼上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这敲击声又被交配的土狼，受到猛烈敲打的母牛，以及热带鸟痛苦的混合唱打断。

韦斯特是个音乐学者，他的某些研究非常传统——影响、变异、起源——但他还涉足一些最近变得非常流行的跨学科项目。他跟一帮子医学院的神经生理学家混在一起；他们在一起研究音乐对人脑的影响——不同种类的音乐，不同种类的嘈杂声，因为韦斯特拿出来的一些东西几乎不能算作是音乐。他们想知道人脑的哪部分在听，特别是哪一半。他们认为这个信息可能对被击打过的受害者，以及那些在车祸中丧失部分脑功能的人有帮助。他们将电线绑在人脑上，并弹奏音乐——或者说噪声——然后看着彩色电脑屏幕上的显示结果。

韦斯特对这一切都非常兴奋，他说他越来越清楚的是，人脑本身就是一个乐器，实际上可以在上面谱曲，在别人的脑子里；或者说，你有完全的行动自由的话，就可以。托妮觉得这个想法令人烦恼——如果科学家要在那个人的脑袋里弹奏那个人不想听的东西呢？韦斯特说这仅仅是理论而已。

但是他强烈地想要把电线接到托妮脑袋上，因为她是左撇子。左撇子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之一。他们要将电极连在托妮头上，然后让她弹钢琴，因为弹钢琴需要双手，而且两只手同时工作，却要按照不同的乐谱。托妮一再逃避这个实验，说她已经忘了怎么弹，这也差不多是真的；而且她也不想让韦斯特窥视任何发生在她脑子里的东西。

她批改完了论文，然后回到卧室换衣服出去吃午饭。她看着自己的衣柜：没有太多选择，而且无论她穿什么，洛兹都会对她眯着眼睛建议一起去购物。洛兹觉得托妮过于追求花墙纸似的印花布，虽然托妮很小心地解释过这只是伪装色。不管怎样，洛兹曾经试图确认说那件黑色皮衣才是她真正的自我，而那件衣服只能让她看上去像是一个先锋派意大利伞架。

她最后还是决定穿那件上面有白色小圆点的森林绿色人造丝外套，在伊顿的童装柜上买的。她在那里买了不少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呢？它们正合适，税也少；而且，就像洛兹总是不厌其烦地评论的那样，托妮是个吝啬鬼，特别是在衣服上。她宁愿把钱省下来，花在参观战争遗迹的机票上。

在这种朝圣过程中她收集纪念品：每个遗迹一朵花。或者是一根野草，因为她捡的东西都很平常——雏菊、苜蓿、罂粟。这样，她不认识的那些人的多愁善感都保留在她身上了。到了她住的便宜酒店和公寓里，她把那些花夹在该宗派留在梳妆台的抽屉里的《圣经》书页间。如果没有《圣经》，她就把它们放在烟灰缸下面压平，烟灰缸总会有的。

然后，等到了家，她就按照字母顺序将它们用胶带粘在剪贴簿里：阿金库尔、奥斯特利茨、邦克山、卡卡松、敦刻尔克。她不想偏袒哪个：所有的战役都是战役，都包含了勇气，都意味着死亡。她不会和同事谈论自己的这种举动，因为他们没人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这么做。甚至她自己也不确定自己到底在收集什么，或者纪念什么。

她在浴室里修饰一下面孔，给鼻子上点儿粉，但不涂口红。口红在她脸上显得尤为突兀，就像孩子们戳在土豆上的红色塑料嘴巴。梳子穿过头发。她在唐人街剪头发，因为他们不会胡乱开价，而且他们知道如何对付前额垂了几根杂乱无章的刘海的黑色直短发，每次都一样。小精灵头，那曾经被称为。刘海下面是她的大眼镜和大眼睛，以及她过于消瘦的脖子，效果是，一个顶着新孵化的鸟儿的街头顽童。她的皮肤还很好，足够好；弥补了灰色细纹的不足。这让她看起来像是非常年轻的老人，或者非常老的年轻人；不过，她两岁以后就是那个样子了。

她把学期论文胡乱塞进她的特大号帆布提包，跑上楼去和韦斯特道别。逆风，他书房门上的招牌上写着，电话应答机里也这么设置——三楼，逆风。他就是这么称呼他的高科技录音工作室的，如果那能算是个工作室的话。韦斯特正戴着耳机，连在他的大型录音机和合成器上面，但他看见了她，用招手来回复她。她从前门出去，上好锁。她总会很小心地锁门，她不想有任何瘾君子趁她不在的时候溜进去，打扰韦斯特。

木制大门需要修了；木板正在腐烂。下个春天就叫人来修，她对自己承诺说；安排这种事情至少需要那么久。有人在擦鞋垫下面塞了一份传单：又是工具贱卖。托妮想知道谁会买这些工具——这些圆锯、无绳电锯、锉子、起子——它们到底用来做什么。也许工具是种替代性的武器；也许男人不从事战争的时候就追求那些东西。但韦斯特不是那种善于使用工具的人：家里唯一的一个锤子也是托妮的，比敲几个钉子高级的活，她就只好翻《黄页》查电话了。为什么要冒生命危险呢？

还有一张工具传单散落在门前的小草坪上，草坪杂草丛生，需要修剪了。这个草坪是本区的污点，托妮知道，并一次次为此感到尴尬，她发誓要把草全挖掉，代之以一些五颜六色但生命力顽强的灌木，或者鹅卵石。她从没看出草坪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可以选择，她更喜欢护城河，加上一个吊桥，鳄鱼则可有可无。

查丽丝不断地发出含糊的喵喵叫声，吵着要帮托妮重整草坪，要把它变成一个鲜花盛开的奇迹，但是托妮把她挡开了。查丽丝会弄出托妮书房里的窗帘上那样的一个庭院来，她称它为“辛勤培育的”——繁茂的花海，缠绕的葡萄藤，俗丽的结实盆栽——对于托妮来说，那太繁复了。她已经看见洛兹向类似的请求屈服之后，她后墙旁边的那条细长的土地上发生了什么。因为查丽丝就是那么弄的，洛兹不可能去重整一遍，所以现在洛兹院子里有一小块地将永远属于查丽丝了。

到街转角的地方，托妮回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家，就像她经常做的那样，欣赏一下。即使是二十年后的今天，她仍觉得能够拥有这样一座房子或者说拥有任何一座房子，都似乎是个奇迹。房子是砖头的，后维多利亚时代造型，又高又窄，第三层盖着鱼鳞似的绿色木瓦。她书房的窗户从左边仿造的塔上伸出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想象自己住在城堡里面。这是个大屋子，实际上比站在街上看过去要大得多。一个坚固的房子，可靠的；一个堡垒，一个碉堡，一个要塞。里面是韦斯特，制造听觉破坏，却不会被伤害。当她买下来的时候，这个区域更潦倒一些，价格也更低，她觉得除了她之外没有人能一直住在里面。

她走下地铁阶梯，把代币投进旋转式栅门，登上列车，在塑料座位上坐下，像个上门服务的护士那样把提包放在膝盖上。车厢不挤，所以没有高个子的人头挡住视线，她能看见广告。扎嘎！一个巧克力棒广告这么说。吗助帮予给能？红十字会恳求道。价减！价减！如果她把这些字都大声读出来，人们会认为是另一种语言。确实是另一种语言，一种古代的语言，她所熟知的语言。她睡着的时候都能说这种语言，而且也确实说过。

如果被基本教义派听见，他们会谴责她在崇拜撒旦。崇拜撒旦的人就会将流行歌曲反过来唱，声称要找出隐藏其中的亵渎；他们认为把十字架倒挂或者将主祷文反过来说就能够召唤魔鬼。都是胡说。魔鬼才不需要这种召唤，这种幼稚而做作的仪式。才没那么复杂。

但是，托妮的另一种语言并不是邪恶的。它只对她自己有危险，是她的裂口，在那里她将自己小心地缝合在一起，也是在那里她有分裂的可能性。虽然如此，她还是沉湎其中，一种冒险的怀旧之情。旧怀。（黑暗时代的一个海盗头子？一种高档泻药？）

她在圣乔治站下车，从贝德福德路出口上来，路过发传单的人和街头卖花的人，经过了角落里吹笛子的男孩儿，没有跑着过绿灯，接着往前走，过了大学体育场，然后穿过主校区的操场。她的办公室在一条昏暗的老街深处，拐角处一座叫做麦克朗大楼的建筑物里面。

麦克朗大楼是一座庄严的红砖大楼，被天气和烟灰变成了紫棕色。当它还是女生宿舍的时候，她曾作为学生在里面连续住了六年。有人告诉她这座楼是以某个人或者是其他帮助过女人投票的人来命名的，但她不太在乎这些。那个时候，没人在乎。

托妮对这个地方的第一印象是它像一个古老的烽火台，烧得过热却通风良好，地板嘎吱作响，里面有很多破旧而冷淡的木头：宽大的栏杆，沉重的窗座，厚厚的板门。闻上去——到现在闻上去仍然——像个潮湿的餐具室已经干枯腐烂了，有发了芽的土豆被忘在里面。那个时候，常有从饭厅里滤过来的令人反胃的气味，挥之不去：温热的卷心菜，残余的炒鸡蛋，烧油脂。她总是避开那里的饭食，私运面包和苹果回房间。

70年代的时候，比较宗教学的人占据了它，但自那之后它就变成了各种有价值但穷困的院系的过剩人员的临时办公室——那些被认为是更多地使用脑子而不是使用一件件光鲜亮丽的设备，那些对现代工业贡献不大，因此被认为自然地能够适应破旧环境的人。哲学系已经在一楼建立了桥头堡，现代历史占据了第二层。尽管有些不认真的重漆尝试（已经成为过去了，已经褪色了），麦克朗依然那样严厉，它总是那种慎重的建筑物，犹如冷麦片粥一般正直，保持着自我。

托妮不介意它的破旧，甚至做学生的时候就喜欢待在这里——说得更确切些，是相对于她本来要待的地方来说，相对于一间租来的屋子，一个不具名的工作室式的公寓。其他一些更加玩世不恭的同学把它叫做麦克菌，一个多年流传下来的名字，但是对于托妮来说，这里就是个天堂，并仍然保留着这种感恩。

她自己的办公室在二楼，往里去，距她曾住过的那个房间几个门之远。她以前住过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咖啡间，一个顽固阴郁的地方，里面有一张有缺口的厚光面板桌子，几把不相称的直背椅，以及一张钉满弯曲钉子的发黄的“大赦”海报，海报上是一个男人被绑在有刺的金属丝里。还有一个滴漏咖啡机，嘀嘀嗒嗒的，以及一个架子，用来放大家的环保耐洗大杯，每个杯子上都印着各人姓名的首位字母，免得相互传染牙龈疾病。托妮的杯子花了些工夫，她用红色的指甲油在黑底上写：用擅勿。人们偶尔会由于弄错或者偷懒而用了别人的杯子，但没有人用她的杯子。

她在咖啡间停下来，里面有两位同事，都穿着羊毛慢跑装，正在喝牛奶，吃曲奇。阿可罗德博士，18世纪农学专家；还有萝丝·平洛特，社会历史学家和加拿大学家，这个人无论用什么其他的名头，仍然讨人厌。她很想知道萝丝·平洛特和鲍勃·阿可罗德有点儿什么东西，用洛兹可能使用的措辞来说。近几周来，他们经常把头凑在一起，但顶多也只是场宫廷密谋。整个系就像是个文艺复兴时候的宫廷：窃窃私语，相互联合，琐碎的变节，焦急，愤怒。托妮努力远离这些，但只是有时候成功。她没有特定的同盟，因此被所有的人猜忌。

特别是被萝丝猜忌。托妮仍然对两年前萝丝谴责说她的一堂研究生课程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事情感到愤慨。“它当然是欧洲中心论的！”托妮说，“你能指望一堂称做梅罗文加王朝围城战略的课上成什么样子呢？”“我认为，”萝丝·平洛特说，企图挽救她的立场，“你可以从受害者的角度来教授这门课程，而不是忽视他们。”“哪些受害者？”托妮说，“他们都是受害者！轮流受害！事实上，他们在轮流努力地避免成为受害者，战争的整个重点就在这里！”

萝丝·平洛特对战争的了解你可以自作评断，但她的无知是肯定的：她主要想战争离她远点儿，不再有战争带来的扰乱。“你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最近她对托妮说，皱着鼻子，好像在谈论鼻涕或者放屁：微小而令人讨厌，却又隐藏得很好的东西。“你会去问艾滋病研究者他们为什么喜欢艾滋病吗？”托妮说，“战争已经存在，也不会马上离开。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是萝丝·平洛特才不管，她宁愿让别人去开垦这片墓地，她会弄破自己的指甲。

托妮想过跟萝丝说，劳拉·谢科德的老牌巧克力盒子上同样名为萝丝的肖像，在X光下，是个穿裙子的男人，确实是穿裙子的男人。她会告诉萝丝说，没有女人能表现出这种侵略性，或者——如果你喜欢——这种勇气。那将会把萝丝钉在两难的境地！她必须坚持说女人能像男人一样善于争战，因此和男人一样坏，否则就是他们天生就是胆怯的娘娘腔。托妮非常好奇想要看到萝丝会怎么回答，但是今天的时间不够。

她对萝丝和鲍勃点点头，他们斜眼看看她，是她已经习惯的那种集体的斜视。男性历史学家认为她正在侵入他们的领地，她不应该去管他们的矛、箭、弹弓、标枪、剑、枪、刨子和炸弹。他们认为她应该写写社会历史，例如谁在什么时候吃些什么，或者封建家庭的生活。女性历史学家，虽然为数不多，也同样这么认为，但另有原因。她们认为她应该研究出生，而不应该是死亡；肯定不应该研究战争方法，不该是溃败和逃散，不该是流血，不应该是杀戮。她们觉得她令妇女失望。

总体而言，她和男人相处得更好一点，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地通过笨拙的初次交谈；如果他们不叫她“小女士”，或者不说他们没料到她如此柔弱，意思就是个头矮。虽然那么做的也只有那些老态龙钟的人了。

但是如果她不是那么小，她永远都无法和男人相处成这样。如果她有六英尺高，长得健壮；如果她有臀部。那样，她就会受到威胁，然后变成悍妇。正是这种不协调给了她某种特权。一口气就能把你给吹走，他们静静地朝着她微笑。随便你，托妮想，回他们微笑。很多人喜欢吹牛。

她打开办公室门锁，然后将身后的门锁上，假装她不在里面。这不是她的办公时间，但是学生会乘虚而入。他们能够像狗一样嗅出她在与不在；他们会奉承她或者向她哭诉，或者企图给她留个好印象，或者将他们负气抬杠时的见解强加给她。我只是一个人，托妮想告诉他们。但她不是，她是个拥有能力的人，虽然不多，可仍旧是能力。

大概一个月前，有个学生——高大，穿皮夹克，眼睛红红，本科二年级概论课程上的——将一把折刀插进她的办公桌正中间。“我要一个A！”他嚷道。托妮既害怕又愤怒。杀了我你连通过都拿不到！她想喊回去。但是他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嗑了药或者疯了，抑或两者都有，或者在模仿那些从新闻上看来的谋杀教授的狂暴学生。幸好还只是把小刀。“我欣赏你的直接，”她对他说，“现在，为什么不在那边的椅子上坐下，让我们来谈谈呢？”“多亏了精神病治疗服务，”他走之后，她在电话里对洛兹说，“可他们是怎么了？”“听着，亲爱的，”洛兹说，“我只要你记住一件事情，你知道女人在经前综合征的时候，体内有些化学物质是吧？那么，男人在所有时间都有那种物质。”

也许是真的，托妮想。否则，陆战队士官是怎么来的呢？

托妮的办公室很大，比一座现代建筑物中应该有的样子要大多了，里面一张标准配备的有刮痕的桌子，标准的锯屑公告板，标准的布满灰尘的软百叶窗帘。一代又一代的图钉已经使变淡的绿色涂漆剥落；玻璃纸胶带的残余碎片闪烁在这里那里，好像山洞里的云母。托妮不太用的打字机就放在桌上——那么慢，那么过时，如果有人将它偷走，她都不会注意到——她的书架上有一些值得信赖的书卷，有时候她会借给学生：克瑞西的《世界上十五场决定性的战争》，必啃的书；利德尔·哈特；当然还有丘吉尔；《致命决定》；还有她自己最喜欢的书之一，基根的《战争的一面》。

一面墙壁上挂着仿制粗糙的本杰明·韦斯特的《乌尔夫之死》，在托妮看来它是一张过于忧伤的画，乌尔夫白得跟鳕鱼肚子似的，眼睛虔诚地朝上翻，许多犹如化装舞会上的恋尸偷窥狂的人物集结在他周围。托妮把它放在办公室里作为一种提醒，既是对她自己也是对学生，在她的专业里不时会有的虚荣和殉教的倾向。那幅画旁边是拿破仑，正在沉思着跨过阿尔卑斯山。

对面墙上，她挂了幅笨拙的钢笔卡通画，命名为《乌尔夫在小便》。乌尔夫将军背对着观看者，只展示了他衰弱的下巴的侧影。他表情里带着怒气，从嘴里冒出来的气球形圆圈里写着：“我日这些纽扣。”这个卡通画是她两年前的一个学生画的，由整个班级在期末的时候一起交给她。通常她的学生大多是男人：没有多少女人觉得自己能喜欢“中世纪后期战术失误或者人为制造的军事历史”，她这一轮的研究生课程就是这么命名的。

当她打开包装的时候，他们都注视着她，要看她对“日”这个词怎么反应。他们这个年龄的男人似乎认为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以前从没听到过这个词。她觉得这令人伤感。她不得不有意识地努力不让自己管学生叫“我的孩子们”。如果不注意，她自己就会变成一个亲切滑稽的童子军女训导员；或者更糟，一个博学古怪的老女人。她会开始对他们使眼色，捏脸蛋儿。

卡通本身是为了纪念她的关于襟门紧固件技术的讲座，这个讲座——她听说——已经被取绰号为“温柔的纽扣”，而且经常全场爆满。作家写战争——她开始讲——总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国王和将军身上，在他们的决策和他们的战略上，而忽略那些低下但同样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能够，而且确实已经让那些战士——那些身在前线的战士——陷入危险境地。例如，携带疾病的虱子和跳蚤、糟糕的靴子、淤泥、细菌、汗衫，还有襟门紧固件、拉带、衣服重叠处、扣住的袋盖、拉链，在各个时代的军事历史中都扮演重要角色；更不用说苏格兰短裙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更是问题百出。不要笑，她告诉他们。而应该想象你们自己在战场上，尿急了，就像在那种高压情况下经常会有的那样。现在想象你们正在努力解开这些纽扣。

她拿出有关纽扣的草图来讨论，一套19世纪的装束，每打开一个至少需要十根手指和十分钟。

现在想象一个狙击兵，没那么好笑了吧？

吃饱的兵才能打好仗，但同样也得有好襟门紧固件。拉链——虽然它加快了打开的速度——也不是完全不受指摘的。为什么呢？用脑子想想——拉链会卡住，而且有声响！很多人养成在上面擦火柴的习惯。在黑暗里！你还不如打闪光信号算了。

作为军服设计者——她继续说——很多人在那些无助的应征兵身上犯下大错。有多少英国战士因为他们的红色制服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呢？别以为那种草率除了19世纪就没有了。墨索里尼没有为自己的军队提供鞋子的犯罪性失误——鞋子！——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而且，托妮认为，谁为朝鲜军队构想出的那种尼龙裤子，应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一公里之外你就能听见两条腿扫来扫去的声音。还有睡袋——也发出沙沙声，并且没办法方便地从里面打开，而且它们冻住了！在敌人的夜间袭击过程中，那些人就像布袋里的小猫一样被宰杀。

是被设计者谋杀了！她完全可以整理推论出这一点。

所有这些，加工下，让叙述更为冷静，添上脚注，至少可以作为她正进行的书——《致命祭袍：无能的军服设计师的历史》——里面的一章。

查丽丝说花这么多时间在战争这么消极的事情上对托妮不好，她说这会害她得癌症的。

托妮搜遍了她的折叠文件夹，找到班级名单，她给它设置在B里面，即代表官僚（Bureaucracy），然后把每份论文的等级登记在小方框里。弄完后，就把改过的论文扔进钉在门外的马尼拉纸信封里，根据约定好的，学生们在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去那里取。然后，她继续走到走廊尽头，在间或有秘书的系办公室的肮脏小房间里查看邮件，没发现什么，只有一份《简氏防务周刊》的更新通知，和她最新打印的《大型枪械》稿本，于是将它们全都塞进包里。

接下来，她在过热的女盥洗室停留了一会儿，一股液体肥皂，氯，加上半消化的洋葱味道。三个马桶中的一个一如既往地塞住了，另外两个缺卫生纸。无法运作的那个里面倒是藏了一些，被托妮征用过来。在她喜欢选用的那一间的墙壁上——粗面玻璃窗旁边的一格——有人刻了新的信息上去，历史（herstory）不是历史（history）和子宫切除术（hersterectomy）不是子宫切除术（hysterectomy）的上面：女权主义解构真恶心。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托妮很清楚，指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一个变动，要将麦克朗大楼宣称为历史建筑，移交供“女性研究”使用。历史性的（historic）不是历史性的（herstoric），有人在旁边加了一行。一场即将到来的争斗的前兆，托妮希望可以免于卷入。

她在秘书的桌上留下纸条：厕所塞住了。谢谢。安东尼娅·弗雷蒙。她不想加上“又一次”。没有必要搞得不开心。这个纸条不能带来什么结果，却是她必须履行的责任。然后，她匆匆地走出大楼，回到地铁，往南去。五

午饭在托克斯克，所以托妮在奥斯古站下，然后沿着皇后街往西走，走过龙女士漫画书屋，走过太后咖啡馆，走过竹艺俱乐部及其热销的书画作品。她本可以等电车，但电车里的拥挤会把她给压扁，有时候会挤痛她。她已经对衬衫纽扣和皮带卡子做了足够的查看，暂时对她没有威胁，所以她选择了危险的随机性更大的人行道。不管怎样，她还不算晚；总不会比洛兹晚。

她沿着人行道的外侧走，远离墙壁以及靠着墙壁的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影。表面上他们只是要些零钱，但托妮更多的是觉得他们阴险。他们是间谍，在大举进攻之前先侦察这个区域；或者是难民，还能行走的战争伤员，在突击到来之前退避起来。两种情况她都清楚，绝望的人令她惊慌，因为她就是在这样两人中间长大的。他们会发出攻击，会抢夺任何东西。

皇后街的这个地段安定一些了，几年前，这里更野，更危险，但是租借市场也更活跃，很多二手书店和潦倒的艺术家不见了。这里仍然混杂着边缘时尚，东欧食品，批发办公家具，乡村音乐啤酒吧；但是现在已经有了很棒的油炸圈饼，新潮夜总会，名牌衣服。

但是经济不景气正在加剧，更多大楼在贱卖；更多流行衣服小店停业，那些仍然开张的店里，女店员潜伏在门口，用失败、恳求的目光瞪视着路人，她们的眼睛充满了挫败的愤怒。大降价，窗户上写着：去年的这个时候，也就是圣诞节前两个月，不可能听到这个。没有脸或者没有头的人体模特身上的华丽衣服似乎不再是欲望的化身了，反而更像是派对垃圾、弄皱的纸巾、一伙小流氓或者劫掠的军队留下的瓦砾堆。虽然没人看见过他们，或者敢确定他们是谁，但哥特族和旺达尔人的时代结束了。

无论怎样都从来没穿过那种衣服的托妮这样想。它们是给那些拥有长腿，长躯干，长而优美的手臂的女人准备的。“你不矮，”洛兹告诉她，“你是娇小。听着，我死都想要你那样的腰。”“但是我从上到下都是一样的粗细。”托妮说。“所以，我们要的是二者的混合，”洛兹说，“把你的腰和我的大腿放在一起，折中一下。你觉得怎样？”

如果她们再年轻一点，这种谈话可能指向她们对各自体型的认真的不满和认真的渴望，但在这个时候这种谈话多少只是常备剧目。

洛兹正站在托克斯克外面朝她招手，托妮走过去，洛兹弯下腰，托妮就伸长脸，她们在各自的头两侧对着空气亲了一下，这是最近才在多伦多，或者说在多伦多的某些阶层流行起来的。洛兹笨拙地模仿这种礼仪，把脸颊吸进去，这样嘴就变成了鱼嘴，目光交叉。“太做作了？我？”她说。托妮笑笑，然后两人一起走进去。

托克斯克是她们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不太贵，带着嘈杂声；虽然它有一点调皮，有一点肮脏。端过来的盘子底面会有一些触感奇怪的东西粘在上面，男服务生会涂眼影膏或者戴鼻环，女服务生习惯穿荧光保暖裤和超短皮裤。旁边是长长一排烟熏玻璃镜，从某个拆毁的酒店里抢救下来的。墙上糊着过期的非主流戏剧演出计划海报；皮肤苍白、金属装饰的暗淡衣服上面挂着链条的人们在禁止入内的里屋无精打采地坐着，或者是在通向厕所的开裂的楼梯上面商量着什么。托克斯克的特色菜是一种羊酪芝士烤胡椒三明治，一种纽芬兰鳕鱼蛋糕，间或会有放了太多核桃和碎根茎的又黏又多的色拉。还有果仁蜜饼和提拉米苏，以及会上瘾的浓烈咖啡。

晚上，当摇滚乐队和高分贝闹声接管那里的时候，她们当然不会过去。但吃午饭还不错，这让她们感到振奋，觉得自己比事实上年轻、有胆量。

查丽丝已经在那儿了，坐在角落里一张红色福米加塑料桌子旁边，金色斑点烘在塑料桌子里面，铝制的桌腿和包边，要么真是50年代的老货，要么是仿制品。她已经帮她们点了一瓶白葡萄酒，一瓶依云水。她看到她们，微笑着，空对空的亲吻环绕桌边。

查丽丝今天穿的是一件宽松的淡紫色棉质运动连衣裙，上面罩一件灰色的绒毛开襟毛线衣，脖子上绕了一条草地花朵图案的橙色—水绿色围巾。她长长的直发是灰白色，从中间分开来；眼镜架在头顶。桃红色的唇膏就是她嘴唇的真正颜色。她有些类似于稍稍褪色的草本香波广告——健康，但是过于接近古风。奥菲莉娅如果还活着就是这个样子，或者中年的圣母马利亚——诚挚并苦恼，具有心灵之光。正是这心灵之光导致她的苦恼。

洛兹裹着一件托妮曾在布鲁尔街上一个更为昂贵的设计商店的橱窗里见过的衣服。她购物非常慷慨而且有自己的风格，但通常是急匆匆的。这件夹克是鲜亮的蓝色，裙子很紧。她的脸经过仔细的化妆，头发重新染过，这次是红褐色，嘴唇是树莓色。

她的脸和装束不般配，她不是那种漫不经心和消瘦的脸形，而是圆胖、柔软的挤奶妇女那样的粉红色脸颊，笑的时候还有酒窝。她的眼睛智慧，慈悲，冷酷，像是属于另一张脸，更瘦的一个人：更瘦，更顽固的。

托妮坐到椅子上，把她的大提包放在椅子下面，可以当脚凳用。矮皇帝曾需要特制的脚垫，这样他们坐在王位上的时候腿就不会晃来晃去了。托妮有同感。“那么，”开场结束后，洛兹说，“我们都各就各位了，气色都不错。有什么新闻吗？托妮，我在霍尔特里看到一件减价外套，会非常适合你。中式领——中式领又回来了！——前面是黄铜扣子。”她点燃自己惯常抽的烟，查丽丝惯常性地轻咳一声。托克斯克的这个部分不是禁烟区。“那会让我看上去像个旅馆服务生，”托妮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合适。”“你从没考虑过高跟鞋吗？”洛兹说，“你应该加高四寸。”“认真地说，”托妮说，“我想要能够走路。”“你可以装个植入腿，”洛兹说，“增高腿。嗯，为什么不呢？别的花样我们都在搞呢。”“我觉得托妮身体的本来样子很合适。”查丽丝说。“我不是在说托妮的身体，我是在说她的行头。”洛兹说。“总是这样。”托妮说。她们都有些大声地笑了。酒瓶已经空了一半。托妮只喝了一点，掺着依云，她对任何形式的酒精都有所提防。

她们三个一个月在一起吃一次午饭，已经形成了某种依赖。她们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只是相同的灾难将她们带到一起，如果泽尼亚可以被称做是一种灾难的话；但是一直以来，她们之间已经产生了彼此的忠诚，一种团队精神。托妮已经喜欢上这两个女人了；把她们看成好朋友，或者类似于好朋友了。她们勇敢，有战争的伤疤，她们经历过火炼；到如今，她们每个人都知道彼此不为人知的事情。

所以她们继续有规律地碰面，就像战争寡妇或者退伍军人，或者那些在战争中失踪的人的妻子那样。在这种小组里，桌子旁边实际在场的人要比身份明确的人多。

但是她们不谈及泽尼亚，再也不谈了，自从她们埋葬了她之后。如查丽丝所说，谈论她会把她仍然扣留在这个世界。如托妮所说，她不利于消化。如洛兹所说，为什么在她身上白白浪费时间？

她还是一直存在在桌子周围，托妮觉得。她在场，我们扣留了她，我们正白白给她时间。我们没办法让她离开。

女服务生过来点单，今天是一个蒲公英头发，豹纹紧身裤，高及小腿肚的银色系带靴女孩儿。查丽丝点了兔子食谱——是给兔子吃的食谱，而不是兔子——胡萝卜丝、白干酪、凉扁豆色拉。洛兹点了烤厚切软芝士三明治、草本香菜籽面包，以及波兰泡菜；托妮点了中东特色菜、色拉三明治、烤肉串、蒸丸子、鹰嘴豆芝麻色拉酱。“说到中东，”洛兹说，“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伊拉克问题，我猜是你的专业，托妮。”

她们两个看着托妮，“实际上，并不是，”托妮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最关键的，她曾试图告诉她们，是能够成功地避开现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但是她当然也紧跟趋势，紧跟了多年。一些有意思的新技术正在测试中，那是肯定的。“别忸怩作态了。”洛兹说。“你的意思是，是否会发生一场战争？”托妮说。“简单的回答就是，是的。”“真可怕。”查丽丝沮丧地说。“可别责怪信使，”托妮说。“不是我造成的，我只是把它说出来的人。”“但是现在你怎么可能知道？”洛兹说。“事情也许会变。”“这不像股市，”托妮说，“已经注定了，萨达姆一越界，立马就成了定局。就像卢比孔河。”“就像什么？”查丽丝说。“没什么，亲爱的，就是历史上的事情，”洛兹说，“所以这果真很糟糕，还是什么？”“短期之内不会，”托妮说，“长期来看——哎，很多帝国都因为过分扩张而垮台了。两种可能性都有，但是美国没想那么多，他们喜欢这个主意，他们会找个机会试验他们的新玩意儿，招揽一些生意。别把它当作战争来看，看成是市场扩张。”

查丽丝叉起胡萝卜丝；上嘴唇沾了一个碎片，还有一根可爱的橘子须。“那么，不管怎样，不关我们的事。”她说。“关我们的事，”托妮说。“我们会被要求参与，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们会参与进去，我们以及我们的失败结局，我们过时的老海军。现在那是一种耻辱。”托妮其实对此是愤怒的：如果你要让男人去打仗，就应该给他们像样的装备。“也许他会放弃原来的主张。”洛兹说。“谁？”托妮说。“山姆大叔吗？”“萨达姆大叔，不好意思，是个双关语。”洛兹说。“他不可能的，”托妮说。“他已经走得太远了，他自己的人民会杀了他，他们并非没有尝试过。”“真压抑。”查丽丝说。“没错，”托妮说，“对权力的欲望会占上风，数千人会毫无必要地死去，尸体将要腐烂，女人和孩子将会死去，瘟疫将会肆虐，饥饿将横扫整个国家，抚恤金将会设立，官员将会从中吮吸钱财。但也不全是坏事——自杀率会下降，战争期间都是如此，而且或许女性战士会在前线的格斗中大显身手，为女权主义而战。但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她们可能还是会像往常一样绑绷带。我们再叫一瓶依云吧。”“托妮，你太冷血了，”洛兹说，“谁会赢？”“战役，还是战争？”托妮说，“战役的话，肯定是技术赢，谁有空中优势谁赢。现在更可能是谁呢？”“伊拉克人有某种巨大的炮，”洛兹说，“我读到过一些。”“那只是其一，”托妮说，她很清楚这一点，因为她自己对此也感兴趣。她，以及《简氏防务周刊》，还有其他一些不认识的人。“叫做超级炮。那确实是个技术性突破；能够取代中程飞行器和昂贵的火箭，减少成本。猜猜他们叫它什么？巴比伦工程！但是这个武器的制造者被谋杀了，一个武器天才——格里·布尔，世界上最好的弹道学家——我们的人，顺便说一句。他被警告过，有那么点儿。他不在的时候，有东西一直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明显的暗示，我要说。但他还是在造炮，直到砰——他头上中了五颗子弹。”“真可怕，”查丽丝说，“我讨厌那样。”“你自己选，”托妮说，“想想有多少人会被超级炮杀死。”“但不管怎样，我听说挖地窖了，”洛兹说，“听说他们已经有了很深的水泥地下碉堡，足以抵挡爆炸。”“只给将军级别的人用，”托妮说，“等着瞧。”“托妮，你真愤世嫉俗，”查丽丝说，怜悯地叹一口气。她一直希望托妮能够在灵魂上有所提高，包括，无疑，对前生的发现，接受[2]部分脑白质切除术，提高对园艺的兴趣。

托妮看着她，坐在她漂亮的甜点前面，冰淇淋拼盘，一个粉色球，一个红色球，一个诱人的紫色球，汤匙已经准备好，就像是一个孩子的生日派对。这种无知让托妮觉得痛苦，同时以两种方式。她想要安慰查丽丝；也想摇醒她。“你想要我说什么？是要我们都应该努力有个更积极的态度？”“会有帮助的，”查丽丝严肃地说，“你不知道会怎样，如果每个人都那么做。”

有时候托妮想拉着查丽丝百合花一般白的手，带着她去头盖骨堆，去到填满尸骨的隐秘洞穴，去看手臂如柴、肚子鼓胀的挨饿儿童，去看那些教堂被锁起来，然后连同里面嘶吼着的囚犯一同烧掉，去看十字架，一排一排一排。多少世纪之前，能够追溯的最早的时候。现在告诉我，她会对查丽丝说，你看到了什么？

鲜花，查丽丝会说。

泽尼亚才不会那么说。托妮感到一丝寒冷，门肯定打开了，她朝镜子里面看。

泽尼亚站在那儿，在她后面，在烟雾当中，在镜子里，在这间屋子里。不是长得像泽尼亚的某个人：是泽尼亚自己。

这不是幻觉，豹纹衣服的女服务员也看见她了。她正在点头，正在察看，正在指着后面的那张桌子。托妮觉得心揪紧了，像只拳头一样紧拽着，像个铅锤。“托妮，怎么了？”洛兹说。她抓住查丽丝的手臂。“慢慢转过头，”托妮说，“不要尖叫。”“狗屁，”洛兹说，“是她。”“谁？”查丽丝说。“泽尼亚。”托妮说。“泽尼亚死了。”查丽丝说。“天哪，”洛兹说，“真是她。查丽丝别盯着看，她会看见你。”“居然让我们去经历那个白痴葬礼。”托妮说。“那么，她不在里面，”洛兹说。“只有那个锡罐，记得吗？”“还有那个律师。”托妮说。经过一开始的震惊之后，她觉得自己并不惊奇。“是呀，”洛兹说，“律师个屁。”“那人看上去是像个律师。”查丽丝说。“他看上去太像是律师了，”洛兹说，“面对吧，我们上当了。那也是她的人。”

她们像谋逆者那样窃窃私语着。为什么？托妮想道，我们没什么好隐藏的，我们应该迎着她走过去追问——什么呢？她怎么能够仍然厚颜无耻地活着？

她们应该继续聊天，装作没看见她，可是她们却盯着桌面，剩余的冰淇淋拼盘融化成粉色和黑梅色的一片，在白色盘子上流淌，就像鲨鱼袭击后留下的痕迹。她们感到被发现，被捉住，感到心虚。应该是泽尼亚这样感觉才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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