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创新能力评价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毛才盛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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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创新能力评价研究试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服务外包已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并影响着各国在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为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延伸国际价值链，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马秀红，2007）。作为最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近几年来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引导和扶持下，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加速，服务外包产业园建设加快，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力不断提升，已成为颇具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地。但目前，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园仍停留在产业集群层面，如何加快推进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化发展、利用创新集群优势来推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将成为重要议题。

1.1.1创新集群：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新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大量涌现，并有相当多的产业集群日益成长为创新集群，促使国家竞争力日益增强。中国的产业集群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30余年的发展，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等各种工业园区，各地产业间也自发形成了大量的产业集群，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大多工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只是一种产业集聚过程，并非“集群化”。从理论上讲，也并非所有的产业集聚都能发展或培育成为产业集群。因为从产业集聚走向产业集群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紧密的产业关联、社会化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发达的中介组织和网络、完善的产业配套、合作竞争和互动机制、适宜的创新环境等。因此，政府实施“集群化”战略，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依靠规划和政策引导，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促进有条件的产业集聚和工业园区向“集群化”方向发展，而不是在那些没有条件的地方刻意创造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的概念能改变人们关于发展传统产业的思路，即传统产业的发展可以不走所谓福特式的大公司和长流水线的道路，而是通过大量同类相近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在某一地域集聚而形成所谓的“规模效应”。同样，对于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来说，创新集群不仅体现在服务外包产业的集聚，而且表现在创新活动的集聚。可以说，成功的产业园区本身就是一种创新集群。

一般而言，创新集群是由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风险投资机构、中介服务组织等构成，通过产业链、价值链和知识链等形成战略联盟或各种合作，具有集聚经济和大量知识溢出特征的技术——经济网络。一个国家的经济也由一定的创新系统构成，即各种各样的产业集群。这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创新系统都应包括规模各异的产业集群创新，创新集群可看成简化的国家创新系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5）。有的学者认为，“简化的国家创新系统”（Reduced-NIS）有两种解读，一种是缩减规模的国家创新系统（Reduced-scale NIS），另一种是简化形式的国家创新系统（Reduced-form NIS）（肖广岭，2003）。但创新集群不等同于国家创新系统，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国家创新系统中有政府参与（如官产学联盟），国家创新系统运行主要靠公共政策调节；创新集群中不一定有政府参与，创新集群发展主要靠市场调节（钟书华，2008）。区域创新系统的性质介于创新集群和国家创新系统之间。通常小的区域创新系统趋同于创新集群，大的区域创新系统趋同于国家创新系统。现有的经验和案例已经表明，产业集群不仅可以形成一种集群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技术溢出和创新，形成创新集群，由此增强集群的创新能力。这种集群竞争力和集群创新能力，构成了集群所在区域竞争力的核心。由此可见，创新集群为区域创新系统的定位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不仅可以加深对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企业创新系统、创新网络、创新经济等的认识，而且可以改变中国政府包括服务外包产业园在内的工业园区的发展思路。

1.1.2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化：承接全球服务产业转移的新机遇

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非核心业务和业务流程外包到成本比较低的国家（地区），日益扩大的服务外包市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根据Gartner咨询公司的数据，世界服务外包交易总额从2004年的3040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4323亿美元，全球服务外包的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8%。其中，全球ITO（信息技术外包）业务额由2004年的1928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442亿美元，增长了26.7%；全球BpO（业务流程外包）支出则从2004年的111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575亿美元，增长了41.5%（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7）。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经历了近5年的最低增长，全球IT服务支出呈现－0.4%的负增长，业务服务支出增长也达到历史最低点，仅增长2.42%。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和需求的增加，2010年全球ITO和BpO市场规模增速逐渐回升，并将使全球服务外包产业整体回归较快速增长通道。2011年后，全球信息技术服务（ITO）市场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根据IDC预测，2010年-2015年，全球IT服务市场规模将以年均4.28%的速度增长，从5856.03亿美元增加到7273.48亿美元；全球业务服务（BpO）市场规模将以年均5.26%的速度增长，从2168.33亿美元增加到2883.70亿美元。面对全球服务产业转移的新机遇和全球服务外包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作为最具吸引力的国际服务外包承接地之一的中国如何采取有效措施抓住机遇，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及其创新集群的发展，深入全球产业价值链分享利益，是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加速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十分重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先提出了“建设若干服务业外包基地，有序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战略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6）。在此指导下，商务部开始实施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即在“十一五”期间，在全国建设10个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推动100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将其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中国，培育1000家取得国际资质的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创造有利条件，全方位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并不断提升服务价值，实现2010年服务外包出口额在2005年的基础上翻两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6）。

2007年3月，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提出：“把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扩大服务贸易的重点，发挥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承接信息管理、数据处理、财会核算、技术研发、工业设计等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具备条件的沿海地区和城市要根据自身优势，研究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扶持政策，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资质的服务外包企业，形成一批外包产业基地。”2009年和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陆续发布文件，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西安、深圳、成都、武汉、南京、杭州、济南等21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认定了花桥国际商务城区等84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中国服务外包培训中心”，专门成立了“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并从财政、税收、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出台了30多项政策，以促进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全国新增服务外包企业4233家，同比增长12.7%；新增服务外包从业人员85.4万人，其中新增大学毕业生（含大专）58.2万人，占比达到68.1%；全年承接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323.9亿美元，同比增长63.6%，其中，承接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238.3亿美元，同比增长65.0%。截止2011年底，全国服务外包企业总数已达到16939家，服务外包从业人员318.2万人，其中大学及以上学历223.2万人，占70.1%（中国服务外包网，2011）。

当前，以全球服务产业转移为标志的第二轮经济全球化正在兴起，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并尽可能多地融入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直接影响着中国能否成功实现从“世界工厂”到“中国服务”的跃迁（李建中，2008）。因此，中国应从战略高度重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尽早研究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构想，制定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规划，在充分发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在政策、人才、市场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在重点园区加快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特别是打造一批创新集群。这对未来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1.1.3创新体系缺失：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的现实困境

目前，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已初步形成了“三大集群”（环渤海产业集群、长三角产业集群、珠三角产业集群）、“东西映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三大集群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的格局（祁志军，2009）。21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84个服务外包示范园区，又进一步推动着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服务外包基地城市通过重点规划建设服务外包集聚区（各地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充分发挥了集群效应和带动作用，打造了集研发、生产、服务应用为一体，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逐步形成了规模优势、成果优势和技术优势，示范引导、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甚至更大范围地区的产业发展。

从国家层面看，服务外包产业园区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创新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延伸和细化，是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化发展的重要承载体。从区域层面看，或者从全国各个服务外包产业园来看，通过区域层面上的组织能力，将众多创新要素整合，从而使区域内或者说是区域内的产业完成了聚集、聚合、聚变，再形成一个个的产业集群和创新集群。可以说，创新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不论是对于国家和区域综合创新能力的提升，还是对于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创新系统正在从计划主导型系统向市场主导型系统转变，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区域创新系统正在形成中。经济和科技体制尚处于转轨之中，市场调节机制仍不完善，科技与经济相脱离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区域创新系统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失灵”在多方面有所体现。

1）建设理念单一，资源整合度不够。目前大多数服务外包产业园的管理按照事业化模式运作，缺乏使管理者创造经济效益的激励机制，市场化、企业化的运行手段未能得到有效的运用。大多数服务外包产业园与企业、市场和社会服务支撑体系的联结不畅通，缺乏充分的支撑手段和支撑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效应并不明显。

2）多数园区产业规模过小，无法实现真正的产业集聚。目前中国大多数服务外包产业园普遍存在着规模小、利润低、缺乏资金、缺乏人才、缺乏核心能力、没有品牌等问题。仅通过公共技术服务、政策支持等手段只能帮助企业解决企业降低成本的问题，而提供市场服务为企业解决的是增加收入的问题，这才是园区的核心优势和树立地区特色的关键，且现有的多数园区内企业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

3）缺乏中高端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目前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既缺少具有项目经理类的领队型中级技术和管理人员，更缺少熟悉客户语言和文化背景、精通国际外包行业规则、具有国外市场开拓能力的系统架构师类的领军型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外包企业向高端领域的延伸。

4）缺乏风险投资资金、贷款等投融资手段。目前，部分园区有种子基金或创业基金，国家、省市政府的科技创新基金、专项基金等，对服务外包企业进行了少量的资金支持，但远远不能满足项目产业化的需求。园区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国内风险投资机制尚未健全，银行贷款门槛很高，投资形式的单一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第2章研究目的与意义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技术的进展，服务外包业已成为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引擎之一，承接服务外包则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但是，综观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园区的开发模式、功能禀赋和运行机制基本上参照了产品制造业的工业园区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做法。事实上，由于服务外包产业和服务外包企业的自身特点，其在创新集群的形成、人才要素的集聚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我国现有的服务外包产业园不可避免地存在建设理念单一、产业集聚度不够、创新资源不足、创新体系缺失等问题。

为此，本书以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创新集群为研究对象，以系统科学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集群创新理论为基础，研究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系统结构、要素构成、运行模式和机制设计；分析集群创新系统的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以及各项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从提升集群创新能力的目标出发，构建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寻找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途径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搞清这些问题，对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研究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方面的研究很少，出现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局面。本书将深入探究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挖掘提升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提出和验证集群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模型，并构建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力图在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理论研究上有所突破。

2）实践参考价值。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建立起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选取了大连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花桥国际商务城、成都天府软件园和宁波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典型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为案例，测度其创新集群发展状况，检验其集群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并就各个园区自身优势在发展创新集群中的作用进行比较。

3）政策借鉴意义。本书在理论与实证研究、指标评价构建和案例比较分析基础上，立足创新，从政府、园区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加快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发展的途径和策略。这将对中国政府、研究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建设和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服务外包产业园制定、实施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政策依据。第3章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1.3.1研究思路

本研究在分析了国内外服务外包产业园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为研究对象，以系统科学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集群创新理论与合作创新理论为研究基础，首先构建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系统结构与运行模式理论模型。接着，基于扎根理论对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此为基础，本书对合作创新模式下集群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模型构建，并用结构方程对该模型进行验证。从提升集群创新能力的目标出发，构建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前几项研究的成果，结合案例分析，探寻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发展途径和策略。这些研究对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3.2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广泛借鉴了管理学、创新经济学、国际服务贸易、区域经济学、社会网络学、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创新集群发展问题。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具体如下：

1）文献研究法。本书参阅了国内外大量文献，在回顾有关服务外包产业园与创新集群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分类、比较、归纳总结，重新对本书的核心概念“创新集群”进行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构建的理论依据，为本书的选题和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2）系统分析法。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是一个动态系统，其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直接影响着服务外包产业园的集群创新能力。因此，本书运用系统分析法，分析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各个构成要素及运行机制，并通过它们之间的逻辑挖掘创新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3）扎根理论。本书在研究合作创新模式下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时，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定性质化研究方法，借助访谈调查、资料整理、开放式译码、主轴译码和核心译码等方式，提出了一个以核心范畴“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为核心，涵盖7个主范畴（主体要素、服务与支持要素、企业创新资源投入、企业知识存量水平、企业知识获取与转移、集群内企业协同和集群创新环境）、62个副范畴、142个正式概念的体系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辅助软件是ATLAS.ti6.0。

4）实证研究。本书在验证合作创新模式下集群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作用机理的过程中运用SpSS11.5和AMOS16.0等统计软件验证和修正理论模型，寻找各集群创新能力影响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在探讨各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作用机理的过程中，运用SpSS11.5统计软件，分别对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进行验证。

5）案例分析法。本书以提升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为目标，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建立起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选取了大连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花桥国际商务城、成都天府软件园和宁波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典型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为案例，测度其创新集群发展状况，检验其集群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并就各个园区自身优势在发展创新集群中的作用进行比较。

1.3.3本书创新点

本书以服务外包产业园的创新集群为研究对象，以系统科学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集群创新理论为基础，研究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系统结构、要素构成、运行模式和机制设计；分析集群创新系统的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以及各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从提升集群创新能力的目标出发，构建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寻找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途径等问题。

本书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1）在界定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内涵的基础上，根据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特征，以系统论为视角，构建了由主体要素（企业）和服务与支持要素（包括大学与研发机构、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构成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系统结构模型，以及以创新动力机制、市场创新机制和合作竞争机制为核心的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运行模式模型，弥补了现有对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这一特定研究对象的系统结构与运行模式研究的不足。

2）运用扎根理论的质化研究方法，找出影响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个以核心范畴“集群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为核心，涵盖7个主范畴（主体要素、服务与支持要素、企业创新资源投入、企业知识存量水平、企业知识获取与转移、集群内企业协同和集群创新环境）、62个副范畴、142个正式概念的体系结构。基于合作创新理论，构建出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模型。同时，运用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结构方程检验，分析了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各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各创新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厘清了集群创新要素对集群创新能力的作用机理。

3）在借鉴国内外有关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服务外包产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出发，结合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特性，面向集群创新能力的提升，设计出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给出了相应的评价方法。

4）通过大连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花桥国际商务城、成都天府软件园和宁波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典型案例的集群创新能力的评价比较，从服务外包产业园集群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出发，从政府、园区和企业三个层面提出了加快集群创新能力提升和服务外包产业园发展的途径和策略。第4章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

2.1.1创新集群的研究动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备受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国外学者的关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创新领域的国外学者也开始投入产业集群的研究，将集群与创新结合起来，由此创新集群问题研究日益增多。199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集群——促进创新之动力》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创新集群”（innovation clusters）思想。尔后，国际上兴起了“创新集群”的研究热潮。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将有关创新集群的研究归为以下几类：

1）对创新集群的理论溯源。“创新集群”的思想萌芽可追溯到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和韦伯（Alfred Weber，1990）等的集群思想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2）的创新思想。之后，宏观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长波理论时，开始涉及创新集群问题。如门斯（G.Menseh，1975）认为基本创新将在长波萧条阶段成群出现，先于长波上升时期。杜因（J.J.Duijn，1993）则认为，创新集群具有周期性，在经济长波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创新倾向，并用统计资料加以佐证。此后，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创新集群理论，如曼斯菲尔德（E.Mansfield）的创新适宜时机理论、弗里曼（C.Freeman）的新技术系统理论、德布瑞森（C.DeBression）的创新集群成因理论（丁魁礼、钟书华，2010）。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1990年提出的“集群”概念则含有“创新的累积与集中”，既继承又突破了传统的创新集群思想，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创新集群的深入研究。

2）对创新集群的内涵界定。自迈克尔·波特提出集群概念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创新集群的表述和内涵界定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一直未能也似乎已经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而又通用的集群定义（Joseph Cortright，2006）。就创新集群的名称而言，有许多与之相近的表述，常见的有：“集群与创新”（cluster and innovation）、“创新与集群化”（innovation and clustering）、“集群创新”（cluster innovation）、“地理集群中的创新过程”（innovation processes within geographical clusters）、“创新产业集群”（cluster innovative industries）、“技术集群”（technology clusters）等（钟书华，2008）。而对于创新集群的内涵，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界定，但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四类（龙开元，2009）。第一类认为创新集群可以看成是一系列相关创新主体的集聚或形成的网络组织，如Shantha Liyanage（1995）、Lourens Broersma（2001）、肖广岭（2003）、李琳（2004）、h-C Meng（2005）、马颂德（2006）、钟书华（2008）等。第二类则将创新集群暗指高技术产业集群，最具代表性的是OECD（2001），其在《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力》中列出的先进创新集群案例主要是指芬兰、丹麦、西班牙的信息与通讯技术集群，荷兰的多媒体集群等高技术产业集群。第三类认为创新集群是“创新性的产业集群或基于创新的产业集群”，如humphrey J.and Schmitz h.（1995）、王缉慈等（2004）等都认为创新集群是区别于低成本产业集群或低端产业集群而言的，创新集群是产业集群的升级或高端化。第四类认为创新集群是一种基于技术的创新系统，如Alfred Spielkamp and Katrin Vopel（1998）、滕堂伟（2007）、Marzetti G.V.and Montresor S.（2008）、宋琦等（2010）。上述四类概念实际上显示了以产业链、价值链（杜国贞、肖广岭，2006）、知识链层层递进视角划分的创新集群内涵分层概念模型

3）对创新集群特征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对创新集群的内涵还未有统一的界定，却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创新集群特征的研究兴趣。大多学者的研究均强调创新集群的“创新”特征及其集群内部以创新为中心的知识流动（porter，1998，2001；Lynn Mytelka and Fulvia Farinelli，2000；宁钟、司春林，2003；黄鲁成，2004；h-C Meng，2005等）；企业是创新集群的主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关联，且有较多的合作与竞争（张海生，2007）；通过这种内在的联系，不断进行创新行为，提高集群的创新能力（丁魁礼、钟书华，2007；龙开元，2009）。

4）对创新集群的分类研究。从整体看来，目前对创新集群的分类研究大体上仍是围绕创新集群的时间和空间来分类（宋琦等，2010），将其分为M型创新集群和T型创新集群。所谓M型创新集群即时间意义上的创新集群，主要表现为由于需求的全面旺盛或其他有利条件的共同刺激，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在同一时期集中成群地出现。而T型创新集群即空间意义上的创新集群，主要表现为出现一项或少数可为大量的改进型创新提供基础的重要创新向关联技术领域渗透、扩散所引发的成串创新技术鱼贯而出的现象（陈海华、陈松，2008）。在此基础上，也有学者根据创新范围，将创新集群分为“企业内创新集群”和“企业间创新集群”两类。前者是企业内基于技术关联关系形成的创新集群，属于微观层次上的创新集群；后者则是不同企业间基于技术关联关系形成的创新集群，属于宏观或中观，即产业层次上的创新集群。骆静和聂鸣（2003）从创新集群内外部联系的角度，基于创新集群的一些基本特质，将创新集群分成内聚性集群、新工业区、创新环境集群、邻近集群四种不同的类型。Chiesa V.&Chiaroui D.（2006）根据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将创新集群分成自发型集群和政治型集群两种主要类型。自发型集群是指一些关键参与者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使得集群得以产生和发展，而政治型集群是指由政府参与者的强势行为引发的集群，属于政策驱动型（郑小勇，2010）。

5）其他研究。国内外学者还对创新集群的形成机理展开了研究，认为创新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过程模式（Bresnahan，2001；Martina Fromhold-Eisebith and Günter Eisebith，2005；姜彩楼、徐康宁，2008；郑小勇，2010等）。“自上而下”过程模式主要是靠政府力量驱动的培育机制，而“自下而上”过程模式则是市场力量驱动的自然演化机制。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创新集群的交叉研究（宋琦等，2010）。

从现有研究进展看，虽然以“创新集群”为主题的文献较多，但大部分文献或者未明确界定创新集群的内涵，或者在特定产业集群创新的实证分析以及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研究中，从产业集群的创新功能角度展开研究。因此，在创新集群的内涵界定、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内在关系等问题上，还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认为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在内涵、构成主体、形成条件、组织结构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并且有着更为复杂的形成逻辑、组织方式和运行机制。服务外包产业园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新集群更具有明显区别于传统创新集群的特点，更值得本书深入探究。

2.1.2服务外包产业园的研究动态

1.服务外包概念的界定和理解

Outsourcing，其英文解释为“To purchase（parts）from an outside supplier,either in the purchaser’s own country or abroad”，最早由Gary hamel&C.K.prahaoad于1990年正式提出，意指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次要的或辅助的功能或服务外包给外部专业服务结构，利用它们的专长和优势来提高整体效率和竞争力，利用外部资源来完成组织自身的再设计和发展，而自身仅专注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功能和业务。截至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服务外包概念的理解不一，主要从企业战略角度（Gilley K.and Rashssd A.，2000；Rahul Sen and M.Shahidul Islam，2005）、外包服务合作方的相互关系角度（Gene M.Grossman and Elhannan helpman，2002，2003，2005；Sourafel Girma and holger G·rg，2004）、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角度（Matthew D.Shapiro and David W.Wilcox，1996；J.Bhagwati，A.panagariya and T.N.Srinivasan，2004；Mary Amiti and Shang-jin Wei，2005）、技术进步角度（Deborah L.Swenson，2005）以及外包动机与效应角度（Markus Diehl，1999）等来阐述外包的概念（姜荣春，2009）。管理学者一般把外包定义为企业或其他机构把“过去自我从事（或预期自我从事）的工作转移给外部供应商”（Corbett，2004），将服务外包定义为“依据双方议定的标准、成本和条件的合约把原先由内部人员提供的服务转移给外部组织承担”。

毕博管理和技术咨询公司（2007）将服务外包定义为：“企业为了将有限资源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以信息技术为依托，利用外部专业服务商的知识劳动力来完成原来由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升企业对市场环境应变能力并优化核心竞争力的一种服务模式。”（武力超，2009）最简洁的表述则是：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原来在内部从事的服务活动转移给外部企业去执行的一种业务安排。商务部2007年颁发的《服务外包统计报表制度》中规定：服务外包是指通过服务外包提供商向服务外包发包商提供信息技术外包（ITO）与业务流程外包（BpO）。国内有关城市在出台促进服务外包发展的政策性文件中也对服务外包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上海的提法是：服务外包是指企业将信息服务、应用管理和商业流程等业务，发包给企业外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深圳的提法是：服务外包是指服务发包商基于集中核心业务、节约成本等目的，通过签订服务合同的形式将包括公司IT业务及业务流程在内的研发、运营和维护服务，委托专业的外部服务提供商处理的一种服务贸易方式。

本书认为，正确理解服务外包这一概念，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服务外包的基点是专业化，是企业将内部分工转变为社会分工。其本质是以价值链管理为基础，将企业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功能或业务通过合同方式转让给本企业之外的服务提供者，从而达到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之目的。服务外包是企业的一种经营战略，其基本理念是：只做你做得最好的，其余的让别人去做！

与此相联系，从服务外包的国家战略意图层面看，发展服务外包，可以将价值链上的非核心业务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全力发展自身的核心业务，专注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他国家和企业的资源，创造出更大的竞争优势。两者的叠加，则能够实现全球资源的重组和产业链的优化配置，进而达到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第二，服务外包的结构主体涉及服务发包方（需求方）和服务提供方（供给方）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前提，相互合作，构成一个完整的服务外包行为。严格意义上讲，服务外包是服务发包方的行为，承接服务外包则是服务提供方的行为。因此，研究服务外包问题，应注意概念表达上的这一细微区别，注意从两个不同主体的角度去观察。例如，发展服务外包的意义与目的，对于服务发包方和服务提供方两者各自的目标要求迥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一般而言，本书所说的“加快服务外包发展”，包括中国企业承接国外发包和中国企业向国外企业发包两个方面内容。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是从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角度提出来的，特别是从承接跨国公司离岸服务外包的角度提出来的。

第四，从产生发展的基本脉络看，服务外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服务业转移的新形式，在国际贸易中属于服务贸易范畴。服务外包作为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对形成新的国际生产和贸易格局、推动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2.服务外包理论的探讨

国外关于服务外包理论的探讨从多个层面展开，众多学者试图通过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或其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揭示服务外包的深层次原因，主要从国际分工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特别是通过对比较优势理论的进一步阐释，指出国与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比较优势，进而也是导致外包的根本原因。Grossman&helpman（2001，2002）在交易成本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上，将所分析问题的中心从采购转向产品的外包，其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建立了经济全球化和不确定市场结构下外包的一般均衡模型，并经过实证检验解释了为什么外包存在可能性的问题，其要点集中于技能的专业化和外包的当地化等方面。Glass&Saggi（2001）考察了一个包含南北国家厂商的产品周期模型，认为北方国家厂商会将初级阶段产品的生产外包给低工资的南方国家，而其自身则进行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级生产阶段活动。Qu&Brockleurst（2003）从交易成本理论角度分析了服务外包的经济特征，考察了中印两国在服务外包领域发展的差异与原因，这也是较早探讨中国服务外包问题的重要文献。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V’ming等人用资产专用性的概念均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对外包进行了分析；威廉姆斯以及坎德兰逊等人关于市场与科层之间关系的理论、企业核心能力、供应链及价值链等企业管理理论也为服务外包提供了理论支持。

国内学者也以经济学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为研究视角，主要运用交易成本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存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社会学理论等来研究服务外包问题。基于经济学视角，比较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要素禀赋论、规模经济论等主要阐明服务外包产生的动因；基于战略管理视角，主要关注企业如何开发和实施自己的战略来达到组织目标。林毅夫等（2004）以需求不确定性为切入点建立了外包存在性的最优资本投资模型，认为当存在不确定性时，外包行为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而且在存在外包可能性的情况下，生产品牌产品的垄断厂商可以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邹全胜和王莹（2006）通过对服务产品外包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后得出：在世界市场上由于服务产品专业化、高科技化的特点，服务外包可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达到纳什均衡，实现其总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提高世界经济的整体福利。徐兴锋（2007）运用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生产要素、国内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与竞争、机遇和政府角色等方面全方位、深层次地分析了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基础条件，对各要素之间的互动进行了剖析，通过“钻石模型”推导出中国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已日益形成产业集群效应，具有了国家竞争优势的结论。

总体上看，近年来虽然有众多学者关注与服务外包有关的学术研究，但是服务外包的理论基础研究尚未有重大突破。对于现有研究服务外包的理论来说，其中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是研究服务外包的两个重要理论基础。

由于服务外包的动因、运作机理和决策过程都具有复杂性，单纯运用一种经济或战略视角会存在局限性。对于服务外包这样具有战略重要性和管理决策复杂性的研究对象来说，服务外包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是多层面的。近年来已有国外学者开始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类似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发现国内学者有类似的研究成果。

3.服务外包发展动因的探讨

国外有许多学者对服务外包的发展动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Loh Lawrence和Venkatraman（1992）认为服务外包的动力可分成不同层次：在宏观经济层面，暂时的经济周期和趋势推动企业通过签订外包合同来实现IT基础设施管理的合法化；在行业层面，竞争压力迫使企业与重要的IT供应商建立起“以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在企业层面，追寻竞争优势推动了IT外包决策；在企业内部，一些管理因素影响着外包决策。Lacity和Willcocks（1994）将服务外包发展的动因归结为财务（成本降低、增加成本控制等）、业务（回归核心竞争力等）、技术（技术人才等）、政治（证明效率、证明新资源的正当性等）等因素。Diromuldo和Curbaxani（l998）把服务外包的战略意图分为三类：降低成本和提高IT资源的效率、提高IT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利用市场上与技术相关的资产来发展和销售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货物或服务。Grossman和helpman（2002）认为外包的原因主要有：寻求专业的合作伙伴以满足部分生产要求；为便利潜在的供应商因为自身的特别要求而定制产品；对于不确定的契约环境下发展特殊投资关系的必要。Christina Costa（2001）认为服务外包的动因是成本降低、技术因素以及关注核心竞争力。Grossman 和helpman（2003）从规模经济角度指出，外包产生的原因在于对一个复杂的产品，单个厂商生产其所有部件的成本太过高昂。纽约业务外包研究所对企业“外包”动机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节约费用是企业“外包”最重要的原因，“改善公司的业务重点”、“有机会用世界一流公司的生产能力”和“为实施其他项目而腾出资源”等也是企业“外包”的动机，这些动机通过不同形式的“外包”加以实现（张玮，2007）。

4.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政策建议

有关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现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优势分析。大多学者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状况，得出中国服务外包产业的优势、劣势和发展路径（宋歌，2006；罗炜、唐元虎，2000；陈艳莹、程瑞雯，2003；朱涛，2007），认为我国和印度的发展现状相比主要区别在于：从规模效应角度而言，与印度从事ITO的企业相比，中国的软件企业组织结构呈现“小而散”的“手工作坊式”产业分布状态，在狭小的市场空间内重复竞争，没有形成真正的大企业。还有学者和行业专家提出，中国和印度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基础的不同，中国在岸市场规模远大于印度。在岸服务外包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将会给我国服务外包企业带来许多机会。很多政府和行业的专家也分析提出服务外包不仅仅是离岸市场，中国还拥有潜力巨大的在岸市场，中国和印度将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于我国服务外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的研究提出，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但是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需要完善和解决的问题，如产业发展缺乏统筹规划、政策制定的研究与落实尚待改进、服务外包实用性人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等。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系列建议。如刘晓（2006）强调指出承接服务外包是中国融入高层次服务业“圈子”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中国如能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承接服务外包，对促进新一轮出口增长、实现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贡苏康、周玮（2006）总结了中国软件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应当重视通过软件外包国际化战略，用“以外促内”和“以外带内”的思路发展中国软件业。赵楠和李静（2007）指出，中国需要延长在华跨国公司的业务链，发展“全程式”服务外包。荆林波（2007）指出，业务流程外包将成为未来的主流方式：服务外包的动机从最初的降低成本逐步过渡到提高核心竞争力；通过外包非战略业务，企业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其具有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同时，外包也可以降低企业规模，使其分级减少，企业可以集中精力于获利、发展和激发员工创造价值上。这样，企业在管理上就会发生转变，趋于关注战略、协作及促使企业竞争成功的技术。卢峰（2007）在考察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认识过程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发展路径选择、硬件和人才基础条件、政策调整滞后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相对落后的根源，探讨了促进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政策措施。

由于我国服务外包统计体系尚不完善，缺少研究所需要的系统数据和相关信息，限制了相关学术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国内学者对国际服务外包的研究成果还不完善；对服务外包垂直行业的分析、政策创新的研究、服务外包的决策机理、风险控制方法等深层次的研究设计不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所脱节；现有的服务外包学术研究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主要是概念性文章和定性经验性文章。相信随着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快速发展，关于服务外包行业相关数据的储备增加以及行业数据系统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使用实证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服务外包这一主题。这不仅将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而且还将大大提高服务外包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2.1.3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研究动态

1.服务外包产业园的研究

尽管国内外涉及服务外包产业的研究较多，但直接对服务外包产业园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黄育华（2009）归纳总结了印度、爱尔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外典型服务外包承接方的金融后台及服务外包园区规划与发展、建设与管理方面的经验。他指出，只有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规划，才能保证园区产业发展的有序性和布局结构的合理性，不会因为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出现朝令夕改的随意性，从而保持园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关中国服务外包园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献则是由鼎韬咨询和花桥金融外包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服务外包园区竞争力分析报告》。该研究报告开创了中国服务外包园区竞争力体系的先河，对中国服务外包园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报告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服务外包园区的核心地位及中国服务外包园区的发展状况、管理与运营模式、特征、问题与趋势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其核心亮点在于在全球范围创造性地提出了服务外包园区的竞争力体系，包括竞争力评估的金字塔模型和竞争力提升的四度空间模型，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对中国服务外包园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指导作用。

2.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研究

对于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直接研究甚少，学者大多是对服务外包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如王刊良、王嵩（2009）在综合比较城市竞争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城市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意义，结合外部机遇、产业集群以及新贸易理论提出了面向外包的服务型城市竞争力要素模型。赵弘（2009）明确提出的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经验和启示是：健全的法律法规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保障；特色产业集群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对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专业化人才资源是实现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发展的保证。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CSIp）、鼎韬外包服务公司（中国外包网）联合完成的《2009中国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园区调研报告》指出，服务外包产业的三重竞争结构已经形成，外包已经成为全球的竞技场，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园区与园区之间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在全球竞争格局下，单纯凭借优惠政策和物理环境，已经不足以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制胜。在外包园区竞争发展的2.0时代，外包园区的立体化发展是成功的关键。外包园区已经不仅仅是物理园区，而应该成为集成物理园区、网络平台和服务体系等“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园区。面对全国范围外包产业园区的竞争，仅仅依靠物理园区和优惠政策已经不足以支持服务外包园区的发展，园区应该成为外包行业的集成式服务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对于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创新集群的内涵、特征、组成要素及其与产业集群的关系等问题，学术界目前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在实际工作和本研究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作者发现国内外理论界对服务外包产生原理、存在可能性与基础以及推进政策等方面，都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其中不乏一些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很强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外包理论方面，从比较优势理论或交易成本理论角度分析。较之实证研究，学者们表现出似乎对理论研究的了解更多一些，真正从贸易政策角度，尤其是从政府管理角度和国家竞争优势角度，对服务外包促进政策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即使是实证研究，研究重点也是局限于外包决策与收益，缺乏对服务外包实施过程复杂性的分解，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

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历程决定了它是一个国际化的产业，在国家之间的竞争中，国家竞争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壮大至关重要。许多学者单纯局限于服务外包产业自身，较少从国家竞争优势角度分析，忽视了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下外包产业与国内需求、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和竞争等相关方面的密切联系，致使提出的结论有一定局限性。中国发展服务外包需要理论的支持和指导，否则在一个新兴产业发展中就可能错失良机。基于以上服务外包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客观现实情况，本书需要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框架和实施体系，既要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筛选和整合，还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突破。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逐渐显现，亟待解决。这一点由于作者工作在服务外包产业园区第一线，所以感触颇深。第5章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理论基础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理论主要立足于经济视角和战略管理视角，常见的理论有：比较优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价值链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能力基础理论和知识基础理论等。结合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及其产业园的发展实际，对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创建和发展比较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主要包括：要素禀赋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集群创新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

2.2.1要素禀赋理论

要素禀赋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俄林（Bertil Cotthard Ohlin）提出，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一国进出口商品的类型。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生产要素丰裕的产品，其价格比较便宜，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稀缺的产品，其价格比较昂贵，具有比较劣势。因此，一国应生产并出口需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需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这种分工和贸易模式对贸易双方都有利。

就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发展而言，应积累中国丰裕的服务要素，寻找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比较优势。目前，随着中小企业的技术需求、企业信息化意识的提高和直接海外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提高有效配置资源和开展非核心业务流程外包的意识，由此构成国内服务外包市场发展的基础。同时，出于成本以及地域覆盖能力的考虑，在华跨国企业也将把越来越多的外包需求交给国内服务提供商，从而成为带动国内服务外包市场扩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发包能力仍然是在岸市场启动所面临的主要瓶颈，在岸服务外包市场的实际规模和增长速度最终还取决于企业综合管理和风险控制水平的有效提高。可以预见，随着国内企业管理和发包能力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国内服务外包市场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甚至有望超过国际市场，成为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构建中国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比较优势的同时，各服务外包园区也应寻求各自的资源禀赋和行业发展的差异。近年来，一线城市的商务成本不断上升、人才短缺等发展“饱和”问题日益显现，促使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加快向二三线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出于自身优势的差异和协调发展的考虑，各类城市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也将更加注重突出特色和整体布局，各城市之间的“同质化”竞争现象将逐渐得到抑制。不同地区和同一地区各城市将通过产业链、业务和目标市场多维度对服务外包产业进行定位，自发形成差异化的产业竞争格局，从而实现各城市的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和优势行业的差异将使各服务外包城市的关联度越来越紧密，同地域各城市之间将明显呈现集群化发展的态势。未来，示范城市、示范园区及东部沿海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将更加显著，更有利于推动服务外包产业园创新集群的创建和发展。

2.2.2核心竞争力理论

核心竞争力是伴随知识经济而产生的一个概念，是传统意义上竞争概念的深层次发展，由美国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ary hamel）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核心竞争力”一文中提出。该文的发表标志着核心竞争力理论的正式提出。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指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内部集体学习的能力，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整合多种技术的能力。”这一能力不但不会丧失，而且会不断成长。他们在进一步描述核心竞争力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元化公司就好比一棵大树，树干和几个主要树杈是核心产品，较纤细的树枝则是业务单元，叶、花与果实则属于最终产品。为大树提供养分和起支撑固定作用的根系就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此后，众多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关于核心竞争力的不同理论。巴顿（D.L.Barton）认为核心竞争力是指“具有企业特性的、不易外泄的企业专有知识和信息”，是基于知识观的核心竞争力。克里斯汀·奥利佛（Christine Oliver）强调资源和能力对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回报和持续竞争优势的作用，是基于资源观的核心竞争力。库姆斯（Coombs）认为核心竞争力是企业不同的管理系统、目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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