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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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四）试读：
内容简介
对于战争，或许其他的很多问题，我认为看关于战争的文章是有用的，但是一个问题，要去探究它的为什么，应该回到那个问题的本身的最微小的元素。战争，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本性，为利益而争夺的本性。一个人，有着自己的利益，当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了争夺别人的利益时，就会形成一个集团，也就是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有着共同利益就代表了团体内每一个人的利益。一个团体，一个种族，多个种族，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军事联盟，比如二战时候的德意日。其实国家之间的战争也是利益、生存空间的争夺。
第一章
吕正操谈西安事变和张学良
西安事变迄今已整整70周年过去了。此次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抗日御侮并取得胜利的基础，写下了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史上惨烈而光荣的一页，其意义实际上已超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范畴。
事变前的两个月，张学良把吕正操从东北军六四七团团长任上调到西安张公馆负责内勤工作。吕正操是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
西安事变前的重要信使高福源
西安事变的发生，有许多举足重轻的人物：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毛泽东……但在吕正操的记忆里，在西安事变前后，还有一位“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的信使高福源。高福源，字少卿，是吕正操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的同期同学，也是东北人，是他主动承担起沟通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工作，最早成为张学良、王以哲和共产党合作的桥梁。
1934年初，张学良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1935年10月，张学良再被任命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东北军奉命“剿共”，其中的一〇九师、一一〇师在劳山、直罗镇战役中被红军歼灭。高福源负伤被俘。他在红军医院里得到了细心医护，还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被选为班长。周恩来副主席也亲临学习班，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力量。高福源深受感染，决定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返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放弃“剿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接见了他。高福源问李克农：我愿回去说服军中官兵和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联合抗日，你们敢放我回去完成这任务吗？红军高层同意了高福源的设想。
1936年1月，高福源回到东北军甘泉城驻地，现身说法。此后，数次在苏区与东北军驻地间往返。当时，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奉张学良之命，正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得到消息，立即将高福源秘密接回洛川。王以哲与参谋长赵镇藩和他作了长谈，并密电张学良。次日，张学良乘飞机亲临洛川。高福源向他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的信件。张学良命高福源速返苏区，请红军派一名正式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与他们首先停战，共同抗日。不久，李克农一行6人，由高福源接引，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六十七军军部。经双方协商，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城内的一座教堂里举行了友好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项协议，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此后，高福源就留在张学良那里继续做与红军的联络工作，促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战局面。
吕正操回忆：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被扣后，东北军群龙无首，有功于联共抗日的王以哲将军被少数盲动分子杀害。高福源也于1937年2月4日在西安被秘密诱杀，铸成千古奇冤。高福源的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由高的家属和堂弟高福洪偷运出来，掩埋在西安市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直到1981年才将遗骨找出，安放在西安市南郊陵园。“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军将士离家别井。
剿共，内战，东北军在内耗中损兵折将，国力更深受损害。张学良深感痛心，慨然赋诗：“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他意识到：这么打下去，日本人会更猖狂，只有联俄联共才能打回老家，收复国土。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到西安督战，布置“剿共”计划。张学良苦苦陈情，请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却大发雷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
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再作“剿共”部署，张学良又向蒋介石诤谏，但再次遭受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其间，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凌晨4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事变时间一到，张学良的部队在临潼抓捕蒋介石。
与此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在西安行动。住在西安招待所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均被杨虎城的部队拘禁。
苦谏——诤谏——哭谏——兵谏，“拥蒋抗日”的张学良，迅速转变为“逼蒋抗日”。
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救了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60周年的时候，笔者曾采访吕正操，进一步了解到：1936年10月，吕正操从河北部队奉命来到张公馆，担任内勤工作，就住在公馆的东楼里。当时，张学良亲自选了那些认为靠得住的人参加政治小组，意欲建立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有时会和部下一起进午餐。大家总会唠嗑起东北老家。张学良说：“这些部队宁可为抗日打光，也不能为‘剿共’耗掉，这样才对得起家乡的父老兄弟。”其时，他已深感“剿共”没有出路。
西安事变发生时，吕正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张公馆和了解各方面情况并负责值班室电话。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邀请中共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周恩来一行12人到西安后，都住在张公馆东楼。当时，吕正操和周恩来的随行人员罗瑞卿、许建国等常有接触，和地下党员刘鼎、宋黎等朝夕相处。
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很明确：此次行动是要蒋介石抗日，停止自己人打自己人、自毁国力的内战。
吕正操认为，假如历史真的按照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走下去，不管对蒋介石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后果都不堪设想。他说：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接受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张学良、杨虎城挽救了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派别，都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顿时呈现出极其紧张而错综复杂的局面。说客、间谍、汉奸，一时充斥西安，还有企图伺机挑拨张、杨关系的，国家民族的前途十分令人担忧。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身着平时极少穿着的戎装，威武严肃地来到下属们的住处，声音平和地对大家说：“我要伴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作保，没问题，三天就回来。”大家听了都很惊讶，都劝他不要去。张学良主意已定，坚决不听，还很侠义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
临行前，张学良留下手谕，请东北军将领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然后义无反顾自己下楼开车，送蒋介石到机场，一同上了飞机。
1936年12月25日16时，在捉蒋后的第14天，张学良送蒋介石飞回南京，当日飞抵洛阳，承担了西安发难的责任。从此，被蒋介石监禁逾半个世纪。
杨虎城将军则先被蒋介石逼令离军出国，回国后遭长期监禁。1949年解放前夕，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枪杀于重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举进攻华北，进而全面侵华。张学良曾对来探视他的蒋经国说：“山河壮丽，天地广阔，可惜我张某再不能任意驰骋了！”
吕正操于31日乘头班飞机再转火车、汽车，从西安赶回河北徐水团部，掌握部队。随后，吕正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7年10月14日以后，率东北军六九一团脱离南逃的国民党大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在兵家视为死地的冀中建立起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历史性转折。他与日酋冈村宁次斗智斗勇，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回民支队、雁翎队……把日本鬼子打得人仰马翻，像钢刀一样直插在敌人心脏，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诗作唱和感天感人
张学良和吕正操两位老人的联系是1984年接上的。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往来于台湾、美国、香港、大陆经商。当年6月，她受伯父张学良委托，到北京看望吕正操，告知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吕正操请张闾蘅带健身球和新茶给张学良，寄寓问候和牵念。此后，两位老人间的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张闾蘅成了他们之间殷殷的忠实信使。
1987年初，张闾蘅带来张学良摘自陶渊明《饮酒》中的诗句赠吕正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无言。”诗中把原诗末句“欲辨已忘言”的“忘”改为“无”。
吕正操也从陶渊明《读山海经》中摘句，回赠张学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他也改了原诗的末句，把“良辰讵可待”的“讵”改为“知”，反其意而用之……
1989年，吕正操托张闾蘅带去两首诗。其中一首是书录1984年冬的旧作《浙东纪行》，后四句为：“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羑里，为古地名，在河南汤阴县北，相传是周文王推演《易经》的地方。双楠，是指张学良在雪窦寺幽居时手植四棵楠树中现余的两棵，枝叶茂盛。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张学良还以“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四句。吕正操又作“霜染两鬓白，心存一寸丹；澹泊以明志，肝胆照人间”回应。
1990年5月，张学良寄《谒延平祠旧作》给吕正操，诗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张学良表示：只要有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他将以年轻时一样的心怀，尽心尽力。吕正操给张学良发去贺寿电并和诗一首：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嘏：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两位老人每字每句意韵深长，写出了一个境界的唱和，令人可亲可敬；他们拳拳的心，眷眷的念，感天感人。
说好三天就回来，谁料被分隔54载
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当年西安一别，张学良35岁，吕正操31岁，说好三天就回来，却一别54载不能见面。
吕正操和张学良的重逢，是在1991年。
现在看来好像挺顺理成章：两位都是耄耋老人了，都想见见面，而且也不是现职的要员，有什么不可以呢？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吕正操和张学良的见面，经过了审慎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个中的难度不在明里。
1991年3月10日，张学良和夫人获准从台北赴美探亲。在台北桃园机场登机前，张学良向记者表示想回祖国大陆探亲的意思。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格外重视。邓小平得知后，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央领导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
经过研究，确认：见张学良的最佳人选，非吕正操莫属。
赴美前，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与吕正操详谈，并以私人的名义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亲笔信：“今颖超受邓小平先生委托，愿以至诚，邀请先生伉俪，在方便之时回访大陆，看看家乡故土，或扫墓、或省亲、或观光、或叙旧、或定居……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表示了一片真诚。
吕正操一行五人，5月23日从北京飞往旧金山，为生于1901年6月3日的张学良贺寿。张学良已先行到了纽约。
在旧金山，吕正操出席了为赵四小姐庆寿的活动后，飞往纽约。
历尽劫波，袍泽情深。
1991年5月29日，两位冰心未改的老人在张学良年轻时的知己、贝祖贻太太蒋士云家中见面了。刚走出电梯，吕正操就看见了站在公寓门口等候的老师张学良。张学良也一眼就认出吕正操，隔远伸出手来。两位老人双手紧紧握着，被大家簇拥进屋。
吕正操从祖国带去的贺礼，处处透着故土温馨：张学良很喜欢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国内京剧名角耿其昌、李维康夫妇新录制的京剧；明前新采制的碧螺春；启功先生手书的贺幛和一幅国内画家为张学良画的肖像。张学良高兴地掏出水晶放大镜，凑得近近的一样样细赏。
第一次见面意犹未尽。5月30日下午，吕正操在曼哈顿一家瑞士银行的经理办公室与张学良第二次见面，两人深谈一个多小时。
吕正操首先郑重向张学良面呈邓颖超的信和转达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问候。
张学良没拿放大镜，贴着信纸读了两遍。然后回过神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介石被扣，周恩来急追未果，曾惋惜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多了。他不仅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一直惦念不已。1960年，周总理在一张便条上写下了“善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16个字，托友人秘密相机转交给张学良。在弥留之际，周恩来还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指的就是张学良。这些，张学良都心中有数。
张学良坦诚表示：“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此后的两个晚上，是旅美华侨为张学良祝寿。吕正操送的贺幛挂在6月1日的宴会大厅，向外界透露了吕正操赴美的消息。张学良老师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代表国内的亲友故旧出席了寿宴。吕正操不便露面且已事先贺寿，没有出席。
张学良请阎明光转达还想见吕正操一面的意思。
6月4日下午，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官邸里，两位老人尝着新鲜甜美的黄樱桃，话题广泛地聊了两三个小时，故人旧事，政治经济，国家前景等等都聊到了。
张学良说，自己是个“爱国狂”，如果有来生，还是要做张学良。
又说：我还是怀念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我就没回过老家。
吕正操说，人活在世上就一次，活着就要做有益的事情。
当谈到台湾“二·二八”事件时，张学良说：“国民党到台湾后，更加腐败，不是人干的事都干了，硬是把人民逼反了。他们说是共产党搞的。依我看，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失败。”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吕正操给张学良讲了中国政府“一国两制”的主张、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等，还特别告诉他：祖国和东北的家乡人都热切欢迎他和赵四小姐早日回去看看。
张学良一直关心祖国的统一，多次表示愿意为统一祖国尽力。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虽然90多岁了……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至于回故乡，他还是直言表示尚有难处，还不能成行。他觉得，还是要冷静些，忍耐些，等待合适的机会。
6月2日，张学良即执笔给“周夫人颖超大姐”写了回信，信中表示：“来美交下尊札，无限欣快，又转述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实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中枢诸公对良之盛意，敬请代向致敬。”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病逝于夏威夷史特劳比医院。吕正操闻信立即发去唁电：
张闾瑛女士、张闾琳先生：
惊悉张学良将军逝世，极感悲痛，特致哀悼，并向你们及其他亲属致以衷心慰问，切望节哀。
张学良将军和我既是桑梓情深，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一生志在国家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民族。为了救国救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和杨虎城将军不顾集团利益和个人身家性命，力挽狂澜，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功在民族，彪炳千秋。
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特此敬挽吕正操2001年10月15日
其时，笔者赴内蒙考察巴丹吉林沙漠，特地先到北京，拜望吕正操。吕正操说：“这次张学良病危的消息一传来，就预感不妙，拟好了唁电。”并说，“他的子女给我发过电报，希望我转达张学良想回国办后事的情况，我了解他的心愿。我都转过去了。我觉得，他回来天经地义，我希望他回来。他本来也说是要回来的。现在成永远的遗憾了。”
谈及张学良的一生，吕正操说：“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始终如一！他一生从民族大义出发，志在振兴中华，实现祖国统一。”
张学良给后人留下什么？吕正操概括了12个字：披肝沥胆、忍辱负重、浩气正人。
日军曾在台湾设战俘营战俘死亡率是纳粹十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曾在台湾设立16处战俘营，囚禁4000多位来自东南亚与太平洋战场的战俘，其中包括英国、美国、荷兰等国被俘的最高军政长官。
台湾《联合报》消息称，当时由于环境恶劣，战俘死亡率超过10%，是纳粹德国战俘营的10倍。此外，日军还发出密令，如果盟军登陆台湾，就要把战俘杀光。
24日，台湾战俘协会理事长何麦克发表了演讲“他们是战俘，他们在台湾”。加拿大籍的何麦克旅台20多年，从1996年起积极投入“战俘营寻根”行动，多年来走遍全台，从不为人知的角落找出一个个战俘营的遗迹。他因此在2002年获得英国女皇颁赠的MBE勋章。
何麦克指出，对于战争暴行“可以原谅，不该忘记”，相较德国为纳粹迫害犹太人道歉赔偿，日方还从未对虐杀战俘的暴行表示歉意。
日本皇太子裕仁（日后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曾于1923年4月26日到台湾视察，图为学校学生手举日本国旗欢迎裕仁的场景。
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私刑和头皮饭：一个护士的见闻
福田迪60岁前宇都宫第一陆军医院护士枥木县
我是一个护士。一天，值完班从医务室回宿舍，中间路过新兵宿舍，那里传来很大的声响。我偷偷地看了一会儿。
一个班长之类的人物正在说：“这回体罚是给你们新兵一点颜色看看。”说着，他叫一个士兵的名字，“分开腿站，嘴闭紧了。”说着，连打了几十个耳光。那个兵摇摇晃晃地拼命忍着。“下一个项目，黄莺越谷。”几十个新兵来回来回去弯腰从床底下爬过去，再从床上跳过去。还让他们时不时地发出“咕—咕叽”的叫声。
完事了，班长说：“做下一项。知道怎么做吧？”小兵们一边呼哧呼哧地喘气，一边回答：“嗨咿。”他们把训练用的木枪交叉绑成格子门那个样子，摆到清理出来一块地方，假装是妓女云集的游廓，让新兵学妓女的样子，从格子中伸出一只手，说着：“当兵的，来玩玩呀！”新兵可能是害羞吧，声音很小。班长立刻喝斥：“声太小。大点声，让大家都能听见。”我吃惊得屏住了气。
我悄悄地离开，回到宿舍，为长官们残酷的做法，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早饭时，我在配餐室里，一眼看见新兵正在拼命地挠头发，把头皮抖到给长官盛好的米饭和酱汤中。看样子，给小队长和班长们送“头皮饭”已经成了惯例。终战那天夜里，长官们心情不好，把好多士兵集合在一起，殴打他们，到处都看见士兵在叫喊：“饶了我吧”。那个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烧死陈翻译官：中国人的眼睛
松ケ谷利夫67岁退休千叶市
昭和16年，我所在的小队驻扎在中国河北省府庄镇的一个村子里。那时候，我刚应召入伍两年。小队长A军曹有一个随身翻译，姓陈。陈翻译官以前曾经在大阪当电工技师，说一口流利日语，还带着大阪口音。他个头不高，脸圆圆的，很有人缘。
大东亚战争爆发后，陆军人事部从各屯军处抽调兵员，组成混合部队，被派到天津去占领英国租界。一天晚上，守备疏忽，我们的兵营遭到了共产党八路军迫击炮和机关枪的轰击。黑夜里那爆破火光很吓人。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敌人撤出战斗，转移了。
大概在八点钟的时候，陈翻译官像往常一样来上班。A军曹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把陈的双手绑到背后，百般折磨，非说昨天晚上的袭击是因为陈向八路送了情报。陈百般辩解，说昨天整个晚上都跟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一起，可A听都不要听。陈翻译的脸给打成猪肝色，肿了起来，A军曹就面对着这不成人样的囚犯，若无其事地吃他的早饭。
接着，陈给拉到兵营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当地人担心地从远处看着。我被命令推上刺刀，站在他身边守卫。A军曹朝农民喊，命令他们围过来。他当场宣布：为报复昨天晚上受到的攻击，以及惩罚陈的背叛，要把他绑在桩子上烧死。
排长右手提着手枪：谁要是想离开，他就一梭子甩过去。陈一直在哀告，他的双膝用绳子捆了起来，头朝下吊在柱子上。在他头下边，堆起了一堆柴，泼上了煤油。排长命令士兵点火。陈吊着，他的头和手臂向下垂着。
火焰升了起来，他的身子扭成一团，双臂乱舞，像是放在铁篦子上活烤的鱿鱼腿。这一景象延续了大约30秒，陈的烧焦了身体悬挂在浓烟里。在这残暴的景象前，当地人的眼睛里像是燃着愤怒的火。当他们最后把那尸身放到一块木板上抬走的时候，我看见他们在抹眼泪。
那时候，在中国人眼里，日本兵是可怖的“东洋鬼子”。后来我听当地人说，陈的太太也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成了孤儿。
我不愿相信“吃人肉”
志村登66岁制造商磐田市
读到“极端状况下的人类相食”的信，惊愕莫名。我也是经历了吕宋战场极端状态活下来的人之一，我不能不怀疑发表这封信的真正动机。
我相信，《军人敕谕》和《战阵训》深入士兵脑海，我们互相友爱，发誓同生共死，互相督促着不做违法悖理之事，尽军人的本分，正心诚意，直到灭私奉公、下定牺牲决心，为国战斗。当时我就听到“吃人肉”的传言，但战友之间的联系，比家族成员血缘联系要强得多。即使那是别的部队的人，一个兵吃另一个兵的肉……我无法设想这样荒谬的事会发生。因为没有时间反复思考，我都当它们是谣言。如果这样的行为出现了，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些脱离了连队指挥的、因为衰弱而神志昏迷、失去了分辨对错能力的人的干的。
无论人类变得多么野蛮，我觉得不能认为他们会像秃鹰那样吃腐肉。如果这样事发生了，那也是战争把一个人带到那么远，迫使一个人去犯罪。我的心里充满了对战争的仇恨。
我所在虎兵团被认是参加吕宋行动的最好的部队。我们以大无畏的勇气进行不屈不铙的战斗，成绩不菲。在战斗中，军纪严格，没有暴行发生。
伊豆南端，村民们用竹枪作战
下条哲60岁自由作家横浜市
昭和18年末，20多个美国人坐着两只小船，想从伊豆南端石廊岬海湾的浅滩登陆。嘿，这下子村里可炸了锅。婶子、大娘们天天训练，此刻正是用兵之际。大伙儿拿起竹枪，一起拥向岸边，也有拿铁锹和镰刀的：“来呀！上来呀！揍死你们！”“孩子他爹可在家呢！你们放明白点！”
女人们尖声叫喊，晃动着手里的“武器”，想到自己正在保卫大后方，斗志昂扬。连我也跟在后边，一手握着一块石头。敌方见此情形，十分惊讶，把船停在远处，向我方观望，暂无进攻之意。然后，忽然全体在船上站起身来，举起手大叫：“Banzai（万岁）！”并且用棍子挑起白布。“好！他们投降了，全都是俘虏。”有些大娘跑回家去拿绳子。
他们战战兢兢地上岸，一个人一边大打手势，一边说了好多话。村里人头一回看见外国人，当然什么也听不懂，神色紧张，一副戒备的架势。因为我在气象站工作，大家就把我推到前面，可是，我的英语水平不过是“鸡丝一丝盆”（This is a pen）而已，说不上话。好不容易听出他们说的好像是德语，于是把附近的医生叫来，终于弄明白他们是德国人，在这一带海面受到潜艇攻击，乘救生船顺着海岸来到我们这里。
这么说，是自己人。村里人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扑上去使劲握手，立刻开始筹备欢迎会。这时，一辆公共汽车来接他们，不知把他们送到哪去了。村子里的狗一边往车门的踏板上跳，一边拼命地摇着尾巴，倒好像是他们养的宠物似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白井成雄52岁公务员名古屋市
昭和20年春天，我在广岛，是个念小学六年级的“小国民”。学童疏散令下达后，我被送上疏散专列，由父亲陪着，乘山阳主干线列车往东走，投奔我们住在东北的亲戚。那时，广岛粮食缺乏，但还没有遭受直接轰炸。作为一个孩子，我对战争的悲惨还没有自己的体会。事实上，摆脱每天千篇一律的生活，长途旅行，我还很激动呢。
火车东行，快到明石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倒塌损坏的房子。我飞扬的情绪，也渐渐为忧惧所代。当我们看到神户沿海岸而建的狭长的市区，已经变成一条烧光的废墟时，我为这样的惨相惊呆了。但稍过片刻，我脱口说出的是什么话呢？把我受到的震惊隐藏起来，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竟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一位坐在我身边的和善的中年绅士平静地问我：“你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我答不上来，只好指着六甲山山腰几幢残留着的房子，犟嘴说：“瞧，那里还剩下一些呢。”他淡淡地回答：“那倒也是啊。”我们就没再交谈。我被那位绅士的提问弄的很慌乱，觉得挨着他坐很不舒服。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想法：“这人别是个间谍吧！”
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一个战争体验吧。战争让一个男孩子看到城市化为烧土，却说“没什么了不起的！”而怀疑一位有勇气看着焦土公开说出“太可怕了”的绅士是间谍。没有这种反常的心理，战争怎能推进。一旦战争爆发，很多人就变成这样的心理状态。当时的战争领袖把这种疯狂的心理美化为“勇气”。幼年的我则深信不疑。
谁知道怎么切腹？
志村勇作85岁退休东京
我们在横浜的房子遭空袭给烧掉之后，我被疏散到藤泽。正是在那里，7月6日那天，我收到红纸条儿，命我于7日下午一点到甲府东部第63部队报到。甲府6日也遭到空袭，甲府连队受到重创。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武器和装备给新兵，我们这支部队看上去像是七零八落胡乱拼凑的。
7月26日，我们到达房总半岛的千仓，开始修建城防工事。8月14日到长满芦苇和杂草的海岸，修建可供步枪和机关枪手射击的散兵坑。15日，我们分头回借住的老百姓家，路上听说了玉音广播。
8月19日，全体在小学校列队，兵团长说：“现在，我要教给你们如何切腹自杀。这里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一时间，我们屏住呼吸，现场气氛悲壮。一名大尉走上讲台，脱下制服和衬衣，用双手紧握住他的匕首，刀尖指向腹部。“停！”兵团长阻止了他。整个人群长出了一口气，紧绷着的肩膀也松了下来。第二天，我们接到转移的命令，连夜行军到达目的地。我那时是发薪员，借了一间澡堂，就着蜡烛光，给大家发了最后一次薪。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如何掌握“东三省军政大权”？
1928年7月3日，年仅29岁的张学良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在张作霖死后一个月，顺利接手东三省的军政大权。
那么，在张学良接班的问题上，张作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如何在自己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况下保证了张学良接班的顺利进行？
给张学良网罗一个团队
一个人想成就大业，单枪匹马肯定不行，得有人帮忙。这些帮忙的人，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团队，只有有了自己的团队，创业才成为可能。张作霖身边就有这么一个团队。
张作霖起家靠的是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一干拜把子兄弟，这些人成了张氏团队的早期人员，也是核心人员。在这个“保险队团队”的努力下，靠着几把土铳，从穷乡僻壤来到奉天这个大都市，又从奉天走向北京，走向全国，开创了威震民国的奉系，张作霖是其中的天然领袖。
可张学良呢？那可说是纯正的富二代，含着金钥匙长大。说张学良是公子哥，也没什么不妥。当别人还在学怎么骑马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要让这样的人去接班，难度不是一点点，可张作霖做到了！
张作霖明白，自己活着，大家还尊你张学良是大公子，可真等我故去了，人家会怎么待你呢！要想顺利接班，首要条件是接班人必须有自己的团队。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例子俯拾即是。李世民能顶着“杀兄弑父”的罪名顺利成为一代英主，关键是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等天策府十八学士的鼎力支持；曹丕之所以能在曹操死后成功逼迫汉献帝禅让，靠的还是曹丕跟着父亲曹操南征北战培植的亲信华歆等人。自小熟知三国、隋唐演义的张作霖怎能不明白其中的诀窍。
怎样才能让张学良拥有自己的团队呢？
有枪便是草头王。要让张学良接班，就得让他掌握军权，要掌握军权就得当兵。可真要把张学良派去当个大头兵，却是不大可能的，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先例可循，你见过历史上哪个太子、阿哥从小兵干起？还不是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亲王、郡王了。这种事，只有在西方的王室贵族中才有能，比如，英国的哈里王子就被派去阿富汗打仗。
在中国人看来，让子孙从大头兵干起总不是那么一回事。直接派去当高级军官，也不是没有先例。但在奉军那种讲究资历的地方，保险队的老人们是不会买张学良账的，结果是树立不起威信，和没去一个样。最好的办法是进军校，军校毕业后再出来当军官。一来，军校可以使张学良接受初步的军事教育，知道打仗是怎么一回事；二来，为将来奉军的改头换面做准备。当时的奉军匪气十足，官兵虽然枪法准，但军队作战毕竟不是打家劫舍。拿破仑曾说过：“两个马木留克兵可以对付三个法国兵，但是一百名法国骑兵就不怕一百名马木留克兵，而一千名法国骑兵则能击溃一千五百名马木留克兵。”军队作战讲究的是组织性、纪律性，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导致军事组织结构日益复杂。让一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去和那些德国、日本教官训练出来的军队打仗，那不是找死吗？所以，张作霖让张学良入军校也算是为将来奉系军队的壮大、发展，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做准备。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培养奉系集团的军事人才而专门设立的军事学校。入校的主要是奉军的下级军官。张学良曾自夸说，自己一进讲武堂就考了个第一。有些人认为这还不是沾了张作霖儿子的光。其实不然，当时讲武堂招收的都是奉军连排级军官，虽然挑的都是能识文断字的，但数学，物理学对这些人来说不啻于天书。而张学良自小文化基础比较好，能考第一确实不是因为他是东北王的大公子。
军校毕业后，张作霖并没有急着让张学良去当什么高官，而是“回锅”去当讲武堂的监督。本来讲武堂的最高领导人是张作霖，日常事务由教育长负责。但为了能让张学良参与到讲武堂的日常事务管理中，张作霖计上心来，特设了监督一职交给张学良。
自从有了张学良这个监督，讲武堂的事情基本上是张学良管。这样，从职务上来说，张学良与老师们是上下属关系，与学生就是师生情谊。我们常说黄埔军校是国共双方将领的摇篮，而东北讲武堂又何尝不是奉军军官的摇篮呢？张学良长期掌管东北讲武堂，对讲武堂的师生人品、才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是一个领袖人物成长的开始，也是一个接班人建立自己接班团队的基础。这一切全都在张作霖的计划之中。后来事情的发展也果如张作霖所预料的那样。随着奉军的不断扩军，大量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被充实到奉军各级部队当中去。而在人事方面，张作霖又放手让张学良做主，所以像日后比较著名的东北军将领如黄显声、许庚扬、牛元峰，甚至开国上将吕正操、万毅都与张学良有师生情谊。而当时在讲武堂任教官的郭松龄、何柱国等人也恰是在此时与张学良建立了特殊的友情。
这样，张学良就以东北讲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团队。
让张学良打出威信来
如果认为张作霖仅仅让儿子当个东北讲武堂的监督就能确保日后能够接班的话，那就太小看张作霖了。老谋深算的张作霖明白，在部队中立威的关键是能打仗、会打仗、打胜仗。一个娃娃兵，没上过战场，别人是不会服你的。
于是，在儿子还没毕业时，张作霖就从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中挑选了一个团的士兵，配属骑兵、炮兵、机关枪各一连，工兵、辎重各一排，组成一个超强的加强团让张学良率领去剿匪。剿灭几个土匪需要这么强的兵力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叫杀鸡用牛刀，保证只胜不败。张作霖的目的有二：一来给张学良树立打仗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太重要了，你总不能让一个人刚从军校毕业就去打败仗吧？万一打败了，弄不好，张学良一辈子不敢上战场，那张作霖的精心培养不是全白费了吗？二来呢，在奉军中立威，要让奉军将士知道，虎父无犬子，我张作霖的儿子也是凭本事走到这一步的。
张学良果然不负父望，剿匪马到成功。张作霖的把兄弟、时任吉林督军的孙烈臣极为识趣地公开通电：张学良在吉林剿匪指挥得当，作战勇敢，敬请提升为卫队旅旅长。张作霖推辞了几次后，就顺水推舟任命儿子为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当上旅长后，所遗团长一职就交给了军校教官郭松龄。这是张学良第一次把自己人推荐上来任职，也是打造自己班底的开始。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奉军一溃千里。张作霖眼看局面无法收拾，马上派人让张学良丢下部队赶快跑。要是连儿子都给吴佩孚抓了去，丢人现眼不说，接班人大计可就全玩完了！可没想到，张学良在郭松龄的协助下，张弛有度，打得有板有眼，最后还是在儿子的保护下才压住阵脚。这一下，奉军的老帅们真正的刮目相看了，再也不敢小瞧这个公子哥了。但这种令人刮目相看还是有保留的。为什么？虽然打了胜仗，可谁都明白，这其中郭松龄起了很大作用，你张学良到底有没有两把刷子还不一定呢。但在不久发生的郭松龄反奉事件中，张学良的出色表现则让所有人都闭了嘴。
郭松龄举起反奉大旗后，一路势如破竹杀向奉天。张作霖被打得没了招，把前线的一切事务全权交给张学良处理。张学良先是组织部队抵抗，成功地把郭松龄部队阻挡在巨流河一线，然后以情感联系瓦解郭部。因为郭部的军官大多由张学良提拔，张学良在前线一喊话，这些军官大部分自动放下武器。事后，张学良又力主对这些军官既往不咎，一概重新留用。这一手极其漂亮，虽然张作霖装模作样地大骂一通，声称要对参与反奉的官兵追究责任，但他心里也明白，真追究起来，奉军还打不打仗？所以当张学良提出所有军官一律留用的主张后，张作霖也就同意了。他知道：好人让儿子做了，这些人出于感恩，将来对张学良会更加忠心！
在这件事中，张作霖及奉系的老派看到了张学良的指挥作战能力和在军队中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从此再也不敢小瞧张学良。张学良自己也说：“我真正在东北军中树立威信是在郭松龄反奉后。”从此，张学良开始独当一面，张作霖也对张学良完全放权。
后来奉军和北伐军对抗，张作霖把所属军队编成七个方面军，其中嫡系三、四方面军完全由张学良指挥。虽然最后奉军吃了败仗，退入关内，但作为主力的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并无多大损失。在政治上，张作霖也开始让张学良适度参与。比如，张作霖退出北平，就把与蒋介石和谈的重任交给了张学良。
这样，经过一系列的历练，张学良在奉系乃至全国都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人虽死恩威还在
有自己的团队，有资历、有能力，但这并不成为能够接班的必然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是各方派系的支持，特别是实力派的支持。
任何一个军政集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大多分成形形色色的派系，奉系集团也不例外。在1928年，奉系大约可以分为老派和新派。老派中又可以分为以张作相、汤玉麟为首的一派和张海鹏、王永江、于芷山一派。前者跟着张作霖起家于八角台保险队，后者主要是张作霖在一次次高升的过程中加入的。虽然其中很多人也和张作霖结拜了兄弟，但毕竟属于外来者。新派主要是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陆大和东北讲武堂的土派和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洋派。土派早期以郭松龄为首，郭死后以张学良为首，洋派的首领是杨宇霆。
历史上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统治集团各派别争得你死我活导致分崩离析的比比皆是，为何奉系集团内部各派别却能达成妥协，一致支持张学良呢？那得从各个派系的具体情况分析。
先说杨宇霆为首的洋派。杨宇霆加入奉系后深得张作霖信任，历次奉军出关作战，杨一直担任总参谋长的角色，全权策划奉军的战斗。大树底下好乘凉，在杨的手下，聚集了一批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学生。他们人数虽少，但却担任奉军的关键职务，力量不可小视。但在郭松龄反奉中，杨宇霆为了一己私怨，怂恿张作霖枪毙了郭松龄，得罪了奉军中一大批军官，这些人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杨力量。所以在争夺最高权力斗争中最先被PK掉的就是杨宇霆。
再来看老派，其主要势力范围是地方行政，说白一点就是有钱。其中又以张作相等人最为重要，他们长期担任吉林、黑龙江等省的督军，势力盘根错节。按理来说，张作相是最有可能接张作霖的班。张作相长期追随张作霖，对张作霖忠心耿耿，而且一直担任奉系二把手的角色，让张作相接班是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事实上，事情也果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928年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发表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保安司令，张学良为奉天省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之职，并建议张学良担任“此一重要职务”。
张作相为什么自己不愿意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呢？首先，张学良子承父业继承“大统”乃当时天经地义之事；其次，张作相对张作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不想“乘人之危”夺权；再次，新派和老派矛盾深重，如果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内讧。洋派和土派虽然有矛盾，但在对付老派的态度上却是目标一致。老派在历次奉军出关中搂钱、占地盘，新派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却和自己没什么关系，这也是郭松龄反奉的原因之一。张作相虽然得到老派的支持，但并不容易全盘掌控奉系，弄不好满盘皆输。
在这种情况下，张作相分头说服老派们支持张学良子承父业，以维护奉系团结。其他老派人也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关内是蒋介石的北伐军，身边是狼子野心的关东军，局势危如累卵。凭自己手中那点兵力，如果处理不好，弄不好再来一次“郭松龄反奉”，大家都一起玩完。所以，他们也同意了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928年7月3日，夏日的阳光明媚，沈阳邮局的发报员向全国的邮局发出了一份“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电报。与此同时，在沈阳的大街小巷，也贴出了一张同样内容的布告。落款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张学良。
奉天的精英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他们有了新的领导人，一盘散沙的奉系又成了铁板一块。关东军司令部里那些虎视眈眈的军官们则恨得咬牙跺脚，本以为张作霖一死，东北肯定会因为抢班夺权出现大乱，没想到，张学良竟然异常顺利地接了班。
关东军的军官喟叹：人算不如天算，而深知内情的奉系元老们则说，有时候，天算也不如人算，雨帅（张作霖）可以瞑目了。
二战期间日本学界曾用“和寇”一词代替“倭寇”
似乎是有的人一听说“倭寇”，就立即在脑海里漠然地浮现出一副粗野的日本人形象，他们半裸赤足，腰佩大刀，横行海上，进行掠夺。但是这种倭寇形象与历史的真实距离很大。
作为了解“倭寇”真实形象的前提，首先必须弄清“倭寇”这个词是怎样产生、怎样使用的。
最早出现“倭寇”这一名词的史料，据愚见所及，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的碑铭。这个碑在鸭绿江西岸的中国吉林省集安县，它与所谓的《魏志倭人传》（正确地说应该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一起被认为是有助于阐明日本古代史的最重要的史料。这个碑的第二段有关于倭及百济与高句丽交战的记载，广开土王十四年甲辰（四O四年）条说：“倭寇溃败，斩杀无数。”不言而喻，这个记载并不是指与中世纪的倭寇同样内容的倭寇，它的意思可以说是“日本侵略军崩溃”。“倭”这个词指日本，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必须注意“倭”是来自外国的他称，不是日本人自身的自称，而且这个他称当中似乎多少带有轻视的感情，也可以认为相当于目前美国人、英国人鄙视日本人为“Jap”的称呼一样。
倭字的使用，一看中国历代的正史，就会更加明确。中国正史中载有日本传的有十五种。可是，“倭寇”这个词是在什么时候作为术语而固定下来的呢？据我的判断是十四世纪中叶以后。《高丽史》是李氏朝鲜时代文宗元年（一四五一），金宗瑞、郑麟趾等奉国王命令撰写的关于高丽王朝的官选历史书，共一百三十九卷，在为数很少的高丽史料中被认为是最珍贵的历丈文献，即就倭寇问题而言，也是给我们提供丰富史料的历史书之一。《高丽史》高宗十年五月条记载的“倭寇金州”这一文句，一般认为是倭寇在文字上的最初出现。高宗十年相当于日众贞应二年（一二二三），蒙古人入侵日本是这以后约半个世纪的事情。可是“倭寇金州”当然应该读做“倭，寇金州”，倭寇在这里还不是名词，因而不能理解为在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倭寇”的固定观念。
倭寇这个词成为名词的时间，中村荣孝的意见是高丽忠烈王四年（一二七八），但是我认为是在高丽忠定王二年（一三五O）以后，即《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朝鲜史料在记述一三五O年倭寇固城、竹林、巨济等地方时所说的，“倭寇之侵，始于此”，或“倭寇之兴，始于此”。这里见到的“倭寇”这个词的用法，显然是作为术语的用法，说明这个时期倭寇观念已经明确固定而为朝鲜人所意识到了。《高丽史》的记载，在写到日本或日本人的场合，并非全都写成“倭”，有时也使用“日本”这一称呼，“倭”还是带有点侮蔑的感情。“倭寇”这一术语必须理解为，是从外国文献中按照原文把外国人称呼的带有憎恶或侮蔑感情的外国语，移植过来未经充分审查研究就成了日本史上历史名词的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为不喜欢“倭寇”这个名词，曾经把它从日本史教科书中抹掉过，也有人用史料中从未出现过的“和寇”二字来代替“倭寇”二字，但是使用这种新造名词反而有使倭寇实情含糊不清的危险。最初使用“和寇”名词的好像是赖山阳，而忌避“倭”字，换上“和”字，反而会忽视“倭寇”的本质。
史料揭秘共产党情报员如何从蒋介石身边逃脱
郭汝瑰，黄埔军校五期生，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任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制定作战计划，不断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作为蒋介石身边“最大共谍”，直至1949年解放前夕，还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要职，最后时刻他是如何安全从蒋介石身边逃脱的呢？
引咎辞职提前脱身
党组织安排去西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分崩离析的绝境。
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不如还是引咎辞职，早日离开受怀疑的境地为好。
因此于1948年12月24日何应钦离职，徐永昌就任国防部长的机会，递上报告请辞第三厅厅长。但是顾祝同劝我打消辞意。他不知我真心是想趁机离开避祸，引咎只不过是饰词，所以还善意地留我。
另一方面我看见形势急转直下，迫切希望能够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奔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解放区。1948年10月以后，我曾一再请求任廉儒把我的心愿转告党。
任廉儒一直以川盐银行上海华山路办事处主任身份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经常来往于京沪之间，与我联络。任廉儒向上级请示后，来南京对我说：“汝瑰同志，你的愿望，党非常赞同。但经过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你与其到解放区，不如想法争取到大西南去。党组织认为，解放军渡江及扫平江南不会遇坚强的抵抗。但是蒋介石最后必然妄图巩固西南，西南必有一场恶战，到那时，你能想法举行起义，瓦解敌军，影响作战进程，其作用和影响不是比到解放区去更大吗？”于是，我决心再冒险争取带部队到西南。
一波三折再当军长
猜不透蒋介石心理
我又找顾祝同，请他给我照顾，让我出任军长。顾祝同一听，就睁大眼睛说：“汝瑰，这是啥时候，你看军事上节节失利，别的军师长早就想脱身溜走，你怎么还想当军长，这明明是自找苦吃嘛！即或你实在想带兵，最好搞个兵团副司令、绥区副司令之类职务，挂个名算了，别当军长去受罪罢！”
我见顾祝同劝我不当军长，我的企图就完全落空了，所以连忙提虚劲，慷慨陈词。“你一定要当军长，我就向总统请示看看。”顾祝同见我坚决效死的样子连忙这样说。
我见顾祝同允许我出任军长，非常高兴。但是我乐观得太早了，想不到还要经许多曲折，才能脱身。1月6日总统府第三局（军务局）的陆大同学傅亚夫向我透露，顾祝同签呈我任第十军军长，总统未批准。同天肖毅肃又告诉我：“总长签你任军长，原是总统的授意。”
听了这相矛盾的两个消息，我想蒋介石既疑心我，让我离开机要岗位出任军长，为何又出尔反尔，不肯批准呢？这必定是当军长也不放心我了。我想我只求离开，不任军长也得离开才好，以免受祸。
我正在绕室徬徨，无计可施的时候，胡琏1月10日到了南京，准备去见蒋介石，他再三邀约我任十八军军长，我心中有数，再三推辞。不料，第二天胡琏来第三厅对我说：“总统已批准你任十八军军长，望早日到职，重振十八军的军威！”
我听了不大相信，但是我猜不透蒋介石的心理，如果这是出于对胡琏的信任，则对我仍就是没有好感的，早迟会出问题。这支军队是蒋介石手中握的一张王牌，不仅不会开往大西南，反而随时会由现时驻防的浙赣路玉山一带撤往福建、台湾。如果担任这支部队的军长，不但党的任务无法完成，我可能也会被挟持到台湾。因此我眼望着这个“肥缺”，心中非常烦闷。
遇蒋介石朝令夕改
重建七十二军赴川
任廉儒叫我请求改调到西南的军队去，但这样作会引起蒋介石的疑心。我焦虑万分，束手无策！因而也想到早知共产党要给我这样的任务，两个月前我不该放弃四十四军军长了。
四十四军在碾庄被歼后，蒋介石为了鼓励杂牌军队替他卖命，就下令重建四十四军。我当时志不在军长，而是想到解放区。所以陈春霖得任军长，并早已开回四川整理补充去了。
现在，万万想不到，不愿当四十四军军长，却换来一个十八军军长！可万没有想到，1月21日林蔚告诉我：“蒋介石已免去你十八军军长，改任七十二军军长。”
七十二军军长原是余锦源，在随杜聿明撤出徐州后，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后来，余锦源率部投降，跑出来了一部分官兵。蒋介石于是命令重建这支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能担任七十二军的军长，我真是喜出望外，至于蒋介石朝令夕改的原因，我根本不愿深究。
委任一下达，我立即到上海告诉任廉儒，相互拍手称庆。于是，我迅速想办法重建和扩充勒七十二军。
2月4日，我把一切安排妥当后，带领参谋长许亚殷和军需王希尚，由上海乘飞机飞赴重庆。
二战后法国曾考虑加入英联邦
二战结束后，摆在法国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祖国。
1956年1月31日，以社会党总书记盖伊·摩勒为首的共和阵线政府宣布成立。当时，法国不仅面临极为严峻的经济困境，而且苏伊士运河危机也进一步升级。法国希望凭借英国的帮助，重新从埃及手中取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埃及总统纳赛尔一直在暗中资助分裂分子。
寻求帮助的方式很多，但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却显示，总理盖伊·摩勒的选择与众不同。他亲自前往伦敦，寻求与英国组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
盖伊·摩勒1956年来到了英国首都伦敦，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举行会谈。
英国内阁当时的一份文件对此进行了如下的记录：“当法国总理盖伊·摩勒先生最近访问伦敦时，他向首相提出法国与英国组建联邦国家的可能性。盖伊·摩勒先生还保证，尽管法国人民此前曾数次将国王送上断头台，但今后决不会这样对待英国女王。”
在今天看来，法国总理摩勒的这一举动简直会让所有法国人目瞪口呆。但在当时的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这一提议却并非是天方夜谭。
在资料档案中，人们无法确定摩勒所说的接受女王的管辖，到底是像其他联邦国家那样承认女王是他们国家元首，还是仅仅接受她为联邦的元首。事实上，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英国政府在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虑后，拒绝了摩勒总理的这一提议。
但是这位执着的法国总理并不放弃，他仍然在进行着尝试。另一份标注日期也为1956年9月28日的秘密文件显示，此后不久，艾登风闻摩勒又提议法国加入英联邦，这同样意味着法国接受英女王为国家元首。艾登回国后，与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讨论摩勒的提议。显然，艾登对这项建议非常热心，文件记录一名官员的话说：“首相在电话中向他谈了自己与法国人会谈后的想法，其中包括：我们应该立即考虑法国加入英联邦的提议；摩勒先生认为法国接受女王为国家元首没有困难；如果获得像爱尔兰在英联邦一样的地位，法国表示欢迎。”
面对这些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英法两国评论人士都有些瞠目结舌，但表现也有所不同。
英国人约翰·霍尔姆斯认为：“英法两国具有很大的文化差异，真正合并将非常困难。英国人非常重视繁文缛节，世界上的大多数行政体系都是他们设计的。而法国是一个非常优雅的民族，与法国人在一起，要显出生活的优雅。法国人在设计政治体制时，事实上也显示了他们优雅的浪漫主义。”
而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亨利·苏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明显有点语无伦次：“我真的有点结巴了，因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加入英联邦，接受英女王为国家元首当时不会被顺利接受。如果这一提议提出的时间距离更近一些，摩勒可能会落得被送上法庭的下场。”
法国律师雅克·米亚尔补充说：“我以前对摩勒先生的印象良好，现在我的看法要改变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似乎表明，法国总理决定忘掉他有关英法合并的奇特建议，法国档案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些记录。可能的原因，是英国决定了从苏伊士运河撤出以及对埃及的战事失利，因此所有结盟的讨论也告一段落。
日本为何要把长崎未爆原子弹送给苏联？
为迫使日本尽快投降，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军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事实上，美国向长崎投放的是两颗原子弹，但一颗没有爆炸，最后神秘失踪。这颗原子弹哪里去了？美国原子弹研制和生产的组织者、美国退役陆军中将格罗夫斯的回忆录，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退役中将透露真相
1945年7月24日，格罗夫斯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提出了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的4个目标：广岛、长崎、小仓和新泻，到7月底确定了其中的3个目标。格罗夫斯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确写道：“广岛是第一目标，小仓兵工厂和小仓是第二目标，长崎是第三目标。”为此，美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了3颗原子弹。
在轰炸广岛之后，8月9日凌晨，两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向小仓飞去。到达小仓上空的时候，天空中有大雾，肉眼根本看不到目标，飞机最终放弃轰炸小仓而飞向第二个目标长崎。
长崎上空同样是云雾重重，但是这一次飞机是不可能带着核弹返回的，于是临时决定采用雷达轰炸。当飞机做好了投弹预备的时候，空中的云雾忽然散开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清朗的大洞，飞机果断地把两颗核弹投了下去……
事后，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局估计约有3.5万人死亡，6万人受伤。格罗夫斯在事后听到伤亡人数时说：“这个数字比我们原来估计的要少得多。”因为两颗核弹只爆炸了一颗。
日本转送“无价之宝”
由于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偏离目标约2000米，所以另一颗未爆炸的原子弹，并没有受到损害，接到报告后，日军大本营立即派人将这颗没有爆炸的原子弹严密看管起来。
这可谓是天赐良机，日本虽然遭到了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但同时也因祸得福，得到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大本营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认为，日本目前已经成为战败国，要制造原子弹已不可能，而且帝国大学的原子加速器已遭到了美国飞机轰炸的破坏，要想挽救日本只有一条出路，这就是将原子弹交给苏联。
由于战局十分紧张，日军大本营立即派代表约见了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的苏联情报总局局长依瓦舒金将军，并表示：“如果原子弹为美国和苏联同时掌握，我们深信日本在不久的将来，定能重新站立起来并在大国之中占有适当的位置。”
苏联核弹震惊美国
从1938年底，美国、英国、法国和逃到美国的德国科学家们，经过了7年的艰苦努力，才造出了第一颗原子弹，为此美国动用了50万人，花费了23亿美元，这样巨大的开支对于刚刚在战争中恢复过来的苏联，显然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如此，格罗夫斯将军曾预言过，苏联要造出原子弹至少需要20年。但现在，一切都不必从头做起。
由于苏联已经从参加过美国原子弹试验的英国科学家法拉奇那里，得到了美国原子弹试验过程中重要的科技情报，又从日本人手里得到了这颗没有爆炸的原子弹的实物，加上苏联人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在1949年8月29日4时，成功爆炸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被惊呆了。
张国华：震惊印度朝野的中国战神
1959年8月，中印边境（朗久）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揭开了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印度军人的一死一伤，令新德里朝野哗然。
事情最基本的实质是：中方认为边界未划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内；印方认为边界已划定了（就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中共政府都未予承认的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象这样根本的分歧，凭双方火气冲天的来往照会事实上已无法谈得拢。人们不妨再参照另一宗事件——1960年7月，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在巡逻时不慎将一位前来洽谈盐粮交换的尼泊尔尉官击毙了，北京即向尼国道歉并赔偿5万卢比。而当时中尼的边界也并没有划定。中共的厚此薄彼，显然是对印方不假以词色，并随时准备以牙还牙了。
印度方面完全不在乎中方的态度，在边境上全面推进，广设哨所，武装巡逻也一再深入禁地。印方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很奇怪的是它并非源自真正的军事实力，而是本着一种虚幻的“道德优越感”。万隆会议后，最耀眼的光环是落到了和平使者尼赫鲁的头上，周恩来只是他的配角，连整个中国也只是排行第二的老弟并领受着印度的恩宠和提携。这当然不是笑话，印度其时是不结盟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中国因中苏和中朝的政治、军事条约，根本无缘挤进这一集团，只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何况中共正内外交困，国际社会的禁运和制裁犹未有穷期，1960年的中苏决裂及席卷全国的大饥荒，更令中国的国力降到最低点……
然而就在此时，印军先后在朗久和空喀山（边境西段）越界攻击，中共边防军虽一直奉命龟缩在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之后，并有与敌遭遇50米外不许打枪的规定，但对奔袭至眼皮底下的印军还是作出了火力回击（毙敌9人、俘敌7人）。9月20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对中方的尺冬哨所发动围攻。至10月中，中方已有47名官兵伤亡。中共中央及军委总部三天两头招集紧急会议，并都召来张国华列席。意气本有点消沉的毛泽东也抖擞起来，他显然乐见全党的注意焦点都从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中转移到一场迫在眉睫的对外战争之上。毛亲自主持中央常委会，作出了“自卫反击战”的最后决策。身经百战的张将军要重披战袍了。
绝地战将
张国华指挥的18军，在国共内战时与国军的五大主力“整11师”和“181师”都展开过血战。181师是西北军的精锐，于1947年被18军的前身部队所歼灭；整11师是18军的死对头，曾捉对厮杀多次，最后整11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
18军虽没参加韩战，但1951年还跟藏军会战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1960年底。可以说它是一支打仗年头最长的部队。但18军也不是没有弱点。初入藏时，毛泽东亲自许诺过驻军“三年一换”，不止一个“三年”过去了，丝毫不见换防的意思。加上内地家乡大饥荒，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驻藏官兵军心浮动已非一日。中央军委对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会上，贺龙元帅说：“如有临阵脱逃的，要象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徐向前元帅说：“要选兵选将，干部不但要军事上行，还要有政治头脑，要勇敢。”刘伯承元帅则说：“要明确，这次不是和他们的边防警察打，是和他们最好的、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骄傲。”
张国华表示有信心打赢。罗瑞卿总长问根据何在？张说：“敌人虽然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打过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没来过高山，我们却长年驻守高山……”
毛泽东则对着地图沉思，他说：尼赫鲁的底牌是以为中国不敢打他。然后毛指着地图上印军的据点，用湖南高腔说：“扫了它！”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已将决策通知了苏联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没表示反对，还对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受到了攻击，反击是很自然的事。至于美国，周恩来分析说，它不可能以很大的力量支援印度。
张国华受命后即刻飞返前线，在战前军事会议上，对首战之21平方公里作战范围里的2000多印军，张说：“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战斗团满员。”他指示，军区指挥所前进到麻麻，由他亲自指挥东段达旺方面的战斗。必要时副司令员一级的干部可以下到团里去加强。张将军又问西藏工委的侯杰，能否在24小时之内运送50车炮弹到前线？侯杰面有难色：“190公里呀！路况你也清楚……”张怒目一瞪：“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
侯杰指挥藏汉民工，马拉骡驼，攀过险峻的冰山绝谷，仅十多个小时就把军火送上去了。“军中无戏言”，我们可以看到，张将军这种灭此朝食的气概，对后来的战事进程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
巅峰战士
这时，中央军委的诸将帅对这场边界战争相当审慎，发出了“慎重初战”的指示。中国和印度打仗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印军实力怎样？谁也没底。估计没有国民党的主力强，但也不能估计过低，最好死猫当老虎打。军委的意见是，初战只打沙则一个点，围歼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作战方案。
张国华作为一位沙场悍将，又长年驻守西藏，此时内地的现实是国库空空，张将军只是从文件里知道个大概，作为一个戍边“节度使”，他事实上置身于最复杂和棘手的政治之外。而这时刚刚从“七千人会议”后缓过气来的稳健派并不想再惹太多的麻烦，与邻国开战毕竟不是一碟小菜，小打一下，见好就收，当为上上之策。但张国华并不这样想，他认为吃掉一个营，不痛不痒，要打就要把印军的王牌第七旅连锅端！
这一方案在前线指挥部也并非人人赞同，但张得到了政委阴法唐的支持。张谓：一般说来应先打弱的，但我们受地形限制，不如先打强的，吃掉主力，敌人就乱了，容易各个击破。张亲自点将从政治学院调回来参战的155团政委乔学亭也说：经侦察发现只打一个点部队拥挤，敌军还可能从两面侧射和出动增援，不如采取中央突破，穿插纵深，羌登、卡龙一起打。前指的其他将官认为，仗既然打大了，战役发动的时间就要推迟两天，好让部队作更充分的准备。阴法唐政委则坚决反对，他说我军一万多人已进入阵地，不动烟火，再隐蔽两天，容易暴露作战意图。张将军说：不能再推迟，要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
两种方案均电告军委，多数军头认为张国华是“冒险主义”，毛泽东却一言九鼎：“他是前线指挥，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张得到尚方宝剑，即掷下军令：要打的好，打的狠，打的快，速战速决，务求全歼，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打起来不受麦克马洪线的限制！
1962年10月20日7时，中方的炮火突然向克节朗的印军阵地猛烈倾泻。至9时30分，第一个据点已被攻克，被俘虏的印度兵果然还穿着睡衣。至晚8时许，克节朗战役结束。同一天，中共军队向东西长达21公里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发起了总攻，分多路向纵深快速穿插。
前线指挥部向前推进时，因山高路险，连骡马也不能逾越，警卫要用担架将发着高烧的张国华司令抬过冰峰山口，却被张斥退：“这成何体统！让战士看到了会有什么影响！”军事首长亲临战地视事，加上这时火线上出了个战斗英雄谢顺银，从班、排、连逐级上报，到张国华批准记功嘉奖，仅用了30分钟——全军士气大振！
22日，印军王牌第七旅全军皆墨，旅长达维尔准将被擒，另一准将旅长辛格被毙。在为期一个月的“自卫反击战”里，中方于边境东、西两段发动的二次战役和一些局部的战斗都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共歼灭印军三个旅，击毙、俘虏敌人7000多人，中方伤亡1460人，无一兵一卒被俘。
至11月初，印方在东北各邦（省）一片风声鹤唳，无兵可战之下，连交通警察也配发了武器，以死守危城。11月21日，中方突然宣布全线停火，并开始撤退到1957年中方实际控制线的20公里以后。
至此，中印边界战争已降下帷幕。战后，曾有印军高级将领说：张国华，中国的战神！
北洋水师三巨舰的最后归宿
巨舰：坚船利炮震惊日朝野
洋务大臣李鸿章兴建北洋水师之初，通过中国海关总司赫德向英国阿姆斯特朗造船公司购入用于近海防御的小吨位炮艇，俗称“蚊子船”，后又购进可作远洋作战的巡洋舰“超勇”与“扬威”。李鸿章对赫德其人与这家英国公司大为不满，由是将目光转向他处。
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命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在德国伏尔铿（Vulcan）造船厂以二百八十三万両银和六十八万両银的造价，督造两艘长九十四点五米、宽十八米、吃水六米、排水量七千六百七十吨、航速十五节的铁甲舰（Steel Battleship）与一艘长七十二米、宽十点四米、吃水四点八米、排水量二千三百吨、航速十五节的穹甲巡洋舰（Armour Deck Cruiser）。李鸿章亲为三舰拟题舰名——“定远”、“镇远”和“济远”，分别于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与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下水。军舰造竣之时，适值中法在越南发生战事，严守中立的德国拖延交货日期，直至中法停战议和，才将三艘军舰移交中国使用。
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接替李凤苞任出使德国大臣的许景澄来到基尔港，先是祭天然后登舰，为三舰船员饯行。三艘军舰共雇外国水手官兵四百余人。典礼完毕，军舰拉响汽笛，开始了驶向东方古老帝国的航程，于十月抵达天津大沽港。三舰为当时“世界第三舰”，仅次于英国“英弗来息白”号（Inflexible，长一百零四点八五米）和德国“萨克森”号（Sachsen，长九十八米）。一八八六年八月，北洋水师出访日本，军舰停泊于日本长崎港。大清国坚船利炮，引起日本朝野一片惊恐。日本军部遂以三舰为假想敌，加紧海上军事训练，寻找机会同北洋水师一较高下。
镇远：拆解展览羞辱中国人
近代史称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但中国拥有了真正的坚船利炮，却仍难逃丧师辱国的命运。这恐怕是李鸿章们所始料未及的。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镇远”舰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海域与日军主力遭遇，战斗十分激烈。管带林泰曾带领全舰官兵宣誓：“舰存与存，舰亡与亡。”配合“定远”舰作战，与日军五舰拼杀，重创日舰“西京丸”。“镇远”亦多处受伤，然仍一面救火一面抵敌。
十月十七日，“镇远”舰驶入旅顺港，不慎触礁受伤。这时旅顺船坞已被日军攻占，“镇远”舰致伤上千处，无处修理。林泰曾，这位访日时被日本海军界誉为北洋水师“宝刀”的大清海军将领，以“战局方棘，损伤巨舰”引咎含恨自杀，年四十四岁。“死之日，知与不知，咸为扼腕”。杨用霖接任“镇远”舰管带。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二日，部下推举他出面与日军接洽投降，杨用霖严词拒绝，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自杀殉国，年四十二岁。二月十七日，“镇远”舰被日军掳去，编入日本舰队，成为日本海军第一艘铁甲战列舰，参加过在神户举行的海军大校阅，服役日本海军十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六日被拆解出售。令人发指的是“镇远”舰所遗铁锚、锚链被日本政府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以此羞辱中国人。
一九四七年，锺汉波将军以联络官身份赴日，用“二战”期间被日军掳去的中国海关缉私船“飞星”、“隆顺”接运“镇远”舰受尽屈辱的遗物回国，一雪甲午之耻。但是国民党腐败，有人竟将“镇远”舰三百噚锚c链当作废铁卖掉。海军名宿曾国晟偶然在铁匠铺见到这批锚链，问明原委，长叹一声，于一九四七年七月投奔共产党，加入人民海军的行列。
济远：遭遇水雷海葬洋头洼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济远”舰护送兵船去朝鲜返航途中，与日本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浪速”在丰岛附近海域遭遇，展开激烈战斗。大副、二副相继中弹身亡，管带方伯谦驾舰西撤；水兵王国成、李仕茂以尾炮击退追击之日舰“吉野”。
在九月十七日的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居中，“济远”位于左翼。北洋水师旗舰“定远”中炮起火。与“济远”同处左翼的“致远”上阵掩护，中弹甚多；方伯谦驾驶“济远”退避，脱离战阵、返回旅顺。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方伯谦“实属临阵退缩，应即行正法，以肃军纪”、“若不严行参办，将无以儆效尤而期振作”。九月二十五日，方伯谦在旅顺伏法。林国祥接任“济远”管带，然在战斗中无所作为。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日军攻陷刘公岛，“济远”舰与北洋水师其余九艘军舰一起被俘，编入日本海军序列，林国祥被革职。
一九〇四年，“济远”舰参加日俄战争，驶向旅顺口海域。十年寄人篱下风尘辗转，终得脱离东瀛返归故里之机会，不意于十一月三十日被俄水雷炸沉于洋头洼海域，距旅顺西海岸一点九浬，水深四十六米。
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国家旅游局两次拨款三百万元，用于“济远”舰打捞工程。威海市文物旅游部门委托烟台救捞局救捞工程队和江苏海洋工程公司探摸打捞，共出水前主炮、速射炮、主桅杆、主锚、绞车、吊艇架等文物一百三十二件组，计三百余件，经保护处理，陈列于山东威海刘公岛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供人们参观凭吊。
定远：悲歌一曲自沉威海湾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中日两国海军主力在黄海遭遇，展开激战。“定远”舰管带刘步蟾指挥军舰英勇作战，“不稍退避”，重创日军旗舰“松岛”号。刘步蟾因功升任记名提督；提督丁汝昌负伤离舰，刘步蟾代理提督。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一日，“定远”舰被偷袭威海港的日军鱼雷艇击伤，搁浅在刘公岛东部浅滩上，进水严重。为防战舰落入敌手，丁汝昌、刘步蟾于一月十六日下令将“定远”舰炸沉于威海湾。刘步蟾目送心爱的战舰慢慢下沉，举枪自杀殉国，实践其“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年四十四岁。“定远”舰是北洋海军——中国第一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海军舰队——旗舰，吨位大、装甲厚、主炮火力猛，与“镇远”舰、“济远”舰一起，虽生命短促，却见证过北洋水师建军的辉煌，凝聚了太多的荣耀与悲壮。“定远”舰部分残骸，一八九六年由日本打捞。日本好战分子、退职香川县知事小野隆介出资两万日元（合今二千万日元），从日海军军部购得被视作战利品的舰艇残骸，拆卸大量材料，建造了一所名为“定远馆”的别墅。别墅大门以“定远”舰二十厘米厚的舰体甲板制作，上边依稀可见当年鏖战留下的弹痕。小野此举，目的不言而喻。
为使今人不忘历史、牢记国耻，二〇〇二年山东威海市斥资五千万元，由中船重工七〇一研究所以一：一比例，按“定远”舰原貌复制、再现清末北洋水师这艘旗舰的风采。二〇〇五年，纪念舰停泊于威海港北码头，与刘公岛隔海相望，成为威海市一道靓丽风景与标志性人文景观。“定远”，永不沉没的北洋水师“遍地球一等之铁甲舰”！
二战时期英国“战地甜心”
我们会再相逢，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何时，但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相逢，在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们会再相逢》
她已经92岁了。她曾是二战歌后、英国的“战地甜心”、英女王授予的女爵士，直到今天，她的传奇故事还没有结束。
70年前同名专辑荣登榜首
为纪念二战爆发70周年，唱片公司特地整理了琳恩的24首金曲，发行与70年前同名的专辑《我们会再相逢》。8月底，琳恩打败了包括U2、痞子阿姆等歌手，进入英国专辑排行榜前20名。此后一路高歌猛进。
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定于今年10月举行一场特别宴会，以纪念琳恩的杰出贡献。回顾过往，琳恩于1959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1975年被授予“高级英帝国女勋爵士”。2000年，她入围“20世纪精神”评选。
电波传情读信解乡愁
薇拉·琳恩原名薇拉·玛格丽特·韦尔奇，1917年3月20日出生于伦敦东汉姆地区。1935年，18岁的薇拉开始在电台演出，不久后开始录制和发行唱片。
她的第一张独唱唱片发表于1936年，名为《爬上贝德福德郡的伍德山》。在为生计奔波的十多年里，在小俱乐部担任歌手的琳恩籍籍无名，但不久后随着战争降临，琳恩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1939年，琳恩遇见了日后的丈夫，单簧管手和萨克斯演奏者哈利·李维斯。也就是在这一年，二战爆发。琳恩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自己的电台节目，叫做《Sincerely Yours（你忠诚的）》。在英语中，这也是写信结尾的固定用词，这在“家书抵万金”的战时很能引发人们的共鸣。节目里，她经常会朗读妻子写给远赴前线的丈夫的信，被视为士兵与妻子沟通感情的桥梁。琳恩还去探访医院，采访母亲和妻子们，并将她们的话通过电台电波传递到海外的英国军营。
她的歌声相当于四个陆军师
1942年，薇拉推出了《We'll Meet Again（我们会再相逢）》，同时也出演了同名电影。“我们会再相逢，不知道在哪里，不知道在何时，但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相逢……”这首歌凭借充满乡愁的歌词一时间风靡整个战区，成为战争期间的标志性歌曲。而一首《多佛的白岩壁》最为鼓舞人心，因为当时这片海边岩壁正处在德军炸弹的阴影中，时刻面临被敌人侵占的危险。她因此被称为“战地甜心”。
整个二战，她曾在埃及、印度、缅甸等国家为英军军营举办小型的户外演唱会，相当于现在的歌友会，深受战士们的喜爱。战地的条件非常艰苦，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慰问士兵，所以琳恩的战地行更使她成为士兵们心中当之无愧的偶像。丘吉尔曾说，琳恩相当于四个陆军师的力量。
战后，薇拉的歌唱事业没有止步。她的《再见，甜心》成为第一首在美国音乐排行榜登顶的英国歌曲，并停留了九个星期之久。1954年，琳恩参与填词的《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一曲成为英国冠军。
为“被遗忘的军队”带去勇气
二战期间，英国曾派出一支军队到缅甸与日军作战。由于当时的欧洲战场已经焦头烂额，人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到这支远征军上，他们成了“被遗忘的军队”。
但美丽的“战地甜心”没有忘记这些勇士，1944年，薇拉前往缅甸向他们致以慰问，极大振奋了士气。
琳恩在缅甸停留了3个月，与士兵们艰苦与共。她还记得，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灯光吸引了无数昆虫，团团围绕她飞舞。琳恩为军队带去的勇气无可估量。一名士兵说：“能在前线见到她，我感到充满力量。”
八国联军高官担心觉醒中国向侵略者复仇
造访清朝皇室的墓园
离了涞水县城，我们上马往皇陵去。脚下的路老是往高处升，久不曾看见的天边远景，这时忽然朗朗地闪开，那起伏着的像城堞样的山峰，在我们的头上写着美丽的紫色。前面是一片长满林木的小山，葬在那古木林里的就是中国清朝的皇帝。
进了林子，景象便益发来得幽静和深黯，但也有和其他禁地相反的地方，即是此地并没给城垣缭绕住。这大概是因为禁令已经很严，就是擅动一草一木都得处死，自然不怕有人敢闯进来了。林内的树木都是百年以上的松树和柏树，在这种深林里走着，便像走到大礼堂里的穹窿下似的，令人自然而然地说话都放低了嗓子。
林子的周围大到二十公里，但安葬在这里的只有四个皇帝的遗体，当今的听政太后和皇帝，将来也将葬在这里。太后的生圹已经开工多年，皇帝的墓地则只立得有一块做标记的牌记。至于其他已在地下长眠的皇帝，和将来也要睡入土中的皇帝却又是另葬一处。因为天子的陵寝所在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幽静地面的。“世上无双的胜地”
皇陵布置的方式在中国是传统不变的。要往陵内去，开始总得走一段长到半公里的陡峻坡道，这大概是择了骤然高起来的小山建成的。走上这御道的进口，穿过几处长着苔藓的牌楼，接着便走到横在人造水溪上的三座白石拱桥，中间的一座是专为死皇帝的入葬和活皇帝的献祭而设，余人都应打两边走过。
过了桥，前头有一座朱扉黄瓦的殿宇，殿基四角各竖得有一根白得如象牙样的高柱，柱顶各蹲着一只怪物，张口像在朝天发吼。殿内立着三座大碑，自是记述葬在这里的皇帝生前种种功德的。天是宝石样地一片深蓝，日光从白色的云里晶亮地洒出。路上遍布着很厚的落叶和苔藓，简直听不着马蹄的声息，这旷绝的情调，令人只觉得这里是世上无双的胜地。
一面走路，一面便想起今日之游颇不容易。这暂时开放的皇家坟场，在联军退出中国之后，无疑又会严厉地禁止外人滥入，或许到联军再来时才会终止。在这样的时期里，这庞大的黄国或许将会根本坍塌了，然而，这犹然能够迸发怕人的强力的国度，不会从它的千年老梦里惊醒转来，不会拿起兵器来图谋别样的报复吗？
我的天，假设有这么一天，中国弃掉它的为受佣贪利而来的强盗兵，把国内百万壮健、朴实、武艺精强而傲岸不知畏死的青年，组织训练起来，再拿上我们近代毁坏性的武器，这是怎样一种可怕的军队！用了这种军队来图谋反抗，这又是怎样为我们所不敢想象的报复！想一想联军在这里粗鲁地种下的仇恨种子，这便真是很有可能的事呀！
随葬的珍宝逃过一劫
越过偏殿，再走过两三重铺着白石的天井和缭墙，便到了洞然广漠的中央大殿。那矗立着的红漆描金殿柱，在半晦暗中形成庄严皇大的气象。但是，殿内一切高华贵重的物品却早给人劫去了，现在还仅存着的少数，是经过我们的军官重新收集，才不致于完全失丧。就为这事，我们的两位军官还受了清帝的赦赐恩典，这也是这场非常之战中的一段逸话。
那巨大的皇坟便在这祭殿的后面，一座崇高的山陵，中国人却会像割一块糕饼样地随便切开，然后在地下开掘隧道，再把用厚重的柏木制成的金漆棺材盛着死皇帝的遗体放在隧道的底里，然后这隧道的窟门便给一种围屏样的东西永远封闭，围屏是用彩釉制成，正方形，纵横约二十码，绘着云龙荷花之类的花纹——中国每个皇帝死后的葬法都是这样。
走到这瓷屏前面，我们旅行的终点便算到了。听说，在这“天子”的地室里，似乎是有大量金银和珠宝愚蠢地堆集着的。某有势力的中国古董商就曾向我们献策，说是只要联军威胁要掘发这陵内的任何一座坟墓，便能使太后和皇帝柔顺地服从一切要求。幸而，为了我们西方的光荣，联军中没有谁愿意采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封闭隧道的瓷屏也安然无恙。睡在这墙后的皇帝或许不能不忍受周近“蛮军”的鸣号和击鼓，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都是能够一似从前地，伴着自己的财宝悠然安卧的。
第二章
《辛丑条约》签巨额赔款民众组织国民捐运动
1900年庚子事变，外国列强对中国武装入侵，最终以《辛丑条约》的签订而结束。《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偿列强军费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厘金等税做保证。在这种情形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先在北京地区由《京话日报》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为晚清史涂抹上了一层厚重的爱国色彩。
国民捐运动的缘起
国民捐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是《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彭翼仲（1864—1921）名诒孙，字翼仲，别署归寄道人，祖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却在北京长大。他出身于世代清华的诗礼簪缨之家，先世即以科甲盛于吴中。康熙年间的侍讲学士彭定求、乾隆年间的兵部尚书彭启丰，曾以“祖孙会状”在当地传为佳话，苏州城内葑门附近的三元坊，就是他们家的。彭翼仲的祖父彭蕴章，官至咸丰朝的武英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领班，他的伯父彭祖贤官至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也都是显宦。
彭翼仲曾经下过7次考场，始终没有得到过多大的功名，只当过通判一类的八品官。丁母忧后，弃官不为，客居北京。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他生活无着，曾经被迫流落在社会底层，因而对下层人民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同情他们的疾苦。由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他受到过洋兵的欺侮，深感国破家亡之痛，在联军撤退以后，即决心以办报来唤起民众。他先后办过3种报，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始于1902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始于1904年8月16日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1904年农历十一月出版。《京话日报》是彭翼仲所办3种报纸中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对象，日出铅印一小张，设有演说、紧要新闻、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宫门抄、电报、小说、时事新歌、儿童解字、来函和商情广告等栏目，间刊插图。“演说”相当于今天的社论，主要是发表重要的言论。这家报纸曾经停刊过两次，第一次出版到1906年9月29日被查封；1913年9月在彭翼仲主持下恢复出版，只发行了20来天就又因得罪了袁世凯，被再度查封。《京话日报》的第一大特色是散发着强烈的爱国情感，并且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有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梁漱溟的父亲和彭翼仲交谊甚厚，因此梁漱溟得以亲历国民捐运动的全过程。对于国民捐运动的起源，梁漱溟晚年作过这样的记述：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4.5亿银两，莫如由全国4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翼仲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即是鼓吹国民捐的“演说”。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200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5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700多两。于是一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赔款言明4.5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9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也加捐，西也加捐，各项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4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国民捐运动的发展
张仲元投捐以后不几天，又有一位响应者，是一位旗人，名叫崇普，吃5两钱粮的护军。他说自己祖祖辈辈吃国家钱粮，就是把手足捐出去也是应该，并将一两有余的一小块银子交到报社暂存。这位捐款者似乎很怕别人笑话，一再声明：“诸位可别笑话我，我实在是个糊涂人，所以要做这可笑的事。”
看到了人们的热情，彭翼仲和王子贞立刻着手制定章程，从8月9日开始分4天刊登在《京话日报》上。《国民捐简章》共分16条，对定名、劝导、收捐等都作了规定，国民捐的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在劝捐的形式上，《京话日报》专门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4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数。由于认捐一天比一天踊跃，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426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50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
在报上刊出的认捐人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达官显贵，他们的示范作用不容小觑。以庆亲王为首的5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其中庆亲王奕劻捐银5000两，鹿传霖、瞿鸿禨、荣庆、徐世昌、铁良各捐银1万两；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吉林达将军自捐1万两，还募集了4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1万两；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
口头宣传是国民捐运动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京话日报》在京城内外开办有许多阅报处，讲报人利用这个平台广为宣传。此外还有很多热心人帮助宣传，比如“武强县知县杨太令登县城内戏台演讲国民捐。并说创议国民捐的意思名为还国债，其实是各人还自己的债，并不是给国家聚敛民财。愿大家生爱国的热心，本官也不能勒派。听的人无不感动，各村正副董事一起办起来了。”（《武强县登台演讲国民捐》，《京话日报》第569号）
官员的鼓动应该具有比较大的说服力，普通百姓的演说也有不俗的效力，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公众演讲国民捐的好处。“固安县财神庙，新近开台唱戏，四乡来听戏的人，真真不少！本地志士王钰见这些人聚在一块儿，很是个好机会。趁着这个当口儿，正可以演说演说，叫他们也明白明白时事，心里盘算得很高兴。等到歇了戏，他就登上戏台，抖起精神来一演说，说的人人要落泪。后来就提到国民捐，大家无不感动，连庙里的和尚带做工的苦人，全要认捐，其余的人也就不待细说。请看演说的力量，效验大不大？可是有一节，演说也得有学问，随便瞎说那还是不中用。”（《登台演说》，《京话日报》第398号）这个王钰志士的演讲才能很是不错的，居然能够让和尚、苦工都来捐款，可见当时社会舆情之一斑。
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起，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设立捐款总经收处，开始正式收捐。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1906年9月29日），《京话日报》因《中华报》刊登《保皇党之结果》的报道受到牵连而被清廷警务部查封，彭翼仲被发配新疆，国民捐运动逐渐消沉下去。《京话日报》被封前1个月，北京户部银行共收捐银36万两，后来有的按规定退还本人。但到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里还有国民捐款90多万两。
国民捐运动中的感人事迹
从《京话日报》的新闻中，我们能够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下面就摘抄两则来自直隶省境内的消息：
1.自费印刷宣传国民捐
有一位李君，自称李凉心（凉、良同音），也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君子。按着字面上说，李君的心可是凉透了，他所办的事却比说空话的人心更热。自从看了八月初四日的演说，把那张报纸拿到刷印局，重新印了一百张，印刷局多送了他二十三张，凡印此等物件，不能多算工价。跑到各铺户去送人，有爱看的，有不明白他的用意，回复说不看洋报的。李凉心苦口傻劝，劝醒了的也有好几位了。可惜手中钱少，不能多印，散一张要得一张的益处，除非先用口说。可见天下的事情绝没有容易办的，不但无自己的便宜，外带着还得赔钱。办一件好事，必得出几个大傻子，机灵鬼儿都检现成的办，并且还是一毛不拔。（《心血不凉》，《京话日报》第415号）
这位李君是保定人，他把印有《普劝四万万同胞努力报效国民捐》的报纸自费印刷出来，并且苦口婆心地劝说人们报效国民捐，确实很感动人。
2.老农自认国民捐
固安县有一个老农姓潘名耀宗，并不认识几个字。听见国民捐的事，特意来京打听。据说在家听说此事，官不压制，差不经手，随心量力，大家还大家的债，心里实在喜欢。近新典了一项地，算计着每年出产总有一百两银子。情愿把这项钱报了国民捐，并愿年年捐一百两，认捐五年。天下的事勉强存的总不自然，像潘耀宗这五百银子，又谁来勉强他呢？出在一个不识字的老农，可敬又可敬呀！（《老农仗义》，《京话日报》第423号）
一个不识字的老农，自愿捐出5年的土地出息，公心自然值得表彰。如果天下人都像他那样仗义，国民捐的事情可能会办得更好。
另外，涿州在监囚犯亦有31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可见国民捐运动的影响之大之远。上海吴芝瑛女士有感于北京国民捐而兴办女子国民捐，并号召全国女性各立分会，称“赔款一日不了，此捐一日不停”。吴芝瑛女士的母亲也来支持女儿，创办山东女子国民捐。这些普通人的热情足以令今人感动，没有强制，没有命令，只有那一份份的满腔热情成就了国民捐的巨大成功。
国民捐运动中的不和谐音符
国民捐运动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质疑、反对、挑唆等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多多。一般情况下，对国民捐持反对态度的多为乡下的恶劣士绅和农民，借着乡下风气闭塞的环境把持舆论，迷惑乡民，给国民捐运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城内有一位热心的志士朱九丹倡议劝办国民捐，并立演说收捐处。自己首先捐银40元，邀请村中几位正绅，分任劝导的义务。事情初有点眉目，就出了一个劣绅，绰号人称土圣人。素常把持公事，鱼肉乡里，最喜与新学反对。他就在各村镇散布谣言，说是你们要上外国捐吗？真是糊涂极啦，本村修庙迎神许多的善事全不肯捐，为什么你们全捐在外国去呀？如果给外国捐一元，本村必须捐十倍才对，这种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好厉害呀！好厉害呀！乡下的愚民知道什么，土圣人一句话真比上谕还要紧，顶好的善举，被他几句话破坏了，你说可气不可气，可笑不可笑！这种小人到处都有，我敬劝直隶的同乡，我警告热心志士，千千万万想法子防范这种人，国民捐才能够办起来，国民捐才有个告成的日子。（《请看永清县的土圣人》，《京话日报》第626号）“土圣人”就是把持乡里的一个典型。可话说回来，他为什么能够得到好多村民的支持？恐怕跟村民的视野狭窄、唯恐上当的心理有关。
文安县胜芳镇（今属霸州市——编者注）是京南有名的地方，富户大商实在不少，可惜没人劝导，多半都是顽固。有两位绅士认了点国民捐，心想着提倡起来，别人必然都肯认。却没有想到乡民不明白国民捐的意思，反笑话他们是冤大头，传遍乡村，当做笑话，说这两个人白扔银钱，可怜不可怜！二位绅士，若有热心的，非赶快提倡演说不可。（《乡人糊涂》，《京话日报》第634号）
乡民的愚昧才是最大的隐患，他们不能够理解国民捐的益处，只是从自己的狭隘思想出发考虑问题，使得开明绅士也无法起到好的带头作用。
此外，有些官员用命令方式劝捐，引来民众的怨怒。例如，河南府永宁县知县不仅不给民众讲道理，专用压制手段，还借端勒派，引起百姓围城事件。再如，北京镶黄旗汉军的国民捐一律从饷银里扣，官员扣了也不交给银行，兵丁很有怨言。所有这些，都对国民捐的声誉产生了不良影响。
国民捐运动是晚清时期一次规模较大的自发性的国民义务行动，尽管当时还没有“公民意识”这类的词语，但是这场运动还确实称得上是公民意识的集体觉醒。从总体效果上评价，国民捐运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尽管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彭翼仲功不可没。
李德裕主持下的唐朝与回鹘的最后一战
关于唐朝与回鹘的最后一战，《旧唐书·李德裕传》这样说道：皇上令宰相李德裕草诏，指挥大将刘沔、石雄急击乌介可汗于杀胡山，大败之，迎太和公主还宫。
20年前。
穆宗初立（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回鹘的崇德可汗派人来唐朝迎娶太和公主，用骏马两万匹、骆驼千匹为聘礼。
太和公主是穆宗之妹，也是最后一位和亲的唐朝公主。
她嫁过去才三年，崇德可汗死了。
根据回鹘的风俗，公主又先后成为彰信可汗和特勒可汗的妻子。
公主在塞北大漠度过了将近20个春秋。曾经称雄一时的回鹘，此时已经如长河落日，渐渐沉沦。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为黠戛斯所败，牙帐斡耳朵八里被侵占。那一年的冬天，风雪交加，牛马僵毙，强盛的回鹘汗国竟然转瞬崩溃。
回鹘十五部迁往西方的葛逻禄，可汗牙部十三姓奉乌介特勤为可汗，南下河套地区，要求内附。
击败回鹘人后，黠戛斯俘虏了太和公主。不过，因为骄傲的黠戛斯人自称是汉朝李陵的后裔，与李氏唐室本为一家，遂派使臣将公主送回长安。
中途，乌介可汗派人截下公主的毡车，如获至宝，向长安索要粮食，因为他手中有大唐的公主。
此时，文宗病死，武宗即位。他召集群臣商议。宰相李德裕说：“安史之乱时，回鹘为本朝立下大功。今日他们国破家亡，穷途来归，当济以粮草，徐观其变。”
武宗深以为然，借乌介可汗米三万石。
俄而，乌介可汗度过饥困，野心渐起，率众进逼雁北的朔州、云州一带。李德裕以河东节度使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书信，寄给乌介可汗。
在信中，他给乌介可汗指明两条路：一条道路是重返斡耳朵八里，和黠戛斯一争长短；第二条道路是效法汉朝的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来京城拜见天子，彻底归顺。如果两条路回鹘人都不走，还有一条道路——死路。
谁将为李德裕完成这雷霆一击？《旧唐书》的答案是：“孰称善将？刘沔、石雄。”
刘沔年少时，是名将李光颜的帐中亲将。元和末，李光颜率军征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用刘沔为先锋。吴元济有一支“骡子军”，最为劲悍。刘沔则毫不畏惧，每次与“骡子军”接战，必冒刃陷阵，斩下敌人的累累首级。
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平定后，刘沔随李光颜入朝，历任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回鹘南下，朝廷以太原为边塞重地，移刘沔为河东节度使。
石雄曾经是徐州军的一名牙校，勇冠三军。节度使王智兴为徐州人憎恶，欲逐之而拥立石雄为帅。工于心计的王智兴，借口石雄立下战功，请朝廷授其为一郡刺史。朝廷征召石雄赴京师，王智兴随即杀害了与石雄平素关系密切的百余位将士，又上奏朝廷说，石雄煽动兵变，请行诛戮。如果不是文宗知道王智兴阴毒，又赏识石雄的勇气，他已经死在刑场上了。
几年后，河西党项族叛乱。文宗将石雄从流放地召回，派他去刘沔军为裨将。石雄果然是个英雄，在沙场上屡立战功。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正月，乌介可汗率众逼近振武城，立牙帐于城外。
这时，河东、幽州的唐军已经奉命前出至边境附近。
河东节度使刘沔遣麟州刺史石雄帅沙陀族朱邪赤心部、党项族拓跋部三千骑，长途奔袭乌介可汗的牙帐，自己率主力跟进。
当时，天边一芽细细的上弦月在黑云中时隐时现，寒风如刀，吹过沉沉的大地。在这样寒冷的黑夜里行军是很难被发觉的。
日出时分，石雄率部悄然进入振武城中，他登上城楼，倚着雉堞，朝城外的旷野望去。回鹘军营中有数十辆毡车，车前人影隐约晃动，他们穿着朱衣，看上去是中原人士。
斥侯探听得知，那就是被乌介可汗胁持的太和公主和她的随从。
石雄派人潜入公主的营帐，说：“公主到了这里，就是到家了。不久，唐军将进攻回鹘军，请公主留在帐中，千万不要惊慌乱跑！”
气氛紧张的白昼很快就过去了。
入夜，疲惫的回鹘人在帐篷里酣然入梦，只有太和公主的帐中，有人在焦虑和恐惧中等待决战时刻的到来。
突然，地面上传来轻微的沙沙声，仿佛蚕儿在夜里咀嚼叶掌。
原来，石雄率人在城中开凿十余条地道，蜿蜒着向回鹘军营前进。天色将明时，地道已经抵达回鹘的营门。石雄引兵直出，扑向乌介可汗的牙帐。
顿时，炬火烛天，鼓噪动地。“杀啊！”石雄疯狂地吼叫着，用陌刀划破了第一个帐篷。他身后的将士同声应和，在闪亮的刀剑下，回鹘人如同草原上的枯草，被一排排地砍倒。
在几名卫士的扈从下，乌介可汗杀出一条血路，丢弃了辎重，也丢弃了数万名垂死挣扎的将士，向杀胡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子罕山）方向奔去。
几天后，石雄在杀胡山追上了乌介可汗，乌介可汗身中枪伤，再次侥幸逃脱，向东北的极漠深处遁去。
不久，乌介可汗为部下所杀，回鹘亡国。唐朝与回鹘的恩恩怨怨，至此了断。
太和公主的毡车，在石雄派来的甲士簇拥下取道南回。经过已经沉寂的战场时，公主暂时停下了她的脚步，就为了再看一眼上万具的回鹘人尸体。
片刻之后，公主的车又一次起程，摇摇晃晃地行走在开满鲜花的原野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返回长安不久，她便因病去世了。
参与杀胡山之战的沙陀族与党项族，趁回鹘败亡之际，填补了其在河套地区的空白，此后，前者建立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后者则在北宋时期建立了西夏。
日本战国时代的“众道之爱”
一个风雨潇潇的夜晚，他们俩闲坐在源五兵卫的小房间里，一起吹起横笛。也许是因为今宵格外冷清，合奏的笛声也因景生情，显得分外凄凉。透窗而入的冷风掠过梅花送来的香气染在美少年的长袖上。绿竹随风摇曳，巢中鸟儿惊恐得飞来飞去，拍打翅膀的声音听来令人十分忧伤。灯光变得黯淡昏黄，一切都摆出一副听其自然的样子。他们尽情地倾谈，含情脉脉。源五兵卫觉得八十郎可亲可爱，于是萌发了人世间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愿八十郎的媚姿永远不变，永远是留着额发的少年。”
这是井原西鹤《好色五人女》中《源五兵卫的故事》。凄美艳丽的同性之爱，在这里唯美到了极致。商人子弟源五兵卫，他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号称“绝代美男子”的八十郎，八十郎美得“宛如最先绽放花蕾的单瓣樱花”。他们神魂交融，“舍生忘死，情深意切”。不料在这一夜的极尽欢娱后，清晨醒来，发现八十郎突然夭亡。源五兵卫悲痛欲绝，“我要祭他三年才行，三年之后的今天一定到此以结束我这晨露般转瞬即逝的生命”。
源五兵卫削发为僧，隐居深山，途中遇到相貌酷似八十郎，美貌更甚于八十郎的贵族少年。两人携手，不意少年亦早夭。因情爱至深，少年的幻影甚至在源五兵卫归来时出门相迎。两个深爱的美少年相继离去，源五兵卫对人世心灰意冷，归隐深山，整日与两个亡灵的幻影相伴。直到后来，一个热情如火的商人之女追随他来到深山，用世俗之爱再度点燃了他对人生的欲望，他历尽曲折后继承了大笔的财产。这个故事到后来不免俗气了，只是文笔落在他与美少年的生死之恋时，真是异类而又绝色。
美少年之爱，是日本文化中的传统。“高岭之花”，便是赞美精于剑道的美貌少年武士。菊与刀象征着崇美与尚武，菊花之约同时在传统上也是男人之间爱的约定。还未成年的花季美少年，他们的额前还披着刘海，称为若众。与他们发生的同性恋爱，便是众道之爱。对于素来追求形式的日本人来说，茶道、花道都恪守郑重其事的礼仪，众道亦是如此。武士道曾经明言：“武士之于武士的爱要唯一，一个武士有权利以背叛者的鲜血洗净崇高的武士爱所受到的玷污。”众道延伸着武士道的忠诚信念，是深具武士尊严的爱。
众道之风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现象始于平安时代，据说是由日本僧侣从大唐传回。那个时代的《源氏物语》中有着泛滥的爱情与性，却并没有男性之爱。可见初起之时，并未成为风俗之盛。镰仓幕府时代，众道成了上层阶级的风雅之癖，直至战国时代蔚然成风，和武士道精神合流。
那时战争连连，征战不休，武士们远离家小。长年的寂寞孤独，更助长了此风的盛行。上杉谦信好娈童名声极响，德川家康的四天王里就有井伊直政、本多忠胜好此男风。夫妻间的信任与爱，因为政治联姻的微妙关系，常常使大名们心存疑虑，生死之交便完全依赖于男性之间的感情。那些美貌的少年，在将军、大名、武士身边作为侍童，也称为小姓。娈童只是少年时代的情事，他们很快便会在主公的宠信下拥有独立的政治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继而凭借战功，升为武士甚至大名，成为主公最亲密的伙伴与战友。织田信长的大将前田利家，十四岁时成为织田信长的贴身侍童，很受宠爱，后来屡建战功，成为大名。随着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曾经的侍童们升迁、成家、立业，往日的感情继续铺垫着忠诚的基石。日本传统向来标榜男人与男人间的情义，在武士道精神的熏陶下，男人之间的情感有异姓兄弟之情、主仆忠诚之情、众道之情，往往混杂一处，更多地被人们视为忠与义，这也是众道之爱常常令人感慨万端的因由。
号称战国第一美女的是织田信长之妹市子，第一美男则是武田信玄的家臣高坂昌信。高坂昌信是《甲阳军鉴》的作者，比信玄小七岁，原名春日源助，又称春日弹正忠。他的父亲老来得子，之前因为没有儿子，就招了女婿进家，说好家业将来由女婿继承。昌信的出生令他的父亲欢喜而为难，还没有来得及决定谁来继承家产，父亲就去世了。为了争夺家产，昌信和姐姐、姐夫打起了官司。昌信输了，一无所有的他投军到武田家当了信玄的侍童，演绎出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后来昌信对他的侄子说：“虽然打输了官司，失去了祖产是很难过，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有机会拜在御馆公手下为将，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御馆公，即武田信玄。对于自己的际遇，昌信形容为“蒙受主公的种种爱护，在主公的呵护下，就像牡丹花似的被培育成长”。
武田信玄写给昌信的情书被昌信珍爱地收藏，如今保存在东大图书馆，坐实了这段众道之爱。那时，信玄常常去探望一位叫弥七郎的少年，令春日源助深感失落，不知是在怎样的情境之下，尚武的信玄写下了这样情深意切的情书：我最近之所以常常去看望弥七郎，不过是因为他生病了。我过去从来没有让弥七郎侍过寝，今后也绝对不会有，请你相信我。
我对源助的心意绝对不会有所改变。我日夜徘徊，寝食难安，就是为了我的心意无法传递给你而感到困惑不已。
如果我骗你的话，我愿意接受甲斐的一、二、三大神明、富士、白山、八幡大菩萨还有诹访上下大神明的惩罚。
本来这种誓言应该要写在正式的起请纸上，但是因为甲斐这边的神社管理得太严格，我拿不到，只好先用一般的纸写信给你，晚一点再用正式的起请纸写。起请纸，是一种专门书写神圣事件的纸。信玄甚至想用起请纸来写下他给昌信的誓言，可见郑重其事的态度。十八岁起，昌信不再做小姓，开始正式为武田信玄效力。二十五岁做了侍大将，两年后做了城代，负责修建防御上杉的屏障海津城，三十岁时成为海津的城主。他凭自己的能力获居四大名臣之首，人们终于服膺地赞他战略能力实为军中第一。昌信日日在军中留守，眼看着同为四名臣之一的马场信春常常得以随侍信玄左右，他不无钦羡地说：“马场美浓守大人总是陪在（信玄）身边。”在信玄的葬礼上，所有家臣都身着礼服，头戴乌帽。只有昌信如妻丧夫一般，剃发，身着和尚装束的黑色染衣。一般丈夫去世后，妻子都是如此打扮，出家为尼。悲痛欲绝的昌信本想切腹殉死，被信玄的弟弟阻止，劝他为武田家守好基业，才是一个武士的尽忠之道。昌信对信玄未竟的事业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据《甲阳军鉴》记载，信玄死后，昌信夜夜难眠，只有信玄之子胜赖与北条氏联姻的那天晚上才睡了个踏实觉。
战国时代另一段著名的众道之爱发生在织田信长与森兰丸之间。
兰丸是信长的家臣金山城主森可成的第三子，本名森成利，兰丸是信长为侍童起的名字。兰丸自幼有神童之称，精通数理，十三岁起到信长身边担任侍童，两人极为投合。兰丸十四岁起为信长处理政务，十六岁时总揽信长身边大小事务，接见各地使者、公文往来、起居生活等。据地方史料推测，兰丸可能是负责信长安全的忍者首领。一五八二年武田氏灭亡后，兰丸被任命为美浓国岩村城的城主。在本能寺事变中兰丸与信长一起战死，葬于阿弥陀寺，戒名月江宗春居士。
织田信长虽然杀人不眨眼，却是一个俊美的男子。一次众将庆功，信长迟迟不来。不久，忽见一绝色妇人径直坐上信长的位置，居然是信长乔装改扮而成。四十九岁时，也就是在信长死前不久的一次骑射表演上，史家记载形容其风姿卓绝，无人能比。至于兰丸之美，据说见者无不惊为天人。曾有外国使者晋见信长，看到兰丸时惊艳得失语。信长十分宠爱兰丸。日本少年留长发，行成人礼时必须束起。信长因爱兰丸垂发的模样，特别颁发命令不许他行成人礼。每次打仗兰丸都被信长留在后方，而赏赐最厚。十七岁时，兰丸已经是两座城池的大名。兰丸甚至知道信长随身佩刀上的菊花瓣数，信长如厕时总是把佩刀交给兰丸，足见性命之托。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叛变，也和兰丸不无关系。明智光秀某次听到信长对兰丸许下承诺，三年后将把兰丸父亲的旧领地志贺赏给兰丸。志贺城当时正属于明智光秀。时间过去了三年，惴惴不安的明智光秀唯恐信长对自己动手，终于先下手为强了。据说，在本能寺的抵抗中，直到最后时刻，信长对兰丸说，帮我挡一下，然后进入寺里从容就死，兰丸等人随即放火烧寺，追随而去。
远离了血雨腥风、金戈铁马的战国，进入了天下承平的江户时代。死生契阔、悲壮深沉的生死情谊开始变得温情脉脉，增加了许多浪漫的气息、爱慕、考验和相许。
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的两位大名之间。一位是二十三四岁的加贺城主前田利常，一位是十六七岁的松江城主堀尾忠晴。
两人身份都如此尊贵，又都如此年轻，崛尾忠晴被称为天下无双美少年。前田利常因为爱慕忠晴，托一位旗本牵线。忠晴答应赴约，令前田利常惊喜不已。旗本立即做了一个饭局，让两人相会。媒人很快退席，把空间留给这对美少年。那夜月色很好，前田利常不禁有感而发，不料忠晴淡然道，既是如此，你就自己慢慢赏月吧，说罢离席而去。前田利常倍感失落。不久忠晴提出前来拜访，令前田利常惊喜莫名，翘首以待。到了约定之期，忠晴却以患病的名义失约了。前田利常非常失望，寝食难安。当晚，一名身份低微衣着破旧的使者前来，要求利常到门口听传忠晴的口信。利常不顾家臣们的劝阻，不避身份之嫌，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来到大门口，但见使者身后转出一位风姿翩翩的美少年，竟是笑意盈盈的忠晴。历经了考验的爱情终得圆满，是夜两人携手入席。
江户时代，人们不仅接受众道之爱，而且视之为雅癖。第三代将军家光和第五代将军纲吉都是著名的众道将军。家光直到二十二岁，始终对女人没有兴趣。纲吉身边的家童则多达一百多人。
上行下效，在商业高度发达的江户时代，商人也加入了众道的行列。他们投入的世俗之爱更加婉约缠绵，和雄风四起的生死相托相比，显得柔弱缠绵而凄楚唯美。武人的爱深沉而尽在忠义，世人的众道，爱就是爱，不再有沉重的生和死、名和利。也许，商人间的情性之爱渐渐柔弱得令人感伤而不感动，人们更为武士之爱的悲壮感动，所以，最著名的众道故事《菊花之约》依然把众道的真谛留给了武士。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初版刊于江户中期的一七七六年。《雨月物语》中的《菊花之约》讲述了两位武士的生死之交。武士赤穴宗右卫门在旅途中病倒，在丈部左门的帮助下恢复了健康。两人结下深厚的情义，结为异姓兄弟。把酒言欢离别之时，两人相约来年菊花盛开的重阳再见。不意约期将近，宗右卫门遭到软禁，无法赴约。为了践约，于是剖腹自尽，让魂魄得以前往与兄弟相会。左门得知实情后，赶到当地为宗右卫门手刃了仇人。正如古歌所咏：此身如朝露，惟惜与君缘。
相逢如可换，不辞赴黄泉。生命是如此短暂，唯一珍惜的是与君的情谊。如果可能，我愿意用我的性命去交换与你的相逢。多么质朴而又动人的歌句，没有任何修饰的成分，只有心意的坦白。没有山盟海誓，只有一个小小的如果，这个如果却早已变成了现实。多么令人怅然的深情，在男性之爱中表达得如此深刻而令人感喟。究竟它表现的是武士所具有的超越生死恪守信义的伦理道德观，还是那一段被后人视为菊花之约的爱意？——其实这些都已不重要了，那份心意已经感动了很多人，成为男性之爱贯以菊花之约的滥觞。
一九九九年由大岛渚所拍摄的日本电影《御法度》讲述的便是一八六五年的幕末时代。德川幕府创建了新选组，受戒律严格限制生活言行的新选组武士，因为俊美少年加纳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的争风吃醋甚至是互相仇杀，制度遭致全面瓦解。最终，当副统领冲田总司与中尉土方岁三监察着加纳与嫌犯田代决斗时，突然意识到加纳妖艳的美丽才是真正的凶手，它俘获了所有人。电影改编自司马辽太郎的《蓄刘海的物三郎》，导演自己也说，这是一部讲述“一群疯狂的男人互相厮杀期间，无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超越仰慕的男性感情”的影片。至于结尾对《菊花之约》的引用，更使《菊花之约》作为男性之爱的经典进一步脍炙人口。
就如《御法度》结尾所含的寓意，随着武士道在历史舞台的退出，众道之爱也终于失去了它的精神内核，在俗世间沉沦而终于消亡。
吴佩孚靠什么维系控制直系部队？
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包括前期的冯国璋和后期的曹锟）军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都是传统型的。袁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要大义，段祺瑞的第一心腹徐树铮则倡导，“练百万雄兵不如尊圣兴学信仰斯文义节之士”，“物质器械，取人成法即足给用，礼乐政刑，非求之己国不足统摄民情”。然而他们谁也没能完成清亡之后破碎的封建道德体系的修补任务。这一工作直到直系军阀后期实际上的领袖吴佩孚手里，才算有了一点眉目。这个虽经修补但仍旧残缺不全的道德体系，带有适合军阀现实的特点，因而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暂时稳定军心的作用，其理论形态也较为完备，故笔者以吴佩孚作为主要对象展开评述。
吴佩孚出身农家，但却是个饱读经书的秀才，沦落江湖时，也曾为人占卜测字为生，在他身上，农民的简朴，书生的迂腐，游民的狡黠都有所反映，但对他影响最大的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在北洋军阀中，他大概要算是旧学功底最深的人物之一，从登上政治舞台到盖棺下葬，盖以“儒将”自许，以卫道自任，其意识特征呈现出某种“地地道道”传统品格。
一、吴佩孚伦理型的维系思想
吴佩孚刻意修复在风云变幻之际趋于崩塌的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人们心中的传统道德价值系统，固执地坚持以礼教为治国与治军之本，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他以所谓“精神讲话”作为军队教育的重要形式，后来成为时髦，每日下午饭后，必有一番灌输传统道德的训诫，用他的话来概括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由于他的口才好，又能对儒家思想作通俗化的解说，因此一时颇能吸引人。吴佩孚的维系思想，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新”君臣论。
儒家伦理的三纲五常理论中，君臣观是支柱。辛亥革命以后，帝王不复存在，君臣观失去了着落，不唯后拖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拿着毛瑟枪的北洋军人也有点觉得不对劲，旧思想破产，新思想不明白，大家六神无主。在“人心不古”的叹息中，吴佩孚拿出了自己绝妙的“新”君臣论，因为要想扶正摇摇欲坠的三纲五常，非得先正“君臣大义”不可。
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也并不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等级关系的一种表示，“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换言之，在直系内部，曹锟以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与他有传统义理中最重要的君臣名分，而他自己也口口声声对曹锟自比为“铮臣”“铮子”，总是唱道德的高调，害得同为曹锟系统的保派和津派人物，对他十分头痛。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这样一种“新”的君臣观，如果细究起来也许会弄出成排成连、层层有差的“君”来，足令最底层的大兵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好，但是，对于吴大帅，我们还是马虎一点的好。尽管牵强附会，吴佩孚到底补齐了他理论中缺陷的五伦，把架子勉强搭起来，从而令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全部有了依托。
其二，泛忠孝论。
集团维系就是要使集团成员忠于首领，忠孝自古不可分，是传统礼教的核心成分。自然，对于吴佩孚来说，忠孝观念也是他维系思想的重心所在，他在治军活动中着意向部下灌输忠孝意识，认为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军人要以“忠孝为体”。
由于对军人来说，长官就是他们的君主，所以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这种“忠”的关键是“不叛”，死心塌地跟着长官，比如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然而不幸遇到的长官既不为民也不为国甚至危国害民怎么办呢？那也只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如此说来，忠国忠民不过是挂出来给人看的招牌而已，所谓的军人之忠，就是让他麾下的官兵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
然而，要人们相信长官、上司就是君，从而无条件服从和效忠，毕竟有几分勉强，所以吴佩孚又拾起陆王心学的余唾，玩起拆字的游戏，硬说“忠”就是“中心”，“凡我中心之奉为主宰者，皆应以中心之诚恪对待之。中心之认为天理人情所当奉仰者，亦应以中心之诚实赴之”。按照这种玄而又玄的说法，“忠”就近乎于禅宗所谓的“佛性”一般，是存在于“吾人心中最初之一点天良”，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这种天良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因为，“立身处世，舍忠莫能行；待人接物，离忠莫能行”，以至于农工兵学商，个人干好个人的事都可以叫做“忠”。把忠于人、忠于心和忠于事混为一谈，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传统道德“忠”的重要性，“忠”意的泛化过程，原来本不属于传统道德系列的职业道德也被吴佩孚扯入了纲常礼教之中。
吴佩孚的“孝”论，也照“泛”不误，把忠于职守，忠于事说成是封建道德的德目之一，毕竟还有个相同的“忠”字，马马虎虎还说得过去，可吴佩孚认为各行各业，各种社会等级的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就有点令人莫名其妙。但吴大帅的逻辑是不会因人费解而中止推断的，在他看来，所谓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打起仗来敢于卖命向前，“战阵不勇非孝也”，战场上“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至于“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若死于战场使家族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等统统顾不得了，总而言之，吴佩孚的孝不是孝养双亲，而是让人听他的话，为他卖命，至于士兵父母的死活，只好听天由命了。
可以看出，吴佩孚的忠孝观，含有重整社会秩序的内涵，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不惜把忠孝泛化，甚至于和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可无意之中却把原来较为“崇高”的儒家道德规范，降了若干品级，变得不值钱起来，在“世风日下”儒家道德贬值的时代，吴佩孚的努力，无可奈何地露出了捉襟见肘的窘态。
其三，“武神崇拜”。
军阀是一种以杀人为业的军事集团。作为军人，仅仅有社会一般人的道德价值观还不行，有时也不尽适用，维系军心，振扬士气，还需有些军人特有的价值观，为此，吴佩孚乞灵于“神物”，抬出所谓的“武神”，一方面借宗教的虔信济传统道德之穷，另一方面以武神的名头烘托他“武圣”的自夸。“武神”的说法，在中国民间传说的诸神中并不存在，无论是道教的诸神谱，还是民间的封神榜，都没有武神的名目。吴佩孚请它出来，彻头彻尾是一场拉郎配，按他的说法，武神就是关羽和岳飞，“关岳同称武神，所以统制军心而成为民众崇拜之对象”。关岳为神的资格颇老，那是好几代皇帝老儿御封的，为的是推崇他们了不得的忠义节气，吴佩孚拉他们兼职“武神”，恰好也是看上了二位的“气节”，所谓“若关圣帝，千里寻兄，岳武穆，志在攘夷，真所谓大义参天，增光日月矣”。又“岳武穆曾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所谓“志在攘夷”，从吴一生的行为看不过是空扯旗号，他并没有真的跟洋人一刀一枪干过。文官不爱财也是虚晃一枪，对人不对己，因为他和他的手下毕竟不是文官，说来说去无非是让人不变节，不背叛，“千里寻兄”式地跟着他共患难，打起仗来敢玩命，这才是吴佩孚以“武神神格”充塞他的军人人格的本意所在。所以愈是处境困难，人心离散，他崇拜关岳之心就愈笃，妄图借关岳的神灵挽回颓势。1926年在他东山再起的回光返照之际，曾隆重地在出征之前率麾下将领大摆香案，对他的武神关岳虔诚地行三跪九叩之礼。
其四，自以为是的“顺逆论”。
吴佩孚觉得，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缘故，仅仅提倡忠孝节义，追崇关岳，似乎还不足以维系人心，挽回世风，为加大保险系数，他同时炮制了一种“顺逆论”，把他自己稳稳当当摆在“顺”的一边，要自己的部下坚持从“顺”抗“逆”，不生贰心，要别人的部下去“逆”从“顺”，尽早觉悟。他苦口婆心地说道：“是顺逆不可不明也，范增亦算是智者，对项羽固甚忠心，但不明逆顺，终遗臭名。三国时天水方面，姜维本是魏将，后弃魏投汉，不知者以为叛魏，其实是弃逆效顺。”那么当今之时谁顺谁逆呢？吴佩孚很自信：“民国以来，政府之真伪，军人之顺逆姑勿具论，一细心比较，当得良心上之判决也”。言下之意“顺”者非他莫属，如果有谁竟然把“顺”判给了别人，那他一定是“没良心”，没良心者的判定自然是无效的。
吴佩孚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也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从他登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什么口号时髦他喊什么，什么主张得人心他就主张什么。“五四”运动时期，“报端几无日不有吴氏之通电，且语语爱国，字字为民，吴氏之大名，遂无人不知”。在一群文人的襄助下，吴佩孚今日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通仿《讨武曌檄》，害得有人忍不住调侃道：“国人目吴电为‘新古文观止’，都说读此妙文，可作国文范本而不愁文思之不畅，文笔之不雄健了。”诚然，吴佩孚所为，有其民族主义的气节在，说明其人确有爱国之心，对推动五四运动，也有正面的效用，但一个武人之所以大肆张扬，也不能说没有收拾人心，抓住国民救亡图存的心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君者，顺也，臣者，群也，就是以我一人顺群众之心理。”
长时间的这种“正义、爱国”的鼓噪，久而久之，造成一种自我幻象，使他也自以为就是“顺”的象征，长久地沉浸在自我陶醉的迷恋之中，从而认为部下理所应当地对他“绝对服从，奉命惟谨”，亦不在乎这种“顺逆论”对他所主张的无条件效忠论的冲击。军阀的自我映象，与别人对他的映象永远没有办法叠合，对于吴佩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来说尤其如此，据说到了山穷水尽、困居北京小胡同时，吴佩孚还在天天高嚷“吴有办法”。一旦顺逆论这种两刃利器伤了他自己的时候，他也就只好咬牙切齿地怪人家非要失节和去顺效逆了。
不管有多少理论上的荒谬和逻辑上的不通，从“忠孝”到“顺逆”，吴佩孚毕竟搭起了自己集团维系思想的框架。“军人以忠孝为体，明顺逆为用”，体用分明，主辅合一，万事大吉。
二、吴佩孚权术型的维系手段
道德教化和权术施用是传统王朝的统治方式的两面，作为传统统治者的嫡子，吴佩孚的集团维系意识也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内容。前者是冠冕堂皇的说教，后者为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诡道。正像所有成点气候的传统政治家都深谙权术一样，吴佩孚对这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玩意儿，也是相当纯熟与自如的，概括起来，也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实力威慑。
尽管从袁世凯到吴佩孚都在鼓吹服从敬上的传统道德，但军阀现象伴生的唯力是从的心理氛围，却使军阀的派系组织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的趋向，派系愈庞大，其离散趋向就愈严重。在任何一个派系内部，每一个掌握一定兵力的高级部属都可以算作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军阀，在北洋统治初期，经常出现一旦某师长升任一省督军，就被部下架空的现象。对这些高级部属的控制，成了军阀的一大难题，通常的办法是，或者把高层军队建制如师旅一级事实上架空，首脑直接与中下级军官建立联系，此即所谓“众建诸侯少其力”的老套新版，让每个半独立的单元足够地小，小到不足以自立。或者首脑亲自掌握一个亲信精锐的骨干部队，作为操纵和左右整个派系的中心势力，以实力作为对可能的反叛的威慑。前者的好处是反叛或者架空长官比较难，但影响行动效率。后者则控制力稍弱，但行动效率较高。吴佩孚采用的是后者。
吴佩孚是个注重理论的人，对自己的作为，总要找出点“理论”依据而后才能心安理得。直皖战后，他从第三师师长跃居直系的“代理家长”之位，就同幕僚们一道，开始研究成吉思汗的“怯薜”（蒙语音译，亲卫之意）军制，他认为，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够东征西讨，无坚不摧，关键是因为他拥有一支称为“怯薜”的一万八千骑的亲卫部队，该部队既是全军的精锐，也是全军的中枢，既可以冲陷敌阵，又可以威慑内叛。吴佩孚认为如果他也有这样一支亲卫军，控制直系就不会成问题，所以，他以此为借口，倾其所有装备与供给，大规模武装他的嫡系部队第三师，一方面严加训练，一方面大力补充，使该师成为拥有步、骑、炮、辎重、电讯、铁道（铁甲车）、航空等诸兵种合成的总数为一万八千人的立体巨人，在装备与兵力上，成为直系各师之冠。明明是借武力在“群臣”头上高悬不信任的达摩克勒斯之剑，却偏要以对成吉思汗的拙劣模仿出之，吴佩孚也可算是机关算尽。
其二，“形象”吸引。
军阀都力图在自己的军队中制造对他个人的迷信和崇拜，但这种崇拜气氛却不多见。还有几个小军阀，在部队里推行自己的像章，但效果不佳。直系军阀内部，的的确确一度存在过对吴佩孚的迷信和崇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多年有意培养的形象吸引所致。在军阀之林中，吴佩孚也许是最注意自己个人形象的一个，既喜欢与报界接触，又善于为自己制造神话，敢言，善言，更善于抓住话题，制造轰动。加上他确实具有的相当才干和接二连三的好机遇，使他获得了“常胜将军”和“爱国将军”的美名。甚至一度上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鲜明的个性和别出心裁的为人，使得凡属他的部下都对他有某种莫名的敬畏。总而言之，吴佩孚这个人一度竟罩上了一层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
首先，他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忠贞不贰”的形象，尽管对曹锟有诸多不满，他也有能力和实力取而代之，但他还是“终身事曹不贰”，这种所谓经过“时代考验”的愚忠，与其说是对曹个人的感恩戴德，倒不如说是为给部下树立一个致死效忠的表率。按他的说法“纲者，表率也”，君为臣纲，就是要为臣作出表率。他之所以甘为昏聩的曹氏之下，忍受以曹锐为首的保派、津派无赖的诸多闲气，也许就是要留下一个作表率的机会，扮演这样一个唱红脸的角色（京剧脸谱：红色意味着忠勇）。
其次，吴佩孚在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军阀世界里，着意把自己装扮成清廉公正的样子。为了表明他不用私人，甚至亲下手谕“吴姓天、孚、道、运、隆五世永不叙用”。为了标榜自己爱国清正，不惜喊出“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敛钱”的五大自律，尽管实质上是一种表面文章，但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很多人认为他不像其他军阀“非特西洋黄发碧眼儿似不能维持其政治生命”，所以“秉赋不同所见亦异，率能贯彻主张，为东方民族稍留骨气，其人格有足多者也”。然而像陶菊隐先生评论的那样：吴佩孚“不要地盘，要的是两省地盘；不做督军，做的是两省巡阅使”；而且，在北伐军进逼武汉之际，吴佩孚也曾多次通过各种途径向英美要求援助，其卑躬屈膝与其他军阀并无二致。的确，吴佩孚失败后也没进过租界，甚至在外国人竭力邀请下也没改变初衷，但这并非他真的“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一来他还想着卷土重来，所以一时不便公然撕破自己的脸皮，二来也有许多军阀为他提供了庇护所，他还没到那个非去不可的境地。吴佩孚也确实不为自己敛钱，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军队就是他的最大财产，他的赌注全都压在枪杆子上，有了钱全用于养兵、护军、练兵，因为他知道，军阀一旦没了军队，生命也随即失去意义。这一点，说明他在军阀之林中确有高人一筹的见识，并不意味着他与其他军阀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应该说，吴佩孚制造的这种“形象”或“气质”上的吸引，其效果是明显的，甚至连倒戈背叛他之后的胡景翼都认为：“吴不怕死，不要钱，其人格我等当推崇。”
其三，纪律约束。
吴佩孚多年的行伍经历告诉他，控制部队不仅要靠内在的道德力量，还要有外在的纪律约束。对军队无纪律行为的鼓励与纵容，虽然一时一地能起到刺激士气的作用，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却容易导致部队的涣散，以致完全失去掌握。如张勋二次革命时攻入南京，打了胜仗点起名来士兵却少了很多，原来士兵们抢劫够了就开小差回家去了。吴佩孚当第三师师长时，接掌的是一支有着北京兵变烧杀劫掠臭名的部队，因此他特别注意挽回声誉，格外加强纪律。据说吴的第三师在湘南时，有一士兵入娼家抢一水烟筒而被枪决，其部队驻地尚有人办喜事。当时的外交家顾维钧也说，吴佩孚“不仅是一个干练的军人，还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可见其军队纪律在军阀中尚算是好的。
吴佩孚严肃军纪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止士兵受“污染”，他不让士兵和军官到城市去，怕他们做赌博和其他坏事而忘掉自己的职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戒酒、戒色、戒烟、戒财、戒赌，否则就会损害战斗力。而诸戒的最有效和最便利的措施就是干脆把部队与花花世界隔开。当然，吴佩孚也许更担心的是军队受民主、自由空气的熏染，以至于对城市学生入伍都加以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吴佩孚军纪的作用是一层不透风不透雨的隔绝布，有这块大苫布的遮盖，不仅挡住了城里的奢靡风，更挡住了欧风美雨的侵袭，从而使军队保持农民式的淳朴和愚昧，以便于控制和欺骗，这正是从曾国藩到袁世凯所一直追求的。
其四，机谋权变。
吴佩孚对行诈术以收买人心是颇为醉心的，有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点。有一次吴佩孚在布置任务，忽然觉得有点饿了，左右随从劝他吃饭，不料他却陡然变脸厉声喝道：“诸弟兄都没吃饭，我吴某怎么能一个人独食呢？”左右马屁拍到了腿上，讨了个没趣不做声了。可不一会儿，一个士兵拿来饼干和茶水，吴佩孚却坦然地一个人“独食”起来。这种刘备摔孩子的把戏虽然干得挺拙劣，却也可以从中窥出他性格中的好行诈术之一斑。
吴佩孚从来不让他的部下敛财，因为他深谙“饥则附，饱则飏”的道理，如果部下个个腰缠万贯，他们就不会再为他卖命拼死，至于士兵更是如此，因为“兵不可富，富则思家；兵不可穷，穷则生怨”，务必使他们保持某种半饱半饥的状态，才能驱使如臂。
吴佩孚与部下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即使是他最亲信的谋士白坚武也常常摸不准他的脉搏，他时常在部下汇报军务的时候阔谈佛理或讲说《周易》，甚至算卦问卜，在不着边际的胡说八道当中，突然作出决策，一方面令部下不知底细，另一方面增加他的神秘感。
1926年末，当他的大将靳云鹏两次意欲违背他的意图反奉联冯时，都被他先用假象迷惑之，当靳放松警惕，吴就突如其来地解除其兵权，使靳没有机会举兵反叛。吴佩孚还惯用让部下互相牵制，相互制约的手法，如让王维城去牵制王承斌，防止其坐大，在曹锟身边让津、保两派互斗，以便他从中渔利，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让王承斌以督战为名监视冯玉祥，又让胡景翼蹑其后以防备之。在冯玉祥没有倒戈之前，吴佩孚明明知道冯有才干，但却担心控制不了，常常故意在冯面前装神弄鬼，令冯哭笑不得，最终令冯下决心离开。也可以说，吴的喜爱权术，最终害了他。
套用一句吴佩孚的名言，我们可凝缩出吴佩孚传统型维系意识的全貌，这就是：以传统道德为体，传统权术为用。
第三章
明清以来中国历史上的黑人雇佣军
雇佣军是那些为了取得报酬，可以被任何国家和民族雇佣作战的职业军人。在中国明清以来的一些重大战争中，人们总能看到外国雇佣军的身影。然而在这些人中，黑人却鲜为人知。
郑成功的黑人雇佣军
根据记载，明朝时期澳门的葡萄牙白人基本上都有4至20名黑人奴隶，随着白人的增多，澳门的黑人数目也随之增长。后来随着葡萄牙在澳门驻军，葡军中的黑人也来到了澳门。
面对这些皮肤黝黑，短发厚唇的外国人，中国人很感兴趣。在惊讶这些黑人相貌的同时，中国人很快发现，这些黑人十分彪悍，而且忠于职守，在打仗的时候，往往叫嚣呼喊，奋不顾身，一往直前。当时葡萄牙驻扎在澳门的军队约有300人，其中士兵全是由黑人担任。这支黑人军队是澳门葡萄牙军队的主力，他们常年坚持训练，保持了极强的战斗力。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明朝一些地方官员和将领往往私下出高价，招募澳门的黑人，诱使他们逃离澳门，加入自己的军队，并在战斗中充当先锋。
与其他将领一样，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通过引诱和收编，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黑人卫队，由一位名叫路易斯·玛托斯的黑人统领。他们忠诚可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精通火器的铸造和运用。因此黑人雇佣军成为郑氏军队中一支奇兵，郑芝龙对其十分看重。
1646年，清兵攻入福建，郑芝龙见清兵势大，急忙孤身投降清朝，但郑成功却拉起部队，继续反清。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黑人精锐部队也转而效命于郑成功。
为了营造一个稳固的反清基地，1661年3月23日，郑成功决意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数百艘战船满载着2.5万大军从金门出发，首先攻克澎湖，接着在台南登陆，短短几个月内，便收复了台湾大部。这其中黑人卫队不仅紧随郑成功的中军，保护主帅，而且往往在战斗危急的时候，被郑成功派往前线，成为扭转战局的奇兵。
受雇于洋枪队的黑人士兵
明末清初之后，虽然仍有一些零星的黑人士兵被清朝地方官员雇用，但处于和平时期的他们，除了维持治安之外，基本上默默无闻。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又使黑人重新被雇用，出现在中国战场上。
太平军1860年攻破江南、江北大营。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面对太平军凌厉的攻势，上海道台吴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让他招募洋人组建了一支“洋枪队”。
华尔招募了一批在菲律宾和印度的黑人组成雇佣军，接受西洋的军事训练。一番训练之后，洋枪队战斗力大增，数次打败太平军，洋枪队也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
太平军中的黑人士兵
在洋枪队招募大量黑人的同时，太平军也雇用了一些黑人士兵。由于太平天国拜上帝教，起初他们对洋人并不排斥。太平军目睹洋枪队的生猛，一些将领也开始有意雇佣一些外国人来参加太平军。这些人虽然没有单独成军，但人数可观，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黑人。
虽然黑人在太平军和清军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太平军走向失败，黑人雇佣军也逐步失去作用。1864年，李鸿章在保留洋枪队的一些精锐之外，其余大部都予以遣散。同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至此，自明清以来的黑人雇佣军终于走到了中国战争史的尽头，并最终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中国军力全球第四太空导弹技术超欧洲
据香港《大公报》13日消息，英国《简氏防务周刊》近日公布2009年世界最新军力排名，前5位分别是：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英国。
据《大公报》报道，《简氏防务周刊》指出，美国排第1，主要因为美国的军事科技和军费开支均居世界第1，美国也是世界军事理论变革的领导者。同时，美国的军力正在向外太空发展，并逐渐接近零伤亡。
相比而言，国土面积不大的法国占据第二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先进而完善的军事工业体系，武器自主开发能力在欧洲最强。
位居第3的俄罗斯，主要是继承了苏联7成的军力，重工业基础雄厚，军事科技发达。同时，俄罗斯也拥有超强的武器自主开发能力，自行研制的SS-27“白杨”核洲际弹道导弹，弹头在进入大气层时能作S型机动，使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束手无策。《简氏》认为，中国之所以位居第4，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后，中国逐步增加军费投入，引进很多先进军事技术，现已取得不少成果。中国太空技术和导弹技术领先欧洲，军队又加紧进行信息化建设，核导弹技术具有一定实力。不过，中国的基础工业薄弱，工艺加工技术还有待提高。
英国仅居第5，原因在于英国目前的实力虽已无法代替美国，但是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发达的军事科技和电子技术以及美国的支持，仍能维持世界强国地位。
缅甸战火平息果敢特区主席下落成谜
目前有五种版本：被仰光控制；投靠第四特区主席；投靠第二特区佤邦；潜伏在果敢农村欲卷土重来；已逃离缅甸“果敢特区主席彭家声到底躲到哪去了？”果敢同盟军和缅军的战火平息以来，在果敢边民和南伞边境等地，彭家声的下落成为最大的悬念。目前关于彭家声下落的有五个版本。“彭家声投降被缅军抓住，现已送到仰光被控制了。”南伞镇的三轮车司机卫德元说，他听到好几个边民这样说。
而果敢包包寨的边民拉乐则称，果敢同盟军与缅军交火后，彭家声眼看大势已去，带着一帮官兵，投靠了他的女婿——第四特区主席林明贤。但另一果敢边民左小伦则称，彭家声投靠了第二特区佤邦。两人虽然没有充分依据，但他们认定反正是投靠了其他三个特区，其中最大的可能就是到了他女婿那里。
自称知情的南伞人何高林说，彭家声还潜伏在果敢农村，正在组织力量伺机扭转局势；另外，南伞的一名华商林先生则说，彭家声在果敢的别墅被缅军占领，见大势不妙，彭家声已逃到国外，正在躲避风头。“都是道听途说。”南伞的出租车司机杨新忠认为，五种说法没有任何事实证明其准确性。他说，他的外侄一直是彭家声的保镖，战争前几天，外侄还和他通电话，称彭主席正在忙着应付与缅军打仗。直到战火打响后，他担心外侄，可一直打不通外侄的电话。他肯定地说，彭家声还活着，而且还与外侄在一起。当记者向他要其外侄的电话，他死活不肯，称一有彭家声和外侄的消息就告诉记者。
彭家声到底躲到哪去了？他的下落，目前已成为此次战争中暂时的悬念。南伞镇一名地方干部称，这个悬念随着局势的发展，肯定会浮出水面。
部分同盟军投靠佤邦
果敢王下落成谜，其部下同盟军到底去向如何？昨日，记者从多方面获悉，被打散的部分同盟军已投靠第二特区佤邦，一部分返乡当平民。“我运了两车被打散的同盟军。”四川隆昌金鹅镇的43岁的吴启良，四年前来到云南孟定至清水河路线跑客运。他说，前两天，他用自己的东风小卡面包车，在孟定拉了两车被缅军打散的果敢同盟军到南伞，直至把他们送到南伞口岸。
他说，那些被打散的果敢同盟军介绍，他们被缅军打散后，从果敢逃到缅甸境内40公里外的南邓，经南邓逃到孟定。在南邓，长官根据士兵意愿，一部分同盟军投靠了佤邦，准备继续参加与缅军作战；一部分不愿继续打仗的，每人领到1000元钱后脱掉军装回家。
另一个果敢边民华跃升说，他的一个堂弟也是被打散的果敢军，逃到南邓后，堂弟觉得轻易败给缅军不服，投靠了佤邦准备再战。
记者几经周折联系上被缅军打散后已回到果敢家中的同盟军士兵蒋光明，他说是有一部分战友投靠了佤邦，但具体有好多人投靠，他不是很清楚。“反正我是不想打仗了。”
佤邦不想打“第一枪”
与缅政府接触10次
昨日，记者电话连线了佤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大福。“对于目前的局势，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希望双方交战，佤邦更不会打第一枪，缅甸的民族地区和缅甸联邦政府之间有分歧、有矛盾，但这些都可以通过对话、协商取得共识。”周大福说。
据了解，在佤邦经商、务工的中国人有近两万人。周大福称，目前除了南邓地区有少量民众进入中国芒卡外，佤邦其他地区很平静，“我们特区距离边境线较近，如果发生战争，在佤邦的中国人现撤也来得及。”记者昨日在中缅边境南邓口岸看到，南邓边民牵猪赶牛、拖家携口，沿公路骆绎不绝地涌向云南边境芒卡镇和孟定镇避难。中方已在芒卡镇上芒卡大弯拐集中搭起近百个帐篷，对这些边民进行临时安置。
据称，昨日佤邦方面与缅甸政府进行了谈判。对此，周大福回应说：“目前这方面的消息不好通报，佤邦方面已与联邦政府接触10次，但不是谈判，而是交换意见，我们通过信息、电话等方式来往，不仅仅是今天，这段时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
周大福说，缅甸政府军占领果敢后给佤邦造成了巨大压力，但要佤邦解除武装却是有条件的：第一，要保持地方稳定，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第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第三，地方政府需要有高度自治权；第四，部队可以裁员、撤掉番号，但要保留部分精华部队维持治安；第五，联邦政府要承认地方政府的合法性。
对于目前缅甸政府与佤邦方面经过多次接触后分歧的焦点，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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