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戴维·皮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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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存的艺术试读：
前言
一部作品不可能凭空而来，总归有个缘由。这本书是被一波滔天巨浪席卷而来的。于我而言，正是2011年3月的海啸和地震促使我真正沉下心来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我曾经作为外国驻日记者于2001—2008年在日本生活，当时我就时不时冒出想要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的念头。然而，身处新闻报道这个行当，我平时工作压力就很大，再加上我写作的意愿也不够迫切，所以这个想法就一直只是个想法。2008年年底，我离开了日本，之后便一直忙于其他事务。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爆发之后，我临危受命飞赴日本，报道这场灾难在当时以及其后对日本的影响。这场灾难规模之大、灾情之重令人唏嘘不已，日本人努力应对灾难的种种表现，更是让我感触良多，这些都给了我将那个在脑海中蛰伏数年的念头付诸行动的动力。我希望能够经由本书刻画出日本人顽强不屈的民族形象。在历史上，这个民族曾经挺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灾难，从蒙古人的入侵再到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侵袭。我在日本的7年正是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和民族自信心备受打击的阶段，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我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但是我也尽可能用日本人自己的声音来讲述它的故事。本书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当代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正面临困境，却也在不断地嬗变和调整，然而这些努力常常被外界忽视。当然，对当今日本的描述也不能脱离历史语境，毕竟，不了解过去就无法完全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这一点对日本尤其适用，因为在这个国家，历史和传统的痕迹无处不在。尽管日本拥有地球上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但即使在密密麻[1]麻的钢筋水泥丛林里，也会时时浮现历史和传统的印记。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源于大海啸，但话题并不囿于此，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海啸这个范畴。但是，这场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三合一的大灾难是个极佳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借此来探讨日本的习俗和制度，以及同样重要的，日本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各种表现。随着危机的蔓延，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同时许多值得推崇的地方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场灾难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本不该遗忘的事情：这个生活在地球上地理环境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的民族具有超强的复原和适应能力。我现在居住在中国香港，灾难发生之后，这里的许多人在看到电视画面中商店和疏散中心外秩序井然的排队人群时，都叹服不已，他们对幸存者于平静之中体现出来的自尊和修养大加赞赏，震后几乎零犯罪的奇迹更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已经20年了，本来人们以为它已经卑微地跪了下来，可是它表现得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加顽强。旅居日本多年的作家皮克·耶尔曾经这样描述道：“冷静自持和社群意识是日本人的典型特征。突然之间，这个似乎总是固执地保留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种种特征的国家表现出其更具人性化、同情心和勇气的一面。”[2]这场灾难同样证明了日本对世界还是很重要的，哪怕仅仅是在灾难袭来之后很短时间内。也许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该国的东北部地区，也就是海啸侵袭的地区出产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大米、鱼和清酒。尽管这里并非日本工业的核心地带，但它确实是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仅仅一家工厂的微控制器就占到全球产量的40%，微控制器就是控制汽车动力转向系统和平板电视成像的“小大脑”。因为海啸毁掉了生产微控制器的工厂，从而导致地球另外一边通用汽车公司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工厂被迫停工。同样，由于福岛核危机导致电力短缺，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的日本进一步增加了液化天然气及石油的进口量，其后还采购了更多的煤炭，这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震荡。“打压日本”（Japan bashing）这种政治社会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这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去打压瑞士，尽管这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速也一直徘徊在1%左右，但按照日本的标准，也算是“失落的10年”。瑞士虽然也是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其经济体量实在是太小了。日本虽然今非昔比，但是其经济仍然占到全球总产量的8%，英国只占3.4%，美国也不过就是20%。而且，日本还是世界第一大债权国，而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最大的债务国。它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二大国，而且2012年的时候日本持有美国国债的金额直逼美国第一大债主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债主。海啸的发生让人们暂时记起了这些一度被忽视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真正处于危局之中的时候，有些人才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当然，危机也暴露出日本的许多问题。许多人称，海啸破坏的工厂、道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足以成为钉死日本经济的最后一颗棺材钉。至少，它会加剧如今已经初见端倪的制造业逃离趋势，促使资本更快地向中国以及其他成本更低廉的制造业基地流动。比日本不堪一击的经济更糟糕的是其腐朽的政体，福岛核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官场文化中家长式作风、自命不凡和诳时惑众的恶习。毕竟，日本处于全世界地震最频发的地区，自然灾害导致核危机的风险是个早就应该被预见的问题，把核电站建在距离易发海啸的海岸线如此之近的地方，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官僚、政客和核电站管理者都被他们对日本技术先进性和日本机构能力的盲目自信给蒙蔽了。从许多其他方面也能够看出，日本政府对这场危机准备不足，有些老人的房子疏散措施不完善，甚至完全没有设置疏散设施。灾难发生之后，日本内阁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确认了灾区的各种需求并采取金融和技术手段施以救援。面对各种困难，日本东北部地区的灾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靠自己传奇般的坚忍硬挺着。也许日本对“3·11”大地震的处置远比美国在2005年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应对要好得多，但是还是暴露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然而，在日本历史上，巨大的危机经常会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很多人希望这场危机能够让这个国家从它的妄自尊大中清醒过来，并重新找回丢失的能量。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也许是外国人分析战后日本的最出色的作品。他认为这样的时刻能够明确许多东西，在地震发生后不久，他对我说：“有些东西会出现裂缝，而另外一些东西可以借此机会行动起来。”他说，这场悲剧会成为普通日本人，而不仅仅是政客和官僚的新机遇，以此为契机，他们能够重新规划事情的轻重缓急，并重建日本社会。“问题是，日本能否再次成功转型？”他问道，“这些想法会不会因为僵化死板的既有体制而被抑制呢？又或者，日本能够以此为契机而创造出大众参与度更高的民主制度，[3]激励和鼓舞人民群策群力积极应对当前的困境吗？”本书的英文版书名“Bending Adversity”源自一句日本的谚语，字面的意思是“转祸为福”。回顾历史，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日本总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它几乎是亚洲唯一一个成功抵御了大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国家。1945年后，它很快就从惨败的一片狼藉中崛起，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并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在这两件事情上，它都于绝境中找到生机。不过有些时候，日本人不是一味地设法将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而是会为了适应环境的要求而改变自己。作为一个岛国，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确保其国土相对安全的同时也帮助它形成了很强的自我意识，然而它又经常受制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岛国思维。19世纪，粉碎西方列强殖民企图的努力最终将日本推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日本也几乎因此灭国。这样的转祸为福，纯属害人害己，还不如不转化。即使其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让人叹服不已，但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不过就是罔顾灵魂、一门心思敛财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取得国际影响力为目的，只不过是在发现战争和征服的手段不好用之后，转而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来实现目标。尽管日本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金钥匙，但是在此过程中它可能也丢失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如今，就连经济活力也被日本丢掉了，也许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才会有找回自己的机会，正如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向我说起的那样。经济泡沫的破灭引发了存在性焦虑，掀起了一股探索前途何在的思想热潮。他说，日本迷失了方向，但是迷路并不总是坏事。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最近写给我的信中，她这样描述她的日本同胞：“人们迷失了。他们失掉了偶像，也迷失了自我。”但是，当旧的东西消失的时候，新的东西才有机会出现，至少这是个扭转不利局面、转祸为福的机会。我于2001年冬天抵达日本。在赴东京开始外国驻日记者工作之前，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寄居在古城金泽的一个日本家庭学习日语。金泽位于日本海崎岖的海岸线上，就像是缩小版的京都。这是个迷人的地方，保留了许多中世纪时期的古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武士的故宅，也可以到茶屋欣赏艺伎表演，这里还有一座美丽的园林，被称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跟日本其他一些著名景点一样，这里的艺术也非常兴盛，比较著名的艺术形式有陶艺、金箔等，还有许多业余的能剧艺人。我从伦敦乘坐飞机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就被带去欣赏茶道仪式，仪式在一座四周环绕着护城河的16世纪建成的建筑中举行，其庭院里有一个像亭子一样的高台，几十个人围坐在里面，我寄宿家庭的主妇西田太太领着我坐到了最前排——距离仪式举行场所最近的地方。一位身着和服的女士在下陷式的炉子上烧水，用木勺舀出绿色的茶粉，并用一个长长的刷子轻轻搅拌。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从她跪坐的样子到她拿茶杯的样子，都是那么熟练而精准，如镜子般复刻了数百年来无数场茶道仪式中的每一招每一式。我像其他人那样跪坐在座位上，双腿双脚垫在屁股底下，后背保持挺直。一开始几分钟浑身上下疼痛难忍，不过不久之后我的四肢渐渐适应这个姿势，我也有闲情逸致细心观察四周的情形了。饮茶之前，我们先吃了一块手工糖果，糖果被一个形似牙签但比它略大的器物分割成适口大小的块儿。然后，我们先认真地欣赏茶杯的形状和釉色，再握着陶瓷杯感受茶水透过杯壁传过来的热度。我们先把手中的茶杯转了两个90度，然后才嘘嘘有声地将那杯色泽翠绿、入口微苦、回甘绵长的液体一小口一小口地迅速饮下。日本人热爱各种表演和角色扮演：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这个经历了数百年风霜的露天剧场里的演员，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要符合风俗习惯。在仪式结束之后，其他客人起身离开了。但是，我的腿已经跪麻了，根本就站不起来。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舞台上。过了几分钟，一股刺痛开始在我的腿部蔓延，双腿渐渐恢复了知觉。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次体验是我痛并快乐着的日本旅居生活的缩影，是标志其开端的重要事件。到达金泽的第一天，我就下决心要敞开心扉接受这种于我而言全新的文化。我会吞下别人招待我品尝的任何食物，无论是螃蟹脑、海胆还是生章鱼。渐渐地，我发现虽然日本人烹调的食物千奇百怪，但是都非常新鲜和美味，事实上比我过去品尝过的任何食物都更好。当时我已经37岁，但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始努力学习日语，努力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借此敦促自己掌握了2 000多个日语汉字和各种晦涩的语法结构。最终我可以比较顺畅地进行阅读，也能操着生硬的日语进行采访，不过借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说法，我说日语就像用后腿走路的狗：实在算不上好。不过考虑到我当时的年纪，能学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令人称奇了。在金泽，我爱上了榻榻米，在这种传统的蔺草垫铺成的地板上生活非常惬意。人们在被称为玄关的房屋入口处脱掉鞋子，跪坐在地板上看电视，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跪着铺好被褥。榻榻米散发着一股让人舒服的草香味。洗澡的时候可以把身体泡在一个高高的正方形澡盆里，不过要在另设的淋浴区把身体彻底洗干净之后才能坐进澡盆。有时候，我们会步行到贴着老式市政瓷砖的公共浴池去洗澡。那里有露天的公共泡澡池，分为冷水、温水和热水池，池水都是含有硫黄的，更衣室里还设有皮革都已经磨损了的震动式按摩椅。我很欣赏日本人的一些小习惯：他们在用餐之前都会双手合十对食物表示感谢；商人在收钱的时候会先道歉，就好像付款这种行为破坏了原本非常愉快的人际交往。我还学会了做客的时候应该坐在餐桌的哪个位置——距离门最远的地方，过去那是遇到突然袭击的时候最安全的地方。我渐渐开始学会欣赏日本人那些表达体谅的小习惯。比如，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在商务谈话中，抱怨自己很忙是不礼貌的，因为这暗示你有比同面前这个人谈话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即使是不起眼的小店也会在你就餐之前提供热手巾擦手；下雨的时候，百货公司门口有专门用塑料袋将湿雨伞封起来的机器，这些我都很喜欢。在日本，风俗习惯通常比法律更有约束力，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街道上完全没有一点儿垃圾。在地铁或者电梯里接电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不是因为这样做违法，而是公序良俗要求他们要为别人着想。即使是在大街上，接电话的时候，人们也会用手捂住嘴和手机以起到消音的作用。到达东京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又被全新的东西征服了。东京的大都市氛围、鳞次栉比的剧院和美术馆以及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餐馆、俱乐部和酒吧成就了其“亚洲纽约”的地位，而且它比纽约还要大，整个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达到3 600万。然而，东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毫无特色的拥有卫星城的大都市。大城市大多都被描述成众多村落的集合，然而东京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更符合这样的描述。东京的城市社区，包括我入住的东北泽，仍然以类似村落的单元构成。在节庆日，所有人，从银行家到泥瓦匠，聚在一起打制糯米团。夜里，他们穿上棉质的靛蓝色日式短褂，光着腿，足蹬木屐，像抬轿子一样抬起供奉着当地神灵的神龛，穿过狭窄的挂满纸灯笼的街道。东京就是由数百条商店街构成的迷宫，这些窄窄的小街道两旁开着各种小小的甚至像窝棚一样简陋的小店，出售手工制作的豆腐、传统糖果、花卉、寿司、水果或者一袋袋的大米。后街都非常狭窄，车辆不能说完全进不去，至少很难进得去。所以，在东京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最喜欢的出行方式还是自行车。这座城市没有足够多的大型停车场，但是后巷小胡同里摆满了盆栽，葱翠的草木从每一条缝隙中冒出头来。这座城市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接近自然，就好像这些建筑可以随时回归大地。在夏天，鸣蝉的嚣叫声甚至会淹没车辆的噪声。有些餐馆会关上灯让三三两两的萤火虫飞进店里，这样顾客就能看到它们在夜色中闪烁的样子。供奉着狐狸、鱼甚至是鳗的神龛随处可见。以下是我最难忘怀的记忆之一：一个春日，三名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新宿御苑公园门外，专心致志地观察一朵樱花的花瓣。因为东京治安犯罪率极低，警察其实完全不需要到处巡视，所以他们就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仔细研究一朵小小的粉红色花朵，那样郑重其事，就好像他们碰巧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把沾血的刀。在日本，我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采访了来自日本各社会阶层的人，其中包括村上春树和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知名作家以及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我见过多位实业家、银行家、政客、官员、艺伎、歌舞伎演员以及相扑摔跤手。我采访过平凡的人，也采访过非凡的人物：汽车工人和医疗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和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学校教师和传统守旧的神道教神职人员、青春少年和耄耋老人。其间不乏各种让人恼火的小插曲，也有许多让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日本是个宜居的地方，特别是对外国人而言，因为你可以享受社会平稳运转的种种好处而无须承担种种责任。如果好的生活质量就意味着能买到有独立包装的饼干以及你家附近地铁站中有维护完善的水族箱，那么日本在这方面绝对胜过许多国家。还有哪个地方能够让你放心地将笔记本电脑留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就离开，因为你知道回来的时候它还会在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在经历多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还不呈现出社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乱象？许多关于日本的描写都极为消极，甚至是带着轻蔑的敌意，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身处的环境总体上来说还是平静而舒适的。尽管我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刚刚经历了所谓“失落的10年”，而且经济仍旧不甚景气，似乎还要经历另外一个萧瑟的10年。然而，我没有看到多少颓废的证据，至少比在我的祖国英国看到的颓废迹象要少得多。虽然日本人面临诸多严重问题：逐步老龄化的社会、高得惊人的自杀率、校园暴力、越来越庞大的公共债务、总也不见起色的经济形势以及一蹶不振的电子产业，你在这里却感受不到太多的危机感（当然，有人说这才是问题所在）。总的来说，从表面上看，日本就是一个富足的，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很有活力的社会，并且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许多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要看到真正的困境，就应该离开东京，去探访贫穷的边远城镇或者只剩下老人的边远农村地区。所以，我开始在日本游历，几乎踏遍了日本所有47个行政区。当然，我目睹了各种不幸，也发现日本民众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还见识到极端贫困的景象。我见到了商业街门可罗雀和各种产业艰难维持的状况，还到过全是留守老人的村庄——留在村子里的只有一些几乎得不到任何外界帮助的、生活贫困的八九十岁老人。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生活目标，完全是在随波逐流。但是，在大部分地区，日本社会正在努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其社会结构相对完整且人心稳定，人民生活也很安适。旁观者判断一个国家玻璃杯里的水到底是半满还是半空，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评判者的性格决定的。相比其他一些作品，本书对现代日本的积极方面也许着墨更多，希望诸位不要误认为这是因为我太天真。读者应该也会发现，其中也有许多负面描写。然而，大多数极力唱衰日本的说法其实跟20世纪80年代那些盲目乐观的论调一样具有误导性。当时，许多专家说日本正在用其永不停止的经济机器征服全世界。今天，人们默认的看法却是，日本这个玻璃杯甚至都算不上半空，因为杯底还有一道裂缝，剩下的水很快也会漏光。他们告诉我们，日本无法实现复兴，只能继续沉没。日本的工业正在消亡，这个国家的女性正在受到压迫，许多人都有自杀倾向，社会故步自封，国家债台高筑。所有这些说法当中都包含着一部分真相，同时有失偏颇。在有些人刻画的图景中，日本社会简直是个心理病态的社会，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就是日本社会盛行的各种幼稚的强迫症，以及大量“宅”在家哪里也不去的青少年。但是，这样的判断有些以偏概全，就好像是说美国到处都是大规模枪击事件、吸毒和城市隔离，或者把英国说成一个充斥着流氓主义和夜晚械斗的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这些都是拙劣的漫画手法。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都值得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尽管有各种问题，但是日本社会并未丧失活力，它也在不断调整适应。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有能力应对并克服各种困难，而且日本面临的许多困难并不是像我们经常以为的那样是日本所独有的问题。有时候，人们会把日本的每一次蜕变同伊势神宫的重建相提并论。伊势神宫是神道教地位最崇高的圣殿，据说始建于公元3世纪，它的存在方式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在那里，用于祭祀的地方多达125处，而且每个地方供奉的神灵都不同。周边所有的林地都归神宫所有，所以这座神宫不是圣保罗大教堂式的宗教场所，而更像是一个到处供奉着神灵的海德公园。每隔20年，结构简单的木质神宫就会被推倒，然后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重建。所以，它到底是20岁还是2 000岁要看你如何解读了。同样的，历史证明，如有必要，日本可以彻底改弦易辙，与此同时又总是能够保持传统并坚守自己的信仰。它可以进行自我重建，但是总会使用同样的材料。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对周恩来说过，他认为正是日本的“部落意识”使它具备了迅速改变的能力。跟其他一些坚信自己与众不同的国家，比如美国一样，日本由来已久的涅槃重生的能力根植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社会是非同凡响的，他们可以在不改变民族根本特性的前提下适应任何情况，”基辛格如是说道，“因此，日本可以一夕之间改头换面，比如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从封建主义转向天皇崇拜，而从军国主义到民主社会的转变更是只用了三个[4]月。”日本社会学家杉本良夫说，分析人士“倾向于要么加入‘日本崇拜阵营’，要么加入‘打压日本阵营’，以过于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方式来[5]描述日本”。许多外国观察者，甚至包括一些在许多年里都无法同这个国家剥离开的人，都认为日本是个极端仇外、对女性非常不友好的社会，等级森严，不肯接受新思想，甚至都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另外一些人则看到了我在金泽看到的一些东西——社会凝聚力、尊重传统、彬彬有礼、追求卓越以及相对公平。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杉本建议人们“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重点考察“正反两方面对立统一”的方式。[6]在此，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文乐木偶戏是三个演员共同操控一只木偶的表演形式，木偶演员要学习30年才能出师，对此你可能会赞叹不已。首先，演员要学习控制木偶的双腿，10年之后才有资格控制左臂，再过10年，他才能够学习如何控制右臂和头部。再经过10年，他才会被当作真正的文乐木偶戏大师。在有些演出场合，观众能够看到主木偶操控者的脸，这是他成就的标志，另外两位辅助表演者的头是被黑色的头套罩住的，目的是不干扰观众欣赏演出。在日本，有许多行业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样严苛的师徒制度。有些寿司制作大师在学习多年之后才被允许处理鱼生。一位盆景大师告诉我，他不拿报酬跟了师傅三年之后才被允许修剪树木。正是因为这种对细节和传统强迫症似的尊重，在日本，从餐馆厨房到工厂厂房，事无巨细都规矩严整。只有在日本，你才会看到有人定期用牙刷来清理瓷砖缝隙。然而与此同时，你也许会发现这些让人头脑发麻的规矩其实脱胎于一个已然不合时宜的想法——师傅总是正确的，学徒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是代代相承的智慧结晶。坚持这样的规矩会抑制创新并摧毁一个人的斗志。那个在画布上大肆渲染浓厚圆点的艺术家草间弥生曾经告诉我，日本的师徒制令她“作呕”，所以她逃到美国继续艺术创作。尽管我们非常欣赏日本社会的很多产品，但是凭良心说，人们很难会对这些东西的创造过程怀着同样的欣赏之情，即便不是全无可能。再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可能会觉得日本公司的晨间体操非常可笑，也把这当作日本“群体思维”的证据之一。在东京，我经常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建筑工人在工地前进行集体晨练。我觉得这很可笑，与此同时，我又无法否认这一做法的确对日本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很有好处，日本有许多老人仍然苗条和灵活得让人嫉妒。这种做法使得体育锻炼实现了“大众化”，而不再是私人健身俱乐部里小范围的个人行为。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需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的现象。不过，特别适合用这种观念来研究日本。比如，在商务领域，日本公司经常被批评不愿意裁员、不愿意提高生产效率，公司最关注的不是如何提升利润，而这会影响股东的利益。这样的做法也缓冲掉创造性破坏的冲击力。美国这样有活力的经济体会频繁地将劳动力和资源调整到生产力更高的领域，革故鼎新，打破老旧的行业并建立新的行业。然而，正因为这种倾向，日本的失业率非常低，比许多国家都低，只有4%。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支付的失业补助较少，而且社会为长期失业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高犯罪率或者疾病等付出的代价也更低。这就是以较低的公司生产力水平交换来的好处。从长期来看，那些无所顾忌追求效率的经济体也许会发展得更好，但在任何民主社会，如何在利益相关人和股东资本利益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极端一点儿来看，一分为二的方法其实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人眼中日本最大的缺点——总是向内看的“加拉帕戈斯意识”。自然，它经常被认为是个百害而无一利的特点。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认为，这种意识已经并且将继续妨害日本正常融入“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日本非常排外，无论是对外国投资还是外国移民都非常排斥，这对其自身的发展不利。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个不与他国为伍的独立国家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国家保留了那些它最为世人所推崇的特点。在京都生活了25年之久的皮克·耶尔告诉我，他一直认为如果日本社会不是那么封闭，日本文化中最新奇同时最让人眼前一亮的那些特征恐怕早就不复存在了。“日本社会能够如此顺畅和谐运行的关键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他说，“在我看来，日本社会就像是交响乐团，大家都严格按照曲谱演奏，而且每个人都非常了解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只要大家各司其职，一切就完美无瑕。”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对日本如此宽容。《云图》（Cloud Atlas）的作者大卫·米切尔给我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当时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在日本西部历史悠久的古代藩府所在地萩市生活，那里的社会风气非常保守。在学校里，其他孩子的母亲常常叫他的孩子“一半”，这是对拥有一半日本血统人的标准叫法，日本人并不认为这种称呼有什么不对。这个叫法却让米切尔非常不快，他花了许多时间解释，他的孩子们并不是只有“一半”，而是两者兼有，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人。他认为，日本人不擅长生活在文化“边缘地带或者门槛处”。一年之后，米切尔带着全家人回到爱尔兰。杉本的“一分为二”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它可能会导致虚假两分。日本其实完全可以以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姿态来保持其文明与和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强大而自信的社会可以吸纳外来的影响和人，而不会打破最基本的平衡。如果日本能够对外国留学生开放他的大学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像明治时期的先驱那样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寻找新的思想，它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日本甚至能够找到一个在保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或者找到办法培养出坚毅果敢、富有个性，同时愿意参加集体活动的新一代青年。然而，社会体系通常没有那么容易理顺，其优势常常就是它们的劣势，反之亦然。文化并不是一张你可以随意点餐的菜单。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开出“处方”。那些期待本书就日本该怎么做来恢复经济或者检讨其心态的人也许会比较失望。顺便说一下，我并非对人们通常会开出的那些“处方”存有异议。我认为，如果能够少一些故步自封、少一些保守，不再回避其近百年来的历史暴行，或者能够以更积极的姿态让女性发挥才干，它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如果能够建立起鼓励民众更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制度，或者达成政治体系的平稳运行，其发展一定可以事半功倍。毫无疑问，它还应该通过经济自由化、开放贸易和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积极努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如果能够培养出更具原创性思维的年轻人，整个日本社会也会变得更有活力。从中期来看，它应该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者双管齐下，才有希望解决金融方面的各种麻烦。然而，仅仅谈论这些并没有太多益处，日本也不是没有学者和决策者在说同样的话。日本“应该做什么”的清单也许一目了然，然而这样的清单大多都流于表面且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根本性问题。因此，本书的重点是我所了解的日本，而不是我所期望的日本。我认为，这是个正在努力适应新情况的社会，不过它行事自有一套，而这些方式有时会让人抓狂。正如我们不应该认为日本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不应该以其他国家为标准来评判它。尽管日本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平等社会，但事实上，日本也是个国家，跟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阶层、地域、性别和年龄造成的不平等，受到次文化的挑战，也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任何一句以“日本人认为”开头的话语，其正确性都非常值得商榷。考虑到这一现实，本书尽可能让日本人自己来发言，尽管他们原本也都是不同的人，而且对问题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我会对某些观点有所批判，不过大部分观点都是未加修饰如实呈现的，我尽可能按照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记录各种声音。本书的第一部分“海啸”重点描述了普通人，特别是在2011年3月11日的大灾难中受影响最大的沿海地区民众，是如何应对灾难的。地震发生后，我连续10天在灾区对日本受灾情况进行现场报道，并且在之后几个月以及第二年多次返回日本做报道。我试图根据采访记录以及当时对事件的各种描述，重现海啸来袭之时以及其后，岩手县陆前高田这个拥有23 000人的海滨小城发生了什么。我还报道了自己在灾难发生后几天、几周和几个月的时候在其邻市大船渡的所见所想。这些章节初步阐释了单一事件背景之下日本复原力的概念。不过，想要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到底是如何适应环境并生存下来的，我们还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7]史和文化，看看这个“天灾最爱”——总是受到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和台风侵袭的国家都经历过什么。第二部分“作茧自缚”中有一章重点探讨了日本的岛国意识。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位于亚洲，同中国隔海相望，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当今世界一大神话。日本惊人的复原力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其隔离意识，不过我想要说的是，这种意识与其说是它的优势，不如说是其一大缺陷。在19世纪突然发现西方先进的技术时，日本人下定决心脱离亚洲，学习欧洲的“强国”模式。它抛弃封建主义并努力实现了现代化。然后，它走上了残暴血腥的帝国主义道路，其根源就是糅合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差点导致其自我毁灭。因此，今天的日本在亚洲地区非常孤立，它同邻国，特别是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因历史遗留问题而矛盾重重。它既无法融入欧洲，又不能全然融入亚洲，颇有无所适从之感，在外交层面上唯一可以倚仗的就是美国“附庸国”的地位，甚至连股票交易员约定俗成的分析单元都是“亚洲（日本除外）”。第三部分“得而复失的几十年”，一开始先简略地回顾了这个国家战后的发展历程。它很快从战后的满目疮痍中恢复元气，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拥有惊人的经济实力。然而，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5年又连续发生了两场危机——神户在一场大地震中几乎毁于一旦；邪教组织制造了以通勤者为目标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其后，日本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正如村上春树所言，那一年是日本的转折年：普通民众清晰地认识到，泡沫破灭之前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在其经济飞速发展的那些年里，战后日本举国上下的核心任务就是不计一切代价，努力达到西方生活水平。尽管日本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泡沫的破灭让日本人失去了民族使命感和目标感。日本丢失了其“根性”——“胆量”或“斗志”。第四部分“后增长时代的日常”讲述了当代日本如何努力适应现实。本书将会证明，危机发生之后，这个国家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选择坐以待毙，尽管其转型并不完美且远未完成。其中有两章的主题同经济有关：“世界第三强”以及“后增长时代的日常”，目的是要证明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凝聚力其实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强。其经济虽称不上强盛，但经济形势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糟糕。如今，大家倾向于随意使用“日本化”这个字眼，用它来指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所能出现的任何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投资回报率或者日本经济规模同其他国家的比较，那么日本过去的20年其实并不是那么凄惨。日本之所以能够避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大幅增长的公共债务，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目前大家还不清楚。有人说，这必然会导致新的危机，政府迟早会无法履行偿债义务，要么干脆直接赖账不还（可能性不大），要么削减社会福利，或者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压力。在现阶段，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日本领导人应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日本，社会稳定高于一切，激进的变革要靠后排。从长远来看，如果当初它选择让更多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并进行激进的工业结构重组，也许会更有利于经济的复苏。欧洲和美国现在已经发现，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绝非易事。当危机愈演愈烈时，即使是以奉行自由经济为宗旨的美国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银行体系或者汽车工业分崩离析。到2013年年初，美国的失业率仍保持在8%左右，整体经济虽有复苏之象，但仍很脆弱。那时英国的失业率几乎是日本的两倍。而从2008年至今，英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缩水4%。在西班牙和希腊，情况则更加糟糕。因此，其他国家也跟日本一样面临顽固的高赤字、低增长的问题，即便尝试了各种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货币政策，本国经济也只是勉强惨淡经营。我们经常对日本的经历引以为戒，但是日本真正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地方不是它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应对如何拙劣。相对而言，它的应对还是比较从容不迫的，当然这一事实更令人担忧。关于经济泡沫，日本带给世界的终极教训应该是：一定要不计一切代价将经济泡沫扼杀在摇篮中。第八章“梳大背头的武士”主要记述了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政坛的2001—2006年间的情况。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民众拥戴的是一位许诺要进行激烈变革的领导人。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局面，日本的政治体系完全就是在苟延残喘，小泉希望能够给这个病入膏肓的体系注入新鲜活力。他不惜打破自己所属的政党的桎梏，并终结了战后50年里自民党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实的两党执政体系来取代过去的政治体系，日本的政治体系还是很难胜任其面临的艰巨任务。之后两个章节“应许之路”和“帘幕之后”主要讨论了日本战后赶超模式终结后引发的社会变革。生活中的确定性变少了，对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和年轻人而言，安全保障也少了。但是，随着旧的确定性被破坏，新的机遇产生了。这两章主要描述日本人如何努力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第五部分“无所适从”探讨了在日本国力日渐衰退而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的国际环境中，日本所面临的严峻的外交挑战。中国的觉醒让日本很不安，因为两国之间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这些问题也对地区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等岛屿的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分歧，这是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积怨的新爆发点。中国造成的威胁感揭开了日本的伤疤，让它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和自我认同产生了迷茫。我希望能在第六部分“海啸之后”中更仔细地分析日本社会究竟在哪些地方发生了改变，哪些地方还是一成不变。福岛核电事故及其后续发展说明“旧日本”还未从根本上被撼动。日本没有妥善处置核危机，也没有诚实面对公众，这说明日本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各种问题已是积重难返。然而，灾难也激发出一些好的东西。灾难过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使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紧密相连的。一位外务省的官员告诉我，就连阿富汗的坎大哈市都凑了5万美元支持日本的灾后重建，说到这里，他几乎热泪盈眶。诗人对日本东北部地区壮观美景的热情赞颂让日本人重新发现了它的重要性，过去这一地区总被认为是落后的农业区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现在，日本人开始学着欣赏该地区人民的坚强与忍耐。在日语中，他们用“我慢強い”来形容坚强忍耐的人。大量志愿者赶到这个地区帮助清理废墟，疏浚河道。得益于近几年新通过的法律，日本的公民社会也在海啸之后变得更加强大。日本并非总像传言中那样和谐，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左派和右派之间就如何看待过去和如何建设未来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随后，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淹没了所有不满的声音。然而，近几年来，日本又重新发现了有组织民族运动、辩论和挑战既定共识这些做法的力量。在福岛危机之后，这样的社会政治活动声势也变大了，在受到海啸和核泄漏事故影响的人努力寻求补偿的过程中，反核运动凝聚了很多力量。最后，在日本东北部地区的渔业小城，随着废墟被清理干净、尸体清点完毕，普通日本市民在努力恢复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坚忍。一位日本剧作家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日本人[8]相信虽然世事无常但是仍需勇敢前行的优良传统”。他们唯一确信的事情就是，总有一天海啸会卷土重来。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人的典型特点就是缺乏个性、盲目服从上级和权威，但在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开拓创新精神毫不逊色于美国西部精神。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日本东北部地区的人并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因为他们对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心。相反，他们很快就自己掌控了局面并开始重建生活。我们应该从他们坚毅求存的故事中看到希望，得到启发。[1] 这本书的第1版写于2013年，下文未具体指明的时间请以此为参考。——编者注[2] Pico Iyer, ‘Now is the Season for Japan’, New York Times, 22 March 2012.[3] Interview with author, Boston, May 2011.[4] Quoted by Kenneth Pyle, Japan Rising, pp. 320–21.[5] Yoshio Sugimoto,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2nd edn), p. 13.[6] 文乐木偶戏，全称净琉璃文乐木偶戏，起源于江户时代（1600年之后），是日本最主要的传统舞台艺术形式之一，集说唱、乐器伴奏和木偶剧于一体。——译者注[7] Iyer, ‘Now is the Season for Japan’.[8] Interview with Masakazu Yamazaki, ‘Live Life to the Full, Knowing that it is Fleeting’, Asahi newspaper, 14 March 2012.第一部分海啸第一章 海啸1666年，今天被称为陆前高田的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是大名山崎平太左卫门。这位大名曾经做过工程师，他命令当地的富裕商人大量种植松树。这些粗壮的黑松被种植在沙滩上，松林绵延2 000多米，在小镇和浩瀚的太平洋之间构成了一条狭长的屏障。日本东北部这条蜿蜒的海岸线地处偏远、与世隔绝，在那个时候也跟现在一样是世界上海产品出产最多的地方之一。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盛产海带以及品种丰富的海洋鱼类及甲壳纲动物。然而，这里也是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咸咸的海风和潮汐对周围农田的腐蚀作用无异于毒药，而且差不多每隔一个世代的时间，那里就会有一波滔天巨浪从天边涌来，给小镇带来灭顶之灾，这样的间隔期让人轻易想不起这样的危险，却又无法完全将这种危险抛在脑后。因此，350年前，陆前高田的居民希望通过种植松树来给他们的家园和田地设置一层防护，保护它们不受海风、盐碱和大海的侵袭。在开始这项工程的最初7年里，他们一共种植了1.8万株松树，之后的几代人一直努力加固这一屏障。随着附近山脉中的金矿逐渐枯竭，陆前高田的居民提高稻米和其他农作物产量的愿望更加迫切了，因此这道防护屏障的作用也就更加重要了。到18世纪中叶，紧邻海岸线生长的松树的数量至少有7万株，就像是一支军容严整的防御部队。当地人可以在林荫小路上散步，或者在沙滩上野餐。松林的隐秘处当然少不了约会的青年男女的身影。近现代，这7万株松树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1927年，也就是裕仁天皇继任后的第二年，这片海滩入选“日本最美丽的100个地方”。白色的沙滩上遍植庄严的黑松，它们点缀在居民木质的房屋和狭窄的小海湾之间，再加上倒三角形的海湾，野趣横生的美丽海岸线呈现出弓锯锯齿的形态。更近一些，确切地说是1989年，也就是裕仁天皇去世的那一年，紧邻海滩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建筑，它就是首都大饭店。它是整个小城最高，当然也是最雄伟的建筑物，有7层高，外墙用一块块白色的砖头装饰，还建有螺旋形的楼梯，比“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甲板上的旋转楼梯还气派。饭店大堂挂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一群孩子正在海滩上无忧无虑地玩耍。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门廊外建有椭圆形的游泳池。饭店甚至还专门给那些租用其美轮美奂的场地举行婚礼的新娘准备了一间休息室，她们会在那里换上婚礼的服装。休息室的视野非常好，这些年轻的姑娘为自己的婚礼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可以尽情欣赏陆前高田著名的黑松林。建造首都大饭店的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烈火烹油、疯狂增长的泡沫时代赚的。而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跟很多泡沫经济时代盲目投资的产物一样，大饭店也被市政府收购了。饭店的主要投资人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裁以及当地一位吟唱悲情民谣“演歌”的歌手，他们两个人投资这个饭店的目的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首都大饭店也确实不同凡响，在这座人口只有2.3万、风格粗犷的小城中，洁白的外观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都使它成为当地人举办各种仪式、进行商务宴请和举行葬礼的首选。大饭店的销售经理佐佐木和义说：“对一个乡下的小城来说，这确实是一家美丽的饭店。”在日本人中，佐佐木算是身材比较粗壮的，他长着一张很喜庆的脸，而且擅长自嘲式的幽默。即便是在谈论最严肃事情的时候，他的嘴角也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如今，他已经快60岁了，他出生在陆前高田，而且他们家祖祖辈辈都出生在这里。事实上，在日本基本上完全闭关锁国的1734年，佐佐木家的先人就已经开始在此靠榨山茶花的茶籽油谋生了。他们家的小店叫作“油屋”，经过一代代人的经营，油屋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食品制造商和批发商，这份家族生意世代相传，传到19世纪、20世纪直至21世纪。随着陆前高田人口不断减少，油屋的生意越来越差，再加上外来的营销方式更灵活，价格更低的大经销商的竞争压力，2006年，已经经营了270年的油屋破产了。当时，佐佐木差点儿就离开了家乡，因为他实在受不了破产的耻辱，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油屋的员工，也愧对祖先。但是，即使是结束公司，也需要有条不紊地进行，所以他和妻子留在陆前高田，并且在首都大饭店找到新工作。2011年3月11日，周五。早上，佐佐木代表店方去吊唁刚刚去世的前市议员清水由纪夫。许多人都来参加守灵，作为亲朋好友，他们来同死者道别，之后他的灵魂就可以安心地踏上黄泉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悼念者在夜里焚香守夜，悼念经文来陪伴死者。佐佐木是来同家属确认第二天将要在首都大饭店举办的佛教葬礼仪式中的座位安排问题的。陆前高田的主城区建在一条平缓的山谷中，举办清水守灵仪式的房子建在俯瞰这条山谷的小山上。后来，佐佐木注意到一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来参加守灵，”他似笑非笑地说，“那么这些人可能都已经死了。”佐佐木并未在守灵的房子里耽搁太久，刚过中午，他就回到首都大饭店，并在下午2点46分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进办公室的时间，精确到分，因为那正好是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日本人早就对地震习以为常了。古时候，日本人认为地动是因为地震鲇在翻身，因为日本诸岛就是浮在这条大鲇鱼背上的。平时，这条大鲇鱼被神道教地祇鹿岛大明神用一块巨石牢牢地压在泥里。大神打瞌睡[1]松手时，鲇鱼就会剧烈扭动，伺机逃脱，导致大地上下左右地撼动。 1854年，安政大地震爆发，影响了从九州到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地震发生之后几天之内，首都东京就有了地震鲇的木刻版画售卖。日本人的经验也总是提醒他们，大地震是会引发大海啸的。位于古都镰仓的那座宏伟的露天如来青铜坐像就坐在天地之间，承受着风霜雨雪的侵袭，其实最初也是有大佛殿的，它在1498年的台风中被冲毁了。日本的海岸线上遍布小型墓碑大小的石碑，警告后世将房屋建在远离海滩的地方。19世纪曾在日本居住过15年的爱尔兰–希腊混血作家小泉八云（拉夫卡迪奥·赫恩）曾这样描述日本：“（这是）一片倏忽无常的土地，河流频繁改道，[2]海岸线不断改变，平原高度也总在变化。” 一位日本地震学家曾经计[3]算过，从5世纪开始，日本列岛共经历过220次大地震。到现代，日本人了解到，他们的祖先选择定居的这些岛屿其实位于地壳活动最频繁、最不稳定的区域，在几大地质板块交会的地方，被称为环太平洋火山带。地球上每发生10次地震，就有9次发生在这些地质活动活跃的区域，日本也就成为地球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里，日本总是会有某个地方发生轻微的地震。所以，人们对这些小困扰已经习以为常了，哪怕地震使得木门嘎嘎作响或者灯罩来回晃动，人们都会毫不在意地继续聊天。然而，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发生的这场地震可不是小地震，在那个下午，每个看到脚下的地面迅速变成一片汪洋的人都立刻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寻常的小打小闹。这场地震的震级被确定为里氏9.0级，是有史以来第四大地震，其威力相当于6亿颗被投掷到广岛的原子弹。震中位于陆前[4]高田以南距日本海岸约45英里之外的海底。后来，地质学家说这种地震类型为海底大型逆冲区地震，是地质板块交界处经常发生的一种地震。日本正处于太平洋板块俯冲入北美板块的地方，这次地震正是发生[5]在这个区域。地壳的一个板块被挤弯了，借用一位评论人士的话说，[6]它就像一张扑克牌被拇指和食指捏在中间。在地壳被弯折过度的地方，被抑制的压力突然释放，将北美板块向后弹开。瞬间，日本列岛的一部[7]分向东移动了13英尺。这场突如其来的断裂发生在海床以下20英里的地方，震源相对较浅，这意味着大量的能量会被释放到地壳表面。在日本大多数地区，地震持续了6分钟，这6分钟里，时间仿佛停滞了。许多人回忆说，他们拼命祈求上苍让地震停下来，可是震动越来越强烈。在东京，许多摩天大楼都建在防震橡胶基础或者液体阻尼基础上，它们在地震中左右摇摆的样子就像是风中摇曳的竹子。因为楼晃得太厉害了，许多处于极度恐惧中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上，忍不住想要呕吐。在距离震中更近的陆前高田，摇晃更加剧烈。一位幸存者[8]描述，震动伴随着雷鸣般的声响。当地狱式的震动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词：海啸。当时，佐佐木手中还攥着跟清水的葬礼有关的各种文件，他沿着楼梯爬上了首都大饭店的天台，这里比小城第二高的建筑还要高三层楼。大饭店的灯火已经熄灭了，整个陆前高田都停电了，当他和另外30多个饭店员工一起摸索着向上爬的时候，楼梯间漆黑一团。他们从天台向外观望。尽管地震很强烈，房屋破坏却并不严重。尽管海啸警报已经拉响，但远处大海的海面似乎还很平静。几分钟后，大饭店的经理宣布，大巴车已经停在楼下准备疏散员工。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在大饭店员工检查过没人停留在大楼里之后，巴士离开了。大饭店门前的道路上挤满了试图逃离的车辆，想要开往内陆的方向，几个街区之外的平交路口已经封闭，朝那个方向去的车只能掉头回来。所以，大巴车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程更长的路，先沿着海岸行驶几分钟，再向内陆环海湾的丘陵地带驶去。下午3点8分，首都大饭店的所有员工，包括佐佐木在内，都抵达了安全地带。而在远处的海域，地壳被翘起，一股庞大的海流开始了它毁天灭地的征程。许多个小时过去了，这股海流向南奔袭8 000英里之后到达了南极洲苏兹贝格冰架，即便是这个时候，它剩下的力量还是将一块与曼哈[9]顿岛大小差不多的巨冰撞得粉碎。在此之前，奔涌的波涛对日本东北部长达250多英里的海岸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浪涛最初的时速达到500英里，相当于喷气式客机的速度，而在靠近海岸的时候，流速略有下降，跟子弹头列车差不多，然后又降到汽车的速度。时间刚过下午3点20分，也就是最早有震感30多分钟之后，浪涛就到达陆前高田。我们从木版画家葛饰北斋的传世名作中见过海啸的样子，滔天巨浪犹如弯曲的手指，似乎要扼杀大地上的一切。真正的海啸并不会使大海这样浪起云涌，却更加可怕。如果是在海上，海浪的高度并不夸张，但是海啸的浪涛能够有数百英里宽。过往的船只甚至都注意不到海啸通过，只是水位略涨，然而一旦碰到陆地，这股浪涛就会形成惊涛骇浪，而且海啸带来的浪涛也绝对不止一波。实际上，破坏力最大的也不是最初的巨浪，不断涌入陆地的海水退潮时造成的破坏才是最严重的。在陆前高田，高涨的海水漫出海堤也就花了几分钟，小城的规划者原本还以为20英尺高的大堤是绝对不可能被淹没的。在海水漫过混凝土大堤，并凭借其巨大的冲力将海堤撕开一个个口子之后，整座小城就完全暴露在浪涛面前了。海水从四面八方灌入陆前高田，充满了河道并冲入山谷，直至小城变成一片汪洋，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夺路而逃。从地面上来看，大部分人首先看到的海啸景象就是大水沿途冲垮建筑物时升腾起来的鬼魅般的烟尘。诡异的白色粉末飘浮在浪涛前方，就像是死神的信使。一路还伴随着倒塌的建筑物被冲垮时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有些建筑物被连根拔起又摔个粉碎，再像炮弹一样被猛烈地抛出。当海水无情地涌入谷地时，很多人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有条件撤离的人或驾车或徒步拼命向山上逃去。很多老得跑不动的人都被巨浪吞噬了，也有许多陆前高田的年轻人为了帮助年迈的亲人或者邻居逃命而跟他们一起葬身在浪涛之中。还有一些人本来距离安全地区并不远，但是因为他们的住处距离海岸线很远，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必要逃跑。“虽然他们很容易就能逃到更高的地方，他们却选择留在自己的家里。”佐佐木说。目击者说，海啸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横扫了整个山谷，尽管山谷有3英里长。“仅仅4个小时的时间，整座城市就消失了，”佐佐木在回忆这一幕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恐怖，“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海啸，那么对你来说，基本上就已经没有逃生的机会了。”陆前高田的一位女高中生拍下的一组照片记录了最初几分钟海啸摧毁一切的景象。最初的几组镜头记录了海流如何涌入穿越小城的河道。照片中的河水确实涨高了，但是看起来不会造成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几帧照片之后，水淹过的区域已经很宽了，甚至还冲垮了一座小桥。第一波潮水正要消退的时候，第二波又压过来，而且水量更大了。后来，人们发现在浪涛迅速通过山谷的时候，浪高达到40英尺。此时，照片中出现了被连根拔起的木质房屋，瓦片铺就的屋顶依然完好无损，随着水流漂浮在山谷上方，就像是漂浮在熔岩流之上。一家完整的摩斯汉堡餐厅（在日本相当于麦当劳餐厅）也从山谷中漂过，就像没有系好的小舟，当它随着浪涛撞向医院的时候，它红红的屋顶和“M”标识异常醒目。它撞上医院的大楼，断成两半。现在，水流看起来就像是愤怒的泥浆流。一位志愿攀爬到天线架上的消防员也拍下了一组照片，那景象就像是暴风雨中惊涛骇浪的大海。唯一能够看出这是在陆地上的线索就是突兀地露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之上的小城钟楼的楼顶。海水涨了又退，在海湾里进进出出，在此过程中卷动裹挟着它制造出来的各种废墟碎片，沿途将小船、房屋、汽车、工厂、钉子和玻璃狠狠地抛向它遇到的一切东西和每一个人。无论是木头还是混凝土，无论是骨头还是牙齿，都逃脱不了变成水淋淋的炮弹的命运。整根的树干和被扭曲的钢管从米谷购物中心三楼的窗口冲出来。海水在市立医院制造出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惨剧。肆虐的洪水冲入4楼的病房，那里躺着许多无法移动的高龄病人。随着水位的升高，他们跟身下的床垫一起漂浮起来。有些人被及时拽到楼顶安全的地方，而另外一些淹死在病床上。侥幸逃生的老人也都浑身湿答答的，温度已经低到接近零摄氏度，为了保暖，医护人员用黑色的垃圾袋把他们包裹起来。大部分人是在楼[10]顶过夜的，在漆黑的夜里，四周都是肆虐嘶吼着的洪水。在整个小城，这样绝望求生的景象随处可见。在市政厅，政府雇员狼狈地爬上4层高的楼顶。在那里，他们用望远镜查看远处的海面，并看到第一波浪涛冲破了防海啸的大堤。仅仅几分钟后，他们就被洪水包围了，洪水很快漫过屋顶。有几个人相互扶持着爬到屋顶一个高起的结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