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路上——通讯、言论与写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彭福元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新闻路上——通讯、言论与写作试读：

在新闻之路上求索——我的业务自传（代序）

当新闻记者是我中学时期曾经有过的梦，可又完全出于偶然。读高中的时候因受当过记者的班主任老师的影响，我想过要追随他走过的足迹，当一名令人羡慕的记者。可是毕业时，学校却指名要我报考军事院校，于是便进了军医大学。1971年2月我成了一名“复员兵”，这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招到了省电台。经过一番曲折实现了中学时期的梦想，我既感兴奋激动，又感紧张茫然，因为新闻对于我毕竟是那样的陌生。半路出家，先天不足，要尽快地适应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庆幸的是那时尚且年轻，又没有家室的拖累，有的是精力和时间。我就一方面向书本学习，一方面拜内行为老师，并在新闻工作的实践中努力学习探索新闻的基本功。我从“新闻入门”读起，到文、史、哲、马、列、毛泽东著作，广泛涉猎，以打下文学的功底和提高政治理论水平。

同时，我仔细研读台内老编辑和台外名家的作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20世纪70年代初期，各种大型政治活动、重要会议较多，每次报道我都争取参加。这些重大活动和重要会议的报道往往时效性强，当天采写，当天就要播出，而且大多是发录音新闻，这对提高我的快速采访写作和采制录音报道的能力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为了锻炼提高自己，我争取多到基层去采访，去练笔。我比较喜欢写通讯，领导也常常把采访典型的任务交给我。1975年，台里决定恢复因为“文化大革命”停办的名牌节目《湖南各地》，台领导把这一节目恢复播出的开篇采访任务交给我，要我写一个反映韶山人精神风貌的稿子。当时领导交代，《湖南各地》节目恢复后，要在全省重新打响，第一篇稿件一定要写好。我到韶山采访了近一个星期，有几晚还住到韶山的干部、群众家里，同他们促膝交谈。通过深入采访、精心构思，我写出了长篇配乐通讯《春风吹绿韶山村》，在新恢复的《湖南各地》节目首次播出，很快收到了许多听众的来信。长沙县一个中学语文教研组的老师听了广播以后，认为文字优美，写信索要播出稿件。领导也赞扬我为《湖南各地》节目“打响了第一炮”。

1977年9月是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省电台决定采写一批歌颂毛主席伟大功绩的稿件，要我带领另外两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播音员）沿着毛主席当年秋收起义走过的道路采写一篇纪念文章。我们从文家市到井冈山，行程一千多里，沿途采访，后来由我执笔写成了长篇通讯《光辉的道路——从文家市到井冈山》，全文五千余字。在事后总结时，编辑部领导认为《光辉的道路》这篇通讯是当时台里组织的同类稿件中较为出色的一篇，并在编辑部业务学习会上作了讲评，宣读了其中比较精彩的段落。

1980年10月，电台派我到湖南省边远地区零陵当记者。我非常珍惜这次锻炼提高的机会，尽量多到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采访，广泛接触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学习人民群众的优良品德，丰富自己的知识和阅历，锻炼提高新闻敏感和新闻写作技巧。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跑遍了零陵地区的所有县、市，高高的双牌岭、层峦叠嶂的江华瑶山、秀丽富饶的江永桃川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山区人民朴实的感情和建设四化的激情不仅教育了我，而且激起了我采访报道他们的欲望。七个来月，我采写了通讯、消息、评论、内参等多种形式的稿件72篇，被台里采用的有65篇，是当时发稿较多的记者之一。其中还有《共产党员周长积能上能下》、《廻龙圩农场降低生产成本》等八篇稿件被《湖南日报》采用，采写的“内参”《零陵地区乱砍滥伐严重》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重视。1981年3月29日，零陵地区遭受百年未遇的龙卷风和冰雹的袭击，我立即深入现场采访，向台里发回《飓风冰雹袭击零陵，群众奋起抗灾救灾》的消息。这是当时台里提倡抓“活鱼”的第一条“活鱼”。为此编辑部专门发出通报，对我进行了表扬。

从1971年到电台当记者以来，我除了编稿以外，笔耕不辍，就是在当上“小官”以后也没有放弃写作。我经常保持对自己的一点压力，感到脑不能懒、腿不能懒、手不能懒。20年来，采写的消息、通讯、录音报道、评论等有500多篇，100多万字，其中较大型的通讯、专稿40多篇，20多万字，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地貌通讯等。这些通讯除在本台播出以外，有10多篇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省电台和省内报刊采用，有的还被收入公开出版的书籍。如我采写的《洞庭明珠更璀璨——访古城岳阳》被收入《长江行》一书；《小镇春秋——访攸县酒埠江镇》被收入《湘赣边界纪行》一书；《绿遍青山情未了——记省林科所副研究员陈佛寿》被收入《湖南农业功臣传》一书；《为了明天更幸福》被收入《国策的光辉》一书；《农村返贫现象探源及其对策》被收入《收获与探索》一书。我写作的这些通讯、专稿，说不上篇篇都好，但也有自认的“精品力作”。1989年我带领部里的一名新同志到我的家乡祁东，采写了一个名叫邓承东的残疾军人绿化荒山的长篇通讯《一个无脚人的足迹》，播出以后不仅收到许多听众来信，还受到省委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当时主管宣传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在汽车上收听了这篇通讯，认为稿件写得感人，回到长沙便叫秘书打电话，要我们把稿件和录音带送去，并在省文联正在举办的全省作家、艺术家读书班上播放，以推广省电台正面宣传的做法。这篇通讯被评为全省广播优秀节目一等奖，全国广播优秀节目专稿三等奖，全国文联、林业部等十部委联合举办的报告文学大赛奖。我采写的介绍我台情况的通讯《电波传遍芙蓉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以后，引起了外国听众的浓厚兴趣。

以前，我写的评论，特别是杂文式的评论不多。最近几年，我有意识地加强评论的写作。近两三年，我写的《今日论坛》、《星期天漫谈》有20多篇（不包括短评、编后话），是本台编辑记者中写作这类评论较多的一个。台里专搞评论的同志认为我写的评论大多立意清晰、观点明确、逻辑性也比较强。我撰写的《让送礼者都吃“闭门羹”》、《管一管嘴巴》、《不可凡事都搞逆向思维》、《关于“大树·鸟巢·鸡蛋”的联想》、《小官也要讲清廉》等播出以后，听众反映题目不错，内容也较切中时弊。

1979年3月，我被任命为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党政报道组副组长，从那时起一直担任一些报道组、部的负责人。我感到，组织给自己加了压，责任更重了。作为一个报道组、部的负责人除了自己写稿、编稿以外，更重要的是要组织好报道，能够为本组、本部的编辑记者搞好报道想路子、出点子，把分管的报道搞得有声有色。为了不负组织的重托，我努力提高自己组织报道的能力和政策理论水平。1980年2月至1982年7月，我主持工交财贸报道组工作。工交财贸报道不仅政策性强，而且专业性也很强。为了搞好这方面的报道，我一方面加强对全省工交财贸基本情况的了解，一方面加强对具体政策和问题的研究和探索，以提高报道的针对性。能源问题是制约湖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从采访调查研究中感到，要解决湖南省的能源问题必须走开发和节约并重的路子。在组里，我组织编辑记者采编了大量这方面的稿件，形成开发能源、节约能源的舆论。我还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写成一篇专文《节约能源势在必行》，以“管功”的笔名在当时的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1980年第9期）上刊登，引起了省有关部门的肯定和重视。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提出节约能源的问题，并在新闻媒体和理论刊物上大声呼唤，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早的。我主持工交财贸组新闻报道期间，全组编发的头条要闻是各报道组中较多的一个。

1984年2月起，我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群工部主任，负责《听众信箱》节目的编审工作。为了把《听众信箱》节目真正办成“听众自己的节目”，我组织编辑记者把脚迈到群众中去，把话筒伸到群众中去，反映群众的呼声、意见和要求，做群众的代言人。我负责编审《听众信箱》节目一年多时间，是这个节目办得较为活跃和较有影响的时期。

1988年7月，省广播电台对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撤销了原来按行业分工的各报道部，成立了负责全台新闻报道的新闻部，并任命我为新闻部主任。重任在肩，我接任这副担子后考虑的第一问题就是：在电视崛起、新闻媒介之间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广播的影响？总结多年来办广播的经验，我认为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要使广播走向社会，增加广播的参与性；二是要搞有影响的重头报道。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在担任新闻部主任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新闻节目中陆续开辟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专题栏目，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集中专题报道。这些栏目主要有《三湘英模谱》、《为了农业大发展》、《庆祝建国四十周年》、《走向九十年代》、《三湘党建》、《雷锋在我们中间》等。其中，《三湘英模谱》集中地介绍了我省各条战线70多位劳模的事迹，历时近半年。这样集中系统地宣传劳模，在省电台还是第一次，对推动全省两个文明建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事实证明，实行重大问题报道专题化、典型报道系列化，是发挥广播特点、扩大广播影响、提高广播宣传的社会效益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从1986年起，我两度担任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总编室是台领导指挥全台宣传业务的参谋部，也是全台宣传业务管理的职能部门，还担负着全台新闻节目的播出工作，负有协助台领导把握舆论导向、掌握宣传口径等重任，这对我无疑要求更高了。我想自己能力有限，但责任心一定要强。为了协助台领导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堵住各种政治和事实差错，我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姿态工作，同时要求部里的同志“听招呼，守纪律，讲党性”，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的要求搞好广播宣传。多年来省电台的舆论导向没有出现大的偏差，没有发生重大的政治差错和事实差错，这中间我也尽了一份微薄之力。

为了搞好全台的广播宣传，提高广播宣传的整体效益，我尽自己所能，为台领导出主意、提建议、当参谋。近几年来，省电台多次对全台节目进行调整和改革，我大多是改革小组成员。1988年湖南省电台在对全台节目实行整体调整和改革过程中，我根据了解到的全国电台节目的信息，向台领导提出了创办“星期天特别节目”的建议。台领导采纳了我的这一建议，从这年8月开始开办了星期天特别节目，采取主持人直播的节目形式，使全台节目设置有了很大改观。星期天特别节目开播以后，受到全省广大听众的喜爱，成了湖南电台的名牌节目。

近几年来，我注意加强对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某些新闻理论问题作了一些研究、探索，在省内外学术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业务文章和学术论文十几篇。这些文章有的是自己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体会，有的是对某个问题探索的见解。总的水平还不够高，但有些也得到了同行们的肯定和新闻界前辈的一定好评。我撰写的《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声屏学报》发表时改题目为《新闻工作职业道德与时代精神》）一文，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编辑罗弘道看了以后，专门给我写信，对我的治学态度给予了鼓励和肯定。我写的论文已有三篇收入相关文集：《依靠群众办广播是社会主义广播的重要特色》一文被收入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改革与探索》论文集；《发挥广播优势，搞好正面宣传》一文被收入湖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湖南省新闻学会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正面典型宣传论文集》；《新闻改革与新闻时效》一文被收入湖南省广播电视学会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声屏论文集》。

人生有限，事业悠长，学无止境，艺海无涯。而今，我已过不惑之年，工作时间只剩下十几年，我深感自己身上还存在着许多不足，而新闻工作所涉及的学识领域是那样广阔，就是已经掌握的东西，也还有个知识更新的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实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诗句是我最好的座右铭。我将踏实工作，学而不倦，一路攀登，做一个真正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的新闻工作者。（本文为笔者1992年评定主任编辑时的业务自传）

通讯篇

农民房里的新书架

乡政府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清水乡40%以上的农户家里有书架、书柜。这些书架、书柜大都是近一两年添置的。去年全乡240对青年结婚，做了书架的有200对，今年结婚的160对青年农民，有120对做了书架。

在29岁的青年农民刘亮明家里，记者问到农民做书架的事，他笑了笑说：“书架对我来说可需要啦！我们农民要致富，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读的书很多，就需要书架啰。”刘亮明原来是个菜农，后来调到乡里办的建筑公司工作，为了当好一名乡村建筑工，他买回了许多建筑方面的书籍，刻苦自学，例如《建筑施工手册》、《施工企业管理》、《建筑施工组织与预算》等等。在他房里的一个高约一米五左右的书架上，就挤挤密密摆满了这些书和一些文学、历史书籍。刘亮明通过自学，去年考上了建筑助理工程师职称，成了全乡第一个有助理一级技术职称的农民，现在他已是乡建筑公司经理，天天要学习、读书、找资料，书架是少不了的。

清水乡农民房里的新书架大多是为自己看书学习而做，也有的是为了给子女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而做。只有高小文化、快40岁的农民陈常青指着正在做的书架告诉记者，他家有一个孩子上中学，有两个孩子上小学，这书架就是为三个孩子做的。他说：“我文化低，吃了不少苦头，我希望孩子们多读书。”

书架，现在对农民来说不仅实用，而且还是家里时新的摆设。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王绍华说：“家里摆上一两个书架，能增加一点书香气氛。现在我们这里的许多青年人，都想跟城里人比，希望家里有一点‘书香气’，这是近年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的追求。”王绍华现在乡村企业工作，他的妻子在家搞缝纫，最近他盖了一栋200多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家里不仅添置了两个书架，还辟有一间专门的书房。

清水乡靠近城市，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乡负责人说：求知，求富，是现在农民新的欲望和追求，我们乡农民做书架的多，既是农民富裕程度的反映，也是农民求知欲增强的一种表现。（写于1986年12月）

马路上，有一颗闪光的沙石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采访。在城南乡党委会，我听到一句赞语：“有了周干泉同志养路，这条路才活了。”

这条路是湘阴县城南乡的一条乡级公路。一个春光融融的日子，我来到城南乡采访，身材高大的乡党委书记老宋见面后，就这样对我说：“你问周干泉同志养路的事？见到那条路你就知道了。有了周干泉同志养路，我们这条路才活了。”接着，他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周干泉养路的事：“我们乡这条公路是全乡唯一的交通大动脉，运化肥进来、送粮食出去都要通过这条路。可是1980年以前，这哪里像一条路啊，简直就是一条被人乱扔的‘死蛇’，满身烂疮，不是大洞，就是窟窿，一到晴天黄尘扑面，遇到下雨便又积水成洼，不要说通汽车，就连空手行走都难！那时虽然有一个养路班，而且人数还不少，加上班长足足12人，可以说是一个加强班，可是由于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路总是修不好。党委选来选去，选中了周干泉同志，要他去把这副重担子挑起来。那时他是古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已是五十几的人啦，党委要把养路任务交给他时，他胸脯子一拍，说：‘请党委放心，把路交给我吧，两三年内不把路修出一个样子来，要批评要撤职随你们的便。’问他要多少人，他只伸出了四个指头，人数仅仅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当时我是党委副书记，对他只要这么几个人就能把路修好还有点怀疑。谁知，过了一年多，路就大变样啦，并且很快通了车。“为了修好这条路，周干泉同志可没少吃苦。这条路是乡道，不是县道，更不是省道、国道。养路班设备条件很差，经费也不足，铺路用的沙石，大多要靠自己到河里去捞，去搬运。去年冬天，为了备足今年春季铺路用的河沙，周干泉带领全班冒着刺骨的寒风，跳进冰冷的河里捞沙，整整干了一个多星期，备足了今年春季用的100多吨沙。可他的手上和脚上却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谁见了，谁不称赞，谁不感动啊！路好全靠养路工人的手脚勤，为了路，周干泉到底牺牲了多少个星期天和节假日，我们心中也没有个数，反正每年除了大年初一他才回家吃餐团圆饭以外，乡亲们见他天天都在公路上转。下雨天路容易烂，他转得更勤。这里撒筐沙，那里填铲土，他把路真是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啊！有一次他得了重感冒，乡亲们把他送进了县人民医院，他在医院住了几天以后，也没有同医生说一声，就悄悄溜走了。医生只好打电话到县交通局，说人丢了。县交通局公路管理站的一位负责同志坐车到养路工班去找，结果发现他正在公路上撒沙平土呢！你看，他就是这样一位要路不要命的‘倔老头’。”在养路班，我听到一个劝告：“小心别动他的路！”

从乡党委出来，我来到养路工班，工班四个人，有三个是老头，只有拖拉机手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周干泉不在，两个老头一说话，就满脸红得像关公，显然不善言谈。年轻的拖拉机手也是一副憨厚的样子，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我问起周干泉同志“倔脾气”的事，他才好不容易打开话匣子：“你问周干泉啊，我们都叫他‘干爹’。要说‘干爹’的倔脾气，那是全乡出了名的。有时连我们工班几个人都有些怕他。他的倔脾气得罪了不少人，可我们都了解他，他也是为了集体，为了大家啊！他是养路护路的，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别人不爱惜他养护的路，谁要是损坏了他的路，他简直就要跟谁拼命似的。这几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田土都承包了，有些眼光不够远大的人，只考虑自己眼前的利益，就想方设法蚕食马路，想把自己的地搞宽一点。说实在的，对这些私心重的人我也看不惯。但我想，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还不说说算了，何必那么认真呢。可‘干爹’就不认这个理，他批评说：‘都像你怕得罪人，那集体的利益、国家的财产谁来维护？路是集体的，今天你挖一锄，明天他铲一铲，几米宽的公路不就没了吗？’前年10月，明山村有一个姓徐的村民趁我们工班忙于备料的时候，在一段公路上挖去50多公分扩宽自己的菜园。‘干爹’听说以后，比自己的房子被人挖了还伤心。他工具一放，就去找这个村民评理，非叫这个村民把挖去的路填好不可。这个村民开始还傲气，对‘干爹’的话不理不睬。‘干爹’急匆匆地赶到乡政府，拉着乡党委书记老左就走。那个村民见到这阵势，只好把路填好。说来也怪，这个村民后来再也没有挖路了，听说有时还主动出面劝阻那些挖路的人，说：‘小心，干爹养的路，你可不能动。’“‘干爹’脾气是倔点，但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有些农民图方便，在路边晒草、放砖，影响公路通行，可他却很少发火，总是耐心地劝说乡亲们不要这样做，一次不行，就三番五次地上门做工作。对有困难的乡亲，他还伸出热情的手给予帮助。有个叫周志昌的村民，前年家里倒了房子，在马路上放了1000多块泥砖。‘干爹’见他家劳力少，当时我又出车不在工班，就带领两个老养路工，三个老头每人推部手推车，帮助这位村民一块一块地把砖运回家。这位村民好感动啊！以后再也没有在路上堆放过东西了。”在县交通局，我听到一个缺少情节但又动人的故事：“奖金变成了铺路的沙石”

同乡党委和养路班的同志谈过，我利用回城的间隙，到了县交通局采访，想听听县主管部门对“干爹”的评价。局长蒋才富是位五十开外的老同志，他笑嘻嘻地对我说：“哟，记者同志来了！你们要报道周干泉同志？那太好了，他可是我们县连续几年的养路模范啊！这位老同志爱路如命（爱路如命，我又一次听到的话！）。为了路，他什么都舍得。他的详细事迹，县里有总结材料，等下我叫局里的同志找一份送给你。现在我只跟你讲一件事，看对你写报道有没有价值。”蒋局长呷了一口茶，然后给我讲了一个有关“干爹”爱路的缺少情节、不够生动的故事：“周干泉同志他们养护的是一条乡间公路，像这样的公路，我们县有几百公里，是民办公助的，就是群众自己养护，国家只给予一点补助，因此养护条件大都比较差，要养护好确实不容易。为了调动养路工人的积极性，县里经常检查评比，对养护工作成绩突出的工班，按里程计算发给一定的奖金。1983年底，县里统一组织了一次大检查，周干泉他们养的路被评为全良路。所谓全良路就是各项指标全部优良啰。第二年初，县里按规定奖给周干泉360元奖金。这360元，对国家来说是不算多，可是对周干泉一家来说，当时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以派上大用场啦。他的老伴、儿子、媳妇听说他得了奖，感到既光荣、又高兴。‘家里的房子该粉刷了，正好用这笔钱买石灰，把房子刷一刷；春耕快开始了，要买化肥和薄膜了。’‘干爹’那当家的儿子这样盘算着。可是周干泉得了奖以后只交给儿子60块钱，另外300块却紧紧攥在自己手里没有往外拿。原来他早就盘算好了，那时正是雨季，是最容易烂路的时候，铺路的沙石要得多，乡里一下子又没有买沙的专项开支，他就把这300块钱全部买了沙石。据说，他留下这300块钱买沙石铺路，事先只同老伴商量过。什么都听老头子的老伴当然不会反对他这样做，就是儿子和媳妇事后也理解和支持父亲的行动。记者同志，这就是我们的一位普通养路工的胸怀啊！他们看起来是那样平凡，但是在他们的胸膛里，却跳跃着一颗火热赤诚的心！”在马路工地上，我听到一句朴实的话：“我没有大理想，我只知道修好路。”“你要见‘干爹’，只有到马路上去找。”无论我走到哪里，人们都这样告诉我。当我在马路工地上见到我要采访的主人公的时候，他的容貌使我惊讶了：这就是我要报道的“模范”吗？他矮矮的个头，瘦小的身躯，背部有点驼，头上戴的一顶草绿色的军帽早已积满了油污，其貌不扬而又不修边幅。一眼看去，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推得动那装沙的斗车。倒是说话的声音还很洪亮，不像一位近60岁的老人。我问起他的身世，他的家庭，请他谈谈修路的事。他说得不够流利，但还是能够听出一个大概来：“我当养路工，也是偶然的事。1980年大队党支部改选，我虽然被选上了，但是公社党委考虑到我年纪大了，动员我退下来。退下来我没意见，让年轻人上来是好事。但我向党委提出，总得分配点工作叫我干呀。党委考虑来考虑去，要我到养路班去当班长，并说这副担子可不轻。这我当然知道。马路就从我家门前过，当时那个烂样子，我天天见到。邻里乡亲经常骂养路班那些人，说他们白拿工资白吃饭，十几个人，几公里路都养不好。公社党委要我去，大概是看中了我干什么都有股不干好决不罢休的倔脾气。我接受了党委交给我的差事，还拍了胸脯，打了保票，说不修好路，就撤我的职。“胸脯好拍，保票也好打，真干起来就难啦。这泥沙铺的路，哪比得上你们城里那柏油、水泥路？下场雨，就会被水冲出好多洞，你不填沙铺土，车子一过，路就烂得不像样子。你问有什么办法？还不是靠腿勤手勤！就是到处走到处查看，发现有洞就及时补上。我没读过几句书，可我听别人说过一句话，叫什么……唉，你看我这记性，啊，对了，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修马路也是这个理。所以，越是下大雨，我越是往马路上跑。一些不知情的，还以为我是个疯老头呢！“要说养路、护路不苦不累那是假的，晴天是灰，雨天是泥，一年365天，没有哪一天能穿上一身干净衣。你看，我现在这身邋里邋遢的，也不怕别人笑话，反正年纪大了，老伴也不嫌弃我。不少乡亲劝过我，说你年纪那么一大把了，家里儿孙满堂，还有儿子在外面当大官，该享享福啦！整天泥里、灰里图个什么呢？噢，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叫爱国，在家里种田。大儿子叫忠国，在福州部队当师参谋长。师参谋长到底有多大？我不知道，大小是个官儿吧。我60来岁的人了，也不想图个什么，不知为什么，我离开路，就感到好像缺少了什么。你恐怕还不知道，我们每月拿多少工资吧，告诉你，我们每月拿45元钱，一天就块把钱，还不够现在年轻人一天一包烟钱。要说为了钱的话，我就不来修路了。以前我学过皮匠，外出补鞋，一天弄三五块钱保证没问题。一个人只为了钱，那有什么意思？我儿子忠国在部队懂得比我多，他对我说：‘爸爸，你养的路，一头连着乡亲，一头连着四化咧。’我琢磨儿子的话，觉得他说得有理。乡亲们需要路，四化建设需要路，我就要千方百计把路修好。每当我看到乡亲们坐在汽车里、骑在单车上笑呵呵地从我维修的路上经过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像溶了一坨蜜。有的乡亲打趣我，说：‘干爹，你这样爱路，将来你死了，我们就把你埋在马路底下，让你永远替我们守路吧。’我说：‘那好呀，我正求之不得。’“你问我还有什么打算？你们有文化的人喜欢谈论什么理想呀，前途呀，我可不大懂得什么叫理想，我也没有什么大理想，我只知道修好路。这条路虽然年年被评为县里的‘全良路’，但弯道多，路旁的绿化还不够好，只要我还能干几年，我就要把马路两旁的树都栽起来，把能拉直的弯道都拉直，争取成为‘全优路’。到那时，我也可以安享晚年了……”

老人说到这里，充满着向往、兴奋和激动。他年近花甲，却仍然感到征途漫漫，雄心未已。听了他的话，回想起几天来所了解到的事迹，他的形象在我的眼里渐渐地高大起来，瘦小的身躯似乎也变得伟岸了。当我回城再次走在他养护的路上，踩着脚下的沙石的时候，我突然感到，他不就是马路上的一颗沙石吗？虽然细小、普通，却又有着伟大、神奇的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正是有了无数这样细小的铺路石，才能得以延伸和发展啊！（写于1987年）

一个无脚人的足迹

他就是邓承东，一个无脚的植树模范。

在青山绿海里，在浓郁树荫下，我们寻找着这个无脚人留在山丘上的坚实足迹！

1952年初夏，邓承东谢绝了首长的挽留，告别亲密的战友，从湖南省荣军疗养院，拖着残缺的双腿，回到了阔别五年魂牵梦系的故乡——祁东县粮市乡梅子村。

五年呐，故乡的山依旧、水依旧、乡邻依旧。久盼亲人归来的父母、妻儿既高兴又忧愁，他们担心的是，一个无脚人将怎样迈上艰难崎岖的生活之路！

妻子抱着他的双腿，摸着战争给丈夫留下的伤痕，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只要平安回来，什么都不要紧，有个主心骨，睡个安稳觉，以后你的一切都由我来安排料理。”

端茶、送饭、打水……妻子温情脉脉地照料着他的一切生活。柔情如水，洗去他满身硝烟和一路风尘。然而，邓承东在享受妻子爱的温馨时，心里却涌出了一种空虚和惆怅：“自己才29岁，总不能这么一事不干地活到老啊。”往事历历，他想起了朝鲜战场负伤和从省疗养院回乡的情景：

1951年元月，在朝鲜黑虎山战地上，邓承东和战友们爬冰卧雪，同敌人鏖战了几天几夜，双脚被冻坏，医生将他的膝盖以下双小腿全部截去。

八个月后，邓承东转回长沙，组织上将他安置在省荣誉军人疗养院。他这样一个荣立过一次大功、五次小功的一等残疾军人，有资格舒舒服服地躺下来让人服侍、静心疗养。然而，一种空虚、一种再想干点什么的渴望在心里滚荡。他找到了疗养院的首长：“我想回去，回祁东老家。”“你的腿……”首长担忧他的身体，尽力地挽留。邓承东平静而坚定地说：“我虽然截去了一双小腿，但还有健全的双手，我可以靠它再干点什么，至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正是这样，他才回家的啊，而现在……

他躺不住，也睡不安稳。

几天后，邓承东艰难地，一步一步地爬上了附近的山冈。

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无际的天穹、连绵的群山，远处郁郁青青，而近处的山包却都是光秃秃的。

这就是魂牵梦系的故园吗？“梅子村不能没有树，脚下这片土地不能再荒凉，自己干不了别的大事，就拿锄头开荒栽树吧。栽一棵，山上就会多一棵，也算我为乡亲们做一点有益的事吧。”

就在这年冬天，邓承东爬上了荒秃的市龙山，用锄头刨开沙砾，在山坡上开出两分地。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完，村民们还坐在火炉边吃着年糕时，邓承东就挎着特制的竹篮，拖着锄头，用那双截去小腿的残肢，一步一步艰难地挪上山坡，扒开残雪，把一株株幼苗栽了下去。

山上站起了第一片油桐林！

要种树，一个无脚的残疾人要在贫瘠的荒山上开荒种树，谈何容易！

邓承东首先遇到的便是自己身体的困难，一个肢体健全的人，爬山过坳都是一件顶吃力的事，更何况一个失去双小腿连走路保持平衡都要付出巨大艰辛的一等残疾人！但是，困难没有挡住这个经历过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和有着坚强信念的男子汉。

脚不行，用手；走不稳，就爬；爬不快，就用竹竿和锄头柄撑起身子一步一步地挪！

当他第一次跪着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一步一步挪向山头时，那嶙嶙的石块和坚硬的树桩，碾扎着他的残肢下端，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如锥如刺扎着五脏六腑，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磨破了皮肉的膝盖，血肉黏着沙土泥尘一片模糊，山路上留下斑斑血迹……

看着固执的丈夫，妻子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她知道丈夫的决心，不好劝阻，只有想法为丈夫减少一点痛苦。她轻轻地擦着丈夫的伤口，默默地拿来削得精巧的木板，用细麻绳绑在丈夫的残肢下。后来，又设法弄来废弃的橡胶轮胎，剪成鞋形的垫子，替丈夫绑上。这样，总算给丈夫做出了“胶鞋”。邓承东正是穿着这种特制的“木板鞋”和“胶鞋”，“走”遍了梅子村的山山岭岭。

最为艰难的仍然是上山、下山。从山脚到山顶不过一两百米，可是因为邓承东没有双脚，很难保持平衡，每上一步或下一步都有摔倒的可能，每爬上一米，都要比正常人花更多的力气，流更多的汗水。

1966年正月，老天爷格外悭吝，一个月没有给祁东大地降下点滴雨水，天气异常的寒冷而干燥，邓承东惦记着刚刚栽下的几百株杉树和马尾松，怕它们挺不过凛冽的寒风和干旱。于是他胳膊上吊着个小铁桶，从家门前的水塘一桶一桶地提水上山，浇灌树苗。

一个朦胧的月夜，邓承东像往常那样提着一桶水，摸着山路往山上挪去，一不小心，身子歪倒，铁桶首先叮叮当当滚下山坡，接着他自己也从山坡上滚到了坡底，衣服剐烂了，脸剐破了，右手虎口处撕开一寸多长的口子，截肢的伤口更是被刺丛刺得满处是血。妻子闻讯跑过来，在山脚下找到邓承东，她扶着满身血迹的丈夫，眼泪刷刷地流下来：“承东，你要栽树我不反对，但你也要顾顾自己的身子呀！”邓承东听着妻子关心体贴的话心里一阵温暖。可是，他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第二天又从山脚找回那只铁桶，依然挂在胳膊上，提水上山，浇灌树苗。

今年，梅子村计划营造500亩国外松，已是64岁高龄的邓承东仍然闲不住。盛夏，太阳喷着毒辣辣的火舌，舔着这片荒山，热空气烘烘作响，他顶着烈日，硬是同青年小伙一样，挖了近一个月的树坑，手掌磨起了血泡老茧，膝盖跪得血肉模糊，谁见了，谁不感动！

36年，他垫在残肢下端用来走路的木板磨破了一块又一块，特制的“胶鞋”换了一双又一双，人们记不清他在山路上爬了多少个来回，记不清他跌倒了多少次，也记不清他从山坡上滚下来多少回，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满手老茧，满身疤痕！

36年的血汗，36年的辛劳，终于没有白费。他亲手栽下的树有几万株，成活的有一万多株，在他的带动下，不少群众也自发参加了植树活动，昔日荒凉的梅子村，如今绿荫一片。市龙山、大竹山、长竹山上的树林都已郁郁成林，到处可见挺拔的松柏、伟岸的乌桕、婀娜的梧桐，微风过去，树叶呼啦作响，好像在向人们叙述关于它们自己，关于脚下这片土地，关于那位失去双脚的老兵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

1981年，梅子村试行林业生产责任制。“守着这么多树受穷”，一些村民纷纷议论要上山采伐，靠砍树致富。邓承东耐心细致地劝说，大部分村民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然而还有七八户村民一窝蜂涌进山林砍伐了100多棵树木。那天，邓承东爬到山上，看着山包上留下的一个个几寸高的树桩和满地狼藉的断枝残叶，心里异常沉痛。他马上找到村党支部负责人，要求村支委召开会议，研究对那几户村民的处罚方法，并制定了保护山林的乡规民约。

1986年，乡政府为表彰他植树的功绩，发给他100元奖金，这是组织的肯定、人民的奖赏啊！这个多少次因上山植树摔得鼻青眼肿而没有流过一滴泪的无脚老人，这时却热泪滚滚了。可是，他却没有收下这笔钱，他要求组织把这些钱作为全乡扩大植树造林的基金。从这一桩桩、一件件事情里，有些人不明白邓承东栽树护树是为了什么？

是啊！他栽树、护树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当我们问起这件事时，他用他那惯常的平静的声调说：“我已是入土大半截的人了，栽树仅仅是尽我的义务，是想为子孙后代造点福，留下一片绿荫……”“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绿荫。”这就是邓承东，这位无脚的老兵，这位老共产党员坦露给我们的朴素的感情，赤热的情怀！（写于1989年）

绿遍青山情未了

中国林科院江西大岗山实验中心到处山花烂漫，鸟语啁啾。来自我国南方14个省区的几十名林业科技工作者无心欣赏这迷人的景色，聚集在一间简陋朴素的会议室里，倾听着一位来自湖南的林业科技工作者作关于杉木无性系造林的报告。这位科技工作者，年近六旬，头发斑白，身材瘦削，可是声音洪亮。他从杉木无性系造林的经济效益，谈到杉木无性系造林的策略；从杉木无性系选穗建圃育苗，谈到具体营林的技术要领，侃侃而谈，滔滔不绝，有高深的遗传理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他讲课中间，会场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记着。待他的报告最后一句话音落下，会场上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如此吸引众人的讲课的老科技工作者，就是在全国率先主持研究杉木无性系造林成功，为湖南乃至全国杉木造林作出巨大贡献的湖南省林科所原任所长、副研究员陈佛寿。他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杉木无性系造林重大林业科研课题，1990年获得全省科技成果进步二等奖。在这项成果申报鉴定书中的“项目经济效益”栏里，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采用杉木无性系造林比种子育苗造林可增产木材50%到200%。湖南近几年来，每年造杉100万亩左右，只要实现20%采用无性系造林，每年造林可增值1.6亿元，以20年为一轮伐期，平均每年可增值8000万元。”这是多么巨大的经济效益！难怪有的专家把这项科研成果的推广运用看成是山上的“绿色革命”，它将使祖国的群山染上更浓郁的绿色！

绿色，生命的象征。为了使祖国一片绿色，陈佛寿在静谧的实验室里，在芬芳的苗圃中，在布满荆棘、危崖、险路的山冈之上，整整奋斗了近40个春秋，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小伙，变成了白发斑斑的垂垂老者，真是绿了青山，白了鬓发啊！

那是1954年，20多岁的华南农学院林学系毕业生陈佛寿分配到了湖南林科所的前身南岳林业实验场工作。南岳林业实验场就设在“五岳独秀”的南岳山上。这里秀丽的景色、迷人的风光，并没有吸引住刚刚来到的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还未洗去旅途风尘，就一头扎进了考察了解全省林业生产情况的实际工作中。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业待举。湖南的林业生产还刚刚起步，人工造林意识在许多人的心里还很淡薄，而祖国的建设却需要大量的木材。不能只砍不栽啊！一颗要为发展全省林业生产作出贡献的滚烫的心，在陈佛寿年轻的胸膛里激烈地跳跃。于是，他选定我国主要用材林之一的杉木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课题，并为此奋斗了大半辈子。那时实验场只有20几个人，大中专毕业生很少，学林学的本科大学毕业生更是凤毛麟角。各项科研还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只限于做些采种育苗的工作。陈佛寿和场里的普通职工一道翻山越岭，爬树采种，挖地育苗，把汗水洒在山野苗圃中，把知识运用到平凡的育种工作上。他和工人们用辛勤的汗水培育浇灌的一株株树苗被运往全省各地，在三湘大地扎根成长。

20世纪50年代后期，湖南省开始了大规模的人工林营造工作。首先拉开序幕的是会同县金龙山万亩杉树造林。那时，陈佛寿刚刚随林科所从南岳迁到长沙不久，就被所里指派到会同县负责金龙山万亩造林的技术指导工作。他像接受战斗任务的战士一样，二话没说，就带领几位同事向会同进发，并且在那里一待就是两三年。开始，他住在当地一个林业站的破旧房子里，每天带着钵子饭上山，在方圆十几里的金龙山上来回奔波，指导农民垦荒造林。每天饥餐冷饭，渴饮山泉，常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以上。后来，他干脆和同伴们把行李搬上了山，住在自己搭起的茅草棚里。

这里的堡子公社弄溪大队原来采取全垦造林，又不知修林道，既误工误时，质量也达不到要求。陈佛寿来到这里，通过对土壤、气候等条件的分析，认为完全可以采用“穴垦”造林。开始，农民对这位“文弱书生”的话并不以为然。陈佛寿便和农民一道挖山，一起栽苗，边说边做，耐心示范。修林道首先要探踩出一条路来。这是一项艰辛的工作，山上荆棘丛生，树桩尖利。陈佛寿说：“我懂技术，我去踩路。”他衣服剐破了，脸上、手上、脚上到处是荆棘剐破的道道血痕，一些农民感动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们说：“这个知识分子还真不简单呢！”后来陈佛寿怎么说，他们便怎么做。结果，弄溪大队造的70亩杉木林，成了金龙山的示范林。十几年后，往日荒凉的金龙山已是葱绿一片。一家报纸曾以“万亩绿树绣金龙”描绘过它壮丽的景色。

从这以后，会同县便成为湖南林科所的“实验基地”，而陈佛寿则成了所里派到会同的“常驻代表”。他每年要在会同“蹲”上七八个月，足迹遍及会同的山山岭岭，几乎会同的每座山林都洒落过他辛勤的汗水。在省林业厅推荐他任副研究员的任职材料上，有一段这样的文字：“该同志在杉木生产栽培技术研究方面完成了多种类型的课题，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他在会同主持营造的全省3660亩丰产示范林，年蓄积生长量超过了国家规定的丰产标准，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段短短的文字，却包含了陈佛寿的几多艰辛。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营造这片示范林，为全省杉木栽培作出榜样，他又来到会同，带上铺盖，住到了会同县著名劳动模范张万宏家里。张劳模家房子不太宽裕，他就把床搭在又黑又脏的阁楼上。每天烟熏火燎，气闷难受，他全然不顾。白天他和张劳模一同上山指导农民植树，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帮助张劳模总结植树经验。张劳模有个儿子，精神上有点不正常，喜欢恶作剧。一次，他趁张劳模和陈佛寿上山去了，竟把尿撒在了陈佛寿的漱口杯里，弄得陈佛寿哭笑不得。在会同，陈佛寿主持过多少次这样大面积造林，他也记不清了。可是会同人没有忘记他。会同现在已成为湖南的主要木材产区，望着满山遍野的树林，会同人说：“这里面有老陈的一份功劳！”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主持营造的全省3000多亩丰产示范林获得了大会的奖励，当时是以劳动模范张万宏名义出现的。陈佛寿没有出席大会，更没有登上领奖台。可是他从这次大会传出的信息里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激起了为绿化祖国作出更大贡献的壮志豪情。在这之前，他进行的大多是杉木栽培技术的研究，还没有涉及更加高深的遗传育种的科学研究领域。他从长达20多年的杉木栽培技术的研究中，深感要使我国杉木生产有一个全新的飞跃，就必须在遗传育种科学研究领域有新的突破。于是，他决定向着这一新的目标冲刺。

陈佛寿这位广东汉子有一股犟劲，干什么事情不成功就决不罢休，选定了目标就不回头。担任所里良种栽培研究室主任的他，很快在室里组织了杉木无性系研究课题组，并自任组长，还在会同、靖县两地建立了试验园。科学是没有什么平坦的大道可走的，任何一项科研成果的取得都是艰巨劳动的结晶，林业科研尤其如此。它除了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之外，还要付出艰辛的体力劳动。林业科研不能像其他科研一样可以在实验室里完成，而要投身大山的怀抱，与树林为伴，同鸟兽为邻。陈佛寿常年奔波于会同、靖县两个试验园之间，同年轻的科技人员一道选优、测量、采种，进行着一件件枯燥琐碎的工作。为了选定开花期相近的杉木良种，在杉树开花季节，他四五十岁的人了，却仍同年轻人一样整天趴在杉树下，任它蚊虫叮咬，任它大雨浇头，仔细地观察着杉树的开花期。同时，他广采博览，吸取别人已经取得的成果，去启发自己的思路。在他的主持下，课题组终于创造研究出杉木无性系造林的系统理论，并取得了可喜的实践运用的成果，1989年通过了省级鉴定验收。这一成果缩短了我国同世界上杉木繁殖研究领域上的差距，它将使我国杉木生产发生质的飞跃。林业部先后两次组织南方十几个省的林业科技人员到湖南实地参观，并要陈佛寿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和经验。他的名字在南方十几省的林业部门中传扬。

陈佛寿功成名就，而今又到了花甲之年。他该止步了，歇息了吧！可是他壮心不已。近几年，他在自己从事科研和组织全所科研工作的同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培养中青年科技人员上。他深知，要使祖国的青山常在，不仅要把树一茬茬栽下去，更要把林业科技人员一茬茬培养起来。他经常“出题目”，要中青年科技人员“做文章”，鼓励他们勤思肯钻；他有时通宵达旦地替中青年科技人员修改科技规划方案和论文，为他们指出不足和努力方向；他还放手让中青年科技人员工作，要他们担当一些重大科研课题的大梁，在科研的实践中经受锻炼，得到提高。杉木种源试验是他原来确定和组织的课题，可他却让60年代后期毕业的中年科研人员程政红担任课题组长。陈佛寿这位在杉木科研园地里苦心耕耘了大半辈子，为湖南杉木种植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专家，敢于对自己过去取得的成就，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扬弃。近年他已明确指出：“我省杉木种植已达2000多万亩，几乎能种杉木的地方都已种了杉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杉木的用途也将受到制约，而对可以用做原材料的用材林的要求却越来越大。因此，用材林不能只发展杉木，还要发展新的树种的生产。”他的这一建议，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林业科研工作者的赞同和林业部门领导的重视。

眼看就要退休的陈佛寿，又在新的研究领域里跃跃欲试了。三湘大地的青山绿水记载了他几十年的劳绩，可是他情犹未了，像一匹志在千里的“老骥”，还在向着新的目标，奋蹄前进！（写于1991年）

写在田野里的论文

1961年8月，出身贫苦农家的杨子明以优良的成绩从湖南农业最高学府——湖南农学院毕业了。他被分配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岗位啊！既留在了大城市里，又专业对口，还是省委机关。对于这个工作他没有太多炫耀，更没有志得意满之感。到职不久他就一头扎到了基层，并且一扎就是20年。在这20年里，他在毛主席故乡韶山办过点，在刘少奇同志的故乡宁乡县蹲过村。在与农民广泛的接触中，他深知农村太需要农业科学知识了，太需要有知识的人才了。1981年，也就是我国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久的那一年，他毅然决然地向领导提出：从省委机关调回他的家乡长沙县农村去工作。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不少同事的惊愕，甚至领导也热情相劝，尽力挽留。可他打定的主意，犹如射出去的箭，当时，有多少人不理解他的行动啊！

他到派出所去办转户口的手续时，户籍民警惊讶地张大了嘴，半天没有合拢，继而说：“不行，不行！”杨子明问：“为什么不行？”“没有这种转法，人家都是想方设法从乡里转到城里，哪有从城里转到乡里的？”户籍民警说着，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杨子明好说歹说，户籍民警还是不同意。最后民警被磨得没办法，说：“你让省政府保卫科开个证明，我这里才能放行。”杨子明听罢，飞快地跑到保卫科开了张证明，户籍民警疑惑地摇摇头，叹口气说：“你儿子会恨你一辈子的。”户籍民警的意思杨子明心里当然明白，别人都削尖脑袋往城里钻，儿子长大了也自然不会免俗。户籍民警接着说：“是不是只转你的户口，儿子的以后再说？”杨子明咬咬牙，说：“转，都转下去！”杨子明何尝不知道农村的条件比不上城市，但是，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农村，让希望的田野更加充满希望。

他义无反顾地走了，回到了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土地。这年年底，上级任命他担任长沙县北山乡党委书记。当时的北山乡，思想乱，工作被动，乡干部都想往外调，两年之内换了四任书记，杨子明接手的可以说是一个烂摊子。可是他上任以后，便运用他的才能、智慧和魄力，大刀阔斧地调整领导班子，他从号称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工作抓起。结果，一年过后，北山乡粮食大幅度增产，乡里的计划生育工作还被评为全国的先进典型。

从那以后，他一直在乡里担任党委书记，一干又是九年。不仅他自己从没有想过离开农村，还要自己的妻子、儿女扎根农村。1983年，组织上按农技师的待遇，把他妻子“农转非”，可是没过多久，他亲自找到公安部门把妻子来了个“非转农”，让妻子在一个村落了户。他的想法是妻子当一辈子实实在在的农民，他也就在农村生根了。在家里，他宣布了一条规矩：儿子、媳妇、女儿一个都不准进城。去年在乡供销社工作的儿子找了一个吃农村粮的对象，家里人都反对，只有他支持儿子，夸赞儿子有眼光。女儿一度对扎根农村产生了动摇，希望爸爸帮她迁到城里去，他就耐心地开导女儿。他说：“爸爸出生在农村，学的也是农业，可以说我们家同农村农民有缘啊！”有些人轻视农民他却把农民当做自己的亲兄弟

杨子民爱农村，更爱乡亲。他置身农民中间从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农民亲如兄弟。他下村检查工作，往往先要到农民的猪圈、牛栏边转一转，看看农民家牲畜的长势，和农民唠唠家常，这样就自然而然地和农民拉近了距离。

杨子明无论走到哪里，都时常有农民来找他，从饮食起居、邻里纠纷，到鸡病、猪病，都要找他商量，他每每也为此而自豪。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怕没人找，有人找，说明群众把我们当做了自己人。”为了方便群众到乡政府办事，他作出硬性规定，乡里的办公室、财政所、联防办，任何时候都必须留人。他对乡干部说：“群众来找你，总是抱着希望来的，不能让群众失望！”凡是群众找他办的事，他认为在理的，不管遇到什么难题，都毫不犹豫地去办。因为他的心肠热，加上平时不注意衣着，久而久之群众便给他起了个雅号叫“济公和尚”。有一次，他偶然听人说唐田村新屋组一位村民虐待前妻的孩子，不仅不给饭吃，而且还在后妻的怂恿之下，要把这个孩子淹死。杨子明一听，火冒三丈。他马上找到这个村民，吼道：“你身上还有没有点人性？”他要这个村民好好检讨自己，并且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这个村民惭愧不已，很快就痛改前非了。也是这个唐田村，有一位70多岁的徐老爹，含辛茹苦地把11个儿子养大，但到他年老体衰的时候，11个儿子都不愿养他了。杨子明听说这个事后，不禁怒从心上起，把这11个不孝子孙统统找来，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顿，还帮他们订出了赡养老父的办法。现在徐老爹过上了衣食不愁的生活，逢人便说杨子明的好处。

杨子明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疾苦，办事总不忘农民。他经常对乡干部打招呼：“分派任务乡政府多承担一些，分发物资，尽量让农民多得一些。”凡是上面分配给农民的东西，什么化肥、农药、木材，杨子明都要求乡政府要如数分配到户，不许任何人截留。有一次是县里给唐田乡拨来一吨民用钢材，很适合做门窗，这样的东西，不少人都盯着。杨子明对乡干部说：“越是紧俏东西，越要优先考虑普通农民。”后来他听说有一个村没有直接分到农民手里，他马上赶到这个村去查问，查出的结果是村里根据群众的意见，用来整修学校了，他才没有继续追究。

正是由于杨子明处处为群众着想，群众也就愿意接近他，有什么心里话愿意同他说，有什么难办的事愿意找他商量，把他当成亲人与朋友。去年“双抢”时节，一天晚饭以后，杨子明想到附近的村庄去，看看农民的“双抢”情况。路过唐田村时，村民王荣华正在田里犁田，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回家吃晚饭，又怕耽误犁田，一抬头，正好看到朝这边走来的杨子明。王荣华大喊道：“老杨，老杨，快过来，我肚子饿得咕咕叫了，帮我犁犁田，我回去吃顿饭就来。”杨子明是犁田的好手，二话没说，跳下田就干了起来，直到王荣华吃完了饭来接他的手。杨子明就是这样，和农民融成了一片。有些人关在书斋里写论文他把论文写在了希望的田野里

杨子明是湖南农学院的正牌大学生，他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处长、厅长，有的在农业科学研究领域里大显身手，成绩斐然。对同学们的成就他打心眼里钦佩和祝贺，但他从不自惭形秽。他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和道路，关键在于能否把个人的一切融于整个社会之中，能否把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献给自己所崇尚的事业。社会需要有各色各样的人，要有科学家、领导干部，也需要普普通通的工人、农民、战士，需要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了解农村，现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还不高，最需要的是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高深技术对农村来说，还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因此，他走到哪里，就把农民需要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到哪里，尽自己所学，向农民传授他们迫切需要的技术。去年早稻抽穗的时节，他到和平村检查工作，发现村民周和生家里的两亩早稻田，禾苗出现了枯萎，他下田一看，原来是得了文枯病。周和生正在为禾苗的枯萎着急呢，但他既不知道发病的原因，又不懂得如何治疗。杨子明便耐心地告诉他这是稻田灌水太满造成的，并要他马上放水晒田。周和生照着杨子明的话去做，禾苗果然很快返了青。这一年他家两亩多早稻获得了丰收。周和生对“懂行”的杨书记感激不尽。杨子明则从这件事中受到了启发。他想：现在农村青年农民多，种田人都不懂得种田的知识，乡政府有责任帮助他们。于是，他同干部们商量，在乡政府门前承包了一丘责任田，由乡干部自己犁耙，自己插秧，自己杀虫治病，掌握生产的各个环节中的问题，然后去指导全乡的群众。凡是经过这里的农民都要驻足看看，杨子明和乡干部种的这块责任田实际上成了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的样板田。

长沙县历来是全省重要的牲猪生产基地，农民有养猪的习惯，但不少农民却不善于挑选仔猪。杨子明见到这种情况，便要求乡政府有关部门担当起为农民购买仔猪的任务。好几次他还亲自坐着拖拉机，到附近的宁乡、浏阳等县为农民挑选仔猪。每次天还没亮出去，到晚上繁星满天才能回来，拖拉机颠得他全身骨头都散了架，而且常常弄得满身是灰，一身臭气，他却全不在乎。

杨子明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多年，现在的省农经委，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上级。省农经委的领导乃至主管农业的省政府领导见他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经常就全省农村工作向他求计问策，每次他都毫无保留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对上级一时考虑不周而作出的不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决策，他一经发现，便立即“上书”陈述自己的意见。前些年，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牲猪大量流向广东，决定征收牲猪培植税。杨子明感到这样做不利于牲猪流通，会影响牲猪发展。他深入到农户调查，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并寄给了省农经委的领导。省农经委很快在《内部情况通报》上刊载，引起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视。不久，省委、省政府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作出了不收牲猪培植税的决定，保护了牲猪生产。

今年春上，杨子明在与农民的交谈中得知农民对于乱摊派很有意见，为此他又专门进行了调查。大量的材料表明，各种不合理摊派确实使农民难以承受，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他又很快写出了调查报告，寄到了省农经委。前不久，省农经委专门派出调查组来到杨子明所在的长沙县唐田乡，着手调查研究解决目前这一影响农民积极性的重大问题。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就是杨子明用自己的心血和辛勤的劳作写出来的“论文”。杨子明，这位20世纪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希望的田野上，写在了群众的心坎里。他的没有形成铅字的“论文”，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赞誉。而每当看到农民群众的笑脸，他就感到无限的满足和幸福。

是什么吸引他放弃优越的工作岗位，放弃职务升迁和成名成家的机会，从省城跑到乡下和农民耳鬓厮磨的呢？当人们不理解地向他问起这一点时，他总是淡淡地一笑，抬起头，指着满是绿水、青山和稻浪的田野，深情地说：“我的事业就在这片田野里，我热爱土地！”

是的，就是那丰腴的、充满生机的土地吸引着他，激励着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之洒汗、为之奋斗、为之献身！

这就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追求。（写于1990年）

苦乐年华

他，就是湘潭县谭家山税务所所长刘泽安，一位敦实的中年汉子。他那黝黑粗糙的面庞，记录着他从事税收工作的劳累；他那时常挂在脸上的笑容，写下了他完成税收后的喜悦。12年的税收生涯，对于他的的确确是人生的一段既备尝艰辛，又饱享幸福的苦乐年华！让我们省略他前些年的经历，单单说说他担任谭家山税务所所长这些年的工作吧！

1986年，正在湘潭县易俗河区税务所担任税收征管员的刘泽安，奉命到全县比较边远的谭家山镇组建新的税务所。谭家山盛产煤炭，算得上是湘潭县的“煤都”。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小煤窑发展迅速，一些人靠挖煤赚了钱，可是这里的一些人税收观念相当淡薄，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在这里建立新的税务所迫在眉睫，当组织决定要刘泽安去担任这一重任时，军人出身，一向敢说敢干的他却有些犹豫了。这倒不是他害怕艰苦，不愿到边远的地方去。刘泽安考虑的是自己是否担当得起这一重任，怎样才能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期望。在领导的鼓励下，刘泽安没有过多的犹豫与顾虑，毅然担起了这副重担。他一走马上任，就一头扎进群众中去，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摸清当地的社情、民情，了解农、工、商等经济发展情况。针对当地的少数干部群众，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纳税观念淡薄的情况，他以舆论宣传开路，狠抓税法普及宣传，办税法学习班，举办税法知识广播讲座，组织税法知识竞赛，凡是群众乐于接受的宣传形式都采取了。那些天，他没日没夜，通宵达旦，忙得不亦乐乎。本来黝黑的脸膛显得更黑了，连眼窝也陷下了许多，可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通过一段时间扎扎实实的宣传教育，谭家山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纳税意识普遍有所增强。在一次湘潭市组织的税法知识竞赛中，谭家山参赛的516户个体工商户，合格率达到98%，名列全市前茅。镇上不少的个体工商户，由过去的被动纳税，变为主动上门纳税。看到这些变化，刘泽安舒心地笑了。

刘泽安深深体会到税收工作责任的重大，他一头连着国家，一头连着群众，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要熟悉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而且要有过硬的业务知识，同时还要有勤劳务实的作风。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一有空就泡在税收的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大海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与探求，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总结提高，力争使自己真正成为税收工作的行家里手。长期以来，基层税务所因为人手少，税收征管员常常是“单兵行动”，既开票，又收款。这样常常导致“人情税、关系税”，既减少了国家的税收，又不利于税收干部队伍建设。怎样才能做到两全其美呢？刘泽安苦苦地思索着，探求着解决这个问题的良策。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大胆改革旧的税收征管模式，积极探索“征管查”三分离的新征管模式，实行查征分管和票款分离，改“一人进厂，各税统管”为“一组进厂，各税分管”。根据这一新的征管模式的要求，刘泽安又带领全所同志从机构上进行改革，在所里设置了征收组、管理组、稽查组，明确各自的责任目标。这样，既有效地堵住了“人情税、关系税”等不正之风，又增加了税收工作的透明度，使税收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他的这一改革举措，得到了上级税务部门的肯定和赞扬，并在全县各基层税务所推广。

不付出辛勤的汗水，就结不出丰硕的果实。税收的丰盈，常常是与税务人员付出的心血连在一起的。谭家山税务所负责两乡一镇的税收征管工作。这里方圆几十里，大多是重叠的山峦。为了及时把税款收上来，刘泽安和普通税干一样，风里雨里，泥里水里，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奔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一个个山村、一座座煤窑、一个个摊位，留下了他一串串足迹、一次次身影。在他的概念里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全身心地扑向他认为神圣的工作。刘泽安患有严重的胃病，有时胃病发作，疼得全身汗水淋漓。他吃几片止痛药，疼痛稍有缓解，又踏上了下乡的路途。1990年他的胃病大发作，导致胃部出血。妻子又是着急，又是心疼，劝他到县城医院去治治。他瞪着眼睛对妻子说：“眼下税收工作这么紧，我怎么能撂下挑子躲到医院里去呢！”后来县局领导知道了，开着车子来到所里，生拉硬扯才把他推上去县城看病的汽车。

去年6月，刘泽安在镇里的一些私人开设的小煤窑查税中，发现一些小煤窑主有隐瞒销售收入的问题，可是一时又找不到凭证。刘泽安立即向县税务局报告了这方面情况，要求来一次“突击行动”，清查各小煤窑的账册。一家小煤窑主闻讯，将账本全部丢在粪坑里，刘泽安不顾脏累，连夜带领几名年轻税干从粪坑里把账册打捞上来，又一本本洗净、晾干，干得那样认真，那样专注。这一次，在刘泽安的带领下，全所同志连续奋战七天，有时干到凌晨四点，查清了11户小煤窑共隐瞒销售收入达249万多元，偷漏税款20多万元，查补各税和罚款23.4万元，为国家挽回了一笔大的损失。

刘泽安既是征税的好手，更是促产的能手。他深深懂得，就税收税，税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终有一天会枯竭。因此，他在抓收税征税的同时，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扶持生产、培植税源上。他一次次地进工厂、下农村，同厂长经理，乡、村干部们共商发展经济的良策。湘潭县玻璃纤维厂是湘潭市唯一的一家玻璃纤维企业，产品对路，设备齐全，可是由于管理不善，原材料、资金供应没有保证，从1986年建厂到1988年，企业生产发展一直比较缓慢，1988年全厂产值仅70多万元，上交利税只有几万元。1989年刘泽安带领促产小组来到这家工厂，既帮助工厂完善财务制度，加强管理，又从资金上给予扶持，还牵线搭桥，帮助工厂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使这家镇办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从这年起，工厂的产值和利税年年递增，到去年底，产值已达150多万元，实现利税30多万元，成了全县的骨干企业和谭家山地区的税源大户。六年来，像这样的促产点，刘泽安带领全所同志共办了24个，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大大丰富了税源，全所税收任务从1986年的118万元增加到去年的298万元，翻了一番多。

在一些人看来，税务部门有权、有名、有利，是个“肥缺”。可是刘泽安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当成自己神圣的职责和使命。他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权力更好地用于为国聚财、为民造福，而不用于利己肥私，使全体税务干部都能做到清正廉洁。他从担任税务所长的那天起，就立志要把自己的税务所建成廉洁的税务所，让头上的国徽熠熠生光，树立起国家税务干部的高大形象。建所六年来，为培养一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税务干部队伍，他不断地抓勤政廉政教育、抓监督机制和制度建设，一次又一次地组织税务人员学习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指示，要求每个同志警钟长鸣，防微杜渐，过好权力关、人情关、金钱关。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感染和教育全所同志。1989年9月，在一次税收检查中，刘泽安经过反复查对核实，查清小煤窑主楚建高要补交450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当天晚上，这位小煤窑主来到刘泽安家里，当时刘泽安外出办事未归，他掏出300元钱交给刘泽安的妻子，谎说是刘泽安找他借的，说完就走了。刘泽安回到家里听妻子一说，马上同妻子一起连夜把钱送到负责监察工作的副所长那里。第二天刘泽安又同副所长一起，带上钱找到那位小煤窑主，严肃批评了他的错误做法，并要他按规定补交了个人收入调节税。还有一些单位和个人并不是出于个人和小团体的私利，而是出于对税务部门的感激之情，给税务部门送一些礼品。对这样的礼品，刘泽安也一一照拒。他常常说：“收礼受礼，开不得口子，口子一开，各种不正之风就会涌进来，那时再堵就难了。”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全所同志都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在所里的纪律检查专用记录本上，一笔笔地记着全所每一个同志每月拒收礼品和拒绝吃请的次数和数量。几年来，全所共拒收红包12人次，金额1800多元，拒收礼物40人次，折合金额2000多元，拒吃请100多人次，全所上下唱响了拒腐倡廉的正气歌。

如今，刘泽安和他的税务所已名扬千里，完成的国家税收任务每年以20%的幅度递增。刘泽安该满足了吧？不，他呀，又在规划新的蓝图，憧憬着为国聚财更多、更丰的那一天了。他要在几年内，使全所的税收再翻一番。“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这位不善言辞更不会唱歌的粗犷汉子，却记住了这两句不知是哪位歌唱家唱出的动人歌词。是的，他的憧憬、他的蓝图不是梦想！他要用自己辛勤的耕耘、默默的奉献去实现。你听，他那颗充满激情而火热的心，不是分明在他宽广的胸膛里有力地搏动和跳跃着吗？（写于1991年）

夹缝弄潮

吃天心炸鸡，成了长沙人的一种饮食时髦！

天心炸鸡，引发了古城长沙的一股美食文化热浪！掀起这股热浪的是一位女企业家，她的名字叫张达，现在的天心炸鸡实业公司经理。

对于饮食业，张达原来是个“门外汉”，搞饮食完全出于偶然。1989年以前，她是长沙市电子系统的一家工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一年，她调到了湖南天心饲料总公司，这是一家生产和销售饲料的公司，张达分到公司的机关处室工作。这个在基层工作生活惯了的女人，一到机关就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坐机关。用她自己的话说：她是个好动的人，机关太清静了。

张达说：“我在基层工作了一二十年，我的节奏是比较快的，突然调到公司，觉得很不适应，很不习惯，好像没有精神寄托。坐在办公室里一张报纸、一杯茶，我是坐不住，我的感觉就好像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好像我的价值一天不用就挺难受的。”

当时，张达在天心公司，好歹也是个副处级干部，却偏偏不安分。偶然一次到北京出差，发现北京的肯德基生意兴隆，于是排队买了一份。美味可口的肯德基使她产生了一种创办事业的冲动：长沙没有西餐厅，更没有炸鸡店，为什么不在长沙办一个炸鸡店呢？！回到长沙以后，她毅然辞去了那个副处长的头衔，紧锣密鼓地筹办起长沙第一家炸鸡店来。有的人劝她：“一个女人，能到副处长的位置已经很不错了，别再异想天开了。”张达没有听这些劝告，她要在改革的大潮中弄弄潮，走出一条自己开创的道路，实现人生的价值。

创业是艰难的。当时天心公司拨了间堆饲料的临时基建工棚给他们营业。这间房子隔壁一边是卖饲料、卖鸡蛋的，一边是卖活鸡的，这脏、杂的环境与开饮食店的要求太不相称了。可是张达却凭着一股闯劲，硬是把炸鸡店办起来了。天心美食宫餐厅部主任彭佩云谈起当时的情景，仍十分感动。她说：“张经理这个人，确实事业心很强。原来我们这里卖饲料、卖鸡蛋，房间里全部都是饲料，她就一个人拖出去，搬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她是经理，又是书记，能够这样干，我就很感动。”

小小的炸鸡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鸣锣开张了。炸鸡当时在长沙还是个新鲜食品，开业一连几天无人问津，只有几个婆婆姥姥提着篮子进来问有没有饲料、鸡蛋卖？尽管如此，张达和她的伙伴们都热情地迎上去，请坐、泡茶，热情地请她们免费品尝一块炸鸡，并动员她们买一块回去给家人尝尝。他们形成了一条无形的规定，只要进了炸鸡店的人，一定想方设法让他吃了并带炸鸡走。为了保持炸鸡的色香味，他们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忍痛作出规定，炸鸡出来四个小时卖不出去，就报废处理。

经过一段时间，天心炸鸡终于在长沙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许多人都成了“天心炸鸡店”的义务宣传员。头一个月他们的月营业额只有一万多元，第二个月营业额三万多元，第三个月营业额一下猛增到十万元。吃天心炸鸡，逐渐成为一些市民的饮食时髦。

长沙是一座美食名城，有着悠久的饮食文化。湘菜是全国八大驰名菜系之一，饮食行业竞争激烈。“火宫殿”、“玉楼东”等名老饮食店享誉海内外，“天心炸鸡”店，只不过是“后起之秀”。张达深深感到自己生活在夹缝之中。没有在夹缝中弄潮的勇气，不办出自己的经营特色，不想法发展壮大自己，就很难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次，张达到总公司开会休息时，站在15层楼上举目眺望，只见古城长沙，一幢幢新修的大厦如雨后春笋，高耸林立，一个想法忽然在她的脑中涌现，她要办一个集全国名优小吃于一身的“天心美食宫”。天心美食宫制作部主任阮天荣介绍说：“当时张经理比别人先走了一步，就是要开办现在这个美食宫、大的炸鸡店。开这样的大型炸鸡店，开始我们都很怕呢，因为租这个场地要一万块钱一个月。我们心里没那么大的气魄，担心一万块钱能不能赚到？还要养活那么多人，还要交公司的利润。她当时下了这个决断，就说明她能够比一般人看得远一些。”

说干就干，张达马上和副经理石磊、李迪远一起北上北京、沈阳，南到广州、深圳，东到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小吃，采购物品。他们13天跑了七个大中城市，这是怎样一种快节奏啊。

他们在广州见到一家供两个人吃的情侣火锅店，进去品尝以后，忽然觉得很受启发：如果把这种“情侣火锅”再缩小一些，岂不更加大众化？张达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和两位同事你一言，我一语，“宫廷火锅”的整个方案就议出来了。这种火锅后来在长沙市风行一时。这13天，他们构思了200多种菜单，采购了上百种原材料。“天心美食宫”于1991年10月正式开门迎接八方来客，美食宫里有各种小吃品种近600种，有云南过桥米线、四川麻辣火锅、迷你火锅、冷饮冰宴、湘菜、粤菜、川菜，样样俱全。每天接待顾客3000多人，营业额达到3～5万元，经济效益在长沙饮食行业中名列前茅。

事业蒸蒸日上，张达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与幸福，可是她并没有满足与陶醉。她时时用“在夹缝中生存”告诫自己，一个更大的发展蓝图又在她的脑海中勾画着：拓宽经营渠道，走国际国内双向开发、多种体制同时并存、工商贸一体化的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集团公司的道路。公司办公室主管李娜深情介绍：“张经理一旦认定了这条路，就毫无顾忌地大胆地走下去。去年10月，她果断作出决策，相继与省民革联营开办了‘开心——金童文艺活动中心’，与省妇联联合开办了恩庆大酒店。开办两个店，没有向上级要一分钱、一个人。开张营业后这两个店的效益都非常好，金童文艺活动中心每天最高营业额达两万元，恩庆大酒店最高日营业额达五万元。今年2月，张经理又带领人员到风景名胜常德桃花源，与桃花源宾馆联营办起了长沙市外的第一家炸鸡店——桃花源炸鸡店，目前效益也比较好。最近张经理又准备带人到美国考察，打算把炸鸡店办到国外去，我们的经理真是雄心勃勃啊！”

有人说，成功=机遇+才干+奋斗。是的，没有奋斗，绝没有成功。一个企业家的成功之路常常是不平坦的，需要有执著的追求、不倦的奋斗。张达所走过的路也正是如此。她不仅要面对外部竞争的压力，还常常受到来自内部的旧体制的束缚。天心总公司原来实行一级核算、一级财务管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这个在长沙小有名气的女经理，却连法人代表的资格也没有，从这种意义上说，她也是生活在夹缝之中啊！但是她不是在夹缝中退缩，而是在夹缝中奋斗，把企业办得红红火火的。公司副经理李迪元介绍：“1991年，张经理为筹办天心美食宫，到广州等地考察去了。当时总公司要收回账号，每天只给500元备用金。张经理从外地回来听说这件事，心急如焚，‘天心美食宫’还有三个月就要建成，每天500元备用金，叫人怎么经营呢！她带着旅途的劳累和仆仆风尘，提着从外地购买的大大小小的餐具从火车站直接到了总公司，请求总公司领导保留炸鸡店的账号，并当场立下军令状，如果明年赚不了100万，自己认罚，赚了100万，也不要奖。凭着对事业的执著，她几乎每天都到总公司找领导，软缠硬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公司终于答应给店里一个备用账号，并给了5000元备用金，使炸鸡店的经营有了基本的条件。”

改革开放给张达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机会，市场经济又给她提供了显露身手的舞台。她的身后，留下了一行行坚实的脚印，问起她的感受，她说：“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很多人拿着鞭子抽着我们跑啊，跑都跑不赢，我坐在那里喘气都喘不过来，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世界太大了，要做的事太多了，机遇也确实太多了，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善于抓住机遇，来做点事情。”

抓住机遇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情，实现人生的价值，这就是张达的人生哲学，也是她能在夹缝中不倦奋发的动力。她，凭着她的才干、她的智慧、她的胆识、她的魄力，借助改革开放的机遇走向成功，走向希望。（写于1993年）

祖国的女儿

林雪雯的父母居住在香港，大哥侨居美国，姐姐在加拿大，生活条件都比较优越。她的亲人多次要她到海外定居，她都不为所动，心始终向着祖国。让我们说说她三次香港探亲的故事吧！

1962年，祖国内地暂时处在困难时期，被称为“花花世界”的香港成了一些人羡慕的“天堂”。这年年底，经组织批准，身患肝炎的林雪雯到香港探亲养病。年迈的父母见她面黄肌瘦的样子，心疼地流下了眼泪。他们几次劝她：“雪雯，你就留在香港吧，我们负责给你找工作。”父母的劝说犹如一颗大石丢进了平静的湖中，在她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来香港快两个月了，她见到这里到处都是灯红酒绿，摩天大楼层层叠叠，各式小轿车如织如梭，从表面上看这里的物质生活是丰富的，可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多么的空虚呀！金钱就是一切。她想：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呢？内地现在虽然穷点儿、苦点儿，但是人民团结，奋发向上，她相信祖国是会富强起来的。“贫穷”二字总有一天要摔到太平洋里去。假期到了，林雪雯告别双亲，带着父母一再要她留下来的三岁的女儿，跨过罗湖桥头，回到了湖南。

1974年，因父亲病逝，林雪雯再次来到香港。在动乱的岁月里，她一个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自然受到了比一般知识分子更为严重的歧视。母亲一见面就抱着她痛哭，既是为死去的亲人而悲伤，又是为她遭到不平而落泪。她对女儿说：“内地那样乱，一些人又那样对待你，你还待在那里干什么呢？”林雪雯耐心地开导母亲说：“内地不会长期乱下去，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退一步说，即使国家存在问题，但总还是自己的国家啊！”经过女儿的劝说，母亲再次打消了要女儿留港的念头。这一次，她又按期回到工作岗位。

林雪雯第三次到香港探亲是粉碎了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的1978年。那时，她在美国西雅图瑞丰银行任副经理的大哥到香港，要同她见面。一家人欢欢喜喜团聚以后，大哥想到全家只有她一人在内地，就提出要她定居海外。年近古稀的母亲已深知女儿的心思，便对儿子说：“雪雯的那颗心早已被祖国拴住了，你用12级的台风也刮不动她。”林雪雯也兴高采烈地向哥哥谈起了国内粉碎江青、林彪反革命集团后的大好形势，向哥哥描绘祖国未来的美好前景。她那自豪的神态、充满激情的话语，深深地打动了大哥的心。大哥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支持她留在内地。探亲期间，林雪雯接到了医院领导要她回去参加地区科技大会的信。她接信以后，马上启程，提前十天回到单位参加了地区的科技大会。与会代表知道她是提前从香港赶回来参加大会的，都向她投以敬佩的目光。

林雪雯三次去香港都有人怀疑她不会回来了。人们的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一去不复返在那时也不乏其人。可是，林雪雯的心却深深地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她热爱祖国始终坚贞不渝。她早就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党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无限深情地说：“我爱父母，我爱亲人，但我更爱我的祖国，女儿可以离开父母，但不能离开祖国。”一心为了祖国的花朵

林雪雯1953年从湖南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衡阳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是这个医院的第一个儿科医生。她把热爱祖国的一片深情倾注在患儿身上，关心患儿胜过亲生父母。有时她为患儿病情加重而痛苦得吃不下饭，有时又为孩子迅速恢复健康而高兴得热泪盈眶。

林雪雯的家里有一位乡下来的常客，他叫黄忠友，是衡阳县农村的一个民办教师。他永远也忘不了是林医生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使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13岁的黄忠友因患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的脓毒血症，造成了两侧血气胸和化脓性骨髓炎等多处病灶，被送到医院时已经奄奄一息。黄忠友的父母见孩子已经没有治好的希望，怕死在外面不能抬回去，住了几天院，就急着要把孩子抬回去。林雪雯想：孩子的家离城100多里，就这样抬回去，肯定会在路上出问题，留在医院抢救，孩子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于是，她说服了孩子的父母，将孩子留了下来。经过她和其他医务人员的积极抢救和精心治疗，黄忠友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孩子的父母感激得掉下了眼泪，说：“林医生，您真是孩子的再生父母啊！”

林雪雯抢救治疗过多少这样重病的患儿谁也说不清楚，只有医院的病历档案上默默地记载着。她对每一个来医院就诊的患儿都那么体贴入微，那样尽职尽责，特别是对那些来自农村的患儿，她为他们想得更多。一次，衡南县农村一个患肺脓疡的六岁儿童到医院就医，因为医院条件限制，治疗比较棘手，科里一些医生主张把孩子转到长沙大医院去治疗。林雪雯想到：这个孩子家在农村，经济上不很宽裕，叫他转院不仅会增加孩子家庭的经济困难，而且还有可能加重孩子的病情。她说服其他同事，没有让孩子转院，自己揽下了给这个孩子治疗的任务。她每天坚持为孩子穿刺抽脓，患儿严重贫血，她一天几次跑血房，给患儿取来便宜的胎盘血。经过她多方治疗、精心护理，患儿痊愈了，而且花费很少。出院的时候，孩子全家都来感谢孩子的救命恩人。

林雪雯对患儿爱得那样真挚，那样炽热，那样深沉，可是却很少照料自己的孩子。为了治疗别人的孩子，她自己的孩子却因患病治疗不及时而留下了终身残疾。那是1958年，小儿麻痹症像瘟疫一样在衡阳地区流行。这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当时科里没有隔离条件，一般不接收这种病人。林雪雯想：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怎么能推开不管呢？她收治了患儿，整天在病房里了解患儿的病情，查找发病的原因，翻阅治疗这种病症的资料，探索新的治疗方法，终于总结出了用肾囊封闭治疗急性期小儿麻痹症的有效疗法，为一个又一个患儿解除了病痛。那时，她的儿子闵自强只有一岁多，由于林雪雯没日没夜在病房转，对孩子照顾不周，孩子体质差，感染上了她从病房里带回的病毒，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开始，孩子发高烧，她不在意，照样去上班照料病房的患儿，结果，自强由于没能得到及时治疗下肢几乎瘫痪。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林雪雯就为自己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而内疚。可是，当想到因为自己的工作，使许多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能健康茁壮成长的时候，她的心里又感到安慰，觉得坦然。

到现在，林雪雯已经在小儿科工作了整整27年，经过她治疗的孩子成千上万。她，当年的芳龄少女，如今已两鬓染霜，孩子们也由叫她“阿姨”，改叫她“奶奶”了，但她对患儿始终充满着慈母般的爱。现在，她是小儿科的主任，仍然坚持天天查房，而且一进病房，总要先摸摸孩子的尿布湿了没有，湿了就亲手替孩子换上干的，给孩子喂药喂饭这类琐碎事，她也不厌其烦地去干。孩子们都喜欢亲近她，一些爱哭爱闹的孩子只要到她手里，就不哭不闹了，有的还绽开了笑脸。患儿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当她看到一个个病恹恹的孩子经过治疗，活蹦乱跳地离开医院的时候，她的心里就像吃了最纯最纯的荔枝蜜，舒坦、甜蜜。事业重于一切

林雪雯从学生时代起，就树立了在医学领域里作出自己的贡献、为祖国医学事业献身的理想。她一走上工作岗位，就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热情投入了医学事业。

节假日，是亲人欢聚的日子，可是林雪雯的大多数节假日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今年国庆节三天假，医院没有安排她值班。9月30日晚上，病房收进了一位鱼胆中毒的四岁的患儿，病情非常严重。林雪雯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来到医院组织科里的医务人员进行抢救，忙了大半晚。第二天一大早，她又来到医院查房，发现新收进的另一名颅内出血的患儿病情严重，值班医生虽然采取了一些治疗措施，但患儿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她完全忘记了国庆节是她的休息日，同值班医护人员分析患儿的病情，研究新的治疗方案，指导值班医生用药。为了抢救这两名危重病儿，国庆三天假，林雪雯就在病房里守了三天，直到这两名患儿脱离了危险，她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工作，她牺牲了多少这样的节假日，舍弃了多少家庭的乐趣啊！

经过20多年的医疗实践，林雪雯在儿科技术上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学术上也有较深的造诣。她先后在国内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特别是对小儿肺脓肿和小儿急性中毒性脑病的临床总结，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她早就是主治医师了，医院领导根据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水平，打算晋升她为副主任医师。按照上级的规定，晋升职称都要经过考试和考核，领导几次给她打招呼要她抽出点时间准备准备，可是林雪雯却把领导的话一直当做“耳边风”，日日夜夜还是围着病房转。科里的同事见了，对她说：“老林，这可是关系个人一生的大事啊，你可不能马虎哟！”林雪雯听了同事们的好意劝说，只是笑了笑。后来领导告诉她，省卫生厅将要派出业务职称考核小组，来医院对她进行业务考核，并再次要她抽出点时间准备。她听了以后，也还是笑了笑。今年5月，省卫生厅职称考核小组到了医院，同事们以为她这下会抽出时间准备业务考核了，可是她每天仍然跟往常一样查房、会诊、值班，主持科里的日常工作，整天没有闲着的时候。事后科里的同事问她：“难道你就一点也不考虑个人的事吗？”林雪雯笑笑说：“评职称固然重要，但科里的事那么多，我怎么能丢掉工作，放下那些等我治病的患儿不管呢？”这简短朴实的话语，反映了她有一颗多么高洁的心啊！

林雪雯今年已经年过五十，患有脑动脉硬化、颈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并因患乳腺瘤做过双侧乳房切除大手术。每当领导和同事们劝她注意自己的身体时，她总是坚毅地说：“儿科领域还有很多难关需要我们去攻克，我怎能把时间花在自己的身上呢？”她还经常劝周围的同事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使我国儿科医疗技术攀上世界的高峰。1981年12月，她由于颈椎骨质增生，产生了神经压迫症状，左上肢麻木、疼痛、活动困难，医院保健科给她开了一个月的病假，可是，她把假条揣在身上，每天仍然坚持到病房查房，抢救重危病儿。

林雪雯用满腔的热血和辛勤的汗水浇灌着祖国的花蕾，使祖国的儿童在阳光下茁壮成长，赢得了祖国的信任和人们的尊重。她先后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出席过全国侨务工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去年11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最近又当选为衡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在鲜花拥簇的荣誉面前，祖国的女儿林雪雯没有满足，没有止步。她怀着对祖国未来的美好憧憬，又作出了把一切献给祖国、为祖国的儿科医学事业作出新贡献的设想和规划，她又朝着新的目标迈步了。（写于1983年）

厂长的座右铭

从外表上看，他普普通通，可办起事来却是那样坚毅、果断。凡是他认为对工厂生产、对四化建设有利的事，不管遇到什么阻力和困难，他都要干到底。何仁祥是去年上半年经民主选举担任津市味精厂厂长的。1984年，这个厂由于销售不佳等原因，职工工资发不出，企业欠账160多万元。何仁祥上任后，认真分析了厂内外的情况，认为要振兴味精厂，关键是改革人事制度。去年6月，他率先在这家有着700多名职工的企业里提出从厂长到工人全部实行聘用制，就是厂长聘任副厂长，再由副厂长聘任各分管科室和车间的负责人，最后由科室和车间负责人聘用干部和工人，层层向上面负责，级级定责任指标。何仁祥在挑选自己的副手时，通过认真考核和反复比较，决定聘任搞过技术工作，又当过财务会计的杨汉香当副厂长。可是，杨汉香的年纪已是五十出头了，加之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于是有人说这不符合干部“四化”要求。好心的同志也担心报到市委组织部后得不到批准。可是，何仁祥却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在当今市场竞争激烈、对手如林的情况下，聘请一位“里手”当经营副厂长，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一环。为此，他一边耐心地向干部职工解释，一边向上级领导陈述自己的看法，结果得到了市委组织部的支持。杨汉香受聘后，果然不负众望。他一“出山”，就提出“多客户、小批量、广辟农村市场”的经营决策，很快打开了产品销路。这年年底，企业不仅甩掉了产品积压和亏损的包袱，还实现利税280万元。

在聘任干部中，何仁祥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任人唯贤，量才使用，对于在群众中威信不高的、不能胜任的干部，不管有什么样的背景，也不选聘。厂里有一个科的科长，原来是本市一家小厂的负责人，调到味精厂担任中层干部以后，不思进取，群众反映不好。这次厂里选聘中层干部时，这位科长自然落聘。于是，有的人就到何仁祥面前说情，说这位科长是个老党员了，不聘用，会使他难堪，在群众面前抬不起头来。何仁祥回答说：“他是个党员，我相信他会理解和支持厂里的改革措施的。”事后，他主动找这个干部谈心，做思想工作。现在，这个中层干部在厂里担任一般推销员，工作干得很出色。

如果说对中层干部实行聘任遇到了困难和阻力，那么，对一般干部和工人的聘用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厂里的干部只有那几十号人，而全厂工人却有六七百啊，对他们也实行聘用，就不可避免地要打破一些人的“铁饭碗”，影响他们的切身利益，毫无疑问会招来一些人的埋怨甚至诅咒。第一次选聘时，全厂有20多名工人落聘。这些人过去大都劳动纪律差，工作不负责任，车间和科室领导自然不愿要他们。这下可好，就像冷水掉进热油锅，炸开了，有人哭、有人闹，还有人上告，何仁祥并没有被这股凶猛的“热气”呛昏脑子。他一面支持中层干部选聘自己的职工，同时深入到这些落聘的职工中，给他们讲道理，严肃地指出他们存在的问题，对那些决心改过的人，他要求他们写好保证书，送交各科室和车间领导。经过做工作，绝大部分落聘的职工又都被聘用了，最后仅剩下两名有严重问题的职工落聘。对这两个人，何仁祥也没有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他给他们保留了厂籍，表现好了，还让他们回厂工作。说到这里，记者向何仁祥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些老弱病残的职工，谁也不愿要，怎么办？”何厂长笑了笑，回答说：“这些人由厂里统一安排，带奖金下车间做事，并给予适当照顾。”在谈到为什么要对工人实行聘用时，何仁祥说：“改革人事制度，是增强企业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干部工人全部实行选聘，可以使全厂人员严守厂规厂纪，积极工作和生产。”

事实的确也是这样。厂里有一个叫杨泽菊的青年女工，过去工作不负责任，选聘时谁也不想要，后来，她向领导写出保证书，东区车间才聘用了她，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她深感再想端“铁饭碗”混日子不行了，从此严格要求自己，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工作中还刻苦钻研技术，一年多来，她一直干得不错，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

何仁祥从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入手，抓全厂各项工作的全面改革，使工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全国味精行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津市味精厂就像一艘开足了马力的船，乘风破浪，稳步前进，去年实现产值1500多万元，利税280多万元，今年1到8月，产值和利税又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和31%。

当记者问到何仁祥改革中是否遇到过风险时，他委婉地回避了。但从他瘦削的脸庞上露出的兴奋和坚毅神色中可以看出，他的改革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他对记者说：“改革是四化建设的希望所在，是祖国的希望所在，这一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是个共产党员，我要做改革的弄潮儿，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写于1986年）

平凡岗位平凡人

就说城市交通吧！随着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车辆都在大幅度地增加，然而要使这些车辆在城市街头穿梭如流，忙而不乱，就需要人民警察的精心指挥。

在一个隆冬的早晨，我们迎着朝霞，漫步在长沙市的交通要道——南门口。好热闹呀！一辆辆汽车、自行车，在信号灯的指挥下，秩序井然地往返穿梭。

陪同我们来到南门口的长沙市交通大队南区中队副队长张文献告诉我们，要是以钟点计算，这里每小时要通过数千辆汽车、单车和三轮车。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呀！要管理好这个街口，维护好交通秩序，任务是多么艰巨！

随着清脆的铃声，我们走近了警察岗台，正在岗台里执勤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民警。你看，他时而按按电钮，为来往行驶的车辆显示灯光信号，时而对着扩音器，用清亮的嗓音，提醒过路的行人注意来往的车辆，他的神情是那样专注，动作是那样敏捷，指挥是那样准确、迅速，在他的指挥下，这里车辆畅通，行人安全。我们向张文献了解这位民警的情况，张文献告诉我们这位青年交警叫李德云。“小李指挥得多好啊！他很年轻呀！”“是呀！他今年才26岁。可别看他年纪轻，担任交通民警却有六年多的时间了。”

接着，张文献给我们讲了李德云热爱交通民警工作，严守战斗岗位的事迹。

去年春节，领导安排李德云回望城县乌山公社同家人欢度新春佳节，要他农历正月初四早上赶回值早班。初三那天，小李吃过中饭正准备归队，突然狂风大作，下起了瓢泼大雨。他顶风冒雨步行十多华里，来到汽车站，不巧，汽车开走了，他又赶到这里的轮船渡口，因为风大，渡口没有屯船，轮船靠不了岸。他又拔腿往回赶了八华里多路，来到新康渡口，终于搭上了通往长沙的最后一趟轮船，按时回到了中队。六年多来，李德云以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忠于职守，在执勤的时间内，从来没有空过一班岗，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

李德云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呢？在他下岗以后，我们请他谈谈自己的体会，他谦虚地说：“我的工作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与其他同志比也有差距。交通民警是个平凡的工作，甚至现在也还有少数人认为干这行没有出息，什么是出息呢？我觉得能为人民服务，能为城市建设出力，这就是出息。长沙是毛主席早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党和人民把维护好长沙市的交通秩序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十分光荣的。维护好交通秩序，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每当我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责任重大，干起工作来，浑身是力量。”

李德云的话说得多好啊！它表达了南门口岗台全体同志的共同心声。他们每个人都把蹲岗台、护交通、站好每一班岗、做好这平凡的本职工作同四化建设、同人民群众的利益联系起来。今年元月的一天，寒潮侵袭长沙，北风卷着漫天飞雪，铺天盖地向岗台扑来。岗台的电源被切断了，正在执勤的李桂斌，为了保证车辆畅通和行人的安全，走出岗亭，站在交叉路口中央坚持继续指挥。他在冰天雪地里整整战斗了三个多小时，表现了一个人民警察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南门口岗台的同志，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和战斗着，有效地保障了交通秩序和行人的安全，受到群众的赞扬。行驶在这里的1路、2路公共汽车的司机，经常愉快地赞颂这个岗台同志的先进事迹。2路公共汽车女司机肖菊兰对我们说：“我开2路车已经十多年了，每次从这里经过，都感到南门口岗台的民警同志对工作是那样的严肃认真，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做到指挥迅速、准确，保证我们安全行车，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行车周转率。他们做得这样好，是因为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群众的赞扬，更加激励着这个岗台的交通民警进一步做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问路人：同志，到长沙水泵厂怎么走呀？

民警：到劳动广场搭4路公共汽车在涂家冲下车。

问路人：到劳动广场搭车？

民警：对，到劳动广场搭4路车，到涂家冲下车。

这是执勤的民警正在热情地给从外地来的人指路。

南门口岗台的同志在执勤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每天都有许多从外地来长沙的人问路，或者要求帮助寻找走失了的亲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总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这些“分外”事做好。他们常说：“我们是人民的警察，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职责，不管是分内事还是分外事，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我们就要努力把它做好。”

去年11月的一天晚上，快到下岗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领着三个小女孩来到了南门口警察岗台，请执勤的民警曾学平帮助这三个孩子寻找亲人。原来，这三个小女孩是三姐妹，最大的才十岁，她们是湘潭易家湾湖南农药厂工人袁文德的女儿，本来准备上湘潭外婆家去，因为搭错了船，来到了长沙，她们上岸以后，见不是湘潭，急得哭了。偌大的长沙城，哪里去找亲人？有！人民警察就是人民的亲人！于是那位热心的中年妇女便把孩子领到了南门口岗台。小曾下岗以后，安排孩子们吃过饭，就把她们带回了中队，中队其他同志又为孩子们安排了住宿，照顾得十分周到。为了使孩子的父母放心，第二天一早副队长张文献就把孩子送到了易家湾。这时，孩子的父母还在湘潭城里到处寻找呢！当他们得知孩子已由长沙市的人民警察送回家时，感激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到现在，他们谈起这件事，仍然念念不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警察。孩子的父亲袁文德激动地对我们说：“我们祖国真是处处有亲人！那次，我的三个孩子搭错了船，到了长沙，我们以为孩子丢了，非常着急，可是第二天，长沙市的警察同志把孩子送回来了。他们真是党教导出来的好民警，我们经常对孩子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向民警叔叔学习，长大以后，也要像他们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结束了在南门口岗台的访问，交通民警们那种宽广的胸怀，那种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灼热感情，那种热爱本职工作、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深深地印入了我们的脑际。他们是战斗在平凡工作岗位的不平凡的人，是值得人们热爱和尊敬的人。听吧，从岗台的扩音器里，又传来了他们指挥车辆的清脆洪亮的声音！那红绿黄三色信号灯在不停地闪光。他们决心伴随时代跃进的步伐，更加努力做好维护城市交通秩序的工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写于1978年）

光辉的道路

在隆重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瞻仰革命旧址，参观陈列馆，走访老赤卫队员、红军老战士，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更加激起了我们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一）

浏阳县文家市，是毛主席当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的地方，也是毛主席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伟大进军的起点。我们来到文家市访问，讲解员把我们领进新开馆的秋收起义的陈列室参观，接着把我们带到里仁学校后栋教室。这间教室还是按照50年前的原样陈列着，正中墙上的黑板耀眼闪光，讲台上面悬挂着一盏雪亮的荷叶灯，六行课桌摆得整整齐齐。它是那样普通，那样平常，然而，它却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

1927年9月19日晚上，毛主席在这里召开秋收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研究了起义部队进军方向问题。当时，秋收起义像滚滚春雷震撼了祖国大地，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赶忙调集兵力扑向工农武装，秋收起义部队在军事上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起义部队向何处去？革命道路怎么走？会议围绕这些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会议上，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精辟地分析了形势，英明地指出：全国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被敌人重点把守着，而广大农村则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路。接着，毛主席摊开地图，指着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坚定地说，这里地势险要，有很好的群众基础，离大城市比较远，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革命一旦发展起来，又很容易影响到附近各省及长江中下游，这里最适宜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我们的落脚点。会议通过了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否定和批判了“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主张，作出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英明决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挽救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开辟了我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

走进里仁学校的操坪，讲解员指着青石台阶，给我们讲述了毛主席当年站在这个台阶上，向集合在操坪上的秋收起义部队指战员讲话的情景。那是前委会议的第二天，朝阳刚刚从东边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这个小山城，操坪上红旗招展，刀枪林立。毛主席身穿蓝布衣服，打着整齐的绑腿，脚穿草鞋，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会场。会场立即安静下来，毛主席站在台阶上，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指战员讲话。毛主席首先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又讲了秋收起义的目的和意义。接着，毛主席传达了前委会议的精神，讲了会议作出的向井冈山进军的决定。毛主席对大家说：“这次秋收起义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折，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们的斗争才刚刚开始，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同我们一道斗争，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中国革命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高潮必然会到来，而且很快会到来。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毛主席那洪亮有力的声音，在操坪上空久久回响。它使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们的心胸豁然开朗，浑身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开始了从文家市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无数面红旗就像那跳动的火焰向着井冈山飞扬。（二）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文家市，来到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走进村头的枫树坪，两棵高大的枫树，立即映入我们的眼帘。树干苍劲挺拔，繁茂的枫叶在红旗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红，好像树上挂满了数不清的红灯笼。树干上钉着的一块红底金字的木牌告诉我们，当年，毛主席曾经站在这古老的枫树下，向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讲过话。古老的枫树，是三湾改编的历史见证，是革命蓬勃发展的象征。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一队队解放军战士、工厂工人、人民公社社员、机关干部和学生正在瞻仰学习。我们汇集在瞻仰参观的人群中，怀着崇敬的心情，伫立在枫树前，听讲解员讲述50年前毛主席领导的著名的“三湾改编”的伟大革命实践。

三湾坐落在江西和湖南交界的九垅山脚下，是个景色秀丽的小山村，当时全村只有50多户人家。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这里后，有些人由于看不清革命的前途，情绪比较低沉。少数旧知识分子和旧军官出身的人，在战斗失利和艰苦环境面前悲观动摇。同时，部队中还存在雇佣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毛主席高瞻远瞩，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劳苦大众要得到彻底解放，必须建立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全心全意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军队。于是，毛主席决定立即对部队进行改编。

到达三湾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在一个名叫协盛和的杂货铺里，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大革命中党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政治思想，拟订了改编工农革命军的计划，确定了改编的三大内容：整编部队、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军内民主。毛主席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日夜操劳，呕心沥血。这天晚上，人们看见杂货铺里的那盏小油灯，整整亮了一夜。

第二天，毛主席宣布对部队进行改编。根据当时情况，毛主席整编了军队组织，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定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主席决定各连建立党支部，班排建立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会。同时，还设立士兵委员会，作为党的助手，协助党做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决定实行军内民主，官兵待遇平等，废除繁琐礼节，士兵监督经济开支和管理伙食。经过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队内部建立了民主制度，使这支军队区别于一切旧的军队，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而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队，但是，连队党员少，战士党员更少。因此，毛主席十分重视连队的建党工作。在从三湾向酃县水口进军途中，毛主席一边行军，一边同战士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考察和培养入党对象。来到水口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叶家祠的阁楼上，亲自主持了六名工农出身的战士入党宣誓仪式。宣誓之前，毛主席走到新党员面前，依次询问了很多问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然后，毛主席举起紧握着拳头的右手，带领他们一句一句地宣读誓词：“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严守秘密，永不叛党。”洪亮、庄严的声音，在小小的阁楼里回荡，激励着新党员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毛主席亲自主持连队党建，谱写了我军建军史上的光辉篇章。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来到水口，瞻仰毛主席连队建党的旧址叶家祠。我们沿着木梯登上小阁楼，一眼看到在阁楼的上方，摆着一张农村常见的四方桌，四张长凳摆在桌子的两边，桌子上放着一盏马灯，桌沿上用茶碗压着两张下垂的红纸，左边的红纸上写着毛主席当年领着新党员宣誓的入党誓词，右边的红纸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的代号“西西皮（CCP）”，小阁楼的陈设虽然简单、朴实，但是，它记载着毛主席亲自主持连队建党的伟大革命实践，它永远激励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三）

我们一踏上井冈山的土地，立即被这里的壮丽景色吸引住了。举目眺望，只见巍巍井冈，横跨湘赣，绵亘起伏，重峦叠嶂，云缠雾绕，雄伟的五指峰，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显得格外险峻挺拔。它像一座巍峨的丰碑，记载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在井冈山的日子里，我们瞻仰了毛主席曾经战斗过的许多地方。在茅坪的八角楼，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在一根灯芯的昏黄的灯光下写下的光辉著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大井毛主席旧居前，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同群众促膝谈心坐过的大青石；在著名的黄洋界哨口，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挑粮上山走过的陡峭险峻的石板小道；在小井红军医院旧址，我们见到了毛主席用自己的津贴买来鸡蛋慰问红军伤病员时提过的竹篮。这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都强烈地震动着我们的心弦。

在茨坪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幅宁冈古城文昌宫小学原貌的大幅照片，特别引人注目。讲解员指着照片告诉我们，文昌宫小学是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召开又一次重要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会址。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作出了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英明决策。

那是1927年10月上旬，毛主席率领经过三湾改编的部队来到了宁冈古城。毛主席带着满身的征尘，立即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毛主席在会上深刻地指出：秋收起义虽然在军事上遭受了挫折，但是树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扩大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现在人员减少了，但很精干，只要保存这支武装，依靠这支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我们就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还强调指出：为了开辟和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和军队要执行开展武装斗争、深化土地革命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三项任务，并把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三位一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毛主席的话，字字如火，句句千钧，指人以方向，给人以力量。接着，毛主席又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地形、群众基础等各个方面，进一步阐明了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意义。会议还讨论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对井冈山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农民武装实行团结改造的正确方针。会后，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经过细致的工作，很好地团结改造了这两支地方农民武装，从而壮大了革命力量，保证了工农革命军顺利进入井冈山。今天，人们见到这幅照片，怎能不激起对毛主席无限的敬意！

在大井革命纪念地，我们访问了毛主席曾多次接见过的当年大井乡暴动队队长邹文楷。这位年已八十的革命老人给我们讲述了毛主席当年教育他干革命的幸福情景：1927年10月24日，毛主席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大井村。贫苦农民站在道路两旁热情欢迎毛委员。毛主席到大井后，住在贫苦农民家里，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同贫苦农民亲切交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毛主席住的地方，离邹文楷的家只有几步路，毛主席多次来到邹文楷家里，用通俗的语言，给他讲述深刻的革命道理。毛主席说：“土豪劣绅不劳动，吃得好，穿得暖，而贫苦农民一年到头累断了筋骨，却没有吃，没有穿。要吃饭，要穿衣，要翻身，要解放，就要打倒骑在咱们穷人头上的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派。”这通俗易懂而又意味深长的话，极大地激发了邹文楷对地主豪绅的深仇大恨，提高了阶级觉悟，决心跟着毛委员干革命。大井乡暴动队成立的时候，邹文楷担任了暴动队队长，他带领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把大井乡的革命闹得红红火火。邹文楷老人回顾这段幸福的经历，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过去，看现在，他无限崇敬和怀念毛主席。

1927年10月27日，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经过千里转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胜利地到达了茨坪，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巍巍井冈山。从此，井冈山上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井冈山成了革命的摇篮，毛主席在这里亲手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划破了漫漫长夜，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航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为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毛主席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是他领导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建立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将永远放射出灿烂的光辉，照耀我们胜利的航程。在从文家市到井冈山的千里行程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英雄的湘赣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正在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紧工作。工厂里机声隆隆，田野上一派生机勃勃，人们决心尽快实现毛主席的遗愿，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写于1977年）

韶山人“下海”

我们来到韶山的农贸市场，只见这里各种商品琳琅满目，蔬菜、肉食、水果、服装、鞋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人们叫卖叫买、讨价还价、摩肩接踵、来来往往，一派繁荣景象。在农贸市场，有一条旅游产品街，专门出售各种旅游产品。这里是毛主席的故乡，纪念毛主席的各种旅游品自然特别多，有毛主席像章、旅游袋，还有各种小巧的工艺品。

陪同记者采访的韶山市工商局局长刘建良介绍说：韶山个体户从无到有，现在已发展到2040户，3800多人，个体户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在全省各县市中名列前茅。光韶山村这个地方的个体户就有400多户，800多人。工商部门做过一番调查，这400多户、800多人的个体从业人员中绝大部分人的家里都建了楼房，家家有存款，户户有摩托车。听了刘局长的介绍，记者感慨地说，看来市场经济切切实实给韶山人民带来了好处。的确，市场经济给韶山带来了繁荣，促进了发展。正是从这繁荣和发展中韶山人民更加认识到改革开放方针的正确，更加坚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心。毛主席故居所在地韶山村，过去农民年年围着几亩稻田转，很难富裕起来。这几年，商品大潮冲刷着村里干部和群众的头脑，他们开始围着市场转，调整产业结构，办厂经商，先后办起了饭店、停车场、旅游服务部、饮料厂等七个村办企业。去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1100元左右，今年预计可达到1300元。谈起韶山村经济的发展，村党支部书记毛泽武显得激动和兴奋。下面是记者和毛泽武的一段对话：“为什么这几年你们经济发展得这么快？”“我们主要是面对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发展什么。我们韶山村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几年，到毛主席家乡来参观的人很多，都想买一点纪念品，根据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办了一个旅游服务社，通过一年的实践，效果很好。”“毛书记，去年江总书记到韶山来视察，他接见了你，并且向你提出要求，要你1993年达到小康水平，如何达到这个水平，你有什么计划和打算呢？”“根据十四大的精神，我们主要要面对市场，一个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搞高效农业；第二个呢，要把村里的集体企业向纵深发展。”“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总书记交给你们的任务。”“我们一定争取达到。”

如果说，韶山村的“泥腿子”们已开始了解市场、认识市场的话，那么，韶山的企业家和职工群众对市场的作用，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的认识，相对来说，更早一些，体会得更深一些。他们认为，只有敢于到商品经济海洋中去搏击，才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五十开外的韶山市第二工程公司总经理彭福民，曾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这些年，他和他的同事们，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工程队，办成了一个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大关的建筑工程公司，成为湖南省“先进集体建筑企业”。谈起企业成功的秘诀，他说，没有市场，就没有他们企业的发展。“你们公司这几年发展得很快，效益不错，你们主要靠的是什么呢？”“我们主要是向外开拓，靠市场。”“靠市场？”“对！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筑行业大发展，在我们韶山的基建业务实在很有限。现在市场上还是‘僧多粥少’，怎么办呢？我们意识到，死守本地业务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把队伍拉出去，实行对外开拓才是上策。我们的业务人员对市场进行了调查，掌握市场信息，实行战略转移，我们向大城市、向沿海发展。”“今后建筑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你们今后打算怎么办呢？”“我们还要靠市场。”“还要靠市场？”“我们打算以建筑业为龙头，发展多种经营，我们现在是由原来的一个公司，发展到了九个分公司，明年还打算发展两个公司，建筑、安装、建材、园林齐发展。我们最近在珠海投资了200多万元，买了100亩土地，搞房地产，我们打算在1993年，要实现产值5000万元。”

对于市场和市场机制的认识，我国人民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而对于韶山人来说，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更是经历了一个“转变观念换脑筋”的艰难历程。这个转变非常重要，没有这个转变，就没有韶山人今天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本乡本土出身的市长毛世文体会十分深刻。他说，原来韶山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蔬菜、鸡蛋都不敢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怕羞耻。改革开放以来，观念变了，认为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可以抓收入，又可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增加了商品经济意识后，韶山人胆子越来越大了，商品经济意识越来越强了，由卖蔬菜、卖稀饭、卖鸡蛋，到开饭店、搞长途贩运。观念上变了，经济上了台阶，也发展了。全市1991年与1989年比，社会总产值增加了4倍，达到了2.7亿；工业总产值1.5亿元，增加了5倍；财政收入将近1000万元，增加了4.5倍。

观念变，天地宽。原来不敢想的想出来了，原来不敢干的干起来了。不少听众恐怕都知道第一个在韶山村办起私人饭店——毛家饭店的那位叫汤瑞仁的妇女的故事吧！刚开始的时候，她怕辱没了毛主席，把煮好的稀饭放在路边让游客自己舀，她躲在屋里不好意思出来，游客愿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可是现在她把当年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挂在饭店里，成为招引顾客的“资本”。步她的后尘，韶山村里大大小小的“毛家饭店”、“毛氏饭店”、“泽辈饭店”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如今，他们大大咧咧地用毛泽东的英名赚钱，再也不认为赚钱致富辱没了毛主席，而是为那已经过世的伟人增光添彩。韶山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韶山的政治优势，变为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要把韶山的知名度，变成韶山的开放度。

可以说，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韶山曾经失去了一次又一次机遇。韶山人现在已深深懂得，观望和等待无异于自绝生路。在投身市场、走向商品经济的海洋中，他们决心将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而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市长毛世文对于这一点，似乎已深思熟虑。他说，在观念上，我们要在几个方面来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要变唯书唯上的观念为唯实的观念。过去韶山强调以宣传接待为主、以发展农业为主，现在我们应该以发展经济为主，以开发旅游经济为龙头，带动工业、农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二个是变怕担风险的观念，为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观念。韶山过去有等、靠、要的思想，现在我们应该转变过来，主要是立足于发展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第三个变安于现状的观念，为大干快上、永不满足的观念，变小农经济意识为市场经济意识。所以我们要引导农民、引导企业步入市场，让韶山人“下海”，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经受风雨，在改革开放中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一向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韶山人是能够说到做到的。现在《韶山开发旅游经济总体方案》已经制订，与港商第一个开发韶峰旅游资源的合资项目已经签约，并已开工修建；投资400多万元的四座大型综合农贸市场正在抓紧建设……它们犹如一枝枝报春的红梅，预示着韶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挺进中，明天的韶山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写于1992年）

要让大雁高高飞

衡阳市的乡镇企业过去一直处于落后的状况：总体数量少，规模小，单体也重点不重，“拳头”不大，形不成优势。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深深感到：要实现衡阳经济的超常发展，必须下决心把乡镇企业搞上去，没有乡镇企业的大突破，就没有整个经济的大发展。去年11月，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县、区、乡四级党政领导参加的动员大会，提出要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两个着力点之一。今年衡阳新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组建以后更是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衡阳经济的战略重点，他们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起来，形成发展乡镇企业的巨大合力。为了调动各级领导抓乡镇企业的积极性，市里决定对各级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实行乡镇企业一票否决制，以增强各级领导抓乡镇企业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各县分别配齐了抓乡镇企业的领导班子，县以下的区乡镇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乡镇企业，还普遍建立了县级领导联系乡镇企业的制度。他们经常深入企业，协调各种矛盾，捕捉各种信息，跑项目、筹资金、引技术、揽人才。衡南县党政一把手为了筹措资金，今年春节前后，先后两次上北京，多次跑长沙，争取资金近3000万元。常宁县12名县级干部对20个新、扩、改项目实行分工负责，县属各单位联系了30多个乡镇企业点。各县市还纷纷采取奖惩措施，激励机关各部门为发展乡镇企业献计献策、开绿灯搞服务。

乡镇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发动群众，衡阳市学习借鉴外地的经验，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先放后守，先予后取，先看后管，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目前全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已达2万家，集纳资金3亿元。今年全市新增个体私营企业5万家，完成产值43亿元，成为衡阳市经济超常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衡阳市采取领导抓、抓领导、依靠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形成了一股发展乡镇企业的巨大合力，从而使全市乡镇企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可喜局面。可喜的联姻

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困难很多，突出表现在缺人才、缺技术。针对这一情况，近年来，衡阳市在发展乡镇企业中，一方面注意大胆选拔和放手使用那些敢想敢干、善于经营、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人才，不惜重金聘请关键人才，实行待遇从优的办法，吸引人才到农村办企业；一方面鼓励乡镇企业走出家门，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和外商“联姻”，实现“老乡”与“老九”、“老大”、“老外”的结合。今年，衡阳市首次举办了“乡镇企业人才交流和新产品、新技术、闲置设备转让洽谈会”，全市干部群众利用各种关系寻找合作伙伴。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有230家企业与国有大型企业“联姻”，有167家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结合，有22家企业与外商及港澳台商联营合资。这种“联姻”与“结合”，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借鸡生蛋”、“借别人的脑袋发财”，拓宽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路子，为乡镇企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经济效益十分明显。衡东县轴承厂过去因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产品质量差，销路不畅，厂子濒临倒闭。1990年与株洲轴承总厂联营后，生机勃发，经济效益一年一个新台阶。今年，这个厂的产值可达到600万元，利税突破80万元。衡阳县种植湘莲面积广、产量大，但这种资源优势一直形不成商品优势。衡阳县台莲实业开发公司便主动与湖南中医学院、衡阳医学院联营，对湘莲进行系列开发，今年仅生产莲香茶产值就达200多万元，赢利10多万元。衡阳市郊区岳屏乡湘江村引进外资1800多万元，建立荣泰有色模具铝业有限公司，现在外资及设备大部分到位，投产以后产值可达千万元，形势十分喜人。高投入带来大飞跃“高投入才有高产出”，这是衡阳市党政领导近几年在发展乡镇企业中形成的共识。今年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不等不靠，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投入。全市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在积极争取银行贷款的同时，采取财政扶持、发行债券、推行股份合作制、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引进外资、横向联合、带资入厂、风险抵押、盘活存量等多种办法，聚集各方面的资金，投入到乡镇企业中去，全市各级财政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重点向乡镇企业倾斜，仅市县两级财政今年拨给乡镇企业的周转金和贴息资金就达2400万元，比去年增加了一倍多。全市乡村两级企业5万元以上的新扩建改造的项目1600多个，总投资6.65亿元，比去年全市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增加1.6亿多元。另外全市还有村以下的新扩建改造项目7000多个，投入的资金也十分可观。这些新扩改项目都是依靠乡村自身力量，可以说在几乎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实现的。按衡阳市许多乡村干部群众的话说，“现在国家那么大，各项建设那么多，如果我们什么都依赖国家，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衡阳市正是克服了依赖心理，积极想方设法，依靠自身力量，才使原来见不到的财源滚滚涌出，今年完成乡镇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相当于前十年投入的总和。高投入带来高产出，今年到11月底为止，全市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完成78.5亿元，全年可突破80亿元，占省里下达计划的127%，增幅和经济总量在全省14个地市排名中都往前挪动了一位。这是衡阳市发展乡镇企业的一个可喜的飞跃！向新的目标奋进

衡阳市乡镇企业近几年有了一个大的发展，尤其是今年实现了新的突破，但市党政领导清醒地认识到，这只是自己与自己相比有了大的进步，如果与发达地区和沿海的乡镇企业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发展速度都与衡阳在全省应有的地位不相称。为此，衡阳市委市政府最近又一次召开了全市发展乡镇企业动员大会，提出明年要用“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思路和劲头，把全市乡镇企业推上新的台阶。在这次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颜永盛自己动手起草会议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谈到成绩时他一带而过，而是大段大段地引用衡阳与沿海乡镇企业各种对比数字，目的在于引导干部群众认识到自己与沿海乡镇企业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自己的明显不足，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在思想动员、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明年的具体奋斗目标：1994年全市完成乡镇企业产值140亿元，增长速度为70%，力争经济总量和增幅都进入全省前两名，这将又是一个新的飞跃！为实现这个目标，市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派出一批又一批干部到浙江温州和苏南等地考察取经，一批有利于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条文相继出台。仅市里就发出了关于加速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各类人才支援乡镇企业、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若干规定，以及加速市场建设和发展的规定等四个文件。各部门、各县市有关这方面的政策措施就更多了。记者在同县市一级领导和普通干部群众交谈时，都感受到了他们洋溢的热情。可以预期，他们制定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乡镇企业这只大雁一定会越飞越高，雁城衡阳一定会再现辉煌。（写于1993年）

涌动的春潮

这座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建筑雄伟奇特的岳阳楼闻名天下。

今天，古城岳阳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它是全国的重要农产品基地、新兴的石油化工基地、风景旅游胜地和湖南唯一的濒临长江的对外贸易口岸。先后被国务院定为对外开放重点城市和国土总体开发纲要重点开发城市。它是湖南改革开放的窗口，在全省改革开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阳春四月，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古城岳阳沐浴着春光，显得更加美丽。我们一踏进岳阳，就感到了浓厚的改革气氛。在工厂、在农村、在机关、在学校，人们想的是改革，说的是改革，议的是改革，干的是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了岳阳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改革发展犹如滚滚春潮在全市到处涌动，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市委、市政府的领导是全市改革的主要弄潮儿。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到岳阳的时候，他们就认真学习，讨论、研究全市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制定新的规划和战略。刚刚与外商洽谈完一笔外资项目的市长在见到记者时谈起岳阳的改革开放，如数家珍，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经过省政府批准，已经筹备的城陵矶经济技术开发区，现在已经进入了实质性建设的阶段。另外，企业也实行了系列改革，比如说实行供销挂钩，实行打破‘三铁’；商业部门主要搞‘四放开’；农业方面搞产、供、销一条龙试点，这项试点主要在岳阳县广兴洲进行。机构改革我们主要在华容县，搞了县级机构改革试点，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效果较好，下一步我们准备在其他几个县都推广华容县机构改革的经验。同时，市直机关也要参照华容县机构改革的办法，逐步实行党政机关的一些改革。”

岳阳市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城陵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就是这个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重要步骤之一。它为湖南经济的振兴、长江流域经济的开发，乃至我国中部经济的崛起都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开发区总面积为20平方公里，紧靠城区，交通十分便利。为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岳阳的建设者们目前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开发区的前期基础设施建设。

在岳阳城陵矶开发区的前期工程——岳阳新火车站的工地上，到处是一派繁忙景象。我们在工地上，碰到了工程指挥部综合部的甘部长，他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新火车站工地的情况：火车站作为开发区的前期工程，整个投资8500万元，占地面积500亩，预计明年2月可以竣工，到明年龙舟节的时候，新火车站就可以迎接海内外客人了。

岳阳新火车站的建设，对于岳阳市吸引外资、改善“硬”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打开我省的北大门、扩大对外开放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工地的建设者们正因为懂得它的意义，因此在工地上忘我地工作着，工程进展迅速，创造了岳阳人引为自豪的“岳阳速度”。开发区办公室主任龚岳生，是个不到40岁的中年人，说起开发区的建设，显得有些激动：“我们开发建设目前虽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房地产已经起步了，我们通过协议渠道，已经办了五宗土地，200来亩面积，有一宗是我们在全省第一次搞的，就是招标出让。”“土地招标出让？”“对，是全省第一家搞的，现在已经有28家公司投标了，形势很好。开发区的建设离不开钱，资金缺口较大，我们采取几条路子、几个办法解决，一是靠房地产起步，这样赚回一笔钱，现在已经见效了。目前，我们成交大概有六七百亩。第二条路是用股票，这在湖南省也是第一次。”“发行股票在全省是首家。”“对，省政府特批的，总额4400多万，我们原定首期只发行1000万，结果供不应求，现在首期突破了1800万。”“群众购买的积极性很高。”“群众比较关心，购买也比较多，这在全省也是率先的。”“你们的机制是怎样设计的，比如说人员怎样用？”“我们搞开发区啊，按照我们的路子，我们想搞全新的机构设置，除机构外，我们将实行全新的机制，什么叫全新机制呢？就是现在讲‘打破三铁’，开发区不带进‘三铁’。”“不带进‘三铁’？”“对，‘三铁’不带进来，在我们开发区内，没有‘三铁’的痕迹，干部实行聘任制，职工实行合同制，总的路子是以岗定位，量才录用，合理流动，社会保险。你比如说我吧，现在我在这里当办公室主任，如果这个管委会主任不聘我的话呢，那我就当不成了。管委会主任要聘我多长时间，我就要干多长时间，如果干得不满意，我也就要‘社会保险’了。”

在城陵矶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胆改革、大胆探索已形成了共识。他们敢想敢干，敢闯敢冒。开发区实行的是全新的机制，带来的是全新的建设速度。从去年11月开始起步到现在，短短半年时间，开发区内除了新火车站已开工上马以外，连接107国道的长10里、宽60米的巴陵东路也正在抓紧建设。日本、泰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的商人已纷纷前来洽谈，达成意向性合同17项，引进外资达1.6亿元，其中一家生产装饰花岗岩的合资工厂已在选址建设，开发区呈现出诱人的前景。

在岳阳，不仅城陵矶开发区的干部职工们有一种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全市其他的地方，这种可贵的改革精神也是随处可见的。位于市中心的商业大厦，现代而又典雅，它全是靠银行贷款建起来的，负债达1000多万元。企业要腾飞靠什么？大厦的经理和员工们一致感到，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使企业甩掉沉重的经济包袱，才能取得好的经济效益。通过反复讨论和酝酿，大厦从改革干部人事和用工制度开始，着手进行全面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经理王昌植认为，企业的改革确实应该以“破三铁”为突破口，不搬掉“铁交椅”，不打破“铁饭碗”，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企业就不会有活力。今年4月初，他们对15个经营部的正副经理实行招标聘任，投标的有65人。结果原任的经营部正副经理有几个落聘。全大厦的数百名职工全部实行优化劳动组合。落岗的由大厦举行培训班，有的重新组合，有的则在大厦内部待业。这项改革是有阻力、有风险的，但不改不行。谈到这项改革，王昌植经理深有体会地说：“搞干部招标，我们是从这么几个方面考虑的，在干部配备方面，原先并不是那么整齐，而且还有部分经理认为，当前的工作难度大、压力大，有的还有不想搞的思想，有的明明能够搞的，也有打退堂鼓的。由于干部力量不齐，再加上有各式各样的思想，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在内部实行招标制。”

王昌植经理的意思是，对干部实行招标聘任，可以增强干部的竞争意识和责任感。事实也确实如此，岳阳商业大厦在实行干部招标聘任和职工实行优化劳动组合以后，大厦的面貌很快出现了新的变化。大厦党委书记周述文向我们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总的来说，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全店的干部职工思想情绪饱满，大家都在千方百计、想办设法开拓经营，努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少部门在搞好本业经营的同时，现在开始探索跨行业经营的路子。”“跨行业经营？”“对！就是我们企业原来不经营的项目，有些部门正在探索开拓经营。”

改革需要勇气和胆识，又需要预见和眼光。岳阳县粮食局局长刘祖德，就是这样一个有胆有识，有预见、有眼光的改革者。长期以来，粮食部门靠的是国家的保护政策，吃的是国家财政补贴。粮食部门能这样长期吃国家的“大锅饭”吗？或者是出于一种责任感，或者是出于一种预见性，促使刘祖德去探索粮食部门经营管理的新体制。近两年来，他发挥粮食部门的自身优势，大胆地兴办各种经济实体，机关人员精简了，经营搞活了，效益提高了，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刘祖德谈起他兴办经济实体的情况，兴致勃勃地说：“我们现在大概有大小经营项目420个，每年的总经营量达2000万元，去年的利润是87万元。我们办了很多厂子，办了印刷厂、冰棒厂、工艺修配厂、加油站，还搞了汽车运输、汽车修理；建了120多个门店，经营粮油南北货、五金水电，再办起了饮食店。这几年，通过办经济实体，解决了350人的就业，把整个企业搞活了。今年小平同志讲话以后，我们更加有劲头了，计划再建150个门店，再就是想到107国道搞一个经济长廊，搞一百米的经济实体，另外想搞一个红薯系列产品。”“你们当初办这个经济实体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当时是这样考虑的，因为粮食将来必定会放开，我们粮食部门是吃大锅饭，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这‘三铁’是必然要打破的。”“对！如果不打破，不办经济实体，我们就没有出路。只有办经济实体，才能发展自己，使自己生存下去。”“为了生存发展，另外还有什么考虑呢？”“主要是想把经济搞活，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大胆改革，不断创新，岳阳已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是，改革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岳阳人充满着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谈到下一步的改革，市长雄心勃勃，激情满怀：“下一步我们想在深入学习小平同志讲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更加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开放，把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