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荣光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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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战略选择试读：
导论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资料，有四个趋势值得关注：（1）经历了严峻的2012年之后，乐观情绪在2013年回归。联合国贸发会议称，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还是苏联经济体，所有主要经济体组别的FDI流入都出现增长。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 2013年达到创纪录的7780亿美元，占全球FDI的54%。此外，FDI的最大目的地仍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发展中经济体。（2）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即将停止增长。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快速增长，是逾十年来的一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即将发生改变。（3）从中国流向海外的FDI，预计将超过流入中国的FDI。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不仅正在发达经济体大举收购资产，而且还在将生产转移至柬埔寨、缅甸和非洲等地，以利用这些地区较低的成本和优惠贸易协定。（4）2013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西方工作岗位在“回流”。至少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看上去已不再将工作岗位转至海外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经济学家从100大跨国公司（总部大多位于发达经济体）搜集的数据显示，这些公司的本土产量增速快于海外产量增速。自2011年以来，上述100家公司在海外雇佣的员工的人数事实上下降了。与此同时，它们在本土雇佣的员工的人数较2011年增加了近100万。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2011年的相关资料，转轨国家目前吸收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其中29%的FDI来自这些国家间的相互投资。这些转轨国家的FDI流出同样达到历史新高，其中大部分投资是投向其他的转轨国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国家的FDI流入持续下降。因此，有证据表明，转轨国家不仅是FDI的接受者，同时也是FDI的输出者。有研究者得出结论：FDI理论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方法和模型（Blonigen，2006；Faeth，2009）的集合。本书的重点是探讨FDI的阶段发展理论。
在西方一些跨国公司理论文献中，对FDI阶段发展理论的有关分析都有所涉及。但是比较详尽地分析这一问题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邓宁（Dunning，J.H.）教授。邓宁在一篇题为《解释不同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定位：一种动态发展路径》的文献中，研究了以人均GNP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Inflow，外资流入），以及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外资流出）与一国净的对外直接投资（Net Outward FDI）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划分以及各阶段FDI的特征和FDI发展阶段顺序推移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实际上，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仍然是在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宏观经济变量，来说明因这些变量的变动而发生的决定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演进程度及表现特征。这样，邓宁在国际直接投资各阶段的分析中引入时间变量，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静态模型变为动态模型，进而深化了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
在FDI发展阶段理论的演变过程中，主要贡献者是邓宁和日本学派，而后者以小泽辉智（Ozawa，T）为主。因此，本书第一章主要探讨邓宁和小泽辉智的FDI阶段发展理论。波特（Porter，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尽管没有直接论述跨国公司的投资阶段问题，但他在书中提出的竞争发展阶段论，对国际直接发展阶段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此外，坎特维尔（Cantwell，John）和托伦悌诺（Tolentino，Paz.E.E）在《技术累积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发展》一文中，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试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本书也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研究。
第一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邓宁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的分析前提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阶段发展论是由约翰·邓宁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来的。该理论明确地强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及净流出与一个国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邓宁教授长期从事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问题的研究，他曾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造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与动因可概括为三类优势：即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 Advantage，以下简称OIL）。而对外投资活动正是为了实现这三类优势。邓宁教授运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并以此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模型。邓宁认为一个国家参与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该国家相比较于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上述三优势所决定，并且一个国家对外投资的地位也取决于净对外投资额的高低，而对外直接投资额往往又与一个国家的以人均GNP所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取决于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又与该国企业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相匹配。为此，邓宁教授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一国企业具有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即企业存在垄断性；二是一国企业使这些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并比通过市场出售给其他企业更有利；三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对外投资时，把自己企业的生产安排在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道国，从而受益。邓宁认为企业三优势都不能单一地用来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企业唯有在拥有这三类优势时，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邓宁利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重新说明了在一个国家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类优势对该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的变化程度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个国家净的对外投资状况是通过该国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总额与外国企业在该国境内的直接投资总额之差来反映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无论我们考虑的是累积投资存量即直接资本存量，还是随时间变化的资本增量变动，都是由这三类优势所决定的。
第一类优势是该国企业拥有或设法拥有至少是其他外国企业不能以如此优惠条件拥有或设法拥有的资产或专利。由于这类资产被认为是由该国的企业所寡占的，并且至少有一部分有可能被出售给其他企业（Lall，1980），因此它被称为所有权优势。第二类优势是拥有这类资产的企业把这类资产的使用内部化，或把资产的使用权出售给其他国家的企业而受益。这种内部化优势反映出与作为资产调节和配置的市场机制相比，跨国企业科层制度所具有的效率水平。第三类优势是该国的企业发现把它们所拥有的任何一部分生产设施转移到该国以外进行直接投资的获利程度。这取决于该国区位要素禀赋的条件。
可见，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概括性推断是直截了当的。邓宁认为，企业三类优势不能单一地用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企业唯有在同时拥有这三类优势时，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邓宁利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重新说明了在一个国家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这三类优势对该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以及这种状况的变化程度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越大，把所有权优势内部化的激励就越大。这样就越想在国外利用这些优势来参与国际生产。正由于这样的原因，假如一个国家拥有与之相反的条件，如各种优惠政策以及良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它就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样我们也就能在一个动态的分析框架内说明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某一个特定国家对外或对内投资状况的变化，可以从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变化以及该国区位资源禀赋的变化方面作出解释。
为了证实这种所有权—内部化—区位优势（OIL）的起源及存在的条件，多年来经济学家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这其中又主要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主流。这种分析国际生产理论的方法之所以被称为折衷理论，主要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汲取了近二十年来出现的对国际生产理论的各种有力的阐释；其次，它同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是相关联的；最后，它包括了一个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种主要形式，即直接投资、出口及契约式资源转移，如许可证、技术转移等。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拥有所有权优势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然而，内部化优势的存在表明，企业将以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以契约式资源转移的方式利用这些优势；当区位优势有利于国外企业而不是国内企业时，企业就会选择股本投资的途径来取代出口方式。表1.1概括了这些选择的条件。表1.1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三种主要形式与OIL相关的选择条件资料来源：Dunning，J.H.，1981.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London：Allen&Unwin.
尽管解释国际生产的三优势理论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但是从三者的概念性阐释来说，又必须对它们分别进行分析。显然，区位和对外渗透方式是一国企业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时所作出的选择形式，而从理论上来看，至今还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对此作出系统的解释。就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比较分析而言，前者可以是由内部引起的，譬如企业所进行的产品生产多样化技术创新等；当然一国企业也可以通过购买另一个企业来赢得所有权优势。第一种所有权优势无论是通过内部化还是外部化，都能增加企业收入，像专利权、商标以及营销管理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所有权优势是就企业范围内的内部化而言的，它是企业联合运营的产物。如以产品加工一体化、国际性生产的后向一体化和前向一体化获取内部化的收益，并确保其对投入和市场的寡占。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跨国企业经营多样化水平越高，通过内部化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就越强。从这一点来看，这种内部化范式更能解释一国企业生产的国际化程度。
二、经济发展阶段与对外直接投资
20世纪80年代初，邓宁根据三优势（OIL）理论，对国际投资在不同国家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邓宁认为在以往的理论中，有关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分析，主要侧重于一个国家特定向区位以及对外对内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进行说明，没有把投资流量与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们往往忽略了对一个国家国际投资状况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性质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此，邓宁主要采用投资流量的分析方法，研究了67个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的联系（表1.2）。表1.2 1967-1978年人均直接投资流量和1971年的人均GNP 单位：美元续表资料来源：J.H 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81，p144.
表1.2列出了67个国家1967—1975年间平均外资流出总量（Gross Outward Investment，以下简称GOI）、外资流入总量（Gross Inflow Invest-ment，以下简称GII）和净对外投资量（Net Outward Investment，以下简称NOI）以及67个国家1971年人均GNP的频率分布状况。这些数据表明，当人均“最低限度的”GNP实现后，进一步的增长同不断增长的GOI和GII有关。我们可以按四个发展阶段把所有国家分为与之相对应的四组。
第一组国家由只有很少的外资进入（印度除外）、没有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有少量负值的净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组成。这一组包括了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穷的25个发展中国家。第二组由直接投资流入在增长、对外投资流出仍然很少，即净对外投资流量仍为负值但已经有所增加的国家组成。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是25个人均GNP在400～25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第三组由净投资流量仍为负值但数值在变小的国家组成。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不断的直接投资流出使得投资的流入下降；也可能是因为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出速度上升快于投资的流入。大约有11个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的国家可划归这一组。到了第四阶段，人均净投资的流出量（NOI）呈正值，并且在上升。这表明，要么投资的流入低于投资的流出，要么投资的流出速度快于投资的流入。只有6个人均GNP在2600～5600美元之间的国家属于这一组。
邓宁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因素将决定直接投资的流出、流入状况（参阅表1.3）。表1.3 各阶段直接投资的流出、流入状况注：O—Ownership所有权优势；L—Location区位优势；I—Internalization内部化优势；f—foreign外国；d—domestic本国；资料来源：J.H Dunning，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81，p117.
处于第一阶段（人均GNP≤400美元）的国家，没有净直接投资流出，这是由于一个国家的企业还没有产生所有权优势，因而不能使净投资流出成为可能。同时在这一阶段外资总的流入量不大。这可能是由于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如东道国没有提供所有权优势以确保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建立子公司、基础设施滞后以及法律体系欠缺完备性等。上述因素阻碍了一个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与经济发展的推进步伐。
在第二阶段（人均GNP在400～1500美元之间），国内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制度环境的改善，已经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利用东道国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有利条件，进行一些技术水平较低的生产性投资。因此，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所要具备的一个明显的区位优势，就是要为此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以便确保大多数的资源能在可转移性的企业投资中实现内部转化。这既能克服或降低资源供给的不稳定性，又可以弥补东道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组织以及生产当地化含量方面的不足。同时由于东道国在信息、产品及资本市场方面也很不完善，东道国经济利用外资所发生的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东道国的投资流出仍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地企业自身还没有产生较强的所有权优势，难以克服进行国际生产的基本障碍。但是，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在周边国家进行了一些直接投资活动，并通过引进技术及进入国际市场等来实现进口替代投资的经济发展战略。
进入第三阶段（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由于东道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大大增强，人均净投资流入开始下降，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增加，该国成为对外投资者。与此同时，由于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使外国投资者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地位下降，外国企业必须更多地发挥自身的内部化优势，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这一阶段标志着一个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专业化的开始。此时它们会着手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到该国比较区位优势最强而比较所有权优势最弱的部门；同时该国也鼓励本国企业到国外的一些比较所有权优势最强而比较区位优势最弱的部门进行投资。很显然，这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直接投资的特点相适用的。在该阶段，东道国政府可能会鼓励加快外国企业同本国企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使从事进口替代或出口活动的外国企业被说服同当地企业建立直接的经济业务联系。同时，随着当地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外国企业原本在一些领域里的所有权优势会逐步被削弱。另一方面，伴随跨国企业新的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一些优势也将会被其他优势所取代。跨国企业最倾向于在科技较先进的部门发挥其内部化优势，并真正通过这种优势转化来寻求更新的发展机遇。
进入笫四阶段（人均GNP在2600～5600美元之间）的国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出者，也就是说，它在外国的投资流量超过了外国企业在该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它说明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增强以及外国企业在东道国区位优势的丧失。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的原因在于随着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并具备发现和利用外国区位优势的能力。
从一个国家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较来看，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往往会有一定的差异，表现出一种多层次性。譬如，净对外投资额的平衡为零或接近于零，可能意味着一个国家既没有引进外资，又没有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引进外资与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匹配进行。
上述对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周期性的阐述是建立在横向数据比较的基础上的，它表明一个国家的国际投资状况与该国的人均GNP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事实恰恰说明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关联。美国及日本的发展情况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总体上看，一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和该国人均GNP之间的关联性，实际上是从该国企业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三类优势变化而言的；利用三类优势的变化关系，可以进一步解释各国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投资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关系。
表1.3对NOI与GNP关系的分析表明，在不同国家之间，GOI、GII与人均GNP分布的差异性是由它们经济结构的差异性造成的。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GOI、GII与人均GNP的比较来看，表1.4的有关数据说明，在工业化国家和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之间分别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投资发展模式。对于工业化国家而言，在任何给定的收入水平上，除了人均GII较低以外，其人均GOIs和NOIs都高于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并且在人均GNP较高的水平下，这种差异性就更为明显。表1.4 1967-1975年按国家经济结构划分的人均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资料来源：根据表1.2整理所得。图1.1 1967—1975年按国家的经济结构划分的人均直接投资流与人均GNP示意图资料来源：根据表1.4的相关数据绘制。图1.2 1967—1975年按国家的经济结构划分的人均直接投资流与人均GNP示意图资料来源：根据表1.4的相关数据绘制。
上述图表的有关数据说明，NOI超出平均水平的国家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些明显的特性。譬如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能够使这些国家的企业拥有超出一般水平的所有权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提升的潜力，但是与此不同的是，它们在区位优势上却低于正常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就不大可能愿意对这些国家进行投资。而这些国家的企业则更加愿意选择在国外进行投资活动，并不断增强其自身的竞争能力及内部化水平。与之相比较而言，NOI低于平均水平的国家，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低于正常水平，而且其内部化水平较低，这样无形中就限制了投资的流出，增加了投资流入。
图中的NOI线代表了GOI与GII之间的差异性。NOI线上下波动所发生的偏差可能是由于GOI和GII波动引起的。可以说，这些偏差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一个国家的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NOI为零，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既没有直接投资流入也没有投资流出，或者说明一个国家直接投资流入量与直接投资流出量出现平衡。由此可以看出，决定一个国家NOI和OLI（所有权、区位和内部化）优势的基本因素是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以及由此所引起的投资流入与投资流出的不同。由于不同种类的对外投资倾向是与OLI的不同特点相关联的，这样对于每一种直接投资活动都存在着某些所有权的特定优势，这些优势在其作用的程度方面又有一定的差别。就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其企业的技术、商标、管理组织以及营销策略是增强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关键所在。伴随着一个国家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的发展，也会产生外在的所有权优势。这些外在的所有权优势是通过企业内部化的增强而产生的。除此之外，借助市场的力量来寻求企业规模经济的扩张也会强化其所有权优势。很明显，一个国家直接投资流出超出一般的水平，就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企业所有权优势有所增强，并且意味着它们利用这些优势是有利可图的。
由此可见，在人均GNP既定的情况下，那些国内市场增长有限、区位优势较弱的发达国家，其直接投资流出会超出平均水平。而那些过多依赖国内丰富的资源禀赋的国家，其直接投资流出则低于平均水平，进而GOI和GII之差反映在NOI线上的波动状况就会较为明显。所以说，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OLI的变化所引起的GOI和GII的增减变化，自然也就会引起NOI的变化。显然，这些因素的变化也会导致经济发展阶段的顺序推移。经济发展阶段与直接投资呈现为一种双向的关联性。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以及人均GNP水平的差异等因素来解释一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流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联性。并通过对这些因素分析的深化，全面阐释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确切地说，邓宁不仅极为关注直接投资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以一国人均GNP以及企业三类优势的相互作用及转化，把一国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说，一国在经历了没有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净流出为零）的经济发展第一阶段以后，经过企业三类优势的相互转化，增加了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此同时，在对外资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直接投资流出的第二、三阶段，最后进入直接投资流出大于直接投资流入的第四阶段。
由此可见，邓宁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从企业三类优势的微观经济因素出发，通过引入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以及人均GNP等宏观经济变量，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作出了新的解释，这无疑深化了对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分析，对现代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的演进
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理论提出以后，一直不为跨国公司理论界关注，这种奇怪的现象多少与跨国公司主流理论更多强调微观分析、较少进行宏观分析有关。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浪潮的高涨，FDI投资的地区、形态及国别日趋多元化，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理论又有所发展。除了邓宁本人对其理论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之外，坎特维尔（Cantwe11，1990）和托伦悌诺（Tolentino，1987）等人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发展也作了贡献，而波特提出的竞争发展阶段论，又为FDI发展阶段论进行新的综合创造了条件。
一、波特的竞争发展阶段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国家经济的竞争发展》一文中提出的竞争发展阶段论并不是一种跨国公司理论，但由于这是一种新的发展阶段的划分，且与区位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有一定关联，因此对FDI阶段发展理论的完善有很大意义。
波特的竞争发展理论提出了四个明显的国家竞争发展阶段：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以及财富驱动阶段。前三个阶段涉及到国家竞争优势的不断提高，并通常同持续的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第四阶段是一个竞争优势渐渐趋向最终衰落的阶级。波特划分的竞争发展阶段尽管只是一些基本的原理纲要，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一国企业如何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或引起经济萎缩的因素的途径。
1.要素驱动阶段“当一个国家处于这一竞争发展的起始阶段时，该国几乎所有在国际生产中取得成功的企业，仅仅从基本的生产要素中汲取竞争优势，无论是自然资源、适合某种庄稼生长的有利条件，还是充足和廉价的半熟练的劳动人口库（laborpool）”。波特认为，凡具有这些特征，就属于要素驱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家经济对推动需求和相对价格的世界经济周期和汇率很敏感。它同样易受要素优势丧失以及企业领导权的突然变更的影响。虽然占有充足的自然资源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维持人均高收入，但要素驱动型经济却是一种生产率持续增长基础薄弱的经济。
在波特看来，要素推动阶段是一个描述了几乎所有国家在一定时期竞争发展特征的阶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也处于这一阶段。有些资源丰富的繁荣国家，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同样处于这一阶段。
2.投资驱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国家的竞争优势基于一国及其企业主动投资的意愿和能力。企业投资兴建现代、高效、大规模、技术先进的设施，它们也同样通过发放许可证、创建合资企业和其他方式投资，以获取更尖端的国外产品和加工技术。这使得竞争在拥有尖端技术的企业间进行。但是，在这一阶段，国外技术不仅仅是被运用，而且被改进提高。一国企业吸收和改进国外技术的能力对达到投资驱动阶段很关键，而且也是要素阶段和投资阶段之间决定性的差别所在。国外技术和方法在企业组织内部被吸收掌握，一国企业开始对这些技术进行提炼，开发它们自己的新产品模式。
在投资驱动的经济环境下，国家、市民以及企业都进行投资，以把要素从基本阶段提高到更高阶段，并创建更现代化的基础设施。逐渐增多的技术工人以及逐渐成长起来的技术人员工资相对较低，但却操作技术尖端的设备，并提高了消化吸收和改进技术的内部能力。一国企业内部的激烈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地投资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引进新模式以及使操作现代化。波特认为，一国达到这一阶段的关键是该国的企业敢于冒险，以及由于新竞争者的出现，使许多企业面对一批进行残酷竞争的国内对手。
波特指出，在投资驱动阶段，一国企业通过改善要素条件以及改进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的方式获得竞争优势。当一国企业在基本要素成本方面仍然保持优势时，例如竞争优势扩大到包括成本低但更高级的要素（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以及拥有功能优良的要素创造机制（比如教育机构和研究院所），竞争力就进一步增强。
此外，波特认为，投资驱动阶段是以就业机会的迅速增加和工资、要素成本的上升为特征的。于是，对价格敏感性最强的企业开始丧失竞争地位。同要素驱动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不易受全球冲击和汇率变动的影响，但国家经济仍然很脆弱，部分企业倒闭或突然丧失优势在所难免。他还认为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上升到这一阶段。在第二次大战后，只有日本和韩国成功地上升到这一阶段。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西班牙、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程度上显现出达到这一阶段的迹象。
3.创新驱动阶段
按照波特教授的观点，创新阶段标志着大量对外直接投资的开端。他认为这一阶段之所以被称为创新驱动阶段，是因为一国企业不仅利用和改进外国的技术和方法，而且也对这些技术和方法进行创造。一国企业提高了产品质量、加工技术、市场营销以及同竞争力有关的技术发展水平。由于存在有利的需求条件、供给基地以及国家相关行业，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继续创新。波特指出，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一国企业继续在成本上竞争，但这一成本并非取决于要素成本，而是取决于同高技能水平和先进技术有关的生产率。创新驱动阶段囊括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些企业最初通过获得较高等级的竞争优势的方式，率先转移到创新驱动阶段。这种升级随后传到其他企业。在这一阶段的初期，企业集合体的垂直分工领域发展了。具有竞争力的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发展成为具有竞争性的产品供给企业。这些企业一开始只服务于国内，但在健康的经济环境下，它们渐渐地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波特明确指出，服务行业的国际生产活动的增加同样是创新驱动阶段的特征，这是企业竞争优势增加的一种反映。除某些依赖于人工成本的服务行业以外，处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竞争发展阶段的国家在国际服务行业很少获得成功。在创新驱动阶段，更多的现代企业开发了技术尖端的服务需求，比如市场营销、工程技术和产品试验方面。与此同时，还开发了尖端服务行业所需的人力资源，如技术工程技术和广告人才。
此外，同处于较初级竞争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所有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对宏观经济波动和外源事件有最大的抵御性。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容易受成本冲击和汇率波动的影响，这是因为它们是凭借技术优势和差异性竞争的。
4.财富驱动阶段
波特指出，假如某些国家能够保持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动态过程，那么说明这些国家已经顺利通过了竞争发展的前三个阶段。这标志着这些国家的企业拥有更高级的竞争优势，能够成功地拓宽进行竞争的行业范围。在这一进程中，一些欠发达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丧失了竞争优势地位。
同前几个竞争发展阶段对照相比，财富驱动阶段是一个最终导致衰落的阶段。财富驱动阶段的推动力是已经获得的财富。波特认为，这一阶段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受过去财富驱动的经济社会能否保持它的财富。在财富驱动阶段，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企业开始丧失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日益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保存竞争优势而不是提高竞争优势上。此外，企业投资的促动因素的逐渐下降也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企业上升到财富驱动阶段的一个特征是出现广泛的兼并和收购活动。由于企业内部流动资金需求过剩，促使企业寻求一种不需要冒险创建新企业便可获得迅速增长的方式。兼并活动也反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减少竞争和保持稳定的愿望。由于兼并既不需要创建新企业，也不需要从根本上提高现有企业的竞争优势，给人造成了一种进步的幻觉。同时，对外投资的实质在这一阶段改变了，从转移专门技术的投资过渡到纯粹的财务投资。
随着财富驱动阶段向前发展，许多企业碰到麻烦，失业和非充分就业持续存在，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下降。社会计划开始超过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除了征收收入税以外，财富税被看成是保持收支平衡的唯一办法，这又进一步减少了对经济发展的刺激。由此产生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延长一段时间，直到某种东西刺激经济并使之摆脱这一困境。
波特的阶段发展理论提出以后，引起了邓宁、小泽辉智等人极大的兴趣，并纷纷把波特阶段论的方法和观点溶入自己的分析之中。
邓宁（1992）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看，波特的分析没有哪一点是前人未曾提到过的，而且很多人的分析要比波特全面，波特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根本没有重视投资和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变量”。而且，波特的分析仍然没有跳出ESP（Environment，System，and Policy）模式。然而，既然如此，波特的竞争发展阶段论对于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的价值何在呢？邓宁认为在于“研究了许多解释变量，这些变量有助于人们更好地鉴别跨国公司不断变化的国际生产模式对特定国家因素的解释”（Dunning 1992）。
邓宁指出，虽然波特的理论本意不是研究FDI问题，但至少在四个方面推动了跨国公司理论的发展：（1）更清楚地解释了一些特定国家的企业对国外投资的生产领域选择问题；（2）解释了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只是在特定领域才会为跨国企业提供增值机会的问题；（3）解释了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一些国家和部门能刺激当地企业技术和组织效能，而在一些情况下则会抑制当地企业这方面发展的原因；（4）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观点和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国公司的战略与东道国之间比较优势相互作用的理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性将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率中，就此而言，邓宁找到了以GNP为发展阶段标志、根据OLI模式对一国FDI动态变化进行分析的方法上的支持。
小泽辉智（Ozawa，T.1992）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在其论文中对波特的思想作了大量的汲取，长期以来，日本学派在对FDI的分析中，很少强调OLI优势的决定作用，尤其是所有权优势，而波特以每一发展阶段的竞争要素作为分析阶段特征，客观上也有助于小泽辉智深化一种非OLI范式的FDI客观动态模式。
二、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的技术累积发展理论与投资发展论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坎特维尔（Cantwell）和托伦悌诺（Tolentino）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试图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在《技术积累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发展》一文中，他们提出了两个命题。
命题1：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的逐步升级，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竞争力稳步扩展。发展中国家企业这样的技术竞争力，是建立在现在和过去成就上的累积过程的后果。
命题2：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的提高，与其国际直接投资累积增长相联系。技术能力的存在和累积是国际生产活动模式和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是重要结果。两个命题合在一起，暗示某一特定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出的部门和地区分布随时间的推移逐步变化，并在某种程度上可预测。而且他们认为，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出在一定的时间内倾向于遵循一条发展轨迹，在这一过程中，重心逐渐从相当有限的资源依赖型跨国公司活动，转移到更尖端的制造业部门。对于欧洲和美国一些成熟的跨国公司来说，这样的演变从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像目前能利用前沿技术的跨国公司一样发展迅速，但他们同时认为，这些跨国公司的活动是持续向前发展的。在发展的最初几个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使它们的国内生产活动升级，把资源依赖型和技术欠尖端的制造业活动，转移到了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但技术效能和生产成本水平较低的国家。到后几个阶段，更尖端的制造活动转移到了国外，甚至转移到了一些发达国家。
然而，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与较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路径相类似，但由于二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们各自技术累积的意义和形式显著不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资源依赖型投资流出模式与特定国家因素相联系，即同跨国公司母国自然资源的充足或匮乏有关。极端的例子是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的迅速增长受有限的国内资源供给的抑制，从而诱发了当地企业最初寻求海外资源的投资。
一些国家直接投资流出，在一定时期内遵循一条资源依赖的发展路径。但是，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以及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经验的丰富，投资结构倾向于向较为复杂的制造业发展。尽管资源依赖型投资、制造业和服务部门投资的特征在各国和各公司之间有所不同，但是，在国内发展模式、本地公司的竞争优势或所有权优势等各种因素与投资流出增长之间，其内在的一般关系是稳定的。
根据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运输距离和心理距离等因素降低成本。生产过程与管理方式同母国一致或相近，也是构成成本低的因素。
第二阶段：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直接投资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
第三阶段：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得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可见，坎特维尔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与此同时，FDI形式也从资源依赖型向制造业投资转移。
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认为，对于在特定国家获得跨国公司经验的新兴国家企业来说，种族因素的重要性已经下降。然而，对于处于创新活动初期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中较小和新出现的投资者来说，种族联系在它们最初的对外投资的范围和形式方面继续起重要作用。
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挑选了一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分析这些企业1987年的FDI流出的统计资料，证明了有关FDI流出产业构成的复杂性与FDI流出的地区分布之间有内在联系的假设。他们指出，已经获得较尖端技术优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NICs）的企业，更有可能进行形式更复杂的外向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秘鲁、哥伦比亚以及菲律宾等国），处于较初级阶段，并且依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经验。因此它们的投资流出倾向于集中在资源依赖部门、进口替代制造业以及形式不太复杂的服务业。
他们还分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指出种族联系和地理上的邻近，对以拉丁美洲和亚洲为基地的新投资者来说仍然很重要。有关资料表明，由4个拉丁美洲跨国公司和7个亚洲跨国公司在周边或种族上有联系的国家的投资，分别占在发展中国家总直接投资流出股本的94.4%和68.3%。
根据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的观点，韩国、中国台湾以及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发展中国家投资流出地域发展模式的第三阶段，这三个国家和地区1987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总投资流出股本分别是43.5%、54.0%和58.9%。与之相比较，1987年印度、巴基斯坦、哥伦比亚、秘鲁以及泰国等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流出股本分别为2.3%、5.9%，15.9%、21.1%和25.6%。在发达国家的所有投资中，有一部分是投向当地的研究领域的，这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为获得更先进和更复杂的制造技术形式而进行的。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流出事实表明，新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在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了数量可观的进口替代投资，韩国、中国台湾、比利时、新加坡和近期的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情况更是如此。比较而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较少，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缺乏同发达国家企业进行有效竞争的竞争优势。
三、邓宁FDI阶段论的修正和发展
1988年，邓宁发表了《投资发展周期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一文，在文中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自己的FDI阶段理论，可概括如下：（1）扩展了阶段划分，突出了关键发展阶段的重要性。在1981年的论文中，投资发展阶段是按四阶段划分的，而在新的论文中引入了发展周期的第五个阶段，指出在这一阶段的特征在于“企业内部化的直接投资的增长”，并且FDI流出流入主要基于“国际生产协作和跨境市场内部化”，并非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值得注意的是，邓宁这一次未把发展初期的阶段（第一、二阶段）及FDI特征作明确界定，从而暗含着这两个阶段之间质变并不明显、而且均属于FDI不活跃阶段。对第三阶段，邓宁给予了更多关注，并强调了其重要性。邓宁指出，第三阶段之所以重要，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这一投资发展阶段，而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对FDI效应有重要影响。（2）邓宁强调了FDI流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以往邓宁假定，人均GNP高于平均水平和人均GNP增长最快的国家，就是那些净投资流出最多的国家。但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位优势下降同样是直接投资外流的原因。前者如美国、加拿大，而后者的例子是印度，一方面，那些经济增长较好、提高了技术竞争性的国家便是净投资流出多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投资流出的原因在于“区位优势的下降”。因此，FDI的运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多元化的。
邓宁对波特和坎特维尔等人的理论进行了汲取和总结，在修正自己以往投资阶段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投资发展阶段论。
邓宁认为在研究跨国公司的活动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时，使用“阶段分析方法”（stages approach）作为补充的分析方法是很恰当的，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分析方法把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同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联系在一起；第二，使用这种方法最容易调整和评价投资流入和流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起的作用。
邓宁指出，尽管可以按广泛的标准划分出许多发展阶段并把这些发展阶段归类，但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按可能影响跨国公司投资流入和流出的主要驱动力划分的四个发展阶段上。即阶段Ⅰ：自然资源驱动；阶段Ⅱ：投资驱动；阶段Ⅲ：创新驱动；阶段Ⅳ：信息和服务密集驱动。
阶段Ⅰ（自然资源驱动）：在这一阶段，一特定国家的竞争优势菱形结构（diamond structure）主要取决于该国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就投资流入可能被一特定国家的ESP（环境、体制、政策）资产吸引而言，投资流入可能会流向大多数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部门，以及流向当地市场或国外市场提供相对简单消费品的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尤其是纺织和布料生产部门）。在这一阶段，除了在工艺工业、专业化的开采业、农业综合企业和渔业有人类技能（human skills）积聚外，该国可能几乎没有创造性潜能或竞争力。由于这个原因，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出规模小，或是贸易（出口）支撑型，或是有限的资源寻求型；投资流入主要是资源依赖型。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投资流入和投资流出都是微不足道的。
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可能对直接投资的流入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对外国子公司的绩效必要条件的限制较少。在这一阶段，资产的积聚很可能受限，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供应潜力或市场是否足以吸引跨国公司的初级活动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上述潜力，投资流入有导致产生经济活动飞地（economic activity enclave）和促成双重经济的危险。
阶段Ⅱ（投资驱动）：在这一阶段，投资流入仍然依赖资源，但已开始涉足资本较密集部门，诸如化工产品、钢铁和造船部门和一些较小规模和专业化机械制造部门；同时也流向一些劳动密集型、适度知识密集型的消费品生产部门，如电子产品、服装、皮革制品、加工食品和卷烟等部门。这一阶段的投资流出主要是寻求市场，但同时也寻找一些资源和资产。这一阶段FDI的特点是投资流入增长、投资流出受限。
这一发展阶段是以投资资本在增值活动中日益重要为标志的，在某些情况下，以国内市场的大小和质量为标志。这一阶段等同于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wstow）所谓的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take-off stage），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从5%～8%上升到15%～20%。
阶段Ⅱ的另一个标志是初级教育、公用设施、运输和通信的支出急剧增加。通过提高本国资源的潜在能力和生产性刺激竞争的方式，投资流入在引导一特定国家通过这一发展阶段时起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尤其是当该国奉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时）。另一方面，某一特定国家可能宁愿发掘它自己的资产潜力，而限制投资流入的数量。
阶段Ⅲ（创新驱动）：在这一阶段，投资流入在经营活动中为国内市场提供更尖端的产品或要求更熟练的劳动力。投资流出有各种类型的投资，包括更理性的投资。跨国公司投资流出流向大批量生产、高附加值的耐用消费品部门（汽车、电子产品、相机等生产部门）。这一阶段FDI的特点是投资流出增长比投资流入增长快。
在这一阶段，某一特定发展中国家经济正日趋成熟，它的收入水平和产业结构正逐渐趋同于发达国家。依赖本国的资源和潜在能力的大小和结构，该发展中国家将逐渐发展成为纯工业化经济或混合经济国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前一种情况下，阶段Ⅲ的特征是突然从强调投资驱动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增长，具体表现在都市化和创新活动费用的急剧增加。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偏爱高质量和差异性产品，而成本低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在世界市场逐渐丧失竞争力。处在阶段Ⅲ的经济社会的标志是政府在第三等级行业（指除工业和农业以外的行业）的教育和通信设施方面的支出大量增加。同时，这些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减少，而更多地依赖于这些企业的管理和组织能力以及它们的企业家精神的特性。
投资流入在补充有比较劣势国家的所有权特定资产以及帮助东道国提高本身潜在能力方面的作用仍然有价值。此外，投资流入还能帮助东道国把生产活动由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本密集的部门调整到创新密集部门，或那些生产高质量的差异性产品部门。当投资流入迫使本地的（东道国的）竞争对手退出竞争、促成资产不积聚的恶性循环时，它就不太受欢迎。
当投资流出增加了本国公司的竞争力并使这些公司比用其他方法更能有利地确保新的市场时，它就有助于产生资本积聚的良性循环。这种投资流出既可能是资源寻求型投资，也可能是市场寻求型投资。
阶段Ⅳ（信息和服务密集驱动）：第四阶段——邓宁将这一阶段称为信息处理阶段，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和最高阶段。邓宁认为，截止目前，只有极少数发达国家达到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同样被称为发展的后工业或服务阶段。
在这一阶段，投资流入和投资流出日趋合理化和资产寻求型；有大量的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直接投资流入和直接投资流出之间的平衡发生波动。这一阶段的投资流向生物技术、信息、机械电力、高附加值服务活动（如咨询）以及全球市场服务等部门。
邓宁说，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是一个有更多的国内、跨国和公司内部联系的过程；国家积聚资本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些国家的公司在地区和全球的水平上协调它们的资源和潜力的能力。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结构大致类似，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的比较优势可能更多地基于它们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组织体制。因此，评价跨国公司的投资流入和流出活动的价值时，不仅要根据外国资源和潜力的供给情况，而且还要根据这些资源和潜力被组织的方式，以及它们的外流对当地竞争对手、供应商和顾客效能和能力的影响。由于组织本身就是一种极大地受一个特定国家文化影响的资产，通过同文化相联系，跨国公司的活动将从实质上影响（正面或负面）处于第四阶段的经济社会保持或提高它们全球竞争地位的能力。
第三节 小泽辉智新综合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理论
在邓宁的论文中，主要研究在不同发展阶段国际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变化与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的相互关系，对于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动态作用涉及不多，以至于邓宁本人也不无遗憾地指出，以动态方式分析跨国公司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有关文献中仍属空白（Duning，J.H.1988）。这个问题当然也引起了其他经济学家的关注。本节所要论述的就是跨国公司理论中日本学派的一个主要人物小泽辉智（Ozawa，T.1992）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发展。
小泽辉智的理论可以称为新综合的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论。在他提出的国际投资阶段发展模式中，他竭力把跨国公司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如下问题：（1）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如何作用于一个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2）在一个处于劳动推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什么类型的FDI最能推动工业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方式是什么？（3）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
小泽智辉提出，他的理论是把相关的论点和分析模型纳入一个综合框架之中，以便论证在那些尚处于工业化阶段国家中FDI经营活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在整个全球经济中，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移、开拓市场、资本形成还是结构升级方面，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重要作用，客观上存在着一种增长功能。但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对这种功能进行概念性分析，概言之，发展经济学缺乏解释世界经济中FDI与经济发展二者动态关系的能力，因此有严重缺陷。而一种新的、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必须溶二者为一体，能够阐述和解释世界经济中这一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小泽辉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即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特点与传统的国际商务与结构理论之间的矛盾，由跨国公司推动的一个动态发展范式，比较利益增强型的FDI模式。下面分别给予述评。
一、世界经济结构特点与传统理论
关于国际经济活动的种种理论必须建立在世界经济基础之上。对于一种由跨国公司推动的结构升级的动态理论而言，认识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结构性特征直接关系到该理论模式的解释能力，而对世界经济结构特征的认识是否全面，也会影响到理论的一般意义。小泽辉智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强调了当今国际经济结构特征的多样性和传统的国际商务理论所具有的局部意义之间的矛盾。按照小泽辉智对世界经济的认识，他认为有五个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对世界经济运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结构特点1：每一个经济实体内部的供给和需求方有着差异。供给方指的是要素禀赋程度、技术能力的水平，而需求方主要涉及的因素为消费者的需求及消费偏好和习惯。在现实经济中，二者往往很难吻合。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的供求双方存在偏差是普遍的现象。
结构特点2：企业是各种无形资产的创造者和交易者。每个企业都可视为技术、技能和销售渠道的主要创造者、中介人和推广者。
结构特点3：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的层次性明显。按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增长实力，所有国家可分为作为增长中心的带头经济实体和经济的尾随者两类，从而世界经济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换言之，各国处在不同的结构升级阶段和不同的人均收入层次。按技术能力和要素比例衡量，就是各国处在动态比较优势的不同阶段。
结构特点4：各国经济结构升级和发展具有相应的阶段性自然继起的性质，现在处于发达水平的经济社会是通过多阶段的产业升级而实现的，而每一阶段与相应的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技术能力彼此对应，完成这样的阶段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阶段的推进先以劳动密集的初始阶段、低技能的制造业阶段向相对物质资本密集的后续阶段过渡，最终达到人力资本密集型增长的发达阶段。因此，一国的产业结构是以一种有序的、步步渐进的方式推进的。
结构特点5：在各国的外贸和外资政策中，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从内向型转为外向型的趋势，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共识，即政府在不断扩张的市场体系中可起到积极的作用。其背景是实行外向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两方面都优于那些推行内向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很多一度倾向内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都转向出口导向战略。而政府则在竞争性市场中，对出口工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两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帮助。
以上五方面，被小泽辉智视为世界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性特点。那么，传统的国际商务和结构分析理论是否把这五方面特点作为其理论基础或抽象概括呢？对此小泽辉智作了分析。
小泽辉智首先分析了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他指出，国际贸易之所以发生，在于地域之间在一些基本要素、技术、气候条件和需求模式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这些结构特征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研究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利益的背景。斯密的绝对优势说建立在通过出口实现规模经济基础之上，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说则以分工导致的配置效率为基础，赫克歇尔—俄林模式强调了生产要素在国家之间的不均等的配置。事实上，这些理论都假定要素在国际间不可流动，也就是把结构特征l永久化了，这可部分归因于转移要素时社会心理上的代价，而更主要原因则在于只把贸易单独作为分析对象。因此传统贸易理论把国际间商品交换作为套利性经营活动，即在不同地域商品价差和可获得性方面追求利润，而生产力和要素禀赋又是差异产生的根源。小泽智辉的结论是，所有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都只建立在结构特点1的基础之上，即经济内部供求双方的差异方面。
同时，小泽辉智还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总是以完全竞争假定为基础，从而否定了企业存在的必要性，厂商特有的优势（Firm-Specifc advantage）也就失去了产生和存在的环境。因此，论证FDI和跨国公司的产生原因所必需的逻辑前提就是现实的非完全竞争环境，跨国公司只是市场不完全竞争的产物。海默的论文开创性地指出了这一点，强调了在FDI中企业是无形资产的创造者和开发利用者，这就必须肯定存在特有的厂商资产。可见，海默的FDI理论是以结构特点2即企业作为无形资产创造者和交易者为理论背景。
但是，FDI作为资本的特定运动形式，不仅仅只在企业之间发生，而是以跨国运动为前提。因此，只看到FDI中企业作为无形资产创造者和交易者是不够的，FDI的发生是与国家之间经济的供给和需求差异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研究FDI，必须把企业层面上的变量与国家层面上的变量联系起来。
到此为止，跨国公司理论仅涉及到世界经济中的两个结构特征，然而到了维农（Vernon.R 1966）用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时，国际经济中的层次性结构特征3（hierarchy and sub-hierarchy of econo-mies）就成为维农模式显而易见的前提条件。各国经济若没有层次性，很难设想新产品如何从发达国家渐次转移到其他发达层次的国家。层次性首先体现在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上，然后也体现在要素的禀赋程度和价格方面，这些正是跨国公司为保持和延续生产的垄断优势进行对外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小泽辉智指出，随着产品从创新阶段走向成熟和标准化阶段，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全世界，实质上是一个比较优势和技术转移的过程。但是，他认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的贸易与投资理论并没有解释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如何作用于东道国经济发展和结构问题。小泽辉智进一步认为，在世界经济结构特征即各国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外向化趋势作用下，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行外向的出口导向战略，扭曲程度会得到缓减，因为出口外向战略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小泽智辉还认为，尽管全球经济结构性特征已经明显地构成了一个引起贸易、FDI和知识转移扩张的环境，但传统的FDI理论并没有将这些特征、尤其是后三个特征准确地作为其决定因素；而作为发展经济学领域中的FDI理论，必须将这些特征溶入到分析之中。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种能更全面概括世界经济结构特征的动态模式。
二、跨国公司推动与经济动态发展
小泽辉智把他的理论称为“由跨国公司推动发展的一个动态模式”（Towards a dynamic paradigm of development facilitated by TNCs）。这一理论其实是小泽辉智前期研究的一个概括总结。在此之前，小泽辉智曾发表了《在第三世界资源开发中的国外投资新型式》（1979）、《市场能单独使结构升级吗》（1987）、《跨国公司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1990）、《环太平洋地区工业化的动态模式》（1991）等一系列重要论文，其中心思想就是各国要充分利用FDI来实现各自的比较利益，推动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层次等级（a hierarchy of economies）即世界经济中存在的科层结构具有中心概念的地位，从世界经济史角度出发，各国经济位次替换不过是落后国家学习和迎头赶上相对发达国家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客观存在的以经济发展阶段和国民财富为标志的层次等级。根据小泽辉智的观点，这种层次判别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它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因此，世界经济结构特征3成为国际竞争的结果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小泽辉智提出了层次等级外部性（hierarchical externalities）概念，并指出，不发达国家经济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否开发和利用这一外部性。
如何充分开发和利用经济层次的外部性呢？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将其比较优势形态和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相互吻合，换言之，只有在发展中国家达到一个结构按相继顺序升级的阶段，国与国之间经济层次的外部性才能产生积极的作用。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应跳跃，整个发展过程必须一步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推进。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稳定的人力与物质资本累积的过程，阶段性推进是由各个阶段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尚处于人力和物质资本都十分匮乏的阶段，试图推行一种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工业化战略，往往会产生灾难性后果。而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且能体现动态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可以在每一个阶段确保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要素密集程度、技术方面的要求与国内可支配的要素及技术能力之间的相宜性。小泽辉智认为，他的这种观念既符合世界经济结构特征4，又可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那里找到理论支持，也与米歇尔·波特教授的竞争发展阶段理论相吻合。斯密十分崇尚“自然秩序”，相信经济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结构变化是在一种部门或空间之间相互依存又自然继起（natural sequence）的关系中实现的。波特教授把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特征与竞争优势结合起来，从而划分出著名的四阶段论，即无论各国经济的差异性如何，竞争性的经济发展都是依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阶段渐次递进的，而每一特定的竞争发展阶段都与特定的竞争模式相配合。
小泽辉智提出，在各国经济中，波特所提出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一定的优势相联系。要素驱动阶段一般拥有以要素为基础的优势，处于投资驱动阶段的国家与规模优势相关，而处于创新阶段的国家往往总是拥有研究与开发方面的优势。
因此，经济增长和转型的基础就是不断变化着的动态比较优势。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FDI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小泽辉智认为，只要处于各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理性地追求一种不跳跃的“富裕”的进步，那么它们的FDI模式只应是一种与经济结构变动相应的资本有序流动。具体而言就是：（1）要素（资源与劳动）驱动阶段的国家，吸引的一般都是属于资源导向或劳动力导向型（resource-seeking or labour-seeking）的外国投资（Inward FDI）。（2）当一个国家处于劳动驱动阶段向投资驱动阶段的过渡时期，主要在资本品和中间产业中吸收外资（Inward FDI）；与此同时，在劳动密集的制造品产业中，会产生流向低劳动成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3）在投资驱动阶段向创新驱动阶段的过渡时期，会在技术密集产业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在中间品产业中会发生对外直接投资。
显而易见，上述阶段的区分和过渡是以工业化所必需的三种主要要素，即资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禀赋程度变化而确定的。换言之，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结构升级而实现，这一过程又是随物质和人力资本累积而发生的。人均GNP越高，人均物质和人力资本储备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就越多。然而，以发展阶段为基础的FDI模式转换的时间跨度，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又与特定产业的情况有关。为了说明FDI模式既受发展阶段所决定的种种因素制约，又对发展阶段渐次演进起到推动作用，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
第1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等低工资产品扩张。这个阶段的FDI模式特征：在有选择地进口资本品和购买技术许可证的同时，开始在周边亚洲国家的劳动密集产业中进行直接投资。
第2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早期。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重化工业现代化。这个阶段的FDI模式特征：加速吸收、采用西方国家技术。多数采取许可证形式，但在石化、机械和化工等行业采取合资方式取得技术，同时开始进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投资。
第3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耐用消费品生产与装配持续增长。这个阶段的FDI模式特征：在继续吸收、改进、进口技术的同时，对外进行直接投资，东道国家主要为欧美国家。
第4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以创新为特征的各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个阶段的FDI模式：在重化工业中吸引国外直接投资，并产生了三角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这种外向投资中，日本跨国公司逐步形成一体化的经营网络，并在美国、欧洲和太平洋沿边国家中建立战略联盟。
由此小泽辉智得出两个结论：（1）日本经济在结构升级、动态比较优势与FDI之间有着内在紧密联系，而且三者都是沿物质/人力资本要素禀赋及技术进步的路线推进的。（2）由于日本经济的转型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发展阶段过渡的时间跨度小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结构增长加速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成功地利用了FDI在内的国际商务。
其实，小泽辉智的结论并非是新发现。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贝拉·巴拉萨（Balassa，B.1979，1989）就从实证分析中发现，国与国之间出口结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物质与人力资本禀赋程度来解释，从而认为，比较优势实际也有一个阶段发展问题，出口结构演变与一个国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相辅相成的。从中他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的政策结论，一个国家如果用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生产那些只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会导致生产要素的不利配置。这样，FDI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对此，小泽辉智提出比较优势增强型的FDI模式。
小泽辉智在分析比较优势增强型的FDI模式时认为，对于一个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开放经济而言，发展的关键在于：其FDI模式选择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化程度。要达到这一目标，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选择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实现两个条件：
条件1：推行一种有利于贸易发展的FDI；
条件2：实行一种外向、出口导向（OL-EO）战略。
把FDI区分为顺贸易和逆贸易两种形态，是另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ojima，1975，1984）在其创立的宏观FDI理论中提出来的。顺贸易的FDI建立在两个命题之上：（1）当出口具有比较优势产品而进口比较劣势产品时，国家能从贸易活动中获利，并使福利最大化；（2）当一国无形资产从本国劣势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东道国产业时，相关国家能从扩张了的贸易基础中获利。但是，小岛清FDI形态划分被认为只是一种规范的分析（Gray，1985）。而小泽辉智认为，如果把世界经济结构特征3、4、5结合在一起，对FDI的形态研究就可以转化成一种实证分析。也就是说，一国只有实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外向出口导向战略（OL-OE），小岛清的两命题才会有现实的意义，而顺贸易的FDI方可实现。顺贸易的FDI能够自动融入到外向经济体制之中的原因在于，只有在外向型出口导向的体制中，FDI推动比较优势发展才有可能，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贸易才会由于FDI而进一步扩张。因此，顺贸易的FDI和外向经济体制必须相互依存，上述任何单独一个条件都不能导致国家比较优势处于递增状态。换言之，所谓比较优势增强型FDI就是外向出口导向（OL-OE）战略体制下顺贸易型的FDI。
三、不同发展阶段FDI作用机制
小泽辉智在研究不同发展阶段FDI作用机制时，有这样几个特点：（1）以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为分析背景。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与刘易斯（Lewis，A.1954）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假定一致，即发展初期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很低。（2）国家推行一种外向的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贸易的作用十分重要，通过外向经济活动，市场扭曲程度减轻。（3）政府执行一种亲市场的体制，即政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同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这种体制一方面具有市场的活力，另一方面政府在开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4）显而易见，小泽辉智是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作为分析对象的，而日本式的FDI与雁行产业转换模式在其分析过程中得到充分肯定。
小泽辉智在论述中，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对国际直接投资“拉”（pull）与“推”（push）两种力量始终交叉或更替出现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囤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这里根据FDI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按四阶段加以论述。
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是存在大量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充分就业严重不足。低工资成为该国生产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FDI进入的主要领域为劳动密集型的制造行业。FDI为制造业带进资本、技术与销售渠道，并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此时，FDI进入的领域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虽高于当地水平，但仍然不足以推动工资总体水平上涨。劳动力资源便宜且十分容易得到是跨国公司在当地进行直接投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FDI为寻求廉价劳动力的大量进入，劳动力剩余现象日趋消失，从而产生了工资率上升的压力，即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引致国际直接投资的“要素价格放大效应”（Factor price magnification）趋于衰减。
第二阶段为外国直接投资（Inward FDI）到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的转型阶段。有几个重要因素导致了这一转型：（1）增长要素发生变化。由于普遍就业，国内储蓄递增；吸收外资增长之后劳动力素质开始改进；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加速，知识信息技术成为劳动力和企业家们理解并渴望掌握的东西，概言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使要素禀赋发生变化。（2）随着工资上升，劳动密集产业中比较优势进一步减弱。同时在宏观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越是成功，通货升值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相对下降，这样在国内产业中形成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产业转移的压力。（3）在主导产业和变化中的国家要素禀赋之间出现了要素不协调（factor incongruity）问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以廉价、低技术劳动力大量投入为基础，但要素禀赋已向相反方向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产业为了保住在国际市场中的份额，不得不将经营活动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来，以便获得低于国内工资水平的劳动力。当然，那些成功地把劳动节约型技术用于生产的企业，仍然可以把经营活动放在国内。实际上，此时经济发展已开始从劳动力驱动型向投资驱动型转化。
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Labour-seeking outward 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对外直接投资（Trade-supportive/technology seeking outward FDI）过渡。在前面几阶段FDI的进入及流出过程，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一个技术学习与积累的过程。这是一个技术国内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比较优势更新的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方面。随着经济国际化，国内物质资本、人才资本的积累，以及对技术、信息和营销技巧的进一步需求，劳动力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转向那些能获得更新的技术、信息并对贸易发展有利的FDI类型，从而推动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外国直接投资（Inward-FDI）和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生的阶段。通过经济长期根本性发展，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需求再次体现出来，政府对公共品的投资也达到一定程度，并面向未来会实施的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资本密集型的FDI大量进入。与此同时，要素不协调总是出现在国内自然资源与国内产业增长之间。为了获得长期、稳定、安全的自然资源供给，开始以自然资源的供给为目标，在海外资源产业中进行FDI。尤其在那些自然资源短缺的国家，经历了较快的工业化过程后，国内的供给不可避免地依赖国外资源。这个阶段交叉发生的FDI，增强了动态的比较优势。
小泽辉智对FDI阶段性作用机制的概括，就是所谓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其中FDI对贸易的增强效应、递增的要素不协调性，以及技术积累与学习过程的本地化与跨国化交替发生，是贯穿其分析过程的三大基本原则。但是，正如小泽辉智自己所言，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FDI促进增长的阶段理论，其重点主要在经济发展的劳动驱动向投资驱动转化阶段，而对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过渡阶段，分析就比较薄弱，很多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阐述国际直接投资阶段发展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修正过程。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的演变过程中，主要贡献者是邓宁和日本学派的小泽辉智。邓宁从企业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类优势的微观经济因素出发，通过引入直接投资流入、流出以及人均GNP等宏观经济变量，把一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从而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作出了新的解释。1988年，邓宁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自己的FDI发展阶段理论，在汲取波特和坎特维尔等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分析。小泽辉智的新综合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强调国与国之间阶段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而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小泽辉智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模型把FDI的变动与世界经济结构特征相结合，突出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结构变化机制以及FDI变化的约束条件之的相互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泽辉智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模式比邓宁模式更适合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FDI现象。
波特的理论把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特征与竞争优势结合起来，划分出著名的竞争发展四阶段论，对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坎特维尔和托伦悌诺则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FDI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
第二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模式
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发展、扩张、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特别对于经济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来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开拓海外市场，利用全球要素差异，获得更加廉价的资源，寻找战略资源，最终增强本国经济实力，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与优化。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弥补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获取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及管理技术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越开越重要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道路。因此对世界其他经济强国的对外投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并从中汲取经验，是中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不可缺少的一环。本章首先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进行概述，继而着重对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进行研究分析，力求从中发现规律并对中国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有所帮助。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模式综述
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理论模式简介
国内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而且已经拥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发达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起步较早且早期研究者大多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故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理论研究大多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①垄断优势理论，②内部化理论，③国际生产折衷理论，④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⑤边际产业理论，⑥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局部技术变动理论，⑦小规模技术理论等，其中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研究中的早期代表性成果。Louis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商品市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2）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主要是为服务于国外同一种族团体的需要而建立。根据威尔士的研究，以民族为纽带的对外投资在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投资中都占有一定比例；（3）产品低价营销战略。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生产成本低、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形成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是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武器。
1988年，邓宁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自己的FDI发展阶段理论，并在汲取波特和坎特维尔等人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分析。经实证检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验证了邓宁的直接投资发展模型。在20世纪70年代，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完全适合这一模型。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也适用于这个直接投资发展模型。美国已经进入直接投资发展模式的第四阶段，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及中国港台地区处在第三阶段。图2.1 FDI发展阶段论的四个阶段
在第Ⅰ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只接受少量的国外直接投资，并且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故其净对外直接投资为负。
在第Ⅱ阶段，人均GNP在400美元～2500美元之间。其直接投资流入在增长、对外投资流出仍然很少，即净对外投资流量仍为负值但已经有所增加。
在第Ⅲ阶段，净人均GNP在2000美元～4750美元之间。投资流量仍为负值但数值在变小，发生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不断的直接投资流出，使得投资的流入下降；也可能是因为国家直接投资的流出速度上升快于投资的流入。
在第Ⅳ阶段，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人均净投资的流出量（NOI）呈正值，并且在上升。这表明投资的流入低于投资的流出，或是投资的流出的速度快于投资的流入。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海外进入模式即企业将产品、管理、技术或者其他资源转移到国外的方式。Pan and Tse提出了海外进入模式的阶层式（如图2.2所示）。
进入模式首先分为股权模式和非股权模式。其中非股权模式进入主要是通过出口和契约式协议实现，而股权模式又可以按持股比例进一步细分为股权合资和完全自有。完全自有又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即新建）、并购等方式实现。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研究的是以股权模式进入。图2.2 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第二节 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简介
美国是当代最发达的、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家。至今为止，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有了14年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7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世界比重最高时达到50%以上。8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崛起，该比例有所下滑，但美国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一大对外投资来源国的地位。201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3966亿美元，占世界比例为23.41%。正是由于美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均以美国作为研究对象，并产生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等经典解释。正是因为美国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研究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一）战前及两次世界大战阶段
根据《美国历史统计》资料，1897年美国对外投资累计余额为6亿美元，而到了1908年就迅速增至16亿美元。直至一战前，其对外投资累计余额已经增至26.32亿美元。这一时期，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上，美国呈现出就近投资的特征。其投资大多流向与美国相邻的如加拿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地区，占该时期美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2.2%，其次为欧洲，为21.8%。在投资的部门结构方面，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的50%以上投向了初级产品生产部门，25%投向制造业与服务业，14%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
而在一战期间，美国因战争获益，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将近45亿美元），并从净债务国一举成为了净债权国。因此美国在一战后，扩大了对外投资规模，其对外直接投资从1914年的36.32亿美元迅速增长至1929年的75.28亿美元，年均增长7.3%，成为世界最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与一战前相比，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仍以加拿大和拉美为主，但加拿大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从1914年的23.5%上升到1929年的26.7%，而欧洲的比重从21.8%降到18.0%。这个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美国对于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从1914年的18.2%上升到1929年的24.1%，投资额增加了2.79倍。其次，对交通通信和公共工程的投资比重也由14.7%上升到21.4%，增加了3.15倍。总体上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及为之服务的交通通信和公共设施为重点，占比为63%以上。（二）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
二战期间，美国获得大量资本，且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发展，带来了快捷的交通通信。这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条件。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到1949年增加到100亿美元，1956年超过200亿美元，1963年更是增加到了407亿美元，至1989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累计达到3734.36亿美元，始终位于世界对外直接投资首位。
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重心由之前的发达国家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48.4%上升至1960年的60.6%、1970年的68.7%、1980年的73.5%、1989年的74.8%。图2.3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同时期在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及美国商务部。
战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的行业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对矿业、石油等初级产品的投资比重在1950—1969年间有所上升，但其增速远远低于对服务业及制造业投资的增速。1970年以后，矿业和石油业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更是由1958年的45%快速下降到1989年的15.5%。与之相反的是制造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32.5%稳步上升至1970年的41.3%，此后一直维持在41.0%～41.7%的水平。另外，美国对于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也很快，从战前低于10%的水平激增至1989年的38.9%。图2.4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行业的分布比例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及美国商务部。（三）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并一直保持着对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的地位。但其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发达国家所占比例很高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从1991年开始，发达国家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开始出现下滑，从1992年的75.5%下降到2003年的71.2%，1997年更是下降到67.8%。
另外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行业间的分布也进一步发生了变化，服务业所占的比例迅速提升，并取代了制造业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最大产业。在所有部门中的份额由1992年的27.1%上升至2000年的41.95%，而制造业所占份额由37.41%急剧下降到27.33%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资料，基于历史成本角度，从整体来看，1983—2011年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201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084.66亿美元，较1983年的212.15亿美元，增长超过19.25倍。
二、用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西方一些跨国公司理论文献对FDI阶段发展理论有关分析都有所涉及，但是比较详尽地分析这一问题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邓宁（Dunning，J.H.）教授。邓宁教授研究了以人均GNP为标志的经济发展阶段与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 inflow，外资流入），以及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DI，外资流出）与一国净对外直接投资（Net Outward FDI）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对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划分以及各阶段FDI的特征和FDI发展阶段顺序推移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诠释。该理论明确地强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及净流出与一个国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首先，邓宁认为造成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与动因可概括为三类优势：即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 Advantage，以下简称OIL）。而对外投资活动正是为了实现这三类优势。而一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的高低又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且一个国家净的对外投资状况是通过该国企业在境外的直接投资总额与外国企业在该国境内的直接投资总额之差（Net Outward FDI）来反映的。Net Outward FDI=Outward FDI-inflow FDI
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数据，美国2000—2012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inflow FDI）、流出（Outward FDI）及净对外直接投资（Net Outward FDI）数据如下表所示（表中QGDP为人均GDP，单位为美元，OFDI、IFDI、NFDI单位均为百万美元，且均是基于历史成本）。
表2.1 美国2000-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及净对外直接投资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表2.2 美国2007-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及净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1983—2012年OFDI、IFDI及NFDI数据绘制的平滑散点图如图2.5所示，同期美国人均GDP平滑散点图为如图2.6所示。图2.5 美国对外净直接投资平滑散点图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及美国商务部。图2.6 美国人均GDP平滑散点图（1982—2012年）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
根据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发现，在1982—2012年三十年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量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2012年的OFDI是1982年的21.44倍，2012年的IFDI是1982年的21.26倍。而净对外直接投资额NFDI在三十年间总体趋势为增长，但是在2000年、2001年及2006年有过短暂下滑。这种情况可能和“911事件”（2001年）和次贷危机（2006年开始）相关。
结合同时期美国人均GDP数据（因未找到美国各年人均GNP数据，故此处用人均GDP数据替代），可以发现该时期美国人均GDP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人均GDP的增高意味着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美国企业增强了所有权优势与内部化优势，进而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另一方面，美国逐步提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逐步完善的法制、经济环境也增强了美国作为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使得流入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呈现上升趋势。综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及流出两方面，美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为正，符合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中，当一国人均GDP均在4750美元以上时，该国净对外直接投资NFDI为正的情况，说明了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在美国适用。
第三节 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证分析
日本是一个土地稀缺、人口稠密、资源贫乏的群岛国家。虽然其陆地面积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25%，但却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何以以有限的资源和土地，在二战后飞速发展，并长期占有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2010年被中国超越）？纵观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节我们将结合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数据和日本人均GNI数据，验证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论符合日本的情况。此处由于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较难获取，所以只是用了2005—2012年的数据。
首先，由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整理得下列数据，如表2.3所示。表2.3 日本人均GNI及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2005-2008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