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承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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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试读：
前言
2007年，学林出版社将拙著《苏南冲突研究》予以出版，其反响尚可，但笔者仍感觉意犹未尽。此次《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的面世，可以说是《苏南冲突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百余年前，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此书被认为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继续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大贡献，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重要标志。列宁在此书中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1]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虽然西方世界存在着矛盾，但并非“不可调和”。二战结束70年来，西方世界不但没有爆发战争，而且连边界冲突也鲜有发生，这就说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与“西方无战事”截然相反的是，二战后形成的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是矛盾重重，甚至刀光剑影。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因此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二战后，随着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成为一个阵营，即东方阵营。东方阵营的建立，是战后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它扩大和丰富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而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是东方阵营国家需要解决的新课题。
从理论上来讲，东方阵营国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共同的指导思想，有其共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将共产主义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理应和睦相处、亲密无间。但是，战后东方阵营国家之间龃龉不断，矛盾纷繁复杂。苏南冲突、南阿绝交、苏南论战、中南纷争、苏阿决裂、中苏交恶、中阿反目等，跌宕起伏，令人目不暇接。
东方阵营国家内部缘何出现矛盾和对抗？苏南冲突又是怎样促进东方阵营内部关系演变的呢？
一 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国家利益上的对抗性。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冲突发生在冷战时期，而冷战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东方阵营国家之间的矛盾，从表象上来看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就其实质来看，仍然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冲突各方都是利用意识形态上的华丽辞藻，掩盖隐藏在背后的国家利益。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意识形态因素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自古以来，任何国家都是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斗争中都要利用政权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国际关系中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因此，注重阶级利益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其重要意义。但是更应当看到，阶级利益相对于国家利益来讲，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只能处于次要地位。从历史上来看，在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是极为短暂的，而且是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从理论上来讲，国际关系主要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因此，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作为各国统治阶级来讲，他们在对外关系中不仅要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且更要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总和，它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在东方阵营国家中，铁托是第一个提出“国家利益至上”的领导人。早在战时，铁托在与莫斯科发生分歧时就指出：“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我们自[2]己的军队和我们自己的人民。”杰拉斯对此感慨道：“这是中央委员会里第一次有人公开说出，我们的利益可以和莫斯科的利益有所不[3]同。”在苏南冲突伊始，对于斯大林在意识形态上的攻击，铁托清醒地认识到，苏南冲突“不是理论上的争论”，而是“一国和另一国[4]的关系”。针对斯大林攻击南共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和存在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铁托回击说，尽管南斯拉夫人民非常热爱苏联，但“没有人有爱国亚于爱苏联的权利”。在苏南关系正常化谈判中，铁托又始终坚持共产党人应当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宣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决定因素”[5]。南斯拉夫人“在首要位置上强调的是民族的因素而不是革命的因
[6]素”。在苏南冲突过程中，南斯拉夫试图建立一个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巴尔干联邦，与苏联试图通过“连锁式联邦”把整个东欧地区纳入其版图的“一体化”计划之间的矛盾，是属于国家政治利益内涵中对外扩张能力的碰撞；在中苏交恶过程中，冲突双方都力图抢占意识形态的高地，围绕“和平共处”和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否定对方，来争夺东方阵营的领导权，是属于国家政治利益中维护或提升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之冲突；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小国和弱国，先与南斯拉夫后与苏联决裂，尽管冲突过程中充斥着意识形态因素，却是国家安全利益使然。苏南冲突后，南阿关系随之破裂，其根本缘由是南斯拉夫欲将阿尔巴尼亚作为第七共和国并入其版图，威胁到阿尔巴尼亚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而在苏南论战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再次跌入深渊，表面上看是阿党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从本质上看，是霍查为维护阿尔巴尼亚国家安全利益所决定的。20世纪50年代苏南关系正常化将阿尔巴尼亚置于危险境地，阿处于英美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包围之中。阿劳领导人在埋怨苏联忽视阿尔巴尼亚利益的同时，也担心苏联会为讨好南斯拉夫而出卖自己，使阿尔巴尼亚再次陷入国家危机。东方阵营的纷争与解体充分说明，“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7]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
第二，意识形态上的排他性。东方阵营国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都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的目标，理应是不会出现意识形态斗争的。但是，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涉及意识形态的“正统”与“纯洁性”问题。因此，在东方阵营国家的冲突中，意识形态上的因素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东方阵营中，苏共有两块正统的“金字招牌”，一个是列宁建立的党，一个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他们把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作为列宁主义的正统，把批判斯大林、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看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苏共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管是在物质和技术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离不开苏联的帮助。离开苏联的模式和方法，就是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而在中共看来，斯大林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斯大林模式是东方阵营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唯一楷模。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全盘苏化”，是斯大林模式的翻版，如果容忍这种批判和全盘否定，这对中国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双方也是意见相左。苏共认为，在核武器时代，难以通过战争来消灭西方国家。因此，只有通过与西方世界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来增强综合国力战胜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国家也不必通过革命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则认为，在那种四面环敌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必须仍然坚持强硬的毫不妥协的反帝斗争。苏共关于落后国家“和平过渡”的理论，实质上是否定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否定了中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正是从所谓的“正统”出发，苏共认为中共走上了“左”倾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冒险主义”的道路，中共则认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道路，并依据“世界革命中心东移”的理论，认为莫斯科已经没有资格充当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北京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领导世界革命的重任。在苏南冲突中，苏共将南共定性为“背叛马克思主义”，“铁托集团”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南共则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对外走上了“沙皇俄国的道路”，对内复辟了“资本主义”。在东方阵营的纷争中，阿尔巴尼亚则极“左”思想泛滥，认为在东方阵营内部，只有自己是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党统统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在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决裂后，霍查攻击铁托“现代修正主义”“匪帮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在与苏联分裂的过程中，1960年霍查在莫斯科对苏共进行了“最粗暴的、最险恶的攻击”，认为赫鲁晓夫是看不清美帝国主义本质的“瞎子”，是“机会主义者和胆小鬼”；在与中国反目时，霍查攻击中共存在着“反马克思主义的大国、大党的情绪”，“没有一丝马克思主义者的诚实或政治成熟”。1969年，针对中苏首脑北京机场会晤，霍查讥讽“周恩来已经骑上了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快马，热情高涨，一路狂奔”。对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霍查认为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对于中美关系的缓和，霍查认为中共是在与帝国主义“同流合[8]污”，“在原则性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总之，霍查领导下的阿党，抱着“左”倾教条不放，企图以此来争夺马克思主义“正统”继承者的地位。
第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性。国际政治中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指法律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从联合国的成立到以后的运作，就可以看出大国主宰世界事务。苏、英、美三大国以及中、法两个“次大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三大国总是把本国的利益当成其共同的利益，漠视或牺牲小国的利益。在东方阵营内部，大小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从成立之初直至解体，东方阵营内部就存在着大国与小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早在战时，南共就领导和控制着阿党，阿尔巴尼亚在战后成为南斯拉夫的卫星国。以阿党总书记霍查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部分领导人，反对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干涉，主张阿尔巴尼亚独立发展。早在1943年，南共提出建立“巴尔干参谋部”来统一指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时，阿党就表示反对。在1944年11月举行的培拉特会议上，南共代表提出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建立联邦的计划，遭到霍查派的坚决反对。1947年年底，南共领导通过驻阿尔巴尼亚代表萨沃·兹拉迪齐向阿党重申建立南阿联邦的主张，遭到阿尔巴尼亚经济部长斯彼鲁·纳库的坚决反对。1948年2月，在南共压力之下，阿党第八次全会决定，“将阿南两国的经济体制和武装力量加以合并”，“作为两国政治联盟的一个重要步骤”，霍查在委曲求全的情况下，才保住了自己的总书记地位。正因为如此，在苏南冲突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到来之时，阿尔巴尼亚人立即冲上了反南第一线，义无反顾地批判南斯拉夫的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南斯拉夫相对于阿尔巴尼亚来讲，是巴尔干地区的大国；但它相对于苏联来讲，则是个小国。在西方国家的冷战政策面前，苏联试图将东欧地区进行整合，采取战略防御、通力合作，共同对垒西方。但南斯拉夫则试图通过战略进攻，来扩大东方阵营的疆域。南以防止希腊入侵阿尔巴尼亚为由，向阿派遣军队，苏联则以“公开警告”相威胁；南保谈判组成联邦问题，苏联则游移多变；南共支持希腊民主军的斗争，斯大林则坚决要求“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南斯拉夫试图建立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巴尔干联邦，确立铁托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苏联则试图通过建立“连锁式联邦”，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并入俄罗斯联邦。苏南双方矛盾不可调和，走上分裂是必然的。虽然中苏都是大国，但中国相对于苏联来讲，是个弱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通过“长波电台”与“共同舰队”计划，试图干涉与控制中国，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中国反击印度入侵，苏联则偏袒印度，指责中国；中国试图解放台湾，实现国家的统一，苏联则予以反对，甚至主张让台湾“暂时独立”。两党在围绕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控制与斗争，是双方分道扬镳的根本所在。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结盟，是在反对苏联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形成的，两国是意识形态上的“战友”。中阿结盟是“当代最为奇怪的现象”，即“两个领土大小迥异，相隔千里，并无文化[9]联系或彼此熟知的国家”却结成了盟友。但“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联[10]盟必然是个死胎”。因此，中阿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在60年代的国际关系演变中，随着中国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建议阿尔巴尼亚与罗、南实现关系正常化，遭到阿尔巴尼亚的断然拒绝。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领导人决定派代表团访苏，寻求改善两国关系。周恩来建议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和朝鲜也派代表团到苏联庆贺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阿尔巴尼亚是唯一拒绝中国领导人建议的国家，并认为中国此举是“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表现。阿党虽然是个小党，但自认为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霍查虽然是个小国的领导人，但自诩为世界级的政治家。因此，阿尔巴尼亚对于中国的外交也横加干涉。在外交上，阿反对中国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反对中国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反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正是这种干涉最终导致了中阿两国关系进入了死胡同。
二 苏南冲突是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来看，苏南冲突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一，苏南冲突是东方阵营的第一次分化，阵营的分裂由此开始，南斯拉夫成为红色“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接踵而至的是其他“骨牌”的纷纷倒下，直至整个大厦的倾覆。1948～1953年是苏南冲突时期，两国关系的核心是全方位的对抗。斯大林逝世后，苏南两国开始和好，1955年恢复两国关系，1956年又恢复两党关系。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后，围绕波匈事件的性质等问题，苏南重新出现论战。在论战过程中，中共参与其中。本是中苏共同批南，但论战的最后结局，却是戏剧性地造成了中苏两党的分道扬镳。对于苏南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人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是斯大林使其重新获得了独立，摆脱了南斯拉夫的控制和干涉。但赫鲁晓夫亲访贝尔格莱德，恢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忽视了阿尔巴尼亚的利益，伤害了其感情，为苏阿冲突埋下了隐患。从南阿关系来看，阿尔巴尼亚作为一个小国，战时就受到南斯拉夫控制，战后又差点沦为南斯拉夫的“第七共和国”，对南颇有怨气。因此，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后，阿尔巴尼亚人冲上反南第一线，激烈批判南斯拉夫的“霸权主义”。苏南和好后，阿党对此消极对待。1956年苏南再次爆发论战，阿党再次批判南斯拉夫，批判其“修正主义”。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阿党对南斯拉夫始终是冷眼相待的。中南关系在初期是随着苏南关系而变化的。情报局批南，中国拒绝与南建交。50年代中期，苏南关系正常化，中国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波匈事件后，中南关系在东欧动荡中迅速冷却。直到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中南两国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才真正走在一起，共同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在苏南冲突时期，苏阿两党是协调一致、共同批判南斯拉夫的。但从50年代中期开始，赫鲁晓夫寻求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地拉那与莫斯科的关系日渐恶化。在批判铁托与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中阿成为意识形态上的“战友”。但在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并减少对阿经济和军事援助，中阿关系随之急剧恶化。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之间就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战，先是表面一致而内部争论，后来发展为公开的指桑骂槐，到了1963年至1964年间则发展为指名道姓的公开论战。1965年，中苏关系彻底决裂，东方阵营最终解体。
第二，苏南冲突是东方阵营国家冲突的“标本”，从意识形态上的指责开始，发展到政治上的敌视、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威胁和外交上的孤立。阵营内部冲突的“乱象”，都是从意识形态的相互攻击开始，以国家之间关系的“冬眠”而结束。在苏南冲突伊始，苏共中央就认为“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11]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由于当时联共（布）在东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更由于斯大林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南共是不宜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之较量的。南共竭力证明自己是忠于苏联和斯大林的，在庆祝党的“五大”即将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与会者高呼“斯大林万[12]岁！”，并在“五大”会议上“照抄了苏联共产党的党章”。在外[13]交上，“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继续追随苏联路线”。另外，南斯拉夫在国内采取激进措施向苏联看齐，如在农业领域，南共完全按照苏联模式，推行全盘集体化。但即使如此，南共仍将被开除出情报局，来自苏联的压力仍然日甚一日。在回避不成的情况下，南共被迫应战，但局限于战略防守，只能囿于否认斯大林关于南共在马克思主义方面“脱轨”的无理指责，只能以此为南斯拉夫的立场辩解。随着双方冲突的加剧，南共从1951年开始抛弃被动的防守，转而对联共（布）发起了批判性的正面进攻。铁托在南共“六大”政治报告中，抨击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出卖了社会主义原则，走上了老的沙皇俄国的道路、大俄罗斯国家利益的道路、实现这些利益的帝国主义方法的道路”，并认为“苏联在内部发展中早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正在逐步“消灭十月革命的成[14]果，愈来愈具有反革命的性质”。在意识形态大旗之下，苏南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方位的对抗。苏南论战、中苏交恶、苏阿决裂、南阿绝交、中南纷争、中阿反目等，都是按照苏南冲突的模式进行的。
第三，20世纪50年代以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分裂与演变，与苏南冲突有着内在的联系。1948～1953年的苏南冲突，在斯大林逝世后有所缓和。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对东欧国家实行松绑政策和缓和战略，力图恢复东方阵营内部的团结。因此，和南斯拉夫重修旧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南斯拉夫也需要和苏联恢复关系，以摆脱其在东欧的孤立地位。从1955年5月赫鲁晓夫亲抵南斯拉夫主动建议和解，到1956年6月铁托访问苏联，长达7年之久的苏南冲突正式结束。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深得铁托赞赏，由此而造成的东欧动荡却又成为苏南论战的缘由。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使外交上受苏联控制、内部发展上被斯大林模式束缚的东欧各国出现“解冻”，摆脱苏联控制与干涉的潮流涌动。于是，在1956年先后爆发了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南两国围绕波匈事件的起因和性质等问题展开了论战。苏联认为波匈事件是西方敌对势力策划的，而南共则认为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是“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社会制度”。就实质来看，苏南论战和苏南冲突都是围绕着苏东关系和斯大林模式进行的。因此，苏南论战是苏南冲突的继续。虽然中共的发展道路曾被斯大林认定为是“亚洲铁托主义”，中共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但在铁托关于批判“斯大林主义”、批判苏联的社会制度面前，中共还是毅然出手，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捍卫斯大林的声誉和地位。于是，中苏两党开始联手，痛批“铁托主义”。但在批判南斯拉夫之时，中共发现苏南两党对内“非斯大林主义”、对外奉行“和平共处”等“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有着惊人的一致。苏南两党这些带有共性的“修正主义”，使得中共遂将赫鲁晓夫和铁托画上等号。因此，中共在“批南”过程中已有意识地将矛头转向苏联。在毛泽东看来，苏共已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因此，中苏两党由含沙射影地指责对方到公开论战，并最终分道扬镳。同时，苏阿决裂、南阿绝交、中南纷争、中阿反目等双边矛盾的发展，也都与苏南冲突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苏南冲突研究》主要论述了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关系破裂后，在内政方面选择了“自治社会主义”道路，在外交方面走上了不结盟之路。而《苏南冲突与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则继续深化这一课题，论述了苏南冲突与整个东方阵营内部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力图对苏南冲突及东方阵营的解体进行“全景式”的研究。
[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733页。
[2]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3]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71～72页。
[4] 〔南〕弗拉迪米尔·杰吉耶尔：《铁托传》（下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134页。
[5] 〔英〕斯蒂芬·克利索德：《南苏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141页。
[6] 〔南〕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40页。
[7] 〔美〕汉斯·摩根索：《政治学的困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8] 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
[9] 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
[10] 成晓河：《意识形态在中国联盟外交中的作用：中国—阿尔巴尼亚联盟剖析》，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5期。
[11]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二十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16页。
[12] 〔美〕乔治·霍夫曼：《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册），沈国芬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页。
[13] 〔美〕 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1948—197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页。
[14] 〔南〕 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苏南冲突经历1948—1953》，第 460页。第一章苏南两党战时的合作与矛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南两党共同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于苏南两国面临着德国的入侵，因此苏南两党合作，共同进行抗击纳粹的斗争。共产主义作为一条红色的纽带，又使两党强化了意识形态上的联系。但由于苏南两国国情的差异以及两党自身利益的不同，也有过尖锐的矛盾。正是在战时双方合作的基础上，苏南战后初期建立了亲密关系；但战争时期两党之间的矛盾，也无疑埋下了战后苏南冲突的种子。第一节战时的联合
1941年4月5日，德国对南斯拉夫发动空袭，不宣而战。随之，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队从不同方向越过边界，向南斯拉夫发动进攻。4月13日，德国军队进占贝尔格莱德。4月15日，彼得国王及其政府逃离本国，经过希腊、中东地区，最后流亡英国。当天，南斯拉夫宣布投降。仅仅经过10天的战争，南斯拉夫作为主权国家就灭亡了。
南斯拉夫政府投降后，面对占领者，南斯拉夫共产党采取了绝不妥协的态度，并不断增强抵抗的力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19年4月的南斯拉夫社会工党，1920年6月改称共产党。在1920年11月28日的大选中，南共成为第三大党，但随即遭到贝尔格莱德当局的取缔。此后，南斯拉夫共产党基本上处于地下活动的状态，并多次遭到当局的镇压，大批的共产党人遭到逮捕和监禁。后来成为南共领导人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原来是克罗地亚的一名冶金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送往俄国战线随同奥军作战，他在那儿被俘并参加了赤卫队。他回到南斯拉夫以后，在共产党内积极活动，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因而在1936年他被召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巴尔干书记处工作。
1937～1938年，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扩大到在莫斯科的兄弟党和共产国际组织，南斯拉夫共产党也受到影响。当时，在苏联的南共领导人均遭逮捕。而且继波兰共产党被解散后，解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1]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铁托当时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信任。另外，他是纯粹的工人阶级出身，而且娶了一位俄国妻子，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从各方面来讲，铁托都是莫斯科可以完全信得过的人。因此，由于铁托的据理力争，南共幸免于难。随即，铁托被任命为南共中央总书记，于1939年1月返回南斯拉夫开展工作。从此以后，铁托就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命运就同南斯拉夫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南共中央立即号召全党动员起来，发动各民族人民群众开展反对法西斯的抵抗运动，要求共产党员深入各地建立游击队，把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纳入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斗争轨道。苏联的参战对南斯拉夫人民，尤其是塞尔维亚人民的影响是巨大的。7月13日，受南斯拉夫共产党影响较大的黑山爆发了大规模起义，素以游击战和反抗精神闻名的黑山人全民武装起来，对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发动了进攻，并很快占领了除几个意大利军队固守的城市以外的黑山全境。当时，南共和南斯拉夫民众中普遍存在着由于苏联参战，法西斯侵略国将立即垮台的速胜心理，甚至有些老百姓去收拾降落场地，认为苏联红军的空降兵随时会从天而降。黑山的起义遭到意大利6个师兵力的镇压，但在城市和交通线以外的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仍具有优势。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地下活动也开始有组织地展开了行动。在斗争初期，塞尔维亚游击队是规模最大的反抗力量，他们在南共的直接领导下发挥着中坚作用。铁托将游击队的根据地建在塞尔维亚西部地区，那里山峦起伏、森林密布，而且有反抗外来统治的光荣传统和民众基础。所以，南共领导抗战不久，就形成了包括乌日策在内的大片解放区。随后，铁托将领导中心转移到乌日策，并建立了政权，这就是被载入史册的“乌日策共和国”。在这里，南共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开始生产枪支弹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各族人民反抗法西斯和解放祖国的艰苦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但是，乌日策共和国存在的时间较短。1941年11月2日，已经投[2]靠德国的原南斯拉夫军官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向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发起全面进攻，随后德国军队也参与其中。11月29日，乌日策陷落，铁托的游击队被迫放弃西塞尔维亚解放区而转入波斯尼亚和桑贾克地区。南斯拉夫人民抵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了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孤军奋战的最艰苦和最残酷的时期。
从乌日策撤退后，铁托建立了第一支无产者旅，使抵抗运动有了中坚力量。到1942年解放比哈奇时，铁托的抵抗力量已发展到15万人。在此基础上，1942年11月26日，南共举行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标志着抵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1943年初开始的奈雷特瓦战役中，铁托及其领导的游击队面临的是德国、意大利和“切特尼克”的联合进攻。在持续数月的战斗中，法西斯军队发动了4次重大进攻，铁托的游击队虽然损失惨重，但成功地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并给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5月6日，德国军队发动了第五次攻势，即著名的苏捷斯卡战役。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13万人军队向铁托的游击队发起了进攻，陷入重围的游击队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中损失巨大。在这危难关头，铁托向英国和苏联的求援都未得到回应。尽管如此，苏捷斯卡战役的突围胜利，仍是南斯拉夫战场的重大转折点。德军对南斯拉夫游击队全力以赴的“剿灭”计划没有达到目的，而当时整个欧洲战场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红军和西方同盟军的反攻正在东西两线不断取得胜利，意大利于1943年9月宣布投降。这一战局的重大变化对南斯拉夫战场的局势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特别是大批意大利军队的缴械投降使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得到充分的补给，同时大量的意大利士兵参加了游击队，由意大利人组成的“加里波第”旅在后来对德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达到25万人，解放区由1942年秋天的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13万平方公里，解放区的人口已经达南斯拉夫总人口的近一半。在这种形势下，有关重建南斯拉夫国家的构想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43年11月29日，在西波斯尼亚的亚伊策市召开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确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为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全南斯拉夫人民和国家的最高代表。南斯拉夫将建成享有平等地位的各族人民的联邦共同[3]体。”会议还决定成立具有政府特征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废除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仍然享有的合法政府权利，做出了将有关过去被肢解的领土并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决定。与此同时，苏、英、美领导人德黑兰会议在援助南斯拉夫铁托游击队的[4]抵抗力量的问题上也达成了协议。这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由此得到了盟国的正式承认。但是，当南斯拉夫建立国家的消息传出之后，斯大林仍然反对铁托建国和废黜国王的计划。在此之后，希特勒孤注一掷地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第六次进攻。在铁托领导人民解放军反击德军的同时，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也开始寻求国际社会对新政权的承认。然而，“没有一个大国，无论是苏联、英国还是美国愿意在法律上承认南斯拉夫革命政府，尽管在德黑兰会议上，他们承认了人民解放军是盟国的参战军这一地[5]位”。当然，南斯拉夫毕竟得到了德黑兰会议所做出的军事援助。因为铁托的人民解放军在巴尔干战场上牵制着不下19个德军师和16万人的其他轴心国的军队，这对于盟军在东西战线的加速推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所以在盟国眼中“铁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6]的军事实力”。
虽然南斯拉夫共产党建立政权和提出战后国家建立联邦的问题没有得到东西方盟国的支持，而且苏联和英国还一直在为南共与流亡政府的联合进行努力，但这并没有影响南斯拉夫从英国和苏联得到军事援助。1944年夏季，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有39个建制师和大量的独立支队，兵力达到39万人。南斯拉夫各民族的解放运动，在日益壮大的军事力量推动下，已经从过去的抵抗斗争完全转入解放战争时期。9月29日，铁托和斯大林达成关于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战场的联合作战协议。10月14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苏联红军和已经起义的保加利亚军队开始了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20日，贝尔格莱德解放。1945年4月，解放整个南斯拉夫的战役打响。已经解放的塞尔维亚又招收了25万名新兵，参加了解放萨拉热窝的战役。英国的第八集团军和新西兰的一个师也参加了这场战役。5月9日，德国军队在欧洲战场已经全线投降，但在南斯拉夫战场的德军则一直抵抗到5月15日。至此，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最终获得胜利。
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苏南两党同时进行抗击纳粹德国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上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因此，苏南两党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一 南共促成政府与苏联改善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为改善自己的战略地位，开始调整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南共则促成政府与苏联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一）苏南两国开始相互接近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莫斯科不愿同贝尔格莱德保持外交关系，是有其根源的。苏联政府对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并无好感，因为它是通过《凡尔赛条约》而建立的，而且是由与被废黜的罗曼诺夫王室关系密切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的。这个新国家曾对十月革命后数以千计的俄国移民给予热烈的欢迎；这些人在南斯拉夫的职业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地位不凡，在政治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一位帝俄大使馆的前任参赞直到1939年底还在南斯拉夫首都代表着旧政权。1917年十月革命后，一种全新的思想开始在巴尔干半岛传播。特别是在一战期间被俄国军队俘虏的巴尔干斯拉夫人，不仅得到苏俄政权的赦免并参加了红军，而且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要求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因此，像已故亚历山大国王一样，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亲王是坚决反共的，而且他把苏联的影响视为社会革命和民族分离主义的催化剂而惶惶不安。但是，随着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政权的建立，尤其是法西斯侵略活动的加剧，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慕尼黑会议以及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德国对波兰的闪电进攻、德意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等，南斯拉夫王国政府越来越感受到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已成为对它更为直接的威胁，因而开始谨慎地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苏联也由于面对着同样的威胁，需要调整对巴尔干地区的政策，加强欧洲的反法西斯力量。正是在这种险恶的国际形势下，苏南两国政府开始在国际联盟内进行非正式的接触，并且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个议定书，规定避免相互进行敌意宣传。1940年4月，南斯拉夫驻土耳其安卡拉公使舒门科维奇和苏联官员进行了接触，并向其转达了南斯拉夫政府对意大利扩张主义野心的关注，同时希望苏联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表示莫斯科希望看到巴尔干各国保持现状，并且准备同南斯拉夫讨论经济联系的问题。与此同时，苏联驻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公使拉夫连季耶夫奉命就外交级别问题征询南斯拉夫的意见。
4月21日，一个以前任财政部长密洛拉德·德约尔德耶维奇为首的南斯拉夫商务代表团访问莫斯科。5月11日，苏南两国签署了贸易和航运协定，同时还签订了关于支付办法的议定书和关于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设立商务机构的协定。南斯拉夫希望这一贸易协定将使其能够向苏联出口矿石、烟草和牲畜，并从苏联进口诸如机械、棉花以及由于战时的限额而难以到手的石油等货物。但是人们料想这一协定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促进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在于为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尽管莫斯科发布了正式辟谣的声明，否认苏联政府方面怀有任何这类的企图，但对于南斯拉夫代表们很是热情。苏联人私下里向代表们保证，他们不希望看到轴心国进入巴尔干半岛各国。5月底，当舒门科维奇奉命从苏联驻土耳其大使捷连季耶夫处探寻莫斯科是否准备建立政治上的联系时，苏联政府表示已经做好进行谈判的准备。6月24日，舒门科维奇和捷连季耶夫在安卡拉签署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协定。（二）苏南签署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墨索里尼于1940年6月10日宣布参战支持轴心国以后，在整个夏季跃跃欲试，急于进攻南斯拉夫，只是由于德国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罢手。希特勒指出，在错误的时刻贸然行动，可能会在巴尔干诸国燃起一片烈火，激起苏联干涉，甚至把英国推向苏联。但是，德国施加压力，破坏南斯拉夫的中立地位，要求允许战争物资在南斯拉夫过境，并坚持要求南斯拉夫参加德、意、日公约。希特勒在致墨索里尼的信中指出：“如果我们对南斯拉夫拿不准，就不能在巴尔干冒险发动战[7]争。”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乔治六世致信保罗亲王、丘吉尔致信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向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要求其不要加入轴心国。1941年初，德军相继进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环绕南斯拉夫的包围圈逐渐合拢。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希特勒召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于1941年2月14日到德国。3月4日，保罗亲王访问德国。经过5个小时的会谈，希特勒确信尽管保罗亲王表面上有些不情愿，但他仍将同意签字。事实正是如此，3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内阁部长们同意签署这一公约。这一决定虽然通过，但并未立即执行。在此期间，保罗亲王及其政府仍受到来自英国方面的强大压力，英国劝诫他们不要因为签约而勾销自己的中立，而是应该参加同盟国一起在希腊作战。南斯拉夫政府和双方都保持接触，同时继续拖延在公约上签字。他们此时得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备已提前完成，因而在绝望之中还存有最后一线希望：如果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一旦发生，他们还可以避免被迫做出选择。但是，巩固德国在巴尔干的地位是德国进攻苏联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希特勒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南斯拉夫在三国公约上签字。
南斯拉夫这一选择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划破沉沉夜空的闪电”的军事政变和以杜尚·西莫维奇为首的新政府的成立。在3月27日的政变中，“有一些事实说明，苏联情报人员参与了政变的准备工作，甚[8]至支持了政变分子”。政变发生5天以后，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莫洛契洛·宁契奇通知他在莫斯科的使节加弗里洛维奇，“苏联代办已经表明，苏联政府准备和南斯拉夫签订一项军事政治条约，并正在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随带训令和全权委任书”，指令加弗里洛维奇签订这一条约。代表们随身带来了一个互助条约的草案，但是4月4日将草案递交莫洛托夫以后，南斯拉夫谈判代表得到通知说，这一条约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苏联担心它将断送苏联和德国间尚存的友好关系。随后苏联人提出了一个供选择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在把这件事汇报给贝尔格莱德的西莫维奇将军，并坚持至少得到保证——在德国进攻南斯拉夫时，苏联继续它对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之后，南斯拉夫代表奉命签署了这一条约。条约规定，如果缔约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缔约的另一方必须对它奉行友好政策。苏南关系的发展引起了德国的不安，希特勒曾公开指责苏联参与政变。德国驻苏大使表示，苏联政府选择在“这个时候”谈判签订苏南条约是“十分不幸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则明确宣布此举是苏联政府“对和平的积极[9]贡献”，是苏联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应当说，这个条约是在南斯拉夫受到德国侵略威胁的情况下缔结的，它被看作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公开支持和对希特勒侵略的公开谴责。4月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认为苏南条约的签订是两国“为了巩固和平防止战[10]争蔓延所做的共同努力”。当时“南共虽然受到政府的禁止并对该政府怀有敌意，但却也大声疾呼地主张在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之间建立正式的政治联系。它对待南斯拉夫国家的态度，随着……苏联外[11]交政策的迫切需要而发生变化”。因此，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南共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开展争取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斗争，[12]随后再争取树立密切的友好关系并签订互助条约”。（三）南共在苏南签约中的作用
1941年3月25日是南斯拉夫加入轴心国签字日，这一天被南斯拉夫人民称为“国丧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在那一天发布了声明，不承认在维也纳的出卖行为，同天傍晚，强有力的示威游行在贝尔格莱德、斯普利特、克拉古耶瓦次和其他一些地方爆发了，[13]群众愤怒的浪潮以惊人的力量横扫全国。”虽然南共没有参与3月27日的政变，但它力争从事态的发展中取得最大限度的宣传优势。为此，他们组织亲苏的游行示威。共产党在支持政变的示威游行中高举着典型的共产党人的标语：“与俄国人缔约”“宁愿打仗，不要条约”“宁进坟墓，不做奴隶”“苏联式兄弟”“贝尔格莱德—莫斯科联盟”。德国旅行社和南斯拉夫秘密警察司令部的橱窗都被打坏了，纳粹旗帜被撕得粉碎。在贝尔格莱德群众大会上，共产党领导人慷慨陈词，号召人民进行斗争。尽管1941年4月5日苏南签署的只是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而不是南共所期望的军事援助条约，但南共还是感到欣慰，并准备在4月6日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苏南条约的缔结。
南共后来称它通过动员大规模的群众声援，迫使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缔结了“苏南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事实上，苏南条约的发端主要是苏南两国在纳粹战争威胁下所采取的一种双向联合行动。但是，南共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示威游行，在促成苏南建交和缔结苏南条约问题上，的确也发挥了作用。
苏南两党的这一联合行动有其重要意义。参与3月27日政变和签订苏南条约，苏联政府就其本意来讲，是希望巩固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防止德国势力进入南斯拉夫，但是，苏联政府的这些外交举措反而促使希特勒迅速出兵占领了南斯拉夫，3月27日政变和苏南条约在客观上帮助了苏联。希特勒将其战争机器开进南斯拉夫，使其原本的战略部署被打乱，德国进攻苏联的计划被推迟了5个星期。这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德军兵败莫斯科城下时曾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1941年底进攻苏俄时就少了这几个星期。德军为此付出的重大牺牲要算到塞尔维亚账上。”[14]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也指出：“没有人精确地估计，在冬季来临之前的这次拖延，对德俄战役的失败，有多么大的影响，但我们有理由[15]相信，莫斯科因此而得到了安全。”事实的确如此，当德军在巴尔干作战时，苏联总结了经验教训，熟悉了德军在欧洲作战的方法，增加了国家储备，加快了东部战略大后方的建设。希特勒原来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对苏战争，但因战略进攻被推迟，德军在莫斯科陷入冰天雪地之中，战斗力被大大削弱，而苏军则在莫斯科城下取得了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二 南共领导抵抗运动以“保卫苏联”
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要求南共开展游击运动，支援苏联。南共将苏联看作抗击纳粹的象征，号召人民“保卫苏联”，组织抵抗。（一）南共的“苏联情结”
德国入侵南斯拉夫以后，南共一度处于矛盾的境地。从民族和国家利益来讲，南共应当领导人民进行抵抗。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和共产国际关于战争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论断，又使南共难以领导抵抗运动。“党号召党员反对德国人，但是，只要纳粹还被当作俄国的同盟者，则无法号召人民起义。对共产党和民族主义的忠诚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使南共在这一时期难有作为。“1941年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的公告，固然是特大灾难性的新闻，却也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极度欢乐和如释重负的事件。郁积心头使人灰心丧气的矛盾心理和难以忍受的期待终于到了尽头：他们已不是一支孤军。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使南斯拉夫共产党自从德苏协定签订以来，特别是纳粹入侵南斯拉夫的几周中，一直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虽然依旧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是它如今发布的命令已与民族感情相一致，并允许[16]南共呼吁人民给予爱国主义支持，立即进行抵抗。”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南共作为在斯大林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党，一直接受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的领导，南斯拉夫人民也始终把苏联看作共产主义的“圣地”，将斯大林视为人类的救星。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铁托的秘书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又译弗拉吉米尔·杰吉耶尔）指出：“我们是以某种世界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把它看[17]成是唯一的希望和指路明灯。”“斯大林在1941～1945年的战争中领导苏联，不仅对于苏联人，而且对于远离苏联国界的其他国家的战[18]士，他都是抵抗希特勒的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之一米洛凡·杰拉斯（又译米洛凡·吉拉斯或密洛凡·德热拉斯），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中回忆了1944年3月访苏期间，他对斯大林和苏联怀有宗教狂热般的崇拜心情。在访苏前，他充满了对苏维埃政权的理想化的看法。他指出：“南共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解决自己民族问题的同时，仍然认为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19]的成员之一，和‘社会主义祖国’苏联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仅在思想上同莫斯科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是莫斯科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南斯拉夫人“把自己的革命成果和莫斯科连在一起，归功于莫斯科所规定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来说，莫斯科不仅是政治和精神中心，而且是实现真正抽象的理想——‘无阶级社会’的希望。这一理想不仅使他们的牺牲和灾难较容易地得以解释，而且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的存在也变得更有意义了。这个党正如苏联党一样是思想上一致的党，它把对苏联领导的忠诚看成是它的建设和发展因素。斯大林不仅是不可争辩和天才的领袖，而且是对新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当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命运服从于某个唯一的思想，他们不自觉地把苏联和斯大林的形象描绘成为[20]他们的斗争所需要的和用来说明他们的行动的那个样子。”当杰拉斯得知铁托派他出访莫斯科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非常激动，高兴得心都颤抖了。我期待尽快见到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家。我的信念比岩石还要坚强，这是一个非常纯洁的幻想家、战士和受苦受难的人的信念，为了这一信念我在监狱里受过折磨和拷打，为了这一信念我憎恨邪恶，我流过鲜血，甚至不惜我自己的[21]弟兄们去流血牺牲。”应当说，在当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内，对于苏联的热爱和对于斯大林的崇拜，绝不是特殊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的意义。在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高呼着“苏联万岁”，[22]“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而死去”。正是共产主义这条政治上的纽带，使南共中央立即响应共产国际的命令，奋起抵抗，支援苏联。（二）南共开展游击战争支持苏联
德国入侵苏联几小时后，季米特洛夫即致电南共中央，催促南共组织抵抗，反对德国占领。电报指出：“德国对苏联背信弃义的进攻，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土的打击，也是对一切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卫苏联，同时就等于保卫已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现在获得了全面开展反对德国压迫者的解放斗争的可能性。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苏联的正义斗争，并给予方便，在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匪徒和保卫受压迫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必须开展一个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已经形成的国际统一战线为口号的运动，[23]这是一个与苏联的胜利不可分割的任务。”
当天下午，铁托立即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传阅了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对南斯拉夫的形势进行了分析。铁托在会上开始起草一个宣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反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侵略者，这个宣言立即被送到印刷厂，并于当晚向全国发出。宣言指出：“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的时刻已经来临。你们应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自由而贡献自己的力量。苏联的战争就是你们的战争，因为苏联是在同你们的敌人进行斗争。……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并有纪律地履行无产阶级的义务。现在你们就要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斗争。当英勇的苏联人民[24]流出宝贵的鲜血时，你们不要袖手旁观。”
7月1日，季米特洛夫又发来急电，命令南共立即开展组织游击队活动。电报指出：“苏联人民进行的反对希特勒匪徒进攻的卫国战争，是一场拼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结局不仅将决定苏联的命运，同时也将决定你们的人民是否能获得自由。共产党人必须发动人民对侵略者公开进行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抓紧时间，立即组织游击队分遣队，在敌后战线开展游击战。……必须采取一切方法恐吓[25]敌人，使其感到处于包围之中。”
南共中央于7月12日发表特别宣言，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拿起武器，反对入侵者。宣言指出：“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得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进行战争，抗击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奴仆，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不要在敌人的恐怖面前动摇。猛烈地攻击法西斯匪徒们占[26]领的要塞，来回答敌人的残暴。”同时，铁托做出了建立游击队、开辟解放区、建立抗击入侵者的统一战线等重大决定，南斯拉夫武装反抗纳粹德国的斗争由此开始。
从南斯拉夫整个抵抗运动的过程来看，南共及其游击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服从莫斯科，配合苏德战场的。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看，共产国际要求南共开展游击队运动，实行大规模的牵制战术，减轻德军对苏德战场的压力，配合苏德战场的斗争。铁托及其领导的南共认真贯彻执行，自觉地把南斯拉夫人民的斗争与苏联的抗战结合在一起。在武装反抗德国占领的斗争中，铁托领导的人民军队一般都称为游击队，这个名称显然是来自1812年俄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的起义。在抵抗运动过程中，铁托通过大量的电报向莫斯科汇报南斯拉夫的战况。电报的抬头是发给季米特洛夫，铁托自己签名则用他在共产国际的名字瓦尔特。这些电报通常都是他亲笔用俄文写成，所提供的详细情报有：游击队的活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决定；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调动等。尽管在抵抗运动初期，莫斯科并未如约送来武器令铁托感到失望，但他们仍然诚恳地相信，游击队的斗争应当被看作更加广泛的苏德两军之间决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在1942年初给杰拉斯的信中写道：现在是发动一场春季攻势的时候了，“因为，为了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为了斯大林，我们必须这样做，他在‘五一[27]公告’中竭力赞扬了我们的斗争”。“在我们头上多掉一颗炸弹，[28]在俄国就少掉一颗。”在著名的奈雷特瓦战役中，数以千计的南斯拉夫战士正是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而冲锋陷阵的。这种舍弃自我保卫苏联的国际主义精神，正是南斯拉夫人民抗战的真实写照。三 苏联帮助南共确立政治与军事的优势地位
苏联对南斯拉夫两种抵抗力量的态度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先是促使双方联合抗击德国，继而支持南共及其游击队，抨击和反对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运动，并最终帮助南共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一）苏联促使南斯拉夫两种抵抗力量联合抗敌
彼得国王和王国流亡政府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而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运动又得到流亡政府的认可，米哈伊洛维奇被任命为流亡政府的陆军大臣。米哈伊洛维奇与流亡政府及英国建立联系是双方共同的愿望。1941年6月，米哈伊洛维奇的信使把“切特尼克”运动的消息带往伊斯坦布尔，这里既有流亡的王国政府的人，又有英国特别执行局的人。信使很快与这些人接上了头。接头后，米哈伊洛维奇的收获是获得了无线电发报机的零部件。无线电发报机装好后，米哈伊洛维奇立刻将电台投入使用。通过该电台，米哈伊洛维奇与英国设在开罗的执行局开始了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这样，米哈伊洛维奇发出的关于塞尔维亚起义的报告，成为盟军收到的有关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大陆游击队活动的第一条消息。这些报告自然不提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活动。当德军席卷西欧和东欧、深入苏联境内、隆美尔在中东大捷、德国空军对伦敦狂轰滥炸之时，这样的消息自然会使盟国感到极大的欣慰。因为当西方正被接二连三的败局弄得心力交瘁和意志沮丧之时，英雄的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事迹的传来，无疑鼓动了他们的热情。“盟国在宣传上需要一个实实在在正在进行抗敌的抵抗运动领导人，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却把这看作通过宣扬那个自称正在起这种作用的人而提高自己威信的机会。一方面苏联政府坚持它那保守机密的传统，生怕暴露在南斯拉夫进行大部分战斗的，正是训练有素而忠实可靠的共产国际代理人这一事实，会使同盟国惴惴不安，从而闭口不提铁托的名字和他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西方盟国却千方百计地[29]提高那个自封的抵抗运动领导人的声望。”正是这一系列因素，使米哈伊洛维奇成为世界各国舆论中南斯拉夫国内唯一的抵抗运动的领导人，美国《时代》杂志将米哈伊洛维奇评为1942年最得人心的盟国将领之一。
1942年5月25日，纽约的某家周刊发表了《南斯拉夫雄鹰》一文，称颂米哈伊洛维奇。文章指出：“无畏的雄鹰一词今天可以最恰当地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位杰出统帅。他就是南斯拉夫军队统帅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正当希特勒得意扬扬地宣告他征服了南斯拉夫时，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15万名游击队战士在贝尔格莱德西南山区给希特勒一记耳光。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游击战。米哈伊洛维奇至少牵制了纳粹的7个师，把他们赶到舒马迪亚群山。米哈伊洛维奇复仇者保持了自由之岛，它包括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400万人口。”
铁托为了团结米哈伊洛维奇，曾于1941年9月19日和10月26～27日两次和他会谈，争取共同合作抵抗占领者，但均没有成功。到11月2日，米哈伊洛维奇不但不与铁托联合抵抗德国，反而攻打铁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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