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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09 2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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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恺蒂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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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国,大伦敦

小英国,大伦敦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小英国,大伦敦作者:恺蒂排版:青杨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11-01ISBN:9787020119004本书由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代序小笼包和鲥鱼:读恺蒂毛尖

星期天下午,你被不知什么地方飘来的电话声吵醒,与此同时,邻居家红烧肉的香味弥漫过来,楼下小孩的黄昏练习曲第一万次响起,可是你厨房里什么都没有,微信圈里,也没有人约你晚饭。这个时候,能帮你抵挡人生虚无感的,是恺蒂。

认识恺蒂好多年了,她可能是朋友中最天然无雕饰最满腔热情的人。南北半球走遍,各色人等见过,恺蒂有无限的资本可以把自己弄得虚无飘渺,但是她没有浪费一分钟用来装修个性。她从英国回来我们让她做主点菜,她说想死了上海的小笼包和鲥鱼,然后回头跟服务员说,小笼包和鲥鱼,服务员连问三次,就这两样?她坚定回答对。我们看不下去,说,总要来点肉来点蔬菜来个汤什么的才像一桌菜啊,她扑闪着眼睛问为什么非要像一桌菜啊。

这就是恺蒂特别朴素的地方。驰骋洋场千万里,她下笔从不耍花腔,不管是英国的政坛、文坛,还是英国的菜坛,她说事谈人, 都以最简洁的风格直接打开话题。所以,尽管她自谦《书缘·情缘》时期的文章写得更漂亮,我却更喜欢《小英国,大伦敦》中的恺蒂,尤其是这本书的第一辑“论政”,她卸下了文艺青年时期的最后一点多愁善感,谈到英国贵族的衰落,既描绘了一战开场时,贵族子弟们“生怕错过游戏”的纨绔心态,也用伊丽莎白二世的秘书兰塞尔的话总结了贵族奔赴前线的代价:即使你赢得了整个战争,但你失去了一代人。

一代战死沙场的贵族,“史诗般地牺牲了自己,”恺蒂不怕引用这种“阶级立场模糊”的表达,包括,谈论主仆关系,她还会大量举证英国仆人的历史污点,好像“政治正确”从来没有构成过她的负担。天地良心,这是我最喜欢恺蒂的地方,她没有左中右的习气,她凭常识写作,她说在南非的时候,因为仆人屋没修好,她就让孩子的保姆跟他们一起住大宅子,这样的举动让周围的朋友很着急,主仆岂可同一屋檐下!但是恺蒂本着从小所受的反剥削反压迫教育,对朋友的大呼小叫不以为然,想着这是对保姆好。但是,当仆人屋终于修好,保姆终于从大房子搬入窄小的角落房时,恺蒂很震动地发现,保姆非常开心终于可以跟他们分开。她也因此明白,平等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是,“何以我竟有一种傲慢,认为如果我不在乎,她也就不会在乎呢?”

这个恺蒂是新的。这个恺蒂从《唐顿庄园》看贵族继承制,用英国小报检讨英国的窥秘欲,但是,也只有《太阳报》的主编敢对首相说:“约翰,我已经准备好了一桶大便,我要一下子全倒在你的头上。”她以一种几乎是中性的风格写出《大宪章》之小,丘吉尔之大,查尔斯王子的尴尬,以及爱尔兰、苏格兰的政治梦想,但她又绝非没有态度,当她用“高山民族的独立之梦不会破灭”来结束她的苏格兰章节时,她的立场在其中。她过去的抒情凝练成了一种文化眼光,让她在烹饪节目中看到英国的美食意识形态,在绅士俱乐部中读出大英帝国最后的秘密,而且,她的幽默是如此的声色不动,狄更斯、萨克雷、乔伊斯、奥斯丁在她笔下轮番过,真正是流水的作家铁打的恺蒂,她过去用土用木造她的伦敦大桥,现在她用铜用铁,这个,是恺蒂笔下伦敦的不朽魅力,也是为什么《伦敦大桥倒下来》可以那么欢乐地唱上千年,直到今天,还能在烂片《伦敦陷落》里再倒一次。

所以,《伦敦陷落》绝对不是黑伦敦,如果你不懂,那么,马上看恺蒂。《小英国,大伦敦》里,没有虚无的拼盘,都是小笼包和鲥鱼。论政一场公投,两个英国一

这几个月来,关于退留欧盟的辩论,一直没能像两年前苏格兰独立公投那样激发起大家的热情。说来说去,留欧、退欧都只有宣言:“不要跳到未知的黑暗里!”和“我们要夺回主权和自由!”关于移民、关于对欧盟交纳的会费,关于从欧盟拿到的补助,关于究竟有多少欧盟法案凌驾于英国议会之上,两边列举的数据大有出入,究竟谁在撒谎,谁更可靠,英国选民一直就没能得到确切的答案。伦敦原市长鲍里斯(Boris Johnson)为了与老同学争风头而游戏般地选择了站在对立面,独立党领袖法拉奇(Nigel Farage)站在叙利亚难民照片前作出阻止难民进入的姿态,保守党退留两派间的恶语相加,互相指责对方煽动仇恨、煽动恐惧,让人觉得这场辩论,仿佛是伊顿公学课间操场上踩脚尖的厮打。

民调和媒体都说这次公投的结果将不相上下,直到西约克郡工党女议员考克斯(Jo Cox)被主张“英国第一”的枪手谋杀。大家豁然看到这场辩论的丑恶面,看到民粹主义仇恨心理的黑暗及可怕。公投前的最后几天,风向似乎变了,退欧的声响减弱,英镑开始增值,有人说:女议员之死,可能挽救了欧盟和英国。

其实,我们的朋友熟人,基本上都是留欧派。邻里不少人家的窗上,都贴着“留欧”的标志,附近地铁站里,也一直有人散发留欧的传单。我也在窗前贴了张德国摄影师、圣马丁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鼓励年轻人注册投票选择留欧的海报,上写“失去的将永远失去”。我二十多年前在圣马丁工作时,他正在那里读书,每天都在图书馆里晃,2000年他作为第一位摄影师和非英国人,获得透纳奖(Turner Prize)。为了鼓励留欧,他设计了二十五张海报,我们这张,也吸引了不少过路人的镜头。

公投那天,英国的天空像开了一条缝,屡次下大暴雨。中午趁雨停去投票,投票站的人说,虽然只有半天,但前来投票的,已经超过了上周的议员补选[我们区的议员萨迪克(Sadiq Khan)去当了伦敦市长,他在议会中的席位补选是上周进行的],显然,大家都知道这场公投的重要性。那天晚上,我没像前年苏格兰公投和去年大选时那样守夜,因为我觉得留欧大局已定,晚间新闻中报道,英国独立党的大嘴巴党魁法拉奇,已经道出“这次留欧派会勉强胜利”的话。

6月24日清晨五点不到,朋友就来电话把我们叫醒,万万没想到,“地震”发生了,退欧竟成定局。之后的几个小时,我瞠目结舌地看到首相辞职、股市狂跌、苏格兰独立公投再次被提到桌面、北爱发出要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愿望、欧洲各国的失望、极右党派的欢呼。一问、再问:怎么可能?

这个阳光明媚的大晴天,朋友熟人们在社交网络传递的,全是惊诧、愤怒、失望、沮丧,每句话都打着惊叹号。“真让人难以忍受!仇恨最终战胜了理智!”“这个国家怎么啦?竟然真发生了这么疯狂的事!”“对那52%的选择,我实在是惊诧、愤怒、失望!你们知道你们犯了多大的错么?你们疯了么?我们的经济将要衰落、失业人口要上升、贸易更困难,世界上唯一可能比这更糟糕的是特朗普(Donald Trump)被选为美国总统!”“年轻人痛苦失望的表情,退休者的疯狂欢呼,他们不知道是在糟蹋年轻人的前途么?”“一团乱麻,卡梅伦开溜了,科尔宾(Jeremy Corbyn)要被弹劾,我们的政治充满了毒液!”“这些草民啊,目光短浅,怕移民、怕难民,自私、愚昧、狭隘!”“苏格兰会再次独立公投,北爱尔兰又有与爱尔兰共和国统一的呼声,就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就在大西洋中漂着去吧!”“自残,残人!怎么真相信了退欧派的那些谎言!”

不能相信,这场原本保守党内部的辩论,这场卡梅伦试图让他后座反叛议员永远沉默的赌博,竟然真改变了英国的历史。二

虽然英国人也喜欢阿尔卑斯山的雪道和地中海的沙滩,喜欢法国的红酒和意大利的食物,但是,一道英吉利海峡,隔开的不只是地域,更是语言和文化。有史以来,英欧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和仇视,而不是相亲相爱。英法之间的打打停停不计其数,大英帝国海外扩张的对手是西班牙、葡萄牙。靠着英吉利海峡和强大海军的保护,“光荣的孤立”,曾是英国人豪迈的自我定义。特别是二战期间,欧洲沦陷,英国在“最黑暗的时刻”孤傲地对抗着强大的法西斯,最后是英美联军解放了欧洲。

打了一战打二战,欧洲各国希望建立联盟防止互相残杀。二战后,丘吉尔就提出过“欧洲合众国”的说法,希望各国在“和平、安全和自由中共存”。但战后不久,他在国内大选中失败,如何规划欧洲这个大家庭,就没丘吉尔说话的份了。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英国虽被邀请,却没有参加。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德、法等六个发起国中,也没有英国。

战后法国、德国经济迅速复苏,海峡这边的情况却一直很糟。英国看到了经济共同体的好处,曾在1961年两次申请加入,但都被戴高乐否决,法英积怨,戴高乐说英国对欧洲“充满深藏的恶意”,又抱怨英国更希望与美国结盟。戴高乐离任后,英国首相希思(Edward Heath)才说服欧共体同意英国加入这个俱乐部。1975年,全英为加入欧盟进行了公投,67%的英国公民投了赞同票。

但英国与欧盟“婚后”的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的关系一直是英国政治中的毒素,在各党内部种下分裂的隐患。奇怪的是,疑欧派可以出自完全相对的阶级阵营,他们政治理念完全不同,但要英国退出欧盟的目标却很一致,他们有保守党的极右派,也有工党的极左派。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欧盟继续往左,提出统一货币和联邦化的欧洲,英国政府往右,与美国关系更亲近。她成功地阻止了欧盟的几个议案,例如,1988年“欧洲超级政府”的主张。然而,她的内阁成员中的亲欧派和疑欧派却时时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最后是亲欧派在她背后捅了她一刀。

她的继任亲欧派梅杰(John Major)于1992年签订了《马约》(即《欧洲联盟条约》),将英国的许多主权交给布鲁塞尔。《马约》的签订让疑欧派心中不畅,认为此条约侮辱了英国的传统、侵犯了英国的主权。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是英欧关系的低潮。金融市场做空英镑的投机风潮,英镑汇率的下跌让英国政府无法支持,财政大臣拉蒙特(Norman Lamont)不得不宣布英镑退出欧洲汇率体制,一年后,亲欧派克拉克(Kenneth Clarke)取代拉蒙特出任财政大臣。拉蒙特一直是疑欧派的中坚力量。

1997年的大选,工党取胜,布莱尔政府立即与欧盟修好,签订了《社会法案》,甚至考虑过是否放弃英镑加入欧元,幸亏遭到他的财政大臣布朗(James Gordon Brown)的坚决反对。

欧盟不断扩大,从最早的六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二十八个,成员国人口可以自由移动。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布莱尔对欧盟示好,英国是欧盟中三个对波兰移民完全开放的国家之一,大量波兰人涌入英国,与英国人享受同等就业、教育福利、医药卫生待遇,现在波兰语已是英国的第一外语。前年开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人也开始自由进入英国。东欧移民的剧增,再加欧债危机,保守党内的疑欧派再次强势抬头。

除了保守党的疑欧派,这几年,另一小党也声势大起,这就是英国独立党。当年一位年轻的保守党党员法拉奇视《马约》为卖国而退党,1993年与几位同道创办英国独立党。此党保守、极右、自闭,旗帜鲜明:反移民,反欧洲,致力于让英国脱离欧盟。1999年,法拉奇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推动退欧潮流,但主流党派一直把他当作花边点缀,卡梅伦曾说他的麾下是一批“水果蛋糕、疯子和种族歧视者”的乌合之众。去年大选,虽然独立党在英国议会中只得一个席位,但在选民数量上,他们却是大赢家,特别是在英格兰北部的工党重地。这里,政治和阶级理念又被抛在一旁,独立党吸引着保守党右派,更吸引着贫困的原工党支持者们。法拉奇说话可以完全不负责任,常与事实不符,却极具煽动性。

面对保守党疑欧派的反叛和独立党的日益壮大,卡梅伦在去年大选时承诺就是否退欧进行公投。他原本是为掐灭退欧火苗而进行这场政治赌博,他肯定没想到,疑欧派加上独立党,退欧情绪竟燃烧成了熊熊烈焰,完结了英国与欧洲四十年的联姻,也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三

一场公投,两个英国。公投的结果,让人们看到了英国社会纵深的鸿沟。这鸿沟不只是留欧、退欧上的分裂,更是中下层的穷人和富有的中产阶级之间的天壤之别。我和伦敦朋友们对公投结果的震惊和不能相信,我们那些愤怒的惊叹号,也说明了我们多么不了解另一个英国!

对这场公投,选择退欧的大多是没受过太多教育、没太多技能的低收入及退休人口,而受过教育、富有、年轻的人士则选择留欧。苏格兰、北爱尔兰、伦敦和英格兰的一些城市及大学所在地选择留欧,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那些前制造业集中地、前矿业地区、农业和渔业地区、临海小镇等都选择退欧。平均年龄越高的地区,投票人数的比例也越高,退欧票数越多。年轻人觉得他们的未来被掠夺了,我女儿和她的朋友们都无比愤怒,公投结果出来那天,她放学回来,说:“我真是累极了,一天都在和同学讨论退欧的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苏格兰公投的年龄下线是十六岁,而退欧公投的年龄下线是十八岁?大多数的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投票选择退欧,我们的未来被这些人给决定了。这个公投结果根本不代表年轻人的意愿,这实在不公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公投是草根百姓对于精英政治的反叛,是被忽视的弱势群体反权威反全球化的一场起义。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英国的重工业和制造业逐渐消失,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兴起,英国变成一个消费大国,全球化让伦敦蓬勃发展,成了世界文化、金融中心,而北部重工业、制造业、矿业城市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贫困。年轻力壮愿意吃苦愿意接受低报酬的东欧移民的俱增,更让那些英格兰小镇的“原住民”们觉得被包围、被孤立,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机会被抢走,医药卫生、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无法承受公众的需求,英国文化被侵蚀。

这些贫困地区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危机,是我们这些在伦敦生活的人没有感觉到的,因为我们原本就来自世界各地,多元文化的包容在我们看来天经地义。我的一位邻居抱怨她老家波士顿(75.6%的人投了退欧票)那些每天穿着睡衣靠着救济金生活的懒虫们压根就是目光短浅的傻子,但我要说,他们那天穿好了衣服出了门,他们去投了票,因为他们有话要说。

所有的专家机构,包括英格兰中央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国工业联合会等等,都警告退欧将对英国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可能让英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之中,英镑将下跌、失业率将上升、伦敦将失去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欧洲和世界经济都将受到重创。两年前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最后救了联合王国的几乎就是各大公司的冰桶挑战,然而,这次退欧公投,专家权威机构的警钟虽然洪亮,但草根百姓的呐喊声更响,他们终于被全世界听见了。那真是一种鱼死网破的疯狂!退欧派的选择,究竟是开启新时代的勇敢行为,还是代价惨重的愚蠢选择?四

公投之后的英国,是昨日不再的英国,也是一个动荡、前途未卜的英国。首相递交辞呈、金融市场狂泻、工党内部倒戈、政府一派混乱、街头仇恨移民的行为俱增,就连英格兰足球队,都被小小的冰岛队打出了欧洲杯。“然后呢?”这个问题,至今还没人能回答。

留欧派不甘心,发动了第二次公投的请愿,希冀着苏格兰政府能够阻止英国退欧,讨论着选择退欧的民众是否被退欧派的种种谎言误导,争辩着政治家把这么重大的决定用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推到民众的身上,是否是不负责任。

然而,民意已定,公投结果不可能逆转,这就是英国的民主,是英国对人类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在我看来,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谁会成为下一任英国首相,不是科尔宾能否躲过工党前座议员们的倒戈,也不是英国和欧盟如何能谈判出一个互利的分手协约。现在最关键、最艰难的任务,是如何能让两个分裂的英国“统一”起来,如何在小英格兰和大伦敦之间搭建桥梁,如何阻止英国滑向排外自闭狭隘的民粹主义,如何重新让包容、同情和多元文化继续在英格兰生存。2016年6月28日楼上楼下,屋里屋外豆豆的保姆和南非的房子

年初刚搬到约翰内斯堡时,第一件事是找人修理房子外面花园中的那个一室一厅的“仆人屋”(servant quarter),要在“仆人屋”的卧室客厅与卫生间之间装上一个房顶,这样,豆豆的保姆半夜起来上厕所,不用顶着满天星斗或是冒着狂风暴雨了。当时买房子时,我们曾经向原房主提出把这“仆人屋”修好的要求,他挺不以为然,“我们家的仆人在这里住了十几年,根本没有问题,她们住在索威托的平民区里,晚上上厕所还要走上十分钟呢。”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在过道上加个房顶,而且这并不是什么大的工程,找人来核算了一下,说也就是一两天的工作而已。

当然,这“一两天的工作”的估计,是非洲水准的。一行五人的施工队进驻我们家开始工作,每天向我们报告着新发现:“卧室的房顶快塌下来了”,“起居室的房顶也会漏水”。反正,为走道加增房顶的小项目很快成了为整个“仆人屋”翻修房顶的大工程,而且他们的时尚是每天干三个钟头休息两个钟头,“一两天的工作”恐怕没有一两个月是完不成的。

幸亏我们家的房子大,当然,说房子大,是按照我自己住惯了上海住惯了伦敦的眼光,其实南非有的是土地,家家的院子围墙围住的,都是一千多平米的地皮,所以,我们家是正宗的中等。但虽说只是“中等”,五个卧室中选出一个来让豆豆的保姆临时住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碍事的地方,所以,对于南非民工们修房子的速度,我们并不是很在乎。然而,前来对我们致以问候的许多新老相识却着急起来,总是要对我们大表同情:“怎么搞的,你们的保姆还没有搬出去?”我说家里房子够住,没有问题。她们马上会说:“这不是房子大不大的事,你是主人,她是仆人,主人住在屋里,仆人住在屋外,你有你的天地,她有她的世界,她有自己通到外面的走道,她有自己的小厨房,她的朋友们来去不用向你请示,双方互不干扰,两边都舒服。”显然,这些热心的南非主妇们觉得非常有必要给刚到后殖民地的非洲的我,上一堂最基本的常识课。

也许因为我从小受的是反剥削反压迫的教育,心中对这些主妇们的话很不以为然,我想豆豆保姆住在屋里,她的朋友们想来也可以来,厨房她可以尽量用,我们不在乎,她怎么会在乎?然而,在她与我们同住的几个星期中,豆豆保姆似乎没有什么朋友,她也很少烧饭吃。仆人屋总算修好了,让豆豆保姆搬进去时,我还有些过意不去,因为那毕竟是在花园角落,毕竟比较窄小。但是她却非常高兴,赶紧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快快活活搬入她的新居。不出两天,就见她在自己门口摆了两盆花,窗台上也放上了小摆设。以后,常常听到她与朋友嘹亮的说笑聊天声,也能闻到烤鸡翅和小米粥的香味,她显然也高兴了许多。屋里屋外,原本就是不混淆的。何以我竟有一种傲慢,认为如果我不在乎,她也就不会在乎呢?

终于明白了,平等原来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南非的这种“屋里屋外”,其实是典型的英国“楼上楼下”仆人制的翻版,也许这一切也都是一百多年前殖民者进口而来,只不过英格兰“楼上楼下”仅仅局限于阶级阶层的隔离,而到了这里又增加上了黑白肤色的因素。我在约堡学习做女主人的同时,惊奇地发现远在欧洲大陆,“楼上楼下”的主题竟然一时在电影电视上又时髦起来,其一是奥特曼的电影,其二是英国四频道的一档流行节目。《高斯福庄园》与英国仆人

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今年七十七岁,他今年的新片《高斯福庄园》(Gosford Park)是典型的英国庄园谋杀案,这是一种传统古老的电影样式,属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种神秘风范。然而,这部片子歪打正着,吸引观众的,倒不是“谁是凶手”的悬念,而是片子中对于英国社会阶层主人仆人“楼上楼下”关系的描述。“楼上楼下”一词来自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一部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这部电视连续剧讲的是20世纪初期伦敦一户有钱人家主人仆人们的生活,因为仆人每天大部分吋间都花在地下室的厨房洗衣房中,他们的生活是“楼下的生活”,电视剧在当时非常流行并获多项大奖,所以,“楼上楼下”成了主人仆人的代名词。奥特曼的电影中众星云集,英国舞台上的好手几乎都出现了,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迈克尔·刚本(Michael Gambon)、德里克·雅各比(Derek Jacobi)、阿兰·贝茨(Alan Bates)、海伦·米伦(Helen Mirren)、理查德·格兰特(Richard E.Grant)等等,所以今年夏天一回伦敦,我就想去看此片。但是可惜的是,到了伦敦之后,这个片子已经停止公映,只有一两家遥远的艺术电影院还在放,在伦敦两个多月,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横穿伦敦去看这部电影。幸而回到南非后,正赶上此片在约堡公映。其实,在阳光灿烂的南非,看这部阴雨天中的英格兰大户人家的打猎聚会,似乎更有趣味。

奥特曼从来没有在英国拍过电影,然而,对英国“楼上楼下”的阶层以及其界限的描述却很精到,也许是因为他放开手让演员自由发挥的原因。电影通过一个假扮贴身男仆的美国演员的眼光,介绍英国仆人的古老的习俗:仆人这个职业似乎是祖传的职业,有其父母便有其子女,许多仆人都是出生于仆人世家;主人与仆人之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主人住楼上,仆人们住楼下,主人进出走正门,仆人进出走边门或是后门。英国仆人更是名目繁多,每个仆人有不同的职能,仆人们之间也有着森严的等级关系,最高等的仆人是大管家(butler),他下面是女管家(housekeeper)和厨子(cook),他们下面是男主人与女主人的贴身男仆(valet)与贴身女仆(lady’s maid),这二位虽不如前面两位的工资高,但是因为与主人亲近的原因,所以也自然而然沾染上不少富贵气,有些耀武扬威。他们下面是负责伺候膳食餐饮的两到三位男仆(footman)和负责打扫客厅卧室的两到三位女仆(housemaid)。以上这些仆人们被称为“前十位”(upper ten),他们吃饭时有特定的仆人餐厅,围桌而坐的位置很重要,总是大管家坐上首,左手第一位是男主人的贴身男仆,下面是膳食男仆,右手第一位是女管家,下面是厨子和贴身女仆以及客厅女仆。电影中有一段重新安排座位的戏,表示的是对来访者贴身女仆的尊敬。除了“前十位”外,其他还有负责厨房杂务、浆洗衣服的女仆,负责车马和花园的车夫马夫园丁,这些仆人们只有资格在厨房里吃饭,没有上桌或在主人面前露脸的光荣的。

电影中对于来访客人的仆人,只用他们主人的名字来称呼他们,而对于在家的仆人来说,如何称呼他们也很有规矩。例如,大管家必须被称为某某先生,女管家可以被称为某某太太或是某某小姐,而厨子总是要被称为某某太太,无论她结婚与否。膳食男仆和客厅女仆称呼其姓,不加先生太太或小姐的敬语,而其他杂仆们则是直呼其名了。每个仆人的工作分工也很明确,膳食男仆负责摆设餐桌,丈量每样餐具之间的尺寸,主人用餐时他们在椅后伺候,所以电影中,格兰特扮演的“首席”膳食男仆对于美国假仆人在他们准备餐桌时在他们身边左顾右盼就给了一个长长的白眼,后来把那杯热咖啡倒在身上的也是他。喝下午茶时,细瓷茶具是一定要大管家亲手负责的,食品则由膳食男仆传递给每一个在座的主人和客人。如果壁炉火上需要加木头,大管家是绝对不会动手的,这也是膳食男仆的活。但是如果烛台上的蜡烛需要剪芯子,这只有大管家才有资格做。

电影的一个缺陷是它的成规模式,这就是楼上的人似乎一个个都是面目可憎的势利眼,无论他们是穷困潦倒还是腰缠万贯。下层的仆人们反而可亲可爱。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主人们并不都是那么可恨,他们无所事事的生活并不比仆人们忙碌得有趣。仆人们可以互相逗乐,可以闲言碎语,可以打情骂俏。而主人们,有客人来时还算热闹,否则,除了每天早上出去骑马,或是在书房里面擦枪,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而且,对于主人来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完全是一件舒服的事。例如晚餐,每晚七点半准时敲响穿衣锣(dressing gong),男女主人以及客人们都必须穿上晚礼服吃晚饭,男人打黑色领结白衬衫的衣领浆洗得硬梆梆的,这是“dinner jacket”一词的由来。八点整,准时开饭、不管你的肚子是不是饿。负责食品的男仆人站在你的背后,盯着你盘中的食品,聆听着你每一句话,整个晚餐变成了一种仪式,哪里还有趣味。如果你如电影中那位可怜的受气太太只有一件绿色晚礼服,连着穿了两个晚上的话,那么不仅要被其他女主人们笑话,也要被仆人们笑话。作为主人,得死撑着一个面子。而且对于主人来说,隐私是谈不上的。伺候膳饮的男仆人们侧耳倾听所有的谈话,整理床铺的女仆人们也不会放过仔细研究床上每一个污点的机会。贴身女仆更是趁机会打听流言蜚语,老小姐女主人和仆人们一样爱嚼舌头。

英国仆人还有“不可见”(invisible)一说,指的是有些低等仆人不应该被主人或是客人看见。除了他们只能从边门或后门进出外,他们也不能踏上花园中的草地,打扫卫生时,他们得特别注意客厅窗子,不能让人们从窗子里面看到他们。如果主人碰巧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得马上低头转身,眼观地面身靠墙,表示他们根本不存在。所以,很多仆人在大庄园中工作好几年,一直不知道主人长的是什么样子。

主仆关系中,还有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楼上楼下不容混和。电影中那位美国演员事先在这一点上没有做好功课,后来被一杯直洒在他裤裆上的滚烫的热咖啡给教训了一下。你可以在楼上发号施令,这是老天赐给你的福分,楼下人虽然被人使唤,但是却有被人使唤的尊严,这种尊严不容你不尊重,你觉得假扮仆人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欣赏,大错特错也。正如豆豆的保姆,如果她洗碗时我试图去帮忙,她反而以为我嫌她的碗洗得不干净!

电影中漏了一个重要的仆人角色,这就是最疙瘩最受气的家庭教师。家庭教师一般是女性,往往是那些家里没有钱为她们置嫁妆所以永远嫁不出去的老小姐。她们大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有种书生气,但也有一种穷酸相,她们自己觉得做仆人很委屈,不甘心和厨子管家男仆女仆们为伍,但是又高攀不到主人的楼上,高不成低不就,常常受到其他仆人的挤兑和嘲讽。历史上贫困而有才华的女性,都视做家庭女教师为最可怕的一个出路,例如勃朗特姐妹们、克里斯蒂娜·罗赛蒂等等。当然,那些害怕当家庭女教师的人中不少是才华横溢,她们常常躲在家里想象出浪漫的故事,所以,英国小说中就有许多家庭女教师与男主人之间的浪漫情节,最著名的当然是《简·爱》。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贴身男仆,也就是电影中的美国演员假扮的角色。在一般家庭中,大管家往往也兼有贴身男仆的角色,但是有地位的单身男士必须有自己的贴身男仆,所以他们也被称为是“绅士的绅士”(gentleman’s gentleman),有人这样描写“贴身男仆”:

他的脚步总是那么轻而无声,他的意态总是无可挑剔,他的声音总是那么轻柔温和,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你的鞋子总是被擦得可以照见他的面孔,领带被安排得整整齐齐,衬衫被熨烫得伏伏贴贴,帽子被掸得一尘不染,别在上衣纽扣中的花被摆放在衣服边上,热水被递到你的手边,你的拖鞋等在壁炉旁边,你忠诚的贴身男仆时时刻刻等待着你的召唤。

最优秀的贴身男仆是每天花很多时间去做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他们不仅把主子的鞋子擦得锃亮,而且还要更进一步,把鞋带子熨烫成直直的两条(鞋带子串进鞋子之后还是要弯曲那是另一回事),再如,他们要每天在主人上桌吃早餐前把当天的报纸熨烫得平平整整。最重要的,他们是真心诚意地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成严肃认真的大事来看待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这种贴身男仆,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对朋友抱怨说:“也许你不知道,我自己刮胡子,自己掸帽子上的灰尘,很可惜我不是自己擦洗我的靴子。一群无所事事的男仆人站在那里,这是最让我看不上眼的。”虽然这么说,公爵还是有一位忠心耿耿的男仆肯德尔(Kendall),1852年,公爵重病去世前,是肯德尔出去为他请药剂师,也是肯德尔伴随着他度过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

奥特曼的这部片子在英国还很受欢迎,可能是因为它确实触动了英国人心中一根怀旧的弦。据说电影拍摄过程中,有几位扮演仆人的演员对于扮演楼上主人的还真有些仇恨,例如,扮演第二膳食男仆的杰罗米·斯威夫特(Jeremy Swift)写道:“我开始对那些演上等人的演员表示不满,他们整天坐着什么都不干,我开始在头脑中想象阶级斗争,想象在伺候他们用餐后用左轮手枪把他们一个个给崩掉!”难怪他往不干净的叉子上喷了唾沫之后再用布擦的动作那么逼真!但是要说起假戏真做,我们得看看四频道的一套电视节目。电视节目主子仆人假戏真做

奥特曼的电影于2月公映,4月时,英国四频道开始播放一套题为《爱德华时代的庄园生活》的电视纪录片,主题也是仆人主人们的生活。从三年多前开始,四频道相继推出《1900年》《1940年代》等历史真人秀,这类节目有些游戏性质,但更是一种封闭性的社会实验,让21世纪的现代人去过三个月的一百多年或几十年前的生活。电视节目给参加者提供的生活环境是严格的旧环境,看他们如何去对待没有热水、没有电视、没有任何现代化设施的环境,当然,在《1940年代》中,参加者还得学会应付时不时响起的防空警报声,还有二战之中食品短缺、限量供应等在当今社会中所没有的日常问题。《爱德华时代的庄园生活》如其题目所示,那是1910年的生活。

这档节目与以前的类似节目所不同的是,以前的节目选中的只是一户人家,例如《1900年》中是一个五口之家,父母亲以及三个孩子;《1940年代》中的主角是一个有着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以及她的妈妈,亦即孩子的外婆,因为二战时男人都上了前线,只留下女人们应付困难的生活。而《爱德华时代的庄园生活》中起用了十九个人,他们是从八千个应征对象中选出的,大部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这十九个人在摄像机的注视下,在曼德森庄园中生活了十一个星期。

先说楼上的阶层,曼德森庄园的男女“主人”奥立非—库伯爵爷太太(当然头衔是电视片加上去的),他们的两个儿子,以及前来与他们短住的小姑子、英国老姑娘安森小姐。再说仆人阶层,大管家爱德加先生,女管家戴维斯太太,女主人的贴身女仆莫立森小姐,厨子杜比亚德先生,其他还有穿着笔挺制服的膳食男仆,围着洁白围裙戴着白帽子的客厅女仆,裹着脏围裙的厨房女仆,此外还有车马夫,等等。十四位仆人伺候着五位主人,当然,电视片中的角色比奥特曼的电影还要齐全,没有忘记一位印度裔的教书先生(不是小姐)。

每天早上,所有的人都排着队进行晨祷,晨祷由庄园的男主人领读,大管家、女管家站在前排,其他的仆人们站在他们背后。每次男主人读完祷告之后,女主人简单地加上一句:“愿主保证我们的仆人们勤奋工作。”晨祷之后,一天的生活开始,对于几位“楼上人”来说,每天的主要活动是换四次衣服,吃四次饭(早中晚饭加下午茶);还有就是要在没有洗发精护发素吉列剃须刀的情况下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当然是在贴身女仆以及大管家的帮助下)。

楼下人当然就没有楼上人那么享受爱德华时代的生活了。在没有洗衣机、洗碗机、热水、抽水马桶的情况下,所有的家务都是体力手工的活计,擦洗地板,浆洗衣服,擦抹家具银器,为主人烧洗澡的热水,每天早上“倒马桶”,他们每天得工作十六个小时。厨房女仆的生活可以说是“不见天日”,往往一整天都得不到机会到楼上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其实,这些体力活还算不上是折磨,让他们难以适应的是那种严格的等级关系。他们得时刻记住对主人,或是互相之间一直用正式称呼;在主人面前,低等仆人得切记“不可见”的信条,主人与他(她)说话时,他(她)绝对不能直视主人。仆人之间等级关系也得严格遵守,低等仆人绝对没有抱怨或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对于大管家、女管家以及厨子,他们得绝对服从,否则他们就要受到惩罚。例如他们刚开始庄园生活时,大家对于规定条例还不太清楚,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两位低等仆人居然怠慢了厨子,出任厨子角色的是英国工商协会掌勺的大厨,原本就是在大厨房里面发号施令惯了的,所以,电视片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就要以饥饿法降服那些抱怨的低等仆人们,他给他们吃淡薄如水的稀粥和快腐烂的臭肉。幸亏大管家爱德加先生对爱德华时代的社会结构做过一番研究,他知道这不是驯服仆人们的办法,才免使这些仆人得营养不良症。

尽管当仆人的生活比起当主人的生活要艰苦得多,然而当初电视片刚刚开始征集参加选手时,应征者大多数都申请扮演仆人,因为毕竟是2001年,也许在许多人的心中,扮演发号施令的主人心里总是觉得有些不对劲。然而奥立非—库伯夫妻俩申请做庄园的男女主人,而且他们确实觉得自己很合适在“楼上”生活。现实生活中,他们属于正宗的“中产阶级”,先生开着自己的公司,业余喜欢装修古董鱼竿,而且主持着一个“爱德华时代垂钓风格协会”,太太平时的工作虽然只是一位护士助理,但是他们家是在汉普郡新森林边上的一个有六个卧室的大房子,在太太心目中,管理自己家的大房子也几乎就达到管理上层人物豪宅的水准了。他们对爱德华时代的那些仪表礼俗很感兴趣,关心的不只是吃什么、用什么、穿什么、有没有柔软的卫生纸等等,他们更想履行的,是当时的风俗习惯,所以,被电视片封为爵爷他们一开始还有些受宠若惊,但很快就当仁不让地习惯了做爵爷的派头,而且,在那十一个星期中,还真正是假戏真做,每天穿着那个时代的衣服,按照那个时代的礼节说话做事,不由自主地真正做了主子,真正耀武扬威起来。

假戏真做的不只是他们,还有那些仆人们。低等仆人们之间形成一种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十一个星期之后,许多人成为好朋友。对于他们所伺候的主人以及与主人亲近的高等仆人,虽然原来都素不相识,有些在这十一个星期中由于地位关系也没有什么接触,但是他们评论起来却没有好话。特别是电视节目结束大家说再见时,男女主人居然落下了眼泪,说这十一个星期的经历真会让他们怀念,仆人们便说那是“鳄鱼的眼泪”,说主人之所以会伤感,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们对我们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在乎过”。

电视片结束后,男女主人反而觉得他们回到21世纪的生活挺不适应。在接受采访时,他们对三个月的庄园生活仍非常怀念,女主人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三个月!”这三个月确实让他们充分享受充当上层人物的梦想。但是其他许多人则觉得自己不可能过爱德华时代的生活。例如小姨子安森小姐,她说她的身份其实与高等仆人差不多,而且因为她是单身女子,又是客人,爱德华时代的礼貌规定她必须矜持保守,不能表露自己的好恶感情,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多加评论,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自我。此外,她也觉得无所事事的生活实在是无聊,因为除了周末偶尔有人来访外,其他时间只有四位“家人”可以面对,她说:“所以我们说话说得很慢,因为实在无话可说。”

这部片子也应验了“楼上楼下不能混和”的金三角定律,家庭教师以及女主人的贴身女仆因为其身份关系,经常也参加一些“家庭活动”,所以他们虽是“楼下人”,但是又常常和“楼上人”靠得很近,低等仆人们就对他们很看不上眼,关系搞得很僵。你要么是仆人,要么是主子,想要两边都讨好,这不可能!

节目中最认真的是大管家爱德加先生,他是一位退了休的建筑设计师,在庄园的十一个星期的生活中,他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据说节目结束后,他回家休息了七个星期才恢复元气。他对于爱德华时代的这套楼上楼下的系统最为赞同,他说那时大庄园的男女主人们对他们的雇员们很关心,不像现在的许多大公司,解雇起老员工来毫不留情。也许因为他确实工作努力,而且关心他手下的低等仆人们的生活,节目结束后,楼下与楼上人几乎不共戴天,根本不可能再见面喝酒,爱德加先生是唯一一个与双方都有联系的人。一出电视节目居然发展成了一场阶级战争,可见英国主人仆人之间隔阂之深远。使人不禁要问,这种等级如此森严的主仆人关系,到底开始于何时?“把有我家钥匙的那一半给我运来!”

世界上自古就有贫富之分,也就有了主子与仆人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过:“一生下来,有人就是被人统治,有人就是统治人。”在古代,“仆人”与“奴隶”几乎是同义词。英国仆人虽然与英国怪人、英国老小姐一样有名,但是仆人却不是英国的专利。《红楼梦》中所描写的主子仆人的世界比起英国的大户人家来,那帮丫头小厮的故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中世纪的英国,仆人还算是好差事,在一个大家庭里当仆人是有饭吃、有衣穿、有地方住的保证。但是当时雇得起仆人的只是少有的几个大家庭,仆人往往也兼有大家庭保安的身份。例如13世纪时,莱斯特女伯爵手下有仆人六十位,其中大部分都是男的。15世纪中期沃瑞克伯爵前往伦敦议院时,手下带着六百名仆人,其中大部分与其说是仆人,还不如说是保镖。

到了16世纪都铎王朝时期,中产阶级的逐渐形成,对于仆人的需求也在增加,因为皇室权利的加强,新的法令禁止贵族大家庭以雇用仆人之名建立自己的私人军队,所以,庞大的男仆人的队伍开始消失,越来越多的人家雇用既听话又勤快的女仆人。都铎王朝还通过了法令,规定仆人对主人必须绝对服从,这个规定到了19世纪仍然使用。其中有许多对仆人进行罚款的项目,例如讲粗话,不参加晨祷,晚饭准备得不及时,让狗舔盘子,等等。

17世纪,一般家庭都要雇用洗衣烧饭的一两个仆人,据全国统计,大约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有仆人。而在贵族大庄园中,又回到了中世纪时的情况,大多数的仆人都是男性。例如在白德福伯爵家中,厨房里不许有女仆的影子,大厨、二厨以及一群帮手们全是男的,此外还有无数位车夫、马夫、跑腿、小厮。许多跑腿和小厮没有工资,只是管吃管住管穿。相对来说,白伯爵家中的女仆人只有七八个人。而同时期在多塞特女伯爵家中,男仆人达到九十三人,女仆人只有二十一位。此时,主人仆人之间并没有森严的等级关系,例如17世纪中期,日记家佩皮斯(Samuel Pepys)常常记录他和妻子与仆人们之间朋友和伙伴的关系,当然日记家本人还与某几位女仆特别亲热。

到了18世纪,仆人们的权利增大,特别是男仆人越来越独立,也就产生了许多不被人欢迎的坏习惯,其中之一是小费。主人到别人家做客,或是别人的仆人带来礼物或传递信息,都得给小费。所以当时,被别人请去吃饭,可没有“不吃白不吃”的道理,因为根本就没有白吃的饭,请你吃饭的人家的仆人们的小费就足以让你花去一周的饭钱。吃早餐的客人有吃早餐的小费,喝下午茶的客人有喝茶的小费,如果你去拜访某人,没有把看门人打点好的话,即使你有约在先,也不一定见得上你约过的人。即使去打牌,也得给洗牌的小厮一点小意思。所以,当时的问题不在于主人的剥削,而在于仆人的贪婪。1745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出版《仆人指南》(Directions to Servants),列举了大管家、厨子、侍者、女仆、保姆等人的不同职责,里面有一段这样讽刺仆人们:

如果你做错了什么事,你一定得保持自己的傲慢无礼,

而且要向别人表示是你受了委屈和伤害。

厨子、大管家、侍者、所有仆人都应该极力表现在整个庄园只有他们说了算。

如果你觉得自己正日益得到主人的宠信,你应该找个机会向他们表示你有离开之意,如果他们问起理由,而且有些不忍你离开的话,你应该回答说:对于一个穷仆人来说,另寻高就情有可原。你的主人自然会给你增加工资,而不是让你离开。

如果你是伺候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小姐,那么,斯威夫特的建议是:

你应该让人知道你的女主人是谁,让人知道你很得宠信,这位年轻的小姐以你的建议为重。过不了多久,男士们就会发现你,为了讨好你的小姐,他们会把一封私信塞进你的衣袖或是胸前。你应该非常愤怒地把信掏出来扔在地上——当然如果你发现信中藏着两块钱的话,那又另当别论。

英国仆人要小费在欧洲臭名昭著,许多主人们也不满意。1767年,《伦敦纪事》(London Chronicle)上面登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主人家来客稀少,这些仆人们就开始抱怨,主人们能从这样的仆人身上得到忠诚、爱心和感激么?”于是,许多主人们联合起来不给别人家的仆人小费,也禁止自己的仆人们从来客手中拿小费,风气逐渐好转。

到了19世纪,社会更加富有,中产阶级强大,雇用仆人本身是中产阶级财富的象征,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示,一般稍稍有些钱的小店主、生意人,或是公务员,家里总是至少要有一个仆人,如果女主人出行不带贴身女仆帮,那是很丢脸的(例如《高斯福庄园》中的那位只有一条绿裙子的受气太太)。所以,19世纪是英国仆人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到了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和爱德华七世(1901—1910)在位期间,雇用仆人是每一个中产阶级人家的理想,1900年之前,英国稍微有些地位的人家都有仆人,即使是那些经济上比较贫穷的人家。家庭服务业是最主要的就业方式,据1910年的人口统计,百分之十的就业人员的工作是家庭服务,当然从事这个行业的大部分是女性。小家庭、小商业等大都雇用女仆人或帮手,但是在大家庭中,他们必须有衣冠笔挺的大管家和其他男仆,这是门面的象征,如同他们墙上挂着的祖先画像或是客厅里摆着的古玩家具一样,必不可少。

此时,主仆之间“楼上楼下”的界限也格外分明起来,首先,仆人的服装发生改变。19世纪之前,只有车夫马夫等男仆人穿制服,穿戴得比较登样。女仆人一般都是穿女主人的旧衣服,或是买来的二手货,所以,有时女仆人与女主人共同走在街上,如果女主人不为人所知的话,有时主人仆人很难区别。关于这一点,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曾经写道:

有一次我去朋友家拜访,在向女士们致意时,我竟然吻了一位女仆人的手,因为她的穿着打扮与其他女士们没有区别。这让她让我都大大地不好意思。如果女仆们像车夫一样,穿着适合她们身份的制服的话,这种尴尬就很容易避免。

不知道笛福的评论有没有起到直接作用,但是从19世纪初开始,女仆的衣服越来越趋向于单色调。1820年,李·亨特(Leigh Hunt)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写当时仆人们的穿戴:

她日常穿的衣服是黑色长筒袜,长外衣,制服帽,脖颈上斜围着一块手帕。如果你需要一根别针,她在身上上下摸一下,总能找到一根给你。星期天或是假日,她会把黑色长筒袜换成白色,同时也换上料子与花样都更好一些的长外衣,让她卷曲的头发从她的制服帽中露出一缕来。

渐渐地,在这种衣饰的基础上,仆人的穿戴逐渐制服化,早上是素色长外衣、白色制服帽和白色围裙,下午是黑裙子。对于一般客厅女仆来说,虽然清扫擦洗的工作都是很脏的,但是她们的制服却仍要求是一尘不染,晨装与午后的装束还要有不同。后来,到了一战以后,仆人制度开始瓦解时,白色围裙和制服帽成了受压迫的象征,是女仆人们第一要求废除的。

此外,主人们也开始要求仆人们绝对服从他们的权威,1837年,英国的宗教宣传手册协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发行了题为《年轻的仆人》(The Young Servant)的小册中,有这样一段“警仆人言”:

如果你不早早起床,你就会耽误你的工作,那么虽然你一天用尽全力,也无法完成任务。你必须恭敬顺从,千万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主人,对上要甘心承认他们的权威。如果你的手下有供你使唤的人,你要能体谅他们的愿望。要学会勤俭,这样归你管辖的所有东西都能得到最好的利用,不要大手大脚,任意浪费。

当时,还有各种女仆人祈祷书,大都贴在厨房里,请主照顾她们,有一条这样写道:

虽然我得有玛撒的双手,我也有玛丽的头脑。我在擦洗靴子和鞋子时,主啊,我看到的是您的草鞋。当我擦洗地板时,我想到的是您走遍大地。主啊,请接受我的这个祈祷,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

当时的仆人每天不仅得弯腰弓背地辛苦工作十几个小时,更要卑躬屈膝地对待主人,他们要时刻记住谁为尊谁为卑,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下等人。而且,既然仆人如家具,主人对于仆人的生活状况也就不在乎,当时的一位讽刺诗人亨利·格雷汉姆(Henry Graham)在1899年的一首《无心馆的残酷诗》(Ruthless Rhymes for Heartless Homes)中这样写道:

他们说:“出了场事故,

你的仆人被劈成了两半,他死了!”“真的么?”琼斯先生大叫道,“请你把有我家钥匙的那一半给我运来。”

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中也曾经写过:“如果仆人被当人看待的话,那么这个仆人就不值得你留在家里了。”“宁愿自己烧饭吃!”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仆人的分水岭。一战前,做仆人是妇女的主要就业机会(大管家与男仆人主要还是大户人家装点门面用的),一战开始时,青壮男性上了前线,许多原本男人做的工作突然缺了人,女性开始从事这些工作,做工人、汽车售票员、商店营业员、餐厅助理和侍者等等。一战的四年中,许多女性也代替男性从事农场土地上的劳作,而且也需要大量的护士。在各种不同的就业机会前,还主动选择做低三下四的仆人的就很少,她们觉得白色的围裙和仆人帽简直就是侮辱。对于男仆人来说,大多数在一战中都充了兵(《高斯福庄园》中的大管家在一战中逃了兵役,被视为一种耻辱),退役归来,愿意再回到男仆人位子上的人就很少,许多人更愿意做自己的主人开始做小生意。而且,由于教育的普及,维多利亚以及爱德华时代那种绝对服从主人的价值观也改变了,物以稀为贵,仆人本来就短缺,想要她们像以前那样俯首帖耳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更是完全不可能。于是,主人们也开始对仆人不满意,有一位曾经这样抱怨道:“到处都是吵闹声,高声大笑,大嗓门唱歌,年纪大些的仆人们看到年轻仆人活干到一半就撒手不管,实在是失望。”所以,据统计,1911年英国有八十万家庭雇用仆人,到了1931年,雇用仆人的家庭减去一半。电影《高斯福庄园》中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2年,所以,电影中所描绘的,正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一种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家庭逐渐缩小,洗衣机电冰箱的发明让家务琐事不再如以前那样繁重,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权利,工会日益强大,这些都导致仆人的工作时间缩短以及工资的上涨。所以,许多中产阶级家庭宁愿自己做家务,也不愿意再雇用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的第三者住在自己家里。当然,一些大庄园仍然需要雇人做一些杂事,但其仆人规模已经远远比不上从前,他们过去几十人的仆人楼被翻建成为一般居民住宅。1905年,巴斯公爵(Marquis of Bath)曾经雇用四十三个仆人,1973年,他的儿子只雇用了一对西班牙的夫妻。德文郡公爵(Duke of Devenshire)的查特沃斯庄园(Chatsworth)的仆人如今只有1900年前后的五分之一,而且大部分都不住在庄园内。

当然,最近几年来,家庭服务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行业。现在,英国有两百多万人是在从事“家庭服务”业。这还不包括那些没有注册不用交税的临时清洁工和钟点工们。这个数目多于1901年的仆人人口总数。原因之一是许多职业妇女无法自己照顾孩子,20世纪80年代,百分之五十的父母亲是双职工,到了1996年,这个数目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二。但是现在的仆人们很少有住在雇主家里的,许多都是由“家庭服务”中心介绍,通过中介公司签合同。当然,还有人对于穿着燕尾服打着白领结的男管家表示怀念,所以,英国现在专门有培训大管家的学校,邀请社交礼仪专家来讲课,但是,无论仆人是否穿传统服装,现在的雇用关系,是纯粹的生意关系,与其他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早就没有了二战之前的那种“楼上楼下”的情况。而且,许多当代的雇主不好意思发号施令,宁可与雇员平起平坐。当然在英国,阶级等级制度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有许多新式“主人”更愿意雇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人,因为外国人根本没有“楼上楼下”的成见,更容易打成一片。

现在,传统的英国仆人可能是文学和电影的好题材,现代管家学校中培养出的彬彬有礼的“绅士的绅士”却常常是供应给年轻的新贵(例如英国球星贝克汉姆和辣妹)或是出口美国的产品。如果问起老一辈的英国贵族们他们是否怀念餐厅客厅每个角落都站着一位仆人的生活,得到的回答可能大都是“不”字。德文郡公爵回忆起他的童年时说:“我们家那时雇用这么多仆人,真不知道他们每天都做什么,一战之前,他们每天有四次喝啤酒的机会,所以,可能他们常常是醉醺醺的。”现任的迪格比爵爷(Lord Digby)说:“即使我能支付得起,我也绝对不会再回到那仆人众多的年代,现在我们得自己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有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我们可以想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所以,我们宁愿自己烧饭吃!”2002年9月30日于约翰内斯堡《唐顿庄园》和英国贵族继承制一

在南非,《唐顿庄园》的播出比英国要晚九个月,所以,去年6月取道上海回英国,南非刚刚开始播放的第二季已是上海的隔夜饭。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优酷的高清功能,晚上连着早上看,孩子们就有了指控我们通宵看电视的证据,虽然从午夜到清晨,我们确实睡了七个小时。

其实,我并不是《唐顿庄园》的粉丝。对这部肥皂剧,不看白不看,但并不是非看不可。当然,得承认,每次老太太一开口,总能让我笑出声来,她的台词犀利幽默一针见血,让人怀疑玛吉·史密斯(Maggie Smith)的合同中是否有这么一条:“所有好台词都归我”。法罗斯(Julian Fellowes)编出的故事,常常不合情理,仿佛压根就没把线索想清楚,故事走着走着突然不对劲了,所以常常要来个急转弯。大表哥能信手拈来遗产,从轮椅上说站起来就能站起来;三妹夫的一腔革命热血可以顷刻间化为乌有;老爷一会相当保守,一会又无比开通;演员的合同签不下来,就找最简单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让他一死了事,等等。这样松松垮垮的故事情节,压根比不上美剧的缜密紧凑,但这部肥皂剧景美人靓,流行自有其道理。现在,《唐顿庄园》第四季归来,还是能给许多人周日晚上一个不出门的理由。我依然每集都看,但都是录下来的,可以跳过所有的广告。二

如果说法罗斯完全没有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想清楚,那也不对。至少,剧中最重要的一个角色的命运和未来,他是做过精心思考和策划的,这个主角就是唐顿庄园本身。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许多贵族庄园的分水岭,面对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唐顿庄园的命运将会如何?它是否仍能保留在家族中?它是一个庞大的资产,但它的修缮维护管理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能做到自负盈亏么?如何支付遗产税?是否有一天要将它拆零出售?而让这个主角跌宕起伏的一个主要法律依据,就是英国贵族的长男继承制。

从中世纪开始,英国和欧洲的家庭就开始遵循长男继承制,继承家业的,必须是第一位男孩。一家如果有三兄弟,通常是长子继承祖业,次子从戎,老三进入教堂当牧师。如果家中没男孩,那继承权就要转给家中的男性亲戚。这种长男继承一切的制度,我们早就在狄更斯、奥斯丁的小说中读到过。没有男丁的家庭,老爷去世后,那遗孀和女儿们可就惨了,就像《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只能寄人篱下讨生活。这种家族长男继承制度听起来有些残酷,但却也是英国贵族大庄园可以在一个家族中保留几百年不变的最主要原因。

对于英国贵族来说,长男所继承的,其实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家族的贵族头衔:公侯伯子男;第二部分是不动产:庄园、土地及其他资产。在英国法律中,这第二部分被称为“限定继承的不动产”(entail)。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1925年,贵族的头衔仍然只传家中长男,但家族资产的“限定继承”的法律被废除,也就是说,大庄园的不动产可以(但不是必须)被拆零出售或由女儿继承。相比英国法律,欧洲要走得更远,特别是法国。英国法律没有走到《拿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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