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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南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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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在博物馆试读：

第一部分

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的思考

文物的征集工作是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等文博单位最基础的工作，这项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影响到馆内其他文物工作程序的进行，也影响到能否真正地贯彻执行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不仅是古代文物工作的事情，根据现实情况，笔者认为，近现代文物的保护，抢救问题之尖锐，总体上绝不亚于古代文物，某些方面甚至大大超过后者，如文物的消失问题。近现代文物要想切实地达到保护、抢救的根本目的，有必要建立全方位征集文物的新观念并实施之。而要做到这点，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三个最关键的问题。一、要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

所谓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的观念，不意味着博物馆等文博收藏单位必须收藏每一件历史遗存，而是指凡是能反映前世及现世人类活动的文物门类都在收藏之列，尽可能不使任何一类文物湮灭，使之得以保存，传诸后世，使后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先人的活动。建立这种观念并实施之，从根本上说是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并行不悖的。

近现代文物的保护、抢救本身是全社会的任务，严格地说，各行各业、集体、个人对此都负有或大或小的责任。而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扮演的角色应该说最为重要。诚如沈庆林先生在《近现代文物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认为的，近现代文物的征集面临着同行和非同行的竞争，无疑是好事。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近现代文物的征集工作在观念上至少存在着两个严重妨害工作拓展的认识和做法，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

第一，征集面太窄

迄今全国还没有一座专门以收藏近现代文物为根本任务的博物馆，也没有全面展示近现代历史脉络的陈列。囿于各种原因，包括馆藏近现代文物最全面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内，任何一家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要担负起上述陈列的任务都有不少困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征集观念陈旧，过多注重单纯性重点征集的方式，形成了征集面过窄的现状。这一方式贯穿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专题性和为陈列所需而征集。在中央，中国革命博物馆就曾经是以收藏党史、革命史文物为根本任务的博物馆。近些年，由于现实条件的变化，征集眼界有所开阔，但依然远未跳出原来的框框，没有形成真正近现代文物的征集工作，即最大限度地征集能反映中国近现代史上各方面活动的历史遗存，从而也就难以较全面的展示中国近现代史。在地方，各省、市、县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是以古代文物为主要对象的，近现代文物征集的规模和古代文物征集的规模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也停留在征集面过窄的水平上。至于各个纪念馆、陈列馆的征集工作更是极为专题性的，文物征集面极窄，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保护、抢救工作是在相当小的范围内进行的。再有就是为了某个陈列的需要才去征集文物。这种方式本质上是注重短期效应，从长远看弊大于利，因为它保存下来的文物是近现代文物中十分有限的一部分而更大量的文物则令人痛心地消失或损坏了。

科学地讲，每一座博物馆、纪念馆和陈列馆都负有保护、抢救文物的重任，不应只保护、抢救某部分文物，也只有这些单位带头实施全方位的征集计划，才能有利于促进全社会对保护、抢救近现代文物的重视。也只有全社会都来保护、抢救近现代文物，“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才有望得到根本的贯彻实施。

全国的文博单位为数不少，但具体到某些地区就不是这样，许多地区仅有一座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或文管所，有的地区甚至没有，这些地区的大量近现代文物已经消失，另一些文物正在消失。即便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对近现代文物重视不够，以及各文博单位征集观念的陈旧和征集力量有限，也造成大量近现代文物的消失。当务之急是，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改变现状，具体地讲就是要在没有文博单位的地区建立这类机构，可视各地情况而定。各地现有文博单位也应更新观念，改变单纯重点征集的方式，扩大征集面，加大征集力度，切实有效地肩负起保护、抢救当地近现代文物的重任。

第二、征集文物忽视门类齐全

典型文物主要指具有“第一”、“之最”性质的文物，以及和重要人物、重要历史事件关系密切的文物，也包括稀有文物，它们是文物中的精品、珍品，各文物收藏单位都在竞相征集，一个文物收藏单位拥有的这类文物越多，其身价、品位会相应提高。但是，如果偏重这类文物的征集，忽视其他文物的征集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征集观念存在很大的弊端，首先，文物征集只讲高质量，不讲门类齐全是失之偏颇的，不能体现真正的高品位。其次，高质量的文物数量毕竟较少，不是每个单位都可以大量拥有的，因而，收藏单位有必要以充实文物门类来弥补质高量小的不足。第三，试想一个文博收藏单位，不论是专题馆还是综合馆，只重典型文物的征集，一个很严重的不良后果就是影响设陈。不注重各层次文物的收藏，就会在设陈时出现物到用时方恨少的尴尬局面，不能有效地让文物说话，难以给观众最直观的印象。一个文物收藏单位只有做到广泛地收藏文物，才能使陈列拥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设陈时也才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才能充分利用文物达到对观者的教育目的。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偏重高质量的文物征集，其观念不符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的思想内涵，也就不利于近现代文物的全面保护和抢救，从而易使保护、抢救近现代文物失去广泛的实际意义。

仅以上两点，就已显示了建立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新观念并实施之的重要性，文物征集工作尽快走出误区已势在必行，不宜拖延，否则，“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之实施将会落空。二、征集近现代文物要有前瞻性

文物征集方式一般有滞后性和前瞻性两种，它们是由文物的具体情况决定的。近现代文物的征集要考虑其自身特点。和古代文物不同，近现代文物不全都是历史遗存，有相当部分是未退役的物品，有的正在产生，有的将要产生，如果等到它们全部都成为历史遗存再去征集，很多文物将不存在，届时悔之晚矣。它们的征集意识、方式不应再以滞后性为唯一形式，文物征集的前瞻性在这里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要使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走上全方位的轨道，那么，在保持文物征集滞后性的同时，加强征集工作的前瞻性就实属必须。文博界一般认为，文物是人类文明活动物质载体的历史遗存，文物的形成需要历史沉淀。等某件物品成为文物后再去征集，这就是文物征集的滞后性方式。这种方式对古代文物的征集是完全合适的，对一部分近现代文物的征集也是合适的，但对另一部分近现代文物就不合适，特别是当代文物。按照对现有文物概念的理解，“当代文物”的概念是无法解释的，因为“当代”即“现在”，文物既然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才能形成，现在产生的物品还没经过沉淀，自然不称其为文物，只能说具有潜在的文物性。其实不然，有相当部分的当代物品一经产生就已是文物，如去年由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的中国第一张丝绸报纸，以及1997年1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并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随卫星在太空飘扬了15个日夜的五星红旗，都属于这类文物。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物定义，应补充新的内涵。重新审视文物概念，有利于全方位征集文物观念的建立和工作的开展。在近现代文物的征集工作中，尤其对现代文物中的当代文物的征集不知所措，是普遍存在的。什么是文物，征集什么，无从下手。关键不在于哪件东西是否文物，而在于是否意识到这件东西是文物或可能成为文物，是否有收藏价值。其实文博工作者可对它们做超前的分析，认定哪些物品值得收藏，以指导文物征集，这就是前瞻性。以香港回归祖国为例，这个过程的完成指日可待，但毕竟还未完成，其过程还在进行，在整个过程中，除已产生了一些文物外，还正在产生和将要产生另外一些文物是可以预期的。具体而言，目前挂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正门前的香港回归倒计时牌就属此类文物。有关文物一旦形成，我们就可以立即有的放矢地去征集。变等待物品成为历史遗存，再征集，为主动征集，使物品成为历史遗存。

近现代文物征集的前瞻性除上述内容外，还有另一方面的含意。即对某些门类的文物有可能大面积减少或消失作事先的预测，从而注重对它们的征集。例如，可以预测，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在涌现大量科技产品——新型文物门类的同时，纸质文物的构成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其中部分文物类型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会彻底消失，因而日显珍贵。越来越多的作家使用电脑写作，使作家的手稿有丧失殆尽的危险。未来的作家甚至可能仅通过电脑即把自己的作品展示给读者。再者，据报载，目前全世界已有两千种报纸采用了电子报纸的形式，而不是以印刷的方式供应社会。不仅如此，各种杂志、书籍也有同一发展趋势。基于这点，未来社会中，书信、手稿、报纸、杂志、书籍等将日益减少以至消失，所以现在有必要开始多下力气征集纸质文物。当然，高科技的普及应用也造就了一些新的纸质物品形式，像打印件、复印件等。但由于它们形式上的单一，致使其收藏价值远逊于其他各类丰富多彩的纸质文物。

历史遗留下来的文物，需要保护和抢救，靠的是文物征集的滞后性，未经沉淀或将要产生以及将会减少或消失的文物，也需要保护和抢救，它靠的是文物征集的前瞻性，仅通过滞后的方式征集文物，将造成大量近现代文物不必要的毁灭，酿成巨大的历史遗憾。把文物征集工作中的滞后性和前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加以运用，既搞专题，又注重全方位，前者是点，后者是面，以点带面，点面并重地征集近现代文物，在保护、抢救近现代文物的过程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三、加大文博经费的投入

欲使近现代文物征集工作全面开展，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征集经费严重短缺，绝大多数单位都如此。经费短缺直接涉及两个问题：文物征集和文物库房条件的改善。

在目前市场经济状况下，文物征集工作的难度远比新中国成立后的前四十年（1949—1989）为大。特别是五十、六十年代通常采用行政手段，中央、省级大馆都可以从基层单位调拨大量文物，基层单位通过向社会、群众宣传，鼓励捐献，也可以征集到数量可观的文物。市场经济下的文物征集工作，一般地采用行政、宣传手段基本上行不通，不要说各个单位对手中的文物各有考虑，花钱买也困难重重。就是普通老百姓手里存的文物，不征集时还无所谓，一听说要征集，往往开价不低，博物馆甚至连送上门的文物都收不起，只得望物兴叹。

至于文物库房的状况，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令人堪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拥挤和简陋两个方面。拥挤是指文物库房的空间不能有效、合理、科学地容纳下馆藏文物，从中央馆到省、地、市、县馆，还有众多的文管所普遍存在这一问题。矛盾的产生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文物的体积没有统一尺寸，且不由库房空间所决定，大到卡车，小到笔头，不一而足；二是库房的最初设计很难预见日后的发展，且资金欠缺或受其他因素制约，文物藏量逐渐增加，库房空间却依然故我，无法扩展。简陋是文物保护的大敌。当然，简陋是有不同层次的，不能一概而论。首先，有的库房简而不陋。有些单位，库房的建筑质量是可靠的，但长年一贯制，内部缺少像恒温、恒湿、除湿等基本设备，从长远看，很难防止自然损坏。第二，有的库房简而且陋。前一点所言条件都不具备。更有甚者，有的库房实际上只是一间极普通而且破旧的屋子，文物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有些地方的办公室和库房合二为一，屋顶为防下雨和掉土而遮着竹席，其状况只比露天货场强些，这些都和名符其实的库房相去甚远。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即使能征集到大量文物，也难以妥善地进行保护。征集和保护是文物工作中密切相关的环节，两者都存在巨大的经费缺口，因此，两者的经费问题应同时考虑。

在现阶段，绝大多数文博单位的经费来源靠国家拨款，少数靠自筹。前者通常吃不饱，后者不是大多数文博单位能完全做到的，还有量上的差别，悬殊极大。两种方式都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加大文博经费的投入，并不只意味着纯资金的增长，也应包括能增加资金的相关政策、措施等。在解决文博经费（首先是征集经费和保护经费）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同样有一个认识上的症结，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宏观的指国家政策，有必要向文博单位倾斜，把计划拨款和社会赞助及自筹等方式结合起来，使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参与解决文博经费问题的运作。政府完全可以考虑通过立法来提倡，鼓励企业、个人向文博事业捐款，以此代替向国家上交的税收，捐得多，免税就多。捐助过程可由公证部门予以监督，并为捐助者出具证明，以便向税收部门申请免税。进而可考虑由企业、个人、文博机构联手建立文博事业发展基金会，协调各文博单位经费的使用。这一做法有不少好处，1、这部分款项直接赞助了文博事业，可简化国家征税、拨款的程序，缓解国家征税难度，减轻国家负担；2、文博事业直接获益，有望较快摆脱举步维艰的困境，保障全方位征集、保护文物的进行，起到促进文博事业健康发展的作用；3、捐款的企业、个人，为文博事业做了好事，实为善举，再由新闻媒介予以传播，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4、文博单位可以向有关单位、个人提供免费参观展览，讲解文博知识、查阅文物资料、复制文物等便利服务，作为对企业、个人的回报；5、有了充足的资金，文物的征集范围必将扩大，还可向文博单位一般不敢涉足的拍卖市场进军，变游离于外为置身其中，以求征集到更多更好的文物；6、文物库房条件的改善也就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做保证，文物的安全系数也将随之增大。微观的指各文博单位对文博经费投入的认识，不少单位重陈列轻征集，只要是搞陈列，就想方设法筹集资金，而一谈到征集文物就面露难色，极力强调经费紧张，强求征集人员做无米之炊，显然是不适合市场经济新形势的。事实上，缺少文物的陈列，永远算不上好陈列，而丰富的文物肯定能让陈列生色。陈旧的治馆意识不仅阻碍陈列质量的提高，也妨碍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工作的展开，也就有碍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方针的全面实施。摒弃旧的意识，建立新型观念，把文物征集工作真正重视起来，是每一个文博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国家，尤其是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文物大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大国，没有完整的近现代历史陈列，是不可思议的，这无异于割断历史。这样一个大国，不进行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的工作，不能为后世保留更多、更好、更全面的先人活动的历史遗存，无异于告诉我们的子孙，他们的祖先是不负责任的。为了历史的延续，为了对得起子孙后代，也为了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把全方位征集近现代文物的工作尽快地、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上述三个关键问题，如能得到妥善解决，相信近现代文物工作的全新局面必将到来。

刊载于《中国博物馆》杂志1997年第二期。本文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笔者跟随国家文物局一级近现代文物确认专家组到部分省市鉴定文物后而作。

近现代文物分类法刍议

就近现代文物种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看，《中国大百科全书》上所列的七种分类方法远不能揭示近现代文物的丰富内涵。在对近现代文物的分类法作考察时，除这七种分类方法外，至少还应有如下八种分类法：收藏方式分类法、存在形式分类法、历史事件分类法、地域国别分类法、人物分类法、组织阶级（阶层）分类法、形状分类法、制作技术分类法，共计十五种分类法。以下拟就这十五种文物分类方法略做分析。由于近现代文物是文物总体的组成部分，所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所列出的七种文物分类方法，自然适用于近现代文物。一、时代分类法

以文物产生的年代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近现代文物”的概念一方面是相对古代文物而言的，另一方面它是由近代文物和现代（含当代）文物组成的，即为后二者的总和。近现代文物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近现代文物是第一层次。在近现代文物的概念之下，还可分出各个时期的文物，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称民国）的文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物三类，这是第二个层次。这三个层次都各自含有若干个小时期，这是第三个层次。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包括鸦片战争时期的文物、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文物、洋务运动时期的文物、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文物、辛亥革命时期的文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可包括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文物、土地革命时期的文物、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物、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物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可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文物、“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物、改革开放时期的文物等。该分类法是近现代文物分类法中最基本的一种。二、存在形态分类法

和古代文物一样，这种分类法是依照文物体量的动与静来划分近现代文物的，也把文物分成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两类。各个文物收藏单位收藏的文物和社会流散文物属于前者；近现代历史过程中保存下来的重要建筑、遗址、纪念地属于后者。三、质地分类法

此种方法以不同材质对近现代文物进行归类，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两个层次。三大类即为无机类文物、有机类文物、复合体文物，这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指无机类文物中的各种金属（含各种合金）、陶瓷、玉石、玻璃、珐琅、化纤等质地的文物；有机类文物中的各种纸、木、竹、骨（牙、角）、纺织、皮毛等质地的文物；复合体文物中的无机复合体文物、有机复合体文物、无机和有机相结合的复合体文物。该分类法较充分地体现了近现代文物的复杂性。四、功用分类法

以文物的功用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每一件（处）文物都曾经在人类活动的历史中起过或多或少的作用，人类在制作它们的时候，都有一定的目的。如为了扩大作战效果，热兵器成为战争中的主导武器；为了记录人们的各种活动，产生了照相机和照片等。从理论上说，人类有多少种生活目的，就应该有多少种具有不同功用的文物。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现存的文物种类不可能和人类的生活目的一一对应。本文物分类法同样能体现近现代文物的复杂性，因为直至目前还未能精确统计出这部分文物到底有多少种功用。近现代文物中纸质文物占有很大的比例，仅此一项，就可分出大、小门类近二百种（仅根据现今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品粗略统计）。近现代文物博大精深的内涵由此可见一斑。五、属性分类法

以文物的社会属性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该分类法是文物分类法中最为深刻的一种，它不仅体现了文物的外在特征，还展示了文物的深层含义，也就是文物的社会属性。按目前的观念操作，近现代文物可分为革命文物、反革命文物、中性文物、前二者相结合的双重性文物（如某解放军战士使用的笔记本是缴获敌人的，上面同时记录着敌我双方的思维、活动等内容；又如我军指战员用缴获的敌军武器继续杀敌，此类文物颇多）四类。在此基础上还可继续将文物划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工农业、商业、金融、服务业等）、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外交、体育、宗教、民族、民俗等多种门类。六、来源分类法

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上所说，来源分类法有以下几类：拨交、征集、拣选、交换、捐赠、发掘等。但是笔者认为，上述几类概念是收藏方式分类法中的概念，而不属于来源分类法中的概念。因为，这几个概念只符合收藏方式分类法的归类原则，它们表现的是，文物是通过何种方式成为馆藏品的，而来源分类法指的应是文物来自何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物分类法。笔者认为来源分类法可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宇宙空间的各天体（包括地球）；第二个层次是地球上的国家、民族、地区、单位、个人。试举例说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主席的月球岩石碎块，就是一件结合了宇宙空间天体、国家、民族、个人四个来源的珍贵文物。如果用电脑检索，我们就可以分别在这四种来源的文物中查找到这件文物。来源分类法只适用于可移动文物的归类。七、价值分类法

该分类法在法则上对于近现代文物和古代文物来说，都是一致的。都是把文物按一、二、三级的标准加以归类。所不同的只在于具体文物和所参照的价值标准有一定差别。八、收藏方式分类法

指各文物收藏单位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文物成为馆藏品的归类法，即可分为第6点中提到的拨交、征集、拣选、交换、捐赠、发掘以及购买等方式。该分类法绝对不能和来源分类法相混淆。收藏方式分类法也只适用于可移动文物的分类。九、存在形式分类法

即以文物的存在形式为标准进行文物分类的方法。可分为传世类和出土类两种。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近现代文物的存在形式基本上和古代文物相反。古代文物以出土类文物为主要组成部分，传世类为次要组成部分，但也具有一定数量；近现代文物则以传世类为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占极大的比例，出土类文物极少，占的比例极小。十、历史事件分类法

以文物属于哪个历史事件为标准进行文物归类的方法。在150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曾发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每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一些文物。这个时代发生的大事件有：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边疆危机（中法、中日战争等）、戊戌维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红军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抗美援朝战争、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改革开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北京平暴、香港回归、中共十五大等等。中、小事件就更多了，囿于篇幅有限，省略不计。每个事件的文物还可分为直接相关类和间接相关类两种。另外，有些文物和任何事件都没关系，则可归入非事件类。十一、地域国别分类法

以文物的产生地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此方法是由每件文物都有自己的产生地这一事实决定的。从宏观角度着眼，该分类法可包括宇宙空间各天体、地球上的国家、省、市、州、县等范围；从微观角度着眼，又可及于地球上的每一个乡、镇、村等地区。另有综合地域国别类文物可自成一类。中国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中国和世界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的交流，包括战争及和平方式，所以该分类法也能充分地展示近现代文物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内涵。十二、人物分类法

以人物和某人有关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分类的方法。基于每件文物的产生、使用都和具体的人物密切相关这一点，我们可以按不同人物把近现代文物加以归类。但因为有相当数量的文物迄今未能调查清楚具体的制作者和使用者，所以可将文物划分为人物类和非人物类两个范畴。在人物类里还可根据年龄、性别、身份、职业、国籍、民族等特征分类。按年龄可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再细分还可分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少年、儿童等。而身份、职业、国籍、民族则可分出更多的小类别。十三、组织阶级（阶层）分类法

以文物属于哪个组织、阶级、阶层为标准进行分类的方法。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产生过许多党派、国家机构和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而且这个时代又是中国历史上各阶级、阶层共存最全面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每一件文物都属于不同的党派、机构、团体、阶级、阶层，于是我们可以将文物按照不同的组织、阶级、阶层进行归类。即使是无党派人士和无业人员制作和使用的物品，也有它的归类范围，即无党派人士类和无业人员类。十四、形状分类法

以文物的形状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每一件文物都占据一定的三维空间，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形状。按文物的形状归类，可划分出单一形状和复合形状两类文物。单一形状类文物有方形、长方形、三角形、圆形、菱形、梯形、多边形、多角形、半圆形、弓形、扇形以及不规则形等多种形状，还可分为平面的、立体的两类；复合形状类则可由两种以上的单一形状组成数量繁多的、难以统计的种类。近现代文物的复杂性也可由此分类法揭示出来。十五、制作技术分类法

以文物的制作技术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每一件文物都有具体的制作技术，根据相同的制作技术特点将文物分类，首先可分出手工类、机制类、综合类（手工综合类、机制综合类及手工和机制相结合类）三种。其次手工类中可分出写绘类、打磨类、雕镌类、剪刻类、编织类等多种类别；机制类的种类更多，仅印刷类就可分出油印、石印、铅印、木刻版印、铜版印、电脑打印、复印（黑白、彩色）、激光照排等类型；而综合类则需由两种以上的手工、机器制作技术构成或由手工和机器制作相结合。手工和机制相结合的文物还可分为手工为主类和机制为主类两种。

以上是本文粗略归纳、概括的近现代文物分类方法，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近现代文物的特点和复杂性。哪一种分类方法都不能全面说明近现代文物的深刻内涵，它们既是独立的，又都有相互的内在联系，只有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才可能真正窥及近现代文物的深厚底蕴。如能建立科学的近现代文物分类体系，并将其切实运用于电脑之中，必将对近现代文物的管理和研究工作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力求做到多角度、全方位地检索近现代文物及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改变目前依靠卡片检索文物过程中少慢差费的局面，从而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刊载于《中国博物馆》杂志1999年第一期。

近现代外国文物研究初探

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正日益深化，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广泛，因之外国文物的收藏、研究、利用问题也就日显其迫切性。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作些尝试性的探讨。一、外国文物的概念问题

中国近现代社会是一个极为纷繁复杂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产生的文物也是极为纷繁复杂的，它们的情况各异，种类繁多。笔者曾在《近现代文物分类法刍议》一文中对近现代文物的分类方法做了简要概述，但仍有一种分类法未曾提及，这就是中外文物分类法。

在中国近现代文物的范畴中存在着两大类文物：中国文物和外国文物，该分类法有别于其他文物分类法，它的基本着眼点在于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其中的外国文物是本文要进行探讨的部分。那么，什么是外国文物呢？它的定义又该如何界定？其定义的界定是研究外国文物的首要问题，否则，其他有关外国文物的研究内容就无从谈起，由于国际社会的复杂性，也就决定了外国文物定义的界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笔者经数年在一定范围内考察后认为，外国文物的定义应为：一切在中国近现代史范畴内与国际社会上的人物或事件有直接联系的历史遗存。这一定义是否科学和准确，文博界的同仁们可以进行探讨，在此仅供参考并诚恳就教。二、外国文物的构成

应该说，外国文物最初并不产生于近现代社会，古代文物中就有，只是古代社会的中外交往范围相对较小，产生的外国文物数量也就相对较少，这一问题也就不那么引人注目。到了近代社会，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门的洞开，中外交往在各个领域里进行，和我国交往的国家也日渐增多，外国物品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所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其内容也逐渐丰富。这就为我们提供了收藏外国文物的广阔天地，也向我们提出了保护、研究、利用外国文物的重要任务。到今天，外国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很多，同样可以用各种分类方法对它们加以分类。这些分类方法是：时代分类法、存在形态分类法、质地分类法、功用分类法、属性分类法、来源分类法、价值分类法、收藏方式分类法、存在形式分类法、历史事件分类法、地域国别分类法、组织阶级（层）分类法、形状分类法、制作技术分类法等。此外，根据历史进程的具体方式，外国文物还可分为战争——敌对类、和平——友好类，因为中外关系的发展从来都是处于这四种状态中的。其中还可以分成几种情况：一是物品本身产生于中国境外，但文物形成的主要过程在中国，如白求恩用过的X光机（美国造）；二是物品本身产生并形成文物是在中国境外，但由中国人或华裔带回中国，如谢唯进保存的国际纵队被俘成员在法国边境古尔斯集中营出版的墙报（法文）；三是物品本身产生并形成文物也是在中国境外，但将其带到中国的是外国人，如波兰康·罗科索夫斯基元帅送给朱德的波兰古军刀。再进一步考察外国文物，还可以发现，有一部分文物是介于中国文物和外国文物之间的，它们既有中国属性又有外国属性，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们划归于中国文物或外国文物，而应视其为有相对独立性的一类，在研究外国文物时又不能忽视它们，即具有双重性质的文物。例如毛泽东在红军东征时期的石楼战役中用过的德国蔡斯牌望远镜；又如罗炳辉送给史沫特莱的藏族佛珠戒指（戒指是史沫特莱回美国后嵌制在佛珠上的）。依此，中国近现代文物是由中国文物、外国文物和具有中外双重性质的文物构成的。三、为什么要研究外国文物

研究外国文物的必要性至少有以下几点：

1、这是历史赋予近现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任务和职责。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外交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频繁、深入地进行着，随着这一进程，必将继续产生大量的外国文物和具有双重性质的文物，只有研究这些文物才能全面了解历史的发展。

2、外国文物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中外交往的历史见证，它们记载了这个时期内中外关系的思维程序、行为特征，记载了相关的血与泪、刀与火、爱与恨等种种情结，是一本无法替代的历史教科书。

3、外国文物是中国近现代文物的组成部分，不研究外国文物，就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如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研究相关的外国史、世界史一样，研究中国近现代文物也必须研究相关的近现代外国文物。

4、尽管外国文物在近现代文物中占有一定比例，内涵也相当丰富，但我们对这部分文物的数量、范围、内容、种类、价值等情况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只是根据一般近现代文物的一些基本情况来把握外国文物的相应状态的。

5、凡是世间存在的事物都有其价值，都有研究的必要。作为凝聚了多方学科内容的近现代外国文物，其研究价值是很大的，穷毕生精力也难以彻底了解和掌握其全部内涵，外国文物实在是一座神秘和丰富的文物宝库。四、外国文物的特点

这部分文物有什么特点呢？除应具有沈庆林先生所认为的近现代文物的四个特征外，还应具有以下特点：

1、和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相关联。任何一件外国文物不管通过何种渠道和方式留存于中国，都必定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中的某个领域里的人或事有一定关系，如鸦片战争中佛山人民缴获的英军武器、服装等，又如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第301期都是如此，前者与战争有关，后者与外交有关。不具备这一条件的文物，不属于中国近现代外国文物的范畴。

2、外国属性。这些文物无论产生、流传、形成于何处，都必须与某个或几个外国或地区的人或事相关联。不同的文物具体情况各异，如伊文斯赠给延安电影工作团的电影摄像机和赫鲁晓夫送给刘少奇的双筒猎枪。

3、异国情调。任何一件外国文物都一定负载有某外国及民族的风情色调，它们所具有的风情色调是互不相同的，更有别于中国文物，有些是极具独特性的，其中以各国赠送给我国的礼品最具典型性，其所含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

4、具有双重性质的文物，应在制作材料、流传地域、使用痕迹等形成过程中具备中国和外国两种不同的属性，缺一不可。五、外国文物的内涵

文物的内涵是很丰富、很复杂的，外国文物的内涵亦同此理，其本身是由外国文物涉及的领域很多、范围也很广决定的。从领域上看，外国文物涉及了人类社会的各个学科，因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在各个学科方面与国际社会都有了交流，在交流过程中产生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潜在的文物；从范围上看，我国现已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每一件外国物品，必然积淀着不同国家、相关民族的文化。无论是各学科领域里的交流，还是各国家、民族间的交往，都必然牵涉方方面面的人和事，使本就丰富多彩的外国文物更增添了许多复杂的因素。

正由于内涵的复杂，才使得我们所见到的外国文物是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不必说洲与洲、国与国之间的文物特性差异甚大，即便是同洲同国的文物也有其各不相同之处。不同种类、不同质地的文物形态各异，其内涵也异彩纷呈，有的相对简单，有的相对繁复。有些文物会告诉我们相关的国家、地区、人和事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关系，有些文物会向我们讲述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风土人情等种种故事。以尼克松送给毛泽东的礼品——用有机玻璃等材料镶嵌着月球岩石和星条旗样品的工艺品为例，要想全面了解其内涵，就需要了解一些美国历史、中美关系史、美国宇航史及登月情况，尼克松的情况、毛泽东的情况、月球岩石的成分，星条旗的质地、礼品的制作情况（包括材料、工艺、制作单位、制作者）等，所有这些包含了多方面的知识，可见其内涵之丰富，事实上目前还没有一个人真正掌握了上述各方面的知识。它表明一方面外国文物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外国文物的研究领域之广也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有极为丰富的知识等待我们去探索。六、外国文物的征集

现今近现代外国文物较为集中的收藏单位主要有友谊博物馆、邮票博物馆、钱币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前三者是专题性博物馆，藏品有很强的针对性，后者长期以来是以革命文物的一部分来对待外国文物的，呈综合性收藏状态，并未作为独立的一类文物对待。各地文物单位也有收藏，但就全国范围看，藏量不清，而且也未有专门的征集制度和计划，应该说这是近现代文物工作中的一项缺憾。

从理论上说，在160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程里，曾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具有潜在文物价值的外国物品和具有中外双重性质的物品，这一点是肯定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仍将产生数量庞大的同样性质的物品，这一点也是肯定的。问题之一是在过去的160年里产生的外国物品中，除去我们已经收入博物馆的那部分物品外，还有哪些遗存于世的物品有待征集、如何征集？问题之二是在今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外国物品有哪些应该征集、如何征集？笔者以为，无论是目前还是未来的征集工作都仍需运用滞后和前瞻方式，这两种方式是文物征集工作的根本方式。为了有效地运用这两种方式，就必须遵循两个原则：凡是能反映前人、今人活动痕迹的各类外国物品和凡是能使今人、后人了解历史发展轨迹的各类外国物品（当然不是每一件外国物品，实际上也不可能收藏每一件物品，而且也没有必要）都应在征集之列，不如此就不足以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历史的原貌。

诚然，要依照上面所说的方法去做，文博工作者要做很多工作，而且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决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首要的是，各地的文博单位有义务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应有针对性地关注发生在本地区的中外交往活动，包括历史的、现在的甚至是将要进行的活动，才有可能在征集工作中做到有的放矢。这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大工程，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开拓、去努力，并且要开动脑筋，多方面、多渠道地去挖掘和寻找文物的征集线索，力求收藏更多的外国文物，以向世人科学、全面地展示近现代史上中外交流的历史轨迹。七、外国文物的研究渠道

外国文物的研究渠道有多少种，现在还说不清楚，但主要应有以下几种：

1、历史性研究。每一件文物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都和一定的历史环境相联系，也和一定的历史人物有关，因而研究一件文物应将其置于相应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不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才能正确评估文物的价值，不论是佐证历史还是促进史学的研究都是如此。

2、分类研究。即将文物按不同类别加以考察，有多少种文物分类法就有多少种研究方法。既可单独探究某一类文物的特性，又可考察一件文物具有多少种类别的特性。如巴黎公社时期发布的《告人民书》，既是纸类文物，又是印刷类文物；既是近代文物，又是革命文物；既是可移动文物，又是宣传品类文物；既是传世类文物，又是法国文物。这件文物同时涉及质地、制作技术、时代、属性、存在形态、功用、存在形式、地区国别等八种分类法，这还不是最复杂的。

3、器物性研究。对文物的质地、构造、制作方法、形状、附着体等方面的研究，是文物的器物性研究，它重点着眼于某一文物本体特征的研究。同一质地的文物既可相似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差别，不同质地的文物在其他方面既可以不同也可以相近。它们之间的差别有时是很少的，有时又是巨大的。

4、洲别、国别、地区、民族性研究。依据不同的洲、国家、地区和民族来研究外国文物，可归纳出它们的异同点。由于洲与洲、国与国之间的地域、民族习惯、思维方式、传统文化的差异，造成各洲、各国的文物各具鲜明特色，而同一洲的文物常有类似和雷同的地方，特色相对不明显，但同一洲也有文物风格差异很大的现象，如北非和南非、东亚和西亚的文物风格差异就很大。同一国家的文物也存在这样的现象，这往往是由民族习惯决定的。

5、学科研究。根据文物本身属于哪一学科或涉及哪些学科进行的研究，此种研究经常是和某一学科领域里的人和事相联系的。比如要研究联合国成立大会时发给董必武的纪念章，就需要了解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联合国的情况、董必武的情况等（在这里，董必武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一个知名的国际政治人物），很显然，这是一件和国际政治学及世界历史学关系非常密切的文物，仅利用研究中国文物的方法和知识进行考察是远远不够的。

6、比较研究。该研究方式是建立在有共同特征的文物研究基础上的。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外有共同特征的文物间的对比研究，另一种是有共同特征的外国文物间的对比研究。对比研究可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积淀在文物上的传统文化差别有多么大，而有些文物又体现了两种甚至多种文化相互渗透、融合的表征。从中我们能够学到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知识，从而提高我们自身的文物研究水平。八、外国文物的利用

在现阶段，近现代文物的利用还很不充分，外国文物的利用就更少了，到目前，主要集中在国际礼品方面。重要的有友谊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国际珍贵礼品展》和外借展出，航空博物馆的国际礼品展，中国革命博物馆在1993年曾举办过《馆藏珍贵国际礼品展》，以后数年里又在部分省市展出，地方上少数单位也有展出国际礼品的。革博和友谊馆还曾在报纸上撰文介绍一些国际礼品。另外，邮票博物馆和钱币博物馆展出的外国邮票和钱币也是相当重要的。除此之外，其他近现代外国文物的利用都是分散的、单一的，利用率很低。

文物利用的方式除陈列、撰文介绍外，还有文物的研究及出版有关书籍、外供（含实物查看、提供复制品及相关文物资料等），有的文物还可仿制成纪念品，供出售和散发，在所有这些方面，外国文物的利用都是有欠缺的。最基本的文物利用是对文物的研究，其他的利用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因此，要更多更好地利用近现代外国文物，首先要加强对该部分文物的研究，要有重视的意识，把这项工作真正提到文博系统的议事日程上来。

由于文博系统的电脑网络化还相对落后，致使文物的利用也受到相应的影响。在倡导资源共享（除确需保密的文物及资料外）的今天，科学地完善文博系统的电脑网络已是当务之急，特别是近现代文物部分的网络化问题还未解决。作为近现代文物的收藏大户和中央大馆之一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在这方面的工作已远远落后于故宫博物院和历史博物馆，与革博性质相近的一大批近现代历史博物馆、纪念馆、遗址、故居（上海宋庆龄故居除外）的电脑网络化同样处于落后状态。笔者认为以革博为首的近现代文物收藏单位应尽快迎头赶上，以适应时代的需要，使近现代文物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九、外国文物的研究前景

中国近现代史不仅是争取独立、自由、解放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而且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的过程。在过去的阶段中曾产生了许多外国文物，今后还必定产生更多的外国文物。以往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欠缺，今天，我们处于深化改革、扩展交流的历史时期，我们有义务将这项工作更好地开展起来。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相信近现代外国文物的研究前景会是十分广阔和光明的。

刊载于《中国博物馆》杂志2000年第三期。

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近代部分）构想

作为中国第一馆的国家博物馆已正式成立，各项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国家博物馆的前景是美好的，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博物馆有许多工作要做，要付出许多心血，要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地去做。在新的形势下，对新的工作有新的要求，因而要有新理念、新思维。筹划新的基本陈列是国家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之一，它将以新的格局和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所以必须有所创新，才有可能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这里仅就未来基本陈列中的近代部分谈几点个人的想法。一、牢固树立求真求实的陈列理念

国家博物馆是在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的，其性质已定位为：它是以历史科学为基础兼顾其他学科的社会科学性质的博物馆，也就决定了基本陈列的历史学特性。历史科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它所遵循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求真求实，不允许把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待，这才是史学研究的科学态度。因此，以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陈列也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才能称得上是实事求是的展览，高质量的展览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求真求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想真正做到求真求实，就必须扎扎实实地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展览的主创人员要牢固树立求真求实的理念，务实而不务虚，他们应充分认识到制做一个真实的展览，既是维护国家博物馆声誉的行为，也是对观众负责的举动，还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更是历史赋予的重任。要做到求真求实，就要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历史的真实，从实际出发，用陈列的语言再现真实的历史。由于史料欠缺、认识水平及一定程度上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致使一些陈列存在不符合历史事实，误导观众的现象。尤其是后一点绝对不应再继续下去了，观念的更新是要下一番工夫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不应流于空泛。

2、史学内容的浩瀚决定了陈列内容的丰富和复杂。要力求做到陈列的真实，就要求主创人员广泛涉猎相关的史学资料，以及国内国外不同观点的史学著作，努力使自己成为内行。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把握第一手资料，善于分析其真假，无论是新资料还是旧资料。所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是不容忽视的；二是在广泛涉猎的过程中，要注意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当然还要看其史实是否真实，观点是否正确，是否值得使用，这也是检验主创人员水平的标准之一。主创人员业务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陈列质量的水平，这一点勿庸置疑。当然，史学研究是否真实，还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即史料的缺乏，其中有史料湮灭的原因，也有史料未解密的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确值得探讨。但是，陈列中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即有争议的历史问题的展示需慎重。

3、文物的真实是真实陈列的重要支柱。文物的真实在国际展览中是很被看重的，而我们的展览中往往有不少复制品，必然造成展览档次的降低。使用复制品既有充足的理由又有客观上的原因，充足的理由主要是为了保护文物，减少文物损坏和丢失的概率，虽然体现了文保意识强的一面，却也反映了展厅不足以妥善保护文物的现状，展厅条件落后的状况是亟待改善的；客观上的原因多是由于藏品的匮乏，向外单位借展文物又非易事，只好以假乱真。殊不知如此做法必定带有对观众欺瞒的痕迹，虽是出于无奈，但必须正视，资源共享的问题同样亟待解决。绝大多数的观众到博物馆来，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想通过真实的展品结合真实的史实掌握真实的知识，如果事与愿违，展览的社会效果又会有多少呢？展品的真实首先要求藏品的真实，广泛地征集文物真品，避免赝品混入博物馆是必须切实做好的工作，这一方面能维持国家博物馆的地位，另一方面可满足一流陈列的需要。一流的陈列固然不仅需要真品，还需要珍品，但真品是基础，没有真品，就没有珍品，也就没有一流陈列，近代部分尤其如此。求真求实是陈列展览最基本的原则，决不应被漠视。二、突破原有模式构造新型框架

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近代部分）将是以原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和革命史为基础扩充而成的，为了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获得更广大观众的认同，为了达到新的高度，也为了对国际一流水平的追求，就必须打破原陈列的固有模式，构造出新型的陈列框架，也就是说必须开拓创新，不能墨守成规，以求得有别于传统陈列思维的更符合历史实际的新式陈列。新式陈列应具有什么特点是值得探讨的，在此，笔者以为它的特点应是“破、真、全、精”，就此简述如下。

1、“破”即是突破。突破固有才能有所创新，不破不立，突破原党史、革命史的模式，才能构造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的新型框架。突破原有模式，不是不要党史、革命史，而是要摒弃以党史、革命史为主要线索的基本陈列，从而将党史、革命史融入全面的近代史之中，使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全新的近代史陈列。事实上，近代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和广泛的，决不是党史、革命史能简单涵盖的，把历史简单化对于构造新型陈列框架是十分有害的。固然，党史、革命史是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不容抹杀，关键在于，在展示党史、革命史的同时还要展示近代史上的其它史实，避免以偏盖全的现象出现，突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破旧立新，才能进步，破旧立新，才能提高，破旧立新，才有希望。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要靠突破造就新的面貌，近代部分要走在前面，近代部分是最有突破余地和突破价值的。把握了近代部分的突破，也就把握了整个基本陈列突破的主旨，因为，古代部分原本就是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历史，在突破问题上难有大的改观，而当代部分的陈列还从来没有展出过，突破也就无从谈起。

2、“真”即是真实。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陈列才是最值得称道、最有价值的陈列。含有虚假成分的陈列，其价值自然是要打折扣的，虚假的成分越多，打的折扣就越大。前文已阐述过陈列中求真求实的问题，似乎没有再赘言的必要，其实不然，强调真实，就是强调真实是陈列的基础，是陈列的灵魂，“全”和“精”是围绕“真”进行的，没有“真”, “全”和“精”就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陈列也就是建立在虚无之上的空中楼阁，不堪一击。陈列中的真实不仅包括史实和文物的真实，也包含主创人员对真实刻意追求的精神，有必要大力提倡这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创造真实陈列的第一要素，有了这种精神，真实的陈列就是可望而可即的，缺了这种精神，无论是史实的求证还是文物的考证都是难以进行的，真实的陈列又从何谈起？实事求是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无论是为了国际一流，还是为了取信于民，追求真实都应是无条件的。追求真实要有献身精神，又要有无所畏惧的勇气，还要有科学的辨别能力。

3、“全”即是全面。全面本是针对片面而言的。过去革博的基本陈列虽不能简单地以“片面”二字归结之，但它毕竟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为适应过去的历史形势而创造的，终归存在着相对狭窄的、不尽如人意的事实，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必须加以科学的改造和扩充，使其范围更全面，内容更充实，在展览空间的允许值内，尽力展示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世人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真实的近代历史，也给予不同的观众更多的选择余地，去摄取自己最感兴趣的历史、文物知识。在力求全面的同时，又应慎重考虑近代部分和古代部分的合理衔接，正因为以往这两部分的陈列思维及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所以，合理接轨的问题就显得相当突出，且有相当的难度。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否，将影响基本陈列的质量，决不可掉以轻心。精心设计，总体规划，科学分析，多方求证，是必须做到的，不如此不足以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准。

4、“精”即是精华。是展示内容中最重要和最必须表现的部分。全面展示近代中国历史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能否实现还要看客观条件是否允许。新的国家博物馆条件再好毕竟展厅空间有限，要做到绝对全面的展示历史是不可能的，只能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在把握好“全”的同时展示好“精”。“全”说的是“面”, “精”说的是“面”里的“点”，也就是在展览中点出最精彩的内容，点到为止，不必过分深奥，因为大多数观众主要是想了解基础知识，过分深奥反倒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也难以理解，效果只能适得其反。恰当地表现历史精华，观众易于接受也易于认同，看似简单，效果却会比较显著，应该是比较合理的展览方式。

为了观众，为了好的社会效果，并不仅仅是为了展览空间的有限，让历史的精华部分在展览中被展示的更加精彩而努力，是展览的主创人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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