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瑜宬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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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之下：索尔仁尼琴的反抗性写作试读：
绪论
第一节困境中的“俄罗斯事业”1863年恰达耶夫（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公开发表了《哲学书简》的第一封。信中声称俄罗斯连贯东西，却未得到任何一方文明的精髓，对世界文明也无任何贡献。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全面落后的庞然大物，俄罗斯过去和现在的存在，不过是为了给后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教训”罢了。这样的措辞实在是过分激烈。不过，如果真像政府判定的，这不过是“疯人疯语”，那么也很难想象，这封信会在俄罗斯社会造成如此大的震动，甚至还直接点燃了西方派与[1]斯拉夫派之间的大论战。
显然，恰达耶夫这些尖刻的批评，搔到了这个国家的痛处。因为地理位置特殊，俄罗斯一直有不被东、西任何一方认同的尴尬。在历史上，它更承受着所谓“边民的通常命运：外部入侵、相对孤立和落[2]后”。尤其是到了近代，现代化这一极具效率和侵略性的过程开始在其临近的国家和地区展开，对俄罗斯造成了空前的现实和精神压力。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于俄罗斯而言，也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或文化归属问题。事实上，如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西方世界”这个概念标示“他者”的地方。“西方”[3]成为其“议定本土文化时一个相对照的反面存在”。但即使是对“西方”相对抗拒的人，也很少愿意完全将俄罗斯归于“东方”，并对[4]此给出积极评价。这里当然有文明谱系方面的大量依据，但也与现代性在空间上的不均匀散布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时间维度上的进化秩序不无关系。一方面，俄罗斯人也许不能不承认，相对于“（进步的）西方”，祖国位于“（落后的）东方”；但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们又相信，“第三罗马”应该属于，甚至领导代表历史前进方面的一方。在恰达耶夫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认识中的这种分裂带来的屈辱感。同样，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观点虽然看似针[5]锋相对，却都闪现出一种“要求得到承认”的焦虑。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压力更直接转变为一次次融入欧洲文明的努力。在加快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人为地削薄传统，或者过于生硬地破坏旧有秩序，经常又会加剧内部的矛盾、分裂。随之而来的，是一次次急速的“回摆”。俄罗斯成为欧洲唯一一个在激进改革与同样激进的反改革之间反复挣扎的国家：从彼得大帝改革，到十二月党人的死刑；从解放农奴，到亚历山大三世的高压；从大革命，到冷战，再到自由化……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这种左冲右突，难以安身，给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带来了过多动荡。流亡中的别尔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рдяев）不能不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哀叹：“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历史[6]之一。”
然而，俄罗斯的历史又并非一个巨大的黑洞。西方历史学家口中的“边境”，同样可能成为不同文明交汇、碰撞和互相发挥的活跃地带。就在恰达耶夫生活的那个世纪，俄罗斯文化已经开始以自己的厚度和独特性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虽然历经曲折，今天的俄罗斯在世界范围内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实体，绝非只是作为“一个巨大的教训”存在。而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存在，意义格外重大。
如诸多论者已经指出的，作为一个孤悬于专制政府与广大未受教育者之间的小小人群，俄罗斯知识阶层更加看重的，是精神、道德而非智识层面的追求。上文中提到的那种关于民族身份的焦虑，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转变为了一种从历史困境中寻求突围的巨大动力。他们相信自己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是祖国和人民的拯救者。偏偏在现实中，因为处境孤立，他们往往又很难通过有效的社会、政治手段将自己的改革愿望上达统治者，下抵民众。这一紧张状态，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最终激发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某种英雄主义传统：他[7]们总是自视为神圣的受难者，正在为崇高理想而受难和牺牲自我。无论最终成为跼蹐不安、自怨自艾的“多余人”，还是受到良心拷问、跪倒在道德法则面前的“忏悔的贵族”，甚或是激情蓬发、欣然赴死[8]的革命者，俄罗斯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敏感与多情”世所罕见。这样一个知识阶层，已然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为俄罗斯命运痛心疾首的恰达耶夫，其实同样来自这一群体。讽刺的是，这位御林骠骑兵军官并未意识到，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作为其批判对象的俄罗斯特殊文化、历史，为他打开了更为宽阔的视野，并塑造了他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他的发言所引发的广泛讨论，难道不正是这个国家并非一片黑暗，依然存有活力的某种明证？
事实上，如果从拉吉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щев）开始算起的话，两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就“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事业”问题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他们的自我感动和期许，同样形成了一股真实的历史力量。不容讳言，因为气质中的最大纲领主义、思想的不完备和思想运用于实践时出现偏差等原因，这些方案，以及方案间的激烈冲突，在相当程度上进一步增加了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不稳定性。这也是近两个世纪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本书的研究对象在内），反复论说和反省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根据对历史后效的功利计算，抹杀当事者的担当意识，甚或轻松地滑向犬儒主义。尤其应当考虑到，在很多情况下，仍然是凭借着这些历史主体的努力，包括试错，俄罗斯才能在森严的历史结构中一次次捕捉，甚至是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不断累积和增容着自身的传统。
而世所公认，文学是俄罗斯知识阶层的中心舞台。关于这一中心地位的形成，最常见的解释是，迫于帝俄严厉的检查制度，人们只能在相对安全的文学领域用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探讨社会、政治问题。不过，从俄罗斯文学观念本身的发展来看，另一个原因同样值得强调：在这个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国度，文学保留了更多古典的、教谕性的意味。作为一种连接两个世界的象征符号，它更与重视神秘主义象征的东正教信仰形成呼应，获得了某种神圣性。至19世纪，知识分子既深陷于精神困境，又受到浪漫主义、圣西门主义等一波波西欧思潮的刺激，对于文学的严肃观念终于发展成一份关于“艺[9]术责任”的丰厚遗产。这一脉传统相信，正是文学，而非其他经验形式应该提供一个关于人类、关于人生的“完整”解答。完美的文学作品，意味着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生活。而作为真理的见证者，作家对自己的受众（首先是俄罗斯民族）更负有崇高义务：
每一位俄国作家都由某种原因而意识到自己是站在公众舞台上发表证言。于是，他最微末的疏失、一句谎言、一项欺骗、一丝自我放纵的举动、对真理缺少热心，都成十恶不赦之罪。……你一旦当众发言，则不问你是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或者任何公共身份，你都负有指引与领导人民的完全责任。如果这是你的职责，你就是立下了希波克拉底誓言，亦即：言必合真理，永不背叛真理，且无私无我、[10]用志不分，致力于你的目标。
即使到了苏联时代，俄罗斯的这一传统也并未被政权意志彻底碾碎。苏联作家享有的崇高地位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可以说是少有的。其中固然有统治者控制意识形态的考虑，但也不难看出对语言力量的传统认可和敬畏。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作家们接受的的确是国家给定的“蓝图”；但文学这一感性形式自身的逻辑，仍为他们预留了最低限度的发挥空间。而始终与官方文学并存的“秘密写作”以及“流亡文学”，则以一种更顽强的方式宣告着“另一个俄罗斯”的[11]存在。
注释
[1]有关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内容的具体分析，以及第一封书简发表后引发的巨大争论，可参阅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俄国文学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192页。
[2]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卿文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页。
[3]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4]20世纪的欧亚主义者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最远：与大多数精神前辈相比，他们对东方文化以及俄罗斯文化中东方血统的承认和尊崇要更多。但无论是从其论述的动机，还是具体内容来看，他们的“对话者”仍牢牢锁定为“西方”，“东方”只是对应于作为标准的“西方”而建构出来的。См.：Казнина О.Евразий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 идей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 Философский контес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20-1930-х годов.М.：Наследие，ИМЛИ РАН，2003，c.214-227.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东方”与“西方”本来就是一组相对成立、边界不断漂移的概念。而俄罗斯的特殊位置，更容易造成这组概念的意义模糊。本文对这组概念的使用，侧重表示文化心理层面上对“自我”与“他者”的一种指认、区分。索尔仁尼琴在自己的作品中也采用了这一表达方法，参见本书第三章。
[5]相关分析详见以赛亚•伯林：《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与民族意识》，收入《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
[6]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5页。
[7]详见C.H.布尔加科夫：《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关于俄国知识阶层宗教特质的思考》，收入《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41页。
[8]参阅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28页。
[9]关于西欧思潮与俄罗斯文学观念之间复杂关系的论述，可参阅以赛亚•伯林：《艺术的责任》，收入《现实感》，第221～268页。
[10]以赛亚•伯林：《辉煌的十年》，收入《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155～156页。
[11]关于苏联时期这三股文学潮流的发展概况以及相互关系，可参阅：Кормилов С.И.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ХХ века （20-90-е）：Основые именa.М.：Изд.Моск.ун-та，2008，c.9-54.第二节未得解释的索尔仁尼琴之谜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1918～2008），不仅来自上述传统，更有意识地以之自省、自勉。在他的文学和政论作品中，我们可以不断读到他对“知识分子”意义的界定，读到他作为一位俄罗斯作家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甚至，由于民族历史被暴力革命和极权政治粗暴改写，索尔仁尼琴还付出了更多努力去追溯和续写上述辉煌传统。如研究者已经注意到的，他几乎是在刻意地强调自己和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1]的联系。这些文学前辈被他视为坐标，帮助其确定自己的位置。而和他们一样，索尔仁尼琴的声名最终也远远超出了俄罗斯疆土和纯粹的文学领域。事实上，他成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除了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外，他还在1983年接受了坦普尔顿奖，被人们视为东正教的“国际形象代言人”；而索尔仁尼琴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更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意涵表现到了极致。他对“古拉格群岛”的揭露在冷战“铁幕”两端都造成了巨大震动，诸多左派人士因其而改变立场。从1970年代开始，数位美国总统与苏俄最高领导人都曾主动提出与其会面，以就美苏关系、俄罗斯改革等问题寻求意见（当然，有的也仅仅是借此表达某种姿态）。至于作家晚年领衔倡导的诸多思想，也被认为已经成为当今俄罗斯联邦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如此显赫的地位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索尔仁尼琴的普遍认同。恰恰相反，他可以说是俄罗斯历史上所受评价最为两极化的作家之一。如爱德华•E.艾力克森（Edward E.Ericson）在一部索尔仁尼琴研究专著的开篇中所指出的：
在他第一本书出版后不到十年，便受到世界各地的热烈赞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渊源深厚的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块瑰宝，甚至是全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之一。他的作品早已被收录在世界文学巨著选集，同时，他也被人以最强烈的言论攻击和诽谤。在俄国境内，他受到最高的赞扬，也受到最体无完肤的痛骂；在西方的评论中，对他也是毁誉参半；然而在这许多的痛责之中，无意间也常会流露出对他[2]的赞美。
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而奇特的接受反应，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太过戏剧化，其思想立场几番摆动：作为一名真心信仰马列主义的苏联军官，他在1945年突然获罪，并被从东普鲁士战场直接遣送回国，劳改八年（加上流放是十一年）；而到了1962年11月，凭借一部揭露性的短篇小说，这位曾经的古拉格犯人突然又以“解冻先锋”的姿态，闯入了苏联文化、政治圈。他不仅被吸收为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成员，还一度被提名为列宁奖候选人（1963年）；然而，短短几年之后，这位“官方文学”代言人已经成为最让苏联政府头疼的人物之一。1973年《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被克格勃查获，随即开始在国外印行，轰动世界。一直到1974年被驱逐出境前，索尔仁尼琴都“被视为和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并列的、富有英雄气质的持异见者和自由主[3]义者”；也正因为如此，他接下来的一次转变，似乎过于突兀，引起的争议也最大——流亡西方后不久，索尔仁尼琴相继接受了各国采访，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开始言辞激烈地批判起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人们突然发现，这位古拉格斗士根本不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可[4]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他的声望在西方急剧下降，连苏联领导人都因此而大感放心；而索尔仁尼琴形象的下一道裂缝，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此时的他被尊为“俄罗斯解放事业的启动者”，在西方的二十年中他也一直预言苏联极权会从内部崩溃。然而，当崩溃真的发生、自己也终于能重回故土时，索尔仁尼琴却又一次出人意料地选取了“反动”立场。他不断对俄罗斯的“自由化”进程提出批评，政论中多有不合时宜的悲观论断。他拒绝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授奖，却从2000年开始发表支持普京铁腕新政的言论。在许多自由派人士看来，这位前古拉格囚犯对前克格勃成员（普京）的公开支持，显然是晚节不保、思想倒退。而对于缅怀苏联帝国雄风的人而言，这却代表了曾经带头搞垮了国家的索尔仁尼琴在生命尽头的真诚忏悔。
一个人的思想会随着生命经历的丰富而发生变化，这并不稀奇。但像索尔仁尼琴这样，屡屡在重大问题上急转、前后形象截然对立的，却不常见。如何对之进行解释，也成为相关研究的难点与重点。最简单的一种解释，莫过于从索尔仁尼琴的“主观”原因出发，认为他因为集中营的经历而患了“迫害妄想症”；或者认为这个人喜欢沽名钓誉，每一次都习惯性地做出批判姿态，走到哪儿反抗到哪儿，哪怕言[5]论自相矛盾也在所不惜。这样的解释实在太过随意。至少，很难想象一个“疯子”或者“轻浮之徒”，可以在已经获得举世盛名的情况下，隐居一隅，用数十年的时间潜心创作一部煌煌千万字的历史小说《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Повествованье в отмеренных сроках）。而且，从传记资料来看，索尔仁尼琴在发表许多言论（包括1978年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哈佛演讲）之前，已经知道自己会让听[6]众大失所望，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但他仍坚持要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并无“博取声望”之意。更为重要的是，索尔仁尼琴的许多尖锐批判，都已经被证明是“有的放矢”，而非故意危言耸听。例如“古拉格群岛”的存在。不少左翼论者确曾希望通过将索尔仁尼琴判为“疯子”，推翻他的所有证词。但苏联解体至今披露的大量档案文[7]献已经让这种争论本身变得毫无意义；又如由他最先揭露的“二战中的最后一个秘密”，即“自由”、“人道”的西方国家应斯大林政府的要求，将大批自愿逃离苏联极权的避难者驱逐回国，这也等于将他们直接送进了古拉格。在他之后，西方史学界已经多有相关论著问世。[8]而索尔仁尼琴关于俄罗斯命运的一些“预言”，曾经遭到西方俄罗斯专家的一致嘲讽，最终也都被事实验证，包括苏联自身的崩溃，古拉格系统培育的罪犯将控制俄罗斯经济，而西方方案不能解决“新俄[9]罗斯”的问题，后者的全面康复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等。这些已经足以证明，索尔仁尼琴不断进行反抗的原因，绝不像上述论者揣测的那么肤浅。反倒是关于他的这种肤浅的阐释从未停止过，这件事本身提醒我们，索尔仁尼琴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言说传统，在今天已经不被视为“常情”、“常态”。这也大大增加了他被理解的难度。
即使仅仅是为了让描述这样一个人物成为可能，人们也会很自然地去寻找他思想中的连贯之处。于是，在另一种解释模式中，研究者指出，虽然在不同时期的反抗程度有所不同，但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主要敌人一直是极权政治；而从流亡开始，西方现代政治、文化成为他猛攻的对象。因为拒斥西方模式，他也连带对新时期的俄罗斯改革提出了批评，并大力支持普京的铁腕统治。这样，以流亡至西方为截点，索尔仁尼琴形象被整合为了两部分，至少显得不那么“支离破碎”了。而剩下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如何解释与弥合这前后两段了。论者纷纷从索尔仁尼琴后来的立场出发，回过头往前推，发现他其实早已有一些对西方的批评。只是置身于恐怖极权中，这并非他当时论说和斗争的重点，而他的西方听众，也完全为其抗暴英雄的光环所吸引，并未对这些批评予以足够的重视：索尔仁尼琴流亡后发表的、引发西方一片声讨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以及收入论文集《来自巨石之下》（Из-под глыб）中的文章，都是他在苏联时就已经完成的。又如，早在1967年接受采访，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剧本《风中之烛》（Свеча на ветру）时，索尔仁尼琴便提到：“故事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国家，一个非特定的时期，主人公们有着国际化的名字。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隐藏我的想法。我希望处理发达国家的道德问题，无论这是资本主义或是社[10]会主义国家。”而剧作的主旨，恰恰是他日后在西方大加发挥的，包括对物质、科技的迷信，精神信仰的缺失等。在该剧1973年的英文版中，导读作者也引用了上述采访。不过，他仍然选择将索尔仁尼琴的话看作一种谋求政治安全的“伪装”，强调剧作选取的材料实际[11]上“有明显的苏联特殊性”，针对的只是苏联现实。这真是典型的“听者无心”了。只有到了西方，与苏联政治也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索尔仁尼琴对西方的各种批评才日益公开和激烈，人们也才注意到他的这一立场。
按照这种解释，索尔仁尼琴本人对西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突变”。他的思想，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共时地存在着不同层次、路向；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受到的“刺激”不同，他强调的侧面有所不同（读者的聚焦点也不同）。相较于第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模式显然更有解释效力。麦克•斯卡梅尔（Michael Scammell）在1984年推出的索尔仁尼琴传记（Solzhenitsyn ：A Biography），即以这一思路写成。这部上千页的著作，材料非常翔实（其中包括传主本人提供的不少一手资料），首次厘清了此前苏联与西方关于索尔仁尼琴生平的许多讹传。而作者也从一开始即着力呈现索尔仁尼琴个人气质与思想的多个面向，为其到西方后的言论埋下伏笔。此书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平复了索尔仁尼琴的“背叛”给西方读者带来的“震惊感”。它也被此后的西方研究者视为“任何一个想严肃地思考索尔仁[12]尼琴的人都必须读的一本著作”。
然而，如果过分强调索尔仁尼琴面貌的一贯性，而将一切变化归为他“策略性的进退”，或者读者一时的“被蒙蔽”，也会出现解释方面的漏洞。索尔仁尼琴并非专业学者出身，而且长期生活在一个对“知识”进行严密控制的国度。很难想象，他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对各种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形成了完备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作为“当事人”，他根本无法预知自己将遇到哪些问题。他很难预知苏联“解冻”与持异见者运动的结局，也不太可能是带着现成答案来到西方，或者回到解体后的俄罗斯的。研究者从终点开始“倒带”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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