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周恩来学做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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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周恩来学做人试读：

内容提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100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英国元师蒙哥马利说，周恩来“是一位敏捷和清醒的思想家，有非常令人愉快的性格，高雅的幽默感，总的说来，他是一位有高度才智、非常令人喜欢的人物，而且有动人的风度”。西萨摩亚总理利洛菲第四称，周是世界上“一位最出色的政治家，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着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精神，这两个少有的品质。”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则称，周恩来是一个完人——而这也是人们公认的评价，人们一致认为周恩来人格是最高层次高尚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典型。

周恩来的人格将永放光芒！《跟周恩来学做人》一书，旨在让我们继承周恩来总理这一独有的宝贵精神遗产，更好地开拓自己的成功之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并且以此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序　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接触过周恩来的人，无不为其非凡的人格所折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周的外表给人以待人热情，非常坦率，极其沉着而又十分真挚的印象。”“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100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英国元师蒙哥马利说，周恩来“是一位敏捷和清醒的思想家，有非常令人愉快的性格，高雅的幽默感，总的说来，他是一位有高度才智、非常令人喜欢的人物，而且有动人的风度”。西萨摩亚总理利洛菲第四称，周是世界上“一位最出色的政治家，在他的身上完美地结合着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精神，这两个少有的品质。”法国前驻华大使马纳克则称，周恩来是一个完人——而这也是人们公认的评价，人们一致认为周恩来人格是最高层次高尚完美的理想人格的典型。正像一个学者所指出的：“虽然世界上没有完人，没有不存在缺点的人，但相对来说，周恩来确实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比较完善的典型，中华民族的最好美德几乎都体现在他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他的伟大一生中充分反映了出来，在人们心中树立起无比崇高的形象”。这些无不说明，周恩来的人格具有无比的魅力和巨大的影响力。“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恩来不仅以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功伟绩名垂青史，而且以其伟大的人格光耀千古。

所谓人格，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思想性格等内在的综合素质及作为其表现的行为模式。周恩来的人格是马克思主义与中西传统文化美德的结晶，是共产主义人格的具体化。概括起来，周恩来的人格特征包括以下几点。

一、公忠：这是周恩来立党爱国的核心。热爱祖国、热爱民族，是他从小就有的品德。早在十三岁时，周恩来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语。此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便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和信念，并且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尤其是“文革”期间，周恩来同志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忍辱负重，苦撑危局，这不仅在当时产生了积极作用，而且为以后粉碎“四人帮”铺平了道路。

二、仁爱：这是周恩来的道路之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道德人格的“核化”。他一生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祖国的前途是念，披肝沥胆，义无反顾。而这一切都源于其仁爱之心。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劳苦大众获得解放，所以他献身于共产主义也是为了使人民摆脱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而过上幸福生活。

三、诚信：这是周恩来的为人之本。在中国，没有哪一个人像周恩来那样得到了人民由衷的热爱和敬仰。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克·威尔逊说，周恩来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台湾、香港和其他国家受到中国人的爱戴和尊敬。是什么使周恩来获得了如此广泛的人民、甚至他的敌人由衷的敬意呢？除了前述的仁爱之外，那就是他待人的诚信。

四、谦逊：这是周恩来的人格之光。在长达五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虽然一直处在最高决策圈内，但无论是对于领导还是群众，无论在工作顺利还是遭遇挫折时，周恩来都一贯地表现了谦逊的态度，从不居高凌下、盛气凌人，也从不骄傲，从不居功，相反在工作中出现失误时，他总是首先自己承担责任，而不诿过于人或文过饰非。这也是他赢得许多人尊敬的原因之一。

五、宽容：在这一点上体现了周恩来的处事有度。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是周恩来的重要品格之一，但在“宽于待人”即宽容上，他也不是一味地迁就，而是有分寸的，掌握着一定的“度”，这就是不违背原则——在不触犯原则的情况下，他总是对人宽容、与人为善，而在原则性问题上却决不让步。

除了以上五点之外，周恩来还具有清廉、民主、无私、睿智、博学笃行、求真务实、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平易近人以及“施恩勿望报，受施慎勿忘”等优秀的人格特征。

周恩来的人格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环境影响、学习与实践磨炼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中培养出来的。嗣母的仁慈笃学，孕育了他温文尔雅、好学上进的性格；生母的热心助人和办事干炼，影响了周恩来一生的为人处世；家境衰败、生活艰难养成了周恩来克勤克俭的生活习惯。经史子书滋润并充实了周恩来对中国传统道德人格的吸纳和修炼。其中儒家的德治、仁政、礼义、爱人和孝悌等政治伦理观念；墨家的举义、尚贤、兼爱等学说；道家的德化、柔和、俭约、无私、寡欲等主张；法家的法治论述；无不对周恩来起着潜移默化的浸染与熏陶。“五四”时期由西方传来的科学、民主思想，以及周恩来搜索阅读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对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与确立，都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除了在观念上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人格资源，周恩来还特别重视在实践中磨炼、培养和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他自幼就以中国先哲的道德格言督促自己，如“克己恕人”，“自新不己”，“坚韧精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在上学期间，他一直重视“修身”课程，而这一课程对他也影响至深，如他一生都属守着南开的人格教育：“立志、敦品、勤勉、虚心、诚意”。投身革命后，他更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奉行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信念和原则。他号召人们学习毛泽东那种“中华民族的谦逊实际；中国农民的朴素勤勉；知识分子的好学深思；革命军人的机智沉着；布尔什维克的坚韧顽强。”而他自己也始终身体力行。他赞扬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而这也正是他自己言行的写照。总之，周恩来继承了东西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作了改造和发展，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共产主义人格。

老子讴歌柔弱胜刚强的品格，将其形容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司马迁称颂尧之为人，并且说：“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而将这些话用到周恩来的为人处世上也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说善于究察事理是哲人风范，而善于洞悉、驾驭人情、并且做到以情感人是圣人的品格，那么周恩来就是集二者于一身的共产主义圣哲。

周恩来的人格将永放光芒！让我们继承周恩来总理这一独有的宝贵精神遗产，更好地开拓自己的成功之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并且以此使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

第一章：正义立身

一、跟周恩来学立志

宋代著名的儒学大师朱熹说过：“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的确，一个没有志向的人，就像大海中不知航向的船一样，只会东突西撞，而不知该向哪一个方向，哪一处去努力，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志向是人的终生目标。一个人只有确立了终生的奋斗目标，才能把有限资源和力量集中于一个方向，使之发挥最大功能，产生最大效益，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小的方面说，只有有了终生目标，才能依此制定某一时期乃至某时某地的具体目标，这样才能不做或少做无益于实现具体目标的无用功，从而提高行动效率。这就是说，有了目标，才会有较高的效率。同时，“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的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高尔基）。”所以不仅立志是人生的第一大要务，而且应该像周恩来那样“立大志”、“志当存高远”。

1910年秋天，年仅13岁的周恩来由于投奔伯父而转入奉天东关模范小学。开学没有多长时间，一位兼教修身课的姓魏的校长在讲授“立命”一节时，问同学们：“诸生为什么而读书？”有的回答“为明礼读书”，有的回答“光耀门楣”，也有的说“为了家父而读书”……

最后，这位魏校长叫到周恩来，同学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这个插班的新伙伴，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起来，用洪亮而坚定的南方口音说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位魏校长听了不由得一怔，他教书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未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有如此远大的抱负，他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然而他并没有听错。13岁的周恩来有这样的表白，也不是偶然的。

周恩来的故乡在淮安，这里城东街有一座关天培祠堂，是少年周恩来常去的地方。关天培生于淮安，曾任广东水师提督，在鸦片战争中因英勇抗击入侵的英军而血战虎门炮台，但终因寡不敌众与四百将士一起壮烈殉国，人们在血泊中找到了他的一条腿，送返淮安安葬。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自己的民族英雄，修建了这座庙宇，在庙宇里悬挂着一副林则徐亲笔写下的挽联：“六载固金汤，问何时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共坎土禀，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少时的周恩来每当徘徊此地，凝视着关天培的塑像和这副如泣如诉的挽联，心中就不禁波澜起伏，他敬仰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期冀着以后也能像关天培一样为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0年春天，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离开淮安，远去辽东。在沈阳火车站下火车后，伯父曾指着东至陆军医院、南到公园花墙，北达七马路的一大片繁华地区，对他说：“没事不要到这里来玩！”“为什么？”周恩来疑惑地问。“这里是外国租界地，惹出麻烦，没处评理。”“那又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华不振啊……”

当时的周恩来心里又是疑惑，又觉不可思议。“中华不振……”伯父的话长久地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后来心里很是好奇的周恩来，便背着伯父约了一个同学闯进租界地。目睹了一位衣衫褴褛的妇女在中国巡警局的门前，正向一个中国巡警哭诉亲属被洋人车轧死了，中国巡警不敢处罚洋人，却把受害人的家属训斥了一通。虽然围观的中国人深感不平，但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劝慰死难者家属去找慈善救济会……。

周恩来这才体会到“中华不振”那句话的分量。从此，他暗暗地立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周恩来像在东关小学一样胸怀大志、品格高尚和勤勉好学，这一时期，他曾写过一篇作文《尚志论》，充分表明了他已有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认识和见解。他认为，青年人不仅要立大志，还要立正确之志、高尚之志，这种志向不应从个人私利出发，而应当从大局出发。

在《尚志论》中，他写道：“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划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抱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诞，希望者尚志是也。”“然则志固尚已，而弊亦随之生焉，彼志在金钱者，其终年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赞营不以为耻，此志插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万私于个人矣。”

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面对中国内忧外患的局势，他决定东渡日本，寻找祖国富强之路。

8月，周恩来曾从天津去沈阳，探望了自己的伯父伯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两位老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8月30日，他在母校奋笔疾书，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简短几语，铿锵有力，生动地表达了周恩来宏大理想和坚定信念。临行前夕，他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七言绝句，拜别自己的祖国：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的字里行间，充分表现了年轻的周恩来报效祖国的一腔热血，也表达了他希望打破旧社会的桎梏，创造出一个光辉灿烂的新世界的迫切心情。而周恩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振兴所建立的不朽功业正是由于这种远大志向而促成的。

理想和信念是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是内在动力、精神支柱、前进的方向和力量的源泉。确定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也就决定着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决定着他的前途和未来如何。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周恩来少小就胸怀大志，在《尚志论》中他明确写道：“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那么具体当立何志呢？他在日记中进一步作了论述：“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所以他“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并且为同学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时。”周恩来早年志向的特点主要有两点，一是“大”，二是把个人志向与祖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他能够使自己的志向升华到“立在共产主义”，并且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立大志，并且把个人向与祖国人民相联系是周恩来成为一代巨人的逻辑起点。

二、跟周恩来学仁爱

孟子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这就是说，仁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本性之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秉持的德性。儒家伦理要求我们人人都应具有仁爱的品德。而从功利方面来说，我们也应该做到这一点，墨子再清楚不过地阐明了其中的原因：“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仁爱是周恩来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品性之一——并且这是他的本性，不是出于功利而为之。他的其他许多优良品质如设身处世地为他人着想、宽以待人和热爱人民等都由此生发的。正因为仁爱是他本性中固有的品质，使他不自觉地就流露出来，并且自然地去关心爱护别人，所以才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和友谊，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35年1月中旬，一个雨后的拂晓，红军部队行军到贵州省桐梓县松坎镇。忽然，从路旁树林里传来了呻吟声。周恩来立即停下来，向树林里走去，原来是个负了重伤的红军战士，浑身污泥，躺在树下。

周恩来蹲下去，摸摸他的头，叫警卫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亲自慢慢地喂他喝，周恩来又轻轻地抚摩着他的伤处，问他疼不疼，能不能走。那伤员坚强地说：“能走。”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周恩来急忙按住他，说：“你伤势过重，怎么还能走呢？”

他挽着伤员，回头叫道：“把担架抬来！”担架来了。周恩来把伤员扶到总部给自己准备的担架上，又把一床毛毯盖在伤员身上。

1947年，中国解放军在陕北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激战。飞机不断轰炸，炮声隆隆，伤员陆续从前线抬下来。毛泽东指示机关工作人员组织临时救护站，给伤员裹伤换药，烧水煮饭，周恩来亲自检查督促救护工作的进展情况。他站在村口大路边，关切地注视着每副担架上的伤员，不停地走向前去安慰伤员。

他看见副担架停在村口，急忙走过去，轻声问伤员：“同志，你伤着哪儿啦？”“唉，大腿打坏了。”伤员说。“疼得厉害吧？”周恩来疼爱地说：“不要难过，到了医院，过几天就会好的。”他焦急地催促着抬担架的老乡，说：“请你赶快把他抬走吧！”

那老乡叹了口气，指着躺在树下的一位农民说：“这担架是我们俩抬的，他突然病了，剩下我一个人。村里的人都支援前线去了。一时找不到人抬……”

周恩来一听，马上叫警卫员扶那位生病的老乡去医务所。

他自己走到留下来的老乡面前，说：“来，咱们俩抬吧！快抬到前面的村里去，别耽误了时间！”

那老乡见周恩来消瘦的面容，有点犹豫。周恩来催促老乡，一同抬起了担架。

由于飞机把道路炸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很不好走。周恩来怕伤员再受痛苦，尽力地把担架端平，额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淌。

担架上那位受伤的战士，眼望着这位新来的抬担架的人，感到有些面熟，但不知他是谁。后来机枪连的战士们赶了上来，争抢着抬担架，换下周恩来。周恩来和那位伤员分手时，又亲切地对伤员说：“同志，好好养伤，不要着急。再见！”

受伤的战士，望着那慈祥的面容，看着周恩来远去的身影，急切地问抬他的战士：“刚才抬担架的那位首长是谁？”

战士说是我们政委。“不，你骗人，他像是周副主席。”战士笑笑，没有说话。那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用了化名，要保密。到了村里，当那位受伤的战士听说是周副主席，激动得从担架上坐了起来，抱住战士呜呜地哭起来：“哎呀，真是周副主席啊！请你们回去给我捎句话，就说我永远忘不了他。我养好了伤，马上回前线。”

周恩来对于同志，无论职位高低，他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战争年代，他在行军途中给警卫员挑脚上磨起的水泡；在和平时期，他给在雷雨中站岗值勤的战士送雨衣；在战争年代，他曾亲自为生病的普通战士连夜请医抓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也曾为革命功臣、知识分子问病求医。而这些都是他真情的流露，是其仁爱之心的自然表现。

周恩来的仁爱不仅表现在对待自己的同志、亲人和朋友上，而且也表现在对待国外素不相识的人上，他甚至在面对不仁爱的行为时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1956年他访问巴基斯坦时，东道主安排参观一家刀片工厂。他看见一个瘦弱不堪的童工，目不转睛地用10个指头像机器一样地不停操作。周恩来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愤然对厂长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怎么能将人当机器使，这是不把人当人嘛！”他越说越激动，脸都涨红了，厂长不敢再介绍了，连声称是，还用盘子盛着一大包刀片作为礼物送给周恩来，表示敬意。周恩来径直走到那个童工身边，将刀片转送给他，慈爱地对他说：“这是送给你的，祝你一切都好！”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此印象极深，他认为再没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更能表明周恩来的人性美了，周恩来忍不住发怒的反应也闪烁着魅力的光辉，而这种光辉就是“仁爱”的体现。

一两千年来，仁爱思想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感情状态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仁爱是我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被称为“中国固有的精神”。周恩来与众不同的是，他比一般人更自觉地行“仁”，用“仁”，成“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应该说，周恩来在这方面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足资仿效的范例。

周恩来所继承和发展的仁爱，远远超过儒家提倡的“全德”。这并不奇怪。孔子是历史唯心主义者，而周恩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孔子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周恩来则生活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社会；孔子“信而好古”，要求春秋乱世回到文、武、周公时代的“小康之始”，进而臻于尧舜的“大同”盛世；周恩来则着眼于未来，力图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小康”，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同”。

无数的事例说明，周恩来自身即是“仁”的优化，又是“仁”的超越。他的思想情操既脱胎于“仁”，又高于传统意义的“仁”；他在传统意义的“仁”中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升华为无产阶级的“仁”。这是周恩来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完善，与社会变革相结合的传统模式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修身、立党、治国、世界大同的无产阶级辩证模式。这是周恩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

对社会来说，周恩来行“仁”所追求的，不只是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价值，而是以其为基础促使社会变革向更高层次发展、即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迈进。就主观世界而言，他行“仁”所追求的，不只是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而是将这种完善的人格在对应的关系中（个人与集体、领导与被领导、人与人之间）加以推广，作为促使社会主义变革向最高层次迈进的必要杠杆，使个人人格不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所以说周恩来行“仁”超千古，因为自孔孟以来，从未有人像周恩来那样，将仁爱与个人修养和社会如此紧密相连并统一于一体。

孟夫子不远千里去拜访当年威震六国的梁惠王，两人在辩论义、利关系之后，话题转入战争胜负的原因。孟子引用“仁者无敌”4个字劝说惠王多为老百姓做好事，说人民拥护你，就会无敌于天下。但他在这个场合没有把“仁者”何以“无敌”的道理说透。仁者所以无敌，是因为“仁”为“全德”，“仁”涵盖着一切道德品质，“仁者”是拥有一切道德力量的人，所以他是不可战胜的。周恩来既然是超“全德”的人，对于对手，他当然是无往而不胜的。

三、跟周恩来学诚信

周恩来从小就崇尚诚信。1916年他在南开中学一篇夺得头魁的比赛作文中，即以《诚能动物论》为题，极言诚信之道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言简意赅，不但反映了周恩来研究儒、释、耶经典著作的功力，而且函盖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有关诚信的微言大义。同时他又以遏制不住的愤怒抨击与诚信相反的伪诈对国家、对民族所造成的危害，从历史的视角揭露“以其一手欲掩天下耳目者，实不啻作法自毙。以诈为利，以伪为真，卒至自覆自败，与人以可讥可耻之据”，然而周恩来断言“虚伪可以惑少数人于终世，惑人类于一时而决无惑世界人类于最长时期也”。统治者妄图驱众人之“生命脑力，以供彼一二私人之指挥，其智可悯，其愚不可及也”。这篇获得“含英咀华”奖牌的文章，不过1320字，一气呵成，“以孔、耶、释之教诂题，大含细入，高挹群英”，“见识高超，理境澄澈，而通篇章法，复极完整合作也”（两位国文评审老师评语）。

周恩来写作此文时，虽然只有18岁，若以他此后60年的所言所行加以检验，竟无人可以指出他的一言一行有悖于诚信理念。周恩来终生践履、举行“诚信”二字，仁人志士乐于与他共事合作，上下左右愿意团结在他周围；凡是与他交往的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友是敌，他都推诚相见，赢得友谊；党赖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避免分裂；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得以转危为安。他更以诚信在国际上打开新局面，传统的外交史，演出了多少尔虞我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闹剧、丑剧。外交只有利益、实力，难道还有信义可言么？周恩来用他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1972年9月28日下午，周恩来在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会谈中，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开端。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随即，周恩来应田中首相的请求，为他题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字，田中首相也亲笔写了“信为万事之本”加赠周恩来总理。

中国传统美德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信”。《论语·卫灵公》中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大意是说：孔子的学生子张问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到处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正直坦率讲信用，做事要忠厚而诚敬。做到这样，即使到边疆落后地区也可以。做事虚伪欺瞒，敷衍轻慢，就是在本乡本土，又怎能行得通呢？”就是说人有信而立，无信则不立。周恩来所以能在国内外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这和他在外事交往中恪守信用有很大关系。世界上可以有人反对或不相信周恩来的信仰，但是没有一个人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诺言。“诚能动物”，言哉其言！倡斯言者，其魅力之为功，亦大矣！

周恩来从来是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对周恩来“说话算数”美国人感受最深。

1950年6月下旬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后，到9月中旬，“联合国军”开始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进攻，直打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着中国东北地区的安全。

9月30日，在全国政协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周恩来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3～24页）

10月3日，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转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坐视不顾，中国“一定要管”。周恩来的这项重要的警告预先也通报给了英国驻北京的外交使官。

美国人用冷战的眼光看待中国的警告。他们把这种警告当作是外交宣传伎俩而置之不理。美国人同样用意识形态的观点评价印度大使潘尼迦，把他看作是一个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而对他传递的信息嗤之以鼻。对此，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0月3日，国务院收到了许多封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约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迦，并且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从莫斯科、斯德哥尔摩和新德里也打来同样的报告。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和这个报告有关的潘尼迦先生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不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美国的军事情报分析也推测中国的介入是不可能的。它分析说，中国共产党人害怕同美国交战，中国国内的反共势力正在发展，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相继失败，如果介入战争的话，将有可能依赖苏联的援助并且将使满洲的控制权丧失给斯大林，等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进入朝鲜使杜鲁门极为震惊。在他的私人信函中，他大骂“常胜将军”麦克阿瑟，因为麦在几天以前还向他担保说中国人决不敢出兵。

美国人实实在在地得了一个教训：“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只不过代价过于昂贵，那就是使他破天荒地在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协定上签了字。

196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访路过巴基斯坦，在同阿尤布总统会谈时，针对美国不断派出大批飞机对越南北方狂轰滥炸的严峻局势，要求巴方转告美国：美国扩大对越侵略，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如美国对中国进行轰炸，这就意味着战争，而战争不可能有界限，美国从空中来，中国就从地面上出动。阿尤布总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慎重复述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要点，以求准确无误地转告美国。1966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又将上述谈话概括为四句话，让该报公开报道出去。这四句话是：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尽管美国侵占了中国的台湾省，中国仍在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任何国家遭受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予支持和援助的。三、中国是作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管来多少人，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就不会从陆上出去吗？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这一次，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对周恩来的警告充耳不闻了。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降级，并且在整个侵越战争期间始终未敢将战火扩大到北方。

周恩来办外交，始终坚守着中华民族“诚”“信”的传统美德。“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已成为中国外交的鲜明形象。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至少在和我们的接触当中，中国外交家证明是完全可靠的。”“他们信守协议的意义和精神，正如周恩来喜欢说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也许是这一点在基辛格脑海里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的缘故，他在《白宫岁月》中很有理念地写道：“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和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在不断地处理一些问题；骗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

真诚，是周恩来对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他一生结交了无数“挚友”、“诤友”，成为他们最尊重和信任的共产党人。这是因为周恩来一贯尊重朋友，对他们以诚相待，真正做到了与他们肝胆相照。甚至他还以其真诚感动了他的敌人，使之化敌为友，所以正如《周恩来传》的作者，英国著名作家威尔逊说，他甚至赢得了他的敌人的尊重。

在为统一战线工作制定的《守则》中，他把“谦诚的态度”列为第二条，要求“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他历来强调对朋友“宜采取严格的态度，批评宜真诚，”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建国后，他多次强调各党派间要相互商量，彼此要推化置腹，要有基本的信任，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朋友。“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进一步地要求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这样才能体现真诚，才能真正做到以诚待人，处理好双方的关系。他还对”设身处地作了详尽阐述：任何一件事，都要先想一想对方的处境。你能做到的，他不一定能做到，你能勉强他吗？强加于人，就会丢掉朋友，甚至把他推到反对我们一边去。所以和非党人士交朋友，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一件事，不能凭主观，首先要替对方设身处地想一想。强加于人不行，人家不愿意而加以嘲讽，那是思想作风上的错误。正因为这样，著名工商届领袖胡子昂说：各方面人士一和他接触就敬服他。

对待外国朋友，周恩来也是以诚相待，体谅朋友的困难，帮助解决问题。中日建交前，日本的一位政治家来访，在同周恩来会谈时介绍了回国后向新闻界谈话的口径。周恩来听后表示：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要说得含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这席话使对方深为感动。这位日本政治家对陪同人员表示，从政几十年，从未遇见像周总理这样为他人着想的人。他还说：“没有一个外国政治家像周恩来总理那样在日本各阶层人民中有那么多朋友，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

笃诚的另一方面就是守信。在国际交往中，周恩来坚持“说话算数”，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种风格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使朋友感到可以信赖，使对手不敢掉以轻心。

第二章：高尚品格

四、跟周恩来学谦逊

1955年9月29日，在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上，陈毅边向周恩来行军礼边用战争年代的习惯称呼道：“周副主席！”叶剑英却叫他为：“我们的总参谋长！”此时贺龙笑着纠正说：“啊！他就是我们未授军衔的元帅！”大家众星捧月一样围着周恩来。原来当时很多人都曾提议，毛泽东应授大元帅，周恩来、邓小平应授元帅。但三人都明确表示不授军衔，理由是现在是和平时期，又都担任党和政府要职。周恩来听了三位元帅的话之后，仰天大笑，挥手说：“不了，不！我只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为诸位元帅当后勤。”

周恩来历来就是这样，谦逊过人，毫不计较个人名利，甘当同事的后勤、助手、人梯。他认为人之所以能立足世界，须依靠公众的扶持，所以“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因此，他总是甘于默然地去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青年时代，他品学兼优，在各种活动中都是活跃分子，他谦虚、谨慎、埋头苦干，从不显示自己。他看不惯那些自我吹嘘、追名逐利、爱出风头的人。他在一篇《论名誉》的作文中写道：一个人应该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决不能存在“邀名之上”，而应当用正义来衡量它的轻重。1914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三人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这个会的宗旨是“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该会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茶话会，组织会员进行参观、郊游和旅行等活动。会员最初是20多人，后来逐步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工作开展用了极大的努力，但他却积极推举张瑞峰担任会长、常策欧担任副会长，自己则担任智育部长，这种甘当人梯、甘当助手的风范，在周恩来以后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仅一直保持着，而且表现得愈益鲜明，构成其处理同级关系艺术的独特风格和最显著、最光辉的特征。

英国作家威尔逊曾这样描写周恩来：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一个来自上海的实际上并不知名的工联主义者、船工领袖成了总书记。但实际工作是由李立三（负责宣传）和周恩来（最初负责组织工作，后又负担军事）分担的。周决定充当李的‘得力助手’，工作上与之紧密配合，使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得以在中国振兴，但让李居于更高的正式职位，这就为周今后在中国政治中的升迁树立了一个模式。”“李越来越被他自己作为‘中国的列宁’（这是他亲自在周面前用过的词）的个人威望所迷惑了。与这种妄自尊大相对照，周既不关心个人的权力，也不关心个人的名誉。他只关心所能做的事情的实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反对李的党的领导地位和为什么他能在权力空间中生存如此之久的原因。”“1930年初夏，周再次被召到莫斯科，朋友们把这看成是最后提出要给他加‘冕’。他一下火车就立即被想了解中国情况的俄国人包围了。由于感情容易冲动的文学家瞿秋白和歇斯底里的蛊惑人心者李立三已失去了信任，周就被当作中国唯一明智和老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受到他们的尊敬。7月，周应邀向苏联党代表大会发表讲话——这是少有的荣誉，而且是第一次给中国人以这种殊荣。斯大林对他非常欣赏，赞扬他在处理军事和情报工作方面的一贯优良成绩，并夸奖他的才能和政治眼光。并指望他在9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改组中国党的领导。瞿秋白正在筹备这次会议，但没有周，瞿是会议主席，而周带着他的一贯特性成为第二把手”。

关于这次会议中周恩来的表现，聂荣臻元帅回忆说：“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以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周恩来是如此的谦逊、大度、无私，尊重同事，甘为人梯，谁不愿与之合作共事？事实上，与他合作过的人，无不钦佩他并以与之共事为荣。

周恩来两次留洋，都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正式大学取得学位，但是，学识的取得，却不能完全以此为标准。在日本时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到了欧洲时，他又在给国内的亲属的信中表示：“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听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留学的目的“唯在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正是这种求学的目的和态度，使得他留洋并没有把目光仅放在入学校啃书本、取得学位上，而是努力考察西方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探求解救中华民族的真理。

我们回溯周恩来曲折、艰辛的求学历程，找不到他有博士、硕士或学士学位，也没有哪个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毫无疑问地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问题的“大知识分子”，是一个集革命者和学者为一身的人。

但对自己的来历，周恩来却作出极低的评价。

建国初期的1950年7月11日，周恩来应邀出席在新中国环境中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他作了《跟着新生的力量走》的讲话。在讲到如何“确定我们的工作岗位”时，他谦虚地对大学生们说：“很惭愧，我是中学毕业生而不是大学毕业生。从这一点讲，我无法体会你们的心理。但是作为一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从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上来谈这个问题。”

1951年9月29日，他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讲《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又从剖析自己的学历开始：“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今天在你们这些大知识分子、大学同学面前讲话，还有一点恐慌呢。”

在这些“大知识分子”面前，周恩来只是幸运地说：“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的。”1962年3月他在广州谈“知识分子问题”时，也只是说：“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国的总理，在年轻的大学生和大学教师面前，却感到“很惭愧”、“有一点恐慌”。这种谦逊，恐怕是古今中外领袖人物中极少有的。

周总理从来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相反，他常常说，我是个中学生。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时，常常说，我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这个话，总理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他与知识分子谈话，或者在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讲话，总是先做自我批评，讲自己的错误，讲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即使谈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是设身处地地讲，而不是像个局外人居高临下地指责。

个人能做到谦逊，已属不易；能做到让贤，就更难了。古人崇尚“允公克让”，意思是“推贤尚善”。传说中“推贤尚善”的典型人物是尧，“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孔孟则推崇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为他“三以天下让”，成全了侄子文王，自己则南奔东南，披荆斩棘，断发文身，创立东吴。他的后裔、春秋时期的季扎也有三让之德。楚昭王据说也有五让之誉。西汉代王刘恒，在朝中平定阴谋篡夺刘氏天下的诸吕之后，被迎立为文帝。他到了长安，在群臣面前，一再推让。他向西让者三，向南让者五，故有五让之美。汉文帝的“五让”开创了汉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他们让贤的结果，都使国家兴旺发达，所以受到后世称誉。

周恩来三让毛泽东，使全党团结一致，终于取得全国政权。谦逊的性格和作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和自律的结晶。孔融让梨的故事，无疑根植于小恩来心灵之中，对他产生终身的影响。他在南开组织的业乐群社，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都是担任职务最多的人，实际上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但他总是将第一把手的职位让给别人，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总是将一切成绩归功于组织，归功于大家的努力，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他这种任劳任怨的谦逊态度，嬴得大家的敬重；大家都乐意团结在他周围，根据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直成为他投身革命后持之以恒的风范。

虚心学习，自我改造，表示了周恩来的谦逊胸怀。他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学习精神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生活学习；不但向中国人学习，而且向外国人学习，甚至向反面教员学习；他不但学习前人和后人的间接经验，而且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由于他抽不出时间进行集中的学习，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就是把工作当做学习对象。工作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工作。所以他的工作质量高，学习成果大。他还喜欢采取讨论的工作方法，事实上也是辩论的学习形式；真理越辩越明，既提高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所以他说：“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不耻下问，向群众学习是周恩来自订的修养原则之一。他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从不隐晦自己的缺点，有了错误，再三检讨，并在实践中改正。工作中有什么失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总觉得自己也犯过许多错误，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好，不能满意。他是党内领导人中自我批评最多的人。可是他说，他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犯了错误就检讨改正，不但要把犯错误的包袱丢开，还应该公之于众，得到大家的帮助。他的品德清澈如水，他的人格透明似镜。谦逊，使他胸怀坦荡；谦逊，使他无私无惧；谦逊，使他心扉敞开，从谏如流；谦逊，使他滤尽思想杂质而升华。

周恩来从学生时代起，就很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在南开读书时，便注意了解学校和社会；在欧洲留学时，就对英、法、德的工人状况进行调查，“虚心调查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他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要求“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建设事业，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谦逊，使他踏实。

周恩来终生坚持谦逊为人，他的谦逊作风也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他少年谦逊，老年也谦逊；他对领导谦逊，对普通干部和群众同样谦逊；他工作顺利时谦逊，遇到挫折时仍然谦逊。有的人在奋斗中谦逊，一旦功成名就便骄傲起来，不可一世，最终落得个悲剧的下场。这就更显得周恩来品德之高尚，形象之伟大！

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是个英明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洞察秋毫，通达事理。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站得高，看得远，方向明，立场稳。他看人，看事，看问题，看形势，总是看得清，看得明，看得准。尤其是在同阴险狡诈的敌人或两面派作斗争的，更显见他的机智与灵活。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国民党的谈判如此，建国后同苏联、美国、日本等国谈判时亦是如此。他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似乎没有什么谦逊可言。但他凛然而不盛气凌人，给对方以回旋余地；词严而不疾言成色，给人以教益；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反对者信服，折服。英明中流露着谦逊，这是周恩来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周恩来足智多谋，精明善断，具有过人的决策才能。他在几十年间，不仅参与中央许多战略决策，而且在他领导的工作中作过不可计数的重大决策。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仅深谋远虑，善于决策，而且具有实现决策的组织才干。他集“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帅才将才于一身，体现了制定决策与实现决策的密切结合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精明强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的统一。他善于同群众商量，能以谦逊的态度博取众长，英明与谦逊的统一，是他的魅力的另一种表现。

周恩来的英明蕴涵着谦逊，谦逊中显露出英明。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易近人；他深谋远虑，从众而又出众；正是“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谦逊使他的英明愈加光辉，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明使他的谦逊更加感人，更使人乐于接受他的教诲，心悦诚服于他的领导。谦逊不同于歉卑，也不只是谦和忍让，更不只是谦恭礼貌。谦逊不是消极的不争，而是积极的进取。谦逊为他的英明提供了用之不尽的“能源”，为他的英明开拓思路，开扩视野，开辟新的天地，使英明不断发挥作用，显示更大的力量，取得更大的成就。

谦逊是周恩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统一的体现。他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主要不在于他的职位和权力，而在于他的谦逊品德。他将辩证法融会贯通于心灵之中，辩证思维成为他的自然思维运动。他在谦逊中显露的英明，在英明中显露的谦逊，自然而亲切，正是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天然运行。这样的谦逊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谦逊而产生魅力，更是少见！

五、跟周恩来学律己

律己即自律，是道德践履的重要手段。道德往往表现在义利或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不道德的做法是舍义而取利，道德所要求的做法则相反，即舍利取义——这就必然要求“克已服义”即要求律己。律己不是表现在口头上，或想象中，而是表现在行动中，表示在对实际利益关系的处理中，所以律己是道德践履的手段。没有律己，就没有道德践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律己往往有一个由有意识到无意识的过程。在道德修炼中，通过长期的律己，使道德观念化为自己固有的信念，即有意识的道德行为转化为无意识的道德操守，就可以使律己由有意识转化为无意识，由自觉转化为自发，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境界。如果说在道德领域的各个方面都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了。虽然这样，但他仍然反对在修养上、在自我改造上的停止论观点，这更显示了他的伟大。

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把修身当作第一等重要的事情，修身其实就是改造，名不同而实一致。尽管周恩来和传统士大夫在改造的形式、内容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但精神气质却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自强不息，做时代的道德楷模和人格代表。

周恩来从小喜欢读旧中国流行的小说，他的嗣母陈氏更是为他明辨忠奸，如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事迹，讲秦桧、洪承畴等卖国贼的罪行。这些历史故事在他幼年的头脑里印象深刻，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同时，他从这些读物和故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培养了正义感。

他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就善于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经常帮助一位姓吴的老校工扫地烧水。有一次，这位老校工病倒了，周恩来去看望他，把身上仅有的8个铜钱塞到他手上，并安慰他：“您把病治好，身体结实了，同学们看到也会高兴的。”在少年周恩来的心灵里，已发育起仁慈厚道、充满人情味的精神追求。

后来，他到南开求学，东渡日本，考察欧洲，乃至万里长征，八年抗战，转战陕北，直至建国以后，他一直保持着这种仁慈厚道的品格，不能不说是接受了传统文化熏陶的积极影响。

他有“吾日三省吾身”的认真态度，1943年，他在重庆领导整风学习时，曾结合自己的特点与需要，进行严格反省，有针对性地写下了7条《我的修养要则》。其内容是：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地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就得用严格的规范和信条来约束自己、激励自己和调节自己，自备一副炉锤，锻造至美品格，有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周恩来的上述修身要则，真正做到了：刻苦自励，强调知行合一，注重自省自察，扬长避短，纠偏就正。并且，这些修身要则，在他的一生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翻开《周恩来选集》上、下两卷，他那对人不溢美，对己不诿过，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品格，清晰可见。其中，《我的修养要则》，《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论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论知识分子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等，就是有代表性的几篇。

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仅在党内讲得很多，而且在党外也经常讲。解放前夕，他对出席青年团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是不很好，不能满意。”

50年代初期，他在怀仁堂作过一次报告，参加人员是北京、天津两市各高校的教师。这些教授和研究人员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会场，以为共和国的总理亲自“训话”，可能要发生严重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他在谈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时，竟在大庭广众之中谈起了自己的家世：“我祖籍浙江，先辈们长期在江苏做官，所以人们称我是江浙人氏。要论我的出身，说得好听，叫书香门第，而实际上就是封建官僚阶级。因此，我从小也接受了家庭的各种不好的影响，并和大家一样接受过旧教育。后来，看到民族危机，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参加革命。革命30年来，做了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跟斗，碰过钉子，可见参加革命后，仍然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改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也还要继续学习和改造。”

他还说：“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在说话或者写文章时，如果不经过冷静地思考，旧的东西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他用这番感人肺腑、解剖自己的话，与在坐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共勉：“我们今天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立场，这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人民立场。”

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一下子缩短了高级领导人和普通知识分子的距离，实现了心灵沟通和情感交融，使听者感到句句讲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共和国总理如此严格要求自己，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为什么不能洗涮干净呢？1956年，清华大学的一些老知识分子入党时，无不谈到周恩来这个报告对自己思想觉悟提高所起的促进作用，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从一些琐事也可见周恩来的风格，吃饭交钱，这是周恩来的规矩，在任何场合都不破例。有一次，因为时间比较紧，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瑞霭想先帮周恩来把账结了，免得到时过于仓促。于是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总理，你慢慢吃，不要急，我去结账。”“什么？我周恩来吃饭，你张瑞霭付钱？”“不过块把钱的事，有什么关系。”

张瑞霭边说边迈步，这时周恩来用筷子朝张瑞霭脑门一点：“那么旁人知道了，会怎么想你怎么看你呢？”听周恩来这么说，张瑞霭只得作罢。

周恩来从来不拿也从来不吃不属于他的东西。尼克松访华，坐的是周恩来的专机，因此，机上配备了各种礼品——茅台酒、云烟、景德镇瓷器、苏州刺绣等。尼克松离开上海去日本，周恩来返回北京途中，他对杨德中（当时的总理办公室主任）说：“飞机上的东西，我们谁都不能拿，不能慷国家之慨。”“那自然，那自然。”杨德中边点头边回答。

周恩来又目视着张瑞霭说：“你张瑞霭也不能慷国家之慨。”张瑞霭也说：“坚决照总理的指示办。”

以前民航班机上总备有小礼品和一些糖果点心，赠送给每一位乘客，总理专机也不例外，服务员小王发现周恩来爱吃水果糖，有一次下飞机前随手抓了一把，塞给卫士小张，让他带给周恩来。回来后，小张喜滋滋地把糖掏出来，放在一个小盘子里，端给周恩来。“总理，吃糖。”“嗯？你从哪里弄来的？”看到糖，周恩来果然很高兴。“小王给的，她说是你爱吃，让我带把回来吃。”“我怎么就要特殊呢？应该拿的礼品，我们不是都有了吗？”周恩来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了。“不就是块糖嘛。”小张不以为然地说。“问题不在于东西多少。别的旅客都有吗？没有，可我们有，这就是特殊！”

在紧接着这次“糖果事件”之后的一次飞行任务中，周恩来把张瑞霭叫到跟前，一本正经地说：“瑞霭，你知道小王、小张他们为我搞特殊化的事吗？”“你指的是那把糖吗？”“看来你是知道的。我乘你们民航的飞机也是普通旅客，你们不要给我特殊待遇，那样就脱离群众了。你回去跟小王、小张她们几位说说，以后再也不要特殊对待我啦！”

这一次周恩来走了几个地方，最后从上海返回北京。

飞机停稳后，周恩来步下舷梯，走向早已等候着的“红旗”牌小轿车。卫士小张正往车上装行李（周恩来外出总是自带行李，他用别人的被褥睡不着觉），周恩来一眼发现行李中比去时多了一个红包。他忙收住脚步。“小张，你倒是由小包换成大包了啊？”“上海带的鸡毛菜。您很爱吃，就……”小张慌忙解释，连话都说不顺溜了。“付钱了没有啊？”“就这么点，顶多吃两顿。”“嗯，又是白拿。算啦，既然已经带来了，回去算一算，记上账，下次去别忘了付钱给他们！”

周恩来看到小张总是带笑的圆脸布满了愁云，所以给了他一个台阶。从此，卫士们兜里多了一个小账本。周恩来到的地方，当地领导总是要送点土特产，但他们知道周恩来的脾气，而且卫士的路子也不通，就悄悄送到飞机上，让服务员转交，卫士无可奈何，只好让上账，下次付钱。

地方送的东西，并非一概收下，如果是上海的鸡毛菜、广州的荷兰豆之类的瓜果蔬菜，当然是不留也得留，否则就烂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一律如数退还。

周恩来身为国务院总理，几十年来，他从未白吃公家一顿饭，白拿公家一块糖。张瑞霭说，我们耳闻目睹总理的廉洁作风，无形中自己也养成了不贪便宜的习惯，可谓“近朱者赤”吧。

还有一次，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开席不一会儿，秘书拿了一份急件匆匆赶来，为了尽快处理这份文件，周恩来不等宴席撤下来，就在饭店要了一间客房。等那文件批阅完，周恩来才轻轻地舒了口气，但紧接着就咐咐他的卫士老张：“去结账吧。”“怎么？我们用了不到一个钟头，还要交钱？”老张大惑不解，嚷了起来“这一个钟头，也许就有客人要住这间房呢，这不就让我们搅了他们的生意了？”

听周恩来讲得这么头头是道，老张只好去付钱。可北京饭店经理不干了，他直接找到周恩来：“您批文件也是办公事，怎么能自己掏腰包呢？”“我还用了你们的厕所嘛。”

经理拗不过，只好作罢。老张按规定交了十五元钱，并开了张发票，留作周恩来下月工资里扣除的凭证。

周恩来一直住在中南海西花厅，那是一座老式的旧平房。由于多年失修，油漆脱落，墙壁乌黑，房柱破裂，窗户千疮百孔，天气冷时，不得不用旧报纸来裱糊挡风。

一次，《人民日报》记者金凤写了一条重要新闻，周恩来看过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在我办公室等着。”这时天忽然下起大雨。金凤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周恩来去请示毛泽东，忽然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

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盛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当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了吗？”秘书点点头。金凤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几亿人口的大国总理，还身居漏室呢！

由于房屋潮湿，周恩来常闹腿病。办公室和国务院总务部门，多次提出要修缮周恩来的住房，并拟定了修缮计划，但周恩来就是不同意修。他说：“这个条件比起延安的窑洞好多了。”还说：“我们经济条件还困难，又在抗美援朝，怎么能为了我花这个钱？你们想都不该这么想！”

1959年，趁周恩来外出，有关部门对他的住房和办公室作了一些必要的修缮。虽然这次修缮并不特殊，也不豪华；只是添了一些必要的办公和生活用品，但周恩来回来后，严厉地批评了工作人员，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吊灯等，凡能搬走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周恩来才进去办公。

他对主管这项工作的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对我是最热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是只听人说没什么，就只修了应该修的，其实不同的意见肯定也是有的。而且，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为什么不想到？现在呢，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住吧，你们不安。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身教重于言教，周恩来的领导艺术是彻底实践这个原则的象征。

周恩来认为过好“五关”是做人的根本，1963年，周恩来65岁了，算是老年人了。当年对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进行多时了，然而党内外仍然出现一些不正之风的苗头，这使他内心感到很不安，于是就自己这一生的经历，作了一次小结。5月末，他专门召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的会议，作了关于过好“五关”的报告，要求广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认真对待，严格要求，一步步地过好“五关”，才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职责，把国家建设好。此后他还多次对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民主人士和自己的亲属们，不厌其详地讲过这个问题。

过“五关”是周恩来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自我思想改造的必经这道。所以过好“五关”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

周恩来所说的“五关”，第一是思想关。过思想关就是思想改造，是解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也就是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人是有思想的。想什么，就是个大问题。想得不对，做的不对，就会犯错误。怎么办？要一件件去想，一件件去实践，一件件去改正。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知过勿惮改”。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思想改造就要求一件件去端正自己的思想。要做到不落伍，永远感到不满足，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时时前进；不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周恩来认为，过好思想关要联系自身的阶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士农工商学，甚至还有资本家，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一定的阶级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反映在人们的工作环境和人们所接触的事物中。现代社会，情况就更复杂了。人的思想都受各种关系和各种事物的影响。思想改造就像空气一样，人人都需要。周恩来以自己为例说，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家庭，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长期做过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同美国都打过交道（当时同美国有关系，可能构成政治问题），接触党内外的人和事也很多，社会关系可复杂了。他说自己虽然已经成为一个革命者了，也算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但是还不能说、也不敢放松思想改造。而且他还再三表示，愿意带头进行思想改造，过好思想关。他提出一个有名的、终生履行的口号：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领导核心成员中，只有周恩来联系自己提出如此鲜明的自我完善的要求。

第二是政治关。这一关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实质上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立场是抽象的，却随时随地体现在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国家观念等重要方面。而且，立场是不是站稳了，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还要在长期的实际过程中表现出来。不要以为政治关是当官的、从事政治工作的事。大家都知道，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人民的事，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无不同一定的经济、也就是政治相联系，无不反映一定的立场问题。当然，党员还有一个党性问题。党性是什么？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对一个党员来说，指的是他的政治立场，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他是不是大公无失私，是不是为人民服务，而且还要看他的革命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是人人都有党员的党性，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第三是社会关。新中国是从旧社会脱胎过来的，旧社会的所有弊病都带过来了，情况特别复杂，改造社会的任务特别艰巨。请看，国家解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在毛泽东时期，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人的思想改造好了吗？旧社会改造好了吗？改革开放了，又增加了新的社会问题，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各个机关团体中间。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旧习惯势力还没有清除掉，国外一些腐化堕落的东西又乘虚而入，影响你，沾梁你，侵蚀你，腐化你。1963年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一个北京城到处都可以见到旧的习气。事隔50多年了，北京城仍然处处弥漫着旧习气的臭味。可见改造旧社会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对于旧习气，是你影响它，还是它影响你？如果你的思想没有改造好，你不但不能影响和改造社会，反而会被影响，被腐蚀。所以周恩来说人和社会互相改造，是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切勿掉以轻心。

第四是亲属关。人人都有亲属，不只是直系的，还有本家，还有亲戚。同社会关系一样，亲属关系也中一个互相影响的问题。周恩来的直系亲属比较简单，他的本家亲属却很庞杂，更不必说还有其他亲戚朋友了。他说我们家庭的亲属关系很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旧观念，怎样才能带领全家投降无产阶级，是个大问题。他曾召开一次家庭集会，对二三十个亲人说，我现在就要领你们去向无产阶级投降。他说我经常谈封建家庭，是要批判它，否定它；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不是消灭亲属，而是挽救他们，将他们改造成为亲人，真正和人民群众同爱憎，共甘苦，心连心，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他说过好亲属关要依靠社会力量，由社会去对亲属进行锻炼和改造。他呼吁领导干部，“首先是我在内的407个人（当年国务院正副总理和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做出表率，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就不好交待了。”他以历史为例说，秦始皇建立的王朝，亡于他溺爱的二世，三百多年的清朝则亡于“八旗子弟”（即清朝全军将领的子弟）。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封建社会，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多了，切忌造就一大批少爷小姐、太子公主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甚至断送党和国家的前途。

第五是生活关。生活有物质的与精神的两方面。物质上周恩来要求人们知足常乐，不要贪得无厌，要使艰苦朴素成为一种美德。个人节约，就会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将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国家富强了，个人生活也就好了。精神上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周恩来不赞成一天到晚搞政治斗争，不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他要人们的生活更丰富一点。文体活动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修养，要把教育寓于文体娱乐之中。他反对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糟粕，不能让没落的、颓废的东西来败坏我们年轻的一代。

这“五关”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而且不能割裂。思想关、政治关固然重要，周恩来特别强调的，却是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因为这三关在中国的社会基础特别深厚，过不好这三关，其他的都谈不上。要同传统所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过好这三关是关键。周恩来这个报告虽然是对党政领导干部讲的，其实对所有的人都适用，因为没有人不同这“五关”相联系，对肩负未来的青年人尤其重要。只要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数能过好“五关”，也就不至于出现解放初期从未有过的大范围党风和社会风气败坏的严重情况了。

周恩来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为了处理好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他自觉地过好“五关”，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和教育。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在日益发展变化的形势面前，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地观察事物，分析情况，判断是非，正确处理问题，不断攀登人生的高峰，创造人生的辉煌。

周恩来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人生宗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靠坚持不懈的磨炼才能确立的。所以他十分注意修身养性，严于律己。

周恩来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并且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作为自己的修养要则。特别是在处于执政党地位的条件下，他自觉地把过平民百姓式的生活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要求别的干部做到的，都率先垂范，以身作则。

周恩来不仅自己严格遵守制度纪律，克己奉公，而且还严格要求亲属，不准利用他的关系搞特殊化。周恩来经常教育晚辈“人生靠奋斗而生存，不凭关第自奋起”，勉励他们立志做普遍劳动者，他的侄辈中没有一人因亲戚关系得到特殊照顾。

六、跟周恩来学奉献

无私是一种以某种共同利益（如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中心，使个人利益服从于服务于共同利益的思想品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自我牺牲。无私必须以某种信念或信仰为基础，是一种高层次道德。无私通常所依赖的信念是“为人民服务”、“为祖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等等。当个人利益与某种共同利益发生冲突和矛盾时，无私就要求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共同利益，所以自我牺牲是无私的表现。但自我牺牲并不是要求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是在非常时期，非常条件下，如抵抗外敌等，才要求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一般来说，自我牺牲只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已。无私和自我牺牲精神是周恩来同志的重要品质。他不争名、不争利，多次把党的第一领导权让给别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与中华民族的振兴，以至无子无女；他对自己的亲戚严格要求，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权和私利，自己也廉洁奉公、两袖清风，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的感人事迹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东西。

如周恩来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到医院看病以及探亲访友，都算作私人用车，坚持自费。他几十年不间断地提醒司机记账，每逢办私事，总忘不了提醒司机：“老杨，这段路交费了没有？”

有一次，周恩来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中南海西南海西花厅先去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轻轻拍拍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

每当工资发下后，周恩来必定要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

有一次，周恩来的侄子和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伯伯、伯母，晚饭后出来已经七点钟了。一位工作人员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糟糕，可能已经开演了。”这位工作人员问明情况后，就请司机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

这件事被邓颖超知道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把这位工作人员叫去批评了一顿。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说：“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周恩来又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记住，这是不允许的。”

周恩来身居高位，可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亲朋好友谋取半点私利。他常常检查自己，就连常人看来极为正常的生活小事也不放过。“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同王明当年的行为有某种相似之处。党的领袖毛泽东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占据合法领导地位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情况异常复杂。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其所能挽救危局。单从个人讲，前者不失为上策，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1966年12月间，他在与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心声：“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若撑危局的内在动力。

在当时那种局面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但当风暴袭来时，周恩来用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在他所控制的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和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1971年9月，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落实党的各项干部政策，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工作，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这种斗争极为复杂艰难，周恩来确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单凭勇气不行，还需要进行一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在毛泽东能容忍的范围内采取正确的措施。

1972年，周恩来提议在“两报一刊”的国庆社论中写上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掉了这一内容。周恩来并未放弃自己的努力，他又针对极左思潮在各个领域的危害，从正面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无产阶级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时，周恩来还要以沉默来表示自己的抗争，在忍辱负重的周旋中，等待历史的转机。他深知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党和国家的安危大局，言行稍有不慎，不仅于大局无补，而且会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打倒他的口实，从而给国家造成更大的不幸。人们很难想象，周恩来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时期，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他以重病之躯担负着常人难以挑起的重担，还要经受林彪、江青一伙的精神折磨。他们几乎在每次会议上都对周恩来进行集体围攻，出难题、找岔子、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进行无休止的纠缠，甚至把国民党特务诬陷周恩来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也拿来当作进攻周恩来的炮弹。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机智的斗争。

周恩来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不仅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迂回曲折的斗争上，也表现在默默地承受着同志们的误解上。对周恩来委曲求全的做法，有的同志不理解，甚至误解周恩来，谭震林就曾在一封信中不无怒气地表示：“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侯，等到何时？”对同志的误解，周恩来不做任何解释，坚信人民和历史最终是会理解自己的，自己目前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当谭震林在外不慎摔伤时，周恩来委托当地负责人加以照顾。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及谭震林的近况后，周恩来抓住时机，立即写信给当时的主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出来”，在周恩来的督促下，谭震林不久便回到北京。

周恩来的一生，就意味着只有奉献，没有索取，只有大我，没有小我，只有献身，没有苟安。一言以蔽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言；“我不再追求什么个人的幸福，我的幸福就在大家的幸福里头；我不再追求什么个人的要求，我的要求就在大家的要求里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周恩来一生多次出生入死，经历了无数险境，却始终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同样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周恩来一生忘我工作，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抱病操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最能体现周恩来忘我献身精神的是他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相忍为党，完全将个人荣辱名利得失置之度外，依然胸襟坦荡、无怨无悔地为党和人民利益在逆境中苦斗。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豪言，掷地有声，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无私精神和敢于自我牺牲的铮铮铁骨。综观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周恩来真正达到了“以一人共睹天下，将天下纳于一身”的无我献身，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最高境界。

七、跟周恩来学坚韧不拔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互相冲突愈多，愈艰巨，矛盾的破坏力愈大，而心灵仍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越显示出根本性格的雄厚和坚强。”这句话对于我们认识和培养意志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意志正是在矛盾和冲突中才能表现出来，同时意志也只能在对矛盾和冲突的克服中获得锻炼和发展。

意志的培养和锻炼不可能是理论上的、设想中的，因为虚构的设想中的矛盾和冲突对主体没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不能对立主体产生实际的作用。只有在实践是遭遇实际的困难或障碍，才能在主体的心灵上产生矛盾和冲突，才会为意志发挥作用提供机会和条件，并通过矛盾和冲突而锻炼、培养意志。所以应该在实践中、在实际中，在对困难和障碍的克服中去锻炼、培养意志。意志在不同情况下有多种不同表现，如顽强精神、耐心、韧劲、克服困难的坚强、坚事实上不移。自控能力等等。这些都需要在实际锻炼中去培养。爱因斯坦说过，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重要。在科学史上，居里夫人发现放射性元素镭就是有力的证明。而周恩来同志在一生的革命与建设中，尤其在文革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意志力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也为这一真理提供了例证。可见培养坚强意志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

1972年，周恩来患了癌症。当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7个年头，党和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周恩来尽管处境十分困难，但仍抱病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古稀之年，承担了超负荷的工作量。主治医生再三恳求周恩来，你应该停止工作，服从治疗，最起码也要减少工作。“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周恩来说。“这么多的工作，我不能为一个人健康而扔下不管呀！你们只要看看国家面临的现实就明白了，你们这番好意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可是，我还不能放弃工作去治疗……”

从1974年1月至6月，周恩来除去医院检查身体和因身体无法支持外，工作日共127天，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就有5天；连续工作30小时1次。如2月9日工作了20小时，10日起床后，一直工作至12日凌晨3时45分。3月6日，他办公12小时后，体力实在坚持不住，只好躺在床上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5月6日，他连续工作了18小时，刚睡40分钟，就被叫醒去钓鱼台，随后，只休息3个多小时，就一直工作到8日凌晨4点半。

一次，仓促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子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

周恩来也是血肉之躯，他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这期间，曾连续4次发生缺氧症状。医生和邓小平等人再也不允许他这样拖下去，他才同意住院动手术治疗。

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都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按原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了正式会谈。医生们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5月31日，他又强撑着身体，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

6月1日，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到办公室，向大家说道：我就要住院了，我暂时向你们告别了，你们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多年来，你们和我在一起，工作都很好，我不在的时候，也要保持这个工作作风。工作人员都含着眼泪低下了头。接着，他向秘书们口授了6月1日后对这批文件的处理意见，这才住进了医院。

10月底，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知道自己不久别于人世了，但他也知道国内政治情况异常险恶，党、国家和人民都处于危难之中。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还要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因此，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咬紧牙关，一声不吭，任一滴滴冷冷的汗珠，不断地沿着他的额头滚落下来。在这样的时刻，他丝毫也没有悲观、烦躁情绪。相反，他配合专家、医生及护士，进行各种复杂、甚至是痛苦的治疗。有时看到送饭的护士情绪低沉或面带愁容，他还强打精神面带微笑地安慰他们几句。尽管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但他总是坚持多吃一点。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便又念叨着：“二！”……

12月中旬，周恩来已处于弥留状态，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这时，他已经不能进食，甚至喝水也不能够，完全靠输液维持生命。就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还是工作和他人，唯独没有他自己。12月20日，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还把罗青长叫到床前，谈台湾问题。其间，他两次被剧烈的疼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抱歉地说：“我实在太疲倦了，让我休息10分钟再谈。”随后，他又昏迷了过去。

从1974年6月1日住到医院至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40天就要做一次手术，癌症的折磨，使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有几十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仍然不停地找同志们谈话，接见外宾，参加会议，处理日常工作。

据统计，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它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这就是周恩来——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意味着把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同义语，他是受之无愧的。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而“改造”就需要战胜自己。老子说：“胜人者力，自胜者强”。由此来看，周恩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者”。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特征，周恩来自然也不例外。周恩来的一生，遭遇重重困难，挫折无数，但他从不气馁，从不畏惧，正如江泽民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周恩来知难而进，逆境奋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八、跟周恩来学求实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就是求实的理由。因为所谓求实，就是使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使主观符合客观。要做到求实，首先要尊重事实，即要有求实的精神和态度，是即是，非即非，不能歪曲事实，这是求实的前提条件。而这就需要多作调查。其次要尊重规律，即要力求认识规律，按照规律办事——这里重要的是怎样认识规律。认识规律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事求是”，对此毛泽东同志作过经典定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按照这种实证方法就可以找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再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就能够实现我们预想的目的。和其他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样，周恩来一直具有求实的精神和作风，并且他还对求实过程中的许多实践问题作过深入细致地探讨，这使他毖求实精神与民主作风联系起来，把通过民主作风获得真实信息作为求实的重要条件，从而丰富和具体化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思想。

1947年中央12月会议以后，周恩来派工作人员调查土改的实际情况，作战参谋张清化回到了临县三交镇。那里正在搞划阶级、定成份、斗地主、挖地财、挖元宝，在定成份时要查三代。

如果三代中有是地主或富农的，即使现在是贫农也要定成地主或富农，给工商业者定成份，大一点的铺子的店主，就定地主、富农，把铺子给分了。张清化觉得这样搞不对头，但他又不敢多讲，怕讲多了，人家给他扣上右倾帽子。

回到中央支队后，周恩来问他，到那里看到了什么情况？张清化说不敢讲，怕认识不准，讲错了会犯错误。周恩来说：“你有什么讲什么。”张清化问：“不会给戴个右顷吧？”周恩来说：“你讲，绝不会给戴‘帽子’。”

于是张清化就如实地汇报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和看法。后来，周恩来将先后了解到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经过研究，派人纠正了土改工作中“左”的错误。

1958年春天，周恩来亲临成都市西郊城乡友谊农业社视察。他询问陪同视察的当地负责同志，友谊社的耕地面积有多大？亩产量多少？每户社员每年的收入有多少？副业生产的收入情况又怎样？要求把这些账算给他听。

这位负责同志说：“我只能算老实账。”他的话立刻引起周恩来极大的兴趣，以赞许而又诙谐的口吻说：“是呀！我们都是老实人，就来算个老实账吧。”这位负责同志就按照周恩来提出的问题，逐一汇报，周恩来一边仔细听，一边叫秘书详细记录，以便回去研究，从中找出办好农业的规律性的东西来。

当周恩来到农业社办公室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六十岁的周恩来虽然徒步走了几个小时的路，还是那样精神抖擞，毫无倦容。他仔细地看了农业社里的账目，边看边算，不断地叮咛有关负责同志要坚持实事求是态度，一定要把账算准确，不能有差错，这样大家才会安心生产。

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恩来在二月二日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时，当听到下边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风、讲假话等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危害时，讲了一席发自肺府、切中时弊的话。

他说：“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要大家讲真话，首先领导上要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如果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风气一样了吗？你们的反映的情况我听起来觉得很痛心。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

作为一个高层管理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当然是很重要的。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靠听汇报过日子，这样的领导者只能是一个官僚主义者。然而，这并不是说，一个管理者必须事事躬亲，不能听汇报，相反，一个高层管理者，他所掌握的信息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听汇报”获得的。

问题的实质不是该不该“听汇报”，而是听什么样的汇报。要鼓励下属敢于汇报真实的情况，而不是虚假的情况。要听真话，不要听假话。这对于一个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来说，甚至比亲自深入实际了解第一手材料更重要。

1953年、1956年两度出现的冒进，使周恩来的思想认识由防止冒进深化到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冒进。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敢于抗大流”。

鉴于毛泽东一再强调反保守、反右倾，周恩来提出，如同在政治上为确保正确方向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同“左”、右倾两个极端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样，为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也须同保守与冒进两个极端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坚持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周恩来这样提出问题，其主要用意还是反冒进，实质是要为反冒进争得合法地位。

由于周恩来的种种努力，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出的报告，写上了急躁冒进是建设中极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并为1956年6月15日至3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所接受，反冒进开始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重视。

周恩来引用马克思的说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确定建设速度，“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除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

1956年7月3日到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磋商编制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五计划建议的新方案问题。

周恩来指出，制订新方案的方针“是为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方案冒进了”，第二方案也是不可靠的危险，指出：现在要精打细算，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是又一次把高指标大幅度往下降的促”退会议。

他认为，根据几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忽视人民生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教训，1957年计划在指导思想上，要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和制订1957年计划，必须坚持“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大二中全会所接受，接着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体现这一方针的《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在这个计划指导下，1957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也是实事求是，尊重科学，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模范。他的重要特点是注意实际，求真务实。他“从来不是一个狂想主义者”，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也从来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主张对复杂事物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找出事物的内在规律。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我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在“争于求纯”思想颇有市场时，他多次讲道：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结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还有第三种补充性的个人所有制，也可以允许有一点私营的，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是周恩来多次反复强调的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话虽简单，却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他多次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在党内急躁冒进倾向开始滋生并日趋严重情况下，周恩来不顾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敢于抗大流”，果断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并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努力。1957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1月30日，他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又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月6日，周恩来与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的严重问题，要求计委、财政部对计划要“压一压”。这就是所谓的“二月促退会议”。2月8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再次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并且指出，“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大大压缩了计委报送的“二五”计划草案，使“二五”计划成为一个既积极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在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又较好地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避免了重大失衡，使1957年的经济工作进入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可惜的是，从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错误的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在1958年春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更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尖锐地批评反冒进，说反冒进距右派只差50步远了，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面性错误。周恩来被迫进行检讨。结果，越批越“左”，批出了一个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左”倾错误，随之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导致共产风、高指标、高征购、瞎指挥、浮夸风盛行，教训是很深刻的。

周恩来注重实际，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风格，还表现在他积极提倡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一切好的经济建设经验等方面。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因此，他提出，我们要把”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周恩来还一再告诫人们：切不可目空一切，夜郎自大，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我们的确有些东西不如人家。对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的物质文明，优秀的文化遗产，都要批判地学习。对于闭关自守、以我为核心、盲目排外的虚无主义情绪，周恩来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1962年，针对我国文化界有些人中存在的认为中国一切都好，外国一切都坏，惟我独尊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在讲话中引用了一首讽喻诗：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舍弟向我学文章。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批评。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支持科技、工商界的同志发奋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经验，不管是出国考察、学习，还是引进技术、设备，都给予大力支持。他还提出了对于引进的技术，要坚持一用、二学、三改、四创的方针。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这些观点和做法都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一生最讲求实事求是，对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的事，他最厌恶，从不以虚假的东西来装饰个人、集体或国家的面子。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全国上下虚报浮夸成风。粮食放“卫星”，稻子亩产说有4万多斤，某市郊区一块“卫星”田甚至挂出了亩产10万斤的牌子！“大炼钢铁”也到处放卫星。如河南某县就放出了生产102万吨的卫星。对这些高产“卫星”，周恩来根本不相信。一次，某省有位领导同志打电话向周恩来请求：“总理，让我们也放个卫星吧！”由于周恩来胸中有“数”，因此他一个劲地劝那位领导同志：“你们别放了，不要再放了。”1969年9月30日，周恩来接到新华社送来的一篇报道稿，拟在10月1日向世界公布我国“报时”（即发布标准时间）的水平已跨入世界先进行列，要求周恩来审批。周恩来对此事非常重视，认为宣布一项世界水平，必须有严肃的科学态度。他当晚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会，调查了解情况。当他得知报道中所谓的“世界先进水平”是虚报时，当即决定：“这条‘新闻’不发表了，电台也不要广播。”1972年，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当他到十三陵游览时，有关部门为了装点“门面”，自作主张地安排一些青少年打扮得漂漂亮亮，假装在那里游览，并教他们在美国客人来到时装模作样地表示欢迎。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当着尼克松的面严肃地批评了这一做法。他说：“有人找来一些孩子们，把十三陵装扮起来，做出骗人的假象，你们的新闻记者指出这个问题，我们承认这是错误的。我们不想掩盖这个错误，当然也已批评了犯错误的人。”周恩来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为了克服当时日趋严重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合称“五风”），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周恩来更是率先垂范，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他不满足于看看书面材料，听听汇报，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向来自实际、来自基层的同志进行调查，并亲自深入到城市街道、厂矿农村，开展调查研究。1961年4月，他利用去广西与越南领导人会谈和去云南会见缅甸总理吴努的机会，沿途对武汉、南宁、成都、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农村工作进行调查。他曾在北京与市民一起挤公共汽车，体验群众乘车难的问题；他曾深入河北农村进行调查，并与社员同吃一锅饭，共同研究食堂问题；他曾深入上海里弄，了解市民居住情况；他还曾访问过杭州茶农，了解茶叶生产情况；深入海南岛橡胶工人中调查橡胶生产状况；到黑龙江视察，关心解决“犁后喘”问题。这种“踏遍青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和革命精神，是周恩来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体现，也为全党做出了榜样。

周恩来一生把“不尚空谈，崇尚实行”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十分厌恶那种光说而不去实行的人。还在青年时期，周恩来就把自己的求学方针定为“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解放后，作为国家总理，他尤其注意“做实事，求实效”的问题。他曾多次指出：“智慧常常总是穷干出来的，巧干出来的，当然是实干出来的。”1963年11月，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曾批评一些不以身作则的领导，以幽默的语言说：“部长、局长直到科长，都是长。到底是‘首长’呢，还是‘脚长’？首就是头脑。顾名思义，就是要用头脑，要思想领导，要带头实践，只说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众请教。当个长是不容易的。”周恩来还谆谆告诫青年人：“我们青年人不是要空谈，而是要实行。”要“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要求实学，做实事，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言与行相一致，知与行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周恩来的特点和风格。

第三章：为人之道

九、跟周恩来学用人

领导者要处理好同下级的关系，还必须做到知人善任，使下级真正感受到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就必须懂得用人的艺术，学会用人的方法，从而使上下级之间配合默契，工作起来心情舒畅。

选贤任能不坚持德才标准不行，过分苛求也不行。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古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全人”，既是自然界的普通现象又是人文学说的真理。中国有句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就说明对人不能苛求，太苛求了，就留不住人才。因此，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肚中撑船”虚怀若谷的气度，就很难与人才相处。现实生活中，常常见到一些领导者，身边虽人才济济，但由于缺乏容才之量，竟搞得矛盾重重，关系紧张。最后不是将人才调离，就是人才拂袖而去。协调人际关系艺术的大师周恩来深谙其中的真谛。

在周恩来看来，“求贤不求全”是第一要义，看人要看本质，看大节，看主流，不能求全责备。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传说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指旧币，折合人民币500元），不然就不去北京。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顾先生听了这个情况深为感动，向有关领导说明并无要高薪的意思，表示马上进京。他事后感慨地说：“我从周总理的身上看到了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大批“白专道路”，一度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混乱。针对这种情况，1961年6月19日，在一次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讲了一段精彩的话，阐明了他“求贤不求全”的用人观。他说：“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算‘白’。例如有个外科医生，开刀开得很好，治好了很多病人，只是政治上不大开展，因此就说他是‘白专道路’，岂不是荒谬？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5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爱才之心蕴含其中。

如果求全责备，要求贤者十全十美，全知全能，等于从根本否定了贤才的存在，因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提出这样的要求，说是纳贤，实则是拒贤人于千里之外，因为大凡真正有才干的人，都有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他们怎敢投入到你的门下呢？只有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容忍人家有弱点、缺点和过错，有容才的宽宏大度，才能产生影响力和吸引力，从而把各种优秀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并促使其更加勤奋工作。因为没有人不明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

对于一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周恩来一贯强调“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他说过：任何思想的发展都是无限的。新社会是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的。因而，一个人的出身问题，并不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依据，更不是识别人才的根本原则。一个人的德、才，只有在实践中，只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实践活动中，通过自己的实际表现反映出来。

北京某部队文工团有位女报幕员，仪表端庄，风度大方，嗓音圆润，特别受观众的欢迎。但是，这位女报幕员出身于一个反动军官家庭。沉重的家庭成分包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也严重影响到对她的使用。1955年肃反运动后，这个文工团的领导，从这位女报幕员的出身考虑，决定让她转业。这件事被周恩来知道了，立即作了如下批示：“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对于该同志的转业，应慎重考虑。如只讲成分，那么，我应辞去总理的职务！”接到周恩来的批示，文工团领导的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们重新研究了女报幕员的转业问题，决定让她继续留在部队，发挥其一技之长。

人尽其才，关键是一个“尽”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要使之尽其才，首先必须给他干适合发挥其才能的职位、任务。清代申居郧在《西岩赘语》中说：“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著；用非得宜，则才晦。骅骝马录耳一日而千里，然使其搏兔，不如豹狼，使能殊也。”善于按照人才的不同能级，把他们放在相应的岗位上，这是周恩来融洽同下级关系的诀窍之一。

在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根据米端绶机智灵活的特点，派她到党中央在上海设立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当老板娘。后来，米端绶主持的这个秘密联络机关为党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警卫员丁振愈，勇敢顽强，敢闯敢拼，周恩来派他到连队里当排长，带兵打仗。小丁后来果然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卢绪章有经济头脑，是块经商的好材料，又是共产党，再加上他那有利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周恩来派他去重庆“广大华行”当红色“资本家”。卢绪章不负众望，在环境险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成功地领导和经营、发展着“广大华行”，不仅为党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为党提供了大量的财富和资金。建国后，周恩来又让他领导进出口总公司，负责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打天下，变为治理天下。如何使那些戎马生涯、战功卓著的老帅们、将军们和民主人士一展其长，为新中国再立新功，周恩来颇费了一番心思。陈毅，人称儒将，文能治国，武能安邦，把大上海交给他管理，更能尽其才；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戒马生涯之余，喜欢玩乒乓球，锻炼身体，体委主任合适不过；傅作义，这位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特殊贡献的将军，曾在兴修河套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由他担任水利部长，当能胜任；解放前一直拒绝做官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德才兼备。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恰如其分……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身在海外，1949年9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可谓人尽其才，正像古人说的那样，勇者能竭其力，智者能尽其得，仁者能援其惠，德者能效其忠，共同在宽松的环境之下，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

人要尽其才，首先要得其位，但得其位，也不见得人能尽其才。常言道，“人无压力一身轻，肩上有担快步行”。给部属合理压担子，可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进取心，使他们不满足于现有的工作量、工作标准和工作成绩，费尽潜力，去进行不懈的奋斗。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下级，而是深层次的关心，是对下级的载培。

压担子，对年轻干部尤其重要。有些年轻干部，尽管有才干，可往往担心经验不足，威望不高，产生某些依赖思想，工作中缩手缩脚。要使他们尽快成熟起来，就必须放手让他们担当重任，放到第一线去施展才华。

1933年2月，国民党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又纠集70万人马，准备进行第五次“围剿”。“紧急动员，扩大红军，保卫革命根据地，捍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口号，成为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行动方针，一时间，掀起了青少年参军参战的热潮。短短的几天内，就有1万多青少年报名参军。中央决定，成立“少共国际师”。周恩来提名，调正在前线的肖华回总部，担任“少共国际师”的政治委员。接到调令，肖华顾虑重重，自己年纪太轻，只有18岁，缺乏经验，把1万多人交给自己，担子太重了。周恩来鼓励他说：“正因为你年纪轻，才叫你去嘛。年轻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只要认真地学习，经过斗争的磨练，就会逐步走向成熟。”

人的才能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善于在实践中帮助人尽其才，促进才能增值，才能获得下级终生的爱戴和拥护，这正是周恩来永远活在他的下级的心中的原因。

周恩来励人，不是空洞地喊几句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从具体的行动出发，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进而激发人们的进取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一九三四年九月，丁振愈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员。

这个小战士又机灵又勇敢。刚来的时候，写个“丁”字还要费好大力气，跟周恩来学习了几个月，就能写家信了。长征以后，碰到打仗，总想冲到战场上去。遇到敌机轰炸，他一点儿也不怕，一边掩护首长，一边还协助疏散部队。

周恩来看出来，小丁将来一定是个很好的军事指挥员。

一九三五年二月，部队过乌江前，一天，周恩来把小丁叫去，对他说：“你跟我工作快半年了，我看你很勇敢，不怕死，到连队里当排长，带兵打仗去吧。”小丁有些犹豫，害怕不能胜任，周恩来又鼓励他，开导他。小丁后来果然成为一名优秀的止挥员。

这件事表现了周恩来识人于未显之时的美德。从人才本身的发展看，人才有一个从“潜”人才到“显”人才的过程。

周恩来用人，善于根据人才的不同能级，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岗位上。特别是那些天下奇才、大才，只要他看准了，总是千方百计地委以重任，使之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七二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后，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危难中的中国呈现了新的转机。周恩来深知，邓小平雄才大略、治国有方，年富力强，必须给他更重的担子。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台上。邓小平出席联大，是经过周恩来的精心安排的，他要邓小平不仅在国内提高声望，也要在国际上提高知名度，以便与张春桥抗衡。

邓小平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嘱托。他面对各国代表，侃侃而论毛泽东割分“三个世界”的见解，团结了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邓小平的非凡才华，出色的工作，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在周恩来等人的一再推荐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在周恩来的极力推荐下，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又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月十日，又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敢作敢为的邓小平，一上台便身手不凡，他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

在一次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心：现在全党、全国的工作，都要以四化为大局，今后二十五年，我们赌咒发誓，要干四化这样一件伟大的事业。

听到这些，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心花怒放。他没有看错人，把管理中国的重任交给邓小平，这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步棋，算是走对了。

周恩来不仅善于用人，而且敢于用人，不论什么人，只要他看准了，总是大胆地委以重任。面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周恩来毫不避讳，对邓小平无限信赖，他想方设法使邓小平复出，并毫无保留地把国务院大权交给了他，这种敢作敢为的大无畏的气概和博大的胸怀，只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做得到。

十、跟周恩来学民主平等

民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国家制度，即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这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否定，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没有广大劳动者的民主，这就是说，在私有制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只有在社会主义中，人民当家作主，才会有真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而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一种彻底的民主思想。民主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在此二者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个人的民主精神和作风。这些就是有关民主的主要内容。作为个人的民主精神和作风，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有群众观点，尊重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其他各点都是由此而来的。二是要平等待人。既不小看职位低于自己的人，也不看大了职位比自己高的人。而这两者只是表现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即都是以职位取人。清朝李惺曾说：“人以言媚人者，但欲人之悦己，而不知人之轻己；人以言自夸者，但欲人之羡己，而不知人之笑己。”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不平等待人的害处。三是要能够和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广开言路，提倡争论，尤其是要能够听取相反的意见或批评。四是要能够遵守纪律，因为民主与法制、自由和纪律是对立统一的，既然要有民主，就要有法制和纪律，所以遵守纪律也是民主的一个体现。尤其对于领导者来说，以身作则地遵守纪律，本身就是对自己不搞特殊化，把自己视为群众的一员，而这才叫“民主”。周恩来具有彻底的民主精神和作风，无论在哪一点上，他都堪称楷模。

在摄影师的镜头里，除了接见外宾和一些政治性较强的活动外，平常的合影照很难在人群的中间找到周恩来总理；如果遇上周恩来与老朋友或普通劳动者照相，那就只能在后排不显眼的位置找周恩来了。

1961年7月1日这天，周恩来邀参加新侨会议的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同登香山，欢庆党的40周年诞辰。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文艺工作者能与总理以登山的形式共度节日，大家非常愉快和幸福，游得很尽兴。周恩来平时就与大家随和、亲近相处，这次登山过程中，他也像小年轻人似的兴致勃勃，使大家毫无拘束感。

在山上照合影时，艺术家们请总理往前排中间位置站。可周恩来怎么与不肯，他对大家说：“今天主要是你们，我只是你们中的一个。”

结果，站在第一排中间的却是谢添、孙维世、崔嵬、王为一、田方、蔡楚生等著名艺术家。

摄影师在镜头中，好不容易找到了站在第四排左起第三位的周恩来，只见他与大家肩挤着肩，平等愉快地站在一起。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当时的文化部领导夏衍、陈荒煤、徐平羽等等带“长”的人，也都随意地挤在了第三、四、五、六排。

在这一年，周恩来还与体育健儿们照了一些合影。4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我国乒乓健儿喜获丰收；男子团体获冠军，庄则栋、丘钟惠分别获男、女单打冠军。周恩来出席了为他们举行的庆功会，逐个为队员们祝酒。在照合影时，周恩来把上一届世乒赛冠军容国团让在了中间位置，自己却站在右数第二位，一支温暖的手还搭在了徐寅生的肩上，随意而亲切。

周恩来与服务人员照相也是很值得回味的。有一次，他在宾馆里与外宾会谈。为安排好外宾的伙食，有关方面特地抽调了北京饭店的厨师张荣林等人去服务。送走外宾后，周恩来考虑得很周到，特意提出要和参加服务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合个影。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都早早地站好等候总理，并把中间的位置留了下来。周恩来到后，见中间的位置空着，连忙说：“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站在中间呢？边上也可以嘛！”

说着，他就站在了边上，与厨师们站在一起照了像。

张荣林等人想：我们这些厨师，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伺候人的“下等人”；可是今天，国家的总理却和我们站在一起照像，而且还站在边上，总理多么谦逊、多么普通而伟大啊！

像这样的事，摄影师们经常能遇到，并亲身感受到周总理的谦逊和平等的风范。

1956年初秋的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当毛泽东将要与这位外国元首握手时，上百名摄影记者一拥而上。其中，有一位摄影记者为了抢拍两位元首的镜头，挤到了最前面，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竟从前面一位同志的肩上伸了过去，想以此为依托来进行拍摄。前面的这位同志对摄影记者的意思好象心领神会，一动不动地挺立着，直到记者拍完。当记者收取长镜头时，前面的“合作者”回过头来。“啊！是总理！”记者大吃一惊，真后悔自己冒失。正在他心绪凌乱的时候，周恩来微笑着亲切地向他点点头，好象是说：没关系，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对周恩来的理解、体贴，摄影记者深深感动，他目送着周恩来又去接待外宾了。

在周恩来去世时，他的追悼会上悬挂的遗像，永远印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心中。那浓浓的眉毛、微启的双唇、亲切的微笑、非凡的气度，无一不体现出他胸怀的宽广、人格的伟大。这张照片的后面，也有一段值得北京市“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回忆的往事：

周恩来极少去照相馆照相，由于工作的需要，5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来到北京市“中国照相馆”。这时，候相室里已经坐满了来自各地的顾客。见总理亲临照相馆，在场的顾客和店里的职工都沸腾起来。周恩来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时，照相室里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在照相，他看到周总理来了，马上向总理敬礼，要让总理先照。周恩来却摆摆手谦虚地说：“你先照，我等一等没关系！”

那位战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周恩来的注视下，照完了相。周恩来又热情地同他握手，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交谈一会后，战士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照相室。

照相馆原先没有给中央首长照过相。轮到周总理照时，摄影师显得有些拘束。在周恩来那亲切谦和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影响下，摄影师很快放松下来。

照相时，周恩来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身体和脸的位置，没有一点嫌烦的表现，总是愉快地合作。照全身相时，摄影师请总理把右臂放下来。周恩来和蔼地说：“我的右臂有病。”摄影师感到十分不安。但周恩来却毫不介意，始终微笑着直到照完相。他与在场的职工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

为谦逊的周总理照相，摄影师们是幸福的！周恩来那伟大的形象不仅留在了他们的镜头里，而且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1956年11月发表了中缅两国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

周恩来原计划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延迟另作报告。

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周恩来邀请了云南多位负责人士到北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周恩来在3月16日的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中缅边界问题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

周恩来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建国初期的政务院，当时副总理四人中有一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每次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和谐。

政务委员、民盟的负责人罗隆基有一段时间因病住院治疗，但遇到行政事务会议的日子，他竟然力疾与会。他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他本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对于民主钱学森深有感触：“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才决定怎么办。有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来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周恩来作决定前，既与人大、政协、政府要员、专家学者讨论，甚至也与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商量，认真听取他（她）们的意见。

作决策要多谋，多商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倾听和接受与决策者不同的正确意见，这也是周恩来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二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

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与周恩来争论，这个年轻人就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办？”大家表示赞成。

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

1963年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畅谈了集中众人的智慧，作出正确决策的体会。他说：“群众有智慧，问题是你要使这些智慧发挥出来，集中起来。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

周恩来是个具有特殊气质的人，在他身上带有民主的基因。他从小秉性善良，温和，与人为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见识阅历的扩大与充实，这种秉性又发展为谦逊，平和，善与人交。在东北的两年，特别是天津南开的4年，是周恩来民主秉性基因在思想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时期。当时响彻校园的“民主与科学”的呼声和革新图强的新文化潮流，冲击着周恩来的民主思想。从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可以看出，周恩来已自觉地将爱国、救民同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与提倡科学民主联系起来。他说“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皆治于人”，“此共和之真谛，亦民主之精神”；在这里，他又把共和与民主联系起来了。这种自觉促使他走向实践，将民主与科学变成行动。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爱国必先合群的思想。合群需要民主，民主呼唤合群；合群才有力量，有力量始有作为。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立即放弃在日本的学习，回国投入为争取民主与科学而斗争的洪流中，从此走上革命的征程。他在旅日、旅欧期间完成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从一开始便突出3个主要标志：一、民主集中制原则；二、反对民主集中制的两种不良倾向：自由化与奴隶主义；三、反对神化革命领袖。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这3条原则。

周恩来坚持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常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这个原则有双重意义：一是把群众的意见带回来，经过研究，作出决定，再把决定带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加以贯彻。二是群众观点，同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使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周恩来是民主集中制的坚决维护者和坚决贯彻者。这是他的民主精神的一大特征。

周恩来民主精神的另一个特征是他的公仆意识。公仆意识与民主是互相作用的；具备公仆意识的领导者才会有民主作风，公仆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民主作风的广度和深度。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毕生所遵循的最高准则。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反复阐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牛一样，为人民服务而死；像春蚕一样，要吐尽最后一丝。周恩来的公仆意识是多层次的：宵衣旰食，勤政为民；克己奉公，反腐倡廉；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上下左右，一视同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周恩来民主精神还有一个特征：平等待人。民主与平等，是同义词；没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平等思想是多层次的：人人平等，上下平等；人人平等容易，上下平等难，难在封建意识和思想在作怪。周恩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要以平等的态度对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对己”。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个人。抗日统一战线因周恩来的民主精神和平等思想而得以维持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周恩来善于以平等精神与各党派民主协商，在党的周围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做到了互相谅解，互相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肝胆相照。他正确贯彻了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式，充分发挥了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妮，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民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的民主思想，始终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同民主相连。争取民主，建设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规定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必然进程和奋斗目标。列宁在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意义时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因而可以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

民主是一种科学。科学的研究，需要民主；学术研究不但需要民主，而且需要自由；没有民主与自由，科学便不能进步，学校便不能繁荣。民主与科学，已经提倡一个多世纪了；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民主与科学才能变成现实。然而要有充分的民主和高度发达的科学，还需要人们像周恩来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才能完成实现。周恩来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已经、并且仍将发挥其独特的魅力。

十一、跟周恩来学助人

助人，莫过于危难之时。中外历史上，一切杰出人物无不深谙其中的奥妙。

1971年10月23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长谈。

议题之一，就是由谁接替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

提议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这不是周恩来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长期患难与共的并肩战斗中，在历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中，对亲密战友的深深了解：

——1927年，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严重白色恐怖之下，叶剑英却勇敢地投入了党的怀抱。在南昌起义准备过程中，汪精卫来到庐山，秘密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叶剑英得知这一阴谋后，连夜找到叶挺，报告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协商对策，为南昌起义立了头功。

——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张国焘不听从中央的多次耐心说服，拒绝北上，一意孤行，竟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叶剑英看到电令后，非常震惊，带着电令急忙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从而粉碎了张国焘危害中央的阴谋。建政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并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里，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叶剑英大义凛然，同这夥民族败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对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怒不可遏，当面痛斥江青，盛怒之下，向桌子猛击一掌，竟然将右手掌骨震裂，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不把军权交给这样的人，还能交给谁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上海一家店铺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坐镇的“老板”是党中央的一位会计——职业革命者熊瑾玎。为了协助“老板”工作，1928年，党组织又从武汉调来一位刚满二十岁的姑娘朱端绶。

中秋节那天，这个“店铺”摆了一桌酒席，许多同志以赏月聚会为名前来开会，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李立三、彭湃、项英、关向应、陈赓等。席间，大家都兴致勃勃，周恩来风趣地说：“瑾玎同志，你是我们革命的‘老板’喽，现在这店要有一位机灵的‘老板娘’。我看，端绶同志担任这个角色很合适！”

大家都笑着赞同他的倡议，兴高采烈地向“老板”和“老板娘”祝福。有的还笑着说：“从今天起，大家再也不要称端绶同志为‘小妹妹’啦，她是‘老板娘’啦！”

朱端绶虽然很腼腆，但感情真诚地说：“党需要我这样做，我一定当好‘老板娘’。不过，恩来同志，你怎么知道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呢？”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天，我们正开会时，我去提热水瓶，刚一提就放下了。你马上悄悄把水瓶拿到‘老虎灶’去打开水，回来给大家倒了水，我就从这个细节观察到，你是个机灵的好助手呀！”

一个人的助人之心是通过他的各种行为表现出来的。重大事件，关键时刻，能够集中地表现出一个人的助人之心，日常、细小、琐碎的工作，往往也能表现出一个人的热情，而一个人大量的行为表现，是在日常的平凡的工作中。因此，善于从日常、平凡的工作中，从一个人的细微末节的表现中，发现不平凡的人才，给予热情的帮助，是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

抗战时的一天，周恩来正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批改一篇文章。警卫副官邱南章走进办公室，周恩来忙招呼说：“南章同志，这是我给《新华日报》改的一篇文章，是揭露投降派的。你来得正好，给提提意见，谈谈看法吧。”

邱南章接过文章，搔着头皮，不好意思地说：“副主席，我……我能说出啥看法来。”

周恩来见他难为情的样子，进一步鼓励说：“南章同志，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革命这么多年了，还不能谈谈看法吗？”“不是不能谈，是我肚子里墨水太少，说不出个道理来。”“你读了几年书呀？”“上过三年小学。唉，说是三年，其实连一年也没有，因为家里穷，农忙时就得帮着干活，只有农闲时才能读几天书。”

周恩来听后，感慨地说：“是啊，穷人的孩子不能读书识字，这是剥削阶级欠下我们的一笔账啊。你过去没有学习的机会，现在就要使劲地学习呀。不光要学会读书写字，还要钻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邱南章当时并没有认识到学习的意义，不以为然地说：“写文章，搞科学，这都是知识分子的事，我们这样的人，学会拿枪打杖就行了。”“这种说法我不同意。南章同志，你说朱老总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在这里搞统一战线，都是为了什么呢？”周恩来严肃地说。“赶走日子鬼子，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邱南章马上回答说。

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挥动了一下手中的铅笔，赞成地说：“对呀！我们不仅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而且要建立一个新世界。”

这时，邱南章走近周恩来，认真地说：“副主席，革命成功了，建立了新中国，你再也用不着像现在这样没日没夜地忙了吧？”

周恩来笑了，摇摇头说：“那时要做的事情，也许比现在还多。”

邱南章进一步问：“副主席，到那时候，你干什么呢？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

周恩来深情地说：“那就看革命的需要了。我也许在一个学校里当历史教师。你呢，正年轻力壮，也许搞工业，也许到咱们长征走过的草地去办农场，搞机械化和电气化，总而言之，那时就要需要文化知识了。”

在周恩来的耐心启发下，邱南章终于明白了学习的意义，但他仍旧为难地说：“副主席，现在又不进学校，怎么学呢？”

周恩来说：“学文化不见得非进学校不可，在工作中也可以学嘛。像你吧，识字不多，就多看书报，有不认识的字别放过去，问别人或查字典，一天认一个，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个。”

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和热情鼓励，给了邱南章莫大的力量。从那以后，邱南章带领警卫班的战士们，一有空就认真学习，并坚持每天练习写日记。周恩来很支持战士们学习，看到战士们在学习上有了进步，心里很是高兴。有时，他边看战士们写的字，边夸奖说：“好！写的好！大有进步。这样下去，不久就成知识分子啦！”

周恩来励人，不是空洞地喊几句激动人心的口号，而是从具体的行动出发，循循善诱，以理服人，进而激发人们的进取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周恩来之所以能热情助人，目光长远，善识人才，就在于他肩负着为国为民识贤选贤、富国兴邦的历史重任。因而，他比常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观察更细，他比常人具有更强的德才素质。

剑劭说：“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身。”葛洪也说：“华竟藻蔚，非蒙瞍者所玩（蒙瞍：没有眼光者。玩：欣赏），英逸之才，非浅短所识。”

一个领导者其自身的能力、素质越高，就越能发现人才助人成才。反之，即使遍地人才，也会熟视无睹，反而怨天尤人，叹世无才。殊不知，世上只有不知才的领导者，绝不会出现没有才的时代。

十二、跟周恩来学信人不疑

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红军保卫部门忽然接到一些材料，反映红五军团的领导人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企图组织部队反叛。

红五军团是在赵博生、董振堂等人领导下，经宁都兵暴参加红军的一支万余人的部队，这支部队素来英勇善战，为中共建立过很大功绩。

如何看待这些材料呢？周恩来坚定明确地指示有关同志，以赵博生、董振堂同志为首的五军团的同志们，反蒋、革命是很坚决的，他们领导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少见的宁都兵暴，在革命斗争中许多人参加了我们党，不少人在艰苦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当完全地信赖他们，尊敬他们，要坚定地以增强革命团结为前提，去开展五军团的政治思想工作。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军团党委领导下，保卫部门认真分析了那些“材料”，终于发现是反间计。周恩来对于像赵博生、董振堂这样经受过严酷革命斗争考验的同志信而不疑，对于那些从旧营垒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同样信而不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炮制材料，罗织罪名，把一大批党的忠诚干部和优秀知识分子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然而周恩来对这些遭受诬陷、迫害的同志的信任从未动摇过，不遗余力地为这些同志申辩。

例如，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只因顶撞江青，批评过姚元，“四人帮”就给贺绿汀编造了大量材料，把他以“反革命”罪名关了起来，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贺绿汀不是反革命，砍了我的头。”周恩来对贺绿汀坚信不移，使“四人帮”的阴谋几次三番都未能得逞。

后来周恩来把贺绿汀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面问张春桥：“贺绿汀怎样了！我看不要整了吧，他的《游击队歌》还是很好的么！”周恩来也严厉责问：“贺绿汀到底有什么问题？你们为什么一直揪住不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仍以所谓“过硬理由”顶了三个月。

贺绿汀弟弟到北京又向毛泽东申诉，周恩来再次义正词严地责问张春桥：“还有什么理由不释放贺绿汀？”这才使贺绿汀恢复了自由。

周恩来用人，不用则已，用则信，信而不疑。因而在他的周围总是聚集着一大批才华横溢而又肝胆相照的杰出人物，形成革命的中坚。“信而不疑”是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因为信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你给别人以信任，才能换来别人对你的信任；你的信任有多深，别人报以信任就有多深，这种以信任换回信任，从而达到相互信任，就成为一种凝聚力。

周恩来作为一个高层管理者，他对下属的不可动摇的信任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是没有什么力量能消解得了的。“信而不疑”又是一种深层的激励力，我国古代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的说法，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仍然可以从中领悟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只有管理者真心实意地信任你的下属，下属才有可能全心全意地为你负责，全身心地去完成你交给他的任务。

当然，对一个人的不可动摇的信任，是以对这个人的透彻的了解作为前提的。“信人”必先“知人”，不“知人”就去“信人”，这种信任是盲目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不知人而信人，就有可能轻信了不该信任的人，甚至小人、坏人，这就不是“智”，而是“愚”了。

周恩来从不轻信一个人，他“信而不疑”的，都是他透彻了解并经历过严峻考验的人。正因为他知人知得深，才能够信得笃；也因为他知人知得深，看得准，信了值得信赖的人，所以被信任的人总是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周恩来历来倡导独立思考，渴求有独到见解的创新型人才。他总是希望自己的下属、身边工作的同志能谈出些有理有据，有新意的独到见解，而不喜欢因循守旧，唯唯诺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循吏”。

十三、跟周恩来学掌握分寸

钢要善于观察火色，烹调要巧于掌握火候，领导者制定和实施战略、策略，处理和答覆问题，都要讲究掌握分寸。孔子说“过犹不及”，就是说做事情做过了头，就像做得不够一样，都违背了适度的原则。因为构成事物特定质的量是有限度的，在一定的限度内，会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发生质变。保持事物的一定质的量的界限，叫做“度”。在领导活动中，做到火候适中，分寸适度，对于领导工作的成效和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是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实践的锻练，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思想修养。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在领导活动中善于掌握事物的度，很少出现“过”与“不及”的情况。这是他受广大群众敬仰、得到同辈领导人敬重的原因之一。美国友人谢伟思在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时，和周围恩来接触较多，他谈他亲身的体验时说：“我未见过周发怒发火或心烦意乱，他总是那么平静、镇静，我没有见过他克制不住自己的时候。”他还说：“有人说周易于妥协是不公道的。认识周的人都承认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正直的人，有原则性的人。”国外有人把周恩来形象地比拟为“有弹性的优质钢”。的确，他既刚又柔，既讲究原则又不失灵活，既宽厚又不怯懦，既自信又不专横，既随和而又有节制，真正是刚柔并济，分寸适宜。这种把握分寸的处事待人的艺术与修养，主要是在坎坷的生活经历和长期的门争实践中陶冶和磨练而成，同时也和孩童时代的家庭教养有关系。周恩来有生母和继母两个母亲，一个文静，一个豪爽，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四十年后回忆两位母亲时说：“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古人说：“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则在刚柔之间。”这是讲我国古代的治国之术，处事治国的刚柔、软硬、宽严，必须掌握分寸，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就是这个道理。

人们对周恩来为人的和蔼宽厚，印象极为深刻。他自己也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对他有“态度温和”的评语。其实这只是他性格中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刚强坚定。不过这种刚，一般表现为外柔内刚，柔中寓刚。尼克松就曾形容周恩来“是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这是有见地的。的确，他那从容冷静，温和宽厚的外表，蕴藏着炽热的情感，顽强的意志。

周恩来长期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往，做他们的工作。他们自称为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的第三方面，其实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不一，多数热爱国家，倾向进步，但也有少数右派混入其中。周恩来为争取团结这批中间人士做了大量工作，基本特点是柔，即生活上关心他们的冷暖，政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当他们思想苦闷或有错误时，与之促膝谈心，循循善诱；当他们人身安全受到威协时，千方百计给予关照和安排，以各种方式保护他们的安全，在他们遇到经济困难或其他难题时，雪中送炭，及时排忧解难。

旧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经各方商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名额为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社会人士各九人。当民盟内部酝酿推选代表时，包括在民盟之内的青年党，忽然提出要五个名额，并要求以独立身份参加政协。民盟包括三党三派，总名额仅九名，而青年党一定要五名，这就使民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周恩来为此和各方反覆磋商。为了照顾同盟者的利益，顾全大局，他代表中共做出了重大让步，提出民盟九个名额不变，中共减少二名，国民党减少一名，总额增加二名，满足青年党五个名额的要求。就这样帮助自己的盟友摆脱了困境，为政协顺利召开清除了障碍。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这样竭尽全力地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不惜克己济人，和国民党的大棒、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广得民心，周恩来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就不难理解了。

周恩来待人的诚恳宽厚，也是众所周知，举世共仰。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刚强坚定，也是有目共睹。当他的朋友们犯了重大错误时，他总是毫不含糊地对其进行严肃而善意的批评，晓以利害，分清是非。对那些心术不那么纯正而又陷得较深者，则“投猛剂，起沈疴”。处理这类问题，周恩来一向是态度刚正严厉。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解放区重填张家口后，蒋介石公然下令召开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国共谈判触礁搁浅，毫无进展。如何打开局面，重开谈判？共党主张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双方驻军的位置，国民党则坚持霸占其已侵占到手的地方。代表中间势力的第三方面中某些人，见国民党军事上已处优势，政治态度便向右倾斜。他们起草了一个似乎是折衷的方案，赞成就地停火，实际上承认国民党的非法侵占，迎合了蒋介石的条件，不利于人民力量。他们把这一折衷方案分送给国民党、美国及中共方面。他们还商定：这方案如果一方接受，一方不接受，他们就站到接受者方面去。当几位第三方面人士来到中共代表团住所，陈述完他们的主张时，平时春风满面的周恩来，脸色沈重，两眼发出愤怒的光芒，当即指斥这种作法是“落井下石”。他严肃指出：“现在国民党已经全面向解放区进攻，要用武力消灭我们，你们还想在我们背后捅一刀子！国民党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在我们身上踩一脚！”这时周恩来不仅生气了，简直是暴怒了。最后他明确表示：“我们是打出来的，我们可以去打游击，你们怎么办？这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何去何从，请你们自己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受骗的。”经过这场严肃的批评，这几位先生认识到错了，连忙跑到孙科和马歇尔那里，佯称方案还漏抄了一条，要回去补上，收回了这一方案。事后，周恩来对李维汉说：“对中间分子，平时以说服教育为主，但是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以自己的坚定态度，纠正他们的动摇。”

以后蒋介石又通知民盟，要其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并许诺交了就停战。这是企图引诱民盟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第三方面的某些人，轻信了蒋介石，幻想通过交出名单以换取停战。他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建议“国大”延至十二月一日开，还以“弟等先交名单”为建议之第一条。这封信原先多数人不同意，经过张君励和李璜分别活动，结果都在上面签了名。事后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把信的原稿给中共代表团看。中共方面严正地表明态度，指出这是自投火坑的错误作法。章伯钧等三人当即觉察到以交出名单换取停战的作法欠妥，正中了蒋介石的诡计，慌忙又把自己的名字涂掉了。

次日，周恩来等应邀出席第三方面人士的会议。当张申府说出涂掉名字的内情后，左舜生大为不满，说：“甚矣哉！尾巴之不能当也。”陈省天也说：“宁为难首，不为牛后。”表面上揶揄张申府等人，实际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这时毫不客气地接过话头，严厉驳斥道：“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可耻，只知道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由于周恩来采取了这种坚定的态度，坚定了同盟者，也加速了其右翼的分化。除青年党、民社党及部分社会人士参加为“国大”外，以民盟为主的中间派人士都拒绝参加伪“国大”。周恩来此举为共党争得了民心，争取了朋友，孤立了美蒋反动派。

刚柔作为待人处事的两种态度和方法，各自的功能作用不同，又各有其局限性。“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只有根据对象的特点及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该刚则刚，该柔则柔，刚柔巧用，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周恩来在和新闻界著名人士王芸生的长期交往中，巧用刚柔，在其政治态度的转变中，起了促进和催化的作用。

1941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山西中条山地区，突然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由于国民党军队忙于内部摩擦，士气低落，加之指挥失当，招致严重失利，丧失七万多兵力。为了掩饰这一可耻的失败，诿过于人，国民党当局造谣指责八路军没有配合作战。国民党的这一伎俩不足为怪，令人痛心的是一向标榜中立的《大公报》在社论中也重复上述谣言，配合攻击中国共产党说：“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

周恩来鉴于《大公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有相当影响力，如果放任不管，必将起到国民党宣传机器难以起到的混淆视听的作用，不利于团结和争取中间人士。为此他于当晚写信给该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两人。信中一开始就严肃指出：“我可负责转告贵报，贵报所据之事实，并非事实。”接着，他列举共军战绩，对敌人的谣言严加驳斥。他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在中条山站得住，不就是我十八集团军晋东南反扫荡的结果吗？你们《大公报》中央社报导太行山晋北我军对敌激战，这些地区只有十八集团军，这些仗不就是十八集团军打的吗？山西不仅有中条山，还有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不就是因为我十八集团军控制这些高原，才牵制敌军不敢渡黄河吗？”周恩来严正宣布：国民党军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他诚恳地告诫《大公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最后他希望“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

周恩来的信，坦率严正地指明了《大公报》社论依据的事实“并非事实”，只是传播了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谣言，中了日本侵略者“辅之以挑拨谎言，和平空气”，分化抗日力量之计，偏离了“大公”的宗旨，此可谓刚。但是信中言词委婉诚执，据实说理，表达了共产党对王芸生及《大公报》的殷切期望，与对顽固派的批驳，语气截然不同，可谓刚中有柔。毛泽东看到信后，致电周恩来说：“那封信写得很好。”《大公报》没有理由不刊登周恩来的信，这样就披露了真相，揭穿了谣言，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王芸生等以“中立”自居的先生们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王芸生事后对此常觉内疚。这是周恩来摆事实、讲道理所取得的效应。

然而，事情并未完结，周恩来没有以对王芸生等批评一顿了事，而是经常关注着《大公报》及王芸生的动向，以各种方式，给他们启发和引导。特别是在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重庆又亲自登门看望他。这大大出乎王芸生的意料，一时不知如何开口。周恩来满脸笑容，爽朗地和他谈起对国事的展望。临别时，周恩来指着警卫员带来的一个布口袋说：“这是从延安带来的小米和红枣，请你尝尝吧！”小米和红枣，并不是值钱的珍贵礼物，然而，它来自延安，由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亲自登门赠与，却非比寻常，包含了共产党和周恩来对他的多少深情厚望啊！面对着金黄色的小米和鲜红的红枣，王芸生一方面无比佩服周恩来的广阔胸襟，另一方面对过去的差错，内心无比懊悔，觉得有负于他。经过这件事，王芸生也逐渐地转变了政治态度。

对于敌对者及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周恩来对之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江青一伙，据有特殊地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手持尚方宝剑，以极“左”的口号煽惑人心。在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对这伙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似敌非敌的特殊对手，周恩来在多数情况下，采取软磨的办法，但在必要时，也短兵相接，直接交锋。不管是在保护革命领导干部，还是维护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开展对外贸易和文化技术交流等问题上，他都与江青一伙进行过不少面对面的斗争。

软磨可不予江青等以口实和机会，使其整垮周恩来、夺取党和国务大权的阴谋无法得逞。

硬顶可厌制其嚣张气焰，为党为人民争得一些权益，做一些好事。软中带硬，软济以硬，是在“文革”的特殊条件下，对付林彪、江青这伙人最为现实而有效的方式。正是周恩来这种睿智远见才为“四人帮”的垮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创造了条件。

第四章：处世艺术

个人能做到谦逊，已属不易；能做到让贤，就更难了。古人崇尚“允公克让”，意思是“推贤尚善”。传说中“推贤尚善”的典型人物是尧，“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孔孟则推崇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为他“三以天下让”，成全了侄子文正，自己则南奔东南，披荆斩棘，断发文身，创立东吴。他的后裔、春秋时期的季扎也有三让之德。楚昭王据说也有五让之誉。西汉代王刘恒，在朝中平定阴谋篡夺刘氏天下的诸吕之后，被迎立为文帝。他到了长安，在群臣面前，一再推让。他向西让者三，向南让者再，故有五让之美。汉文帝的“五让”开创了汉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他们让贤的结果，都使国家兴旺发达，所以受到后世称誉。

周恩来三让毛泽东，使全党团结一致，终于取得全国政权。本文单表周恩来的谦逊美德，在自我塑造中所显示的魅力。

谦逊的性格和作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和自律的结晶。孔融让梨的故事，无疑根植于小恩来心灵之中，对他产生终身的影响。他在南开组织的敬业乐群社，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都是担任职务最多的人，实际上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但他总是将第一把手的职位让给别人，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总是将一切成绩归功于组织，归功于大家的努力，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他这种任劳任怨的谦逊态度，嬴得大家的敬重；大家都乐意团结在他周围，根据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直成为他投身革命后持之以恒的风范。

周恩来从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常说自己是个中学生。他还在许多场合表示：我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

虚心学习，自我改造，表现了周恩来的谦逊胸怀。他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学习精神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生活学习；不但向中国人学习，而且向外国人学习，甚至向反面教员学习；他不但学习前人和今人的间接经验，而且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由于他抽不出时间进行集中的学习，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就是把工作当做学习对象。工作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工作。所以他的工作质量高，学习成果大。他还喜欢采取讨论的工作方法，事实上也是辩论的学习形式；真理越辩越明，既提高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所以他说：“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不耻下问，向群众学习是周恩来自订的修养要则之一。他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从不隐晦自己的缺点，有了错误，再三检讨，并在实践中改正。工作中有什么失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总觉得自己也犯过许多错误，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好，不能满意。他是党内领导人中自我批评最多的人。可是他说，他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犯了错误就检讨改正，不但要把犯错误的包袱丢开，还应该公之于众，得到大家的帮助。他的品德清澈如水，他的人格透明似镜。谦逊，使他胸怀坦荡；谦逊，使他无私无惧；谦逊，使他心扉敞开，从谏如流；谦逊，使他滤尽思想杂质而升华。

周恩来从学生时代起，就很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在南开读书时，便注意了解学校和社会；在欧洲留学时，就对英、法、德的工人状况进行调查，“虚心查考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他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要求“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建设事业，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谦逊，使他踏实。

周恩来终生坚持谦逊为人，他的谦逊作风也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他少年谦逊，老年也谦逊；他对领导谦逊，对普通干部和群众同样谦逊；他工作顺利时谦逊，遇到挫折时仍然谦逊。有的人在奋斗中谦逊，一旦功成名就便骄傲起来，不可一世，最终落得个悲剧的下场。这就更显得周恩来品德之高尚，形象之伟大！

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是个英明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洞察秋毫，通达事理。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站得高，看得远，方向明，立场稳。他看人，看事，看问题，看形势，总是看得清，看得明，看得准。尤其是在同阴险狡诈的敌人或两面派作斗争的，更显见他的机智与灵活。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国民党的谈判如此，建国后同苏联、美国、日本等国谈判时亦复如是。他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似乎没有什么谦逊可言。但他凛然而不盛气凌人，给对方以回旋余地；词严而不疾言厉色，给人以教益；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反对者信服，折服。英明中流露着谦逊，这是周恩来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周恩来足智多谋，精明善断，具有过人的决策才能。他在几十年间，不仅参与中央许多战略决策，而且在他领导的工作中作过不可计数的重大决策。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仅深谋远虑，善于决策，而且具有实现决策的组织才干。他集“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帅才干一身，体现了制定决策与实现决策的密切结合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精明强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的统一。他善于同群众商量，能以谦逊的态度博取众长。英明与谦逊的统一，是他的魅力的另一种表现。

周恩来的英明蕴涵着谦逊，谦逊中显露出英明。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易近人；他深谋远虑，从众而又出众；正是“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谦逊使他的英明愈加光辉，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明使他的谦逊更加感人，更使人乐于接受他的教诲，心悦诚服于他的领导。谦逊不同于歉卑，也不只是谦和忍让，更不只是谦恭礼貌。谦逊不是消极的不争，而是积极的进取。谦逊为他的英明提供了用之不尽的“能源”，为他的英明开拓思路，开扩视野，开辟新的天地，使英明不断发挥作用，显示更大的力量，取得更大的成就。

谦逊是周恩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统一的体现。他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主要不在于他的职位和权力，而在于他的谦逊品德。他将辩证法融会贯通于心灵之中，辩证思维成为他的自然思维运动。他在谦逊中显露的英明，在英明中显露的谦逊，自然而亲切，正是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天然运行。这样的谦逊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谦逊而产生魅力，更是少见！

十四、跟周恩来学求同存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时。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斗争性，同一性。所谓同一性，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包含有共同点的意思。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地发挥共同点的作用，能够推动事物的发展。因而在矛盾中把握统一，像周恩来所说的“撇开”分歧点，寻找共同点，避免矛盾激化，促使矛盾缓和，朝良性方面发展，这就是求同存异的思想。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他一直熟练而巧妙地运用于领导活动中，不管是领导党和国家事务的活动，还是指导统一战线的工作，或是进行政治谈判、外交谈判，他总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协调阶级矛盾，排解党的纷争，处理人际关系，使一些复杂的争端，得到缓和和消解，使党多次摆脱了分裂的危机，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党和国家团结争取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周恩来成了我们党和国家解决争端的高手，协调矛盾的能人。尼克森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写道：“周恩来是有献身精神的思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而求同存异正是周恩来的协调矛盾的高超领导艺术。

区分异同的性质和大小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阶级、阶层以及个人之间，异同的性质和大小是不同的，或是本质上的同，或是形式上的同；或是长远的同，或是暂时的同；或是战略上的同，或是战术上的同等等。我们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是建立在对事物之间异同点的分析和区别的基础上。

周恩来历来重视对矛盾的分析和区别。他认为统一战线的队伍是复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如此，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队伍可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级；一类是顽固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对抗日的态度和抗日的方针、路线、办法，有很大的不同，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样，如果不加区分的地去求同存异，必然会犯“左”或右的错误。王明认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只有抗日与不抗日、抗日与亲日之分，不主张分左中右，结果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尾巴。所以周恩来指出，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区别，才产生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独立自主的原则，确立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周恩来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就会使求同存异脱离正确的轨道。

在对外关系中，周恩来要求对不同国家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新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周恩来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在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把他们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第二类是以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第三类是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可称为“和平中立派。周恩来主张新中国应该团结”和平中立派，“争取”维持现状派，“孤立”主战派。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和世界各国交往，发展外交关系。当时世界上有七十多个国家，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对新中国的态度也不一样。周恩来在深入考察分析各国的具体情况及和中国的异同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同的兄弟之邦，但也存在国情、文化传统、政策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差异。已经摆脱殖民主义羁绊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我们在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面临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发展民族经济的艰巨任务，但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各不相同，有的还和我们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纠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我们完全对立，在历史上侵略欺侮过我们。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在现行政策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和台湾蒋介石完全断绝了关系，对新中国友好；有的还在支持蒋介石，敌视新中国。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及要求是相背离的。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愿和新中国来往，甚至采取敌视态度，但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愿意和中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就把人民和其政府区别开来，发展民间友好交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和日本邦交的正常化，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管员也不是清一色，而是有着不同的的倾向，和他们打交道时，不能一刀切，都看成同等反动的一帮。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和国务卿杜勒斯就有程度和倾向的差别。

可见，客观事物间的异同点，十分繁多、复杂，只有搞清楚了，求同存异才有也前提和依据，才有可能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求同存异的方式和方法，获取良好的效果。总的来看，求同存异可分作两大类别。

一类是求大同存小异一般适用于目标一致、根本利益相同的人民内部和朋友之间，这种同是主要的、大量的，异是次要的、局部的，异不妨碍同，求同也不要求消除异，同异共存构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

统一战线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组成，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害关系把他们给击在一起。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具体利益和要求，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是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协调相互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去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周恩来指出：“我们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他在阐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必要性时又指出：“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和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

另一类是异中求同。指的是在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和分歧的阶级之间及国家之间，他们之间的异是根本的、主要的，同是局部的、次要的。当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允许或不能够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求得解决时，需要从对立中求同，运用政治手段，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达成一定的妥协。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人民之间的交往，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彼此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既反对反革命输出，也反对输出革命。主张各国内部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应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共识。

五十年代，周恩来针对当时的国家关系，强调对美国和苏联也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他指出：就联合方面说，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也就是说对苏联是求大同存小异，对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异中求同。

我国和美国的关系，除了对其侵略战争政策和霸权行径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外，还存在着异中求同的一面。

建国初期，美军入侵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其目的不仅在于霸占整个朝鲜，而且企图把新生的人民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中朝人民军队的痛击下，美军被迫退到三八度线附近，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最后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就是撇开两国在政治上及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仅仅就朝鲜问题达成的一致。

以后，美国仍然继续敌视中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对于美国的倒行逆施，在进行坚决回击的同时，又不拒绝和美国的接触。中国和美国一起参加了解决朝鲜问题及中南半岛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谈了一百多次。尽管这些会议和会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但也是为了寻找共同点，以求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还代表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美国人民友好的真诚愿望。

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已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方针已定。但是全国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得以休养生息。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签订了和平建国《双十协定》，以后，又签订了《订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从对立中求同的一个典型事例。

周恩来还根据异同点的性质和大小，创造了求同存异的多种形式。

协商求同。在人民内部和统一战线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讨论对话，应某些重大问题达成统一认识，这是中国统一战线内部议事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求同存异的一种基本形式。例如中国共产党经常就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及重大人事变动，事先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酿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既丰富和完善了党的认识和主张，又就这些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避免了像资产阶级议会厅里那样的争吵、打斗的民主闹剧。

妥协求同。当矛盾双方各执己见、彼此无法说服对方时，相互做出一定的退让妥协，以缩小分歧，达成共识。不管是政治谈判、外交谈判、经济谈判还是别的方面的争执，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是十分重要的。

等待求同。当协商无效、妥协不成时，不急躁、不勉强，更不能以势压人，强加于人，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条件，促使形势发生转机。相互从各自基点后退，不是扩大距离，而是促使双方靠拢，找到相通之点的重要途径。

逼迫求同。适用于矛盾尖锐的对立双方。当双方面临共同的利害关系，而矛盾的一方，又缺乏主动自觉，尚在迟疑徘徊时，只有在一定外力推动下，才可能使共同点成为矛盾主导方面。例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在军事上，对于其反革命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政治上动员全国民众起来抗日救亡，形成强大的全国性的抗日浪潮；组织上促成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分化，争取蒋介石周围一切有民族意识的人，转到团结抗日的立场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就会分别致函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等，英美派、黄埔派中的宋子文、胡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以及陈果夫、陈立夫等，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陈述危亡的形势，促使他们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利益，置于主要的地位。有的我们还直接派人与之联络，签订某些局部的协定，在一定范围内制止了内战，实现了联合抗日。最后通过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实行兵谏，迫使他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立异求同。存在尖锐的对立的矛盾双方，在寻找和肯定共同点的同时，鲜明地陈述和表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立异”，也是存异，并不要求立即消除分歧，而只是弄清和标明分歧。如果运用得当，不仅不妨碍求同，而且有利于求同。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共双方通过重庆会座，签订了《会谈纪要》，在《纪要》中，不仅把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罗列了共产党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

1972年2月，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防华，中美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也不是回避分歧，而是弄清分歧。尼克松来华前说：“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在讨论会谈公报时，美方希望在公报中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以显示尼克松中国之行的成果，这也是国际交往中通常采用的公报形式。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达成的共识，又摆明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美方开始不理解，周恩来耐心地向对方解释说：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除于一旦，掩盖分歧的做法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经过双方反覆讨论，最后签订了一个求同立异的公报。

求同立异的方法，适用于对立较久、隔阂较深的双方，这种既肯定“同”，又标明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利于明确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去掉幻想，努力去扩大共同点，缩小和解决分歧点，不致因掩盖矛盾而盲目乐观，或在群众中引起错觉。一旦出现新的波折时，也会有思想准备。连尼克松也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一千六百英里和二十二年隔阂的桥梁。

避异式：立异式是正视矛盾，标明分歧。避异式正好相反，是回避矛盾，撇开分歧。一般来说，只有正视矛盾，才能解决矛盾。但从处理事物的具体方式方法来说，有时却需要回避矛盾，才能增进友好气氛，以利于寻求和发展共同点，最终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存异”的内涵，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撇开分歧”、“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这实际上讲的就是“避异式”。

把握异同的变化

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人们的政治倾向、利害关系及处理人和事的态度和方法经常在变，人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经常在变。周恩来于1945年在总结统一战线的教训时指出：“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他这里所说的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各阶级间异同点的变化情况。

在国民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和无产阶级共同携手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他们追随蒋介石离开了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而革命性增长，与工农革命力量的共同点扩大，成为工农的盟友。

敌人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革命力量之间，就经历了由朋友到敌人，从敌人再到朋友，又变为敌人的复杂过程。

如果对这种异同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用凝固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求同存异就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南辕北辙，发生认敌为友或认友为敌的右或“左”的错误。周恩来指出：“右的观点把昨天的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当作朋友。”如曾经和我们合作过的汪精卫，当他已经走向反动、转化为敌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却看不见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继续把他当作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结果上了大当。“左”的观点把昨天的敌人而今天可能成朋友的人当作敌人。“如曾经在”九·一八“事变前参加了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当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毅然起来反蒋抗日，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可是持”左倾观点的同志，不仅不给予应有的支持和配合，反而继续把他们当成敌人，拆他们的台，结果朋友站不住脚，我们自己也陷于孤立的困境，丧失了有利的形势。

可见，对矛盾双方异同点的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对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及对未来的预测，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虽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又必须求得政治解决时，都应该根据复杂多变的形势，不仅敢于而且要善于去求同存异才能有效的协调和处理所面临的矛盾。

首先，要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求同。有的尖锐复杂的矛盾，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水火不相容，可是由于事物的变化，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互相靠拢，会合一起。因此，领导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把握时代的脉络，透过五花八门的表象，洞察其实质，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发现共同之点，并促进相互间的妥协和联合，推动事物的发展。

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面对日本加紧深入侵略中国，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在和日本外交接触和谈判中，一改过去那种卑下顺从的态度，敢于提出某些合理的要求，保持较为坚定的立场；开始对苏联表现出友好姿态；毅然改组南京政府，排除汪精卫等等亲日派。蒋介石还于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表示绝不签订承认“伪国”的协定，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即“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这些迹象，看出蒋介石国民党有可能改变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机面前，可以和国民党找到共同点。因此，党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争取“剿共”剿了十年的国民党英美派共同抗日。

其次，敢于在一定条件下存异。求同存异并非是绝对的，并非可以适用于任何矛盾，可以不分时、地点和条件，可以不讲是非，离开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当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时，就应抓住不放，敢于撇开分歧点，在共同点的基础上，团结和联合起来，没有这种气魄和胆量，就可能丧失时机，使矛盾得不到应有的缓和和消解，给事业造成损害。

国共两党既有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又有历史上的恩怨和一系列现行政策的根本对立。但是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日，共产党把双方长时期积累下来的恩怨和对立撇在一边，从四个方面做出重大让步，把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服从于民族的解放。如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一项基本政策。为了争取团结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共产党把这一基本政策暂时搁置起来，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这体现了无产阶级无私无畏的品格和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广博胸怀，正国为如此，才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再次，善于在时机不成熟时待同。异同点的消长和增减，取决于客观情势的发展及矛盾双方的态度。有些矛盾当时无法调和，但只要处理得当，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柳暗花明，找到相通之处。所以既不能责人之所不及，强人之所不能，本来没有共同点，却单方面去求同存异，或强行要别人接受他当时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同时又要看到，事物是起变化的，现在没有共同点，今后可能找到共同点。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预测异同点的变化趋势，把握发展规律，善于在时机不成熟时细心谨慎地创造有利条件，耐心等待形势的变化和时机的成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尽管停止了内战，不得不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其亡共之心未死，只是变换了消灭共产党的方式和日程，所以一直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合法地位，把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看成是“输诚”，把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当作是“收编”，提出要朱、毛出洋，拒绝我们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遵守的纲领。以后在八年抗战中，也一直不承认各党派的地位，给人民军队的编制数目很少，抗战初期仅三个师，后来增加到六个、八个师。他们称呼共产党为“异党”，多次发动反共摩擦。周恩来指出：“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

可见，国共两党虽已联合抗日，但仍然存在许多原则上的分歧。我们既不因有这些原则分歧而破裂统一战线，也不因联合抗日而放弃必要的斗争，而是不管其承认与否，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有理、有利、有节地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给予打击，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解放区得到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面对空前强大的人民军队，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尽管蒋介石的主观意图仍然是通过会谈，实现取消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标，但他终究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必须由国共两党平等会座，两党领袖“共同商讨”、“共定大计”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周恩来肯定了蒋介石三个方面的变化，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蒋介石的这三大变化反映了国共两党实力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善于待同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他善于把握异同的变化，在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一般经历了从文化交往、经贸合作入手到正式建交，先发展民间关系，后建立官方关系，先设立贸易机构、联络处，后设立代办处、大使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关系逐渐积累，共同点由少到多。如果不是这样根据异同的大小和变化，与对方建立相适应的关系，而是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态度，是难以推动国家关系向前发展的。

当时我国和外国建交，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较早的一个，但他仍然保持在台湾设立的领事，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我国只同意与其互换代办。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国力及在国际上的分量也大大增加，经过二十多年经贸、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积累，英国撤销了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改变了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态度，两国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最后，敢于在矛盾恶化时抑异。求同存异是协调矛盾的艺术，但并非排斥斗争。特别是对于对抗性的矛盾，必须以斗争作基础，与斗争相配合，才能收到协调的最好效果。周恩来在他的领导实践中就是遵循着这样一条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

求同存异是互动的、双向的，如果对方缺乏诚意，不按照求同存异的方式行事，必将使分歧扩大，导致合作关系的破裂。因此，必须对其反动倾向给予适时的恰当的揭露和批评，以维护共同之点，巩固和发展合作。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中期，发动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军事上坚决奋起自卫，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揭露其反共投降的一面，抑制其反动性，从而使其反共气焰得到收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指出：“抗战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政策重心在争取他抗战，故强调其可变性与革命性，而只注意其动摇性与被动性……等到现在，他的抗战作用日益减少，反对方面日益扩大……故我们就要公开地，揭穿其法西斯实质了。”揭穿其法西斯实质就是“抑异”。

维护弘扬共同点

周恩来在建国初期的一次讲话中，强调过人们之间的“共同点”对于团结的特殊重要性。他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东西，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他还说：“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

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是周恩来求同存异、协调矛盾艺术的主要内容。共同点并不都是显而易见，一看便知。发现了，不一定每个人对之珍惜和尊重。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就要善于发现、勇于维护和弘扬共同点。“天涯处处有芳草”，这是周恩来喜欢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指任何国家、任何人都有他们的长处，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可以说都能找到联结点和共同点，国家之间如此，同志和朋友之间更是如此。周恩来毕生精力的很大一部分，都用在从事寻找共同点的工作上。三十年代就访问过周恩来的美国记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在《一个女记者的传奇》一文中说：“周恩来是一位天生的外宛家，终其一生对内对外都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周恩来主义’立基于联络、寻找共同立场和结合的纽带。”

第一，周恩来善于寻找和弘扬历史上的共同点。矛盾双方，过去就可能存在某种联系，或弘扬这些共同点，可以引发人们的新近心理，消除淡化当前的隔阂和冲突。

1936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的历史性晤谈，对于国共合作抗日有着重要影响。两人一见面就是从追意过去入手，轻松闲谈起来的。

周恩来有意地先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回答：“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张伯苓是旧中国著名教育家，曾任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周恩来曾在南开就学，与张有师生之谊。而张学良却是在东北长大和求学的，从未听说他曾就读于南开。周恩来很奇怪的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并说：“我和你是同师。”两人就是在这种亲切融洽的回意中，从同乡、同师，进入共同抗日这个主题。

中国和苏丹，一个在东亚，一个在北非，远隔千山万水，历史传统、字族、文化及现行制度，差异很大，又相互交往很少，如何和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家架起友谊的桥梁呢？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访问了苏丹，他在苏丹发表讲话的一个突出主题是学习苏丹人民反帝、反殖民主义的革命精神。他多次提到苏丹人民惩罚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的故事。

戈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参加了英法联军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是火烧圆明园、帮助满清封建统治者镇厌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七十年代他成了英国派驻苏丹的殖民总督。这个在中国犯下了累累的罪行的要犯，逃脱了中国人民对他的惩罚，却被英勇的苏丹人民起义以军用长矛刺死在喀土木。周恩来访问苏丹期戒，多次向主人表示：苏丹人民替中国人民报了仇，雪了恨，要向苏丹人民学习。他抓住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的血腥经历及其下场，说明两国人民有着同样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敌人。这样就找到了两国人民相通之处，增进了相互间的新近感。

对于在近代史上多次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今天如何和他相处呢？周恩来的基本思路是正视六十年，考虑两千年。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尽管1952年日本国会议员帆足计和高良富来华访问，开始了民间交往，但是日本反动势力设置了不少障碍，从中阻挠和破坏。我们的一些同志感到十分愤怒，有时不够冷静和耐心。周恩来要求负责处理中日关系的同志，对于日本政府，既不能迁就，又不能勉强，既要正视六十年，又要考虑两千年。他说，从甲午战争算起，日本侵略我们达六十年，中国受了无可估计的损害。但日本和我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从汉唐以来就有悠久友好的交往。日本人从人生哲学、经济文化到生活习惯，和中国都有切割不断的联系。所以在当前情况下，和日本打交道，太迁就不行，太勉强也不行。太迁就他，中国老百姓不答应；太勉强了，日本政府也办不到。所以周恩来提出“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的方针，就是先从文化、体育、贸易做起，开辟和扩大各种民间渠道，广交朋友，以民促官，汇细流成江河，一旦瓜熟蒂落，就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实现建交。

周恩来就是这样以两千年来悠久友好的联系和交往，调适六十年来及当前的矛盾冲突意识，克服急躁情绪，耐心谨慎地推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第二，周恩来珍惜、弘扬现实交往中的共同点，人们在现实交往中，有异有同，有一致，有矛盾。对于歧异点予以抑制和冻结，对于共同点，予以维护和弘扬，有利弱化分歧，强化和扩大共同点，协调和解决矛盾。例如国家之间，政治分歧较大，多从加强文化交往，发展经贸关系入手；地理位置相连的邻居，多谈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阶级之间，当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则强调携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同志和朋友之间在手段和方法上有了分歧，多谈共同的目标和理想，强调大局和整体的重要性。

矛盾永恒存在，原有的分歧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只有及时地正确地处理好新产生的现实矛盾，共同点才不致遭到破坏，友好合作关系才能顺利发展。周恩来在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作报告时，总结了国共商谈和交涉的四点经验教训，即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销。这“四要”“四不要”，贯穿了求同存异的精神，是维护共同点、协调处理矛盾的最基本的原则的方法。

共同点是矛盾双方连结的纽带、沟通的桥梁，必须备加珍惜和爱护，不能因为出现了新的问题和波折，就轻易撕毁已经达成的协议，背弃曾经承认过的诺言。周恩来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摩擦和冲突说：“中共方面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冲突怎样严重，我们对于已经承认了的并不改变。”他举例说，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今日中国之所必需，我们拥护而且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区域内努力求其实现，绝不因为冲突而抛弃已经承认的信念。他还指出，国民政府虽然是国民党的一党政府，但我们承认国民政府以来，就没有想推翻它，而只是要求改组政府。我们在敌后建立的民主政府，只是地方性的，始终没有树立另外一个中心政权。

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中，利用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可以引发更多的共同语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中岛建藏第一次来华访问，周恩来接见他时，廖承志插话说，他是日本有名的集邮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中岛走后，周恩来向负责接待的夏衍说：“你不是也欢喜集邮吧？你可以把你的邮集请他看看，再送他一套新中国的邮票，这比送什么礼物都会让他高兴的。”夏衍照着去做了，和中岛健藏津津乐道地谈起集邮经，没完没了，由此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建立了感情，两人密切配合，为中日友好出了不少力。

一些亚非国家，曾经对我国宗教政策有误解，周恩来特意叮嘱以后出访这些国家，要尽可能安排有代表性的佛教或伊斯兰教人士参加。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成员中，就有一位尹斯兰教阿訇达浦生，他是一位学者，在伊斯兰教中很在地位。通过他和伊斯兰教国家代表团沟通，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周恩来还指示新疆文艺作者，去伊斯兰教国家访问演出。因为新疆地处中亚腹地，与伊斯兰世界有着共同的文化、信仰和习俗。我国还曾多海外侨胞派遣佛教代表团出访东南亚国家，将佛牙送去供瞻仰，受到出访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不仅粉碎了诽谤中国消灭宗教和种种谰言，还消除了佛教大乘小乘教派间的历史隔阂。

可见，共同点能使交往双方彼此认对方为“自己人”，产生“认同感”，有助于沟通感情，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从而建立起信任。

第三，周恩来善于寻求、突出未来的共同点。当现实中的矛盾，一时无法得到解决时，寻找和强调未来的共同点，寄希望于明天，这样可以促使双方对现实矛盾，采取较为克制的态度，冷却和淡化当前的冲突意识。如寻找和突出未来的共同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未来的共同合作前景、未来共同的命运和前途等。周恩来在领导活动中，关于“向前看”的思想，善于等待的艺术，都是为了寻求和突出未来的共同点。

五十、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关系仍然极不正常。从1894年以来的历史看，中国人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现实来看，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坚持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阻挠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面对这种复杂的不正常的局面，周恩来总是强调“向前看”，把眼光放得更远些。他一再指出，建立起睦邻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他在和日本友好人士谈话中说：“中日两国人民都应该以历史为鉴，努力消除近几十年来的不愉快事情的影响，使中日两国几千年来的友好关系在新时代的基础上，永远的发展下去。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地友好下去。这是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共同的，没有冲突的。”

发展中日友好合作，首先要推进经济合作。当时，中日贸易往来、技术交流是有限的，1964年中日贸易额，只有两亿美元左右，与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额差不多。但是，周恩来强调他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因为“各国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国际合作”。他指出日本需要的原料，中国基本上都有；日本可以供应中国技术设备的种类相当多。中日两国彼此都有很大的市场。

正是这种对未来的共同利益的需要，促使两国人民为未来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正确地对待历史上的恩怨，谨慎地处理现实的矛盾，通过日积月累的方式，把中日友好关系推向前进。

尊重承认歧异点

所谓“存异”，就是撇开分歧点，对于某些自己不赞成、不喜欢的东西，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异”，当不能说服对方时，不挑起争论，不以外力去反对和改变它，而由对方自己去选择和解决，即尊重和承认这些歧异点。

尊重歧异点，不是否定领导者说服教育的功能，更不是放弃对错误和腐朽的东西批评乃至斗争的权利。思想认识的统一，步调的一致，对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项决策的实施，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只是指大的方向，小的分歧和矛盾是避免不了的，更不用说国家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不尊重歧异点，强行要统一和一致，就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会扩大和加深矛盾。

尊重承认歧异点，就是尊重承认既成事实，但这不并意味着喜欢和赞同它。因为只有尊重承认既成事实，才有利于相互间的接触及感情和认识的沟通，才有可能形成求同的氛围。例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以共产党承认蒋介石当时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是当时全国的第一大党，承认国民政府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外代表中国为条件的。虽然，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清楚地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对人民群众实行专制独裁和法西斯统治，国民政府是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真正的国民的政府，这是共产党方面所不赞同的。但它又是既成事实，只有尊重承认既成事实，才有国共两党的会谈，才有可能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可见，尊重承认歧异点，是协调矛盾，建立合作，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方法。

周恩来历来谦虚谨慎，平等待人，从他身上找不到丝毫专横霸道、盛气凌人的习气，是个自尊而尊重别人的人，这是他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能广泛团结人的重要原因。

尊重对方的爱好和飞俗。尼克松访华之前，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一个来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其中一个叫库恩的大学生，长发披肩，与当时的中国青年不大一样。他突然发问：“请问总理先生，您对美国的嬉皮士有什么看法？”这一意外的提问使美国代表团领队惊呆了，可是周恩来却十分和蔼地回答说：“青年人对现状不满，为了寻找真理，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会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理解的。我年轻时试探过各种各样的出路……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之后，觉得不对了，那就会改变的，你说是吗？”周恩来对这个异国青年的尊重和理解及平等协商的口吻，折服了这位年轻人，他友好而诚恳地笑了。

由于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不同，有些事情在我国被视为歪风和异端，受到鄙薄和否定，在他国却习以为常，合理合法。周恩来从不以我们的尺度去要求别人。1955年我国驻印尼商务参赞和印尼政府谈判向印尼出口大米和纺织品，草签协议时，对方谈判代表提出要索取回扣。这在当时我们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事，个人代表国家从事贸易，纯属公务，怎么能给回扣呢？我国参赞拿不定主意，请示总理。周恩来明确地答覆说：“可以嘛！人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我们怎么能像要求共产党的干部那样去要求人家廉洁奉公呢！”由于周恩来没有把我们的观念和作法加之于人，而是采取了灵活政策，使这笔交易很快谈成。这是我国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而签订的第一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协定，从此以后就为我们的纺织品出口打开了市场。

尊重对方的感情和处境。五十年代，文化部接待一个日本作家代表团。根据日方提议，活动日程安排了要在某地“参拜”一个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平民的万人坑遗址。到了那一天，有几位客人一早就说要逛市场，没有去“参拜”。据此，文化部在总结报告中说这几个人不按双方商定的日程行事，显然是有意回避，是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还说其中一个人在侵华战争中当过随军记者等。周恩来知道这件事后，在一次外事工作会议上，对此作了严肃批评。他指出，评价一个人的一言一行，先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对方的经历和处境。一个代表团中，每个人的阅历、思想感情都不一样，这个人愿意的，另一个人可能不愿意，多数欢喜的，也可能有少数人不欢迎，这种情况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样的。他具体分析参拜万人坑这件事，指出除了政治思想的因素外，还有一个人感情上接受得了和接受不了的问题。不去参拜万人坑，不讲“谢罪”或者“反省”，也不能断定他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要知道在日本侵华时期，日本征兵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可能比国民党的“拉壮丁”还厉害。至于作家和新闻记者，有的是自愿的，有的则是被强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不能用这个来画线。他们不去访问台湾，而来访问新中国，总该算是中间派吧，对中间派就是要团结，要争取，先要交朋友，然后才能做思想工作。先期定性，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不是革命派就是反动派，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他说，我们要求同存异大同中有小异大异中有小同，连一点异也不让人家存在，那就不可能有对话的外交了。

1963年底，周恩来开始了亚非欧十四国之行。依索比亚还未和中国建交，也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但他们又感到为难。一方面热望新中国的使者来访，另一方面又怕美国施加厌力。基于这种心情和处境，塞拉西皇帝提出，他不能在首都阿迪斯阿贝巴接待我们，准备在阿斯马拉市接待。按照国际惯例，对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不在首都接待是不礼貌的。美国报刊也别有用心地对此大加渲染，说这是有意降低对中国人的接待规格。那时我们有的代表也想不通，但是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非人民和中依人民的友谊，体谅依方的困难处境，仍欣然应邀往访。他解释说，没有关系，美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谅解他们。

中依会谈时，观点不一致，有了争论。我方准备了一篇讲话稿，准备在正式宴会上宣读，申述我们一些基本观点。周恩来考虑到这些观点都在会谈中充分阐明了，再次正宴会上重提，有点强加于人的气势，不会增加友好气氛。于是，他把讲话稿，交塞纳西皇帝看，征求他的意见。塞维西看后表示：周总理的意见、观点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尊重他的，请他最好不要讲这篇稿子。因此周恩来就没有讲。他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时我们再建立外交关系。

塞纳西从周恩来的友好态度中，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真诚友谊，认定中国是可以信赖的朋友，不久，就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不尊重对方的处境，就不可能有这种好的效果。

1972年4月，日本自由民主党三木派首脑三木武夫来华访问。周恩来多次会见他，与之长谈。三木反覆强调，如他组阁，他将承认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发布永不再战宣言等。第二次会谈即将结束时，三木又介绍了他回国后对新闻界谈话的口径，体现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十分尊重和友好的真挚情感。

自由民主党是日本的执政党，其当权人物大都是看美国的眼色行事。三木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政治倾向极为可贵，周恩来表示衷心感谢和敬佩。同时又诚恳地给他指出：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把你完全说成亲华派也不好。要把话说得比较储蓄一点，这样对你们党内党外、人民之间，对美对苏关系上都有好处，还要使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对我们放心。所以你不要太突出。这些都是为了促使你成功，而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和世界大多数人的问题。

按照常理，三木说中国的好话，对中国实行友好政策，我们理应感到痛快和高兴，表示赞同和鼓励。可是周恩来反而劝说三木“不要太说中国的好话”、“不要太突出”，不要被说成是“亲华派”。他不仅是替自己方面着想，而且是设身处地的替对方着想；不仅赞扬三木的善良愿望，而且考虑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可能产生的效果。这种无私的对人的翔和体谅，体现了周恩来高尚的人格魅力，也反映了他争取人团结人的高超艺术。三木一再感激地说，周恩来总理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他，考虑得这样周到，他是没有预料到的。离别时，他站在将要开动的汽车里，向周恩来鞠躬致意。周恩来逝世时，三木正任首相，立即赶到我驻日使馆吊唁。还超越一般外交礼节，出席日本各民间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悼念大会。

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退出现役后，于1960年、1961年两次来华访问，在讲话中曾提出“和平三原则”，即都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承认有两个德国——东德和西德，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回自己的国土去。周恩来赞许他很有政治头脑，安排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熊向晖陪同去内地参观。当蒙哥马利抵达古都洛阳时，当地为他准备了专场文艺演出，他不看。晚上到街头散步，顺便走进一个小剧场，那里正在上演豫剧《穆桂英挂帅》。翻译向他简介了剧情。中间休息时，他默默地离开了剧场，回到宾馆，对身边的人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的熊向晖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则不同意说，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熊向晖也不相让，说中国红军就有女战士，现在解放军有位女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对红军、解放军一向很敬佩，不知道还有位女少将，这有损解放军的声誉。熊向晖觉得太刺耳了，接过话头给以加驳：英国的女王也是女的，按照你们的体制，女王是英国国家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说得蒙哥马利一声不吭。

熊向晖向周恩来汇报蒙哥马利在华访问情况时，谈到了这件事。周恩来严肃地指出：你讲得太过分了，你说这是民间传说就够了。你有看法，何必驳斥他。他提出和平三原则难能可贵。你做了这些年外交工作，还不晓得求同存异？弄和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鲁迅讲：“辱骂和恐哧绝不是战斗。”引伸一下，讽刺和挖苦绝不是我们的外交。当周恩来了解到蒙哥马利喜欢看杂技口技，而当时为他安排的文艺晚会，没有杂技和口技，却有一出折子戏《木兰从军》时，周恩来笑着说，又是一个女元帅，幸亏问了，不然他会以为我们故意刺他。当即指示：从节目中撤掉《木兰从军》，加上口技《抢椅子》和中国的戏法。

尊重对方的宗教信仰。周恩来认为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人为地消灭宗教，强迫别人不信教，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可以和睦相处。他既明确指出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的原则区别，又强调两者在政治上的可以合作和共存。他说：“佛教是唯心论，共产主义是唯物论，两者在思想上不一致。但从政治上看，信教的和不信教的有很多一致的地方，如在共同反对外来干涉、争取民族独立、爱祖国这些方面是可以一致的。至于思想上的不同，是长期的问题，这也是自由的。”维护弘扬一致的地方，彼此尊重不一致的地方，就能“和睦相处，团结一致”。

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吴耀宗等，曾发起“三自革新”运动，以推动宗教界人士肃清和摆脱帝国主义影响，进行自我教育，自我革新。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的代表，给予鼓励推动，但从不干预他们的具体活动。在酿修改革新宣言时，第五次修改稿，比过去多了一个序言，其中有的内容欠妥，比如把基督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说得很偶然。周恩来看了后，指示“一字不改，照样发表”。他认为不必要求宣言和我们说的一个样，不必改他们的，差一点更好，这样便于团结群众。他指出，如果由我们起草一个宣言，他们也会同意，可是这样做就没有作用了。“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这一宣言在报上发表，有十几万人签名表示拥护。

善于求同存异是周恩来做领导的一个特色，他之所以能有效地排解纠纷，协调矛盾，处理复杂棘手的难题，最基本的方法是他善于区分矛盾的双方的异同，把握异同的变化，精心地抓住和维护共同点，在共同点的基础上，把人们团结起来。学习和研究周恩来求同存异，协调矛盾的思想和艺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新的世界格局下，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十五、跟周恩来学协调技巧

郭沫若在他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的第十五章“长沙大火”中，将责任推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他：“贪图功名，梦想建奇功而青史留名”。

1958年《洪波曲》再版，此时张治中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他看了《洪波曲》“长沙大火”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郭沫若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他要找当年目睹长沙大火的周恩来评理去，但又觉得不如直接给郭沫若写信。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张治中除了叙述这场大火的原委，还写道，“你这位久负盛名的有权威的作家，如果作品失真将影响其价值。另外，你与我在政府中共事已十年之久，如果我是你文章中所描写的那种人，你认为合适么？”

此事最终还是叫周恩来知道了。他对这两位好友的纠葛十分关心，此劝架的任务非他莫属啊！他立即派人走访、调查、核实原刊、原书，掌握了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后，便出面调解。周恩来认为，郭沫若对长沙大火的起因，分析有失误之处，请他“将个别字句、段落改一改”；同时也指出，张治中的信，“措词也太厉害了”。

由于周恩来循循善诱，向双方作了如此解释，使郭沫若和张治中这两位性格倔强的人顿释前怨，和好如初。“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这种协调本领更是大放异彩。它使毛泽东许多错误决策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使许多国家栋梁之才免遭灭顶之灾，周恩来巧妙地缓解毛泽东对“三老四帅”二月抗争的反击，有效地保护了这些“忠臣”“良将”，就是典型的例子。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向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凌厉的反击。他们控诉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这伙一向整别人的人，第一次处于被审判者的地位。

这场与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斗争，很快发展到与毛泽东的面对面的冲突。毛泽东把“三老四帅”叫到跟前，严厉地指责他们是“搞突然袭击”，是“联合起来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

周恩来要保护“三老四帅”，不能让他们个个中箭落马，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心里明白，“解铃还需系铃人”。一方面，他苦口婆心地劝导“三老四帅”急流勇退，主动地检讨认错，并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让他们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汇报“三老四帅”认真检讨的情况，争取得到毛泽东的谅解。

善于捕捉时机的周恩来，顺便又把苏联在中苏边境调兵遣将，陈兵百万的严峻态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终于使毛泽东改变了对老帅们的态度。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三老四帅”，并同意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出席这一年的“五一”节联欢晚会。

对“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公开抗争的“三老四帅”，就这样奇迹般地被保护下来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周恩来用同样的方法保护下来了。“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有一次，意大利著名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打倒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就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减少损失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没有周恩来的“中和”作用，林彪、江青的触角，就会伸向一切领域，那不知要死多少人，国家财富将会荡然无存。在毛泽东冷静时，周恩来极力进言；在被迫害的老帅们过分冲动时，他也能劝他们讲究点策略，不要鲁莽从事。他是真心实意救困扶危的，在那样的特殊条件下，他只能如此，也唯有如此，才对人民有利。

1944年4月，日军为挽回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发动了旨在打通由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成为敌后，战事迫近桂林。李济深先生回到家乡广西苍梧县大坡山开展敌后抗日民主活动。他派人到广西的玉林、北流、容县和广东的高州、罗定等县，与旧部蔡廷锴、张炎等人联络，要在西南发动和组织民众武装抗日。9月7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南方局给中共广东省临时省委书记林平发出电报指示：“一旦粤汉路被敌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响应李任潮（即李济深）的民主运动，能为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同年冬，张炎在李济深的动员和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下，在吴川起义。1945年3月6日，广东省临时省委和省军政委员会又接到中共中央电报指示：上层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张炎的联系。并指出蒋介石的特务要谋求李济深，要省临委告知李济深小心防备。根据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代表李嘉人与李济深联系。其时，张炎起义失败，被蒋介石密令枪决。李济深立即折回罗定，与蔡廷锴等旧部商量下一步做法。李嘉人几经周折，来到罗定见到李济深，带去周恩来同志的亲切问候。双方会谈结束后，李嘉人回到郁南，代表省临委指示三罗（罗定、云浮、郁南三县）党组织要对李济深的抗日民主运动给予大力支持。

同年4月，李济深离开罗定回到大坡山。中共三罗中心县委以“南武”名义，在通门圩组织了一个有几百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欢迎军事参议院李济深院长抗日大会”的巨幅横额，两边贴着元代诗人赵孟兆页的“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这两句诗为对联。李济深看到这个欢迎场面，心情十分激动。当大会主持人致完欢迎词后，他站起来慷慨陈词，纵谈时局和他的政治主张。他说：看了你们的这幅对联，感动得垂泪，你们是真心抗日的。目前处境艰险，但假以时日，我们在西南敌后抗日是会有所作为的。

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结束。广东省临委根据“七大”精神，分析了李济深在粤桂边的抗日活动情况和这些年他对抗日的态度及我党联系的情况，认为应该继续与他合作，争取华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于是，省临委派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部的政治干部杨基秘密到大坡山与李济深联系。杨基接受任务后，到大坡山见到了李济深，向他传达了“七大”精神和《论联合政府》的主要内容。双方商定了电台的通讯联络密码。李济深要求杨基回部队后，迅速发电报给周恩来，报告他在苍梧的活动情况，表明他对周恩来的信任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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