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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伊斯瑞尔·冉威尔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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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区之谜试读：

开天辟地的创造

卡尔在“密室讲义”中将法国人卡斯顿·勒鲁的《黄屋之谜》封为“史上第

一

九

十

八

在《弓区之谜》发表以前，“密室”就已经出现在了推理小说中。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推理小说鼻祖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和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柯南·道尔的《斑点带子案》。但必须指出，在这两篇小说中，“密室”都是以辅助工具的角色出现，从来没有成为过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侦探解谜的目标。“密室”在这里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增加悬念、渲染气氛、反衬侦探的机智，是绝对的“配角”。如果说爱伦·坡还借杜宾之口解释了一下制造密室的方法的话，柯南·道尔爵士则完全没有意识到《斑点带子案》中“密室”的存在。

在十九世纪末到

二

直到一八九一年冉威尔发表《弓区之谜》，这一切完全改变了。《弓区之谜》不是史上第一部含有“密室”因素的小说，却是史上第一部标准的“密室小说”。整个作品只有一次谋杀，只有一个谜团，只有一间密室。“密室”第一次成为推理小说的核心要素，而且是唯一的要素。

更难能可贵的是，《弓区之谜》是史上第一部长篇“密室小说”。一间密室衍生出的情节和诡计，居然可以化为八万余字的故事，这在当时短篇盛行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创举。要知道，即使是拥有各种诡计元素的长篇推理小说，也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以后才逐步兴起的，这比《弓区之谜》整整晚了近

三

极限的挑战《弓区之谜》里只有一次谋杀，只有一次发生在密室里的谋杀。

一日清晨，租住在达顿普太太家中的康斯坦特先生死于房间里。门窗紧锁，屋中除了尸体空无一人。死者仰面朝天，喉管被割破。经过一番搜寻，不见凶器的踪影。自杀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谁是凶手？凶手又是怎么制造了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密室？这间密闭的屋子是事件唯一的谜团。

于是，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苏格兰场、私人侦探、各个媒体以及好事者纷纷出击，以各个角度、各种方式试图破解密室，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密室”第一次成为推理小说的主角时，便制造出这样一个令人束手无策的诡计。有了《弓区之谜》开路，难怪在以后一百多年的岁月里，“密室”会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谜团。“心理密室”的雏形“密室”分为“机械密室”与“心理密室”两大类。毫无疑问，“心理密室”的创作难度要远远高于“机械密室”。因为相对于“真刀真枪”、“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机械密室”，“心理密室”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误导或是心理错觉的过程。在现实中“密室”根本没有出现过，只是出现在读者的心里。所以，炮制“心理密室”有着极大的风险，稍有偏差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被挑剔的读者一顿痛骂。《弓区之谜》是“心理密室”的鼻祖。在读过《弓区之谜》后，我们会由衷感叹：“如果《弓区之谜》是史上第二部‘心理密室’小说，那么它只能打六十分；但是，它是史上第一部，所以该打一百分。”

不可否认，后来的《黄屋之谜》同样是个“心理密室”，而且是个比《弓区之谜》精妙、复杂的“心理密室”。但事实是，《弓区之谜》启发了《黄屋之谜》，是所有“心理密室”的雏形。

先于卡尔的“密室讲义”

一九三五年，“密室之王”约翰·狄克森·卡尔在《三口棺材》中发表了密室讲义。毫无疑问，卡尔的“密室讲义”是推理小说历史上重要的密室论文，但不得不说的是，最早的“密室讲义”并非出自卡尔之手，而是出现在冉威尔的《弓区之谜》里。细算起来，冉威尔的“密室讲义”要比卡尔整整早上

四

在《弓区之谜》的第四章，作者借各类媒介和业余侦探之口，列举了很多密室形成的可能性。这些观点既是针对弓区谜案的解释，又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密室“普遍真理”，拥有很强的理论深度，是史上第一篇关于密室的理论性文章。

冉威尔就像一位先知的神，当别人尚处于蒙昧的黑暗中，就已经如灯塔一般为后世指明了道路。

古典风格极致《弓区之谜》创作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因此，行文带有明显的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特点。所谓“古典风格”，笔者以为就是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迷茫相结合的产物。

具体而言，古典本格派推理小说文笔洗练、朴实、流畅，情节紧凑毫不拖沓，条理清晰、线索交代清楚，从不无病呻吟或故弄玄虚——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稳定、物质丰盛、精神自由的产物。

而翻开古典本格小说，又随处可见侦探的高傲与嚣张，助手的愚蠢与幼稚，警察的软弱与无能，民众的愚昧与流言，政府的专横与可笑，媒体的欺骗与中伤……这些很明显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处于后维多利亚时代，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价值观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迷茫、无助、急躁和心虚。《弓区之谜》从头至尾充满了古典本格推理的文风。它成功地展示了所有线索，体现了公平；它成功地刻画出了当时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人物或虚伪，或狡诈，或自大，或愚笨的形象；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工人运动和议会选举，这是对当时政府、政局的关注和不满；而频频出现的《大千世界》、《纽波克先驱报》更是对当时媒体最辛辣的讽刺。

正是《弓区之谜》的出现，让“密室”由坎坷走上了坦途。“密室”有今日之辉煌成就，伊斯瑞尔·冉威尔的《弓区之谜》功不可没！

褚盟一

这本是伦敦十二月初的一个平凡无奇的清晨，不过因为发生了后面那件事，这个清晨必定会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天，整个伦敦像往常一样笼罩在冬日寒冷的迷雾中，大雾主要弥漫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到了郊区，则消散了不少。在这种天气，坐火车进城上班的人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是从黎明走向了黑夜。这天的雾气与往常相比显得更为单调，从弓区直到汉默史密斯拖出了一条隐约的雾带，这条雾带里充斥着肮脏的水蒸气，给人留下一种穷鬼悲惨死去后阴魂久久不散的感觉。如果温度计和气压计这类东西有灵魂的话，它们现在的兴致也不会太高。冷风吹到行人的身上，像利刃一样直刺骨髓。

住在弓区格罗弗街

十一

达普顿太太是个寡妇。寡妇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化使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否则你很可能会误以为达普顿太太天生就是一个寡妇。她长得又高又瘦，长脸，肤色苍白，面相阴冷，发型也一成不变的刻板无趣，这些外貌特征总是让人把她和度日艰难的寡妇联系在一起。只有上流社会的那些女人才能在丈夫去世以后依旧保持着魅力。已经过世的达普顿先生在世的时候，一次拇指根被一颗生锈的铁钉剐了一下，达普顿太太当时就预见到自己的丈夫很可能会死于破伤风。虽然她预见到了结果，而且夜以继日地陪伴着丈夫，但仍然没能把他从死亡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之前当凯蒂死于白喉，小约翰尼死于猩红热的时候，她曾经徒劳地和死神奋战过两次，但哪一次都没能帮他们逃过死神的魔掌。也许是因为穷人普遍劳动过量，才使得死亡的阴影时时刻刻都笼罩在他们的身上吧。

达普顿太太非常老到地点燃了厨房里的炉子，如果不能掌握好木炭燃烧的火候，拨火棍很有可能会在一片浓烟中化为灰烬。达普顿太太像平时一样成功地烧起了炉子，从跪垫上站了起来，就好像一个印度神庙里的女祭司结束了晨祷一样。突然她被什么事情惊呆了，险些失去了平衡。她发现壁橱架上钟的指针正指向

六

五

达普顿太太马上联想到了隔壁修钟表的斯诺皮特家，这钟刚刚送到他家修了几周。也许他只是把钟放在家里，在送回来之前才草草地修了一下，他甚至有可能偷偷地在钟上做些手脚，以此来使自己的生意“更为兴隆”。圣顿斯坦教堂宣告三刻时分的三声钟响立即击碎了达普顿太太这种恶毒的想法。达普顿太太突然觉得非常恐慌，她最引以为傲的直觉竟然失灵了。她终于明白自己的头为什么会这么晕了，因为她今天睡过头了，比平时更容易犯困。

在懊恼和困惑的同时，达普顿太太赶忙把水壶放到噼啪作响的炭块上。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睡过头，是因为昨晚康斯坦特先生关照过她今天要提前三刻钟起床，

七

达普顿太太如此笃定的原因，在于她知道康斯坦特先生不会对她的呼唤充耳不闻。康斯坦特先生通常都睡不深，可能现在康斯坦特先生的耳边已经回荡起火车工会领导人召唤他去开会的催命铃声了吧。为什么像阿瑟·康斯坦特这样一位绅士，这样一位干净整齐的体面人，要和那些火车工人混在一起开会？原本他最多只会在车上和司机打个招呼而已吧。对于这个问题，达普顿太太总是想不太明白。也许这个人非常想在议会中做弓区的代表吧，如果那样的话，去租一个丈夫还活着而且有投票权的女房东的房子岂不更好些？弓区的工人也不会像他那样每天擦靴子（虽然他擦得并不是很亮），他和弓区工人根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弓区工人不会像他那样浪费水，不管是饮用水、洗脸水还是洗衣服的水，工人们都会很珍惜。工人们更吃不上达普顿太太给康斯坦特先生做的那些按王室式样特制的食物。她不忍心看康斯坦特先生吃着不适合自己身份的食物。达普顿太太给他送过去的餐点他张嘴便吃，不会故意先把眼睛闭上感受食物的美味，而是自始至终都睁大双眼。圣人一般都难以看到自己头上的光环。在现实生活中，头顶上的光环总会和雾气混淆在一起。

等到那壶麻烦的水开了以后，达普顿太太不会给康斯坦特先生泡她和莫特莱克先生平时喝的那种黑绿茶叶混合而成的粗茶。面前放着的早餐，让达普顿太太想起了可怜的莫特莱克先生，他一点东西都没吃，就在凌晨四点消失在冬夜的一片浓雾中，不知到达文波特区的哪个船厂去了。达普顿太太希望他这次不会白跑一趟，能拿到应得的那些奖金。达普顿太太同时希望他能向工人们证明，那些差旅费他都用到了正当的地方，而不像敌对的工人领袖宣称的那样被他贪污了。她不羡慕莫特莱克先生丰厚的收入，也不相信他把康斯坦特先生介绍到她这儿来住，会像他的那些对手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莫特莱克先生这样做只是想为她介绍点生意罢了。汤姆·莫特莱克是苦工们的首领，这一点并没有让达普顿太太感到困扰。莫特莱克先生原本是个排字工人，现在他当工人领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肯定比排字工人要高出不少。他领导了数百次罢工，铺天盖地的海报上都是他的名字，这显然要比成天去印别人的名字好很多。当然，工人领袖也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达普顿太太一点也不嫉妒汤姆的这份工作。

在走向厨房的路上，达普顿太太不经意地推了一下莫特莱克先生的房门，但没听到任何回音。临街的那扇门和走廊之间并没有多少距离，从那儿探头一望就可以知道，莫特莱克先生确实已经出去了。达普顿太太望见门上的栓条和锁链都松开了，只有碰锁还关着，她略微感觉有点担心，尽管她从来没有像别的家庭主妇那样受到过罪犯的威胁。著名的退休侦探格罗德曼就住在街对面不远的地方。虽然并没有住在房子的正对面，但他的存在却让达普顿太太的心里有了一种奇妙的安全感，就像躲在教堂里的基督徒心里从没有任何阴影一样。在她看来，任何心存歹意的人都会慑于格罗德曼的威名，因此这方圆一英里之内根本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案件。虽然格罗德曼已经退休了（可嗅觉依然非常灵敏），目前每天不过是在家里打打盹儿，但没有哪个罪犯愿意去打扰他的美梦。

因此达普顿太太并没感觉到什么危险，当她注意到莫特莱克先生已经细心地把大锁上连着的铁圈又归回了原位后，更是完全安下了心。她不禁又一次为正在前往达文波特码头区乏味旅程中的莫特莱克先生担忧起来，这当然不是因为汤姆在屋子里跟她提起过这次他要去干什么事，而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杰茜·戴蒙德曾经告诉过达普顿太太，她的姑妈就住在达文波特，那里有许多船坞。达普顿太太不用别人提醒就能猜到，莫特莱克先生此行的目的是想让那的船厂工人仿效伦敦工人闹罢工。她走回厨房继续为康斯坦特先生准备着精制的茶点，心里却在嘀咕现在的人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安分了。但当她把茶、吐司和鸡蛋送到起居室的时候（起居室紧挨着卧室，但其间并不相通），康斯坦特先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她点燃煤油灯，铺好台布，然后回到过道上用手掌猛拍起卧室的房门来，里面依旧是一片宁静。她叫着康斯坦特先生的名字，告诉他已经过了七点，但除了自己发出的声音以外，她什么别的声音都没听到。喊了几声以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狂呼在楼道的阴影中听来分外诡异。达普顿太太停止了喊叫，轻声安慰自己道：“可怜的先生肯定是牙疼了一整夜，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为了列车工人的那点事让他早起未免太残忍了，到了平常起床的时间再叫他也不迟。”她神色黯然地把茶壶带下了楼，心里想着这下那个煎得很嫩的鸡蛋（这让她联想到了爱情）准保要凉掉了。

七点半到了，她上楼又敲了敲卧室的门，但康斯坦特先生依然没有醒来。

八点钟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一大堆寄给康斯坦特先生的信件。没过多久又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电报。达普顿太太使劲地敲着卧室的房门，大声叫喊康斯坦特先生的名字。达普顿太太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好像有一条冰冷、黏滑的蛇正缠绕在她的心头。她再一次走下楼去，打开了莫特莱克先生的房门，漫无目的地走了进去。床上整齐的床单表明，昨夜床的主人只是和衣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像是害怕会错过凌晨的早班列车。达普顿太太并没有指望能在房里找到莫特莱克先生，但她突然意识到，整幢房子里只有她和沉睡的康斯坦特先生两人，她的心仿佛被那条湿冷的蛇缠得更紧了。

达普顿太太打开了临街的大门，不安地左顾右盼着。已经八点半了，街面还是笼罩在一团浓雾中，感觉十分阴冷。路两边的街灯在大雾中朦朦胧胧地闪烁着，好似精疲力尽的行人在眨巴着眼睛。达普顿太太在街道上并没有看到任何人，但她发现其他人家的烟囱里都冒出了烟，在半空中和雾气混杂到了一起。街斜对面侦探家的窗帘还没有拉开，百叶窗的叶片也都还闭合着，不过这平常而又单调的街景还是让她镇定了下来。刺骨的寒风让达普顿太太微微有些咳嗽，她关上大门，回厨房重新为康斯坦特先生准备茶点。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只是睡过了头而已。虽然达普顿太太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但手上的茶壶却在不住地颤抖着。回到康斯坦特先生卧室门口准备再次叫门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中已然空无一物，她不知道是在途中掉下了，还是无意中把茶壶放在了哪里。她近乎疯狂地摇起了门，像是忘了自己的任务只是要把房客叫醒。即便她费了这么大的劲，还险些踢坏了门下的地砖，但康斯坦特先生仍然没有回音。她接着扭起门的把手想把门打开，但门从里面被锁上了。门锁的阻拦让她又冷静了一点，她险些没经过房客的同意便冲进他的房间。然而恐惧马上又吞没了她，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从早晨起来就和康斯坦特先生的尸体一起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勉强控制住自己没有叫出声来。接着，她猛地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向楼下冲去。她跑出房子，门都忘了关，一下子就蹿到格罗德曼家的门口，死命地按着门铃。一楼的窗户很快便打开了（这套房子的结构和达普顿太太家完全相同），雾气中出现了侦探那张肉球似的圆脸。他戴着睡帽，满脸困意，显得非常恼怒。虽然格罗德曼皱紧了眉头，但达普顿太太却像看见了救星一样放下心来。“你他妈的到底有什么事？”格罗德曼咆哮道。他从来没有早起的习惯。不过话说回来，起早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才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毕竟房子是他自己的，而且这条街上另外好几幢房子也是他的，在弓区做房东的感觉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啊！也许他还在偷偷地为自己过得比朋友们都好而洋洋得意呢！这里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连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这儿的警察分局找到的，那时他只是在业余时间才能做做侦探的工作，换取一点微薄的酬劳。

格罗德曼到了这个岁数仍然没有结婚，爱神丘比特在天上一定已经为他选好了爱侣，但格罗德曼还没能在人间找到她。对于一个侦探来说，这是个很沉重的打击。他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情愿自己料理一切家务，也不愿去雇什么女仆。考虑到格罗弗街的舆论，每天早晨十点到晚上十点之间他还是雇了一个女佣。同样是出于对舆论的考虑，他雇的女佣在晚上十点到早晨十点之间会到别处休息。“我想请你到我家去看看，”达普顿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康斯坦特先生可能出事了。”“你说什么？他不会是今早和工人们一起开会时被警察殴打了吧？”“不，他没有去开什么会，他死了。”“死了？”格罗德曼一下子严肃起来。“是的，他被人谋杀了。”“什么？”格罗德曼咆哮起来。接着他又连珠炮似的问道：“他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谁杀了他？”“我不知道，我进不去他的房间。我一直在敲他的房门，可一点回音都没有。”

格罗德曼紧绷的神经立即松了下来。“你这个蠢女人！就这点事情？这糟糕的天气真让人头疼。他昨天参加了一次游行，还在区里做了三次演讲，另外还去了一趟幼儿园呢。这家伙一定是累坏了，他就是这个德行。”格罗德曼说起话来总是这样干净利落。“不，”达普顿太太肃穆地说，“他确实死了。”“好，你先回去，不要惊扰着邻居，五六分钟以后我就过来。”格罗德曼并没有把街对面那个厨娘的瞎咋呼当回事。这也许是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吧。格罗德曼眯起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关上了窗户，脸上挂着不屑一顾的笑容。格罗德曼看着那可怜的女人穿过马路，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之后她小心地关上了房门，仿佛这道房门把她和死人关在了一起似的。达普顿太太呆在走道里等待着侦探的到来。过了七分钟（达普顿太太一直在看着钟，所以这个数字非常精确）格罗德曼出现了，他的穿着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怎么刮。他还不怎么习惯把胡子弄成一定的形状，退休前他可不留胡子，和其他干警察这行的一样——侦探不是演员，不需要过分渲染自己的个性。达普顿太太在他身后轻轻地关上了门，然后向格罗德曼指了指楼梯，示意他先上去。她的这番举动看上去是出于好意，实则是因为害怕。格罗德曼走上楼梯，眼神里依然带着笑意。一走到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门前，格罗德曼就捶起了门，他大声地呼叫着，“九点了，康斯坦特先生，已经九点了呀！”一阵狂风暴雨之后，格罗德曼停止了动作，但房间里依然没有走动和说话的声音传来，格罗德曼的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他稍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敲门大喊起来。他试着去转动把手，把手却根本就转不起来。他想通过门上的锁眼看看里面的情况，但锁眼被堵住了。接着他又去摇顶上的门板，门依然纹丝不动。格罗德曼站定了，目光略显呆滞，毕竟康斯坦特先生是他所尊敬和喜爱的朋友。“哎，你再敲响一点啊！”一旁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咕哝道。“你也没法叫醒他吧。”

蒙蒙的雾气跟在他们身后进了屋门，蔓延到楼上，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潮湿而又阴森的气息。“门锁了，闩也合上了，”格罗德曼一边嘀咕着，一边又赌气地摇了摇门。“只有撞开它了，”达普顿太太浑身颤抖地说着。她把双手挡在面前，像是不想去看那可怕的场面。格罗德曼什么话都没有说，他把肩膀抵在门上，开始用力地撞门。他原先是个运动员，现在体力依然保持得很好。门发出吱吱的响声，慢慢开始松动了。门锁边的木头上出现了裂缝，门板向内凹进，最后门闩终于从铁圈中撞了出来。大门向后慢慢倾倒，格罗德曼顺势冲了进去。“我的天啊！”他大声喊道。女人听到他的呼叫，向后退了两步。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

没过几个钟头，街上那群没心没肺的卖报少年就开始嚷嚷着“快来买报呀，弓区发生了可怕的自杀案”。街上的通告栏前也聚满了那些没钱买报的人，通告的标题是“慈善家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二

但报上的这些消息并不完全可靠，苏格兰场拒绝对这些三流小报的报道发表评论。警方进行了几次逮捕行动，抓获了一些流浪汉。因此稍后发行的报纸把“自杀”的说法改成了“疑案”。不过从之后传出的消息看来，这些流浪汉大多是因为犯了别的案子被抓的。另外还有一个脸色惶然的家伙前来警局自首，但警察根本没有把他的供词当回事，而是让朋友和家人把他接了回去，这年头想在纽盖特监狱找张铺位的人真是太多了。

当大多数人还没有想明白这样一个年轻而尊贵的生命的逝去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公众的注意力又被一条更具震撼力的消息吸引了。当天晚些时候，汤姆·莫特莱克因被怀疑与他的合租人之死有关而在利物浦被捕了。汤姆·莫特莱克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这消息立刻在这一带传开了。莫特莱克在演讲方面天赋异禀，他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激情澎湃的演说，这样的人竟会和血腥的杀人案联系在一起真是太让人惊讶了，况且遇害者并不是普通的蓝领工人，而是一位将毕生精力投身于民权运动并且深受民众爱戴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不过民众（除了少数与莫特莱克敌对的工人领袖）马上就长舒了口气，莫特莱克只是被警方传唤去澄清一些事实，而且马上就被释放了。下午莫特莱克自愿接受了利物浦当地一家报纸的采访，他宣称自己被捕完全是因为警察当局对他的仇视和憎恨。他到利物浦来是为了追查一个令他非常挂念的朋友的下落，当他焦急地在码头上询问开往北美的邮轮是何时离开的时候，码头上的值班警察根据总部的命令把他当作嫌疑犯逮捕了。“这帮警察啊，”汤姆感叹道，“他们一定非常熟悉我的长相，这也难怪，毕竟商店里贴满了讽刺我的政治漫画。当我向他们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还彬彬有礼地让我跟着他们走，我想他们一定是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吧。因为同住的原因，我也许会和我那可怜朋友的惨死扯上点关系，我承认他们把我列为嫌犯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这件事的发生感到悲伤。对于警察来说，他们只要知道我是从‘犯罪现场’过来的就足够了。而事实上我正巧住在那幢房子里，这么一来，他们更不会给我辩驳的机会了。”说到这里，他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这些警察的脑袋瓜太僵化了，他们的座右铭是，‘先把人捉住，然后再找证据。’如果你恰巧在案发现场，那你自然是犯了罪；如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你也同样脱不了干系，因为你一定是畏罪潜逃了。哦，我可是看透了他们的这套把戏。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把我扔进监狱的方法，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过万幸的是，这次我记住了早上五点以前把我带到尤斯顿路的那辆出租马车的车牌号码。”“如果他们把你扔进监狱，”记者讨好地开起了玩笑，“不出一周时间，我看囚犯们也要跟着你开始闹罢工了。”“也许会发生这种事情吧，不过监狱可不愁没人住，现在的工贼真是太多了。”莫特莱克幽默地回应道，“这样说来，挑动囚犯闹罢工可不一定是个好主意。不好意思我得走了，我一直挂念着我的那个朋友，恐怕他已经离开了英国，我必须再去码头打听打听。现在可怜的康斯坦特又死了——可怕，真是太可怕了！我还要去伦敦参加聆讯，我真得走了。再见了，先生们。请告诉你们的读者，警察逮捕我完全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怨恨。”“莫特莱克先生，请允许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听说你原打算在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在圣詹姆斯教堂主持一个抗击德军入侵的群众大会，是不是这样？”“哎！确实有你说的那样一个集会！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呢！不过那些该死的警察在一点之前就把我抓走了。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正要发封电报，当我从他们那里知道康斯坦特的死讯后，我一下子就懵了，集会什么的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真是一团糟，老天啊，为什么不顺心的事都碰在一起了呀！算了，不发牢骚了。再见吧，伙计们！别忘了把报纸寄给我一份啊！”

警察在伦敦对莫特莱克进行了庭审，但他们在莫特莱克口中并没有问到什么新东西，关于谜案的所有线索早就在街巷间传开了。凌晨送莫特莱克到尤斯顿路的马车夫给各大报纸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警方的愤怒。信中写道，莫特莱克先生刚过四点三十分就在弓区火车站上了他的马车，警察对莫特莱克先生的逮捕是对民主明目张胆的践踏。他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为此写一份誓言书，但苏格兰场像是对誓言书并没有什么兴趣，因此这个工号为二一三八的马车夫迅速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法庭上的莫特莱克面色苍白，浓密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用低沉而又悲切的声音向法庭陈述着证词。他在供诉中说，他认识死者已经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后来死者托他找一套装修好的公寓，他们这才住到了一起。康斯坦特想通过把家从牛津区贝斯纳尔格林的高档公寓搬到弓区的这一行为，表达自己和工人兄弟们同甘共苦的决心。格罗弗街离工人经常集会的人民公园距离非常近，所以这套房子非常符合死者的要求。他非常尊敬和崇拜死者，因为死者用自己的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心。死者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从不在困难面前畏缩，永远对斗争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随时准备着把自己的生命和财富投入到为广大劳工谋福利的事业中去。他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在事件发生前一天晚上九点，当时他刚从最后一班邮差手中接到一封来自一位朋友的信件，信里的内容让他颇为不安，于是上楼去找死者商量信中的事情。他最后一次看到死者时，死者显然正在被牙疼困扰着，但并没有对他抱怨什么，而且对他带去的消息同样也感到非常棘手，他们俩为此还热火朝天地讨论了半天呢！

陪审员：信中提到的事情和死者有什么关系吗？

莫特莱克：康斯坦特和那封信没有什么关联，他只不过是恰好认识我的那位朋友。如果认识的人有了麻烦，他一定会为此而担心的。

验尸官：你能向陪审团出示一下这封信吗？

莫特莱克：我不知把信放到哪里去了，这几天一直没能找到它。先生，如果您认为那封信与案件有关的话，我可以向陪审团说明信中提到的麻烦到底指的是怎么一回事。

验尸官：昨天晚上他牙疼得厉害吗？

莫特莱克：这我倒说不大清楚。我想不会太厉害吧。不过他说前一夜因为牙疼的缘故几乎没睡着。

验尸官：你和他是在什么时候分开的？

莫特莱克：十点差二十分。

验尸官：分开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莫特莱克：我马上就出去了，然后在附近做了些寻访。我大约是在一个小时以后回来的，我告诉房东第二天我要赶早班火车到乡下去。

验尸官：这是你最后一次看见死者吗？

莫特莱克（充满悲情地）：是的。

验尸官：当你们俩分开的时候，他看上去怎么样？

莫特莱克：他那时一直在为我所遇到的麻烦感到担忧。

验尸官：他有什么与往常不同的表现吗？

莫特莱克：好像没有什么。

验尸官：你是在星期二早上什么时候离开公寓的？

莫特莱克：大概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吧。

验尸官：你确定自己关好门了？

莫特莱克：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知道达普顿太太是个非常胆小的人，因此离开时甚至把挂锁也给搭上了。我想外面的人即使有门钥匙，也不大可能进得了那栋房子。

达普顿太太的证词（当然是在莫特莱克先生之前做的）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在她的证词中还夹杂了很多家庭妇女特有的唠叨，因此对她的询问持续了比莫特莱克先生更长的时间。她不仅向陪审团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的确患上了牙疼，还添油加醋地说正是因为死者一直没有好好地去看病，所以才会持续疼了一个星期。她对死者最后几个小时活动的描述和莫特莱克先生陈述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她表示自己有点怀疑死者和莫特莱克先生曾为了邮差九点送来的那封信发生过争吵。莫特莱克出门后，死者紧接着也出了门。但死者回来得比莫特莱克先生要早一点，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回来的时候达普顿太太正在厨房干活，因此事实上她并没有看见死者进门，只是听见了关门声以及之后他轻轻登上楼梯的脚步声。

陪审员之一：你怎么知道进来的不是别人呢？（他提问时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动声色。）

达普顿太太：他上楼时在楼梯口招呼了我一声，他用软绵绵的声音叮嘱我，“达普顿太太，别忘了六点三刻叫醒我，不然我就要误了和铁路工人的会议了。”（证人的表演让陪审员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验尸官：你叫醒他了吗？

达普顿太太（打断了验尸官的问话）：哦，我的老天，你怎么会这样问？

验尸官：太太，不要这么冲动。我是想问你有没有试着去叫醒他？

达普顿太太：我当房东已经当了十七年了，总是想方设法让房客们满意，其中当然也包括莫特莱克先生，不然他也不会把康斯坦特先生介绍到这儿来住。老天保佑他——

验尸官：好了，好了，我完全明白了。你确实尝试过叫醒他吗？

这时达普顿太太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没能好好回答验尸官问的这个问题。她只是反复地解释着虽然她那天确实睡过了头，虽然以前这种事也发生过，但她还是按康斯坦特先生的要求在六点四十五分上楼去叫了他。接着她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起那个悲惨的故事——一个即使由达普顿太太这样的人讲来也不会觉得庸俗的故事。她添油加醋地在叙述里添加了许多细节，比如说当格罗德曼闯进卧室的时候，她那不幸的房客是如何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以及喉咙血红的伤口是什么形状。比如说她那强势的伙伴是如何将一块手帕盖在尸体那张扭曲的脸上，以此来平稳她的情绪。又比如说他们是如何徒劳地在床的上下寻找凶器。她进一步解释了退休侦探是如何耐心而又迅速地做了一份房内的物品清单，在刑警和围观者到来之前，记录下了屋内物品的确切位置以及尸体的状态。她还强调了是自己提醒侦探注意两扇为了抵御夜晚的寒风而紧锁着的窗户的。她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模仿出当侦探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种惊愕而又沮丧的表情。接着侦探打开了窗，在雾中勉强从街上认出了一个名叫丹齐尔·坎特科特的小伙子。他招呼小伙子到最近的警署去找一个巡警和一个法医来。在等待后援到来的那一段时间，格罗德曼一直在沉思着，他不时会记下几条自己刚刚想到的东西。他还时不时会问上两句关于那个可怜的、心软的家伙的事情。既然说到了心软，她又向法庭陈述了一大通她的那些邻居是如何写信向死者乞讨财物的情况。天知道，那些人的条件不知要比她好多少呢！她赚的每一个便士都是靠自己的勤劳换来的。在代表死者阿瑟·康斯坦特家旁听审讯的泰伯特先生的追问下，达普顿太太承认死者生活得和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古怪的行为。他非常乐观，说出的话也总会让听者觉得舒心——愿上帝拯救他的灵魂吧。不；他从来不刮胡子，他要留下上天赋予他的所有毛发。

陪审员之一：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死者睡前有锁门的习惯。不过她并不能保证这一点。（一阵大笑声。）门关上自然就不必上闩了，门闩处于门的顶部，需要向上推才能合拢。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在座的人，当她第一次招租房客的时候，房间并没有装门锁，就只有那么一道闩。但住进来的那个疑心病很重的房客（她不愿称其为绅士）一直在抱怨着晚上关不紧门，她只好贴钱在门上装了把锁。可那个牢骚满腹的房客还是没付房租就走掉了。（又是一阵笑声。）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验尸官：死者平时显得神经质吗？

证人：不，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笑声。）

验尸官：我想问的是他会不会担心遭人抢劫？

证人：不，他总是喜欢在游行中抛头露面。（笑声。）我告诉他要小心点，还现身说法地跟他说过有一次我在狂欢节上丢失了一个放着几英镑的皮夹的事情呢！

达普顿太太说完便瘫坐在座位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验尸官：先生们，我们马上就会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房间了。

接着，发现尸体的经过被格罗德曼先生更为科学严谨地叙述了一遍。他出现在犯罪现场，在旁人看来就好像退居幕后的歌剧演员重回舞台一样。格罗德曼的著作《我所抓获的罪犯》仅仅仰仗着他的个人魅力就已经重印了二十三或是二十四次。格罗德曼对众人说他发现尸体的时候尸身尚有余温，因此他推测康斯坦特死了没多久。被他撞开的那道门的锁和闩都紧闭着。他证实了达普顿太太关于窗户的说法。另外他还提到烟囱非常窄；伤口看上去像被剃刀割开的一样，以及他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凶器。他一个月以前才和死者相识。在他的印象中，死者是个热情、单纯且总爱和别人称兄道弟的好青年。（当退休侦探提到死者时，声音因情绪激动而有些颤抖。）他认为死者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自杀的人。

下一个被传讯的是丹齐尔·坎特科特。他是个诗人。（笑声。）当格罗德曼从格罗弗街十一号二楼的窗口招呼他到警察局找人的时候，他正准备到格罗德曼家告诉他，因为他的手患上了肌腱炎，所以近期不能再为格罗德曼写东西了。没有，他并没有跑着去警察局，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笑声。）他带警察回到了格罗弗街，但没有上楼，他没有胆量去看那可怖的一幕。（笑声。）那天清晨的浓雾已经够他受的了。（笑声。）

巡警霍莱特说，

十二

罗尼米德上尉的陈述和霍莱特的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开场白中重申了他是和霍莱特巡警以及罗宾逊医生一起去的。

分局的法医罗宾逊说：死者喉咙被割开了，躺在床上。我到的时候尚有体温，腹部还非常温暖。剃刀造成的割伤在下巴、颈部和上肢共有三处。他身上的肌肉在被敲击时弹性已经变差。我认为当时他已经死了两到三个小时。我想时间不会更长了，只可能比我预计得再短一些。床单有可能使身上的体温保持得更长一些。最深的那个伤口有五到六英尺长，从左至右横穿喉咙直到左耳下方。气管的上半部分和颈部的血管都被切断了。颈动脉周围的肌肉完全被割开。在左手的拇指上还有一个微小的伤口，像是脖子上那道致命创口的延伸一样。死者的双手垂在头部下方。我在死者的右手上并没有发现血迹，因此伤口不大可能是死者自己造成的。凶犯一定是用了剃刀那类的利器。我猜测凶犯可能是个左撇子，死亡过程毫无疑问是非常迅速的，我在房屋内和尸身上都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我看见在梳妆台上布拉瓦茨基夫人那本关于通神学的巨著边放了一个钱包。后来，罗尼米德上尉提醒我锁和闩是从里面扣上的。

陪审员之一：我没有说伤口是被惯用右手的人弄出来的。我无法明确地说出凶器是怎样弄出这样的伤口的。自残就更没有可能了。雾倒是一点也没有侵入这个房间。

威廉姆斯警长说他在十二月四日的清晨当班，格罗弗街恰好属于他的辖区。他没有看见或听见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那天的雾还算不上最浓的，只是让人觉得嗓子有些难受。他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巡逻到格罗弗街，但并没有看见莫特莱克先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离开那幢房子。

法官建议休庭，验尸官和陪审员们一起前往格罗弗街十一号检查房屋以及死者的卧室。晚报的头条上写着“弓区的迷局越来越扑朔迷离了”。三

在重开聆讯之前，那些曾被怀疑与案件有关的嫌疑人，都被证实是无辜的而释放了。对于地方法官来说，这些人犯的事连立案都很难。警方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就像这个季节在树上收获的黑莓一样稀少。遍布街区的线人给警方带来了一些内部消息，但其中没有一条是有用的。对于这桩案子，警方甚至都无法编造出一条线索来。

阿瑟·康斯坦特的死已经成为每个家庭、每节火车车厢和各个小酒馆里热议的话题。去世的理想主义者在社会上的关系太复杂了。在伦敦，无论是东区还是西区，无论是民主联盟还是宗教团体，无论是廉价客店还是学生宿舍，闻听此事的人们立即群情激愤起来，整个城市都在为失去了这样一个不计名利的人而惋惜。这是一桩令人多么难以捉摸的凶案啊！

在调查的总结阶段，也没有搜集到什么能使案情有突破性进展的证据。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证人往验尸官的证物桌上添加什么东西了。这个阶段前来作证的只有死者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向陪审团叙述的只是些死者生前的琐事。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也许这是他们的福气。他的亲戚平时很少能见到他，他们对死者的了解和外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在死者的故乡，没有人能预想到他会离开舒适的家，迁居到生活艰苦的工人区。在死者的朋友中，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不过他的朋友相互之间未必会成为朋友。正因如此，他的那些朋友各自关于死者的描述才更能让听者动容。这是一个从不树敌，从不失去任何一个朋友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心地善良，时时刻刻都在为别人着想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每年不是只过一次圣诞，而是天天充满着圣诞奉献精神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人类，像从不抱怨葡萄酸的葡萄园园丁一样任劳任怨的男人的故事。他乐观而又坚强，从未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失望，总能忘却小我，意志坚定地继续斗争下去。当然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这一点让他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者。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理查德·埃尔顿，现在是米德兰郡萨默顿的一个牧师，交给验尸官一封死者在悲剧发生前十天写给他的信件。验尸官大声朗读起信中的一些段落：“你知道关于叔本华的事吗？我是指那些对他误解之外的事？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他的著作。他是个絮叨但并不讨人厌的悲观主义者。他那篇《论人世的痛苦》非常耐读。首先他把基督教和悲观主义的同化（文中称之为‘自杀’）当作一种悖论，这种惊世骇俗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但这的确十分有道理。在芸芸众生之间确实充满了痛苦和苦难，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一切都充满了罪恶。啊，我的朋友，自从我来到这个到处是苦难和罪行的世界后，我已经消除了很多幻想。个人的生命——百万人的生命——在败坏、恶俗以及对文明的亵渎面前又算是什么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魔王府邸里一丝微弱的烛光。利己主义持续的时间太久，而生命又太短暂了。更糟的是大家都太容易满足了。穷人甘于贫困，而富裕的人也不愿意去发展文化。那种为孩子的一便士学费而苦恼的女人们，只要能得到我们一点点的施舍就感到非常满足了。“工厂里的工人们是真正的保守分子。激进的工人嫉妒他们的领袖，领袖之间则相互猜忌。叔本华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也组织过工会，不然他不会把做一个哲学家称为自杀。他声称自己和佛祖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把佛经中的‘金刚乘’分离出来作为他‘意志与表象’哲学的一部分。布拉瓦茨基夫人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人啊！我不敢妄称自己一直追随着她，因为她总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我却还没有形成什么成熟的思想。需不需要送你一本她的书？那些书真是太棒了……在它们的指引下我已经成了一个讲话流利的演说家了，演讲之道很容易被掌握。我现在觉得最可怕的是，演讲者总是在说一些会迎来欢呼的话语，而不把生活中的现实告诉他的听众。露茜目前还在意大利开画廊，当我看到工厂里那些胸部扁平的女工时，我总会为我们曾拥有的幸福时光而感伤。不过，现在我却认为工厂女工应该获得与她一样的幸福。”

证人向陪审团解释道，信中提到的露茜全名叫露茜·布伦特，是死者的未婚妻。可怜的姑娘已经收到电报，现在正在往回赶呢。证人声称这封信中所表露的沮丧情绪并不常见，他的大部分信件的内容是轻松、明快而又充满希望的。即使是在这封信的末尾，也还是提到了对于年底圣诞假期所做出的各种有趣的计划。别忘了死者还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呢。

验尸官：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麻烦会引起他短暂的情绪低落？

证人：这我可不知道。我想至少他的经济情况应该没有问题。

验尸官：他和布伦特小姐吵过架吗？

证人：我能负责任地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验尸官：他是不是个左撇子？

证人：当然不是，他也不是那种两只手都同样灵活的人。

陪审员之一：叔本华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协会”负责发行著作的异教徒作家之一？

证人：我不知道他的书是谁印的。

陪审员之一（一个矮小而粗犷的苏格兰杂货商，名叫山迪·桑德森，他是弓区保守党协会的执事）：先生，别跟我们支支吾吾的，你说的那个叔本华是不是在科学讲堂发表演说的无神论者？

证人：不，他是个外国作家（桑德森先生听到这一点感到非常庆幸），他认为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陪审员：你对你朋友这样一个教徒阅读这类大逆不道的作品是不是特别惊讶？

证人：死者什么书都读。叔本华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也许你应该找本他的书来读一读。（笑声）

陪审员：那种书我碰都不会碰一下。那种东西全都该烧掉。还有那个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书——那叫什么？那也叫哲……学吗？

证人：不，她的著作是关于通神学方面的。

列车工人协会的秘书阿兰·史密斯说，死者在遇害前一天曾经跟他有过一次面谈，满怀激情地谈到了对运动前景的看法，另外还开了一张十几尼的支票送给列车工会。死者许诺自己会在第二天早晨的会议上发言。

苏格兰场刑侦队的爱德华·温普先生说，自己并没有在所有收集到的信件和报纸上获得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这些东西稍后都会交还给死者的家属。刑侦队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谜题的途径。

验尸官最后对目前所收集的证据做了个总结。“先生们，”他说，“虽然现在我们得到的证据非常少，但我们还是要侦破这件扑朔迷离的案件。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二月四日周二的早晨，在格罗弗街十一号进行租房业务的达普顿太太费尽全力也无法叫醒租住了整个二楼的房客。达普顿太太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把住在街对面的乔治·格罗德曼先生找了过来。想必大家都了解格罗德曼先生的威名，此案中他那清晰而又严谨的证词对我们帮助很大。格罗德曼先生撞开了门，他们发现死者躺在床上，喉咙被割破了。据格罗德曼先生判断，死者没死多久。他们在房间里没有找到凶器，没有找到行凶的人，而且那间密闭的房间当天也不可能有人进出。医学调查显示伤口不可能是死者本人弄出来的。但先生们，这事只能有两种解释。伤口要么是别人弄出来的，要么是死者本人造成的。接下来我将分别对这两种可能进行阐述。首先，死者是不是自杀的呢？证词上说死者双手垂放在脑后躺在床上，伤口从右至左横贯喉咙，最后终结在左手拇指的一处刀口上。如果伤口是死者本人弄出来的，那他一定是用右手做的，同时左手还必须一直处在头部的下方。这种姿势既不自然，而且特别奇怪。更重要的是，如果死者是用右手割的，他应该是从左向右移动。照常理不太可能别扭地使用右手，除非他有意想引起别人的困惑。如果继续推想下去的话，死者去世的时候右手应该处于头部下方，因为据罗宾逊医生判断死者几乎是在瞬间毙命的。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死者不可能有时间摆出那样的姿势。伤口也有可能是死者用左手造成的，不过别忘了死者惯用右手。另外，我们在房间里没有找到任何可能造成伤口的凶器，这一点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之前的那些医学调查。警方对可能藏匿剃刀或其他凶器的地方做了彻底的搜查，比如说毯子、床垫、枕头以及窗下的街道上。但当我们设想行凶者有可能会在哪里藏匿武器时，必须考虑到死者是在瞬间内死亡的事实，同时地板上还没有发现一滴血。最后，凶器很可能是一把剃刀，但死者从来不剃胡子，也从没听人提起过他会有这种东西。在罗列了上述这些事实以后，我想，依据警方和医学方面的证据，我们会马上放弃自杀这种可能性。另外，我们可以暂时试着不管案件的物质层面，而毫无偏见地去审视其精神层面。死者有没有理由轻生呢？他年轻，不缺钱，在社会上很有威望。他待人诚恳，同样也受到许多人的爱戴。人生的美好画卷才刚刚在他面前展开。他没有什么恶习。生活朴素、情操高尚、行为尊贵是他严格遵行的三大守则。如果他有野心的话，很容易就能弄到一个公职。他是一个坚定、坦荡、无私的演说家，总是把眼光投向未来——他总是在想怎样才能让同胞生活得更好。只要有人提出了正当的要求，他总是会把金钱和时间用在对方的身上。如果这样一个人都会想到自杀，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性可言呢？当然，我们在证据中也发现了他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时候他会非常消沉——我们中间又有谁不是这样呢？但他消沉的时刻总会很快过去。不管怎么说，死前的那天他是非常快乐的，不过有点牙疼罢了。既然他没怎么抱怨，就说明牙疼并不是那么严重。当然，那天晚上也有可能牙疼得越发厉害了。我们也不能忽略劳累过度的可能性，也许这导致了他精神高度紧张。他工作勤奋，从不会在七点半以后起床，一天所干的活要比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多得多。他不仅宣讲知识，书写标语，而且还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这些都有可能加剧他的精神紧张。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证人都能证明死者非常期待参加十二月四日与铁路工人的集会，全情投入于这项运动中。难道他会在这样一次集会的前夜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他这样自杀的话，难道不会留下类似遗嘱或最后心愿的信件或便条吗？至少温普先生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藏匿凶器呢？唯一可能让我们引起警觉的是他那天除了像平时一样锁了门，还特地把门上的闩也封死了，但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能让我们做出任何判断。单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物质方面看，则更不像是自杀。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考虑，这个案子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死者是自杀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验尸官停顿了一下，所有的听众都趁此机会长舒了口气。他那细致入微而又鞭辟入里的解释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如果他的讲话就此结束了，相信陪审团会做出“他杀”的判断。但验尸官只是咽了下口水，然后又口若悬河地继续讲了下去：“我们现在可以看看第二种可能性——死者是不是被人谋害的呢？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对犯罪手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罗宾逊医生当然可以说伤口是别人的手造成的，但假如我们没有办法验证死者的伤口是如何被别人弄出来的话，那么无论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是多么不可能，我们还是得回到自残的原点。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当达普顿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发现尸体时，尸体还是温热的。格罗德曼先生身为一个有多年警龄的老侦探第一时间出现在命案现场，这是我们的幸运。他断定死亡过程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和一小时后负责尸检的罗宾逊医生不谋而合。罗宾逊医生推断死亡大约发生在尸检的两到三个小时之前，也就是七点钟左右。我们知道六点四十五分达普顿太太去叫过死者，这样我们可以把死亡的时间提前一点。但据罗宾逊医生最后的鉴定报告所言，我们几乎不可能精确推断出死亡时间，死亡同样也有可能发生在达普顿太太第一次叫门的几个钟头以前。当然死亡有可能发生在达普顿太太第一次和第二次叫门之间，也许第一次叫门时死者仅仅是睡着了而已。根据尸检获得的生理数据，在第一次叫门之前死者就已经死亡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被排除。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把死亡时间假定为六点半左右应该最有可能符合实际情况。既然如此，先生们，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早间六点半左右格罗弗街十一号的情况。我们去看过了那所房子，都知道它的构造。莫特莱克先生租了一层靠前的那个房间，房间里临街的两扇窗户事发时都紧锁着。女房东则住在后间，同时，一层还有一个厨房。达普顿太太在六点半之前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个时间房子里所有的门和窗都是锁紧的，这个季节房东在睡觉时应该会去各处确认门窗是否都锁好了。尽管莫特莱克先生在早晨四点半之前就出去了，但门上的撞锁和大挂锁都关得好好的。楼上有两个房间，楼梯口那间被死者用来当卧室，靠里面的一间则被作为起居室。后面的那间房门是开着的，钥匙挂在门上，不过窗户是关着的。前面那间卧室不但锁上了，而且被上了闩。我们已经看过了撞开的门框以及门闩上脱落的铁环。两扇窗户同样是关着的，插销牢牢地扣在铁销中。烟囱很细，连小孩子都通不过。除此以外，这个房间就没有其他出入的方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死者的卧室就像海中的堡垒或林中的木屋那样与世隔绝。即使当时有一个奇怪的人恰巧在那幢房子里，哪怕他就在卧室隔壁的起居室，他也绝不可能进入卧室。因为这房子是为穷人造的，不同的房间之间相互隔绝，这样房子就可以方便地让几户不同的人家居住了。现在，让我们先假设有那么一个人奇迹般地进入了距一层十八英尺高的房间。六点半左右，他割断了熟睡中的房客的脖子。他怎样才能避开已经起床的房东成功逃离呢？即使他能够创造这个奇迹，他又怎能把门窗都从房内锁紧呢？这种奇迹已经超过了我所能理解的极限。是的，房屋整夜都被关严了——雾气一点也没透进来，没人能进出这幢住宅。最后一点，谋杀不可能没有动机。我们能想到的动机只有抢劫和复仇。但死者在世上没有一个敌人，他的钱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也没被人动过，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井然有序，也没见到搏斗的痕迹。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显然也有了答案。死者是被别人杀死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先生们，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不合逻辑，而且前后矛盾，但事实上这样矛盾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死者不可能自杀，外人同样不可能杀死他。先生们，我们对死者死亡的方式依然一无所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做出任何裁决。这是我所遇见的最难解开的谜案。”（听众席一片哗然）

陪审团主席（和山迪·桑德森交谈了一番后）：法官大人，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有一位陪审员甚至认为可以把此案裁决为“上帝的惩罚”。四

在一片反对声中，山迪·桑德森不得不放弃了立即定案的想法，同意了陪审团“暂时不做任何裁决”的建议。接下来的九天，报章开始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案件，许多人自发地前往死者的停棺处为他送行。媒体的报道渐渐大胆起来，评论家反复在报纸上对这桩“弓区谜案”进行讨论，但他们的观点对于解决谜案并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大量信件寄往报社——为这个乏善可陈的季节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编辑们对这些信件却好像并不上心。谜案成了伦敦街头巷尾的谈论焦点——不论是在达官贵人的豪宅还是贫民的简陋小屋，在客厅还是厨房，人们都热切地议论着这个话题。在所有这些谈话中，有的很有逻辑性，有的却很愚蠢；有的很粗鲁，有的却很文雅。人们从享用早餐的第一根蛋卷到晚上吃完最后一片面包，都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弓区格罗弗街十一号一时成了民众朝拜的圣地。以往十分安静的小街现在却整天闹哄哄的。全城各处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街上眼巴巴地仰望着卧室的窗户，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情。人行道经常要堵上几个小时，小商小贩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街头艺人们在窗下吟唱着与事件完全无关的歌曲。政府没有在街道的两头设上收费站可真是太可惜了。财政大臣显然没有利用上这个清偿国债的大好机会。

事态发展到最后，一桩严肃的杀人案竟然被外界蒙上了轻佻的色彩。连幽默小报上也出现了以谜案为主题的讽刺作品。

有人在“可别小看呆头鹅”这句谚语后面戏谑地加了一句“它或许能帮你解开弓区的谜案哩”。有个不具名的读者问死者会不会是被弓箭射中了脖子，在《达格尼》杂志上马上就有评论指出，幸好这位读者没有被选做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不然他一定会郁闷得想要自杀。一个圆滑的评论家认为本案的情况与“莫格街疑案”有点相似，他说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这次的凶手显然是剽窃了爱伦·坡的创意——凶手很可能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他还建议坡先生的出版商应该马上为作品申请一道保护令。更糟糕的是，坡先生精妙绝伦的创意竟然被罪犯运用到真实的案件中。他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带着剃刀从烟囱进入死者的卧室，在成功地割破沉睡的康斯坦特先生的喉咙后，又顺原路返回。这个想法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一个名字中包含一长串字母的读者回信反驳道，他无法想象一只能自由进出烟囱的瘦小猴子可以在死者身上弄出那样一个又深又长的伤口。第三个读者立即跳出来对前一个读者进行驳斥，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了猴子的肌肉力量。这样一来，舆论的风向几乎都偏向了“猴子就是凶手”这一说法。但这阵浪潮马上又被一个笔名为“理智”的读者压制了，他冷静地指出在地上、睡衣上和床单上都没有发现烟灰或是污血的痕迹。《柳叶刀》杂志对验尸官在法庭上的陈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的社评这样写道：“我们无法苟同验尸官对案件的看法，这再一次说明了任用验尸官而非专业的医务人员参与案件调查是个严重的错误。他的那番说辞听上去好像非常有见地，但完全忽略了医学证据的重要性，不然他一定会引导陪审团做出他杀的裁定。话说回来，伤口是由外人造成的这一点他没看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警方早就该下这个结论了。那个不幸的小伙子自己显然不可能弄出那样的伤口，他更没有能力在受伤后隐藏凶器，并一一清理房间里留下的痕迹。”无法在这里列举业余侦探的各种奇思妙想，苏格兰场却出人意料地始终保持着缄默。最终对谜案的讨论限定在了能收到最佳答案的有限的几份报纸上，其他没有收到有意思答案的报纸结束了讨论，并对先前那些报纸登出的答案进行冷嘲热讽。在那些所谓的最佳答案之中，确实有几条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的，但它们最后无一例外，都被否定了。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凶手利用雾气的掩护从人行道搭的梯子攀上了窗户，接着他用切割钻石的工具移开了玻璃，然后进入了房间。事成后他重新装上那块玻璃（或是自己带来的另一块玻璃），从原路逃离了现场，这样锁和闩就都能保持不动了。有人就此指出窗格太小，人根本无法从中进出。后一个回复者马上回信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凶手只需把手伸进窗格，打开插销就可以进屋了。离开时只要把这个过程倒转下次序就可以了。这番关于窗户的妙论被一个玻璃工人击得粉碎，他来信说玻璃很难从窗框的一面固定住，如果这样装玻璃的话，只要轻轻地一碰，玻璃就会掉下来摔破。而且警察不可能没注意到装玻璃新糊了油灰。还有人提到凶手会不会把门先卸下来，刺杀完成后又装了回去，在这位仁兄的笔下，格罗弗街十一号仿佛变成了中世纪的城堡，有许多暗门和通道。另一个聪明的设想是在警察来的时候，凶手一直藏在房间的衣柜里。或是当格罗德曼撞开门的时候，凶手一直藏在门后的角落里，由于格罗德曼和达普顿太太看见尸体一时激动而没有注意到他，随后他借两人检查窗户的当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也有人试着想科学地解释犯人如何从外面把门锁上和上闩。他们想借强力磁铁来做到这一点。自此，一个装备了磁铁的凶手形象在公众的脑海中蔓延开来。但这个天才的想法却有着致命的缺陷——磁铁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复杂的任务。一个生理学家想起了杂技中有一个吞剑的节目——他认为死者在割喉后把凶器吞了进去。但公众却不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些认为死者在自杀后把小刀、刀片或是锋利的铁片放进伤口的说法让人想起了雪莱的一句诗：“割出这样的伤口，刀却在伤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这一说法同样无法令人信服。有人想到伤口可能是被烛台（或卧室里其他看似无害的器具）改装成凶器造成的。有个讽刺作家非常鄙夷这类想法，他调侃说死者也许是把体积这么大的凶器都塞进牙洞里去了。还有一些自称是马斯基林和库克的朋友来信说，只有马斯基林和库克能够毫发无损地从一间密闭的房间里走出来。在所有这样来信中，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刊登在小报《大千世界》上一篇题为《弓区谜案已被解决》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先生们，你们一定还记得白教堂案所引起的骚动吧，当时我指出该地区的验尸官就是此案的凶手，但没人理睬我，以至于那个验尸官到现在还逍遥法外，白教堂案至今悬而未决。也许这一次发生的类似案情会使当局对我的见解给予更密切的关注。照官方的说法，死者不可能割开自己的喉咙。死者也不可能被别人割开喉咙。鉴于康斯坦特先生的死亡，其中的一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而官方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并不相信那些说法。因为官方的说法是根据达普顿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的证言得出的，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话。先生们，谁能让我相信这个非牛即马的故事？有没有证据表明人不是这两个人杀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杀人后把门踢破，捣烂门锁和门闩，然后在警察到来之前关紧窗户。——随信附上我的名片，真诚地献上，一个用脑子冷静分析问题的人。”

后面还加上了一段编辑的评论：

来信并非像他自称的那么具有想象力，如果用他那样的脑瓜去分析问题，那所有的凶案就都不用警察去侦察了，直接把发现人抓住就得了。不过，如果有尸体，总得要有人去发现啊。

编辑P.M.P.

这个编辑有理由为刊出这封来信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引来了大侦探本人的答复——答《弓区谜案已被解决》一文。信中这样写道：

编辑先生，我并不认为他的说法像你说的那样没有想象力。相反，我觉得他的想法颇有些独到之处。实际上我倒从他的想法上得到了一点启发。我暂时不打算把我的这点想法向外界透露，如果那个“用脑子分析问题的人”同意将他的姓名和地址交给我，那么我倒不介意先把我的想法给他透露一点，这样他就能看到自己撒下的种子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我觉得他和我有些相像，借这个机会我要开诚布公地向大家宣布，我对法庭的裁决感到特别失望。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凶杀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莫衷一是的裁定只会让苏格兰场心生懈怠。我希望不要被人斥责为不懂礼仪，或者是胡乱说话什么的，就像前几次当他们遭遇重大挫折我发表意见时那样。现在犯罪的技巧越来越高，而破案的成功率却越来越低了。要我说，苏格兰场已经不再是以前我熟悉的那个地方，那里越来越依赖于刑讯逼供那套玩意了。我重申一点，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法律和秩序着想。我从来没想过阿瑟·康斯坦特是死于自杀，但如果苏格兰场倾向于自杀这个结论，然后拍拍屁股躲到一边睡觉去了，那么先生们，本世纪最邪恶最恐怖的犯罪就会因此而逃脱惩罚。我最近才和死者相识，但我依然对他有足够的了解（我原本希望能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我相信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他都不会使用任何性质的暴力。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这种人连一个苍蝇都拍不死。他那种温和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具有自杀所需要的勇气。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我很高兴他把我当朋友看待。现在我已经过了穿上警服投入战斗的年龄，但是，先生们，只要那个作案的凶徒一天不落网，我就一天睡不好觉。我已经和被害者家属取得了联系，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认可，他们希望我能为可怜的康斯坦特洗去自杀的污名。我希望任何一个和我一样不相信当局结论的人，如果你有什么线索或是一些合理的建议，简单地说，就是所有“用脑子分析问题的人”都可以和我联系。如果要我说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新线索，我想这样告诉大家：首先，任何能帮助我们拼凑出死者在东区所进行活动的图像的线索都是有价值的。他通过何种方式与许多人建立起了关系？他是否就真的没有一个敌人了呢？即使是出于好心，他也有可能对别人造成了某种伤害。他对一些事件的干预可能会遭到憎恨，也许有些人会嫉妒他。一个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那样善良的人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被人所仇视。他究竟惹怒了谁？如果我们能对他最后几个月的活动知道得更多一些，他死亡的真相自然就会离我们更近一点。最后我要感谢你们把我的信刊登在这个热门的栏目中。

真诚的乔治·格罗德曼

弓区格罗弗街四十六号

又及：当我写下上面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从好心的布伦特小姐那里得到了一封珍贵的信件，这封信很可能是我那可怜的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写于十二月三日星期一，正是他被害的前夜。这封信是寄往佛罗伦萨的，当布伦特小姐接到男友去世的噩耗以后，她又把这封信带回了伦敦。在我看来，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康斯坦特先生对生活的希望，甚至还谈到了一些对今后的打算。当然有一部分内容并不适于对外公开，但在此转录一些重要的细节，我想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伤害：“你似乎被灌输了一种东伦敦就是受难地的思想，也许让你有这种思想的是那些带有“小说”标签的读物，就像有些地方的基督徒自然而然地认为“旧约时代”是看不到阳光的一样。我想你也许和那些人一样，把“东伦敦”看成充斥着悲惨、痛苦和凶杀的地方。听上去挺押韵的吧？实际上离我住的公寓不过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些非常雅致的居民住宅，前后院都带有花园，里面放着精美的家具，住的都是些体面人。一些在高地地区开商铺的店主的收入如果被我在大学里的那些朋友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羡慕得直流口水。“这里的富人并不像肯辛顿和贝斯沃特那里的人那么时尚，但他们同样愚蠢和现实。露茜，我并不否认自己也有黯淡的时光，有时也会想要放弃这一切转而回到原先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但总体上来说，我还是太忙了，以至于根本没时间去做这样的梦。让我真正感到忧虑的是我是否确实为民众做了有益的事。但我的良心一直在告诉着我，我的确做到了。如果一个人无力对大众做出贡献，至少他可以为周围的人贡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能对一两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难道还不够吗？这里有许多好人，特别是在女性之中，她们不仅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感情也十分细腻。能够认识这样的人，能够为这样的一两个人服务——难道还不够吗？你朋友在圣詹姆斯大教条举办的亨舍尔交响音乐会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最近一直在研读布拉瓦茨基夫人最新出版的那部著作，对神秘的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了。不幸的是，最近我忙得只能在睡前读一点她的书，但她的书并不像其他那些书一样具有催眠效果。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通灵学无疑和牙疼有着同样的效果……”

先生们，我不知道读者中除了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为上一期报纸中格罗德曼先生的信件而感到震惊。他作为苏格兰场的前雇员，竟然公开跳出来诋毁自己的老东家，我只能说他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多半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要我说，死者的亲戚有什么理由把死者的文件交给他处理？他理所当然可以为一个被他势利地称为朋友的人去辩护。但是，让我们看看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吧，他有什么理由给自己的信加上《弓区谜案已被解决》这样一个标题？随信附上我的名片聊表敬意。

民众忠实的公仆

苏格兰场

乔治·格罗德曼恼怒地读完了报上刊登的这封信件，随即把报纸揉成一团，嘴里愤恨地念叨着，“该死的爱德华·温普！”五“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那样干的话，这世上还会有美丽的事物吗？”丹齐尔·坎特科特问。“别跟我谈什么美丽！”彼得·克劳说，就好像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一样。“我只想看到事实。”

丹齐尔没有把事实罗列给克劳，他手里恰好没有这种东西。

丹齐尔·坎特科特站在他房东的小店里抽烟，不断向周围混杂的空气喷吐出形状各异、气息宜人的烟雾。克劳正蹲在离丹齐尔不远的地方补鞋，他一边忙着自己的活计，一边和房客说着话。他个子不高，脑袋却很大，眼里总是充满了感伤的神情。另外，他的气色也不是很好。此时他的腰间系了一条油腻的围裙。丹齐尔穿着一件毛领的厚棉衣，冬天他在公众场合总会穿上这件衣服。一回到家里，他马上就会脱掉这件棉衣，身上只留下一件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总会想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他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好像是想让大脑离现实社会更近一点一样。他经常会为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小毛病或是某一方面的嗜好，克劳在自豪的同时也会因自己的不合群而感到有些孤独。他崇尚素食主义，不相信任何宗教，推崇共和制度，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吸烟。对他来说，肉食是禁忌的，酒精是禁忌的，宗教是禁忌的，君主制是禁忌的，烟草更是禁忌。“只有像我这样的普通男人才有可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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