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铁军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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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30年的沿边开放历程、成就和经验(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研究系列)试读：
前言
纵观云南30年的沿边开放历程，是云南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转变的30年。伟大成就无论怎样讴歌赞颂都不为过，但研究绝不能沉湎于事务主义，成为一本沿边开放的历史流水账，必须要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不仅要看到过去之辉煌，更应当关注今日之问题和未来之挑战。对沿边开放30年要多一些理性思考，这就要求我们一点不能骄傲自满，一点不敢掉以轻心，深入分析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努力奋斗的方向，悟出高超的智慧，释放巨大的潜能，达到期望的目标。
一 不同模式，立足实际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由有限范围、地域、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转变为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的开放，转变为可以多双边机制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开放。云南的沿边开放不同于中国东部地区的沿海开放，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无论在开放的时间、开放的对象、开放的模式、开放的路径上均不尽相同。
1.对外开放的进程不同，我国是由沿海到沿边的推移
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过程是循序渐进推进的，也是从“倾斜开放”向“均衡开放”发展的，已经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全方位的开放格局。沿海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点，今后仍然是开放的重点；沿边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翼。从开放的发展过程上看，沿海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以来，沿边开放比沿海开放已经整整晚了15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沿海开放建经济特区，云南沿边地区还处于战争对峙阶段。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率先开放，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80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1984年又批准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8年沿海开放扩大到北方辽东半岛，在沿海地区全面铺开。而云南80年代才恢复传统的边境贸易，1992年6月，国务院决定昆明市畹町、瑞丽、河口实行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一些政策措施。
2.对外开放的对象不同，云南的沿边开放是南南合作
沿海开放主要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和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的容量很大，拥有较雄厚的资金和较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正在向外转移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沿海地区正是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等方面的比较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我国沿海地区很快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云南的沿边开放主要面对的是周边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战乱等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云南省的沿边开放是典型的“南南合作”，其中，柬埔寨、老挝和缅甸被联合国列入最不发达国家之列。到20世纪90年代，印度支那三国及缅甸才恢复经济建设，重建家园，提出“变战场为市场”，这几个国家当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技术力量较弱，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经济发展呈现“五高五低”的态势，即：发展不平衡程度高，总体发展水平低；贫困人口比例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低；资源开发价值高，经济实力和开发水平低；参与区域合作的积极性高，对外开放程度低；对合作的期望值高，自谋发展能力低。
3.开放的模式不同，云南是以国际区域合作为主
沿海开放的模式是：引进外国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经济现代化建设进程。沿海地区加快与国际市场的对接和交换、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和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先行地区，并为我国经济体制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全面对接创造条件，进一步带动和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云南的沿边开放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开展广泛的区域合作，发挥各自的商品优势和生产要素优势，获得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比较利益，促进本地区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加速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振兴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联合自强的机制，也是一个通过加强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务实的机制。合作范围涉及交通、通信、能源、旅游、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和投资、禁毒八个领域。
4.开放的任务也不同，云南肩负更多的任务
云南沿边开放的模式与沿海开放不同：云南的沿边开放不仅承担着经济发展、减贫扶贫的重任，还肩负着边疆的稳定、民族的和谐、“安邻、富邻、睦邻”等重任。从地缘政治看，周边国家是我国安全的屏障；从地缘经济看，周边国家是我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从自然环境看，中国与周边国家同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云南省有15个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跨境而居，多民族和谐共处，云南的沿边开放还要为推动周边各国共同发展，为富裕周边、消除贫困、缩小南北差距做出贡献。云南沿边开放还肩负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任务。云南地处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红河、伊洛瓦底江等重要国内国际河流的上游地区，云南的生态环境状况也直接影响着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云南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生态屏障，宁可发展速度慢一点，也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宁可减少一些资源开发，也要避免对今后发展及下游区域带来不利影响。
二 辉煌成就、先行先试
沿海地区发展历史悠久，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内发达的工业基础、先进的技术力量、充足的劳动力和方便的海上交通条件，构成了向西方开放的特殊优势。而云南由于历史、自然、区位的原因和政策的失误，开放较晚，加之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各自的外汇和剩余资本都有限，与沿海开放存在较大的差距。但云南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谋远务近、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与踏实推进，从单项到多项，由低级到高级，从沿边合作到与经济腹地的合作，从非制度性安排到制度性合作；讲求实际，注重实效，先行先试，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务实推进，逐步深化。正是坚持开放不动摇，云南各族人民励精图治、自强不息，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摆脱封闭、走向开放，摆脱落后、走向进步，实现了一次次自我超越，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1.中国第一个以国际公开招标的工程
1984年建设的云南鲁布革水电站，是我国第一个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基本建设项目，也是我国第一个以国际公开招标方式建设的工程。根据与世界银行的协议，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必须进行国际招标。最终日本大成公司中标，这对中国建筑业的影响和震撼是空前的。“鲁布革冲击波”，冲击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的投资体制、施工管理模式乃至国企组织结构等都提出了挑战。创出了高效率、低成本的工程施工管理特点，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本建设投资体制改革的试点工程。
2.中国第一个国际次区域合作
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正式启动。GMS合作范围包括中国滇桂两省区、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总面积256.8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62亿。云南是代表中国参与GMS合作的省份（广西于2005年加入），GMS国家是云南省水电开发、矿产、农业、旅游等领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的重点市场，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云南与GMS各国相关地区合作关系不断深化，云南-老北工作组、云南-泰北工作组、滇越五省市经济协商会、滇越边境五省联合工作组等合作机制运行良好，各领域合作稳步推进。
3.中国第一个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自1993年开始，云南就在全国率先批准境外银行使用人民币结算头寸购汇和境外银行人民币透支业务。主要是逐步推动商业银行与毗邻国家建立人民币边贸结算关系，启动边境贸易人民币结算。2004年，国家批准在云南省试行与缅甸、老挝和越南的边境小额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予以办理出口退税政策，云南省边贸人民币结算逐步增加，促进了边境贸易的不断扩大，同时也为国家扩大试点范围、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积累了宝贵经验。
4.中国第一个境外替代种植合作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为清除境外毒品，云南企业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下，在缅、老北部开展了粮食、橡胶、甘蔗、茶叶、水果等农经作物替代罂粟的种植。到2010年，云南省在缅甸、老挝北部开展境外罂粟替代种植面积已达310余万亩，累计投资10多亿元人民币。随着替代种植工作的推进，替代项目遍及老挝北部七省、缅甸北部掸邦和克钦邦，境外罂粟种植面积明显减少，当地的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替代种植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禁毒效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赞扬。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在禁毒方面，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联合国禁毒署已将“减少毒品种植，实施替代发展”确定为今后全球禁毒工作的重点之一。
5.中国第一条国际河流跨国航运
2000年开通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签订了从中国思茅港到老挝琅勃拉邦商船自由通航的协定，并在中国政府资助下，四国联合组织实施了航道改善工程，实现了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的安全通航。十几年来，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逐步发展，逐年上台阶，运输品种从单一的件杂货发展到现在的集装箱、重大件、冷藏鲜货、国际旅游多品种兼有的综合运输服务。在运输快速发展的同时，国际运输船舶数量也从最初的8艘发展到现在的115艘，运输船舶最大载重吨位从最初的80吨发展到现在的380吨。2010年，全年完成了40万吨的货运量，达到了历史高位。
6.中国第一个边境自由贸易区
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瑞丽姐告边境贸易区”，正式启动了“境内关外”特殊管理模式，边境贸易区实施出入境管理、投资贸易、税收、工商管理、金融管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按照“境内关外、双线管理”，集贸易、加工、仓储、旅游四大功能为一体的特殊模式实行管理。“境内关外”政策已显示出强大的政策效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贸合作领域从过去单一的进出口贸易，扩展到双向投资和服务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中缅贸易额的增长。瑞丽口岸的区位优势越来越明显，已成为中国对缅贸易额最高、货物吞吐量最大、管理进出境人员最多、管理进出境车辆最多的边境内陆口岸；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集散地。
7.中国第一条国际高速公路跨国运输
2008年被联合国官员称为“亚洲公路网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路段”的昆曼公路通车。昆曼公路全长1807公里，其中云南境内段688公里，老挝境内229公里，泰国境内890公里，老挝境内由中国出资3000万美元建设1/3路段。昆曼公路是中国连接中南半岛的交通动脉，是GMS南北经济走廊的重要干线。昆曼公路的建成，使阻碍人员和货物跨境流动的壁垒大幅减少，成本降低，时间缩短，经济发展机会增加，各国联系更为紧密；促进了中国云南、老挝北部、泰国北部和中部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的形成，带动了沿线贸易、运输、商业、金融、通信、劳务以及其他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老泰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繁荣。
8.中国第一个对外投资的水电BOT项目
2009年建成的瑞丽江一级水电站，位于缅甸北部掸邦境内紧邻中缅边境的瑞丽江干流上，总装机60万千瓦，设计年发电量40亿千瓦时，概算总投资32亿元人民币。该项目是目前中国在缅甸投资的最大BOT水电项目，也是缅甸建成投产的最大水电站，由云南联合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方式开发、运行和管理。工程建设，创下了国际国内水电建设多项新纪录。这一合作模式，既充分发挥了缅甸的资源优势，又充分发挥了云南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优势，并为进一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三 宝贵经验、深刻启迪
沿边开放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经验的过程。开放前，云南并没有成熟的经验，与中国的其他省份相比，无相似的经验可借鉴，这是一个全新的需要探索和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出一点问题，都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模式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任何一种模式能够永远有效。任何一种模式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的好处就会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尽管在云南沿边开放的历程中，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受到过这样和那样的挫折，但是，云南打开大门，对外开放，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对外开放中获得的利益，远远大于因闭关锁国而导致经济发展迟缓造成的损失。
1.更加注重互利共赢，提升沿边开放的水平
互利共赢是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目标的具体体现，是中国政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是中国在21世纪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的智慧之路。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团结合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迫切要求。合作的结果是双赢，云南沿边开放既要考虑自身目标，又要考虑伙伴可能性。在着眼于自身利益的同时，只有尊重对方的利益，只有将历史的恩怨、社会制度的异同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求同存异、寻找利益交汇点的大原则下去处理，才能实现国际合作利益最大化和国际争议最小化。这既是眼前利益也是远期利益，既是经济利益又是政治和安全利益。云南的沿边开放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渠道，丰富合作内涵，创新合作模式，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应该在团结协作的基础上，就重大国际问题加强磋商和协调，努力采取一致行动，推动GMS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只有当自由贸易通过互利共赢的途径，给各国带来各自最大的国家利益时，才能激发各国开放的积极性，推进经济区域化的良性发展。
2.更加注重包容性增长，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包容性增长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实情和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的前提下，兼容并蓄，全面统筹，彼此尊重与合作的和谐式增长；是不同国家、民族共同发展、平等参与、成果共享的发展模式。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比，包容性发展将更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可持续性，缓解以往由于发展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发展结果不平衡，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云南沿边开放要对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包容，要尊重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促进国际合作，并且把各国文明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转化为深化合作的活力与动力。要通过包容性增长使各国不仅共享发展机遇，而且共同应对发展中的挑战。云南与周边经济的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经济政策的协调日益重要。不仅在政策选择上不能以邻为壑，而且还要相互帮助，大国帮小国，富国帮穷国，使所有成员都能共享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成果，使各国人民的生活都能得到改善。云南与周边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平衡与互动，实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平行发展，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均衡发展，以及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国家间的矛盾要通过对话协商而不是对抗来解决，从而更加有利于各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与和平发展。
3.更加注重以民为本，使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沿边开放要坚持“以民为本”，任何偏离这一根本宗旨的行为，都将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开放为了人民、开放依靠人民、开放成果由人民共享。云南沿边开放特别要解决“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即大通道建起来了，基础设施改善了，边疆民族地区依旧落后。大多数地区和大多数群众（特别是占当地人口80%的农民）并没有参与到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也没有参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更没有分享到对外开放带来的好处，人民的收入水平并未提高。云南省城乡与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困规模大、程度深，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基础非常薄弱，长效减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成为地区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沿边开放要立足于带动边疆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当地的就业、技术进步、财政增收，实现利益共享。要有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更加注重生态和环境合作，构建GMS生态安全屏障
鉴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跨境、共享的特点，以及流域内各国开发利用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云南与周边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共生区域。各国如果立足于争，有可能得到更多水资源，但也可能失去整个区域的安全信任，破坏自己的安全发展空间。合作是消除一切分歧的最好方式和手段，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使各国消除隔阂，抛弃成见，促进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保障生态、环境的安全，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水资源利用活动对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GMS各国要想实现跨境水资源的公平合理有效地开发利用，就必须在富有诚意、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各国利益，从而有效预防和避免水资源利益冲突。云南作为GMS的生态屏障，在环境生态方面承担了重要义务和责任。要坚定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绝不做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事。实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建设；集中精力治理环境问题，推进环境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生态经济体系建设；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推进人口生态体系建设；让江河依然清澈，森林依然茂密，天空依然明朗，大地依然翠绿。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融共通、互谦互让，最终实现良性循环和全面发展。第一章云南沿边开放的时间历程中国的对外开放是由有限范围、地域、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转变为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的开放，转变为可以多双边机制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的开放。云南的沿边开放不同于中国东部地区的沿海开放，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无论在开放的时间、开放的对象、开放的模式、开放的路径也不尽相同。系统回顾云南沿边开放3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全面了解云南边境贸易、吸收利用外资、对外投资、对外经济合作以及国际次区域合作的历程，对于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云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第一节历史的沿革
云南的沿边开放并不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自古以来，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进行文化贸易交流的枢纽和门户，是古代陆路“对外开放”的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世纪后期，清政府先后将蒙自、思茅、河口、腾冲、昆明辟为通商口岸，继而修筑滇越铁路，云南的商品生产和对外经济贸易开始有了较快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通车，云南成为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物资进出口通道。当时云南的进出口贸易额，[1]分别占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7.5%和4.5%，创历史纪录。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和各种政治因素影响，云南的沿边开放几乎陷于封闭状态，致使云南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末端。回顾云南的沿边开放史，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凡是云南担起国家使命、敞开开放大门的时候，都是云南经济辉煌的时刻；凡是云南闭关锁国的时候，就是云南经济衰败的时刻。一 历史上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纽带
云南虽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但却是我国最早开放的地方，只是它的开放不是向东，而是向南、向西，沿着南方丝绸之路走向中南半岛及印巴次大陆。“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开展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我国的先民就借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的南方丝绸之路，从德宏、保山等地出境到达东南亚、印度和中东，与当地有了通商往来。丝绸、香料、茶叶、马匹、珠宝、金银、锡铜、棉纱、食盐等丰富的商品伴随着马脖上摇出的铃声，穿越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在内地与东南亚、南亚、西亚甚至欧洲之间流动。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演化为一条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民间“走私通道”。在公元前4世纪，便有驮着蜀布、丝绸、漆器的商队从蜀地出发，直达腾越与印度商人交换商品，或继续前行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越过亲敦江和那加山脉到印度阿萨姆邦，然后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抵达印度平原。而此时著名的“北方丝绸之路”和同样著名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尚未开通。这条从我国西南通往印度的古道就成了当时中国与外界交流的通道。
官方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发，早在秦统一之前就已经开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蜀守李冰父子便开始修筑从成都沿岷江而下的道路，史称“僰道”。秦统一后便派常頞“开道置吏”，将云南置于秦王朝的统一之下。常頞修筑了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五尺道，这是在民间古道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修筑的第一条到达云南的道路。汉武帝时开始大规模开发西南夷道，至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前后用了30多年时间，其工程之艰巨浩大史所罕见，用“难于上青天”来形容毫不过分。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立了汉王朝开拓西南最边远的郡——永昌郡，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后一个国内、国外物资集散地。至此，西夷道、南夷道、永昌道连成一线，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段全线贯通。为了保证国际通道的畅通，汉王朝除了以军队作保证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后续措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道路沿线设置邮亭、驿站，实施“移民实边”和“屯田”，将稠密的内地人口大量迁至边地。隋唐及以后各朝，又对南方丝绸之路进行了开拓、整修、扩宽、加固。在7世纪后唐宋王朝时期，开辟了经建水沿红河水路至越南的“步头路”，经思茅、勐腊至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茶马古道”。
在中国对外交往关系的历史上，云南长期发挥着内陆门户的重要作用，在沟通中国与邻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早在秦汉时期，中国西南就出现了一条经昆明通往境外的国际通道，即“古代南方丝绸之路”。在19世纪初，云南通往东南亚和南亚的商路上，经常有上万匹驮马往返穿梭。这种对外贸易规模，除了少数海运发达的沿海港口外，国内没有哪个省能与之相比。云南的边境贸易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远在商朝建立之初，云南与东南亚地区就已出现民间贸易往来。当时云南的贡品中不仅有本地产品，还有不少是来自东南亚的产品。这是当地各族人民之间长期交往和名不见经传的各国商人年复一年开展贸易活动的结果，它并不是依靠政府有意识的干预活动而产生的。
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云南在中原与境外国家之间的物资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桥梁和纽带。自汉唐以来，南方丝绸之路上驿马络绎于途，商贾鹜集于市，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商贸往来历经汉、唐、宋、元、明、清6代未曾衰落。在这条古道上流通的不仅是丝绸、茶叶、珠宝等商品，它更仿佛是一条文化的河流，中原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通过此道源源不断地汇合于云南，成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南方丝绸之路造就了古代史上开放和鼎盛的云南，并使历史上的云南在许多时候成为中央王朝的经济支柱。以元代天历元年（1328）为例，当年云南上缴金锭居全国之首，上缴银锭占全国1/2，上缴铜则占全国百分之百。此外，滇盐、滇锡、滇茶都曾成为朝廷的经济命[2]脉之所系。二 近代史上的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
滇越铁路是云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1903年，滇越铁路正式动工，1910年3月全线竣工，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云南段昆明至河口长466公里。滇越铁路促进了近代云南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繁荣。滇越铁路通车后，云南锡产量迅猛增加，1909年产量仅为4743吨，1917年增至11995吨，一跃而居世界第二位，个旧“锡都”之美名，沿着滇越铁路传播到世界各地。法、英、美、日、德的工业品经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在铁路沿线的城市和乡镇流通。闪光的锡锭及钨砂、猪鬃、皮张、普洱茶、云南白药，也沿着这条铁路流往世界各地。
1889年，蒙自正式开关通商。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成为中国首条国际铁路，它加速了云南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法、意、德、英、美、日、希腊等国商人纷至沓来，先后在蒙自开设领事馆、洋行、银行、公司、铁路局、酒店等30余家。滇越铁路拉开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帷幕。滇越铁路的通车，使近代技术设备的引进成为可能。1912年建成投产的石龙坝发电厂，是中国最早的水电站，其设备全部由滇越铁路运入。此后，1914～1926年相继成立了蒙自大关、开远通明、河口汉光等电力公司，标志着云南的电力工业已走在全国前列。通过滇越铁路源源不断运进云南的各种技术设备，推动了云南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采用机器生产，带动了云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滇越铁路带动了沿线河口、蒙自、开远、石屏、建水、个旧、宜良、玉溪、弥勒、通海、路南、昆明等一批城镇的发展，加快了云南城镇化进程，加速了云南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滇越铁路是云南对外开放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它客观上造就了云南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机，彰显了云南国际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三 二战时期的战略生命线
抗战时期，整个西南成了祖国的大后方，云南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其战略地位凸显。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国民政府与云南省政府于1937年11月决定，快速修通滇西公路下关至畹町段，建立起与缅甸境内公路、铁路相连接，直达仰光的滇缅运输线。云南省仅用9个月的时间，便抢在中国最后一个出海口被日军全部封锁之前，抢筑出548公里汽车道，打通了内连川康黔桂四省、外接缅甸印度两国的国际公路通道。而在空中，飞虎队开辟了驼峰航线。在部分江河湖泊，航运成为物资运输的有益补充。于是，整个云南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物资进出口通道。
滇缅国际运输线自1938年开始运输，到1942年被入侵滇西的日军切断，总共3年零4个月的时间，运进了中国抗战急需的军火、汽油、车辆和兵工器材，运出了用以换取外援的钨砂、桐油、猪鬃等农矿产品，运送了出国作战的10万名远征军将士，运送了赴缅前线作战部队所需的给养、弹药等，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被世人[3]誉为“中国抗战生命线”。
抗战后期，伴随着缅北密支那反攻和滇西大反攻逐渐推进，以滇缅公路为主的滇缅运输线重又开通。与此同时，从保山经密支那通向印度雷多，连接印度公路、铁路的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16日全线通车。由中英美同盟国首脑决定修筑的自印度加尔各答至中国昆明并延伸至呈贡、曲靖、沾益、陆良等地的中印输油管道，于1945年4月全线完成。中印公路开通半年，共运送汽车1万辆、军事装备5万吨，并输送了大量粮食和食品。二战时期，就有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云南的公路和输油管道相连。中印输油管道开通半年，从印度洋沿岸向云南输送油料45万多吨。中印输油管道开了中国管道运输历史的先河，直到60年后的中哈原油管道开通，中国国际管道运输历史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以滇缅公路及中印公路、驼峰航线、中印输油管道、滇越铁路为代表的云南国际通道，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云南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以缅甸仰光和印度加尔各答为出海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了经济社会空前快速发展。四 新中国成立后的死角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内较长时间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云南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原材料生产与调出省，对内对外贸易发展均十分缓慢。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变化和各种政治因素影响，加上云南偏居西南一隅，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外开放通道几乎陷于封闭状态。外贸的萧条，对外交往的减少，使云南从对外开放的前沿退居到末端，开放的历史与封闭的现实形成强烈反差。
云南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边境贸易是云南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有的内容，是云南与东南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云南边境贸易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直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云南与邻国的边境贸易才获得迅速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是云南边境贸易的初始阶段。在中缅边境地区，1951年4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中缅边境地区开放边民互市，允许双方边民在规定的地点开展互市。1953年4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云南省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发表了公告，对边境小额贸易的管理作了具体规定，公告颁布后，中缅边境地区小额贸易一度出现兴旺景象。通过小额贸易，中缅边境地区日用生活品短缺的状况有所改善。但后来边境小额贸易发展受到过多的限制。1963年，缅甸发生政权更迭，中缅边境形势出现变化，小额贸易随之中断，边境贸易全部纳入边民互市这一形式。在中越边境地区，1953年8月中越两国政府签订了开放两国边境小额贸易的议定书。1954年1月中越边境小额贸易启动。根据中越两国政府的磋商，云南省与越南北部三省相继开放了11个相对的小额贸易口岸。1963年3月，云南省与越南北部三省区就边境工作进行会谈，确定设立6个相对的边民互市口岸，以方便双方边民互市；双方边民互市准许携带双方协议中规定的品种，并免征关税，双方边民往来互市可兑换一定限额的货币。此外，双方还开展了云南省与越北三省区的地方贸易，直到1970年才取消，纳入两国国家贸易。在中老边境方面，由于老挝当时经济发展滞后，边境地区人口稀少，小额贸易比较困难，这一阶段则主要只有边民互市。
从这一阶段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的边境贸易看，有几个特点。一是中缅、中越边境贸易都开展了小额贸易，但规模不大，交易商品种类有限。二是受计划经济束缚，中方参与小额贸易的经营者，1958年前主要是民营商业机构，而1958年后到“文革”结束时，则完全是国营商业机构。三是边民互市一直在进行，但对边民互市的交易地点、交易商品种类和交易数额都有严格限制。四是边境贸易在云南与邻国的经济关系中，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五是云南与邻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而边境贸易层次不高。60年代中期“文革”开始，直到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这一阶段，中国和邻国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云南与邻国的边境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小额贸易基本停止，边民互市虽还在一些互市点进行，但受到严格限制，边境贸易失去了应有的发展。第二节以边境贸易为重点的沿边开放（1981～1990）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原因，云南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贫困面大，贫困人口众多。1978年农村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000多万。云南省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山水相连，边境线长4060公里，全省17个地州市，有8个边境地州、25个县与上述三国接壤。边境地区双方的人民历来有通商互市的传统。双方边民语言相通，民族同宗，文化同流，传统习惯相同。双方边民之间生活、生产的共同需要，使边境贸易成为云南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与内地省区相比，边境贸易是云南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个特有的内容，是云南与东南亚经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边境贸易一直是云南边疆地区解决生活物质匮乏、互补余缺、稳定边疆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早期边境贸易政策的初衷，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步认识到边境贸易对于云南的开放，对于边疆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意义。一 80年代云南打开国门——边贸切入
改革开放之初，云南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路子，发挥区位优势，首先在中缅边境恢复边境贸易。1978年12月，瑞丽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1990年12月正式建立口岸，与缅甸木姐口岸对接。该口岸被国务院定为国家一类陆路口岸和向第三国旅游开放口岸，为云南省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经贸、旅游型经济开发实验区。1991年，瑞丽的边境贸易总额达7.5亿多元，货物吞吐量超过80万吨，占云南全省边贸总额的70%，占全国边贸总额的34%，成为中国最大的边贸口岸，为云南省边境口岸中人员、货物流量最大的口岸，也是中缅进行边境[4]贸易的最大口岸，被誉为“口岸明珠”。云南省的沿边开放从边民互市起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国家的边境贸易政策也在不断完善，环境在不断地优化，初步形成了地方政府间贸易、边境民间贸易、边民互市等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边境贸易发展格局。1.边民互市的优惠政策
边民互市是指边境地区的居民在我国陆路边境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在不超过规定的金额或数量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把边民互市每次贸易金额限制在100元/天。到90年代中期，边境地区居民每人每日从边境口岸或从边民互市贸易区内带进或带出的物品提高到3000元/天（约400美元）以内。边民互市的主体是边民，由于受人员、地域、规模的限制，难以做大做强。到2008年这一免税额度提高到8000元/天（约1250美元）。这一政策大大推动边民集市扩大，刺激边疆民族地区的居民走出国门，参与到边民互市中来，进而增加边民收入，改善民生。2.边境小额贸易优惠政策
边境小额贸易系指沿陆地边境线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边境地区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或其他贸易机构之间进行的贸易活动。起初，国家把边境小额贸易的地点限制在离国境线20公里的范围之内，而云南边境地区地广人稀，居住非常分散，离国境线20公里以内的许多地方基本上没有城镇。云南省政府努力向中央争取政策后，中央同意把云南边境26个县（市）全部化为边境贸易区，全国各地的企业，只要进入这26个县（市）办企业，都可以从事边境小额贸易，贸易金额不限。边境小额贸易进口原产于毗邻国家的商品，除国家规定必须照章征税的商品外，其他商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按法定税率减半征收。过去，边境小额贸易出口必须是美元结算才能享受到出口退税的待遇，2004年，国家放宽了这一限制，边境小额贸易出口无论是人民币结算还是对方国家的货币结算，都能享受到出口退税的优惠。国家的优惠政策，促进了边境小额贸易的发展，边境小额贸易已成为云南与周边国家贸易的主要形式，与一些周边国家的边境小额贸易超过了一般贸易。二 80年代的云南边境贸易——作用明显
改革开放以后，云南发挥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1980年，云南省政府决定首先在中缅边境恢复小额贸易，1984年，国务院正式发文规定，边境小额贸易由有关省、自治区人民政府管理，实行“五自”方针，即边境小额贸易按照自找货源、自找销路、自行谈判、自行平衡、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根据这一方针，云南省政府结合云南边境地区的实际，于1985年公布了《云南省关于边境贸易的暂行规定》，进一步放宽边境贸易政策。云南省的边境贸易进入大发展时期，1990年，云南省的边境贸易额达20272万美元，比1985年的4462万美元翻了两番多，五年的时间内以年均35.3%的速度增长。1.恢复区域经济的关联性
国家对边境贸易经营区域和经营资格作了严格界定。边境小额贸易，指沿陆地边境线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边境县、边境城市辖区内经批准有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企业进行的贸易活动。国家规定国境线内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不能搞边境贸易，在地域上作了很大限制。边民互市贸易，指在边境线20公里以内、经政府批准的开放点或指定的集市上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而云南边境地区地广人稀，居住非常分散，离国境线20公里以内的许多地方基本上没有人烟，规定20公里以外的地方不准搞边境贸易，等于全部封闭。云南积极探索对外开放的路子，云南省委、省政府认为这个政策规定得不符合云南实际，于是报经中央同意，1985年，把边疆[5]26个县全部划为边境贸易区。国家规定只能进行小额贸易，即每笔贸易的金额不能超过100元人民币，超过了就不算边境贸易。云南省经过努力，不超过100元人民币只限第三国产品进口，只要属于这个地区的边境贸易，金额不限。双方边民语言相通，民族同宗，文化同流，传统习惯相同。边境贸易在调剂余缺，满足人民生活、生产需要，促进睦邻友好、富民兴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突出边贸政策的倾斜性
国家政策规定在边民互市贸易中，进口商品在限额内免征关税、产品税和增值税。但规定边民互市品种限于边民生产生活需要的物品，限额为20元。云南省进一步向国家争取了取消只能在离国境线20公里以内的贸易点进行互市的规定，限额放宽到100元，这是云南边贸得以迅速发展的政策基础。随着发展的需要，云南省对边民互市进口的商品进一步放宽，不超过人民币300元的，免征进口税，超过人民币300元的，对超过部分按国家税法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税；凡属边境地区自产自用及人民生活必需的生产资料、民族特需用品和农副土特产品，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税。国家的边境政策规定边境小额贸易进口减半征收关税，这是在全国各类特定区域进口物资一律按法定税率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的情况下，国家给予边境地区的进一步政策倾斜，具有实际的优惠度和很高的“含金量”。云南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细化，对沿边城市增设边贸公司，在云南边贸的162种商品免征关税，26种商品减按应征税率的30%计征关税。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等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税。3.深化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扩大企业经营权，形成平等、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加速构建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经济运行机制。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边贸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边贸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加快边贸企业集团化进程，建成一批实力较强的以大型外贸企业为龙头的工贸结合、科工贸结合、商贸结合的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跨国经营集团，推进全省外经贸部门的国际化进程。在经营实体的构成上，由过去指定的少数国营商号独家经营发展到经地、州政府批准的农、工、商国营和集体所有制商号的多家经营，经营网点大大扩大。初步形成了地方政府间贸易、边境民间贸易、边民互市等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边境贸易发展格局。4.放宽商品的管理限制
按照国家规定，边贸企业出口国家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除国家特殊规定的以外，在出口计划内的商品免领配额和许可证。对于进口实行配额和许可证管理的商品，国家每年将向边境地区专项下达进口配额，由省外经贸主管部门发放进口许可证，并允许出口边境地区自产的国家指定公司联合统一经营的商品，进口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商品。云南进一步扩大当地人民政府管理边境贸易的权限，当地人民政府管理权限内的边贸、加工、劳务合作等经济合同可由各市自行审批，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到了1989年，不再限制边境贸易金额，边贸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适当简化边境贸易和劳务人员的出国手续；鼓励和扶持边境贸易与边境地区经济开发相结合的企业。三 80年代的云南边境贸易——初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的边境贸易发挥了先导作用，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与一般贸易优势互补，使沿边开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国家制定的扶持边境贸易发展政策不只是贸易政策，同时是民族政策、扶贫政策、兴边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造血功能”，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巩固了与毗邻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地推进了沿边开放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云南边境地区的边境贸易在全线展开。边境贸易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1985～1990年，云南对外贸易以21.2%的速度增长，边境贸易进出口额从4462万美元增长到20271万美元，增长了3.5倍，年均增长速度达35.3%。在1988年时，已占云南对外贸易总额的52.1%，边境贸易已占据了云南外贸半壁江山。到1992年，云南边境贸易进出口总额也还占云南全省外贸进出口总额的43.2%，其中，进口占55.7%，出口占37.15%。[6]云南与周边国家贸易是从边境贸易起步的，1985～1990年是以年均38%的速度增长，其中90%以上是通过边境贸易的形式来展开的。边境贸易政策，对于云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带来的效应是巨大的，充分发挥了“利国、富民、睦邻、安邦”的作用。表1-1 80年代云南省边境贸易的发展及地位1.边境贸易企业不断扩大
经过多年的努力，云南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边境贸易、有一定经营规模的企业，并形成了以昆明、红河、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为主的边境贸易出口加工基地，在烟草、纺织、轻工、医药、建材、化工、五金、日用百货、机电、食品、饮料行业中已逐步形成了加工生产规模。许多出口商品生产企业和外贸出口企业在边境地区设立边境贸易出口企业，直接从事边境贸易进出口业务，既拓展了市场，又减少了中间环节，同时，还在境外设立窗口企业，直接面向市场发展自己，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这些边境贸易企业对云南边境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通过边境贸易出口的中国商品中，云南地方生产的商品约占30%。云南地方企业生产的“石林牌”棉纱、“依兰牌”洗衣粉、“中华牌”油漆、“滇池牌”的确良布、“蝶泉牌”奶粉、“春花牌”自行车、“蓝箭牌”汽车，以及金马柴油机厂生产的X195柴油机，昆明手扶拖拉机厂生产的手扶拖拉机等产品深受缅、老、越、泰等国的欢迎，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过境、转口贸易量加大，有实力的边贸公司、商号充分利用长期建立的客户销售网络扩大中国商品在周边国家的市场占有。2.开拓周边国家市场
云南周边邻国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制成品的自给率极低，特别是与云南接壤的邻国边境省、邦、区，日用消费品短缺。云南通过边境贸易，使中国商品进入东南亚市场，对促进云南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发展以及云南与邻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据对缅甸市场的调查，1985年，中国商品在缅北市场的占有率为20%，1987年为65%；1992年，中国商品在缅甸首都仰光的占有率为25%，在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占60%，在缅北重镇八莫占70%，腊戍占80%；1994年中国商品在缅北地区仍占60%～70%，在毛淡棉、土瓦、丹老等缅甸南部地区占30%左右。在边境贸易出口商品中，纺织、化[7]工、轻工产品是大宗出口商品，机电产品的比重也在扩大。通过边境贸易，云南和国内有关省区还从东南亚国家获得了一些资源性产品，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木材、玉石是云南边境贸易的大宗进口商品，每年进口都达上亿元人民币，占边境贸易进口额的50%以上。云南与邻国边境贸易的发展，使双方边境地区的联系加强，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增多，友好关系增强，云南边境保持了稳定、安宁、发展的景象。3.促进云南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1978年12月，瑞丽经国务院批准对外开放，1990年12月正式建立口岸，与缅甸木姐口岸对接。该口岸被国务院定为国家一类口岸和向第三国旅游开放口岸，为云南省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的经贸、旅游型经济开发试验区。1991年，瑞丽的边境贸易总额达7.5亿多元，货物吞吐量超过80万吨，占云南全省边贸总额的70%，占全国边贸总额的34%，成为中国最大的边贸口岸，为云南省边境口岸中人员、货物流量最大的口岸，也是中缅进行边境贸易的最大口岸，被誉为“口岸明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坚持以边境贸易为先导，以工业为依托，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道路，使云南边境地区进入大发展时期。边境贸易发展较早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1984年全州财政收入只有3000多万元，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到1993年德宏州财政收入突破2亿元，10年增长近6倍。1993年边境贸易提供的财政收入占了德宠州财政总收入的45%。在80年代，全国边贸看云南，云南边贸看瑞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瑞丽姐告，过去较为封闭落后，2000年后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3000元，部分农民的存款超过10万元。过去羞于经营做买卖的景颇、傈僳、佤、德昂等少数民族农民，在边境贸易浪潮冲击下，开始走出山寨，进入边境贸易市场，有的走上了富裕之路。边境贸易从根本上增强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造血功能”，促进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巩固了与毗邻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地推进了沿边开放战略。4.带动邻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
边境贸易的发展不但促进了云南边疆的经济社会进步，而且增进了云南与东南亚邻国的友好关系。周边国家与云南接壤的地区都属该国的边远落后地区，也大都处于封闭落后状态。云南实行沿边开放后，向邻国打开了大门，使邻国边境地区有了新的市场。邻国边境地区的一些丰富资源通过边境贸易进入了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品及日用品通过边境贸易进入邻国，满足了邻国生产、生活的需要。邻国为了适应边境贸易的发展，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建立了与云南相对应的口岸及机构；进一步开发资源，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修建通往云南口岸的道路，以方便运输；加紧边境地区的建设和开发；加强同云南边境地区工商企业的经济联系。这样，邻国边境地区的经济也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姐告经济开发区的发展，对缅甸木姐产生了联动效应。缅甸政府表示，中国方面给云南瑞丽提供的政策，缅甸政府也对木姐提供相应的政策，以促进缅甸边境地区的发展。在缅甸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木姐加快了建设步伐，目前木姐已成为一座新兴的小城。云南西双版纳州打洛镇对面的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勐拉，昔日只是一个乡级小镇。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双方开展了边境跨国旅游，勐拉的餐饮业、服务业、娱乐业、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目前，勐拉已从过去的乡级小镇发展成具有现代旅馆、酒店、宗教庙宇、园林建筑的小城市。四 80年代的云南边境贸易——初级阶段
边境贸易是边境地方经济交往的主要方式，其目的是要通过共同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发展新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中心，并且以核心经济区的发展来拓展到其他的地区。由于云南与邻国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较低，是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山地面积大，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自我发展能力弱。20世纪80年代，老、缅、越三国还处于贫穷国家行列，实力薄弱、人民贫困，对外较为封闭，工业化程度低，自身开发能力差。云南的边境贸易主要是在中缅边境沿线展开，而中越、中老的边境贸易大多是在90年代后才恢复的。因而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贸易方式单一，贸易市场狭小，贸易发展不平衡，边境贸易层次不高。双边贸易仍然是以消费品贸易为主，生产资料贸易、相互投资、经济技术合作、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发展缓慢，带有相当的自发性、历史传统性特征。1.贸易方式单一，贸易层次低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缅甸开始贸易之初，双方一般是以货易货或者边境小额贸易的方式进行，规模不大，交易商品种类有限，其贸易方式一直没有根本改观，没有形成大经贸的格局。贸易的产品结构始终没能升级，特别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加工贸易基本尚未起步；产品的配套能力相对较弱，商品缺乏国际市场竞争能力，难以形成规模化的制造业和加工工业。贸易质量低制约着贸易市场的拓宽。进出口商品结构相对恒定和固化，90%的属于低端产品。进口以木材、矿藏、农副产品为主，出口以高耗能、高耗物、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品为主。企业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缺乏工贸型、技贸型的外经企业，缺乏外工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低端市场竞争，低水平恶性竞争十分突出。2.贸易市场狭小，市场发育程度低
由于云南与邻国边境地区过去实行的是较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政府干预过多，对外较为封闭，工业化程度低，市场发育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资本等要素市场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良好的经济环境。贸易对象就是邻国边境地区，目标市场尤其是出口市场非常单一，对缅贸易长期占贸易总量的90%以上，出口产品的60%局限在缅甸北部市场，30%的产品可销往缅甸南部市场，只有10%的产品可转口到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云南省的边境贸易进出口比例还基本平衡或还有少量逆差，到了80年代后期，进出口结构开始不平衡，贸易顺差加大，1989年进出口比例已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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