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可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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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论衡(2016年第2期/总第2期)试读：
专稿
“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论伏羲与《易》[1]谢祥皓摘要：顾颉刚言：“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古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伪书”说的要害在于它是一个伪命题。它以汉代今古文经学学派政治斗争的恶意攻击为起点，以经学典籍在流传转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差误为依据，以“以偏概全”的思想方法为手段，制造了一大批“伪书”“伪经”，试图完全抹杀中国古史。“易”字的原初内涵是日月运行，“日月为易”。而“日月运行”是人类生存环境中最突出、最鲜明的天象，是人类须臾不可脱离的生存条件。为了生存，人类必须认识以“日月运行”为突出特征的整个天体的自然运行及自然的物质存在。以“易”命名“八卦”，表明伏羲画卦的初衷正是通过认识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规律，服务于人类的生存斗争。以“阴”“阳”爻画为八卦的根基，是对物质世界变化发展规律的精确认识。以天、地、雷、风等八种物质形态为基本卦象，表现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充分尊重与依托。伏羲开创了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与思想史，是中国上古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的开创人。
关键词：伏羲 《易》八卦 伪书 日月为易
本文标题所引的“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是西汉司马谈教诲其子司马迁的一句话，见载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此语既表现了司马谈对伏羲的深刻了解，更表现了司马谈对伏羲的深沉感情与由衷的缅怀。可惜的是，司马迁终生勉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太史公书》（《史记》），却未能对其父临终前仍然念念不能忘怀的伏羲点赞一辞。
读司马谈之语，总能让人隐隐感受到其语背后必有深刻、丰厚的内涵，然而如何开掘，却难以入手。一是年代久远。关于伏羲的资料，少之又少，有些十分著名的学者几乎连“《易》八卦”三字都予以否认；二是近百年来近代“疑古派”对中国古史的攻击造成了巨大而恶劣的影响。时至今日，“东周之前无史论”、中国上古为“传说时代”论、“三皇五帝”为“传说人物”论，甚至将伏羲、神农表述为“神话”人物的言论，不但依然充斥于各种各样甚有“权威”的“工具”[2]书之中，而且被通行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所采纳。近代，有些著名学者竟然公开声言：“伏羲其人的历史根据等于零。”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特别是儒家经学史上，本是今古文经学学派为争夺“政治利益”而形成的“伪书”说，至今仍被许多学人作为“严肃”的学术流派予以推崇，而且至今未见学术界给予应有的回应。
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深讲伏羲，谈何容易！有人也许一看这个题目，就要排斥。本文借司马谈之语为标题，亦想借助古人之力。一 《易》——中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也是中国上古文化的基本源头之一。
上古时代，伏羲“作《易》八卦”（《史记·太史公自序》）；殷、周之际，周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春秋后期，“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三圣”者，伏羲、文王、孔子也。“三古”者，上古、中古、下古也，或称远古、中古、近古。从伏羲至孔子，恰有二千五百余年，正好居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半部分。在这前二千五百余年中，《易》学正居于中华文明的主流地位。
自春秋时期孔子创建儒家学派，编订《六经》，《六经》就成为中国儒家学派思想传承的基本典籍，也是中华主流文化之文脉传承的基本典籍。《六经》者，《易》《书》《诗》《礼》《乐》《春秋》也。战国中期，庄周曾有“《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排序（见《庄子·天运》）。进入汉代，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易经》就稳稳地占据了《六经》之首的位置。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为基础，“删取其要”形成的《汉书·艺文志》，赫然列于卷首的，就是儒家《六经》，称《六艺略》。这一安排既是两汉经学居于统治地位的必然反映，也是其后两千余年中国文化发展基本格局的自然规划。在《六艺略》中，《易》居其首。之后，东汉蔡邕“一体石经”所刻《七经》，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徐坚《初学记》等所列《九经》，唐开成年间所刻石经之《十二经》，宋明时代合成的《十三经》，以及《四库全书》之“经部”等，均以《易》居首位，而且皆伴有大量的阐释性著述。《易》学已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与大宗。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易》的思想学说，已经渗透到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与其相关的“卜筮”技艺，更广泛传行于民间。称《易》学为中华文化的“龙头”与“主体”，也不为过。这正反映了《易》在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在此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当初伏羲所画“八卦”为什么称为“易”？“易”字的原初内涵或原初意义究竟是什么？由此又要思考：伏羲“作《易》八卦”的初衷何在？创制“《易》八卦”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从而真切理解伏羲“作《易》八卦”，对我中华民族，对我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起始、传承与发展，究竟有多么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二 关于伏羲氏的一般性载录
伏羲氏，在中国古籍中异称、异字甚多，最常见者有：太昊帝、太皞、太皓、宓羲氏、伏羲、虙羲、庖牺氏、羲皇、天皇、人皇、泰帝、泰氏、炮牺、伏戏、戏皇等。其称谓之来由，或曰：“言圣德伏［1］物，教人取牺牲以供庖厨。”综观史籍载录，伏羲的基本情况是：伏羲，风姓，母曰华胥，于雷泽（今山东省鄄城、菏泽一带古有雷夏泽，亦称雷泽），履巨人迹而有孕，以十月四日生于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成人后，以智慧与功德受到各氏族首领的拥戴，成为中华大地第一位“天皇”，立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当时与伏羲共治天下的氏族首领有：共工氏为上相，柏皇氏为下相；昆连氏主兵，居于西；赫胥氏居南；昊英氏，伏羲命为潜龙氏，造甲历；朱襄氏，伏羲命为飞龙氏，造六书；葛天氏，权天事，伏羲命居东；阴康氏，伏羲命主水土，居下；大庭、柏皇、昊英、朱襄等十五氏，均接受了伏羲之封号，当皆为伏羲之臣。伏羲在位百六十四载，年百九十有四，［2］终葬宛丘（即古陈国）。自春秋时代，在河南淮阳就有伏羲陵。《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太皞（即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又曰：“陈，太皞之虚也。”虚，即大丘，为古人居处之地，亦指人居所留下的废墟。今河南省淮阳县，正是上古时代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地带。诸籍所言虽略有差异，但基本的史实是清晰的。
在社会生产与生活方面，伏羲时代也有重大进展。结网罟以备渔猎，是社会生产方面的重大发明；以“俪皮”（两张鹿皮）定“嫁娶之礼”，并以女娲“职昏姻，通行媒”，则是华夏先民实行对偶婚的开始，这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进化，显然有特殊的意义。前述昊英氏、朱襄氏的职责，表明文字的创造、历法的制定在伏羲时代都已存在；而昆连氏主兵事，则表明当时已经存在族群的斗争。伏羲氏之所以能实现“教而不诛”（《商子·画策》），绝不是因为当时不存在利益的纷争，主兵官员的存在就是利益纷争存在的明证，而最关键的因素是伏羲以其高超的智慧使众多的氏族首领心服，以其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赢得了众多氏族首领的拥戴。尤其突出的是，伏羲以其质朴而伟大的现实精神，敢于面对现实的物质世界，勇于探索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并力图利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为人类的生存斗争服务。“《易》八卦”成为伏羲折服人心的无可阻挡的利器。
对于伏羲的历史功绩，从民间到官方，得到了一致认可。清朝咸丰年间，一位许姓学人在为“家塾”撰写的一部《课功三字鉴》中，曾这样叙说伏羲：
伏羲氏，官纪龙：春青龙，又苍龙；
夏赤龙，秋白龙，冬黑龙，中黄龙。
始建辅，立二相：上共工，下柏皇。
因河图，负龙马；观天地，画八卦。
命朱襄，造书契；代结绳，以纪事。
作网罟，教佃渔；养六畜，充庖厨。
制嫁娶，别男女；以俪皮，为之礼。
通媒妁，正姓氏；民不黩，人伦始。
弦桐桑，造琴瑟；作荒乐，歌扶猍。
此《三字鉴》所叙，未必十分准确、全面，但应该承认：其一，文中所书必有文献依据，“家塾”所教决不会凭空臆说。其二，所书内容大致反映了伏羲时代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的基本事实。伏羲影响的范围之大，不仅限于华夏族群居处的中原地区，而且波及边远的少数民族。“作荒乐，歌扶猍”，古之扶猍，在今广西境内，大致为苗、[3]瑶、壮诸族的先人。
至于官方的认可，大致是随着“伏羲陵”的沿革而展现的。据《陈州府志》记载，太昊陵在春秋时已有陵，汉以前有祠。唐太宗贞观四年（630）颁诏“禁民刍牧”，宋太祖乾德四年（966）诏立陵庙，置守陵户，以朱襄、昊英配祀。元朝不修，明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访求帝王陵，太昊陵列为第一。从明正统十三年（1448）至清乾隆十年（1745）历代修葺，方成现代规模。
新中国成立后，亦多次修葺伏羲陵。1998年大修时，又增立高1.2米、长36米的青石浮雕《伏羲圣迹图》，画面依次为：履巨人迹、伏羲出世、都于宛丘、结网罟、养牺牲、兴庖厨、定姓氏、制嫁娶、画八卦、刻书契、作甲历、兴礼乐、造干戈、诸夷归服、以龙纪官、崩葬于陈。
史籍与民间，对伏羲事迹的载录基本是一致的。三 近代“疑古派”对中国古史的攻击
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代表人物颇多，姑以胡适、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抹杀，高亨、李镜池对伏羲的否定为例，进行简单说明。（一）胡适、顾颉刚对中国古史的抹杀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疑古”思潮兴起，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一批学人，秉承宋明以来兴起的“伪书”说，全面否定中国东周以前的历史。
胡适说：
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3］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
顾颉刚则进一步明确说：
照我们现在的观察，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现在所谓很灿烂的古史，所谓很有荣誉的四千年古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4］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
这些论断，明确否定了中国上古三皇、五帝以及夏、商时代的历史。自此，学术界明确定性中国上古是“传说时代”。（二）高亨、李镜池对伏羲的怀疑与否定
对于伏羲，着力研究《周易》的学者们有更为具体的论述。20世纪20年代之后，《易》学名家辈出，高亨、李镜池等先生可谓其中的佼佼者。看一看他们如何判断。
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中写道：
作八卦者为包牺，此乃先秦以来相传之故说，向无异议。包牺乃原始时代之人物，彼时尚无文字，自无史籍，故此相传之故说，是否史实，殊难论定。吾人只能肯定八卦作于远古时代，相传为包牺所作［5］而已。“包牺”就是“伏羲”。高亨先生尚未完全否定其存在，只是年代久远，而“创作八卦”，只是“相传之故说”而已。
李镜池先生在《周易探源》中则进一步写道：
八卦究竟是谁作的？六十四卦究竟是谁重的？这些问题我们已无从考定。这些传说的真实性是很少的，我们宁可怀疑，不敢盲信，伏［6］羲其人的历史根据等于零，何况这个凭空构造的创作八卦之说。
李镜池先生一语“伏羲其人的历史根据等于零”，便彻底否定了伏羲其人的历史存在；一句“这个凭空构造的创作八卦之说”，更把“《易》八卦”的来源断成了“无头案”。李先生在具体的“伏羲”与“八卦”方面，彻底地“落实”了胡、顾中国上古无史的论断。
上引胡、顾、高、李之说，胡、顾全面否定了中国上古史籍记载的存在，特别是三皇、五帝的存在；高、李则具体否定了伏羲及“《易》八卦”的起源。
下面将分别予以回应。四 对“疑古派”的回应（一）——驳“伪书”说
对于东周之前的历史，胡适先生的方法是直接“剪掉”，不予理睬，不予承认；顾颉刚先生则完全归咎于“伪书”，“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精密的考来，都是伪书的结晶”，便是其“东周以上无史”论点的基本依据。所以，“伪书”说就是其立论的关键所在。若能破解“伪书”说，其论断自无立足之地。（一）“伪书”说是汉代今古文经学学派斗争的产物
所谓“伪书”之说，源于两汉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它既是经学中今古文学派斗争的产物，也是今文学派攻击古文经学的一大“利器”。它自诞生起，就裹挟着今文经学家们的“学派利益”。由于今文学者为一己之私利而抹黑客观事实，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古文学家的强力反击。
古文经学的初倡者刘歆，在汉哀帝时倡立古文经，欲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皆为博士，汉哀帝诏令刘歆与今文《五经》博士讲论其义，今文博士们竟避而不理，刘歆乃移书太常博士，大加责让，这就是著名的《移太常博士书》。此“书”既是刘歆讨伐今文学派的一篇檄文，也是兴立古文经学的宣言。
刘歆认为今文经书并非完美无瑕，实为残缺不全；而古文经书正可校正今文之错漏，补其所缺；今文经只凭师徒口耳授受，古文经则是既存的古代典籍，当更加可信。
刘歆写道：
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汉书·楚元王传》）
然而，今文博士们却“深闭固距（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
刘歆乃再次深情相劝：
若必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汉书·楚元王传》）
由于刘歆所书，情深意切，言辞犀利，又切中要害，故其“书”一出，就在今文学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当世名儒光禄大夫龚胜竟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告老还乡；而以大司空师丹为首的一批今文儒者则勃然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急欲加罪，致使刘歆不敢留在京城，请出为太守。看似“学术斗争”，实则几乎危及生命。直至汉哀帝崩，平帝立，王莽主政，刘歆借助王莽之力，才得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为博士。由此，古文经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中国封建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层级。而诬称古文经系刘歆“伪造”之说亦由此而起。（二）“政治利益”贯串于今古文学派斗争的全部历程
汉代今古文经学学派的斗争，本质是政治利益的争夺。
在西汉时代，由于今文经学善于迎合统治者的需求，故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尤其是以董仲舒为首的《春秋》公羊学派。他们所宣扬的，全是适应统治者需求的“微言大义”，由《春秋》之“微言”，引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大义”，如董仲舒“《春秋》大一统”之说，就引发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措，而平民公孙弘，亦由“治《春秋》”而“白衣为天子三公”。然而，如果所引“大义”违背了统治者的利益，则会被杀头，汉昭帝时霍光杀睢弘，即其例。由于今文经学的理论学说脱离历史真实，故终难持久。
古文经学虽然后起，但全力追求史实之真。西汉之后，经过古文经学家的激烈斗争，如西汉末年刘歆与太常博士们的斗争，东汉初年陈元与范升的斗争，以及其后贾逵与李育、郑玄与何休的斗争之后，古文经学终于占了上风。古文大师郑玄兼通今古，能“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范晔语），使今古文合为一体。史称“东汉多硕儒”，具体所指，如贾逵、马融、许慎、郑玄等，尽为古文大家。
之后，在儒家经学文献的流传过程中，今文经多数佚散，而古文经则得到了认可。至唐太宗时，孔颖达、颜师古正定《五经正义》，颜师古考定文字，孔颖达正定义理，古文经已经在事实上居于主流地位。颜师古考定经文之事，旧、新《唐书》均有记载。《新唐书》载：
帝尝叹《五经》去圣远，传习浸讹，诏师古于秘书省考定，多所厘正。既成，悉诏诸儒议，于是各执所习，共非诘师古。师古辄引晋、宋旧文，随方晓答，谊据该明，出其悟表，人人叹服。……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新唐书·颜师古传》）
由于颜师古深谙经籍流传的历史，故所定得到了诸家一致认可，而孔颖达所正经义，亦为上下赞许，故唐太宗时代所定《五经正义》，成为官方认定的标准读本。而《五经正义》，证明“古文经”居于主导地位。当时，人们并无“疑伪”之辞。
然而，事情总会有曲折反复。至宋代，随着宋明“义理之学”的兴盛，针对东汉古文经书的“疑古”之风随之兴起。有人抓住古文经书在流传转抄过程中所出现的字句差误，极力攻击古文经书为“伪书”。宋人吴棫开疑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之先河，明梅鷟著《尚书考异》，承宋人吴棫、朱熹、吴澄之说。至清初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即将《古文尚书》定为“伪书”，并被同好视为“铁案”。姚际恒复撰《古今伪书考》，辨书九十余种，被其完全判为“伪书”者近七十种，《易系辞传》《古文尚书》《周礼》《大戴记》等尽在其中。由于姚际恒之书影响颇大，凡被其判为“伪书”者，后世许多学人确乎不敢轻信。
至晚清，又有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更全力攻击刘歆、郑玄，以刘歆曾臣于王莽，故称刘歆之学为“新学”（王莽国号“新”）。康有为言：“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新学伪经考》序目）对于古文经的兴盛、流传，康有为又攻击曰：“刘歆之撰伪经也，托于通人，传于校书，统一于郑玄，布濩衍溢于魏、晋、六朝之儒，决定于隋、唐之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遂至于今。……故魏、晋、六朝之学尽伪经矣。”又曰：“刘歆创之以居首，郑玄行之以居中，孔颖达、贾公彦、陆德明大定之以居终。”（《新学伪经考·伪经传授表》）其弟子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说：“《新学伪经考》之要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康有为把“伪经”“伪书”说推到了极致，而且鲜明地举起了“微言大义”的旗帜，直接承接了西汉今文学派的衣钵。康氏之大骂刘歆，显然是将今文学派与康氏自身的“政治利益”放到了最高的位置。而与康有为同时代的今文学家皮锡瑞，更直接以“封建正统”的立场攻击刘歆，称“歆党王莽篡汉，于汉为不忠，于父为不孝”，又以王肃“党司马氏篡魏”，便大骂“二人党附篡逆，何足以知圣经！”（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皮氏以政治观点与学派利益来判定学术是非，显然是不可取的。
从西汉的师丹到清末的康有为，都是公开地维护学派的政治利益，有什么资格来讲学术的“真、伪”？而这也正是今文学家们宣扬“伪书”说之所以错误的根源与症结所在。
至于胡适、顾颉刚所高举的“疑古”旗帜，不过是捡起了汉代今文学家以及清代姚际恒、康有为等人的余论而已。故其论一出，古文大家章炳麟等即给予了猛烈抨击。章炳麟在1922年6月15日致柳翼谋（诒徵）的信中写道：
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直窃康长素（康有为）之余唾。此种议论，但可哗世，本无实证。……长素之为是说，本以成立孔教；胡［7］适之为是说，则在抹杀历史。
章炳麟的评论，可谓字字入骨，切中要害。（三）“刘歆伪造”说背离文献载录之史实
所谓“刘歆伪造”之说，与历史载录格格不入。稍稍翻阅《史记》《汉书》诸籍，便可明了“古文经”的来历。其来历有二：
其一，是河间献王刘德搜求民间之书。
刘德，汉景帝之子，为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为搜求古籍，不惜重金：“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汉书·景十三王传》）
刘德所得先秦古文旧书，如《周官》《尚书》等，尽在其中。其所得书之数量，竟能与汉朝中央政府所得之书相当。
其二，是“孔壁逸书”。
汉景帝之子刘馀，先封淮阳王，后徙鲁为鲁恭王。汉武帝年间，鲁恭王为扩大其宅，拆毁紧相毗连的孔子之宅，而在孔宅夹壁中竟得到大批古书，有《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尽为古文（见《汉书·艺文志》）。后来，此书尽为孔安国所得，孔安国为之传注解读。被今文学者攻击最力的“孔传本《古文尚书》”，即由此而来。
另有少数系民间流传之书，如《毛诗》《费氏易》等。
可见，古文经典在汉武帝时代就已大批出现，何待生活于两汉之际的刘歆去“伪造”？又，刘歆不但协同其父整理古籍，又为兴立古文经典而奔走，其人在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亦多有贡献，又何暇“伪造”古文经典？而由汉至唐古文经学的兴盛，正是对刘歆努力的最大回报！至于东晋梅赜“献书”“伪造”之说，下文还要言及。（四）“以偏概全”是“伪书”说在思想方法上的致命缺陷
宋代之后所兴“疑古”之风，主要来自古籍在流转传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字差异。这些差异，有些是传抄中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差错。如河间献王刘德在搜求民间之书时，皆“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纵然“好写与之”，也难免出现差错，故“留其真”。这显然表明，传抄中出现差错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则是传抄者依时代的变迁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改动，如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卷末出现了战国时期苏秦的活动，这显然是时代错误。此类错误，则是转抄者有意为之。有些则是转刻者明言有所改动。如清人孙星衍转刻宋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则明言其所改动、补充、勘正三百余条。此书仍称《孙子十家注》，数十年间后人翻刻三十余次，无人诬称其为“伪书”。这些在流传过程中都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在于阅读者能否正确对待。
疑古学者的基本方法是“以偏概全”，以个别字句否定整体，否定全书。如，顾颉刚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只要定为“伪书”，书中内容自是“全伪”：“因为伪书上的事实自是全伪，只要把书的伪迹考定，便使根据了伪书而成立的历史，也全部失其立足之点”（《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顾颉刚先生的逻辑顺序是：“伪迹”定“伪书”，“伪书”定全部。这就是“疑古”派“以偏概全”的理论依据。立足于此，疑古派就完全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所以，“疑古派”关于“伪书”判断的错误，远远大于原书中个别字句的错误。如姚际恒等人的论断，基本如此。就总体与实质而论，“伪书”“伪经”之说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它以汉代今古文经学学派政治斗争中的恶意攻击为起点，以经学典籍在流转传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差误为依据，以“以偏概全”的思想方法为手段，硬是凭空制造了一大批“伪书”“伪经”，这些所谓的“伪书”“伪经”，并没有相应的实体存在，存在的只有传抄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差误而已。这个“伪”字，正在于制造“伪书”说者自身的“伪命题”。岂有他哉！至于胡适、顾颉刚先生所倡导的“疑古”，其主观上是受姚际恒、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太深，或确有“哗众取宠”之意；客观上则是损害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五）顾颉刚“伪书结晶”说完全背离历史事实
下面，还要再具体分析一下顾颉刚先生“伪书结晶”说的具体论断，可更明确其错误之所在。
顾颉刚先生“伪书结晶”说的具体指向，就是《史记》中的《三代世表》。顾颉刚先生说，“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都是“伪书的结晶”。“统系”，即父子相继的世系传承；“年岁”为具体纪年。纵观中国古代典籍，能记述“三皇”至“夏商”“整整齐齐的统系和年岁”者，只有一家，就是《史记》中的《三代世表》和《十二诸侯年表》。《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与“伪书”有什么联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1.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有明确的字文传承依据
对《三代世表》的资料来源，司马迁有明确的交代。《三代世表》虽称“三代”，实际起点在黄帝。表中具列了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殷、周八项世系传承。皆父子相承，各有系统。其资料所据，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写道：
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史记·太史公自序》）《三代世表》的前言中记载：
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史记·三代世表》前言）
两处交代，均言其基本史料为“谱谍”。谍，即牒，“纪系谥之书也”（司马贞语）。又，《说文》：“牒，札也。”“札”即小木片，厚者为牍，薄者为牒。谱牒确为上古“纪系谥”之书。司马迁所依据的，就是上古流传下来的谱牒文字，何“伪”之有？而且，这些谱牒文字还记载了具体年代。中国的“甲子”纪年，创自黄帝之师大桡，对此，《吕氏春秋·尊师》及《汉书·律历志》等都有记载，故“黄帝以来皆有年数”是完全可信的。那么，既有“年数”，司马迁为什么不作“年表”而作“世表”呢？原因就在于，当时见到的多种谱牒载录有差异，即司马迁说的“古文咸不同，乖异”。如何处理“乖异”？没有依据，不可盲从某家，只有学习孔子的办法——避开。孔子教导弟子“习礼”的时候，曾形成了许多笔记，《汉书·艺文志》所载“《记》百三十一篇”等，就是指这些笔记。西汉宣帝、元帝时期所形成的《大戴记》《小戴记》（即后来的《礼记》），均源于此。《大戴记》中的《五帝德》《帝系》，都是孔子回答弟子宰我的谈话记录，均只叙世系，未明年数，司马迁就是受此影响而未作“年表”，只作“世表”。这充分反映了司马迁的严谨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共和”之后，年岁确凿，故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至秦汉之际，不但事情变化纷繁，而且时间也更为清晰，司马迁还作了《秦楚之际月表》，以“月”为纪。严格依据史实，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态度。何“伪”之有？2.《大戴礼记》及梅赜所献孔传本《尚书》均与司马迁毫无干系
那么，前述司马迁所据《五帝系谍》《尚书》是否有“伪”呢？同样缺乏依据。“疑古”派攻击最力的莫过于《周礼》《古文尚书》《大戴记》《易传》等。司马迁时代，“大、小戴记”均尚未出现，那是“宣、元时代”的事。故司马迁所据篇名为《五帝系谍》，是原始的谱牒材料，而不是《五帝德》《帝系》等单篇文字，何“伪”之有？
至于《古文尚书》，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孔安国刚刚将“孔壁逸书”拿到手，还曾直接向司马迁传授过（参见《汉书·儒林传》），何“伪”之有？后世所攻击的“伪《古文尚书》”，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后人的攻击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就算阎若璩、姚际恒等所论正确，然而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结晶”到司马迁的书中。司马迁与梅赜，二者前后相距三四百年！
可见，顾颉刚先生的“伪书结晶”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建立在“伪书结晶”论之上的“东周之前无史论”，中国上古为“传说时代”论，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五 对“疑古派”的回应（二）——关于伏羲的存在
掀翻了疑古派的立论根据，还要具体再论证伏羲的存在。首先是“三皇”的存在，其次是关于伏羲的具体记载。举其大要，《周礼》《易传》《左传》《史记》《汉书》以及《说文》诸籍，均有载录。（一）《周礼》载录《周礼》即《周官》。其第三篇《春官宗伯》中记载了“外史”一职。“外史”的职责是“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官》既设此职，表明西周初年“三皇五帝之书”依然存在，并有专人掌管。“三皇”之书存在的前提自然是“三皇”其人曾经存在。如无其人，何来其书？依郑玄注，“三皇”之书就是《三坟》。（二）《左传》载录《左传》系左丘明专门为释《春秋》而作。左丘明与孔子是相互敬重的师友，对孔子弟子的发展走向，左丘明深为关注。（关于左丘明与孔子的关系，及左丘明的家世，请参阅孔府珍藏《左传精舍志》。）
孔子晚年作《春秋》，此书虽系鲁国的编年史，但孔子在行文之中，以“笔削褒贬”之法，鲜明地体现了其政治观点，故“《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亦言：“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在孔子向弟子传授《春秋》时，其政治意蕴只能“口授其传旨”，“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书成后，“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为使孔子弟子能正确理解《春秋》的真义，左丘明述录了大量的史实，以展现《春秋》所隐含的真确的历史事实及其意蕴。所以，追求史实之“真”，正是《左传》的灵魂所在，也正是《左传》一书的严肃与伟大之处。《左传》所叙，虽是春秋时代的编年史，由于其事理、人物、语言都十分丰富，在人物的言谈之中，也记录了与三皇、五帝相关的许多史实。姑录几例。
1.昭公十二年，楚灵王关于左史倚相的一段赞语：
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国《尚书序》云：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八卦”之说谓之《八索》；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见《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
昭公十二年为公元前530年，左史倚相是左丘明的祖父（参见孔府珍藏《左传精舍志》），时任楚之左史。《左传》的这一载录表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当时依然存在。如无典籍，左史倚相何能阅读？又，楚灵王以“能读”诸籍来赞誉倚相，既以“能读”此书为莫大的荣誉，故此书之难识、难读，恐非同一般，或如同今人之读籀文、甲骨文，非文化高深者莫可识也。此又表明，《三坟》《五典》年代之久远，更可佐证孔安国对各书作者与内容的判断是可信的。
又，公元前530年，孔子已22岁，约晚左史倚相一代人。倚相身居文化相对落后的楚国，尚能读到《三坟》《五典》，孔子身居当时文化相对丰富、发达的鲁国，能够看到三皇五帝时代的文献，当在情理之中。孔子在整理《礼记》《书传》的过程中，手中的资料必然包含了三皇五帝时代的文献。如果无此资料，何以“上纪唐虞之际”？
2.昭公十七年，记载了郯子访问鲁国的故事。郯子与鲁臣叔孙昭子的一段对话，透露了三皇五帝时代的诸多信息。《左传》写道：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
郯子曰：“（少皞氏）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为说明少皞氏何以以鸟名官，郯子由其祖少昊依次上溯，经黄帝、炎帝、共工而至太昊，这正是由下溯上而叙的三皇时代的主政顺序。到《汉书·律历志》，在叙说中就将这一顺序完全倒换了过来。
又，《左传》昭公十七年，还记载了“陈，太昊之虚也”一语。《说文》：“虚，大丘也。”即大土堆，指曾经居住之地，或指废墟。陈，即今河南省淮阳县，此为伏羲故都，太昊陵至今依然在此。这正是伏羲在上古存在并为帝王的确证。（三）《易传》载录《易·系辞传》中，自“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至“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间之57字，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伏羲画“八卦”之最具体、最准确的叙说，也是关于“伏羲作《易》八卦”最权威的记载。其文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凡欲否定伏羲者，必然要对《易传》进行最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系辞传》。“疑古”论者，“伪书”论者，从宋代欧阳修、清代姚际恒到近代李镜池等，皆如此。所以，欲讲伏羲画卦，必先确定《易传》的可信性，必先脱去《易传》“伪书”的帽子。
关于《易传》的来龙去脉，史籍载录还是十分清晰的。《易传》又称《易大传》或《十翼》，是今存《周易》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孔子综论《易经》的一部著作。对于孔子作《易传》，史籍载录十分明确，《史记》《汉书》二史记载尤为确凿。《史记·孔子世家》言：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唐张守节《正义》曰：“夫子作《十翼》，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说卦》《杂卦》也。”可见，司马迁之言，十分肯定，无任何疑贰之辞，张守节《正义》更明确具体。
对此，《汉书·艺文志》再次予以确认：《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文王……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所载，取自刘歆《七略》，《七略》则源自刘向之《别录》，故上述论断，实为刘氏父子的论断。从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至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刘向去世，刘向一直主持这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的文献整理工作，前后达二十余年。对于《周易》之经传，刘向曾亲自校理，此事在《艺文志》《六艺略》之《易》部后序及附注中均有记载。其时之严肃、认真，实非同寻常。（请参阅张舜徽《文献学论著辑要》中刘向的《书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司马迁、刘向均为极其尊重史实的学者，其所论断，是无可怀疑的。
自宋明疑古之风产生以来，《易传》的“作者”开始成为“问题”。宋欧阳修首先发难，清姚际恒撰《古今伪书考》，判“伪书”近七十种，首当其冲的便是《易·系辞传》。由于姚氏之作影响甚大，后世疑古学者多从其风。近人李镜池先生谈及《易传》，更断然否定其作者为孔子。其言曰：《易传》的作者，二千年来都认为是孔子，甚至现在还有人这样说。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易传》不是孔子作的。宋欧阳修已经指出：“《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易童子问三》）……《易传》的内容思想，跟《论语》所载的孔子的思想不一样，证明它不会出于孔子之手。孟子私淑孔子，极力为孔子宣传，但他只说孔子作《春秋》，不说孔子著《易传》。先秦儒家也没人这样说过。这些，近人论证已详（见《古史辨》第三册上编），已成定案。（见李镜池《周易探源》序，中华书局，1978）
李镜池先生的序言写于1963年，《周易探源》出版于1978年。
在对上述论断进行评说之前，应该先明确几项背景情况：
其一，在《易传》出现之前，对伏羲“作《易》八卦”及“六十四卦《易经》”的评说，早就存在，《左传》载楚左史倚相所读《八索》，就是其中之一。此书既是孔子说《易》的资料与基础，也是孔子评判“《易》八卦”并以己意进行增删的主要对象。孔安国说孔子“赞《易》道以黜《八索》”，就是讲孔子对《八索》的批判继承。
又，《左传》襄公九年（前563）记有鲁穆姜释《易》经《随》卦卦辞“元亨利贞”之语，其言与今存《易传·文言》之释语基本相同，而当时孔子尚未出生。可见，孔子之前已有多种关于《易》的评论或解说，而且多有可取之处。
其二，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朱熹注曰：“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论语集注》卷四）可见，《易传》之撰写，既不是孔子的创作，更不是像兵圣孙武撰写“《孙子》十三篇”一样，精心设计，精心谋篇，十三篇由总而分，由大而细，层层递进，前后勾连，从而形成“浑然一体”的一部专著、一套理论系统。孔氏《易传》之成书，实为孔子在悉心研读《易经》之际，向弟子们讲述心得而已。其中既有旧时的成说，又有孔子的新见。孔子研《易》能“韦编三绝”，既可见其用心之勤，亦可见其兴奋之甚。纵然如此，孔子犹感不足，还要“假我数年”，“我于《易》”，方可“彬彬”矣。“彬彬”者，文质浑然一体也，从形式到内容，皆了然于胸也。故在传授《易传》之时，孔子并未认为自己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界。《易传》之成书，当由其弟子记录孔子言论整理而成。
其三，《论语》系孔门弟子记述孔子的言行，弟子非一，场合各异，历时甚久，其自身就多有矛盾、重复之处，如弟子问“仁”、问“孝”，孔子所答各因人、因事、因时地之不同而异。《论语》的内容主体在于社会人伦，《易传》的内容范围在于天地万物，对象本身就存在重大差异，为什么一定要强求《易传》与《论语》思想一致？而且孔子是“晚而喜《易》”，早年、晚年思想有差异的情况，几乎人人都存在，何以独非孔子？
可见，李镜池先生否定孔子为《易传》作者的几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孟子只说孔子作《春秋》，未讲孔子作《易传》，这只能表明《春秋》在孔子撰述中的特殊地位，孔子自己也特别看重《春秋》，岂能由此而否定《易传》？孟子只是借《春秋》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他并未认真地宣传或讲述孔子的所有撰著。
所以，后人的所有议论，都未能撼动《史记》《汉书》的记载，《易传》仍当归于孔子。至于现存的《易传》行文，同样是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后的产物。《汉书·艺文志》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唐颜师古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这就是今人所见到的《易经》与《易传》。《汉书·艺文志》在后序中对其撰写人交代得十分明确。如果将“作者”理解为今之“手书”，未免太迂腐了。所以，《易传》的可信性不容怀疑。（四）《史记》载录《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两千五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史记》未作《三皇本纪》，而以《五帝本纪》居首，起始为黄帝，具列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人。“表”之第一为《三代世表》，亦以黄帝为始，除具列“五帝”之统系外，具列夏、殷、周三代之世系，皆父子相承，各有统系。
司马迁未叙及黄帝之前，完全是出于对史实的尊重，态度严谨。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谱牒旧闻存世尚多，然诸家所记，年岁多有差异，难以协调统一，为使所书可靠、信实，故对上古截取自黄帝。在《三代世表》前言中，司马迁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只是由于各家所记“年数”“乖异”，故司马迁未作“年表”，而作了“世表”。这也表明，黄帝之前虽未有“年数”，但谱牒载录还是有的。《五帝本纪》开篇言：“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据此，可知神农氏是先于黄帝的一代帝王，神农氏的存在同样是确凿的。《史记》是否讲到了伏羲？虽未见直接记载，而在正文所录他人的言论中，有两处提及：
其一，《日者列传》中引司马季主之言：
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定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古时之占候卜筮者，通称“日者”。司马季主是西汉初年的占筮名家，此文虽系褚少孙所补，然司马季主之言当是可信的。
其二，《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引述其父司马谈之言：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
两段引文，均明确提到了伏羲“作《易》八卦”之事。尤其是司马谈之言，称伏羲“至纯厚”，几乎像叙说交往甚笃的老朋友一样，司马谈对伏羲的了解，显然非常人可比。
既有如此载录，怎能妄说“伏羲的历史根据等于零”？（五）《汉书》载录《汉书》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其主体内容，均在西汉一代。然而，为理清事类的脉络，特别是文化现象的发展传承，许多内容亦有贯通今古之势。其中，明确叙及伏羲者，主要有两项，一是《古今人表》，一是《律历志》中的《世经》。《古今人表》序曰：
自书契之作，先民可得而闻者，经传所称，唐虞以上，帝王有号谥，辅佐不可得而称矣，而诸子颇言之。虽不考虖孔氏，然犹著在篇籍，归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故博采焉。
书契即文字。自有文字载录以来，从“经传”到“诸子”，凡有“显善昭恶”之效用者，均予以采录。所录人物计分九等：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及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只有“下下”为“愚人”。
表中所列的第一位就是“上上圣人太昊帝宓羲氏”。
这显然表明，伏羲氏就是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第一位圣人。
另外，作为伏羲之辅佐者，如女娲氏、共工氏、容成氏、大廷氏、柏皇氏、赫胥氏、昊英氏、朱襄氏等，并有载录，均列于“上中仁人”之等级。《律历志》列于诸“志”之首。其开篇即言：《虞书》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自伏戏（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至黄帝、尧、舜而大备。“律、度、量、衡”皆为以“数”标识其量的不同类别的准则、尺度，而它们的起点就是伏羲之“画八卦”。这表明中华文化的起点就在伏羲时代。
在《律历志》下篇的《世经》部分，乃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的一段谈话，叙说了中国上古社会演变的历程。郯子所叙，系由其先祖少昊逆时上推，由少昊、黄帝、炎帝、共工，上及太昊；而《律历志》所叙，则倒转其顺序，依时序而先叙太昊。其言曰：
太昊帝。《易》曰：“炮牺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牺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作网罟以田渔，取牺牲，故天下号曰炮牺氏。
炮牺，即庖牺、伏羲。这也明确说明伏羲氏为中国上古之第一代帝王。《文心雕龙·史传》篇言：“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此又可表明，伏羲氏乃中国上古父系氏族时代的第一位帝王。
诸史之记载，如此言之凿凿，称“伏羲其人的历史根据等于零”，由何而言？
为了论证伏羲的存在，竟用了这么多笔墨，实属不得已。当今仍在通行的中学教科书及各类工具书，仍然在推广着中国上古为“传说时代”的观点，不承认三皇五帝的真实存在。六 关于“易”字的原初内涵与准确解读
要认识伏羲“作《易》八卦”的伟大意义，须首先弄清“易”字的原初内涵，并由此认识“八卦”的真切内涵及目标所在。“易”字究竟如何解读？弄清了“易”字原初的真切内涵，就可探知伏羲为什么将“八卦”命名曰“易”，并由此探知伏羲“作《易》八卦”的初衷所在。
现在进入“易”字的解读部分。（一）郑玄的解读《易》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居于制高点，因此，它吸引了为数众多的圣哲、贤达为之付出心血和汗水。上至被列入“三圣”的周文王与孔子，下至汉、唐、宋、明历代经师；从经学大师郑玄到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以及清代、近代的诸多国学大师，无不为之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可谓殚精竭虑。其中，对“易”字的解读最受人们认可的，莫过于郑玄在《易赞》《易论》中的解释。其言曰：“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引）
这三项含义，若细究其源，在孔子《易传》中都已经存在，郑玄的解说，只是更清晰、更条理而已。看《易·系辞传》的叙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此为《系辞传》开篇数语，叙说天地之化生万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乾为天，阳光普照，故能广被万物；悬象著明，故易知。坤为地，万物皆缘地而生，各依其势，各得其所；任其自然生灭，故坤以简易而使万物自得。由此，郑玄亦以“易简”为“易”之第一要义。《系辞》又曰：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娄（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此亦《系辞》篇之语，叙说天地万物始终处于变动之中。阴阳相易、相生，万物时生时灭，变化不息，故有“日新”之德。“变动不居，周流六虚”，“适乾为昼，适坤为夜”（虞翻语），上下四方时时处于变动之中。“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何“典要”之有？只有“变”是永恒的。“唯变所适”，故“变易”为“易”之第二要义。
在“易”的诸多要义之中，又有“不易”之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尊，本指酒器，凡酒必实于尊以待酌者，故“尊”有贵意。卑，贱也，指执事者（参见《说文解字》）。尊卑本言人间之高下，说《易》者引之于天地。对于居处在地球上的人类而言，“天”之高、“地”之下是不变的。“君臣”“父子”之说，也像“天尊地卑”一样不可改变。又，“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的变动，即“唯变所适”，也是不变的。故《易传》又曰：
夫《易》，广矣，大矣。……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辞》）《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系辞》）
准，本指“水准”“标准”，此处指等同。“弥纶”者，全覆盖也。“易”道能等同于“天地”，这也是不变的。故“不易”亦为“易”之要义。
对于《易传》及郑玄的解说，后世《易》学家们均无可回避。或赞同，或异议，或修正，或补充，总要引出郑玄之论而予以评说。可见，不论持何种观点，郑玄之说均居于核心位置。
现在的问题是：在郑玄的解说中，存在明显的矛盾，不相协调。
首先，“变易”与“不易”明显对立，一个肯定“变”，一个否定“变”。两种完全相反的内涵如何平静地统一于一字之中？
其次，“变易”“不易”与“易简”如何关联？“简”者，简也，不繁也，当指人为操作的难易，是否便利。这一内涵与“变”或“不变”显然属于两类内容，前者属于人类的主观作为，后者则属于客观的现实存在。这两类内涵又如何统一于一字之中？（二）许慎《说文解字》：“日月为易”
要解开此中之“谜”，只有追溯“易”字形成之初的本原内涵。在这方面，最具权威的，当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易部》：“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此处将“易”解释为一种动物，“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蜥易，蝘蜓；蝘蜓，守宫也”。“秦、晋、西夏谓之守宫。”（《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段注所言，是该虫在不同地区的不同称谓。这显然不是“八卦”之“易”的内涵。《说文解字》又曰：“秘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
段玉裁注曰：
按《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陆氏德明引虞翻注《参同契》云，“字从日，下月。”“上从日，象阳；下从月，象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细品“秘书”之解，则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深合具有“八卦”内涵的“易”字。若以此解对照于《易传》及郑玄的解读，则可豁然开朗。
何谓“日月为易”？此乃明确昭示：“易”就是“日月运行”，就是“日月交替”或“日月迭照”。“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易·系辞下》）日月相推而运行，就是“日月为易”。这正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时时处处身处其中、生存于其中的地球自然环境，而且一刻也不能脱离。它是华夏先民数百万年以来朝夕不离的生存环境。日月运行，昼夜交替，就是“易”。对于地球南北温带的地域而言，随着日月运行的变化，又会有“寒往暑来”“暑往寒来”的现象，它就是日月运行在南北温带所形成的四季交替。
所以，“易”字的原初内涵、本质内涵，就是以“日月运行”为突出特征的整个天体的自然运行。而这一理解，又深合于以视物象形为起点的汉字生成规律。
立足于此，郑玄“易”之三解便会一目了然：日往月来，月往日来，寒往暑来，暑往寒来，始终处于变动之中，此乃“变易”也。日月寒暑的运行永不停息，乃“不易”也。“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系辞下》）乃“易简”也。正如孔子所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不为而成，不言而生，何其简也！可见，“日月为易”之解，正是“易”字的初起之义，是“易”字的本原性内涵。“日月运行”，也正是人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起始。
对于《说文解字》的这一解说，近代《易》学家们或有提及，但未予采纳。如，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中引述了《说文解字》对“易”字的上述解说后，竟断言：“秘书”说于古无征，必不可信。其用作书名，当为借义。（见《周易古经今注》第一篇《周易释名》）“易”字既曾为“书名”，又曾为“官名”（见《礼记·祭义》）。掌卜筮的男巫称“觋”。高亨先生认为筮官“易”之本字“疑当为觋”，并引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之说：“《三易》之易读若觋。”又说，朱骏声之解，“说虽无征，确有见也”（见《周易古经今注》）。由此又进一步断言：“以变易之义释筮书之名，恐不可从。”更以郑玄“易一名而含三义”之说，“更属骈枝之说矣”。（《周易古经今注》）
高先生以“日月为易”之说“无征”，“必不可信”；而朱骏声之说同样“无征”，却认为“确有见也”。何以如此武断地使用“两种标准”？原因就在于：高先生有先入之见，认定《易》就是“一部筮书”。并明言：“首先应该认识到《周易》古经本是上古的筮书”（《周易古经今注》）。既是“筮书”，怎能与反映天地万物之生存变化的“易”字联系在一起？
所以，现在问题的关键又要回到伏羲创制“《易》八卦”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是为认识自然？为认识人类的生存环境？为揭示作为人类生存环境之天地自然的奥妙、幽秘？还是单纯为“卜筮”而制定一套特定的规则或手段？如果是前者，“日月为易”显然居于伏羲所关注之目标的核心地位、首要地位：人类数百万年以来所居处之环境的最大天象，莫过于“日月的运行”；人类在生存环境中最大的“受益”之源，也在于“日月的运行”，人类的生存日日夜夜、月月年年、世世代代，身体感官之所及，最大、最直接的感受，依然是“日月之运行”。既是“日月为易”，伏羲为认识自然、为认识人类的生存环境，将所创“八卦”定名为“易”，其思虑何其深邃、何其准确。
若细读《祭义》，这一观念也正是《祭义》作者头脑中的第一要义。其言十分明确：
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
伏羲正是为“建阴阳天地之情”，才创制了“八卦”，并且取名曰“易”。而“易”之为书，其本质内涵正在于“阴阳天地之情”。
伏羲“作《易》八卦”，目的在于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变化规律，从而有效地服务于人类的生存斗争。而后世《易》学家们所倾力献身的“占筮之术”，实为后起之技艺，乃“《易》八卦”在后期演变中所衍生的末流。七 伏羲“《易》八卦”是对天地自然根本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准确反映
称伏羲为开创中华文明的第一人，人们或许并无多少异议，因为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中华文明第一人就是伏羲，无可争辩。然而，如果说伏羲是中国古代第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人们或许会甚感诧异。伏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易》八卦”三字。这三字究竟有多少深邃的内涵？难道如此神妙莫测？
现在，我们就通过“《易》八卦”这三字，来认识中国古代这位影响最为深远、最为广阔的伟大思想家。（一）自觉地以认识客观物质世界为己任
司马谈称：“伏羲至纯厚。”纯，本义为丝，纯正不杂。厚，本指山陵大地之厚，不可移易。“纯厚”，表现为人品，就是淳朴、厚实：面对客观现实，摒弃一切私念，排除一切个人的先入之见，充分尊重客观物质世界的固有规律，并尽量正确地反映物质世界的本来面貌与运行规律，不受干扰，不可移易，这就是伏羲的“至纯厚”。而对伏羲这一品格能够直接提供确凿依据或确凿证明的，只有“《易》八卦”本身。即今存“《易》八卦”的命名、爻画、构建、卦形、卦象等。或者说，创造“《易》八卦”，就是伏羲以绝对忠诚的品格对客观世界、对天地自然之根本规律的深刻认识与准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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