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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庆存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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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试读：

庆存教授去岁年及耳顺，自国家社科基金办公室退而赋闲，今春受聘为交通大学文学院院长。我得讯即驰电祝贺：“百年前师祖茹经翁曾主校政十四年，以一代国学大师而长期致力工科大学建设发展，其业绩记录校史，播在人口，足为大学百年不祧之祖，留下国学研究之丰硕著作与光烨传统，更为他校所必无。方今文明昌盛，学术臻荣，交通大学亦以建设一流综合大学为职志，以阁下长期主政人文学术，通悉全局，繁剧之余也始终坚持研究，著作络绎。今再据要津，学校支持，资源丰沛，知必大可作为，成就新事业，足为交大国学带来新气象。”庆存亟告以老校长之成就相勉，实不敢当，惟校院皆有共识，将接续传统，已规划整理茹经全集，更期弘传典范，发扬光大。“先生所知，可告其详否？”

我生苦晚，不及见唐先生，惟三十七年前从朱东润师课读唐宋文学，师屡屡谈述早年受业情景。师告年方十一，偶因替表兄考试作枪手不成，录取当时之邮传部实业学校附属小学，唐先生以大学监督之尊，在小学兼授唐宋古文。每授课，从头至尾带领学生吟诵古文，不作一句解释。“这应该也是一种教学办法。”师对此颇为赞赏，并说唐先生读书到高兴时，轻拍同学肩膀，说：“小兄弟，我们一起读啊！”师比划当年动作：“这是一种鼓励，我也曾多次受到过。”师晚年回顾一生学术，谓从唐先生那里体会到古文喷薄之美、情韵之美，此后无论写学术论文或文学诗文，此段读诵让他终生受益。师还告学期末，唐先生主持作文评比，师所作古文评为一等，因而得到四块银元，买一套《经史百家杂钞》，一直随身携带。说至此，师起身从书架上取出，让我等观赏。当年师因父亲亡故，家境窘迫，居沪读书一年即拟退学，唐先生得知，让儿子庆诒写信，请假期后返校，见面即告：“你不必担心，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我这里。”师说及此，即做唐先生拍口袋状。我知师最终得走上学术道路，且有所成就，唐先生当年之助力，令他终生铭感。1985年顷，师知我参加《辞海》修订，即召而告之：“《辞海》怎么可以没有唐先生呢？”终得补入。师为泰兴人，口音颇重，称唐先生或唐蔚芝先生，重音在“唐”字上，至今念及，尤在耳边。此我得朱师所告者如此。

廿余年前在苏州古籍书店购得唐先生自撰《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因得知先生生平大略及思想脉络。先生名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室号茹经堂，晚称茹经老人。他于同治四年（1865）生于太仓州，今年恰好为其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太仓于明清两代文教鼎盛，先生自幼即习举业，尤服膺本地先哲陆桴亭（名世仪）之经世学说。十五岁应童试，十八岁中举，二十岁进南菁书院治经，后四应礼部试，二十八岁成进士。其早期经历如此，学术兴趣也皆在宋明理学，制艺古文。然从政后则历经世变，至三十七岁随户部侍郎那桐办辛丑和约，初使日本，见其“虽系帝制，而其大政均裁自内阁”，“一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骎骎乎日臻富强”。次年复随固山贝子载振出使英国贺英王加冕，因英王生病而滞留，充分参观英国社会之诸面相，归撰《英轺日记》，亟称现代社会建设之诸要务，尤称许保存本国文明与实施大学教育之举措。四十二岁任农工商部侍郎，曾署理尚书，亟亟于现代实业建设。居母忧南归，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任监督，本为居丧间之临时职务，不意竟达十四年之久。其主校政最重大之贡献，是改商科为工科，从普通工程科改设铁路、电机、船政诸科，奠定现代工科大学之基础。其间先生本人之学术研究则仍以经学为主，他倡导恢复儒家学术之本旨，因以汉魏古文为主，删略成十三经读本。经学及古文大师领导工科学校，至今仍有人提出质疑，然现代交通大学的最初雏形，确实是在唐先生手上所建成。辛亥武昌首义不久，唐先生是最早通电要求清廷逊位、改行共和之体制内官员之一，以为“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此前即率领全校师生集合学堂运动场剪辫，可见其赞同革命，与世同进。然当五四学潮既起，则深感“学风愈觉不靖”，加上目疾加重，乃辞校职，退归无锡，受乡绅施肇曾之托，成立无锡国学专修馆，从此专力弘扬国学，作育人才，历三十年而不辍。当抗战军兴，七旬老人且双目皆盲，携生徒奔走道徒，尤弦歌不辍。其勤勤于国学之传承发弘，诚可谓生死以之，一往情深。此我读其自定年谱而得知者。

去岁偶于书肆购得陆阳著《唐文治年谱》（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7月版），于网上偶得见其欧游所著《英轺日记》，于其思想变化及在南洋公学、无锡国专期间为政为学之施为，乃得更深入细致之认识。《英轺日记》乃代载振所撰之考察报告，逐日详记见闻，因代表国家造访，英方因加冕礼再三延期而尽展本国之所有以为款待，故在清末出洋游记中，最称翘楚。全书虽皆以载振口气表达，但所抒皆唐某之认识。如云欧洲全境为国数十，皆曾有猜忌仇怨，而今则“如历法也，学堂也，兵制也，轮船也，铁路也，银行也，商务也，邮政也，皆其同焉者也”，这些善政中，“历法纪年始于罗马，学堂程课、铁路置轨始于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师出征始于美利坚，银行规制始于荷兰，航海通商始于葡萄牙，邮递印票始于法兰西”，可以说创始于不同国度，但“一国为之倡，而各国相继效法，精益求精”，“群相推演，万国同风”，“无有彼此畛域之界，更无有猜忌仇怨之情”。即中国要想进步，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绝无他途。从度量衡制到国会政治，从医院设施到学校规模，无所不及。甚至乘火车出行，在燃气机车轰鸣中，都在思考：“西人于火车轨道既测地平，更取直线，每过山阻则穿山通道，以砖石环其上，如桥形，其开时工本虽大，而行车直捷，惜时省煤，积久计之，所省甚巨。其行事通盘筹画，以羡补不足，大率类此。”其设计之周到，施工之讲究，看似投入巨大，其实长久获益。对学校之考察更仔细，记录全英有大学六十七所，中小学三万多所，教师十四万人，大学生三万多人，中小学生五百五十五万人，全年官学费英金九百七十三万磅，还详尽记录各类公益学校和技工学校之情况。阅读这些记录，可以说他在南洋公学之施为，无愧为具有世界眼光、立足于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之教育家。

而陆著《年谱》凡四十五万言，因得充分利用交大校史档案、盛宣怀档案、无锡国专档案，以及唐先生存世遗著和门生回忆，期刊报纸的记录，逐年逐月逐日记录生平行事，得以立体再现唐先生一生行事与学术。其前任监督者十人，多不到校，他则到校即认定“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首先谘文邮传部落实常年经费，即“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凭藉熟悉朝廷财政和曾在官场之人脉优势，为学校多方筹措经费，如建议从京奉、京汉两路余利下为学校增拨经费；建议为江、浙、闽、粤四省每年培养学生四十人，各省酌拨经费支持学校；将学校积年旧账理清，如汉阳铁厂老股盘活等。经费充裕，得以设立新学科，聘请西人教员和留洋归国者任教。在得知美国庚款将逐年提供一百位华生留美机会后，唐先生在学校立即公布，并往上疏通，经过选拔考试，首批赴美学生四十七人，上海实业学堂有十四人，可见他鼓励学生走出去之努力。但就他本人之治学言，则仍一如既往地治经作文，吟诵不辍。到校次年即设国文科，自任特班教员，在附属中学、小学皆开国学课，兼任教员。大学监督而兼大学、中学、小学教员，实在空前绝后，朱东润师所述早年经历，只是唐先生大事业中一段小插曲耳！今得见实业学堂之课程设置，铁路、电机二科有古文释义一门，航海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三门，余皆专业课，颇合今日素质教育之规定。唐先生虽以经学家主校政，深知大学为国家作育人才，经学为自己学业专攻，故昼则西服革履，为学校谋发展；夜则中装长袍，恒兀兀以穷经。其热衷授课，虽存传续学术之意，或亦藉此以自遣兴。所拟校歌云：“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真其主校时写照。至民初百业遽变，惟其居旧职历十年而不迁，奠定交大校史上不朽地位。后交大先后建文治堂、新文治堂，孤岛初期拟改国立为私立，以避陷逆，曾拟文治大学之校名，皆学校感念其贡献之巨大。古稀以后，虽双目全盲，仍坚持每周到交大讲演一次，以道德文章勖勉诸生。1920年秋，唐先生辞校长获允，到无锡主办国学专修馆，为传播一己之学术理想揭开新章。以上为读唐先生遗著与陆著《年谱》所知者。

庆存应曰：“前辈风范，诚令人无限向往，传承弘扬，自是不可推卸之责任。然当唐先生初主校务时，学校仅设三科，教员四十五人，职员二十五人，学生数百人，然今日学院数十，师生数万，气象格局，迥非昔比。暂承文学院长之职，虽思有以振拔，诚惧难大作为，先生有以赐告否？”余漫应曰：“交大以国内最顶尖之工科大学，欲建设世界一流综合大学逾三十年，成就举世共识，播在人口。然奠基校长而曾为国学大师者，举世再无第二家，是当隆重宣传，庄严纪念，接续其学术，整理其遗著，要为首义。近世学术就上承传统言，实有汉、宋之分，若清华国学院，若中研院史语所，皆源出乾嘉汉学，得与西学融合转型成现当代学术之主流。唐先生之专攻，一为古文，远接唐宋八家，近续桐城、湘乡，尤重文章之气势声韵；二为理学，远绍紫阳（朱熹），近袭桴亭（陆世仪），尤重人格之养成与道德之渟蓄，倡导士人之节操与经世之作为；三为经学，希图剥除汉宋学者繁琐考据与率意发挥之迷彰，追寻孔孟学术之本真。凡此三端，皆其卓荦大者。五四诸论者矫激过甚，每以妖孽谬种诬之，唐先生既知欧洲文明之存续绝不以割断传统为表征，乃毅然以传承国学、位育人才为己责。无锡国专之业绩，可与交大成就并称不朽。近年海内外侈谈国学，相舞成风，各逞其是，无所归依，惟唐先生所论乃真得国学之精神，尤应发皇光大，以存正学。阁下长期主持全国人文社科规划立项，深知世界学术之新变与全国各学科之走向，且具广泛之人脉与资源，恰如唐先生当年以侍郎之尊就一校之长，能为学校引导长久之发展。余亦知阁下会有大作为，乐作静观而为诵祷。”庆存颔之，敬谢不敏，余知其心存默识，必有所虑也。

庆存初从刘乃昌先生治词学，三十年前已完成宋晁补之词笺释。年近四十，任教曲阜已历年所，弃而来沪，从王水照先生攻读博士。其向学之诚，研读之勤，当年多得佳誉。博士有成，入中宣部任职近二十年，仕至全国社科基金办公室副主任，亦官亦学，事务烦冗，未尝一日轻弃所学。既欲就所承师学有所建树，更念就原有治学有以拓展。本书凡分三编，一曰《散文与小说》，得王先生倡文章学真传而有所创见者；二曰《诗词与戏剧》，得刘先生所授而潜心精研之所得；三曰《文献与考证》，则多近年读书得间、融通新作者。凡此数端，皆涉猎广阔，体会深切，举证详确，结论足征。尤称难得者，其间颇有因职务原因参加学术会议而提交之论文或所准备之发言。因职务所系，一些学术会议或新书发布、课题论证，多曾邀其参加，庆存不以职务自居，认真撰写论文，准备发言，以学者身份参与讨论，共同交流。书中所收，多与此相涉，至少《杜甫全集校注》与《王世贞全集》二会，我亦得与列，知其所言之得当有识，知其始终保持学者本色之不易。现庆存重回学校，重执教鞭，重归学术，知其必能大有成就，是所属望焉。

谨序。乙未中秋前一日，陈尚君写于复旦大学光华楼序二刘石

从1991年与乃师刘乃昌先生合作校注《晁氏琴趣外编》迄今二十余年间，杨庆存教授出版了《宋代散文研究》、《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传承与创新》、《宋代文学论稿》、《中国文化论稿》等多部专著。即使是高校、社科院专职从事研究的人也算得上高产，何况他的本职工作是繁琐的人文社科管理。但更值得提及的是，庆存教授的治学适用于钱锺书先生说的“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从上述诸种著作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否有意，庆存教授是沿文献—文学—文化的路径一层层地拓展其学术研究的，他在这条路径上交替使用考、述、论三种方式，进行古籍校笺、文献稽考、文史辨析、文学论述和文化探讨，所涉甚广，但又贵能重点突出，在宋代文学、尤其是宋代散文研究方面多所建树，以自己的勤奋和建树，成为学界瞩目的著名学者。

庆存教授近择其已刊论著之精要者汇为一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得蒙不弃，有先睹之快。其中一些为初次寓目，一些此前即曾拜读。旧著新刊合而观之，足以再次印证上述之言非属虚论。不特此也，又有一些新的感受从而产生。

庆存教授的研究大题不泛，小题能深，试举两例以明之。

一个民族之诗歌，为该民族文明极重要之体现，此天理之当然，不论而可知者也。然而一民族之诗歌如何体现该民族之文明，该民族之文明如何促进该民族诗歌之发展，无疑是一个堪称庞然大物的论题，在不足万言的篇幅中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非长于思考、善于综括者实难措手。《中华民族的文明演进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用三锤击破之，即伦理道德观的早熟这一汉民族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是中国抒情诗很早便高度发达的一个深刻原因；孔、庄等早期思想家的思想，对中国早期诗歌内在精神的提升极为重要；文变染乎世情，中国古典诗歌的历时性发展与各时代的文化思潮息息相关。三个角度，三种视野，亦三个领域。这篇早期论文，已能充分体现庆存教授的治学底色。本书中类此者尚多，《书法艺术发展与国家文化建设》等皆是。

但若谓庆存教授的治学只有一种底色，是又不然。《山谷始婚考辨》长不足两千字，专力纠正清人所著黄氏年谱中有关山谷始婚年龄及地点的错误，并颇为合理地推测其致误之由。读毕我们方始觉得这一错误原本十分明显，而且作者是通过对黄山谷《黄氏二室墓志铭》的细研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黄氏此文亦并不罕见，何以长期以来人们熟视无睹呢？只能表明此文是读书贵在得间、贵在于不疑处有疑的一个范例。本书中此类具见文献考辨之功的文章更不在少数，《晁补之词集名称考辨》、《黄庭坚宗族世系新考》、《辑校本〈杨文公谈苑〉补甄》等为其代表。这充分表明，庆存教授善于高明独断，亦乐于沉潜考索。他在上世纪90年代与刘乃昌合作校注的《晁氏琴趣外编》，迄今仍是晁氏词作最为详赡的校注本。故当年袁行霈教授应中华书局之邀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以与其领衔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相配套，我忝为宋辽金卷主编，于补之词即选此本为所据之本。

更多收入本书的或许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或可称为“中观”的专题论文。这类论文以其数量较多，反映出庆存教授治学另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善于思考而不哗众取宠，必有己见然后始发之于文。《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考》贯通今古，纵横东西，以宏阔的视野、翔实的史料、有力的思辨，对散文晚于诗歌的传统观念提出大胆质疑，更对中国向来没有“散文”一名、“散文”概念是舶来品的旧说作完全的颠覆，得出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至少在12世纪的中国就已经形成的结论。又，对于宋代诗歌史上影响甚著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研究者多从语源、含义及二语区别等角度加以探讨，而多不脱诗歌技法与创作门径层面的限囿。《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新论》一文不循故辙，将黄氏这一理论纳入因革、熔铸、复变这条古代文学创作重要的艺术规律和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系统中，从而使黄氏学说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得以充分揭示，弥补了就所论而论的局促视野带来的不足，与既有研究相参合，使黄庭坚这一重要理论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高度。此外如《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论宋代散文的繁盛与底蕴》、《论辛稼轩散文》等，或选题，或角度，或观点，或表述，均有新意存焉，文章具在，不劳缕述矣。

庆存教授文风敦朴，深具内美，一如其人。2008年上半年，清华大学成立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中心主任傅璇琮先生亲自选定校外兼职研究员，庆存教授其一也，以此得与谋面定交。然而八九年间，相晤不过三四回而已，倒是经常听璇琮先生褒扬他，还知道璇琮先生请他主编线装本《历代文选》等。日前忽得电话，邀为大著作序。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应请璇琮先生为之作序。在电话那头，庆存教授用一贯平实有顿挫的声音凛然说：“你说得是。但我知道璇琮先生近日身体不大好，在这个时候，决不应该也不能够劳动他老先生了。”言辞恳切，让人起敬。我本无为庆存教授作序的资格，但有感于其学与其人，勉力写下这篇文字，权且当作读书笔记，也权且当作为璇琮先生服其劳吧。2015年9月16日第一编散文与小说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考

散文的发生与散文的概念是散文研究领域内亟待深入探讨的两大学术问题。长期以来，“散文晚于诗歌”论、“散文概念源于西方”或“始于南宋罗大经”说，一直流播于学界，影响甚广。然而，深入思索则不能不生疑窦，难免令人有迷惘、困惑感。笔者就此重作考论，冀能探寻较为客观、公正、符合实际的结论，以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一、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

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史研究中，长期以来，许多文学史家都认为：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诗歌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样式。这种观点在中国不仅极为流行，而且向无异议。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学史著述，凡谈及这一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遵守着这条法则式的成说，它似乎成为一条不可移易的定规和难以逾越的怪圈。建国后出版的影响甚大、流传颇广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也都笃信不疑地贯彻着这种观点。例如，游国恩等五教授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

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

该书在第三章第一节谈及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时，还重申了“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才产生的”。由南京大学等十三所高等院校联合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称“原始社会的诗歌是人类文字最早的样式”；宁大年主编的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教材《中国文学史》谓“劳动歌谣是最早出现的文学样式”、“散文是实用性最强的文学样式，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后”；王文生主编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用书《中国文学史》则反复强调“在原始社会里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在诸多文学样式起源的历史中，诗歌产生最早”、“文学艺术的起源以诗歌为先，而散文的产生较诗歌为晚”、“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的产生则必定在既有文字之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亦云“在文学部门里，歌谣产生最早。文字产生之前就有了歌谣”……诸如此类，递相祖述，不胜枚举。在这些著述中，不仅观点相同，而且连语言亦极相似。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在诗、文发生先后问题上，着笔十分谨慎，抑或有意避开，故无明确说明诗歌早于散文的字样，但在章节安排和行文中依然体现了这种观点。其封建社会以前文学的首章首节《中国原始社会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起源》突出了“口头歌谣”，而在第二章《书写文学的萌芽和散文的开端》将《尚书》作为第一部散文集，给读者留下的整体印象依然是诗歌早于散文，诗的始源形态是口头创作，而散文则必须是在有了文字之后方能出现。

另外，诗歌早于散文，或者说散文晚于诗歌，这种观点在一些普及性的著述中亦颇为流行。诸如吴调公教授《文学分类的基本常识》说“诗歌是最早出现的文体”、赵润峰《文学知识大观》说诗歌“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出现最早”、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的《中华文化百科全书》第十册说“最初之文学为诗歌”等等，无一不立足于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这种观点如此普遍地见之于众多的著述中，为许多文学史家和学者所接受、沿袭并广为传播，其科学性、正确性似乎不容置疑。然而，当我们不囿于成说而重新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予以冷静、客观、历史、逻辑地深入思索，并返视这一观点时，则又不能不产生疑问。苏联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莫·卡冈在其《艺术形态学》一书中曾指出：

诗歌早于散文是一件确凿不移的历史事实。不过这好像是奇怪的和不足信的——因为原始人像我和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用散文讲话；他怎么会为了艺术认识的目的，舍弃对这种散文语言的简单的、似乎是如此自然的运用，而开始编制比散文语言结构复杂得多的诗歌语言结构呢？

可惜卡冈只是提出了怀疑而未能进一步深究并展开论述，但这已经足可引起学人的反思！“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称“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这种粗看似乎有理而细想并非科学的论断，实际上是既不符合客观事实又违反逻辑常识，欠缺客观、公正、严密和准确的。约而言之，其误有三：一是混淆了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的界限；二是忽略了散文口头创作的始源形态；三是衡鉴诗歌、散文发生的标准不统一，谈诗以口头创作为据，说文则转以文字创作为准。

散文和诗歌均隶属于文学。文学“就是人类的言语”，是人类语言的艺术。它伴随着语言的产生而发生，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发展，自从人类有了语言，也就开始有了文学，所谓“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的观点，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文学的产生并不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正如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学一样，“中国文学在其文字诞生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当然只能是口头创作的文学、口耳相传的文学。黑格尔称未有文字之前的文学为“前艺术”，我们姑且称之为文学的“始源形态”。人类自有文字之后，便有了书面语言。伴随着语言之口头与书面的区分，文学则有了口头与文本的分别。探讨文学的发生，探讨文学各类文体的始源，必须使用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前提条件，时代的统一性与表现形态（口头或文字）的统一性尤其重要。或用逻辑的方法追溯“前艺术”时期的情形，或用历史的方法依据传世之文本考辨其先后。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探讨诗歌的产生是从口头创作时期寻找源头，研究散文的产生则转而依据文字产生之后的文本资料，故其结论必然错误。苏联文学理论家格·尼·波斯彼洛夫在他的《文学原理》第十章《文学的体裁》中，曾批评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首章《远古诗歌的混合性和文学各类分化的开始》“只把有韵律的口头歌谣作品作为自己的观察对象和作结论的根据，故意不提所有古代的口头散文作品（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与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使用的方法正是同一套路数。

毫无疑问，研究文学样式的起源，必须追溯到文学艺术发展的原始时期，必须从人类先民的口头创作起步，从人类语言的诞生开始，而不应以文字的出现为依据。鲁迅指出：“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这段众所周知的文字，常常被用来阐述诗歌的产生。其实，鲁迅在这里谈的乃是口头创作，是文学的产生，而并非单指诗歌。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里灵活运用《吕氏春秋·谣词》（“今举大木者，前呼舆邪，后亦应之。”）与《淮南子·道应训》（“今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里的材料，将人类语言的产生与文学的发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不以文字的产生为限。其基本观点，我们可称之为“口头发表”说。马克思在谈到人类语言的产生时曾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这就是说，人类语言的产生是基于人类交往、意识交流的需要。由于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由简单渐趋复杂，语言也不能例外，则知最初的语言是极其简单的、质直的、自然的、实用的，这些因素，大都为后来的文字散文所保留。按照鲁迅先生的“口头发表”说，人类初祖在相互交流意识时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一种创作，也是一种文学的发表，那么，这些语言便可视作散文的始源形态。美国学者弗朗兹·博厄斯指出“原始散文是口头表达的艺术”，是亦将散文的产生追溯到文字出现以前的远古时期。弗朗兹还进而指出“原始的散文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叙述的，另一种是宣讲性质的”。这种类分的科学性或可商榷，而大体接近事理，合于逻辑。

要之，没有文字之前，便有“口头文学”。而人类在社会实践的具体交际中，无论是协调动作、交流思想，还是讲说故事、描述事物，都是使用质朴、自然、简单、浅化、直接的表达方式，这便是“口头散文”，这便是散文的始源形态。可以断定，这种散文始源形态的出现，是绝不会晚于口头创作的诗歌。而“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恰恰忽略了这种散文的始源形态，将散文的产生推至文字出现以后，故其结论必然难以令人信服。即便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就今存传世文本而论，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所收入的作品“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最早的作品是大约公元前11世纪时期的作品，而中国的第一部散文总集《尚书》记载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上古文献，其最早的作品《虞书》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1世纪，较《诗经》中最早的作品早了近千年。可见，“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在文本研究中也是难以成立的。有学者指出：“在美国文学中，散文作为语言传达信息的基本媒介，是最早亦最广泛使用的形式。”其实，这种情形又何止美国文学独然！

显然，由于文学发生初始阶段口头创作的特殊性，我们现在已无法通过历史实证的途径去研究文学始源形态各类文体的发生情形，但是，我们却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予以探讨。我们无需将“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变而为“诗歌的产生晚于散文”论，但我们必须指出“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说的不科学性，必须纠正直到目前为止仍在学界广为传播的讹误，至少让学人知道：散文的产生并不晚于诗歌，散文与诗歌一样，也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之一。

至于“散文的产生晚于诗歌”论者为什么一定要把文字的出现作为散文发生的首要条件，也是一个必须搞清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大约与其对“散文”概念字面的理解不无关系。在中国古代，人们多将“散文”与“骈文”对举，作为两种文体形式的概念，主要概括并区分了两类语句结构表现形态，前者是散行单句的文字，后者是对偶成双的句子。于是，“散文”之“文”便被理解成“文字”之“文”，而“散文的产生则必定在既有文字之后”说的出现，便不足为奇。其实，“散文”作为一个文体概念，它具有多层性的特点，当与“骈文”相对应时，上面的理解并不为错，且学界向有释“文”为“文字”者，如章炳麟即云“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是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这种文本文学观自成一家言。然而，作为文体概念的“散文”与诗歌对举时，因其具有广义性，“散文”之“文”就不能单独理解成为“文字”之“文”了，口头文学中的散文就不存在有无文字的问题。二、“散文”概念辨析与渊源新考“散文”概念的内涵与出处，一直是散文研究中尚未理清且颇多争议的论题。由于学界的见仁见智而使散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扑朔迷离，渊源出处亦似是而非，直接影响着散文研究范围与文本的明确界划。笔者以为，搞清散文概念的由来始末和渊源所自，对于正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把握其时代性、区域性和变化性诸特点，以便准确界定研究文本，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散文有古今之别、中外之分，笔者拟从现代学者创用的“中国古代散文”这一概念入手，由今溯古，旁及国外，逐层考察，描述散文概念的生成辙迹。“中国古代散文”是现代人使用的概念。从语法学上讲，这是一个以“散文”为中心词的偏正词组。“中国”与“古代”分别修饰和限定了“散文”发生的空间地域、时代断限，从而区别于“外国古代散文”、“中国现代散文”等概念。可见“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体现了立足于世界文化并纵贯古今的审视特点。这是今人对古代作品进行返视而形成的新概念，它既有对古代散文作品的理性归纳，又涵载着现代人的意识，体现着近代学人的观念。简言之，“古代散文”实质上是在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基础上返视古代作品而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作为现代的“散文”概念，它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为四，成为文学四分法中一个重要的文体门类。了解“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内涵，必须从现代“散文”概念谈起，而现代的“散文”概念在中国也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现代“散文”又称“美文”、“纯散文”、“文学散文”等。近人刘半农于1917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首次提出“文学散文”的概念，指出“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字的散文”，从而规定了近代散文的文学性。周作人于1921年6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美文》，指出了近代散文的审美性，且云“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从而点明了古代散文与近代散文在美的特质方面的共通性。其后，王统照于1923年6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又发表文章，提出了“纯散文”的概念，并指出此类文章“写景写事实，以及语句的构造，布局的清显，使人阅之自生美感”，从文章内容、语言、结构及接受者效应诸方面说明了近代散文的特点。这些不同的名称都突出地强调了散文的文学性和美感性。而较早将散文与诗歌、戏剧、小说并列相论的文献资料，当数傅斯年1918年12月所写成的《怎样写白话文》，其后，王统照的《散文的分类》、胡梦华《絮语散文》均承其说。20世纪初叶，西方的文学理论、散文理论也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加之二三十年代散文创作出现高潮，于是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得到广泛使用，梁实秋还专门撰写了《论散文》，对“散文”概念多角度地进行了认真分析，并指出了散文的性质、特点和要求。正如诗歌、戏剧、小说都有多种体式一样，现代散文则包括了记叙散文、抒情散文、报告文学、杂文等等。显然，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是不适宜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

然而，无论是古代的文章还是现代的散文，都有其共通或相近的地方，有其承传弘扬的连结点，于是，借用现代意义的“散文”概念而冠之以“古代”二字，以限定和说明研究的对象——古代散文，便成为现当代学者所常用的方法，“中国古代散文”之概念脱颖而出。黑格尔在其《小逻辑》一书中指出“概念就是存在与本质的真理”，任何概念都是从实在、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并体现着此类事物最显明的本质特征。“散文”作为文学门类的一种，也必然是在这种艺术形式发展成熟并逐渐相对形成一定规则后，人们予以归纳总结和概括抽象出来的（这个过程也可能是潜意识的，没有语言或文字表达，而只存在于思维甚至模糊的认识中）。现代的散文概念自然是在现代散文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的发展中逐渐确立起来的，但从辞源学的角度来说，“散文”概念又有其渊源和继承性。了解这一点，对于准确把握“散文”概念内涵的多层性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学界从辞源学角度考察“散文”概念的出现，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意见：一是源于西方说，一是始自南宋后期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前者以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为代表，后者以商务印书馆《辞源》为代表。其实，这两种说法均欠准确，甚至是讹误。

郁达夫说：“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其实，郁氏之“臆断”是根本错误的，而“简直是翻译”的推测亦无根据，这只要了解一下西语方面的有关情况，并考察一下中国有关的古代典籍，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在西语中，诗歌、戏剧、小说都有与汉语相对应的词汇，如英语中的“poetry”（诗歌）、“theatre”（戏剧）、“novel”（小说），而唯独没有与汉语“散文”对应的词语，以故，《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只有“prosepoem”（散文诗），没有“散文”词条。汉语的有关译著大都用“prose”或“essay”翻译“散文”，但这两个英语词的意义与涵盖范围大不相同。前者相对于“verse”（韵文）而言，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非韵文体裁，诸如小说、戏剧、文学批评、传记、政论、演说、日记、书信、游记等等，可见涵盖面过广。至于后者，英国学者W·E·威廉斯（W·E·Williams）认为，“英国的‘essay’花色繁多，但几乎没有规则”，“是一般比较短小的不以叙事为目的之非韵文”，一般多译成“随笔”或“小品文”。这显然其涵盖面十分有限。法语中的“prose”、西班牙语中的“prosd”、俄语中的“лрóза”等，也都是泛指与韵文相对的文体。

从世界各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散文是各民族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门类，但由于地域和民族习俗诸方面的巨大差别，其发展的情形是大不相同的。在西方各国的文学发展中，与诗歌、戏剧、小说相比，散文的发展相当缓慢，尚属后起之秀。西方各国散文文体创作起步虽有不同，而大致是从文艺复兴才逐渐有了大的发展并相继出现繁荣。一般文学史家认为，法国是“essay”的发祥地，而蒙田（Montaigne）被誉为“essay”体裁的创始人。1580年，蒙田出版了自己的随笔集Essais，标志着法国散文开始有了较大发展。1597年，英国培根（Francis Bacon）借用蒙田的书名也出版了一本随笔集，成为英国散文的滥觞。其后，相继有罗伯特·伯尔顿（Robert Burton）《忧郁的剖析》和托马斯·勃朗（Sir Thomas Browne）《虔诚的医生》两部被誉为17世纪“奇书”的散文著述面世。18世纪由于文人创办期刊蔚成风气，从而使英国散文的发展进入高潮。这与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情形相比，西方散文的繁荣可谓跚跚来迟。西语中没有出现或产生“散文”的概念，也是情理中事。

与西方各国相比，中国散文发展的情形则别是一番景象。如果仅就现存的散文文本而言，散文这种文学体裁是在华夏民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率先成熟的，中国古代散文所展示的辉煌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居于领先地位。中国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即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黄金季节，而西方散文的繁荣则是16世纪以后的事情。不难想见，华夏民族对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的认识和创作实践，有着多么悠久的历史！而“散文”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稽考中国古代典籍，“散文”字样在3世纪中叶便已出现在文人们的创作中。西晋辞赋家木华《海赋》有“云锦散文于沙汭之际，绫罗被光于螺蚌之节”之句，此处的“散文”与“被光”对举，乃光采焕发、显现之意。至5世纪末，南朝梁代刘彦和《文心雕龙·明诗》篇亦有“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这里的“结体散文”乃是指文字表达。木、刘二氏著述中的“散文”字样，乃是动宾结构的词组，尚非后世文体“散文”概念，故无文体意义。其后，至晚在12世纪中叶，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了：

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

周益公……谓杨伯子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于浑融有味，与散文同。”

杨东山尝谓余曰：“文章各有体……曾子固之古雅，苏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杰，然皆不能作诗。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

东莱先生曰：“诏书或用散文，或用四六，皆得。唯四六者下语须浑全，不可如表求新奇之对而失大体。”

散文当以西汉诏为根本，次则王岐公、荆公、曾子开。

晋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伐蜀檄》之类。

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

上引诸段资料，均出自13世纪的中国典籍中，而这个时期正是南宋散文发展的高峰期和散文理论蓬勃兴起的旺盛期。《朱子语类》、《鹤林玉露》、《辞学指南》、《文辨》或称引、或自述，多处使用“散文”概念，可知当时这一概念已在士林中使用并流传。据《扪虱新话》载：“后山居士言：‘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此处之“韵语”、“散语”即“韵文”、“散文”之意，具有文体概念的意义。曾子固（巩）以文名家，不以诗称；黄鲁直（庭坚）反是；乃知此处“韵语”即诗、“散语”为文也。“以散语”称文，注重于语言的结构形态，此即“散文”概念的前身。由此可推知，至少在北宋中期，“散文”概念已在酝酿之中。《后山诗话》称“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可为辅证。

那么，是谁较早地提出并首先使用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呢？仅据上面征引的资料，已有七人直接使用过“散文”概念：周益公、朱熹、东莱先生、杨东山、王应麟、罗大经、王若虚。七子中以周益公年辈最长。周益公即周必大（1126—1204），字子充，南宋孝宗朝历右丞相，拜少保，进封益国公，故称“周益公”。周氏在历史上以政事显，然其学术和文章于当时声望颇高。陆游云：“大丞相太师益公自少壮时以进士博学宏词叠二科起家，不数年，历太学三馆，予实定交于是时。时固多豪隽不群之士，然落笔立论，倾动一座，无敢婴其锋者，唯公一人。中虽暂斥，而玉烟剑气三秀之芝，非穷山腐壤所能湮没。复出于时，极文章礼乐之用，绝世独立，遂登相辅。虽去视草之地，而大诏令典册，孝宗皇帝犹特以属公。”又据罗大经云，朱熹“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亦可知其在文坛艺苑的地位、影响和成就。周氏有《文忠集》二百卷传世，四库馆臣谓“必大以文章受知孝宗，其制命温雅，文体昌博，为南渡后台阁之冠，考据亦极精审，岿然负一代重名。著作之富，自杨万里、陆游以外，未有能及之者”。为人熟知的《皇朝文鉴》（又名《宋文鉴》）也是在他的直接参与设计下才得以问世的。时孝宗令临安府开印江钿编类的《文海》，周必大以此书“殊无伦理”为由，请孝宗收回成命，并建议“委馆阁官铨择本朝文章，成一代之书”，“其后，遂付吕伯共祖谦。即成，上问何以为名，必大乞赐名‘皇朝文鉴’，上曰‘善’。又降旨令必大作序，亦既进呈”。由此可知周必大实为《宋文鉴》的首席主编，从构想设计到实施方案，以至命名、作序，皆亲为之。上述史实足证周氏文章学术造诣精深，学问博洽，惜为政声所掩，近代以来，鲜有学人关注周氏文章学术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周益公具有区分和精鉴文体的丰富经验与鲜明意识。其“两入翰苑，自权直院至学士承旨皆遍为之”。周氏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以及大批量的创作实践，都使他对散文体式有着深刻的理性认识，使他有条件、有可能率先提出和使用“散文”之概念。

与学为政掩的周必大有所不同，齿少周氏四岁的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则以学术和文章著称于世。他不仅是有宋一代的理学宗师，而且也是南宋时期的文章名家。李塗《文章精义》称颂其文章“如长江大河，滔滔汩汩”，黄震《日钞》亦赞叹其“天才卓绝，学才宏肆，落笔成章，殆于天造”，所谓“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尤其是朱熹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学术研究，其于各体文章均精鉴细辨，熟能深知，故其拈出并使用“散文”这一文体概念，可谓顺理成章，乃势所必然。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必大使用的“散文”概念还只是就“四六”相对而言，与“骈文”对举，侧重于语句构成形态；而朱氏使用的“散文”概念则与诗歌对举，实际上其内涵又提高了一个层次。这是因为朱熹所评论的两位人物山谷（黄庭坚）和后山（陈师道）均为诗歌名家，乃是宋代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开山与宗祖。但他们二人又不独擅诗，兼以能文。由于后山曾瓣香南丰，始受业于散文名家曾巩，为文“简严密栗”，连黄庭坚也叹服后山“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时辈未见其比”。而黄庭坚虽为苏门学士，亦有“瑰伟之文，妙绝当世”之誉，但其终生著力于诗，自称“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尽管他于散文亦卓有成就，且对为文发表过许多很好的见解，而人们仍然以为山谷散文功底远不及后山，朱熹的该段评论是很有代表性的。然而，该段评论的重要价值并不在于对山谷、后山散文之评价是否的当，而在于朱氏提出并使用了与诗歌相对应的“散文”概念。

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也是以文章学术著称于世，人谓“东莱先生”（其伯祖吕本中人称“大东莱先生”，故祖谦又号“小东莱”）。吕氏家族显赫，十世为官，祖辈数登相位，且家风重学修文，累代相承不衰，家学渊源深厚。祖谦英年早逝，在官虽不显达，而学术文章卓有建树。他善于博采众长，不株守一家之说，故学问渊博宏富，朱熹称赞他“以一身备四气之和，一心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余足以范俗而垂世”。其文章“波流云涌，珠辉玉洁，为一时著作之冠”，人称“在南宋诸儒之中，可谓衔华佩实”。与朱熹相似，吕氏也多年从事讲学授徒，曾任南外宗学教授、太学博士、严州教授等，居家亦诲人不倦。其自谓文章“研思微旨”，对各类文章体式都能精鉴熟知。吕氏“为诸生课试”而写的《东莱左氏博议》，取《左氏春秋》范文，研讨文章之学，示范作法，将“胸中所存、所操、所识、所习，毫衍发谬，随笔呈露，举无留藏”，不仅为当时学子所珍视，而且流播海外，在古代即成为日本学人研习汉学的必读书。所编《圣宋文鉴》汇集北宋各体文章精品，分类选篇，尤见其慧眼匠心。《古文关键》辑选韩、柳、欧、苏诸名家古文六十余篇，“各标举其命意布局之处，示学者以门径”，“于体格源流且有心解”。该书开卷首设《总论看文字法》，提出学文须“先见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可见吕氏极重文体。总之，吕祖谦的学识、造诣和对文章学的潜心研究所达到的高度，都可能使他对文章类式体格产生理性认识，从而提出或者接受“散文”这一文体概念。其将“散文”与“四六”对举，则与周必大同。

同周必大、朱熹、吕祖谦不一样，杨东山（1150？—1129？）、罗大经（1195？—1252？）、王应麟（1223—1279）都是“散文”这一文体概念的接受者、传播者、使用者或记载者。东山名长孺，字子伯，号东山潜夫，人称“杨东山”，乃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的长子。其父与周必大、吕祖谦俱为南宋名流，周、杨交谊尤厚。《宋史》称“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此说未可轻信。今检周氏《文忠集》、杨氏《诚斋集》，二人唱和酬赠、书翰往来甚多，相互敬慕之情溢于言表。诸如周必大《奉新宰杨廷秀携诗访别次韵送之》称“诚斋诗名牛斗寒，上规大雅非小山”、《题杨廷秀浩斋记》谓“友人杨廷秀，学问文章，独步斯世。至于立朝谔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当求之古人，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回江东漕杨秘监万里启》云“郡国虽分于两地，江湖实共于一天。湘水岸花，我正哦公之留咏”，又有《上巳访杨廷秀赏牡丹于御书匾榜之斋，其东园仅一亩，为术者九，名曰三三径，意象绝新》、《乙卯冬杨廷秀访平园即事二首》、《次韵杨廷秀》诸诗。故其《寄杨廷秀待制》诗说：“共作槐忙五十春，交情非复白头新。”罗大经《鹤林玉露》亦载：“庆元间，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杨诚斋以秘书监退休，实为吾邦二大老。益公尝访诚斋于南溪之上，留诗云……，诚斋和云：‘相国来临处士家，山间草木也光华……”周必大《跋杨廷秀赠族人复字道卿诗》还以“家生执戟郎，又拔乎其萃者也”称誉长孺。由上种种，可知长孺接受世伯周必大的指导和影响是情理中事。《鹤林玉露》甲编卷二所记“杨伯子”实际上就是“杨子伯”之误，该条资料乃是周必大指导长孺作文方法的例证。由《鹤林玉露》所载杨长孺对文章的诸多评论可知，其对文章的研习造诣颇深，故发论多中肯榷实。而其父杨万里虽以诗名，亦自称“生好为文，而尤喜四六”，传世文章尤多散体，如《千虑策》为世艳称。前辈教诲、家学渊源和个人研讨，使杨长孺得以自觉地接受并使用“散文”概念，且不拘于同“四六”并提，而是与“诗骚”对举。

罗大经（字景纶）虽未直接使用“散文”概念，但其纪录、征引周、吕、杨诸家之说，实际上就是间接的承认和直接的宣传。且《鹤林玉露》议论称述欧阳修、苏轼、杨万里、叶适、真德秀、魏了翁等文章名家，可知著者亦深谙文章之学。王应麟辈分虽低，但其著述中对“散文”概念的使用频率最高。他不仅直接记述了吕祖谦的话，而且还多次直接运用“散文”概念论述和区分文体，明确地把“散文”作为文章规范的一种，其于“诏”、“诺”二体均以“散文”、“四六”标目示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承传吕氏说法，将“散文”与“散语”两个概念严加区别。如卷二说：“东莱先生曰……其四句下散语须叙自旧官迁新官之意”，“制头首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只要我们与上引“散文当以西汉诏为根本”、“晋檄亦用散文”相参照，即知“散语”乃指文中不讲对称的散行文字，而“散文”则是完整的文章。王应麟出生于吕祖谦谢世四十二年之后，但却是吕氏学术的继承人。清代全祖望《谢山同谷三先生书院记》说：“王尚书深宁独得吕学之大宗……深宁论学，独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且王氏“博极群书，谙练掌故，征引奥博”，其《辞学指南》即是直接受吕氏《古文关键》影响的产物，故于书中师承并弘扬吕氏之说，推广、使用“散文”概念。

周必大、朱熹、吕祖谦及其后学杨长孺、罗大经、王应麟均生活于南宋时期，就地域而言，南宋版图乃是华夏的半壁河山，位于江左。与南宋长期对峙并统治着北方中原地带的是女真金人。金亡北宋，奄有中原，而文烈继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金源作家，蔚然兴起，“其文章雄建，直继北宋诸贤”。金源作家既得北宋文化薰染，又受南宋名家影响，故于文学方面亦颇有建树。王若虚（1174—1243）即是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他“自应奉文字至为直学士，主文盟几三十年，出入经传，手未尝释卷”，虽不善四六之文，而深于文章之学，故有《文辨》之作。王氏谓”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直接将“散文”与“诗”对举，同朱熹、杨长孺之用法暗合。其与朱熹虽为后学，而与长孺则属同代，可见至12世纪，“散文”这一概念已经出现在中国不同的区域文化中。

由上面的考察绎理，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一，周必大、朱熹、吕祖谦、王若虚等著名学者是较早提出并开始使用“散文”文体概念者；杨长孺、罗大经、王应麟是“散文”概念的积极接受、使用、传播和记载者。二，由于现存有关较早提出“散文”概念的资料，均属他人间接记载，而非本人直接的专门著述，无法确考首次使用的准确时间；如果我们假定周、朱、吕诸人是在及第释褐后方有可能提出“散文”概念的话，周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及第、朱中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吕乃隆兴元年（1163）释褐，那么，“散文”概念提出的时间则大约是在12世纪中叶。三，由于“散文”概念或与“四六”对举，或与“诗歌”并称，故从问世之日起，其概念内涵就具有相对性、不确定性和多层性的特点；当与“四六”对举时，涵义相对狭窄，特指那些散行单句、语句排列无一定准则和固定规律的文章，而与“诗歌”并称时涵盖面较广，四六骈文亦应囊括其内，至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又将“散文””与“韵语”对举，则“散文”内涵至少已有三个层次，分别与骈文、诗歌、韵文对举。四，“散文”概念在宋代既无用韵与否的限制，又无文章体式（指具体的体裁样式）的规定范围。五，“散文”概念与四六骈文和诗歌相对举，则其名称的形成，主要还是依据文章（文本）语言文字排列的不规则性特点，现代的散文概念，依然保持了这一因素。

应当指出，在古代，“散文”概念又与人们经常使用的“文”、“文章”、“古文”等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此不赘言。自然，上面的分析只是根据目前检索到的一点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的，但这已足可说明具有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至少在12世纪的中国就已经形成并开始运用于文字著述。南宋以后直至近代，“散文”概念为历代的部分学人所沿用，元代刘曛《隐居通议》卷十八、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明崇祯末年国子监生张自烈所撰《正字通》、清朝孔广森《答朱沧湄书》、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清末罗曧《文学源流》、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异同论》……皆从不同角度使用了“散文”概念。毋容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散文”概念在中国古代的文人学子中，并没有得到普遍广泛的认同、推广和使用，许多著述依然习惯于使用“古文”、“骈文”之类的旧说，这种现象虽然到“五四”以后大有改观，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术界，形成了多种概念并存的局面。

总而言之，“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散文’两字……简直是翻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是不足为信的。而“散文”概念始于罗大经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至于台湾学者吕武志以为“散文”一词“首见于王应麟《辞学指南》”（《唐末五代散文研究·绪论》，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的说法，更是一个误会。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与音乐标界的分野模式一、散文范畴与文本确定之讨论

任何研究工作都必须首先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古代散文的研究自然不能例外。目前的古代散文研究，主要是依据传世文本进行的。因此，确定散文的文本，便成为首要的工作。美国学者M·H·阿伯拉姆曾从概念的角度划界散文范围说：“散文是一个没有范围限制的术语，一切口语化或书写式的、不具有韵文那种有规律性的格律单位的文章，都是散文。”这种圈定法或许适合于西语系，却不完全符合中国汉语语言文学的具体情况。

中国古代的文章、诗歌、戏剧、小说之外，尚有数以百计的文体，哪些可以列入古代散文研究的对象，便成为十分复杂的问题。为此，学界曾于60年代初举行过讨论，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意见、构想乃至具体方案或基本原则。有学者指出，“散文的范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散文这种文体，包含的范围很广，一些学术著作、政论文章，以及应用文都可以归入散文之列”；也有学者指出，“散文有狭义的散文（文学散文）和广义的散文（非文学散文，包括政论文等）”，二者“都很值得我们下功夫去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则主张“文学史上的散文，应指那些具有文学价值或者在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品而言，并非泛指一般文字，也不能局限于狭义散文”，“文学史上的散文，必须有一定的界限，它只能包括本身具有文学价值或在文学发展历史上有影响的作品。它既不是和骈文对立的名称，也不是和韵文对立的名称”；可见标准和尺度是见仁见智的。有的专家学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判定散文作品的具体方法和标准，如有人将“形象”、“感情”、“艺术结构和语言修辞”作为“从古人文字中辨别文学散文的三个标准”；有人主张“具有形象或抒情意味”，而“对较古的作品把尺度放得宽些，对后来的则严一些”；也有人主张“应该把散文和韵文分开”，“在非韵文即广义散文中，又可分为纯文学散文、具有文学性的散文和一般文章三类”，且“随着时代的先后，散文范围应有所不同”；还有学者指出，“散文中如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是一个复杂问题”，“认清对象的性质（文学或非文学），可以使我们知道如何去研究它。但如果对象的性质一时认不清，那也无妨，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不从概念出发，而从对象的具体实际出发去加以研究”……这些意见，或侧重于艺术，或着眼于时代变化，或立足语言声韵，或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各具慧心，对散文研究的范围的圈定发表了可资参考的见解。

60年代关于散文研究范围的讨论，代表着当时的认识水平，其中不少观点，至今在学界仍有相当影响，一些好的思路，如“实事求是”、从“具体实际出发”，已经为散文史家所接受，并运用到实践中，出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次讨论“务虚”的特点较突出，学人们试图首先建立起确定散文研究范围的理论，然后付诸实践，故可行性研究相对薄弱，有些提法似应再加斟酌，有些理论的操作性不强，一旦接触到具体作品则容易显露其矛盾的方面。即如以用韵与否来区分古代散文研究对象就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行性。用韵与否只能作为区分文学大类的方法之一，如用韵者：诗、词、赋、骈文等，不用韵者：古文、小说、史书、书信、随笔、杂记等，这种将所有作品划为两类的方法，显然不能作为区分散文的标准。韵文是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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