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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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试读：
作者简介
何建明何建明 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代表作 《忠诚与背技》、《我的天堂》、《部长与国家》、《落泪是金》、《根本利益》、《国家行动》、《中国高考报告》等。三次获鲁迅文学奖、五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获全国性报告文学奖。其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八部。
文前彩插
中国人不舍的苦恋（再版自序）
白驹过隙。十五年前，这部《中国高考报告》出版后曾经轰动一时。我还记得当时有几个细节：一是，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翟泰丰同志告诉我，说江泽民同志在参观中国现代文学馆时，突然问他：最近报纸上有部叫《中国高考报告》的作品到处在转载，是谁写的？翟泰丰书记一时紧张，忙问：江总书记，那作品有什么问题吗？获得的回答是：不错，蛮好！翟泰丰书记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当时的我，好一阵得意。二是《中国高考报告》出版后，英国、澳大利亚等媒体纷纷报道、热议，尤其是《纽约时报》及韩国等新闻媒体，竟作了大幅报道，后来，日本的大学还翻译成日文进了他们的教材。而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那一年我的名气突然大得出奇，走在大街上时常被人认出：“你是不是何建明？我看了你的《高考报告》啦！”
我一直想说，真正影响大的，并非我个人或我的作品，而是中国的高考。
每年6月初，中国就有一次全民性的“发高烧”，这就是牵涉千家万户心弦的高考。考试，在中国并不是今日才有的，只因为一场“文革”，断了中国人十年的高考梦，所以，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人几乎可以断炊绝食，却不会放弃“万人同闯独木桥”的高考。为何？所有的穷人与富人、高贵者与低贱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通过上大学，以求改变自己命运、改变家族命运，当然还有各自不同的更大梦想。谁也不能认为这种现象有错，如果中国这近四十年的高考不是获得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响应，如果中国不是这近四十年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大学毕业生，我们能会有今天国家的如此强盛吗？不可能。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最伟大的成就是人的变化，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变化，这怎可能与大学高考相分离呢？
高考改变了中国，甚至也一直在改变世界。谁都无法否定这一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高考所带给我们的“红利”应当牢牢地铭刻在悠远的历史书上——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书上。
然而，中国的高考，对所有参加和没有高考的人来说，又好比一场噩梦：你不想它，它就断送你前程，甚至是全家的，还有你后代的。假如你是一个农村娃，你的高考成功与否，还可能让全村人的命运因你而变得更上一层楼，抑或依然故我……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的人因为考上了大学，今天他们或已经成为国家和党的领袖，或成了科学家或大财主，或者成了社会名流。有的人因高考成功而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家庭，激活了一个行业、一个产业、一个领域的光荣与梦想……近四十年前，能够参加高考的人，只是少数，第一拨主要是“知青”和“兵团战士”，今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超过退休年龄，而留在岗位上的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则正是这一拨高考生中的精华。无法设想，如果不是因为1977年恢复了高考，今天的中国政坛是什么样的人在执政？也无法想象，如果不是高考恢复，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后代，是否还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哭泣与高呼着口号，正走向无比愚昧的一场场“继续革命”……我们自然也不会玩计算机，自然也不会有高铁坐，估计连坐小汽车还要考虑“级别”和申请一张又一张、经层层领导批复的“证明”——关于这种以“级别”高低论出行乘火车、坐小车，及打“证明”出外的事，今天的年轻人哪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而我们前几批能够参加高考的人，对那种日子都会记忆犹新。在那样的日子里，知识和知识分子是被“革命”，不好好上学、没知识，则是“革命”的一种本钱与荣耀。想起这，我们都会发笑。可那才是多少年前的中国的实况呀！
当代中国人因此特别感谢邓小平，是他在“文革”刚刚结束时，就力挽狂澜首先干了一件民众盼望已久的大事——恢复高考。正是这件大事及此后的真理问题大讨论、平反、落实相关政策，尤其是改革开放大政的实施，把所有那个近似滑稽的往事和滑稽的时代，及滑稽的中国给彻底地颠覆了，日渐缔造了我们今天富强与美好的现代生活下的中国人与不可逆转的中国时代。《中国高考报告》记录的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至上世纪末的那二十多年里中国人为高考而疯狂的事儿，许多事情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我想问问大家的是：十五年后的今天，中国的高考，真的有了很大的改变吗？
改变？有，当然是有的。比如：大学的门槛远不像当年那么挤了，每年入学录取率至少高出二三十年前的几十个百分点，假如算上“两本”、“三本”，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基本能够达到70%以上，这样的比率，在我们参加高考的年代，简直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比如：除了公办大学外，许多民办大学也能招录本科生、拿到正规的国家颁发的文凭。比如一些名牌大学有了自主招生的指标……似乎还能列出许多个“比如”来。然而，作为一个曾经深入考察过中国高考对国民性影响的作家与学者，依我所知所识所了解的情况是：中国的高考，其实基本没有多大的变化——我指国民们对高考的痴迷程度与无奈程度，包括教育机构那种对大学生录取的标准依然令人窒息。分数、分数……一切都以分数的绝对值在衡量每一个孩子。
不是吗？
为了再版《中国高考报告》，我特意走访了当年书中写到的一些主人公。比如“阿元”先生（当年他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参加高考，几乎累得要吐血，最后还是因为女儿临场发挥失误，成为“落榜生”。要面子的阿元无奈最后出了八万元赞助费，才圆了女儿的大学梦）。二十多年过去了，阿元女儿的女儿又到了高考年龄，阿元发动全家人，重复地使出当年为了让女儿考上大学的所有“保障机制”，但阿元女儿的女儿，重蹈了其母亲的覆辙——落榜。无奈的阿元全家又一次掏了八万元的“赞助费”，圆了新一代高考生的梦。为了让孩子好好读书，阿元全家人省吃俭用，供着宝贝念完四年本科，以为可以获得回报。谁知前年大学毕业后竟然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为什么？女儿的女儿告诉姥爷：她找不到一份起码的工作，更不用说去参加公务员考试。阿元有些绝望地告诉我：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不让孩子拼命去高考，“有个大学文凭竟然一点用处都没有！唉，全家又凑了八万元，让她跟几位小年轻一起开了个咖啡馆，自己在创业挣饭吃……”阿元苦笑道。
阿元家的事并非少数。在陕西农村和河南山区，近五年来，许多家庭的孩子上完初中连高中都放弃了。他们叹道：谁再让孩子参加高考，谁就是傻瓜一个。怎讲？人家这样跟我说：这个账太简单了，三年高中，加拼死拼活的一场高考，又是四年的大学，没有二三十万元钱混不下来。几十万元投进去，结果大学毕业后仍然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或者即使找到一份低贱的工作，一个月三四千元工资，既养不活自己，更讨不到对象，还得到家里拿钱。谁负担得起？上完初中，就去找工，七八年下来，至少不用家里再负担什么，弄不好还能给家里寄回几万元……这一亏一赚，哪个合算？
农民讲惠实。百姓讲实惠。高考在今天，对许多人和许多家庭而言，是另一种噩梦——赔本赚吆喝！
就在我下笔写此文的一天下班时，见到了我所分管的下属一家文学报社的社长，他满脸愁云地向我报告：今年他们报社向社会公示要招一名文学编辑，打出的条件是必须具有博士学历。在过去，这样的岗位，有个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来就很合适了。然而现在不行，能够挡住汹涌人潮的唯一“杀手锏”就是把“门槛”抬高。于是，“博士学历”成了京城等一些大城市中有些影响力的单位招聘新人的“入门”条件。然而，问题还不在此，这位社长满脸愁云的是，来了五个博士应聘，最后竟然一个也没被录取。“怎么回事？赚你单位待遇低？”我觉得奇怪。这位社长连连摇头，长叹一声，说：“哪是？是面试时全被我们涮了下来！”“为啥？”我更加吃惊。他无可奈何道：“我真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博士……”
博士还有假吗？参加来单位应聘之前的大学毕业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人事部门严格审查，学历和文凭不会有错。
那么，错在哪里？
错在今天的大学。
多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方针、教育体制机制存在的痼疾，导致教学质量和大学毕业生的素质均呈现出了“有大问题”的现实。
大学有问题，高考第一关。是啊，中国的高考目的和大学办学的方向皆出了大问题。只求录取率，只讲不停地扩招、扩招，却迷失了如何适应国情培养人才和顾及人才各自的兴趣与追求。一味地在鼓动和鼓励通过上大学来改变个人与家庭命运的引导，始终没有获得正确的调整与疏导，于是，高考始终是多数成长中的年轻人的真正噩梦。不断的失望与绝望之后，一些自诩“精明”的人，便在高考的门槛前戛然止步了。
然而，止步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仍相信走过“独木桥”后，必有阳关大道。于是高考仍然疯狂，仍然是千家万户头等大事。其实这本来并没有错。错就错在：高考的基本形态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错就错在：基础教育的目的，不论说得怎样冠冕堂皇，但似乎始终如一地只是在为孩子们的高考成功服务。
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的一种悲哀？还是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失策？似乎都是，似乎又都不是。有人说，中国人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干出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干成的伟业，我们这一代也清清楚楚昨天我们连长途电话都打不起，而今天却人人有了手机与无线上网的便捷，高铁像火箭一样带着我们回家，却为什么没有人能把高考这么一件事情设计好、改革好？
每一任教育部长都会被人问到同样的问题，却无一人敢越雷池。不是没有人尝试过。有人提议将一年一次考试改为一年两次，冬季高考，不用让孩子们在大热天在大汗淋淋之中奋不顾身了，可听说冬季高考现在已彻底被否决。咋回事？难，多数人不接受。
故步自封的习惯，如一艘在激流中冲向下游的货船，稍稍有一根横断出现，不是侧翻，就是沉没。谁将高考这样一艘搭载着亿万万人梦想之舟改变一点点方向，谁就是在自掘坟墓。
因此，中国的高考改革，几乎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魔盒，它让恨它的人天天在诅咒，它让爱它的人天天在祈祷。故而，高考从1977年恢复以来，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场无法变易的苦恋——既恨死它，又爱死它，是恨爱交加所结出的苦恋之果。
在十五年前出版的《中国高考报告》中，我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样的高考带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几代人的痛苦与悲哀之处，所以在作品中曾用了一个醒目的小标题：“来年取消高考”，这在当时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许多家长和孩子以为针对高考的改革近在眼前，好不欢呼，甚至有人喊出了“何建明万岁”的口号。然而，那只是我在极度压抑下的一声呐喊，如同自我安慰的臆想……
当时的我，真有些初出茅庐不怕虎的精气神，大胆地将批判的刀笔直指大学教育，并振振有词地在书中的最后一节，向教育部和所有大学质问：“大学到底是什么？”
是啊，我们千军万马冲过独木桥后进了大学，可现今的大学又给我们的孩子什么呢？是知识？是梦想？还是无用的知识或卑劣与阴暗的思想？“大学到底是什么”，竟然在当时的亿万学生中成为一段人传人的经典“流行语”。无数大学生在传诵、传颂，令我始料不及。十五年过去了，我以为，这段激情澎湃、充满诗意和浪花漫的设问与自答，至今读来，仍然透着文字中那份明晰而清朗的思考光束——“大学到底是什么？大学就是我们高三往前走的门槛，往后退的死路。大学是什么？大学是我们高考的起点与终点。大学还会是什么？”在一群高三同学那里，我出乎意料获得了有关大学的这种解释，它与我们通常从教授和学者、本科生和研究生口中得到的答案相悖。
大学在高中生的眼里是一座桥头堡，那边的世界，那世界当然很灿烂，也很可怕，因为只有走过桥头堡的人才能感觉它的灿烂，也只有那些在桥头堡上掉下河的人才感觉它的可怕。无论是灿烂还是可怕，人们有个共同的理解，即大学在昨天是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今天是获得社会承认和赢取利益与地位的“通行证”。大学因此是一个梦，一个人人都可以追求但未必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幸福的梦。大学因此对一些人而言，有些遥远，有些空洞，对另一些人则感觉到是一生的追求。
大学有理解不完的含义。
有人说大学是一种文化，它专门熏陶你的修养，脱胎你的旧俗，增进你的智慧，激活你的创新，发掘你的潜力，纯洁你的情爱。
有人说大学是个车间，它专门为你设计模型，为你量体裁衣，为你充电灌油，为你描绘未来，为你启动马达，为你校正航舵，为你发令起跑。
有人说大学是块圣地，它可以使你灵魂得到重塑，理念得到提升，思绪得到梳理，心愿得到还复，散乱得到整形，美丽得到闪耀。
有人说大学是伊甸园，它可以使你内心的爱舒放地挥洒，使你脑中的感悟放飞翱翔的翅膀，使你脸上的光彩洋溢梦幻的浪漫，使你脚下的舞步飞旋自由的身姿。
然而大学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大学应该在没有了教条，没有了墙院，没有了嘈杂，没有了教室，没有了课本，没有了教鞭，没有了考试，没有了文凭时，才可叫作大学。
大学应该在人与人不分贫穷与富有，不分状元与笨蛋，不分少年和老人，不分新生和老生，不分应届和往届，不分文科和理科时，大学才是真正的大学。
大学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想与渴望，是每个人必须接受的阳光与空气，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与活力，是每个人活着就该跨越和跳跃的过程与起点……
大学是属于我们全体人的共同家园和温床。
大学是我们所有男人和女人共同的情人、共同的涅架。
十五年前的呐喊与感叹，放在今天重读，不知我的读者是否与我一样，有了更多想呐喊和感叹的压抑？
有，太有了！人们这样回答我。
因为，人们这样告诉我：看看今天的大学，一座比一座漂亮，一座比一座宏伟，但从这样的大学里走的学生，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一个不如一个？
是什么让我们的教授越来越多，却在大学里真正用心教书的人越来越少？是什么让他们一个个都在忙着争课题、争科研经费？而这一堆又一堆其实都是垃圾的“学术论文”，何以竟让这样教授和教师们沾沾自喜，乐得开怀并心无旁骛地勇往直前？
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拼着命闯过了高考独木桥后对读书再也提不起兴趣？他们没有了理想，没有了激情，大一时就在想着明天能不能出了校门就当上“老板”，或者认个“干爹”……他们似乎根本不相信什么“用知识改变人生”的话语。无论你怎样教育和提醒，只要与自己眼前三尺的现实无关，再大的事儿，他们都毫无兴趣。“是的，我们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咋？不利己？谁来为我们一生都还不清的房贷付款？不利己，你能保证十年的室友和闺蜜不在背后狠狠地捅你一刀？
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牢牢地把握好自己的命运——不是知识和能力，而是机会和可能！
于是大学的“学”字，变得极其反胃。原因首先来自大学教师们对“教”字早已生厌无比。权力、地位、金钱，才更重要，更实惠。老师们这样想，学生们还能想什么？
所有这些，都是怎么啦？因何而生？
其实答案并不难出——几十年不变的高考形式和内容、不敢跨越雷池半步的高校教学改革禁区及社会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实际主义、实惠主义、现实主义的侵袭已经充斥着我们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连同一向神圣的教育领域也变得无比肮脏与丑陋……
这，需要像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人反腐败那样的力度，中国的教育的现状与远景方可能有所改变。
路漫漫其修远兮……
高考必须改革！
当有一天，人们不再愿意看这部《中国高考报告》了，就是中国与中国教育的深刻变化真正到来的时候了。现在，还远远未见端倪，所以，你和他，或许有必要重读这部书，因为，它会提醒我们需要共同为国家、民族及你的家庭，担负起一份注定的责任与使命。
愿天下的父母和孩子们在“高考”面前好运——我们真正要考的是自己，和自己的良知。何建明2015年阳春写就
开篇语
激发我写这部“百姓情怀，学子心声”的《中国高考报告》的，是我听到几位秀美如花却内心燃焰的女孩子的话——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一位刚刚考入大学的女孩子在谈到高考时，以视死如归的口气说：“我以我血荐高考。”《梦里花季不下雨》的作者，已就读四川某大学的刘超、彭柳蓉两位女生，在写文章谈到高考时，不无激愤道：“高考不死，大难不止。”《南方周末报》报道：一位女学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说：“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
……
我不知道国人听了这些女孩子的话后会有什么感想，我嗅到的，确是一股浓烈的战争气息。
二十余年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使得今天三十五至五十来岁年龄段的社会主流骨干们，每每谈论起它时都有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通过高考，已经走出了人生末途……”的感觉。然而，在这一代人的子女也开始走向高考战场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呢？
新世纪刚开始的2000年，当国家宣布十年后将使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由目前的9%左右提高到15%的目标、全国各界为此齐声欢呼之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在今后的十年间，中国一亿五千多万考生中仍将有85%左右的青年学生不能步入大学？这个数字给我们展示出的是怎样的一番图景？那就是：上大学的竞争，较以往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激烈。
竞争将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名校与非名校、穷人与富人之间展开……因此，高考仍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间百姓最关注的头等问题和影响民族复兴的大事。
当我下决心在世纪之交动意写《中国高考报告》时，又出现了许多想不到的事：“什么，你要采访高考的事？那你什么人都不要找了，我就可以给你说上三天三夜！”
没想到，我的采访题目刚刚透露，竟然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在素有“状元之乡”的苏州，我碰到的第一位“计划外”的采访对象，当时他激动得失态的情景，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阿元，这位家居苏州的江苏某报名记者，在我与他交往多年的印象中，他从来是说话一腔软绵悦耳的吴语，做事彬彬有礼，走路也生怕抢客人半步的“温情男宾”。可这回，他竟然没说完第一句话就从椅子上跳下来，激动得脸都发红了：“不怕你笑话，我的女儿正准备高考。可为了她能不能考上大学的事，我们全家这三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的。这三年，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孩子读书的事转。我女儿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怎么下功夫抓，成绩就是上不去。不怕你笑话，就在前不久期中考试时，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要来女儿的试卷看到她的成绩时，我竟然当着孩子和老婆的面，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你听了好像有点不相信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时我确实这么做了，我只觉得自己为了孩子的学习已经把所能尽的力量全部用上了。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到后来初中升高中的中考，到为她跑学校，以及进入高中后天天盯着她的成绩……说得直露一点，我和老婆为了不影响孩子每天的晚自习和让她自习后能踏踏实实睡好觉，我们甚至连夫妻间做房事的胆子都没了，其他工作和生活上让道的事儿就更多了。那天我打了自己的耳光，女儿吓坏了，跪在地上说爸你就打我吧，是我没考好。我对她说，不怪你，都怪我这个当爸的无能，没给你想出好办法让你成绩上去。我女儿听了‘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转身就要冲出去寻短见。她妈见了急坏了，冲过去拦腰将她抱住拉回了家。后来我们全家三口子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夜……”
堂堂七尺男儿，在诉说他家千金高考的经历时，竟数次呜咽。
我的心感到重重的一击，没想到中国的百姓们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竟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你写，你一定要写。你当作家不写中国高考这样一件正发生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你这个作家当得也没什么劲！”阿元兄哽咽着，抹着满脸的泪痕对我说。那眼神告诉我，似乎如果我不写这个题材，我就是一个对不起十二亿中国百姓的文化痞子了。
我知道，阿元兄居住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个出文化人的地方，仅明清两朝苏州就出了好几十个状元——那时的状元可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带引号的“状元”——旧科举考试时代，每年一次大考，全国只有一名状元（个别年份多一名武状元），最后都必须经皇帝钦定。苏州一市能出如此多的状元，可见才能教育的风气自古就盛。
阿元兄夫妇与现在多数中国家庭相同，只有一个孩子，女儿娇娇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知识分子出身的阿元夫妇对女儿从小重视培养，娇娇小时候聪明伶俐，爱好艺术，绵语细声的苏州口音，标致漂亮的脸蛋儿，使她从小有种天仙的气质。她喜欢苏州评弹，更爱充满现代气息的吉他，初中时，娇娇曾经获得过市少年吉他比赛第二名，为学校争得过荣誉。要上高中了，爸爸妈妈对她说，娇娇，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可不能再分心了。娇娇是个听话的孩子，“嗯”了一声后，抱起吉他，把脸贴了上去，然后将吉他挂到墙上，这一挂，就是整整三年……上高中后的娇娇无数次想摘下吉他，但手从来没有敢伸上去。
阿元在省报当记者，教育口谁不熟？女儿自然到了苏州市的重点中学。但进了重点中学，并不意味着成绩并不优秀的女儿一下就能成为佼佼者。为了跟上同班同学，娇娇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可成绩仍然居于下游。为此，阿元开始不遗余力地上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讨好娇娇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各位校长大人，甚至还有那些比女儿娇娇成绩好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他不止一次低三下四地向一个个“聪明囝”和“聪明囡”的爸爸妈妈们求教，甚至为了获得某一“秘方”而不辞辛劳地寻找那些可以愉悦他人的“特产”，再撕下一向高贵的“无冕之王”的脸面，去叩开本来门槛低于自己一大截的“状元”之门……但三年后的1999年高考后，娇娇和父亲母亲未能苦尽甘来，他们成了这个苏州名校中仅有的几个“落榜生”及“落榜生”家长。
阿元急坏了，当他看到女儿整天不出门躺在床上欲死不能的情景，跺着脚对天发誓：孩子你放心，只要你爸有口气，我一定让你像别的同学一样去上大学。
阿元为此真的开始了“上蹿下跳”，抖出浑身解数，四处打听那些可以出钱进门的大学——“只要它开口，就是狮子口我也认了。苦的是你孩子成绩太差时，你想找狮子口、老虎嘴还找不着呢！”走投无路的阿元最后不得不寻求“电大”、民办大学……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关系不错的某医学院的熟人告诉他：他们学校有个内蒙古来的新生，因为身体不行要休学，因而学校空出了一个招生名额！阿元一听，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行，什么价都行！”
这个学院不算白也不算黑，阿元出了八万元（以赞助奖学金名义），终于圆了阿元女儿上学的梦。“你这工薪阶层出八万元送女儿上大学，是不是太亏了点？”几个月后，我再次到苏州采访，见到阿元时问他，阿元兄竟然一点不感冤枉地回答道：“亏啥？一点也不亏！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自女儿上了大学后，他现在“天天精神开心”，而且“喜欢做善事”——“我已经给几个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孩子资助或者帮着牵线搭桥。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高兴，就是觉得我女儿上了大学后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了。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阿Q精神？可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
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自讽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她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这可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份，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他有了家庭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六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少年白头”上找到答案，更可以从他早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女儿在一个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尚且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去了。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寿命缩短还要着急。怎么办？偌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逼急了的中国人就是能想出招，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终于打听到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原来，那是个农村中学，是个专门训练考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哭着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呵！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有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回不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都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瞅见了不高兴，更怕孩子看到了心里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既陌生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能习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自己的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而在燕郊中学，这个分数根本进不了重点大学的门，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100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考分最差的学生，在北京可能就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回到北京自然就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重点大学。
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
第三件事是我一个战友的故事：他原来是部队上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转业了，原因是为了他永远不愿再提起的一次执行任务。我与他曾经在一个部队工作多年，看在这个分上，他才最终开口。他的故事是由于他的一枪射出，彻底毁掉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我的老战友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从军，甚至对功臣的荣誉感也产生了某种动摇……
我的这位战友的名字很普通，叫金龙。中国人中有多少叫这个名字的？有几千，还是几万？太多了。金龙自己告诉我，他说他村里有三个姓氏，一千来人吧，叫金龙的就有五个，除张金龙、王金龙、赵金龙外，还有张姓金龙中的大金龙和小金龙之分。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崇尚的是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因而给子女起名为金龙、金凤者之多，恐怕只有在今天电子计算机时代才有可能统计得出来。有一次我出差到浙江某县，正好宾馆里扔了一本当地的电话号码簿，那上面有住宅电话，我无意间浏览了一下姓名，结果叫“金龙”的户主竟多达九十四个。一个小小县城会有九十四个“金龙”，这自然还没有包括那些装不起电话的“金龙”们，你设想一下，中国有多少叫“金龙”的名字？！我的战友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金龙中的一个而已。战友金龙是河南豫西人，家乡就在豫陕边界，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要多几分黄澄澄的色彩。他运气算好，1974年高中毕业后就轮上参军，当时对一名农村青年来说这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参军意味着跳出“农门”，迈向“龙门”。别小看这个参军，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全中国青年们最伟大和崇高的选择了，就像今天的青年们报考北大、清华一样，你想，那时城里的知青也只能“上山下乡”，而下乡知青一般是不被推选去当兵入伍的，只有农村青年才有这样的待遇。要不就是将门子弟才能跨进绿色军营。所以，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们的崇高选择。
但金龙和我成为战友时就曾对我说过，参军本来不是他唯一的选择，他本想去上大学，公社已经推荐他上河南大学，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村异族的另一位金龙却与他发生了一次口角。那个金龙与他同岁，也是生产队的一名强壮劳力。这两个年龄相同的金龙在村上的表现也不分上下。但是，我战友金龙的叔叔在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那个金龙也有一个当过官的叔叔，只是那个官是在旧社会当的，叫作“保长”，近于解放后的生产大队长。两位金龙由于各自族叔的官位不一样，后面的命运就差多了。两位金龙高中毕业后都回到农村，都很积极，而且暗地里有点儿较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公社每年都要从村上挑选好青年推荐去工厂，就是进城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在那个年月，能进城“吃商品粮”，就等于是上了天堂。当年除了招工外，还有一件美事就是推荐上大学。种田人上大学当然要比单纯地“吃商品粮”要强出一截儿，因为乡下人进大学，这是金龙的那个村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在金龙高中毕业前三年有过一个娃儿被公社推荐上学了，那是洛阳啥专科学校，中专生也是了不起的事呀，那年全村人特意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为此大队长还宣布全村社员放假一天，以示庆贺。
金龙回乡劳动不久，却遇上了好机会，公社让村上推荐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消息传来，全村人简直沸腾了起来，但沸腾之后马上又一下沉默了，因为两个家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窃窃私语起来：这个上大学的名额该给哪个金龙？说啥也得把名额给俺金龙，否则就不中！推荐未开始，李赵两边的劲儿就已经较上了。果然，那天大队开会，整整吵了一天没有把人选最后确定下来，无奈只好把两个金龙都报了上去。结果下来得很快，这边的金龙被推荐上了，另一个则落榜了。“你们以权谋私嘛！”落选的那个金龙家族的人不干了，说这边的金龙不就是凭着有个当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堂叔嘛！而偏偏这边的族人们直着脖子告诉对方：哎，就是那么回事，谁让你们族上没出大官，有个当“保长”的小官还有“历史问题”。事儿越吵越凶，最后归结点都上到了那个解放前当过“保长”的人身上。就在这边的金龙要上大学的那天晚上，村子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边的那个金龙把有“历史问题”的同族堂叔给砍伤了，差点儿出了人命。由于村上人百般袒护，加上受伤的“保长”觉得全是由于自己的原因而没能让本家族的金龙上大学才弄出了这么桩事，所以在上面来人办案时，他力争大事化小，免了那个因冲动而伤人的金龙的刑事责任。事情本来告一段落，可因为在同等条件下没能同样走进大学门，那个金龙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虽然后来不再伤害本族堂叔了，却不时跑到已经上了河南大学的这个金龙学校里来闹事。出于安全考虑，有一年正好部队需要从大学里挑选一批干部，金龙便被半推半送地转到了部队，使得那个金龙从此再也找不到这个金龙的踪影了。
同村的两个金龙，从此天各一方。依然在农村的那个金龙后来就在家乡结婚成家，并生了个儿子。而在部队上的金龙后来也落脚在南方某省的省会城市，由解放军转到了边防部队，并且与当地一名城市姑娘结婚成家，生了一个闺女。
天下的金龙千万个，本来这两个金龙完全可以过各自的日子，偏偏后来的命运又让他们两人巧遇了。去年，已经在省直属支队当参谋长的金龙接到一个命令：带部队执行枪决一批死刑犯。身为参谋长的金龙，为了确保第二天万无一失，亲自出马进了死刑犯看守所，对死刑犯的情况进行逐个检查。就像小说一样，金龙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儿碰到了本村的那个金龙。“怎么是你？”一身武装的金龙瞅着那个失魂落魄的死刑犯，好不吃惊。
死刑犯抬头只看了一眼，就扑过来抱住金龙的双腿，号啕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金龙兄弟，你快救救我，快救救我呀！”
接着是死刑犯的哭诉：好兄弟，你是知道的，那年你上了大学，可我没有被推荐，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啊！你到部队后我再也找不着你了，慢慢也就死心了，村上的人都说我是疯了，可我自己明白，那是一时想不开啊。后来我知道再也没有希望，虽然恢复高考时我也曾想过试一次，可那时人家说我的疯病没好，我自己脑子里也找不到半点数理化知识了，就这样上大学的梦想永远从我身上消逝了。第三年村上人就给我介绍了一门亲事，女人是隔山陕西潼关人。你知道在农村一结婚就啥前途都完了，生儿育女和种地两桩事成了全部生活内容。老天还算开眼，给我添了个儿子。有了儿子的那年，村上的人都说我的病突然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从那时起，我除了种承包的十几亩地外，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花在儿子身上，因为我心头有个愿望，就是将来一定要让他上大学，雪我这辈子的耻。我的儿子还算争气，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上的尖子，后来他上了俺们县城的重点中学。高中了，我喜在心里，因为能上俺们的县中，就等于离大学就差一步了。可老天爷对我就是不公，就在孩子上高一那年，孩子的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俺们那儿你是知道的，办一场丧事比办场喜事还花钱，两场丧事办下来，我拖了一屁股债，偏偏我家孩子他妈又得了重病，顿时全家债台高筑。没法儿，为了能给孩子交学费，我到了你们南方这儿打工。哪知道外面打工也不是好干的事，费了十几天才找到一份苦力，要说干活俺能扛得住，但这儿的老板太黑，过了三个月也不想发给我们工资，就每人每月发五十多块饭钱，还说谁中途不干或者干不好，就得扣掉说好的月工资。我从春节后一直干到八月份，老板还是不给我工钱，我急了，因为娃儿9月1日新学年开学就得交学费，我就跟老板要，可老板就是不给，还说现在给了你谁知道你是不是转身就溜了。我真火了，对他说你今天不给也得给！那家伙就找来几个保安人员，硬是把我赶出了厂门。我当时又恨又恼，心里想着千里之外的儿子在等着我寄学费回家，这边又碰上如此心黑的老板，越想越恼，当晚我就跳进做工的厂房，顺手抄起一根铁棍，然后直冲老板住的地方。我跳窗进了老板的卧室，一把将那混蛋从睡梦中揪起来，问他给不给我工钱，那家伙吓昏了，哆嗦着连说“给”，后来他从柜子里取出五千元，说全给我，只要不对他行凶。我心想拿到工钱就行，我才不行凶呢！谁知我刚出门就被蒙头一闷棍，就再也不知人事……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在拘留所。后来才知道，那老板从柜子里给我拿钱时悄悄按动了暗藏的警报器，我就是被他的保安人员给击倒并当作抢劫犯送进拘留所的。公安人员还算公道，把我拘留十天后放了出来，但老板那儿的工钱我是永远不可能再拿到了。怎么办呀，想着正在家里等我寄学费回去的娃儿，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真的，那几天我大白天上街抢人家包的心都有，愁得在火车站到处乱转。也许我当时愁得太让人看着不正常，突然有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走过来拍我的肩膀，说老乡你是不是想找活干？我说是呀。他就问你愿不愿找个来钱快的？我说那敢情好，最好干一次就能拿三五十元的。那人笑了，说行，你跑一趟就给一百元怎么样？我一听乐疯了，连连揖手谢菩萨。就这样我接活了，那人不让我知道给我送的东西是什么，只要我按他说的，上下午给两个宾馆里的三名小姐各送一份“点心”。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那点心里还会有什么，于是只管认认真真地完成任务。一个星期下来，那戴墨镜的人说我干得不错，就给了我三百元工钱。我觉得挺好的，就马上给家里的娃儿寄了回去。说实话，当时我是十分感激人家的，因为是他给了我一份“好工作”，才使我的娃儿能继续上高中，离大学门又近了一步。后来那人不光让我送货，而且让我到出境口接货，由于我一副乡下人的老实巴交样，每次送货接货都顺顺当当，新老板对我很赏识，三个月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整整三千多元。我想这下娃儿三年高中不成问题了，再干一年下来，挣它个万把元，孩子上大学的学费都可以不愁了。正在我做美梦时，又一次我到南边的口岸“接货”时，突然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当场抓了起来。他们说我是大毒品犯，先后经手过三十多公斤毒品，我一听就知道这下完了。说实话，看到老板对我出手那么大方，一个月有时给两三千块钱，我不是一点觉不出自己到底在干些什么，但我确实没有见过和动过毒品，但那毒枭也确确实实是借我之手进行着罪恶勾当的。按照国家法律，我对自己构成死罪没啥说的，可我心痛呀，因为我出事后，正准备考大学的娃儿一下受不了这个打击，当他知道自己的三年学业全是靠我在贩毒运毒的过程中得来的罪恶之钱维持的时候，就再不到学校上学了，成天喊着要上南方来替我“打工”……娃儿是疯了，我好后悔啊！呜呜呜……
金龙看着从小与自己一起长大的同村同学落得如此下场，心头久久不能平静。死罪是不能更改的，这一点他清清楚楚，但他难以面对的是，明天竟要亲自带领执刑的战士枪决异乡遇见的这位老同学。“你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金龙问金龙。
那个死刑犯金龙，再次“扑通”一下跪倒在金龙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乞求道：“好兄弟，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在广州车站等我娃儿，一定要等他，再劝他回去上课考大学，啊，我只有这个要求，请你告诉他，我在九泉之下等着他考上大学的消息，啊，我就这个请求，你千万千万……”“瞄准——执行！”“砰！”
金龙走过来让法警用铁钩钩了一下，见他脑浆迸裂，眼珠翻出，像一条被铁具砸烂的蚯蚓……
一条“龙”转瞬间变成了一条永远死去的腐烂的虫。唉，人世间啊！
金龙对天一声长叹，心中涌起万千感慨。
离开刑场之后，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他几乎天天到火车站等候远方来的那个本该进大学的高中生，就像等待自己的儿子一般。多少个等待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这样设计着：假如他来了，就送他回豫西老家，再陪他上完补习班，来年再考，即使考不上也不要紧，后年再考嘛，一直到考取为止。
但金龙始终没有在广州火车站等到已经死去的那个金龙的儿子出现。他向老家打过几次电话，那边说娃儿离家后就一直没有任何音讯……一年过去了，金龙不再抱什么希望了。而在这漫长的折磨中，我们的功臣同志也变成了另一个人，他常对自己的妻子说，他在梦中常常见到那个同村的金龙指着自己的鼻尖一字不变地对他说：“是你，一切都是因为你当年抢走了我上大学的名额！”
妻子越来越后怕了，她瞒着丈夫向部队领导为他提出了转业的要求。后来的一切便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这位名噪一时的功臣战友离开了心爱的部队岗位，转业到地方，成了普通的公务员。他说他不后悔，因为他这辈子毕竟有过不少辉煌，特别是上过大学，这对山洼洼里出来的人来说，那是最值得荣耀的事。现在他和他妻子的一切，就是在一两年后，完成送女儿上大学的任务……
考大学——这三个字，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其分量实在太重太重了。到底有多重？它能重得使许多中国人的腰背都压弯了，而且连我们大中华民族的脊梁也被压得出现了严重的畸形。
正因为我感觉到高考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分量太重了，故而决心去冒一次巨大的风险和代价，来完成这部涉及中国亿万人命运的高考报告，因为它实在是和平时期中国百姓生活中倾心倾力的第一大事——
第一章 大学——中国人的梦
东西方人的追梦差异
东方人爱做梦，西方人也爱做梦。但东方人和西方人做的梦完全不一样。
两千五百年前，正是中华民族战火四起时，在鲁国，一位已失去父亲的十七岁天才少年在痛失母亲之后，擦干泪水，怀着“学也，禄在其中”的信念，四方求师，不耻下问，后来终于“三十而立”。中年之后的这位先生，在求仕的道路上屡次失败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他在饱受艰辛、处处碰壁而终不得志之后，有一天仰天长叹，忽见头顶有一异样之物自由飞翔在蓝天白云间，他便对其弟子感叹道：“鸟，我知道它会飞，可是会飞的还常被人射下来。鱼，我知道它会游水，可是会游水的还会被人们钓起来。兽，我知道它会走，可是会走的还常落入罗网。只有一样东西，人们不会控制它，它爱在云里来就来，它爱在风里去就去，它爱上天就上天，这就是龙……你们要做就做龙吧。”
在凄哀与绝望中“望子成龙”的士大夫，最后告别人世时留下的这一遗训成了千古不朽的民族信仰。
这位一生雄心勃勃，却落得终身不仕者，就是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孔仲尼。由于他一生追求“学而优则仕”，且“忠君尊王”，以仁为怀，故被后人奉尊为中华民族的大圣贤，流芳至今，虽在他死后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后来的“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但在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毕竟仅仅是小波小澜而已。大圣人留下的“唯此唯大”、“读书是上”和因了他的思想流传下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古老而经典的“圣训”，至今仍被亿万国人所崇尚，我们也到处可见孜孜不倦在寒窗之下苦读ABC，以求一张大学文凭的疯狂与战争般的赶考热……
从鲁国这位周游四方的圣贤诞生到今日，世界东方衍生的龙子龙孙们举目远眺时，却发现这块本是闪闪发光的大地，被一个仅仅只有两百五十来年历史的西方大国气焰嚣张地远远甩在后面。
那个国家是谁？比“学而优则仕”更“优”的梦在激荡着哪个奇异的民族？
这个梦是从英吉利海峡的普利茅斯港出发的，它乘着“五月花号”的大船，经过数月的惊涛骇浪，在初冬的一个早晨，抵达了一块叫“詹姆斯顿”的北美狭长地带，并开始在那儿插上一面米字旗。后来这面米字旗改成了星条旗，诞生了一个新的合众国，英文简写为USA。从此，“五月花号”之帆虽然永远不再起航，但成千上万的“六月花号”、“七月花号”及包括沉没的铁达尼号在内的无数帆船与铁船都涌至那块狭长地带，由于越来越多的帆船与铁船涌来，狭长地带渐渐扩张、再扩张，一直到可以称霸全球的今天……
这就是被现代人类治国专家们长期崇尚、叫那个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想大声说话的国家的人无比骄傲的“美国梦”。“更多更好，永无止境……”起初代表这个简单思想的“美国梦”，后来在《独立宣言》中便化作了这样一些庄严的语句：一切人生而平等，生存、自由、追求幸福是“天赋人权”。
IF WE CAN DREAM IT，WE CAN GO IT——在佛罗里达宇航中心的铝合金门上，美国人铭刻下了这句话，译为中文就是：只要我们能够梦想，我们就能够实现。
我似乎明白了东方人与西方人在行为与观念上的差异，也似乎多少明白了这两个世界为什么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争斗后，今天仍然时常表现出各不相让、各不理解的某些原因。
东方人以追求圣贤与完备自己的学问为自己所要实现的人生之梦。
西方人以追求无限的个人自由与幸福为自己所要实现的人生之梦。
两种梦带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不同的观念，不同的信仰，甚至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政治……
我终于明白了上面的问题而不用去解释为什么同是年少或年轻的孩子们在一起比较时，我们中国的孩子在计算和学问上总能拿冠夺王，而在实践和创新上美国的孩子总是优先争胜。
东方人总是以自己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自豪；西方人则把实现今天和明天的美满幸福当作自己的生活目标。
其实，西方人追求的“梦”的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张力，这种张力产生出了这样的制度：多党议会、民主国体、崇尚自由——当然都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精神张力下，便诞生了林肯式的政治家、卡内基式的经济学家和比尔·盖茨式的科学实业家，同时也滋生出了“猫王”式的摇滚疯狂、无法抑制的艾滋病蔓延和狂轰滥炸前南斯拉夫的称霸嘴脸。
中国人的“学而优则仕”的梦，带给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很多进步与无数伟人的出现，但同时带给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更多的是制度的死板、国体的专制、思想的封闭，还有其他许多许多……
中国旧考场
说来也巧，那天在南京采访，朋友们说你写中国高考问题，那就不能不到我们南京的夫子庙那个“大考场”看一看。到了夫子庙，在那座四角飞檐、走马腾龙的大阁中央我看见四个金光大字：江南贡院。
中国“第一古考场”就在眼前！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寻来全不费功夫。
走了几十所现代学校和高考的考场，我一直在寻觅古代中国的考场是什么样？并想由此把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考试国和历史最为悠久的考试联系起来，从中求得某种思考和解惑。我始终认为今天中国的高考到了如此白热化程度，总会有一些历史文化上的渊源吧。结果如何呢？
在现存最大的中国古考场里，我发现了历史的许多相似之处。
话说公元1368年，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农民领袖，举着起义大旗，横卷黄河两岸，推翻了元朝统治，重建起以汉族地主阶级为主体的明王朝。朱元璋在历代封建皇帝中，可算得上一位明君，为使明朝江山长治久安，他把选拔人才放在头等大事位置上，并在定国大策时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
在朱元璋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已走过千余年，前五百年，治国选官，都是以自下而上的选拔和自上而下的赏赐为主要途径。从尧、舜、禹、夏、商、周伊始的奴隶社会起，推举和“传子”几乎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统治的基本模式，当然，在这过程中也有一些是通过比考选拔出用人的，《周礼·地官·乡大夫》中便有这样记载：“三年则大比（考试），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能者（即考试选拔德才兼备者）。”战国以后，这种原始选拔人才的方式有了一定的改进，但基本形式依旧如故，只是更加强调了礼贤养士风气，所以，这段历史上出现过像“窃符救赵”、“千金市骨”、“完璧归赵”、“毛遂自荐”、“悬梁刺股”等许多经典故事。真正采用考试方式选官取士，是从公元607年的隋朝开始。隋皇帝的一项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这也是第一次提出了“科举”二字，为中国封建社会“试策”取士治国掀开了值得记载的辉煌一页。从此，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等令普天下读书人目炫眼亮的词汇便一直延至20世纪。虽然古代科举录用人才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毕竟给那些无官无禄的平民子弟，提供了可以平等登高攀峰的阶梯。
科举的考试极其复杂，有乡试、会试、殿试，而各朝代的叫法也不尽相同。以明朝为例，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三年一次。明朝乡试最早主要以南京的国子监为第一考场，明都迁至北京后，南京的考场就改称为“江南贡院”，且始终是全国最大的乡试考场，直至清末废除科举之日。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能进这一级考试者便是俗称的举人。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考试，状元就是从这一级考试中诞生的。殿试的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头名是状元，二名是榜眼，三名叫探花。其余称作进士。有道“连中三元”，即为乡试第一名，又获会试第一名，再获殿试第一名。其实这“连中三元”者太少了，在明代仅有黄观、商辂两状元中得。“状元”是科举考试金字塔的塔尖，也是旧时读书人的最高头衔，自唐高祖武德五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迦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止，在长达一千二百八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先后产生过可查得名字的文武状元约一千四百来名。“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科举时代，谁能中得状元，不仅能成为所有天下读书人敬仰的塔尖儿人物，更重要的是一般状元都由皇帝亲自封爵颁禄，而且一旦成为状元，不管你以前家贫如洗，或者沾有什么污垢之名，皇帝的封爵即刻可使你门第升天，苦尽甘来。从旧式的科举考试繁复的程序看，能获得状元称号也实属不易，虽然旧制度中常有买卖禄位，一些失意文人又编了许多像“陈世美”这样被人贬骂的忘恩负义的坏状元，但百姓心目中还有像吕蒙这样刻苦攻读、终成大器的好状元。无论如何，状元作为读书人考试能获得的最高境界，它已经作为一种“考试文化”深植于民族心理之中，否则，今天我们会为什么总是把考进北大、清华等名校或者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学生美誉为“状元”呢？
我虽不知自古以来的状元是否真有滥竽充数者，但我从小知道自己的老家有两位考上状元的人非常了不起。一位是咸丰六年考上状元的翁同龢，他做了清朝两代皇帝的师爷，中国最早举起“开放门户”大旗的就是他。他鼓动光绪皇帝与腐朽没落的慈禧太后斗争，掀起的那场惊心动魄的“百日维新运动”，这使这位状元先生永垂青史。康有为称翁同龢是“维新第一师”。另一位便是光绪二十年考上状元的张謇，从这位“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立竿见影，疗治古国千年沉疴，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者身上，我感觉到了状元的力量与智慧，状元的胸怀与追求。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不甘落后、不畏艰难、努力苦学、勇于进取的品格，自古人们便对获得最大成功的“状元”们总是给予褒奖。
天下读书人以当状元为荣，本身并不为过，问题是状元的产生过程让人感到心惊，又让人感到恐惧。
南京的江南贡院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最初仅供县、府学子考试用。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此处集乡试、会试于一地。到清代，江南贡院发展更快，尤其是康熙年间，苏皖分建两省，而两省政治、军事仍旧一体，乡试也沿袭明制，故此地一直成为全国云集学子考试的最大场所。我虽未能看到古考场江南贡院当年恢宏的原貌，但当我见到这座位于金陵东南隅风水宝地的古考场遗址和博物馆时，仍心潮澎湃。仅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间，江南贡院里就诞生了五十八位大状元。江南才子唐伯虎、画坛怪杰郑板桥、《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先生等等都曾在此处挥汗应试过，他们中有的考中了秀才，有的考中了进士，有的考中了状元。
在江南贡院这座“科举考城”中，最为壮观、占地面积最大、令人看后最为毛骨悚然的要算号舍了。所谓“号舍”，既是考生考试的地方，又是考试期间考生们吃住的场所。江南贡院这个大考场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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