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兴衰启示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给非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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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兴衰启示录试读：

历史研究无外乎对史实的考证，以求其发展规律。而史实的考证又分为对文字资料的收集、整理、辨认以及对考古实物的发掘。

于中国而言，虽因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后来战乱等情况，许多资料不幸遗失，托古伪造者多如过江之鲫，但经过历朝历代文人墨客的精心收集，以及清人孜孜不倦的考据辩古，加之中国文字的连续性，使得历代史学资料的完整性，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非其他文明古国能比。考古方面的研究，在清末民国时期众多留洋学者努力下，亦获飞跃发展。将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所做的对比研究，已基本梳理清楚了整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入20世纪1950年代后，又有了一批重大的考古发现，比如秦始皇兵马俑、长沙马王堆等，再次印证了前代的史学研究定论，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

成就之下，缺憾难免。一些传统史学家对历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简单资料的罗列，即使做了些许演绎、总结，也由于受到儒学、道学、阴阳学等影响，未免有失偏颇。加之这些修史的人又是官家身份，修史不过是为贬低前朝或为本朝借鉴，难免片面之词。而西方闻名于世的史学家，由于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未曾来过中国，即使来过，也是匆匆一瞥，对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结构以及朝代变迁方面的知识，仅仅是来自二手的书面资料，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无疑是以西欧式思维逻辑为基础，而灌之以中国素材。这随之也影响了众多西洋归来的中国史学家。“封建社会”这个词应该是最明显的例证吧，这完全是照搬西方的模式，“封建社会”本是日耳曼人在欧洲崛起后采用的封土建国的贵族体制，舶来中国后却用来指秦大一统到清末的君主独裁下的文人体制,其实质相差可谓甚远。中国真正意义的封建应该是在商周，中国自秦大一统后，这种封建制度仅偶尔有一点死灰复燃的迹象，如西汉初年、西晋、明初，绝未曾全面复活。

民国及其后，中外交往频繁，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增多，随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日本学者可谓贡献颇多，其中具有开创性的发展的，尤数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但他也仅就中国的某些朝代做了一些研究，并未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中国历史。

在这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应该是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他的《中国大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从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历史的宏大画卷。他引入宏观经济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来透析中国历史，既不局限于某朝某代，也不是传统中国通史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众多的侧面剖析来展现整个中国的历程。自此以后，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大历史观，即不以朝代或时代为主线，而是以社会的一点，撇开其朝代或时代的局限来看待分析历史，为略显颓势的史学界带来了一些新气象。

本书作者曹给非先生，学识渊博，视角独特。他以一种“非点而面，非段而线”的方式，将中华五千年当做一个由诸多器官、组织、因子构成的整体，并将这个整体按照不可分割的器官、组织、因子进行单独分析，最后又将这些单独的分析汇聚起来，以个别分析、统筹总结的方式给予了我们一个新角度下的中华帝国史。

有人将曹给非先生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方法喻为“剃刀之法”，准确入位，直抵核心，条理分解，干净利落。这种方法是以前少有的，或能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一股强劲动力，破除发展障碍，吾等将拭目以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度，汉字也是被公认为博大精深，可能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文字的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试看一下中国的成语便可发现，一个成语寥寥几字，就能够深入事理的骨髓，可谓简练、精辟，而成语中拟人的用法算是最多的了，如螳螂捕蝉、老骥伏枥、狼狈为奸，等等，可谓不胜枚举，即使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恐怕也难以尽阅。但这些成语均是以某具体的动植物来拟人，而《帝国兴衰启示录》却是将整个中华五千年比拟为一人，这种写法以前很少见。

此书无疑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大胆尝试，试看各个章节，若把“帝国”二字去掉，或视“帝国”为一人名，再仔细研读一下其中内容，此书不就是在讲述一个人的经历、一个人的历史吗？

人有五脏六腑，有生老病死，有喜怒哀乐，也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若我们将视野略微放大一点，一个家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若如此，我们尽可再进一步，一个社区、一个圈子也必是如此。那不妨让我们的步子再迈开一点，胆子再放大一点，一个县市、一个省份、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最后也与一个普通人无异了，他们的区别终究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但实质相同。

那么一个帝国的历史，完全可以用一个普通人的经历来抽象概述了吧。

中华帝国从猿人的胚胎到神话的婴儿，再到先秦的叛逆，再到两汉的青春，然后是壮年的隋、唐，身体与精神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之后开始走下坡路，宋、元已略感不支，继之以明，虽似强大，却也衰气凸显，最后至于大清，帝国终于到了暮年。

疾病与磨难也并非仅为坏事，得了病，医治好了，自身倒也会产生抗体，只是这个抗体维持不了多久，病又来了，如此往复，不知在中华帝国的肌体上反复了多少次。若没有这类疾病与磨难，恐怕中华帝国也会像古埃及、古巴比伦与古印度一样早早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了。

此书以一个新颖、独特的视角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人性化的中华帝国，抛却了传统历史类读物那种严肃、呆板的模样，也不似通俗类历史类读物那种讲故事的世俗化模式，对于学者当有所启发，同时在具有可读性的基础上对于普通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逻辑也会有所补益。罗章伟2016年3月于成都

 第一章帝国的肌体从世界中心说起

在近代以前，中国都自诩为世界中心，“中华”、“中原”、“华夏”的本意便在此，和“中”有关的词语都容易被国人所接受，如中和、中央、中庸、中正。关于世界中心，历史上还闹出不少笑话。

明末时，传教士利玛窦怀揣着他精心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来到朝廷，企图以此扬名，方便其传教。这张《山海舆地全图》算是当时最准确的世界地图了，各大洲大洋的位置大体正确。中国的士大夫与学者一见却怒气冲天，呵斥利玛窦是“邪说惑众”，此图更是彻头彻尾的鬼魅之画。因为图中将中国的位置，放在了偏西的地方。利玛窦乖巧，吸取了教训，回去又重新绘制了一张地图，这次他特意将中国放在地图正中央，为方便识别，还刻意用中文标注。此举大顺，很快利玛窦便打入了名流达贵阶层，并把徐光启、李之藻这些儒家精英人士，变成了天主教徒。

自傲者之所以自傲，是看不到其他人，只看到自己，必然是唯我独大、唯我独尊了。纵观全球历史，在漫长的古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的中心应该是“地中海—中东”这个区域。近代以降，世界中心的桂冠相继被欧洲、美国夺去。

中国的两个盛世，汉帝国与唐帝国，汉帝国时与罗马帝国双雄并存，但汉帝国延续的时间，不如罗马帝国；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双星辉映，但唐自安史之乱后便割裂衰落，其国力、影响力无法再与阿拉伯帝国媲美。两宋经济、文化均举世无双，可惜兵力太差，军事受制，国势未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接近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中心，倒是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时期（元成宗铁穆尔重新成为四大汗国的“共主”之后），但维持时间太短，不足百年。清中叶，中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已然落伍。正是这时，欧洲异军突起，成了世界的主宰，以坚船利炮四面军事殖民，以机器、工厂、商品八方经济殖民。二战之后，欧洲大残，美国成了新的两大世界中心之一。“地中海—中东”区域，这里是文明起源地的集中营，人类五大古文明起源地（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爱琴海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其中三个在“地中海—中东”区域内，分别是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和爱琴海文明。

处在亚欧大陆的最东端的中国地区，与其他几个文明发源地相距甚远，由此中国独创出自己的农业文明，比如河北磁山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粟，距今七千三百年；浙江河姆渡文明遗址中发现有水稻，距今近七千年。在自我独创中，先人们也没有拒绝外来产物，小麦和大麦即是从中东引进。

在公元前4000—公元前1500年时期，文明推进和历史演化下，构成了人们所熟知的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印度、古中国（商朝）。“地中海—中东”可谓是先知之地，这里也可以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母胎，几大世界性宗教——犹太教、祆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均在此产生，后被传至世界各地，迄今信仰这几大宗教的人数总数约为三十六亿，占全世界总人口近一半，占信仰宗教总人口的70%。

另外两个精神文明的策源地，便是印度和中国。印度产生了佛教和印度教，中国产生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学派，儒家在汉以后成为主流思想，并被逐渐神圣化，成为半宗教性质的“儒教”。佛教在诞生地印度，被印度教取代了，至今八成的印度人都信仰印度教，南亚诸国、东南亚地区，也有不少印度教的信仰者。佛教本体虽消散，神魂犹存，在中国、东南亚、日本等地区落地生根。在东亚与东南亚，中国国力最强，周边朝鲜、越南等国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国，其他国家也倾慕中国文化，效仿中国体制，儒教得以扩散至周边各国。

不过，儒教、佛教、印度教所能集中影响的地区仅仅是在东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地球上其他地区虽也有信徒，但相当零散。此三教之魔力所至，难以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匹敌。“地中海—中东”还是商业与贸易重地，在新航路开辟之前，这里一直是全球商贸、文化交流的中心。环地中海沿岸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海陆并行，互通有无，赚钱巨利，颇有商业立国的味道。相继占据中东地区的安息、萨珊、阿拉伯则控扼“丝绸之路”与其他亚欧通行商路，阿拉伯人最是活跃，平地上骑着马，沙漠里伴随着骆驼，海上游弋着商船，行商天下。几乎整个中世纪时期，阿拉伯人是全球商贸领域的中介者，欧洲人全面崛起之后，阿拉伯人的地位被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所取代。

大漠风尘起，海浪裂巨石，“地中海—中东”这一区域，更是古代至近代争霸、战争最为频繁与激烈的地方。此地扼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之要冲，海陆交错，道路纵横，用我国的兵法描述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古代时期的大国争锋几乎都在这里进行，亚述帝国与古埃及，波斯帝国与希腊，马其顿与波斯帝国，罗马与迦太基，罗马与安息帝国，西罗马与日耳曼诸国，拜占庭与萨珊王朝，拜占庭与阿拉伯帝国，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对决的十字军东征，奥斯曼与拜占庭，奥斯曼与欧洲联军——引导古代世界长远趋势与格局的大战，至少有一大半在这里爆发。

近代以后，“地中海—中东”世界整体沦落，由主角变成配角，奥斯曼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背后却是英、法与俄罗斯的周旋，数次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战争，背后却是美国与苏联的巨掌遥控。帝国的骨架

与“地中海—中东”的风云激荡相比，中国这边或许要安稳些，但并不枯燥，而且独具一格，别有风味。

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先祖，不像西方人那么勇于开拓进取，那着实是误解。中国最早的文明应该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与长江流域中下游萌芽，其传播的基本规律是“片状为基，点状扩散”，多个同时并存的原始文明，相互独立，联系甚少，互不干扰。如仰韶文明、半坡文明、大汶口文明、河姆渡文明。人们联合渔猎，石耕火种，构成了一个个部落，生聚繁衍，不断开山辟林，原始文明由黄河流域中下游与长江流域中下游这两个基地，向周边扩散，随着考古的日益深入，不断发现了更多的原始文明，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

文明的传播基本规律是“片状为基，点状扩散”，那么文明的联结基本规律则是“战争—和平”模式，打赢了才有人听你的话。按文史记载来看，传说中的黄帝乃一相当出色的“并购高手”，黄帝先是与炎帝联合，击败了南方的劲敌蚩尤，然后又降服了要和他翻脸的炎帝，黄帝以干戈止纷乱，各部落宾从之，将黄帝推为天下共主。黄帝以其巨擘将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拉在一起，将炎、黄两大势力并于一体，并将其他松散的各部族整合起来，构建了华夏一族，揭开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第一页，华夏子孙都称“炎黄子孙”。但那时华夏人所控制的区域并不太大，若按面积比对，大约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二十分之一。

可称为正式的文明，与原始文明相区别，有两个标志，其一是文字的出现，其二是国家组织的建立。夏、商、西周被称为三代，为我国最早的三大奴隶制王朝。而第一个家天下，建立国家的夏朝，目前还未被国际史学家所公认，尚存疑，因为无足够的实物与考古证据可证明之。殷商的几个都城旧址以及龟壳上的甲骨文均被发现，那是确定无疑存在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被“公认”的历史，可以从商算起。

从商到西周，华夏族的文明伴随着军事扩张与联盟等形式，逐渐发散，囊括了黄河流域、关中地区、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并辐射至长江流域上游、海河流域、云贵地区。

东周分春秋战国，各诸侯脱离了周朝的节制，诸侯国间相互攻略蚕食，同时亦有处于偏远的诸侯国向外扩展，如秦霸西戎，楚在南方略地，燕延伸至辽东，将这些本属“蛮夷之地”收为华夏文明圈内。

秦横扫六国，北驱匈奴，夺得河套地，南下百越，夺得福建及两广，珠江流域被包揽进秦的版图内，华夏文明的核心圈在此时完全形成，中华帝国时代也就此开始。

中华帝国的大体版图也雏形初立，秦的疆域东至朝鲜，西至临洮，南至北向户，北至阴山，具体点讲便是：关陇（陕西、甘肃）、巴蜀（四川、重庆）、云贵（云南、贵州）、燕赵（河北、京、津、辽宁）、中原（河南、山西、山东）、荆楚（湖南、湖北）、江淮（江西、安徽）、江南（江苏、浙江）、岭南（福建、广东、广西）。

中国之后的历代疆域各有变化。两汉开拓了西域，并收服了西南夷。三国至西晋大体继承了汉朝的疆域，东晋时国家再度分裂。作为正统王朝的东晋退守南方，北方与西域诸国林立。南北朝时期，北方为鲜卑人的魏所统一，南朝则是相继的宋、齐、梁、陈四朝，基本局势是南北对峙。隋朝合并南北，并取得西域部分地区。唐朝疆域情况最为复杂多变，其初期的唐太宗时期，败亡突厥，占据了广阔的蒙古草原、西域，唐高宗时期则征服了高丽，控制了朝鲜半岛，疆域极盛，后来的武则天、唐玄宗时期，突厥复国，草原不再为唐廷所制，但唐朝在东北拓展极广，安史之乱后，唐朝疆域急速缩减，西域尽失。结束五代十国乱战局面的北宋，其疆域比起晚唐都大有不如，蒙古草原、东北、幽云地区在辽国手中，河套、甘肃在西夏手中，云贵在大理手中。南宋更是被金国压缩到江淮以南，中原全失。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王朝，西藏第一次被正式囊括进中国版图，从此再无分离。明朝保留了如今疆域内的绝大部分，除了新疆与蒙古部分地区。清朝疆域亦颇有扩大，但在晚清时，西北与东北一百五十多万土地被俄罗斯占去，蒙古在民国时独立出去，构成了今天中国的版图现状。

至秦开始，中国历代的争斗厮杀，基本都在秦帝国所定的范围内展开。大一统的王朝，两汉、西晋、隋、唐、元、明、清，虽然疆域有大有小，变化多端，但核心区域都是把据在帝国掌中。而那些武力羸弱的偏安小王朝，如东晋、南朝与南宋，至少也能把据三个区域：江南、闽粤、巴蜀。此三地算是中国的三味续命之药，江南与巴蜀为产粮重地，历史越往后推，其重要性越是明显，闽粤虽从秦开始就一直在帝国版图内，但直到宋朝仍被视为半蛮荒之地，闽粤对帝国最大的贡献是通商，广州、泉州等口岸为帝国商贸进出门户，出口丝绸、陶瓷等海外畅销产品，换来金银财富，以解燃眉之急。

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便形成了这样的趋势：当国家强盛时，能保留秦所奠定的核心区域，差不多就是长城以内，还会把西域收入囊中，蒙古草原受制于或实际控制在国家手中。当国力衰退时，不仅西域与蒙古草原丢失，而且也会丢失长城以内的一些紧要之地，基本上游牧民族一旦进入长城以内，就会威胁性剧增。譬如魏与西晋时期，胡人占据了河套地区，终于趁八王之乱混局，灭了西晋，祸乱北方。五代的后晋起，契丹人占据了幽云十六州，开启了两宋军事上的困顿局面。当国家分裂时，会出现南北对峙，以淮河或长江为界，这两条河成了退守的南方政权的生命线，北方强敌越过了淮河界，长江就近在咫尺，没有了缓冲带，跨过了长江天堑，南方政权也就岌岌可危了。

在这几千年里，周边的游牧、游猎民族，从未停止过主动对中原的骚扰攻击，而中原政权几乎都是疲于防御，除了少数时期的反击和主动扩张。

民族是众人的集合，和人一样，其行为模式会受其所处环境与时代制导。中原民族（之所以用此较模糊与笼统的字眼，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一直在争衡与融合，有时是敌人，有时却成了一家人，之前被称为蛮夷，之后又变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一员）面对气势汹汹的来犯时，所思所为，就是防御防御再防御，同化同化再同化。为什么会想着同化，而不是消灭呢？游牧、游猎民族精于骑射，来去如风，退回草原便无踪无影，中原民族有心杀贼，却无力回天，只好防御为主，而最好的防御就是同化。同化力之源

中国是这个地球上同化能力最强的国家，关于同化能力的相关著述、文章已经多如牛毛，中国能同化外来的、周边的异族，可谓成就斐然，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这里也无需多说。但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同化物的能力，照样超凡入圣。我这里说的物，指的是农作物，如粮食蔬菜、花卉瓜果等。

中华民族同化之力，可能大于征服之力。同化人，将异族变为同族，将异邦变为友邦，将敌人变为友人，甚至是自己人，兵法上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概也达不到这效果。事实上，虽历经大难，中国的历史之所以从未断绝，中华民族绵延至今，同化力功高无比，其外柔内刚，胜过了铁骑箭矢，胜过了刀剑甲胄，看似松松软软的中国与中华民族长存五千年，那些凶猛彪悍的游牧游猎民族，多已消逝在历史的茫茫尘烟中。

同化物，将他物变为我用，将化外之物化为己用，地无所扩，但产出日增。自工业革命至今，这个世界一直奉行着“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理念，同时也在身体力行着。但中国古代讲求“天人合一”，并不强调对自然的肆意改造，更别说征服了。征服是对天的不敬。中国古代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适宜的地区，种植适宜的农作物，很少会强力推种某类作物。一般情况下，统治者也不会过多干预农民们如何栽种如何生产。然后再辅助以人为的技术改造，让农作物能适应水土气候等环境，使农作物在这种适应过程中，逐步变化，与环境完全契合。更易成活，生长更快，成熟更早，收成更丰硕。

譬如我们目前所食用蔬菜瓜果，大部分都是自外传入或引入。中国原有的蔬菜瓜果多已消失，因历史久远，难以查证，殆因新入之品种，或产量更高，或更易成活，或口味更佳，人们自然会选择更优良之新品种。这无计其数的蔬菜瓜果由外传内，在中国本土发扬光大，久而久之，很多人竟认为原产地就在中国。

本人特地整理了一下汉朝至清朝，中国引入并食用至今的蔬菜瓜果。

大蒜（原产地在西亚和中亚，张骞通西域时带回），香菜（原产地中海沿岸，张骞引入），石榴（古称“安石榴”，原产地中亚，张骞引入），芝麻（又名胡麻，原产地中亚、西亚，张骞引入），葡萄（原产地西亚，张骞引入），黄瓜（又叫胡瓜，原产地东印度的西北部，张骞引入），蚕豆（又名胡豆、寒豆、罗汉豆等。原产地亚洲西南部到非洲北部一带，张骞引入），金花菜（原产地印度，东汉时期引入），豌豆（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东汉时传入），扁豆（原产地印度，汉、晋时传入），茄子（原产地东南亚和印度，约于晋代传入），菠菜（又名波菜，原产地波斯，唐代传入），芒果（原产地印度，唐代时传入），无花果（原产地印度，唐代时传入），木耳菜（又叫胭脂菜，原产地北美洲，五代时传入），莴笋（原产地为地中海沿岸，五代时传入），西瓜（原产地撒哈拉沙漠，五代时传入），哈密瓜（原产地中亚，宋朝时传入），香蕉（原产地东南亚，宋朝时传入），胡萝卜（原产地北欧，元代时传入），菠萝（原产地巴西，明朝时传入），木瓜（原产地墨西哥，明末清初传入），向日葵（原产地美洲，明朝时传入），火龙果（原产地美洲，明朝时传入），洋白菜（又叫包心菜，清早期传入），南瓜（清时期传入），四季豆（原产地中南美洲，明朝时传入），西红柿（又名番茄，原产地南美洲的秘鲁，清朝中晚传入），西葫芦（原产地美洲南瓜，清朝中期传入），生菜（原产地中海附近，清晚期引入），菜花（原产地中海沿岸，清晚期传入），洋葱（原产地伊朗、阿富汗，清晚期传入）。

这不同洲际、不同地域的作物，甭管是原本长在深山老林，还是雨林之中，或沙地之上，都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繁育滋长。和中国历史上同化人一样，不分地域，不分种族，进入中国，极少有不被融合的。

为什么其他国家和地区不能做到这点，唯独中国？

幅员辽阔并不是中国的最大优势，历史上的波斯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同时期中国的周王朝、汉帝国、唐帝国、明帝国相比，疆域并不比中国小多少，但它们缺少中国纬度的大幅度跨越，气候的丰富。从北方的辽东至南方的两广，也就是上文反复提及的“帝国核心区”，分别是寒温带、中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西域与青藏地区，虽时而在中国版图内，时而不在，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是极其紧密的，可以说自始至终，这两个地区都从未能脱离出中华文化圈。如此一来，加上西域的沙漠气候与青藏的高原气候，除了南北两极的极寒带，主要的气候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基本都被一同包罗。同理，现代的俄罗斯与加拿大比中国更宽广，但与中国相比，气候的丰富性差得多。各类植物秉性不一，就气候而言，有的植物喜阴，有的植物喜热，有的植物喜潮，有的植物喜干，一个地区，气候越是丰富，所能接纳的植物越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其次是雨水问题，天降以水，滋润万物，还没听说哪种植物能离水而活。中国传统的几大农业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四川盆地，至于东北平原是1949年建国后开拓的成就，在以前被称为“北大荒”。）这些地区的雨水与东南亚、南美地区相比，论雨水充沛程度，远不及之，至于内陆地区的西域、青藏等地，降水更是稀少。但中国这几大农业区的降水不在多，而在精，印度洋季风带来了充足的水分，清明时节雨纷纷，从仲春开始，雨水随增，在夏季时达到高峰，保证农作物在最需要水分的时候得以滋润，所谓春雨夏雨贵如油，正是如此。中国的这种优势，是中东、地中海沿岸、欧洲大陆这几大文明区所不拥有的。因为这几个地区的降水，多在秋、冬两季。

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在远古与商周时期，是落后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地的，但在秦汉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就能和这几大地区并驾齐驱了。而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以西方同时期的称谓套用之），中国的农业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地区，独步天下。除了技术革新，最重要的因素便来自于自然。

古代人看天吃饭，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曾狂热地要征服天地的现代人，也发现在大自然的面前，人终究是渺小和脆弱的。如此优越的气候与自然条件，为各种农作物提供了得以生存的温床，使得中国成为各种农作物的“集中营”。各种“关键性作物”对一个文明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譬如欧洲能种植小麦，却不能种植水稻，乃地理条件使然。

中国这种同化万物之力，意义非凡。这使得各种植物能在中国“安家落户”，生生不息，不断为这个国家提供着天然物产。在古代时期，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繁荣决定其他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整个国家的财富力、国力，决定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现在也是，只是比重降低了。

同化物为同化人之基础，这个论题有些复杂，稍后下文再详解。

中国得天独厚的地理、自然条件，使得中国古代产生了三次农业革命，每一

次农业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三次农业革命

在古代，一般指农业便指“五谷”——黍、稷、稻、麦、菽。今天的人对稻、麦都知晓，但另外三种便不甚了解了。可黍、稷、菽恰恰为我国原生谷物，确定无疑。黍和稷属于同一类作物，均为黄米，便是今天所常说的小米。质黏的是黍，不黏的是稷，稷可以作为饭食，黍可以用来酿酒。菽是豆子，分黄豆和绿豆，至于榨油所用的大豆，则是从美洲传入的。麦又分为大麦和小麦，都是从中东地区传入。我国是最早发现种植水稻的国家，河姆渡文明遗址和江西万载县仙人洞中发现了大量的水稻残留。

社稷这个词与江山并用，代指天下，其中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稷在商周时期社会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因为人们主要靠它填饱肚子，人们求丰收，会拜祭稷神。在小麦和大麦传入之前，当时华夏人的主食是稷和菽，用稷做饭，用菽做菜，用菽的叶子做汤，饮食结构相当单调，小麦和大麦传入之后，很快推广至黄河与淮河流域，丰富了华夏人的食谱。《诗经·周颂》是西周人歌颂先祖的诗篇，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翻译成白话文便是：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来和牟，命令我们广泛地培育。这其中的“来”指小麦，“牟”指大麦。繁体字的来和麦，十分类似。此处可以看出，在西周时，小麦和大麦已经逐步推广了。因麦类的产量高，性能优，便慢慢替代稷和菽，成为北方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到春秋时期世道大乱，不少隐士为躲避战乱，便逃遁到某个偏野之地，自耕自食，他们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辨菽麦”，可见那时已是菽麦并重普及，不辨菽麦，即指无生活常识。

在秦汉时，除北方外，小麦和大麦又推广至南方各地，成为人们的主食。史学界称商朝时发生了“第一次农业革命”，指的便是小麦与大麦的引进与培育。这两类作物产量大大高于菽和稷，由此当时国人财富速增，人口滋长，加快了华夏的文明进程。

五谷之一的水稻历史在中国比麦子还悠久，《管子·地员》篇中记录了十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和它们适宜种植的土壤条件，说明那时人们培育水稻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南方地区多有栽培、种植。但秦汉及之前的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华北平原与关中地区，南方尚是从属地位，并未被看重，水稻产量比小麦高，却未被广为推广。

汉分裂为三国后，东吴开发江南，随后西晋合三国，但很快破灭，北方五胡称王，东晋偏安东南，东晋至南北朝，南方第一次成为“华夏正统”。江南地区江河纵布，雨水充足，气候温暖，如此之天然宝地却长期被闲置。自东吴经营江南，东晋与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移民、流民为躲避战乱，迁徙至这里，劳动力充足，开田垦荒热潮兴起，水稻广为栽植，江南成为“鱼米之乡”。隋帝国合并南北统一了中国，政治与经济中心均在北方，但南方尤其是江南物产已经有赶超北方之势，为了南粮北运，隋炀帝开辟了大运河。

北宋初年，原产于越南的“占城稻”被引进中国，占城稻有三大优点，其一耐旱，其二不择地而生，其三快速成熟。有此奇物，自当推行，从北宋中期起，占城稻在所有适宜其生长的地区普及。

水稻与小麦相比，同面积的水稻产量是小麦的两到三倍，所含热量是小麦的五倍，其意义与利好，不言而喻。占城稻不仅耐旱，而且不畏涝，“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耕耘，一任于天”，在旱田里或发生干旱时，或发生洪涝时，都不损害其生长、收获。除非极端的气候条件，滴雨不下或洪水滔天，占城稻的收成都不会受到影响，自此“两湖熟，天下足”，南方粮食产量数倍于北方，经济中心也就完全南移。

占城稻的引进与推广，被誉为我国的“第二次农业革命”。

明朝中期时，新航路开辟，美洲被发现，原产于美洲的大量物种传播到世界各地。虽然那时的中国正闭关锁国，但偷偷下南洋贸易经商的人，还是把玉米、花生、番薯等作物给带回了中国。

玉米、花生、番薯这几种农作物，产量颇丰，在小麦与水稻之间；而且不择地，旱地、沙地均可，极易成活，“综合性价比”相当高。开始政府没咋重视，可得知玉米、花生、番薯的综合优势后，便大力鼓励民间耕种，自此玉米、花生、番薯普及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这一时期，传入中国的农作物还有辣椒（当时叫番椒）、向日葵（当时叫西番菊）、西红柿（当时叫番茄，当然现在也这么叫）等。

明朝中后期由于引入了玉米、花生、番薯等高产作物，被称为我国的“第三次农业革命”。清朝前期，马铃薯由荷兰人从美洲带到了台湾地区，后又进入中国大陆，所以当时称其为“荷兰豆”。马铃薯所需生长条件与番薯一样，产量也差不多，以前常常被人们当做粮食，现在一般当做蔬菜食用。

历代将人口数作为最重要衡量政绩的指标之一，明清两朝人口剧增，到晚清时，已经是四万万同胞，而汉唐盛世都不过几千万，为何？是否明清已经远胜汉唐？

上天以粮养人，“无粮饿鬼归天”。粮食是农业的基础，农业是国家的基础，基础越牢，所能支撑的文明也越高级，所能养活的人越多。在耕地、生产技术并没有质的突破的情况下，农业的产量，便主要依靠于更新的、更高产的物种。

商朝以前，是“稷菽时代”，所能养活的人与能承载的文明，都只能停留在原始社会时期。商周时，是“初期小麦时代”，商朝时文明勃兴，西周达到奴隶制文明高峰期，东周则处于新旧社会转折的动荡期，人口最多时约为两千万。秦汉时，是“后期小麦时代”，中国进入第一个封建文明高峰期，人口最多时约为六千万。魏晋隋唐时，是“小麦水稻杂食时代”，北方人以面食为主，南方人以水稻为主，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混战后，隋唐进入中国封建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期，人口最多时约为八千万，比汉的最高峰多了两千万。宋元时，是“水稻时代”，优良水稻引进并培育，产量大增，水稻成为全国性的主食，宋朝虽小，却能在南宋中期人口首次破亿，但蒙古人的大肆杀戮，伴随数次大瘟疫与饥荒，使得元朝至明初，人口都没重回一亿。明清时，为“高产粮杂食时代”，明朝中期即恢复到一亿人口的数字，明末时即使灾荒兵乱，都还有近一亿五千万人。清朝时各类高产粮作物全部普及，人口由此暴增，清末时大约为四亿五千万人，八国联军进北京，强签《辛丑条约》，之所以要清政府赔款4.5亿两白银，是根据当时清朝的人口数来的，人均一两。

玉米、花生、番薯、马铃薯等新引进的高产作物，以及老资格的高产冠军水稻，可谓居功至伟。而一些所谓的学者，总归功于某几位“仁君圣主”之“英明神武”，岂不可笑？

各种新品种的引入，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不显著，起主导作用的是长期被抑制与蔑视的商人。其中有外国商人，也有本国商人。他们通过贸易交流，陆续将新品种引入中国，即使在闭关锁国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未间断。趋利避害为人之本性，一心思考着肚子大业的农民，见有新的品种，便尝试栽种，而后发现这比之前的种类好，便扩大种植面积，还向亲朋着力推荐。待民间形成一定气候，政府也察觉了，觉得不错，遂大力推广到其他尚未种植的地区，有时还派懂农业的人来督促、指导，加速了新型作物的普及程度，这一点上，政府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三次农业革命是一个替代过程，优胜劣汰下，产量递增。第一次小麦取代了稷和菽的地位，第二次水稻取代了小麦地位，第三次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进一步挤占了小麦的空间，使小麦更多不是用于日常食用，而是用来酿酒。如果加上当代的袁隆平发明杂交水稻，中国一共发生了四次农业革命。防御型、内向型帝国

有很多人说中国古代是封闭的帝国，仅看到了表面，如果封闭，中国的物产与技术如何传到西方，外边的作物与器具又如何流入中国？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代都具有自我封闭的意识，这主要是统治者一手主导的。但人是最难控制的动物，信息又是最难阻绝的东西。就算管制得再严，总有商人趋利而行，穿越沙漠或者扬帆海外去经商，总有流民求生为先，奔赴各地打工干活。

总的来讲，中国是个防御型、内向型的帝国。

中国的东部、东南部是茫茫大海。自辽东半岛，一直到广西东部，蜿蜒逶迤着1.8万公里的海岸线，茫茫大海环绕中国。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进攻以陆地为主，而涛涛大海拱卫着中国的后背，别无隐患，除此还有鱼盐与通商之利。

中国的西南边境即广西西部、云南，崇山莽林，深堑峡谷，江河奔流，加之热带瘴气弥漫，不适于人的生存，由于地势所限，气候使然，这里也一直没有形成强大的国家，这些小国与中国的纠纷多是小打小闹，大多数时期都依附于中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

中国的西部是漫长的喜马拉雅山大山脉，喜马拉雅山和其他相连山脉，超高的海拔，将中国与南亚诸国、中亚诸国，隔离开来。莫说古代技术落后，难以翻越如此高的山脉，就是今天，攀登喜马拉雅山大山脉的一座座高山，都还是人们挑战自身极限的尝试。

中国的西北是新疆地区，古称西域，沙漠、戈壁、绿洲兼夹交错，天山与阿尔泰山横亘其中，地势错综复杂。西域再往西，便是中亚，这里大漠连连，风沙不断，自然条件相当恶劣。

中国周边的这些地区，自古被认为是苦寒之地、蛮荒之地、瘴疠之地，与中原、江南等地相比，差别太大，拿来也无甚用。直到现在，这些地区都还人烟稀少。人是有脚的，会尽可能地选择最利于自己生存生活的地方。历史上，帝国也在外有所拓展，并想把老百姓迁徙过去耕战戍边，以图将此地永远变为本国所有，但老百姓多不愿意，国家强令之，同时以授爵、减刑等方式鼓励，大棒加金元方式，把贫民、刑徒赶到此处。算盘打得响，但效果不佳，戍边的地方经常被游牧民族攻击，逃跑的人此起彼伏，加之维护与经营的成本实在太大，政府也撒手不管了，象征性地留个哨所，对逃跑的人也懒得去追回。这里实际上便成了政府无治的“边城”。

对帝国而言，重中之重便是守住华夏大地，这里才是帝脉所在、财富之源。

帝国的东、南、西三面有海之障，山之屏，沙之隔，可安枕无忧了，就差北边了。北方大草原上游牧民族快马纵横，觊觎中原之富，一次次汹涌而来，其民骁勇善战，精于骑射，难以为敌，且北面不像其他东、南、西三面有天然屏障，难以为防。

秦始皇补上了这一环，也给整个民族戴上了一个紧箍咒。

秦始皇横扫六国、统一中华后，便认为已收并整个天下了，于是开始了内向型的战略，因当时所谓的“天下”，指的是东周的列国，至于周边的地区，都被认为是蛮荒未开、未化之地，拿来何用？但一个意外事件，却激起了秦始皇的北击匈奴之心。秦始皇欲图长生不老，宠信方士，给他们钱财物资，令其为自己找灵丹妙药。其中有个方士卢生，哄骗了秦始皇不知多少钱财，总得交差呀，否则人头不保。卢生向秦始皇表示未能找到不死之药，却拿到了一本“仙书”，书上写着一则谶语：“亡秦者，胡也。”

当时的“胡”人便是指匈奴。在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就屡犯燕、赵、秦的边境，这三国修筑长城的主要防范目标就是匈奴。秦始皇应该不会仅仅因为一个子虚乌有的谶语才意识到匈奴的威胁，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之前肯定是有考虑的，但对热衷迷信的秦始皇而言，这个谶语无疑加剧了他的危机感，他是想千秋万世，嬴氏子孙永生永世统治天下的，岂能为胡所亡？于是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以绝亡秦之患。秦兵强盛，匈奴败退大漠，十五年不敢南下牧马。夺取了匈奴人盘踞的河套地区后，秦始皇调徙大量人口在此屯垦戍边，以加强此地防务。秦始皇仍觉不足以保险，于是开始以近乎全国之力修筑长城，将原有之燕、赵、秦三国旧长城连接在一起，并加固加长，此即万里长城，将秦帝国的北疆完全环踞在长城之内。

长城夯实坚固，与地形、山体相呼应，易守难攻，且高可瞭望，并有烽火台等军事设施，发现大队敌兵，点燃烽火台，便可远近相知。长城同时兼具防御与警备功能，如一道石闸横于游牧骑兵的南下之路。

其后的朝代，对长城多有修葺维护，用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长城曾多次被翻新换面，早已难觅旧时模样。如今我们看到的长城是明长城。自秦始皇起，长城被修葺、加固了上千年，直到清朝时，清廷宣布不再修固长城，因为在此时，长城已经失去军事防御的功能，满人与北方的蒙古人为联盟关系，满人能夺取天下的重要原因便是满蒙一家。

此后长城便成为中华帝国、中华民族之象征，有人歌颂之，认为其保国护民，功高盖世，有人却讥讽之，认为其长期以来并没起多大作用，还扼杀了中国人的进取之心。

由此东西南北，以海、林、山、沙漠、长城这“五大元素”为基，构成了一圈环绕帝国的保护层。中国人完全把自己给圈了起来，不为什么，就为了保护自身。中华帝国成了最不好战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人难以超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就算偶尔跳出去，也会很快被拉回来。在防御为主的战略下，反战成了整个帝国的主流语调，也是民族中大多数人的真切心声。主持朝廷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都会反复强调，偃兵息武，安抚邻邦。就算是强武之主，也无法超脱这一基本约制，譬如汉武帝与明成祖。

汉武帝之前的汉朝，对匈奴都是以和亲来安抚，但匈奴常常不买账，数次骚扰汉朝边境。汉武帝凭着“文景之治”积攒下来的殷实家资，对匈奴展开猛力反击，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军和匈奴多次会战，超大规模的战役有三次：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此外汉武帝还发动了平西南夷战争、定朝鲜战争。多线作战的西汉王朝，折服了桀骜不驯的匈奴，收服了朝鲜、西南夷，也打空了自家厚实的家底，“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以至“盗贼滋起”，在汉武帝后期发生了三百多起农民暴动、起义，在风雨飘摇下，强悍的汉武帝也只有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宣告同匈奴暂时休战，止息兵戈，禁暴励农。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夺了其侄儿建文帝的宝座，后营造紫禁城，迁都北京。朱棣为建奇功，五征漠北，南下安南（今越南）。征漠北倒是将蒙古人逐回了大漠深处，对刚稳定的明帝国而言，算得上是奇功一件，但“下安南”却使之陷入战争漩涡，久久不能自拔。南北两面的大战，所用浩繁，民力凋敝，“永乐”号称盛世，发生的民乱、匪乱就有四十多起，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竟然强盗乱窜，流民遍布，惨不忍睹。朱棣死后，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便停止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朱棣没像汉武帝那样自罪自责，但他的儿子和孙子直接否定了他。

从长期的历史来看，中国人也有大规模的拓外活动，但多和军事与政治相关，而非经济、商业需要。

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初始目的是军事，汉武帝要对付匈奴，便派张骞去联合西域的大月氏国，联合夹击匈奴。至于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带回了石榴、芝麻、苜蓿等物种，殆因意外。张骞刚出长安到了陇西时，就被匈奴人抓住，投入监狱，一关就是十年。张骞侥幸逃脱，在西域各地颠沛流离了三年，正是这一过程中，张骞了解到西域的地理、物产等信息。如果他一开始便顺利地联络到大月氏国，然后回朝廷复命，是不可能有那么多意外收获的。张骞后来封侯，也不是因为丝绸之路，是因为跟着卫青、霍去病攻讨匈奴，有战功而封侯。更为可惜的是，这么一位对中国乃至人类历史有巨大贡献的人物，在史书里居然没有一篇单独的传记，仅在《史记·匈奴列传》与其他所谓名臣的传记中，捎带提及了他。

班超经营西域也是出于帝国的政治与军事目的。西汉末年至王莽新朝的动乱，匈奴再度崛起，并重新控制了西域各国，对东汉帝国又构成了巨大威胁。这时候朝廷急切需要一个张骞式的英雄，投笔从戎的班超应运而生。班超简直是一位旷世奇才，他不费朝廷兵卒钱粮，仅凭自己的胆略与手腕，联合了西域各国，以之牵制、骚扰匈奴，就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后来班超又协助朝廷大军攻破了匈奴，使匈奴被迫西迁。

中国人著名的拓外活动还有郑和下西洋。朱棣为何大费国力派郑和下西洋，现在都还有争议，比较笼统的说法是朱棣要炫耀国威，宾服南洋各国，并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是不是真的要寻找建文帝，未可知也，但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和建文帝关系甚大。虽凭“靖难之役”夺取了江山，但朱棣的帝位合法性并没有马上得到各国的认可，其实就算是在国内也有不少人持有异议。那些一直承认明朝为宗主国的“番邦”，不来朝贡了，天朝之主却无应有的天威，朱棣遂派郑和下西洋，名曰抚慰友邦，联络各国，实则是要大展威仪，震慑诸国。就这样，郑和带着百艘巨船及数万兵士以及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浩浩荡荡地七下西洋。郑和每到一国便以使臣身份，给国王送去厚礼，那些国王纷纷拜谢明帝，然后回赠本国的一些土特产，叫本国的使臣跟着郑和回明朝，表示朝贡。郑和下西洋期间，各国与明朝朝贡频繁，明朝宫廷内堆满了各路土特产，当时称“番货”，朱棣还曾将“番货”当做工资发给大臣。当然在这些“番货”身上，是花了大本钱的，而且无一例外都是赔本买卖。

军事性与政治性的拓外活动，因背后强大的支撑，极易见效，但后力不足。因缺乏经济与商业的刺激，使得这类活动往往气势宏大，但难以维持。譬如张骞与班超，因两人能力卓著，志向坚定，能开辟与维护丝绸之路，但随后就无相应条件的人来担当此重任，继此事业了。丝绸之路曾几次停废过，除了战乱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无专人进行管理。而且丝绸之路实际上并不在中国人手中，而在中间商安息、萨珊、阿拉伯人手中，中国这方面，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争回来。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是比较典型的“朝贡外交”，但太过奢靡铺张，所费白银约600万两，而稍后新航路的开辟者哥伦布、达伽马等与之相比，则寒酸至极。这样“烧钱”的航海行动注定不能继续维持，朱棣死后，郑和又下了次西洋，从此罢休。朝野上下都认为“下西洋”劳民伤财，有个大臣还愤然将郑和留下的航海图给烧毁了！而此举在当时竟然被认为是义举！骄傲的姿态“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而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

上述两段文字，是从1793年乾隆皇帝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国书中截取的，因全文太过冗长啰唆，故摘取其中几句，集中说明。这几句话的大体意思是：我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要什么通商，只不过因为茶叶、瓷器、丝绸为各国必需，天朝体恤你们，专门在澳门开设洋行，以此来贸易。天朝什么奇珍异宝也都不缺，本不需要此次英国所献的礼物，只是念及乔治三世这个小国之王懂得孝敬，有诚心，便特别命令衙门收纳。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本来是派马戛尔尼为使者，借贺乾隆皇帝寿辰之机，到中国来觐见乾隆皇帝，磋商两国平等通商事宜。乾隆皇帝以为马戛尔尼是代表英国来上贡朝拜的，不由大喜过望，待知道是要来通商贸易，而且是以“平等的身份”，乾隆皇帝心都凉了，所以在回乔治三世国书中，有以上的文字。我天朝上国，什么都有，还需要贸易？

乾隆皇帝的这封国书，在史学界上可是一件奇物，反复被人们拿出来讽刺乾隆自高自大，封闭愚昧。其实在当时不光乾隆是这种思想，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是这种惯性思维。之所以说是惯性思维，是因为这种思维方式，乃是由古而来，又经一代一代传承固化，如运动的物体，形成强大的势能，从而变成一种惯性力量。

在商周时期，中国已经自视为中心了，《诗经·大雅》中写道：“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华夏人居住的地方便是中央，而四周则被统称为蛮夷之族，意思是未开化、野蛮之族，还分东西南北，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把更远的民族成为“胡”和“番”，与之相关的事物，在前标注，以示同华夏之区别，譬如“胡人”、“胡乐”、“番邦”、“番货”。

刚开始时，这些称号并无过多歧视与污蔑之意，但随着时代变迁，华夏人所处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技术水平高，物质与精神文明远远地超过了周边少数民族，华夏族的民族自豪感开始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负，已经有蔓延无边的趋势。譬如战国时期的秦国，本也是周王室正式册封的诸侯，地盘不小，国力不弱，却因地处西戎，与戎狄杂居，也被视为蛮夷之地，为东方诸国所不屑。秦孝公深以为耻，激起了革新图强之心，这才有了他强力支持的商鞅变法。

华夏族占据了先天条件最好的地方，在帝国正式构建之后，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族反复几次争夺的河套地区，可以这么简单表述：丰美的牧场，贫瘠的耕地。少数族眼中的肥美之地，在华夏族人眼中，仅是鸡肋。若不是河套地区位置紧要，能窥视关陇与中原，华夏王朝原是没什么心思去花大力气争夺的。大漠与草原深处，是和华夏地区完全不同的景象，人们赶着牛羊，择水草而居，幕天席地，到哪儿睡哪儿。用句艺术的表现手法概括：那是辽阔悠远的世界，是无拘无束的生活，但那是非常艰苦的，真实的生活往往是不艺术的。中华帝国则以天然之基，加之以人工、技术改造，将华夏之地变成一个大农场，其间散布着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家庭，“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虽然大部分的劳动所得，都被国家、官吏、地主等一层层剥夺，但这种祥和的田园生活，在当时人看来，比那些游牧游猎民族的居无定所，四处漂流，要好得多。而事实上，各少数民族的居民进入中原后，很快就适应了农耕生活，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时代。这些人用脚表明了自己是要艺术，还是要生活。大多数人，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都有贪图安乐、厌倦流浪的趋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一个民族的心智。民族之间的互相认知与看法，同个人之间是一样的，有地位与贫富差距，就有仰视与俯视；差距程度越大，仰视与俯视的角度越高，当达到某个临界点时，就成了完全不同两个世界的人，以至天渊之别。物质水平为第一要素，其次才是所谓的文化。富贵者的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因其所处位置，会被无限拔高，令底层人所艳羡不已，认为那就是格调，那就是文化。就如今天，喝红酒就比喝二锅头来得高档，吃西餐就比吃大排档有情调，打高尔夫就比打乒乓球上台面，如此等等，形成一系列所谓的高尚运动、高尚社区、高尚生活方式、高尚文化。我个人不明白这些“高尚”在什么地方，但社会主流是这么认同的。就如现在很多人向往西方，认为西方什么都比中国好，连月亮都更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西方富有吧。

有了物质的丰裕，才会有文化的博大，中原民族之所以能屡屡同化周边的少数族，首先是物质因素，然后才是文化因素，再其次是人口优势。少数族曾称雄过北方，还曾占据过全中国，但其经济比中原这边差，财物比中原这边少，文化也比不上汉族之博大厚重，人口也大为不如；虽有些少数族领袖，用了各种手段，强持本民族旧俗，保留本民族气性，但终还是淹没在被中原民族同化的大潮中。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前文所讲的“物的同化”——将来自各洲各洋的作物移植到中国，使之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扬光大，从而缔造了中国在古代时期的至强农业，并以之为契机，使其他各个方面均亦能繁荣发展，然后才有浩瀚的文化和艺术。

富强之资下，难免滋生骄矜之志。高傲之态，往往是凭其厚实家底，任何一种精神状态，其初期是与物质基础相关的，但长而久之，便会膨胀、升腾，脱离其先发的起点，即使其基础已空，照样高傲，自鸣得意，形成了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人的心智，民族的心智，同样是一种力量，只要是力量，就会有惯性定律在其中支配，久而久之便形成惯性思维；这种惯性思维又会成为民族的保护壳，即使面对民族的蜕变与挫败，也不愿承认，反以民族自豪感来安慰自己。就像某个大富豪，曾经风云一时，但慢慢地衰败了，从奢入俭难，大富豪一时半会丢不了旧毛病，也为了继续保持体面，依然挥洒豪情。再往后，更破败了，大富豪成了小富豪，可为了不让身价降低，偏偏要打肿脸充胖子，而且不许其他亲朋说自己不行了。再往后，大富豪成了大负债，这时不用装了，人都疯了，或者死了。“精神胜利法”的最终结局往往是死亡或疯狂，死了、疯了，万事无忧。

国家自居为“中央”、“天朝”，其民也就自居为“天民”了。相比起前几代，秦、汉、魏、晋、隋、唐诸朝，物产更为丰饶，国家更为富庶，在唐朝前期达到一个高峰期，那时各国、各族倾慕中国文明，纷纷来中国经商、学习、居住，有的还进入了朝廷做官，比如唐朝时的日本人晁衡。唐朝之大国之气，盈盛天地，大概就是那时候有了“天朝”的说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跟着国力，跟着其他民族的膜拜，达到了一个高峰期。两宋时，战力逊于唐朝，经济繁荣程度却过之，在战场上拼不过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可宋人就是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蛮夷，是野蛮人，而事实上契丹人、党项人、女真人建立的辽、西夏、金，都是实行类似宋朝的制度，学习着宋朝的文化。唐诗宋词以及各类文献中，充斥着藐视异族、抬高自身的诗句与记载。今天看来，无疑是狭隘的、言过其实的，但在当时，却为当权者所喜，为普通人所悦。当蒙古人的元帝国征服中国后，实行民族等级制度，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西夏、回回等西北各少数族以及外国人），三等汉人（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和女真、契丹等族人），四等南人（原南宋臣民），最低两等级的汉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蒙古人是蛮夷，内心里鄙视之。汉民族积蓄的蔑视与仇恨在元帝国末期爆发了，让这个当时在地球上最强大的帝国瞬间崩解，遁回大漠。第二个成功征服中国的少数族——满族，吸取了元帝国不足百年的教训，其统治者与上层主动迎合中国文化，敬儒尊孔，倡导理学，大办科举，兼杂着弄点“文字狱”，搞得有声有色。到了清朝后期时，除了先天的特权、地位外，满人与汉人已没有多少区别。这个民族被同化了。而回到故乡的蒙古人，远离了中原，反而保持了自身更多的民族性。在明清以前，当中国在东方独大时，中国人或华夏族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航海时代的到来和西方殖民者的侵扰，让一部分中国人渐渐睁开了双眼。清朝后期，鸦片和枪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人不等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游牧、游猎民族，他们不是抢了就跑，不是仅靠火力强劲，还有精巧的机器，先进的工厂，性能优越的产品，以及更优良的制度。洋务派、维新派等开始尝试学习西方的技术或制度，但更多的是保守派，还在大谈天朝体统，斥责西方的科技为“奇巧淫技”，竟叫嚣“仁义救国”、“礼教救国”，对学习西方者，痛骂其丧心病狂，崇洋卖国。乃至清朝都亡了，还有一大堆的遗老遗少，拖着帝国的旧辫子，摇摇晃晃，蹒蹒跚跚地走进新时代。自恋的羽毛

地域疆土就是帝国的骨架，这个骨架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的人口承载量、财富的容量。国小地狭，往往人口少、财富总量少。但也有例外，如现代日本。但光是地大域广也未必有用，还要看它的气候、雨水等环境因素。滚烫的沙漠或冰天雪地，寸草不生——那是长期被人们遗弃的孤儿。但这种情况不会一成不变，各个国家一旦意识到这下边可能蕴藏着石油、矿藏等资源的重要性后，就会对之“视若珍宝”，“逢地必争”，从而摩擦不断，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物产就是帝国的血肉，它必须依附于骨架上，否则就是一摊死肉。中华帝国疆域宽广，而且气候带丰富，降雨充分、及时，这样的环境下，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几乎各个地区的植物到了这片热土，都能顺利存续繁衍，使得这里成为全球农作物的博物馆，有了这个基础，加之农民的勤奋，导之重农的政策，中华帝国的农业也因此达到了古代时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骨架和血肉连合在一起，构成了帝国的肌体。中华帝国宽广富饶的疆土，滋养万物，使中国成为财帛丰盛、物尽其有的富甲之地，曾一度成为周边各国人趋之若鹜的天堂。中华帝国这副华丽辉煌的肌体，艳压群芳，在古代历史上长期为各族垂涎三尺，钦慕思念。

越是美丽的鸟儿，越是珍惜自己的羽毛。

中华帝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土地与财富，并用各种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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