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必知的外国文学经典(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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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必知的外国文学经典(下册)试读：

出版缘起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在各个领域创作出惊世之作的伟人，他们所留下的一份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既没有时空界限，也没有地域之分，像星斗辉煌于当时，也像阳光灿烂于今天。在人类历史上，他们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但也是值得关注、值得崇拜、值得追随的一批人。他们用真理的力量统治我们的头脑，他们所留下的杰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这些人，我们称之为“大师”，这些伟大的作品，我们称之为“经典”。

人类文明史的一页页是由许多大师承接起来的。莎士比亚、贝多芬、达尔文、凡·高、弗洛伊德、甘地、毕加索、海明威、钱钟书……每个名字都如雷贯耳，都代表着一个知识领域的高峰，正是他们不同凡响的创造，成就了人类文化的鸿篇巨制。有人说，“阅读大师经典之作，读懂读不懂都有收获”。尽管很多大师与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却时刻伴随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遥远而又亲近。每一位大师都是一座丰碑，他们是精神的引领者和行为的楷模。阅读他们的经典之作，可以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刻而非肤浅，可以使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读书可以经世致用，也可以修身怡心，而阅读经典、了解大师，是人生修养所应追求的一种境界。千百年来，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影响了无数人。然而行色匆匆，为事业、生活忙碌奔波的现代人，几乎没有闲暇静下心来解读这些大师们给予我们的忠告和教诲，我们难以感受到伟大作品的力量。更为遗憾的是，伟大的作品又常常晦涩难懂，一些只有专业人士才肯翻阅的书籍令很多人望而却步，甚至敬而远之。在一切讲求快节奏的今天，每个人都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知识，为了帮助广大朋友寻找到一种最省时、最有效的方式，去阅读那些经典著作，我们跨越时空地域的界限，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采撷菁华，在参考诸多名家推荐的必读书目的基础上，组织数十位中青年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青少年必知的经典系列》丛书。本丛书从国学、西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诗歌、名人传记、谋略、修身处世、心理励志、科普、管理、经济、投资、电影、美术、音乐16个领域中各选取了几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大师，着重介绍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路标，了解并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必将给每一位读者以智慧的启迪。

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真正的经典都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指引我们如何为人处世。站在大师的肩上，我们能够看得更远；沿着他们开拓的道路，我们能够前进得更快。本丛书用最浅显的文字诠释大师们的深邃思想，用最易懂的字句传递原著中绞尽脑汁才能读懂的理论，以最简洁的话语阐述伟大作品的精华，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汲取大师身上沉淀出的宝贵经验与智慧，走进一个神圣的精神殿堂。

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大师经典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停留在某个时代，而是穿越时空渗透到我们的灵魂中。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曾经说过：“一滴墨水可以引发千万人的思考，一本好书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的确，读书对于一个人的文化水平高低、知识多少、志向大小、修养好坏、品行优劣、情趣雅俗，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精心编写的这套《青少年必知的经典系列》丛书品位高雅，内容丰富，设计、装帧精美、时尚，不仅具有较高的阅读欣赏价值，还可以收藏，或作为礼物馈赠亲朋好友，是一套能让读者从中获益良多的读物。

一本好书是一个由优美语言与闪光思想所构成的独特世界，选择一本好书，不仅可以品味一时，更可以受益一生。★德国资产阶级的“灵魂史”★20世纪影响中国的百部中外文学名著之一★一部使整个欧洲都感到与自己有关的“欧洲的小说”★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布登勃洛克一家

托马斯·曼26岁时出版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奠定了他在德国乃至欧洲文坛上的地位。小说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再现了德国中产阶级的时代，从它的副标题“一个家庭的没落”即可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所要表达的主题。1929年，托马斯·曼凭借这部小说“日益被公认为当代文学中经典作品之一”而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布登勃洛克一家》“这部气势磅礴的写实小说是德国最早的、也是最突出的作品，即使拿来和上述欧洲各国的名家相比，也毫无逊色”。到1975年为止，它已经被翻译成30种文字，是一部有着世界影响的经典名著。年轻的托马斯·曼于22岁开始着手创作、25岁完稿、26岁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被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灵魂史”，是一部“使整个欧洲都感到与自己有关”的“欧洲的小说”。

1835年10月的一天，布登勃洛克一家和许多朋友聚集在孟街老宅庆祝乔迁之喜。客人散尽之后，布登勃洛克参议递给父亲老约翰一封要求遗产的信。写信人是老约翰前妻所生儿子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由于他和一个门第悬殊的女子结婚，被逐出了家门。参议的婚事完全由老约翰做主，他娶了一位富豪家的女儿，婚后有了四个孩子：托马斯、安冬妮、克利斯蒂安和克拉拉。

六年后，布登勃洛克老太太去世了，不久，父亲老约翰把布登勃洛克公司交给了布登勃洛克参议继承。没过多久，老约翰也去世了。但是直到咽气，他也没提到长子高特霍尔德。

托马斯18岁就到公司里做事，他工作勤奋热情。他的妹妹安冬妮为了家族的利益嫁给了她并不喜欢的格仑利希。结果刚刚结婚4年，格仑利希就破产了。原来，格仑利希在向安冬妮求婚时就已经濒临破产，他为了得到安冬妮的陪嫁资产而骗取了安冬妮父母的欢心。现在，参议不愿帮助格仑利希，安冬妮和他离婚了。她带着女儿伊瑞卡搬回了孟街老宅。次子克利斯蒂安也走上了商人的道路，但参议对他不抱太大希望。华文精选不识愁苦滋味的人终生是幼稚的赤子。死亡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用几个贫乏的、煞有介事的字说出来的……死亡是一种幸福，是非常深邃的幸福……是在痛苦不堪的徘徊踯躅后踏上归途，是严重错误的纠正，是从难以忍受的枷锁桎梏中得到解放。白日精心于事务，但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

1855年，布登勃洛克参议去世了。他的大儿子托马斯成了公司的老板，克利斯蒂安也回到公司工作了。托马斯将参议的头衔让给了高特霍尔德伯父，受到人们的赞扬。由于托马斯聪明能干，公司出现了活泼进取的精神。克利斯蒂安开始时工作很努力，但是没几天，他就懒散了，甚至整个下午不上班。1856年，高特霍尔德参议去世了，参议的头衔又归到托马斯头上。

一个叫蒂布修斯的牧师和克拉拉好了起来。参议夫人得知蒂布修斯家境很好，所以对蒂布修斯的求婚感到由衷地高兴。托马斯也娶了一个盖尔达·阿尔诺德逊小姐，她的父亲是位百万富翁。我们只对很少几个人能表示毫无保留的钦佩，托马斯·曼是其中之一。如同在生活中一样，在他作品中也没有任何放弃……托马斯·曼总是令人信服地站在精神的一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法国著名作家 安德烈·纪德

随着时间的推移，托马斯和克利斯蒂安的关系日渐恶化，最终决裂了。克利斯蒂安带着他应得的5万马克离开了家。

安冬妮在慕尼黑游玩时认识的商人佩尔曼内德来到孟街拜访老参议夫人，他来向安冬妮求婚。托马斯了解到佩尔曼内德经济状况很好，就告知了母亲，同意了这门亲事。而安冬妮婚后发现丈夫是个不思进取的男人，她的第二个孩子也夭折了。当她发现佩尔曼内德勾引女仆的时候，毅然决定和他离婚，带着伊瑞卡回到了家。

1861年，托马斯的儿子汉诺出生了，全家人都沉浸在喜悦中。他们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洗礼宴。克利斯蒂安也来了，他维持不了生活，母亲答应给他一笔钱。托马斯对他很冷漠。

两年后，托马斯竞选上了议员，繁忙的公务损害了他的健康。他买了一大块地皮，建造了新房。可生意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克拉拉得重病去世了。

安冬妮的女儿伊瑞卡已经20岁了，她嫁给了年近40岁的保险公司经理胡果·威恩申克。他是个收入颇丰的人。伊瑞卡生下了女儿小伊丽莎白。

1868年7月7日是布登勃洛克公司的百年纪念日，那天，全城都在欢庆。可中午，托马斯却接到一份电报。他刚以低价购买的一块庄稼遭遇了冰雹。这时，威恩申克保险公司也由于欺诈而被控告，最后威恩申克被判处三年半徒刑。《布登勃洛克一家》英文版封面

这一年秋天，老参议夫人病逝了。托马斯、克利斯蒂安和安冬妮开始分家产，因意见不统一结果不欢而散。托马斯把孟街老宅卖给了暴发户哈根施特罗姆参议。

汉诺渐渐长大了，他的学习并不好，对经商也没有兴趣。1873年，威恩申克出狱后就失踪了。

托马斯的妻子盖尔达和年轻的少尉关系暧昧，托马斯却衰老了。1875年，托马斯去世了。去世前，他宣布公司要歇业。虽然公司结束了，但安冬妮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小约翰身上。盖尔达把现在的住宅卖掉了，搬到城外住。克利斯蒂安住进了一家精神病院。

盖尔达决定离开布登勃洛克家了，安冬妮感到十分痛心。盖尔达走之前，将家庭大事簿交给安冬妮保存。《布登勃洛克一家》给年仅26岁的托马斯·曼带来了世界声誉，这是其早期创作的顶峰，布登勃洛克一家整整5代人，半个世纪的叙述时间，被拉长到600多页，读来却一点也不觉冗长。缓慢的节奏与交错的细节，加上疏密有致的布局，关键情节的叙述真实自然，这得益于其优秀的架构能力与丰富的铺垫。这位年轻作家向人们展示了他控制叙述节奏的才华，几个主要人物被描写得活灵活现，个性突出。一个由盛而衰的商业家族，消失在无可挽回的命运中。一面德国中产阶级生活的镜子《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中产阶级的小说，因为它特别把20世纪描写成一个中产阶级的时代。它把一个社会刻画得既没有崇高得令人目眩，也不至于卑微得让人纳闷。这些中产阶级的人喜欢一种充满智慧的、发人深省的、精巧敏锐的分析与创造；而本书对这些现象所作的冷静、成熟和高雅的反映形成了它史诗性的趣味。小说中许多人物是以作家的亲友为模特的，有着浓重的自传性质。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小说通过一代又一代典型人物的更迭和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勾画了一幅巨大的德国社会生活画面，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发展的两个重大阶段及其历史演变过程，揭露了这个社会的没落与腐朽。高特霍尔德·布登勃洛克要求平分房产，三个儿女相互嫉妒，安冬妮婚事计划的失算，浪荡子克利斯蒂安的挥霍……这种种丑恶的没落迹象正是倾轧投机的商业风气和腐化堕落的社会道德在布登勃洛克家庭内部的反映。对于这些社会现象，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某些成员并不理解其所以然，他们拼命挣扎，也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值得指出的是，在表现布登勃洛克和哈根施特罗姆的冲突时，读者能明显感到，虽然哈根施特罗姆的崛起和竞争是造成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商业衰退的一个原因，但导致这个家庭衰亡的更重要原因在于道德和灵魂方面。托马斯和安冬妮为了家族和经济上的利益而背弃爱情，克利斯蒂安的颓废和堕落，安冬妮的两次婚变，她女婿的犯罪入狱，托马斯的儿子汉诺精神和肉体的衰弱，还有其他一些情节，都表明这个家庭道德上的危机和解体。商业上的失利反过来加深了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引发了道德上的衰退和心理上的脆弱，这与上面的危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经济上的破产和第四代汉诺的死亡。此外，作者还通过一些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描写，揭露、批判了封建贵族、基督教会和德意志帝国的教育制度。

与许多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托马斯·曼笔下的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同生活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大商人家庭的产物，同时他们又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体现出同一个阶级的不同时代印记，因此显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老约翰的思想带着明显的普鲁士精神的色彩。小约翰比父亲更有棱角，更严峻，也更精明。而托马斯还在幼小的时候，就被认为是“商人”的材料。小约翰死后，他挑起全副担子。这时，正是布登勃洛克一家由盛而衰之际。但是由于托马斯的进取精神、讨人喜欢的殷勤态度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们公司多年来的声誉得以保持和发扬。他感情的激昂和振奋，心境的忧虑和沮丧，都是和家庭的利益直接关联的。他以全副精力投入经商活动，凡事以家业为重。他比祖父和父亲更有魄力，在经营上既能进取又很稳健。然而，作品主题思想的深刻性正表现在这里，像托马斯这样精明能干的商人，发家致富的思想渗透到每个细胞里，还是挽救不了名门望族没落的命运。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从信心十足到幻想破灭，深刻地表现布登勃洛克一家没落的历史命运。汉诺是布登勃洛克家的末代子孙，他的悲剧在于社会环境与个人志趣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从小气质敏感，秉性懦弱，不适合也不喜欢这种明争暗斗的商业生活，除了沉湎于音乐，陶醉于艺术之外，对经营商业毫无兴趣。至于汉诺的死因，与其说是生理上的羸弱，不如说是社会环境窒息了他的生命。（《欧美现代文学史》）日神的悲歌

作为布氏一家的第三代，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是作者托马斯·曼寄予同情心的一个人物。他从外表到生活环境与托马斯·曼自己的父亲十分相似，只不过人物表现的是作家本人的心灵体验。这是位正直的市民，面对困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他来讲，不存在与人分担的痛苦，也不存在与人分享的幸福。他靠坚毅傲立于世。他无法理解妻子盖尔达喜欢音乐的天性，目光疑虑地注视着儿子汉诺由此变得娇弱的性格。盖尔达似乎把这个理智的商人家庭的法定继承人带入扰乱人心的艺术氛围。那么，这个自我封闭、心事重重的托马斯生活中的对话伙伴在何处？谁能帮助他与没落的趋势抗争？他打开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让他认识到，生命从根本上来讲是痛苦，来世一遭原本没有价值。哲学把他引出个体困惑的牢狱，让他以超脱的姿态看待生存的被动性。他变得知足而满意。但是好景不长，沉闷的日常生活再次给这种幸福感罩上阴影。

从托马斯·曼本人的传记中可知，《布登勃洛克一家》正是渗透了他青年时代对叔本华哲学的迷恋。他曾经“一连几天地躺在一张式样别致的长椅式沙发中”阅读叔本华的书。他还写道：“这真是一种幸福，我不用把现实这样一种感觉藏在心里，一个证实它、答谢它的美好希望就在眼前，文学的寓所已经存在。因为，离我沙发两步远的地方，极其繁冗的手稿摊开在那儿，故事正好发展到该让托马斯·布登勃洛克死去的地步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掺和着尼采阐发的没落心理的确为他提供了艺术升华的机会。针对有人责难，说他这本书“涣散人心”，托马斯·曼反驳道：“难道只有写酒神的颂歌才算生活的首肯者吗？只要是好书，即使是反对人生的，也不失为一种人生的诱惑。”华文精选啊，希望啊，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应该是希望，而不是现实。尽管希望是多么虚幻，至少它能领导我们从一条愉快的道路走完人生的旅途。我们市民阶层，我们这些一向被看作第三阶级的人，只要求一种建立功勋的贵族存在，我们不承认那些懒汉贵族，我们反对目前这种阶级等级的划分……我们要求一切人都自由平等，没有人隶属于别人的，大家都只受法律的管辖！

小说结尾部分讲汉诺，一个具有艺术禀赋的男孩的故事。由此，艺术家题材被织入一个没落家庭的编年史。这会打破小说预设的框架吗？换句话问，作家真的在艺术家身上看到了蜕化的结果和颓废的象征？毫无疑问，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代比一代更加浮躁、神经质和堕落。小汉诺在生理上无法胜任存在的要求，最后死于他无法抵御的伤寒。这也许就是一种寓意。但是，生理的衰弱带来心理体验的扩展。在汉诺身上，富裕市民终于成了一位感觉敏锐的艺术家。他在世俗生活中是失败者，但他所具有的内在丰富性建立了通向人道主义的桥梁。这是托马斯·曼的一大发现。他曾在别的场合也说过：没落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高尚、深沉、崇高；它无须同死亡和终结有任何关系，相反它可能是生命的升华、提高和完善”。正是基于对颓废概念的这样一种新的解释，他为我们留下了包括《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内的一系列传世佳作。《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年正式出版。一年之前，德国航空界的先驱齐柏林伯爵驾驶飞艇作了首次飞行；德国重工业发展迅猛；来自殖民地的钱则不断涌入。一切生机勃勃，前景看好。现实生活中的市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自信。但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位作家以讥嘲的口吻，讽刺的笔锋，描写了一个汉萨商人世家的没落，市民阶级的精神危机和传统文化的分崩离析。小说发表约15年后，情况果真发生了。虚构的故事获得了预言般的意义。（卫茂平）托马斯·曼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著述颇多，始终以进步的人道主义者的目光关注着现实社会的发展。1875年6月6日，托马斯·曼出生于德国北部卢卑克市。父亲是经营谷物的巨商，并任本市税收事务的参议；母亲出托马斯·曼（1875～1955）生在巴西，有着葡萄牙血统，喜欢幻想，爱好艺术。1891年，父亲去世，商号倒闭。第二年，举家迁往慕尼黑定居。1893年，他中学毕业后，曾在慕尼黑一家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期间创作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堕落》（1894）。1895至1896年，他在慕尼黑高等工业学校旁听历史、文学史和经济学等课程，同时为哥哥亨利希·曼主编的《二十世纪德意志艺术及福利之页》审稿并写作书评。1896至1898年去意大利。1898年回到慕尼黑，在杂志社任编辑。同年，他出版了中篇小说集《矮个先生弗里德曼》。1901年以《布登勃洛克一家》成名。1903年，他发表小说集《特里斯坦》，其中包括他的中篇代表作《托尼奥·克勒格尔》。此后还陆续发表了讽刺小说《王爷殿下》（1909）、《在威尼斯之死》（1912），还有三幕剧本《菲奥仓察》（1906）。

一战爆发后，托马斯·曼从维护“德意志精神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为德帝国主义参战辩护。但是后来，他认识到哥哥是在为民主、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战，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1929年，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20世纪30年代后，托马斯·曼感到法西斯的威胁，他于1930年作了题为《德意志的致词——对理性的呼吁》的演说，遭到纳粹分子的威胁。接着，他又发表了反法西斯的中篇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托马斯·曼被迫流亡。

1935年，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1936年，纳粹政府剥夺了他的国籍，捷克政府立即给予他捷克国籍。从1933年到1938年，他在瑞士流亡期间完成了长篇巨著《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四部曲中的前三部：《雅各的故事》、《约瑟的青年时代》和《约瑟在埃及》。1937至1938年，他主编了杂志《尺度和价值》。1938年，他迁居美国，被聘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39年发表了小说《绿蒂在魏玛》。1940年开始直接参加反法西斯宣传。1942年被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德国文学顾问。1944年取得美国国籍。

1947年，托马斯·曼描写德意志命运的小说《浮士德博士》完稿，这本书反映了德国走向法西斯这一历史悲剧。

1949年，他在法兰克福和魏玛发表演讲，纪念歌德诞生200周年。1952年，他离开美国。1955年，他在斯图加特和魏玛发表题为《试论席勒》的演讲，纪念席勒逝世150周年。他始终维护德国统一，反对分裂。

1955年8月12日，托马斯·曼逝世于苏黎世。

托马斯·曼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魔山》（1924）和《被挑选者》（1951），中篇小说《受骗的女人》（1953）以及一些文艺评论、自传、政论等。《魔山》是托马斯·曼创作的另一部经典之作，是德国传统的教育小说，甚至被认为比《布登勃洛克一家》影响深远。在这部以1904年至1914年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中，作者讨论了“非政治性的人类自我反省”，不仅探讨了主人公汉斯精神发展的过程，也谈到了德国人民生活即将崩溃的危机。

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也是一位重要的德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二战期间曾经和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一起反对法西斯。他在巴黎曾任“德国人民阵线”主席，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战后被选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艺术科学院主席，并获得国家一等奖金。

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臣仆》是一篇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小说主人公狄德利希·赫斯林是造纸厂老板的儿子，他自幼欺软怕硬，胆小如鼠又残忍成性。他既是一个暴君又是一个奴才，正是帝国主义时期德国资产阶级忠诚的“臣仆”形象。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还在于作者继海涅和维尔特之后第一个直接触及被现代德国文学所回避的关于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题材，这使作家的现实主义放射出特殊的光彩。★一部震撼心灵的旷世杰作★激情主义小说的典范★茨威格中篇小说的代表作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在她18岁那年，她放弃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坚决地回到维也纳，在一家服装店做职员，仅仅为了委身于他。她每天都在他的寓所附近等待他，希望他能认出她来。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他每天都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终于有一天，他注意到了她，虽然他并没有认出她来。他约她一起吃饭，然后带她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她深知他喜欢轻松自在的生活，不愿承担责任，因此，她不仅没泄漏自己的秘密而且极力掩饰了一个处女的羞怯与踌躇。在她与他度过了三个良宵之后，他离开了。他不会知道在这之后，她忍受着精神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痛苦，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她又不得不卖身为娼。但是她从未告诉他这些，她不愿让他猜疑、让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感到有负担，她勇敢地把这一切承担下来了，她仅仅在他的生日的时候为他送上一束白玫瑰。她为了能随时听他的召唤，拒绝了有钱有势真心爱她的求婚者。她等待的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但让她失望的是，他仍旧没有将她认出来。他把她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妓女，尽管她一次次暗示着他，但他始终没有认出她是谁。而更让她伤心的是，他竟然付钱给她。

在她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的儿子因为患流感而死去了，她也濒临死亡。她在信的末尾请求作家在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买些玫瑰来插在花瓶里。作家看完了信，他仍没有回忆起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只是，他书桌上的花瓶第一次在他生日的时候是空的。

茨威格的小说可以称之为“激情主义”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典型地代表了茨威格小说的特色，是其小说中的经典杰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激情之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既是对一个献身于爱情的被损害的妇人的深情的歌颂、沉痛的叹惋，又是对一个亵渎感情玩弄异性的所谓“体面人”致命的鞭笞、辛辣的讽刺。两者相反相成，激起读者的无限同情和无比愤怒。

就前者言，可以说作者把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爱情升华到一个诗意的境界，爱情使那陷入了情网的女孩子变得极为纯洁、坚强、聪敏。这爱情之所以动人，首先在于它是无私的，只知道奉献，不知道索取，她的心完全放在了爱的对象身上，关于个人的一切考虑便统统排斥了。她并非不清楚这种疯狂的爱对她的未来意味着什么，问题在于明明知道它带来的只有厄运然而仍义无反顾。她始终谦卑地、固执地爱着，或者毋宁说：奉献着！少女时代是这样，青春时代是这样，做了母亲以后还是这样，即使在决定放弃生命之前仍然是这样！这种始终不渝、甚至不要回报的爱实在是卓绝的。为了那几个销魂的夜晚，她倾其所有毫不吝惜地付出一切：青春、美貌、才华、家庭、婚姻甚至生命。女主人公短暂的一生是苦恋的一生，追求和不幸就是其生命的主旋律。然而她以自己的真诚、感情的专一与洁白无瑕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人性上的至精至纯，她可与日月同辉的精神品格使那些猥亵的轻浮之辈显得何其渺小可怜！茨威格有一种力量，一种也许是从他所崇敬的弗洛伊德那里借来的力量，逼使你把自己的内心面貌同小说的主人翁面对面的对照。——著名学者 钱定平茨威格和他的小说是当代文学领域里对心理学的研究和表现最为深刻和透彻的。——文学评论家 华克·米谢尔斯

就后者言，可以说作者把人类最卑下的行为之一——玩弄爱情——刻画到了某种漫画般的地步。一个半生都在苦苦追求他、费尽心思要引起他的注意、并且在他的怀抱里度过好几个夜晚又为他生了儿子的情人，大庭广众下居然从未认出过，甚至连个确切的印象都没有留下来。问题在于，他需要女人但是并不爱女人，就像他要享受生活却并不认真对待生活一样。她对于他，也不过“萍水相逢、时过境迁的无名女子”而已，同属于走马灯般进出于其生活的所有那些风流娇娆。这是污秽对圣洁的亵渎，是兽性对弱质的蹂躏。女主人公爱得越是真挚、热烈，那游戏人生者就越发显得猥琐、卑下，二者对照所形成的落差也就越大，从而这个悲惨的故事所产生的悲剧性也就越浓烈。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茨威格对那些践踏人格、轻慢人类感情的“正人君子”们是轻蔑而且愤怒的，他使他们的灵魂显出原形，使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精神品格变得分文不值。与此同时，他以深刻的理解和温存，关心人的命运，怜悯人的孤独，珍重人的性爱；他敬佩人类天性中所蕴藏的那种不可磨灭的爱的精神，相信它正是组成伟大人性的本质因素或永恒部分。确实，小说的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曲对于人性中至精至诚的深情颂歌，它越是遭遇乖《茨威格小说选》英文版封面蹇，也就越引起人的共鸣，越显出它的价值和迷人的光辉。

从艺术的角度讲，小说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对于激情的强化处理。对塑造人物来说，激情具有深刻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如何运用这种手段却因人而异。在茨威格那里，激情似乎是组成其人物个性的首要因素，因此赋予它的地位也好像格外重要。小说所描写的这个不知姓名的陌生女子，从少年到青年，仿佛神鬼拨弄一般，像失去理智似地不能自已，不计后果，毫无怨言地热爱着那一向把爱情作为消遣的作家，忠心耿耿，连他扔掉的烟头也视为圣物，暗中以身相许，并且最终为他献出了生命。这种不可思议的献身行动，从心理学的角度说正是某种激情驱使的结果。在这里，激情使得女主人公的爱情圣化了而放射出逼人的光辉；然而，当这伟大的爱的激情横遭轻侮、崇高的感情为卑下的情欲而牺牲了的时候，一种使得灵魂震颤的东西就产生了。可见，在激情当中，人最有可能表现出他的悲剧性，它确能赋予作品以某种销魂的力量，这从茨威格的小说中可以真切地感觉到。（王化学）茨威格的女性情结

茨威格在他的笔下塑造了众多的人物，最多的还是女性角色。

茨威格笔下的女性是柔情多感的，她们心中向往着美丽的爱情，但却总是阴差阳错，事与愿违。在她们的心灵中，那段瞬间发生的感情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疼痛。同样，茨威格用神来之笔，把小说中人物的痛楚，狠心地移植到了读者的心中，令他们为那些虚构的人物，欷歔低回，历久难忘。

茨威格的情感故事中，深含着人类永恒的、含蓄的、高贵的情愫。他描写的女人，都有着一份善良的心地，执著的追求。她们一心仰慕的，是心中认定的高尚的东西，她们愿意用一生的痴情去守护心中的偶像。哪怕那偶像是冷漠的、半真半假甚至是虚伪的。茨威格笔下的女性就是这样可爱、可怜，有着不可思议的痴迷。这些女性总是被沦于“多情却被无情恼”的境地。也正因其如此，她们才有着抓人的魅力。

茨威格借助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的命运，表达了他个人身处乱世，理想不得实现，而变得虚幻无助的茫然。（刘宏伟）《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只忧郁的苹果

一、全部关于爱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苹果的问题。

我有一个苹果，如果我给了你，我就失去了这个苹果。如果你也有一只苹果，我们交换之后，我还是只有一只苹果。如果我们把爱情看成是手中的苹果，能够给予和交换、拥有和放弃，也就是说，如果爱情是我们可以拥有的一只苹果，那么这只苹果一定是忧郁的。因为没有苹果的时候我们渴望苹果，有了苹果的时候我们担心失去苹果，失去苹果时我们觉得被苹果抛弃——整个过程中，没有我们，只有忧郁的苹果和苹果的忧郁。华文精选你，你从来都没有认出我，你从我身边走过像是从一条河边走过，你踩在我身上如同踩着一块石头，你总是走啊，不停地走，却让我在等待中消磨一生。他觉得，仿佛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打开了，股股穿堂冷风从另一世界嗖嗖吹进他安静的屋子。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的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二、“陌生女人”的来信叙说的是她的爱情故事。

他被她爱了一生，可是他甚至从来没有认识过她。她始终只是他一生艳遇中平凡的一次，并不因为她的巨大付出而曾经得到过任何特殊的地位。

三、这样的爱真实吗？

还好茨威格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传记，并因此获得了特殊的权利：极端。这是一个极端的故事，无所不用其极。或许是因为，只有极端的情况，才能够光照出人性中某些深沉的因素，才能向我们揭示某些隐藏的真理。不应该用真实来衡量这样的小说，因为这样的小说从来没有试图去虚构。同样从极端的意义上讲，茨威格并不能够虚构任何并不存在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偶然会发现它、会被它充溢，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情感看做是那只忧郁的苹果，所以我们无法认识这个“陌生女人”。我们被一封长信、被一腔温柔的情感、被一股执著16年的热情团团围住，我们被她曲折的一生所感动：我们为她的欣喜而欣喜、为她的悲伤而悲伤。

四、她为他付出的是那么巨大，如果她为他的付出是一只苹果的话。

她从13岁开始爱他，难以自拔。只有她的死亡才让她寄出了陌生女人的来信，并最终向他揭示了这个爱情故事。

他从来没有给过她什么，除了他的眼光，可是“这种眼光在你身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怀有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你的眼光便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起来”；除了她终于争取到的三个共度的夜晚，可是“不过是几百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除了多年后以买欢出现的重聚，可是他“却为了这一夜付钱给我！我对你来说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夜总会的一个妓女而已”。他还给了她一个孩子，曾经那是她的全部希望所在，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开我走了，一去永不复回”。

五、陌生女人爱了一生，她扔掉了忧郁的苹果，并因此富有。你呢？

其实，全部关于爱的问题，可以归结为苹果的问题。（佚名）斯蒂芬·茨威格是现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一位蜚声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的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于1881年11月28日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庭。茨威格自幼就深受维也纳浓厚的文化氛围的熏陶，而富裕的家境又为他的学习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在读中学时就对里尔克的诗歌和尼采的哲学产生兴趣，16岁，他在维也纳著名的《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他最早的诗歌。1899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专业学习，不久就前往柏林，结识了许多现代派的文人及社会各阶层人物，这使他开阔了茨威格（1881～1942）视野。大学学习期间，他进行了阅读和写作。他的早期创作受当时流行的唯美主义影响，注重形式，有象征主义倾向，如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等。1904年大学毕业后，他任《新自由报》的编辑。后来开始游历世界，先后到了巴黎、伦敦、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1904年，茨威格出版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时，写作还不成熟。而1911年，他的第二部小说集《最初的经历》，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儿童的内心世界，并通过孩子的眼睛揭示了成人世界的虚伪丑恶，出版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好评。

茨威格始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发表了反战剧本《耶利米》（1917），并且到瑞士与罗曼·罗兰等人一起从事和平运动。战争结束后，他又返回奥地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茨威格写作的高峰期，他的中短篇小说集《马来狂人》（1922）和《感情的迷惘》（1927）都获得了成功。其中包括了许多有影响的小说，如《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而且，他完成了大量传记作品，如写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三大师》（1920）、写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的传记《与精灵的搏斗》（1925）、写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传记《三位文豪的生平》（1928）、写奥地利医生默斯默尔、“基督科学”的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和精神分析学派鼻祖弗洛伊德的传记《精神疗法》（1931），还有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名人传记《玛丽·斯图亚特》（1935）等，是一位卓越的传记作家。

1928年，茨威格应邀到苏联参加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并见到了高尔基。1933年法西斯上台，茨威格作为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他的书籍被查禁，他的家被搜查。1934年，茨威格被迫流亡国外，到了英国伦敦，后来又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他一方面忍受着失去故土的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坚持创作。他写了一些强烈抗议法西斯主义的作品，如《卡斯泰洛反对加尔文》（1936）。1937年出版散文选集《邂逅集》，到巴西后专心写作了长篇回忆录《昨天的世界》（1942），记录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及欧洲的生活和社会风貌，饱含着作者的切身感受。完成于1941年的《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最后一部中篇小说。

1942年2月22日，失去了祖国的茨威格对生命绝望了。他与妻子在寓所内双双服毒自杀。巴西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茨威格的一生著述极丰，从诗歌、戏剧到小说、散文、传记，无不涉及，而且在世界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他曾经把因为写作而获得的巨大声望和成就比喻为一个来敲门的客人，而且这位客人来了之后一直没有走。《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是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女主人公因为丈夫的去世而空虚、寂寞。一次，受某种神奇力量的迷惑，在短短的24小时内，她为了拯救一个在赌场上绝望了的男子并赢得他的爱，用尽一个女人的所有心思、力量并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她甚至想到不顾一切地与他私奔。然而最后得到的却是内心世界的毁灭。

埃利希·马里亚·雷马克和茨威格属于同时代的著名德语小说家，也是20世纪“战争文学”的杰出代表。《西线无战事》是雷马克的成名作。小说采用了自传体的形式。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和同班同学在校长沙文主义宣传的煽动下到前线当了志愿兵。然而战争的野蛮残酷使他们感到恐惧，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去杀人。战争给他们的内心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痕。他们越来越感到战争的无意义和非人道性，而他们却为之献身。另一方面，他们在战争中的深厚友谊表现了人性的真善美。雷马克通过对几个年轻人的遭遇的描写，表现了战争对人的毁灭的悲剧，揭露了战争的罪恶。《西线无战事》畅销全球，总发行量达到500万册之多，被誉为“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雷马克也因此赢得了世界声誉，成为20世纪最有成就的小说家之一。★普希金散文体作品的最佳篇目之一★我国最早翻译的一部俄国文学作品★文学史上的一首“天鹅之歌”★一部“着眼过去，说明现在，预示未来”的小说

上尉的女儿

普希金的散文体小说《上尉的女儿》是一部著名的历史爱情小说，是一部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统治阶级的史学家和文人，总是把农民起义描绘为烧杀抢掠，把起义将领描述得面目狰狞。而在普希金的笔下，普加乔夫不但外形英俊、威武，而且充满人性和同情心。他毫不犹豫地镇压那些顽固抗拒起义军的沙皇军官，但却知恩图报，扶持孤弱。他不但作战英勇，而且才思敏捷，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作者在作品中再现了农民起义的宏伟运动，并成功塑造了农民运动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开启了19世纪俄国文学关注农民问题的传统。同时，《上尉的女儿》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一本俄国文学作品，对中国新文学影响深远。普希金是俄国最负盛名的大诗人，但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的中篇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是一部“着眼过去，说明现在，预示未来”（别林斯基语）的小说。普希金在俄国历史上最反动、最黑暗的沙皇尼古拉一世血腥统治的时期，创作了这部反映18世纪普加乔夫农民起义的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的杰作，可见普希金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和非凡勇气。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就曾把《上尉的女儿》看作是普希金散文作品的最佳篇目之一，并认为“似乎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使我这样赞美过”。

小说主人公贵族青年格利尼奥夫奉父亲之命到奥伦堡服役，他和忠实的仆人萨维里奇在途中遇到了暴风雪，他们无法辨别方向，迷路了。这时，他们遇到一个流浪汉，流浪汉给他们带路，找到了一家旅店过夜。分别时，格利尼奥夫见流浪汉穿得单薄，就不顾萨维里奇的反对把自己的兔皮袄送给他。流浪汉深表感激：“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典。”到达奥伦堡之后，格利尼奥夫被安排到白山要塞去。在白山要塞，格利尼奥夫爱上了要塞司令米罗诺夫上尉的女儿玛莎。施瓦布林是一个被近卫军除名的军官，他曾经向玛莎求婚却被拒绝，因此怀恨在心。他总对格利尼奥夫用尖刻的语言攻击玛莎。格利尼奥夫为了玛莎的名誉和施瓦布林决斗，结果不幸被刺伤。玛莎被深深感动了，她一步不离地照顾着格利尼奥夫，并承认了对他的爱。不久，普加乔夫率部队发动了起义，攻占要塞，当场绞死了顽抗的要塞司令，刀劈了司令夫人。玛莎变成了一个孤儿。而当格利尼奥夫被吊上绞刑架的时候，他的仆人萨维里奇急忙伏倒在普加乔夫脚下为他求情。普加乔夫认出了他，想起了那件兔皮袄的事情。因为他感念旧情，讲究信义，就放了格利尼奥夫。华文精选而这时，风愈来愈大，那朵小云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浓云，正沉沉地涌起、增多，逐渐布满天空，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而忽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风在呼啸；雪暴来临了。顷刻间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搅在一起。万物都消失不见了。人们认为，彻底揭露罪犯，必须他本人的招供，——这种想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与健全的司法观念完全相抵触，因为，假如说受审者的否认，不能证明他无罪，那么，他的承认，就更不应该成为他有罪的证据。

普加乔夫问格利尼奥夫愿不愿意和他一起干，但格利尼奥夫坚持贵族立场，决意离开了“叛军”。他把玛莎托付给好心的牧师，就去投奔了沙皇统治下的奥伦堡。而这时施瓦布林投靠了普加乔夫，并被任命为要塞的司令。格利尼奥夫到奥伦堡之后，接到了仍然留在白山要塞的玛莎的求救信。原来无耻的施瓦布林强迫牧师把她交出来，并且正迫使玛莎嫁给他。格利尼奥夫立即启程解救玛莎，只有萨维里奇跟随着他。他们在普加乔夫的驻地又见到了普加乔夫。格利尼奥夫告诉普加乔夫施瓦布林的恶行，普加乔夫帮助他救出了玛莎，并祝愿他们夫妻恩爱，格利尼奥夫也对普加乔夫感激万分。格利尼奥夫带着玛莎离开普加乔夫的时候，普加乔夫特意给了他们通行证，格利尼奥夫感到了对普加乔夫的同情和亲近之情。华文精选他们威严的面容，和谐的歌声，凄凉的情调——他们让这支本来就很凄凉的歌子更加凄凉——所有这些以一种诗意的恐惧震撼着我的心。我说不清跟他告别时我的感受如何，人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可怕的人，看作魔鬼，看作恶棍，只除了我一个人。干嘛不说实话？在这一分钟里，一种强烈的同情使我愿意跟他亲近。

战争结束了。普加乔夫全军覆没，他也在被追杀。格利尼奥夫想到普加乔夫对他的恩情，心情十分复杂。而就在他即将回家和玛莎团聚的时候，却因为和普加乔夫的交往而遭到逮捕。玛莎为了心爱的人来到彼得堡请求女皇的宽恕，女皇亲自赦免了格利尼奥夫。后来，普加乔夫被处以死刑。一首文学史上的“天鹅之歌”

世界历史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学的兴盛，往往是诗歌在前，小说在后。这种现象有时表现于一个较短的时期中，而有时则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俄国古代文学在17、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其成就主要在诗歌上。普希金以百川归海之气势，继承了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传统，为俄国诗歌制定了从语言到格律的一整套体系，使之达到美的顶峰。这时，俄国进入需要小说的时代了，于是这位伟大的有历史眼光的文学巨匠又毅然而光荣地承担了创造俄国小说这个重要的任务。普希金晚期这种从诗歌向小说的转移，体现了俄国文学向更为广阔深入的领域进军。高尔基说，俄国散文是从普希金开始的，这话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世界文学史上少有这样的作家：集两个文学时代的成就和伟业于一身。普希金正是这样。了解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认识这一点。19世纪20年代初，普希金透露了他要创作一部“旧式格调的小说”的愿望。那时，他只暗示，它将讲述：“俄国家庭的传统，爱情的迷人的梦，和我们古来的风俗。”1832年普希金为写彼得大帝史，进一步研究俄国历史并开始搜集普加乔夫起义的史料。1833年7月，他获准去喀山、奥伦堡等地作实地调查，同年秋完成了《普加乔夫史》初稿。渐渐地，他把历史、普加乔夫起义和他酝酿中的“旧式格调小说”熔为一炉，铸成了他最后一部杰作——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这部长篇小说的酝酿时间超过了10年。——苏联文艺评论家 赫尔岑

我们应当改变过去的一种印象：似乎普希金只是一位诗人。他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小说家。而且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划时代的小说家。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小说创作以及一生全部创作中最后的一部。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首“天鹅之歌”。《上尉的女儿》结构匀称，布局周密，情节曲折，语言质朴而优美，叙述上更是简洁、明净、清澈、凝练。这部小说为后来的俄国小说定下了格局，树立了典范。难怪果戈理会说，和《上尉的女儿》相比，他的以及他所读到的那些俄国小说都只是“一碗油腻的菜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尉的女儿》的简洁特点。全书不过8万余字，却能全面深入地写出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斗争，而且生动真实地塑造了一系列属于社会各阶层的各有特征的人物形象。作品毫无任何枝蔓，它通体完《上尉的女儿》英文版封面整、匀称。它叙述得简洁而不令人有概略感，反而觉得具体而真实。比如，我们几乎读不到什么有关男女主人公格利尼奥夫与玛莎恋爱过程的描写，然而我们却感到这一对情人的接近和契合是自然而然的。《上尉的女儿》的这种简洁明快的文风，令人当然会想起普希金的诗歌，这实际上是诗歌语言在散文中的运用。俄国小说从开始发展时，便有了这种简洁的根基，难怪后来的屠格涅夫、契诃夫等大师，都拥有简洁的本领。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这些长于写鸿篇巨制的小说大家，在他们对每一个情节事件的具体处理与描述上，也都体现了这种本领。华文精选我既没失去勇气，也未失去希望，我求助于一切受苦者所共用的那个寻求慰藉的方法，生平第一次品尝了祈祷的甜美。这祈祷是出自一颗纯洁的、但又是破碎了的心灵。爱惜衣裳要从新的时候起，爱惜名誉要从幼不时候。我的良心是干净的；我不怕审判。

读这本小说时，请读者留意它的形象体系和人物配置。书名是《上尉的女儿》，但玛莎本人并不是描绘的重点，男主人公格利尼奥夫是情节线索的联结者，但也不是作品中诸多人物形象的核心。这部作品通过他二人的这场奇遇性的恋爱，所要展示和歌颂的是俄罗斯人民。作者在小说中，竭力地描写了一系列普通人的形象。这里有下层军官米罗诺夫上尉，他的妻子瓦西丽莎，女儿玛莎，格利尼奥夫的忠实仆人萨维里奇，那个被人割掉耳朵舌头的老巴什基尔人，以及作者略略写到的普加乔夫叛军和白山要塞中的许多下层群众。主人公格利尼奥夫本人虽是贵族出身，实际上也属于普通人一类。他们都是平凡的俄罗斯人，他们代表着俄罗斯民族，在普希金笔下，他们一个个都是那么的忠厚而善良。当然，在这一系列人民群众形象中，小说所描写的核心人物是普加乔夫。他实际上是作品形象体系的中心，普希金正是为了写他，才写这部作品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普希金在其一生创作中集中注目于俄国历史上的两个人物：彼得大帝和普加乔夫。这从他的全部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也证明了普希金是一个多么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也说明普希金认为普加乔夫这个人物在俄国历史上作用重大。（佚名）俄罗斯人民的颂歌《上尉的女儿》是一部以科学的态度撰写而成的历史小说，全面深入地写出了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斗争，塑造了体现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起义军领袖普加乔夫这一形象。

普希金曾奉沙皇之命编辑有关彼得大帝的史料，在此期间，他被18世纪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事迹所吸引，在研究了相关的档案材料之后撰写了《普加乔夫史》；尼古拉一世为此十分恼火，他认为一个在断头台上结束生命的反叛的庄稼汉无“史”可言，于是普希金违心地将这部作品易名为《普加乔夫叛乱史》。此后，普希金阅读了许多回忆录作品，访问了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老人，亲自参观了发生这些事件的许多地方，1936年完成的《上尉的女儿》正是以这些翔实的材料为基础撰写而成，因而作品的现实主义也就上升到新的高度。普希金是俄罗斯民族文学的缔造者和开路人。在他之前，俄国文学尚处于模仿和学步阶段，没有反映民族生活的巨著，更没有堪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媲美的伟大作家。他在短短的二十年间，站在时代前列，勇敢战斗，辛勤笔耕，创造了一系列典范作品，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外国文学评介》普希金是第一个“感觉到文学是头等重要的民族事业”的作家。在他以前，作家们过分地热心欧洲历史和欧洲题材。在《上尉的女儿》中，普希金用自己的锐利的目光凝视着俄国的现实，用全部注意力倾听俄国前进的脚步。正是由于普希金从俄国社会的生活中取材，用俄国语言创造俄国的典型，反映俄国的气质，描绘俄国的大自然，俄罗斯民族文学才能在世界文坛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俄国著名作家 冈察洛夫

在《上尉的女儿》这部作品中，普加乔夫是一个英俊、聪明、和善、亲切、有理想、有勇气、有抱负的农民起义领袖。他是一个有自己的快乐和哀愁、内心深处埋藏着许许多多幻想、希冀、忧思和痛苦的活生生的人。他认为与其做一个吃死尸的乌鸦生存300年，不如做一个喝活血的老鹰生存33年，由此表现出他那豪迈的俄罗斯性格，而他对民歌的爱好恰恰体现了他的形象的人民性。除了普加乔夫这一形象之外，作者还生动真实地塑造了一系列属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物形象，在男主人公格利尼奥夫身上作者赋予他善良、仁慈、正直、诚实的服务精神等优良品质，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历程也令人感动。正是这些平凡的俄罗斯人代表着俄罗斯民族，《上尉的女儿》可以说是一部俄罗斯人民美好品质的颂歌。

总之，普希金的散文作品语言淳朴而优美，叙述简洁、明净、清澈、凝练，只有伟大诗人普希金才能写出如同他的诗歌一样美丽的优秀散文作品。（佚名）别林斯基说：“直到普希金，才开始了俄罗斯文学，他的诗中跳跃着俄罗斯生活的脉搏。”普希金虽然生命短暂，却以不朽的作品开创了俄罗斯文学，并在俄国文化和文学史上形成了整整一个时代，同时给予世界各国文学以深远的影响。

普希金于1799年6月6日诞生在莫斯科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做过禁卫军军官，崇尚法国文化，母亲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奴”汉尼巴尔的孙女，伯父瓦西里·普希金是一位诗人。普希金从小就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当时的著名作家如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等人和普希金一家交往密切。普希金童年时就和法国家庭教授学习，8岁即普希金（1799～1837）开始用法文写诗。12岁和伯父来到彼得堡，并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学习。1812年的卫国战争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他结识的许多朋友成了后来的十二月革命党人，特别是恰达耶夫对他有很大影响。1814年，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致诗友》。1816年，普希金加入了代表文学新倾向的“阿尔扎马斯社”。1817年，普希金从皇村学校毕业，到彼得堡外交部任职。1819年，他参加与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有联系的文学团体“绿灯社”。这一时期，他写了一些抨击暴政、歌颂自由的诗歌，如《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他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1817～1820）向贵族传统文学提出了挑战。

普希金诗歌所表现出的进步倾向，让沙皇政府感到不安。他被变相流放到了南方。在基希尼奥夫，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南社成员经常在一起抨击时政，讨论俄国的发展前途。与此同时，普希金已经逐步成为俄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的浪漫主义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1822）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823年，他开始力求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23～1831）。他还创作了叙事诗《茨冈》（1823～1827）和抒情名诗《致大海》（1825）。

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想利用普希金为自己服务，因此允许他返回莫斯科居住。但普希金始终保持着独立的见解。1828年，他因“亵渎”了上帝的叙述长诗《加甫利里亚德》（1821）受到传讯。

1830年9月到12月期间，普希金由于霍乱受阻在波尔金诺村。这3个月是普希金创作的高峰期，他不仅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而且还创作了《别尔金小说集》和多首抒情诗、戏剧、童话等。这就是俄国文学史上有名的“波尔金诺之秋”。

1831年，普希金和冈察罗娃结婚，仍到彼得堡外交部任职。沙皇见冈察罗娃年轻貌美，于是授予普希金“宫廷侍卫”的头衔，以便能经常在宫廷舞会上见到他的妻子，普希金因此感到被侮辱。陪伴妻子周旋于上流社会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负债累累。这一时期，他转向历史题材的写作。先后写成《普加乔夫起义史》（1833）、《青铜骑士》（1833）、中篇小说《黑桃皇后》（1833）。还有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1833），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1832～1833）和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1836）等。

由于普希金对上流社会的蔑视，遭到沙皇和当局的不满。这时，一个法国波旁王朝的亡命徒丹特士疯狂地追求冈察罗娃。同时，普希金收到一些侮辱他和他的妻子的匿名信。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普希金决定与丹特士决斗。1837年2月8日，普希金在决斗中受重伤，2月10日逝世，引起社会轰动。沙皇政府害怕事态扩大，遂在夜间将诗人的遗体埋葬在圣山修道院。

普希金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反专制暴政的勇士。他生活在黑暗而严酷的时代，俄国正在酝酿着一场具有空前意义的革命，他不是旁观者，也不只礼赞或呐喊，他为俄国的解放和未来，献上了自己的整个生命。他用自己满腔仇恨诅咒专制暴政，用全部激情歌唱民主和自由，赞美友谊和爱情。他用歌唱驱逐黑暗，预告着黎明，呼唤着俄国的春天。他的最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反映了人民的崇高理想，燃烧着火热的激情，回荡着时代的战斗旋律。

他的文学遗产是一片浩瀚的海洋，他的创新精神给后人以宝贵的启示。普希金一生尝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抒情诗、童话诗、诗体小说、悲剧、小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为后人留下了典范。他以巨人的步伐，探索了文学的广阔领域。所有的19世纪俄国作家，都受过普希金的文学之海的恩赐。

普希金属于俄国，也属于全世界。沙皇及其帮凶，夺走了他的生命，却无法阻止他的诗歌永远在人间回响。普希金用诗歌“为自己树立了一座非金石的纪念碑”，他将在他的诗歌中永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创作成熟的标志，也是他的巅峰之作。小说主人公叶甫盖尼·奥涅金是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贵族青年，他博学多才，读了很多西欧进步书籍，逐渐对上流社会的生活产生不满。他渴望改变现实生活状况，但是却是行动上的弱者。他还不能完全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不敢进行彻底的革命。最终，他只能在对女人的追逐中寻找幸福，证明自己的高大。奥涅金开俄罗斯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先河，表现了当时俄罗斯贵族先进分子生活的苦闷和追求。

裴多菲·山陀尔是匈牙利著名诗人，是匈牙利古典文学的最高峰。他不仅是一位热爱自由的诗人，也是一位献身于匈牙利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战士。长篇政治叙事诗《信使》是他的代表作。长诗塑造了匈牙利文学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革命者锡尔维斯特的光辉形象，并叙述了他坎坷的一生。虽然，因为革命失败，他惨死在国王的断头台上，但是他强烈的反叛精神和革命者的豪迈气概却跃然纸上，激励了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一部不朽的世纪巨著★一部既有民族特点又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一部曾震动了整个俄罗斯的经典

死魂灵

乞乞科夫买到死魂灵之后回到某城办理法定的过户手续。他想以这些低价买进的“农奴”作为财产抵押获得政府的大笔贷款，以此大发横财。然而，最终，他的阴谋被揭穿，他在流言的压力下不得不仓皇逃离。震动俄罗斯的《死魂灵》《死魂灵》的出现是俄国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赫尔岑曾回忆说，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俄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动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地主庄园纷纷破产、农民的灾难不断加深，封建农奴制的危机日渐严重。果戈理说：“现在，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感觉到：世界正处在旅途中，而不是停靠在码头上……”无疑，果戈理以自己的敏锐观察力，捕捉到了社会变动的信息，但俄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俄国，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这正是作家想在《死魂灵》中着意描述的。华文精选一个人如果老是过着幽闭生活，是会变得孤僻粗野起来的。人生的目的，并不是什么自由思想家所追寻的荒诞的年轻时候的空想，倘不脚踏实地，是决不能定终局的。人即使有十件聪明的性质，人要其中一件糊涂，便要被称为傻子。《死魂灵》描写的故事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乞乞科夫来到某市，交结省长、民政厅长、警察局局长等官僚，然后向该地地主收购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死魂灵，企图把他们当作活的农奴抵押出去，骗取大笔押金，但在丑事败露之际逃之夭夭。在这部小说里，作家通过对官僚、地主们日常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狗苟蝇营、卑琐庸俗、贪婪愚昧的精神世界，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者的欺骗、讹诈、冷酷、钻营的丑恶行径，给俄国文学带来了前所未闻、震慑人心的新东西，透露了农奴制走向衰落的信息。这些所谓“生活的主人”被剥去温文尔雅的假面具之后，现出了原形，他们原来是群向权力谄媚的奴隶，虐待农奴的暴君；是群饕餮之徒，吞食人民的血肉与生命。小说的这种揭露倾向，曾使当时的俄国有识之士深感震惊，其客观效果也使作家本人大为惊恐，以致在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后，作家竟在小说第二版（1846）序文中说，书中的许多描写是不正确的、不真实的。但进步的社会舆论却认为果戈理的小说是使俄国文学走向独创性与民族性的重要标志。在《死魂灵》这部作品中果戈理以自己惊人的笔触打动了许多人的头脑和心灵，震动了一代代新的读者。——苏联文艺评论家 卢那察尔斯基果戈理的《死魂灵》使整整一代人接受了他的方向乃至于写作手法。——苏联著名评论家 赫尔岑《死魂灵》在人物塑造、幽默讽刺的运用和抒情的结合方面，都达到了俄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独树一帜。在塑造人物性格中，小说同时使用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肖像画的方法勾勒人物性格特征与精神面貌，另一种是以历史过程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形成。但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作者都很注意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支配作用，而不像过去的文学仅仅把环境当做人物活动的场所。同时在人物刻画中，作家又十分自觉地强调《死魂灵》英文版封面其个性特征，一旦抓住了这个特征，就充分地加以集中与夸张，把它们推向极限而不失其真，以至使这些典型人物成了俄国文学中的“普通名称”或“泛称”。

其次，作家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幽默与讽刺的才能。幽默与讽刺是果戈理揭示庸人卑俗的主要手段。这些琐事、人物特征、场景的描写，具有十足的喜剧色彩，它们不仅引起笑声，而且也使人陷入悲哀的沉思，体现出作家内心的忧愤之深。果戈理的喜剧性幽默是无所不及的。……这富于感染力的笑声自然随着《死魂灵》传遍了俄罗斯的每个角落。不过，谁要是不能透过果戈理爽朗的笑声发现隐含着的深刻忧伤，那他就是一个肤浅的人。在《死魂灵》中愉快的笑常常变成思虑和忧伤。—俄国批评家 舍维廖夫还从来没有一位作家有过这样的才华，善于把生活中的庸俗那样鲜明地描绘出来，把凡夫俗子的庸俗那么有力地勾勒出来，使得所有容易被滑过的琐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大家眼前。——俄国诗人 普希金

果戈理还善于从荒诞不经的事件中摄取题材，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中发现其合理因素，最大限度地利用事物的偶然性，使之转化为高度的艺术夸张，从中显示出艺术的必然性。买卖死魂灵就是如此，在这一荒诞事件的描绘中，小说显示了多么丰富的内涵！

在这部讽刺小说中作者也安置了好些抒情插叙，读来别有情致，这种情况在俄国文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抒情插叙，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赋予小说以激动人心的力量。《死魂灵》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阶段，使现实主义在俄国文学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俄国文学时，曾把它称之为“果戈理时期”，同时指明果戈理奠定的现实主义就是批判现实主义。

100多年过去了，如今《死魂灵》已译成各种文字而为世人所传诵，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它所展现的艺术画面，在我们的生活中虽经改头换面，却时有显现。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样的笑与讽刺，这也正是小说使我们感动、亲切的缘故。（钱中文）谁是《死魂灵》中的死魂灵？《死魂灵》是果戈理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心钻营的商人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的故事，几乎是全方位地讽刺揭露了19世纪俄国城乡落后腐败的现实。在别人大唱俄国沙皇赞歌的时候，果戈理的《死魂灵》却尽情地嘲笑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刻画了一批腐朽、没落、庸俗的地主、官僚和新生的投机商人的丑恶形象，一概不留情面，让天天目睹专制制度的丑陋而又不知如何表达愤怒的老百姓和进步知识分子痛痛快快乐了一场。

更可贵的是，作家在高声嘲笑之时又进而深刻挖掘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荒诞性。买卖死奴隶，听来荒唐，但是却有坚实广泛的社会基础。19世纪的俄国，尽管距彼得大帝面向西方的改革已经100多年，然而专制农奴制依然顽固地制约着俄国的进步，落后和腐朽，依然遍布这个帝国，它和专制农奴制的反动构成当时俄国最大社会疾病。果戈理把批判讽刺的锋芒直指这个痼疾，揭开了专制农奴制下俄国的脓疮，因此，小说一发表，就震撼了整个俄罗斯。

在俄国沙皇固守反动制度的同时，俄国进步分子势力也在努力寻求着俄国解放之路，终于在1820年酿成“十二月党人”的革命高潮，沙皇残酷镇压了“十二月党人”。1830年俄国专制农奴制出现了一个反动的回潮，果戈理在这种时候推出暴露俄国社会普遍弊病的小说，自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小说第一部描写了5位俄国地主的丑陋形象，这些俄国地主盘踞在俄罗斯大地上，他们和他们庄园周围的充满生机的俄罗斯大地是一个反差，这些地主是美好的俄罗斯大地上的一堆垃圾，是俄罗斯人的一个病灶，是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毒瘤，而造成这种反差的深刻原因是俄国专制农奴制：这些地主每一个都有上千个农奴。他们对活农奴和死农奴（死魂灵）的态度，既贪婪又恶毒，在社会的正常发展中他们完全是在“反动”。

俄语中农奴和灵魂是一个词，果戈理用这个双关语作书名，一方面表现乞乞科夫的投机勾当，另一方面隐喻真正死去灵魂的是那些占有灵魂（农奴）的地主。（李正荣）果戈理是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他用他特有的“含泪的笑”批判了社会上所有不合理的现象，震撼了他所生活的那个黑暗年代。直到今天，我们重新捧起他的作品阅读时，仍无法抗拒那种发自心灵的震颤。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1809年4月1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镇一个小地主家庭。父亲是个文艺爱好者，曾写过几出喜剧，果戈理从小就喜欢看父亲排练戏剧，同时，他还受到乌克兰民谣、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熏陶。1818年，果戈理开始读小学，1821至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并受到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诗歌的影响，同时他还读了一些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开始对现实不满。1828年，他中学毕业后想在司法界工作，因为在他看来，“不公平的裁决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幸”，而“只有在这里我才会真正对人类有益”。然而，当果戈理满怀希望来到彼得堡时，无情的现实使他的幻想成了泡影。由于他在彼得堡无钱无势，四处碰壁，甚至难以维持生计。1829年，果戈理以笔名阿洛夫发表了以前写的一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然而出版后受到评论家的冷嘲热讽，果戈理一气之下将全部存书烧毁。从1829年底到1831年3月，果戈理先后在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任小公务员，这段经历让他体味到生活的艰辛，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此期间，他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0年初，果戈理以家乡的民间传说和生活习俗为题材写了关于乌克兰的故事《巴萨甫留克》，并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之后他又写了类似体裁的故事，并汇编成册，于1831年出版。这就是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的第一集，第二年又出版了第二集。这部作品让果戈理一举成名。普希金称其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普希金给了果戈理极大的鼓励，并在果戈理今后的创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834年，果戈理开始在彼得堡大学任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副教授。次年底辞职，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同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标志着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开始形成，并且已经显示出独特的讽刺艺术风格。1833年，果戈理尝试了喜剧创作，1836年，果戈理写成了著名的五幕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但却遭到俄国官僚贵族社会的攻击。果戈理被迫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后来又迁居罗马。普希金的去世给了他极大的震惊，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普希金关心的《死魂灵》的创作中去。1842年，《死魂灵》第一部问世，再一次轰动了整个俄罗斯。然而他在写《死魂灵》第二部的时候，他产生了想通过道德改良来改造社会的错误思想。结果在小说中美化了地主形象，违背了现实主义原则。但是，他也感到作品的苍白无力，1845年，他将第二部的手稿烧毁。

晚年的果戈理陷入了博爱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无法自拔，1848年春，果戈理在朝拜了耶路撒冷后，定居在莫斯科，继续创作《死魂灵》。1852年2月22日，他又一次烧毁了已完成的部分小说手稿。3月4日，久受精神与病痛折磨的果戈理与世长辞。冈察洛夫是和果戈理同时代的俄国著名作家。《奥勃洛摩夫》是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小说成功地塑造了没落的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摩夫的形象。奥勃洛摩夫一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安于现状，不愿做任何劳动、承担任何责任。他富于幻想，但安逸的生活使他的惰性越来越强、“意志力缺乏”，他从未将幻想付诸实践，包括对爱情的追求。结果他的生命最终淹没在他寓所的沙发床上。小说出版后，奥勃洛摩夫成为麻木懒惰的精神状态的代名词，标志着传统的俄国文学中“多余人”蜕化的极限。

毕巧林是俄国另一位重要作家莱蒙托夫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塑造的“多余人”形象。毕巧林是一位精力旺盛、聪明、高傲的青年军官，他不愿与贵族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对他们抱有批判甚至敌对的态度，但他又没有自己的理想，在当时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最终，他在一些琐细无聊的小事儿上耗费尽了自己的生命。作者在小说的序言中说明，这个形象“是由我们整个这一代人的缺点所构成的肖像”，因此，这个形象极具现实意义。

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经典★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一部作品★一部成功的社会政治小说★一部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

父与子

故事发生在1859年5月。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出身于平民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曾是个军医，年老后迁居乡村，为农民治病，而他的母亲则是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妇女。他们善良、淳朴，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巴扎罗夫应同学阿尔卡季的邀请一同到他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田庄做客。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热情地接待了他。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仪表端庄、傲慢冷漠，是个典型的贵族，巴扎罗夫否定一切的精神和虚无主义的原则和帕维尔努力维护的贵族原则总是针锋相对。阿尔卡季很崇拜巴扎罗夫，在争论时常常站在巴扎罗夫一边，和他持相似的观点。他们和帕维尔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对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俄国人民、哲学道德以及科学艺术等很多问题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帕维尔远非巴扎罗夫的对手。巴扎罗夫还深受农民和家仆的孩子的喜欢，因为他很随意，没有老爷架子，所以他们和他在一起时感到很愉快。不久，巴扎罗夫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美丽又“有着独立和相当坚决的性格”的女地主奥金左娃。尤其是他发现他们曾经有过同样艰苦的经历，于是对她产生了强烈的感情。然而当他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时，却遭到了拒绝，使曾经否定过爱情的巴扎罗夫受到沉重的打击。同时，阿尔卡季爱上了贵族小姐卡捷琳娜，他把精力都用来营造自己的安乐窝，最终继承了父亲的庄园，成了精明的庄园主。后来，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因为在和巴扎罗夫的辩论中一次次“失去了他那被捧得高高的自尊心”，感到他的阶层、利益、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威胁。最后他通过决斗来维护他那贵族的“自尊心”，巴扎罗夫答应了。结果帕维尔受了轻伤。他不仅在决斗中失败了，并且在道义上也被彻底打垮，不得不承认，巴扎罗夫骂他们的“贵族气派”的话是对的，“现在应该把一切的虚荣心丢开”了。而尼古拉则早就承认巴扎罗夫比他们强了。华文精选虚无主义者是指这样的人，他不屈从任何权威，不把任何准则奉作信仰，不管这准则是多么地受人尊重。个性，亲爱的先生，最最重要。人的个性应坚如磐石，因为只有在坚固的基础上方能创建一切。在一个有思想的人看来，没有一个地方是荒凉偏僻的。

决斗之后的第二天，巴扎罗夫告别了尼古拉的村庄，回到了自己年迈的父母的家里。在一次为邻村一个伤寒死者解剖尸体时，他不慎割破了自己的手指，由于没得到及时的处理，不久就因感染死去了。《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巴扎罗夫身上尽管有瑕疵，但他仍以不同凡响的艺术个性给人以鲜明的印象，在俄国文学史上他是第一个俄国“新人”形象，率先传达出平民知识分子已成为生活主角的时代信息。“父”与“子”的真实性

屠格涅夫属于俄国社会运动中的自由主义一翼。他虽赞赏革命志士的高尚情操，他们为事业善于奉献的平民精神，然而他与社会运动的另一翼——革命民主派不同，他只主张“渐进”，他认为另一派只是堂吉诃德悲剧式的、缺乏现实生活感的人，他喜欢温和的君主立宪而不喜欢杜勃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主义者的“庄稼汉民主”。所有这些不能不反映在他的艺术创作里。但屠格涅夫是个深沉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必然把历史的重大客观事件置于视野之内，把再现生活作为无可推卸的职责，去塑造符合时代的典型。华文精选我想到，躺在这干草垛旁边……我所占有的这一小块地方比起广大空间来是如此地狭小，而广大空间里不存在我，与我无关。我得以度过的时间在永恒中非常渺小，我到不了永恒，永恒中无我。但在这无垠之中，我这数字的一个点上，我的血液却在循环，头脑却在工作，却有所冀盼。

把小说《父与子》中发生的事件限定在1859年自有其原因，正是该年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彻底决裂。屠格涅夫着重描写了这两种社会力量的分歧。前者的代表是贵族中较为进步和开明的帕维尔·基尔萨诺夫，后者的代表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作者选择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来说明，两种势力的较量乃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抗，“新人”巴扎罗夫用以反叛“先生们”、“老爷们”的虚无主义带有直接反对贵族的性质。两者彼此仇视，仇视表现在衣着、行为举止、秉性、感情乃至思想意识层次。我在俄国诸大文学家中最爱读屠格涅夫的作品，因为他的作品能在高超的艺术内曲折传出社会的呼声，反映时代的精神。读屠格涅夫几部长篇的小说，无异读19世纪一部俄国社会思想史，所以欲研究俄国近代思想的变迁，不能不研究屠氏的文学。——著名翻译家耿济之屠格涅夫的小说，其艺术的结构与文辞的精美，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实无一能够比得上他。他的作品，不仅包含诗的美，而且具有很充实的智的内容。——著名作家、翻译家 郑振铎

巴扎罗夫初见帕维尔·基尔萨诺夫便为他那“目空一切的架势”和贵族仪容而表示反感，他以几乎是放肆的口吻去凌辱基尔萨诺夫：“老古董！”而后者“贵族的秉性难于容忍巴扎罗夫的放肆”，骂他“傲慢而粗暴”。

在争辩中帕维尔·基尔萨诺夫把自己说成是个热爱进步的自由派人士，他肯定“真正的贵族”——“英国贵族”。可是巴扎罗夫不屑一顾：“这种老调我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因为在当时，英国之于俄罗斯，想去何止天渊。巴扎罗夫对基尔萨诺夫自由式的爱民观点和改革，关于宪法、议会的美丽词句嗤之以鼻，他自己准备投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他为自己定下值得“巨人”去做的任务，他要求积极的社会变革。

然而屠格涅夫在肯定民主主义者否《父与子》英文版封面定一切的历史必要性时，并没有把虚无主义者提高到战胜贵族——“父辈”的高度，即使在写巴扎罗夫和帕维尔·基尔萨诺夫雄辩式的争论时他也没有完全站在巴扎罗夫一边。在此屠格涅夫把巴扎罗夫和基尔萨诺夫之间的冲突看做是两种社会历史势力的较量，而两者却都陷进了片面性误区；冲突双方只部分地有理，俄国知识分子的两极虽都了解和同情人民和他们的需求，但在两者之上还有某个第三者——俄罗斯人民，最后判断是非的公正人；孰是孰非，暂时还是个“斯芬克斯之谜”。这篇小说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是一部较成功的社会政治小说……反映了先进青年的思想和保守贵族思想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小说中的父辈和子辈正是以思想观点为标志。作品描写生动、细腻，含意深刻，给予读者高度的艺术享受。——《外国文学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当中是最伟大的思想家。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他就是人类心灵最为深刻的探索者。或许，是人心的洞察者。俗话说“人心叵测”，这似乎有贬义，但人心的确难以用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方法来度量，而文学作品却可以弥补科学的不足。——《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

超脱于两派之上，保持不偏不倚，严格地、客观地重视争论双方的实际缺陷，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方能做到。我们不能断言屠格涅夫完全属于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但他确实把两派陷入误区的纷争写成了这部小说的悲剧性结局。

作者理解民主主义者要与贵族分裂的历史必然，但他反对对“父辈”文化遗产持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父辈有他与生俱来的社会性弱点和历史性局限，但他有对美的敏感，有对待生活中哀乐的细腻感情，能觉察人在没有幸福时的痛苦，他爱诗、爱艺术、爱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作者赞赏“子辈”即虚无主义者的刚毅，反封建的锐气，却并不赞赏子辈对美的冷漠，对文学艺术的观点，尤其对待浪漫主义激情、对待人的内心感情方面的态度。（石枕川）巴扎罗夫·激情

你还记得他吗？巴扎罗夫。在这个不再有激情的时代里，你还能坐下来读一读这个充满激情的男人吗？

如果说，巴扎罗夫过去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他身上某些言行适应了革命思潮的需要，那么今天他还能经得起阅读，则完全是因为他身上还有着其他一些人性的基本东西，例如激情。巴扎罗夫的激情除了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之外，还不可避免地受他自身的人性影响。他出身于平民家庭，虽然大学毕业成为知识分子，但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他不满于自己的现状，无社会地位，也无贵族所拥有的一切，由此他否定贵族的生活准则，相信否定一切和虚无主义，政治激情也因此而产生。但另一方面，巴扎罗夫对贵族的这种生活又不无留恋，由此他在帕维尔、尼古拉等人面前表现的否定一切的激情又多少起到了掩饰自己内心留恋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在奥金左娃面前彻底地崩溃。

不要把巴扎罗夫当做一个革命者来理解，这是我们能够真正理解屠格涅夫塑造巴扎罗夫的起点。确切地说，巴扎罗夫是个不满现状的平民知识分子，这样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在被奥金左娃拒绝后不久，又和尼古拉的事实妻子费多西娅发生了暧昧情感。他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和阿尔卡季一样需要爱情需要恋人，这是他激情产生的人性因素。然而，奥金左娃只是被他的否定一切的冰冷态度所吸引，她并不爱他，也不可能爱上他这样一个穷人。这对巴扎罗夫的打击可想而知。同时，阿尔卡季却赢得了奥金左娃的妹妹卡捷琳娜的爱，在巴扎罗夫看来这不过是阿尔卡季出身于贵族，有钱有地位所导致的。他一点也不比阿尔卡季差，相反他在思想上是阿尔卡季的导师，但仅仅因为他出身于平民，他是个穷人，他就得不到奥金左娃的爱。巴扎罗夫后来也明白了这一点，他在和奥金左娃告别时说：“我是一个穷人，可是我现在还没有受到别人的周济。再见吧，太太，请您保重。”既保持了他平民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又隐晦地流露出他压抑的爱情。当他后来解剖伤寒病人尸体时受到感染而奄奄一息时，巴扎罗夫还要求奥金左娃来看他，并且在奥金左娃吻他前额后死去，便是基于这样一种压抑的爱情。另一方面，巴扎罗夫和帕维尔的手枪决斗若被看做巴扎罗夫政治激情的胜利，那么他和他的朋友阿尔卡季的分手就是一种压抑的友情。巴扎罗夫说：“我们彼此讨厌了，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分手了。”巴扎罗夫在贵族的圈子里找不到他的朋友，找不到他的恋人，压抑的爱情和友情使他的激情不再。他回到了他的家中，经过几天苦恼和烦躁，他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解闷的工作：帮助父亲给人治病，他已经没有激情了。他在这种没有激情的工作中再也找不到激情了。（邹平）屠格涅夫是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他以简洁淳朴、优美精致又略带忧郁气质的文风真实而细腻地再现了俄国社会，并塑造了众多“多余人”的典型形象，是19世纪现实主义派文学的领袖之一。

1818年11月9日，屠格涅夫出生于奥廖尔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母亲专横任性，虐待农奴，这给年幼的屠格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下定决心不与农奴制妥协。1833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一年，并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1834年发表诗剧《斯杰诺》。之后他在彼得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了语文、哲学、历史和希腊、拉丁文，直到1841年。在此期间结识了巴枯宁和尼·斯坦凯维奇。回国后，他在内务部任职两年。1842年底和别林斯基及他周围的作家有了来往，并创作了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叙事诗《巴拉莎》（1834），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1844年发表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屠格涅夫的现实主义风格在1846年发表的叙事诗《地主》和1848年的中篇小说《彼土什科夫》中都有所体现。

1848年2月，屠格涅夫来到巴黎，对工人起义表示同情。1852年，因其在《猎人笔记》中表现出的反农奴制倾向触怒了沙皇政府，而被以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章的借口拘留一个月，并遣回原籍。屠格涅夫在拘留所里创作了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的中篇小说《木木》。1847至1852年他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表现农奴制下地主与农民关系的《猎人笔记》，这标志着他完成了向现实主义的转变。在创作《猎人笔记》期间，屠格涅夫还创作了一些剧本。比较著名的有《缺钱》（1846）、《贵族长的早餐》（1849）、《单身汉》（1849）、《食客》（1857），还有《物从细处断》（1848）以及最著名的《村居一月》（1855）。从50年代开始，屠格涅夫把目屠格涅夫（1818～1883）光转向了对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冲突的关注。后来的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1850）、《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浮士德》（1856）、《阿霞》（1858），以及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在长篇小说《前夜》中，屠格涅夫已经完全关注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了，而《父与子》（1862）中的巴扎罗夫正是“新人”形象的典型。

屠格涅夫反对农奴制是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他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并不赞成革命。因此，他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思想上的分歧，并与《现代人》决裂，后来身在国外的他还曾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并捐献金币支持镇压波兰起义。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了革命阵营的猛烈抨击。从1863年至1883年间，屠格涅夫同他的密友歌唱家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住在一起，先定居在巴登-巴登，1871年普法战争后迁往巴黎。在巴黎，屠格涅夫同福楼拜、埃·龚古尔、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等优秀作家交往密切，中间虽几次回国，但都未定居。由于思想上的危机，屠格涅夫在创作上也陷入了低谷。他创作了一些唯美和悲观的作品，还有一些脱离现实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这期间他的比较成功的作品是风格优美的散文集《散文诗》（1878～1882）和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

1883年9月3日因患脊椎癌病逝于巴黎。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被运回祖国安葬。屠格涅夫在创作中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多余人”形象，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社会的关注和深入思索。《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罗亭是19世纪4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著名人物。他虽然满怀理想、聪明热情，但却由于脱离了人民、意志薄弱，始终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最终一事无成。《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者曾在前言中说，这部小说“获得了我曾经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成功”。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一位俄国没落的农奴制贵族阶级的代表，他同罗亭一样是一位“多余人”。他也想过应该做些有益的事情，却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最后，他只能无奈地悲叹：“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应该看到，拉夫烈茨基的悲剧人生不是个人的，而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哈佛大学113位教授推荐最有影响的书之一★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本书之一★20世纪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卡拉马佐夫兄弟

长篇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总结，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在他创作中出现过的几乎所有的思想和艺术主题，在这里都有高度凝练的体现。他通过描写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历史，真实地展现了俄国社会的生活图景，并继续探索着俄国和人类的命运。而小说中对人物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所做的分析对现代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俄国国内外评论界大多认为它是作者一生总结性的作品。卡拉马佐夫一家是“偶然组成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对立。老卡拉马佐夫年轻时是一个寄人篱下的食客，常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到了晚年成了富有的地主和高利贷者。他是个纵欲又贪婪的家伙，冷酷自私，厚颜无耻。他两次结婚都出于谋求财产和地位的私欲，而生活又不检点。他甚至可以在刚刚接到第一任妻子死亡的噩耗之时强奸了疯女人丽萨维塔，并且在晚年时还在专门的寝室与一个名叫格鲁申卡的女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正因为他的这种卑劣的所作所为，他的儿子们都极其蔑视、憎恨他。

老卡拉马佐夫一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德米特里为前妻所生，他是个退伍军官。他的性格是复杂的，一方面，同父亲一样，他追求肉欲，性格残暴。在军队时，他就曾经企图利用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的父亲的窘境而占有她。回到家乡后，为了财产和格鲁申卡，他又与父亲明争暗斗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并扬言要杀死他；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又有向善的地方。他真诚地爱着格鲁申卡，他曾为自己的野蛮行为忏悔过，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不对父亲行凶。最后，当他被误认为杀父凶手时，他甘愿受到惩罚，因为他曾有过这样罪恶的想法。他想通过苦难来实现自己灵魂的净化。华文精选美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从父母家里留下的回忆，是世上最高尚，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的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男人应该宽宏大量，这是不会使男人丢脸的。神和魔鬼在交战，战场就是人们的心。

次子伊凡和小儿子阿辽沙为第二个老婆所生。伊凡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个评论家。他崇尚理智，研究自然科学，善于分析、思考、力求理解生活的意义，同时他是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同情遭受苦难的孩子，认为他们是无辜受害者。但是，伊凡对光明的未来没有信心，也不知如何改造这个社会。这使有着人道主义思想的伊凡内心充满了痛苦。后来，他成了一个无视任何道德原则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他也憎恨父亲，但他并不露声色，而是收买了白痴斯麦尔佳科夫，向他灌输无所不为的犯罪思想，唆使他犯罪，而没想到德米特里却因此枉受20年苦役的冤狱。这使伊凡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最后神经错乱，走向了自我毁灭。阿辽沙则是个天真善良的年轻人。他仰慕修道院院长佐西马，后来为了追求爱的理想，摆脱“世俗仇恨”而当了见习修士。他受到大家的信任和喜爱，但是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思想却无法“治愈”伊凡的“病症”。最后，阿辽沙孤身一人离开家乡，继续用基督教的博爱去拯救“迷途”的灵魂。华文精选不仅做一个卑鄙的人活着不行，连作为一个卑鄙的人而死也是不行的。深深地爱上，并不就是爱，因为即使一面憎恶，一面也照样能深深爱上。

而斯麦尔佳科夫是老卡拉马佐夫在妻子死后丧心病狂地奸污了一个名叫丽萨维塔的年轻疯女人生下的“私生子”。他由仆人格里戈里抚养长大，后来成为卡拉马佐夫家里的厨子。斯麦尔佳科夫有着一个肮脏卑鄙的灵魂。他仇恨一切俄国的东西，并可以为了个人利益背叛自己的信仰。他既胆小又狠毒、贪婪，是个十足的小人。最后他冷酷地杀害了亲生父亲老卡拉马佐夫并嫁祸于人。但在审理案件之前，他精神崩溃而自杀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作家在其一生中对哲学、政治、伦理、心理等各方面所做的苦苦探索的艺术总结。用宗教道德解决“左右两难”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被指控犯了杀父罪。他犯罪不但有动机有行动，而且人证物证一应俱全，他自己供认有杀父企图，但却矢口否认他杀了人。根据法律条文判定他是杀人犯，但事情本身却告诉人们他的确没有杀任何一个人。这是一个矛盾。要在一部作品中把需要表现的这个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同时都写得充分，这就需要技巧，艺术上更要求作者有自我排障的魄力，和在思想内容上对这一棘手问题从法律与道义两个方面提出一个能最后使其统一起来的圆满解释，这就造成了叶尔米洛夫专著中所谓的“左右两难”的格局。作为天才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怎样通过自己的描写来表现这“左右两难”和解决这“左右两难”的呢？作为伟大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是怎样把这一切最后统一起来的呢？这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小说构思的煞费苦心之处，因而也是全书的最精彩的传神之笔。当然，它也就自然成为理清情节来龙去脉的一个起点，认识结局悲剧实质的关键，启开全书内容，揭示人物性格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分析《白痴》须从开头“邂逅”入手，那么解剖《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只宜从结局“审案”开始。《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规模宏大而有社会哲理内容的小说。书中人物众多，线索繁杂。但严谨的结构和曲折离奇的情节，深刻的哲理探讨和“美好人物”的魅力，卓越的心理描写和对人的灵魂的无情剖析，独特的创作方法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所有这些都紧紧地吸引着每一个读者。它们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博大精深的艺术世界，对各国许多文学流派、作家和读者都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俄罗斯文学研究》

这是一桩难以洗刷清白的冤假错案！杀人凶手，不是别人正是斯麦尔佳科夫。他制造了假现场，嫁祸于人。那天夜里，当米卡举起铜锤听见隔壁房里发出响动往后院逃走之后，这个狡猾的狐狸便立即溜进主人屋里，把他杀死，从圣像后面把三千卢布拿出来。米卡想杀死父亲，也的确举起了铜锤，只是由于白痴装癫在床上摆动才把他吓跑了。“偶然”制止了一场“必然”。而斯麦尔佳科夫则钻了一个空子。“必然”却又是通过生活中的各种“偶然”才得以揭示。老仆人格里戈里追赶到后院，米卡《卡拉马佐夫兄弟》英文版封面照着来人又举起了铜锤……他之所以没有匆匆逃走，作家解释是因为在这一瞬间感到了“圣灵的亲吻”，是上帝使其灵魂与良心有了自我发现。米卡既然从墙上越入越出，可后花园的门一直开着，这当然又是熟悉暗号的奥妙的知情人所制造的假凭证。事情真相大白，米卡的兄弟伊凡即是见证。原来这一切，是在出事不久伊凡从契列马什尼亚归来，斯麦尔佳科夫向他坦白出来的。凶手忏悔了自己的罪行，三千卢布也交了出来，然后上吊自尽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强烈地吸引了我，使我陷入某种内心的陶醉之中。我面前展现出从未有过的人性和我过去一无所知的、像无底深渊那样吸引着我的深刻感情。我们怀着多么胆怯而又惊喜的心情去深入体验这一形象世界，这些形象是如此之宏大，以至于超越了它们自身的界限，也超越了人类一切平庸的界限……——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人们一般都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评价为19世纪后半期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实，作品的思想内容十分复杂，作家的创作意图也深远得多。小说酝酿了十几年，写于从1878至1880年，即在作家去世前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在这部作品中对自己的一生探索做个总结，在人的灵魂深处，对人的心理做了真实的、鞭辟入里的现实主义分析，从而为世界文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外国文学史》

这是一场动魄惊心的父子兄弟之间的仇杀案！然而现在法庭上的人证物证，却十分不利于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这就使问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加剧了人物命运的悲剧气氛。为其申辩的两人，却都驳不倒各种见证。断定米卡不是凶手的阿辽沙·卡拉马佐夫，虽然正确，可是拿不出任何凭据来加以证明；伊凡再三说老卡拉马佐夫是斯麦尔佳科夫所杀，并且交出三千卢布的赃款来作证，但经医生诊断，伊凡神经已经错乱，因此证词失去了法律效力；其次，所指凶手已上吊自杀，死无对证；最后，难以认定它一定是赃款而不是其他什么。因此法庭断定米卡是杀父凶手，动机和犯罪事实俱在，被处以20年苦役的徒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展开了多组发人深省的矛盾：法律与事情真相的矛盾、假罪犯与真罪犯之间的矛盾。在真真假假的矛盾错置中，人物与事实真相都具有双重性。欲杀父却并未杀父；不直接出面者却通过他人间接地达到了目的；不承认杀了人却承认良心上犯了罪；没干杀人勾当却在事实上教唆别人犯罪。在事理与良心，社会罪犯与宗教道德之间，作者选择了以良心与崇高道德来解释现实社会冲突的错误方案。这就是用一个统一的“自圆其说”来解决“左右两难”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刘翘）我在故我爱《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由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入手探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出路的杰作。作者自称，这部作品在头脑中孕育达30年之久，其中伊凡的自白“宗教大法官”一章，甚至“在自己的心里几乎酝酿了一生”，可见作者用心之苦，写作态度之谨严。的确，这部作品的分量是沉重的，就个人的阅读经验而论，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如此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思想型的作家，他要探讨的是俄罗斯的文化重建以及人类和谐的生活秩序的建立问题。他所看重的宗教性质的“我在故我爱”，也许不无虚幻性与抽象性，所流露的对暴力革命的否定态度亦不无偏颇，但若像许多学者因此而断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敌视俄国革命，甚至将其斥之为“反动”，怕也失之简单粗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暴力革命也许是必要的，但却不见得是人类社会变革唯一可取的方式，革命的目的更不是为了加剧人间的仇恨。事实上，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人类的社会发展而言，对爱的呼唤，对他人与社会承担责任的呼唤，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正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展示的，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可怕。令人不安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多世纪之前冥思苦索的问题，仍在困惑着当今的人类。以我国目前的现实来看，经济发展与法律建设固然是重要的，但正如佐西马长老当年所意识到的，仅此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的，我们同时还要重视的正是“我在故我爱”这样一种人生哲学的建立。

与那些重在叙事的传统作品相比，《卡拉马佐夫兄弟》不是一部轻松易读的小说，需要沉下心来，通过那些意蕴丰富的文字，体悟人性的奥妙，与人物、与作家进行心灵与心灵的交流。作品中，虽然因其凶杀的悬念与破案的曲折，不乏引人入胜的故事结构，但作家显然不是重在传统式的讲述故事，而是从拯救人性的伟大使命出发，重在以精微犀利的笔触，通过人物灵魂的拷问，破译人性的密码，呼唤人间之爱，探索人生的出路。读着这样一部作品，会令人愈加感到我们的当代文学中精神内涵的贫乏与苍白，而这也许正是我们缺乏真正惊心动魄的优秀之作的重要原因。而事实上，与陀氏生活的时代相比，面对物欲纷繁的现实，我们是多么地更加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沉思与探索。（杨守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俄国社会的专制农奴制度急剧瓦解、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发展的过渡年代登上文学舞台的一位伟大艺术家。

1821年11月1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莫斯科贫民区一个医生家庭。他的祖父是位神职人员，当医生的父亲有不大的田庄，并取得了贵族身份。由于生活环境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就接触到一些平民阶层的人，并感受到农奴的痛苦生活。

183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校读书，1843年毕业，在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一年后辞职，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工作。1844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长篇杰作《欧也妮·葛朗台》出版了。接着在果戈理倡导的自然派影响下开始了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1845）获得了成功，受到别林斯基的赞赏。而在第二部小说《双重人格》（1846）里已经显示出他刻画病态心理和性格的独特风格。他还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女房东》（1847）、《脆弱的心》（1848）、《诚实的小偷》（1848）和《白夜》（1848）等等，刻画了许多市民阶层的小人物，并展现出心理分析才能。1847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文艺观上的分歧而同别林斯基及其文学友人分裂。他受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成为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1849年4月沙皇政府以曾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反对农奴制的信为由，剥夺了他的贵族身份并判处死刑。后改判为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及期满后当兵。从1850年到1859年底回到彼得堡，这9年的苦役和军旅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很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大影响。他既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1881）识，也同时产生了思想危机。他逐渐放弃了共产主义信念，并试图用宗教精神来寻找现实社会的出路。

20世纪50年代末和整个60年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黄金时代，他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和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以及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第一部描写苦役犯尤其是政治犯的文献性作品《死屋手记》（1861～1862）等等。而真正给他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是1866年问世的长篇小说《罪与罚》。之后，他还创作了长篇小说《赌徒》（1866）、《白痴》（1868）、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1870）和攻击了俄国革命运动的长篇小说《群魔》（1871～1872）。从1873年开始，一直到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连续在《公民》杂志上发表的《作家日记》，是他晚年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874年，涅克拉索夫和谢德林主动恢复和他的接触，使他的思想有所触动。他创作了一些思想比较健康的优秀作品，如《追忆与别林斯基的交往》（1873）、《一八七三年俄国艺术家画展述评》（1873）、《悼念涅克拉索夫》（1877）、《温顺的女性》（1876）和《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等等。他的最后两部长篇小说是《少年》（1875）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

188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并发表了演说，这也是他的最后一篇作品。

1881年2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逝世。《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最先给作者带来了空前的声誉。这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以社会犯罪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后果为题材，描绘了当时俄国可怕的社会贫困和社会生活的无出路状态，显示出金钱对于人类性格的毁灭性影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贵族资产者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和一些受他欺凌的人们之间的冲突。小说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对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反映出俄国在资本主义冲击下产生的动荡不安的气氛。★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俄国文学史上史诗般的杰作★列夫·托尔斯泰的最后一部长篇巨制

复活

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留给全人类的文化艺术珍宝。其中，《复活》不仅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作者站在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立场上，表现了人性的复活，更重要的是，他通过主人公人性的复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以此为俄国指明了复活的道路。列宁曾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晚期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着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托尔斯泰晚期最重要的长篇巨著《复活》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故事以地方法院审理的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开始。陪审员聂赫留朵夫发现被告竟然是曾经被他诱奸过、后来又抛弃了的玛丝洛娃。他十分惊恐，害怕玛丝洛娃认出他来。但根据他对玛丝洛娃的了解，他相信玛丝洛娃是无辜的，但他因为怕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而不敢站出来为她辩护。

玛丝洛娃是个女农奴的私生女，后来被女地主——聂赫留朵夫的姑妈收养了。长大后就在姑妈家既是养女，又是婢女。她16岁那年，女地主的侄子聂赫留朵夫公爵来姑姑家做客，他诱奸了她并给了她100卢布。但是他走之后，她怀孕了，随即被辞退。她先后在警察局局长、林务官等家里做工，由于她年轻貌美，不断被调戏和侮辱，最终沦为了妓女。现在，旅店的仆役谋财害命，却嫁祸于她，使她站到了法庭的被告席上。

聂赫留朵夫曾是个思想进步、纯洁的年轻人，他在读大学期间在姑妈家遇到了玛丝洛娃并真诚地爱上了她。但是后来军队的放荡生活使他变得自私虚伪，精神道德堕落了。一次，他在回军队的途中，顺道去了姑姑家并诱奸了玛丝洛娃。华文精选土地不能成为财产的对象，不能成为买卖的对象，如同水、空气、阳光一样。一切人对于土地，对于土地给予人们的一切好处，都有同等的权利。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为自己所寻求的仅仅是对别人也是幸福的那种幸福；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所寻求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幸福中，为此不惜牺牲世界上一切人的幸福。

法院的庭长、法官、副检察长都只关心自己的私事，他们极其不负责任地判处无罪的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良心尚存的聂赫留朵夫决定做些事情帮助玛丝洛娃减轻厄运。他为此去找律师商谈上诉事宜。

聂赫留朵夫去监狱探望了玛丝洛娃，请求她对自己罪行的宽恕并要和她结婚。而玛丝洛娃的愤怒使他更感到自己罪孽的深重，更坚定了帮助她的决心。去彼得堡上诉之前，聂赫留朵夫认识到土地不应该是私有的，于是将自己继承的土地交给了农民。在彼得堡，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四处奔走，但是他所接触的官吏不是不学无术的庸人，就是冷酷无情、残忍暴虐的官僚；不是利欲熏心、贪得无厌的贪官，就是卑鄙无耻、阴险狠毒的小人。他们无视人民疾苦。结果，枢密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聂赫留朵夫在无可奈何之下，告了御状。华文精选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不论什么人，倘若要活动，必须自信他的活动是重要的，有益的。

聂赫留朵夫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为了改善玛丝洛娃的境遇，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调到了政治犯的队伍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触犯当局的政治犯给玛丝洛娃留下良好的印象，受到他们的影响，玛丝洛娃纯真的天性又复活了。民粹派的革命家西蒙松爱上了她。这时，沙皇恩准将玛丝洛娃的苦役改为流放。但玛丝洛娃向聂赫留朵夫表示，她要和西蒙松在一起。

聂赫留朵夫回到了莫斯科，面对到处都是恶势力横行的社会，他看不到希望。他随手翻看一本福音书，终于感到只有充满爱心，人类才能达到最高的幸福。从此，聂赫留朵夫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作为列夫·托尔斯泰在思想、宗教伦理和美学探求上的总结性的长篇小说，《复活》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发表以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人性的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它是列夫·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巨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被公认为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高峰，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复活》这部小说，写的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文学以情感人，不管它反映的是什么社会现实，突出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看重的是其“情”字。《复活》正是对贫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恨，对革命者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充满着深厚的感人之情。这一切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而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无怪乎《复活》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而成为超越世界，超越时代的不朽名著。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这也是对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从一个侧面也为《复活》做出了一个定断。正如《复活》小说中说道的：“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景，神圣而重要的倒是人们自己想方设法施行人对人的统治。”以此来结束这篇文章，其目的在于让人更深层次去领悟所谓复活的真谛。（周三勤）文学作家除了史诗以外还应该极其准确地知道表现的现实。我认为，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因此而与众不同——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俄国著名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复活》是总结人生的作品，它把人心里肮脏的东西都拿出来了，人内心很复杂，好人和坏人、善与恶都很复杂。著名翻译家 高莽对《复活》的结局的诠释

卡秋莎·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最终未能成为眷属，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为什么卡秋莎拒绝聂赫留朵夫的求婚？她究竟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甚至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这些问题在《复活》问世时就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关注，一直众说纷纭。这种“探讨不尽”的情况既反映作者的构思不落俗套，也显示出真正艺术品的强大魅力。

作者和所有善良的读者一样，衷心希望历尽苦难的卡秋莎最后能获得幸福，也希望洗心革面的聂赫留朵夫能如愿以偿，因为大家看到他对卡秋莎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深沉，称得上是“苦恋”。但是，托尔斯泰作为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创作信条是：“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全在于他不是照他所希望看到的样子来看事物。”一句话，在艺术里不能撒谎。列夫·托尔斯泰是文艺界最清醒、最诚挚、最正派的人物，他在面临人生悲剧时一刻都没有畏缩过。在给费解事物赋形寓意，以及从无可避免的现象中寻找真谛方面，他所做的探索是再英勇不过了。——奥地利文学家 茨威格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感觉他的确了不起，他笔下的妓女玛丝洛娃给人一种圣洁之感，而我们有些小说的所谓“圣洁女性”形象却给人卑琐之感。这就能看出大师与普通作家之间的差别了。——著名作家迟子建整个19世纪还不曾有过《复活》这样的作品，它高于《悲惨世界》，因为这里没有一点幻想的、虚构的、编造的东西，全都是生活的本身。——俄国著名评论家 斯塔索夫

卡秋莎·玛丝洛娃有没有原谅聂赫留朵夫？这一点不难判断。聂赫留朵夫不仅为玛丝洛娃的冤案奔走，而且为其他受冤屈的囚犯出力，还为革命家做事。他任劳任怨，百折不挠，表现出一片诚意。此外，聂赫留朵夫精神觉醒后，背叛了上流社会，靠拢了下层人民。卡秋莎作为下层人民的一员，看到了这一点，她感到欣慰。而宽宏大量，原谅可以原谅的人，这也是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德。

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一向认为聂赫留朵夫是她所遇见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尽管他残酷地伤害过她。她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像蜜蜂把窝螟虫封起来”。事实上，像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是，在经历了血泪斑斑的摧残《复活》英文版封面之后，要玛丝洛娃再像以前那样爱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爱情已大大褪色，但也可说有了升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已没有少女时代的狂热，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她更不想同他结合。含苞欲放的爱情的芳香已经消失，鲜艳娇嫩的花瓣已经褪色，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不复返，生活就是这样严酷！当然，这些只是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对这件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他们不愿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玛丝洛娃也不愿这样做。

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玛丝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有个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弃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变得好过些，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虽然她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们的思想和事业，但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们“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草婴）列夫·托尔斯泰，一位生于贵族之家的俄国文豪，他放弃了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的逍遥享乐的生活，而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而又充满矛盾的生命之路。正是在这条路上，他创造了穿越时空的生命的永恒。1828年8月28日，托尔斯泰出生在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他的父亲是一位伯爵，母亲则是一位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全家迁到喀山。1844年，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第二年转入法律系。但是他并不专心于学业，而是沉迷于社交。同时，他对哲学产生了兴趣，阅读了卢梭的作品以及其他一托尔斯泰（1828～1910）些文学著作。1847年，托尔斯泰申请退学，回到了由他继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并在此度过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

托尔斯泰打算在自己的庄园中尝试改革农奴制，但并没有得到农民的谅解与信任。他又转而研究法律、历史、地理、统计学和外国语，并从事农业，进修音乐，筹办学校等等，最终却一事无成。1851年，他决定和服兵役的哥哥尼古拉去高加索当志愿兵，并正式入伍。两年后被提升为准尉，曾参加了突袭山民的战役。与此同时，他开始了文学创作。他的自传三部曲中的《童年》（1852）和《少年》（1854），以及短篇小说《袭击》（1853）、《台球房记分员笔记》（1853）都完成于这个时期。而《一个俄国地主的故事》、《伐林》和《哥萨克》也是在这时开始写作的。

1854年，托尔斯泰自愿调入多瑙河部队，并主动要求参加了克里木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他根据自己的这段亲身经历写成了《塞瓦斯托波尔故事》（1855～1856）。1855年11月，托尔斯泰来到彼得堡，结识了俄国文学巨匠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费特等人，还与《现代人》杂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时，他既同情农民又维护地主土地私有制。1856年，托尔斯泰写了另一部自传《青年》（1855～1857），同时完成了短篇《暴风雪》（1856）、中篇《两个骠骑兵》（1856）和《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1856年，托尔斯泰退役后游历了欧洲的德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对民主自由和资产阶级有了进一步认识，写了短篇《卢塞恩》（1857）。

1859年，托尔斯泰创办了一所农民子弟学校，第二年，他为了考察西欧教育状况而再度出国游历。1861年，农奴制废除了。托尔斯泰因为在调解农民和地主间的纠纷时极力维护农民的利益而遭到地主的憎恨，被迫辞去了调解人的工作。但他仍然继续着教育事业，创办了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862年，托尔斯泰同御医的女儿结婚。1863年，他完成了中篇《波利库什卡》、《哥萨克》和《马的故事》。从这一年开始，托尔斯泰用6年的时间创作了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

1873～1877年，托尔斯泰又写成了另一部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否定了自己的阶级，而转到了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来。他因此和坚持过贵族生活的妻子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先是创作了许多贴近人民生活的民间文学作品，宣扬了宗教道德学说；后又开始了戏剧创作，其中比较重要的是《黑暗的势力》（1886）、《教育的果实》（1891）。同时，他还写了几部优秀的中篇小说，如《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和《克莱采奏鸣曲》（1891）。从1889年开始，托尔斯泰耗费了10年工夫创作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1900年，他又写了同样具有现实意义的剧本《活尸》。由于托尔斯泰对专制制度和教会的猛烈抨击，沙皇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并于1901年2月，伙同神圣宗教院开除了托尔斯泰的教籍，引起了全国的抗议。

在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10年，他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写出了短篇《舞会之后》（1903）、《为什么》（1906），中篇《哈吉穆拉特》（1904）等以及一些政论文章。

由于托尔斯泰无法容忍和家庭、妻子的矛盾，他毅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路上，他因着凉患了肺炎。1910年11月20日，溘然长逝。《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第一部长篇巨著，因其气势磅礴、对社会多角度的广泛表现而被称为“俄国的《伊利亚特》”（冈察洛夫语）。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反映了从1805年到1820年十二月党人起义以前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主要描写了1805年和1812年俄国在国外及本土与法国拿破仑的几次重大战役，俄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拿破仑的失败以及在战役之间、战后和平时期俄国人民的生活。托尔斯泰始终坚持战争的性质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并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战争与和平》是公认的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高峰，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出身贵族阶层的优雅女子，她不能忍受丈夫卡列宁的虚伪和冷漠，和军官渥伦斯基相遇后，一见钟情，她开始大胆地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然而，她将希望寄托在情人渥伦斯基身上，却没想到渥伦斯基是个软弱虚伪的人，他最终抛弃了她。最终，安娜对生活绝望了，她选择了卧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世纪末俄国社会的百科全书★世界一流的短篇小说集★“俄罗斯语言的最后一位大师”的小说精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杰作很多，在他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作品《变色龙》、《套中人》、《第六病室》等都是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著名篇章。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作者通过对一件件小事的叙述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典型形象，以“契诃夫式”的幽默和讽刺嘲笑、鞭挞了“不合理、可鄙甚至可恶”的社会现象，表现出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合理生活的追求。契诃夫继承了普希金以来俄罗斯文学塑造“小人物”形象的传统，创造了风格独特的抒情心理小说，通过对细节的描绘展示了重要的社会内容。

契诃夫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简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富于音乐节奏感，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其代表作《变色龙》、《套中人》等堪称是俄国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

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就注重表现现实，对当时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抨击。比如他的名篇《变色龙》就是这样一篇杰作，由于对典型人物的成功刻画，而使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对咬伤人的小狗的态度随着狗的主人的不同而不断变化着，成为见风使舵、善于变相、投机钻营者的代名词。还有《小公务员之死》通过一个小公务员的死塑造了一位对高官卑躬屈膝、唯唯诺诺的小公务员的典型形象，表现了当时社会有权势者的倨傲专横，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华文精选舒适和安乐有一种魔力。他们能够逐步吸引那些甚至意志坚强的人。——《我的一生》艺术给人翅膀，把人带到远远的、远远的地方去！凡是厌恶污秽和厌倦细小的、一分一厘的利钱的人，凡是被激怒的、受不了委屈的、愤愤不平的人，只有在美的东西里才找得到安宁和满足。——《我的一生》她看见了玻璃上的斑点，却没有看见玻璃本身。——《我的一生》

契诃夫还将目光投向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在《凡卡》中，9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著名中篇小说《草原》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思考农民的命运，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契诃夫中期创作以《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为代表。中篇小说《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小说控诉了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怖，并通过“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阐明：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契诃夫在后期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19世纪90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做了反映。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契诃夫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华文精选偏见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坏事和丑事都是必要的，因为日子一长，它们会化成有益的东西，如同粪肥变成黑土一样。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初生的时候会不沾一点肮脏的。——《第六病室》只要你想一想，你就会明白那些搅得我们心思不定的外在事物都是多么的渺小。人应该努力理解生活，真正的幸福就在这儿。——《第六病室》灌酒对健康不利，而永恒的悼念却无非是悲愁。——《第六病室》

契诃夫还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改变现实生活的愿望。如《套中人》、《带狗的女人》、《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它们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套中人》塑造了一个反动、保守、扼杀一切新思想的“套中人”别里科夫的典型形象，并以他的喜剧性死亡的结局暗示反动势力的必然崩溃。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他的作品的社会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和《卫报》曾不约而同地以“我们为何仍然深爱契诃夫”为主题，指出即使在他死后百年的今天，他的作品仍然深具现实意义。俄罗斯《文学报》也刊文称：“尽管契诃夫死后这100年，拉开了我们与这位心爱作家的距离，但是，它也加深、净化和阐明了关于他生平和著作的许多问题。”契诃夫的全部创作表明，他是一个独特的艺术家，他的中短篇小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成为世界文库中的无上瑰宝和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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