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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6 18: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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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奎

出版社:蓝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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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动员:做志愿军坚强的后盾

全国动员:做志愿军坚强的后盾试读: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段时间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有如弹指一挥间,但它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六十多年里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国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六十几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对身处其间的个人却是并非无足轻重的。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的历程》。《共和国的历程》虽为故事形式,但与戏说无关,我们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4年1月

一、中央决策号召

●毛泽东说:“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忘记了我们有5亿坚强不屈的的人民。”

●毛泽东摆摆手说:“我一个人的本领也是限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张奚若强调说:“我们有一个法宝,是敌人永远不能有的,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团结一致的人心。”

毛泽东说美国打错算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9月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

9月5日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指出: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接着,毛泽东还分析美军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

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3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3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大意。他在讲话里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说:

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当时,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出兵支援朝鲜,打击美国这个不可一世霸权强国。但是,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

当时,毛泽东指出:

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10月1日,美军、南朝鲜军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大举进攻越过“三八线”,妄图吞并全朝鲜,形势十分危机。

就在这个关键的危机时刻,当时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想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金日成日夜兼程地前往苏联。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苏联出兵支援朝鲜。斯大林则示意金日成去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商量。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和国家安全的考虑,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籍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由此而产生了符合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战争动员口号: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短短的8个字,把中国人的心绪调整过来了,调动起来了!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英勇抗击美军入侵。从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联合国军”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并把“联合国军”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

为了配合前线,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重要讲话。

毛泽东首先向各位委员通报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战场后,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情况。

毛泽东说:

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经过一年的英勇战斗,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已经将不可一世的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并迫使美军开始了停战谈判。

接着,毛泽东说:

虽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的发展,中国国内军事人员已较1950年规定数增加了50%,这在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和加速现代化兵种的组成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财政的供应和人力的消耗上,却成为很大的负担。就财政支出而言,1950年的国防费是28.01亿元,1951年的国防费用预计比上一年超出了40%多,高出20%多的经济建设比重,以致当时的许多工作面临严重的危机。

说到这里,毛泽东提高声调说: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战场上没有捡到便宜,就想在经济禁运上做文章,妄图在战略物质上卡住我们的脖子,可惜,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忘记了我们有5亿坚强不屈的的人民,忘记了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在重重危机中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

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提出支援前线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主持。

在大会开始,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总结。并鼓励大家同心协力,打击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

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了大家,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一个委员说:“只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毛泽东摆摆手说:“我一个人的本领也是有限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毛泽东接着指出:

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心,进一步加强抗美援朝的力量,全力支援前线,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因为只有国家和平了,人民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

毛泽东见委员们频频点头,又语气坚定地说:

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

毛泽东还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条方法,其中第三条是“紧缩开支,清理资财,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第四条则为“提倡节约,反对浪费”。

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厉行节约,加大生产,积极支援前线,他最后说:

在保持国内物价稳定和不过分加重人民负担的条件下,要保证对前方的物资供应,就只有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当时,美国为了报复中国志愿军部队出兵朝鲜,在国际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

其实,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政府就确定了要利用经济手段对新中国施加压力的方针。

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2月28日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关于美国对华贸易的政策》的报告时就说,中共既要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又要重建国家,它势必寻求外援,寻求与西方的贸易,因此“在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现实之间的第一个冲突大概会具体地在经济领域中产生”,“正是在对华经济关系领领域中美国具有对付中共政权的最有效的武器。”

1950年春,美国政府越来越明确地把中国与印度支那的边境作为在亚洲大陆“遏制”共产主义的防线。美国在2月27日出台的NSC64号文件中指出:“中共军队在印度支那边境的存在使军火物资和军队可以自由地从共产主义中国进入印度支那,因此印支处于最直接的威胁之下。

该文件要求,“国务院与国防部应把制定一项以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保卫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利益的计划作为优先”工作。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政府决定对中国实行同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并要求英国及其他盟国实行进一步的配合。

当年3月29日,美、英政府联合致电比、法、荷三国政府,要求它们在对中、朝两国贸易方面实行与对苏联一样的管制措施,美国并就此对菲律宾施加影响。在美国的压力下,英国还去游说英联邦国家。

但对外贸易与各国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美国的要求没有得到盟国的积极响应。由于美国严格管制对华贸易,朝鲜战争爆发前中美贸易已经大幅度下降。

据美国商业部统计,1950年1至8月美国对华出口总值降至0.33亿美元,而且主要出口商品是没有战略意义的棉花。对华出口下降最多的是石油制品。从1950年1月起,商业部停止发放大多数精炼油的出口许可证。

而中国对美出口却大体维持在原有的水平。1950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出口为0.575亿美元。中国对美战略物资的出口甚至有增无减。对美钨的出口量1950年上半年为666.8万磅;锡的出口为288.6万磅。

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于1950年6月25日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

1950年12月2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2月8日,美国宣布《旧金山执行港口管制法令》,上面规定,无论何种货物:

0经由美国口岸转达中国旅顺、大连、香港、澳门者,均需卸下,如要装运,必须特别许可。

联合国还成立由美、英、法、墨西哥、菲律宾、土耳其、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埃及、委内瑞拉等组成的所谓“额外措施委员会”,专门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联大使团,为“额外措施委员会”定下了工作原则和方案,专门讨论针对中国的切实有效的经济措施。

艾奇逊公开宣称:

对华禁运不仅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影响。如果只有那些一般认为容易接受美国压力的国家实施对华禁运,这种影响是不能被完全感觉到的,只有联合国中所有非共产党国家都实施禁运,对共产党中国实行制裁的道义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美国政府知道,仅仅美国单方面对中国实行禁运而无盟国的配合,禁运很难收到理想的效果。于是,美国政府一方面与有关各国频繁接触,争取他们加入到对华禁运的行列中,一方面力图通过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

1951年2月1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要求各国对美军给予一切援助,对中、朝军队不要给予任何援助。

但是,正义必胜,美国的一切阴谋注定都要落空。中国人民团结一心,积极支援前线,保证了前线的物资供给。

中央提出增产节约号召

1950年10月,为了支援朝鲜前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增产节约”的号召。

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国民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棘手问题。当时,新政权的领袖们就将走出困境的希望寄予了增产节约。

那是在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给军队的一个指示中曾经指出:

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接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题为《发行公债弥补财政赤字》的报告,报告指出:

现在,政府正努力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并且决定在政府机关和部队中厉行节约,增加生产。

而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央提出“增产节约”的口号,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1950年3月,为了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并公布陈云起草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

所有国家工厂和企业,除规定职工工人数及生产的质与量外,必须实行原料消耗的定额制度,铲除囤积材料的浪费行为。一切国营经济部门,均须提高资金的周转率,保护机器资材,建立保管制度,严惩贪污浪费人员。全国均应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统一财经的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

由于财政上既要照顾到国防开支的急迫需要,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的稳定,1951年财政支出概算比1950年财政支出概算增加50%,其中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55%,比1950年增加约一倍;1951年的财政收入预计将为支出的88.5%,赤字占支出的11.5%,比1950年的赤字比重还高2.5%。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成为非常必要的选择。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报告指出:

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以下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将增产节约提上议事日程。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作《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

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增产节约”的号召发出以后,这项运动首先从抗美援朝战场的直接后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基地东北地区展开。

1950年11月初,在志愿军刚刚入朝不久,东北就在许多厂矿企业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全国性的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也随之展开。

1951年3月6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就“如何组织与领导生产竞赛”问题指出:

企业中的领导干部在生产竞赛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竞赛的内容必须与完成生产计划的总任务相结合,与解决生产中最薄弱的或最关键的环节相结合;提倡劳动与技术相结合,启发职工的智慧,从改善工具、改善操作方法、改善劳动组织来提高生产;推广先进生产者与先进生产小组的经验;在竞赛中建立与改善各种经营管理制度,制定联系合同与集体合同;在竞赛中建立合理的奖励制度。

6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飞机大炮和推广爱国公约的通告,同时,提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口号,以增产收入作为捐献之款。许多地区把爱国公约、劳动竞赛、增加生产和捐献结合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在农村,广大农民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努力提高产量,确保朝鲜前线的粮棉供应。

7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的《关于加强党对国营企业领导的决议》指出:

发动群众搞好生产,是搞好基层工会工作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是组织与领导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该决议还指出,要使劳动与技术相结合,使生产竞赛与物质奖励原则相结合,使先进带动落后并帮助落后,使生产能够按照生产计划经常地平衡发展,要关心职工生活及福利,保护工人阶级日常利益,同时进行政治、文化及技术教育。

这些政策和措施对工业领域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0月23日,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对工农业已经开展起来的爱国增产运动做出肯定性的评价: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同时,毛泽东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指出“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

由此可见,党中央对增产节约运动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两次会议成为增产节约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按照中央的部署,规模巨大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开。

11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东北局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东北局在报告中总结了1951年以来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经验,称开展这个运动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一是运动开始,首先必须反复说明意义和方针;

二是发掘潜力,潜在力量是在工厂里,在群众中间;

三是制订计划;

四是找窍门,定合同,组织竞赛。

中央对这个报告做出如下批示:

要求各中央局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和本区具体情况,并参照东北经验,做出你们自己的全面的,不仅工业也不仅财经的增产节约计划,报告中央。

随后,各地区纷纷制订增产节约计划,以加强对增产节约运动的领导。

20日,中央又批转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是国家当前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提出:

因为“增产节约”是贯穿到一切方面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因此,我们要普遍地深入地发动一个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

12月7日,政务院决定成立薄一波任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加强中央对运动的组织领导。从此,一个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

在会上,两会主席郭沫若作关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及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郭沫若说:

一年来的和平签名运动是全国人民伟大意志的表现,这表示中国人民一致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也充分说明了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运动是密切结合着的。

郭沫若建议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和中国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大会一致通过这一建议,并通过该委员会全国委员名单及负责人名单。该委员会由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为副主席,司徒美堂等31人为常务委员,丁玲等158人为委员。

11月2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就当前的任务发出通告:

1、号召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唤起全国人民对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

2、各大行政区、省市应立即将原两团体合并改组或新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分会。

3、各地分会领导和推动当地人民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活动,不再成立工厂、学校等基层性质的分会。

4、要把群众的爱国热情正确地引导到实际工作中去,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和坚持自己岗位的任务相结合。

5、各分会要和总会建立经常性联系,把活动情况随时通报总会。

此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不断发出通告和号召,领导全国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该会先后发出重要通知、通告、号召、声明和负责人谈话等30多次,具体指导和抗美援朝运动每一阶段的工作。在全国开展以“仇视、鄙视、蔑视”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参军、参战、支前;组织全国人民捐献武器;3次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发起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写慰问信、缝制慰问袋活动;并开展拥军优属、订立爱国公约活动等。

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后来的1951年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一个通告:

努力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

到5月30日,全国人民就捐款1186亿余元,捐献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各界同胞捐献飞机、大炮。此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青年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各界同胞积极捐献。

到后来的9月25日为止,共捐献飞机2481架,捐款入库的达9970亿元。

中国各党派联合发表宣言

1950年10月26日,全国委员会成立后,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和内蒙相继成立总分会。各省、市成立分会,具体领导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的抗美援朝运动。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宣言指出: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行动正在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全中国人民早已集中注视美国侵略者在朝鲜的行动以及在中国领土领空领海上的行动。

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美帝国主义者在今年6月25日发动侵朝战争,他们的阴谋绝对不止于摧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他们要并吞朝鲜,他们要侵略中国,他们要统治亚洲,他们要征服全世界。

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要求用志愿的行动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种要求是完全合理的,完全合乎正义的。诚如周恩来总理所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两句话是代表中国4.7亿人民说的,它反映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中国全体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摧毁的。

宣言最后说:

正义是在我们方面,是在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的人民方面,是在全亚洲的人民方面,是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方面。帝国主义侵略者是违反正义的,是丧失同情的,是自陷于孤立的。侵略者必定要走向最后失败,而最后胜利必归于正义的人民。

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宣言发表以后,全国迅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

各民主党派分别在各自党派内部发出指示,动员其成员积极投入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胜利,扭转了朝鲜的战局,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受到巨大鼓舞,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团结,爱国主义热情更加高昂。

各界人士拥护中央决定

1950年11月8日下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成立大会。

北京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工人、学生等代表共约700人出席了大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彭真、陈叔通曾亲自到会指导。

大会首先通过下列11人为主席团:张奚若、刘仁、吴晗、许德珩、曾昭抡、舒舍予、宁武、李乐光、林汉达、凌其峻、丘锷仑。

张奚若代表主席团致开会词,他用洪亮的声音说:

我们是诚心诚意要保卫世界和平,但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和平,不是无条件的和平,不是让别人骑在我们头上我们也都不敢反抗的奴隶的和平。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现在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朝鲜的战争,危及我们祖国的安全,我们中国人民只有应战,反抗侵略保卫祖国。这样,才能保卫真正的世界和平。我们有把握打败美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有的我们也有,而我们有的他们却没有。

顿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着,张奚若强调说:

我们有一个法宝,是敌人永远不能有的,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团结一致的人心。中朝两国在历史上是兄弟民族,唇齿相依。在我们解放战争中,朝鲜人民给予我们很大帮助;在道义上讲,现在朝鲜有难,我们不能坐视不救。而且,世界上和平阵营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也正是美帝侵略的对象。因此,在利害关系上说,帮助朝鲜也正就是帮助自己。

张奚若最后说:

总起来说,要保卫世界和平,必须反对美帝侵略,要反对美帝侵略,就必须以实际行动援助朝鲜人民。不然就都是空话。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毫无问题的!

在雷鸣般的掌声结束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讲话,他说:

北京分会在全国人民以志愿行动热烈援助朝鲜友邦的时候宣告成立,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要和平,而美帝国主义首先以侵略来破坏和平,因之我们要保卫和平就得反对美帝的侵略。近来我们各地志愿援朝的行动,就是认清了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现在全国各地人民参加志愿军,固然是为了援朝,也是保家卫国。

陈叔通的讲话同样受到热烈的欢迎。接着,各民主党派代表、民盟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吴晗说: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的成立,代表了北京市200万人民的意志。美帝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不顾中国人民多次警告,侵略朝鲜台湾,并进一步企图侵略我东北。全国人民忍无可忍,一致要求反抗美帝侵略支援朝鲜保家卫国。我们要建设人民自己的国家,必须击退侵略者。全国人民要紧紧团结在一起,用努力工作、加紧生产和一切有效行动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胜利加速完成。

人民团体代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舒舍予激动地说:

美帝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大财,现在又疯狂地扩大侵略战争。我们要想生活在和平的世界里,必须打倒侵略者,保卫和平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民的责任,要保卫和平必须帮助朝鲜人民击退美帝侵略。只有正义才有胜利。只有正义的胜利才有真正的和平。

工人代表、石景山发电厂厂长、老英雄刘英源说:

美帝侵略朝鲜为的是侵略我东北、侵略全中国。东北是中国门户。要是让它进了大门,它就想进二门,进了二门它就想上炕坐下来了。美帝还拿从前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中国人,可是我们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啦。我们要保卫祖国,保卫我们的建设。我们有信心完全可以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工人坚决表示:要以上前线杀敌,或是在后方积极生产、开展竞赛来支援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

学生代表魏萃一说:

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说出了全北京市学生们心里的话,我们衷心拥护。为了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为了我们更美好的将来,我们一定要坚决打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全市学生正在进行各种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这就表现了我们青年学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分部常委召集人宁武在讲话中说,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愈来愈强大。我们相信,朝鲜人民在全世界人民支援下,一定可以把美帝赶出朝鲜去。

大会在进行过程中一致通过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北京市分会委员名单,以及主席,副主席,常务委员及工作部门负责人名单。

最后,大会还通过“拥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决议”,决议指出:

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侵略中国的故伎,不顾中国人民屡次的严正抗议和警告,把侵略朝鲜战争的火焰扩大到中国边境,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国人民现已广泛地热烈地掀起了志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不仅拥护同时也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我们竭诚的拥护,并誓以实际行动来粉碎美帝国主义者的狂妄侵略行为,以达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的目的。

决议的发表,为团结人民、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央组团赴朝鲜慰问

1950年11月4日,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人民团体纷纷分别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1月27日,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举行联席会议,于12月1日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

1951年1月22日,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出通知:

为了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反对美国侵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我们现在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前往朝鲜去慰问,其组织办法如下:

1、本会与首都各界及各地来京代表组成“中国人民慰问团总团”。各大行政区分会与各界组织慰问分团,每团人数以50人左右为宜,由各地和大分会邀请各人民团体和其他各方面代表共同筹备,并推派代表和若干工作人员组成之。每团设团长、副团长、秘书长,以统一领导。

慰问团除了对前线指战员进行慰问工作外,并将实际地搜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的事迹和美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罪行及其外强中干的材料,回国后向各阶层人民作系统报导,以扩大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胜利信心,扩大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

2、各慰问分团请于2月10日到天津集中,以便与总团会合后一同赴朝,西北、西南如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时间短促来不及时,可自行斟酌少来一些代表和工作人员。

3、各地分会所募集的并拟由慰问团携带的慰劳品和慰问信件、书报等,望尽可能于2月10号前运一部分到天津集中。所募集的捐款将由总会委托贸易公司统一购置慰劳品运去。

4、望各大行政区分会即邀请当地各团体及各有关方面进行筹备,并将筹备情形随时报告本会。

1951年4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者正式组建完毕,这支宏大的赴朝慰问团团长是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廖承志,副团长是陈沂和田汉。

赴朝慰问团由8个分团575名各界代表和文艺工作者组成,还携带了全国千千万万人民所虔诚献赠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及1.5万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

这些信件的内容极为动人和丰富。各界人民在信中写下了他们抗美援朝的决心和誓言,写下了他们对朝鲜前线军民的热爱、崇敬和支持。这些充满热情的信件,将极大地鼓舞中、朝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

当时,根据朝鲜战地情况,决定多动员曲艺界的著名演员赴朝参加慰问演出,成立一个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跟总团一起活动。

慰问团代表共中包括全国各地区、各阶层、各党派、各团体、人民解放军和汉、蒙、回、维吾尔、哈萨克、土族各民族及台湾人民的代表,并有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教授、科学家、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演员和工商业家。

随慰问团前往朝鲜的文艺工作者共210人,其中有由北京、天津两地曲艺界中出色的民间艺人所组成的曲艺服务大队,来自苏联表演归国的中华杂技团与国立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共同组成的文艺工作团,及华东、中南、西南各分团所属的3个文艺工作队。慰问团的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最远的新疆少数民族代表路程达6000公里。

各地一些曲艺演员纷纷表示参加赴朝演出。连阔如、侯宝林、曹宝禄、常宝、高元钧、魏喜奎、良小楼、关学曾等数十位曲艺界的著名演员都来到这个大队,阵容空前。

慰问团离开北京赴朝时,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曾举行盛大的欢送会。

该会主席郭沫若在致欢送词时指出:

慰问团赴朝的任务,首先是要将全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的热爱与感激和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坚强决心,带到朝鲜前线去,鼓舞中朝战士和朝鲜人民更高的、持久不懈的战斗意志;然后再将中朝军民在前方英勇奋斗、艰苦斗争的光辉事迹和志愿军战士们对祖国人民的关怀与期望,带回祖国,传达给全国人民,进一步加强与深入抗美援朝的伟大爱国运动。

慰问团全体团员就肩负了这样光荣的战斗任务前往朝鲜。

4月15日,慰问团刚刚到达安东市不几天,美国飞机就野蛮疯狂地轰炸安东,慰问团驻地附近的民房被美机炸毁,群众也有伤亡。

轰炸结束后,中国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用廖承志的广东国语向大家问道:“在美机轰炸时,有丢帽子的没有?丢帽子的请举手!”

大家对这问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一人举手。正在你瞧我,我看你之时,侯宝林摘下自己头上的帽子自问自答地说:

你们看,这是我的帽子,美机轰炸时一直戴在头上,咱们在北京沈阳听说,美机厉害得可以飞下来抓走人头顶上的帽子,就算那回事?

侯宝林的话还没说完,全体人员哄堂大笑了。

在安东市,团长廖承志作动员报告。副团长、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和周培源教授先后讲了话。

慰问团按计划17日晚乘汽车过鸭绿江,但当天上午鸭绿江大桥遭“联合国军”飞机轰炸,经军民奋力抢修,直到17日深夜慰问团才过了鸭绿江。

慰问团跨过鸭绿江的当晚,廖承志站在大桥北岸,目送曲艺服务大队的车队开上江桥,廖承志特意把记者刘大为叫到他的面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咱们赴朝慰问团是由“国粹”和“国宝”组成的。“国粹”就是指各位代表,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国宝”就是你们团曲艺大队的这些演员。你们带领这些“国宝”跨过江,就到了朝鲜战场,情况就紧张了,一定要万分小心慎重。

说完,廖承志登上吉普车,和大家一起开始渡过了鸭绿江。

20日晚,慰问团进入前线城市。这地方是交通要道,已被美军机炸成一片废墟。美军机每天要轰炸数遍,慰问团的司机要乘照明弹落下时,发动汽车猛冲,方能躲过美军机轰炸。

到了志愿军总部后,慰问团才得知第五次战役马上开始,部队的战前准备非常紧张。

汤铭和北京市工商联的汤绍远、天津市妇联的岳淑卿编为一组,前去慰问解放过宁夏的六十三军的志愿军指战员。

当时,汤铭28岁,在宁夏军区政治部任协理员,作为解放军代表,由宁夏军区派遣。

1951年1月,宁夏派出了4名代表去朝鲜慰问,宁夏回族宗教界代表、宁夏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腾霭、民革宁夏分部筹委会常务委员、宁夏政治协商委员会秘书长雷启霖、宁夏工会主席吴瑞旺和汤铭。

1月10日,4人由银川动身前往西安,在路上就走了5天。西北五省的代表在西安集中了两个月左右,在西安过的春节。

3月上旬,“西北区团”更名为“中国人民慰问团西北分团”,西北局决定将宁夏的代表名额减为两名,经协商决定由雷启霖和汤铭作为宁夏代表参加西北分团赴朝慰问。

西北分团团长李敷仁是陕西省民主人士。西北分团秘书长亚马是西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来自西北五省的代表为团员,分团共30人左右。

3月20日,各分团都到天津集中,组成“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3月底各分团分开走,4月初汇集沈阳。到沈阳后又决定将各省的代表打乱重新编团,共编了9个分团,并决定一至六分团过江赴朝慰问,七、八、九分团到东三省慰问志愿军伤病员。

雷启霖编在七分团,到沈阳、吉林慰问伤病员。五分团主要是京、津两市的代表,分团长张明鹤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整编后分团在沈阳集训了半个月,主要是各分团组织学习,明确下达的任务,讲解注意事项。

各分团都配备了一支文艺演出队,北京、天津文艺界派出侯宝林、常宝坤等著名演员随团赴朝前线进行慰问演出。

汤铭在五分团担任分队长,同时负责保护地方人员的安全。汤铭后来回忆说:

我戎马一生,平生遇到的生死关头不少,但参加首届中国人民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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