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渝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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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殇试读：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中校会计课长胡立文寻访录

自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60多年来，曾风靡全国的国内战争片《南征北战》《红日》经历了从黑白故事片、小说、改编黑白电影、彩色电影到再改编为电视剧的不同版本。凡看过前述小说、故事片或电视剧的人没有不知道“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因此人们皆是“提及张灵甫，必谈孟良崮”，而张灵甫与这支部队前身—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的抗日故事却鲜为人知。从一位曾跟随在张灵甫身边的老人回忆口述中，我从不同视角看到了一个在抗日烽火中更为完整、更为真实的张灵甫……不能忘却的记忆

胡立文老人是我寻访的抗战老兵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其一，胡老居住在贵州省会贵阳市以北120公里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遵义市，是我首次从贵阳乘搭长途火车去拜访的抗战老兵；其二，胡老在原七十四军中是国民革命军中级军官，军衔、职务为中校会计课长，是我目前寻访到的抗战官兵中职务、军衔最高者；其三，胡老曾在军中服役跟随的老上司是一位家喻户晓却又争议颇多的将领—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将军。

2012年9月的一天，我在电话里与胡立文老人联系好之后前去遵义拜访他。虽然胡老事先已告知我他住处详细住址，但由于我是第一次到遵义，对路线不熟悉，还是在老人家居住的居民楼下徘徊许久也没能准确判断出胡老居住的准确位置。正当我握着手机犹豫不定之时，忽听有位老人亲切呼唤了我一声。我扭头看见这老人身材瘦小精干、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看上去虽然年事已高，但依旧精神矍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我要找的胡立文。他说接到我电话后见我久久没有上门，估计我是迷路了便亲自下楼来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到了胡老家后，我随意扫了屋内四周一眼，老人的生活、居住环境虽然朴素，但清洁、整齐、有序，至少是我所拜访过的抗战老兵中，相对比较而言，生活条件还算是不错的，更令人欣慰的是，胡老虽然已迈入93岁的高龄，但身体依然健康。因为在拜访他之前我听说胡老近年身体不如以往，有很多往事都记不起来了，所以到胡老家之后我便先试着与他简单地闲聊了一会儿，所幸发现胡老并没有忘记当初抗战的那段经历，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小时里，他口中说得最多的是“军长”二字，这位军长就是他昔日的长官张灵甫。国难当头，兄弟从军

1921年农历9月28日，胡立文出生在湖南桃江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家里除了父母之外，他还有一个名叫胡永生的哥哥。1937年震惊全国的七七事变爆发时，胡立文还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与哥哥胡永生约好一起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胡老说那时学生们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志愿参军的不仅仅是他们兄弟俩，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之后，大家集中在江西九江师管区整训，之后分散到不同的部队。胡立文被调入七十四军，与哥哥胡永生没有分在同一支队伍，兄弟俩各自整理好行装后依依话别。然而，令胡立文想不到的是，这一别竟然成了永诀，后来，他得知哥哥在湖北抗日作战中为国捐躯。说起这段往事，胡老含着泪花反复向我叮咛：“你记住，他名字是叫胡永生，在湖北战死的。”还用笔在我的备忘本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胡永生”三个字。我记下了：胡永生，抗日烈士；生于湖南，阵亡于湖北……

相对兄长而言，胡立文是幸运的。1938年夏，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三旅第三〇五团。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就是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前身，成立于淞沪会战期间，此后该军一直转战在全国各大抗日战场，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兰封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冬季攻势、上高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无战不与，是一支名副其实的抗日先锋铁军。

第三〇五团原是张灵甫所带的部队，不过在胡立文到七十四军的前几个月，张灵甫已晋升为一五三旅副旅长。在国民革命军将领中，张灵甫的书法堪称一绝，曾受到辛亥元老于右任老先生的赏识。也因如此，他对能写一手好字的胡立文异常关照。胡立文回忆说：“军长（张灵甫当时为副旅长）见我年纪小，是个学生，学习也用功，所以他就对我非常照顾。他看到我字写得不错，就把我留在身边当文书。”因为张灵甫在1946年升为七十四军军长，所以胡立文回忆这位老长官时都习惯性称他为“军长”，实际上1938年夏季的张灵甫还只是副旅长。

在张灵甫的关照下，当时还是一个孩子的胡立文留在了旅部任准尉司书。胡立文对张灵甫治军之法有很深的印象，胡老告诉我：“军长（张灵甫）对部队要求很高，纪律严明。他不仅治军严谨，而且对部属、特别是士兵非常关心。那时国家贫穷，多灾多难，物资缺乏，部队后勤保障困难重重。他总担心士兵缺衣少食，经常到士兵中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情况，与大家一起共度难关。每个月他都要从自己的工资里拨出一部分给大家改善伙食。在部队里面，军长对我是最好的。军长长得很高，那时候我才16岁出头，个子也小。他经常摸摸我的头鼓励我好好干，把我当他的孩子一样带。”

张灵甫对待士兵如春天般的温暖，是一位爱兵如子的儒将；对待日寇侵略者，他立即就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猛张飞”。淞沪血战，他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保卫南京，他奋力杀敌，受伤犹不肯退下火线。胡立文到旅部之前张灵甫就有过几次负伤的经历。“张古山，血染红”“军长（张灵甫）非常会打仗，他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军。”70多年后，胡老回忆起张灵甫时仍带着敬意。稍后，胡老从房间里拿出一份抗战主题的月历，翻到9月那一页展示给我看。那页的老照片旁附有《七十四军军歌》的歌词，胡老用手指着“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这一句歌词对我说：“张古山就是他（张灵甫）带三〇五团去打下来的。”（注：据台湾地区史政局出版的《张灵甫传略》记载，张升任一五三旅副旅长的时间是在1938年3月，同年9月升旅长。张古山一战，张灵甫以少将旅长身份指挥一五三旅下辖三〇五团、三〇六团以及一五一旅的三〇二团。夜袭张古山是张亲自带领三〇五团精兵从后山突袭，当时三〇五团的团长是唐生海。）

胡立文老人说张灵甫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儒将并不夸张，如果说在淞沪、南京、兰封一系列作战中，张灵甫的表现足以证明他的勇的话，那“夜袭张古山”便是将他的智谋与勇气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役。这一场战斗对我而言并不算陌生，但与张灵甫将军昔日的老部下再次谈起来却更有身临历史其境之感。

在1938年的抗战中，中国军队有两次战役可以称得上是“大捷”。第一次是1938年春的徐州会战中，在李宗仁将军指挥下打出的“台儿庄大捷”。第二次是则1938年秋的武汉会战中，在薛岳将军指挥下打出的“万家岭大捷”。两场战役相隔不到半年，但后者知名度远远不及前者。万家岭之役是武汉会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张古山之战又是万家岭战役中至关重要的一场战斗。

由台湾地区“知兵堂”出版的《七十四军战史》中这样记载张古山的战略地位：“张古山是万家岭战场的制高点，日军占据着张古山，就多了一道阻止中国军队进击的天然屏障；反之，若七十四军打下张古山，则不仅彻底封死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的生路，而且可以居高临下直逼日军的核心阵地。因此，张古山的得失，关系到围歼一〇六师团的成败。”

张古山战略地位如此重要，日军守军自然要拼死守住。在武器落后、物资缺乏的条件下，我军不可强攻，只能智取。1938年10月6日，在商讨张古山作战的军事会议上，升任一五三旅旅长的张灵甫站了出来向师长王耀武主动请缨：“师长，张古山就交给我吧。”

王耀武知道攻下张古山的难度之大，他一言不发，愣愣地看着请战的张灵甫。张灵甫为了解除师长的顾虑，便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大家：“各位都看过《三国演义》，魏国大将邓艾为攻取成都，出蜀将之不意，带精兵暗渡阴平，翻越摩天岭，一举攻克了江油、涪城和成都。我们也可仿此战例，大军从正面进攻的同时，再挑选精兵强将，从人迹罕至的张古山背面进行偷袭，以收两面夹攻之效。”王耀武欣然同意，当即将攻取张古山的任务交给了张灵甫。

张灵甫从担任主攻张古山的三〇五团中，挑选出500多精兵组成突击队，在10月7日傍晚时分开始行动。他们攀着藤葛，自人迹罕见的崎岖峡谷中暗渡而过，直插长岭北部的高地。高地上600余名日军在仓促间组织抵抗，很快便被张灵甫的部队所消灭。三〇五团正面部队对张古山进行佯攻，而突击队则自后山攀上顶峰，在日军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予其致命一击。此地日军的800守敌虽做顽强抵抗，但终因腹背受敌而伤亡大半，迅速崩溃。张灵甫的一五三旅在一夜之间就攻克了万家岭战场制高点。

张灵甫攻占了张古山，但战斗并未因此结束。不甘失败的日军又组织20多架轰炸机对张古山阵地狂轰滥炸，将张古山上的我军置于一片浓烟火海中。猛烈轰炸后，急于夺回阵地的日军立马向张古山发起冲锋，守卫部队在轰炸中伤亡十分惨重，张古山随时都有得而复失的可能。危局之下，张灵甫冒着日军的枪林弹雨，与团长唐生海一起亲自率领官兵和攻上来的日军进行白刃肉搏。经过一番惨烈血战，终于将这波日军赶下山去。这一战，三〇五团伤亡大半，团长唐生海身负重伤。这天黄昏，日军一〇六师团又一次对张古山发起攻势。张灵甫为保存有生力量，率领剩余部队撤下张古山。

10月9日，张灵甫再次在五十一师中挑选精兵，于当晚再次向张古山进攻。这一次出击，他们一路所向披靡，将张古山主峰四周的日军悉数扫荡。紧接着，这支突击队在张灵甫的率领下再次上演了“夜袭张古山”的奇迹。经过2个小时的肉搏，终于将攻山的日军消灭干净。后来日军又多次组织反攻，双方在张古山上展开了惨烈拉锯战。张古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反复争夺达5次之多。枪声、炮声、杀喊声撼动山头，鲜血、骨肉浸染黄土，敌我双方的尸体漫山遍野，张古山一度成为了日军所称的“血岭”。

这一次，张灵甫牢牢地守住了阵地，同时也堵死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生路。此战至少毙敌6000多人，而我军也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伤亡最大的三〇五团在撤下山时只剩下一个连的兵力。《第七十四军战史》中这样评价“张古山之战”：“没有张古山争夺战的胜利，就不可能有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战役后，著名进步作家及词人田汉专程从武汉到江西前线采访了张灵甫，并以此战和张灵甫为原型编写了话剧《德安大捷》，因剧中用了张灵甫的真实姓名，使他很快就名扬天下。同一时期，借着七十四军在此战中打出的军威，由任光作曲、田汉作词，创作了那首胡立文老人指给我看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军歌》：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我们向日本强盗反攻。

他，强占我们国土，残杀妇女儿童。

我们保卫过京沪，大战过开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人民的武力，抗日的先锋！

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里相从。

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州，大战过兰封！

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

我们是国家的武力，我们是民族的先锋！

起来！弟兄们，是时候了。

踏着先烈的血迹，瞄准敌人的心胸，

我们愈战愈勇，愈杀愈勇。

抗战必定胜利！杀！

建国必定成功！杀！

歌曲激扬澎湃，鼓舞和激励着全国的热血青年们从军抗日，守土卫国。“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他对我是最好的，我也是最后一个跟着他的。”胡立文老人这样回忆张灵甫。之前，张灵甫的文书叫卢醒，也是十几岁就跟随他南征北战。1938年，卢醒已升至三〇六团副团长，1947年张灵甫在孟良崮战死时这位卢醒也随他而去，此乃后话。胡老所说的“最后一个跟着他”应该是指“他是最后一个跟着张灵甫的文书”。

自从做了张将军的文书，胡立文就一直追随着他纵横于各大战场。先后参加过第一次长沙会战、南昌会战等大战，历经大小战斗数十场。在胡立文印象中，张灵甫作战刚猛勇敢，具有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办公桌上的纸笔文件一定要弄得整整齐齐。即使在战时间隙，他也会挤出时间写书法。

在他们参加过的战役中，胡老印象最深的是发生在江西的“高安之战”，因为在这场战役中，张灵甫失去了一条腿。那是1939年4月的一天，张灵甫率部强渡锦江后向高安推进。敌人在那一带重重设防，环布据点。那一天与日军交火的先头部队是七十四军的五十一师。关于这一战，张灵甫将军的另一位老部下韩文德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在韩文德老人的回忆文章里得知，张灵甫在那场战斗中亲自上阵与日军进行肉搏，韩文德还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打死了一个偷袭张灵甫的日本兵。然而，多次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张灵甫却在后来一次不大的战斗中“阴沟里翻船”。韩文德记得那天张灵甫刚从指挥部出来，就被日寇扫来的一阵机枪打中了腿。而胡立文老人也记得：“军长（张灵甫）的腿是出去指挥作战的时候被日本人的机枪打断的。”

张灵甫平时对胡立文非常照顾，所以听闻旅长受了伤后，胡立文自然也是知恩图报，全心全力地去营救长官。胡老回忆起当天的情况说：“他右膝盖被打伤，我叫了四个兵一起去把他抬下来，又开车一百多公里到宜春，在那用火车把他送到桂林的后方医院。”

在张灵甫到桂林治疗几个月后，胡立文还专程跑去医院看望过老长官。他说：“军长（张灵甫）看到我去很高兴啊，吃午饭时还专门为我加了几个菜。他受伤了也担心着部队，问了我很多前线的情况。”

由于当地医疗条件限制，医生告诉张灵甫可能要截肢。张灵甫听后立即反对：“不行！锯了腿我还怎么回去领兵打仗！”尽管医生给他晓以利害，他依旧不改初衷：“不必啰唆，要锯腿，不如先一枪打死我！”后来在王耀武和薛岳的帮助下，张灵甫终被转到器材设备先进的香港玛丽医院治疗。在那里，医生为他做了手术，并告诉他只要静心疗养，康复应无问题。

尽管转入了医疗条件不错的香港医院，但张灵甫的腿终究还是没能完全康复。这是因为在住院期间的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战时军人不宜出国养病（含港、澳）”的新规定后，便坚持要提前出院（那时的香港还是英殖民地）。好心的院长劝他再疗养半个月，并保证他的腿一定能痊愈。他谢过院长好意，说：“军人死且不惧，何爱一肢？”说完便拄着拐杖离去。

从此以后，张灵甫的右腿膝盖变得僵直不能弯曲，落下了终身残疾。由于走路时右腿只能僵直着走，便得了一个“瘸腿将军”的绰号。但别人与他谈及腿废之事，他却说：“吾张某人腿虽废，无以站立，然中华民族得以站立，不为倭贼所欺，吾之腿值也！”逃离没有张灵甫的部队

与胡老谈天时，我们也说到了其他一些将领。我凭记忆在纸上按顺序写下了俞济时、王耀武、余程万、方先觉、李天霞几个名字。除了方先觉之外，其他几位都是七十四军中的风云人物。写好后，我将纸递给胡老看，问他是否认识这些人。胡老与俞济时素未谋面，但看到王耀武，他脸上就忽然浮现出笑容，指着“王耀武”的名字对我说：“他请我吃过饭。”“王耀武是军长（张灵甫）的上司，他请我去吃饭，问了我许多关于军长的情况……而且他很看中军长，也是个很好的人。”胡老感叹道。

胡立文老人见到王耀武时，张灵甫还没有负伤离开部队。那天张灵甫派他去送文件，时任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见到了这个孩子兵，一问得知他是张灵甫的文书后便热情地拉着他的手与他闲聊起来。谈话中听说胡立文还没吃饭，王耀武马上邀他一起到师长办公室用餐。与王耀武的这段经历，胡立文老人也向给张灵甫写传记的钟子麟女士说起过，并被她记入书中。胡老曾感慨道：“我真是受宠若惊，他一个大师长请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兵吃饭做什么？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也懂得他这样做不是特别对我怎么样，他其实是在给我们旅长（张灵甫）面子啊。”

胡立文见过余程万，但这位后来孤守常德的英雄在当时留给他的印象并不深。遗憾的是，那位后来率部坚守衡阳47天，打出一场惊天泣鬼保卫战的英雄方先觉与胡老也没有一面之缘。最后胡老的手指移到了“李天霞”的名字上，轻轻敲打着，脸色变得很不自然。我心想张灵甫后来之所以战死孟良崮，与李天霞存心不救援有着很大关系，胡老对张灵甫感情这么深，对李天霞没有好感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胡老对着李天霞的名字说出的第一句话仍然出乎我的预料。他说：“这个人心肠不好，对军长（张灵甫）有意见，所以趁他不在就要想整我去坐牢。”“坐牢”这件事发生在张灵甫在高安负伤离开部队之后。1939年5月，胡立文被李天霞调到五十一师师部任中尉副官。胡老告诉我，李天霞与张灵甫很早就不和了，他说：“李天霞的资历比军长（张灵甫）老，但王耀武又很器重军长，军长升职也升得很快，他心里就很不舒服军长。”

张灵甫与李天霞不和在军官中人人皆知，但并不十分了解上层斗争之厉害的胡立文却吃了这方面的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胡立文还很单纯，张灵甫虽然不在部队，但胡与战友们聊天时只要提起张灵甫，就一定会对张灵甫作战时的英勇夸赞一番。这些话传到了李天霞耳朵里，竟让他对这个孩子怀恨在心，后来居然故意找茬要判胡立文的刑，让他去坐牢。李天霞的举动让胡立文感到自打张灵甫离开之后，自己在部队里已是危机四伏，特别是这位李天霞对他更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1940年初，感到此处不宜久留的胡立文就找机会逃回了老家。重返七十四军

张灵甫还未等到自己的腿完全康复便回到了部队，并于1941年冬天升任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少将师长。在老家的胡立文听闻张灵甫已经回到部队，他也随即重返七十四军，再次回到张灵甫身边。这一次，张灵甫安排他担任军需处上尉军官。

归队的胡立文再次跟随张灵甫迎着日寇的炮火前进。他们在上高与日军决战并取得胜利，那一战之后七十四军获得了上级颁发的一面绣有白色飞虎的青天白日旗，他们将这面荣誉之旗称为“飞虎旗”。第七十四军“抗日铁军”之威名也由此战而来。之后，胡立文继续跟着张灵甫二战长沙、浴血浙赣。

两人的关系虽是上下级，但几年相处下来感情已非常深厚，加之胡立文的知识才能也是当时部队难得的人才，当有上级在部队挑选人才送军校培养学习的机会时，张灵甫自然也会任人唯贤推荐这位小老弟。胡立文老人告诉我，在张灵甫的保荐下，他被送到了“桂林军需学校”深造，那是1942年的事。胡立文再一次与张灵甫分别，进入了“桂林军需学校”第十二期。为了不辜负长官的厚望，胡立文到军校后倍加努力地学习，以优异成绩得到了李济深与何香凝的亲自颁奖。谈起这段，老人家很自豪地对我说：“我们那期三百多个学生，我每年都是前三名以内。结果呢，军需学校就留我当教官，一直当到日本打进桂林……”

胡立文在军校深造的这段时间，张灵甫在前线过着漫天烽火的日子。他一战于鄂西，二战于常德，三战于衡阳……几乎是哪里有恶战，哪里就有他的身影。1944年的中国，夹杂着胜利的喜悦与失败的恐慌。在西线，中国远征军频频传来捷报，松山、腾冲、龙陵相继收复；而东线的中国军队却经历了八年抗战中最惨烈的豫湘桂大溃败，许昌、长沙、衡阳相继陷落敌手。

1944年11月10日，桂林被日军攻陷，在军需学校任教官的胡立文也随学校师生转移到大后方贵州。他在这里一直居住到抗战胜利。阴阳永诀，脱去戎装

抗战胜利后，胡立文听闻张灵甫驻防南京的消息后便马上启程去找他。在南京，见到胡立文的张灵甫非常高兴，立刻给他安排了职务。胡立文回忆说：“军长对我很信任，安排我做中校会计课长，掌管整个军的军费。”

这是胡立文在第七十四军中的最后一个职位，所以后来每当胡老给前去拜访的志愿者签名时，都是签“七十四军中校会计课长胡立文”。

胡立文的中校军衔也有一段和张灵甫有关的小故事。由于在抗战胜利时胡立文还不满24岁，军中论资排辈现象严重，相对中校军衔来说，胡立文显得有些年轻了。但当时部队正是用人之际，为了让人才能够为部队所用，张灵甫大胆提拔年轻人，将他的年龄报成了30岁，这样，拥有中校军衔的胡立文才能担任掌管整个七十四军军费的重任。

1945年秋天，凯旋的张灵甫迎来了他人生中最美满的一段婚姻。他的夫人叫王玉龄，一位美丽而坚强的女士。据王玉龄女士晚年回忆，她与张灵甫结婚时年仅17岁，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两年，但他们却异常相爱。王玉龄说，平日夫妻相处时的张灵甫并不喜欢谈他抗战时在战场上的那些辉煌，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更偏爱向妻子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胡立文老人也是在那时候认识王玉龄女士的，那年他刚满24岁。

时间终究还是到了1947年。内战已经全面爆发，由七十四军整编而成的七十四师开赴山东前线激战，师长是张灵甫。5月16日，被围困已久的张灵甫在开完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后，决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戎马一生。

张灵甫死后两年，就连他所效忠的蒋校长也因战败而去了台湾。

胡立文后来也脱去军装，告别了他10年的军旅生涯。战争结束后，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时也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他曾在《贵州日报》做过编辑，在贵州省干校当过教师，后来又办了一个“国光肥皂厂”。老人总算是安安稳稳地走到今天，即便是腥风血雨的“十年浩劫”也未波及到他。而张灵甫将军的遗孀王玉龄女士也于20世纪70年代重返大陆。

后来，随着政策开放、信息发达，已是古稀老人的胡立文与居住在上海的王玉龄女士恢复了联系。他说：“后来我和王玉龄女士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我去过她那里。前年我都还去了上海和她们一起参加活动。”

看到和蔼慈祥的胡立文老人晚年能在一个不错的环境中度过，我从心底替老人家感到高兴和安慰。胡老不仅能写一手好字，还创作过许多好文章。8年前，他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篇《崇拜伟大的抗日英雄张灵甫将军》的回忆文章。如今，93岁高龄的胡老依旧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老人现在最爱读的3份报纸是《参考消息》《团结报》《遵义晚报》，最爱读的两本杂志是《炎黄春秋》和《贵州民革》。

临别时，胡老送我一本抗战主题的挂历，他在挂历上写下的“七十四军中校会计课长胡立文赠小友周渝”一行字依然是笔走龙蛇,铁划银钩，不减当年风采。我亦衷心祝愿胡老身体健康、无忧无虑安享晚年。“当年有幸识夫君，

没世难忘恩爱情。

四七硝烟伤永诀，

凄凄往事怯重温。”

这是张灵甫的遗霜王玉龄女士为丈夫题写的一首诗。在本文的篇尾，我想说说这位忠贞而坚强的女士。1945年，王玉龄与张灵甫结成夫妻时年仅17岁；结婚不到两年她便经历了失去了丈夫的不幸。一个不满20岁的少女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奔波打拼数十年，这是很多人都无法想象也无法做到的。然而，几十年的光阴虽然苍老了年华，却没有冲淡她对丈夫的爱，正如《因为爱情》中所唱“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这样阴阳相隔的爱情尽管带着些凄美色彩，却足以令人羡慕。除了对爱情的忠贞，更让我敬佩的是王玉龄女士对个人命运的思考与对历史的气度。尽管对丈夫情深似海，但她却能在今天与当年张灵甫孟良崮战役的对手粟裕将军的后人同聚一桌，彼此相逢一笑。

孟良崮上夕阳红，往昔峥嵘亦随风。今天，硝烟散尽的孟良崮遗址立有一块王玉龄女士题写的石碑—“和平统一”这四个大字，意味深长。如今的两岸和平来之不易，从这一角度而言，由“和平”走向“统一”便是新一代炎黄子孙进一步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在大时代的旋涡中浮沉

—老兵代廷芳跨越三军的传奇

大概在五六年前，有一张二战时期的老照片在互联网上不断传播，照片上是一名身穿德国军服的亚洲人，下面附加有这样几行字：“二战时期德军中的中国炊事员，他可是个传奇性的小人物哟！先被日军征招；参加日军对苏军的诺门罕之战时被苏军俘获，在苏联西部开始劳工生涯；1941年下半年被德军俘虏，然后一直在德法一带当炊事员；最后被美军俘获。”跨越三军的小人物

经过考证，证实照片上的德军炊事员并非中国人，而是朝鲜人，不过其经历却基本属实。其实在二战期间的诺曼底战场上，被盟军俘的朝鲜籍德国士兵多达二十余人，通过盟军对他们的审讯得知，这些朝鲜人最初是被日军招募，1939年于日苏诺门罕战役中又被苏军俘虏。后来这些朝鲜人加入了苏联红军，在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他们随苏军大部队开赴前线。战争初期，德军在“闪电战”的强大攻势下很快突破了苏军防线，立足未稳的苏军被德军击溃。他们又与其他众多的苏联红军官兵一同被德军俘虏，之后又被编入了德军序列，1943年作为“东方营”士兵被派往诺曼底驻防，最后又被盟军俘虏。战后出现的一些文艺作品、影视作品（如漫画《福字虎战车》、电影《登陆之日》等），反映的就是这些曾服役于日、苏、德三国部队，后又被盟军俘虏的小人物传奇经历的故事。

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位类似上述朝鲜籍士兵传奇经历的中国抗战老兵，他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老兵代廷芳。与那些德军中的朝鲜人不同的是，代老所跨越的是中国国内的三支军队—地方军阀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国民党中央军。如果说，那个传奇德军的故事让人看到的是一条从亚洲到欧洲漫长广阔的世界大战战线的话，那么代庭芳老人的故事则让人看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人们从同室操戈走向共赴国难这段起伏跌宕而又悲壮的历史。

抗战老兵代廷芳的军旅生涯起点是从在地方军阀部队中服役开始的，少年时期的代廷芳先在“末代贵州王”王家烈的“黔军”部队中当兵；后来在作战中与部队失联的他偶遇长征中过境的红军，并跟随红军开始长征之途；长征途中，代廷芳因病掉队，后来又阴差阳错的加入了万耀煌的中央军第十三师。期间，他在部队亲历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抗战爆发后，他又跟随部队投入到被称为“东方凡尔登”的淞沪战场。血战上海，他与他的弟兄们奋勇杀敌；在尸横遍野的阵地上，他从日军的刺刀下死里逃生。战争结束后，代廷芳的人生却更加坎坷……浮沉一生，老人说得最多的就是一个“苦”字，他说：“我这辈子苦啊，从小就苦起，苦到最后来，还是在苦……”童年不幸，少年从军

代廷芳出生于1920年8月15日，家中一共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五。虽然中国自古有“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的说法，然而在家中排行老幺的代廷芳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并不觉得幸福。老人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寡仔，七八岁父母就没了（过世），哥哥不管事，八九岁就在我们那个叫马场（贵州开阳县境内）的地方，有个唐家，我帮他家看牛……”

等到代廷芳长大一些时，他被自己的三舅爷送到贵阳学手艺，前来接走他的是一位黔军军人。代老回忆说：“学哪样手艺？他以前在周西成的一个独立营，把我带到贵阳来以后，他就罚我给他当勤务兵，现在是叫勤务员。有什么事情没做到（侍候不好）他就打我，他说‘（你是）我花几块钱买来的。’我说‘我是我三舅爷带来交给你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代廷芳遇到了一位姓卢排长，据说是他的亲戚，在他的帮助下，代廷芳很快被分配到黔军部队中做了一名“司号兵”。代老回忆这段经历说：“我当时晓得那个地方叫南厂（南厂军营），我看到那里有人吹号，‘滴滴答答’的，我就给他（卢排长）说我想去那里学吹号，他说‘你想来就来嘛’。然后我就逃跑，跑到南厂炮兵营里去吹号了。”

93岁的代廷芳老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所在部队的番号，但他记得那是在1934年左右。照此推算，那正是“末代贵州王”王家烈治黔时期，部队的番号应该是第二十五军。我问老人，当时他在黔军中当“司号兵”时，部队是否有给他发过军饷。老人说：“那个时候，拿一点也就用一点，没得就算了，那时候很难得钱。学号兵嘛，学徒没有什么钱的。”“在王家烈的部队里面，抽大烟的严重啊！一连当中100个人起码有80个抽大烟的，我是从来不去沾那个东西的。他们（抽大烟的士兵）起得早，起床就抽起，抽了后该训练的就还是训练，其实王家烈的部队没有多少训练的。吃了鸦片精神就好，不吃鸦片，烟瘾发了就和一个瘫子一样……打仗时候，烟瘾发了就吞，开水吞也好，酒吞也好，最好是酒。打仗也还是可以，吃了鸦片烟，烟瘾过足了，打仗就厉害，但不吃，就软绵绵得像个瘫子一样。”老人回忆说。王家烈部队中“双枪兵”的现象给代廷芳留下很深的记忆。

那时的贵州可谓多事之秋，首先是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与犹国才之间为争夺贵州省政府主席宝座战事频繁，导致黔军内部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其次，红军已经进入贵州，中央军的“追剿”部队也尾随而来。据军事史料记载：红军长征时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转兵贵州，1935年４月底离开贵州，活动时间４个多月，占中央红军长征时间的三分之一；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1月至4月在贵州转战，活动时间３个多月，占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间的四分之一强。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在贵州转战，足迹遍及50多个县，占目前全省88个市县区的百分之七十。”

中央军和贵州军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贵州军阀内部将来相互之间也有矛盾，加之黔军战斗力弱，防务空虚等原因，王家烈不想与红军主力决战，也不敢与红军主力决战，诸多因素，为红军扭转被动局面创造了条件。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曾命令王家烈“应于锦屏、黎平两地控置有力部队，俟匪西窜时，相机堵击，阻其入境”。12月12日，蒋介石再次命令王家烈在“玉屏、锦屏、黎平、永从、洪州线上，赶筑坚固工事，先选重要城镇构筑碉堡，以防匪之突窜”。然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心中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根本就没把蒋介石的命令当回事，更谈不上执行。王家烈没按蒋介石的战略意图在贵州锦屏、黎平两咽喉要地布署重兵把守，更没有在重要城镇构筑坚固的城防工事、堡垒。直到12月13日，为敷衍蒋介石，他才报称“本部兵力十六团，其精干之十一团已配置前线。饬属砺兵秣马，严阵固守”。

进入贵州的红军当时的意图是从黔东南直趋黔西北。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王家烈想到的是要如何避开红军主力，保存实力，守住贵阳就行了。王家烈曾说：“我深深感到，他们（指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我又何必同红军硬拼。”

由于王家烈的消极避战，为红军及时调整战略方针，化被动为主动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红军转战贵州期间，召开了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并胜利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创下红军战史上的经典战例。

1935年1月，红军主要领导人在贵州遵义柏辉章公馆召开了中共党史上极其重要的遵义会议，不久后，中央军十三师协同王家烈的黔军与红军在遵义一带发生激烈战斗，黔军王家烈八个团被歼灭，中央军亦受到重创。黔军与中央军被打退后，代廷芳与部队失去联络，但他并未回省城去寻找自己原先的部队，而是就近参加了红军。代老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认识红军，反正看见是部队（当兵吃粮），我就跟着走。”跟随红军长征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始于1934年10月。1935年的春天，15岁的代廷芳成为一名小红军，跟随红军走上长征之途。

在红军的部队中，代廷芳依然是一名司号兵。对于红军队伍的制服和装备，代老有这样的印象：“红军的帽子上面有个红色的五星，那时候红军的衣服穿的衣服哪样都有，红军没有什么穿的，我们穿的有草鞋，到成县那边冷了，就拿粽叶来包着脚……在红军的时候我没有拿枪，红军用的枪都是老土枪、汉阳造，朱德在南昌起义拿来一些枪，走到贵州来以后，王家烈支持了一些枪。那时候红军没有什么枪的……“1935年我就跟着红军一路走，红军要到陕西。红军在遵义打了一仗，然后又到娄山关，后来又走仁怀，接着又到金沙，然后到黔西，黔西那里有个小街记不起叫什么名字来了，在那里打过一仗。打过以后又转到大方这边，到松林堡又打过一仗，在松林堡又出发，转了很多地方，就走到毕节那边，在镇雄出来十多公里那个地方又打了一仗，打完之后就退走了。后来就过金沙江，穿去穿来地又走到大渡河。我记得在大渡河吃那个水，吃了之后肚子胀得不了。后来我们又插到四川西昌，从西昌开始跑步，一天要跑一百多里路……”

当年长征的艰苦，代老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他告诉我们，贵州、四川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有经过。据史料记载：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1月29日在猿猴场（现元厚）、土城南北地区首渡赤水河。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次让黔军意想不到的是红军重返了贵州境内，出其不意地打响了娄山关战斗，搞得王家烈黔军部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然不清楚红军从何而来。红军势如破竹，再次攻占遵义城，歼灭和击溃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2000余人，取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3月16日至17日，红军又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渡过赤水河。3月21日至22日又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随即，红军又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突破了黔军、中央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成攻战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中谈到红军四渡赤水作战时，就曾把黔军戏称为“战无不败的豆腐军。”从代老述说的情况来看，代老参加红军期间，正是红军创造“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史期间。

代老接着回忆说：“长征路上，有时候吃的牛肉、马肉。有的时候吃的干粮，炒米。那个米是炒的，一个人背一袋，口干了就喝冷水。”这就是代廷芳在红军部队中的伙食，随着行军条件越来越困难，他们逐渐连这些都吃不上，按代廷芳的话说，就是“碗越吃越小，筷子越吃越粗”。

代廷芳跟着红军一路辗转，走过贵州、四川的山间丛林，终于进入到甘肃省境内。然而就在部队抵达甘肃成县时，代廷芳病倒了，正是这一病让他从此脱离了红军队伍。老人回忆说：“在成县那里我就得病，得这个疝气，走不动了。然后（红军）就把我放在老百姓家。我睡了一觉醒来，我就不痛了，病好了。那时候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是红军，我好了以后他们就把我往部队送，一送就送到十三师（师长万耀煌）去了。”

这次阴差阳错，代廷芳脱离了红军队伍，加入由万耀煌担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成为一名的国民党中央军战士。亲历“西安事变”“到了十三师，我们的师长叫万耀煌，我们的连长叫郑国强。”

万耀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属于中央军陈诚系的部队，在“追剿”红军时就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一直被红军视为心腹大患，贺龙、萧克曾决议：“坚决消灭十三师，因为十三师太顽固，能打仗，如不消灭十三师，红军永无出头之日。”

1936年6月，广州西南执行部及政委会通电抗日，打着北上抗日的大旗，断然采取北上军事行动；随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陈济棠的部队很快进入湖南，国民党中央派人劝阻无效。两广异动令国民党中央坐立不安，于是决定派中央军向广西开拨。在这次事件中，第十三师作为一支奇兵，直趋桂林。7月中旬，第十三师开抵衡阳时，广东陆海空军见状即投效国民党中央。8月12日，蒋介石飞往广州，妥善解决了两广问题。解决“两广事变”是代廷芳进入十三师后的第一次行动，不久后，他便随部队驻防洛阳。

在第十三师的部队中，代廷芳依然是做一名他最擅长的“司号兵”。在老人的记忆中，相比过去的黔军与红军，第十三师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伙食上条件都要好得多。然而安定的日子没能维持多久，一场举世震惊的事变也直接影响到了十三师的存亡。“到冬天了，说是蒋介石要到西安，我们这个师就跟着坐火车到西安，我们在咸阳下车，团长以上的就在西安下车。”代廷芳开始向我们讲述1936年那个不平凡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到西安，张学良‘嘡’一家伙打在钱大钧大腿上，西安事变发生了。蒋介石被扣起来了，我们师长万耀煌也被扣了，我们那一个师，团长以上的都在西安扣着……”

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1935年，万耀煌被提升为二十五军军长，同时兼任十三师师长）在其回忆录中亦有详细记载：“十二月十二日，天未黎明，我从睡梦中，闻人声嘈杂，西京招待所内外皆有武装事变，继枪声四起，判为局部兵变。天亮后，我和内子从窗缝看到街中，满布哨兵，遂关紧卧室待变。此时同寓招待者，如蒋百里师、蒋作宾先生、陈诚、卫立煌、陈所继承夫妇、朱绍良、陈调元、蒋鼎文、郭寄峤、李基鸿，均禁处室中，失去自由。邵元冲因越窗逃走，被乱军枪杀，钱大钧亦受弹伤，送医院治疗。”

西线惊变，南京政府内部主张各不相同，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马上对西安采取军事行动，而以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则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事变期间，张学良曾见过故交万耀煌，并对万耀煌说明了他的政治主张，万耀煌回答说：“我是军人，一向对政治不敢置词，不过，这几年来，国民政府声望很高，我希望副总司令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再使国家分裂，做西班牙第二。”

师长被软禁，团长以上的军官无一幸免皆被扣押西安，失去自由。不过此时驻扎在咸阳的十三师并未因遭遇突发事件而乱了阵脚，该师团级以下基层军官们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组织管理好部队，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而事变的发生却反而激发了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整个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为此第十三师组织了“敢死队”，并做好随时向西安进攻的准备。代廷芳老人回忆道：“十三师就是敢死队，敢死队就是十三师。营长组织好我们，把重武器丢了，轻装走。我们这个师白天走、夜晚走，天又冷又下雪，从山卡卡（山涧）绕起走，一直绕到古城。”

由此看来，若当时南京政府主战派占了上风，下令武力讨伐张杨，第十三师必然会作为先头主攻部队向西安进攻，中国也将再度陷入内战的深渊。所幸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耀煌等第十三师军官也得以重返军中。同时，由中共方面领导的红军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共两党迎来了第二次携手合作的抗战岁月。

1937年，卢沟桥上的枪声拉开了八年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此危急存亡的时刻，代廷芳曾服役过的黔军、红军、中央军都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上，中国军人共赴国难，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此时，代廷芳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第三十八旅第七十八团二营四连连部的一名司号兵。鏖兵大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拉开淞沪大会战序幕的“八一三事变”。淞沪战事发生后，万耀煌由武汉乘飞机飞往西安，再由西安赶赴汉中，对正在那里整训的第十三师进行抗战动员。接着，万耀煌又赴南京向蒋介石详细报告了部队具体战力情况，不久后他就接到了开赴淞沪战场的命令。“从宝鸡到上海，我们是坐火车走的。”代廷芳老人说。据史料记载，南京统帅部为实施“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计划，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包括第十三师在内的十多支部队驰援上海参战。这时淞沪战场上的抗日作战部队已不再只局限于中央嫡系，同时也包括了全国各省地方体系的部队。据记载，万耀煌率领的第十三师是在9月12日至20日这一周内进入淞沪战场的。

代廷芳随部队到上海集结后随即在刘行以东均家浜附近占领阵地阻击日军。第十三师曾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但是在上海，他们遇到了强敌。师长万耀煌后来回忆当时战况说：“敌人有优势炮火，上有飞机掩护，我们只有拿血肉来抵抗……”

代廷芳老人回忆起上海那场血战时说：“那天日本来打，早晨六点钟要打一阵，到了中午又要打一阵，我们的部队抵挡不住就退到二线，一线就被日本人占了。”这次，代廷芳经历了生命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那一日他们的阵地迅速被日军攻占，他来不及撤退，只好倒在死人堆里假装尸体。此时的阵地上全是日军明晃晃的刺刀，只要代廷芳稍微动一下被发现，马上就会遭来灭顶之灾。我们问老人他当时是否惧怕，老人回答：“怕有啥用，怕也没办法，又走不了。只能挨着死人睡着，不动，要是一动他就要用刺刀戳。”

尽管代廷芳躺在死人堆中一动不动，但日军检查阵地时他还是受了伤。“这是日本人用枪柄打的。”代廷芳老人指着自己额头上的疤痕对我们说，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右臂说：“这里被日本人的狗咬了一口，那时候日本人一个分队他们要养了一条军犬。”

当时阵地上的日军以为代廷芳已死，没有对他实行补枪或戳刺，这才让他幸免于难。不久后我军部队即向日军发起反攻，很快夺回了失去的阵地，代廷芳见我们的部队回来了，赶紧从死人堆中爬出来归队。

接下来的战斗更为激烈，精锐的第十三师在大上海这座“血肉磨坊”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回想当时的惨况，代廷芳老人历历在目，他说：“我们的人死得很多，白天上去一直打到天黑了，一直打到广西部队七十七师接我们的防。我们（连）下来，把炊事员、通信员全部集中起来都只剩二十多个人，一百多个人上去，打下来伤的伤，死的死，一排长负伤了，二排长死了，三排长也死了，集中起来基本上没有人了……”

1937年10月底，万耀煌奉命率领第十三师到太仓整顿。代廷芳老人告诉我们，他们的部队到太仓后就听说有湖北的保安团要来补充损伤惨重的十三师，结果没等来保安团，却等来了总撤退的命令。老人回忆说：“接着就听说日本的部队从杭州湾那边来了，要包围我们，所以我们就撤退。一路上我们退下来，难民也有，但那时候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的命了，还能顾得了哪个？“撤退时那些老百姓些都还没有走，在昆山大桥上死了好多人，马路上有坦克，走到哪里头上有飞机，飞机要轰炸，还有那个气球（日军攻陷城市后有将捷报挂在气球上放飞的习惯），走到哪里都有……”代廷芳讲述撤退乱象时直摇头，“我们到了无锡又跟日本人打了一仗，然后又继续退，当时我们要是走镇江这边就会到南京，到南京就恼火了，南京大屠杀，死的人很多。我们走的是常州这边，从徽州插往江西，一直到景德镇。”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这座东方第一大都市经过三个月的顽强抵抗，最终沦陷。大战后的余闻

淞沪会战结束后，代廷芳跟随部队一路退至江西。在江西南昌时，他们被一位姓雷的军官介绍到军事教育团接受训练。这时又逢日军轰炸南昌，战局日益紧张，代廷芳与战友不得不再次拿起枪与日军作战，他说：“在南昌我参加保安第九团，那个时候没有当号兵了，当步兵了。当司号兵时要吹号，当步兵要打，其实哪样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是舒服的。”

参加保安团后，代廷芳与他的战友们扛起枪展开了长达七年的游击战，直到抗战结束。期间这段经历，代老没有和我们详谈。不过，当我们问起老人对他亲历的八年抗战有什么感想时，老人哀叹一声，说：“退了火线下来倒是什么都好，就是找不到着落，能有啥感想，没有啥感想。反正那时候小，也不晓得什么死不死，十几岁，懂什么？……我这辈子苦啊，从小就苦起，苦到最后来，还是在苦。吃不得，走不得，累不得，气又短，死又不得死，活起又受罪，早点死还好一些，唉，唉，唉。”

代廷芳老人连续叹了三口气，我们知道他累了，也就不再多问。由于代老在当年的“文革”运动中深受其害，至今仍心有余悸。在与我们讲述时，从他哀怨的语气和表情上看，他对自己过去的那些传奇经历似乎并不引以为自豪。但我们在代老家客厅中还是发现了之前“关注黔籍抗战老兵慰问团”志愿者赠送给他的锦旗与挂历都被挂在客厅里的醒目之处。或许，在代老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珍惜这段经历的。从爱国学生到抗战通信军官

—抗战老兵郭学圣寻访录“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一曲悲惋凄怆的《松花江上》唱出了那年那月，那群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人们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后，背负着国仇与家恨，四处流亡，归期无计的惨景。

1931年9月18日夜晚的枪声改变了太多中国人的命运。那一年，东北沦丧，在日寇铁蹄奴役下的人们不愿为亡国之奴，他们纷纷奋起反抗、却屡遭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民不聊生，最终不得不选择流亡他乡之途。当年的郭学圣老人还是个青年学生，也因躲避日军的搜捕而成为这千万流亡大潮中的一员。如今，郭老已年近百岁，但他依然可以将80多年前的往事清晰地告诉每一个来访者，那是他人生中最为坎坷与难忘的经历，亦也是中华民族的一段屈辱史。他见证了民族从沉沦到荣光。那一年，郭学圣还未满16岁……白山黑水间的抵抗

二十世纪初始，由于日本资源的缺乏，国内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已日益严重，日本政府已无力靠自身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外侵略、扩张、掠夺资源，把矛盾外引，才能缓解国内的各种矛盾。中国作为日本的邻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日本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把中国作为侵略的首选目标。要实现霸占中国土地、掠夺资源的狼子野心，就得把中国东北作为入侵的突破口。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押下巨大赌注夺得了胜利。战后，日本将中国旅顺、大连等地的租借权和长春—旅顺的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财产权利占为已有。之后又创立“南满洲铁道侏式会社”，并由关东军负责铁路沿线的警戒。日本军队正加紧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在东北驻军只是第一步而已。

1916年4月，郭学圣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户书香门第之家。郭学圣的祖父是位晚清秀才，受家庭的熏陶和影响，郭学圣自幼便酷爱读书，尤其爱读中国历代抵御外侮民族英雄故事的书籍。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爱国英雄的光辉形象在郭学圣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老人回忆说：“我读书时喜爱看书，比如中国的历史《岳飞传》等,我喜欢看这些讲民族抗争的故事。”

1931年9月18日夜晚，对中国图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终于将侵略的魔爪全面伸向了中国东北。那一夜，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毁南满铁路，并栽赃给中国军队，进而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可叹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发，不战而退，一夜之间，沈阳沦入敌手。一早起来，城内挂满了血色的太阳旗，伴随着日军踏步声的是一把把雪亮骇人的刺刀。

事变发生时，郭学圣老人还是一名中学生，谈到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九一八晚上，因我们的家是农村的,我们是住校生，晚间，在校的老师、住宿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都到操场去，转来转去，静默无声的，心情是非常沉重。虽然沈阳离哈尔滨很远，但每个师生心里边都很悲伤，那个时候消息也不像现在，得不到其他消息，当晚师生心里万分地悲痛，但学校上课还是照常上课的……”“虽然东北沦陷了，但同学们的思想上都是爱国的。是不承认日本的占领的。可以说百分之百的青年学生心里都是爱国的。”郭学圣老人的语言中带着坚定，这也是那一代东北青年学子的心声。很快，报效国家的机会来了。1931年11月，在我国东北齐齐哈尔南嫩江桥地区，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这场战斗由马占山指挥，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听闻马占山江桥战日寇的消息，郭学圣和他的同学们激动万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前线的战况，老人回忆说：“当时有马占山的部队，有当地的军警，就是这个部队。在哈尔滨到呼兰这中间，一个是松花江，一个是呼兰河，中间是沼泽地区。在这中间，为争夺铁路发生战争。我们上课时，在前方的炮声，机枪声听得非常清楚的。”

郭学圣自幼就崇拜岳飞、文天祥这些爱国英雄。如今，国难当前，家乡沦陷，不甘为亡国奴的他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积极参加了抗日宣传队。在日军统治下的东北，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说起这段经历，郭老异常激动，仿若回到了那段慷慨激扬的卫国岁月：“在战争中，县里组织宣传队，我自愿报名参加了这个宣传队。这个宣传队不算是专业的，该上课时还是得上课。我们宣传到学校、机关，也到人多的地方（宣传），比如到公园这些地方去贴标语、撒传单，讲演日本的暴行，侵略我们国家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当时群众听后非常痛苦，那时，群众也好，学生也好，都很赞同，所以我说爱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后来，在前方打仗的时候，我们宣传队到后边帮忙送给养，帮搭呼兰河桥，各家商户每一天做好粮食送到前方。在我们的宣传之中，激发了各界，尤其是商界的爱国之心，抗日救国的决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我们在公园里一讲，群众都围起来听。这时我们也把在前方的很多事实讲给群众听，号召大家一起支援抗日”

在东北，民间自发的抗日运动如同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席卷整个东北大地。各类民间抗日武装之间，无论是否曾有成见分歧，也无论是否曾有过红黑两道背景，都摒弃前嫌恩怨，空前团结，一致对外。诸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带有强烈传统会党色彩的民间组织也都纷纷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老人告诉我们：“大刀会、红枪会，这些都是自发的，民间组织的，不是政府的军警，这都是自动的。既然是自发的组织，有（些）带点迷信的也有，但主流是爱国的精神。有一次，大刀会、红枪会到前方去，就抓获到俩个日本兵，抓获俩个俘虏。当时群众去看后很愤怒，有的拿着棒子，有的拿着刀，有的准备杀这两个人。当时县政府给群众说明这情况，说他们会处理这事，这之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当时日本还未占领呼兰打仗的时候，很多的村庄自动组织了抗击日本人的起义，这些人都是村庄老百姓，他们自己有枪的，还有骑马的，都是自发的，不要国家拿一分钱，不要政府拿一分钱。甚至当土匪的，这个时候也不抢了，也不闹了，他们也打着旗起来抗日。”胜利大逃亡

郭学圣在学校里一直秘密从事着抗日宣传工作，时常向身边的同学讲述抗日前线的最新消息，并鼓励更多同学加入抗日救亡的队伍中。然而，他们的行动也终于引起了日军特务的注意。那是在1936年的冬天，穷凶极恶的日军特务开始在学校大肆展开调查“抗日分子”的行动，抓捕爱国学生。身为抗日宣传队员的郭学圣危险万分，不得不忍痛离开自己的老师、同学和学校，背井离乡，开始了流亡的生涯。

时隔多年，那日离别的情景对郭学圣老人而言依然是历历在目：“日本人在调查宣传队的名单，我们这些宣传队是反满抗日的行为，所以我不得不走。我把这情况跟家里讲后，我的祖父，我的母亲深明大义地说你走吧，但内心很悲伤，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完的。有人劝我去日本留学，我也有同学在日本留学，但我从来没动摇过我的信念，不会去日本。从东北跑的时候，我还记得是1936年的12月10日，我到哈尔滨，我哥哥送我，送我住在旅馆里边。第二天，带好衣服化装成农民，东北农民穿的是老棉袄，棉衣棉裤。那个时候我胡子不刮，脸不洗，手上都是黑巴巴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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