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约翰·勒卡雷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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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隧道试读：
[前言]
我所有的书几乎都曾经以“鸽子隧道”作为暂定的书名。这名字的由来很容易解释。那时，我正值十五岁前后，父亲决定带我到蒙特卡洛去，那是他用来赌博狂欢的场所之一。距离老赌场不远处有一座运动俱乐部，它的地基建造在绵延的草坪之上。草坪尽头有个靶场，能够正面远眺大海。在草坪的下面，有一些彼此之间保持平行的狭小隧道，排成一列，一直延伸至海边。隧道里面总是会被人放进一些在赌场屋顶孵化和圈养的活鸽子。这些鸽子的任务，就是扇动自己的翅膀，沿着漆黑的隧道飞行，直到出现在地中海的天空之下，然后便成为那些已经饱食过一顿丰盛午餐的绅士们的靶子——这帮人已经站稳或者趴好，备妥自己的霰弹枪，等待着这些鸽子了。那些未被射到的，或者只是翅膀受伤的鸽子，会去做鸽子们本该做的事：回到它们的出生之处，也即赌场的屋顶，在那里，周而复始的陷阱正等待着它们。
为何这样一幅图景，竟会困扰我如此之久，读者们也许比我自己更能评判吧。约翰·勒卡雷二〇一六年一月
[自序]
我此刻正坐在瑞士山地小农舍的地下室书桌前。这间小农舍是用《柏林谍影》的收入建造起来的，位于距离伯尔尼九十分钟火车车程的山间乡村里。伯尔尼这座城市，是我在十六岁的时候，从英国公学逃离出来之后来到的地方，而且，我后来在伯尔尼大学就读。一到周末，我们这一大帮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其中大部分都是伯尔尼本地人，就会像洪水一样涌入高地。大家挤在山间的小棚屋里睡觉，尽情地滑雪。就我所知，我们都非常正直：男生在这边，女生在另外一边，从未遇见过出双入对的情况；或者，就算他们真有过这种事，我也从来不曾参与其中。
这座小农舍坐落在山村上方。透过窗户，如果我抬头向上望，便可以看见艾格峰、僧侣峰和少女峰，以及最为漂亮的希尔伯峰和略矮些的小希尔伯峰：这两座可爱的圆锥形冰山的尖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名为“焚风”的温暖南风下屈服，逐渐消融。不过，短短几天之后，便会再现出如蒙着面纱的新娘般的圣洁光辉。
在这里，我们所拥有的诸多守护神当中，还包括无所不在的作曲家门德尔松——你可以跟随门德尔松步道的箭头指向行走。要知道，诗人歌德也走过这条路，虽然他最远似乎只走到过劳特布伦嫩的瀑布；以及诗人拜伦，他最远则走到了翁根恩阿尔卑。不过，拜伦讨厌这里，声称我们这儿风暴肆虐森林的场景“令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我的家人们”。
在这些守护神当中，我们最为敬畏的一位，毫无疑问是恩斯特·盖茨。他于一九三〇年创办了劳伯峰滑雪赛，自己则赢得了障碍滑雪赛的冠军，这些都为这座小山村带来了名气与财富。曾经有一次，我甚至也疯狂到去报名参加了比赛，结果由于毫无实力和无法掩饰的恐惧，不出所料地栽了个大跟头。根据我的研究，恩斯特不满足于只作为滑雪比赛之父，他还为我们的滑雪板镶上了钢边，给滑雪板固定器安装了钢台。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这一切而感谢他。
此时正值五月，我们在短短一周之内便经历了四季：昨天下了几英尺厚的初雪，还没有哪个滑雪者想到要去享受一番；今日则是毫无遮拦、灼热难忍的大太阳天，积雪几乎消失无踪，春日里的花朵又忙忙碌碌地选择了盛开。然而，如今到了傍晚，呈现出佩恩灰颜色的雷雨云，已经如拿破仑的大军一般，准备涌进整个劳特布伦嫩山谷了。
而且，很可能就在雷雨之后，过去几天里让我们松了口气的焚风又会卷土重来，天空、草地、树林瞬间褪去了色彩，农舍则开始发出咯吱作响的声音，显得焦躁不安，木头燃烧生出的滚滚浓烟从壁炉里冒出来，侵袭过我们的地毯——这张地毯不知是在哪个少雪的冬季，某个雨天的午后，我们在因特拉肯花了大价钱买下来的。每一处从山谷里传来的哐当轰鸣，或是短促的声响，都响亮得如同抗议者们愠怒的呼喊。所有的鸟类都被困在自己的巢穴之中，只有不听命于任何人的黄嘴山鸦是个例外。在焚风期间，不要开车，不要求婚。如果你感到头疼，或是有种想要杀了你邻居的冲动，还请宽心，这不是宿醉，这些都是焚风作祟。
这座农舍，虽然规模较小，在我八十四年的生命当中，却占有不成比例的极大分量。我在年少时期——那时距离这座农舍建成还很遥远——就来到了这个村庄里。先是滑雪，穿上白蜡木或者山核桃木做成的滑雪板，弄好海豹皮制作的摩擦条，方便攀登上山，然后再将皮革滑条绑好，从山上滑下来。接着就是夏天的时候，和我那位博学的牛津大学导师维维安·格林在山间漫步，他后来出任了林肯学院的院长，也是我打造乔治·史迈利内心世界的灵感源泉。
史迈利像维维安一样喜欢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像维维安一样在这片风景当中找到了慰藉，就跟我和作为自己灵感来源的德国保持着终身的、不可调和的关系一样，这些都不是巧合。
容许我絮絮叨叨地讲我那任性父亲龙尼的是维维安；在龙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为壮观的破产状况时，也是维维安为我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把我拉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住在伯尔尼的时候，我结识了经营伯尔尼高地最古老旅馆业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凭借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我压根就不会被允许在这里建造这座农舍，绝对不会。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在这座村庄里，拥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样，也是在伯尔尼，我在英国情报界跨出了宛如婴儿学步般的第一步：有人传送给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情报，后来也不知道传送到了谁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寻思，如果当初没有逃离公学，或者逃到不同的方向去，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中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缘于一个青春期时的冲动决定：一心想着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线逃离英国，这才得以拥抱德国这个灵感来源，将它作为我的代理母亲。
我在学校并不失败，远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动的指挥者，学校竞赛的赢家，极具潜力的金童。至于那次离家出走，同样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我没有咆哮尖叫，只是这样说道：“父亲，随便你要拿我怎么样，我不会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归咎到了学校的头上——顺带连英国也一起怪罪了——然而，这件事真正的动机，其实是想不惜一切代价从我父亲的掌控中逃离出来，不过，当着他的面，这点实在难以启齿。很多年之后，理所当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处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
但这些都无法回答最为核心的问题——若当初采取了别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将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伯尔尼，我也许会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去当一名十几岁的跑腿小弟，做着被行业里称为“东一鎯头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不过肯定已经读了吉卜林的《基姆》，以及诸如乔治·亨提之流所写的各种爱国主题冒险故事。唐佛德·耶兹、约翰·巴肯和赖德·哈格德说的怎么可能会有错？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里，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西半球最爱自己祖国的英国人。就读大学预科期间，我们这些男孩个个都是专家，能够从身边人当中指认出德国间谍来。我甚至算得上是我们中间非常优秀的反间谍行动人员之一。在我们那所公学，爱国主义的热情简直大到无边无际。我们参加“特种部队”——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种军训——每周两次。公学的年轻教师们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皮肤晒得黝黑，每到“特种部队”时间，便佩戴起他们全部的勋章，开始炫耀。我的德语老师参加过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战争。就业指导老师则教导我们为到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战场去奉献终生做准备。在我们那座小镇中心的修道院内，挂满了在印度、南非和苏丹等地的殖民地战争中损毁的军旗碎片，战争结束后，这些碎片经由可爱女性之手编织成渔网，再现荣耀。
因此，当这种伟大召唤化身为一位从伯尔尼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走来的、名叫温迪的三十多岁慈母般的女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理所当然，这个不自量力的、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十七岁英国男生啪的一下立正敬礼，说道：“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在“德语”这个词语对大多数人而言等同于“无比邪恶”的那个年代，我却选择全心全意地去拥抱日耳曼文学。正如我飞向了伯尔尼一样，这种拥抱决定了我后来生命的旅程。没有这个决定，我就永远不会在我那位犹太难民身份的德语老师的坚持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访德国，也永远不可能目睹鲁尔区那些被战争夷平的城市；后来也不会病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柏林地下、德军临时野战医院的纳粹国防军床垫上；或者在营房恶臭依旧时，造访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再回到伯尔尼安宁祥和的生活中，继续拥抱我的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我敢肯定，如果那样，我也绝对不会被派往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去从事情报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前往伊顿公学任教，以低阶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更不会写出以德国为主题的小说了。
早期沉浸于与德国相关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于我而言已经非常明晰了。那些经历给了我一块折中的领地；助长了我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抒情表达的热爱；它逐步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学习——这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或许也很经不起推敲，不过我依旧深信不疑。后来，当开始学习歌德、伦茨、席勒、克莱斯特和毕希纳的戏剧时，我发现，不仅仅是那种堪称经典的德国式严肃与朴素令我感同身受，他们神经质一般的过激行为也同样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诀窍就是，把其中一种特质伪装成另一种。* * *
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吊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后来，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农舍借给了前来给电影《下半生赛跑者》勘景的罗伯特·雷德福。唉，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不过，这件事之后许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来，身上都仿佛佩戴着“罗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 *
这些都是我回忆里的真实故事——你们当然有权质问，对一个处于美其名曰“生命黄昏”的从事创作的作家来说，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记忆呢？对律师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饰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能否被发现，又是另一回事。对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事实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对他进行监工的工头，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事实可以被传唱吟诵。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存于事件表象，而是在其细枝末节之中。
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会从自己当年在报纸上各处发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当时的对话或者描述，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读起来依旧很新鲜，也因为之后的记忆不如当年这些文章一样清晰与锐利。比如，我对于前克格勃首脑瓦季姆·巴卡京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况，我很大程度沿用了当时我所写下的内容，只是在各处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补充润饰，让这些情节看起来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时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读者认为，阅读本书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对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从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释的对应片段。无论如何，请放心：我绝没有刻意去伪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忆里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我都会特别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谈论我人生的书出版，其中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两则故事，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自己再谈一遍，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竭尽可能地倾注我自己的情感。
书中有些片段，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为某位主演的离世才意识到。在这段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我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是在各个地方写下少量旅行笔记，或是随意记录了几行如今无法还原的对话——只有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馆拜访他，却未能见上面。又隔了几个星期，同样在这个小城里，驻扎在同一条马路上距他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数位高级将领遭到了以色列暗杀小组的狙杀。
拥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都很吸引我。因为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不过，在那些有他们在的场合，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我在他们面前似有见地地点头，适时地摇头，以及试着讲一两个笑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已。只有到了会面结束，回到我的旅馆房间之后，我才会掏出我那本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试图把我刚才看到的、听到的理出个头绪来。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来的、书写潦草的笔记，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记事，而是记录了我在各处探险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保护着我的那些虚构角色。这些笔记都是以他们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们的笔法写下来的。那次，当我蜷缩在湄公河畔的壕沟里，人生第一次听见子弹射进位于我上方的泥滩时，用颤抖的手在肮脏的笔记本上倾诉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无畏的、虚构出来的英雄，战地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对他而言，被子弹击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经的磨难。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例外，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坦白地告诉我，只有通过相机镜头凝视战场，他才能摆脱恐惧。
好吧，恐惧从来没有离我而去，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 *
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奋力挣扎。“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个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在进行研究之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名字而得到保护。在旅馆签名时，完全不用担心是否有人认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认出来的时候，我又担忧地苦想这是为什么。当我想从对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时，结果也各种各样。有的人会拒绝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来会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报组织头头的位置，即便我反驳说自己只做过最低阶的情报工作，他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你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听过也不记得的“知心话”，只不过是误以为我可以把这些话传达给“我们都知道是谁”的某个人。这种既严肃又诙谐的困境，我遇到过好几次。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被我这样炮轰式询问的可怜人们——从制药企业的中层行政主管到银行职员、佣兵，以及身份各样、程度不同的间谍——大多数都对我表现出了宽容和慷慨。这其中最为宽容慷慨的，莫过于战地记者和海外特派记者了，他们保护了寄居在他们翅膀之下的小说家，相信他拥有着他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气，还允许他贴身相伴。
如果没有大卫·格灵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是如何开启在东南亚与中东的短暂访问的。格灵威是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与《波士顿邮报》多次授予勋章的东南亚特派记者。胆怯的新手想搭上他这辆马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九七五年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坐在这座农舍的餐桌前吃早饭，享受着暂时离开前线的片刻休息。这时，他接到华盛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被围攻的金边马上就要沦陷在红色高棉手中。我们这座山村没有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车去转乘较大的火车，接着再转搭更大的火车，从那里转去苏黎世机场。转瞬之间，他就从一身阿尔卑斯度假装扮换成了战地记者的粗布衣衫和老旧绒面鞋，与他的妻女吻别，迅速下山前往火车站。我则拿着他的护照，一路小跑，紧跟在他的后面。
格灵威之所以会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围攻的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屋顶的美国记者。一九八一年，我在连接约旦与约旦西岸的阿伦比桥患了痢疾，格灵威粗暴地带着我穿过等待通关的大批烦躁不安的旅客，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们顺利通过检查站，成功送我过了桥。
重读曾经描写过的一些片段时，我意识到，不知是因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鲜明，我刻意省去了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苏联物理学家，同时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与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在餐馆里的谈话。餐馆位于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处于人权观察组织的保护之下，他们派了三名成员和我们坐在一桌，一起忍受来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扰。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假扮成摄影记者，在我们附近转圈游荡，他们拿着那种老式的、带有镁光灯的摄像机，不停对着我们的脸开闪光。我由衷希望，当天参加这场聚会的其他一些人也会在别的地方，留下他们自己对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的记录。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他是双面间谍金·菲尔比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伦敦家中的客厅里高视阔步，手托一杯白兰地。我还记起，我的妻子当时也在场，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样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写至此处，才记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带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吃晚餐，同时还有一位我们都很喜爱的伊朗客人。这位客人讲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语，仅有小小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得体的语言缺陷。当我们这位伊朗客人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转向尼古拉斯，眼神发亮，非常兴奋地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口吃，亲爱的？就和金一样！”
关于我的父亲龙尼的冗长篇章将会放在本书的后面，而不是开头的章节里。因为我不想让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强行跻身上游。尽管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为他苦恼，不过他仍旧像我母亲一样，是个谜团。除特别注明外，书中所有故事都是崭新的。如有必要，我也会改变一下名字。因为虽然故事的主角们或许已经离世，不过其后人和继承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总之，我尝试整齐有序地、以各种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编年纪事，不过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有些故事则干脆变成了它们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独立存在，足以支撑它们自身，不与我意识中的任何明确指向相关联，仅仅讲述它们于我本身的意义。它们使我警惕、恐惧或是感动，让我在半夜惊醒，使我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经历，在重读的时候，会使我的眼睛仿佛“当场”捕捉到了一小段历史。我想，年纪较大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重读，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 * *
有许多事情我从来都不愿意写，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先后有过两位非常忠诚且挚爱的妻子，对她们，我有无限的感谢，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对于表现成那样也不感兴趣。爱对于我而言，来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误之后才到来的。我没有给我的四个儿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关于我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当然主要都是在德国执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额外的说法，毕竟，已经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发表过并不准确的报道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曾服务过的机构还保留着老派的忠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已经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们做过保证。我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这一保密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期限，将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儿女及后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既不惊险，也不戏剧化，但对于这些签了约定的人们而言，却牵涉到痛苦的、触及灵魂深处的反省过程。无论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诺依旧不变。
间谍的工作，自我出生以来，就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想，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或者印度之于保罗·斯科特。我在曾经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试图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创造一个大剧场。这个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寻求实体，接着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来到我此刻就座的书桌前。第一章别对你的秘密情报局太凶残“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丹尼士·希利喊了起来，这位服务于工党的前英国国防部长，在一场我们二人均被邀请参加的私人聚会上对我招呼道。他从门廊那边朝我大步走来，一只手前伸待握，“你是个共产党间谍，你就是干这个的，承认吧。”
于是我就承认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好小伙儿，理应承认一切。然后，每个人都大笑起来，其中也包括我那位略显吃惊的东道主。所以，我也跟着笑了，因为我是个好小伙儿，同别人一样经得起开玩笑。同时也因为对方是丹尼士·希利，他或许是工党里的一头巨大怪兽，一名政坛斗士，但他同时是一位相当有分量的学者，一个人道主义者。我很敬佩他，况且，他在跟我说话前，已经喝过好几杯了。“你这混蛋，康威尔。”一位军情六处的中年官员在房间里冲我大声吼道——他曾是我的同僚。此时此刻，一群来自华盛顿的内部人士正齐聚一堂，参加由英国大使举办的外交招待会。“你真是十足的混蛋。”他本来没想到会撞见我，不过现在，他很高兴能够有机会把他对我的看法亲口告诉我。照他看来，我玷污了情报局的荣誉——我们该死的情报局，就算是有什么该死的理由！——我还让那些热爱自己国家的男人和女人成了小丑，他们还不能为自己辩护。他挺立在我面前，摆出伏首前倾的姿势，已经准备好要痛揍我一顿了。如果当时现场的外交人员没有及时伸出援手来安抚他、没有使他退后一步，第二天一早，报纸和新闻可就有的忙了。
鸡尾酒会上的闲谈声渐渐恢复如常。不过在这之前，我已经确定，触怒他的那本书并非《柏林谍影》，而是它的继任者《镜子战争》。这本书讲述了一名英籍波兰裔特工被派往东德执行任务，组织却最终任其自生自灭的故事。不幸的是，东德恰好是我这名指控者当时所管辖区域中的一部分，那段日子里，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这时，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想要告诉他，艾伦·杜勒斯——这位最近退休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宣称，本书比其前任更加贴近现实。不过，恐怕我这样说，只会使他更加暴跳如雷。“无情无义，这不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吗？一群无情无义的废物！真是万分感谢！”
我这位狂怒的前同事并非个例。与此相同的、针对我的指责，以没有那么激烈的语调，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反复不停地出现。这些指责并非出自什么险恶的意图，也不是什么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不过是那些认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必要的、受到了伤害的男人和女人的抱怨罢了。“为什么选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或者说得更加恶劣些，“你现在既然都已经把我们给榨干取尽了，或许也应该稍稍饶过我们，让我们得些安宁吧。”
一如既往，总会有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四处宣称，“情报局”是无法为自己进行任何辩护的；在对抗不利宣传这件事情上，“情报局”根本就无能为力；“情报局”的成功不得颂扬，唯有通过失败被大家所熟知。“我们绝对跟我们这位东道主笔下所描述的不一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吃午餐时，十分严肃地对亚利克·基尼斯爵士说道。
奥德菲尔德是秘密情报局以前的头儿，后来可被玛格丽特·撒切尔给整惨了，不过，在我们见面时，他仅仅是另一个退休了的老间谍而已。“我一直想跟亚利克爵士进行一次正式会面，”当我邀请他时，他用他那亲昵的北方口音说道，“自从火车从温切斯特出发，我坐到他对面之后，自那时起，我就想跟他好好交谈一下了——如果我当时有足够胆量的话。”
基尼斯即将在BBC的改编剧《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扮演我笔下的秘密特工乔治·史迈利。因此，他希望能够充分体验身旁有一名真实老间谍陪伴的感觉。然而，午餐进程却并没有我期望的那般顺利。在上餐前小点心时，奥德菲尔德高度赞扬了他那老情报局里的道德标准，并用最和善的方式向基尼斯暗示，“此处这位年轻的大卫”玷污了情报局的好名声。基尼斯本身是一名已经退伍的海军军官，奥德菲尔德一见到他就指出，自己在秘密情报局里的军衔级别应该比他要高。基尼斯只能睿智地摇了摇头，同意了奥德菲尔德的这番说法。然后，在上多佛鱼排时，奥德菲尔德更进一步地阐述了自己的论点：“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他隔着餐桌向基尼斯解释道，完全忽略了此刻正坐在他身旁的我本人，“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基尼斯听到他这样说，垂下眼睑，带着几分悲叹的神情摇了摇头，而我正在买单。“你应该加入读书会的，大卫。”奥德菲尔德友善地说道，暗示我说加入读书会就可以让我变成更好的人，“我愿意亲自赞助你。真的。你很乐意参加的，对吧？”我们一行三人正站在餐厅的入口处，他接着转向基尼斯说，“真的非常愉快，亚利克。我得说我很荣幸，我相信，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一定会的。”基尼斯诚挚地回答道，两人像老间谍一样握了握手。
对于我们这位离去的客人，基尼斯显然有些意犹未尽，深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在人行道上踩着重重的步伐离去：一位身材瘦小，却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绅士，用随身的伞戳着他前方的道路，渐渐消失在人群里。“我们喝杯干邑再出发吧？”基尼斯提议，在我们还未回过神来时，审讯就开始了：“那真是对庸俗的袖扣。所有的间谍都佩戴它们吗？”
不，亚利克，我想只是因为莫里斯刚好喜欢那对庸俗的袖扣吧。“还有那双招摇的绉鞋底的橘色麂皮靴。那是为了秘密行动吗？”
其实只是为了穿起来舒服罢了，亚利克。这种橡胶鞋底走起路来可是会嘎吱作响的。“接下来跟我聊聊这个，”他抓起一只空玻璃杯，将它略微倾斜，用自己粗壮的手指轻轻敲打着它，“我之前见过有人这么做，”他表演给我看——手指不断敲着玻璃杯，一边做出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杯子的样子——“我还见过有人这样做”——接着，他以同样的沉思神态，用手指沿着杯子边缘打转。“不过，在这次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做过——”他把手指伸进杯内，沿着内部边缘打转，“你认为他是在找残余的毒药吗？”
他是认真的吗？基尼斯身上有着一股孩子气，仿佛他这辈子都没有这么认真过。好吧，我说道，如果真有那个什么所谓的毒药残渣的话，我想，他刚才肯定已经把毒药给喝进去了，否则怎么会有残渣呢。不过，基尼斯情愿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打算理会我的说法。
这算得上是间谍片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奥德菲尔德的麂皮靴，无论是不是绉鞋底的，以及他戳着前方道路的那把卷好的雨伞，后来都成了基尼斯用来演绎那位匆忙而又年老的乔治·史迈利的银幕特征。我最近没来得及去细查关于那对袖扣的事情，不过我还记得，我们的导演认为那对袖扣有些夸张了，他最后说服基尼斯换上了一些没有那么浮华的东西。
至于这次午餐所留下的其他影响，可就没那么令人感到愉悦了，虽然就艺术层面而言，反而更具有创造意义。奥德菲尔德对我作品的厌恶——我猜想，还有对我本人的厌恶——也深深地扎根在基尼斯充满戏剧性的灵魂里了。他绝不会吝于提醒我，他觉得有必要唤起乔治·史迈利个人情感中的自我罪恶感，或者，正如他想要暗示的那样，那也是我个人本身的罪恶感。* * *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英国间谍与任性妄为的小说家们之间，始终有着令人发狂，有时又颇为滑稽可笑的爱恨纠缠。英国间谍们就像小说家自身一样，他们想要好的形象，想要无尽魅力，不过不要指望他们能够忍受嘲笑，或是忍受那些负面评论。在一九〇〇年代初期，不同风格的间谍小说家们，从厄斯金·柴德斯到威廉·勒丘和爱德华·菲利普斯·奥本海默，正是由他们激起了民众反德的公愤。所以也可以公平地说，最初是他们帮助了秘密情报局的建立。在这之前，一位绅士本不应该去翻看属于另外一位绅士的信件，即使事实上还是有不少绅士会这么去做。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将他笔下的英国秘密特工展现在了众人面前，不过，根据大部分人的说法，这本小说并不是太出色。当温斯顿·丘吉尔控诉他这本《阿申登故事集》违反了《国家机密保护法》时，正面临着同性恋丑闻威胁的毛姆，烧毁了自己十四篇未出版的短篇小说，其余的作品也推迟至一九二八年后才得以出版。
小说家兼传记作家，同时也是苏格兰民族运动支持者的康普顿·麦肯齐，就没这么容易被吓到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伤病退役之后，他转入了军情六处，成了英国反情报组织在中立国希腊的主管头头。然而，他发现派给他的指令，还有他的上级经常都很荒谬，作为一名作家，他理所当然地把这些都拿来作为取笑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他遭到起诉，并被罚款一百英镑。这主要是因为他那本带有自传性质的《希腊回忆录》里事实上塞满了骇人听闻的轻率言行。不过他这次并没有受到教训，一年之后，他又借由另一本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脑子进水》来诉诸报复。我听说，军情五处麦肯齐的档案里有一封写给局长的信，措辞极其严厉，署名用的是英国情报局局长通常会使用的绿色墨水：“最糟糕之处在于，”局长对身在圣詹姆斯公园另一侧的战友写道，“麦肯齐揭露了情报局通讯专用的一些符号，有些目前仍在使用。”麦肯齐的亡灵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高兴地搓起双手。
不过，说起军情六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叛徒，自然非格雷厄姆·格林莫属。虽然我很怀疑他是否知道，自己差点就跟麦肯齐一样，要被送上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法庭了。关于此事，我最喜欢的是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的一段回忆，那时我在英国情报局最棒的餐厅里和军情五处的一名律师一起喝咖啡。这名律师是个性情温和、爱抽烟斗的家伙。不像一名官僚，反倒更像是家庭事务律师。但那天早上，他却处于深深的焦虑中——他收到了《我们在哈瓦那的人》的样书，已经读了一半。当我开口说，我真嫉妒他的好运时，他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他说，格林那个家伙肯定要被起诉了。格林利用战时在军情六处工作得来的工作经验，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因此，格林一定会被关进大牢的。“不过这真是本好书，”他抱怨道，“他妈的实在太好了，就是这样才麻烦。”
我尝试在报纸上搜寻格林被捕的消息，不过他始终逍遥法外。可能军情五处的巨头们最终决定一笑了之——这总比大呼小叫来得好。为了报答他们的宽容大度，格林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他们，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不过，想必军情六处已经提前警告过他了。在《人性的因素》前言里，他小心谨慎地向我们保证，他并没有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掘地三尺找出一本早期版本的《我们在哈瓦那的人》，你也会发现同样的免责声明。
然而历史证明，我们的罪孽最终都会被遗忘。麦肯齐最后获封爵位，而格林则被颁发了功绩勋章。“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 *
如此这般，在外交晚宴上面对我这位愤怒的前同事时——他已经是一副随时准备击倒我的样子——我又该如何回答呢？没有必要特地向他指出，我在某些书里描写的英国情报局实际上比我在现实世界里所知道的更有能力。也没必要告诉他，曾经有位极资深的情报局官员将《柏林谍影》描述为“这是有史以来唯一有效的双面间谍行动”。同样没必要说的是，在惹怒他的那本小说里，我之所以描写受到孤立的英国情报部门那场带有怀旧性质的军事演习，是因为比起对他的情报机关发动粗暴的攻击，我兴许是想做一件更有抱负的事。老天爷保佑，万一我坚持声称：“如果你是个努力探索国家灵魂的小说家，那情报局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观察对象。”那估计我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到后半句，就会被当场掀翻在地了。
至于他说他的机构无法还击，我猜想，是因为西方世界任何一处的间谍机构都不会像我们国家一样，得到了国内媒体如此的纵容，几乎从不见内幕报道。我们的新闻审查系统（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模糊但又严苛的法律所强制），我们巧妙拉拢的人际关系，以及英国大众面对这种疑似非法行为的全面监控的集体屈服，都足以令其他自由与非自由世界里的任何一个情报员心生嫉妒。
我没有必要去特意指出，许多前情报官员“获得批准”的回忆录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情报局披上一张羊皮，以此换取他们希望获得的赞许；而所谓“官方发行的正史”，其实是给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罩上恳求宽恕的面纱。更没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国内报纸上所刊载的不计其数的文章，恰恰是我在享受和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共进午餐的美好时光时，被某些人人为编造出来的。
没准我该这样建议我这位暴怒的朋友：作家描写专业间谍，就跟描写我们这些会犯错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任何区别。这样一位作家实际上是在履行最合适其身份的社会义务，甚至——不妨相信我说的——是在履行民主职能，因为在英国，我们的情报局，不论好坏，依旧是我们政治、社会和产业精英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这样，我亲爱的前同事，我所谓的背信弃义也就仅限于此了。还有，亲爱的希利爵士，我的共产主义也仅限于此，回头想想，在你年轻的时候，也不会容忍有人这样说你吧。* * *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已经很难形容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弥漫在白厅这条秘密情报权力走廊上的那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一九五六年，我正值二十五岁，正式就职于军情五处，担任一名低阶官员。他们告诉我，要是我年纪再小一点，就不符合入职资格了。我们称为“五处”的这个机构，素来都以成熟完善而自豪。不过呢，再怎么成熟完善，他们还是招募了诸如盖伊·伯吉斯、安东尼·布兰特，以及其他几位如同半被遗忘的足球明星一样的人物，他们成了英国历史记忆中徘徊不散的可悲叛徒。
我抱着极大的期待进了情报组织。这份挖掘情报的工作虽然微不足道，却养成了我迄今为止都无法满足的大胃口。我的专案主管们个个亲切友善，做事很有效率，体贴入微。他们唤起了我的使命感，复苏了我作为一个英国公学学生消失已久的吃苦耐劳本分。作为一名被派驻奥地利的国家安全局情报人员，我对那些总是神出鬼没的文职工作者怀有敬畏之心。他们会周期性地降临我们这个单调乏味的格拉茨驻地，给这里添上一层神秘色彩，要不是有他们，这里什么都不会有。后来，直到我进入了由他们驻守的要塞之后，才算猛然回到了现实世界。
大约拥有两万五千名党员的英国共产党已经日渐衰败，还得依靠着军情五处的情报共同运作才能维持。监视这样的一个组织，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远大抱负。况且，局里又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双重标准。不管怎么说，军情五处都是英国公务员和科学家们私生活的道德仲裁者。在当时的审查程序下，同性恋与其他被认为属于异常的行为，都是可能被人拿来勒索的弱点，因此，这一类人便被禁止从事机密工作。可是，局里却似乎乐于忽视自己内部成员之间的同性恋行为，局长本人就与自己的秘书公开在工作日同居，周末又和妻子住在一起。在工作日里，甚至还专门为此留了字条，指示夜间值班官员，万一他的妻子打电话过来时，应该如何应付。无论如何，还是请老天垂怜那位在登记处工作、裙子要么太短要么太紧的打字员女士，以及那个向她眉目传情的已婚科员吧。
局里的高层都是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五年的光辉岁月里幸存下来的老年人，中间阶层则是由逐渐缩水的大英帝国殖民地回调警官和地区官员组成。面对那些拼命想把自己国家抢回来，甚至不惜采取莽撞行动的当地人，他们或许有着丰富的镇压经验。但是，面对他们自己几乎都不怎么了解的祖国，情况就显得有些令人不安了。对他们而言，英国工人阶级是反复无常而又令人难以捉摸的。工会在他们眼里，只是共产党的掩护组织罢了。
与此同时，像我这样年轻的间谍“猎人”，一方面渴望得到更大的猎物，却又接获命令，告诉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不必费心去寻找苏联控制的“不法之徒”。因为——根据无懈可击的权威消息，在英国领土上并没有这样的间谍在展开行动。至于具体是谁说的，消息从谁那儿传来，我却始终都不知道。反正，在这儿待四年时间也够了。一九六〇年，我申请调往军情六处，成了我那些极其不满的老板口中“公园对面那帮混蛋”中的一员。
不过，还是请让我借此书写之际，向军情五处表达感恩之情——尽管这份恩情我无法完全偿还。我受过最严谨的写作训练，它并非来自任何中学老师或者大学教授，更不是从写作专业学校那里学来；它来自柯曾街上流住宅区，来自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到了一九六一年的春季，我已经完成了军情六处的入门课程。学会了一身我从来都不需要，也很快就会忘光的本事。在结业典礼上，局里的训练主管——那位身穿一身花呢套装、身材结实、面色红润的老手，眼含热泪地叫我们回家待命。他们也许还要花上一段时间来整备，因为——他发誓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有位已经在局里任职多年，而且也备受信赖的同僚，最近被揭穿了身份。此人竟然是苏联的双面间谍，他的名字是乔治·布莱克。
布莱克叛国案的规模，即便以今日的标准来看，都算得上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事实上，有数以百计的英国特工（布莱克自己也不记得有多少人）的身份曝光；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秘密监听行动，例如（当然，并不仅限于此）柏林监听隧道，还没有发射信号就被炸毁了；还有军情六处的整个人事系统、安全屋地点、战斗指令与全球的外派站点，都被全面破解。布莱克无论在哪个利益集团里都是最有能力的外勤特工，同时也是个追随信仰的人，在身份曝光之时，他已经先后信仰了基督教、犹太教和共产主义。在被监禁在苦艾丛监狱的时候（众所周知，他后来成功越狱），他还向他的狱友们讲解《古兰经》呢。
乔治·布莱克背叛的消息解封两年后，我正在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政治组任二等秘书。一天傍晚，我的情报站站长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消息——严格地说，是个仅供我个人参考的消息，虽然隔天一早，所有英国人都会从晚报上读到这则新闻：军情六处出色的前反情报主管，一度被认为会成为下一任英国情报局局长的金·菲尔比，也是一名苏联间谍。而且，后来我们才慢慢了解到，他早在一九三七年就被苏联吸收了。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你会读到尼古拉斯·艾略特对此事的一些说明。他作为菲尔比战时及和平时期的朋友、心腹知己和同事，描述了他与菲尔比在贝鲁特的最后一次相遇，这次相遇使得菲尔比坦白了一部分心声。可能你看过之后会想，艾略特对于此事的描述异常简略，对对方背叛友情的愤怒，或是违背公义的愤慨都惜字如金。理由其实非常简单。间谍们既不是警察，也不是道德现实主义者——虽然他们更乐意相信自己确实是。如果你一生的任务就是说服叛徒加入你的阵营，那么，当你自己身边的一个人——这个人不止是你珍惜爱护的同事，你们之间甚至情同手足，你会放心和他分享谍报生涯的每一个细节，当这个人也被敌方阵营给吸收了之后，你肯定也会感到有苦说不出吧。这是我在写《柏林谍影》时便谨记在心的教训。后来写《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时，照亮我前进道路的正是金·菲尔比这盏昏暗朦胧的灯。
间谍生涯和小说写作其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两者都要随时准备好去窥视人类的罪过，以及通往背叛的种种途径。我们这些曾经身处秘密情报圈的人，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它。即使我们在踏入这个圈子之前，并没有情报工作的习惯；在进入这个圈子之后，我们也就无法摆脱这些习惯了。要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只要看看格雷厄姆·格林，他那些自己强加上去的、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斗智斗勇的逸闻趣事就明白了。或许他那些无礼的传记作者也记录了这些，不过最好还是别看吧。
格林，这位小说家兼前间谍，在他的晚年时期，坚称自己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亲共危险分子黑名单。他当然有着充分的理由，鉴于他去苏联的次数数不胜数，以及他一直对同是朋友和同事的金·菲尔比直言不讳地表过忠心，况且，他还曾试图调和天主教会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虽然最后只是徒劳一场。当柏林墙建起的时候，格林站在了不该站的那一边拍照，还告诉全世界，他宁可站在那一边，也不要站过来。事实上，格林对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厌恶，以及忧心自己激进言论可能导致后果的严重程度，已经到达了颇为极端的地步。乃至后来当他与美国出版公司的人见面时，坚持会面地点必须在美加边境的加拿大境内。
直到有一天，他终于获得许可，能够请求查看自己的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了。档案里面只有一条记录：他和政治立场不定的芭蕾女演员玛戈特·芳婷保持着来往，且那时她还在为她那个不忠且瘫痪的丈夫罗伯托·阿里亚斯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拉锯战。
间谍行动并未带我走进什么秘密领域。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时期必不可缺的武器。青少年时期的我们都是某一类间谍，不过我已经是经验丰富的间谍老兵了。当秘密情报世界前来认领我的时候，我才感觉真正回到了家中。至于为什么会如此，还是留到后面“作者父亲的儿子”这一章再来细说吧。第二章柯洛布克博士的法律“该死的波恩”是六十年代初期，我们英国的年轻外交官们对这个地方的称呼。一个沉寂的莱茵兰水疗之城，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所在地，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出生地，我们并非有意对其不敬，只是对我们的东道主国家妄图将联邦德国首都从此地迁往柏林的这个想法，抱有怀疑地脱帽致敬罢了。况且我们实际上也跟他们一样，认为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
一九六一年的英国大使馆，是一座难看的、杂乱无章的工业建筑，位于波恩与巴特戈德斯贝格之间有分隔带的一处双车道旁。他们宣称这里有三百来号人，大多数都是派来此地驻扎，而非当地招募的。时至今日，我已经很难想象，身处莱茵河畔闷热难受的天气之下，其他人都在干些什么。就我本人而言，在波恩的三年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地动山摇般的改变。如今，我想，过去的生活之所以不可抗拒地走向消亡，我的写作生涯之所以会开始，都是以那个地方为源头的。
诚然，我还留在伦敦的时候，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已经被一家出版社签下了。但一直到我调往波恩好几个月之后，那本书才得以低调面世。我记得那是在一个潮湿的星期天下午，我开车前往科隆机场，买了一份英国报纸，然后停好车，坐在波恩一处有荫蔽的公园长椅上，独自读报纸。书评还算温和，虽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欣喜若狂，反正，他们接受了乔治·史迈利。突然之间，这一切就这样发生了。
可能所有的作家，无论是在他们人生中的哪个阶段，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的痛苦和冤枉路；用打字机逐字打出的、已经完成的珍贵书稿；代理人和出版社例行公事的礼仪热情；审阅编辑；高度期待；大日子接近时的焦躁不安；书评；突然之间，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你写这本书已经是在一年以前，除了再写些新的东西，你还坐在那儿等什么呢？
好吧，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在写些新东西。
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一本以英国公学为背景的小说。背景借用了我读书时所在的舍伯恩中学，以及任教过的伊顿公学。有种说法是说我还在伊顿教学时便已经开始构思、准备这部小说了，不过我本人完全没有这种印象。每天，在出发前往大使馆上班前，我都会在早得离谱的时间起床写作，最终用了很短时间便完成了小说，并把它寄了出去。所以又一次，事情搞定了——只是，接下来我决定做些更加勇敢无畏的事。我要写一些关于我门前这个世界的故事。* * *
派驻此地一年之后，我的辖区已经覆盖了整个西德，这让我有了不受限的行动和进出自由。身为大使馆派往各处巡回、宣扬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好处的其中一员，我可以随意出入西德各处的市政厅、政治社团和市长室。年轻的西德政府决心展现出民主开放的社会风貌，因此，所有的大门都向这位年轻的外交官敞开。我可以在联邦议院的外交旁听席坐上一整天，和跑议会新闻的记者及顾问们共进午餐，也可以去敲部长的门，加入抗议集会，参加各种探讨文化和德国精神的、立意高尚的周末研讨会。同时，我也试图探索在第三帝国垮台十五年之后，旧德国究竟在何处结束，而新德国又会从何处开始。在一九六一年，这都并非易事，至少对我而言并不容易。
从一九四九年联邦德国成立时便担任总理，直到一九六三年才卸任的康拉德·阿登纳，外号叫作“老头”。他曾有一句名言，干净利落地概括了问题所在：“没得到清水之前，不要倒掉脏水。”人们普遍认为他这句话暗指汉斯·约瑟夫·玛利亚·柯洛布克博士，这是一位在国家安全与其他诸多事务上都有着显赫地位的人物。柯洛布克的功绩，就算以纳粹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远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就因为替普鲁士政府草拟反犹太人法而名噪一时了。
归于那个德国独裁者麾下两年后，他起草了《纽伦堡法案》，剥夺所有犹太人的德国国籍，同时为了辨别身份，要求犹太人必须在名字里加上“萨拉”或“以色列”这两个单词。和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被强制要求抛弃他们的配偶。他在阿道夫·艾希曼手下，任职于纳粹政府的犹太事务部门，接着又起草了名为《保护德国血统和德国荣誉法》的新法律，这也是大屠杀开始的信号。
与此同时，据我推测，由于他本人是极度虔诚的天主教徒，柯洛布克也与右翼反纳粹抵抗组织联系上了，算是勉强给自己上了一个双保险：假若暗杀希特勒的行动成功，到那个时候，他必定会出任高阶职务。或许正是因此，战争结束后，他逃过一劫，盟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起诉他。阿登纳一心想把柯洛布克纳入自己麾下，而英国也没有挡柯洛布克的路。
就这样，到了一九五一年，此时距离大战结束已经六年了，也是西德创立三年之后，汉斯·柯洛布克博士得以为他那些前任和现任纳粹同事通过了一项现在看来也几乎匪夷所思的法律。在“柯洛布克新法”（我个人是这么称呼这项法律的）的作用之下，希特勒时期政权下的公务员们，如果因为超出他们本身所能控制的情况，而导致供职年限被迫缩短的话，自该法律通过后便能得到全额赔偿，还可以获得欠薪补偿，以及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如此一来，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没有发生，或是德国在大战中赢得了胜利一样。总而言之，尽管盟军胜利带来诸多不便，这些公务员在职业生涯中原本有资格获得的升迁，如今照样可以延续，不受任何影响。
该法律的效应立竿见影：那些纳粹的老看门狗们紧紧霸着美差不放，而没怎么受到玷污的年轻一代，只能置身于底层之中。* * *
接下来登场的是约翰尼斯·乌尔里克博士，他是一名学者、档案专家，热爱巴赫、优质勃艮第红酒和普鲁士军事史。一九四五年四月，就在身处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们无条件向苏联投降的前几天，乌尔里克正做着过去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在位于柏林威廉街的德国外交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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