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阈中的民间信仰：浙西南传统信仰习俗考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祝平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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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视阈中的民间信仰：浙西南传统信仰习俗考察试读：

当历史将人类带入新千年的征程，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演进也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即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新的文明阶段——“后现代”的生态文明时代。严格地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这一“历史性转折”，与世纪的更迭并无干系，也非完全出自人类的理性思考。换言之，这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被迫之举，是人类面对严酷的全球生态环境必须作出的唯一选择，也是人类社会由“自在”走向“自为”的明智之举。一、社会发展的“自然陷阱”

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神奇的人类在自然界中脱颖而出，成为世间“万物之灵”。但无论人如何进化，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人类来源于自然界，又依存于自然界，永远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回溯人类社会发展史，其文明起源和历史演绎的路径清晰可辨。人类文明的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历时上百万年。那个时期，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主要以石器为生产工具。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原始文明是人类完全被动接受自然的阶段，其特征是淳朴，但具有盲目性，对自然构不成伤害。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这是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探索、初步开发的阶段，历时近万年。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勤勉，但具有依赖性，靠天吃饭，随遇而安。这种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模式，虽然产生了生态问题，但对自然生态的负面作用是渐进的和有限的。总体来看，这一阶段人类与生物、环境之间是一种自然有序的协同进化关系。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人类的发展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历时300年。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在此期间，人类虽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关系日益严重。据有关资料统计，整个20世纪，人类消耗了约1 420亿吨石油、2 650亿吨煤、380亿吨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60%以上的天然气和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的程度达到极致。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另外占世界人口85%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继续承袭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自然界将何以承载？事实表明，以这种近乎掠夺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给人类自身当下生存和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性很强，但可持续性很差，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了地球再也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因此，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不同，人是有意识、有意志、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并不是消极地依赖自然界生活，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利用和改造自然。同时，人类本身也在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中不断发展自己。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人类生存发展需要不断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和空间，享受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向自然界排放废弃物；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对人类活动不断地作出反应，如资源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退化等。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马克思更尖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加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径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只不过，这些睿智的声音没能盖住大工业的机器轰鸣声，适时地引起人们的警觉。正值19世纪工业文明蒸蒸日上的时期，整个欧洲因征服自然的胜利极度膨胀，为改变人的物质生活而对大自然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这成为人们乐此不疲的时代风尚。就在人类竭尽所能征服自然和忘乎所以地享受物质财富之时，水源、空气、土壤正受到严重污染，大量的动物和植物变成了濒危物种乃至灭绝，土地荒漠化，森林和湿地迅速减少……人类逐步落入一个大自然的陷阱，饱尝着为永不满足的物欲而向自然开战和无节制的索取所造成的恶果。

人类改造自然的目的在于促进天人和谐，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但事与愿违，大自然早已在无情地报复人类。总结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世界上的一些古代文明发祥地，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地中海和印度恒河文明、美洲玛雅文明等之所以消亡衰落，其中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过度砍伐森林、过度放牧、过度垦荒和盲目灌溉等，使广袤的森林、草原植被遭到毁坏，河道淤塞，水土流失加剧，土地沙化、盐碱化，肥沃的土壤遭到侵蚀、剥离，失去了作物生长所需的大量矿物质营养，于是随着土地生产力的衰竭，它所支持的文明也就必然日渐衰落、消亡。近代以来，一些工业文明的先行国家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结果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如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也遭遇过一些“自然的陷阱”，比如黄河文明的兴盛与衰落，其根源也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繁茂与破坏。

人类亿万年的历史表明：“顺自然生态规律者兴，逆自然生态规律者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历史的经验似乎并没有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前车之鉴，人与自然的关系似有更趋紧张之势。近年来，雾霾、水荒、荒漠化、滥砍滥伐、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不断加重，地震、旱灾、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不少人因此流离失所，甚至背井离乡，全球范围内环境灾民的数量持续上升。环境灾难不但会造成房屋损毁、粮食短缺、水土流失等后果，而且还会令部分灾民感染疾病，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造成失业甚至失去生活来源。

下面，列举几起新世纪以来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环境污染事件：沙尘暴世纪警告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第一天，当人们还沉浸在新年到来的欢乐中，一场沙尘暴悄然袭击了北京，像是一个警告，又像是一个预言：环境问题将更为严重地威胁进入21世纪的人类。

沙尘暴，长途奔徙的环境杀手。20世纪末以来，沙尘暴愈加肆虐无度，经常整天尘沙漫天，使一切都笼罩在沙尘之中，真是触目惊心。20世纪90年代，我国在沙尘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可小觑的成就。50年代北京平均沙尘暴日数、扬沙日数和浮尘日数分别是90年代的8倍、14.5倍和3.2倍。但到了2000年春季，强沙尘次数却陡增，达到90年代历年同期的3倍以上。2010年4月24日傍晚，甘肃省民勤县出现特强沙尘暴天气

沙尘暴古已有之，内蒙古的牧民称之为“黄毛风”，但它近些年才频繁出现。据内蒙古的林业专家分析，造成沙尘暴的原因中，人为活动占了70%，人为活动主要包括过度放牧和草原开垦。于是，“杀牛羊，保北京”的呼声也随之而起。在内蒙古人听来，这样的声音不免刺耳，畜牧业是内蒙古的经济支柱之一，杀了牛羊，牧民怎么生活呢？内蒙古草原大旱渴死牛羊50万3 200多万头牲畜受灾

高温干旱的天气令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环境和牧业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打击，广大牧民对灾害的承受能力降到最低限度。

据自治区农业部门统计，全区可利用草场90%以上受旱，有3 100多万公顷草场未能在春夏返青，3 200多万头牲畜受灾，死亡近50万头。著名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位于北京市正北方，是我国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从前每到夏天，这里碧草连天，牛羊满地。由于当地水草丰美，所产的苏尼特羊肉质鲜美，被北京东来顺饭店列为首选羊肉。然而，当记者日前踏上这片草原时，却发现这里既没有草，也很少看到牛羊，只剩下干燥的风裹着沙砾将人脸刺得生疼。放眼望去，零星点缀着枯草根的黄沙地连到天边，偶尔会看到骨瘦如柴的死羊躺在沙地上。大风起时，黄沙遮天蔽日，仿佛来到大漠戈壁。原始森林在哭泣

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绿树掩映的傣家竹楼，身姿婀娜的傣家少女沐浴在夕阳染红的澜沧江，犹如孔雀在翩翩起舞……这是享有“绿色明珠”美誉的云南省西双版纳给人的第一印象。然而近日，记者却接到这样的消息，称“当地原本林木茂密的山头和坡地，被剃成了难看的‘秃头’，一片片原始森林在没有办理任何采伐手续的情况下被砍伐，树木运不出去就直接焚烧。圈地毁林，给当地的生态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从西双版纳景洪市往景讷乡走，一路上看到的全是光秃秃的山头，树木横七竖八地倒在一旁，还冒着滚滚浓烟。“近几年因为橡胶价格飞涨，整个西双版纳开始大规模毁林种胶。树木砍倒后运不出去，就只有放火烧掉，同时还能做橡胶林肥料，我们这里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了。”客车司机说。

进入景洪市景讷乡丫口寨村，记者碰到了来反映情况的村民。“以前山上都是密密匝匝的参天林木，亚洲象、马鹿等野生动物非常多，气候也非常好，河水又清又甜。现在，大片的原始森林被砍光、烧光，别说野生动物，连鸟都没有了，我们甚至连水都快喝不上了。”村民们说。……干旱仍将持续

2010年，云南遭遇百年一遇的全省性特大旱灾，干旱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程度之深、损失之大，均为云南省历史罕见。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和广西西北部已达特大干旱等级，其中楚雄市尤为严重，20余万农村人口缺水。“昆明又有很久不下雨了。”专家预计，2013年云南将会继续干旱，甚至明后年还将持续，干旱将成为云南最主要的气候灾害。国际水历史学会主席、国家水利部水文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社科院院长助理、研究员郑晓云在“历史智慧与当代水治理”国际学术会议上表示，根据各大水库的需水量和降雨量来看，尤其是各大水库需水量比常态时少很多，由此可以判断2013年云南干旱将成定局，应倡导广大居民节约用水。云南干旱

昆明主城供水水源地主要有松华坝、云龙、宝象河、大河、柴河等9个水库，可供水量共计为每年39 754万立方米。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昆明分局高级工程师崔松云表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在供水水源不变的情况下，到2015年，昆明主城缺水量将达6 516万立方米；到2020年，昆明主城供水量将严重不足，缺水量将达到13 145万立方米。“过去4年云南连旱，这是气候的常态表现，因此防治干旱也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因为雨季到来而停止抗旱。”郑晓云说，防治干旱不仅仅是修几座水库水窖而已，它涉及制度保障、工程技术、节水文化等，是一项系统工程，尤其是需要政府创造一种节水文化，从根本上提高节水意识。

郑晓云说，据统计，截至2012年雨季，全省就有400多条河流因为干旱而断流干涸。如何修复因干旱而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云南应认真思考，积极抓住国家层面的机遇，进行生态补偿与修复。

历史的经验和西方工业化先行国家环境污染的教训似乎并没有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以上所列举的21世纪以来发生在我国境内的环境污染事件，件件触目惊心，然而环境破坏的悲剧却似乎并没有停止，仍然在一场又一场地上演，重蹈历史覆辙。追根溯源，我们总能找到现代社会唯物质主义的发展理念及其对民众生产、生活方式，习俗、观念和传统理性冲击裂变的因素。因此，有学者认为，所谓“大自然的陷阱”，说到底，都是人们自己掘就的！二、民间信仰生态意蕴的现实观照

生态意识是一种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新的价值观，首先倡导于西方。19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 Leopold）在其《大地伦理学》中最早提出“生态意识”（environment awareness）的概念，也译作“环境意识”，他指出：“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罗斯提出了环境素养（environmental literacy）的概念，其含义与环境意识的含义极为接近，实际上，环境素养可以认为是环境意识的同义词。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出规范意义上的生态意识概念的是苏联学者B．基鲁索夫，他1983年明确提出“生态意识”术语，认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其实，国际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反思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曾爆发过一场生态学运动，触发了席卷各工业发达国家乃至波及整个世界的绿色风波。经过十几年的启蒙、论争和风风雨雨，这场绿色风波非但没有烟消云散，反而导致了生态科学大步走向社会化。它的思想、观念和见解不仅被众多的学科所吸收、借鉴，向世界各国辐射开去，而且被世界公众普遍接受和承认，甚至当初曾激烈反对这门学科的人士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态度和立场。这场运动终于在80年代末的欧洲孕育出一个“绿色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我国的学者开始关注研究生态意识的范畴，并对此相关的思想内容展开讨论。如今，“生态”这个学术名词已渐渐成为当代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同时，“生态学”这门有着百余年学科发展史、自创建以来并不惹眼的学科，也迅速崛起并大步走向了社会化。从国际上来看，在各种生态学思潮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深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等，它们立足于调整和改变理性的宰制性特征，倡导绿色理性。这样，人类“才能开始珍视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和生命那无可估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与其他生命一起参与到生活的伟大对话中来”。这不仅唤醒了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而且使生态学成为显学，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及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文化是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民族民俗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一直处于一个互动的过程。人类民族的产生、文化的形成、民俗的生成与其生存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复杂联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对民族民俗文化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具有明显的制约与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民族民俗文化在生成与演化过程中，又对自然环境产生能动性的作用与影响，使自然面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这样，就形成了两者内在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关系。“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特定的生态环境生成了特定的民俗文化，各地不同的民俗文化也都带有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深深印记。民间信仰是原始先民出于对自然的不认识、恐惧心理以及在生活中产生的一系列愿望而自发形成的有关神灵崇拜的观念、行为、禁忌、仪式等习俗惯制的精神民俗。各地信仰民俗中都包含了先民朴素的生态意识，反映了原始先民逐渐萌生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自然生态观念。这种朴素的生态观积淀为人类文化的生成因素，被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构筑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恰如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说：“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浙西南众多的民间信仰习俗都能涉及民众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虽然这只是一种自发的、朴素的生态意识，却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在人们的生活中传承，并成为民众处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行为标准，制约着民众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

当今世界，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人类将面临更加频发的残酷自然灾难的威胁。诚如众多生态思想家所指出的，人类当今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是宗教的危机，是人类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选择上出现了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中国本土性的长期植根于民间且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传统信仰习俗最能体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其对整个民俗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建构和影响作用，在民族民俗文化中或隐或现地体现出朴素的自然生态观念。而民间信仰存活于民间，贴近人们的生活，其中积极的生态观念一经科学阐释，就更便于传播，更易于让人接受。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强民族间的交流和团结，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生态学包含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休戚相关。从生态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民间信仰问题，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与其产生的文化及支撑文化的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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