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潘穆利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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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激情，才有机会试读：
前言 倾听内心的声音
“悲喜总是并存的。如果我们想要快乐，就要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如果想要喜悦的泪水，也要做好接受悲怆之泪的准备。只有都经历过，我们才能更加接近真实的自我，才能拥有更加快乐、更加充实的生活，才能更好地维护生活中那些重要的关系，更好地陪伴我们的亲人。”当我的儿子杰伊告诉我，他决定以一个慈善团队成员的名义参加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的那一刻，我的双眼湿润了。他并不是职[1]业选手，只是偶尔会跑上几英里，却打算在那一年的4月15日，参加全程26.2英里的马拉松比赛，而做这一切的原因，只是为了纪念他的哥哥克里斯。杰伊说：“那天正好是克里斯的生日，我想以这种方式纪念哥哥。”
比赛那天是克里斯44岁的生日。多年来，一直努力戒毒的他，在2008年突然离世。他本可以拥有完整的一生，他的离开对我们全家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我的孩子克里斯，也时刻提醒自己，一定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我因沉浸于自己的事业而忽略了他的成长，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关爱和应有的陪伴。从那以后，我尽可能地抽时间陪伴小儿子杰伊和女儿莱斯莉，我要为他们做到我没有为克里斯做到的一切。
我不想错过杰伊为克里斯参加的这场马拉松比赛。那天，我们全家集体出动。杰伊参赛时手臂上写着黑色的字母“CJP”，那是克里斯全名的缩写，我和莱斯莉一边沿着跑道溜达，一边欣赏波士顿的风景。那天天气非常好，也不太热，跑道两侧挤满了前来观看比赛的观众，他们振臂欢呼，非常兴奋。参赛选手当中居然还有七八十岁，甚至90多岁的老人。我看到有的选手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像罗马勇士一样；有一个选手装扮成热狗，还有一个装扮成汉堡包。你知道“旁若无人地跳舞”这句话吧，这些选手就是在旁若无人地跑步，他们只为展示自我！
我发现，大部分选手都是为他人而参赛，并非为了自己，这使我感到非常震惊。我看到有人高举“格里芬的朋友们”或“上帝保佑莎莉”等标语。我还看到有两名选手跑在一起，其中一人手扶另一人的肩膀，我愣了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还有盲人参赛！你能想象在看不见的情况下跑马拉松或扶着盲人带他们跑26.2英里吗？甚至有坐着轮椅的参赛者，由别人推着他们跑26.2英里。还有一位选手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轮椅上面的箭头符号里写着“这是我的儿子”。
在这里，比赛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参赛者及他们的勇气、精神和决心，正是确立并实现目标给他们带来了充实感，无论这个目标看起来多么疯狂。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帮助他人实现目标。在4月如此美好的日子里，新英格兰地区举办的这场马拉松比赛的真实意义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参赛者的热情、决心、坚持和专注。
我和莱斯莉在韦尔斯利一处竖着15英里标志牌的地方等杰伊，看到他的那一刻，我的欣喜难以言表。“我为克里斯而跑，爸爸！”杰伊向我大声喊道，“这是为克里斯做的。”
那一刻，我泪流满面，无法控制自己。我紧跟杰伊的步伐，莱斯莉抓拍了一张我俩并排走在一起的照片。随后，我和莱斯莉向他挥了挥手便往前走，打算在终点线附近找个地方等他。我们穿过拥挤的人群，在波伊尔斯顿大街上的莱诺克斯酒店门前停下，这儿离终点线还有大约半个街区的距离。我们四处张望，但是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所以我决定找一个更佳的观看位置。
我告诉莱斯莉：“杰伊可能还要一会儿才能跑完，我们再往前挤挤吧。”
在终点，你会看到很多趣事。我们身后的一对夫妇看到他们的女儿跑到终点时激动得大哭；一些选手在冲向终点线时双臂高举，就像冲上费城艺术博物馆台阶的洛奇一样，你似乎能听到电影《洛奇》的主题曲。每当有选手冲向终点时，你都能听到人们鼓掌喝彩，你会看到筋疲力尽的选手在欢呼声中再次精神焕发，空气中弥漫着欢乐和喜悦。你能感受到这种氛围并被它感染。
我和莱斯莉一路向终点线的方向前行，直到露天看台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然而，就在一分钟之后，我们被爆炸声吓呆了。第一次爆炸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只有100多米的地方。根据我在部队服役的经验，我能闻出炸药独有的气味。我抓起莱斯莉的手就往前跑。紧接着，我们又听到了第二次爆炸声——发生在我们之前停留过的莱诺克斯酒店附近，周围到处是残肢和血迹，还有人们的尖叫声和痛苦的呻吟。“爸爸，我看到那里有一条腿，还有一只胳膊。”莱斯莉边说边指给我看。
喜悦与庆祝的泪水刹那间变成了恐惧的泪水。周围到处都是受伤的人，但是我看到伤者并没有被弃之不顾，几乎每个伤者都有人照料，大家都尽其所能地互相帮助。混乱中有些选手还用塑料纸包裹着身体，他们没有手机，无法联系到自己的亲人，其他人都尽量帮助他们与家人取得联系。在混乱与恐慌之中，看到大家团结一致互帮互助，悲剧也能让人们凝聚在一起，这让我备受鼓舞。即使面临痛苦，我仍能看到人们内心的善良。
这时，我也正在疯了似的到处找杰伊。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为杰伊跑得慢而感到庆幸，我知道第一次爆炸发生时杰伊离终点线至少还有三四英里，但在当时，一切都变得没有头绪，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如果我判断失误，该怎么办？万一他突然变身成为长跑冠军，在最后几英里跑得像只小羚羊那样快，提前到达终点该怎么办？万一他受伤了呢？万一他已经遇难了呢？尽管理智告诉我不该那样想，但是失去另一个儿子的想法让我陷入了极度的恐惧。我对自己说：“上帝不会这么残忍的！”我沿着联邦大街来回走，从我身旁路过的选手们身披塑料纸，看起来像难民一样。为了寻找杰伊，我连续走了15英里。他没有带手机，所以我们无法和他取得联系。他会在哪儿呢？只要碰到警察，我就上前去问因爆炸而中止比赛的选手们现在在哪儿。我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求助的对象，还问了很多路人。
我不停地看手机，希望能有好消息，后来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一条短信，上面写道：“前往丽兹饭店。”这会是杰伊发来的吗？如果是，这似乎只是一条普通的短信。我打电话过去，听到的是一个名叫珍妮的女孩的语音留言。是不是杰伊借了手机给我发的短信呢？我冲向丽兹饭店，杰伊果然在那儿，他小口喝着啤酒，看起来很轻松，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还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之后的任何报道。我紧紧地抱着他，激动地留下了泪水，我这才感觉到自己还有血有肉，还是活着的，一切都还好。但当我告诉他我所看到的一切时，他却无动于衷。
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看到一些相关报道，并对这场悲剧的惨状感到震惊。他打电话给我说：“天哪，爸爸，我才看到昨天发生的一切！”
人们常说，在离世之前你的整个人生都会闪现在眼前。那一天，我经历了人世间的各种情感，现场的每个人都是如此——起初的喜悦瞬间变成了悲痛，这让我感受到了人类的一切情感。和我的女儿、我的小儿子在一起，看到我的小儿子为他的哥哥参加马拉松，这种惊喜难以言表。最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杰伊毫发无损，而我和女儿莱斯莉是因为当时又往前挤了挤才幸免于难。如果失去她，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该如何继续。此外，我有幸目睹了人们在面临噩梦般的爆炸时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之善。能够在疯狂的爆炸毁掉一切之前体验到一段美妙时光，感受到那天的万里晴空，以及为他人而参赛的选手带给我的鼓舞，我感到非常幸运。
那一天，我真正意识到了一直以来存在于我脑海中的各种如标语口号般的观念，与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不论我们愿意与否都始终与我们相伴的真理之间的区别。生活就像一位老师，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教会了我很多不同的法则，对此，我将在本书中详细探讨。那天的经历使我更加坚信：悲喜总是并存的。如果我们想要快乐，就要做好承受痛苦的准备；如果我们想要喜悦的泪水，也要做好接受悲怆之泪的准备。只有都经历过，我们才能更加接近真实的自我，才能拥有更加快乐、更加充实的生活，才能更好地维护生活中那些重要的关系，更好地陪伴我们的亲人（而不是像我辜负我的儿子克里斯一样辜负我们的亲人）。
但这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能够活在当下，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情感，这将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工作。如今，很多人既缺乏人情味儿又没有见地，他们满足于现状，深受数据分析以及那些只关心容易与否而不在乎正确与否、类似于机器人似的东西的影响。缺乏人情味的东西总能占据主导地位，短信和电子邮件就是如此，它们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而商界和政界的领导者们做重大决策的依据也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调查数据或顾问的客观建议。
问你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一方面鼓励人们表现真我、流露真情，另一方面又让那些因真情流露而落泪的人感到惭愧呢？人们常说必须强忍泪水，这到底是为什么？流泪如同一种犯罪，在公众面前放声大哭更是“重罪”，人们几乎失去了流泪的权利。做真实、率性的自己会造成什么损失？我们的文化剥夺了人们在其他场合流泪的权利（除非在参加葬礼、婚礼或遭遇不测时），这是为什么？人人都希望做真实率性的自己，但他们仍会因为流泪而感到抱歉。
高尔夫球手弗雷德·卡波斯于2013年在世界高尔夫名人堂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当提及他年轻时曾帮他渡过难关的教练“墨西哥超人”李·特雷维诺时，弗雷德曾一度哽咽，他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才得以继续。但演讲结束时，他却放弃了提前准备好的结束语，突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一生中最冷静的时刻！”之后，他泪如雨下，像获得胜利时那样高举双手，走到台下。我喜欢这样的时刻，这样真情流露的时刻。他并不介意向世人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我在家看到这一幕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想与弗雷德一起流泪。我一直很欣赏弗雷德，他向来很冷静，但这一次他突破自我，将真实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让人们看到了他的真性情。
然而，流泪却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人软弱或缺乏自律的表现。大家似乎总认为流泪不是好事，因为它暴露出了自己不愿让他人看到的真实的一面。但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电子邮件或短信表达自己。我确信人们会用电子邮件或短信表达他们不愿意当面表达的东西，因为对方不在现场，无法看到他们的反应，不会成为他们泄愤的对象。现在有多少人用短信或电子邮件来解雇员工？又有多少人通过这种方式提出离婚？人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想当面看到对方的情绪反应。因此，只有在写电子邮件或短信时，我们才是真实的自我，因为对方在看电子邮件或短信时发电子邮件或短信的人不在场。于是，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真实。
我只是来自新泽西州的一个普通人，我用双手和真心表达真实的自我。我希望你们能同我一起努力，重新开始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无论对于你的生活还是工作，本书都非常实用。多年来，我也做过很多艰难的抉择，并从中受益匪浅。我也曾屡屡犯错，但也努力从每一个错误中吸取教训。我可以写一本专门讨论如何在商界做出正确选择的书，但我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我想写一本适合所有人读的书，我敢肯定这本书会让你们开怀大笑，但也会让你们潸然泪下。最重要的是，它一定会对你们有所启发。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以一个普通的新泽西人的视角来探讨如何消除笼罩在我们心头的恐惧、仇恨以及险恶。当前，奉献、慷慨、勇气以及其他能振奋人心的品质似乎都供应不足，大家都像机器人一样，每个人都因过度恐惧、过于忙碌或压力过大而无法做回真实的自己。
我们如何才能重新找回自我呢？在我看来这很简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尽量与他人分享。抛开烦恼和痛苦，尽情享受喜悦和幸福，如此你便可以做回真实的自己，这就足够了。在我的人生中，我不断追随自己的内心，获得感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和预期。我是一个能够用心去感受的人，自始至终都是如此，我不愿意通过其他方式来了解自己的感觉。我喜欢笑，也比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男性）更容易流泪。你追随自己的内心并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心，便能活出内在的热情。热情不是生活的附属物，它本身就是生活，通过它可以展示真实的自我。热情不能半途而废，否则便不能称作热情，活出热情意味着全心全意地投入。无论热情将你带向何处，你都要相信自己的内心和直觉，你要尽情享受这种抛开一切只专注于你的热情所带给你的喜悦、希望和感觉。
对强烈情感的感知，即便是悲伤，也表明你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表明你真真切切地融入了你的热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或者有能力拥有热情，即便遇到麻烦，即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婚姻或其他方面忍无可忍，他们仍能找到生活的热情——这可能需要一点儿努力、一点儿勇气和一点儿耐心，但只要他们愿意寻找并付诸行动，就一定能在生活的某个地方找回热情。如果你热情不再，就要设法将它找回来！热情一定在某个地方，只要坚持，你就一定能找到它。因为无论对职业发展还是个人成长而言，如果你的生命中缺乏这种深刻的情感联结，那么你便如行尸走肉一般。如果任何事情都无法让你得到满足，你就会失去生活目标。活出热情不仅是让你感觉愉悦、充实、兴奋及强大的最佳途径，也是在你周围的人都迷失自我时，你依然能保持自我的最佳方式。热情会让你更快乐、更幸福。
[1]1英里≈1.61千米。——编者注 法则1激发他人内在的热情“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善良的，通过发现他人身上的优点以及能让我们团结一致的品质，你就可以鼓舞他人。”
华尔街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你像我一样，被这种文化熏陶数十年，那么你可能也会认为自己再也无法与其他地方的人相处，尤其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或外国人。华尔街的人非常风趣，处事方式也有其特有的风格，但是自2000年以来，我在伦敦韦莱保险经纪公司的工作经历让我明白：当你真正走近它时，你会发现每个人都一样。在去韦莱工作之前，我一直认为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都有些奇怪，让人捉摸不透，但是在那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毫无疑问，“9·11”恐怖袭击事件对所有人的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从那天的事件及其后续影响中学到了很多。从阿拉斯加到亚拉巴马，所有人都盯着电视；在痛苦与悲伤中，人们团结得更加紧密。我们一起为在纽约世贸中心及华盛顿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流泪，为他们的家庭、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失去的一切而哭泣。泪水让我们更加团结，我们因为同是美国人而更加团结。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在关注着这一切。从恐怖袭击的消息报道出来的那一刻起，世界各地的人纷纷表明这次恐怖袭击不仅是对美国的袭击，而且是对全世界的袭击。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发表声明说：“在这骇人听闻的时刻，我们全体法国人民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法国《世界报》从不掩饰它一贯的反美立场，这次却在头版头条声明“我们和美国人民在一起”。英国人民也被震撼，英女王下令在白金汉宫卫兵换岗仪式上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在德国柏林，20多万人在蒂尔加腾集会，哀悼遇难者。在演奏《奇异恩典》的时候，所有人都泪流满面，当时的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大呼：“美国人民你们并不孤单。”
世贸双塔的倒塌夺去了我很多朋友的生命，我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那天，我碰巧在哥本哈根，周围全是从来没有去过纽约也从未踏进过世贸中心的丹麦人，他们跟我一样悲痛，与我一同流泪。我一直在想：“他们不是美国人，但他们也在流泪。”那一天，所有人都与美国人民站在了一起。
作为一个身在国外的纽约人，我被丹麦人的反应震惊了。诚然，无论我们来自何方、身处何地，能够使人类团结的事情远远比那些使我们分裂的事情重要。但是，为何只有悲痛才能让人们团结起来？我们不能因为喜悦和笑声团结一致吗？
回首过去，我多么希望当时我能把这场悲剧视为警钟，不要过度沉迷于自己的职业发展，而是更多地关注我的家庭、关注克里斯及另外两个孩子。我多么希望我当时能认真考虑狄巴克·乔布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发表的演说，他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教，后来在加州成为一名心灵导师。他说：“‘9·11’恐怖袭击事件给了我的家庭和我一个提醒：生命短暂且无常，因此我们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我们要让生活充满爱意与柔情，充满美感与创造力，充满欢声笑语。”
我不及狄巴克·乔布拉那样富有诗意，但是他的话与我在这本书中要谈的话题密切相关：我们为什么不能时时刻刻都认同这一观点，即通过一个微笑、一句亲切的话语或者一个适时的行为为他人带来快乐？我们为什么不能鼓励别人、让他们笑逐颜开而不是愁容满面？若笑容和笑声能将人们团结起来，那该多好！同样，这还有助于激发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沟通能力，以及那种为了共同事业而努力的深度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虽然很难被界定，但无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它都至关重要。你要有勇气，要相信自己。如果你打算做一件事情，而你具备了相应的能力和进取精神，那么你就无须担心你会给自己戴上面具或像机器人一样工作，你大可放松一些，表现出你的本真率性，让你的生活充满喜悦。
伦敦的工作彻底改变了我之前的想法，我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之前的一些观念。例如，我曾认为英国人刻板严肃，拒人于千里之外，他们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是典型的英式做派。与他人相处时，我们总会被刻板印象所左右，这是人类的本性。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我跟妻子南茜在巴黎。2000年年底，我离开了我工作了32年的花旗集团，当时我认为自己在花旗已经殚精竭虑，该做出改变了。但是如何改变呢？我并不清楚。于是，我报名参加了由我的母校威廉玛丽学院赞助的一次法国旅行，行程包括徒步穿越勃艮第、乘船游览巴黎塞纳河以及前往罗兰加洛斯球场观看法网公开赛等。在游览塞纳河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南茜从我们住的布里斯托尔酒店出来，沿着圣·奥诺雷街散步。路上我们碰到了亨利·克拉维斯——他在30岁时就已经成为贝尔斯登公司的合伙人，随后他创办了杠杆收购企业，成为美国KKR集团的创始人之一。我跟亨利是通过我的朋友卢·艾森伯格认识的，卢·艾森伯格是我认识了20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内心最强大、心胸最开阔的人之一。
亨利知道我已经离开了花旗，他问我：“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我想寻找再一次冒险的机会！”我说。
当时我们都笑了，我以为谈话会就此结束，但是南茜接过话茬儿，对亨利说：“你或许能给他找份工作。”
这本来只是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亨利却当真了，他说：“我们有一个公司可能适合你，总部设在伦敦的跨国保险经纪公司韦莱。”
我对此毫无兴趣。保险？伦敦？在我看来，商业保险业枯燥乏味，而且我的家在新泽西，伦敦对我来说也有点儿远。“我会打电话给你，”亨利说，“到时候再细谈。”“好的。”我说。
我该跟他说什么呢？拒绝他？当然，我对涉足伦敦的保险业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但我能告诉他我不适合这样的工作吗？出于礼节，我不能这样做。亨利拥有很多公司，而我正在求职。“为什么不考虑去英国呢？”亨利后来鼓励我，“你可以跟你将要接替的主席谈谈，这虽然有点儿尴尬，但肯定会对你有所启发。”
我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拒绝他吗？我无法拒绝亨利·克拉维斯。我认识很多企业家，并因与他们共事成为朋友。但亨利，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企业家，他都是我在商界最尊重的人，他的优点数不胜数，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我对妻子说。
我真正把它当作一次机会，是在去诺曼底奥马哈海滩之后（作为“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时的主战场之一，很多美国官兵都在那里献出了生命）。我是一个历史迷，之前却从未去过诺曼底。为了重温历史，我本来已经付了钱，准备去参加一次模拟诺曼底两栖登陆的活动，但是那天突然狂风大作，导致原计划无法执行，只得改为乘飞机前往。当然这无关紧要，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之后，我们去了法国卡昂的“二战”博物馆，并参观了巴约的诺曼底战役纪念馆。看到这些悬崖之陡峭，想到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在奥马哈海滩向这些悬崖峭壁进发时倒在枪林弹雨中，你就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及微不足道。那一整天我都在流泪。
拜访韦莱伦敦总部显然是我从诺曼底海滩回来之后一时冲动的决定。韦莱位于伦敦塔正对面的三一广场10号一座庄严古老的建筑中，该建筑名为“伦敦港口管理局”，是“一战”后由戴维·劳合·乔治修建的一栋学院派风格建筑。“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保安问我。
我告诉他我是来见主席的。“来见主席，好的。”他说，“请跟我来，我带您去主席专用电梯。”
主席有专用电梯？不是在开玩笑吧，这完全颠覆了我对领导层的认识。主席需要与他人交流，而不应该被关在自己的电梯里。我们在二楼下了电梯，我看到所有精致的门都关着。“除了主席，还有谁的办公室在这层？”我问那位保安。“只有主席一个人。”他说，似乎认为允许其他人与尊贵的主席在同一楼层办公是个非常可笑的想法。
他让我在接待区等，我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跟我打招呼，也没有人出来问我需不需要喝水或咖啡，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我研究那里的橡木、胡桃木及红木镶板，很久之后这位主席终于出来了。看到他的衣着我差点儿笑出声来，虽然完美得无可挑剔，但极其刻板。他身着一件白领、白袖的蓝色衬衫，袖扣也是白色的，还穿了一件外套，领口上佩戴一枚链式胸针。为什么要穿这么正式且烦琐呢？
我原以为会有像“你好”“在伦敦还习惯吧”等英国式的寒暄，但他没有说。
他说：“我们来聊聊韦莱。”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我本来应该顺着他直接跟他聊聊韦莱，我也想过要这么做，但是我做不到——那会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要做真实的自己，我得找回点儿平衡。“你好吗？”我问他，并冲他笑了笑。
我在谈话中掺杂了个人因素，这让他很不高兴。他盯着我看了一分钟，那眼神就像在看一只飞落到草莓布丁上的虫子一样。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说：“KKR不会聘用你。”
在那一刻之前，我丝毫没有接受那份工作的打算。我一点儿也不了解伦敦，更不了解保险业，但是眼前这个人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我。他如此确定我无法胜任这份工作，他激怒了我，我顿时决定要证明他是错的。“他们为什么不会聘用我？”我开玩笑似的问他。
我和他较上劲儿了，但他还不知道。“你没有任何保险经纪人的经历，”他生硬地告诉我，似乎是在说一条新闻，“你也没有任何国际经验，这家公司之前从来没有聘请过外国人担任首席执行官。”“国际经验这方面我想你弄错了，”我绷着脸说，“我有国际经验。”“你指什么国际经验？”他问我。“我有亲戚住在西西里岛！”我告诉他。
这家伙不苟言笑，丝毫不动声色。他如此高傲，他质疑我的能力、我的专业、我的领导力以及我的工作经验，他甚至挑战我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尊严。“我有兴趣试试这份工作。”我很快就回复了KKR方面。
如果他表现得温和一点儿，我或许就会放弃这份工作，但是他没有，他的举动反而激怒了我。我接受了这份工作，并在伦敦租了公寓。2000年10月中旬，公司还未正式任命我为新主席，我已经开始疯狂地打电话，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我列出了公司100个高级主管的名单，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向他们介绍自己。
我说：“你好，我是潘穆利。”“你好，我是乔·狄马乔。”我会听到这类或是各种各样的挖苦讽刺。
但更多的时候对方沉默不语。
然后，我会说：“我只想介绍一下我自己，并告诉你，作为新主席，我很期待与你共事。我们将共同打造一家卓越的公司。”
有的人会因紧张不停地咳嗽，他们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好的，谢谢，好的，好的。”这是他们唯一能挤出的回复。
大家开始疯传这个新来的家伙有点儿与众不同，是的，我确实与众不同。前任主席从未迈出过他的办公室，而且总是关着门；他有自己的专用电梯，也不愿意跟其他人在同一楼层工作。而我却一一打电话给所有高级主管，尝试与他们友好相处，尽管做到这一点很难。尤其是当我打电话给明尼苏达州分公司的维克·克劳泽时，他差点儿直接挂断电话。“又是纽约证券经纪人打来的推销电话，是吗？”他问我。“我烦透这种电话了。”“不，我是潘穆利，”我告诉他，“我是韦莱新上任的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可以想象他后来有多么尴尬，再加上我之前也做过证券经纪人，这让他更加尴尬。他后来打电话过来向我道歉，我一笑了之，自己倒也乐在其中。明知人们对我的期望，却又不按常理出牌，这非常有意思。我知道，此时KKR的企业文化视首席执行官为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一样的人物，要时刻按照惯例行事，而我主动接触他们并一一打电话成了里程碑式的事件，引发了公司的热议。
前任主席的告别之旅在后来的周一例会上，他发表了告别演说。当时韦莱集团200个高管聚集于伦敦港口管理局大楼，20世纪40年代联合国曾在这里举办过一个招待会。前主席和我都坐在前面，他坐在桌子旁，低头看着讲稿，直接照读而且没有起身，也没有抬头。他的做法难道是为了衬托出我的优秀吗？
之后他就像一个秘书在读会议记录一样，以同样单调的语调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韦莱集团新一届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还不忘告诉大家我既没有保险从业经历，也缺乏国际经验，所以我需要大家鼎力相助。
显然，对他来说，我这类人有两个缺点：一方面我出身于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我是一个美国人，所以我注定不会成功。事实上，在他介绍我时，有那么一瞬间我愣了一下，其他人没有注意到，但那一刻我确实有点儿怀疑自己。我面对一屋子坐得笔直、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几近完美的人，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整个会议室的气氛也很严肃。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感，大家都盯着我看，眼神中既有揣测又有好奇，他们一定在想：这家伙到底是谁呀？
我只有几秒的时间决定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要这样呆板沉闷，入乡随俗地发表一个与他们所期待的风格相符的演讲吗？我是否该抛开这一切，听从自己的内心来活跃一下气氛，在他们面前展现一个真实的潘穆利呢？
你们一定能猜到我做出了何种选择。我起身脱掉外套，离开座位走到会场中间，这样我才能带动屋里的每一个人，激发他们的热情，让他们微笑、兴奋起来。
我说：“韦莱集团拥有辉煌的历史，”我希望我热情洋溢的演讲和生硬的美国口音能让他们印象深刻，“但又如何呢？请忘了这一切！我们不能靠传统生存，而应该在传统的基础上再创辉煌，不要被传统束缚。我们不应关心韦莱是不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保险经纪公司，不应关心历史，我们只应关心此时此刻以及未来。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让我们共同成就伟大的事业吧！将来，韦莱的股票一定会涨到每股三四十美元！”
他们一定以为我疯了。当时如果有保安冲进来把我拖走，他们也不会感到奇怪。在我谈论韦莱股价将会涨至每股40美元时，韦莱还只是一家没有上市的私营小公司。但你知道吗？我燃起了他们的激情，他们非常兴奋！之后不久，韦莱就上市了，交易价格也涨到了每股约42美元。
如果当时我没有听从内心，那么我又如何做回真正的自己呢？那天我在伦敦面对的抉择是我之前从未遇到过的，因为在我的家乡美国，展现真实的自我是我一贯的作风。那天的表现对我非常重要，我不仅吸引了韦莱所有人的注意力，而且达到了我的目的：我让他们看到了我真实的一面以及我将带给他们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将彻底改变以前的企业文化，集团将不再固守传统模式。
企业文化的改变需要时间和耐心，但至少我已经开始取得一些进展。我要努力让韦莱集团再创辉煌，让他们认识真实的自己并找回自己应处的位置。当时大家都认为韦莱与英国很多保险经纪公司一样，如同一潭死水，没有目标也没有方向，但那次例会为韦莱带来了转机。早先，由于KKR想再创立一家大规模的保险经纪公司，所以它联合另外几家保险集团投资创办了韦莱。但如果从大规模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当时主导保险业市场的是达信集团和怡安集团，这对其他公司都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开会或讨论时，总能听到有人说我们只是第三选择。“诸位，我们绝不是备选！”我对他们讲，“韦莱的存在不是为了成为别人的备选，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保险经纪集团。我不希望再听到别人说我们是第三选择，我们绝不是第三选择！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成为备选，而是成为全球保险业之最！有人说保险业是一个无趣的行业，不，保险业是整个社会的DNA（脱氧核糖核酸）！离开保险业你什么都做不了，没有保险，飞机就无法起飞；没有保险，就无法建楼筑厦；没有保险，企业就无法招贤纳士。所以，我们所从事的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的许多同事都把他们的钱投在了杠杆收购上，他们以每股3美元的价格购入，希望能涨到每股6美元或9美元。2001年6月12日，韦莱的上市发行价是每股13.5美元，而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第一次交易价格上涨时就涨到了每股16.5美元。他们后来说：“天哪，我们原以为涨到9美元就到顶了。”
有一天我回到家乡新泽西，在平原镇一家餐厅吃饭时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无论你是去观看球赛、开车在纽约转悠，还是去各州参加国庆野餐会，你都能看到美国国旗。国旗使人民团结一致，给予我们鼓舞，让我们时刻铭记自己的身份。于是，我坐在新泽西州平原镇的那家餐厅里，在餐巾纸背面画了一张草图，这便是韦莱集团徽章的初稿。之后，我把它拿给了韦莱集团主管凯瑟琳·柯林斯，她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徽章设计工作，后来我要求韦莱的所有员工都佩戴集团的徽章。
现在竞争如此激烈，我要努力在集团树立一种“我们是一个团队”的观念，我们要团结起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像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能够独树一帜一样，韦莱也要独领风骚。我常常跟他们说，韦莱是一个团队，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比这个团队更出色。对此，我坚信不疑，尽管他们有时候会取笑我。事实上，他们经常取笑我的这种“乔伊主义”，但是他们也逐渐融入了这种文化，并且经常谈论我的“乔伊法则”。他们会谈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比这个团队更出色”，也会谈论“你不能只跟自己击掌”，这是另一条乔伊法则。我常常让他们想象，在橄榄球比赛持球触地得分或射门得分时，不要跟队友击掌，而跟自己击掌。我还让他们双手举过头顶一起拍手——他们会觉得这种做法很蠢，他们当然会这样想。我对他们说：“是不是很蠢？同样，如果公司的员工不能齐心协力，这也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然后我会让他们跟身旁的人击掌，并问他们：“哪种感觉更好？是跟自己击掌还是大家互相击掌？”
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英国人不佩戴徽章，后来我发现他们确实不佩戴这种东西，就像他们从不戴棒球帽一样。他们与陌生人交谈的方式也与美国人不一样，但在我要求制作徽章并要求每个人佩戴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我的做法，甚至或多或少都有些反感。有些员工会抱怨，尽管不是当着我的面；大部分员工都不佩戴，同时又尽量避免因此惹麻烦。后来还引发了各种趣事，比如有人在韦莱办公楼大厅一看到我，就会用手遮挡西服领上本该别徽章的位置。“怎么了？”我会对他们笑笑，问他们，“你的手还好吧？”
没戴徽章的人看见我会躲到门口，真的很有意思。我从不跟他们提徽章的事，但我会盯着他们的西服领，看他们如何应对。
曾有一个员工对我说：“主席先生，非常抱歉我没有佩戴徽章，因为我别在睡衣上忘记拿下来了。”
企业文化就是这样慢慢建立的。睡衣的故事很快被传开了，成为大家的笑料。我做的这些事都与工作本身无关，只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引发他们的思考、唤醒他们的内心。突然间你会发现，这实际上就是在培养一种企业文化。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反对佩戴徽章，但结果正合我意。我的目的是使他们团结一致，我做到了：他们因反对佩戴徽章这样的美式做法而紧密团结在一起。
我也走过很多弯路，犯过很多错误。回首过去，我不禁嘲笑自己。如果当时能预知未来，有许多事情我也许根本不会尝试，但这就是重点：我当时无法预知。若想引领并改变一种企业文化，你需要采取行动，放手让它自由发展，即便你会决策失误，也要坦然接受。为了改变企业文化，有很多人会选择重新招聘员工，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更换员工是因为我才是真正的外来者，所以我认为换人是错误的。我来之前，韦莱从未举行过将伦敦总部5000多名员工召集到一起的大会，但我上任后不久，便将所有员工召集到一个大剧院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我两个多小时的演讲让他们热血沸腾。我告诉他们，我在任期间一定要新建韦莱总部大楼，对此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任何一个领导在激励员工、唤起员工热情的同时，必然也会引起一些员工的反感。如果你有充分的理由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就会支持你并与你齐心协力。但拒绝改变是人类的天性，如果你对他们要求过多，他们就会反感。我总是充满热情、积极向上，也总会激励他们，但是我过于充沛的精力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我会在周末或员工度假的时候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自己从不介意在周末或度假时打电话谈工作。我是一个工作狂，我喜欢工作。但有人会因为我打扰了他们的周末或假期而感到不满，他们对此很焦虑，甚至感到愤怒。现在回头看去，我意识到我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应该给他们休息的时间，让他们适当放松并享受工作完成之后的愉悦。我已经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并非每个人都像我这样热衷于工作，也并非每个人都想全天候地工作，连周末和假期也不例外。事实上，我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我正在努力……
多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仅有好意是远远不够的，我还要学会退让。将这一教训铭记于心需要很长时间，尽管我依然在努力。本书的读者也一定要时刻谨记：激励别人固然重要，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有它的对立面。我称之为“领导法则”：你若要尝试一些新事物，势必会有人反对，对此你无须感到震惊或措手不及，你要坦然面对，接受异议和挑战以及某些自作聪明的人对你的挖苦讽刺，即便你的行为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了让他们保持积极的状态，我每个季度都会召开一次例会。我会问每个人很多非常具体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他们职责范围的各个方面。我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激励他们，其实更多是为了让他们充分地了解自己的工作。“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我认为员工也要做到这一点。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一过程既痛苦又可怕。对我而言，这再简单不过了：若要成功就必须努力。但我不想让他们泄气，不想让他们因为我的提问而感到恐惧、烦躁甚至不满。你需要正常的敬畏，但只要一点儿就好，如同在上好的马天尼中加入一点儿味美思。我不希望他们被恐惧左右，也不希望他们对我的尊重超越正常界限而变成彻头彻尾的恐惧，这会让他们感到焦虑、压抑甚至窒息。这样，激励只会适得其反，我一直努力在这二者之间取得平衡，对此我需要特别警惕。
每10个与我共事过或曾受到我鞭策的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两个非常厌烦我的工作方式的人，也可能会有一两个可能因我施加的压力过大而感到不满的人（因为我总是期望值过高并要求他们每个人都做到最好），还可能会有一两个人因为害怕令我失望而感到精疲力竭、心力交瘁。关于这一点，任何一位领导都要引以为戒。毫无疑问，我的做法迫使一些人选择离开。当时人员流动确实比较频繁，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我给他们施加的压力过大。后来，在我离开韦莱之后，有一次我回到伦敦参加一个烧烤野餐会，当时韦莱的代理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赫恩开我的玩笑，他说：那段时间真的不容易。我们都知道你所受的“礼遇”。艾森豪威尔将军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之间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就像艾克靠他朴实的微笑击垮了主场作战的敌人，乔伊也用其特伦顿式的拥抱和极具个性的问候“你好吗”战胜了他的对手。从一开始，乔伊就试图将韦莱各个部门团结起来，60年后将会形成一个包括英国、欧洲、北美、拉美及亚洲在内，覆盖在保险及我们专业领域的大联盟，而且绝不给我们的竞争对手任何机会。他知道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他非常了解韦莱的历史，尤其了解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极强的适应力。丘吉尔曾说过：“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是不够的，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做别人要求我们做的一切。”在过去的12年中，我们有谁不曾听到乔伊以某种方式表达过这层意思？我们有谁不是在竭尽所能，做别人要求我们做的一切？丘吉尔还说过：“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从周一早上到周日晚上，无论是与乔伊当面交谈过的人，还是与他用电话交流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力量。对此，至今仍有人提及。我想，我应该停下来跟大家说说那些在战场上倒下的人，在我念他们名字的时候，你们当中一些容易动情的人或许会低头缅怀这些倒下的战士，这可能只需要一两分钟，因为倒下的人并不多。
当我看到那些名字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目瞪口呆，哭笑不得。
多年来，我在韦莱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我们计划新建一座韦莱总部大厦。新韦莱总部在伦敦市区，位于劳埃德集团对面，那里原来是一座有几十年历史的“一战”时期建筑。我们之前一直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能成功，因为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挑战，但最终我们坚持了下来。在新韦莱大厦落成的前几个月，劳埃德集团主席彼得·莱文勋爵到纽约来拜访我，我告诉他，我非常激动，因为新总部即将落成。“你打算请谁为新总部大厦题词？”他问我。“我自己。”我说。“题词这件事你可不能含糊！”他说。“这话怎么说？”我问他。“你得请一位地位显赫的人，最好是皇室成员来为新总部大厦题词。”他回答道。
我看着他，一脸茫然。“可我不认识皇室成员，”我说，“我只认识几位伯爵，他们都是我以前的邻居，比如米拉茨伯爵和施耐德伯爵，此外我再不认识其他什么人了。”“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什么忙。”他说。
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你好，请问安德鲁在吗？”
约克伯爵安德鲁王子碰巧不在，但是显然彼得·莱文勋爵跟王子关系很亲近，他对安德鲁王子的助手阿曼达说明了情况，事情很快便安排妥当：安德鲁王子将亲自为新总部大厦题词。想到马上要见到安德鲁王子，这让我有点儿紧张，通常在见新朋友时我都会非常兴奋、非常激动，但这次他们给我列了一个注意事项清单，提醒我在皇室成员面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最需要注意的就是：“除握手之外，绝不可以与皇室成员有任何肢体接触。”我习惯触碰每一个人，我怎么能克制自己呢？此外，清单上还提醒我只能称呼王子为“殿下”。
事实证明，我根本无须担心。安德鲁王子自己驾驶着他的路虎汽车，并没有护卫陪同。他热情又风趣，毫无架子。我们的交流非常愉快，我因为自己表现得过于随意并拥抱了他，向他表示歉意，因为这似乎违反了规定。“这就是我的本性。”我告诉王子。“没关系，我喜欢这样。”他说。
当时我朗读了一封我母亲的来信，信是我虚构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您能来为新总部大厦题词，我的儿子乔伊非常高兴。乔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但是他这次有点儿紧张，因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皇室成员，所以我希望您能亲切一点儿。”后来，他满面笑容地向我走来，告诉我他非常喜欢我的演讲。我们挽着胳膊，非常亲密。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无论在你看来多么刻板的人，只要你跟他们接触、向他们敞开心扉并尊重他们，那么他们一定会让你看到不同的一面。
每个人都需要鼓励，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若要跨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带来的影响，则需要时间和精力。人们或许外表特征各异，穿着打扮不同，饮食也有所区别，但是这些重要吗？无论我们身处何处，我们都有共同的追求。我在韦莱工作的12年间，与其中许多人成为好朋友，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拥有一颗热情的心，与他们接触，我受益匪浅。
我在英格兰做的演讲与我在美国做的演讲没有任何区别，观众的反应也几乎一样，我讲的也是相同的故事。我发现，只要我听从自己的内心，表现出真实的自我，人们的反应便相差无几。如果你展现真实的自我并付出你的真心，对方就一定会给你回报，只是可能需要时间，但你最终一定能看到。这一点在其他国家也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明。我去德国的时候，人人都告诉我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他们过于刻板，不会喜欢我这样的人。但是，当我抛开这一切，只做真实的自己时，就连我的翻译也跟着兴奋起来，尽她所能传递我的能量和热情。当时，在场的德国人都捧腹大笑。他们需要别人带给他们热情，被真诚对待，他们需要受到鼓舞。
从非洲到亚洲、从欧洲到南美，每次经历都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来到上海，在和平饭店给中国经纪人协会做演讲的时候，他们将一支长柄红玫瑰戴到了我的脖子上。我的翻译站在旁边，尽量模仿我的每一个动作。我在演讲过程中会时不时地看看玫瑰根茎，怕它扎到我，而且戴着它，脖子有点儿痒。这时，我的翻译居然也开始做同样的动作，时不时盯着他的脖子看，可是他并没有戴玫瑰。我尽量克制自己，没有笑出声。我去荷兰的时候，他们送了我一件印有“潘穆利”的棒球服，后来我去阿根廷的时候，他们又送了我一件印有“潘穆利”的足球服。如果每个人都表现出真实的自己，我们就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是靠网络，而是靠我们的真心。我们看待不熟悉的人时，第一印象常常会误导我们，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就像我在韦莱工作这些年慢慢了解了许多人一样，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积极认真、热情奔放、充满活力并富有个性，他们都很善良，并且深爱自己的家庭，你可以深入地和他们交流。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善良的，通过发现他人身上的优点以及能让我们团结一致的品质，你就可以鼓舞他人。一旦你这么做了，让他们受到鼓舞并兴奋起来，他们就会尝试创新，重新充满活力并挖掘自己新的潜力。 法则2心怀希望，勾勒出美好的愿景“如果不制订详细的计划，你将一事无成。若要计划顺利开展，你就要勾勒出一个振奋人心、清晰易懂的愿景，这样你才能调动其他人一起来帮助你实现梦想。”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我要满怀希望、积极向上，同时他也告诉我，仅有希望还不够。没错，只有梦想是远远不够的，你还需要勾勒一个清晰的愿景来引领你实现这些愿望和梦想。好莱坞是有名的梦想工厂，它鼓励人们要始终怀有梦想。没错，人们如果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自己，那种感觉一定很棒！应该让人们对未来满怀憧憬，但如果这种渴望只停留于愿望和梦想，那么它永远不会变成一个清晰的愿景。没有所谓“愿望账户”的支票账户，如果不制订详细的计划，你将一事无成。若要让计划顺利开展，你就要勾勒出一个振奋人心、清晰易懂的愿景，这样你才能调动其他人一起来帮助你实现梦想。我把这一法则称为“给孩子指去祖母家的路”，即“憧憬未来”。比如你开车带孩子去奶奶家，在走了一大半的路程之后，孩子们开始坐立不安。要想让他们安静下来，你可以说祖母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美味的巧克力曲奇饼，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曲奇饼，这样就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会开始想象那些饼干和蛋糕，并会因此开心安静地待在车上享受这段旅程。这一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其他很多场合。
我的很多生活经验都是20世纪50年代从我父亲那儿学到的。我出生于新泽西州特伦顿市北部一个意大利裔的工薪家庭，周围都是背景各异的工薪阶层。离我们几个街区之外就有很多波兰裔美国人，那里还有他们的教堂、面包店和会议厅；再走过一个街区，有一条街上几乎都是非裔。街角是罗西家的面包店，我每天早上都会去那里买面包，周末还会买奶油甜馅煎饼卷；旁边不远处是索拉米夫人开的杂货店，她的儿子是我在少年棒球联合会的教练。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我们必须和睦相处，大家为创建更美好的未来一起努力。
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热爱生活，也深爱他周围的人，他每天都在探寻使生活更幸福的途径。父亲继承了祖父身上很多优秀的品质，并努力使自己变得更优秀。他坚信幸福一定会降临，并通过他的言行举止将这样的信仰灌输给我们。那个时候的每个周末，我们全家人都要在一起讨论如何成为一个有激情、有梦想、有信仰的人，这是我们的家庭传统。当时，我们全家人每个星期天都会一起去教堂，之后回家吃一顿意面大餐。有时候，我们还会开上车去兜风，父亲会指着临街一栋栋又大又漂亮、令人惊叹的宅邸让我们看，以此来激励我们。对他来说，这就是美国梦。
当我们从车窗往外看那一栋栋漂亮房子时，父亲就会说：“如果你们能好好学习，那么将来也会拥有这样的房子。”
我们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每个周末都不例外，去同一座教堂，吃同样的意面，看同样的房子，听父亲说同样的话。“你们也会拥有这样的房子。”父亲反复念叨这句话，像念咒语一样，我们兄弟三人就在这样的教诲中长大。有那样的经历，长大后你怎么会成为一个没有梦想的人？父亲的那句话怎么可能让我们不积极面对生活？我并不是说在我父亲看来拥有一栋大房子或变成有钱人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完全不是这回事儿，他只是想让我们相信一切皆有可能。他想让我们深信这一点：只要我们全身心地为我们的目标而努力，只要我们竭尽所能成为我们所选领域的佼佼者，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我最小的弟弟保罗也领会了父亲的用意，尽管我俩的人生经历完全不同。他后来成了一位优秀的吉他手，至今仍然是美国最棒的蓝调吉他手之一，你可以在视频网站上看到他弹奏音乐时的片段。我的另一个弟弟山姆也选择了与我不同的道路，他做了35年的巡警，并以绝对优势获选默瑟县警长。他在社区一直都非常受欢迎，工作也干得异常出色，还担任过纽约港务局和新泽西港务局的警察局局长，并负责管辖世贸中心和这两个州一些主要的公共设施。这些年来，他在多次反恐怖行动中功不可没。
我们兄弟三人，三个梦想，三种愿望。我们都小有成就，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至今仍然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只是这种梦想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表现形式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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