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伟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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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源的传统社会与地方民俗(全2册)(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试读：
鸣谢
本书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之优配研究金计划：中国东南部地方仪式传统课题（CUHK 450313）的部分成果。出版费用部分由香港中文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亚太汉学中心及广东三友集团补助，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本书的研究工作亦鼎力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Acknowledgement
This book is a partial result of the project Local ritual traditions in southeast China funded by a General Research Fund from the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China（Project No.：CUHK 450313）. Publication was partially fund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iang Ching Kuo Foundation Asia-Pacific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Guangdong Sanyou Group. Finally，the work for this volume has been undertaken in the context of and with the support from the Hong Kong SAR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Areas of Excellence（Fifth Round）：“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中国地方社会与民俗丛书总序
钟敬文在另一套民俗丛书序文中指出中国民俗工作者尽管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田野作业，但总的来说，民俗学研究仍多在文本之中徘徊。本丛书把民俗放在地方社会中去考察，我们以民俗作为手段、历史人类学作为方法、剖析传统中国地方社会作为我们的研究目的。在全球化巨浪的席卷下，有谓地方社会已不复存在。不过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传统乡土社会中所展现的情况仍然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一方水土一方人”“各处乡村各处例”。中国社会的特色正是其强大的地方性。通过研究中国地方社会，我们得以从下而上重新认识皇朝历史以外的中国历史，“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所谓民俗，我们以它泛指中国人怎样过生活，特别是指乡土社会的婚丧礼嫁、节庆习俗、庙会醮会、祠堂宗族等礼俗。
有谓庙会醮会、祠堂祭祖、红白仪式或属宗教学范围。唯“宗教”一词为日本人于德川幕府末期对英文Religion一词的翻译，往往令人联想起五大宗教或是中国的“三教”；可这均非本丛书所关心的课题。“三教：儒、释、道”向来被用作理解“中国宗教”的概念。众所周知，儒、释、道三教的信徒数目，实际上占中国总人口一个非常少的部分。以“三教”来代表“中国宗教”，反而会给人一个错觉：中国人民大都是没有宗教的！台北中研院李亦园院士（1931～）曾建议以民间信仰来代表中国人的宗教。我们认为以中国的独特情况来说，以“民俗”来形容中国人的信仰来得更贴切。
所有文化的行为，无论是民俗或宗教，均不能脱离其处境去理解。即使在急促的城市化趋势底下，中国仍有超过半数的人民居住于农村。因此任何忠于其处境的中国民俗之探讨，就必须走到农村去！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施坚雅教授（1925～2008）的睿见，中国农民所身处自足的世界并不是农村而是市镇。实际上，中国农民的社会领域比施坚雅提出的市镇还要宽广。以中国东南部为例，地方社会就是一个“在移动中”的社会，这是说人民和货品均沿着古道与河流在市集之间，在一个令人惊叹的距离内流动着。当中的船民、放木排工人、手推车运输工人、季节性工人等便是经常参与流动的一群。通过他们，各种的讯息、故事，包括地方神明与仪式在一起流通着。因此，在研究中国民俗与社会之时，我们应涵盖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正因为此，一个对地方经济更深入的理解乃任何有关中国地方社会的民俗与历史之研究所不可或缺的。
著名的美籍华裔人类学学家许烺光教授（1909～1999）的《祖荫下：中国的家庭与宗教》正确地指出宗族对中国地方社会研究之关键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有另一面，刚好反映在“社会”这一词语上，即相当于英文的society。“社会”的原义是“社神之会”。中国人，随日本人之后，以一个原来指称庙会之词语来界定社会并非偶然。中国传统社会中从年头到年晚，最隆重的活动正是庙会中的迎神与赛神活动，通常这也同时用来庆祝神诞。这些活动均非常有组织性，并且通过这些活动，在宗族制度以外，中国人民借以把地方社会组织起来。换句话说，“祖荫”中的祖先又在“神荫”之下，而这“神荫”的一面正代表了传统生活中“公”的一面，超越了代表传统生活中宗族“私”的一面。
本丛书希望通过宗族、经济与民俗去了解传统中国地方社会。我们通过组织系统的田野调查来对民俗、地方社会进行区域研究，以期为中国宗教的历史与社会学研究做出贡献。
总论
河源的地方社会与民俗
[1][2]谭伟伦 曾汉祥到达河源，除了被当地人引以为豪的浓厚客家文化和博物馆里所藏的六千五百万年前恐龙蛋化石所吸引外，我们还会因其五县一区之一的龙川之悠长历史而感到惊讶。公元前219年，秦始皇50万大军南下，平定岭南，任命赵佗（？～公元前137年）为龙川县令。赵佗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可其万五千
[3]人”，她们遂成为南下将士戍卒及官吏的家眷，这些军民也是河源最早的中原移民（广义的客家人）。这样说来，龙川的发展史便超过两千年。不过我们很难把今天的龙川直接地串联到秦时的古龙川。首先，秦汉时的龙川疆域非常广，包括了今天的河源、五华、兴宁、新丰、陆丰和江西的寻乌、定南等。其次，正如谭元亨所说，纵使佗城现有138个姓，48个古祠堂，毕竟两千年间，人口流动性实在太大，[4]不能简单地把今天的龙川人看成秦军50万大军的后人。我们先考察龙川的一些文物历史，从而窥探其历史渊源。南越王庙与古井
龙川有一座越王庙，或可见证古龙川的历史。该庙宇现可考的最早历史记载是清康熙六十年知县臧琮主持重修事宜。此庙宇原为平寇祠，大致祭祀的是名宦苏辙、吴潜等十贤，当中包括一些平寇乱的英
[5]雄，在实地考察时我们看到庙门旁刻于1980年的碑文：知县臧琮重修时用前栋祀越王赵佗。又乾隆四十五年知县胡一鸿才把庙宇改成南越王庙，把越王像放于中央位置。这样看来，祀越王赵佗的庙宇，清朝方有。据悉，2005年南越王庙前殿实施拆建，发现了刻有“治平[6]元年造”和“福主尊神”阳文字样的青砖各一块。“治平”（1064～1067）一个可能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另一可能是对元朝统治不满的徐寿辉，元至正十一年的起义军所立的年号。他们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又称香军。这个元朝末年起来反抗元朝的起事力量，于湖北建都，国号天完，年号正是治平。他们控制了湖北、湖南、浙江以及福建等省份的广大地区，也可能涵盖了古龙川。这样就把越王庙的有记载的历史往前推到宋元时期，不过我们确实无证据说明砖头上所写的“福主尊神”是指赵佗。另一处与越王相关的古迹是越王井，虽于1962年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于1995被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该井现已为民居所包围。乾隆本的《龙川县志》有韦[7]昌明所撰《越井记》，记撰于唐乾符五年。韦昌明自言陕中人，祖先迁龙川已35代，若以25年为一代计算，祖先移居则是西汉平帝时，所以他说“与越井相终始”。韦昌明相信井是沿自越王赵佗，设于治之东偏。可见南越王的传说至迟在唐一代已流行于龙川。正相古塔
龙川另有正相塔，又名仙塔，本地人称“老塔”，坐落在龙川佗城镇西南郊1公里的小山上。因塔下古寺称“正相寺”，故以寺名命名。传说古寺寓居过宋朝名相吴潜（1195～1262）。据清邑人徐澋（景）所撰的《重建正相寺碑记》中称：康熙五十三年，正相塔偶坠[8]塔砖，砖上镌有“开元三年”四字。由此推断此塔建于唐玄宗开元三年，故又名为开元塔。传说该塔是神仙一夜建成，因而又称仙塔。塔六角七层，无顶，传说因为仙女造塔时，来不及封顶。当地有的人掘取塔砖带回家，用来砌于炉灶之上，以求六畜兴旺；也有的取砖粉服用以求身体安康。长年累月，塔底层的砖被挖去甚多，1959年、1980年和1985年分别进行过修葺重建。学宫、考棚与城隍庙[9]
龙川还有学宫，建于南宋淳熙年间（1174～1190），考棚则建于清光绪二年，二者的遗址均曾被当代政府重建。在佗城镇西门内的城隍庙建于明洪武二年，五进四合院式布局，曾于雍正七年重修，乾[10]隆本县志收有周之矩撰著的《重修城隍庙碑记》。乾隆六十年再修，民国初年城隍庙被改为龙川县中学，1986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笔者进行实地考察时发现庙中有破碑一通，已看不清内容，但可看出落款是“住持僧寂经”，可见城隍庙曾有僧人做住持。庙宇除供奉城隍爷外还有吕祖仙师和观音，均有独立神龛。总之，龙川可考的文物，不早于中唐。今天，河源唐宋的历史亦仍难考。佗城经济[11]
吴娟容的文章告诉我们佗城曾被辟为水陆驿站。闽、赣、潮、梅地区的山货，广州、惠州的海货，都必须经佗城转运。可惜文章没有说明具体是哪段时间。考明一代佗城曾五度巩固和加高城墙并挖深护城河，强大的防卫意识意味着当时商业活动的发达，佗城成为水路转运站可能在明朝。吴娟容又提到清一代在盐业巨额资本利益的驱动下，佗城有“小广州”之称。光绪三十一年龙川成立县城商会。龙川商会会馆始建于清代，民国年间重修。我们亦曾去实地考察，现商会会址已被开辟为一个展览馆。吴的文章还写道：民国期间佗城有[12]店铺300余间。这样看来佗城在明清时期，在经济上曾有长足发展。要了解河源的东江河运，就要把吴娟容的文章与陈乐演记录修编、黄[13]嘉乐编辑的《浰江船谣》一书合读。东江，古称循江、湟水、河源水、龙江。东江干流流经龙川、河源、紫金、惠阳、惠城、博罗、增城、东莞，至东莞石龙后分为南北两支，后一同注入狮子洋经虎门出南海。秦汉平定百越、南越战争中，也是派遣了大量“楼船之士”，通过水路挺进的。这条水路在河源是从和平县的合水镇浰江开始的。浰江是东江右岸支流，发源于和平县西北端的杨梅嶂，蜿蜒东南最后汇入东江，共100公里。《浰江船谣》一书整理了两位老先生——生于1924年的黄胜炎先生和生于1933年的黄观托先生，凭记忆口述的水路歌谣，分为下水路歌和上水路歌。下水路歌是撑船人从和平县浰江上游合水码头顺水行船而下，至龙川，再往广州，以沿途风光、地名、民俗、传说、水路特点等为题材吟诵而成的船谣，这些歌谣也有提醒船工辨别水路、预知险滩暗礁的作用。上水路歌是船工从广州溯江而上吟诵的船谣。由合水码头到东水镇所经过的河流为浰江，长度为60多公里；东水镇往南下所经过的河流为东江，长达370多公里。当年，从和平合水码头出发，即使是顺水而下，到广州至少要一个星[14]期，遇上江水不多的时候，则需要半个月的时间；从广州到和平，因为是逆水而上，则起码需要航行20多天，甚至一个多月。浰江成就了和平县的林寨，让林寨由一个边远山寨成为富甲一方的大[15]镇。我们的另一位作者陈仰天亦曾整理过东江行船水路歌，共两首：一是和平县林寨港至东莞石龙水路歌，二是河源至老隆水路歌，把资料汇合起来便呈现了一条昔日航运非常繁荣的河源东江水路，由和平经龙川再到惠州和广州。
关于佗城居民方面，吴娟容告诉我们，龙川的宗祠原有80多座，都是明清至民国年间所建，可找到遗址的只有41间。她考察了其中两座：一是骆家祠堂，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迁移到广东的时间不明，但应不早于元朝。据1995年新编的《骆氏族谱》，骆氏于宋末方由浙江迁入江西，再迁福建，最后才再迁移至广东。另一是邹氏宗祠，不知其所建时间，但邹氏是于明洪武四年方从江西吉水迁至龙川的。由此，吴娟容所考察的两个龙川宗族均于明清才迁至此地，并没有如传说中的源自秦朝大军。为进一步检验这个看法，我们到龙川的乡间跑了一趟。龙川黄岭叶氏
在龙川县退休教师邹海林协助下，我们考察了龙川丰稔镇黄岭村。黄岭叶姓占九成，人口有4000多，黄岭村叶氏于2003年重修了他们的泮头祠堂。据祠堂墙壁上的文字介绍：世祖茂贵公自锦归徙至黄岭落基……此祠始建于清康熙八年……重修过数次，第一次在嘉庆十八年，第二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第三次是在1997年。叶氏现存一本同治八年《叶氏宗谱》的油印本，当中空白处补充了很多有趣的手书资讯，比如祖先赴考时的科举题目。当地有一种说法：“清朝时代，黄岭村叶氏秀才多过狗！”。据73岁的前村委会成员叶育远先生提供，截至同治十年，该村族谱记录的就有100 多名考取秀才以[16]上功名者。从祠堂墙壁上所列中举名单来算，举人2人、禀贡生1人、邑庠生21人、乡庠生1人、岁贡生2人、郡庠生4人、恩贡生1人、例贡生2人、军功九品1人、国学生40人、太学生1人；共计76人。[17]但名单中只有3名可于嘉庆《龙川县志》中查核到，分别是叶铭熙（嘉庆戊午科三年，进士）、叶鸿仪（嘉庆辛酉科六年，黄岭堡[18]人）、叶大烈（嘉庆十五年，贡黄岭堡人）。县志中找到的还有3人，都是清一代叶氏的贡生：叶开春（雍正十三年，恩贡，黄岭人）、叶天恩（乾隆二十九年，恩贡，任东安训导，黄岭堡人）、叶毓秀[19]（乾隆四十四年，恩贡，黄岭堡人），但这3人未被列于祠堂壁上，可能不属于同一祖公。壁上民国时期有官职者23人、人民共和国时期则有41人。民国时期曾当县财政局长的叶照堂，据当地人介绍，他所建的四角楼现还留有遗迹。同治八年《叶氏宗谱》关于开基祖茂贵公的介绍很简短：
妣陈氏邬氏。生六子，景达、景溪、景华、景惠、景生、景辉。公葬衢城河唇金钩挽水形山。陈妣葬？邬妣葬双坑田主？山。公配享龙邑宗祠遗有祀典田租俱载尝簿。
但于族谱页顶空白处，则有手书补充资料，包括“明朝，七十岁故。邑庠生……”其子景华公也是邑庠生。往后到104世的凤升公也是邑庠生。106世万翔公是增生。族谱页顶空白处手书：
万翔公（1662～1725）生于康熙元年，终于雍正三年。享寿六[20]十四岁。入府学。题目未知。补增题目：行己有耻。（编者注：语出《论语十三章·子路》）
另万麟公生有7子；据手书补充资料，其7子中有6名是庠生。至110世大烈公（1744～1822）也是岁贡生，乾隆己酉科。据手书补充资料所言：
大烈公，生于乾隆九年甲子岁十月初十日戌时……四十六岁乾隆五十四年名己酉岁闰学院科考取一等四名。补廪题目：夫政也于蒲芦也。（编者注：语出《礼记·中庸20》“哀公问政”）
……六十七岁出岁贡，嘉庆十五年庚午科胡学院。题目：上好信（义）则民莫敢不服。（编者注：语出《论语·子路十三》）诗题桂树[21]冬荣。终于道光二年……享寿七十九岁。
这样看来，所谓“清朝时代黄岭村叶氏秀才多过狗”是指乾隆与嘉庆年间。到同治年以后欲再修宗谱，最终未能完成，只在同治本的宗谱上手写加注。黄岭叶氏现时重建了6个祠堂，据称分属茂贵公4兄弟。村委会的叶育远向我们解说，开基祖茂贵公在宗谱中属98世，但这是从河南叶县算起。若从后来移居广东梅县算起则属6世，即到梅县后叶氏第6代迁居黄岭。现在黄岭年纪最小的是29代。这样算起来叶氏来黄岭共23代，即约于1320年迁到黄岭，可见，不早于元朝中期方至龙川黄岭。这次考察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上述的推测：即龙川现可考的众姓，多于明清时期才迁至此地，并没有如传说中的沿自秦朝大军。河源县城45姓考
苏瑞国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他考据了河源县城45个姓[22]氏的历史，发现该地6成是明清时期的移民，只有4成于宋元移民，或最早于五代时期方迁来河源。宋时迁来的只有9个姓氏。换句话说，今天河源可考的姓氏，没有早于五代迁至此地的，而且绝大部分是明清时期迁至，并约一半是来自闽、粤、赣的客家地区。河源的两个古老建筑群：潘家围与苏家围
河源有两个古建筑群，现今都被打造成当地代表性的景点，一是东源潘家围（现名南园古村），一是东源苏家围。考察这两个古建筑群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河源的历史线索。潘家围共有36座客家民居[23]古建筑。袁凤忠告诉我们，潘家围开基祖铭德公来自韶关，明弘治十年因与官府结怨而迁居河源老城，以卖鱼苗为生。其11世后人[24]潘世拔，官至江浙温台盐运使副使（从五品）。乾隆十六年潘世拔带职还乡，建造了今天潘家围的老衙门。新衙门由15世潘宝忠建于清朝光绪年间（1875～1908）。由此可知，潘家围宏伟的建筑始于清。
苏家围据称为苏东坡（1037～1101）后代所居。开基祖是12世苏秀弘。他于明洪武十四年当上东莞京山（茶山镇）巡检（从九品），并于河源定居。苏家围有18座古建筑，均为府第式建筑，有别于我们熟悉的客家围龙屋。据苏瑞国的考据，当中有6座建于明代，有11座建于清。第一座祠堂——东山苏公祠永思堂建于明成化十七年。据现场展览的材料显示，苏家围明代建筑有墙体材料作为佐证。明代以后的古建筑墙体都是大青砖砌成，且墙缝中的空隙物都是灰黑色的泥浆，地基用红石板铺成。相较而言，清朝建筑物墙体的青砖规格则较小，与近代的砖体规格差不多。苏家围的东山苏公祠上、中、下栋，义峰苏公祠的中栋，新大门屋的上栋，上厅屋的中栋、上栋，下大门屋的上栋、下栋等都是大青砖的墙体、红石板的地基，由上可证苏家围都是明中上期的建筑物。
苏家围有“可字辈（11世）无白丁，基字辈（18世）无穷人”之说。县志上有苏可因此人，万历二十四年岁贡。县志也提及苏可惠，万历四年岁贡。明一代县志所记有功名的苏家人士还有苏逸，建文三年岁贡。在清一代还有4名：苏芑，乾隆十六年恩贡。苏钟彝，道光三十年恩贡。苏洙，道光三十年府学恩贡。苏懋谟，同治十二年癸酉科拔贡。据说，苏家围有63个木刻牌匾（官位、学名、御匾），为广东省最多。我们考察中所见的还有外翰第一匾，钦命国子监祭酒提督、[25]广东全省学政加三级许乃钊，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第一名恩贡生苏洙所立。道光年间，河源全县有24名秀才，苏家围的东山学堂占了12位，故有河源苏半县之美谈，可惜县志只记进士、举人与贡生，并无生员，不能查证此说。
苏瑞国还告诉我们，明正德初年，16世孙苏义轩、义居、义峰兄弟三人在苏家围开发了一条街道，取名为“义合街”。店铺、驿馆、码头一应俱全，又名“义合墟”。据村内所立展览资料显示，义合墟因1964年被洪水冲毁，被迁移到杨屋岗，旧墟场变为竹林。竹林就在苏家围旁边，我们实地考察时仍看到义合墟之码头、东山学堂、义江古庙、五贤祠、千年古榕树等遗址。清初东莞石龙镇有苏家一条街之传说，苏家人把当地山货、柴、炭、竹、木、松香等运往东莞、广州出售，换回海产品、布匹、日用百货等。看来，苏家于河源和广州之间的贸易生意持续到清代。至1949年，义合街共有店铺77间，其中苏家占27间、潘姓占15间。苏瑞国还提到义河、义龙、乾隆等3条古道。义河古道由义合街至河源县城。义龙古道由义合街至龙川县。乾隆古道由义合街至紫金县，建于清乾隆五十五年，至今仍留有石碑。古道交通发达，能形成一个墟场。因此可说，苏家围的历史始于明，盛于清。据称，苏家围内有11所书院，均建于清朝。东源仙塘木京村邱氏
邱悦义和刘志平为我们介绍了东源仙塘木京村，即今东源县城所在地。在我们考察木京之际，邱悦义告诉我们木京村原名玉惊村，后才改名木京，但同治十三年《河源县志》已提到木京人，旧地名玉惊或用于同治之前。邱氏人口占全村81%。邱氏声称现在村内最年轻的已到第28代，即第1代是在北宋年间。邱氏的开基故事是这样的：开基祖从龙公原是汀州上杭县人，官任广东省惠州同知，后移居河源，又复于明天启元年，由河源下城邱屋巷迁居木京村。因此邱氏移居河源是明代的事。在科考方面，邱悦义介绍了同治癸酉科乡试中式第[26]12名举人邱冠文。据同治十三年《河源县志》，木京村于同治年间还有四位从六品官职，分别是：邱冠修职授州同加二级、邱锡镛职授[27]州同、邱经元职授布政司理问、邱冠良职授布政司经历。可见东源木京村邱氏迁于明代，科举成功于清同治年间。河源源城李焘祖屋
在河源市电视台记者袁凤忠的协助下，我们得以到上城北直街李屋，考察李焘（1544～1625）在河源县城的祖屋。李焘，字若临，[28]号斗野，万历四十七年为云南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云南最高长官，当时李焘已75岁。他是河源地区传统社会有史可查的职务最高的官吏之一。现祖屋有“三世二品”之匾，匾的左边为：“钦差总督两广兵部尚书戴耀”，右边为：“为明赐进士第右副都御史巡抚云南阶授通奉大夫都察使李焘立”（编者按：明制，副都御史为正三品，通奉大夫清制方有，属从二品，明制应为中奉大夫）。匾上注明的时间为：明万历四十七年岁次己未孟夏吉旦。云南巡抚相当于今天[29]的省长，从二品，其祖父李珖（景星）、父亲李学颜同时获封赠；这就是“三世二品”的来历。还有一个重立的“进士”牌匾，左有：“钦差广东巡抚黄定邦”，右有：“为明隆庆戊辰（1568）进士李焘立”。我们幸运地借阅到1996年《李氏开先祠族谱》。据当中的《历[30]代修谱记》，李氏第一次修谱是在天启四年，负责的正是李焘本人，他“自万历戊子集族谊于归、博、河三邑，重修始祖河径公墓，[31]仍集议作谱……各汇编成各县支派皆同一本”，李焘所编写的一本族谱，到了顺治四年，因“莽叛围城”，已变成“谱录成小册，如掌[32][33]大，纳之壁中”，康熙二十六年族谱已变成“残篇断简”，虽[34]经夆邛公于康熙年间修辑成卷，但未及付梓，直至乾隆五十年，即98年后方再刊刻，再至道光二十四年、光绪二十七年、民国26年及1996年分别重新刊刻。所以河源李氏开始写自己宗族史虽在明一代，但迟至乾隆年间及以后，方有后继者做编撰族谱之举。河源东巷李氏[35]
李氏的另一支在河源下城（市区青云路）东巷的李宅，为宋李雅生后人。据说开基祖李雅生为宋末进士，江西庐陵官潮州总戎。元末来粤，民国6年的族谱说：“今河源城南百处坊东、西巷黄屋巷[36]及蓝口忠村观阁等处族裔千数百人，皆公长子东林公所出也。”族[37]谱中所列科举，只有一人（李可珍）能于县志中确认。东巷的李宅挂有一副新造的“举人”牌匾，左题“钦命江西省南彰县知县”，右题“正德丙子岁李时新立”。据族谱资料，此人是4世祖讳时新，[38]字勉斋，明正德十一年丙子科举人。但按县志，此人应是李子[39]瑛，正德十年岁贡。东巷李氏创谱时间在民国，对明朝资料的搜集上有偏差是可以理解的。河源城西叶屋
在河源县城期间，我们还访问了河源城区上城西门叶屋，借阅了[40]民国23年《叶氏宗谱》。河源县城西门叶屋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据[41]叶连云于嘉庆十六年辛未所写的《河源曾田约谱序》，叶氏远祖来自梅州，至崇实公始由惠州迁至河源，公弟崇斌鉴于世系失传，无从考据，于明正统二年与侄子同往姐夫处查询，但结果仍是“自高曾而[42]还，竟忘所自”。此支叶氏的来龙去脉，要待民国本的宗谱出版时才能弄得比较清楚。东源黄沙廖氏[43]
廖德源为我们介绍了东源船塘镇黄沙廖氏。族谱中资料非常简短。廖氏于明中叶由闽至粤，而传闻原生长于兴宁，后迁移至河源，15世时，道光二十六年丙午岁重修祖屋，唯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与光绪十四年洪水冲毁了不少房屋及祖祠。现今黄沙廖氏仍有九大宗祠。廖德源为我们介绍了当中的两支。廖永生之父廖德清是从福建上杭移居兴宁后又迁移到河源马子田（灯塔）的，廖永生在黄沙竹宣塘落基。黄沙廖氏另一支是由兴宁迁往汀州府宁化县中沙墟，再迁上杭县溪南里金沙村后，由廖仕全带其子廖稳迁到河源黄沙笠竹寨（即现今小水村焦头嘴）。按世辈推算，大概是明朝万历年间迁到黄沙。
以上对河源县城一些宗族的考察发现，宗族多于明一代迁居河源，宗族进一步建设于清，或以后。紫金宗祠一条街
我们再去往河源另一古老县城紫金考察。明朝嘉靖年间，境域内农民起义、矿工起义不断，其中青溪磜头山矿工起义持续20余年，范围延及兴宁、长乐、程乡（今梅县）、揭阳、河源、龙川、博罗，及海丰、归善、东莞，均以归善县古名都、宽得都，及长乐县琴江都为大本营。明嘉靖四十五年，两广都御史吴桂芳派兵进行第五次征剿，镇压了磜头山矿工起义。为确保安靖，明隆庆三年朝廷批准割划归善县古名都（秋香江流域，今惠阳、惠东县、古属川县）、宽得都（柏埔河流域），长乐县琴江都（琴江流域，今五华县）共3都建立永安县，意即永远安定，以古名都乌石约安民镇（今紫金城镇）为县治，建县城。因该县名与福建省延平府永安县同名，且其建县早于本县117年（福建永安县建县于明景泰三年，1452），因而民国3年中央政府批准永安县改名为紫金县，以县境有紫金山而命名。
紫金也有百姓宗祠一条街，在县政府列出来的205项紫金县第3次文物普查（2007～2011）项目中，当中的43%都与传统宗族有关，包括28座宗祠和52间祖屋，若包括未被列作文物保护单位的宗[44]族祠堂则共有34座。我们考察过其中的刘家祠，位于紫金县城下[45]厚街33号，始建于明崇祯十七年。祠堂是清两淮盐运使刘名载（生于1769年，官至正四品中宪大夫。死后诰授一品光禄大夫）于道[46]光十九年选址首建。关于紫金县蓝塘镇杜、邓、甘三姓，龚火生[47]有很详尽的描述，加上杜远成对杜氏宗族史的研究，为我们提供深入了解河源宗族的宝贵机会。蓝塘镇杜、邓、甘
王字龙村地处河源市紫金县西南部的蓝塘镇，位于凤凰山下的秋香江畔，秋香江蓝塘段旧称蓉江。蓉江杜氏始祖为杜宗桂，于元末明初迁自五华，先至惠州，辗转再到蓝塘。紫金杜氏有4个分支，都相信自己是同宗，均源自梅县杜广信一脉。蓉江杜氏的迁徙故事为：元代杜广信兄弟从赣、闽迁入潮州程乡县。杜广信共生13子：时称“嘉应十三宗”。明代起，杜氏“嘉应十三宗”的“四宗”先后迁入紫金，创业开基。杜宗桂（念五郎）为十三宗第五子，于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从嘉应迁往长乐（今五华），后迁归善县凤凰约（今紫金县蓝塘镇）业坑开基。宗桂当时挑着简单家当和刚孵子的一窝母鸡上路，并决定母鸡在哪里出窝就在哪里立基；结果开基于蓝塘。[48]宗桂系8世嗣孙杜宗吉，字勤惕，曾参与抗清活动，抗清失败后隐居蓝塘。宗吉生四子。长子后来创建了王字龙村的龙凤寺。据光绪二[49]十八年《杜氏族谱》，与宗吉公同辈的8世习孔公以卖斧起家，置田数百顷，乃建祠堂以追远，筑楼居以后。11世朝陛公字青云，借先业以为营运，久之增置产业数十倍，遂成巨富。嘉庆十九年，[50]杜仰甫中岁贡。嘉庆七年壬戌会匪倡乱，二房12世仁溥公以立功[51]殉难赏给云骑尉世职。13世质文公号彬园，借先人遗业经营商运，尝一月九转货于九江埠，遂富甲一乡。14世仰焕公，别字瑞亭，操奇计赢，久之亦遂成巨富。城中所称五大家，公其一也。15世宗鸣公，别字春卿，咸丰四年甲寅，红匪扑城，一切筹兵筹饷皆仓促无所措。公独毁家纾难，捐取数千金为倡出而设局。据杜远成所提供的资料，杜氏在光绪年间中科举人数最多，分别有光绪十一年，县城杜乃文中拔贡，光绪十六年，杜震享考中岁贡和光绪十九年杜桂芳中武举。民国10年11月，杜林芳再次出任紫金县长，1956年，杜熊光（即杜容光）出任紫金县副县长。另据光绪本《杜氏族谱》所列蒸尝共有18个，每年约提供2740.7石米。若按现今台湾每年每人吃40公斤的米，18个蒸尝每年可养活2740人。这或可反映杜氏所谓富甲一方的实际情况。
从以上的考据可见，杜氏自开基至7代以后，由抗清至卖斧致富，并于1802年因助清政府对付地方起义叛乱而受封世袭官位（正五品武官云骑尉），一直至光绪二十年，世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据族谱所记，叛乱由博罗陈烂屐四煽乱，永安匪首官粤龙、曾鬼六、温阿利等遥为应援，联络党羽，踞守山寨，负隅自雄。按杜远成的推算，宗吉公抗清活动发生在顺治四年，惜未明其根据。若按12世受封是在嘉庆七年，则推算开基祖8世宗吉公到蓝塘开基的时间大约是康熙二十年。宗吉公在这段时间仍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南明早亡于顺治十八年，但亦非绝无可能。由此再推算杜氏杜宗桂（念五郎）入粤时间就应约为正统七年，而非洪武年间。无论如何，杜氏在蓝塘历经四代人，由抗清至扶清，转变是巨大的！
最有趣的是王字龙村杜氏开基祖8世嗣孙杜宗吉的一个儿子（长[52]子）区一公成了“祖神”。据光绪本《杜氏族谱》记载，故事是这样的：
一夕（区一公）梦有僧人者三合掌膜拜求公度难……明日闲步河于见一渔人负竹筐……捕得大鳖三……公触所梦以重价购而放诸河。是夕复梦三僧人者来谢且曰……公能我我结一茅庵愿与公长结香火缘[53]耳……材庵将成果有三僧人者至遂住锡焉名曰龙凤庵。
据杜远成提供的资料，康熙四年，杜区一考中文秀才，季弟杜敬一中武秀才。县志由于只列进士、举人和贡生，并无秀才（生员）的资料，故无以查证。劳格文发现客家人曾当过道士的祖先，死后成神[54]的情况相当普遍。杜氏的特色在于他们成神的祖先不是道士，而是佛教的和尚。杜远成的父亲，抗清的杜宗吉已被说成精通易学及奇门遁甲之术，不过他的儿子杜区一的法术则来自三名神僧。
紫金蓝塘邓氏的开基故事也有点像杜氏。紫金四支邓氏皆认为自己是沿自梅县邓太乙下的九房。蓝塘老围邓氏便是来自梅县四房12世的邓云万（1611～1674），他于康熙五年从惠州迁至蓝塘老围开基。[55]乾隆二十二年因其孙邓廷抡膺职詹事府主簿（从七品）加四级，于是建祠名为大夫祠，可惜县志中无此官职记录。至16世嗣孙邓谦芳，有一个有趣故事，传说谦芳在京城任高职，得罪了太子（即后来的嘉庆皇帝），缘于太子违反了父皇乾隆帝的宵禁而被谦芳拘禁，所以太子登位时邓谦芳被报复而受贬回广东南海县任教谕（正八品）。这个故事令人联想到嘉庆皇帝亲政仅5天，即逮捕乾隆朝大权臣和珅（1750～1799），亲政第15天，就将和珅一党全部打倒。鉴于时间上的吻合，我们或可推测邓谦芳的宵禁故事是为了交代邓氏于嘉庆年间在官场上的失意，与权倾天下的和坤下台事件有关。县志对邓谦芳有简短的记载：
古名（都）人，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中式，历任浙江武义县西城兵马司正指挥（正六品），后授南海教谕（正八品），嘉庆七年会[56]匪滋事团练乡勇。
按县志记载，乾隆年间蓝塘邓氏中科举者共8人，到了嘉庆年间则共5人，据蓝塘老围邓氏大夫祠中1996年重造的牌匾，邓氏中科举者有乾隆年间5人、嘉庆年间2人，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各1人，光绪年间3人（共13人）。这显示邓氏在邓谦芳被贬后科举受挫，但实[57]未至于全军覆没。
紫金蓝塘甘氏的开基故事也和杜、邓二姓极为相似，据67岁的[58]甘迈超所述，蓝塘甘氏沿自洪武四年由赣入粤的甘青海，也是来自梅县，于长乐琴江都（今梅县五华）开基，生七子，居住地名为七子塘。蓝塘甘氏便是七子塘中的三房六世甘佑公法聪（子荣），于明[59]永乐十三年随母由长乐太坪（今五华）迁至蓝塘河塘地。清顺治四年12世孙甘元和（鼎公）又由河塘迁罗塘。族谱中有甘膺烈于清[60]道光十二年恩科中式武举人，例授武略骑尉（正六品）。由于县志修于道光二年，武举人甘膺烈的资料未见于县志。
今天所见的河塘甘氏宗祠，石匾题为“民国十年辛酉仲夏谷旦”。祠内有四通并排的石碑。旧的碑文较模糊，但仍可阅读当中主要的内容。最古老的碑是同治四年重修的《大宗祠碑记》。其次是民国10年的《三修祖庙碑记》、1989年的《四修祖祠碑志》和2001年的《五修祖祠碑记》。据同治四年的《大宗祠碑记》所载：
太高祖聪公于大明永乐间由乐邑迁居河塘，鼎建宗祊……乾隆六年辛酉公举自新、鼎纲二公经理重建……迄今百有余年，垣墉之倾颓可虑，桁资桷之朽蠹堪虞。用是合两房而倡议鸿工……
甘氏河塘宗祠第一次重修的时间在乾隆六年，它可能建于清初或更早（估计早于顺治四年，甚至明末，因甘氏罗塘宗祠建于顺治四年，是河塘分支）；而祠的二修于同治四年，三修于民国10年。民国10年《三修祖庙碑记》谓：“清末己酉秋洪涛怒涨，祠宇被淹”，故需三修，这是河塘的宗祠。衍生出去的分支罗塘之甘氏，其宗祠大门石匾上则左有“清顺治四年登仕郎甘元和立”，右有“光绪拾贰年两大房嗣孙重修”。河塘甘氏祠堂较古老的木匾——“岭表名宗”是雍正十一年而立，由粤藩使者新吴宗末汝来题。这位汝来应是族谱上《甘氏历史名人选》中提及的清尚书甘汝来。他于康熙五十三年中恩科进士，雍正十年任广东布政司，并主持鼎建粤东省城甘氏大宗祠。乾隆四年任[61]吏部尚书。但同治本的《河源县志》找不到他的资料，因为他并非河源人，而是江西奉新人。另一木匾——“嘉惠士林”由县长谢寅题，于民国15年立。河塘另有“甘氏节公祠”（双塘公祠）的遗迹。门两旁的石对联是“十世先灵永妥、双塘遗节孔长”，可见是10世祖的祠堂。祠内有民国10年辛酉仲冬月上浣罗塘21世孙甘桂芳撰《创建祠宇碑志》，谓：
十一世祖鼎公迁居罗塘，所遗河塘老屋宇日久崩塌，遂成荒地。族人乃以荒屋坪呼之。然其地坐据中央，独占形胜，常为堪舆家所垂涎，卒以罗塘人众不能谋为私有，于是建筑双塘祠之声浪震于耳鼓者屡矣。以十世祖后宾公派多居罗塘，翰公派多居河塘，祖号曰双塘盖预兆焉。惟时机未至，仅托空言。岁己未左方老楼改建，众虑其侵，命人往视。适房派高要族叔有才，河塘族叔逢辉等，复申前议，众韪之议，以尝内白沙坑粮田种子六斗，小水何屋埧埧地种子八斗五升与此地对调，经两族赞成乃卜吉于庚申年七月二十一甲子日申时兴工。十月十二癸未日卯时上梁。十一月二十三甲子日子时奉
十世祖牌升座安炉进者，是日适逢中华民国阳历元旦……
由上，建祠堂的目的是修复空置的老屋，把它改建成祠堂，因祠堂不需要有人住，而若是房子空置则会被霸占。从碑文来看，老房已被占据，需要从蒸尝中拿出土地以作交换，而占据的人应是甘氏族内的人。现今河塘这个双塘祠已日久失修。
甘氏亦有以祖先当作神明的情况。龚火生告诉我们，甘氏凡办婚事，以前必须到蓝塘墟请“欧家教”道士画符施法，以确保迎娶平安[62]顺利。自从民国起，河塘甘氏出了“斋满公”，喜主只需以素盒、茶、酒拜祭并告知斋满公，然后取点香炉灰，用红纸包好放进箩格送到新郎家里，并随箩格带回，这样迎娶便可顺利进行。此后，甘氏不再到蓝塘墟去请欧家教了。欧氏知道后很不服气，要进行斗法，结果斗不过斋满公。这里涉及蓝塘的一个迎娶风俗：山水师。杜远成告诉我们，所谓山水师乃指迎娶时：
男家用灰布做成小袋，装上白米约10斤，用红布条扎紧袋口，取一方为正面贴上三条红纸标，中间写新娘生辰八字迂归大吉字样，左边写“麒麟”二字，右边写“凤凰”二字，在“开厨”日，即完婚隔日早上，配供品到社爷或伯公神坛拜求，把米袋绕过香火三圈吸入神灵之气。经香火熏过的米袋就称为“山水师”，它随迎亲队伍送至[63]女家恭奉，又随迎亲队伍返回男家供奉三天。
不过自从杜氏和甘氏有了自己的祖神后，便不用山水师，因为有自己祖公的保护，只需迎娶时向祖公禀告，再拿一点香炉灰作为“山水师”用便可。山水师如同法师的一个代名词。因为在蓝塘考察时，我们发现一座庙宇叫“法师坛”，就在现今蓝塘中学对面，该庙供奉的是大法师爷，神诞在六月初五，墙壁上贴了2010年神诞时百姓捐助聘请戏班的大名。神坛上供奉了三位神明，中间最大，为金色财神相。青龙边的神明较小，如持朝笏的员外，白虎边的也较小，如武将，衣服中央写有“囍”字。神桌上还放了两尊更小的土地公公和婆婆的像。中央神像背后的墙上贴了“樟屋凹（坳）褔德护国庇民山水列列大法师”这几个字。樟屋凹是地名。这种写法意味着神明是境内的历代法师的代表。我们采访了在庙中帮忙的刘水莲女士，她今年71岁，她说庙宇是重建的，神像四年前方造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通熏黑了的石古碑，碑上只有中间一行字：“本境山水大法师列列褔德尊神案下”，这应是以前安奉在坛上的一块神碑。刘女士告诉我们以前庙在大榕树旁，除了供奉樟屋凹（坳，又名樟树坳）伯公外，所供奉的法师有张法师、叶法师、何法仙师、邓法师、廖法师，换句话说，法师坛供奉了境内著名的法师。法师与土地伯公一起供奉的现象说明他们在功能上有重叠，或互可替代。
法师的崇拜最近愈来愈受到学者的注意。把生前当法师的祖先供[64][65][66]奉成地方的神明，在闽西、粤北和赣南的客家地区都有发现。黄建兴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到在闽东宁德市内，他找到了[67]63间师公庙（师公就是法师的意思），师公庙多始建于明清时期，当中一半以上在畲族村落。有一些被称作土主庙或土地庙。吕永升发现湘中也有供奉具有法术的去世法师为地主或家主的现象，地主是指[68]本地最早的拓荒者。徐祖祥发现在中国云南和泰国的瑶族地区，法师去世后会变成比家先更高一级的神灵，被称为地主或社王。在云南地区凡是经过传度仪式，取有法名的祖先，去世后会成为某地主或[69]社王，有一定管辖范围。泰国瑶族共香火的人家会在死去的祖公中选择一位合适的祖先作为家庭守护神，称为见政神，只有五代以上[70]的祖公才能充当。关于把生前当法师的祖先供奉成地方的神明，劳格文以为是客家族群中少数民族留下的痕迹。他说：
在（客家）每一村庄（但非县城），我们都发现有神化了的祖先作为地方之神——甚至祖先牌位也像神像般加以对待！神祇被称为阿公或公太；信奉道教的先祖被邀请给全村或者新婚夫妇予以庇护，位居中央的村庙往往献予创始祖；婆太则在墓地举行祭拜。所有这些“非正统”的印象即是天高皇帝远的非儒家象征性行为，那并不太远[71]的正是部族社会。
他又说：
在还没有发展到宗族或大宗族之前，最有代表性的是水口庙（或坛），最有代表性的神明是供奉在那里的福主。这个福主完全是个地方神——一个保护一方土地的神明。它不是地域神，也不是国家的神。不奇怪的是，他常常是些奉道的巫师。这并不奇怪，因为他通常就是一个道士，他在世的时候给这类神明做法事，手上有神兵和魔法，[72]因而能够像褔主一样抵御一切入侵者。
由上，蓝塘的山水师和法师坛向我们透露了当地在宗族社会形成（约在清一代）以前，地方“部族（落）”社会的情况。韦锦新所写的东源龙溪村祖先法师“黄五郎崇拜”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好例子，[73]即宗族社会形成以前地方社会的神明常是会法术的道士。黄氏开基祖约于明景泰三年随母古氏由龙门迁徙至河源龙溪洞横坑居住。传说在龙溪黄姓与另一大姓杨姓不和，常受欺凌，于是从新丰请来“五公白（伯）”黄五郎助力。黄五郎本身会法术，来了之后，就把杨氏给斗赢了。黄五郎被族人称作“扶族卫乡玄康五郎法仕黄公”。黄五郎有一个庙宇，名玄康观，以前叫五公法坛，他的另一个名号是“大藩师主玄康五郎”。韦锦新以为黄五郎有闾山派的背景。在韦锦新参与过一个半天连宵的祝诞活动中，两位法师自称“佛、法二道”，其中老者吹角号持小锣、年轻者持令旗和铃刀。据韦锦新所描述，法事过程确有闾山法事的特色。黄五郎虽不是龙溪黄氏的开基祖，龙溪黄氏却把他作为“祖先公白（伯）”崇拜，是“借来的祖先”。
在连平考察期间，我们发现当地的一间佛教庙宇回澜寺，寺中除了大雄宝殿供奉着我们所熟悉的如来佛外，还有弥勒殿、地藏殿和观音殿，此外还放了许多地方神明的神像。当中有一木刻牌匾，写有神明的名字：
左：马澜根圣公、地母娘娘、盘古大帝
中：皇天圣帝回澜公列列神位
右：关圣帝君、五谷神主、吴公财神圣公
追查之下方发现佛寺是改建原本的地方庙宇而成，按住持和尚释曾传的说法，庙宇拆卸后神像没地方放，就暂放到庙宇内。在我们追问下，住持拿了一份打印稿给我们看，只有两页，题为“回澜寺胜史悠悠”，署名谢明遵，作者是一位当地人士。该文提及，300多年前（即清初康熙年间）广西梧州人李回澜自广西移居落户连平，并教导当地百姓养育繁殖鱼苗，自此以后百姓便不用长途跋涉去购买鱼苗。当地信众为感恩，为他建起庙宇，称回澜庙，每月逢三、六、九日为庙会街日（墟期），清末民初庙宇被改为回澜小学。这个回澜公故事令我们想起河源仙塘潘家围，他们的开基祖也是卖鱼苗的。连平李氏的开基祖也是卖鱼苗的，他把这一行当从广西带到广东连平开基，后来被供奉成神，庙宇还发展成墟市。回澜公也算得上是借来的祖先变成神明的例子。连平颜氏及谢氏
连平境内有九连山。九连山为赣江源头，因环连赣、粤两省九县，并有99座山峰相连而得名。位于赣粤边境，即广东省东江北岸与江西省交界的主峰黄牛石，与广东省相连，海拔1430米，称为南天门。九连山上有大量蓝木，因而设300多间提取制作蓝料（染布料）[74]的作坊，雇工上万人。胡小江告诉我们，崇祯三年惠州铜鼓嶂的钟灵秀与九连山陈万会合带领染布工人作乱。南岭的曾阎罗及惠州、潮州一带的刘粗鳞、叶袄婆、张文斌、邹崖鼻等遥相呼应，号称红、黑、白九艮星，他们攻陷始兴、乐昌，江西大和等地，朝廷命广东、江西、湖南、广西四省会剿，历时两年。为纪念九连山贼寇的平定及[75]祈望九连山域的平安，政府将新设州治命名为“连平州”。明崇祯七年，朝廷提升时任永安县（今紫金）知县，来自贵州的牟应受（亡于1639年），命其担任首任连平州州官。连平现有牟爷祠供奉福主牟爷公，指的正是这位第一任知县。共祀的还有城隍和关帝，在两旁，各有独立的坛城。据说当地有聚元会，在每年八月初二有老百姓前往牟爷祠拜祭。
据说在永安县衙任文员的颜振耀，原籍福建龙岩，亦跟随牟应受到连平州赴任，继续担任连平州衙文员。颜振耀便成为落居连平的1世祖。颜子佐考取清康熙庚午科贡生。5世颜希深一支更是以“一门三世四节钺，五部十省八花翎”为清代知名官宦世家。在广东素有“文颜武赖”之说。“赖”指有“三代五将军”誉称的深圳大鹏镇鹏城[76]村的赖氏。“颜”就是三代当中，有四位任二品以上重臣的连平颜氏。颜希深，历任湖南巡抚（从二品）；其子颜检，历任河南巡抚，并曾担任非皇帝亲信或满族人不能任的直隶总督（正二品），一生历经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其孙颜伯焘，历任陕西巡抚，另一孙颜以燠，历任东河总督，在五个部担任过官职。其三代管辖过十省，近半个中国，并有8人在职时得到朝廷赏戴的花翎。颜氏应是河源在清一代官位最高、地位最显赫的宗族；除官位外，据雍正《连平州志》[77]卷6《选举》所记，颜氏家族有功名者13名。
位于连平元善镇前进五街的文节书院建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是陂头镇谢氏为其后裔赴城攻读提供住宿、生活的方便而修建的。论官位，谢氏不比颜氏高，但论功名人数，谢氏比颜氏更多，[78]据雍正《连平州志》卷6《选举》，谢氏有功名的共36名。[79]
连平博物馆图书馆现藏民国13年连平《上平谢氏族谱》，据此，1276年谢氏（叠山）枋得公抗元兵败，刚中公（定之）携家人急忙从江西弋阳迁赣县锡洲。明初1370年复澈（景和次子）又从赣县锡洲迁至连平县陂头，复渊（景文第三子）及儿子千三则从赣县锡洲迁[80]连平县上平。谢氏于大明天启创立宗族（1621），比明崇祯七年始建连平州的时间还要早。族谱还记载：
公姓谢名材字廷伯雪窻其别号也……兄弟六人……嘉靖五年奉朝[81]廷优老诏旨宠荣冠带（明中叶）嘉靖戊午邻封惠少啸聚为乱……乃割山田数十亩辟为围寨四设坑□收集戚鳞，次结屋以结义，聚乡民讵万以保障之时……[82]赏义民冠带
谢氏宗族的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在四省会剿九连山贼寇前的九连山域，即明崇祯七年连平州设立前的连平情况。《上平谢氏族谱》中[83]有《流寇纪》记：
明崇祯庚午、辛未年贼首陈万聚党数千盘踞于九连大山出劫四方……本族子姓于乙丑丙寅二冬（天启五年和六年，1625～1626）构成壹祠堂……每以公事聚众议于此堂……近年世乱所论者皆殄贼弭乱之术也。触贼之恨。辛未八月贼众围攻东排寨数日。毁焚祠宇。南赣参将金文光于庚午春剿寇……令备猪羊牲醴作祭文以吊云……崇祯辛未谢诸昆大奋忠义聚族受甲而翼官兵。贼恨之……先已俘贼二十余人于寨。贼恨愈甚举火尽着蓺谢氏居而迭山祠暨木主并罹寇焚。
在中央政府未能全面控制南方社会之际，宗族组织是地方防御的[84]主要依靠，也是朝廷平定地方叛乱的主要依靠。朝廷对地方宗族的封官立爵、赏义民冠带是统治地方的重要手段。和平县林寨
比连平更早设县的和平县是明正德十三年由左都御史、南赣巡抚王守仁（王阳明）平息浰头（现浰源镇）池冲容农民起义后，经朝廷[85]准奏而添设的县治。林寨兴井有古村落30多座，现存280多座独特的四角楼，由于房子的四角建有碉楼，故称四角楼。据说林寨镇兴井村村民自明清时期起，就大批外出闯荡，不少人还发了大财。为避水患和匪盗之扰，富商在乡间建起四角碉楼，和平县为中国最大的四角楼之乡。我们曾走进其中一座四角楼参观，大门上题有“颍川旧居”四字，左有：“庚午年三月”，右有：“谭□阖（闿）书”。［笔者按，有一字看不清，可能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1880～1930）所书］。经当地人介绍，该楼是和平县第一任县长之旧居。我们查阅民[86]国32年本《和平县志》，陈履中于民国10年任民选和平县县长，颍川旧居四角楼应是他的旧居。屋内一大厅上还留有一对木浮雕挂画，龙边有“英雄会民国廿一年字样”，虎边则有“壬申年夏月鹤鹿□”，表示这幅浮雕画制作于1932年。此外，还有一副刻在石柱上的对联，下款：“凤吉兆当年被先世余光永卜其昌仁里别开新境界”，底下刻有己巳冬月吉旦，表示对联造于1929年。这样考究起来，这座四角楼应是陈履中当了县长后而建成的。陈仰天告诉我们：林寨内九栋屋司马第原来也是陈履中的故居。九栋屋司马第据说始建于清嘉庆二年，但未明所据。该楼是朝议大夫陈鸿铭以白银铺地购得，在此地筑建起来的一座府邸式建筑，是司马第、朝议第、上新屋三幢楼房依次连贯形成的九栋屋的格局。可惜的是，我们在县志也查不到陈鸿铭的资料。
林寨另一代表性的四角楼是谦光楼，它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由当地名匠历时3年建成，五进三的设计，楼房正面有4栋骑楼，两旁各有两栋侧屋，整座屋层层相通，屋内有11个天井和18个厅堂，每层有86个房间，全楼共有324间房，4个楼阁设有瞭望孔和射击孔，窗户用花岗石雕凿而成，楼房以石灰、河沙、糯米粉、河卵石夯成两尺厚墙，整栋楼坚固无比，楼内有花园、水井、粮仓以及屏风牌[87]匾、石梁石柱，镂雕木刻。谦光楼正门的牌匾左边有：“中华民国[88]九年庚申孟冬吉旦”，右边有：“陈步衢立”。他是谦光楼屋主高祖陈鸿鉴的第4世孙。这样看来，林寨四角楼多建于民国年间。
关于林寨来历的传说，南越王赵佗在龙川开县，为了防御北方来犯之敌而派一林姓头目来此筑寨，据守关隘。那个地方于是被称作林隘，又称为林寨。林寨却是以陈姓为主，占镇内总人口83%。陈仰天告诉我们：现居林寨的28姓居民都是在元末明初时，从福建、赣南、梅州等地迁入的客家人。陈氏的开基祖是元朝顺帝时任台谏之职的陈衡，后任福建督学，衡生八子，于元顺帝至正九年入粤。其子陈元坤落户林寨，被推任龙川县仁义图第八甲千户造册督理千户之长。陈仰天又告诉我们：明嘉靖十七年县令盛旃从龙川仁义图划分辖地，设立林镇，报请朝廷核准。不过，这条资料查不到出处，但若陈仰天的说法是对的，则明中叶方有林镇这个地名出现，这究竟是林寨的前身还是后来的名字，则未明确。据民国《和平县志》卷15《选举志》所列，中举的陈氏均称为林镇人，林寨乡这名称最早是在同治之后出现，用得最多的是光绪和民国年间，中举的陈氏被称为林寨乡人。民国本《和平县志》中《选举志》列了林寨（镇）陈氏共87人。即使我们减去光绪三十一年以后的，即科举废除后任官职的，林寨陈氏在[89]明清二朝有功名的，县志列了72人。这绝对可媲美连平的颜氏和谢氏。
林寨古村始建于元末明初，兴于晚清，林寨镇古村坐落于东江上游，船可通东江，是粤北重要水运中心，从东江水路歌“从头唱到广[90]州河”可知从和平通过水路可直达广州。由和平合水码头到东水镇所经过的河流为浰江，长度为60多公里；浰江是东江右岸支流，发源于和平县西北端的杨梅嶂，古称浰头山，故名浰江，蜿蜒东南最后汇入东江。东水镇往南所经过的河流为东江，长达370多公里。早年粤北、赣南一带大部分商品均需通过水路由林寨码头流转。水运的发达，带动了林寨古村商业的繁荣。据说过去林寨古村街市共分12行，有杂活、猪肉、油、谷米、青菜、土布、洋纱，松脂、茶叶等土特产，柴火、炭、木材，山货，桑蚕席草种植和加工，石灰等。浰江成就了和平县的林寨，让林寨由一个边远山寨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可是，林寨古村地势低洼，常遭水浸，又要避水患和匪盗之扰，此为其美中不足之处。河源的宗教文化：河源佛道结合的仪式传统
2010年8月19～21日我们曾于东源灯塔莲塘桥旁的郑必得坛观察了一场三年一次的奉朝醮仪。两天三夜的醮仪，共分两坛，佛坛主持者是钟南育，58岁，帮忙的还有他两个儿子，钟永青，40岁；钟彪青，30岁。还有一个道坛，又被称作法坛，主持者是朱照千，76岁，帮忙的还有他的徒弟，郭志时，43岁。郑必得坛的坛主童身伍周杨，今年77岁，是这场法事的主事人。我们请两班的仪式专家列出他们的科仪项目，各列了11项。表1 郑必得坛奉朝醮仪节目表
与其他地方相比，这个两天三夜的醮仪节目相对较少，可能是这个缘故，除了上述五位仪式专家外，坛主伍周杨还聘请了一队现代的乐队负责表演项目加插其中（乐队叫新潮流民欢管乐团，伍先生自己是该团的联络人）；此外还聘请了一位负责爆竹音响的人，他把货车（豪华礼炮专车）停泊在醮场，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之后会喷出许多红色的纸屑，效果就如同燃放爆竹一样。与其他地方不一样，郑必得坛的醮仪虽然分成两坛，但仪式并非同时进行，[91]而是一个紧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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