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昭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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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试读：
前言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尤其是全球化中国际贸易的扩展，使得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相互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欧洲国家的国际贸易扩展到非洲、美洲和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之间形成了繁荣的大西洋三角贸易：欧洲将手工业品运到非洲，非洲将奴隶运到美洲，美洲为欧洲提供农矿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同时，欧亚之间大规模海上贸易发展起来，美洲大陆与中国之间形成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美洲金银的开采解决了欧亚贸易支付问题，随着美洲金银的流动，亚洲的棉纺织品、丝绸和瓷器等流向欧洲。
在全球贸易发展中，中国没有置身事外。随着海外需求的增长，大量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以美洲和日本白银为媒介流向海外，以至于中国成为世界白银的终极窖藏地。在这种海外市场需求剧增的背景下，中国商人纷纷出海贸易，形成了一批海上贸易集团。国内长途贸易也蓬勃发展，商帮进入兴盛阶段。但随着欧洲的崛起，中国国际贸易地位发生了大逆转。中国海商退居沿海，东南亚海上贸易商路被西方商人把持，重要贸易港口由西方商人占据。到19世纪中期左右，中国由曾经世界最大的净贸易出口国沦为净进口国，茶叶、丝绸与瓷器等被欧洲产品取代，兴盛一时的商帮纷纷衰败。
然而，贸易往来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对国际贸易无所不在的干预。首先在亚洲，早在明初中国就建立起一个以明朝为核心的朝贡贸易圈。朝贡贸易圈中，“夷国”须向中国臣服，取得朝贡资格并接受中国册封，才能合法发展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传统中国文化和经济的吸引力，贸易往来以和平方式为主。其次，在欧洲的贸易世界中，每一步的贸易扩张背后都有政府对商人的支持。葡萄牙通过军事力量将贸易范围推广到非洲、亚洲与南美洲；西班牙不甘落后，通过建立殖民政权帮助商人占领和垄断市场；荷兰、英国采取了更加完善的贸易政策，在国内通过关税等手段打击别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创造性地将政权、军事和商人力量组合成三位一体的股份公司抢夺市场。
国际贸易是影响人类历史整体进程的重要因素，而国家权力对贸易的干预又无所不在。因此从全球史的角度分析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十分重要。本书将从全球史的视角分析明清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即明清贸易政策的经济影响。文章将明清对外贸易政策放在中西贸易大背景中进行分析，从欧洲贸易扩张与中国朝贡贸易体系建立之间的比较中分析中西贸易政策的差异；从欧洲商人夺取亚洲国际市场与明清政府的应对中分析贸易政策的变迁；从海外市场需求与竞争同明清商业兴衰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明清贸易政策的成败，并从中探讨国际贸易中中败西胜的原因。
与大部分研究明清对外贸易政策的文献不同，本书从全球史观和贸易政策比较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以期获得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全球史观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本书的研究。
第一，将明清贸易政策放在全球经济联系中进行考察。明清中国构筑了亚洲朝贡贸易体系，西方通过军事与武力开创了一个弱肉强食的贸易世界。这两种不同的贸易体系之间从偶尔的经济联系发展到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明清中国在这种全球经济联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受全球史观的启发从这种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中着手分析。
第二，明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深受“华—夷”观念的影响，但将“华—夷”关系放在世界经济中进行考察，会发现明清与外界的关系是多重的。中国与朝鲜是传统的朝贡关系，但是中国与日本就存在着竞争关系。西方国家加入亚洲贸易圈之后，开始将国与国的贸易关系与仗剑经商的贸易方式引入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中。这种不同关系影响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与贸易地位的变化。
第三，将中西放在对等的位置考察。不是将中国看做被动，西方主动；也不是以欧洲的标准衡量中国，或者用中国的标准看待欧洲。对等的位置有助于发现中西方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各自的诉求与努力，以及客观地分析中西方的相互影响。2. 在中西贸易政策比较与中西互动中进行研究
本书不仅比较中西贸易政策的差异，而且研究中外之间的互动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所谓中外之间的互动，是指中西贸易政策与贸易方式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中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商业的发展。
本书的比较从15世纪中西各自构筑不同的贸易体系开始。虽然这个时期中西直接的大规模交流还没有开始，但是这个时期却是此后中西贸易政策差异产生的开始。由于这个时期中西政府与商人形成了不同的关系，所以双方构造的贸易体系与采取的贸易政策截然不同。此后随着中西经济交往的密切，中国政府在应对西方商人时需要调整原有的措施，而西方政府为了急切地打开中国市场，也需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政策进行调整。由于各国政府面临不同的发展环境，因此形成了不同的贸易思想与经济政策，并对国际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正是这种不同，最终造成中国商人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失利，而西方商人取得了优势。第一章大航海时代欧洲国家海洋贸易扩张和明代朝贡贸易体系建立的比较
大约从15世纪开始，传统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贸易秩序。欧洲国家依靠国家暴力扩展贸易，维持商业垄断。其贸易的发展与否取决于国家对商业的保护和竞争对手的强大与否，政府在军事方面击败了竞争对手就意味着获得了商业地位。在欧洲贸易世界中盛行的是弱肉强食、征服与被征服的原则。相反，传统中国依靠自身经济和文化吸引力建立和维持着自己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的发展取决于政府的控制力与和平的商业贸易，这个体系所要确立的是“华—夷”关系。虽然这两个巨大的贸易体之间尚未开展大规模贸易，但是贸易政策的不同已经预示着未来相遇之后可能发生的历史。
本章将具体比较两种贸易秩序与政策的异同。第一节论述欧洲政府对贸易扩张的作用；第二节论述明政府朝贡制度与朝贡贸易；第三节具体比较两种贸易政策的差异。第一节欧洲国家的海上贸易扩张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欧洲各国纷纷倚剑经商，角逐大西洋。这种倚剑经商的贸易方式其实并不是1500年后的发明，而是对原来地中海地区贸易方式的继承。从15世纪开始，地中海贸易体系的运作方式逐渐扩展到非洲与美洲，中心由地中海区域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之后随着西北欧的兴起，荷、英等国挤占了伊比利亚半岛贸易中心的地位，荷英作为后来者不需要重新开拓贸易世界，而是直接从葡西手中夺取贸易垄断权，并以新的更加稳固的方式经营。一 地中海贸易圈的建立1. 意大利商人夺取地中海贸易垄断权
经历过长期战乱之后，11世纪欧洲经济开始复苏，各国政府积极支持商人开拓贸易。当时欧洲狭小的领土上国家林立，国家间竞争激烈，从跨国贸易中获取财富无疑是增加国力最为便捷的方法。在这些国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意大利商人，尤其是威尼斯商人，成为欧洲跨国贸易的主要力量，威尼斯也成为欧洲贸易中心。究其原因，是因为意大利商人成功地利用了军事与政权力量的支持，这也正是此后欧洲贸易政策成功的关键所在。
意大利商业崛起是从夺取信奉伊斯兰教萨拉森人的商业地位开始的。萨拉森人首先经由非洲、西班牙，控制了地中海的南部与西部；通过对巴利阿里群岛、科西嘉、撒丁、西西里诸岛的占领，全面控制了地中海贸易区。如何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地中海贸易控制权成为意大利商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仅靠商人的力量根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于是意大利商人将目光投向了十字军。
在常见观点中，十字军东征被看做宗教战争，但是这种以宗教为名义进行的战争却有着重大的商业目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演说中就直接指出，欧洲“太狭窄不能容纳它的稠密人口；它的财富也不多；连它所产的粮食也几乎不能够供应它的种田的人们”。十字军东征的经济目的与意大利商人的诉求一拍即合，所以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几乎承担了十字军的一切费用，所谓宗教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演变成用武力为意大利商人开拓市场的军事行动。
在开始的军事行动中，意大利商人与十字军仅仅是相互“暗送秋波”，但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实现了军队与商人正大光明的联合。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本来的目的是埃及阿尤布王朝，由于十字军没有船只过海，于是请求威尼斯人给予帮助，威尼斯人遂以扩展商业范围为条件。“北部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对十字军东征充满热情，主要不是为了宗教，他们把它看作向地中海世界经济渗透的另一步骤。他们希望在东部地中海获得海港，从而同阿拉伯商人进行有效的竞争”。于是十字军首领改变军队进攻方向，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事后，威尼斯分得了拜占庭的许多领土。
借助十字军东征，威尼斯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具有重大商业价值的殖民地。汤普逊对耶路撒冷殖民地有过这样的论述：“真正移入境内而永久居住的人，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来的商人阶层。因此，商业兴旺起来。”这样，十字军在东方建立的王国成了商人前来经营的据点和商品贸易的中转地。
借助军事力量支持，意大利商人掌握了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威尼斯人在泰尔、西顿、圣女贞德、卡法等地设立了商站，并于1204年成立了爱琴海殖民帝国，掌握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鲁斯海峡两个重要的贸易通道；热那亚人也在科西嘉到卡法、俄罗斯大平原上，建立了许多国外代理商行。2. 威尼斯商人独占地中海贸易圈
意大利商人包括热那亚、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的商人，其中最为出色的却是威尼斯商人，其中原因不得不引人深思。通过对比，本书认为威尼斯商人与其他城市商人最大的不同是得到了城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与保护。威尼斯出现这种状况并非偶然。从1172年开始，商业贵族开始在威尼斯议院和议会中取得政治势力，1297年的“关闭法”确立了世袭的商业贵族。相比较，热那亚与佛罗伦萨内部政治矛盾重重，政府对商人没有任何支持措施。正是有了城市政权的保护与支持，威尼斯商人得以排挤他国商人、垄断地中海市场。
威尼斯政府对商人的支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排挤意大利其他城邦的商人，因为这些商人是威尼斯商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其次是帮助商人维持地中海贸易的安全与垄断。在采取了这些措施之后，威尼斯政府还将控制贸易的手段推行到欧洲其他地区。
在对待竞争对手方面，威尼斯政府采取了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方法。1379年，威尼斯政府消灭了热那亚的舰队，夺取了基澳贾。基澳贾的商业地位十分重要，是威尼斯泄湖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门户。这个门户被控制后，热那亚舰队便不能在亚得里亚海出现。有了战略性的地理优势，威尼斯商人可以方便地将商业扩展到东方、德意志和中欧。1383年，威尼斯又占领了扼守亚得里亚海咽喉的科孚岛。1405—1427年，又占领了帕多瓦、维罗纳、布雷西亚、贝加莫等内陆城市。通过军事侵略，威尼斯商人获得了地中海贸易圈中海上及陆上贸易的垄断权，其他城邦的商人则被排斥在外。
其次，政府积极帮助商人维护海上贸易安全。商人船只容易遭到他国商船和劫匪的抢劫，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常常发生商船被劫事件，这大大影响了正常的贸易。为此，威尼斯政府建立起了佛兰德尔大舰队保护商船制度，舰队的船只由国家建造，每年由投标最高者带领远航。这个舰队不仅提供军事保护，在和平时期还从事贸易，所以是一个亦军亦商的组织。佛兰德尔大舰队活动范围包括威尼斯、墨西哥、那不勒斯、西班牙、摩洛哥、英国、布鲁日、斯吕伊、米德尔堡和安特卫普，主要从事丝绸、香料、棉纱、硝石、木材、锡、牛皮、金属器具等商品的贸易。布罗代尔对此评论说，佛兰德尔大舰队旨在推行“倾销”政策，对付旷日持久的危机；它既是一种国营企业，又包括私人的有效合作，是出口商为了降低运费和维护对外国商人的竞争地位乃至于立于不败之地而设置的海上联合机构。总之，是商人与政权力量最好的联合。
最后，威尼斯商人在欧洲其他地区排挤商业对手，控制贸易市场。为了将欧洲建成一个“货舱中心”，威尼斯采取“货栈”制度控制贸易。所谓货栈即安排一条街和一些房屋作为外国商人强制隔离的集中点。最成功最典型的货栈是德意志商业区中心里亚托桥的“德意志商馆”。威尼斯规定所有与其贸易的德意志商人均得住进货栈安排的房屋，在当局的监视下存放货物、出售货物，出售的利润必须购买威尼斯商品；德意志商人须亲自到威尼斯购买商品，威尼斯商人不能将货物运往德国。对此，德意志商人不能有异议，否则货物将被没收。通过这种办法，大宗贸易的利益均被纳入威尼斯商人之手，德国商人则被排斥在外。不仅是在德国的贸易，威尼斯还把“货栈”制度强加于它所控制的所有城市。通过这种控制方式，威尼西亚共和国的所有交易，勒旺各岛屿或亚得里亚海各城市的全部出口，即使是送往西西里或英国的货物，都必须经过威尼斯港口转口。二 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向伊比利亚半岛
意大利商人的武装贸易仅仅是地中海区域内的“小打小闹”，葡萄牙与西班牙将这种贸易方式扩展到全世界，贸易中心也由地中海转移到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西班牙贸易开拓的方式比较原始，“以最残酷的暴力方式进行赤裸裸的劫掠”，包括抢劫财富、贩卖黑奴、武力垄断等。但这种方式却帮助两国将贸易扩张到全球，建立起了世界性的贸易网络，将全球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引起了欧洲商业革命。1. 葡萄牙的崛起
葡萄牙本是欧洲的一个穷国，偶尔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在政府与商人利益联合起来之后，就走上了贸易扩张之路，并成为世界贸易强国。1383—1385年，葡萄牙发生了一场革命，国王权力得到加强，商人与国王联合起来，商人的阶级地位得到提升，为政府支持商人贸易建立了基础。在商人的怂恿下，葡萄牙开始拓展国际贸易，这段贸易扩张史是由三个著名人物书写的：亨利亲王、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和曼努埃尔一世，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热衷于武力扩展商业。
亨利亲王是葡萄牙海外贸易的奠基者，他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向后人证明，成功的贸易政策是军事、掠夺和强制经济的结合。虽然一些正史喜欢宣扬亨利亲王创办航海学校、培养航海人才的政绩，但是从其从事的事业来看，亲王更感兴趣的是掠夺财富。1415年，亨利亲王率领葡萄牙军队，攻占了直布罗陀海峡南边的穆斯林据点休达，使得葡萄牙获得了在北非的立足点，这个城市是沿非洲海岸向南寻找通往东方新航路的要冲。之后，亨利亲王继续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探险。1420年武装占据马德拉群岛，获得大量高质量的木材。
此外，亨利亲王在殖民地推行强制经济，发展有利于本国的贸易。1432年向亚速尔群岛移民，开办甘蔗和葡萄种植园。15世纪初，葡萄牙将奴隶贩运到马德拉群岛，开垦了3万公顷的土地，发展种植业。
亨利亲王一直垂涎于国际市场中的黄金、象牙和奴隶。黄金、象牙是贵重物品，可以直接从市场上获取收益，奴隶则是种植园的重要劳动力。为此，亲王组织力量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探索。1441年，葡萄牙人绕过位于今毛里塔尼亚境内的布朗角，到了沙漠和潮湿地带之间的过渡带，他们在此掠夺了大量黄金、奴隶，并将之运回里斯本。为表彰亨利亲王的这些功勋，阿丰索五世赋予亨利垄断奴隶贸易的权力。
继承亨利亲王事业的是葡萄牙王阿丰索五世，他有着更加成功的一套办法。阿丰索在国家力量和商人力量之间寻找到了合适的结合点，从而使海外贸易走得更远。1469年，阿丰索把几内亚的贸易专利权卖给富商戈米斯，条件是每年须将考察推进一百海里。富商戈米斯看到了这种交换后的巨大商机，积极着手扩展贸易。在其主持下，几内亚的黄金贸易发展起来。1471年，戈米斯派出远征队首次越过赤道，1472年又穿过贝宁湾，于是西非漫长海岸上的大量财富展现于葡萄牙人面前。在戈米斯的经营下，谷物、象牙、黄金与奴隶贸易兴盛起来。我们现在所知的谷物海岸、象牙海岸、黄金海岸和奴隶海岸等都是这时形成的。
除了利用贸易特权动员商人力量之外，阿丰索还为商人提供了极大的政治与军事支持。1479年，阿丰索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及王后伊莎贝拉签订《阿尔卡索法》条约，取得了自诺恩角到印度之间所有海洋和岛屿的独占权。1482年，葡萄牙在黄金海岸的艾尔明修建了西非沿海的第二个武装据点圣乔治堡，这个据点发展成几内亚湾的贸易中心。在种种措施支持下，葡萄牙贸易扩展到了刚果河口岸，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贩奴国，贩奴数量从每年500—1000名很快增长到3000多名。此外，象牙、几内亚胡椒和黄金贸易也蒸蒸日上。
曼努埃尔一世将两位前辈的事业推广到全世界。在贸易扩张方面，他有更大的野心，正是在他的主持下，葡萄牙政府对商人的支持达到了极致，葡萄牙的海外贸易事业也达到了顶峰。曼努埃尔一世不满足于非洲的贸易，他早就垂涎于种种传说中有关亚洲的财富。1497年，他派出达伽马，探索抵达印度的航路，还创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专门从事贸易扩张，这支庞大的远征队拥有战船13艘，战斗人员1200人，由贵族卡布拉尔率领。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向印度洋挺进指日可待。
在印度洋，葡萄牙人遇到了竞争对手摩尔人与埃及人。这些商人在印度洋从事贸易已经多年，有自己的武装，不会随便就向葡萄牙人屈服。曼努埃尔一世命令卡布拉尔，凡是遇到这些国家的商船，就主动攻击。在进行一段时间骚扰之后，他们发现效果并不明显。于是曼努埃尔一世策划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1502年，远征队的战船由13只增加到30艘，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由熟悉印度洋的达伽马率领。1502年2月10日，达伽马率领远征队对埃及贸易船队和贸易中心卡利库特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从此，葡萄牙实现了从好望角赴亚洲贸易的愿望（原来从红海和波斯湾经过）。
击溃卡利库特之后，曼努埃尔决定扩大行动范围，夺取印度洋全部的制海权，垄断全部香料贸易。实现这一切仅靠远征队是不够的。于是他任命阿尔马达为印度总督，授予他在好望角以东进行统治的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可以统一指挥葡萄牙在印度洋上的所有人员。阿尔马达没有辜负葡王的期望，他很快在东非、红海、波斯湾和印度夺得大片地盘，可以随时补给海上商船和军舰；在亚丁、霍尔木兹和马六甲建立据点，对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埃及人形成了制约。1509年，阿尔马达在第乌海面击败了印、埃联军，建立了葡萄牙在印度洋西部的海上霸权。
在攻占印度洋期间，葡萄牙还开辟了对美洲的贸易。1500年，葡萄牙的远征队过了佛得角以后，没有到达卡利库特，风暴把他们送到南美的巴西海岸，他们在那里竖起一个刻有葡萄牙王室徽章的十字架，表示属于葡萄牙。1500年5月2日，远征队从巴西出发，7月6日到达东非的索法拉，7月20日到了莫桑比克，26日到了基尔瓦。并在美洲建立了商站，开始贸易。
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葡萄牙从一个偶尔参与海上贸易的穷国转变为一个海上帝国，势力遍布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葡萄牙商人建立起了两条穿越广阔海洋的贸易航线，源源不断地将世界范围内的财富输入欧洲。其中一条从里斯本出发，经过大西洋群岛，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到东非，再穿越印度洋到果阿和马六甲，进而向东至香料群岛，向东北至澳门；另一条从里斯本出发，经大西洋群岛，然后向西南航行至南美洲的巴西。2. 西班牙展开贸易争夺
西班牙在与阿拉伯人争夺领土的过程中加强了君主的权威，从而走上了国家重商主义道路。阿拉伯人在711年占领比利牛斯半岛，之后西班牙的基督徒与阿拉伯人进行了长期斗争。1492年，西班牙占领格拉纳达，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实现了统一，君主权力得到加强，开始推行国家重商主义。
西班牙的重商主义就是依靠国家力量扩张贸易。1492年，在西班牙君主的支持下，哥伦布发现了美洲；1519年，麦哲伦在西班牙君主的支持下继续远洋探险，之后在美洲建立殖民地。西班牙对美洲的殖民占领经过了三个阶段：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在探险的过程中，侵占了西印度群岛；16世纪20年代，占领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地；16世纪三四十年代，征服了南美洲的广大地区。到16世纪中期为止，西班牙建立了一个包括今美国西南部、佛罗里达、墨西哥、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和除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的庞大殖民帝国。
西班牙武装贸易的扩展方式与葡萄牙不同。葡萄牙主要采取了商站制度，通过在不同地区建立商站，通过商站之间的联系建立起贸易网络；西班牙则建立起了殖民政权，将政治势力渗透到当地；之后依靠殖民政权维持对当地的贸易垄断与剥削。因此，相比葡萄牙，西班牙对贸易的垄断和对殖民地的剥削政策更加系统和稳定。
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最高殖民统治机构总督府，总督由西班牙大贵族担任，掌握美洲民政、军政和司法大权。依靠殖民政权，西班牙采取了四种手段对美洲进行经济掠夺。
第一，直接掠夺财富。在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之后，强迫印第安人开采，然后运回伊比利亚半岛。为了控制全部金银能够流入西班牙，1503年，西班牙统治者在塞维里亚设立“西印度贸易所”，负责管理美洲贸易。美洲贸易最重要的部分是金银贸易，所以西印度贸易所实质上是金银贸易关卡，负责接收美洲金银，登记数量，然后分配。据估计，在16世纪，从美洲进入西班牙的金银持续增长，在一个多世纪里，以1503—1660年为准，大约有16000吨白银运达塞维里亚，是欧洲白银资源的三倍，而黄金达185吨，使欧洲黄金供应量增长了20％。而这一数字主要依据官方记录，不包括私自运回的金银。英国人在1586年曾得到消息，西班牙金银船队实际带回的金银数量是官方登记数量的两倍。
第二，对殖民地进行剥削。委托监护制度是西班牙实行的一种剥削制度。根据规定，一部分有军工和特殊地位的殖民者可以得到议定地区的监护权。监护主对监护区的土地没有所有权但有使用权，有向当地居民征收贡赋和征用其去矿场、农牧场或市镇从事劳动的权力。当地居民必须永久地留在“监护区”内，不得随意离开。
第三，实行垄断贸易，规定殖民地只能与宗主国进行贸易，甚至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受到极为严格的管制。自1542年开始试行军事护航的“双船队制”，一切开往殖民地的船只只许从塞维里亚起运；到达殖民地之后，只许在韦腊克鲁斯、波托贝略或卡塔赫纳停泊。所有的货物必须由西班牙船只装运，这些船只必须结对成行，按规定时间行驶。西班牙统治者还颁布法令，任何没有特别允许的殖民者与外国人交易将被判处死刑。
第四，经营黑奴贸易。从1513年开始，向商人出售奴隶贸易许可证获取收入。1592年，西班牙王室以100万杜卡特的价格把阿西托恩的奴隶贩卖权出卖给商人戈麦斯。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王室从其参加的罪恶的奴隶贩运活动中直接获利达50000万里亚尔。三 贸易中心向西北欧转移
荷兰、英国常常被称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其所实行的殖民政策与葡萄牙、西班牙不同。但是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说，与其说是不同，倒不如说荷兰等国借鉴了西班牙等国的长处、吸取了其经验教训，从而使得贸易政策更加完善。在贸易扩张与垄断方面，荷兰等国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本质区别，其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与对竞争对手的打击并不更加温和；同时对贸易的经营采取了更加先进的方式，即国家支持的贸易公司。正是因为政府更加积极的作为，使得其后来居上，贸易中心从伊比利亚半岛开始逐渐转移到北欧。1. 尼德兰
尼德兰（即荷兰）虽然还没有脱离西班牙实现独立，但是与西班牙的贸易政策相比，政府对商业的支持却已经显示出“海上马车夫”的高明之处。尼德兰吸取了西班牙贸易政策的教训，对本国商人采取了全面保护，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尽力为本国商人肃清市场。首先，在国内，极力吸引他国技术工人和商人前来贸易，发展起了繁盛的国家经济；其次，支持本国商人争夺欧洲贸易垄断权；再次，在欧洲地位巩固之后，开始抢夺世界市场；最后，建立起了公司这一政府与商人联合的新形式。
尼德兰政府在欧洲国家战乱与宗教迫害盛行之际，积极吸引他国移民。移民中的手工工匠，对莱顿、哈勒姆、阿姆斯特丹、萨尔丹的纺织业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大量他国船员与技术工人帮助尼德兰建立了当时欧洲最为庞大的船队。例如在17世纪，荷兰拥有欧洲其他国家船只数量之和的船队，联合省的船只总数可达6000只，总载重量至少为600000吨。荷兰执欧洲海运之牛耳，重要的原因是它从欧洲贫困地区获得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许多来避难的人是拥有巨资的商人，他们在资金融通体系方面为尼德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为建立从荷兰到新大陆和地中海的商业网做出了巨大贡献。选择流亡荷兰的人不是空手前往，他们带着资本、能力和商业关系而来。正是由于尼德兰政府对他国商人、手工业者和技术工人的吸引，在其国内建立起了发达的手工业、强大的运输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从而为海上贸易扩张奠定了强大的经济基础。
仅有市场与技术上的优势是不够的，垄断市场才是上策。垄断市场必须排挤竞争对手汉萨同盟和西班牙。从15世纪开始，载运盐和鱼的尼德兰船只已在波罗的海与汉萨同盟竞争，并逐渐取得优势。由于国内粮食不足，热那亚和葡萄牙商人向阿姆斯特丹订购小麦，于是阿姆斯特丹成为波罗的海的贸易中心。1560年，尼德兰已经把波罗的海货物运输的70％吸引过来。
西班牙企图独占波罗的海与伊比利亚半岛之间的贸易，尼德兰不但看中了这种贸易的利润，而且也需要通过这种贸易获取西班牙的白银。于是乘1560年西班牙农业陷入危机的时刻，贿赂西班牙贵族，将商业势力渗透进来。1580年西班牙征讨葡萄牙期间，被占领区饿殍遍地，必须向北欧求助。这样，西班牙别无选择，只得任由尼德兰独占了北方谷物与西班牙白银之间的贸易往来。
取得欧洲贸易先机之后，尼德兰继续向世界范围内扩张贸易。但是尼德兰商人知道，世界范围内贸易扩张需要一个强大国家政权的支持，尼德兰还处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于是，在1566年，尼德兰开始了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终于在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尼德兰签订了为期12年的休战协定，实际上是承认了尼德兰的独立。至此，尼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
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之后，也就是荷兰开始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抢占殖民地与世界市场，同时极力打压正在崛起的英国之时，在太平洋，荷兰总督简·皮特斯佐恩攻击葡萄牙舰队，把葡萄牙人从印度尼西亚赶走，其后任于1636年又把葡萄牙人逐出斯里兰卡，夺得贩卖肉桂的垄断权。在大西洋，荷兰在非洲与葡萄牙展开战争。1628年荷兰在古巴的马斯坦港将一支西班牙舰队捕获，1631年又将西班牙的另一支舰队击溃，1636年围困西班牙领地敦刻尔克港，同年荷兰海军上将特洛浦率领一支大舰队在当斯港击败西班牙舰队。另外，荷兰还封锁了英国同波罗的海沿岸各地的贸易，并利用英国国内动乱的局面，夺取了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
与西班牙等国不同，在武装夺取殖民地、排挤他国商人和垄断贸易之外，荷兰一方面采取了政府与商人联合的新形式，即成立国家支持的商人公司，并赋予公司政治、军事权力，提供武装支持，保证公司能够垄断贸易；另一方面采取市场化原则管理公司，保证国际贸易的效率。这种形式保证了国家政权与商人利益的完美结合。
荷兰成立的第一个国家与商人联合的公司是东印度公司。1602年经过议会批准，荷兰各种私营贸易公司集资652万荷兰盾，在爪哇的万丹合并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国家授予公司许多特权：公司获得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使得整个太平洋、印度洋成为公司贸易的独占范围，公司还有建立军队、与他国签订条约等特权。东印度公司拥有武装战舰41艘，商船3000艘，雇员10万多人，俨然成为荷兰海外政权的代表。
荷兰成立的第二个公司是西印度公司，1621年荷兰政府批准成立荷属西印度公司，目标是抢夺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展开同英、法等国争夺商业控制权的斗争。经过10年的努力，公司控制了从巴伊亚到亚马孙河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1622年在哈德逊河口夺取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城。此后，以哈德逊河为基地向东扩展到康涅狄格河的哈特福特，向南扩展到特拉华河畔。1623年占领南美圭亚那。1630—1640年，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加勒比海的阿鲁巴岛、库拉索岛等。2. 英国早期的海盗
在17世纪中期以前，英国还不是欧洲的海上大国，却已经掌握了海上大国成功的秘诀，那就是武装贸易。英国海上力量相对比较弱小，海外贸易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自亨利七世开始，英国确立了发展海上贸易的国家战略，连续颁布促进贸易发展的航海法案。亨利七世在位时，就向全国性海外贸易商人团体颁发经营特许状，以促进贸易商人与他国竞争。亨利七世还鼓励建造大船和向国外购买大船，发展远洋事业。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沿用这种措施，继续推动海外贸易扩张。在国王的特许和支持下，英国商人组建了许多经营海外贸易的公司，包括莫斯科公司（1554年）、波罗的海公司（1579年）、土耳其公司（1581年）、非洲公司（1588年）和东印度公司（1600年）。
英国暂时还没有力量抗衡葡萄牙、西班牙，故而采取了海盗袭击的办法掠夺财富。英国海盗都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伊丽莎白政府表面上颁布了镇压海盗的法令，暗地里却与海盗勾结，向他们投资、提供船只，教唆他们到大西洋去抢劫西班牙船只和港口。当时最著名的海盗是豪金斯和德雷克，伊丽莎白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他们因为掠夺财富和开辟殖民地有功，而被升为海军大将。
豪金斯是普利茅斯的一个船主，他于1562年在非洲西海岸捕捉到一批黑人，将其偷偷贩运到海地，再购买甜酒返回英国，赚取了高额利润。1564年，豪金斯又开始第二次远征贩奴，这次女王也入了股。1567年，第三次航行中，女王借给他们两艘王室海军战舰。他们在西非几内亚海岸大肆抢劫，返航时遭到西班牙袭击，豪金斯仓皇逃回英国。伊丽莎白采取了报复手段，将西班牙运送的白银（约值15万镑）没收。为了安慰豪金斯，还授予豪金斯贵族称号，任命其为海军大将军，重建海军。
另外一名著名的海盗是德雷克。德雷克是一个比豪金斯更有眼光的海盗，他不在乎海上偶尔抢劫获得的财富，他在乎的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供其抢劫的对象。从1570到1573年，德雷克多次远航美洲寻找抢劫对象，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发现西班牙在美洲生产的白银，都经过秘鲁由海船运至巴拿马海峡，然后由骡群驮至大西洋的西班牙船上。他认为掌握了这条线路之后，就可以实现长期抢劫的计划。1572年，德雷克率领3艘小船从普利茅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在白银运输队必经的巴拿马海峡，一次就抢劫了白银30吨，英王对此大加赞赏。
但德雷克的野心不限于此，他计划在麦哲伦之后完成一次环球航行，以打破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统治地位，这是一个海盗挑战国家殖民政权的计划。1577年11月5日，德雷克率领由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从普利茅斯港出发，驶入太平洋，不久就抢劫了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秘鲁和智利等，最后来到北美西海岸，开始抢占殖民地，并竖立纪念碑，刻上女王的名字。1585年，德雷克率领30艘舰船，直奔中美洲，抢劫了圣地亚哥，次年7月满载而归。
英国海盗引起了西班牙人的不满，两国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德雷克又开始抢劫西班牙海军。1587年4月，德雷克偷袭了西班牙加的斯港口，摧毁西班牙战舰约30艘，获得75万镑的财物。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劫了，德雷克将抢劫升级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双方矛盾终于激化，爆发了海上战争，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海上舰队，为海上霸权建立了基础。四 国家支持商人与欧洲贸易扩张
本书的前三节回顾了欧洲贸易扩张的历程。欧洲建立的贸易世界经历了由地中海沿岸为中心，到伊比利亚半岛为中心，再转向以西北欧为中心的过程，在后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将继续讲述贸易中心如何转移到英国的问题。历史表明，贸易中心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对商人的支持，国家采取了武装贸易的方式支持商人。威尼斯商人夺取地中海贸易垄断权的原因是政府全力支持商人。葡萄牙、西班牙将贸易扩展到全球，取代地中海贸易地位的原因是其将武装贸易推向世界。但是由于葡萄牙采取的商站制度造成殖民体系不稳固，很容易被他国排挤；而西班牙又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失误，所以被后来居上的荷兰取代。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能保证资源的最优配置，最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对当时的国家来说，实行自由贸易完全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在分工比较原始的情况下，谁占据了商路谁就垄断了贸易，垄断了贸易就意味着获取了商业利润。因此，西欧海上强国在走上贸易扩张之路的过程中，无不体现出政府的作用。政府以军事为先锋，帮助商人开拓市场，排挤竞争对手，残酷剥夺殖民地财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才不断强大。而后崛起的国家欲超过原先的强国，无不在海外贸易中通过武力排挤掉原有的强国。
但经济学的规律告诉我们，违背比较优势发展原则必然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影响到经济效益，西欧国家何以在国际垄断贸易中获得发展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突破经济学对现实的虚构，回到当时的发展状况中去。西欧的发展并非是比较优势所预示的均衡路径下的发展，其受到了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帮助西欧国家摆脱发展的瓶颈。王国斌在比较中西发展历史之后认为，在近代化早期的中国与欧洲，市场力量已经发展到极限，面临资源制约，陷入“马尔萨斯陷阱”。彭慕兰也认为市场力量没有帮助欧洲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西方国家的发展遭到了生态制约。那么西方国家是如何摆脱资源制约，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呢？王国斌与彭慕兰都认为新大陆的生态横财是欧洲生态缓解的关键因素。
但是，中国也存在着东北、华北等地区向江南源源不断地输送缓解生态制约的资源，中国为什么没有摆脱生态危机？彭慕兰在其研究中暗指，奴隶制是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中国江南虽然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但是由于中国经济资源的配置是在市场原则下进行的，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纺织业。而美洲新大陆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强制性经济和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因此，美洲资源仅仅是欧洲生态缓解的必要条件，只有通过国家暴力、建立强制性分工体系和奴隶制度才能使欧洲摆脱生态制约，才能突破受到资源限制的均衡发展路径。
欧洲贸易政策的特征正是国家支持商人，采用暴力方式建立垄断和强制性经济。从威尼斯贸易扩展开始，欧洲逐渐建立起一个依靠国家暴力得以存在，并通过鼓励私人贸易而获取财富的贸易圈。这个贸易圈最初的中心在地中海，随着后继国家政府力量的强大，贸易中心逐渐北移，最终确立了西北欧的贸易核心地位。在转移的同时，欧洲贸易圈范围逐渐扩大，从地中海周边地区逐渐扩张到世界范围内。正是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美洲金银才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欧洲，这些财富才能帮助欧洲摆脱资源陷阱。因此，欧洲国家对经济的推动与促进而不是市场自身的力量才是欧洲经济成功的关键。第二节明政府构筑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贸易圈
本节主要论述明政府贸易政策的特征与作用。在论述过欧洲的贸易政策之后，本节将明朝放在与欧洲对等的位置上进行考察，而不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或者以中国的标准看待西方。这种对等的角度有助于发现明朝在国际贸易秩序中的诉求与利益。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方相同，明朝也在国际贸易中积极开拓国家的影响力，并将其他国家纳入中国势力范围之内。这种视角是为了更好地与西方比较。前一节我们说到，西方政府积极地帮助本国商人开拓市场，为欧洲贸易扩张做出重要作用，那么，同样追寻对外影响力的明朝又是如何影响本国贸易的呢？这正是本节论述的内容。一 朝贡贸易秩序的建立：朝贡与海禁相配合1. 明朝构筑朝贡贸易秩序的目标与特征
明政府并不关心中外贸易发展状况，如何“怀柔远人”，使“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才是其最为重要的目标，贸易仅仅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明经世文编》中有言：“柔远之道，此前代之所行，亦我朝之故事也。”洪武桂言良在《上太平治要十二条》中谈道：“夫驭夷狄之道，守备为先，征讨次之，开边衅，贪小利，斯为下矣。蛮夷朝贡，间有未顺，当修文德以来之，遣使以喻之，彼将畏威怀德，莫不率服矣，何劳勤兵于远哉！”在关于明朝对外关系的所有史料中，都体现出了三个方面的信息：首先，是“怀柔远人”，贸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次，注重“文德”的手段，重要的是使夷国畏威怀德，实现文化上的感化，而不是武力统治；最后，征讨是次要的，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采取。可见，与西方截然不同，欧洲国家将贸易扩张作为政策的最终目的，而明朝仅仅将贸易作为达成政治目标的手段之一。“开关—闭关”模式本质上是从经济角度出发并以市场原则否定明朝的政治诉求。但上述论述表明，经济仅仅是政治的附属，对明朝贸易圈的解构从政治出发，以此来反观贸易在这种政治边界中的发展，才能正视明朝的政治诉求。从政治出发反观贸易的第一个结论是，明朝首先构筑的是一种“华—夷”关系，其次才是这个关系下发展起来的朝贡贸易圈，或者说朝贡贸易是维持“华—夷”关系的工具。滨下在其著作《近代亚洲的国际契机》一书中也是首先论述了清朝的朝贡关系，然后再论述贸易状况。但是滨下将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用“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延伸”来概括，与之不同，本书用“羁縻”来形容中国驾驭夷国的手段。因为“华—夷”关系显然不同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从历史情况中可以归纳出羁縻的三个特征。
第一，以文化的感召使之臣服，而不是追求对外扩张。史料称“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道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文化感召的实质是通过自身的长处达到影响外在的环境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这种方式与西方通过武力对外征服是截然不同的，也不同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第二，夷国要与明朝保持一定的联系。明朝通过建立朝贡制度来保持这种联系，朝贡体系下的联系方式包括朝贡、赏赐、册封、互市、通使等，涉及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方面。定期进行朝贡仪式是夷国臣服与归化的象征，是夷国对朝廷权威承认的标志，是文化感召力的体现。
第三，不实行直接统治。虽然许多史料表明明朝君主对夷国百姓还是比较关心的，但明朝并没有设置代理政府去管理外国事务，基本上对外国事务持不干涉态度。这与西方国家直接设立代理政权不同。
华夷关系和羁縻的特征，决定了明朝通过建立朝贡制度来维护华夷关系，而不是推行对外扩张或者海外代理政权的建立。朝贡制度通过对朝贡贸易参与者行为的规范以体现明朝对夷人的恩威与夷人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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