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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家林,王明亮,陈龙,李时新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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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试读：

书名：成舍我新闻学术论集（上册）

作者：刘家林,王明亮,陈龙,李时新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5-01

ISBN：9787566801630

本书由广州暨南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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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暨南大学“211工程”项目“传媒产业与新闻传播研究”暨“教育部特色专业新闻学”重点资助出版

总序

在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强调要着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为全国社科界的理论创造工作描绘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新闻传播学是否可以建构立足本土的具有自主创新色彩的新理论和新知识？又该如何进行学术上的突破？围绕这一话题，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蔡铭泽教授、申启武教授、支庭荣教授展开了一场圆桌讨论。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理论有待新突破

支庭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有没有可能产生带有鲜明中国特色，又能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的新闻传播学理论？

申启武：关于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问题，可以用媒介生态研究作为例证。事实上，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与西方的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有很大的区别。有人将西方的此类研究改称为媒介环境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的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文化和技术方面的媒介命题，称之为媒介生态学，显得十分牵强。反过来，从交叉学科的角度看，国内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生态因子、生态关系，才更符合生态学的本意，才是扎根于生态学的。因此，媒介生态研究，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蔡铭泽：中国新闻史不用说，自然具有中国特色。从新闻学理论来讲，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没有好好地、认真地做起来。我们现代报业的源头、我们新闻和传播理论的源头，来自国外的东西太多了，甚至是照抄照搬西方的东西。举例来说，中国新闻学最早受美国的影响，也许是间接通过日本人的介绍和引进。19世纪90年代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专门讲到了欧美的新闻事业，1903年被译介到中国。从1917年开始，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就参与到中国的新闻教育中来，与燕京大学有很多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一度很深，新中国成立后，向《真理报》学习成为热潮。总之，我国在学习整理国外的新闻学理论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改革开放后，通过反思和引进西方的传播学，在理论上有所进步。但是，我们取得了多大的突破，实在很难评价，基本上处于收集、介绍、整理的阶段，仍然缺乏非常好的非常深入的研究。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值得深入开掘

蔡铭泽：其实，办报作为人类传播信息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古老的《易经》，本质上是通过信息的传递来考察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它包含了很多数理传播的内容。当然《易经》里面还有很多关于矛盾的思想、势的思想，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要么装神弄鬼，要么一味批判，没有很好地传承下去。我们中国的道家、儒家、程朱理学，恰恰是很有分量的精神遗产，中国文化是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但是目前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申启武：讲到中西文化，在本质上确实有很多差异，比如接受媒介的习惯；像数字电视的普及，就遇到消费习惯的瓶颈问题。

蔡铭泽：在中国人的办报传统中，还有很多舆论管理的思想。宋代的官报和小报，涉及消息来源、发行渠道等舆论管理的种种举措。现代的舆论控制和舆论引导，其实古代也非常讲究。言论自由、互相监督等，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如谏议大夫这个角色，就是言官，起监督作用。

联系到我们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新闻传播的实践，或者说从媒介生态来看，与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沉下去认真总结，可能出现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申启武：说到当下的媒介生态，不能忽视的是生态恶化的一面。有一小部分节目和栏目，在不健康地经营着。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能影响到自身的公信力。

蔡铭泽：现在“忽悠”一词相当流行。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社会在逐步法治化，政府的执政理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问题也不少，存在着一切向钱看的不良社会风气，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淡漠，职业规范和伦理也受到了冲击。媒体不仅要考虑舆论的引导，也要考虑价值的传承，不能一手硬、一手软。

申启武：其实，这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经历、必须跨越的一个阶段。破除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霸权”才能掌握话语主动权

支庭荣：从广东传媒界的实践来看，有没有在理论上值得总结的地方？

蔡铭泽：广东的开放，尤其是观念的开放，走在全国的前面。广东的媒体，总的来说表现出色，既要满足意识形态的要求，获得各级政府的支持，又要让受众满意，还要走市场化道路，在新闻操作上不推波助澜，但是能够反映民众的疾苦。这种游刃有余，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是很难持久的。最为高明的是，媒体让领导满意，不仅仅是听命于领导，还得取得领导的认同。这里需要去总结概括。

支庭荣：具体到广播的“珠江模式”，是否具有特别的理论意义？

申启武：“珠江模式”对中国广播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首要的一条是按广播的规律办广播，改变了传统的单向的我播你听的宣传模式，开创了专业台、类型台的先河。它在制度上也有创新，实行自收自支的运行机制。“珠江模式”其实就是在市场化过程中，广东广播业的一种自我救赎，因为1986年之前，香港广播在广东市场上占据70％的份额，本地广播严重倒挂，形势逼人，不得不然，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珠江模式”一出，大板块、主持人、大直播很快风靡全国，起到了一种思想解放的作用。

在今天看来，广播电视学术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言必称西方”，往往用西方的理论、案例来解释、指导中国的实践。这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有值得商榷之处。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吸收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许多优秀成果，在很多领域与国际惯例接了轨，但有一点不太可取，即如果纯粹按照西方的模式，不考虑中国本土的根基，那就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比如广播电视的集团化问题，一方面，集团化是必要的，在西方也是相当成功的，但拿到中国来就未必很合适。西方的广播电视集团，其基础是“自由恋爱”，中国的集团化，很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集团化也好，垂直管理也好，官办分离也好，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相比，性质不一样，使命不一样，自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实行的是“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如何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获成功？单靠西方的各种“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的真问题的。因此，在借鉴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要考虑西方理论提出来的背景，看看与中国的情形是否有差距，这种差距是否足以颠覆对照抄照搬的质疑。本土实践是学术创新鲜活的源泉

蔡铭泽：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非常系统和成熟，其实大谬不然，其很多理论是零散的。另外，西方人研究传播学理论，通常有各自的专业、各自的学术背景。比如心理学的、符号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学的，等等。不能把这种背景截然割裂开来。

申启武：做学术研究，要特别注意深入业界第一线，认真做调研，真正了解媒体的运作。比如研究全媒体，就需要深入业界的最前沿。有的媒体网站，甚至远远不如姚晨的微博的影响力。不深入媒体，就很难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

蔡铭泽：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关注和深入实践，应该成为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学研究者的必修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内媒体有大量的创新实践。比如湖南卫视的娱乐和新闻，都有创新。全国各地的媒体，大多数也在体制内尽可能地创新。在师资培养上需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另外，学术腐败现象不仅有学术不端问题，也有学术泡沫问题。要做真正的大学问，必须“疯、迷、精”，扎扎实实做下去。举个例子，现在研究生的论文，都要技术查重，设想一下，如果学术著作也进行查重，会出现什么情景？从百年大计着眼，不宜提倡过度迎合不良的社会风气。一篇文章、一本书，至少要有20％以上的独家观点或创见，从长远来看，这才能真正立得住脚。（本文由支庭荣、胡甜甜于2012年5月11日记录整理）

“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

成舍我先生逝世整整二十年了。他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一代报人、私营报业企业家和新闻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学者。

在从事新闻事业方面，他是我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参与或主持创办新闻媒体最多的人。他一生参与或主持创办了“近20家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期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其中，由他直接创办的达12家”。如最著名的有北平“世界报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及《香港立报》，有人用“世界、民生、立报成舍我”概括他一生的事功和成就，至为恰当。他也是中外新闻史上从业时间最久、“工龄”最长的新闻记者。他从1912年夏（14岁读初中时）开始撰文向报馆投稿，到1991年4月病逝，前后从事新闻工作长达78年之久，是新闻战线上名副其实的“老兵”。他还是中国新闻史上产量最高的记者之一。早在1955年，成舍我在“盘点”自己的工作成绩时就说：“从我十四岁做‘职业记者’那时起，已经过四十年继续不断的工作。为了工作，虽然每天平均至少要写一千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四十年总（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但我从没有出版过一本‘文集’。”

在报学及新闻学研究方面，成舍我也有卓越的成就。他正式从事报学及新闻学的研究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1930年初，成舍我在李石曾的赞助下于当年4月16日离开北平由上海乘法国邮船出国考察。他与程沧波（中行）先到法国考察新闻事业，后到瑞士日内瓦参加万国报界公会；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报界公会发表演说，再到法国、英国等地考察报业，并到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听课；最后由欧赴美国考察，并应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之邀，到该院进行学术交流，于1931年2月19日回到上海。考察期间，成舍我撰写了两篇通讯：《英法报纸之比较——我所见之巴黎各报》和《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回国以后，为了培养新闻专业人才、研究新闻学术，1932年成舍我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筹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简称“北平新专”，后迁西长安街）。1933年4月8日，“北平新专”正式成立。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在当天第13版开辟新闻学研究专刊——《新闻学周刊》（后改为《报学半月刊》），每周出版。创刊号上首载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和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一个报纸的失败》。北平《世界日报》的《新闻学周刊》与北平《晨报》的《晨报特刊·新闻纸问题号》专刊（在《晨报》1922年6月4日星期日第6、7版刊出）、天津《大公报》的《新闻教育特刊》（在《大公报》1936年5月9日第12版创刊）、天津《益世报》的《报学半月刊》（在《益世报》1937年5月16日第14版创刊）等是在我国报纸上最早开辟的一批新闻学研究专刊（版）。以后，成舍我在《世界日报·新闻学周刊》、《新闻学研究》（燕京大学新闻系编）、《报学季刊》、《新闻学季刊》、《东方杂志》、上海《立报》、重庆《大公报》、香港《新闻天地》杂志及台北《联合报》（1954年6月14日起）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新闻学的研究文章及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术演讲稿。笔者经过广泛搜罗，共得60余篇。这些研究文章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观点新颖、眼光独到，充分反映出他的办报理念和新闻思想。这些观点及理论是我国新闻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遗产和财富。它历久弥新，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端。一、对报纸性质、职责及功能的探讨，以及对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强调

成舍我认为，“新时代的报纸”不是“一派一系”的代言工具，而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报纸是社会的“公共事业”，应“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说：“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利’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真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在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做一个大众的公仆。”“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利’为出发点。”报馆编辑、记者“当时时刻刻了解报纸对于大众利益影响之重大。一篇不纯正的批评、一条不真确的消息，他的贻害社会，就数量言，可以有无量数的男女读众，就时间言，可以延长至几十百年以后。至于关系个人私德的事，尤当谨慎，稍一疏忽，小之可使当事者饮恨终身，大之可迫其羞愧自戕”。因此之故，“编辑室中的每一编辑，在挥舞他自己的工具——笔——的时候，当设想：在这个工具的下面，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待他决定；有无数个人的生死祸福，听其转移”。新闻工作者必须以“拥（维）护公众利益”为自己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任）的传统谬见”。二、“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

成舍我是我国报业史上最早提倡并身体力行“报纸大众化”与“大众化报纸”的报业企业家。“报纸大众化”是他一生的办报理念和办报情结，也是他一生的事业追求。1935年9月20日，成舍我在上海创刊了日后享有盛誉的“大众化报纸”——四开小型报《立报》。他在《立报》发刊词《我们的宣言》、《中国报纸之将来》、《“报纸救国”》、《

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

成舍我在《“报纸救国”》一文中讲了一个生动的小故事，说的是1930年初他出国考察报业时和几位朋友住在“巴黎都来福街一所小房子里”。房东是一个铁厂工人，家里的一切家务，都由他家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管理。平时，这位60多岁的老太婆天天都要到所有住客的房间铺床扫地，打扫卫生，总是“满面春风，欢喜和客人谈些小故事”。忽然有一天，“意大利和法国，为着一些零星问题”，“形势严重起来，两国各陈兵边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报纸上天天登着惊人的大字，并鼓励人民准备一切，作政府后援”。这时，房东老太婆一反常态，“神情大变，老是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的低头做事”。“我们为着好奇心驱使，问她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不料她竟滔滔不绝的将真心话告诉我们。”她说：“因为这几天，意大利太欺负我们法国了，看这情形，假使意大利不让步，我们的政府是会不惜一战的。”“我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在欧战中牺牲了，现在只剩老三了。当年老三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现在已达到了，一旦打起仗来，免不了被征入伍。现在飞机大炮比以前更加凶猛……我一想到老大老二的牺牲，就替我这‘硕果仅存’的老三担心，所以这几天几乎连饭都吃不下。”“我们安慰她，说：‘你不可以想法子，叫你儿子，早些躲避么？’她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国家荣辱所关，我怎能做这样无心肝的事，况且我就要做，我儿子也不会答应的。’我们问她，这些意法交恶的消息从何听来。她于是指着我们桌上放着的一份小日报（Petit Journal）说：‘我天天看这个报，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平时每天早上，总能看到老太婆从菜市回来，手里挽一个菜篮，篮子里装起面包小菜，“而盖在篮子上面的总是一份人人可以买得起、看得懂的大众化报纸”。由此，成舍我发出感慨：“在咱们中国呢？广大的乡村，固不必说，即以重要都市而论，有几个被目为下层社会的人，能买得起、看得懂一份报。因为买不起，他们也就索性不买了，因为看不懂，他们也就索性不看了，再加以国民教育的不发达，所以最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总觉得那是另外一些人的私有物，与他们不生关系。他们的脑筋，没有什么国家存亡荣辱的观念，大清帝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甚至再换一个招牌，似乎也无所谓。”“人家几千万国民，就有几千万国民和国家共存亡，我们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大民族，但是遇到敌国外患，恐怕至少就会有五分之四，天天在那里想挂洋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试问这样的国民思想，如何可以撑得起几百万方里一个世界上偌大的国家？”因此之故，“我们必须借着报纸的力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贪官污吏，侵吞了国家一个小钱，大家心痛，就等于自己家里辛苦喂成的鸡鸭，被扒手偷去一样，纵然不能请求警察作有效追捕，但是假若知道了这个贼的所在，一定要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至于国家领土，若是遇到异族的侵略，那么，占去了国家的一寸土，就等于各人自己的一间屋、一亩田被人霸占了一样，只要有一份力量，子子孙孙，总不肯善罢甘休。人人如果都有这样国事等于家事的精神，岂但目前的内忧外患不成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整个被人家征服了，我们也自有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一日”。四、“精编主义”

纵观成舍我的一生，他对小型报情有独钟，大力提倡，并形成了系统的小型报办报理论。他说：“小型报纸（即我国所谓四开报）……因为篇幅小，便于携带，且甚美观，在公共汽车及旅行中，均较大张的报纸容易阅读。妇女界尤特别欢迎。”在编排方面，小型报对“新闻的选择，也必须更趋谨严，一切力取‘精编主义’，量减而质增”。

在办小型报方面，《立报》是成舍我一生的事业，也是“大众化报纸”的典范。《立报》创刊于1935年9月20日。它一创刊就表现出大众化小型报的鲜明特色。一是报价低廉，通俗易懂。创刊当天，《立报》就刊登广告词云：“直接订阅，三月只收报费一元”（见《立报》创刊号三版左侧）；“只要少吸一枝烟，你准看得起；只要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见四版右侧）；“永远不增价，终年不休刊；凭良心说话，拿真凭实据报告新闻”（见二版右侧）。二是在版面及内容上贯彻、实行“精编主义”。

在具体实施“精编主义”的过程中，《立报》在版面、内容上有以下两大特色：

一是在新闻报道方面，实行“精编”原则，以“新闻精”自诩。该报编辑包天笑在《新闻精》一文中云：前几天，我在某报写了一点小评论。我说现在中国新闻，所载的都是些新闻渣。什么是新闻渣呢？便是一件紧要的新闻，要等待国内的英文报、日本报登出以后，然后再登出，这不成为新闻渣了吗？”“可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不是新闻渣，而是新闻精。这意思是要集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在现代的世界里，不能多所耗费。从物质上观，不是香有香精，糖有糖精，味有味精，酒有酒精，一切物质各有其精吗？譬如药物，不是已经把成捆的植物、成堆的动物，变成几西西的注射剂了吗？”“小型报纸的出世，它的使命是什么呀？不在量而在质，这是人人知道的。我们是注射剂，我们不是药渣。古人说得好：‘取精用宏’。在嚼厌了新闻渣的当儿，恰巧有几个狮子搏兔的小型报纸的《立报》出世，敢献三字，曰：‘新闻精’。

二是特别重视办好副刊、专刊及言论时评版，对副刊、专刊、言论时评版也贯彻实行“精编主义”。《立报》创刊伊始，就在第二版设置了小言论及时评专刊《言林》、在第三版设置了文艺性副刊《花果山》、在第四版设置了综合性副刊《点心》（1935年11月1日起，原《点心》栏改为《小茶馆》）。这些副刊、专刊刊登的文章，篇幅短小精悍，文字精炼、传神，隽永耐读。如谢六逸为《言林》所写发刊词《开场白》云：本报的标语有一句是“五分钟能知天下事”，因此我们的开场白只能花费阅者五秒钟。小型报跟短文章，现在很流行，这是因为大众需要它们的缘故。现代人过着穷苦挣扎的生活，只能够看看小型报跟短文章。报纸不愁小，小中可以见大；文章不怕短，短中可以见长，篇幅虽然紧缩，品质却已增高，这是我们的希望。这块草地，从今天起开放，凡对于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

这种短小精悍与精炼、生动、传神的文字风格，日后形成了所谓的“言林体”。

再如《点心》副刊的内容及文字也以“小”而丰富多彩见长，如秋尘在《“点心”一览表》中指出：有不少的读者来函，问我们这家小小的点心店，出售的点心共有几种，开单如次：（一）小言：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几句应说的话。（二）小统计：把大家应该知道而又常忽略的事，用数字表示出来。（三）小见闻：多登一点有趣而又有益的各种事情。（四）常识：供给些大家应备的常识。（五）名人访问：写出他们的生活，作大家的标准。（六）团体生活：使大家多注意一些正当的团体的生活。（七）家庭与妇女：谈谈家庭、妇女、儿童的一切。（八）书报推荐：替大家选择读物，提起读书的兴趣。（九）娱乐：每日刊载些娱乐的小消息，供大家参考。（十）小说与图画：用来增加读者的趣味。此外，我们想到什么，再添。五、对“小型报”与“小报”的科学界定

上海《立报》是成舍我事业的巅峰，也是他一生的得意之作。他在回忆《立报》时说，“当淞沪抗战最紧张时，《立报》发行数字每日都超过二十万份，曾打破我国自有日报以来之最高纪录”；“这张报纸的言论、编排，尤其他所倡导的‘大报小型化’的作风”，给许许多多的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成舍我曾将“小型报”与“小报”作了严格、科学的区分，从而廓清了“小报与小型报的界说”。这是他有关“小报及小型报”理论的精华。成舍我认为，《立报》是中国现代“小型报”的翘楚，“曾获得伟大成就”。当有人称《立报》为“小报”、称他为“现在上海销行最广的一家蚊子报主人”时，成舍我是非常反感的。他深刻地阐述了小型报和小报的特色、特征及其区别：“让我先行说明‘小型报’与‘小报’的区别，及‘小型报’在新闻事业中的展望。我不仅认为‘小型报’在中国新闻事业中，将有无限前途，即就全世界新闻事业的动向看来，也早已显露了美丽远景。不过我们必须将两个名词弄清楚，即‘小型报’和‘小报’，意义绝不相同。‘小型报’是‘Tabloid’，他的主要原则是要将一切材料，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换一句话说，小型报乃‘大报’的缩影，他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新闻，最好都不超过五百字。举凡一般大报所刊载冗长而又沉闷，特别像我们中国若干又长又臭要人们不知所云的演说，是绝对不容许在小型报内全文照登的。”“‘小型报’重视言论，竞争消息，广用图片。总之，除量的方面以外，质的方面，只有比大型报更优胜，更精美，亦即中国所谓‘以少许胜多许’。他的工作重心，在改写与精编。至于人才的储备、新闻网的布置，绝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较最进步、最完善的‘大报’减色。”“至于‘小报’，通常了解的意义，正即西方所指的‘蚊子报’（Mosquito Paper），不竞争新闻，不重视言论，只以乱造无稽谣言、揭发个人阴私为其首要任务，正如夏夜之蚊，到处嗡嗡，扰人清梦，惹人厌恶。这种报，当然不能与‘小型报’相提并论。不幸在中国，绝大多数读者，却很容易混为一事。他们在习惯上，往往把改写精编的小型报，也喊作小报。”

这一段精彩的论述不仅将小型报与小报作了科学的区分，而且为如何办好一张小型报竖立了一根标杆。六、不断开拓创新，发挥“动”的精神

新闻传播业是“苟日新，日日新”的事业。永不停滞、不断开拓创新是新闻传播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成舍我在谈到当年《立报》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时说：“《立报》获得相当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即《立报》全体同仁，无论担任哪一项工作，大家都以极大限度，发挥‘动’的精神。换一句话说，每一分子，在工作岗位上，皆能认真奋斗，自强不息。整个版面，都是这种‘动’的精神的充分表现。”“报纸要动不要静，也就是说，报纸不仅不能后退，而且不能停滞，唯一去路，只有前进。读者对于一张报纸，我们绝不应使他们任何一天，会起沉闷之感。沉闷是报纸的毒瘤。要读者不沉闷，最好的办法，正如游客观水，在‘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之下，更投进几块巨石，让他波澜壮阔，水花四射，动人心目，否则死水一湾，自将毫无兴趣，望望而去。这一‘动’的原则，在《立报》出版的两年中，可算任何一人，都已尽到最大最好的努力。”七、“手脑并用，德智兼修”的新闻教育理念

1931年7月间，成舍我自欧美考察新闻事业归国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谋划筹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他根据自己的办报实践，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对报业实行科学化的经营管理。同时构想成立“中国新闻公司”，拟设总部于南京，在全国各大城市各办一份日报，以组成一个庞大的、兼具影响力的报业集团。二是他受威廉创办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启发，于1932年在北平石驸马大街甲90号《世界日报》旧址创办“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简称“北平新专”，后迁西长安大街）。成自任校长，副校长吴范寰，校董还有李石曾、李书华等人。

1933年2月间，学校正式开始招生，报名踊跃。据当时报道云：“该校现招职业班新生，原定只取40名，结果报名者达600人，盖以该校不收学费，且可担保异日有事可作也。其招考年龄，限制极严，最高不得过十八岁，竟有两鬓花白，仍称只十八岁而来投考者。至于程度，原只希望初中资格，但竟有高中、大学生亦来投考。……足证其号召力之大矣。”

1933年4月8日，“北平新专”正式成立，并举行开学典礼。成舍我在开学第一天发表了《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的讲话，谈到了他的办学理念及办学模式和构想。他首先提出了“手脑并用、德智兼修”的校训。以后，他多次重申：“说到新闻教育，高深的研究和普通技术的训练，两者都不可偏废。”同时，他还反复强调：“记者最重要的是品德、技能、知识，这三者又以品德为首，品德不好的人，永远不能成为好记者。”

成舍我是我国私营新闻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对新闻教育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计划将“北平新专”分为“初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和“本科班”三个层次。这三种类型的“班”循序渐进。“初级职业班，是打算造成一般新闻事业中的基本社员，就是一个报馆中的最重要也是最神圣的印刷工人。以一半时间实地练习排字、铸字、制版、（操作）机器等工作，以一半的时间讲授中国文、外国文、自然科学大纲、社会学大纲、新闻学等”，“务使在两年里，技术和知识同时并进。毕业后愿意做事的当然可以做事”。若家庭“环境好，不愿即刻做事，还愿意深造的，则可以升入高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是以训练外勤记者、助理编辑，及事务方面、发行广告、会计等职员为目的的。一面有实习工作，一面也有学科讲授。毕业以后，愿意做事的做事，愿再深造的，可以入本科。”“本科的目的，则在造就主笔、总编辑，及事业方面的指（领）导人才。它的课程，则专注意于法律、政治、经济和若干主要的社会科学，其程度，将与一个完全法科大学相当。”“这三班的期限，总共七年。假使一个人，能从初级职业班，进到本科毕业。那么，他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做社长、当主笔，一方面也可以排字、管账。这样，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体力）劳动也都可以合而为一了。”“北平新专”起初只有初级班，到1935年又办高级班，1937年开办本科班。“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学校遂于当年8月10日停办。八、铁骨铮铮，独立报人的典型风范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一个独立、正直的报人，必定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必定独立不倚、铁骨铮铮，秉持应有的高尚的价值取向。他们监督政府、监督权贵，揭露贪腐，坚持批判精神；他们热爱新闻工作，九死不悔，终身以之。这些都是独立报人的职业操守和新闻道德。在这方面，成舍我为当代新闻工作者树立了一个典型。20世纪80年代初，成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引用程沧波的话说：“新闻记者在东方是有骨气有作为的士，‘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东方的士气，代表士风的新闻记者，要明辨是非，扶持正义，为天下国家辟邪说、阻乱源。新闻记者的荣誉，是力抗强暴，拨乱反正。反之，新闻记者的耻辱，莫过于但见现实的利害，对现实的利害屈膝低头，把是非邪正，一脚踢开。”成舍我评价这段话说：“这一段话，真可作每一记者的座右铭。”实际上，这段话也是对成舍我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办报历经磨难艰险，走过了一条漫长的、富于传奇色彩的报人之路。他一生历尽艰险而不馁、百折不挠，一身正气而不屈。他一生中好几次险遭不测，可说是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身正气而不屈，铁骨铮铮，独立不倚，尽显出中国独立报人的本色。他曾在北京《世界日报》复刊词《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中说：“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特别是1926年，因在《世界日报》上揭露军阀，成舍我险些被奉系军阀枪毙。1934年5月，因成舍我办的《民生报》实施舆论监督，揭发汪精卫的部下、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的贪腐行为，遭彭报复，成舍我被抓入牢中。当时有人劝成说，只要低头向汪精卫认个错，则一切问题不难解决，如果“新闻记者和行政院长碰，结果总要头破血流的”。成舍我却执拗地回答说：“我的看法，与你恰恰相反，我相信我和汪碰，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因为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按：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新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北京）：成舍我与民国新闻史”会议上的主题发言。

成舍我新闻学术论著

在伦敦所见——英国报界之新活动

近代报纸之发祥地，首推英国。虽其组织、设备，在某种观点上，或尚有不及新大陆之宏大壮丽。然大部分报纸，体制谨严，持论平允，在相当限度内，尚能维持最低的新闻道德标准。且在政治上，具有特殊势力，此则任何国家，所不能与之颉颃并论者。余来伦敦，关于此间报业之状况，其有系统的介绍，已另撰专文，将揭载于《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兹仅就最近一月间，英国报界之各种新活动，择其关系较重要者，为述数事如次。此种活动，虽发动于报界，然影响所及，实不仅报界本身而已。关心英国政治及世界大势者，亦未尝不可资以参证也。

所谓最近报界之活动，至此函付邮时，计得四事：①英国报界两巨头与最近政潮；②帝国会议与英报界；③伦敦市长在广告大会之演说；④故北岩爵士之铜像落成礼。一、英国报界两巨头与最近政潮

英国报纸，在政治上具有特殊势力，已如前述。吾人固尝熟闻，英国选举之胜负，与其内阁之成败，每操于各重要报纸之手。此虽稍涉夸大，然在事实上，亦未尝不具有若干的可能性。盖任何报纸，无论其主张如何，苟其动机，发于公众福利之点，则必有若干国民，为其后援。在相当限度内，英国国民之意志，适可以支配政治，亦即英国报纸之态度，在相当限度内，乃足使英国政治，资以转移。初不如吾国报纸，其控制之形势，适与此成一反比也。而在英帝国会议开幕后，最近报界两大巨头之活跃，尤足予上述一最好之例证。但在报告彼等活动事实以前，应先将英国报界概况为一简单之说明。

英国报纸，受现代资本主义之涵育，及至近年，已纯然为一资本主义之产物。凡由个人经营者，已逐渐转移于资本的集团。如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即其一例。《泰晤士报》发刊于一千七百八十五年一月一日，由一印刷店主人名韦德（John Walter）者创办，原名《每日纪闻》（Daily Universal Register）。至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始改今名。经继续发展及迭相转移之结果，今已成一大规模股份公司，非如昔日，为一姓一人所专有。《泰晤士报》如此，其余各重要报纸，大抵亦不能外此公例。故今日英国报纸，已形成五个不同的资本集团。换言之，即五个不同的报业系统：①罗赛迈组（Rothermere Group）；②柏利组（Borry Group）；③毕维朴组（Beaverbrook Group）；④每日记事组（Daily Chronicle）；⑤史泰来组（Starn Group）。此五组中，每组均拥有巨额的资本，其所控制之报纸，恒自数种至数十种。其每日销行之总额，恒自百万至千万以上。规模最大者为罗赛迈组，而政治方面，毕维朴组最为活跃。彼等自身为资本家，又受投资新闻事业者之信托，故得领袖—资本的新闻集团，于英国新闻事业，具有特殊伟大不可思议之势力。

罗赛迈氏（Lord Rothermere）为已故北岩爵士（Lord Northcliffe）之弟。一八六八年生，今年六十二岁，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曾入内阁，任航空部长。现任贵族院议员。北岩逝世，大部分新闻事业，由罗承继，如北岩首创之《每日邮报》，今即在罗氏控制之下。在罗氏系统内之报纸，又分为三个组织。计：（1）联合报纸股份有限公司（Association Newspaper, Ltd.），包括《每日邮报》（Daily Mail）、《晚报》（Evening News）、《星期快报》（Sunday Dispatch）、《海外邮报》（Overseas Mail）等，共资本三百三十五万镑。（2）每日镜报股份有限公司（Daily Mirror Newspaper, Ltd.），资本二百万镑。（3）星期画报股份有限公司（Sunday Pictorical，Ltd.），资本二百万镑。

以上共资本七百三十五万镑。以现在汇兑价格计算，约合华币一万万二千五百万元。

至毕维朴氏（Lord Benverbrook），其系统内之报纸及资本，虽数量远逊于罗赛迈氏，然三分之二以上股份，固毕氏个人所有。又所控制之报馆，如《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星期快报》（Sunday Express）、《每夕正报》（Evening Standard），就中《每日快报》，销售之广，几将驾《每日邮报》而夺取伦敦之第一位。毕氏富于政治之兴趣，英国之政治风云，每次几均有此君参与。彼所挟最有力之武器，即其操纵自如之《每日快报》。罗氏与毕氏，私交甚洽，其政治主张，每多依毕氏为从违。故论英国报业者，言资本雄伟，则毕不如罗；言政治权威，则罗不如毕。毕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今年五十一岁，少罗氏十一岁，精神体质，亦较罗为壮健。彼居加拿大凡二十年，现有资产，多彼时经商所得。彼于英国自治殖民地有关之事，最所注意。彼之投身新闻事业，实始于一九一七年《每日快报》之购得。《每日快报》发刊于一千九百年，创办者为已故裴松爵士（Sir C. Auther Pearson），后以失明，改组股份公司，旋脱离关系。大战末期，报馆营业日渐衰退，几将不支，乃由毕氏以一万七千五百镑取得报馆管理权。其时每日销数，尚不足四十万，广告收入，亦甚微薄。经毕氏继续投入巨额之资本，并种种之努力，至一九二〇年，即超过七十万份。今则已在一百五十万份左右，居伦敦日报之第二位（第一位为《每日邮报》）。至《泰晤士报》，则读者仅知识阶级，虽报纸价值在英国为第一，而销路则尚在第五位以下。毕氏尝自述发达经过，其最饶趣味者，厥为一九二〇年，由日销四十万，突增至七十万。惟一原因，仅为一赛马记者，由是年一月一日起，至月杪止，逐日预测每次赛马之结果。此项预测，竟十九与结果吻合。购马票者，以其预测为标准，无不利市十倍。因是一月之间，销数突增二十万。其后则以种种巧妙计划及政治主张，获得读者同情，遂雄飞猛进，以至今日。伦敦报纸，在十年前，其第一页封面，专登广告，今则除《泰晤士报》仍保持其传统的习惯外，大部分报纸，其重要新闻，均刊登第一页。此项排列之改革，实创自《每日快报》。伦敦报界，乃赐此种排列一特别之名词，曰：“商店之窗”（The Shop Window）。盖精美商品，每陈列于临街之玻璃窗，借以吸引顾客也。总之，《每日快报》其营业及编辑方法，一方面受美国报纸之影响，一方面冀与故北岩爵士之《每日邮报》竞争，而其最使人注意者，则尤为毕氏政治之活动。

英国报纸虽比较地能守平允谨严之原则，然事实上每一报纸几均有一政党为背景。即如《泰晤士报》，彼于其报纸之政策，虽有种种如何力求公正之信条，第吾人一加披览，则固无处不有保守主义之色彩。此由于英国人民对政治，大多数均有一定倾向，保守、自由、劳动，非彼即此。读报者，各自择其臭气相投之报。而所谓“中立”、“不党”之报纸，在英国反几至无人问津。社会并不以报纸之盛谈政治为可憎，在总选举或政治上有某重大问题发生时，任何报纸，例须标示其鲜明恳切之见解。初不似吾国报纸，一方面环境压迫，不能为自由之表白；一方面报纸自身亦乐以模棱游移之说，博“中立”、“不党”之美名也。而英国报纸之能有特殊势力，影响于一般政治者，亦即在此。惟英国报纸，如毕氏之特感兴味于政治问题之搏战，则尚不多见。彼自投身新闻事业后，与历届政府，迭有冲突。由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五年，期间最闻著者，如主张取消加拿大肉类入口禁令、土希战争、反对鲁意乔治援助希腊、主张准许爱尔兰独立等，均获得最后之胜利。内阁总理往往于其报纸主张发表后，约与晤谈，或冀其谅解，或共商办法。而取消加拿大肉类入口禁令一事，鲁意乔治且特与协定。一方请其停止报纸之攻击，一方则特由政府组织一委员会调查此事，以结果提交国会公决。毕氏尝自诩符离街（Fleet Street，英国各报馆多在此，略似我国上海之望平街）与唐宁街（Downing Street，英首相住宅所在地）之势力在英国得一均衡者，实彼与故北岩爵士努力所致。此虽迹近夸张，然英国政治当局，不能不重视重要报纸之主张，于此可见一斑矣。

以上所述，于英国报界业概况，及此两大报界巨头——罗赛迈与毕维朴——之事略，已尽其大要。今将进述最近英国政局与此两大巨头之关系。英国自工党执政后，因在下院未占有绝对多数，保守党倒阁运动，时时有实现之可能。然工党政府，至今仍未颠覆，一方由于自由党之维系，一方则保守党内部，意见分歧，鲍尔温渐有不能完全统御之倾向。此种不能统一之原因，即由于罗赛迈与毕维朴对鲍氏反对甚烈。罗、毕原隶保守党，毕与保守党已故前领袖步乃劳交谊极深，鲍氏在保守党得露头角，尚由于毕之推荐。鲍第一次任步乃劳之国会秘书，即毕所推拔，则毕在该党之资历，当非肤泛。在鲍氏迭次执政时期，毕氏对彼，虽多维护，第以政见不同之故，《每日快报》亦时有反鲍之言论。及至今春，毕以某种主张，与鲍氏根本冲突，乃与罗氏，同时退出保守党。毕另组一“帝国十字军”（Empire Crusade），罗则组“帝国统一党”（United Empire）。此两党名称各殊，精神则实趋一致。保守党内，赞助彼等主张者，颇不乏人。鲍尔温之领袖地位，屡形动摇。最近英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开幕，自治殖民地有帝国特惠关税（Imperial Preference）之提议。所谓帝国特惠关税者，即在英帝国范围以内，彼此撤去关税之壁障。盖帝国本部关税，所施于各自治殖民地者，初无异施于其他各国。自治殖民地，欲使帝国本部，提高对其他各国税率 （最大目的，尤在抵制俄国食品之输入），而以特惠税率，予自治殖民地，借以发展自治殖民地之贸易。此种主张，在帝国范围内，为自由贸易；而在世界市场，则不啻为变相之保护政策。精神上，与保守党之传统的保护政策相近，而与工党之自由贸易，则根本不能相容。故此项提议，工党政府颇难接受，而鲍尔温氏，初曾宣言赞助，旋以某种原因，忽另创一“哥达（Qaota）制”，主张帝国范围内，为有限制之自由贸易，将每年由自治殖民地输入帝国本部之货物，定一标准，在此范围内者，适用特惠税率，逾此则仍采普通税率。此种建议，今正在帝国会议讨论中。但毕维朴及罗赛迈则坚决反对，以为自治殖民地之提议，保守党应无条件承受，借此可胁迫工党政府无法反抗。盖保守党态度，若能与殖民地完全一致，则工党政府，外虑殖民地之离贰，内惧倒阁风潮之扩大，自不能不俯首就范也。本月三十日，伦敦之拔丁通区（Paddinton）举行补选，除工党、保守党各推出本党候选人外，毕氏之“帝国十字军”，罗氏之“帝国统一党”，亦参加竞选。其竞选之演说，均以上述帝国自由贸易为中心。四党候选人，原为：

保守党李德（Sir Herbert Lidiard）

工党伊文思女士（Miss Dorothy Evans）“帝国十字军”邰乐将军（Vioe-Admiral E. A. Taylor）“帝国统一党”雷奇生夫人（Miss Nail Stewart-Riohardson）

乃罗赛迈氏于统一党候选公表以后，本月二十一日，忽致函统一党党员，谓彼不愿见同一主张帝国自由贸易者之选举票，自相分裂。故彼对于拔丁通之补选，希望统一党党员，一致赞助“帝国十字军”之候选人邰乐将军云云。罗氏此种表示，即证明彼与毕氏，毫无歧贰，以彼等向来关系，本不足异。唯雷奇生夫人，本由拔丁通党部推出候选者，难受此意外打击，自极愤慨。因在选区演说大会宣言，彼绝不因报阀态度之变更，而放弃其竞选之资格。彼将以个人信誉，博取最后胜利。虽其夫百端慰劝，亦无以阻其奋斗之决心。该区选民，男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八，女三万一千三百五十四。工党之伊文思女士，名望不及雷夫人，雷颇信多数女选民，将予本人以热烈之援助。此超过男性几将一倍之女选民，果能多数如雷所期望，则雷之当选，自不困难。惟据一般推测，事实上恐难如此。但因彼之不肯放弃竞选，“帝国十字军”之邰乐将军，其选票势将一部分为彼所分削。结果或将使保守党坐收渔人之利。连日“帝国十字军”及“帝国统一党”，正向雷疏通，一方毕维朴氏，则几以全力，援助邰乐。毕及罗氏之报纸，无日不长篇巨幅，为邰乐宣传。毕本人曾屡次出席于拔丁通演说大会，阐扬本党帝国自由贸易之主张，而痛斥鲍尔温氏。本月二十日，彼演说有云：帝国自治殖民地首相，向帝国政府特惠税率之提议，此于帝国前途之繁荣，关系甚巨。鲍尔温氏，始本赞成，继复反对，而另提所谓哥达制度。此种制度，必非自治殖民地所愿承受，亦即本党及赞成帝国自由贸易者，所一致反对。即保守党党员，当亦有十分之九，不能同情于鲍氏。假使鲍氏不欲将整个的保守党，长此破碎，则惟一出路，惟有请其即将所谓哥达制之提议，断然取消，无条件的接受自治殖民地各首相之提议。

毕氏演说时，虽有保守党员在场指斥，然结果，在场选民仍通过信任“帝国十字军”候选人邰乐将军案。次日，鲍尔温致函毕氏，对其演说有如下之答辩：余于报端，读君在拔丁通之演讲，余于发展帝国统一的经济之目的，其热烈无异于君。惟保守党今并未握有帝国政治之全权，故不得不有一可使各方满意之计划。余深信哥达制度，一方确可以保护帝国之贸易，一方亦可抵制苏俄空前之大贱卖（Dumping）。假使此种计划，不为自治殖民地所赞同，则尽可另商办法。余敢代表保守党宣言，如保守党握有帝国政治全权，其于自治殖民地各首相之提议，自乐于接受讨论。原今尚非其时，但余深信此种机会，其莅临已甚迫近。余更准备欢迎君之翩然归来也。

但毕氏接函后，并未置答，仅于后此数日，在拔丁通某次演说，声称彼对鲍氏所云“未握帝国政权”，认系一种无诚意之狡辩。政党领袖，当表示坚决政见，请国民批评、认识，不当问此时是否握政。彼在此种形势下，决难与鲍氏合作。希望“帝国十字军”及“帝国统一党”党员坚持奋斗。而拔丁通投票结果，即将为第一步成功之表现云云。至余此函付邮时（二十七日），距投票揭晓尚有四日。毕等能否胜利，固难预测。然此两大报界巨头，忽参加于英国实际政治，挟无数报纸之势力，为其武器。其足予英国固有之政治家以重大烦恼，盖可知也。

余所述英国报界两巨头与最近政潮之关系如此。毕维朴昨晚告人，彼与罗赛迈及其所控制之各报，反对工党政府，反对鲍尔温一部分政策。其动机及目的，均在增进帝国人民之福利。彼等一方面顾虑共产思想之侵入，一方面深恐自治属地之分崩，故彼等主要政纲，在断绝对俄关系，及完成帝国与各属地之密切合作，此外绝无个人私利存在其间。彼等深信工党政府，瞬将崩溃，鲍尔温如不屈服于彼等之主张，则保守党内部，亦必即有剧烈之改革云云。毕等最近行动，伦敦之一般舆论，毁誉参半。吾人专就新闻事业之立场而论，此种思想保守，出身贵族，坐拥巨资之报界巨头，虽彼等自身宣称，其挟报纸以控制政治，均出于公共福利之一念，即使确系事实，然可幸存于保守性质之英国者，而在民治潮流日见发皇之今日，新闻事业，本代表多数国民，如彼等特殊阶级之人物，决不足当领导平民的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之任。余尤不愿未来的新兴中国新闻事业中，将有类此之人物出现。惟余所乐为称道英国新闻事业者，报纸对任何政治问题，均有迅速明确之批评。而政府当局，及各党领袖，亦能虚心考虑，不至以“反动”或“废话”目之。吾人固不欲赞美英国之报界巨头，然此种符离街（报馆）支配唐宁街（政府）之精神，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视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二、帝国会议与英报界

英国报纸，对一九三〇年帝国会议之结束，多表不满。其理由即以此次会议，直可谓毫无成绩，其关系最大急待解决之经济合作问题，亦并未有一切实可行之具体办法。《泰晤士报》及保守党之《晨报》，抨击尤力。当会议正在进行时，英国报界，曾提出关于自身之两问题，请会议注意：一为帝国报界公会，要求在英帝国范围内，所有一切新闻，予各报以尽量传播之最大便利。所谓最大便利，当然含有减低电报费用及取消若干特种限制之意义在内。公会呈文有云，欲求帝国各部间睦谊之增进，则使各地消息，为迅速丰富之传播，实为最要。一为英国广告公会，因各自治殖民地，对于帝国本部之日报杂志，在其境内销行时，其报纸内之广告部分每加以种种限制或课以特种捐税，要求由会议决定，将此种限制，一律取消。帝国会议接受此两种请求后，关于后者竟搁置未加可否，前者亦仅由交通委员会于其报告书中，承认帝国各部间消息，有加速广播之必要而已。帝国会议于整个经济问题之成绩既如彼，于报界请求之漠视复如此，宜为英国报纸所失望。至此，两大问题，今后能否另辟途径，得一圆满之解决，则尚难预卜也。三、伦敦市长在广告大会之演说

英国广告博览大会第三届年会，今年在伦敦符离街每日电（讯）报社举行，余曾往参观。开幕日，伦敦市长华得禄爵士（Sir William Waterlow）曾亲临致词，彼认帝国经济之发展，及失业问题之解决，“广告”关系最为重大。其尊视“广告”为“国家经济政策”之一，颇为一般英国报纸所欢迎。华氏云：广告为发展商业之利器，其地位异常重要。此次广告大会，对于帝国经济伟大之前途，所关甚大，殆可断言。最近数十年间，新闻事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其最有力之支持者，亦在广告。虽近代“广告战争”，足使资本方面，蒙重大之损耗。然成功之工商业家，决不因矜惜此一方面之损耗，而甘使其声誉或销路，坐致低落。盖惟能获“广告战争”之最后胜利，其声誉与销路，乃得与日俱进也。今帝国经济，又一切贸易，正陷极端苦闷之地位。政治家、思想家及全体国民，方劳心苦虑，为商品觅市场，为工人觅工作。在此全国一致努力之进程中，负有历史上世界荣誉先进之英国民族，余不信其聪明之子孙，乃不能觅得一解决目前困难之方法。余更深信，广告大会必将指示一光明途径，俾此种方法，能早日发现。

上项演词，虽为政治家激励听众应有之词令，然其重视广告之价值，实多少超出于一般意义以上。广告家、新闻家、工商业家，对此自能引起相当之兴奋。反观吾国，不但多数政治家从未尝梦想“广告”与“国家经济政策”此二名词间能发生任何联及关系，即一般商人，亦不过认广告为一种点缀。北方商人，且有宁可关门，也不愿登广告者。彼辈视广告，既不足推广销路，甚且因此将自贬其过去多年之声价，以自夷于彼所谓新式滑头商店之列。中西商人“认识”“思想”之不同如此，宜中国商战之日趋败退。然中国之未走入资本国家的途径，或亦幸而有此等思想，为之阻格欤？

今愿借此一述英国广告与其新闻事业之关系。英国报纸在一八五〇年前，其对于广告价值，亦极轻视。重要报纸，多不愿以多量篇幅及显要地位刊载广告。嗣因工商业之发展，及广告税之取消，此种态度逐渐转移。一八五三年，《泰晤士报》平均每日已有广告一千五百则；至一八九〇年，广告战争，突趋激烈。自北岩爵士之《每日邮报》出版，广告收入乃进为报纸唯一之生命。迄至今日，多数主人，其办报目的，已不在政治或其他社会关系，终日勾心斗角、苦思焦虑者，惟在如何增加广告收入。虽广告收入之确数，今尚未有一完全精当之统计，然据伦敦《经济杂志》之推测，彼所假定一伦敦廉价报纸（Cheap Paper，伦敦日报分售价两便士、一便士两大类，如《泰晤士报》等每份售两便士，《每日邮报》等则售一便士。人恒呼售一便士者为廉价报）之收支概算，则一报纸因广告所获之利益，殊有足令人惊诧失色者。兹录其概算表如下。

某廉价报纸收支概算假定此报日印二百十五万份，实销二百万份，平均每日出版二十三面（约五大张半强）其概算如下：收入：报费　一，五五〇，〇〇〇镑广告费　三，〇〇〇，〇〇〇镑以上共　四，五五〇，〇〇〇镑支出：纸费　一，七〇〇，〇〇〇镑火车及运送费　四〇〇，〇〇〇镑印刷部　七〇〇，〇〇〇镑编辑部包括各种稿费电费　二〇〇，〇〇〇镑广告部　一五〇，〇〇〇镑发行部　七五，〇〇〇镑杂用　一七五，〇〇〇镑以上共　三，四〇〇，〇〇〇镑

收支两抵，获利共一百十五万镑。以现在汇兑价格计算，约合华币一千九百五十五万元。

上项概算，虽为一种推测，但据英国多数新闻业者之批评，均谓大致与实际相去不远。就此表以观察英国新闻事业，则报费收入，且不敌纸之消耗。其惟一利源，仅在广告。不特纸之损失，取偿于此，除供给一切开支以外，且能获此巨额之盈余。固无怪报馆主人，惟日夕孳孳求之，惟恐或后也。至编辑部费用，吾人平日震于英国记者，酬报如何丰厚；电报、稿费，如何不惜巨资。今执此表观之，编辑部支出总额，尚不及全部支出十五分之一，仅资本家之唾余而已。假使报馆主人，更能重视报纸与社会文化之关系，此项支出，似尚应不仅止此耳。四、故北岩爵士之铜像落成礼

故北岩爵士自一九二二年环游世界归国，不及数月，即遘疾逝世。彼在新闻事业之成就，虽论者毁誉参半，然近代报纸，实受彼强烈之影响，举世皆然，固不仅英国已也。彼为近四十年来世界新闻事业中之一怪杰，殆可断言。其生平事迹，凡从事新闻事业者，几皆能举其大凡，固无待余之赘述。彼生于一八六五年，十三岁时，即在所受业之学校中主编校刊，十六岁开始为投稿卖文之生活。后此能终身从事于新闻事业，殆多少出于天性之嗜爱。自一八八八年自创《答问报》（Answers），三十年间，所先后购入或自创之报纸，如《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每日邮报》（Daily Mail）、《每日镜报》（Daily Mirror）皆能以最短之时期，收最大之奇迹。即名满世界之《泰晤士报》，亦一度入其掌握。彼在英国报界之势力，实为英国自有报纸以来所未有。今距彼谢世之日，已逾八稔。最近英国新闻界——印刷业者及报纸贩卖业者亦一致参加——追念其在英国报业伟大之贡献，特公同议决，即在报馆集中之伦敦符离街（Fleet Street）为彼建立铜像。英国新闻记者身后建立铜像，且在符离街者，此举似为首创。吾人今由滑铁卢桥过符离街，即可见此风靡一世报界怪杰之遗像，矗立于西圣丹士敦教堂之门外。此地为伦敦报业中心，亦即北岩生时日夕必经之路。而彼毕生精力所萃之事业，如《每日邮报》等，则正环拱其邻右。吾人见其双目凝视，因涉想及其手创之事业，似犹欲精灵守护，惟恐有一萎靡落者。铜像揭幕日，英国新闻人及报界同业，亲往致敬者，不下千人。英国报界公会会长李德（Riddell）所致之开幕词，于北岩生平，固多溢美。第其称引北岩办报之主旨与策略，则颇能深入胜理。李德云：北岩爵士成功之途径，自其努力创造，及永不疲劳的勤勉言，实可为一切成功者模范。彼以其天才，造成近代报纸之革命，其冒险奋斗之精神，已影响及于新闻事业之全体，甚且及于全体国民。彼办报最大主旨，在活泼而有生气。沉闷呆板，彼所最恶。彼无日不欲使读者，有惊心动魄之感。事无巨细，皆不能逃其注意。若遇一最有兴趣之问题，在彼认为重要者，即尽其所能用之方法，必使此问题之揭载，能使读者至十分满意为止。此种超出英国报纸寻常习惯的方法，颇引起无数严酷之批评，实则此为时代进步必然之结果。假使吾人不认轮转机为报纸之戕贼，则此种批评，即无法认为公允。彼之报纸，多少已成一新的英国国民心理，其所贡献于英国国民者，实非浅鲜。至彼在大战时之各种努力，想英国国民，今尚能完全回忆。吾知英国之一切新闻记者，对彼必有深切之感谢，因彼曾特别增进记者在报馆中之经济待遇，并努力提高新闻职业在社会之地位。彼认新闻之采访与传播，为一种高贵的职业，无时不设法欲保障记者之地位与权利。尤其为彼服务者，经其优遇与鼓励，殆无不有身份顿高之感。至其自身，如好学不倦及对于一切问题勇于批评。此种精神，亦应为吾人所敬佩。今此纪念塑像，树立于彼毕生最爱之场所。此不仅为纪念一名人而已，实将借此使我无数之新闻业者，日夕过此，知所激励，更增进新闻事业之努力与价值也。

上项演词，于北岩成功原因，实已尽其大要。北岩生平最受一部分人攻击处，即在将其《每日邮报》之政策，施于《泰晤士报》，如注重兴趣、减低售价等。英国之富于保守思想者，多认北岩此举，不啻欲毁灭英国国家之尊荣。盖彼辈固认《泰晤士报》之持论谨严，行文典雅，售价特昂，大足以代表英国之尊荣也。李德所云，多半指此。平心而论，北岩之“兴趣”、“廉价”政策，诚足以贬损报纸之价值。然二十世纪之报纸，其目的绝非仅止于供给一部分知识阶级。欲求报纸销行于一般平民，自非浅显生动之文字，及最低之售价，不能奏效。所惜者，即此种政策，有时行之过当，且其大部分动机，多半出于资本家获利之一念，而非欲供给一般平民以何种善良之知识。此则吾人所不能为北岩讳也。

英人狄百里（Dibblee）批评北岩之办报政策，谓反对北岩者应一念及，凡欲适合于多数读者之嗜好，即甚难使有限之知识阶级，一致欣赏。此与李德演说，正可互相证明。而近代“高贵报纸”与“通俗报纸”之所以不能并冶一炉，亦于此可见矣。

北岩身后，其一切新闻事业，除《泰晤士报》仍返还原主（即最初创办者John Walter之后裔）外，余均由其弟罗赛迈承继。（罗）虽才具不及北岩，亦尚能笃守旧业。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每日邮报》股东大会，罗氏报告，谓在此世界经济一致衰落，英国商业受影响最烈之时，《每日邮报》独仍能获巨大之利益，实为英国一切企业所罕有云云，博得全体股东一致之欢呼祝贺。余一周前晤该报记者某君，据称最近销路已近二百万，其前途之发展，似犹方兴未艾也。（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记）（原载1930年11月17日、18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三版及1931年1月14日北平《世界日报》第三版）

英法报纸之比较——我所见之巴黎各报

西方之制度文物，“英美”、“大陆”常成一对立之名称，报纸亦然。大陆报纸，以法国为最盛。余于访问伦敦、巴黎两地重要报纸之后，曾与国际报界联合会秘书长华洛（Stephan Valot）研讨其异同，余等所得之结论：（1）英报多已由个人经营，移转于公司组织，规模宏大，资本雄厚。法报则大多数虽具公司之形式，实则仍在个人统治之下，资本及一切规模，亦不如英报远甚。（2）英国工商业发达，广告收入甚丰。法为农业国，且广告竞争，不如英国之热烈，故法报营业利益，远逊于英。在物质方面，此为法报不能与英美报纸抗争之一最重要原因。（3）英报多已成“托拉斯”组织。为营业利益计，在同一“托拉斯”内，往往有此报归并他报之事。如一九一〇年，英伦三岛，共有报二千三百三十一种，至一九二八年，则仅有二千一百五十种。此十八年中，社会上其他事物，大抵皆有数量之增进，独报纸不然，即“彼此归并”之结果。在法国，则此种现象绝少。（4）英报篇幅丰赜，平均每日每报，必在四大张以上。法报则大多数仅日刊一大张半，最多无过两大张半者。（5）英记者薪俸及稿费，较法报为优厚。英记者撰文多不署名，法报则署名者居多数。（6）英报多直接定阅，或商店贩卖。法报则定阅极少，沿街叫卖，颇占发行额之一重要部分。

此虽为英法两国报纸之比较，实亦未尝不可执为“英美”、“大陆”两系报纸之缩影。要而言之，英美商业发达，广告既多，篇幅必增，收入既丰，一切编辑人员之待遇，亦即随以改进。物质方面之差别，皆不过资本主义程度不同之反映而已。然吾人绝不能执此即谓法国报纸，一切均远逊英国。平心而论，法报之物质设备，不如英国，诚如上述。第就其精神方面言，则某种观点上，固尚有突过英报者。而重视文学艺术及科学发明，似尤为大多数法报之特点。至新闻方面，敏捷详速，亦往往不在英报下。如最近我国四中全会，及一部分部长更迭消息，法报恒有较英报早登者，即其一例。法国新闻史上，外勤记者最饶趣味之一页，至今尚脍炙人口，认法国之新闻竞争不让英美者：当法国大文学家左拉（Emile Zola）闭户潜思，从事其惊人之著述时，各报记者，均渴望能与晤谈。顾左氏厌见记者，不论何人，均被谢绝。独一青年外勤记者，一日造左氏寓庐，诡称郭白（Francois Coppee）病危，遣彼来告，请阍者转陈主人。郭白为左氏至友，闻耗，匆遽出见。此记者既谂知为左，乃谢罪，白其来意。左敬其忠于所职，不仅绝无嗔怒，且尽答此记者所欲问之事。及谈话揭布，各报莫不惊诧。而此青年记者之智能与毅力，遂为法国报界所称许。数十年前之法国外勤记者，其较英美已无逊色，及至今日，其他方面，亦大抵可以类推也。

法国报纸，集中巴黎，外省如《里昂进步报》（Progres De Leyon）、《多鲁士快报》（Depedede Toulouse）等，虽亦有相当规模，但读者多限于本埠。求如英国之Manchester Guardian（《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类：一为营业报，二为政治报。前者目的，专在营业，对政治方面，虽亦有相当主张，但时依环境转移，无一定党派关系。至政治报，则每一报几皆有某一政党之背景，或即某一政党之正式机关。彼等以宣传本党政策为目的，与营业报绝然不同。营业报最重要者，就早报言，在巴黎有五大报之称：《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晨报》（Le Matin）《日报》（Le Journal）《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巴黎回声报》（L'Echo De Paris）《小巴黎人报》，最近销路为一百五十万。《晨报》、《日报》，约各自六十万至八十万，余仅四十万左右。政治报，因法国小党林立，故此种报纸数量亦特较他国为多。最著者如《时报》（Le Temps'）、《平民》（Le Populaire'）、《民众》（Le Peuple）等。其最左者，有共产党之《人道》（L'Humanite'），最右者有保皇党之《活动》（L'Action Francaise'），销数皆不如营业报。惟《时报》则以文字优美、印刷精良之故，在法国几有“法国泰晤士”之称。此则政治报中最特出者。兹再合此两类之报纸，就其另一方面之特点加以分析。在巴黎，创刊最早者，为《辩论报》（Journal Des DeBats）；销数最多者，《小巴黎人报》；设备最新者，《无敌报》（L'Intransigeant）；体制谨严，售价特昂，虽销数不广，然足以代表法国一部分之外交政策者，为《时报》。此四报余皆曾分别访问，特略述其内容如下。《小巴黎人报》《小巴黎人报》，创刊于一八七六年，距今已五十五年。最初经营者朱璧伊（F. Dupny'） ，于此报外，尚兼营一画报（Fxcelsior'）。彼死，乃分由其二子主持：毕爱尔（Pi'ere）主“小巴黎人”，卜尔（Paul）主“画报”。卜尔谢世后，“画报”由卜尔夫人继续经营，虽亦有相当销路，然不逮“小巴黎人”远甚。“小巴黎人”在一九〇三年时，与《小日报》曾有空前之竞争。其时，“小巴黎人”曾一度突过二百五十万份，为法国报纸自来所未有。惟各种不合理之竞争，无法持续，未几，即跌至一百二十万左右。据其编辑主任波哀（Pois）告余，现可销一百八十万。报纸封面，尚大书“世界第一”（Le Plus Fort Tirage Des Journaux Du Monde Fntier）字样。实际调查，则仅一百五十万。然在法国固尚不失为销路最多之报纸。此报日刊一大张半，封面刊铜版时事图片甚多，排列生动，易引人注意。全部职员工人约二千，排字部分有女工十二。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工作六小时半。日班工资，每日六十五佛郎，夜班七十佛郎。除有特殊技能外，大部分工人，工资划一，无多少之差。轮转印机共大小十部，最旧最小者，为一九一三年美国造之两部，最大最新者为一九三〇年英国造之一部。此机共六出口，每小时一出口可印报四万份，共可印二十四万份。余参观时，正在装置，定来年元旦，开始使用。此机值法币六百万佛郎，约华币八十五万元。至所用报纸，在法国郎戴尔（Nanterre）有自设纸厂，然亦有时向北欧采购。

余请波氏导观图书馆，彼含笑语余：君自英伦来，已遍观英伦报纸之设备，则此间图书馆，恐不足当君之一顾。实告君，吾报之特点，惟在新闻记载及纸面排列之如何生动优美、引人入胜，至如英伦《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等图书馆之设备，则殊无此需要也。余知其意，乃止。又询以对政治之主张，彼谓此报宗旨，惟在维持各派之均衡。换言之，殆即吾国所谓“中立派”欤？此报，在巴黎有“门房报”（Journal De Concierge）之称，极为知识阶级所鄙弃。但普通社会，吾人所呼为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则几乎人手一编，此所以能销行最广。其在一般社会之势力，殊非任何法国报纸，所能颉颃并争也。《辩论报》

此报在法国，有悠久光荣之历史。其产生时期，适当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勃发之际。创办者鲍多安（Baudouin），旋售于白丹（Bertin）。白在拿破仑统治之下，曾推销此报至三万二千份。此为十八世纪世界报纸，所不易达到之数字，其在当时之声誉与势力，殆可想见。旋以言论为拿氏所不满，多方干涉，凡非政府许可之纪载，概禁刊布，并令其改名《帝国日报》（Journal de L'Empire）。至拿氏失败后，一八一五年始恢复原名，以迄今日。此报在初出版时，惟注重政治、文艺之论战，新闻甚少。余得其主者允许，得尽观其庋藏可贵之旧报，自第一年第一号起，至本年（第一百四十二年）止，均完好无缺。英伦最古之《晨报》（Morning Post），发刊于一七七二年，早于《泰晤士报》十三年。然其一号至十三号，大英博物馆至今尚遍求未获。今得读此法国现存最古之报，庶可补余在英之缺憾，殊一快事。此报历史既久，政治家文学家之出身于此者，不可胜数。其编辑室中，除创办人鲍多安塑像外，尚有一图，聚绘历在此报服务之著名人物。有一椅，据云，已历百年，出身此报之政治家文学家，固尝伏案据此，以抒写其惊人之见解。编辑室陈设极破旧，一大菜台，上敷白布，朱墨狼藉。全部屋宇，幽暗颓败，一种衰落凌乱之象，几不可以言语形容。盖自近代商业化报纸产生以后，此报既困于经济，复以主持者守其传统的“高贵”政策，文字力求古雅，售价较一般报纸多五生丁。内容仍注重于政治、艺术之批评，凡商业化报纸之特质，在此报几全不采取。销路低落，日甚一日。其印刷机，原有两部。当余访问时，则一部已封置不用。下余一部，每小时可出报八千，仅三小时即可印毕。其低落程度，殆可想见。然在政治、文艺方面，固仍有其不磨之价值。特吾人回想其一百四十二年之历史，殊不能无今昔盛衰之感耳。《无敌报》

巴黎报纸，物质方面之设备，以此报为最新式，亦最完好。《无敌报》发刊于一八七九年，距今已五十一年。其新社址，系一九二四年落成，逐年增修，迄余参观时，尚有数处在翻造中。建筑计划，与最近落成之英伦《每日电讯报》颇可拟似。地面共楼六层，一层为发行、广告、会计，二层为总理室及总管理处，三层为编辑部及排字房，四层为直接定报部及游艺室等，五、六两层为职员宿舍，地下为印刷部。

此报置排字房于编辑部之侧，完全毗连。编辑常直接赴排字房接洽，为余在其他报馆所未经见。盖英法报社，其编辑部与排字房大抵皆相隔甚远也。据编辑某君告余，所以如此，完全为节省时间起见。因此两部分应接洽之事甚多，隔离过远，殊感不便。排字房有一电梯，直达地底之机器间，版既排好，即由电梯输往制版付印。自改用此种方法后，出版时间，较前提早不少。近代报纸，时间为最主要之竞争，不意此一小事，亦竟能收此非常之效果也。

直接定报处，其寄报签条，逐日以一种特制之机器排印，既省时间，又便稽考。又各部间稿件传送，概用气压传送机，此在英伦为常见，巴黎各报，则尚少采用者。

机器间有印机八架，皆德国造。此报为一晚刊，每日出版三次：第一次，下午零时三十分，专寄外埠；第二次，二时三十分；第三次，五时三十分，均本埠。在五时三十分前，遇有重要新闻，可随时增入。有汽车三十五部，专为运送报纸至邮局及其他代派处之用。

此报创办者为罗时佛（Rochefort），一九〇八年，为现主人白尔璧（Bailby）购得。白常自撰社论，以资本家而兼为实际之记者，在巴黎似尚不多见也。《时报》《时报》亦一晚刊，创刊于一八六一年。日出一大张半，唯篇幅面积，较一般报纸为大。纸张特好，印刷优美，为巴黎各报所未有。每份售四十生丁，较其他各报售价，几多至二分之一以上。每日有社论，其对外态度，与政府外交方针，几可谓完全一致。外间谓该报记者，在撰一外交问题之论文时，其有重要关系者，多须先征外部之同意。虽未必即系事实，然各国政府，固常以此报论调，测法政府之态度，其地位有时颇似英国之“泰晤士”也。文字典雅，其文艺及出版界批评，极为知识阶级所称许。执笔者多一时闻人。惟销路仅七万左右，普通报摊，以其价昂，多不代售，民间阅者极少。设备甚简，惟图书室尚完好，剪报及参考材料之搜集，亦甚注意。

法国报纸之概况，略如上述。兹又忆及一“特别性质”之报纸，补记于此：《人民之友》（L'ami Du People）为法国香水大王郭帝（Coty）所创办，发刊于一九二八年，每份现仅售十生丁，为法国日报中售价最廉者（巴黎各日报，通常每份售二十五生丁）。在初出版时，巴黎各报异常惶恐，曾同盟抵制，并运动各派报所，不为代售。但郭帝毫不为动，至今仍保持此“廉价政策”。派报所以利益所在，亦不愿长此相持。同业方面，见抵制无效，且事实上，与各报亦并无重大影响，因亦与郭帝成立妥协。郭帝目的，在凭恃此报，以取得未来之政治地位。此种企图，今已有相当效果。惟此报自出版后，每年亏负甚巨，虽销数日增，然非在若干年后，恐不易达收支相抵之境况。所有报馆亏负之款，大抵均取偿于“香水”之盈余。日前巴黎某剧院，扮演巴黎各报（角色），其扮《人民之友》者，闻香水营业大佳即惊喜，谓今年（报）即亏本，亦无虑云云。亦法国报界一趣谈也。

余比较英法两国报纸，深觉吾国今日应取法者，大部分实在法而不在英。因吾国今日之工商业，不但不如英，且并法亦望尘莫及。数年前，余常与上海同业友人谈及，以为今日我国报纸之出路，惟有极力缩减篇幅，低贬售价，提高所谓大幅广告之刊值，极力删削无意义之新闻及一切杂稿——不如此，则吾国报纸，殊无法使其与大多数国民接触。至今全国报纸，无一能超过十五万份以上者，亦即售价太昂，与多数国民有直接关系之新闻太少耳。若法报之短小精悍，以极少之篇幅，而能包罗甚多之材料，又售价低廉，以生活程度比较，则巴黎一般报纸之售价，不过每份值我国铜元一枚，此所以引车卖浆者，胥能人手一篇也。近来内地报纸，尚有为篇幅增多之竞争者，此与我国环境，安能无适相背驰之感耶？（原载1931年1月19日、20日《世界日报》第三版）

就算是我的感想（节录）

当然，一个人无论同什么外界的事物接触，他的内心一定有一种反应，这就是所谓感想也者。在经过了相当的时间、走了若干的水陆行程以后，耳目所触，所谓感想也者，自然不能说“一点没有”，不过这种感想，是否有告诉别人的价值，却很值得考虑。

现在的世界，交通方法日见进步，不但几十年几百年前人未曾梦见，就比几年前也大不相同。在地球绕一个圈子，真极平凡、极容易。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渡过，实在和从下关到浦口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我们若把纽约几十层的大楼和巴黎不可思议的肉感，拿来当做“海客谈瀛”，那真要笑掉了一般朋友的牙齿。我们既生当交通特别发达的今日，就用不着去摭奇述异，做什么几十国的游记，我们又不是头等的阔人，更用不着大张旗鼓，去发表什么归国后的新政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告人？

然而，我们既是人，是有感觉的，世界的事物，虽平淡无奇，有目共睹，但见仁见智，尽可不同。自然的景物和恋爱的故事，古今中外的文人和小说家的描写歌咏，实在已汗牛充栋，然不能因其写得太多，就说这些东西没有再写的价值，他们的外观虽然一样，印到人们的脑筋里，却尽有瞬息万变的可能。根据这种理由，我也就毅然不辞，来答复一般朋友的热心向问，说说我这次游历的感想。

到南京好几天了，现在每天渐能有一两小时可以供我自己支配，我打算遇有空闲就随便写一两段。我的计划，分作政治、经济、教育、新闻事业和杂事五项（前两项，我于本月二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曾说过一部分），虽然拉杂不堪，但我自信还能尽我所知，诚实介绍现在世界的真相，且处处都反映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建设。在某种观点上，固然对西方的文明有相当的崇拜，但绝不敢说西方的东西都值得我们的赞赏模拟。同时我们东方固有的文明，诚然也有相当保存光大的价值，但也绝不敢妄自尊大，说墨子发明飞机，比他们早好几千年，他们的发明，值不得我们的惊异。我的前提，凡一个文明的民族，能生存到现在，固然不能说全善全能，但必须有他特别的长处。我的结论是：最近的将来，只有中国，是世界的天国，世界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尚未发生；只要中国能和平建设，却不走到西方已失败的途径，中国前途的希望，真是不可思议。

闲话少叙，且让我分别说来。一、从政治方面

我归国后，最感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国内战事已告一段落，我们的中华民国，无论事实上统一没统一，名义上总只有一个政府了。在十七年完成北伐以后，“恢复国内的和平”已成为全国一致的祈望，不幸这种祈望，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要达到这种祈望，所以当前冬去春来，我所经营的北平《世界日报》，一度为阎锡山封闭，同时南京《民生报》，不知何故也日在忧疑危惧之中，眼看整个的国家又将分裂，我们的痛心疾首自不待言，不料走到国外，这种内战未已、南北对抗的痛苦，比在国内更感觉深刻。在我一切的旅行途中，如果西方人来和我谈话——除非他是一个特别了解中国而抱有好感的人——开场的几句，大概总可以列成如下的公式：（问）你是日本人吗？（答）不是，我是中国人。（问）中国人……（至此，其神色必不如以前庄重）你们现在有几个政府？仗打得怎么样了？（答）我们从来只有一个政府，你不知道，你们驻中国的公使，只有一个吗？至于国内偶有的军事行动，任何国家也不能说绝对避免，并且这种军事行动，是一个国家由旧变新时必经的途径。他的价值或许比现今英国在印度、美国在尼加拉瓜要高上万倍。我们若拿法国、美国开国时所经过的军事时间比较，中国的现状，也算不了什么稀奇！何况南美中美还几乎天天在那里闹革命，你没有注意吗？

这种辩论的公式，在旅行途中，几乎天天可以适用。有的，他觉得自讨没趣，也就罢了；有的，因为我们的答复太不客气，不免要找些别的话，来继续辩论。有一次，程沧波先生在大西洋舟中和一个美国人如此的辩论之后，美国人忿无可泄，竟在晚间举行跳舞会时，拿出一条中国辫子，来羞辱我们，几乎闹到挥拳相见。但是也有不少的人，经我们解释之后，觉得中国的现状，的确没有什么特别可歧视的理由，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在国际上所受影响如此重大，如果这种现状，一旦消灭，那么，我们安得不惊喜欲狂？

自从南北分裂状况消灭以后，西方人这种态度，居然有相当改变，特别是有若干报纸，从前几乎无日不痛骂中国，近来也相当的说“中国有新的转机”了。关于此点，我去年十二月应谢寿康先生之请，在中国驻比使馆讲演，内有一段说得比较详细。这次讲演的题目是《国际宣传与中国》，现在可写在下面：中国的国际空气，现在确有大大的改善，唯一的原因，就是南北对立的局面业已消灭。欧美报纸大半是在保守思想者和资本家手中，他们对于中国新兴的民族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的，如伦敦《泰晤士报》、《晨报》，纽约《泰晤士报》，巴黎《晨报》，他们都是以反对中国为其对外政策之一。因为新兴的中国民族运动，与他们在华的特殊利益冲突，他们只盼望这种运动失败，所以凡是不利于这种运动的事情，他们总是扩大宣传。我曾将这几种报纸的中国消息剪下来，分类统计，描写中国内战的，约十分之五六，农荒、共产党、土匪、教士被掳，约十之三四，至于教育、文化或建设一方面的消息，居极少数，几乎等于零。伦敦的《泰晤士报》，几乎每一星期，均有一篇描写中国内战和土匪、农荒的长篇通讯。福建女教士被害一事，他把卢兴邦写得像水浒传的宋江、彭公案的黄天霸。我们读了这几篇通讯，真会感想到现在的中国，还在那里过打家劫舍、替天行道的生活。当我和程沧波先生在伦敦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质问那些报馆的记者，为什么专欢喜刊载这种不利于中国的消息。他们的答复很简单：“中国现在只有内战、土匪、共产党、农荒，我们实在没有别的消息可以登载。”我们听了这话，固然万分痛愤，但事实上，也无法多与争辩。及至汪精卫先生离开北平，阎、冯两先生赞同和平，将军队撤回西北，蒋先生先后通电，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及定期制宪，这总算中国的好消息了，不料除却“张学良军队入北平”的消息，各报都已刊载外，其余一直到我们读了中国寄来的报纸（上面有原文电报）后，英伦各报，还一字未曾提及。因此去质问上次讥讽我们的记者：“你们说中国没有重要的好消息可以登载，请问一个现任的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他发出电报，主张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大赦政治犯，这种消息，在一个没有偏见的报馆去评判，是否算是中国的一个重要消息？你们为什么不肯登载？”他们只好说“我们没有接着驻华记者的电告，并不是我们不登载”，那么，我们只好用滑稽的语调调侃他：“假使我们报馆的驻英记者，只天天将你们的失业、贫困、窃盗、奸杀、大雾等消息打回中国，却把你们印度会议和帝国会议闭幕，讲如何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的消息漏去，那么这种记者，我们一定要与以免职的。”他们对中国新兴的民族运动，根本上不怀好意，固如此类。然而偏见总不能永远掩没事实，内战终、张学良入京和其他各报比较乐观的消息，欧美报纸后来也不能不继续为我们牺牲相当的篇幅，去一一刊载。好几家报纸还做了社论，伦敦《泰晤士报》并有一篇为《中国的转机》。他们态度的转变，固然不是对中国新兴的民族运动，就从此要改采取赞助的方针。他们所以如此，第一，看见中国的民族运动，无法压制和破坏；第二，英美失业问题的严重，主要的原因是生产过剩，在世界上找不着市场。他们既不能破坏中国的民族运动，倒不如见风转舵，买中国人的好感，来发展远东的市场。这些报纸对内的方针，虽然和现在的政府不一定是一致，至于对外，却十九是没有两歧的——尤其是经济的侵略。我们最近一二月来，不但看见了各国报纸态度的转变，及各国政府对我国的态度也有若干的进步。这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态度的好坏，完全是发动于他们自己的利害关系，原用不着大惊小怪。不过因此我们可得一个结论：最有效力的国际宣传，就是自己努力，努力的方法，第一在消弭内战，完成统一。

以上是我在驻比中国使馆讲演的一段。可见恢复国内的和平、确立国家的统一，不仅在国内万分重要，对于国际间的关系也是刻不容缓。我们在国内，虽然还可以看见许多自己替自己鼓吹的消息在报上刊载，说我们外交如何有把握，国际空气如何良好，但一出国就可感觉到，如果我们实际上不能把国家弄好，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不能和现在所谓的“一等国”颉颃并论，就连印度的地位也还不如，因为印度这几年再接再厉的奋斗，实在引起了世界上无限的钦佩和同情，一个印度人和一个中国人立在一起，在西方人看来，总觉得印度人的身份还比中国人高，那么我们所遭受世界人的轻视，已经到何种程度，还不当痛哭流涕吗？（本篇系作者从欧美考察报业归国后所作讲演，发表于1931年3月16、19、20、21、22、23、30日，4月1、3、4、5、6、7、8、12、13、18、20日《世界日报》。这里节录刊于3月16日的“楔子”及“从政治方面”）

中国报纸之将来

今天为贵校新闻学系举行第二次新闻周的第二天。此次新闻周，贵校延请了许多报界先进来此讲演。承诸位不弃，亦得追随各先进，参加盛会，得一谈话机会，惟学识浅薄，滥竽充数，一方面固很荣幸，一方面却实在非常惭愧。

讲演的题目，是《中国报纸之将来》。这个题目的范围太大，恐怕不能有什么贡献可以使诸位满意。前几天贵系黄（宪昭）主任，托管翼贤先生来问我，预备讲些什么。我当时踌躇了好久。我说：一时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好的题目。管先生说，讲演定题目和厨子报菜一样，因为别位厨子的拿手好菜，都已经预先报过了，你当然也不能例外。我想专门好菜，红烧鱼翅、清蒸肥鸭，都已经被许多报界先进报过了。我呢，学无专长，就报一样大杂烩吧！“大而无当”，“杂而不精”，我这个《中国报纸之将来》，或许正合了那两句古话。现在菜就要端上桌子，手艺低劣的厨子，当然难免食客们褒贬。好在鱼翅、肥鸭，诸位已吃得很饱，大杂烩就算不中吃，也不会让各位饿了肚子回家的。“中国报纸之将来”，“将来”这两个字，意义极为广泛。究竟我所指的“将来”，是从何时算起，何时为止？因为从眼前起，到世界毁灭，都是将来。如果漫无边际，那么，这个将来，真是大海茫茫，何处是岸。我当然没有那样神机妙算，可以预想到如此遥远。所以在未入本题以先，我应该下一个界说，就是我所指的将来，仅仅是最近的将来，从现在起，大约最多不过三五十年，这不是一种凭空的玄想，也不是电影院演的五十年后的世界。我所说的中国报纸之将来，在最近三五十年内，一定有实现的可能。

因为近代科学界猛烈的进步，无论哪种事业，都没有不受科学影响的。就报纸说，一百年前，不仅中国，即在报纸最发达的英国，大家知道，驰名世界的《泰晤士报》，一七八五创刊，到了一八三四，经过了五十年坚苦卓绝的奋斗，他的销数，还不过一万份。我在大英博物馆所看见最初的《泰晤士报》，只是一张四开大小，和现在北平的各种晚报的篇幅一样，印刷异常模糊。所有消息，如巴黎、罗马等处通信，都是经过了十天二十天，才能到达。若拿现在的《泰晤士报》比较，真是天上地下，无从譬拟。假使今天，我们中国的北平，发生一件特别惊人的事件，譬如说，燕京大学的上空，落下了一个星球，这个星球，起初是一块石头，后来马上变成了黄金。那么，这条奇怪的消息不但明天《泰晤士报》以及所有的伦敦各报，都会有详细记载，如果北平有电传写真的设备，还可马上连燕京大学的校舍和落下来星球的照片一块儿同时发出。至于他们的销路，大家都知道，《每日邮报》已经突破世界上日报的纪录，每日发行到二百万份。为什么百年前的报纸，那样衰败？现今的报纸，却如此发达？这个答案极简单，就是由于科学进步的结果。有了轮转机，从前一小时印报不到一千份，现在用许多机器合并起来，一小时可以印好几百万。从前一条从巴黎到伦敦的消息，需要好几十天，有了电报，就是比巴黎、伦敦，距离更加几十百倍的地方，也没有需到一天的。从前没有火车、轮船，更没有飞机，报纸发行异常困难，现在这种困难自然也一律消灭了。这就是科学发达影响报纸的实例。欧美如此，中国科学发达的速度，虽远不及欧美，然此种倾向，实在也异常明显。以前五十年或一百年欧美报纸的演进如此，则今后三十年或五十年中国报纸的演进，亦何尝不可同样类推。

中国报纸的发达途径，虽似乎很迟，或者还有人说，中国报纸，近来简直没有什么进步可言。但以我的经验，却极觉到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报纸，确已有很大的进步。我从做中学生时，就同时做新闻记者，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即就此二十年而论，我们若把他今昔情况略加比较，即可知那些批评中国报纸没有进步的，实非确论。民国初年的报纸，即如号称报纸最发达的上海，那时的销数占第一位的报馆，也最多不过销两三万，现在则最多已有到十四五万份一天的了。那时报纸的新闻，异常陈腐，尤以本埠新闻最腐败。一切消息，均凭所谓跑马路的访员，拉杂撰写，用复写纸，一字不改，分投数报。现在则本埠新闻，竞争最烈，每一报馆辄有外勤十余人，一事发生，立时出动。再就北平说，民国七年，我在一家当时在北平销数最多的报馆当总编辑。名义上是总编辑，实际上那个“总”字的意义，却应该另有一解释，就是从做社论以至校对，几乎总共仅我一个人。那时通信社还极少，更谈不到本报专有的外勤。一大张紧要新闻，他的构成，三分之一是剪外埠报，上海报尤为主要的命脉。假使有一天上海报脱了班，到车站上取报的信差空手而归，那么，这个恐慌，一定比上车站没有接着热恋的情人，还要厉害百倍。三分之一是命令和一切等因奉此的官文书。还有三分之一，才勉强可以算是真正的新闻。这种新闻，大部分由两位“秀才不出门”的专家包办。他们每天各送来上十条蝇头恭楷的所谓访稿。他们的文字和内容，简直可以列成两种公式：一种是今日上午几点几十分，公府接到某地督军某某万急密电一件，全文共几百几十几字，但内容关防极密，无从探悉；另一种是今日下午几点几分，国务总理某某入府觐见总统，当即屏退左右，谈至几点几分，始行辞出，但内容因关系重大，无从探悉。这两种公式，无论天崩地塌，几乎都不会使其变动。他们对于电报字数的多少，收发时刻，入府人名，谒见时间，都很准确，然而没有内容，有时即有一两句，不是模糊影响，就是迹近捏造。后来我仔细一打听，才知道这两位专家新闻的秘密来源。因为一位，他的父亲在总统府当号房，什么人来见总统，他在挂号时，大概总都可知道，所以总理入府这个消息，当然不会漏却。至于内容，自非号房所能知。另一位，他的兄弟在公府电报处收发室办事。外来电报，照例由他摘号登记，所以收电时间和字数多少，可以详记无遗。但电报内容，自然也无法探听。但就是这样不成新闻的新闻，在当时，却已是我们报馆所以在北平销数最多的最大原因之一。报馆主人，对他们两位异常尊重。因为他们是我们报馆特别消息的唯一来源。至于专电，在那时当然是绝无，即使仅有，亦大半出自本店自造。民国七年时北平的领袖报，大概如此。现在呢？北平各报的印刷、编辑、新闻来源以及一切的一切，几乎没有一样不是比民国七年时特别进步。单就电报一项而论，一个著名报纸的紧要新闻，平均计算，二分之一大约都是专电，字数约由（有）三五千字，最多到一万字，这是从前所梦想不到的。这是由于一切交通器具，和其他物质上比从前进步的缘故。换言之，就是科学进步的结果。中国报纸的进步，虽然比欧美还算很迟，然而中国报纸，几十年来，究竟总是向前进，不是向后退。那么，我们可以推想，以后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的中国报纸，当然也只有更前进而不会更后退的。因为科学的经验告诉了我们，世界上的科学，只有一天比一天进步，他的进步，可以改变人类社会所有的一切。那么，我们中国的报纸，就要故步自封，事实上也绝不可能！

自从有了蒸汽和电的发明，才有产业革命。一切人类生活，亦都为之改变。十九世纪，简直可以说是蒸汽和电的世纪。现在的世纪，飞机、无线电又将改变人类一切的生活，那么，二十世纪，我们简直可叫他做飞机与无线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报纸受飞机和无线电的影响，当然还是最大。全世界的报纸如此，中国报纸，当然也不能除外。

今后三五十年内中国的报纸，将怎样演进呢？固然，一部分有中国特殊的背景，实际上，大部分与世界报纸的将来一样，自然不会有相反的倾向。依我的见解，中国报纸的将来，受了新时代的影响，他的变化一定有三个重大问题发生：

第一，怎样去控制一个报馆？报馆的主权，将为谁有？报纸商业化，是否尚有存在的可能？

第二，如何去确定一个报馆的言论方针？如何去采集国内外一切重要的新闻？

第三，如何可以使一个报纸，用最速的方法，在最短期间，分配于全国读众？

换一句话说，就是最近三五十年内，中国报纸的组织、编辑采访、发行，都将有极大的革命。由此与世界报纸，同时演进，则将来必更有一“世界大同”的报纸产生。现在且分别说明。

前面列举未来的三大变化，按着次序，先讲第一个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他的特质，就是中国将来的报纸，是照着欧美“报纸商业化”旧的途径，紧紧跟着一步一步的走去，还是在旧的途径以外，另辟生路？假若我们对这个根本问题，不能认识清楚，则无论中国报纸将来能发达到怎样地步，对于未来世界的人类福利，也不会发生丝毫关系的。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报纸也同样地受了蒸汽机和电气的影响。报纸商业化，就一天一天扩大起来，从前那班文人，想以个人力量去办报的，近百年来，在欧美几乎是绝不可能。中国现在，虽还有些文人用极少资本，凭个人文章和资望，去自行创办报纸，然而这种报纸的成功希望，一天会比一天减少。在最近的将来就会要和欧美一样，绝不可能了。我们看上海新兴报纸之不能产生，就是一个极显著的证明。这就因为现代的报纸，既然纯粹商业化，他需要最新式的生产工具，就不能不需要最多的资本。一个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能和那班坐拥巨金的资本家竞争？没有法子，只好拱手让人。所以在现今资本制度和“报纸商业化”的口号下，“报”只是资本家的专利品，别人是无从染指的！

报纸不能不需要资本，由各种观点看来，也不能不相当的商业化，不过，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根本动摇。科学更进步，机器更发达，而一切社会制度，却不能不有新的改变。则此后的报馆组织纵然需要资本，纵然要商业化，他的意义，也一定和现在的“资本化”与“商业化”不同。

中国报馆的组织，就目前说，当然和一般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组织无任何差别，也就是和欧美一般报馆的组织相同。报馆的主权和政策，不但一般读者无从过问，即所有职员，除有巨额投资者外，亦一律只有仰承主人的意旨，不敢轻有违反。目前中国的新闻事业，虽然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英国的罗赛梅（Rothermere）、毕维朴（Beaverorook）、美国的好华特（Howard）、赫思特（Hearst）那班新闻大王的地位，却是资本主义的趋势，很有向这方面走近的可能。我前面说过，因为在资本制度之下，一切生产工具握在资本家手中，报纸是需要生产工具的，没有雄厚的资本就不能得着最精利的工具。资本薄弱，不但创办新报不能成功，即维持已有的报，结果亦必归于失败，或被大资本者吞并而后已。这是资本制度下必然的结果。欧美已然，中国的报纸，若果资本化、商业化起来，当然也不能例外。假使左右全国的舆论机关，都操纵在少数贪狠自私的资产阶级手中，此中危险，如何重大，当然不言可喻。欧美的新闻大王，他们只知道自己如何投机发财，对于社会公众的福利，几乎是毫未想到，照这样继续推演，直到现在，“新闻商业化”所以就成了世界上各种最严重问题之一。去年，我由欧洲到美国，在密苏里大学校长威廉博士招待席次，曾便中将这个问题提出，叩询威廉博士的意见。他经过很深切的考量，答复我说：唯一希望，还在一般读报者的知识和道德能较现在增进，对于报纸的价值，能有明确的认识。那些只知牟利的报纸，不但不能迎合一般社会的心理，反将为一般社会所厌弃。如此，则彼辈伎俩已穷，报纸风格，自可一变云云。威廉博士这一番话，在现代制度下，当然是无可奈何的唯一希望。然而一般人们的知识和道德，究竟何时才能达到我们理想上的标准？我们一方面要促进中国报纸的发达，一方面又要努力阻止中国报纸和欧美资本化商业化的报纸走入同样的运命。我们就不能不从静待读者知识和道德增进的唯一希望以外，来另找一个新的希望。“新闻大王”的产生和现今所谓“报纸商业化”，这都是整个的经济制度问题，整个的经济制度不变更，“新闻大王”和所谓“商业化”的弊害，是无法矫正的。资本主义的运命，现已逐渐受着新时代的摧毁，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国，究竟能延长到什么时候？假使中国有革故鼎新的机会，我想，将来报纸的趋势，在组织方面，定不外两种方式。一种是报纸国有，一切报纸都由国家来经营或指导，不许任何私人，握有如此伟大的舆论威权。另一种是虽许可私人经营，但其资本，惟以在报馆任有工作者为限，自社长以至工人，均为主权者，均有分担报馆责任、分享报馆利益之权，非工作人员不得坐分红利，换言之，即不劳而获之大资本家，概在屏除之列。而关于报馆主张及言论，应另有一监督机关，所有报馆对政治、社会的批评，概应受此机关指导。总编辑之进退，亦应由此机关决定。此机关之人选，应由社会民众团体推选。而每一报之读者，亦得有权推代表参加每一报馆之此种机关。如此，则个人操纵舆论，或违背公众福利的弊害，自可铲除。在中国最近的将来，似乎第二种方式，比较第一种容易实现。因为这种办法，虽然不能容许新闻大王的存在，然尚可容许私人报纸的经营。而资本与言论分开，使报纸与社会合一。如此，则报纸的营业方面，尽可商业化，报纸的言论，却并不因商业化而损害社会福利。此不但可以矫正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报纸的恶弊，而较报纸国有的办法，亦实平妥易行。英国工党机关报Daily Herald，现在很想向这方面做去，中国未来三五十年的报纸，如果能像这样，那么，虽然还是需要资本，营业方面，也还是尽可商业化，然而欧美报纸已有的害处，总算可以避免。我们也不必顾虑到，报纸愈发达，社会的罪恶愈增多了。

现在我可以将第一个问题归纳起来，得到以下的结论：未来的中国报纸，他应该受民众和读者的控制；他的主权，应该为全体工作人员，无论知识劳动或筋肉劳动者所共有；他在营业方面虽然还可以商业化，但在编辑方面，却应该绝对独立，不受“商业化”任何丝毫的影响。

讲到第二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报纸，今后将怎样去确定他的言论方针和用怎样敏捷精确的方法去采集并选刊国内外重要新闻。这完全属于报纸内容上的问题，也就是报纸编辑方面两个主要的事件。关于言论方针，现在中国的报纸，一部分是有背景的机关报，一部分依着报馆主人的喜怒为转移。除却极少数，他们在良心上或顾虑到销路的关系上，不能不对于社会公共福利有所考量外，其余多半是只图本身的利益，社会公共福利，他们是丝毫不管的。这本是资本制度下，报纸“资本化”、“商业化”共通的现象。我在前面第一个问题内，既然说到资本制度下的报馆组织，必将有重大改革。一个报馆的主张，要受民众的控制，由特殊的机关来指导他，那么，其言论方针，自然不会和公共福利，即民众利益相违反。那些昧着良心，专给私人鼓吹圣德的机关报，或只图迎合社会上低级病态的心理来诲淫诲盗的所谓营业报，在未来的中国报纸中，当然无再行容许他们存在的可能。

编辑方面监督机关的组织，是救济现在报纸“资本化”、“商业化”唯一有效的方法，替未来的报纸开阔了一条新的光明之路。这种监督机关，和军阀政府假借所谓出版法或什么戒严条例，实际上就是拥护军阀本身利益来压迫一切报纸，绝不相同。他是完全属于民众方面的，用拥护民众的利益，来代替拥护个人的利益。因为报纸既然标榜着“代表舆论”、“民众喉舌”等最漂亮的口号，而事实上却只是报馆主人的舆论、报馆主人的喉舌，这是多么不通！多么矛盾！“挂羊头，卖狗肉”，虽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但我们要改革中国的新闻事业，要站在民众的立场，这种欺骗民众的报纸，我们是不能不及早觉悟，来主张整个的革命。那么，由“民众”、“读者”来组织监督报馆言论的机关，当然绝对必要。“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句话，在从前，固然仅是想表现他的独立和自由，然实际上，却只利用了这句成话，来掩饰新闻记者的骄傲、狂妄和自私。在未来的新时代，无论有冕无冕，“王”这一样东西，是根本不能存在的。所以“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一句话，在未来的新闻事业中，当然无再称引的余地。老实说，就是应该打倒。未来的新闻事业，新闻记者，只是在“民众”、“读者”监督指导下的一个忠实服务者，他不能再以自己或他的主人的个人爱憎，来强奸民众的意思。并且，这种以个人爱憎强奸民意的办法，即在“资本化”、“商业化”的旧时代也已渐感失败。比如一九二九年英国的总选举，属于保守党或倾向保守党的报纸，当时都极力反对工党，那时工党机关报Daily Herald销数不过三十万，与敌方的报纸比较，总在一比十以下。然而选举结果是工党胜利。从前，英国所视为报纸乃操纵选举之最有力者，经此试验，已知其不然。我们对于威廉博士所说，希望通过读者道德知识的增进来改革报纸资本商业化的弊害，固觉得近于“河清难俟”，然而，资本制度下的报纸，如果始终还抱着自私自利、欺骗民众的方针，那么，暂时纵能挣扎苟存，终久亦必为新时代所摧毁。我们因此，更可证明未来报纸的言论方针，确有向民众公开、受民众控制的必要。我所建议民众监督报纸言论方针的办法，在未来的中国报纸，实有必然的趋势和实现的可能。

以上讲的第二项问题中，谈到报馆言论方针的变化，现在再讲到报纸新闻的采集与选择。中国报纸，在过去数十年间，作为传递新闻的工具，是如何缺乏、窳劣。即至十四五年前，如我前面所说，北平报纸所载消息，大部都是抄袭沪报、官厅文告、电报目录和一些变相的宫门抄。到最近几年，无线电发达到了中国，各处短波电台和广播无线电台，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报纸上的电讯才突然增多，即就北平报纸而论，上海、南京、广州的重要事件，差不多当天的北平报，都可接到报告，几万字的外交上的重要条约，都用电报拍发，极迅速地在报上全文刊登。这不但是几十年前北平的报纸所不曾想到的，就是六七年前也绝没有进步到现在的境况。这当然由于交通工具比从前进步而增多的结果。可见科学、机器的发展，对于新闻事业，有如何重大影响。我曾经提议，二十世纪，可以称他是一个飞机与无线电世纪。无线电所以影响到中国报纸的，已如前述。飞机呢，没有飞机以前，我们若要从甘肃兰州，寄一封通信到北平，起码总要十多天，现在北平到兰州的航空就要完成，那么，昨天兰州的通信，今晚就可收到，明天北平报上即可登出。在仅有有线电报的时候，我们中国的电报局，是如何腐败，他们对于一封新闻电报的递送，即由南京到北平，也往往隔天才到。自从有了无线电，起初由建设委员会主管，因为比有线电特别迅速，原来交通部主管的有线电报局，才大起恐慌，对于机器和一切事务，才想到必须改良。现在无线电虽然也并归交通部主管了，有线电局没有竞争的恐慌，然有线电报，得了无线电的补充，收发电讯，就不至像从前那样拥挤。由南京到北平的新闻电，如果不是被所谓军事机关检查延搁，大约总很少当天不到的了。如果中国的航空，更能一天比一天发达，电报的传送，如果不能比现在更迅速，那么，飞机的效用，或许要代替了电报。一九一九年，英国的北岩爵士（Northcliff）为提倡飞行，曾由《每日邮报》悬赏十万镑，给与横渡大西洋成功的飞行家。当阿可克（Sir John Alcock）飞行成功，领取奖金时，北岩在他给阿氏的一封慰劳书中说：“飞机的发明，简直给未来报纸，开辟了新的生命，假使那些专利的电报公司，不去赶快设法改良他们对于公众的服务，那么，我们今后是可以不去再求他们了。”我们贵国的电报事业，是由政府独占，我们也愿意用这同样的语句去警告他们。飞机和无线电，在中国继续的发达下去，中国未来的报纸，对于消息的传达，无疑的，自然也会比现在更迅速而详确。

无线电、飞机继续的进步、普遍，同时，电传写真，也当然包括在无线电范围以内。我想，未来的报纸，外勤记者出动，一定每人可以携带一具无线电机，随时随地都可拍发，就和现在带照相机一样的方便。运动大会的一切照片，可以将电传写真的器具装在汽车上，向报馆立时放送。每一报馆的采访部，从前专备汽车，到那时或许要用飞机来作大部分的代替品。像这样采集新闻的设备，在欧美，大约十年左右就可做到；在中国，三五十年内，也一定会有同样的事实。

至于报馆选择新闻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读者对于一切新闻趣味的倾向。据我的意见，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的报纸，对于政治消息和社会上盗劫及变态恋爱，太注意了。这种新闻，在将来，一定要渐渐退落到极不重要的地位。因为将来的人们，他的兴趣，一定会向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科学的兴趣，科学上一个新的发明或发现，必能占将来报纸最要最多的篇幅；另一方面是艺术的兴趣，人们要求精神上的慰藉，对于艺术一定会有特别的爱好。至于人们对政治、盗劫、恋爱等事件，决不会再像现在那样津津乐道。我记得十几年前，上海盗劫、绑票，不如现在流行，那时，一条强盗、绑票消息，总是看得很重要，登在本埠新闻第一条。及到如今，大家都司空见惯，除却极特别的案情外，总登在新闻末尾，有时来一个“盗案汇志”，用极小字排印。固然，未来的三五十年，不见得还会像现在那样盗贼载途、人欲横行，假使还有，经过了这几十年的经验，也不至于认为有特别新奇可喜的价值。所以我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结论是：

中国未来的报纸，他的言论，既然要受民众的监督，那么，他的言论方针，自然会专以民众利益为前提。至新闻资源，随着科学的进步，采集方面，当日趋敏捷。而报馆对于新闻的选择，科学消息与艺术消息，一定将要占据未来报纸中极重要的地位。现在报纸所注意的政治斗争、强盗、恋爱，都要渐渐不为读者所重视了。

报馆的组织、编辑、采访，在最近三五十年，对他前途的展望，都已经预测过了。现在，讲到最后的一项，就是关于报纸的发行问题：将来中国的报纸，应该用怎样极敏捷的方法，将每日的报分配于全国各地，使内地或较僻偏地方，都有同时阅读本国重要都会最著名报纸的机会。不过，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下，我们先应该注意到中国报纸的篇幅和价目，因为这两件事，于报纸的普遍，是有极大关系的。假使这两件事，不能有极合理的改正，发行的工具，纵极精利，也不足使中国报纸的销数，能够与欧美日销几百万的报纸达到同等的地位。

第一，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报纸的篇幅，尤其是上海的报纸，是如何不经济，不与报纸的环境相适合。就目前说，中国既没有自设的造纸厂，所有纸张，都是由外国购入，取价既高。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广告很少，来的广告都不能付较高价钱。在这样环境之下，怎样可以像英美一样，刊行极多的篇幅？世界的报纸，就篇幅多少来分析，也本可勉强用“英美派”、“大陆派”两个名目来代表他们的差别。英美报纸，篇幅最多。英国如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晨报》（Morning Post）、《每日电闻》（Daliy Telegraph），他们大抵每天要刊行到三十二面，即八大张。美国如《纽约泰晤士》（The New York Times）（按：即《纽约时报》）则又加倍，其星期增刊，更多至二三百页，煌煌巨装，等于一本专门书籍。英美报纸，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由于工商业发达，广告多而价昂，国内纸厂林立，纸价便宜；另一方面，则由于传统的读报习惯。而大陆报纸，如法，如德，他们虽然并不是工商业不发达，也不是没有纸厂，然而在习惯上，他们的报纸通常总不过两三张，德国则大部分为更小型的四开纸，和我们北平的一般晚报大小相似。日本报纸通常亦仅两大张。在这两种不同的派别中，中国的报纸，不幸竟走入了英美的一派。前几年，上海申新两报，有日出至七八大张者。以报价与纸价比，每售报一份，当赔本到大洋一分左右，即以所收入之广告费，与所需之纸张比，亦所获甚微。故上海报纸，虽年有盈余，然此种盈余，实际上只是从极力减低同仁的俸给、新闻费及一切事业费而来。一个在上海著名报馆服务的编辑，通常不过五六十元。假使篇幅缩减，以所省下的钱，来作其他方面的扩充，上海报纸的地位，一定会比现在增高。以前因销报愈多，亏本愈大，故办报者不求多销，往往外埠分馆，因读者增加，请求多寄，而报馆拒绝，这实在是新闻事业中最奇特的现象。上海报所以不能有广大销路，此为最主要原因之一。前几年，我在上海曾将缩减篇幅的利益和必要，同许多报界朋友谈过，当初都不敢首先实行，恐怕损折了大报名誉，违背了读报者的习惯。后来因为种种事实上的要求，尤其如最近沪战期内，没有法子，只好将篇幅缩减。在沪战未发生前，上海报的篇幅，较从前平均已缩减三分之一。平津各报，篇幅向较上海为少，近更因纸价昂贵及广告疲弱，均有缩减篇幅的倾向。依我推测，最近的将来，中国报纸，渐渐会要转变为同大陆派报纸一样：篇幅平均，为两大张，或四小张；字粒减小，广告价目提高，一切新闻均用极经济的缩编方法。如此，纸价可以减轻，多销不致多亏，而报馆亦得移其经费，增高同仁待遇，并为一切事业及新闻方面的扩张。较之现在的报纸，每天几个铜子一份的报费收进来，结果，是整批洋钱买纸，给日本人或西洋人送过去。其余一切，都是减之又减，削无可削。报馆的支出中，纸费几乎要占全部经费的二分之一，报馆简直成了日本人或西洋人的进贡者。我们若涉想及此，将感到如何的惨痛和不安。

说到此处，或者有人要问：现在中国的报纸，广告不发达，纸价太贵，都是一时的现象，你既然说的是“中国报纸之将来”，则将来的三五十年中，难道中国还会像现今这样的产业落后？如其不然，则现在报纸的篇幅，将来似乎并不一定要缩减。这种疑问，当然很有道理。不过，我所说的缩减篇幅，在目前，固然如前面所述的几种原因。最近的将来，缩减篇幅，一方面固为解除那些广告价低、纸张价高的困难，但最重大、最根本的意义还不在此。因为除却这些原因，如广告不发达、纸价太贵以外，科学越发达人类越进化，“时间”在未来的世界，是比现在更要宝贵到几千百倍。那时的人们，读报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时间支配中，一定还要比现在特别的减少。现在的一份英国《泰晤士报》，若是从头至尾，完全读过，恐怕至少需要五六个小时。就是我们中国的申新两报，甚至如篇幅较少的平津各报，如果要全部读完，也总要两小时。试问未来世界的人们，哪有如此闲暇的工夫。并且这种缩减篇幅的趋势，除却大陆系的报纸，本来篇幅很少外，即在篇幅最多的英美系报纸近来也日渐显著。就英国言，自从北岩爵士创办《每日邮报》，他毅然决然，打破英国人传统的读报习惯，不惜将风行一时三十二页的“泰晤士式”，突然减到八页至十二页，就是两张到三张。而他的销路，就竟至打破了世界上日报的新纪录。后来毕维朴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接踵而起，都得到同样的成功。同时小型报纸（即我国所谓四开报）亦日渐发达，因为篇幅小，便于携带，且甚美观，在公共汽车及旅行中，均较大张报纸容易阅读。妇女界尤特别欢迎。据我的推测，即使在工商业最发达、产纸最多的国家，将来报纸的篇幅，也必然要日趋缩减。就数量言，由多而少，就体积言，由大而小，这是可以预断的。不过，新闻的选择，也必要更趋谨严，一切力取“精编主义”，量减而质增。其实，像现在中国的报纸，日刊好几大张的上海报，若将广告价值提高，大广告改小广告，将那些不相干无意义的新闻、琐谈，尽力删减，那么，有两大张或四小张，也尽可使人满足。有人说，上海报如果减成两张，则广告必无法容纳，收入亦必大减，然则大陆系报纸，如法、德、日本，难道他们最大的报纸，每天两张，所容纳的广告，所收入的广告费，还不及我们中国吗？可见我所主张中国报纸的篇幅缩减，暂时的将来，是适应报纸的环境，即使这种环境改变，就科学发达，人类进化的前途看来，因为求读报的时间经济，报纸也不能不向缩小和精编的方面走去。

中国报纸的篇幅应该缩小，已如前述。第二，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中国报纸的价目。一份日报，普通总要卖到大洋四分，以月计算，平均总是大洋一元，合英镑，才不过一个先令，一个先令只能买六天的《泰晤士报》，或十二天的《每日邮报》，照这样推算，中国报纸，总算世界上最便宜的了。然而，这种推算事实上完全相反。因为拿中国的生活程度，与欧美比较，中国报纸，不但绝不是世界上最便宜的报，且是世界上最贵的报。何以呢？中国的一元钱，只能买六天的《泰晤士报》或十二天的《每日邮报》，诚然不错，但我们要知道，一元钱和一个先令，在两国一般的社会生活程度上，是怎样的比例？我们假定，英国普通工人，每月可收入十镑，十镑是两百个先令。工人，大概没有看像《泰晤士报》一类的两便士报，百分之九十九，总是看《每日邮报》一类的一便士报。那么，看一个月，只需要两个半先令。就他全体的生活费计算，看报只消耗他所有收入的两百分之二点五，就是百分之一略强。中国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怎样？一个从早到晚，像牛马般劳动的工人，就北平来说，平均不过月入十二元，如果他们看一元钱一月的报，就要占去他们全部收入的十二分之一。不特一般工人看不起，就是每月收入二三十元的小学教员，要叫他们提出全部收入二三十分之一，就是百分之三或四强来看报，恐怕也十分不易。他们这样微薄的收入，先要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奉父母，下养妻子，试问哪里还有许多余钱，再买报看？所以，中国的一块大洋，汇兑价格上，固然只抵得英国的一个先令，但实际生活上，的确一块大洋，要当二十个先令用。不但中国和英国报价的比较如此。法国的报纸，还更要便宜。一份日报，普通总是卖二十五个生丁，香水大王郭帝（Coty）主办的《人民之友》（L'Ami Du People）最初还只卖十个生丁。就以普通报纸的二十五生丁计算，每月才合七个半佛朗。法国工人平均的收入，假定每月为一千佛朗，那么，一份报，只耗去他全部收入的千分之七点五，连百分之一还不到。此外像德国、美国，都可以如此类推，现在因时间关系，也无庸去逐一列举。总之，中国的报纸定价，就一般人民的负担能力说，实在太贵。所以在欧美，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看见工人、老妈子，手拿着报纸，一面走，一面看。一个工人的家庭，当他太太上街买菜回来时，她的篮子里，除却面包、小菜外，一定还附带着一份当天出版的报。中国，则不仅工人没有看报的福气，即所谓知识阶级的小学教员，如果要看一份报，也那样很费气力。大多数的平民和一部分贫乏的知识阶级，都不看报，然则报是给什么人看的？我们办报，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报纸大部分一向只是给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做起居注、做玩具，因为他的销路，只限于这种极少数人。中国的报，不能风行全国，日销几百万份，报价太贵实在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在报馆方面，却并不能因为价钱定得贵，就可赚钱。一块钱一个月，实际上不仅不能赚，篇幅多的报反要大赔特赔。报馆所以定价太贵的原因，就是因为篇幅多，纸价昂。除却上海报，还可以靠广告收入来补救发行损失外，别地方的报，大概主要收入专靠报费。大家想想，外国纸到中国，已经是贵不可当，而报馆一切支出，又更要指望在报费上回收。那么，报价安得不昂？我们要想打破这种困难，一方面，固然要希望中国工商业发达，广告增多，一方面就只有努力缩减篇幅。

我觉得北平所谓“小报”，我们真有提倡的必要。虽然大家在那里鄙弃“小报”，但是若把他的短处加以改革，在将来的中国新闻事业，“小报”一定会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篇幅小，所以定价比一般所谓“大报”也更便宜，因定价便宜，所以士大夫不齿的引车卖浆之徒，也还可以勉强买得起。未来的真正民众化的报纸，是要将这种“小报”“提倡”、“改良”而发达起来。他现在所以不能十分发达，就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在“评论”、“新闻”、“印刷”和报馆的“组织”方面，都缺乏近代报纸必具的条件。如果能够使他充实而具备，更依着环境的需要，他的篇幅，可以比现在所谓的“大报”少，“小报”多，那么，在形式上说，这简直可以算做我们理想中的中国未来的标准报。

固然，在这个“报价”讨论之下，也许一样的有人要说：未来的中国人不见得还像现在那样穷，一块钱一个月的报，怎么就看不起？不过我们要知道，假使中国人的生活程度，提高到和欧美一样，那么，中国的报价，也一定会跟着涨。这两年来，平津沪的报纸，不是已经过了几度的涨价吗？报价若跟着生活程度为正比例的增加，将来中国报纸，还是要比欧美贵。并且，报纸的价钱，固然应该注意到一般社会的经济状况，然报纸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公器，他实在兼有公园、图书馆两种不同的性质。一方面给人愉快，一方面给人知识。公园、图书馆，即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多半一律公开，不收分文。那么，报纸纵不能完全免费，报费也要收到可能的极少。欧美各国的一般社会，对于报费的负担，未尝不可比现在再行增加，他们并不是没有这个经济力量，然而欧美的报纸，自从《每日邮报》减价畅销以后，近几十年，生活程度提高，报价却总是减低。英国的两便士报，渐渐要被一便士报打倒。前年伦敦两便士报的《每日电闻》，遂不得不减成一便士。据最近消息，赫立生（Laurance Harrison）打算在伦敦办一晚报，只收半便士一份。他们之如此减低，固然目的在多销，然而另一意义，也就因为报纸要民众化，自不应该多收报费。他是社会上最重要的公器，他实在应该在尽可能的范围以内，能像公园、图书馆一样，给民众以公开欣赏、阅读的机会。至于报价方面的损失，就中国言，在将来工商业发达以后，自可向广告方面去取偿。

篇幅既然缩小，就报馆的经济方面说，报价自可减低。这两种现象——“篇幅多”、“定价高”——在中国未来新闻事业中，如能有合理的改正，同时普及教育，能逐渐发达，那么，中国的报纸，一定会蓬蓬勃勃，特别繁荣起来。一个全国著名的报纸，他的销数，将来不仅可以同英国《每日邮报》相等，并且，拿中国人口土地做比例，中国报纸，还应该比《每日邮报》多销许多倍。在推行全国的时候，发行所需的唯一利器，就是飞机。飞机对于消息方面的贡献，前面已经说过，但他对于发行方面的贡献，更比消息重大。以如此疆域辽阔的中国，报纸发行，非倚赖飞机不可，所以，我们既已研究过篇幅缩小和价目减低两大问题，现在所要研究的，就是怎样来利用飞机，使我们的报纸，将来可以极迅速的，传播于全国各地的读者。

世界著名的报纸，现在虽还没有利用飞机来全部代替火车，然遇有特殊机会，飞机运输的功效就可马上特别的显著出来。一九二九年伦敦的《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因欲在总选举（按：英国政府首脑应为首相）时机，特别表现他发行的神速。除专备三百辆汽车，向铁路公司包定了六辆专车，供他运送报纸以外，还另备十架飞机，将他的报纸，随时遍达于全国各地。因此，在此期间的《每日快报》，销报特较他报增多。英记者赫而特（Harold Herd）说过，全世界的报馆，到一九五〇年，大概不必再用火车送报了，这话自极有见地。至于世界报纸所以尚没有尽量利用飞机送报的缘故，第一，当然是飞机还没有我们理想中那样普遍。第二，因为还没有极端普遍，飞机的安全和完善，也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境地，所以飞机运输的费用，比火车还要贵许多倍。而各国报纸篇幅，大部分仍极繁富，由飞机运送，需费太巨。第三，除却美国以外，在英法德各国，他们本国的疆域并不辽阔，都会的报纸，大抵几小时火车，就可遍及全国，没有十分即须改用飞机的必要。然而这三个原因，第一、第二，当然在最近的将来，可不成问题，第三原因，在飞机尚没有十分收功时，虽然觉到几小时相差，尚不怎样极端重大，然若飞机十分普遍了，且彼时人类重视时间必千百倍于现在，则几小时相差，自会感到万难忍受。赫而特所说一九五〇年后，不再用火车送报，当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中国未来的新闻事业，在发行方面，需要飞机，就疆域辽阔言，实在比世界任何国家，还要迫切、重要。现在的中国，一份北平的报纸，不仅运到新疆、青海、西藏要在两三个月以上，就是到河北不通火车的各县，也需要十天半月，才能达到的。在这样运输不便之下，中国报纸，即使其余的各种缺陷，都能补救，也无法望其发达。所以中国的报纸，就他销行的性质说，大都是地方报，不是国家报。“国家报”这个名词，不是指由国家办的机关报，是指一个可以推行全国的伟大的报纸。地方报的销行，是限于报馆所在的一个区域，不像国家报，能遍及全国各省市县镇，甚至一乡一村都有他的踪迹。上海报虽在外埠推销，但成绩很小。我觉得地大物博的中国，应该可以产生十个二十个设备最完全的国家报，每报以每四百人购读一份计，就可以销到四百万份。这样四百万份的国家报，在教育普及、工商业发达以后，一定可以许多家同时并存。有人说，一个都会中的大报，如果要向外埠去推销，无论他消息如何丰富、分配如何神速，他总不能敌那各当地所有的地方报，能够使当地读者满意。因为都会中的大报，消息纵丰富，总不能将全国各省区、商埠，以至一县一镇的一切消息，都刊载在他的报上。分配纵神速，也很难比当地出版的报纸，能够在晨光熹微中，就送到读者的面前。欧美的都会大报，有特制的地方版，专在某一地方发行，但这种地方版，消息由当地达到总馆，总馆编辑刊印以后再送到当地。无论如何，总还比当地地方报落后。所以欧美的都会报——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国家报——还不能尽量向外埠畅销。欧美尚且如此，中国的国家报，当然更难达到普及全国的目的，这种说法的确很有道理。不过，我们正可另想办法，战胜这困难。据我的理想，未来的中国“国家报”，譬如就北平说，北平的一个大报，他总馆设在北平，他可以就他经济能力所许可的范围内，去尽量普设分馆于他所要推销的全国各省市县镇。这种分馆，当然不能像现在上海报的外埠分馆一样，只是一个报纸的批发所。未来国家报的分馆，他应该等于一个地方报。他一切组织是比总报馆具体而微的，他有发行、广告、编辑、采访、印刷各部的组织。但他每天只刊行一小张，专载本埠新闻，他的内容，应该比当地最好的报纸更丰富、精美。每一分馆，均有自用无线电，可随时与总馆及其他分馆互通消息。每一地方，有特别重大事件发生，可立时报告总馆及其他分馆。总馆如遇有关系全世界、全国之重大事件，亦得随时通知各分馆，俾得刊发号外。每晨，由总馆将应运往外埠之报，提前用飞机分别送达，如果航程仅在一小时，或最多二小时以内者，每一外埠之分馆，可俟总馆报到，以总馆出版者为正张，分馆出版之本埠消息为附张，一并分配于阅者。如此，则属于全世界及与全国有关之事件，各地方重大事件，正张已全部包容。而属于每一地方之事件，则副张可详载无遗。都会报与地方报之长，可冶于一炉。都会报之短，为不能详载地方消息；地方报之短，为不能有巨大资力，可以供给地方读者以最灵捷详尽之世界、全国的重要消息。有此办法，两种报之缺陷，即均可弥补。而因各分馆均有采访部及专用电报之设置，可随时将当地发生之特殊事件报告总馆，则在都会之总馆，其消息自更较其他在都会报馆，仅仅任一二访员，在外埠探访消息者，特别可靠。照此办法，无论在外埠、在本埠，此报必可使读者满意，殆无疑议，比如北平有这样组织的一个报，他每晨六时，可以将他总馆所出的正张，连同当地出版的副张，用飞机运送，使在天津、济南、保定、郑州、开封、察哈尔、绥远，以及其他各地的读者于每晨七八时前，完全接到，这个报的销路，又怎能不增高到几百万份呢？而每一地方的分馆，还可以吸收当地的广告，性质限于当地者，可以在本埠刊登，须向全国宣传者，可以经手介绍于总馆，如此，广告方面的收入，一定也非常可惊。在经济上，也不愁不能发展。纽约有一种周报叫《礼拜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他能同时在伦敦、纽约、巴黎，用同一的版子，刊印发行。这已经使现在的新闻界，惊为异举，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报纸出现，那么，怎能不算世界上最伟大报纸之一？

中国报纸的将来，所有三个重大问题，组织、编辑、发行，都已经分别讲完，现在，我应该将这个讲题，来宣告结束了。至于新闻事业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广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未来新闻事业中，比现在，除却技术方面外，或许不会有特殊的变迁。所以我不在这个短促时间再来详细解说。总括我以前所说，对于中国报纸之将来，我的意见是：

中国报纸，依着科学和机械的进步，在未来的三五十年中，一定有很大的变迁。最显著的，就是飞机、无线电、电传写真，这几样东西，将成为未来新闻事业中最重要的工具。又因为资本主义的没落，现今的社会经济生活将根本动摇。私人包办下之报纸“资本化”、“商业化”，也一定不能再延长他的运命。凡此皆全世界潮流所趋，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推测中国报纸之将来，在组织方面，资本与言论必须分开。在编辑方面，言论方针应该受社会和读者的控制、指导，专以拥护民众利益为依归。至新闻采集，可尽量利用最新的工具。而未来读者对于新闻趣味的变换，一定将由政治斗争、要人行动、盗劫、恋爱等转而注意于科学的发明和艺术的爱好。在发行方面，一定会缩减篇幅、减低报价。销路最多的报纸，必定由总馆用飞机分布于全国，在全国各地广设分馆，就当地刊行地方版，与总馆所刊行者，合并发行。组织、编辑、发行，能照这样创设、改革，就全体说，这就是我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新闻事业；就个别说，也就是我理想中，中国未来的模范报。

我所说的这许多话，并不是全凭玄想。他虽然尚有三五十年的时间，然而“将来”两字的意义，尽可从明天起——也可说从现在说完了这句话就开始计算，从明天到五十年的末了一天都是我所指的将来。所以，我们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马上就应该开始努力去创造，或改革中国的新闻事业。并且中国新闻事业的将来，也就是世界新闻事业的将来。在三五十年以后，或许因为科学和人类知识道德的进步，人类社会中，真会有一个大同世界的出现。那时的报纸，他的销路或许不像现在——甚至不像三五十年内的将来——那样的范围只限于一国了，或许那时真有一个普及世界的报纸。现在我们只想在三五十年内，中国都会中著名大报，能同时遍布于全国各省市县镇，或许三五十年后，一个世界的著名大报，能同时遍布于世界各地。普天之下，莫非此世界报足迹所及。或许那时不必用纸印刷，只须报馆在世界上，选择一个最中心的地方，装设一最大的电传写真器。由此中心地方，随时将所有评论、新闻、文艺，电传于全世界的阅户。在每一阅户的客厅、书房或饭厅内，大家张着银幕，就可以随时坐着、很安闲的去读他所要读的报，这是如何神奇的现象。那么我今天所说的那些“组织”、“编辑”、“发行”，此时或许有人要笑我拉杂、无稽，在那世界报出现的时候，或许又要笑我这些话，太腐败、太落伍了。

过去世界一百年的进化，比一千年还快，那么，在未来世界，十年、百年的进化，当然比最近的一百年更快。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话，同现在事实相差很远，就以为太离奇。我记得民国四年，有一个美国人到上海演习飞机，在江湾买票去看的，要五块钱一张，这样贵的票价，去看的人，还挤得水泄不通。那时，谁能想到十几年后，飞机在屋顶上飞过，连三岁小孩子都司空见惯，觉得没有什么惊异的价值。更不会有人拿五块钱，买一张票去看。那么，以现在的飞机、无线电、电传写真进步的趋势，在未来三五十年中，又安知不能如我所说的那样普遍，来做创设未来新闻事业最重要的利器。

诸位或者已经是新闻界的老同志，或者正准备着要走进新闻界的领土。大家对于未来的中国新闻事业，都肩负着最重大的责任。现在只有祷祝各位的努力和成功。

话说的太多了，耽误了各位许多宝贵的光阴。起初说过，我这个厨子，今天是只会做一样“大杂烩”，这个“杂烩”如果不中吃，还要请求各位顾客们特别特别的原谅。（该文是成舍我1932年4月29日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第二届“新闻讨论周”上的讲演，原载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编辑的《新闻学研究》演讲及论文集，1932年6月初版；又见1932年5月6日至12日《世界日报》教育副刊）

我们的两个目的

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新闻学周刊》——在很匆忙中，今天来和我们的读者相见。以我们知识能力的浅薄和筹备时期的短促，当然，这个刊物不足以餍满读者的期望。但我们自信，从今天起，决将借这小小的刊物，来努力促进我们所怀抱的两种目的。这个刊物创办的旨趣，也即在此。

第一，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不但一派一系的代言性质，将成过去，即资本主义下，专以营利为本位的报纸，亦必不能再为大众所容许。新时代的报纸，他的基础，应完全真确，建筑于大众“公共福利”的上面。新闻记者，虽然不是直接受了大众的委任，但他的心中，应时时刻刻将自己当做一个大众的公仆。不要再傲慢骄纵，误解“无冕帝王”的意义。他只知有大众的利益，不知有某派、某系或某一阶级的利益，更不知有所谓个人政治或营业的利益。所以报纸上的言论、记载，一字、一句，均应以增进“公共福利”为出发点。他并当时时刻刻，了解报纸对于大众利益影响之重大。一篇不纯正的批评，一条不真确的消息，他的贻害社会，就数量言，可以有无计数的男女读众，就时间言，可以延长至几十百年以后。至于关系个人私德的事，尤当谨慎，稍一疏忽，小之可使当事者饮恨终身，大之可迫其羞愧自戕。编辑室中的每一编辑，在挥舞他自己的工具——笔——的时候，当设想，在这个工具的下面，有整个民族的命运待他决定，有无数个人的生死祸福听其转移。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一目的，即在如何联合我们的报业同伴，来努力于新时代报业的树立。以“拥护公众利益”为我们的职责，打倒那些漠视公众利益、轻率狂悖、对社会不负责的传统谬见。

第二，我们认定，新时代的报纸，既然是建筑于“大众利益”的基础上面，那么，报纸是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的本身，又靠谁来拥护？现在的报纸，尤其中国现在的报纸，他的环境，实比任何国家为恶劣。报馆的生命和新闻记者的生命，都毫无保障。封闭报馆、枪毙记者，已成了中国时代巨魔所施于报业者的家常便饭。至于言论的多方束缚，新的百般封锁，更天罗地网，随处皆是。若是报馆或记者，与当代巨魔的冲突，是发动于私的原因，全国大众袖手旁观，尚有可说。不然，他们既真为大众利益奋斗而被牺牲，则全国大众当然即应有群起抗争的义务。只有全国报纸，与全国大众打成一片，通力合作，才可以小之增进社会的福祉，大之完成民主的复兴。否则全国大众，与全国报纸，各行其是。时代巨魔，一方面既可尽量摧毁全国报纸的生命，一方面即亦可尽量剥削全国大众的利益。其势非同归于尽不止。抑更就报纸之经济关系言，今后报纸，既将自机关报纸及资本主义下的营业报纸，蜕变为新时代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其经济生命，当然亦唯有赖于大众之购读，与各种公告费用之收入。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这个刊物的第二目的，即在唤起大众如何对于一切报纸能有精确的认识。谁真能拥护大众利益，即谁应受大众所拥护。唯大众能制裁不良之报纸，亦唯大众之真诚拥护，始能产生真正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欺骗大众，愚弄大众者，固当为大众所共弃，而拥护大众利益者，大众亦不能听其任人摧残，然后新时代报纸，才有确实建立的可能。

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政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而因大众和报纸，不能密切结合，以致有志于拥护大众利益之报纸，亦无法产生，即产生，亦决难久存。此种现象在中国尤为显著。这是全世界报业走进新时代的严重障碍，也就是全世界人们争自由光明的成败关键。所以我们愿意，一方面诚恳地要求一切有志树立新时代报业的同志，设法唤起报业本身的自觉，不要再以拥护一部分或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而要以拥护大众的利益为目的。一方面诚恳地要求，有志争取自由、光明的人们，对于一切报纸，应具有真确的认识。凡真能拥护大众利益的报纸，则大众即当予以热烈的拥护。这就是我们的两大目的，也就是我们创办这个小小刊物的宗旨所在。

我们服务于现存制度下之报纸机构，多者十数年，少亦五六年。在这新旧时代交替的期间，我们纵然有时博得大众的喝彩，但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所经营的报纸，他的言论、记载，没有达到我们最高的期望。现在腐恶势力，如此弥漫，外患内忧，如此切迫，我们做新闻记者的，实在不能不承认，负有造成这种形势的一部分责任。但同时，就民众一方面说，过去所以不能树立此种拥护大众利益之良好报纸，大众不能予此种报纸以有力拥护，固实为最大原因。封闭的尽管封闭，枪杀的尽量枪杀，有谁对那些为大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报业先进，予以有效援助。不过这都只是过去的追悔。我们今后，只有努力融合报纸和大众的势力，来造成新时代的报纸，造成整个的新时代。（原载1933年12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创刊号。北平《世界日报》1933年12月14日第十三版创刊《新闻学周刊》，由“国际新闻学会”编辑，刊头署明通讯处“北平成方街新闻专科学校萨空了转”。创刊号首登成舍我《我们的两个目的》和张友渔《由消息的真伪谈到一个报纸的失败》。《新闻学周刊》从1933年12月14日创刊，一般在每星期四第十三版上刊出，一直出到1937年7月8日，总共刊出182期后，因卢沟桥事变影响而停刊。参见1937年7月15日《世界日报》头版所刊紧急启事）

报纸其“神龙”乎

报纸虽然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但无疑的，现代最大部分的史料，要从报纸中去寻觅。除夸大、误传，是报纸的通病，使寻觅史料者在选择上极感苦痛外，而报纸记载之缺乏继续性，实亦现代报纸最为普遍的一大缺陷。往往今日用大号题目登载之新闻，此事发展或其结果如何，在明日报端，竟可一字不见。譬如说，某人被刺，此在报纸，通例为一可注意之新闻。当其被刺之日，报馆类多专派记者，亲往调查，并摄影制版，于出事情形，被刺人物，及未获凶手之推测，与刺杀原因之疑议，连篇累幅，刻画尽致。但一至次日，则此被刺者生死如何、凶手曾否就获等重要关联，在此同一之报纸中，竟或不再提及。仿佛此一凶案，已成过去，无再行记载之价值。实则读者所最需要之消息，即在此等重要关键。若报纸截然而止，其足使读者失望，自不待言。此种缺乏连续性之弊害，最足引起读者对报纸之不满。国内报纸，犯此种通病者，触目皆是。属于政治新闻者，固有时为政治的原因，被检查删扣，以致无法维持某一新闻之连续性。如最近闽浙形势紧张，报端所载某要人行踪，每有中隔数日，不及一字者，致忽浙忽赣，读者莫名其妙。此其责当然不在报馆。但普通政治新闻，及一般社会新闻，亦类多同样情形。尤可怪者，即通常之法庭旁听记，于某一案件，在其开庭审问时，案情经过，及当事人供词，均不惜详尽记载。然法庭最后之判决如何，则十九不再揭登。殊不知读者于读完一篇旁听记后，既明了案情内容及双方辩答，则其唯一最欲先知之消息，即为法庭对此如何判定其是非曲直。今若舍此不登，其为违反读者心理，固极显然，而就一事之史的意义言，亦有首尾不能完全之憾。“神龙见首不见尾”，今日之报纸，尤其中国现在之报纸，固朝朝暮暮，到处皆可发现无尽数之“神龙”也。

此种缺乏继续性之弊害，国外新闻界亦多同抱此感，而亟思有以改正。今年十月二十四日英国自由党机关报《时事日报》（News Chronicle）的新任编辑处事务主任华莱士（G. Aylmer Vallance）在艾德卫俱乐部演讲，认为今后报纸，应特别注意到新闻之连续性。他说，今天的报纸，当然没有人愿意再看和昨天同样的消息，但昨天某一消息新的发展，则实在是人人所愿意要看的；并且，我们还应当时刻留意，今天报纸上刊出的新闻，我们要预先替明天报纸找出一些新的线索来。就这几句话看来，新闻之需要连续性，而且为今后报纸之一重要特质，不已昭然明白、中外同感吗？（原载1933年12月28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3期）

世界经济衰弱中之新西兰报业

新西兰人口，共百五十万，有日报五十四、周刊或三周刊之农村报九十。都会中之日报，篇幅且较英伦为多，唯自世界不景气时期迄今，多极力压缩，但平均亦恒日出十四至二十页，星期六则有二十八至三十页者。彼等每页分六栏，编辑方法多趋保守，颇与英国极严规之报纸相似。图画则颇流行，多数都市及地方报，大抵皆有一全页刊载新闻照片。

以一公司控制多数之报纸，此种情形，在新西兰几为绝无。虽都市报对地方报有偶为财政上援助者，第其性质，则迥与英美以都市报控制地方报者不同。此或因新西兰一切交通，今尚未极臻发达，故报纸仍个别独立，不能有新闻托拉斯之形成。为耶教会《太阳报》（Christchurch Sun）因欲在奥克兰（Auckland）与成立已久之两报竞争，乃组织一新公司，刊行一日报。出版以后，《奥克兰明星报》（Auckland Star）首受损害，遂亦投资于另一耶教之报纸，与《太阳报》抗争，借为报复。此种情形，在他国虽极普遍，在新西兰尚为例外。

五年前新西兰报纸，因竞争销路，曾一度试行保险及赠奖计划。为保险金额，较英伦诚望尘莫及，如火车出险，夫妇同时遇难，报馆出偿金五千镑，此即为最大之偿额。至赠奖办法，如耶教会《太阳报》，其激励直接定户，所备奖品，竟有两千镑之住宅。但此种计划，均收效甚微。保守性质之报纸，尤拒绝采用。当地人口有限，无论如何，不易得最大之销行。保险赠奖，徒耗巨金，办报者有见及此，故至今日，已全归消灭矣。

因交通邮递发达较迟，距今不数年，偏僻村镇，日报尚无法推销。往往村中农民，每星期始能收到邮件一次，于是有数家周刊乃专努力于过去新闻之摘述。凡一周内电报杂讯，均提要刊登，有时亦附入时事插图，每份售价六便士，其目的专在销行农村。唯因交通逐渐进步，此类周刊，乃相率停闭。最近停刊者，尚有《阿太谷公善报》（Otago Witness）（出版于周汀Dunedin，迄今已五十余年）及《太来基预算报》（Taranaki Budget）。硕果仅存，今唯一《新西兰民声报》（New Zealand Herald）股东所兼营之《奥克兰星期报》（Auckland Sunday），内包括一部分杂志性质之材料，及若干翻印之优美照片。每份售九便士，销行尚佳。

世界任何报纸，运动消息所占篇幅，其多殆无有过于新西兰者。赛马、足球，最为报纸所注意。能力较好之运动记者，各报竞相聘致。《威灵顿晚邮报》（Wellington Evening Post）除逐日以大量地位供给运动新闻外，每周并有一次，刊载十六栏容积之运动批评。时届冬令，各日报于每星期六，约晚间八时左右，恒发行一运动特刊，将是日各中心城市所有竞赛结果，以电报、电话，经报馆传布于一般读众。尚有若干周刊，专载运动新闻。甚至极小之地方报，彼全部材料，不过三十栏，而关于竞赛之消息与评论，恒占其所有篇幅三分之一。

新西兰销数最多之日报，为《奥克兰民声报》，彼有时发表会计师公证书，其最近一次，所开数目，为六万五千份。在新西兰并无发行数目公核所之设立，故各报销行确数，颇难证实。地方小报，有时竟不及千份，若干城市报，大抵亦仅万份左右。其与民声报相差不远者，则约为四万五千。人口一万兼附近有良好农村之地方报，其销数平均恒可达五千。至三周刊报纸，销数最低，约自二百五十至七百五十。

此外，有若干商业报，于每一行业，恒有专门之记载，虽销数甚微，然营业尚称畅旺。至农村报则恒被称许，为世界中之最佳者。（署名：大哀）（原载1934年2月1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7期）

南京《民生报》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

行政院罚我们停刊三日的命令，是于二十五日下午七时半，由首都警察厅派警传到。命令全文，照抄如下：行政院密令第二八四九号　查《民生报》于本月二十四日登载关于本院之恶意新闻，毫无事实根据，肆意造谣，不服检查，应即依照中央政治会议第三九五次决议，予以处分。着自本月二十六日起，停版三日示儆，合亟令仰该厅（警察厅——编者注）遵照，即日执行。此令。

当我们接到这道命令的时候，几乎疑心到，或许是行政院的书记先生，将罚令别报停刊的命令误写了“《民生报》”三字。因为我们遍查二十四日的本报，不但没有一条对行政院表示“恶意”的新闻，甚至那天的报，与行政院有关系的新闻，都是少而又少。但是奉令执行的警察，却一再声明，千真万确，绝未错走门户。不特当天的报，不许付印，就连一张通告奉令停刊的传单，也说未便在社内印刷。行政院并很严厉地令警厅将我们报馆前后左右，布满了好几道防线，似乎怕我们的机器，在半夜里会自由地跳起来。其实，我们这班无拳无勇、安分守己的老百姓、穷书生，一个“不服检查”的罪名，已经吓得三魂出窍，哪里还敢对于行政院堂堂皇皇、雷厉风行的命令再道半个不字。当然，我们只好在莫名其妙的莫须有之下，将行政院给我们的命令，再传达给我们所有的大小机器，从二十六日起，实行休息。

我们费了一夜的功夫，才打听出来，行政院所指为“恶意新闻”，原来就是二十四日所登的下面这一条：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有贪污嫌疑某当局大不满某某院处长彭某，此次向某当局提请辞职之真实原因，外间鲜有知者。兹据记者探悉，彭某此次经手建筑某院新屋，经核定预算原为六万元，及至兴工以后共用去十三万余元，竟超过预算一倍有余。且彭某适于是时另在鼓楼自建新式洋房一幢，因之外间颇多非议，而某当局素以廉洁勖勉僚属，自得知此项情形后，表示非常不满，故彭某迫不得已即呈请辞职，并闻辞意甚为坚决，外传可望打销辞意之说，实非事实云。

自从这个“犯罪的原因”寻到以后，固然使我们十分悲愤，同时，也使我们弱者的胆量立时从“呵！原来我们并不犯罪”的自觉中解放而增强起来。我们站在法律和正义的立场，对于行政院处罚我们的命令，无论如何，是不能甘服的。

第一，这条“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的新闻，假使确如行政院所云，“毫无事实根据，肆意造谣”，那么，请问行政院，从什么地方可以证明，这条新闻就是说的高高在上的贵院。因为从头至尾，并没有“行政院”三个字。国民政府下，机关而以院名者，大之有五院，次之有中央医院、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各种学院，下之有疯人院、救济院，总不下数十千百。至处长，及处长而姓彭者，更衮衮皆是。何以其他大中小三等之院，均不出面，而行政院独挺身而出，将此项新闻一肩担当。行政院这样勇于负责的精神，固然令我们佩服，但为何竟肯如此负责？及何以“毫无事实根据，肆意造谣”之无头新闻，行政院一看，即能认定，这是《民生报》“指着和尚骂秃子”？同时又即能断其“毫无事实根据，肆意造谣”？这种奇异的推断，真可算“神妙已达秋毫巅”。

第二，我们这条新闻，纵如行政院所想，新闻中的“某院”，读者很易看出即指行政院，彭某，即指五年前流亡海上、贫至不能举餐之彭学沛先生。但是，请问行政院，又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这条新闻的文字，有对行政院表示恶意之处？我们是否有一个字，污辱了行政院这一个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是否说了“行政院这个机关，简直是贿赂公行、无恶不作”？行政院诸位先生，当然总不会认不得中国字，那么，尽可从这条新闻内，一字一句地去推敲，看从哪一个字缝里，可以证明我们对行政院怀有“恶意”。不仅没有恶意，且新闻内大书特书，“某当局素以廉洁勖勉僚属，自得知此项情形后，表示非常不满”。则我们对于行政院的最高当局，是表示如何赞佩，如何敬爱。假如行政院之意，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恶意，那么，难道我们应该换过来——“某当局素以贪污勖勉僚属，自得知此项情形后，表示非常满意”——那才能算善意么？

第三，不但我们对行政院整个机关，绝无恶意，即对于彭学沛先生个人，也是绝无丝毫恶意的。因为在这条新闻内：“彭某此次经手建筑某院新屋，经核定预算，原为六万元，及至兴工以后，共用去十三万余元，竟超过预算一倍有余。且彭某适于此时，另在鼓楼自建新式洋房一幢，因之外间颇多非议……故即呈请辞职……”实在找不出有一个“恶意”的字样。行政院建筑新屋，及彭先生自造新宅，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无法否认，也不必否认的。因为行政院造屋，固然公开，而私人造屋，也并非犯法。不过这两所房子，是否有连带关系，那么这是监察委员和法院检察官的职权，我们当然不便越俎。而我们在这条新闻内，所说的，也止于外间“颇有非议”。我们并没有说：“彭某原极穷困，当其五年前逃亡失业时，贫至无以自活，其离婚夫人萧女士，每月向索生活费，均无以应，及一旦荣任政务处长，不特对萧女士，立将巨万之生活费，完全清付，俾本人眠花宿柳，从此了无挂碍。且将行政院另建新屋之款，吞没若干，另建新屋，此实国民政府最大之污吏，非加重惩，不足以树立廉洁政治。”因为我们固然相信，贪污者滔滔皆是也，但是像彭先生这样素以学者自命的人，总不会也来做这罪该枪毙的勾当。彭先生所以一朝飞腾，而即能将离婚巨款一笔付清，及自建新屋者，或许彭先生所著的什么《各国政党》忽然销了几百万，或许床脚下面，忽然半夜里掘出了一个金窖，这是彭先生财运亨通。近人信科学而不信运气，致将行政院建屋，与彭先生造屋，误会联想。所以我们记载这条新闻，完全是从客观落笔。而我们的小题目，也只说“有贪污嫌疑”。

说到“嫌疑”两字，真是古今同概，大圣至贤，也难避免。“子见南下，子路不悦”，“曾参杀人，母为投梭”，若果《民生报》在那时就已出版，那么我们一定来个小题：“孔丘有诱奸嫌疑……子路极表不满。”

我想孔二先生也不会因此发怒，而怂恿当地的官长，来叫我们停版三日。因为任何嫌疑，总会有事实来做证明。黑是黑，白是白，终究水落石出，不至奇冤难辨的。到了证明不确以后，对于曾被嫌疑者之人格信誉，仍旧绝无损害。最近我在上海，从一位老先生口中，得到一个最近关于吴稚晖先生有趣的故事。吴先生家中，因为他的大公子是研究化学的，所以藏了许多化学药品和试验机械。有一夜忽然一个储藏红磷的柜子内，自己燃烧，将电线引着，连房子也烧起来。吴先生正在楼上，闻警出奔，幸喜法捕房的救火队，立刻赶到，火焰方熄。吴先生回到家中，法捕房的巡捕，正在检查起火处所，当时发现起火的屋子，藏有许多药品机械，认为此处系制造红丸机关，吴先生即此机关首领，立时绳索齐下，欲将吴先生带走。吴力辩不听，说出“我系吴稚晖”，巡捕疑其冒充。嗣邻居齐出证明，并由捕房派一高级职员而识吴者亲来察看，始将绳索解开。而吴先生已饱受“你是犯人，纵非主犯也是一个嫌疑犯”等等指斥。然真相既明，于吴先生的“人格”、“地位”，试问究有何损？往往许多正人君子，因窃盗、杀人嫌疑，而被捕，而起诉，而初审、再审被判有罪，但最终裁判，尽可嫌疑尽释，无罪出狱。此时之社会，只有对此无辜被冤者，表示无限同情，其个人之“人格”、“地位”，反更因此而增加社会信仰。其最初捕彼、诉彼、判彼有罪之警察、检察官，只须出自依法行使职权之所为，自亦不能谓其对此曾被嫌疑之犯人，而有任何恶意，更负任何责任。此可见《民生报》这次登载关于彭先生的新闻，是如何慎重！不仅对于整个行政院无丝毫恶意，即对彭先生个人，仅以“嫌疑”二字出之，谓为嫌疑，正所以表示对外间非议，并未确信。且并彭学沛之名，亦未提出，这还能说我们是怀有恶意吗？

我们对于行政院命令所谓“关于本院之恶意新闻”，既已解释明白，现在，我们再来恭请全国国民，及负有保障人民权利、纠弹官吏错误的政府机关，来看看《民生报》是否如行政院所云，“肆意造谣，不服检查”。

在未入正题以前，先来谈谈我们对“检查新闻”这一件事，究抱有什么意见。我是《民生报》的负责者，老实说，“检查新闻”，在“九一八”以前，我，及我们的同仁，都是反对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国民政府，既然为奉行孙先生遗教而建立，那么，最低限度，孙先生手定的国民党政纲对内政策第六项——“确定人民有言论出版……之完全自由权”，无论如何，总不应置之高阁，永不兑现。所以我们在民国十八九年间，曾和那时在北平、香港、海外的汪先生一样，做过不少“厉行民治，开放言禁”的文章，那时且曾被仇恨我们的人，加过我们一项可怕的帽子，说“接近汪派”，更有人说“有改组派嫌疑”。然而那几年汪先生的面孔如何，和“改组派究竟是什么”，我们真万分惭愧，一概不知。幸而我们在那时，也极力反对一般巧立名目、破坏统一的分离运动。所以我们的嫌疑，也就不问自消。这是我们在“九一八”前对于“检查新闻”这一个问题的态度。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们的主张，立时起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不是因为做了官而转变，请读者不要误会——当中央通过《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并决定在北平成立检查所之时，我正在北平，敌人的飞机，整天的在北平天空，自由盘旋。一般舆论，都说：“国都快亡了，不去拿着枪口对敌人，却还要拿枪口来封锁自己人民的嘴巴，真太没心肝！”但我的意见，在下面一段演说中，却可证明，并不如此。这个演说，是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某日，北平民国学院院长鲁荡平先生，要我向他们全院学生，作一个“战时新闻界应取之态度”的公开讲演。我记得讲演中间，曾这样说过：新闻记者的唯一使命，在拥护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们在平时，要集中全力，来要求我们的言论自由。因为在现代的政治组织下，尤其现今中国政治的情况，最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不说话，不敢说话，不会说话。如果新闻记者也是一样，那么，中国政治将永无清明可望。

但在战时，则新闻记者个人的言论自由，当不能不为争整个国家民族对外的自由而（作）相当牺牲。我觉得欧战时，法总理白利安答复巴黎报界公会的几句话，在今日抗日战争中，最可引来作我们的借镜。因为法国三次共和成立以后，言论自由，已为全国公认神圣不可侵犯之信条。欧战期间，政府对报纸多所取缔，报界公会即推代表，质问白氏，何故蹂躏此神圣不可侵犯之信条。白氏当时答称：It is in vain, that you talk only of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Liberty! But know you not what is the true way to defend it? Never forget, gentlemen，that if victory should not be ours，liberty will be dead for us and for the world.你们空谈一些“自由”的原则，那是没有用处的。你们岂不知道，真正爱护自由的方法，应当怎样？或可奉告：诸位先生！你们应该永远记着，如果胜利（指欧战）不属于我们，那么，自由将离开我们和这个世界，而永远死去了。（由一九一六年一月十六日伦敦《泰晤士报》所记白氏谈话中摘译）

白氏这一段话，虽然多少含有一些麻醉的作用，但仔细想来，异地以处，假定我们的北平，已经被敌人占领，那么，试问我们向谁去争言论自由？所以新闻记者，在平时应当争自己的自由，但在对外作战时，则应当争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的自由。

我这样的意见，当然有些人赞成有些人反对。但是我在北平经营的新闻机关却总是守着这个原则，来尽力忍耐政府的检查。我们南京的《民生报》，当然更不待说。虽然长期抵抗的招牌，现在已快要被人扔到茅坑去做撒污的板子，但敌国外患，究竟仍在一个极严重的形势之下。我们新闻界，自然还要以“为国家民族争自由”做唯一的前提。所以从“九一八”直到今天，我们全国的新闻界，都还在尽力来忍受不自由的苦痛。就《民生报》言，凡是与军事、外交和地方治安有关的新闻，我们无不先送检查。有时，我们发现不甚妥当的稿件，虽然还没有奉令扣留，我们为拥护国家利益起见，往往也不惜先用电话和检查所商讨研究。纵在深夜，报已上版，一遇检查所来电通知，有临时禁载事件，我们从没有借时间太晚、报已出版的话，来推却搪塞。这种事实，历任的检查所主任和负责人员，假使他们没有遭受任何的困难，他们在良心上、职责上，总可以很公正地来证实我们这些话绝没有半句欺饰。

我们为什么对政府检查，要如此恭顺、服从？我们不是党报，更没有受过任何党部或政府机关物质上分文的补助。我们“恭顺”、“服从”，完全是自动地受着国家思想的驱使。但是，真想不到，高高在上的行政院，居然还会把“不服检查”的罪名来加到我们身上。查此次行政院所指为“不服检查”之《某院处长彭某辞职真相》一稿，在二十二日，由采访部某君访得后，因其与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均无关系，本拟不送检查，但为慎重起见，仍全文送往。检查所对此新闻，并未扣留，仅于稿上用红笔书“缓登”二字。依照公布（之）《首都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手续》，不能登载之稿，只有扣留与删改二种，并无“缓登”办法。其批令“缓登”者，大抵系非正式地希望各报再有一自行考量之机会。此本检查所与新闻界一种善意的谅解，在法则并无根据。此与“扣留”、“删改”而有绝对拘束力者，当然迥不相同。且即退一步言，批令“缓登”，奉令者有服从之义务。然本报于廿二日奉令缓登，延两日，至二十四日始行登出，其于“缓登”之义务，亦已不可谓为不尽。且登出时，内容语气，已较送检之稿尽量改轻，并“行政院彭学沛”之名，均行删去。如此何可判为“不服检查”？试问“缓登”二字，作何解释？二十二日送检之稿，二十四日始行登出，难道尚为不缓吗？

总括以上所说，可以证明行政院罚令我们停刊三日的处分，我们无论从任何方面设想，都是不能甘服的。因为我们既没有登载任何关于行政院之“恶意新闻”，更没有“肆意造谣，不服检查”。并且换一句话说，我们所登载，只有关于行政院之善意新闻，（若）我们所登载的，确已超出本分，十二分地服从检查。

除了说明我们不但没有犯任何“滔天大罪”，并连行政院所谓“恶意”，及“不服检查”都是绝对的莫须有以外，我们现在更抛开本身的问题，来郑重地再向政府和全国国民，提出下面最严重的问题：

第一，检查新闻，是否可以于有关对外之军事、外交，及地方治安以外，而任意禁止其他不利于某一机关或某一个人新闻的发表。尤其像我们所登“有贪污嫌疑”这一类的消息。我们相信，现在全国新闻界，所以肯忍受苦痛，来服从政府检查，并不是畏惧政府的权威，更不是受了政府任何物质上的贿赂，而完全是为整个国家民族争自由着想。政府正应在此时，披肝沥胆，与全国新闻界，开诚合作，共筹如何可以唤起民众、打开国难的方法。同时更应奖励全国新闻界，对于政府设施，尽量批评，贪官污吏，尽量揭发。从前专制时代，遇到外患危迫的时候，皇帝尚要下诏罪己，广求直言，诛戮奸邪，岂有号称民国，而反利用国难，封锁舆论之理。现在各地的新闻检查，往往多已超过应该检扣的标准，甚至一个当地要人的汽车疾驰闯祸，都可叫检查所传令报馆不许登载。一个官办印刷局长被监察院弹劾，都可以请托检查员，禁止发表。试问这种检查，于国家是否有利？是否对得起为国家而牺牲自己自由的新闻界？

谈到贪官污吏，真令人万分痛愤。倘使新闻检查所，可以检扣一切贪污消息的发表，那么，国民政府的前途，就会要不堪设想。因为我们觉到，摆在我们前面的敌人，对外是我们的强邻，对内则除汉奸赤匪以外，最可怕的，还是那些大大小小杀人不见血的贪官污吏。国民政府正应广劝国民，尽情检举，严法峻刑，加重处治。若计不出此，对报纸登载政府官吏有贪污嫌疑者，不但不予嘉劝，反指为恶意，应予停刊，那么，中华民国恐怕不久就会要变成一个“中华贪国”。廉洁政府，何日完成？抗日剿匪，更无从谈起了。

贪官污吏，是我们当前最大敌人之一。所以军委长蒋中正先生，本其数年来剿匪经验，曾创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名言。最近倡行新生活运动，其第三项，特勉人保持廉洁。而于属僚之稍涉贪污者，重则诛杀，轻亦斥逐，都是有见于贪官污吏，实不能与国民政府共戴一天。所惜蒋先生现在所负的主要任务，还止限于军事，那么，我们所最属望的，当然要推我们政治最高领袖行政院院长汪兆铭先生，能照着蒋先生的方法，一样做去。

我们相信汪先生绝不贪污，并且相信汪先生确是“素以廉洁，训勉僚属”。但是谁能担保，行政院，以及行政院所属成千累万各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人人能如汪先生的廉洁。假使人人都是汪先生，那么，监察院尽可不必设立，因为监察院的主要目的，无非在纠弹贪污。既然中国已没有贪污的官吏，那么，又要监察院何用？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汪先生自汪先生，贪官污吏还是贪官污吏。我们认定：无论是抗日还是剿匪，无论如何，总先要一个强有力而极得国民信任的廉洁政府，要建立这样的廉洁政府，就非政府当局和全国舆论，共同合作不可。

现在固不能肯定，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确是贪污，但外间对彭的非议，确是并非没有。像我们这次所刊的新闻，京沪方面，登得更加倍详细的还不知尚有多少。即如领有中央登记证一二四七、内政部登记证二一六二的《社会新闻》，在他的第七卷第十九期上，也有一个题目《彭学沛辞职内幕》。我们真不胜惭愧，我们所知道的，还不及他们十分之一。（他们）竟连建筑费的详细经过，都已说出。《社会新闻》，我们不知是何人主办，但既已正式依法登记，则当然非匿名揭帖可比。如果说我们“肆意造谣”，那么，天下的谣言，竟会如此的不谋而合！

若果像我们那样善意地促起当事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新闻，可以任意删扣，那么，“贪污”两字，从此行将与报纸绝缘。这是多么危险！所以我们愿意借着这个机会，向当局和国民提议：全国国民，人人应以纠弹贪污为己责；报纸关于此类之记载，不特不应处罚、删扣，并“缓登”亦可不必。因为贪污的揭布，只有越早越可减轻国家之损失，当然不应该缓登的。而新闻检查的范围，尤当切实规定，以有关对敌之军事外交地方治安为限，其余一切，都应尽量开放。

第二，对于因检查新闻而施予报纸之处分，总应于可能范围，尽量求其轻减，因为在国难期间，只须办报者并非汉奸赤匪，则在一致对外之原则下，纵偶有疏忽，亦何尝不可谅解。政府今日，乃在以诚意求取舆论之合作，而不在以威权钳制人民之喉舌，即万一不得已而须予以处分，则决定处分之机关，即应力求统一。即以首都言，依照《首都检查所新闻检查手续》第七条规定，只中央宣传委员会，有转函政府机关依照出版法处罚报馆之权。若如此次行政院所为，则一纸密令，即可以自由对报馆滥行处分，且其处分之理由，即为揭载对本院含有恶意之新闻。此例一开，则首都机关，不下数百，任何机关均可以对本身含有恶意为理由，转函警厅，处分报馆。不仅报馆有动辄得咎之苦，即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职权，似乎亦侵越过甚。

我们说的话，已经太多了，现在，谨向全国国民，及有保障人民权利、纠弹官吏失职的政府机关，宣示我们对于此次被迫停刊的意见：（1）我们认为这次行政院的处分，全然为一种非法行为。我们为使此种非法行为不再发生起见，决向法定机关，提起抗告。（2）我们认为现在新闻检查的标准，日益浮滥，裁制新闻的机关，太不统一，我们不仅为保障自身及全国新闻界权利，应联合全国同业，向中央宣传委员会，提请纠正。即为促成政府与舆论开诚合作，一致对外起见，此种纠正，也实在仍有必要。

最后，我们要感激在停刊期内，社会各界及同业先进所给予我们各种的援助与同情。我们唯一的答谢，只有本着八年来严正独立之精神，与各种腐恶势力继续奋斗。［本文原题为《南京〈民生报〉停刊经过如此！！！（引题）敬请全国国民公判（主题）》，原载1934年5月29日南京《民生报》，该日《民生报》发行突增万份，31日报馆又加印一万份单张免费赠送；该文后转载于1934年6月1日《世界日报》第二、三、五版］

罗斯福欢迎报纸指责政府

钳制舆论，在专制时代，其必为统治阶级之主要信条，固不待言。乃二十余年来之中华民国，无论为“北洋军阀”抑“南洋军阀”，其力谋钳制舆论也，亦复殊途同归。甚且较专制时代，有过之无不及。枪戮记者，封闭报馆，几若司空见惯，无足惊奇。当局之所以嫉恶报纸，大抵因对其行为设施，或有不满，一见某报有不洽己之批评，即动辄视若寇仇，必摧毁惩罚而后快。反之，若能善颂善祷，则高官重币，可不顷刻而致。昔人讲袁世凯统制报纸之方略，为左手执刀，右手执支票。袁世凯虽逝，彼袁世凯之精神，固依然充满活跃于此二十余年来之中华民国。而报纸厄运，所以至今未已，或尤变本加厉也。

报纸在刀与支票之两大势力之下，事实上，早已无处可寻觅得所谓真正之舆论。而一部分自诩为纯正中立，以营业为本位之报纸，一方面唯恐摧残其私有之“生财宝库”，一方面则正可借此招财进宝多多益善。试观国内报纸，几乎寒蝉仗马，千篇一律，昔人谓暮气为亡国之先兆，今则岂仅暮气而已哉，盖已由暮气而进为死气矣。

近读美国某报纸，罗斯福氏最近于招待记者席次发表演说，谓自彼就职以来，所最引为遗憾者，即美国报纸，对彼之复兴计划，类多赞美，而少指摘。夫以经济国难异常之今日，若谓个人所见，全无纰缪，不仅欺人，实以自欺。政府总揽万几，偶一不慎，影响全国。故报纸如发现政府错误，最宜立予指正，俾政府能及先匡救，则国人所遭受之损失，或可稍减。若报纸只知赞美，甚或对政府之错误，亦随同附和，是不仅重违国人之期望，抑亦非政府所愿有。盖政府固冀得诸君之拥护，但尤愿得诸君之尽量批评也云云。罗氏以报纸不能极陈其过失为憾，以视吾国当局，唯钳制报纸，不使有所非议者。人之度量相越，何一至此极耶？（原载1934年1月11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4期）

巴黎之《无敌晚报》

巴黎各报，就设备言，较伦敦、纽约远有逊色。唯《无敌晚报》（L'Intransigeant）尚能与英美最大报纸抗衡。（其）建筑之宏丽，与机器之精美，在巴黎可称第一。虽以销路最大之《小巴黎人报》，亦不如远甚。最近该报为增进采访部之效率起见，除飞机外，特订购高速度之特别汽车四辆，专为外勤记者，供特别事件采访之用。奥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被刺，该报记载，最详速精确，即因该报于得讯后，立派员乘车赴奥，由巴黎至维也纳，仅十七小时即达。当时全世界之特派记者，闻此讯而抵奥者，以此报记者为最先到达之第一人。故访问详记，该报独能首先刊出。按近代报纸之特质，即在利用最新式之印刷机械与交通器具。以视吾国今日，大部分内地报纸，印刷尚用手摇，而外勤记者，唯恃人力车以采访新闻，固宜其闭塞停滞，无从进步也。虽然，报纸之发达与否，以整个社会环境为转移，吾国内地报纸之闭塞停滞，夫岂报纸本身所得负其咎哉？（原载1934年1月11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4期）

国难期间政府与报纸

（欧战时鲁意乔治新闻政策之回忆）——报学琐谈之八

余前曾举罗斯福最近向新闻记者谈话，要求报界，对彼一切国策，严厉批评，为言论界与政府善意合作，打破国难之良好典型。固然，罗氏为一狡狯之政治家，所言未必出自至诚。然较之专以压迫异己求获言论统制之效者，究属彼善于此。按罗氏此种要求与报纸善意合作之行动，大战时，英首相鲁意乔治，实先行之。当战机初发，全国国民，激于爱国情绪，诚有生死祸福，一唯政府是命之慨。及战局持久不决，死亡枕藉，饥饿日增，政府措施，亦难免无失当之处。虽政府对新闻记载，特设专门机关，从事检扣。然国民对政府态度，则渐有日趋恶化之虑。鲁意执政以前，政府当局与新闻记者，接晤甚稀，双方情感，时有疏隔。今情势日急，知非彻底改善政府与报纸之关系，不足以共当大难。彼更知国民忍耐苦斗之爱国情绪，必有赖于报纸之继续激发。而在大敌当前时，政府之一切措施，更须报纸随时向国民疏导解释。彼认定此点，因即任命与报界素有好感之苏德尔爵士（Sir William Su）为宣传部长。且时邀各重要报社社长及名记者赴唐宁街早餐。将战局真况，及国民对政府某种措施不能谅解，而政府又无法正式宣布其内容者，随时以极坦白诚挚之态度，在可能范围内，为各报社长分别剖析。外勤记者来访，苟为时间所许，无不立时接见。对各问题之询问，均于无关接资敌探以谍报危险之原则下，尽量解答。宣传部各种工作，多邀各报记者参加。各报因此乃得与政府密切合作，共临强敌。其政府有确应改正者，一经报纸之善意纠弹，政府亦竭诚接受。而各报于政府在作战期间所予报纸之束缚，亦能完全谅解毫无怨色。说者谓英帝国所以能于亘五年之大战期间，举国上下，一致应敌，卒获最后胜利者，政府与报纸之密切合作，实为其主要原因。然则罗斯福氏之要求报纸，予彼以严厉批评，以共图解救经济国难，亦不过效法鲁意而已。彼日唯以国难当前不能统制国论为焦虑者，奈何不一鉴及此耶？（原载1934年1月25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6期）

新闻史料述评

统制新闻的声浪，现在已逐日高涨。各重要都市，如南京、上海、北平，都设有新闻检查所。不过他们的任务，仅在删扣政府所认为不应刊登之各种消息，至于不遵令删扣的，应怎样处分，各检查所的办法，都没有十分明确规定。二月二十二日，国民政府，特为此事训令行政院及军事委员会，规定：凡有不服检查者，予以停版三日至一星期之处分。原令如下：为令遵事，案准中央政治会议函开，据行政院函称，查有少数报纸，不遵首都新闻检查所删扣，将不实消息任意登载，致奉行删扣之报纸，疑为待遇不公，设词攻击。该所于检查工作，不无阻碍。兹经本院第一四七次会议决议，如新闻有不服检查者，得予以停版三日至一星期之处分，函请鉴核等由；经本会议第三九五次会议决议，在检查期间如新闻有不服检查者，军政机关得予以一日至一星期之停版处分，及其他必要之处分。相应录案函达即希查照，分别饬遵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并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此令。

这个命令，在高唱统制新闻的声浪中，当然是应有文章，无足惊异。但命令中有两点，我们认为文字上颇费解释。第一，此令起源，系中央政治会议据行政院函开：“查有少数报纸，不遵首都新闻检查所删扣……”因而由中政会决定予不服检查者，以三日至一星期之停版处分，而由国民政府明令行政院军委会遵行。就所令机关之性质言，当然包括全国报馆在内，就文字言，则又似乎专对首都报纸。第二，行政院致中政会函：“如新闻有不服检查者，得予以停版三日至一星期之处分。”其处罚限度，似有一明确范围，但是中政会的决议，却更加了一句“及其他必要之处分”，这一句却真广大到太无边际了。林白水、邵飘萍、刘煜生的死，在那些统治者的口中，何尝不说：这是必要的处分。由此视之，行政院原拟的办法，还是比较宽大。到底我们几十年前的老同业，四五年前还热轰轰高唱民主政治、言论公开的汪院长，对我们这些被统治者，仍多少保留了些香火之情！

这命令颁布，不到两天，南京的报闻通讯社，就因没有照检查所所删扣的消息发表，被停刊五天（从二月二十四日起）。这报闻社在首都，从来无赫赫之名，不料却做了命令下的第一个牺牲者。有人说这是“杀鸡给猴子看”，但中国的新闻界，尤其首都，我们何处可以发现猴子？！更有何人敢做猴子？！二、三三三九

据内政部最近公布：全国新闻纸及杂志，截至二十二年底止，经向该部核准登记者，共有三千三百三十九种。计南京三三五，上海四六〇，北平二二五，青岛四〇，威海卫四，苏四三七，浙三四六，皖九七，赣五六，豫一〇八，冀二四六，鲁八八，晋六〇，湘二四一，鄂三〇五，滇一五，川七八，闽三八，粤六五，桂二二，陕八，黔四，察一六，绥一六，宁二，甘二六，青一。

这个数字——三三三九——以我国面积和人口来计算，当然是小到万分可怜。尤其以青海、宁夏那样广大的区域，青海只有一种，宁夏两种，更使我们伤感文化衰弱，无泪可掉。政府天天在那里高唱开发西北，但像这样文化闭塞，试问高唱开发，有何用处？倘统制新闻的高潮，再流入这些省区，恐怕连这一两种出版品，也要寿终正寝了！（本文署名“百忧”，原载1934年3月1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11期）

谈晚报

碰着国家、个人都是“流年不利”的时候，白纸黑字，尽可能范围，总是越少写越安全。然而自家老兄的生日——《北平晚报》五千号纪念——且事先已被派定了一角跑龙套，无论如何，总不能也借着“流年不利”的理由，来脱身事外，推个干净。所以，只好胡乱的说些废话。好在不谈国事，只算替自家老兄凑点热闹，大约总不成问题吧！

说起现在中国的报业，总算整个都陷在不景气中，而号称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平，报业的不景气，较其他通商大埠，尤为显著。至于北平的晚报，尤其是不景气中之最不景气者。目前存在的，就是我们这一对，零丁孤苦、无依无靠的苦孩子。也可以说，这两个苦孩子，在不景气和种种环境的压迫中，已经变成了一对患难生死、共同奋斗的好弟兄——《北平晚报》和《世界晚报》。

在十年前，当我当了大衣手表，来创办《世界晚报》的时候，《北平晚报》先降世了两年有余，粉雕玉琢已长得如何可爱！在社会上，曾受到许多的赞许。而《世界晚报》，尚正在呱呱坠地。几年的时间，本不算怎样长远，然即此不长远的时间，北平的报业，已经过无数的风云变幻，雷雨交作。晚报由最盛期的十余家，到现在却逐渐凋谢只剩有我们这一对无独有偶的老兄弟了。从无数疾苦灾厄中，奋斗有今天的纪念——五千号——《北平晚报》同仁艰苦卓绝的精神，怎能不让人们，尤其是我们作小兄弟的万分敬佩！虽然这两家报馆同仁，一见面，总不免要互相叹惜，“中国无如办报难，而在北平办报，办晚报尤其难”。因为一方面是政治、外交的环境复杂，不易应对；一方面是国民经济破产，看一份早报，已非一般市民经济力量所能担负，何况再要他们加看晚报。但是，即在如此的环境困难、报业不景气的形势下，《北平晚报》，还仍能继续他的使命，并且今天大家来祝贺他的五千日诞辰大庆。无论从任何方面说，总都是一件极有价值，可以使我们同业——尤其小兄弟，得到无限安慰的快事。

有些人，因为看到北平的晚报业逐渐凋谢，遂不免发生疑问，以为晚报的存在，或许根本困难。他是报业的附属品，即使环境好，社会景气，而晚报的发达，也似乎决不可能。这种怀疑，实在很可以阻止晚报业的进步。我们在解除这种怀疑以前，且先举出下面几个国家内晚报发达的实例，来看看报业中的晚报，是否仅是附属品，是否应该长远停顿在不发达的阶段。

专就欧洲来说，英国的北岩爵士，在他办《每日邮报》以前，就已经购买了《晚新闻》（Evening News）。他一切革新纸面的计划，都是首先从这个晚报做起。据黑尔特（Harold Herd）的计算，《晚新闻》已是世界上一切晚报中销路最多者。现有的英国三大晚报——《晚新闻》、《星》（Star）、《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他们的销路，都没有在四十万以下的。虽然比不上日销二百万的《民声报》（Daily Herald）、《每日邮报》（Daily Mail）、《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但较之不足三十万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却已是加倍发达。至于法国，说到最有价值的报纸，晚报比早报更多。甚至还可以武断的说：只有晚报，是法国最有价值的报纸。譬如可以代表法国外交政策的《时报》（Le Temps）、曾在拿破仑时代出过风头的《辩论报》（Journal Des Debats）及建筑设备一切都是最新式的《无敌报》（L'intransgeant），哪一个不是晚上发行？即报业比较不甚发达的比利时，在他国内，销数最多的，还是《晚报》（Le Soir）。记得有一次我同谢寿康先生去参观时，我问那位报馆的总编辑，可否告知我们这报的每日销行数目。他起初吞吐了许久，我以为他是不愿意宣布。但是他终于答复了。原来他吞吐的意思，据他说：“因为比国是一个小国，报的销数，当然不能如地广民众的中国大。说出来很寒碜，这张报，在比国算第一，但是每天仅销四十万，实在太少了，见笑的很！”我当时听见，真几乎心上惭愧到无地自容。四十万份的晚报还算少，请问全中国，所谓最大的报纸，能比得上他十分之一的，有几家？至于晚报，则更不必说了。以上不过约略列举欧洲几个国家内晚报的情形，来证明晚报在报业中，并不是特别不应该发达。那么，我们又怎能自暴自弃的说：办晚报根本是自家瞎了眼睛？不发达，活该！逐渐凋谢，更是适者生存的自然公例。

本来，报纸的发达与否，决非报纸本身所能单独决定。他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安定、教育普及、生产兴旺、交通便利等，都有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英国的近代报纸，北岩所以能获得惊人奇迹，固然有北岩的天才。但若使北岩生在中国，甚至到北平来办晚报，恐怕也一样的要感到凋零。尤其教育问题，谈英国报业发达史者，无不归功于一八七〇年的教育普及案。因为若没有这个教育普及案，英国报纸的大众化，是没有那样容易的。就北平说，试问在一百五十万人口中，不识字的占多少？字尚不识，如何看报？至于年来政治的不安定和生产、交通种种的衰落闭塞，特别是国民经济已濒临破产，一百五十万北平市民恐怕就有半数以上，天天在那里生活恐慌。吃饭尚发生问题，看报，自然要放后一步。所以北平报业，整个的陷在凋零的雾团。至于晚报，是人们知识程度愈进步，生活愈优裕，需要消息传送的迅速愈迫切，然后晚报乃愈发达。比如法国的《无敌报》，他几乎从每天下午起，每隔一小时，出版一次，每次不过将他的“最新消息”随时抽换，其余大部分内容，并不变更。但是在巴黎的人，尽管买了第一版、第二版，若果第三版、第四版来了，还是一样的抢着购读。这是因为他们知识进步，生活较好，有消息传达迅速的需要。现在北平的市民，根本还大多数没饭吃、不识字，谈不到看报，那么，消息的迅速与否，自然更谈不到。再加上其他环境的压迫，所以北平的晚报，就成为不景气中之最不景气的了。这是整个的政治、教育、经济、交通问题，决不仅仅是报纸本身的缺陷。固然，在这样形势之下，报纸本身的缺陷，当然也就无法避免。

不过我是一直相信：“中国亡国则已，如不亡国，则最近的将来，中国报业，尤其晚报，一定会要有惊人的进展的。”因为中国的政治、教育、生产、交通若果长时停滞在现有的阶段，那么，中国必亡无疑。既不亡，则政治必安定、教育必普及、生产必兴旺、交通必便利，在整个国家，那样的进步发达之下，中国报业，自然也会跟着进步发达。而晚报因为人们对于消息迅速的需要增加，更有比一般报纸，特别发达的可能。北平拥有巨额的人口，又是我国的文化中心，所以，未来北平的晚报，一定会打破现在的不景气，这是无可怀疑的。

因此，敢乘着我们老兄五千日诞辰的机会，来敬祝他“寿比南山”，并期望我们整个的报业联合起来，继续奋斗，继续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奋斗。不过在这个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过渡时期，是否未来的环境能容许我们这班无依无靠的苦孩子——职业记者——生存下去，尤其强邻的压迫，是否我们的国力能保护我们这班民族意识比较坚强的苦孩子，还长久站在国防前线的北平，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奋斗，那却都是问题。我们只有照抄两句古话来做这篇废话的结束。“鞠躬尽瘁”，“尽其在我！”（原载1935年2月7日《世界日报》第十二版《新闻学周刊》第58期）

一个真正的报人

我所知道的戈公振先生，只是一些片段的回忆。因为从认识到他的死亡，虽然至少在七年以上，但我们有着见面谈话的机会，恐怕至多远不到二十次。

他并不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们更不必因他死了，而去过分的恭维。过分的恭维，只是使虚骄狂妄的活人，听着高兴。在道德水准达到相当程度的人们，活时听着，固然要感到肉麻，死后有知，灵魂也会要不安的。我们同时代同职业的朋友们，在他生前，或者既很诚恳地不忍，或者很吝惜而别有怀抱的不肯让他肉麻，那么，当他死后，我们又何苦反要使他，或许要增加灵魂上的不安，所以，在我理性的认识中，无论生死公振只是一个平常人物。不过，正因为他平常，才可以显出他许多地方，值得我们的敬佩和追忆！

现在就过去所能浮起的一些片段记忆，写在下面。

第一，公振是一个很谦和而不自满的人。记得民国十八年，当我出国的时候，他曾将新著的《中国报学史》送我一部，并很郑重的说：因为这种东西，在中国还是初见，我大胆尝试，一定有不少错误，希望朋友们能尽量替我校正；三十五天的海上旅程，是最好替我校书的机会，希望你能细细的看一遍。公振这本书，在中国确是创作，一经出版，早已誉满天下，而他还这样不肯自满。我虽然不配替他校正，但我却很细心的在船上一页一页的读过。有几处地方，觉得有可怀疑的就圈出来，预备将来写信或当面供给他一点意见。其中有几句话，在全书并不重要，然我却觉得十分奇怪的，就是报学史中曾说，英国的报纸，真能替民众说话，如果一个人为着公共利益的事件，投函到报馆，一连三次，报馆仍不登载，那么，这个投稿的人，是可以向法庭控诉的。大意如此，因手边并没有这本书，所以没有引录原文。我想，英国报纸，如果真能有这样法律，那就不愧为“舆论机关”。到了伦敦以后，我时时设法，想得到这段话的证明，问了好些人，都说不知道。有一次，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约程沧波先生和我在他家里茶会，同座的有好几位英国名记者。我当时曾将这话，问一位《泰晤士报》的编辑，他赶着连忙摇头说：“没有，没有。”还说：“假若英国有这种规定，我们报馆，只有天天打官司了，因为即就《泰晤士报》而言，每天登出来的‘致记者函’，总不过占投函总额中百分之二三，最大多数，都是掷在字纸篓的。”我记住这话，回国时，公振请我吃饭，我首先告诉他这件事，同时还提出一些别的意见。在我本觉得太直率了，不料他竟很坦白的答应：“这本书，错误和应该补充的地方太多了，我正在准备修正。”这是如何诚恳而光明。的确，我在欧洲的时候，同时听到公振在欧的许多朋友告诉我，公振几乎每个月都有信给他们，指出一些可以搜集中国报史材料的地方或书籍，请他们代为抄写或购买。像这样求真实的态度，试问现在一般东抄西抹自命学者的人们，怎能比上他的毫末？何况公振这本报学史，无论如何，在中国报学著作中，总可以算得不朽呢！

第二，公振办事，责任心特别强烈。当他第一次归国以后，曾担任某大报整理参考部材料的服务。参考部之于报馆，在欧美，恒以为报馆的灵魂。在前五六年的中国，甚至现在，其重要性却似乎还没有被一般报馆主人和编辑先生所认识。所以在那时期，虽然添了这一部，实际只是虚设。但公振却不因为别人不重视，而即放弃责任。我每次从北方到上海来，访问他，总可以看见他在一些相片和剪报的纸堆中，埋头工作。我笑着问他：“这不是劳而无功吗？”他叹着气说：“有功无功在人，肯劳不肯劳在我，只要我肯劳，就不管有功无功了。”其勇于负责之精神，大抵类此！

第三，公振待人的诚恳。我在北方，曾接到好几封公振介绍青年人到报馆请求工作的信。普通替人写介绍信总是当面写好一封信，让被介绍者拿去，就算人情做到。公振则几乎每次都另有几封更详尽的私信说明这个人哪几点是他的长处，哪几点是短处，因为这人的长处多于短处，所以敢介绍，请给他练习的机会。这种态度，对两方面都可算诚恳到了极点。这次他由海外归国，恰巧我也旅居在沪，在他死的前三天——十月十九日——他有一封信，给我和严谔声先生，信里说到一个医生被诬的事件，他说明他和这个医生的友谊，同时告诉我们，不是要我们偏袒这个医生，（而）只要我们据实记载。他写这信那天，听说病况已很严重，但他还能够扶病写信，一方面不负朋友的请托，一方面也不愿意要朋友因为友谊而牺牲了“报纸应该忠实”的天职。这都是可以使我们十分敬佩的！

我所知道的戈公振先生，仅仅只此。不自满、能尽责和待人诚恳。老实说来，这只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最低条件，既然要做人，自然应该向人的路上走。公振所具备的三个条件，本只是人生大道的起点，很平常而并不特别。但就是这样平常的起码标准，恐怕举世滔滔，尤其我们贵行同业，没有好多，可以像公振那样的做到。我们不必过分恭维公振是超人，我们只很忠实的说，活了四十六岁的戈公振先生，他现在死了，我们可以盖棺论定，上他一个尊号，他是做了四十六岁的“人”，尤其是在这乱七八糟的报人社会中，做了几十年的一个真正“报人”。

这就是我献给公振先生的一个最后的敬礼。民国二十四年十月六日，上海（原载1935年《大上海人》杂志第2期《追思戈公振特辑》，后转载在1935年11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98期）

“报纸救国”

我们在这个时机提出这个口号，并不是凭空妄造。因为我们最深切感受到的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政治，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腐化？中国的国势，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衰落？许多人说，政治不良，是因为政治制度太坏，非彻底革命，打破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可；国势衰落，是因为科学不发达，大炮飞机，造得不如人家好，非拼命提倡科学不可。这些话，当然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我们是无可反对的，然而，推本求源，这都还不是真正的根本治疗。

中国真正的根本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说破了，老生常谈，一文不值，但我们却坚定不移的认定，只有开发中国最大多数国民的知识，让他们都能了解个人和国家的关系，这才能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不是根本治疗。因为中国真正的根本毛病，只是最大多数的国民，知识太低，不认识国家，过分缺乏了国家意识。

这大概是每一个到过国外的人都知道的吧，在所谓一等强国的国土内，无论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做生意的也好，甚至六七十岁的老妈子也好，假使你和他谈起他的国家前途和世界大势，虽然他比不上知识阶级的对答如流，最低限度，总不会说，“国家太平要靠真命天子出世”，“出美人的就是美国，齐天大圣或许到过的”那一类荒谬绝伦的话。记得民国十八年，我和几位朋友住在巴黎都来福街一所小房子里，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个铁厂工匠，一切家务，由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管理。那时正值意大利和法国，为着一些零星问题，忽然形势严重起来，两国各陈兵边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报纸上天天登着惊人的大字，并鼓励人民，准备一切，作政府后援，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是天天要到所有住客的房间铺床扫地的。平时进来，她总满面春风，欢喜和客人谈些小故事，在这意法风云紧张的时候，我们忽发现，她神情大变，老是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的低头做事。我们为着好奇心驱使，于是趁着一次她有事情来交涉，就想出方法来探问她最近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不料她竟滔滔不绝的将真心话告诉我们。她说：“因为这几天，意大利太欺负我们法国了，看这样情形，假使意大利不让步，我们的政府，是会不惜一战的。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在欧战中牺牲了，只剩老三，那时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现在他的年龄已到，一旦打起仗来，免不了被征入伍，现在飞机大炮凶猛，比欧战更加百倍，我一想到老大、老二的牺牲，就替我这硕果仅存的老三担心，所以这几天几乎连饭也吃不下了。”我们就安慰她，说：“你不可以想法子，叫你儿子，早些躲避么？”她把脸一沉：“这是什么话，国家荣辱所关，我怎能做这样无心肝的事，况且我就要做，我儿子也不会答应的。”我们问她，这些意法交恶的消息从何处听来。她于是指着我们桌上放着的一份小日报（Petit Journal）说，“我天天看这个报，一切都是他告诉我的”。老太婆走了，我们一方面固然觉得她神经似乎过敏，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特别感动，这样劳动社会中的一个老太婆，居然会有如此饱满的国家思想，比起我们中国阔人们的老太太，岂不要令人愧死！

劳动社会的老太婆，尚且如此，等而上之，他们国家观念的发达，当然更不待说——自然也有不少的例外——所以对内无论被路易十六、拿破仑叔侄如何压迫，对外无论一八七一年被普鲁士如何蹂躏，而他们的民主政治，到底完成，他们的国家，总是灭亡不了。他们并不是菩萨保佑，唯一原因，就在最大多数的国民，能认识国家和自己的关系，国家的荣辱存亡，就是自己的荣辱存亡，他们本着这种精神，掀起了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五十年后，报复了一八七一年城下之盟的耻辱。至于这种国民精神的养成，最大功臣，无疑的，一方面是国民教育，另一方面就是大众化的报纸。

的确，我们在这些被认为一等强国的国土内，即以上面所说的老太婆为例，每天早起，总看见她从菜市回来，手上挽着一个菜篮，篮子里面，装些面包小菜，而盖在篮子上面的，总是一份人人可以买得起、看得懂的大众化报纸。她并没有儿子、女婿、亲戚、朋友做大官，想在报纸上得到他们的消息，但她对于国家大事，却能如此了解，如此关心。中国呢？庞大的乡村，固不必说，即以重要都市而论，有几个被目为下层社会的人，能买得起、看得懂一份报？因为买不起，他们也就索性不买了；因为看不懂，他们也就索性不看了。再加以国民教育的不发达，所以最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总觉得那是另外一些人的私有物，与他们不生关系。他们的脑筋，没有什么国家存亡荣辱的观念，大清帝国也好，中华民国也好，甚至再换一个招牌，似乎也无所谓。人家几千万国民，就有几千万国民和国家共存亡，我们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大民族，但是遇到敌国外患，恐怕至少就会有五分之四，天天在那里想挂洋旗。“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试问这样的国民思想，如何可以撑得起几百万方里一个世界上偌大的国家？

因为有这样不行的现象，所以我认为“报纸救国”，实在是中国眼前的对症良药。我们必须借着报纸的力量，使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国家和个人，是一而二、二而一。贪官污吏，侵吞了国家的小钱，大家心痛，就等于自己家里辛苦喂成的鸡鸭，被扒手偷去一样，纵然不能请求警察做有效的追捕，但是假若知道了这个贼的所在，一定要去和他拼个你死我活。至于国家领土，若是遇到异族的侵略，那么，占去了国家的一寸土，就等于个人自己的一间屋一亩田被人霸据了一样，只要有一份力量，子子孙孙，总不肯善罢甘休。人人如果都有这样国事等于家事的精神，岂但目前的内忧外患不成问题，就是中华民国，整个被人家征服了，我们也自有光复旧物，还我河山的一日。

所以我们虽然在这“救国”二字极不景气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举起“报纸救国”的大旗。因为我们认定了，只有祷祝这种大众化报纸的兴起，那才是中华民国的根本救星。民国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上海（原载1935年第3期《十日杂志》，后登载于1935年11月14日《世界日报》第十三版《新闻学周刊》第98期）如何使报纸向民间去（在北平新闻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是新闻专科学校开学的头一天，也就是我们试验我的理想——改革中国新闻事业——的开始，假使我们的理想，幸而不十分错误，我们将来对于中国新闻事业或许有点贡献，那么，今天或许就是我们最可以纪念的一天也未可知。辱蒙教育界、新闻界的先进和党部陈委员光临指导，觉得非常的感激，非常的荣幸。我们愿藉这个机会，将我们对于这个学校组织的动机，筹备经过和将来计划，向诸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我们组织这个学校的动机，是认为眼前的中国报纸，有两件急当注意的事。

第一，现在国内的报纸，大半可以说，只是特殊阶级的读物，而不是社会大众的读物。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每一报纸他所记载的消息，大都偏于政治方面。把要人的来去，宦海的升沉，特别注意，都用很多的篇幅，很重要的地位去登载。至于社会上许多严重的事件，反而多被忽略。我深刻地记得，几年前，在上海一家报纸的本埠新闻上，一天，将一个要人开的园游会，登了第一条，占去很大的地位，甚至来宾中一位太太的钻石项圈，也不惜用数百字来描写她如何华贵，令人羡慕。但在同日同栏的末尾，有段大学毕业生投黄浦江自尽的消息，这个自杀者，从大学毕业以后，谋一点小事都得不到，后来做了一个小学教员，小学却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发薪，他没法维持生活，就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都送入妓馆里去做妓女，后来他的妻子因羞愤自杀了，女儿也跟人跑掉了，小学到底因不能维持，至于关门，他完全失业，结果，只好带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子同投黄浦江自杀。这是多么悲惨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可是反而被列入在几个自杀消息的里面，标了一个“自杀消息一束”的题目，用六号字排在小角落里。试问这两条新闻，影响社会生活的，哪个轻？哪个重？而报纸的眼光，却将他这样的倒置起来。这种现象，不仅一家报纸如此，一般报纸均很少避免。所以只有少数与政治有关的人，才去读报，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人，则以为这种报纸，不过是些升官图、起居注和特殊阶级的消遣品，与大众不发生关系，没有读的必要。再就报纸的定价来说，像北平、天津、上海的各大报，每月每份售价都在一元以上，而一般劳动阶级的收入，普通每月总只有十元上下。如果订一份报，就差不多要占去他生活费的十分之一；他们家里如果再有父母妻子，十元维持衣食住都不够，哪里还有力量去买报看？不但劳苦的农工看不起报，就是收入稍丰的普通小学教员，也看不起。但在欧美，看一份报不过占据每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一。譬如英国的一般日报，每天只卖一个便士，英国普通的工人收入，每天平均总有一百个便士（以每月收入十镑计算）；法国的报，每份只售二十五个生丁，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平均每天总有三千多生丁（以每月收入一千佛朗计算）。所以欧美的人都喜欢看报。在外国，早晨起来看见街上买菜的主妇，袋子里除下小菜、面包，总还有一份报纸。可见欧美的报纸，是人人可以看得起，那才是真正给大众看的报纸。中国的报纸定价，为什么这样昂贵，一方面固然因为广告不发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报纸本身篇幅太多，不知道减轻成本，低价推销。

报纸的内容，不是大众所需要读的，报纸的定价，又不是一般劳苦大众所读得起的。中国报纸不发达，这两点实在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中国办报数十年，到现在，他的读者，还只是限于极少数的政治人物和所谓知识分子，不能伸张到民间去。中国糟到现在这种地步，就是大多数国民，根本上不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国难到这样的严重，国家快要亡了，他们还不知道。甚至他们将中国、“满洲国”、日本，看作没有什么分别，做哪一个国家底下的国民，于他们本身，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所以愚昧、闭塞到如此田地，就多半是因为向来不去读报的缘故。就这一点说，我们新闻界，实在应该负重大责任。因为我们的报纸，从来不注意向多数国民动员，使他们了解民族意义、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及中国现今的危迫。致使他们始终坐在漆黑的暗室，不知道屋外大势。自从“九一八”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更深切地感到，有急起直追转变我们目标的必要。内容应由政治转到广义的社会，读者应由少数特殊阶级，转到全国劳动大众。就是要将向来被视为特殊阶级的读物，变成大众的读物。使全国士农工商，都能看报，用报纸来唤起全国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这是中国报纸应该改革的第一点。

第二，中国报纸，在商业不发达的地方，虽然还处在手工业时代的状况，而在通商大埠，则渐次已有资本化的倾向。办报的老板，可以与报纸工作不发生关系，只要拿出了资本，终年不入报馆大门，也可以坐分红利几十万元。劳资的对立，日趋尖锐，就在同一报馆里，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中间，也很容易发生冲突。编辑部和印刷部，总难合作。凡是从事过新闻事业的人，恐怕都感到过这种痛苦。这是未来中国新闻事业的一大危机，我们要预防这种危机，就应该设法使一个报馆，成为一个合作的集团，由排字工人起，至社长止，都要忠诚合作，全成为报纸的主人，不但要消灭资本劳动两阶级的对立，并且要融合劳心劳力，使他们同为一个报馆的生产者。应就他们劳动的时间和效率，去区别他们的报酬，而不应该从劳心劳力上有所歧视。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应该注意改革的第二点。

我们怀抱这两种观念，就想来创办一个理想的报纸，来实现我们的理想。原来我们的计划，是想就我们已有的报纸改良，照我们理想的办法去作，后来经过缜密的考虑，觉得要实验我们的理想，非有根本彻底的办法不可。而人才的准备，尤为必要。最好先办一个新闻学校，一方面训练未来的人才，一方面在学校里可以创办一个民众化的报纸。从事这个报纸工作的人，像经理、编辑、外勤记者、印刷工人、会计、发行、广告等等，就均可由学生自己来充任。由一个学校，来实现我们上述这两种改革的理想，这就是我们创办这个新闻专科学校的由来。

其实，这两种理想，我们怀抱已经很久。前几年，国立北平大学，曾请我举办一个新闻专修科，后来又觉得在法学院内，开办一个新闻学系。本来均可以试验我这种理想。但是我仔细考量结果，觉得就现在教育界情形，要想在一个国立大学里面，试验我们的理想，必然困难太多。当时又恰巧因事出国，平大这个委托，我只好中途辞谢，没有进行。我后来更感觉到要根据我们的理想，训练完全手脑并用、吃苦耐劳的新闻人才，应当由下往上，逐步彻底的做去。办大学新闻系，招大学程度的学生来训练，不从根本着手，将来也恐怕难见成效。所以回国以后，决定以私人能力，来创办一个以合乎实用、循序渐进为目的的新闻专科学校。经过相当时间的筹划，到今年二月正式招生。我们将这个学校，分为初级职业、高级职业、本科三班。现在开办的是初级职业班，以后两班当陆续开办。初级职业班，学额本只限四十名，当时应考的竟有四百多人，超过名额十倍以上，可见一班青年对于新闻事业大概很感兴趣。今天这初级职业班，已正式开学。初级职业班，是打算造成一般新闻事业中的基本社员，就是一个报馆里最重要也最神圣的印刷工人。以一半时间实地练习排字、铸字、制版、机器等工作，以一半时间讲授中国文、外国文、自然科学大纲、社会科学大纲、新闻学等。务使在两年里，技术和知识同时并进。毕业后愿意做事的当然可以做事。其环境好，不愿即刻做事，还愿意深造的，则可以升入高级职业班。高级职业班，是以训练外勤记者、助理编辑，及事务方面、发行广告、会计等职员为目的的。一面有实习工作，一面也有学科讲授。毕业以后，愿意做事的做事，愿再深造，可以入本科。本科的目的，则在造就主笔、总编辑，及事业方面的指导人才。它的课程，则专注意于法律、政治、经济和若干主要的社会科学，其程度，将与一个完全法科大学相当。这三班的毕业期限，总共七年，假使一个人，能从初级职业班，进到本科毕业。那么，他的能力，一方面可以做社长、当主笔，一方面也可以排字、管账。这样，才可以算一个完全的新闻记者，而脑力劳动和筋肉劳动，也就可以合而为一了。

我们创办这个学校的计划，大略如上所说。我们将来还想在这个学校内附办一个理想的报纸。一方面给未毕业的学生做实习，一方面就让毕业的学生去工作。报馆里全部的职务，都由本校未毕业或已毕业的学生去做。由印刷到编辑，都由学生担任。照着我们改良中国新闻事业的理想，这个报，一方面要注意到大众，同时要把这个报作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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