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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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文文学评论(第2辑)试读：
【纪念曾敏之先生】
痛悼曾公敏之先生在曾敏之先生告别仪式上的致辞——王列耀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曾公敏之先生。
曾敏之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1月3日凌晨在广州逝世，享年98岁。
曾敏之1917年10月生于广西罗城，祖籍广东梅州，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报人、文学家，同时也是成绩卓越的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他不仅见证了20世纪中国的百年沧桑，而且积极投身于火热的革命与建设事业，展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怀天下、忧国忧民、清风朗润、正直无私的人文精神和崇高品格。
曾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新闻工作领域，1942年进入《大公报》任记者，对大批颠沛流离于大后方的文学名家和文化名人进行了全方位报道，后来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前线，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抗战的伟大事迹和精神风采。1946年4月，曾敏之在重庆两次专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撰写出报告文学《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这篇极具文学感染力的人物通讯全面展示了周恩来从留学法国开始就献身于革命的前半生历程，并向外界清晰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建国的愿望。而曾敏之先生也因为报道周恩来十年谈判、闻一多遇刺事件和支持重庆学生反抗国民党统治，于1947年5月遭国民党当局拘捕，后经多方全力营救才得以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曾敏之继续在新闻领域发挥巨大的作用。1950年，曾敏之先生奉调广州任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中国新闻社驻广州联合办事处主任。
1978年冬，曾敏之先生被委派赴香港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文艺》周刊主编及文汇出版社主编，花甲之年接棒驻港工作新使命。在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杂文和社论，对于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建设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意见。他富于远见地看到文学在文化交流和情感认同中所起的深刻作用，遂广泛联系香港各界作家。在他的努力下，香港作家联会于1988年成立，他前后担任了四届会长。后又创建了世界华文文学联会，致力于香港和世界华文文学事业的发展，推动香港文坛与内地文学界的互动，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从文化层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曾敏之先生后期的大部分时间虽只在粤港两地，但是他在文化领域发出的光和热无远弗届。50年代生活于广州期间，他出版了有关《红楼梦》和鲁迅研究两种学术专著。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白云山农场劳动，直到1959年，“右派”处分才被撤销，调到广东作家协会《作品》编辑部工作。1961年到暨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写作教研室主任，讲授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大学写作和鲁迅研究专题等课程，与高校结下了生命中的机缘。改革开放初期，他利用在香港工作的便利条件，撰写海外文情报告，率先向内地介绍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如发表于《花城》杂志创刊号的《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此时，先生担任暨大中文系客座教授，组建港台文学研究室，协助搜集研究资料，成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当之无愧的先行者。他数十年如一日，积极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的研究工作，正是通过他和同道们的不懈努力和多方奔走，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于2002年获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就在2014年11月病情恶化住院期间，他还一直关心着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筹备情况。对此，我们心怀感恩。
曾敏之先生实践了“书生报国，秃笔一枝”的价值理念，也秉承了知识分子的高尚美德。在曾老70多年的笔耕生涯中，除新闻政论之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词和散文，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海上文谭》等30多种，最近一本是2014年春出版的《寒晖集》，主要收入近年其关于文化思考的文章。他既欢呼时代的进步，又警惕资本之于公民道德伦理的冲击，所有这些，都一一化为他笔底的波澜。曾老一生重情重义，广结文缘，珍藏了大批名家往来书信。近两三年来，他分批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无偿捐赠了大批极具文史价值的书信资料，并把自己数十年收集的藏书悉数捐赠给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这些善举，是曾老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印证。
今天，虽然我们因为曾敏之先生的溘然辞世而不胜悲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曾经拥有曾敏之，我们将沿着曾敏之先生开辟的道路朝前走。他的一生是圆满的。曾敏之先生在1946年那篇著名的《闻一多画像》中说：“前驱者走了，他的走是向着伟大的休息。”如今，曾公这位前驱者，也走向了“伟大的休息”。
敬爱的敏之先生，安息吧。2015年1月9日（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海外华文文学的开拓者悼念曾敏之先生——饶芃子
曾老仙逝，在那个宁静的清晨，安详地与世长辞。此前，曾老曾因出现心衰问题数次在华侨医院住院治疗，在穗文友均为他的健康担忧！但1月3日，在惊闻先生辞世之时，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难以言说的感伤！
我是1961年认识曾敏之先生的。当时他从新闻界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执教，讲授“写作”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我是系里的青年教师，讲的是“文艺理论”课程，因和他不在一个教研室，所以接触不多。但我知道他是20世纪40年代大后方的著名记者，也读过他抗战时期写的短篇小说，还有他结集出版的散文随笔，我觉得他的文章笔底有情，是诗情、文心、史志交织的一个审美空间，心中十分敬佩。1978年后，曾敏之先生调到香港继续从事新闻工作，因仍担任学校的客座教授，所以系里不时会有他发来的香港各种文学活动的信息，这些信息常常引起教师们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一些中青年教师的关注，他们后来都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和骨干，这也是后来暨南大学中文系几经发展得以成为国内该领域重要“基地”之一的缘由。
1979年5月，曾敏之先生在《花城》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一文，介绍中国香港、澳门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文学情况，这是中国大陆文学界刊登的第一篇倡导关注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文章。接着，他又以“海外文情”为主题，在广州、上海、北京发表了系列介绍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由此打开了一扇瞭望、考察本土以外各地区和国家汉语文学的“窗口”。1981年3月，由曾敏之先生建议，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成立了分支机构“台港文学研究会”，并在大陆学界掀起了台港文学的介绍、研究热潮，而后来蓬勃发展的海外华文文学，则是从“台港文学热”引发、扩展开来的。现在，三十五年过去了，这个领域在国内外文学界已广为人知，而且成果丰硕，影响日大，这一切，都离不开曾敏之先生所作的开拓性贡献。
更令我感动和敬佩的是，曾敏之先生不仅倡导，还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组织和筹备工作。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学界同仁有感于世界范围内的“华文热”正在升温，汉语文学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由曾敏之先生倡议，经与会者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并选举曾敏之先生为筹委会主任。此后八年，先生还四处奔走、呼吁，经多方联络、沟通，克服了种种困难，2002年5月，作为国家一级学术团体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获国家民政部批准，在暨南大学正式成立，成就了这个领域的一项殊荣。这是曾敏之先生对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又一大贡献。
如今，曾敏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世界华文文学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我们会铭记在心！他的精神和实践，将永远记载在文学史上。（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曾敏之先生百日祭陆士清
2015年1月3日早晨，一颗搏击时代风云、奔腾着热血的文化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驰誉海内外的著名作家、诗人、学者和报坛健笔，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会长——曾敏之先生走完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人生历程，悄然仙逝了。虽然曾先生享年九十有八，可说是福寿双全，但我们仍深感悲痛，因为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文化前辈，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师友。
曾先生走了，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串串光辉的脚印。抗日硝烟中的文化战士
曾敏之生于广西桂北，十岁时就失去了父母，小学毕业后辍学，青年时代到广州半工半读，受邹韬奋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抗战文化名城桂林，以笔当枪，投身抗战，走上“书生报国，秃笔一枝”的道路。
曾敏之先是写了反映少数民族青年爱国抗日热情的报告文学《烧鱼的故事》《芦笙会》，刊于茅盾在香港主编的《文艺阵地》。1941年出版小说散文集《拾荒集》。著名小说家孙骏青先生在40年后回忆说：“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里，我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它读完了。读着它，我忘记了屋外呼啸的朔风寒夜，忘记了不远处敌人据点里的犬吠声……”曾敏之先生的短篇小说《孙子》被茅盾先生收入《抗战八年小说集》。他还曾协助王鲁彦编辑《文艺》杂志。
1942年任桂林《大公报》记者后，曾敏之采访了当时在桂林的巴金、田汉、艾芜、欧阳予倩、聂绀弩、千家驹等31位作家、学者，写了《桂林风雨与文人》，描述了这些作家在战时苦难中挣扎的生活面影，颂扬这批文化人在国难家仇中的不屈和坚持。他参与宣传和报道了1944年在桂林轰动大后方的、宣传抗战并演出了93天的“西南剧展”。1944年5月长（沙）衡（阳）会战展开之际，曾敏之临危受命，作为《大公报》战地记者奔赴前线做战地采访，在前线坚守了两个多月。撤退到重庆后，他夜访白崇禧，密访苦守衡阳47天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抨击国民党军政局腐败无能，致使三千侵略日军，在一个月内克桂林、陷柳州，长驱千里，一直攻打到了贵州独山，城池遭毁，百姓尸横遍野！沈钧儒、柳亚子、徐悲鸿、马寅初、侯外庐、傅抱石、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老舍、力扬、陶行知、顾颉刚等312名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抗议当局政治腐败，这一举措震动山城，使得蒋介石暴跳如雷。曾敏之也在这份《文化界时局进言》上签了名。《文化界时局进言》现珍藏于成都巴金纪念馆。抗击黑暗，追寻光明
在《文化界时局进言》上签名，是曾敏之人生价值的重要宣示。抗战胜利后，曾敏之采访旧政协，期盼国共谈判能取得进展，从而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新中国。但是在比较中曾敏之看到，共产党的愿望是真诚的，而国民党一心想消灭共产党。果真，国民党特务制造重庆校场口事件、撕毁《双十协定》。在国共和谈行将破裂，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曾敏之毅然采访周恩来，写成了报告文学《十年谈判老了周恩来》（后更名为《周恩来访问记》），公布了周恩来给他的题词：“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得盲目。”《周恩来访问记》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英伟形象：一直以来，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的“共匪”，可是周恩来却是世家子弟，博览群书、渴求真理的知识精英，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家，不计前嫌、胸怀博大而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爱国者，民主、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不懈追求者，光明磊落、重情重义、具有高尚人格魅力的时代英雄。《周恩来访问记》所塑造的周恩来的英伟形象，不仅是对国民党泼在中共身上的污泥浊水的冲刷，而且也必将教育那些受国民党宣传蒙蔽的人，使之端正认识。其影响如一位诗人所言：“妙笔颂周公，重庆振铎凝望延河灯火。”
国民党违背民意，发动全面内战，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李公仆、闻一多拍案而起，但他们却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曾敏之怀着忧愤写下了《闻一多的道路》（后更名为《闻一多画像》）。他明知这是挑战已举起屠刀的国民党，会危及生命，但他义无反顾，“充其量也不过像前辈一样，‘走向伟大的休息’”。曾敏之支持重庆学生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运动，成为当局的“眼中钉”。1947年5月31日深夜，在当局发动肃清所谓“共谍”的大逮捕中，曾敏之被关进了国民党的黑牢，历经坎坷才得以脱身。迈过坎坷，尽情贡献
曾敏之被营救出狱后，南下香港，参与筹建香港《大公报》，与聚集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广州解放后，出任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和中国新闻社驻广州的联合办事处主任，执掌对外宣传之大任，同时开始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撤销处分后到暨南大学执教，后来又在“文革”中累遭折磨，但他在磨难中看到了希望。1976年清明悼念周总理以后，他在《丙辰仲春之夜约胡希明、李曲斋严霜小饮互倾牢愁有作》一诗中道出了信心：“严城风雨沉沉夜，广宇迷茫隐隐雷。道是醉乡宜梦稳，何须清浅问蓬莱。”后来，“四人帮”被粉碎，劫难度过。曾敏之应港澳工委邀请，于1978年初冬，跨过罗湖桥，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代总编。在执掌香港《文汇报》笔政期间，他为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文化建设、香港回归和祖国的和平统一鼓与呼。收集在《思辨集》中的他执笔的一百多篇社论，记录的即是他的心迹。
在港近四十年间，曾敏之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香港文坛。他创作出版了《望云海》《观海录》《文史丛谈》《文史品味录》《人文纪事》《绿到窗前》《曾敏之文选》《四海环游》《晚晴集》等近四十本著作。他的散文、杂文多次获奖。他悼念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苑师友的文章，如《司马文森十年祭》《风范难忘——记陈序经》《浩歌声里请长缨——记田汉》《水远山长失俊才——记黄谷柳》《悼绀弩》等，是真情与血泪凝成的诗。香港诗人秦岭雪赞之为：“忧愤催发了诗思，凝结成血泪，锻造了寒光闪闪的利剑，真是气冲斗牛、掷地有声。”这些文章，“一方面是忧愤、控诉、战斗，一方面是热忱、挚爱、知己情长、战友情深……于死者是行状，是丰碑，于作者是心香，是热焰，是誓词……在历史的天幕上画下一串血红的感叹号”。
此外，他还和文友们一起建设香港文坛。1979年初，他在香港《文汇报》恢复《文艺》周刊，出任主编，刊登巴金、茅盾等著名作家的动态和优秀作品，推动内地文坛与香港文学界的交流。编选出版了《香港作家散文选》和《香港作家小说选》。在《海洋文艺》这本纯文学杂志停刊后，他和罗孚先生建议新华社创建纯文学杂志。后来由陶然等策划、创办了杂志《香港文学》。1988年1月，他与文友们创立了香港作家联会，担任首任会长，连选连任三届。香港作家联会由31人发起成立，如今已发展到了300名会员。香港作家联会不仅是香港作家之家，而且是内地与港台、世界华文文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2006年12月，他与刘以鬯、潘耀明、陶然、黄维梁、新加坡的骆明、马来西亚的戴小华、泰国的司马攻、加拿大的陈浩泉、美国的贺郎，以及内地多位作家、学者，一起创建了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同时创办了纯文学杂志《文综》），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交流。
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曾敏之也卓有建树。1980年初，曾敏之就提出了文学要“面向海外，促进交流”的课题。1979年春，他建议暨大中文系将研究台港文学列入议程。1979年5月，他在《花城》创刊号上发表了《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开启了中国内地关注港澳台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历程。1982年，他发起和主持了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台港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在，这个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开了十八届，已成为世华文文学界的盛事。他担起了筹备建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责任，经八年的努力，学会终获批准，于2002年正式成立。学会成立后，他出任名誉会长，支持饶芃子、王列耀会长的工作，团结文友，拓展学术交流。学会已拥有由专家、学者和资深编辑组成的366名会员。学会不仅是一个团结的、与世界华文文学作家保持密切联系的、富有学术朝气的团体，而且得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支持和重视，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一支力量。
2003年，香港特区政府授予曾敏之荣誉勋章，表彰他对文学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家国情怀，辉耀晚年
最近几年，因为年事已高，曾敏之离休后长住广州。“难得旷怀观万物，最宜识趣拥书城”，他自题对联挂于书房，以旷达的情怀自处，但“老”关不住他的赤子之心。2014年5月，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我‘三照样’：文章照写，老酒照喝，小麻将照打；我信奉‘三忘记’：忘记年龄，忘记功利，忘记恩怨。不能忘的是萧干先生所说的心中‘良知的明灯’，那就是百多年来我们先贤们所追求的人民解放、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理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要为国家和民族克尽言职，所以要活到老学到老，走好生命的最后一里路。”
他写过一篇名为“老人心事”的文章，说的是于右任老先生的“心事”，表达的却也是曾先生自己的心情，那就是始终把国家安危、民族振兴放在心上。在《谈忧患》一文中，他说“忧患意识是知识分子投入、推动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行动的思想动力”，当今的知识精英仍要保持清醒，要有家国兴亡的忧患意识，而他自己也始终保持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对祖国的侵害，他忧心；香港分裂势力的嚣张和折腾，他忧心；一些干部的腐败、人文精神的流失，他忧心；社会奢靡之风盛行，他忧心……阶前频听雨潇潇，独抱轻寒送晚潮。世事难忘天不老，百年忧患未全抛。自顾浮生也有涯，卅年曾溉紫荆花。依然家国萦宵寐，风雨鸡鸣怅岁华。尘网羁留忘故山，梦回海上愧收帆。闲情合向闲中老，记取灵台守岁寒。
分别刊于《人民日报》和香港《大公报》题为“雨夜”的这三首诗，流溢的正是这种心情！这三首诗写于2012年中共第十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为胡锦涛在政治报告中所警告的情况而深感忧虑。
曾老同时也充满期盼。他热切期盼高扬改革开放的旗帜，把祖国治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期盼香港民心的归顺和社会的稳定；期盼执政团队的坚强和纯洁；期盼国防力量的强大，回击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挑衅……他紧握战斗的笔，写下《人文精神的失落》《谈尊严》《“和谐”隐藏的文化智慧》《“渐”送浮生》《谈浮名》《谈交换》《谈文化，不妨先谈谈教育》《谈“饬伪”》《恩来精神不朽》等杂文，批判浮躁和腐败之风，呼吁发扬周恩来的为国为民精神。
党的十八大会议以后，我们国家、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温暖了曾先生的心。他说：“回顾国家、民族历经百年的苦难，到今天取得了翻天覆地、国强民富、崛起于世界之林的成绩，谁能闭目塞聪呢？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有艰难的过程，但是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将以众志成城的力量创造辉煌的前程，我毫不掩饰振大汉之天声的欢跃情绪！”
曾先生就是以这样崇高的情怀，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曾先生离开了我们，但他献身祖国，献身于华文文学事业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明灯。
曾先生，安息吧！2015年3月于上海莱茵斋（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仁者之风 山高水长悼曾敏之先生——曹惠民
2015年1月3日下午，惊悉曾敏之先生于当天早晨仙逝，未及期颐。乍闻噩耗，十分沉痛，再翻检出近10年来曾老给我的10来封亲笔信，更是难抑心中的悲痛，与曾老过从的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
初见曾老，是在23年前也就是1991年，在中山翠亨。那年7月，我第一次参加“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翠亨会后，便常有和曾老见面的机会。近距离的接触，较为深入的交谈，拜读他几次赐赠的新著，聆听他在多次学术会议上的讲话，确实让我获益良多。听闻他为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的成立而以古稀、耄耋之年奔走于粤、港、京之间，全心投入而又功成不居，也逐渐感知了他对事业的一片深情，领略了他开阔宽容的胸襟风范和人格魅力。从他的身上，我真切地懂得了何谓学者襟怀、何谓长者风范。我赞同有的朋友对他的概括：既有学者的智慧，又有记者的敏锐，哲人的思想与诗人的激情兼备。厦门大学朱双一教授认为，曾老“堪称华文文学研究之父”，我高度认同。
2000年，我到台湾“中央”大学开会，回苏经港，曾老特地做东请我聚餐，除陶然外，还专门约了著名评论家璧华，介绍我与他相识。席间问起，才知道曾老是自己一个人搭地铁来的，真是没想到！那时曾老已年过80，精神却那样健旺，又如此重情重义，令我既钦佩不已，又深受感动。2002年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以后，和曾老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几乎可说是年年见面。使我永难忘怀的是，曾老多次在会上、人前对我褒赞与肯定。2003年，在第二次海内外华文文学研究机构负责人联席会议上，曾老在讲话中感谢多年来给他“鼓励”“扶掖”的朋友（其实那时我还没写过专门评论他的文章，只是在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中列有一节他的文章），列举了四五位同行专家的名字，且把最年轻的我列在最前面！这让我大感意外，更觉得担当不起。曾老提携后学的拳拳爱心，于此可见一斑。
2005年秋日，由陆士清、秦岭雪几位朋友策划了一个小规模的笔会，在杭州西湖畔金溪山庄祝贺曾老88岁米寿，我也应邀出席，并代表苏州大学给曾老敬献了一个花篮，曾老十分开心。回苏不久，就收到他的来信，除谈及近时他为筹划成立“世界华文文学联会”返港之事外，还再次讲到我在杭州祝寿会上的发言：“垂顾与溢美鼓励之情，令我感激涕零。此种古道热肠、重义轻利的风格，于今之滔滔俗世，已难复举！”他对重义轻利的推崇，我感觉，绝不只是对我个人行事风格的一种肯定，而是他的基本价值观的宣示，是他为人处事的一种方式，表明他对学界的某些不正之风绝不容忍、认同。“垂顾”“扶掖”等语本用于长者对晚辈，却被曾老用在比他年轻近30岁的我身上，读着他的信，我一则深感惶恐，一则又无法不被他谦和的仁者之风与真情深深打动！他待人接物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古风遗韵，言传身教，给我的教益很深。
2012年初，曾老得知我主编的《台港澳文学教程新编》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时，特地在3月6日赋诗《七律一首——奉赠惠民教授》以贺，诗云：“纵笔勤探两岸潮，知珠识璞艺评高。潜心绛帐栽桃李，远播神州树坐标。翰藻驰思腾美誉，缥缃长卷证辛劳。环球拭目谁争势，抒展华文载体超。”几天后，又写了一首《浣溪沙·奉赠曹惠民教授》，词云：“如椽笔探港台文，辨璞识珠最认真，著述长卷赋先声。绛帐勤栽菁莪美，艺林共仰德行深，华文迈世作干城。”字里行间充满对后学的提携嘉勉之意，曾老还亲笔把七律写在宣纸上寄来。是年暮春之日，96岁高龄的曾老，坐着轮椅乘飞机出席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会前他曾兴致勃勃地希望自己“还期策杖游江南”的夙愿得偿，结果却因突发足疾而未能来苏州大学出席后半段会议，更未能和我们同游瘦西湖，于我，可真是说不尽的大遗憾。会后，他在6月4日特地来信，信中述说：“只因老病腿疾转频剧痛未能追随诸贤赴苏州参访苏大，遗憾可想。何时再到江南，于我衰残之年，难卜后会之期了。”读之令我心酸不忍。又提及我赠他之书：“您对学术研究之殷诚与识见，反映您对华文文学的贡献。期待您的史著问世，您的整合创见具有远瞻的影响，特致敬意。读您的旧文，对师道友谊的追述，表现得真诚纯朴，历久弥珍，证之如今浇薄的世道人情，已属罕睹了。感佩何如！”在另一封信里，他又称我是他的“知交”“忘年之交”，我在深感荣幸之余，更把它看作是曾老对我的激励与期望。此后的日子，我总时时提醒自己：所言所行，是否与曾老的期望有悖。
2014年，我要出一本自选集，想把曾老的另一首赠诗（见拙著《边缘的寻觅》）作为该书的代序，便征询他的意见，他很快来信表示同意，又特地用传真发来亲笔所写数语，并说“您的享誉，是实至名归”，于我，则把这话看作是对我的鞭策。其实，他不仅对我如此器重厚爱，据我所知，曾老对真诚治学的后辈学人，从来都是不吝赞誉之词，显示出他的高境界、大胸怀。他对后学的帮助、提携，时时感动着我，而我内心也一直以曾老为楷模：为了华文文学这份志业，当尽一己微薄之力，扶持举荐年轻学人，俾使事业常青，后继有人。
曾老在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在《大公报》“程门立雪”受教的往事时，说到感受最深切的教诲，便是当时主持《大公报》笔政的总编辑张季鸾先生向编辑、记者告诫的一番话：“我们常有一种觉悟，就是要做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必须由做人开始，个人的人格无亏，操守无缺，然后才算具备一个完善的新闻记者的基础。”现在来看，“人格无亏，操守无缺”这八个字用以概括曾老一生，可说十分贴切。他也曾自言道，自己是“右手拿笔，左手拿梅花”。“拿梅花”之意，即坚守做人的气节和操守。环顾当下的文坛学界，如此人格，如此操守，曾老之后，何其难觅！
前辈的风范、风骨，山高水长，是我们这些后学最应珍惜的精神财富。当此滔滔俗世，面对“浇薄的世道人情”，我从内心深处知觉，曾老对“古道热肠、重义轻利”的肯定和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对“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推崇，在为人处世的价值观上，其实是深度相通的。这些无疑是我立身处世的最高信条、准则——我将此生力行，直到最后。
曾老（字望云）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功德业绩将不会为后人忘记。特撰一联，献于曾老灵前：音容宛在 望云山高，风范永存 德懿水长。2015年1月4日作（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中文系）怀念曾敏之先生龙扬志
2015年元旦之前，曾敏之老人约定我们几个去他家小聚，不料还差几天就传来先生仙逝的消息，一代名记飘然西去，令人扼腕叹息。曾老是有恩于我的，他一离世，广州两个定期叫我打牌的人都走了。会打牌的人都知道，打牌的乐趣在于过程，隔三岔五找个理由聚到一起，既轻松又愉快，世界上简直没有比打牌更好玩的事情了。这样一种令人感觉温暖的挂念，一直催促我写点什么，然而他去世之后，看到各种怀念和凭吊文章如潮水般涌现，我竟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千万情绪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我接触曾老其时也晚，一切绚烂归于宁静，而他仍在有条不紊地展开人生的精神图景，直至终极之完满。在先烈中路黄花岗剧院后的那座小楼中，我有幸多次与曾老交谈。不论是风雨人生的起承转合，还是家国命运的兴衰起落，于聆听者皆是一种特别的财富和荣耀。曾老的一生是一部波澜起伏的大书，既有“潮平两岸阔”的炫丽情节，也有“风正一帆悬”的静穆风景。在他笑看沧桑的生命长河中，像我这样的“小伙计”想必是不计其数的。
曾老近年听力衰退得厉害，但只要降低语速，日常交流基本可以顺利进行。先生一大雅好是搓麻将，一到周末召集三五老友，酣战半天。大概因为年岁已高，很少在牌桌上听到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一心只专注打牌。麻将是国粹，各地玩法不同，曾老祖籍广东梅州，但麻将素喜海派，最少三番开和。不管谁和牌，他都很开心，乐呵呵从桌上捡出打完的废牌，一遍又一遍帮忙算番数。曾老好客，一边打牌，一边吩咐保姆准备饭菜，甚至炒几个菜、炒什么菜都要细细过问。眼看华灯初上，曾老意犹未尽，大手一挥，“好喽，记账，喝酒，吃饭”。晚上围桌小饮，俨然开辟第二战场。他劝酒时话不多，把杯中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盈盈地把杯底翻给我们看，盛年豪情满怀、风流倜傥的情景不难想见。
曾老始终保持着老报人的职业情怀。我的日记载有2013年11月2日与师弟去黄花岗拜访老先生的细节。除了我和师弟，他还特意叫上当年的助手潘梦园老师。龙门阵开摆之前，曾老照例询问了我们有关学术和生活的情况。那时他已届96岁高龄，思维敏捷，一见面，笑呵呵地朝我说，刚在报纸上读过我发表的文章，勉励我兼顾研究和创作。因为阅读，他对这个时代大大小小的公共问题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关注热忱。那阵子，一场记者被拘事件正闹得沸沸扬扬，他对于对新闻伦理的随意逾越痛心疾首，但也指出全社会必须认真关心记者的处境，他坚信新闻自由是社会建设的必备条件和体现内容。
他特意问及我们对钱钟书先生信札拍卖风波的看法，当时他已把巴金写给他的书信悉数捐赠给巴金故居，连同萧乾、柯灵、峻青、邵燕祥等著名文人的往来信函，共四百七十多封。他跟我们说，他婉谢了受赠方提出的包括文集出版在内的任何回报。曾老不存丝毫个人欲念的胸襟，与拍卖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找出巴金研究会编的《点滴》，上面刊载了巴金致曾老的书信若干，巴老这批重要史料终于向学界公开，意义不言而喻。他决定把《点滴》分送给我们，于是，拄着拐杖，在客厅和书房之间跑进跑出，快乐得像个孩子。之后，又找出他刚从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沉思录》，细心地写上我们的名字，盖章纪念，一丝不苟。后来又搬来几册已经题好字的书，用报纸细细包装，让我们转送暨大图书馆和文学院资料室。曾老60年代即到暨大中文系工作，作为一位老暨南人，他始终对暨大心存感念，念兹在兹。
曾敏之先生90年代初彻底退出香港《文汇报》的编辑事务，重心基本上转移到文学事业，对海外华文文学用力尤多。为更好地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与交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决定创办一份学术刊物，曾老始终关心刊物的筹备，因刊物刊号申请之事，他多次致信北京的老友们请求帮助，得知刊号获批渺茫的消息，他建议我们以学术专辑的方式开始运作，将来再另觅机会。每回去拜访他，他必定要问到辑刊的进展，为了做好这份刊物，他提出了很多极有建设性的意见。一次适逢陆士清教授自沪抵穗，曾老热情邀请王列耀会长一同商量办刊之事。那天下午大家谈兴甚高，曾老见时间不早，拿起电话联系饭馆，执意留我们吃饭。席间，他突然想到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书法家题个刊名，议论一阵之后，他认为当代大儒饶宗颐先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决定联系饶先生试一试。为了慎重起见，他还让我把“世界华文文学学刊”写在纸条上，曾老细心阅读之后，再三询问了刊名命名的前后过程，才把纸条认真折好，小心收入口袋。
后来曾老告诉我题字的人换成了金耀基先生，其中缘由我没有询问。金教授名声在外，深受西方学界器重，书法造诣精深，虽然不从事华语新文学研究，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我读过他的《剑桥语丝》，属于典型的学者散文。当初我们计划编“世界华文文学学刊”，不料寄过来的题词写成了“世界华文文学丛刊”，丛刊管制很严格，估计问世无期，只能辛苦曾老转告金教授另外再写一幅。曾老立刻委托潘耀明先生亲自跑到金耀基先生寓所，督促金先生重写刊名快递来广州。我们收到题签之后与出版社交接，得知所有与“刊”相关的出版物都不能出版，无奈之下，我们征求各方学者意见，商议改为“华文文学评论”，不得已再次让曾老与金耀基先生联系，麻烦潘耀明先生重新出面。此种交涉确实令人尴尬，不过曾老未有半句怨言，潘先生亦任劳任怨，好在金先生高风亮节，不厌其烦，写完之后亲自把条幅寄到广州。
此事后来还有尾声，古远清先生告诉我，四川大学已经正式出版了《华文文学评论》，因此这个刊名也不能用，于是紧急求助杨匡汉先生，最后确定为“世界华文文学评论”。为了不再骚扰曾老、金老和潘先生三位，我觉得可以从前面的书法中挖出“世界”二字，集成完整的刊名。待一切准备妥当，又好事多磨。原本上半年即可出版的学术专著，十月份临近还没有踪影，十一月的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召开在即，时间已经不站在我们这边，只能暂时以专题文集的方式出版，这样，费尽曾老和金耀基先生诸多心血的题名只能暂时锁在我的抽屉里。2014年11月15日，曾老因病入住华侨医院，我带着刚印出的书去看曾老，他的内心充满了喜悦，捧着书，连声说：出来就好，出来就好。他是一个实践派，行胜于言是他一辈子的生动写照。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件题签的小事，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位先生生动地阐释了传统文人所坚守的“义”，从年龄上看，他们已经算是三代人，即使其中的“小伙计”潘耀明先生，也生于40年代，并且同样是驰名中外文坛的文化人，为了祖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他们内心始终保持一种义不容辞的担当。将来书写文学史或文学交流史，这些先生的中介作用和道德文章是应该被浓墨重彩书写的。
读过曾老写的书和写曾老的书，我多次对他说要给他做一个人生访谈，曾老很感兴趣，但也委婉提及对溢美的担忧，后来我干脆拟定一个访谈计划，让他细细审阅，他觉得提纲基本可行，也可借此阐述一些没有公开表达的看法，希望在精力调适一段时间之后着手进行。不料此事正欲开展，曾老遭遇疾病困境，随即溘然长逝。由于我自己的拖延和懒散，失去了一次记录整理曾老心曲的机会，每念及此，心生无限愧疚。
追悼会那天我正好在外地上课，无法送曾老最后一程，内心倍感戚戚。王列耀会长在送别曾敏之先生的悼词中说：“曾敏之先生在1946年那篇著名的《闻一多画像》中说：‘前驱者走了，他的走是向着伟大的休息’，如今，曾老这位前驱者，也走向了‘伟大的休息’。”曾老诞生于新文化运动元年，1940年涉足新闻工作领域，1942年进入《大公报》，对大批文化名流在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生活境况进行了全面报道，后来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深入前线，报道了中国军民奋力抗战的伟大事迹和精神风貌，那段经历塑造了他心系家国与民族的情感基础，这与曾老后来扮演记者、作家、教师、学者、报人、社会活动家等多重角色体现出来的价值立场是一脉相承的。他在2012年10月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海上文谭》的后记中说：“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有艰难的过程，但是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将以众志成城的力量迈向辉煌的前途，我毫不掩饰振大汉之天声的欢跃情绪。”曾老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寒晖集》2014年1月由香港文艺出版社出版，集中收入近两三年的怀人记事文章，这是他一生笔耕不辍的真实写照。陆士清先生在评传中说他是“书生报国，秃笔一枝”，准确而形象，他用一个人的一生，阐释了一种书生的格局和情怀。
曾老，安息。（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写作与搓麻将晚年曾敏之先生小记——温明明
曾敏之先生是著名的报人和作家，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更早已是一棵让人仰止的“大树”，但我认识曾敏之先生却极晚。2008年秋，我南下羊城追随王列耀教授研究世界华文文学，同年10月，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中心主办“北美新移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曾敏之先生受邀参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德高望重的曾老。此后，我更有幸在历次由暨南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研讨会中专门接待曾敏之先生，且一直充当他与王师列耀先生之间的“信使”，渐渐也就熟识起来。2014年11月曾敏之先生病重期间，在其寓所，他还饶有兴味地对我讲，“我们认识有7年了”，未曾想，时隔月余我们就天人永别。
我与曾敏之先生相识时，他已是90多岁高龄的老者，然除腿脚稍有不便外，头脑仍十分清醒，且笔耕不辍。私下曾向其讨教长寿秘诀，答案竟是写作与搓麻将。初闻有些不解，细想却觉也不无道理，两者都颇费脑力，称得上是健脑运动。
晚年的曾敏之先生行动不便，减少了大量的社交活动，尤其是在香港的诸多应酬，于是就把大量的时间用于阅读、写作。曾敏之先生作为一位经历过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老报人，即使到晚年，对世事仍保有敏锐的洞察力，对家国则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曾敏之先生阅读、写作，既非消磨时光的闲读，亦非茶余饭后的消遣，往往借古谈今，指摘时事，年岁虽高，却仍意气风发。近日重读曾敏之先生于2013年出版的《沉思集》，仍感佩其丰富的文史知识及分明的爱憎之心。
笔耕之余，曾敏之先生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即是每周约上三五好友在其住所搓一到两次麻将。曾敏之先生喜打上海麻将，一般从中午一点开始，中间除了晚饭稍有休息，晚饭后再打几圈即结束，“赌资”或五毛或一块，整场下来输赢百元之内。我加入曾敏之先生牌友之列，是近三年间的事。此前常听闻曾敏之先生手书有“麻将新手入门指南”，如遇新手，则取出“曾氏指南”辅导之，我虽也算新手，却无缘一睹先生手书版“曾氏指南”，时常引为憾事。
搓麻将之于晚年的曾敏之先生，既是一项健脑的娱乐活动，更是朋友畅聊的聚会活动。2014年11月重病后的曾敏之先生，已无法久坐，但仍组织多次搓麻将活动，我有幸受邀参加两次。此时的曾敏之先生虽不能亲自参与，但仍倚坐沙发，从旁观看，乐在其中，间或插上几句，询问我们各自的“战况”，听完“汇报”，曾敏之先生总要发出爽朗的笑声。或许是朋友相聚减轻了曾敏之先生的病痛，那几日他看上去精神了许多，甚至偶尔还能起身借助拐杖在客厅走几步，参与聚会的朋友们都为曾敏之先生的这种变化感到无比的高兴，甚至乐观地以为他能够尽快地恢复。2015年元旦前夕，我致电曾敏之先生询问其身体状况，电话中他告知我身体没有恶化，仍需休养，希望我近期能到其住所一聚，顺便搓一次麻将。既然还能搓麻将，我想当然地认为曾老身体应无大碍。元旦当天，曾敏之先生电告搓麻将时间定在1月2日，但当时我已在外地，来不及赶回，就跟曾老约在1月5日。熟料3日中午，即接到曾敏之先生女儿的电话，曾老已于当日早晨逝世。悲乎，这最后的一次搓麻将之约终成憾事！
如今，岁月无情，曾敏之先生走了。有幸的是，曾老生前留下的大量作品，足使我们缅怀先生崇高的人格和文品。搓麻将虽是写作之余的消遣，却展示了曾敏之先生重情的一面。追念与晚年曾敏之先生交往的点滴，不胜悲怆。大树既倒，后辈如我当承继其华文文学事业，勤力垦拓！（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举行曾敏之先生追思会刘笑宜
2015年1月9日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暨南大学举行“曾敏之先生追思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饶芃子教授，名誉副会长陆士清教授、曹惠民教授，顾问许翼心教授，会长王列耀教授，监事长杨匡汉教授，副监事长白舒荣女士，副会长刘俊教授、陆卓宁教授、朱双一教授，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际岚先生等20余人出席，沉痛悼念香港著名作家、报人、学者、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敏之先生。追思会由杨际岚主持。会议开始之前，与会人员全体为曾敏之先生默哀。
在追思会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饶芃子说，曾敏之先生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的最大功臣，不仅打开了内地学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大门，还为了学会的成立四处奔走，呕心沥血，将一颗真诚的心奉献给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
杨匡汉讲述了曾敏之先生作为“学人、报人、作家”的人生历程：作为报人，曾敏之先生为真理而斗争，揭露、批判社会的不良现象；作为作家，他著述颇丰，诗词功底深厚；作为学人，他为学会鞠躬尽瘁，务求力行。杨匡汉教授说，人的生命分物质自然的生命和精神灵魂的生命，曾先生的精神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界的一棵大树，佑荫后世草木。
许翼心用“青山不老松”高度概括了曾敏之先生的人品、文品。他深情地回忆与曾敏之先生的交往，认为曾先生最重“青山”二字，即使遭遇困境，先生总以“留得青山在”自勉；曾敏之先生也正如“青山”一般，忘记年龄、恩怨、功利，永存典范，永存浩气。
陆士清在发言中强调，曾敏之先生是热血的文化战士、渊博的学者、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心怀天下的志士。曾敏之先生对社会、对国家常怀关切之心，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对社会的各种现象进行批判；曾先生不仅是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战地记者，也是具有诗情、文心的作家，是心系时政的爱国人士。
曹惠民对曾敏之先生在《大公报》的记者生涯作了补充，他对曾敏之先生作为报人的品行仰慕不已，认为曾敏之先生是“一棵大树，有着丰富的内容”。同时，他动情地回忆了曾敏之先生给他写的几封信，信中对他的关怀、肯定与鞭策让他一直铭感于心。
王列耀动情地回忆了曾敏之先生生前的生活点滴。他指出，虽然曾先生的人生历经坎坷，却丝毫不影响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始终言行如一做真性情之人；曾敏之先生还时时记挂学会，即使2014年11月住院期间依然心系学会承办的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他讨论的都是大事情，总是以宏观的角度谈论文化的传承、海外文学的发展，完全不在意自己所受的委屈。”曾敏之先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展示了曾先生的伟大人格。
白舒荣表达了对曾敏之先生的感激之情，同时赞誉曾敏之先生生性豁达，乐观处世。她说：“他的生命是鲜活的，他的百折不挠的性格，让他一直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暨南大学1966届校友谭显明转达了原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张德昌对曾敏之先生逝世的哀痛，肯定了曾先生对暨南大学的贡献，认为曾敏之先生“富有正义感，轰轰烈烈的人生为后人所纪念”。他回忆了曾敏之当年讲课的情景，“曾先生讲课认真、语言风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几位青年学者回顾了与曾敏之先生相识、相处的点滴细节。熊国华忆及曾敏之先生对他的鼓励，曾先生的去世让他心情沉重。朱双一的关键词是“感动、感恩”，感动于曾敏之先生对生命、事业的热忱，感恩于曾敏之先生对于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垦荒贡献。视曾敏之先生为“老父亲”的陆卓宁在谈话中数度哽咽。刘俊专门写了一首悼诗：“儒生本色笔如花，壮士情怀何惧压。晚岁但期华夏盛，中文四海成一家”，并作挽联：“是报人是作家是学者三位一体敏锐过人，方能成就后人；写伟人写凡人写自己一笔三法臻于至善，才显立意高远。”
最后，秘书长杨际岚对追思会进行总结。他说：“谈及曾老，我们总有说不尽的话题，曾老已经与学会融为一体，愿我们继承曾敏之先生的遗愿，为华文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加拿大华文文学研究】古典诗歌的创作与在地化(1)加拿大早期华人文学初探——梁丽芳【摘 要】从19世纪中淘金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流传到加拿大的华人文学类型，除了以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相结合的粤剧之外，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莫如古典诗歌。本文从报刊和个人诗集等资料，梳理早期华人的古典诗歌中的“旧瓶新酒”的实例，试图从这个个案研究，解释离散文学的在地化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关键词】文化记忆；壁诗；加拿大华人文学；旧瓶新酒；在地化；离散文学
自19世纪中叶加拿大卑诗省菲沙河谷（Fraser River Valley）和汤姆逊河谷（Thompson River Valley）一带先后发现金矿以来，“去(2)金山”便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以南特别是四邑一带人们的愿望和跨国行动。这些侨民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带去“金山”的，除了自身的“黄金梦”，还有中华文化。他们带着自己原有的文化记忆奔向他乡，在异地空间，跟世界上离散侨民的跨国迁移一样，他们在企图保留这些文化记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别国的色彩。他们在与本地人交往之中，又不自觉地扮演着文化桥梁的角色。他们既是原籍国文化的携带者、传播者，但对于移居国而言，他们又是域外文化的带入者。
从19世纪中淘金时代到20世纪上半叶，流传到加拿大的华人文学类型，除了以文学、音乐和表演艺术相结合的粤剧之外，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莫如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有悠久而丰厚的传统，是雅文学的瑰宝。
一般人可能会问，这些早期的华人不都是“卖猪仔”去当劳工的乡下人吗，他们怎么能够写出那么多古典诗歌呢？其实不然。报刊和书籍资料显示，他们很多并非目不识丁，而是具有相当的旧学训练（见下文）。在1885—1923年的人头税和1923—1947年的全面禁止入境期间，这些华人即使身处系统歧视、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工作种类严加限制的困难环境之中，也没有放弃精神生活，没有放弃作为文化人的尊严。他们不做沉默的“他者”，他们经常演出粤剧、话剧，举办对联和诗歌比赛，创办国学书院，开设读书报社和书店，自发地以蓬勃的文化活动形成一个有活力、有凝聚力的独特群社。他们的活动除了娱乐身心，强化对原籍国的文化认同之外，更积极地利用这些活动，资助革命、支持抗战、救济灾民、捐款办学。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和他们留下的业绩之时，不觉由衷感到敬佩和震惊。这些群体性的文化（文学）活动和业绩我先后在拙文《试论岭南人对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起源及形成的贡献》和《试论前期加拿大华人文学活动的多重意(3)义：从阅报书社、征诗、征联到粤剧、白话剧》中，已经做过一些梳理，此处不再重复。
本文将侧重研究自淘金年代到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华人在古典诗歌方面的活动情况，比如作者的背景、发表的空间，以及在特定时空纷繁多姿的主题等，我将特别注意那些糅合了加拿大元素的诗作。我提出“旧瓶新酒”这个理念，来概括这个混合新品种。“旧瓶”指的是汉字和古典诗歌的形式，“新酒”指的是混合后的新内容。
在加拿大多元文化政策的语境之下，华文文学是加拿大文学的组成部分，也是众多族裔文学中的一种。对于中国来说，它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外延，但是这个外延不是牢不可破的密封体，而是一个具有吸纳性、扩张性、调整力的灵活体，它一出国门便开始面对异质文化，在长年累月的撞击、回应、调整、纳入的过程中，自身也起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品种，这是海外侨民文学自然的演变过程和规律。一旦离开原籍国，它便像浪子一样，在异地际遇的洗礼中成长。古典诗歌的在地化，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本来在地化是后殖民的一个术语，指的是宗主国在殖民地的管理等机制中因地制宜的做法。现在，我借来探讨中国古典诗歌融入加拿大元素这个现实，相信这个个案探讨，也适合其他海外华人地区。一、来自岭南侨乡的作者
从19世纪中淘金年代到20世纪中叶，广东岭南珠江三角洲以南的四邑（台山、开平、恩平、新会），是加拿大华侨的主要来源地。历史资料显示，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超过75％的华人来自四邑一带，四邑人中又以台山人最多，占华人总数的34％，新(4)会占18.4％，开平占15.7％，恩平占4.6％，其余来自番禺、中山、鹤山等县。根据研究，如果就全加华人从1881年到1981年的分布而言，卑诗省的华人在1881年占99.2％，1891年占97.6％，1901年占86％，1911年占70.5％，1921年占59.4％，1931年占58.3％，1941年占53.8％，1951年占49％，1981年安大略省才占41％，稍微高出卑诗省的33.5％。可见到20世纪初，加拿大近90％的华人分布在卑诗省，亦可知在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加拿大华文文学的读者和作者，几乎都来自广东岭南一带。他们的活动空间，大多是在卑诗省的温哥华和维多利亚。温哥华在1886年建市后，维多利亚的华人流向温哥华，使之成为华人集中地。20世纪下半叶，华人东移渐多，多伦多遂成为东部另一个华人聚居地。二、报刊提供的发表平台
这些海外游子工作之余的精神寄托，究竟以什么方式呈现呢？报纸无疑是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要，也是构筑华人想象社群的最重要的媒介。据李东海的《加拿大华侨史》记述，维新运动初期，澳门《知新报》在维多利亚（或称域多利）与温哥华均设有推销处。(5)1903年，出现了梁启超首创的《日新报》。民国前后出现的《大汉公报》和《新民国报》，到北伐和抗战时，加国华人报章每天的销售(6)量达到数千份。可见在维持与原籍国的联系、承传祖裔文化以及文学创作方面，连续数代的读报群体和作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曾在拙作中提到，这个相当高的阅报率，颠覆了早期华人都是(7)目不识丁的劳工的刻板形象。淘金时期的华人，可能教育水平不高，可是，到了20世纪初，经过了数十年的来来往往，他们思想开放，重视教育投资，通过办学，提高侨乡的教育水平。根据研究，早在1909年，北美华侨捐款创立的台山中学（即后来的台山一中），已成为当时中国设备最为现代化的学府。而且，四邑各县在办学方面互相攀比，蔚然成风。民国时期，台山有中等学校二十二所，小学八百多所，日报三家，小报两家，杂志月刊七十多种，教育文化之发达为全国之冠。1913年建成新宁铁路之后，商业和文化发展迅速。华侨子(8)弟到外地升学的甚多。因为侨乡“去金山”的传统以及为了生计，华侨子弟跟随父辈来到加拿大，在系统的种族歧视之下，不得不从事狭隘的工种。而就是这些具有教育背景的早期华人，成为加拿大华人文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三、从壁诗开始
早期到加拿大的华人，自香港出发，乘搭最低等的仓位，经过三个多星期的航程才到达，但是，到达后不能立即上岸。他们先被羁留在卑诗省首府维多利亚一座守卫森严，外墙用20寸厚红砖围起来的两层高大楼，这座大楼俨然是个监狱，窗口装上铁条。第一层的接待室没有窗口，室内阴暗。入境的也有其他亚洲人，但绝大多数是华人。因为加拿大在香港或者其他中国口岸没有移民办事处，因此，船一到岸，华人就被带到这个地方，接受盘问和体格检查，支付500元人头税。如果入境人多，他们就会被羁留几天甚至更长时间。如果体格检查被认为不及格，或是人头税不够，便在此等候第二只船来，然后被遣返。1977年，这座大楼被拆。在该大楼被拆之时，维多利亚大学地理系教授黎全恩前往观察，他发现油漆铲除后，墙上露出模糊的汉字，细看之下，发现是羁留在此的华人写下的，形式都是五言和七言古诗，内容都是表达无端被困的苦楚、离乡别井的忧思、前途渺茫的失落、对远方妻儿父母的挂念。这些诗篇虽然没有美国旧金山天使岛上的诗那么多、那么清楚可辨，但也可以拼凑成篇。黎教授把这仅存(9)的几首墙上诗，翻译成英文。其中一首七言诗墨迹比较清楚，作者是新会人，自称无名氏，劝谕同胞，告诉他们“去金山”之路并非坦途：告示□□□快看□□□日数百多□□□国到番邦□□拉我入牢房且看此□无路往不见天地及高堂自□□思泪成行此等苦楚向谁讲□□数言在此房新会□□无名氏
这首壁诗虽然模糊不清、字句不齐，但是其中的困苦不平之情表露无遗。以上的实例证明，古典诗歌无疑是早期华人带来加拿大的第一个文学形式，作为20世纪上半叶加拿大华人文学成就最大的文体，实在有迹可循。四、吟诗作对的活动空间
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权威报纸《大汉公报》（1915年冬之前以《华英日报》和《大汉日报》名义出版）所开辟的“大汉杂录”版面，以及在20年代改版的《汉声》文学版面，一直担任着推动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角色，此外，众多的侨团不定期出版的社团刊物也载有少量的篇幅。但是，假如没有报纸提供空间，推波助澜，古典诗歌不可能如此兴旺。《大汉公报》几乎每天开设“诗界”“吟坛”“诗林”栏目发表古典诗歌。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七言绝律居多。这些古典诗歌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加拿大，也有美国、中南美洲、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古典诗歌的大量出现透露了三个事实：一是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不乏其人；二是工余的娱乐选择少；三是古典诗歌是他们最为熟悉和喜爱的创作形式，以此作为寄托思想感情的载体。
拙作曾对《大汉公报》进行梳理，看到华人社区经常举办征诗、证诗比赛，这些活动是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可见，通过《大汉公报》的平台，古典诗歌把海外游子紧紧地联结起来，形成想象社群。(10)这些活动很多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例如，1915年6月16日，《大汉公报》登载了征求好诗，标明其目的是“欲与诸侨胞究研国事起见，使天下英才同具忧国心者，假吟诗而作不平鸣也。每期评定后，编印诗集，仿李太白诗集样本，俾后世学者传诵，便知中国今日之国势与人心，有诗才诸君，喜嗜吟留名者，当速整笔枪墨炮，以救中国而兴共和”。首期的主题是“中国现象”，第二期的主题是“华侨苦况”。冠军奖金十五元，相当高。预期获奖者高达一百名，可见写古典诗歌是华人社区的一种风气，是华人社区的重要文化活动。因此，酒楼参与其事乃是意料中事。例如，《大汉公报》1921年5月21日登载，温哥华唐人街的西湖酒楼举办征联活动，全榜有百名，登报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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