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2017(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德培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经济2017试读：

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已成事实。泥陷“冰火两重天”的复杂经济让人如坠云雾。一边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滑坡刹不住，工业和民间投资增速继续回落；另一边则是娱乐、旅游等消费红红火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3.4%，两极分化，令人费解。除此之外，社会的复杂更是扑朔迷离：有的贫穷如非洲，有的富饶如欧美；有冷漠的“路人甲”，也有热情的“西城大妈”……不仅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直呼中国真复杂，不敢自认‘中国通’”，就连自上而下的国人都坦言“中国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为此，父母打小就谆谆告诫“社会很复杂，做人要懂得八面玲珑，多一个心眼多十倍机会”。可见，中国经济超复杂早已成为社会共识。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超复杂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包抄合围”的综合结果，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它又呈现以下特征：1.中国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矛盾，并且拥有世界上没有而中国独有的矛盾。“后发赶超”的雄心壮志，借势WTO（世界贸易组织）的东风，让中国在兼容并蓄和超速行进中不仅收获了各种盛赞，也将世界所有的矛盾“一股脑儿”压缩进自己的“集装箱”内。美国的民族矛盾、英国的阶层矛盾也都能在中国觅得身影。而在“先富论”“猫论”“发展是硬道理”等顶层设计的造势下，又孵化出中国独有的矛盾，如土地拆迁的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仇富仇官矛盾等等，中国在矛盾的旋涡中乏于脱身。2.纵跨几代人的复杂性依然未解。既有计划经济时期效率低下的矛盾，又有非均衡国策背景下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矛盾，还有20余年城镇化累积的人地矛盾，纵然“强人政治”也解不开这迷局。更何况，恰如在资本时代，投机意识、利益观念加重了“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两极失衡，时代的重叠也让中国“积病”未除又添新病，根治愈发艰难。3.中国是囊括方方面面复杂的矛盾综合体。时代与社会的急转型，让众多矛盾的两极性交杂在一起，熔铸出超复杂的中国矛盾体：一面是反腐、打黑重拳出击，一面又是暴力执法怨声载道；一面是经济朝着市场经济走，一面又是社会发展貌似回潮；一面是舆论自由愈加开放，一面又是左右意识纷争愈发激烈。喜与忧交织，危与机同在，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滚出了中国这个什么都有的复杂综合体。

而当中国经济超复杂的社会现实撞上了学派争鸣，一场激烈的舆论攻防战又硝烟四起，各有阵地，你来我往，大有三观不合、鸡同鸭讲的架势。一边是鹰派讥讽复杂中国是机制揠苗助长捏造的“怪胎”。为了超英赶美突破“包围定律”，政府“举国体制”大摆“王炸”棋局，抬高城市压低农村、拉扯工业轻视农业、重金融轻实业，将天平无限倾斜于经济，以致矛盾累加，内部骚乱一片。而另一边则是鸽派怒斥复杂中国是阴谋论者的夸大其词。“阴谋论者不为解释别人，只为抬高自己”，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舆论场的多元化本就注定了中国的复杂本性，阴谋论者无非是借复杂来妖魔化中国。“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一点风吹草动，便被阴谋论者捕风捉影，无限放大，唯恐天下不乱。很显然，二者都以自己的是非判断为前提：揠苗助长是错的，所以制造了复杂；阴谋论是错的，所以捏造了复杂。但主观上的是非标准说明不了复杂的由来，反而将简单的问题越描越复杂。

事实上，中国的问题并不复杂，回归客观时势，将找到清晰的逻辑：首先，中国是超级大国，超级大的历史惯性是“复杂中国”的扰动因子。无论是总面积、总人口还是经济总量，中国都堪称综合大国。但社会的各种构成要素愈多、变量愈多，不确定因素也愈多。加之利益结构的变革、区域的巨大差异性，又增添了社会整合的“阻滞因子”，编织出一个硕大的复杂中国。中国超级大的经济版图，既锻造出城乡不平衡的“二元社会”，也切割出东中西部“三个世界”。中国拥有超级大的人口规模：欧盟26国共4亿多人口（英国除外），但中国是它的3倍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0个国家共12亿人，仍比中国小。超级大的人口规模造成了意识形态的复杂化、政治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价值观的碎片化，再受官媒、网媒等多条发声路径的舆论干扰，社会的复杂态势瞬间聚拢、传播，无限放大了中国复杂的事实。此外，超速发展的成就也素描出了一个混合的“大”字：企业大、规模大、产量大、城市大，但“家大业大，百业难调”，也深深刻上了时代的“问题”烙印，低端过剩与高端稀缺间的矛盾、民企与国企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等大爆发，又迫使中国的复杂进一步“版本升级”，欲破还难。

再者，从纵向逻辑来看，中国两类历史的重叠，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超复杂现实。中国历史被时代划割成两段，一段是改革前5000多年的文明史、建国史，一段是30多年的改革史。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互相杂交，从“社会人”到“经济人”，中国遭遇“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资社之争、派系之争、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矛盾，都侧面印证了中国复杂的必然性。1.前段超长的历史。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国家有中国这样悠久的历史，“不要说5000年的文明进化史很复杂，就是60多年的建国史也很复杂；不要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很复杂，就是一部抗战史同样复杂”。正因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国外避免了而国内避不了，民族问题、边界问题、地区问题等国外都比中国简单得多，正是因为其历史短暂，没有遭受遗留问题的荼毒。2.后段超短的历史。30年的超常和超速发展，在证伪西方理论的同时，也将西方300年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和阵痛全盘吸收，“行动上的巨人，精神上的侏儒”催生出的是经济腾飞与各类复杂的矛盾“等量齐飞”。

其三，横向比较，枯木逢春后，各种改革变量齐上阵，成为中国无法承受之重。国内的改革开放遇上了国外“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大势，又托了全球产业转移的洪福，巨大的社会能量瞬间被激活，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等各种“舶来式”改革风起云涌，到了中国却走了样。如欧美渐进式的城市化“生态与发展并行不悖”，而“没有最快，只有更快”的中国城市化不仅打造出了“千城一面”，更引发了资源、环境、拆迁等一系列连锁矛盾。伴随GDP的颓势、红利的消失，各类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张口根据××理论，闭口××指标参数严重过高，复杂中国即将“爆缸”的论调此起彼伏。但好在中国自有其非典型性：“打左灯往右拐”、以“政府+市场”的“二人转”左平右衡，反而将各种经典元素在中国的集中爆发化繁就简，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以此观之，中国的超复杂又真的不复杂。当年国内弥漫中国崩溃论，笔者就提出中国进入起飞期，就是因为在超复杂的表象中看到中国崛起的“5+1”（即工业经济、城市化、市场规模、国民禀赋、战略纵深+改革空间）。因此，相较于混乱且以主观臆断为前提的经典理论，中国更需要理论创新。更何况，“钥匙挂在问题上”，原因就隐藏着破题的密码。既然中国的超复杂是历史“积病”的积劳成疾，是改革操之过急后的乱象叠加，也是超大国体背后的“众口难调”，鉴此，破解中国经济超复杂的局势不仅将在于正视历史、扬长避短，还将在于用公平的改革收敛人心。一旦人心归一、改革落地，再借势中国超级大的体量优势，“众力合围”复杂难题也将迎刃而解。届时，中国各个群体、各个阶层乃至各个区块，在历经勾兑、调整归位后，中国社会也将实现良性平衡。 第一章|chapter01挺过2016，突围2017一定意义上，历史的进步是“退”出来的。当下的“倒退”将以“反动”的方式推动人类前进。当下形势：进二步，退一步不和谐的气氛和逆流在全球涌动、扩散

民粹主义崛起。如幽灵般在全世界游荡的民粹主义如今正借由金融危机的残局，再次甚嚣尘上。首当其冲的就是欧洲。在难民问题挤对下，一些欧洲国家放弃其长期宣扬的平等、博爱原则，站到了“普世价值”的对立面，比如，捷克和斯洛伐克拒绝接受难民、德国的排外仇外情绪不断上升、荷兰某些政治人物把难民涌入视为“伊斯兰入侵”等。与此相对应，民粹主义政党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支持率正急剧上升。即便中国，在闹得沸沸扬扬的“兰蔻何韵诗事件”“洪素珠事件”中亦可一窥民粹主义正在煽动香港和内地、台湾和大陆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也折射了世界范围内日益升级的族群间、种群间的对立和分裂。

民族主义发酵。作为民粹主义某种程度的体现，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升腾，特别是欧洲，民族主义情绪蔓延，苏格兰独立公投、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州政府里联合执政等，都是其现实体现。

国家主义强化。不可否认，国家的作用依然不可偏废，国家主义也从未消亡，不过，在本世纪大约前十年里，国家主义有所淡化，国家间更多表现出沟通、合作、互惠互利的特征，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与“对抗”“你死我活”紧密关联。然而，随着经济危机把各国搞得焦头烂额，传统国家主义卷土重来，除了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盛行，国家间的关系也大有剑拔弩张之势，比如，美驱逐舰与两航母逼近俄门口、中俄“联航”钓鱼岛等。此外，以英国为首的脱欧情绪在欧盟多国蔓延，也反映了国家主义对一体化的挑战。

孤立主义抬头。作为20世纪曾一度盛行于美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已经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如今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死灰复燃”，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民族主义者就放言，美国就应该退回国内，聚焦本土利益，而不是去管国际上的闲事。

以上种种与金融危机前开放、自由、合作、融合的全球化氛围日益背道而驰，是反全球化、反世界化、反社会化的。那么，为什么在全球化如火如荼地推进二三十来年，已经将世界紧密地联接在一起后，却突然出现上述逆流？直接诱因就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增长衰退，发展空间逼仄，社会民生矛盾尖锐化。根本上则是全球市场化拉大了国家间发展的落差以及各国内部不同阶层、群体间的鸿沟，激化各国内外矛盾。自由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就是丛林法则、马太效应，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国内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而自由市场经济纵横全球，更是通过放大国家间发展的落差对此推波助澜。根据三元经济理论，以美国为主的消费国和以中、德为主的生产国在全球化中受益最多，且因为产业结构较为完整，处于产业链前端，遭受经济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而以俄罗斯、中东石油国等为主的资源国虽然在金融危机前赚得盆满钵满、富得流油，却在危机后被狂剪羊毛。

不过，既然美国和德国都是全球化受益国，为何反而反全球化情绪高涨？根源就在于，如今资本金融和技术已经成为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优势资源，全球市场化配置的结果就是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掌握金融和技术资源的人手中集中，这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99%和1%的断裂、对立就是其导致的恶果。此外，欧美打破中东固有秩序，更让被剪羊毛的中东雪上加霜，由此产生的负能量一定程度上正在不断“反噬”欧美，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等，就让欧美民众寝食难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民众把怨气指向别国以及其他族群、种群，甚至把板子打在全球化的头上。在“退步”中为改革蓄力

事实上，经济危机本身就意味着原来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走不下去了，全球都面临变革，但是迄今为止，各国在推动变革上的努力极其有限，谁都不愿意承担改革的苦痛和可能的变数，反而转身向全球化的反方向踏步后退。然而，不管是中国还是全球其他国家，“逃”的空间是有限度的，没有变革，只会不可避免地让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民粹等社会逆流中，让这股逆流愈滚愈大。

不过，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当下的退步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开倒车，回到过去，而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一定意义上，历史的进步是退出来的。换句话说，人类的发展进程本来就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简而言之，历史进程的“进二步、退一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过去二三十年，全球化迅猛发展，但全球化的根基或者底部并未夯实，这种全球化更多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思想并未同步跟进，世界对全球化的正负效应还缺乏相应的准备。说得形象一点，全球化的肉体走得太快，但灵魂并没有跟上来。因此，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对上一轮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和弊端的反弹，这种退步中是保留进化成分的。

这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切换过程中的“反复”有异曲同工之处。1992年中国明确否定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道路，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大门轰然大开，过度放任导致投机倒把盛行等一系列市场扭曲的问题出现，社会开始出现对市场经济质疑的情绪，民粹主义应运而起，虽然这些负面情绪是以反对市场经济的面目呈现，但却以“反动”的方式起到了纠偏的效果，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步。同样道理，当下出现的倒退也将推动全球重新审视和处理国家间、种族、种群间的对立问题，着手改革，逐步修正过往发展中的偏差，在各种利益间重新寻求平衡和勾兑。而这也将为全球新一轮的融合和发展奠定基础，提供更强的动力。具体到中国，当下改革某种程度上的退步、“呆滞”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进二退一”原则，中国正处于退一步的当口，这也是中国消化过去36年改革正负能量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改革依然处于问题倒逼模式，还无法靠顶层设计来推动改革进程。不过，今天的“退”也将为下一波改革积累能量，是新一轮改革曲线启航的前夜。决定形势的纵横坐标：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经济形势走坏诱发全球政治冲突

全球经济现状愈加羸弱。美国经济体陷入长期“新平庸”，非农生产力环比年率（衡量单位工人每小时产出的指标）连续三季度下跌，创下1979年以来最长跌势；零售销售意外停滞，海运在旺季意外低迷……经济基本面再趋恶化，甚至还存在“总统候选人将会把美国搞破产”的危险。欧洲经济放缓与内部危机叠加，前景灰暗，英国“脱欧”，英镑遭到重创，因不确定性加大国内投资下滑，经济“凶多吉少”；原与德国一起并称为“欧元区经济火车头”的法国自身经济停滞不前，一度沦为“欧洲新病夫”；意大利领导人可能心急如焚，连地下经济（毒品、走私）都入编为“正规军”，GDP增速仍跌回到十四年前。各国被焦头烂额的国内事务缠身，由此变得敏感、偏激甚至脆弱，所以外交行为排他性增强，如此一来，经济风险进一步转化为地缘政治风险，大国间的战略互疑愈加浓重，东欧、中东、东海、南海、东北亚等地缘冲突加速升级。全球形势焦灼一片。

不难发现，经济形势走坏是政治冲突的诱因，鉴此，各国都已绑在了救经济的战车上。概括起来，手段大致有：1.政策。危急时刻，政策频频出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年底上台后，遂寄望于量化宽松、扩大财政支出和结构改革“三支箭”能把日本经济拉出通缩泥潭，但在国际油价维持低位、英国“脱欧”威胁持续的背景下，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特点凸显，日元对美元汇率走高，抵消了量化宽松的效果。税收受制于整体经济景气度，支撑结构改革的28.1万亿日元经济刺激计划也无果而终。“旧三支箭”无法拯救日本经济，安倍抛出“新三支箭”（量化、质化、负利率），但“新三支箭”共同指向的负利率进一步削弱了本土银行业利润、加剧无意义的汇率战，负面效应远大于正面效应。“安倍经济学”到了“无箭可施”的尴尬境地。2.改革。政策无济于事，改革派上用场。中国“市场起决定作用”的体制改革导致政府去投资化，却在短期内打压了GDP。经济再平衡即将经济增长的支柱由外需转为内需的机制改革，却撞上了消费外流的枪口。催生企业效率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本意是赋予中国经济新的承重墙，结果却在收与放之间骑虎难下。3.创新。相较于改革，创新因微改、渐进、无痛而更易推进，因此各地都把创新打造为经济前行的新动力。不过，一阵风地涌向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并未触摸到创新的实质。各国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迷了途。两大坐标决定经济形势走向

而实际上，经济形势有其内在的改变逻辑。就眼下来看，决定形势的有两大坐标。一是智能化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而智能化代表着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工具是时代符号式的标志，随着机器人轰隆隆的响声，随着人机协作站上风口，人类社会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拐点，因此说智能化是时代的产物。智能化生产既能够对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等经济社会结构失衡做出纠偏，适应绿色、循环、低耗的新型生产关系；又能够颠覆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消费方式，适应消费者满意度越来越高的个性化、定制化的新型消费关系，必将释放强劲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活力。

二是互联网的交换方式。交换构成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键环节，而互联网搭建当今时代最先进的社会交换关系。这是基于：1.互联网交换的内容无所不包。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间百态，中达商业科技。互联网俨然成为人类的第二世界，真实世界的每一样东西都在这个虚拟世界中有地址、有标志、有连接、有交换。2.互联网交换的主体全覆盖。互联网开放、包容，每一个人都能主宰这个“自媒体”平台，实现平等、自由交换。借助这种全面社会化的交换，“个人至上”的意识还能够转变为“个人与集体和谐”的社会意识。3.互联网交换超越一切时空局限。互联网共享、去中介，形成了没有围墙、全球速递、一触即达的交易圈。相对于划区域的物物交换、商品交换，互联网辐射全球、全民占有、全维度、全方向的交换方式，更能激起汹涌澎湃的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就此意义，互联网交换的繁荣将拉动生产，从而构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股新力量。尤其是经济下行的当前形势，解放互联网将如同当年解放市场经济一样带来经济新动能，缔结二次思想解放之效。

综上，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和互联网的交换方式组成决定形势的纵横坐标。这两大坐标线相互呼应。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属于先进生产力范畴，绿色、循环的生产关系及个性化的消费关系都是建立在智能化这种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互联网的交换方式则属于先进生产关系范畴，它能够充分调动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能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两条坐标线又会各自发生改变。互联网经历了电脑联网、移动互联、普遍的物联网、自中心化四大发展阶段，已融化到各行各业的血液里。现今，以“电脑+人脑”为门路，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个人之间，已产生大融合、大平台、大贸易、大流通的新格局。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智能化从主导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技术中延伸而来，最初的物联网技术让所有装置都埋上了电子开关，推动了自动化；后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支撑下，智能化兼容了数字化、可视化，并向“智慧工厂”转型。上海、青岛且出现了集自动化采购、数字化车间、智慧物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智能交互体系。两条坐标线都在向外拉长。依两条坐标线画出的纵横线还会交叉。互联网推动智能化，一定社会的互联网发展程度和智能化发展水平相叠加，即“先进社会生产力+先进社会生产关系”，二者融合，呈现出共振效应与复合影响力。深圳的“互联网+智能化”使之单位面积产出连续保持全国第一。

进一步深入分析，决定形势的两大坐标及其相互呼应、各自拉长、相互交叉的特征趋势将为一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走出经济困境指明方向。互联网是计算机三维技术、模拟技术、传感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生成的逼真的虚拟世界；智能化是信息技术发展到后半场的必然产物。二者的产生是客观的、时代性的，二者的作用也是客观的、有效的。不管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两种力量，它们都存在那里。最明智的莫过于迎合时代新趋势，在互联网、智能化的巧妙嫁接上抢占先机。不难预见，那些领悟到智能化生产方式与互联网交换方式关系的精髓、触碰到二者发展的最前端、灵活凝聚二者合力的国家或地区将有望率先摆脱形势困扰。进而，借助智能化和互联网扭转形势，又将成为新一轮国家和地区博弈的起点。智能化的生产方式和互联网的交换方式构成决定形势的纵横坐标，同时也将成为国家和地区实力此消彼长的两大杠杆。对这两大杠杆运用较好、玩转“信息+智能”时代的国家和地区将在新一轮洗牌中占据有利位置。

因此可以说，在由智能化、互联网纵横坐标轴组成的坐标图中的定位，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家格局、区域格局中的定位。具体来讲：1.用网络化分布式设施、智能化生产系统、集成化的价值网络改造传统产业，契合工业4.0的深度内涵。2.将“互联网+”与各行各业深入融合，填平各个环节的效率洼地。3.使“+互联网”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遁于无形之中。这样的国家和地区既能对实体经济提供有力催化剂，又能为社会安装无处不在的效率提升器，或将在充满机遇和竞争的国家格局、区域格局中担当主角。局面确定之后，经济就是决定因素

尽管政治动作“抢先一步”，但政治局面确定之后，经济就是决定因素。这是基于：

一、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为了经济。1.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基础好比汽车的发动机、轴承车轮等动力装置，而称之上层建筑的政治则可比方向盘。没有好的动力装置，方向盘抓得再稳，车也跑不了高速。可见，经济是政治之本。2.政治是直接为经济服务的。很多国家制定一系列行政法规，鼓励或限制某一行业的发展，就是经济性很强的政治行为。中国的一句俗语“经济建设是当今最大的政治”也生动说明了政治以经济为中心、围绕着经济展开活动。3.政治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或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经济利益。2014年10月6日《人民日报》中有如下语句：翻开35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大写的“人民”二字跃然纸上——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此番政治家的话语揭示了“检验改革成功与否的标准不是看GDP，不是看财政收支，而是看民富与民有”。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目的就是民众的经济利益。

二、先前开展的政治活动必然反作用于经济。1.铲除“租金”释放投资效率。中国投资总量并不少，但投资效率却在下降，原因即在于投资过程中的“租金成本”；而今，简政放权、推行负面清单，把属于市场主体的自主权交给市场。微观经济主体不仅不再被“包租婆”大收其租，还被赋权，由此焕发新活力。2.清除贪腐为经济补台。腐败分子攫取资源，对经济形成“漏斗效应”；反腐的深度恰恰可以作为衡量以往市场歪曲程度的坐标，并带来秩序的重建。巴西经济增速曾经堪称奇迹，阿根廷也曾经是令人艳羡的富裕之国，但由于没有能力解决权贵的轻松富裕之路，从本质上讲，权贵富裕阶层已构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天然做空者。3.制度建设夯实经济的堤防。制度、规范是经济推进的基础和保障。不仅运动反腐而且制度反腐，才能防止“新一轮的权贵迅速占据旧权贵留出的空隙，以更贪婪之胃席卷市场财富”，确保经济长久健康发展；同样，树立和落实“显规则”，才能规避“企业的利润护城河来自于潜规则，不必在管理上、产品上大费周章，以致企业的竞争力大打折扣”。“显规则”等“制度红利”最终将兑现成“经济红利”。

基于以上，政局确立之后经济成为决定因素，各级政府也将为经济更多地挥笔着墨。“政治对经济施加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对经济的作用”两因素叠加，使得拐点期的经济呈现以下特征：1.权力经济变规则经济。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公司化、“诸侯经济”盛行，造成产能过剩愈演愈烈，资源被低效者消耗，进一步加剧经济隐患。而今斩断政府直接经营经济之手，市场向前深化，“显规则”落地，市场深化与政府打造的竞争平台、提供的游戏规则共同开启规则经济，在游戏规则的制约下，经济运作成本一步步降到最低，各经济变量之间搭配默契。2.“甲方经济”变“乙方经济”。在审批经济中，政府是最大甲方，对企业掌握着生杀予夺的主动权，企业依附于政府才能迅速“上位”。而今企业成市场主角，政府功能回归到“公共”界限内，就资源配置而言，政府变小了，企业变大了，企业的权限、地位、作为明显升级，不仅主导自身经营，甚至还主动与政府“勾兑”思路、鞭策官员等。3.平民经济渐行渐近。过去钱权套利者、垄断者绞杀市场，构成经济的巨大出血点。而今整治权钱交易、肃清市场秩序、经济向平民放权堵住了这一“出血点”，也顺势孕育了平民经济的新力量，行业准入趋向放松，大众致富的机会公平，民间资本激情澎湃，民间经济发春潮涌。

进一步分析，拐点期经济呈现出的上述规律和特征必将落地、化为具体的经济亮点，正是这些具体的经济亮点，或将是中国经济乃至中国政局稳定的决定力量。而现实涌现的诸多苗头已依稀透露出经济亮点所在：1.各式创业层出不穷。“乙方经济”下，企业主动权变大，能够自由尝鲜。北京、深圳已成创业家的心头至爱城市，大批年轻人蜷身在车库中、小办公室里，每天忙于把创意变成现实。眼下互联网创业潮已经淹没了商业领域，接下来是服务领域、金融领域，遍及人想得到的任何有市场价值的地方。如果拥有技术与品牌嗅觉，可以建立小而美的创业公司；如果拥有资源整合能力，说不定能整成大而全的商业帝国。2.企业致力于创新竞争。规则经济的硬约束下，企业家将撇开各种与公平竞争无关的雕虫小技、恩怨情仇、无为内斗，以自己全部智慧和热情去创新，在创新中求得发展、赢得尊重。3.“微商”“微模式”风起。平民经济为微商打开成长的广阔天空，小百货、小食店、小旅店、专业店、个体户、小商贩等遍地开花；微业态小巧灵活，天然是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创新的肥田沃土，口袋购物主打个性化、精准推送，越来越多的小C微商傍着微信这棵大树迅速地开疆拓土。星星之火正在燎原，即将席卷全国、撑起中国经济的一片天。政策效应递减××经济学不管用

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供给经济学闪亮登场。之所以对××经济学（或××新政）寄予厚望，从历史上的罗斯福新政、里根经济学到如今的奥巴马新政、安倍经济学来看，主要还是因为经济陷入困局难以为继，所以寄希望于政治人物振臂一呼实现毕其功于一役的突破。然而，从实施效果看，要么缓解了短痛却埋下了长期隐患，要么断臂求生引发社会不稳定，要么干脆不管用，甚至适得其反。中国也曾着力微刺激、去杠杆、调结构，但在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实质走上了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的老路，2015年末M2余额139.2万亿，同比增长13.5%，是经济增速的近两倍；2016年1月份新增贷款2.5万亿竟是“4万亿时期”最高月贷款额的近三倍。

之所以这些“口水经济学”不管用，原因在于回避了两个关键。

一是回避现实。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同时又面临大变局时代，互联网改变了生产、交易和生活方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格式化工业经济，新经济登堂入室，传统的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已难以为继，传统的政经模式无法适应新的要素配置、科技革命和环保诉求。就中国而言，被产能过剩、消费不振、创新不足、金融空转等问题困扰，而政策却在市场经济原教旨与计划经济原教旨的撕扯中愈发混乱。

二是回避未来。看不清未来的走向与趋势，无法用未来引领今天。一方面，以工业4.0、第六产业、数字经济、原材料革命、体验经济、生物经济、生命经济等为代表的7+X新经济在当下异军突起，但经济管理者们还沉浸在传统经济运行模式里闭门造车。如安倍经济学让汇率连续三年狂贬，试图拉动出口，实质上削弱了对汇率变化不敏感的高科技行业发展。另一方面，缺少根本性、体系性的理论探索，仅靠提出几个暧昧甚至是舶来的新概念，效果自然打折扣。2008年奥巴马凭借“改变”这一口号成功竞选，上台后依然固守垄断独享的老经济以及独断专行的老政治，凭借美元霸权“剪羊毛”，依仗综合国力实现“美国例外”，却难挡美国“去老大化”的大势。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回避，各种××经济学变为“迷失经济学”不足为怪。

政策愈发混乱，在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思想和理论的混乱，但实质上却是政经错位，而其表现范式又是多种多样：1.政进经退，此以欧洲为代表。欧元无疑是人类货币史上的一次进化，试图用货币的统一加速区域上的一体化，但政治上的分裂阻碍了欧盟的一体化进程，独立财政政策与统一货币政策的不匹配使政策更加混乱，屡屡爆发退欧、赖账等风波。2.经进政退，以自由市场见长、盛产各种思想的美国为典型。美元走强，失业率在2016年连续两个月维持在4.9%，以致奥巴马直言“美国从百年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而美国推行的民主屡屡碰壁，政治依然在党派利益的争夺中循环往复。3.政快经慢。如俄罗斯政治改革不可谓不彻底，但经济上的产业偏态，使其正承受油价下跌、卢布贬值的切肤之痛，而硬汉普京凭一己之力实难扭转俄罗斯衰落的命运。4.政慢经快，如中国模式。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空白，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渐进推行。正是由于政治上的“稳健”，政策经济突飞猛进，而事实上，过于强调政策又会对经济造成扰动。由此来看，政治对经济的积极参与，或者经济对政治的反制，都将造成政策效果的南辕北辙。

进一步而言，政策混乱归根结蒂在于真理标准迷失。当年面对“两个凡是”的藩篱，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把实践确立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不争论”“猫论”“摸论”中实现经济30多年的飞速发展。如今，时代背景、世界潮流早已斗转星移，再用过去的真理标准衡量当下，无异于刻舟求剑。原因在于：1.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已今非昔比，经济体量在扩张，国际地位在上升，国家力量在强大，外部威胁在增强，市场经济在深化，贫富差距在加大，改革难度在增加，试错空间在趋小。2.大变局时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当年的榜样（如苏联、美国）已成反面教材，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前路漫漫，唯有上下求索。3.社会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已有行为准则、知识体系、逻辑框架无法弥合思想鸿沟，要想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统一思想难之又难。经济市场化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多元化，这主要表现为社会群体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不同的社会群体都有各自特殊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诉求，形成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4.就其本身而言，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实践难以避免短视行为，只能用带有创新性、开放性、担当性的新标准来迎接未知未解。

鉴此，伴随着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要走出复杂混乱的当下，应当以“探索”为主，以未来为导向，通过客观规律求索，寻找未来发展新道路。“探索”的内涵包括：1.有所为，有所不为。从顶层设计上看，呈现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状态，政府不是直接参与市场周期性波动，而是为市场立规，确保底线。2.敢于担当。当前改革状态有些不知道怎么做的茫然，而“探索”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被动接受任务到主动承担压力的转变。3.开拓创新。其吻合“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唯有创新才能走出新路子，但需要容忍失败的氛围和机制。民间投资下降反衬政策风格

民间投资腰斩式下滑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议题。根据统计局数据，自2015年1月份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2016年1～4月份已从2015年1～2月份的14.67%降至5.2%，比全部投资增速低5.3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62.1%，比2015年同期下降3.2个百分点。这和过去10来年间民间投资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不断攀升形成鲜明对比。对此，社会忧心忡忡，有经济学家就直言“民间投资下降过快后果很严重”，“将会影响和制约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2016年5月份以来，李克强总理已经两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破除民间投资的隐性壁垒，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国务院还派出9个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查组来推动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同时，《人民日报》也“摇旗造势”，撰文呼吁放宽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一时间，提振民间投资俨然成为中国社会一件头等大事。

那么，民间投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变化？某些分析将其归因于产能过剩。不可否认，产能过剩是造成民间投资增速下降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毕竟，除食品、医药等少数行业外，由于产能过剩，再加上成本上升，制造业利润普遍微薄，且不断被摊薄，制造业的投资空间持续压缩。统计局数字显示，2016年4月份，工业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大幅下降19.8%，与3月份20.4%的同比增速相比简直是天渊地别。这种状况无疑促使企业偏向收敛，减少投资。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投资增速下降是去产能压力的反映。不过，民间投资增长下降幅度如此之大，且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下滑，却不是单纯去产能能够解释得了的。照理，在去产能的压力下，民资与国资同步下降，并不会影响民间投资所占比例。但实际上，在民间投资大幅下滑的同时，2016年前四个月国有及国有控股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却突飞猛进，从2015年年底的10.9%飙升至23.7%。国资如此“大踏步”前进，不乏承担维稳经济增长的任务，填补民资下降的“空白”的因素考量，但国资迅猛增长的背后却隐含着民间投资大幅下降的更深刻的原因。

事实上，民间投资大幅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国资猛进之果。这首先表现为民资在制造领域被去产能却很难转移到非制造领域。从三大产业来看，无论是民资还是国资，对第二产业中的采矿、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都在下降，只是国有投资下降得更快，以致民资在第二产业中的投资占比不降反升，而在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第三产业的投资（增速和占比）却出现下滑。自2015年5月以来，民间资本投向服务业的资金连续10个月低于民间投资增速，2016年一季度仅3.77%，创历史新低；同时，民间资本投资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比例为50.63%，同样创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这一比例也长期远低于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比例。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服务业门槛高，不是被垄断，就是被挤占，民资难以栖身。比如，卫生和社会工作、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文化、体育以及娱乐业等，社会需求缺口大、风险小、盈利前景好，却长期被国资“霸占”。2016年1～4月，在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这两个公共服务行业，民间投资的占比分别只有38%和22.9%，而政府投资的累计增速分别较民间投资高出8.1个和27.5个百分点；高回报的非公共服务领域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虽然不属于垄断行业，民资也难站住脚。其次，国资“独得政策恩宠”，而民资却被置于政策“眷顾”之外。

近年来，为了保持经济增长，政府信贷、财政等资源大量向国资倾斜，以致国资有足够的资本纵横捭阖。一方面，信贷资金主要通过中长期贷款，流向了政策所指的基建和地产领域，其受益者主要是国资，2016年1～4月，政府投资累计增速高出民间投资48.1个百分点，而建筑业中民间投资的占比则从2015年2月52%的高位下降到40%。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发力主要偏向公共服务类，但民资受制于与各种进入壁垒等因素，在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占比较小，因此受惠财政的大头还是国资。此外，民资与国资融资成本的差别也导致民企在面对国企的竞争时多半只能“退避三舍”。民资融资成本基本上以民间贷款利率为基准，国资融资成本则以银行贷款利率为准，而目前银行一般贷款利率已由2014年的10.1%大幅降至5.7%，但民间借贷利率却一直维持在19%左右的高位，这也就难怪国资投资有能力大幅跃升，而民资只能被大把去产能。显然，民资在制造领域被“去”，在非制造领域被“挤”。出现这种状况，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一些民营企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而是‘没门’！不知道‘门’在哪儿！”

正是在国内投资空间遭遇双重挤压，以及惶惧不安的情绪下，大量民资加快转向海外寻找新空间。最近两三年，民企几乎是“成建制地”蜂拥海外，推升海外投资热潮。根据相关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激增，环比增长逾1/3，达到272宗。其中，民营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继续领跑。特别是2014年上半年，中国内地民营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较2013年下半年暴增218.6%，而同期国有企业海外并购金额环比增幅仅为5.03%。官方数据显示，在非金融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民营企业占40%。在一些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比如江苏、浙江、广东、辽宁，民营企业超过50%。2016年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总规模已达1108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全年纪录，比2014年同期高出两倍以上。民企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角。这与国内民资投资大幅下滑形成强烈反差。

如此下去，后果的确会更严重。显然，有关方面对此已经有所认知，并开始行动来纠偏。但这些举动还远不足以解决问题。当下中国似乎身处两个矛盾之中，一方面，在激烈的国家竞争中，国资国企代表国家意志，直接反映国家战略，国企的地位不可偏废；另一面，对民资民企的“另眼相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相悖。如今中国已经逼近市场经济临界，如何看待民资以及民资的争议性问题，处理好民资与国资的关系，关乎中国能否“鲤鱼跃龙门”，跨越市场经济最后一道“坎”。化解其中的矛盾就是要给民资民企以国民待遇，并推动国企回归战略功能。这其中，民企的原罪问题无以回避，是兑现民企国民待遇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民企的原罪问题并不是任何单个企业的“罪过”，而是由特定时期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因此，在处理民企的原罪问题上，更需要有唯物辩证法的眼界和思维，对时代性问题给予宽容和理解，而不是用今天的“正确”来简单地否定昨天的“错误”，与时代抗衡、脱节。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个不能否定”就是一个参照，也是未来处理民企问题的大方向。一旦政策向此扭转、切换，那么留住民资民企，激发其活力自然不是问题，而今天的敏感议题也将烟消云散在历史进程中。第二章|chapter02寻找中国人的新大陆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超强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以及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资本出走的必然与异样

王健林先是再夺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之位，个人财富从2014年的132亿美元猛增至300亿美元，将马云（218亿美元）、马化腾（176亿美元）远抛在身后；随后这位新晋亚洲首富在万达年会上演唱的摇滚视频“风靡全球”，点阅量超过11亿次（截至2016年1月25日），获网友力挺“上春晚”。“国民公公”有钱任性买买买，更是夺人眼球。2012年，斥资31亿美元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2013年，3.2亿英镑并购英国圣汐游艇公司，7亿英镑投资伦敦核心区建超五星级酒店；2014年，甩出2.65亿欧元收购西班牙大厦；2015年，花费8000万英镑买下伦敦一座2万平方英尺的豪宅，以950万英镑刷新英国购房印花税纪录；以不超过35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再次进军好莱坞；2016年，在印度投资100亿美元造产业新城……在产生“枪打出头鸟”谚语的国度，王健林竟然如此公开高调！相比之下，昔日的亚洲首富李嘉诚就显得愈发谨小慎微，但鉴于其“风向标”特征，再悄无声息地“归去来”都将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先是撤资内地，大有买下英国之势，如今又悄然回归，斥资60亿元人民币先后购买位于上海新天地、陆家嘴商圈的两座地标写字楼。尽管“超人”又回来了，但实际上旗下公司注册地已全部外迁。综观今昨两位亚洲首富投资脉络，其共同点是境外投资，资本外流。

一般而言，资本在全球流动是正常的。就资本特性而言，首先，资本如水，无孔不入。正是资本的这种特性，才最大限度地展现市场经济优化配置效用，以最节省的材料、最快的速度生产出最有用的产品，再以最便捷的方式送到最需要的消费者手中。其次，“金钱永不眠”，资本逐利性必然导致其流向投资洼地，占领利润高地。正如《资本论》所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流动成为创造利润的一个指定动作，谁不流动，谁便死亡，这是资本逻辑。再次，资本无国界。全球化在理论上拆掉了阻碍资本流淌的屏障，科技发展为资本快速流动提供了技术支撑，按个键便能轻轻松松跨越国界。由此来看，资本出走是必然的，无关乎“爱国主义”“商业情怀”，正如李嘉诚所言，“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从世界经济来看，资本加速流动是后危机时代开启，全球经济进入洗牌期的重要表现。1.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在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主导下，货币“洪水”泛滥肆虐，转化成资本的货币必然要在全球寻找可附着之物。中国2015年末M2余额竟高达139.23万亿元，20年间增长了28倍。2.世界各国以邻为壑，最终遭遇“货币危机”，在汇率乱局中，国家间的利差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一边是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另一边是人民币近期大幅贬值，美元竟然还是“安全岛”，于是套利资金撤离潮涌，就连普通老百姓也开始琢磨“出海”渠道，寻求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2015年新兴市场资金外流达到创世纪的7320亿美元，其中中国占到92%之多。3.经济洗牌期同时也是兼并重组的高峰期，“闻腥而动”的资本岂能放过大好时机？

就中国而言，资本出走既有上述共性，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在去产能背景下，国内普遍缺乏投资的地方。黄金深套“中国大妈”；股市让奥迪变成“奥利奥”；房市分化加剧，更何况还有房产税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增长主战场——服务业还存有各种行政垄断与管制。然而，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15中国高净值阶层财富白皮书》数据，中国的高净值人群以每年超过10万人的数量递增，截至2015年底，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将达到112万人，人均可投资资产达到3116万元。显然，狭小的投资空间与强大的投资能力不匹配，只能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是通过移民、投资等方式对企业原始积累进行“漂白”。在一个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中，多数富豪获得财富的“红与黑”逻辑大同小异——在商品市场“套利”淘得第一桶金后，进入要素市场“套利”，而所谓要素最重要的有两个：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富豪榜上的中国富豪，多数曾在这两个要素市场左右逢源。“别让李嘉诚们跑了”一语就直白道出对富人及财富的“仇恨”，出于对财富和人身安全的深切焦虑，资本出走寻求避风港在所难免。从此角度看，中国式资本出走又是异样的。

资本异常出走的危害不言而喻，资本大进大出将扰动金融市场稳定。“欧债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资本出走，终结了通常意义上的制造业，因此造成大量失业，失业者不但失去了继续缴费的能力，同时变成了需要福利制度庇护的对象，因此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欧洲福利制度的困境，不单是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且与失业剧增相关。如何处理大规模资本外流、本币疲软以及庞大的债务负担是有关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资本管制，如央行增加人民币在香港的借贷成本，让外资行缴纳存款准备金等。但资本管制非防止资本外流良药，如果市场认为未来有更大强度的资本管制，反而会引发更多的资本外流。鉴于汇率高低取决于国力与实体经济冷暖，同时汇率也是国家信用的反映，因此，解决资本外逃还是要回到经济本源中，而非面上的政策手段。事实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经济增长前景放缓，承接产业转移的三大利器——税收优惠政策、土地零出让费、环保无所谓——逐渐淡去，才是资本出走的真正原因，一如外资撤离中国，把工厂投放在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而中国也已经度过了当年吸引外资、担当“世界工厂”的阶段，毋须对过去恋恋不舍，而是应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前方。中国的问题在外部，中国的未来在世界中国的未来在世界

正当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越来越纠结之时，“权威人士”把中国经济走势定调为L型，重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以及“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呼吁大家“增强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虽然从面上看，2016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7%，“仍运行在合理区间，好于市场预期”，但从结构上看却经不起深究。具体而言，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0.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7%），唯独进出口总值同比负增长5.9%，如按美元计算，则同比负增长11.3%。如果说在过去中国经济出现“万马狂奔”景象，主要是“三马当先”——固投、消费、外贸在入世10年间年均增长分别为22.8%、15%、21.7%。如今，固投、消费这两匹马的速度慢下来，外贸这匹快马直接瘸掉，这对于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0%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创。尤其是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复苏乏力，外部需求低迷，国际竞争激烈，贸易保护加强，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世界贸易量增速将连续第5年放缓，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无论中国国内在对外贸易上怎么调，国际环境不支撑，也是白忙活。由此可见，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内部，还在外部，但如果只归咎于外部因素却是手电筒做派——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显然不是真的勇士，不敢直面惨淡的现实。

解铃还须系铃人。迫切的现实是，中国30多年改革形成强大的产能、超级货币大投放、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都需要中国从外部寻找解决国内问题的钥匙。首先，在去产能大背景下，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必须寻找新出路，而不是在国内“坐以待毙”。如中国高铁，用了不到7年的时间建设运营了1.9万公里高速铁路，如此速度与规模仅囿于国内发展显然空间有限，而放置四海则大有作为。尽管中车2015年2419亿元的主营收入当中，89%还是来自中国大陆，但增幅仅有4.51%；海外营收占整体的1/10，却同比增长了66.91%。目前中车已经进入世界上101个国家，其中美国是其最主要市场之一，2016年3月中车拿下芝加哥800多辆地铁车辆采购项目，标的金额13.09亿美元，创下中车出口发达国家地铁项目的最高纪录。再如政府融资职能被剥离，转型迫在眉睫的城投公司，以及在国内宏观调控左右调摆下求生、几乎“人人喊打”的房地产企业，其出路也在海外。2013年时中国房企海外投资总额为113亿美元，2014年达到165亿美元，而2015年这一金额已达到213.7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其次，为平缓本轮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用心良苦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货币超发背景下，中国将引爆第四次金融大爆炸，并将炸向全球，与此同时，金融资本的内在逻辑也将主导这一趋势。金融的本质是钱生钱，不管是土地和资源，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收入，都能变现成可以流动的资本；政府印出来的钞票（“前货币”）进入市场，变成不受控制的脱缰野马，即“后货币”，也就是说货币会自我扩张，把钱变成更多的钱。当面对缺失的信用、不确定的未来、不靠谱的科创，这些钱一边泛滥成灾，另一边又要积极地寻找安全港，比如涌进调控放松下的一线城市楼市，又如流向大宗商品期货，再如掀起海外投资浪潮。可以说，海外投资既是消化过剩产能的无奈之举，又是金融资本的必然之势，也是到外部寻求破解国内困局之路，同时暗含了中国的未来在世界之意。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1180.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7%，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13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33.6%。“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2.3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超万亿美元大关。中国海外投资倍增，除货币寻找安全港的原因，还有诸多考量：一是商贸因素。在各国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之时，企业“走出去”，把工厂建在海外，更容易突破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二是国家战略需要。在重要的战略性产业上，通过巨额投资直接控股或收购国际领先的公司，不论是粮油谷物肉类的生产、物流，还是晶圆芯片的设计、制造，抑或转基因产品和种子开发，无一不在产业链的高端，是关乎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如中国化工以430亿美元的创纪录金额收购瑞士农业企业先正达。三是企业开疆拓土诉求。开拓市场，获取资源（如投资俄罗斯、阿拉伯半岛、巴西），掌握技术和管理方法，包括资产优势，如品牌，进而实现国际化战略，如海尔以54亿美元收购通用电气旗下的家电业务。2015年中国企业共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593个，累计交易金额达401亿美元（包括境外融资）。四是居民寻找宜居之地。相比国内可怕的雾霾，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欧洲、澳洲等国家更适合生活居住，不仅有宜人的自然环境，还有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优质的教育资源、免费的医疗制度、良好的创业环境，像纽约、悉尼、墨尔本、温哥华、伦敦都成为中国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的问题在外部

海外投资也需要“两厢情愿”，但问题是，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始终面临去WTO与再WTO两股潮流的纠缠，使得“走出去”愈发复杂。在后危机时代，贸易保护是当下各国的自然之举，但对尽享全球化红利的中国而言，高举自由贸易大旗，推动再WTO化——“一带一路”却是有着更强大的动力。用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共享经济发展，既把一些小兄弟拉入麾下，又能展开“新圈地运动”，还能利用危机兼并重组，更能让中国与世界相连，如“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更容易地把中国西部与海外市场连接起来。正是这种潮流的逆向而动，再加上中国企业与居民投资的“大手笔”和“爆买”行为，引发一些国家的恐惧与不安，甚至出现排华、反华事件。

一个表现是，各国对于中国购买港口特别恐惧，往往被视为中国打造全球殖民通道，或者具有更多的军事战略意图。比如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于2014年9月正式动工建设，却被新上台的斯里兰卡政府叫停一年之久，即便科伦坡港口城如今全面复工，但合同被修改为，中国企业在该项目中不再拥有永久业权，只享有99年的租赁权。

另一表现是对中国大量买地极其担忧，一方面是来自中国的购买力推高当地房价，导致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购买大片耕地导致“资源掠夺论”，因此对中国买家格外敏感、警惕。在加拿大，2015年温哥华约1/3的房子被中国买家买走，温哥华地区独栋住宅平均价格上涨30%，每套均价达140万美元。据统计，温哥华市区家庭年均收入约7万多美元，按照目前的独栋住宅均价，一个当地家庭不吃不喝20年才能买一套房。在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0万平方公里牧场的家族企业基德曼公司公开挂牌出售，有中国企业参与竞标，却因“国家安全问题”，竞标和审核过程被搁置。2015年7月，澳大利亚将私人收购农业用地必须经过审批的门槛从2.52亿澳元下调至1500万澳元。

正因为此，中国海外投资遇阻和受挫是常态，而不是个案。中国有2万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中企海外并购的成功率不超过50%，海外矿业收购的失败率更是超过80%，可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在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而且各种投资陷阱比比皆是，尤其在利比亚、叙利亚、津巴布韦、朝鲜、墨西哥、西班牙这些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