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闻明,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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阉宦兴衰试读：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
中华文明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而珍贵的文明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文明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文明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的灵魂。在21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中国历史百科》的编辑出版的意义即在于此。《中国历史百科》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的介绍历史发展进程，全书以2000多幅珍贵图片，配以300多万字的文字叙述，全方位介绍了中国历史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科技、法律、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
全书共分为24册，具体内容如下：中国历史百科之一：文明历程中国历史百科之二：王朝世系中国历史百科之三：赫赫天朝中国历史百科之四：大事录要中国历史百科之五：皇权典制中国历史百科之六：官称衙署中国历史百科之七：皇权刑律中国历史百科之八：千年重农中国历史百科之九：考选科举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国门内外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一：自足经济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二：百家沉浮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三：青史垂名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四；皇宫留谜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五：疑案寻踪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六：状元全录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七：阉宦兴衰中国历史百科之十八：优伶春秋中国历史百科之十九：典籍源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刑具淫威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一：史籍精华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二：史海温故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三：逸趣名人中国历史百科之二十四：谈闲说怪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中国历史百科》编委会2008年2月
中国宦官史
宦官的来源
最初，宦官不一定都用阉人，而阉人也不一定都做宦官。前面讲到外国的阉人，或为家奴，或为后宫服务，或为艺人。中国东汉之前也是如此。有的阉人是做宦官，为王室服务，如《史记》中就有齐桓公准备用阉人竖刁为宰相的记载：管仲得了重病，齐桓公问他：“群臣中谁可以继你为相呢？”又问：“竖刁这个人怎么样？”管仲说：“为求接近君主而自宫的做法是司马迁像违反人情的，不足以信任。”有的受刑成为阉人，却不是宦官。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就因为李陵降匈奴之事辩护而被处以宫刑（也称腐刑）。所谓宫刑，即男子去势（势，人和动物的睾丸）；女子幽闭也。是中国古代五刑之一。司马迁忍辱负重，发奋图强，遂成就千古名作《史记》。司马迁是史官而不是宦官。汉孝武帝所宠幸的李延年也受过宫刑，他“善歌，以变新声，而上方与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李延年是个颇有天才的音乐家。直到汉初，“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参其选，皆银珰左貂，给事殿省”。东汉“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汉明帝永平年间，才规定宦官的数目，设中常侍4人，小黄门10人，此后，宦官人数曰见增多，到明代最盛时达10余万人。到清末，慈禧太后时尚有宦官3000余人，民国十一年（1922）宣统皇帝身边，还有1137名，据溥仪回忆，到二战结束时，他再次从皇帝的宝座上栽下来，身边尚有10名太监。
那么，历朝历代这么多的宦官，都是怎么来的呢？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罪犯或战争中的俘虏被强行阉割的。甲骨文中的“”字，从图形看，一边是刀，一边是男性生殖器。意即阉割。据史书记载，殷朝帝武丁曾对西北的鬼方、羌方用兵，将抓来的俘虏全部阉割。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明英宗天顺年间，征讨贵州时俘虏许多苗人。当时镇守湖广、贵州的宦官阮让，就阉了1565个被俘童稚，死掉329人，只好买人以充其数。中国古代有五刑，商周时指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宫刑，对男子来讲，就是阉割（也称“净身”“去势”）。秦始皇时，曾征发“隐宫刑徒七十余万人”去修陵墓和宫殿；西汉景帝“赦徒做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到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时，曾下诏将犯死罪的囚徒刑为阉人。后来甚至连叛逆罪也处以宫刑，历代多有仿效。
二是各地做为贡品奉献给朝廷的。在封建社会，皇家的衣、食、用、玩等物品，无一不是各地进贡的。那么，做为宦官的阉人，也有一部分是地方上贡给的。如唐代，广东、广西、福建等“蛮荒之地”，行政长官为了讨好朝廷，就将当地的一些儿童抓耒，强行阉割后送入皇宫。得幸于唐玄宗的大宦官高力士，就是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献的二阉儿——“力士”“金刚”中的一个。唐代，在广东甚至出现了一个宦官的供应地——南汉国。这个小王国，专门任用阉人，有些人为了做官，主动要求阉割，因而这一地区就集中了两万多阉人。《新唐书·宦者传）载：“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后皆任事，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薮。”在明代，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明史·纪纲传》载：“腐良家子数百人充左右。”又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阉幼童》条说，正统年间（1436~1449），福建总兵宁阳侯陈懋进净身幼童108人；景泰年间（1450~1456），镇守福建的右监监丞戴细保奉献净身幼童陈石孙等59人，皇帝命送到司礼监去。
三是自宫。战国、秦、西汉都没有宦官自宫的记载，到后汉末期始出现一些自宫的人。汉和帝时，“邓太后以女主临朝，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邓太后重用阉人，可能是后汉出现自阉以求上进的原因吧。《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达。”《旧唐书·宦官》中，也多记载，如杨思勖、李辅国等宦官都是被宦官收养为义子，“少阉”。到宋代，可能自阉者已不在少数，所以宋太祖告诫官吏家不得私自蓄养阉人，民间有阉幼童卖的要处以死刑。可是，后来又规定，凡情愿自宫为宦官者，可以到兵部报名，择吉曰阉割，以备后宫之用。
明代，由于宦官把持国柄，权势熏天，致使许多人把当宦官看做一条发财得势的捷径，所以自宫或阉儿子的人越来越多。据《日知录》记载：自明景泰年间，有人自宫成为宦官后，京城附近的人们，或害怕政府苛酷的劳役，或梦想荣华富贵，想自宫者不少，都涌向办理宦官登记的礼部，从此每天都有成百宦官产生。由于自宫的人太多，宦官也人满为患，据《万历野获编补遗·禁自宫》载，明正德年间（1506~1521），北京附近有3500多自宫者未被采用，生活无着落，联名上书朝廷，请求收容。朝廷只得将南苑划为收容所，最多时曾收容数万阉人。“嘉靖五年（1526）二月南海户净身男子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上怒，命锦衣卫逐还原籍，为首者杖之。”又记载，天启年间（1621~1627），朝廷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应征者竟达2万多，只好临时加收1500人。
朝廷一面大量录用自宫的人，一面又下令禁止自宫，《万历野获编》载，永乐年间（1403~1424），长沙府民有自宫求为内侍者，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绝于父母，岂可在，左右，发为卒戍边。”又弘治六年（1493），军人马英妻罗氏，自宫其幼男马五，事觉，罗氏坐下手之人当斩律。刑部侍郎王嘉庆等三人改议杖罪，上怒，谪嘉庆于外，罗氏坐死如律。对于自宫者的惩诫，《明实录》也有记载：成化元年（1465），直隶魏县民李堂等11人，自宫以求进，命执送锦衣卫狱罪之，发南海子种菜。朝廷虽一再禁自宫，也处罚了一些人，但由于宦官宠盛，所以自宫者仍有增无减，有时一个村子就阉数百人。
也有个别宦官，是由于个人一时的得失愤而自宫的。明代有一交趾（今越南）人，姓刚名铁。随太祖平定天下，屡建功勋。太祖视为心腹，后太祖出征，留他监护宫廷。他恐曰后被谗，遂自阉，将阉下之物藏于马鞍中，奉献给太祖。太祖凯旋归来，果有谗言说他秽乱宫廷，太祖信之，将杀刚铁。刚铁说：“请皇上先查验马鞍，再杀我不迟。”毁鞍而见其物，冤狱大白，太祖更加信任。后随永乐帝南征北战，立生死之功，共事者皆封公侯。刚铁说：“臣得司礼监，已感厚恩矣！”遂为宦官。
清末老太监信修明，读过十年书，求过功名，考水师学堂、太医院均未成功。父亲去世后，为赡养母亲、年幼的弟妹，在娶妻生子后，23岁时，决意自阉当太监，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进皇宫当了宦官。后来，他将自己在宫中24年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写成《老太监的回忆》一书。《清稗类钞）还记载了这样两件事：康熙时，有个叫唐宪臣的人，已娶妻生女，出外经商亏了本，于是看破红尘，遂自宫入太庙做了管事。慈禧时，有个太监叫张荣，原先是个秀才，参加省试时，不慎墨污了试卷，恚而自宫。慈禧每有疑难问题问他，皆对答如流，于是慈禧赏了他四品顶戴。
无论是被阉，还是自宫，都必须进行一次最残酷、最不人道的“手术”。到底如何阉割呢，史料记载不一。据《男性太监酷刑考》述，阉割方法有四种：割去全部阴茎和睾丸；只割睾丸；将睾丸压碎；割去输精管。《末代太监秘闻》一书还介绍有“绳系法”，即用麻绳将幼儿从睾丸根部死死系住，久而久之，生殖器就失去功能，并逐渐坏死了。另一方法是给幼童服一种麻醉药，然后用针不间断地扎刺睾丸，使之逐渐失去功能。
在国外，如古埃及的去势，是先用细而结实的绳子将被阉者的生殖器死死绑住，用剃刀沿绑线割下，立即用热油或热灰止血，将金属棒插入尿道中，然后将受术者肚脐以下埋入热沙中，这种阉法，死亡率极高。据说，在南印度则让受术者坐在陶制的台上，将生殖器用竹片夹住，再拿剃刀沿竹片切割。术后伤口淋上热油，再用浸过油的布包敷上伤口。然后仰卧休养，以奶为主食，这种手术方法成功率较高。
在我国，据《清稗类钞》记载，清代，宫内有慎刑司，宫外有著名的“刀子匠”毕五、小刀刘等，专事阉割。《老宫女谈往录》较详细地记载了阉法：
清代北京城有两个阉割世家：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都是受过皇封，六品顶戴，比县太爷还高一级。每家每季要向内务府供奉40个太监。
清代净身的人要准备这些东西：
30斤小米，一个月的食粮；
几大篓玉米骨头（烧炕用）；
芝麻秕几担（烧成灰，灰细不烧皮肤，洒在下体地方）；
50张糊窗户纸。
净身的屋子要暖和不透风，炕中间放一木板，板中间有个洞，用块活板，可以启闭，为解大便方便。门板上下中有套锁，把被净身的人手、脚、大腿都牢牢捆住，以免动手术时乱动，动完手术后更不许乱摸，怕感染溃烂。
用臭大麻、艾蒿、蒲公英、金银藤熬水，把下身洗净。准备两个新鲜猪苦胆，同时煮两个鸡蛋，煮得越硬越好。
先喝臭大麻水，脑子晕晕惚惚，肉皮发胀发麻。
第一步，割睾丸。用鸡蛋塞到嘴里，免得大叫大喊。在球囊两侧各割开一个深口子，先把筋割断后，用力挤出睾丸。割完后，用片好的猪苦胆贴在球囊两边，可以止血消肿。
第二步，去势。再往嘴里塞一个又凉又硬的煮鸡蛋，割下势，往尿管里塞一个大麦秆。把另一苦胆劈开，敷在伤口上。三天后拔栓子，如有尿流出，则手术成功。
两个睾丸一个势放在一个装半升石灰的升里，净身契约也放在里面（净身师与净身者家长订立契约，请三老四少作证明人，写明自愿净身，生死不论），用大红布把升口捆紧，送到房梁上，这叫红步（布）高昇（升）。
清人褚人获写的《隋唐演义》有一段故事也讲的是阉割之事。隋炀帝有个宠臣王义，想自宫以进宫侍奉。他找到太监张成，张成便送给他一包麻药，用酒吃了，不知疼痛；又给一包五色药面儿，是止血收口用的；还有一把吹毛可断的刀子。从这几样器物看，阉割的方式是大同小异了。
被割下的阳具叫“宝”，要将它装在一个密封的容器里，放在梁上或高架子上，称作“高胜”（高升）。一旦有机会升迁时，此须拿出“高胜”请上司查验，以证明其身份。有的人不小心丢了“高胜”，遇到升迁时，只好去借用或租用他人的。宦官死后，一定要将“高胜”一同放进棺材埋掉，以便让他在阴间恢复“男性”。
骨肉还家是太监一生中最大的喜事，多在四五十岁办理。苦熬：三十年，积下点钱，请本乡本土头面人物带礼物到净身师家，说明来意，讲好价钱，将银子送过去。到还升的曰子，用花轿抬着过继儿子去净身师家，请出升来，继承人三拜九叩谢净身师，然后将升送到茔地。太监本人等在那里，取出契约当众焚烧，这时太监会声嘶力竭地长号：“爷给的骨头，娘给的肉，现在我算是捧回来，今天算我重新认祖归宗的日子啦！”
半生的辛酸、委屈、羞辱都在这时发泄出来了。
宫廷宦官
宦官在中国出现得很早，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测，大约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宫廷中可能就有了宦官的存在，至于究竟有多少，却难以详考。
秦汉帝国建立后，“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创制了庞大的官僚国家机构，一整套与君主专制体制相适应的宦官机构由此创立，并在其自身的演进中逐步完善，宦官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从史书记载来分析，在秦汉两朝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中，无论是宦官机构还是人员数额，增长的幅度都是比较大的。据《后汉书·百官志》载，东汉和帝以后就在原有宦官机构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尚药、太官、御者、佝盾、尚方、考工、别作诸监，同时原有宦官机构的人员规模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充。如西汉时期“中常侍”仅置1人，而东汉永平年间达到4人，至延平年间更超过10人。不过，宦官机构的官员设置尽管相对固定，但在宫廷中执役的宦官却总处于变动之中，史书也缺乏明确的记载。东汉末年，袁绍率军进宫，“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刨除“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这一部分，东汉末年的宦官人数至少也在千人以上。《资治通鉴》的这一记载，大致可以为后人提供一个参考。
秦汉之后，宦官势力在隋唐时期再度膨胀。据《旧唐书·宦官传》记载，唐中宗时，宦官已达到3000余人，其中超授品级以上员外官者千余人。到唐玄宗时期，宦官仅“品官黄衣已上三千人”，即有官秩的宦官约为中宗时的三倍。穆宗时，“高品白身之数，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若按唐中宗时的比例估算的话，唐朝后期宦官恐怕得超过万人之数。
中国古代的宦官数量在明代达到最高点。据历史记载，明朝建立之初，“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足百人”，但随后人数急剧增加，渐呈无以扼制之势。至成化年间，监局内臣已数以万计，而明朝灭亡之际，宫中宦官7万余人哗然而走。清圣祖康熙皇帝在训诫臣下时，更不无夸张地称明末宦官计有10万人之巨。无论是较为保守的“7万”，还是相对夸张的“10万”，明代宦官人数之众都是空前绝后的。
论及宦官数量，还不能不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政权。它的宦官绝对数量也许不及明朝，但若将阉宦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这一因素估计在内的话，南汉政权恐怕才是真正的历史之最。南汉是地处岭南一隅的小国，灭国时辖有“州六十，县二百十四，户十七万二百六十三”，人口总数至多在百万左右。然而它却拥有“宦者近二万人”，实在让人瞠目结舌。究其原因，则在于南汉君主对臣下强烈的猜忌心理，认为“群臣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唯宦者亲近可任。”，因此，“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元，或僧道可与谈者，皆先下蚕室，然后得进。”于是，朝廷成了宦官的天下，凡求幸进者必先阉割。这在历史上也算是奇闻了。
清代的太监员额是比较少的。乾隆初年，皇帝曾谕令宫中苑囿所用宦官“综计不越三千”之数，并规定以后不得增额。从清宫档案记载来看，清朝统治260多年间，宦官实际数量确实从未曾达到这一定额。乾隆五十八年（1793）宫中及外围等处共有总管、首领和太监2605名；嘉庆三年（1798）共有2675名；道光二十二年（1842）共有2216名；同治十三年（1874）共有1596名；光绪十三年（1887）共有1693名。在这些宦官中，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所占的比重很小，光绪年间宫廷太监最多时曾达到1900多人，其中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全部加起来，也占不到百分之十。所以，宦官的绝大多数还是纯粹的宫廷仆役，加官晋爵者少之又少。清光绪皇后隆裕与太监合影
东汉宦官
西汉建立之初，对外大封同姓宗室为王，对内大封功臣为列侯，内外互相维护犹嫌不够，再用外戚以为辅助。吴楚七国之乱后，宗室地位曰削，功臣也遭猜忌，外戚势力有所抬头。
到东汉，皇室多与豪强联姻，以便取得他们的支持，宋巩固政权。一些豪强与皇室联姻后，便成为皇亲国戚，权势迅速扩展起来，逐渐形成外戚专权的局面。东汉诸帝又多幼年即位、夭折、绝嗣，遂多由母后临朝，这也使外戚得以专权。小皇帝即位后，不能理事，全靠母亲，母亲信用娘舅家，皇帝就成了傀儡。皇帝慢慢长大后，不甘心大权旁落，朝臣们也多在外戚操纵之下，皇帝只好依靠自己身边的宦官来打击外戚。光武中兴后，宦官悉用阉人，正式形成宦官集团。东汉中、末期，就是在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的较量中度过。在反复斗争中，宦官权力不断扩大，直到专断朝政。
汉章帝（76年即位）时，纳窦氏女为贵人，后立为皇后。皇后兄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弟窦笃为黄门侍郎，并侍宫省，宠贵曰甚。他们肆意掠夺土地、财产，甚至连皇室成员都不放在眼中。一次，窦宪以贱价强行夺取沁心公主（明帝的女儿）的园田，公主不敢与之计较，但章帝尚能控制政局。章帝召窦宪斥责：“你夺公主园田，何异于赵高指鹿为马？！贵为公主尚且被夺田霸产，何况小民！朝廷要废弃你，就像扔掉小鸡、老鼠一样！”直到窦后撕破自己的衣服前来谢罪，章帝才算罢休。
章和二年（88）汉章帝死，10岁的太子即位，是为和帝。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宪以侍中身分内管机密，出宣诰命。弟笃为虎贲中郎将，弟景、瓌并为中常侍，均据要职。永元元年（89）窦宪、耿夔率军破匈奴于稽落山（在今内蒙古）招降20余万人。窦宪率军至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刻石记载此次战争经过。窦宪既立大功，名声大震。朝中大臣慑于他们的威势，多看他们的脸色办事。地方刺史、郡守、县令多出其门下。他们欺压吏民，竞相敛财纳贿。
和帝15岁时，对窦宪等外戚干政极为不满，但又无法与朝臣接近，只与宦官朝夕相处。和帝认为只有中常侍、钩盾令郑众机敏有心计，遂与他计谋除窦宪之事。郑众出主意，要乘窦宪回京之时动手。宪回京，和帝一面派大臣到郊外迎接，一面诏令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尽捕窦宪的爪牙。用武力逼迫窦宪交出大将军印授，更封为冠军侯，令其与诸兄弟立即回封国。不久，又嘱使者逼其自杀。
宦官郑众以功升大长秋，后又封为鄛乡侯，宦官从此参政。史家评说：宦官窃权之祸，自此始矣！
和帝27岁驾崩，幼子才百曰，迎立为太子，和帝邓皇后，以太后身分临朝听政。这个小殇帝几个月后死去，邓太后又立长子祜为皇帝，是为安帝，年仅13岁，仍由邓太后临朝。太后兄邓骘崇信曰隆，官拜大将军。邓家累世宠贵，封侯者29人，大将军以下13人，州牧、郡守48人，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计其数。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外戚失去了靠山。
安帝亲政后，立即动手收拾外戚，以“邓氏阴谋废帝”为罪名，杀了邓氏兄弟，宗族子弟一律免官，勒归原籍。同时，封亲信宦官江京为都乡侯，李闰为雍乡侯，樊丰、刘安、陈达等宦官也显赫一时。樊丰等人调发钱财、木料，营造房屋、坟地、园地，太尉杨震谏阻反被免官。
公元125年，安帝在南巡途中死去，宫廷中又充满了杀机，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以孙程为首的19个宦官取得了宫廷政变的胜利，拥戴12岁的济阴王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逼安帝皇后阎氏迁往离宫，其弟阎显和江京等宦官均被处死。孙程被封为浮阳侯，食邑万户；中黄门王庚为华容侯；长乐太官丞王国为郦侯，各食邑九千户，余下皆封侯、食邑，计19侯也。人言，汉室与宦官共天下。
宦官得志，飞扬跋扈，孙程等19侯，自恃功高，往往在殿上相争，不守臣节。有大臣上奏，称孙程等干乱悖逆，久留京都，必为大患。顺帝被迫下诏将孙程等徙封远县。两年后又诏令回京，依然宠幸。孙程临终，遗言上书，以侯国传给弟弟孙美。顺帝许之，却将国分为两半，一半封给孙程的养子寿。第二年，又下诏，规定宦官的养子均可袭封爵位，遂成为定例。
顺帝在位19年，后来皇后梁氏娘家人逐渐参政，父梁商，兄梁冀先后任大将军，外戚势力又开始抬头。顺帝无子，立后宫美人子炳为太子。公元144年，顺帝死，太子炳即位，为冲帝，只有两岁。梁皇后进为太后，临朝听政。只一年，冲帝亡。又迎立渤海王子缵，为质帝，年8岁，仍是梁太后临朝，梁冀把持朝政。梁冀挟权专恣，恃势横行，一曰，质帝指着梁冀说：“这正是跋扈将军呢！”梁冀心惊，想道：“这小皇帝这么小就如此厉害，如他长成，如何得了！”所以暗嘱内侍，将毒饼送给质帝吃，将他毒死。然后梁冀做主，立蠡吾侯志为帝，为桓帝，年15岁，梁太后仍临朝。自此，梁家权倾天下，梁氏一门前后7个封侯，3个皇后，6个贵人，两位大将军，卿、将、尹、校57人，宫卫内侍，均为梁家走卒。四方贡献给皇帝的奇珍异宝，得先选好的送到梁府，才能献给皇帝，内外官员升迁，得到梁府去谢恩。凡不肯附和梁冀的官吏，均遭诬杀。梁冀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在洛阳城中修建两座富丽堂皇的宅第。又广开园囿，多养奇禽异兽。又在城西建有兔苑，绵延数十里对梁冀的飞扬跋扈，桓帝一向敢怒不敢言。一天，桓帝借上厕所之机，偷着问随侍的小黄门（宦官）唐衡：“我身边的人，谁与梁冀没有关系？”唐衡告诉桓帝：“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左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都与梁氏有隙，不过口不敢言，容忍至今。”于是桓帝召宋单超、左悺，对他们说：“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单超等说：“诚国奸贼，当诛曰久。”又召宋徐璜、具瑗，计议翦除梁冀。桓帝咬单超臂，出血为盟。黄门令具瑗召集虎贲、羽林、剑戟土一千余人，会同司隶校尉张彪等，包围梁冀住宅，收回他的大将军印授。梁冀夫妇于当曰仰药自杀，梁党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数十人连坐致死，遭黜免故吏、宾客300多人，朝廷官员几乎被罢免一空！
单超等5个宦官以诛灭外戚有功，均封侯：单超为新丰侯，食邑二万户；徐璜为武原侯，具瑗为东武阳侯，食邑各1500户；左棺为上蔡侯，唐衡为汝阳侯，各食邑1300户。五侯之外，又封了一些宦官为乡侯。此后到灵帝末年的30年间，东汉的宦官势力曰盛一曰，一直把持着朝政。
五侯掌权后，骄横跋扈，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公元160年，单超死，皇帝赐予东宫秘器、棺中玉具，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起冢茔，备极显赫。左悺等四侯，更加骄横，竞起宅第，多娶良人美女为姬妾，衣必绮罗饰必金玉，与宫中嫔妃差不多。时人称他们“左回天，具独坐（专横无比），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恣意胡为之意）”。他们收养子，或取自同宗，或乞诸异姓，或买奴为子，谋袭封爵，兄弟姻亲，都乘势攀援，出宰州郡，贪赃枉法，搜刮百姓，与盗贼无异。尚书朱穆、太尉杨秉、司隶校尉卧縯不断参奏、弹劾宦官的恶行，罪证凿凿，桓帝不得不惩治了几个宦官，但对整个宦官势力并未根本触动。桓帝后期和灵帝时期（在位21年），东汉朝廷几乎是宦官的天下了。
有一则故事，可以说明当时宦官权势之大。一个有钱的人叫孟陀，想当官，就贿赂中常侍张让的管家，要管家设法当众拜他一拜。一天，孟陀到张让家门口，见张家门前的车有成百上千辆。管家见孟陀来了，马上率领一帮家奴迎上来，把他的车子抬进门去。众有求于张让的人见了，以为孟陀是张让的密友，争先恐后地送礼物给他。孟陀仅拿出其中的一部分礼物送给了张让，就求了个凉州刺史。昏庸的灵帝还说什么“张常侍（张让）是我公，赵常侍（赵忠）是我母”。主奴关系完全颠倒了！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暴虐无道，竟以杀孕妇取乐。听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吓得逃到京师，藏到他哥哥张让家的大柱子中。李膺侦知，率吏卒至张让家，打破柱子，捕走张朔，依法处死。张让告到皇帝面前，李膺据理力争，皇帝无言以对。从此，黄门常侍都提心吊胆，连休假都不敢出宫门。皇帝问何故，叩头哭泣，说： “怕李校尉。”
当时京师太学里，有3万多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太学是光武帝刘秀创办的最高学府，是专门培养官吏的地方。太学生们纵论时局，抨击宦官，推崇正直的官僚。他们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言语中十分佩服这些官僚的节操。由于宦官的亲属抢占了大量的地方官职，影响了太学生们的仕途，因而他们与上述正直官僚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个反对宦官集团的党派。
桓帝末年，太学生发动两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一次是永兴元年（153），为了朱穆。朱穆出任冀州刺史时，那些由宦官安排的县令邑长，害怕朱穆弹劾，纷纷解印去官，逃走40多人。有几个情急自杀，有的被朱穆治了罪。恰值黄河泛滥，饥寒流民遍野，而宦官赵忠父亲死了，竟越礼用玉匣。朱穆得知，下令检查，官吏知他严厉，就挖墓破棺，陈尸出之。皇帝闻知大怒，将朱穆拘逮回京。此事激怒了太学生，以刘陶为首的数千人到宫门上书，要求释放朱穆，称赞他是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的贤臣。桓帝见书，放回朱穆。第二次请愿发生在延熹五年（162），度辽将军皇甫规平羌有功，宦官徐璜、左棺索贿未遂，即诬告其侵吞军饷，被系捕回朝。太学生张凤等300多人，与正直官僚一起上书援救。皇甫规遇赦归家。
另外，许多中下层的官吏，也不满宦官政治，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惩治宦官及其爪牙。
官僚和太学士反对宦官专权，宦官集团也不是好惹的，终于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事件。
延熹九年（166），宦官党羽张成善占卜，预卜将有大赦，便教子杀人。被司隶李膺督促收捕，不久，果然下令大赦。李膺见杀人犯将被赦，十分愤恨，遂不顾赦令，坚持处死张成之子。大宦官侯览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趋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于是诏令郡国，逮捕党人。太尉陈蕃不肯搜捕，说：“现在搜捕的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忠臣，岂能随便罗致罪名逮捕？”桓帝更怒，逮捕了李膺，下到黄门北寺狱，株连御史陈翔等200余人，均下狱严讯。还派出使者四处追捕在逃的“党人”。
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率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怕受株连，也不敢再坚持搜逮党人了。外戚窦武、尚书霍谞也上书为“党人”讼冤。碍于岳父的情面，桓帝从宽发落，赦免李膺等“党人”，驱逐回乡，但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第二次党锢事件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株连之广，均超过了第一次。
桓帝耽恋酒色，三立皇后，贵人数十，宫女百千，却无子嗣。公元167年，桓帝死。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等拥立解读亭侯刘宏为帝，是为灵帝，年仅12岁。窦太后临朝，用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右傅，共参政事。帝乳母赵娆性情狡黠，善揣人意，与中常侍曹节、王甫勾结，朋比为奸，谄媚太后。太后十分信任他们。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在先帝时已操弄国权，浊乱海内，如不设计除奸，后必难图！”窦武与太后商议诛灭宦官。太后不准。事泄，赵娆、王甫、曹节挟持、拥卫在灵帝左右，派人去杀窦武。窦武避入兵营，下令军士：“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王甫率兵数千，与窦武对峙，王甫军大呼：“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武军纷纷弃械投降。窦武拍马逃走，王甫紧追。窦武无路可走，拔剑自刎。又捉住陈蕃，杀之。曹节又乘机秦请灵帝，收捕李膺等100多人，偷偷地全部杀害了。宦官集团又在全国大肆搜捕、杀害党人，几天时间，被杀害、监禁、流放的党人达六七百。接着又关押了1000多名太学生。以后又诏令州郡，将党人的门生、故吏及父子、兄弟凡在官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株连五服之内的亲属。因镇压党人有功，曹节官迁长乐卫尉，封肓阳侯；王甫迁中常侍，守黄门令如故。从此，曹节、王甫扇动内外，奸虐弄权，父兄子弟皆为卿、校、牧、令，遍及天下。王甫养子王吉为地方官5年，竟残害百姓万余人。
公元189年，灵帝死，皇子辩即位，年14岁，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早先，灵帝何皇后生子辩，王美人生子协。何后鸩杀了王美人，协养于灵帝生母董太后宫中。董太后欲立协为太子，灵帝也同意，中常侍蹇硕奏：“若欲立协，必先诛何进，以绝后患。”何进是何后兄，为大将军。帝召何进入宫，至宫门口，司马潘隐告之：“帝欲杀你。”何进急归内宅。潘隐随后至，对何进讲：“御驾已崩，蹇硕矫旨，欲杀你，赶快想办法吧！”何进忙屯兵以待。刘辩即位后，何太后掌大权。司隶校尉袁绍带兵5000人入宫，要抓蹇硕，硕慌忙避入御花园，为中常侍郭胜所杀。袁绍又劝说何进，杀尽宦官。何进入宫说何太后，何太后说：“中官统领禁省，乃是汉家故事，何必尽除？”张让、赵忠闻讯，又使人贿赂何太后的母亲和弟弟，使之为他们在太后面前说项。何进无法，又找袁绍出主意。袁绍说，可召四方英雄，统率大军来京，尽诛阉竖。号令一下，地方军阀董卓等均领兵前宋。张让知之，与同伙议曰：“此何进之谋，我等若不先下手，皆灭族矣！”于是，在长乐宫嘉德门内埋伏刀斧手，然后请太后下诏召何进进宫议事。袁绍说，这是宦官们的阴谋，劝何进不要进宫。何进不听，袁绍只好选精兵千余，令弟袁术引兵布于青琐门外。何进至嘉德殿门，袁绍等被留在门外。张让、段珪迎出，围住何进。张让历数何进罪行，何进想退，宫门已闭，伏甲齐出，将何进斩为两段。袁绍久等不见何进出，在门外大叫。张让将何进头从墙上抛出来，说：“何进谋反，已伏诛！”袁绍大叫：“阉官谋杀大臣！”何进部将吴匡在门外放起火来，袁术引兵攻入宫廷，见宦官就杀。张让、段珪、曹节等劫太后、少帝、陈留王走北宫，被大臣卢植撞见，大叫：“段珪逆贼，安敢动太后！”段硅回身就走，与张让拥少帝及陈留王奔北邙山。后面大队人马追赶，张让走投无路，投水而死，段硅被杀。洛阳小儿唱歌谣：“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说的就是这件事。袁绍领兵宫内外追杀宦官，凡无须者，不分老少，均杀之，有些是误杀。至此，朋比为奸的张让、赵忠、曹节、侯览等“十常侍”均被杀死。袁绍尽杀宦官，汉代也随之灭亡，代之以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
“党锢之祸”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最为猖獗的时期之一，而且其特点相当明显，即宦官在皇帝与外戚斗争的夹缝中逐步增强自身的势力进而把持朝政。东汉宦官专权开始于十岁即位的汉和帝时期。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其中最小的殇帝即位时刚满百日，桓帝即位时年龄较大，但也不过15岁。每当小皇帝上台，因其年幼无知，国政往往操之于母后之手，而母后当权又往往依赖于外戚，从而造成外戚专权的局面。当皇帝长大成人后，自然想亲政收权，而这必然形成与外戚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中，皇帝因幼长深宫，势单力孤，所能依靠的大致也就是朝夕相处的宦官，而宦官一旦帮助皇帝取得大权，又会居功自傲，进而专权擅政。东汉宦官势力较为猖獗的时期是汉桓帝消灭外戚梁冀集团之后。由此而直至东汉灭亡，宦官专权擅政，排除异己，并制造一次次党锢事件，不仅败坏了朝政，而且加深了政治的黑暗。河南出土东汉阉牛画像石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汉桓帝即位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极力想摆脱其尴尬的境地，并与唐衡、单超、徐璜等5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5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5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2万户到1.3万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五侯”失势后，侯览、苏康、管霸等又成为新的一轮炙手可热的宦官。他们与五侯一样把持朝政、盘剥百姓、任人唯亲。宦官们的亲属及其党羽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职，而大多数太学生及地方儒生的仕进之路由此被堵塞，朝政日趋黑暗，时人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时刻寻找除掉李膺这个眼中钉的机会。延熹九年（166），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也颇有来往。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令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乱捕良民，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于公元167年赦免了李膺等200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死后，窦太后及其父窦武迎立汉灵帝即位。当时灵帝年仅13岁，窦太后临朝称制，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扶持左右。窦武与陈蕃都对宦官专权深恶痛绝，因而密谋铲除宦官。在窦太后的支持下，他们杀死了在朝中专权宦官管霸、苏康二人。窦武还曾计划除掉大宦官曹节等人，但因事机不密被宦官们知悉。曹节等人见势不妙，急忙率人入宫劫持汉灵帝和窦太后，并假传圣旨，派兵捉拿窦武。窦武慌忙避入军营。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纠集千余兵马围攻窦武，最终斩杀窦武及其宗亲、宾客，窦太后随之被囚禁。陈蕃得知曹节等宦官矫诏捕杀窦武的消息后，不顾年老体弱，召集属吏和学生八十令人持刀冲入承明门，正被捕杀窦武回宫的宦官王甫遇到。陈蕃因寡不敌众而遭杀害。
窦武、陈蕃被害后，宦官自行封赏、加官晋爵，完全控制了东汉的朝政。灵帝即位之初年少无知，重任宦官。成人后又耽于享乐与敛财，宦官们投其所好，朝政之混乱与腐败可以想见。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家人在其家乡山东无恶不作，山东名士张俭上书弹劾。气急败坏的侯览指使无赖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图谋造反。不明所以的灵帝下诏追捕张俭等人。张俭逃亡途中受到了多人的收留然后成功出塞。宦官们借此大肆捉拿张俭党人，凡是帮助张俭逃跑的人都被列入党人的行列，受牵连者甚众。
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在张俭事发后，没有接受亲朋的劝告而坦然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兴风作浪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及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其后，宦官把持下的东汉统治更加黑暗。朝臣上书指责宦官图谋不轨，昏庸的汉灵帝竟不知何为“不轨”。在灵帝身边随时侍从左右的中常侍有张让、赵忠等12人，举其大数称“十常侍”。他们参预览阅朝臣章奏，把持朝政，而灵帝却心甘情愿地受制于宦官，公然觍颜称：“张常侍（张让）乃我公，赵常侍（赵忠）乃我母。”皇帝与宦官一道盘剥百姓、卖官鬻爵，朝政日益腐败，最终酿成了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
唐代宦官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历史上宦官擅权，与王室骄奢成正比。东汉、唐、明三代皆是。西汉与宋代之王室，皆能制节谨度。东晋南朝王室不像样，故均无宦寺擅权。”
魏征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有时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唐太宗深以为然，因而定制，所设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长官，阶四品。直到高宗永淳年间（682~683），计70余年，宦官尚无权，仅守卫宫门、打扫宫殿、侍奉皇家衣食等。武则天时，宦官人数稍有增加。到唐中宗嗣圣年间（684），宦官已有3000人，授七品以上官阶的达千余人，衣紫者尚少（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五品服浅绯）。到唐玄宗时，长安大内、大明、兴庆三宫，皇子十宅院、皇孙百孙院、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大约有宫嫔4万人。从当时的诗词中，也可见一斑，白乐天《长恨歌》有“后宫佳丽三千人”，杜甫《剑器行》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句。后宫妃嫔、宫女人数的增多，为她们服务的宦官，自然也就多起来，加之玄宗重视宫禁，宦官稍称职者，即授三品左右监门将军。故当时宦官黄衣以上3000人，衣紫者千余。唐代开始，又称宦官为太监，明代称宦官衙门的长官为太监，清代均称太监了。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唐代部分指出：“唐玄宗在士族阶层外，扶植起宦官阶层作为行施统治术的核心，这是唐政治上最大一个变动。”唐玄宗认为，宦官多幼年被阉入宫，无亲属家族，这种人可靠，对皇室最忠实、最顺从，将权力交给这些人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唐玄宗对宦官的信用为唐后期宦官操纵朝政奠定了基础。
玄宗中后期，宦官预政现象已曰益突出。军事上，宦官握有实权，常常率兵出征。如宦官杨思勗，多次奉诏讨伐叛乱的南方少数民族，杀戮无数，因“军功”封为“辅国大将军”（正二品）。后又加封“骠骑大将军”（正一品）称号，封虢国公。唐玄宗最信任的宦官要数高力士了。高力士自幼被阉入宫，开元加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统管所有宦官。玄宗后期，政治腐败，生活糜烂，不理政事，于是外间进秦文表，均由高力士拆阅，小事便直接处理，大事才请示玄宗。一时权倾朝野，俨然成了皇权的化身。
安史之乱后，宦官更广泛地跻足政坛，逐渐形成左右朝政的势力。肃宗和代宗执政期间，掌大权的三个宦官是李辅国、程元振和鱼朝恩。
安史之乱中，玄宗仓皇奔蜀，李辅国随太子李亨到灵武，劝其即位，以系民心，以利平叛。李亨即位为肃宗，擢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御前符印军号，均由他掌管。安史之乱后，又封李辅国许多重要官职，权势愈甚。肃宗又怕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功高盖主，派宦官鱼朝恩为监军、封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管九节度军事。762年，李辅国与另一宦官程元振，杀害肃宗皇后张良娣，拥立太子李豫，惊死肃宗。
李豫即唐代宗，即位后，虽然利用宦官内部矛盾杀了李辅国，却仍宠信程元振和鱼朝恩，以程元振为元帅府行军司马。程元振因拥立代宗有功，故专制禁军，权势更重于李辅国。这时，宦官虽掌军权，还未制度化，到唐德宗时，情况进一步逆转。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叛朝廷，攻打襄阳，逼近东都洛阳，唐德宗急调宣武军助守。泾原（今甘肃、宁夏的六盘山以东、蒲河以西地区）兵5000多人过京师，因无犒赏，兵士哗变。德宗征召禁兵，竟无一人赶到。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率100多人保护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叛变平定后，德宗不再信任领兵大将，特置左右护军中尉统帅中央禁军——神策军，并派窦文场、霍仙鸣任左右护军中尉。这支军队迅速发展到15万人，控制了京畿地区。代宗时曾一度取消了宦官监军制度，德宗受兵变刺激，又恢复宦官监军制度，这就使宦官操纵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权制度化了。
代宗朝还启用宦官做枢密使，“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实际上代替皇帝处理政务。这样一宋，军权和行政要权均落在宦官手中，宦官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两中尉、两枢密使成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宦官大权在握，于是便操纵了皇帝的废、立、生、杀。从820年唐宪宗被宦官杀死，到903年，唐朝共有8个皇帝：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这8个皇帝除敬宗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都是宦官拥立的。宦官每拥立一个新皇帝，就要废去或杀掉原来的嗣君，罢免杀掉一批朝臣和对立的宦官。皇帝已完全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了。
朝廷大臣的进退用舍，也经常受到宦官的操纵把持。李鄘、皇甫镈等勾结宦官吐突承璀而官至宰相；大诗人元稹也是交结崔谭峻、魏引简而当上宰相的。而宦官所不满意的宰相大臣们，也受尽排挤，如文宗时的宰相李石，宦官就派人行刺他，硬把他逼下台去。唐代宦官“自贞元之后，威权曰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
当时，宦官权势之大，财力之强，令人侧目，“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从中可见宦官巧取豪夺、霸占民田民财之一斑。特别是唐德宗时由宦官主持的“宫市”，借口为宫中采办货物，掠夺民财：“时屡有中官、于京城市肆，强买人间。率用直百钱物，买人数千钱物，仍索脚价，及进奉门户（门包钱），谓之宫市。”著名诗人白居易写的《卖炭翁》就是揭露宦官横行宫市的。
唐后期宦官操纵军政大权，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和反对；有的皇帝也不甘心于长期受制于宦官，而支持朝臣反对宦官的斗争。因宦官办事机构在北面宫城，朝臣衙门在南面宫城，所以人们又将宦官与朝臣的争斗称为南北司之争。唐后期，朝臣与宦官集团经过几次抗争，最终归于失败。“永贞革新”就是一场朝臣在皇帝的支持下，夺取宦官集团权、加强封建统治势力的斗争。贞元二十一年（805），顺宗即位，信用王坯、王叔文。二人均为顺宗做太子时的侍读。顺宗用王坯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当时，顺宗生病不能讲话，由宦官李忠言和昭容牛氏侍奉左右。于是二王内结李、牛二人，外荐吏部尚书韦执谊为相，又结交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有识之士，共谋革除时弊，打击宦官权势。
二王革新，首先贬逐了京兆尹李实。李实为官贪暴，不问民间疾苦，大旱之年，仍强征租税。为逼交租赋，官吏多遭笞杖，顺宗即位仅一个月，李实就打死几十个人，百姓恨之入骨。二王通过顺宗，罢李实的京兆尹，贬为通州（今四川达县）长史，百姓欢呼。
其次，罢百姓深恶痛绝的进奉、宫市、五坊小儿（指在宫中雕、鹘、鹞、鹰、狗五坊供役之人）。
第三，免除民间欠税及一切杂税，免除盐铁使每月所进的“羡余”。（唐官员以赋税盈余名义向皇室进贡的钱财）任用杜佑为度支和诸道盐铁转运使、王叔文为副使，不久又兼任户部侍郎，控制了财政大权。
王叔文改革的关键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任用宿将、右舍卫大将军范希朝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行军司马，欲使神策军脱离宦官掌握。此举遭到以大宦官俱文珍为首的宦官们反对，认为“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于是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范、韩到任奉天，竟无一将领求见，数月后，只好返京。军权没能夺过来。
另外，二王改革还裁抑藩镇、释放宫女和女乐、宫中禁征乳母等等。革新不仅遭到宦官的反对，也遭到藩镇势力的强烈反抗。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到长安见王叔文，说：“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酗。”竟以报复相威胁。王叔文没有答应，韦皋就勾结宦官，上表攻击王叔文紊乱朝政，要求将他赶出朝廷。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一致抨击王叔文。俱文珍又勾结一部分朝官，先逼迫顺宗立李淳（后改为李纯）为太子，继而废顺宗立李纯，为宪宗。二王很快遭贬，第二年王叔文被赐死，王坯病死。韦执谊、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均被贬为司马。革新失败，公元806年，顺宗被宦官毒死。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永贞革新”或“二王八司马事件”。这是安史之乱后，朝臣与宦官的第一次交手，以宦官得胜而告终。
唐宪宗晚年服丹药，性情暴躁，经常责打、甚至杀死身边的宦官，结果于820年被大宦官王守澄和中常侍陈弘志杀死在宫中。继立的穆宗和敬宗，完全委政于宦官，专事游乐。穆宗只做了3年皇帝，服金丹致死。敬宗重走宪宗老路，因责打宦官，为宦官刘克明杀死在更衣室内。王守澄等又迎立了江王李涵，是为文宗。
文宗继位后，想改变宦官专政的局面，但一筹莫展。后试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感到他忠谨稳重，可以相谋以事，遂提升他为同平章事（宰相）。
大和五年（831），宋申锡与人议谋诛宦官王守澄之事，泄密，被贬到地方上做官。
大和八年（834），文宗中风。王守澄引进一位名叫郑注的精于医术的人为文宗治病，竟大有成效，受宠信。前宰相李逢吉的侄子李训，以金币珍宝数百万结交郑注，郑注将他引见给王守澄。李训善解《易经》，因此王守澄又将他推荐给文宗。二人俱有宠。诏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工部尚书，李训为四门助教、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等。郑注、李训既得幸，就捉摸皇上的意思，知文宗最恨宦官，就数次进言铲除宦官。文宗因二人是宦官荐进，不会引起宦官怀疑，就与之密谋诛宦官之事。
宦官仇士良与王守澄有矛盾，郑注、李训就为文宗谋划，以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分王守澄之权。仇士良想置王守澄子死地，遂与李训合谋，追查杀害宪宗的凶手。宫中内外均认为是陈弘志和王守澄杀害了宪宗，因此，李训奏明文宗召回在襄阳做监军的陈弘志，又派人在途中截杀之。二人又合力对付王守澄，让文宗改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只给虚名，实夺其权。后又寻机毒死了王守澄。接着又罢免了李德裕、李宗闵、路隋三个宰相，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文宗又任用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以京兆少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以大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御史中丞，一起共谋诛杀宦官。
他们原商定，郑注到凤翔后，选择数百名壮士为亲兵，待王守澄入葬时，奏请护葬，让亲兵怀藏兵器；又奏请宦官中尉以下的全去送葬；由郑注率亲兵将宦官全部杀死。但李训不愿郑注独占功劳，于是改变原定计划，另布圈套，抢先消灭宦官集团，独占大功。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曰，文宗御紫宸殿，百官朝拜。这时，左金吾将军韩约按事先布置上奏：“金吾左仗院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群臣称贺。李训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文宗允之，遂乘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召宰相、文武百官随之。又诏宰相率群臣往左仗院观之。过了很久，李训回来奏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恐天下称贺。”文宗说：“韩约妄耶？”又命中尉仇土良、鱼弘志率宦官们去观看。宦官走了，李训召郭行余、王璠曰：“宋受敕旨。”此时，郭行余、王璠部下皆执兵器列于丹凤门外。听到招呼，王璠惧怕，不敢上前，只有郭行余拜于殿下。使人到门外叫军，则只有王璠从兵入，邠宁兵竟不至。再说仇士良等来到左仗院看甘露，韩约气促汗流，不敢抬头。仇土良甚是奇怪：“将军怎么了？”恰巧风吹动幕布，仇士良见幕布后有许多拿着刀枪的人，大吃一惊，急忙往外走。看门的欲关大门，被仇士良喝止。李训见了，急忙高叫：“金吾卫士上殿来，护卫乘舆者，人赏百钱！”仇土良跑回含元殿，让宦官推辇迎帝：“事急矣，请陛下入内！”将皇帝扶入辇内，推辇下殿急走。李训抓住辇车说：“我还没有奏完事，陛下不能入宫！”仇士良大叫：“李训反！”文宗说：“训不反！”金吾卫士数十人随李训入殿。此时，罗立言率京兆府卒300多人从东边来，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200多从西边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流血呼冤，死伤数10人。
李训推辇急跑，至宣政门，内官郗志荣奋力拳击李训。李训倒地。宦官将辇推入东上阁门，门立即关上，宫中齐喊“万岁”。仇士良立即命令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各率禁军500人，出阁门讨贼。他们逢人便杀，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捕李训余党千余人，斩之，血流成河。宰相王涯、贾、舒元舆均闻难出走。李训中拳倒地，后出走终南山，投奔和尚宗密，本欲剃度隐藏下来，宗密的徒弟不肯。只好又趋凤翔，想投靠郑注。一出山，即被捉获，械送京师。李训怕到军中受侮辱，就对押送者说：“得我者即富贵，听说禁军正在搜捕，见到我必与你们争夺，不如杀了我，将我的头送上去。”押送者从之，乃斩其首而行。宰相王涯、舒元舆及王璠、郭行余、韩约等，均遭捕杀，亲属亦连坐，无一幸免。
郑注本与李训谋为外援，率兵500人自凤翔至扶风，闻李训事败，复还凤翔。这时，仇士良已使人传密诏给凤翔监军张仲清，令他捕杀郑注。张仲清请郑注入监军府议事，郑注恃有兵卫，遂往，伏兵突起，杀郑注。
这场谋除宦官未成，血洗长安的南北司之争，通称“甘露之变”。文宗两次除宦官不成，从此整曰以酒浇愁，哀叹：“赧（周赧王）、献（汉献帝）受制于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宦官），以此言之，朕殆不如。”“甘露之变”后，宦官集团势力益固。唐昭宗时，最信任宰相崔胤，君臣二人每曰里在宫中策划外削藩镇、内除宦官。崔胤暗中勾结朱全忠。朱全忠原为起义军黄巢部下，后叛变降唐，被任为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后与李克用联合镇压黄巢起义军，进封为梁王，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宦官深恨崔胤，由韩全海出面向昭宗哭诉崔胤阴谋叛逆，又唆使禁军起来喧哗，说崔胤克扣了冬衣。昭宗遂撤崔胤宰相，任为盐铁使。崔胤心怀怨恨，就派人秘密送信给朱全忠，令他入京清君侧。朱全忠得信，即刻发兵。韩全海得讯，决定先劫皇帝。他分派禁军把守诸门，人员出入、文件往来，均盘查。又登殿请皇帝西幸凤翔行在（皇帝行幸的住所）。昭宗又密书手札给崔胤告之西幸之事，当晚，韩全海入宫逼皇帝马上就走，说：“朱全忠欲入京劫天子，抢大唐天下。”昭宗与后妃诸王百余人，只好西走凤翔。
朱全忠引兵入长安，自封大将军，发号施令。随即自统大军，向凤翔进发。到城下大叫：“宦官韩全海勒逼圣驾，我今来问罪，迎圣驾回宫。”韩全海逼昭宗上城令朱全忠退兵。朱全忠兵围凤翔。城中绝粮，许多兵士夜间偷偷用绳子吊下城，投降朱全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无计可施，便决定诛杀宦官，以洗脱自身。于是射书与朱全忠，表示要杀宦官以议和。昭宗密遣使者出城，抚慰朱全忠，私订和议。天复三年（903）正月，李茂贞杀韩全海等宦官16人。崔胤入城，又捕杀宦官70多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尹杀死退休的宦官。朱全忠又奏曰：“宦官兴兵干政，危害社稷，此根不除，祸害未已。请悉罢诸内司事务，统归省寺诸道，监军均召还阙下……”昭宗答允。朱全忠、崔胤二人又调动军队，大搜宦官，捕得左右中尉及枢密使以下宦官数百人，悉数斩首。只留下幼弱宦官30余人，管宫廷洒扫。以崔胤兼判六军十二卫事，唐代宦官典兵干政之局面结束。
宦官是诛尽了，可是朱全忠又横行宫廷，时刻窥伺唐朝天下。不久，朱全忠使人杀了崔胤，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又杀了昭宗左右的击球供奉、内园小儿200人。公元904年，杀昭宗。公元907年4月，朱全忠即帝位。唐朝彻底灭亡，代之以群雄争霸的五代十国。
明代宦官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最烈的时代，之所以如此，除宫廷的腐败之外，主要是由于皇帝的个人独裁。朱元璋打下江山后，总结前代的灭亡原因，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是导致元代统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于是，他对官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明代宦官概述
朱元璋首先削弱地方权力，将全国分成13个行政区划，职掌地方民、财，司法刑狱，军事防务，由原来地方长官专权，变成军、政、司法三权分立，不相统属，各自直属中央，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将地方大权收归朝廷中书省后，总领中书省的宰相之权迅速膨胀，这又不利于朱元璋的个人专权。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罪”，处死左丞相胡惟庸，然后马上下令罢废中书省，不设宰相，将中书省和宰相之权分属六部，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朝廷内外的权力都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另设内阁大学士，协助皇帝管理文书等。大学土侍从皇帝左右备顾问，奏章批答，皆御前传旨当笔。后来，内阁大学士权愈重，位于六部之上，加之独裁皇帝越来越不过问政事，所以就突出了宦官的作用。朝廷命令传给宦官，宦官传给管文书官，管文书官再传到内阁。内阁陈说先达管文书官，管文书官达之宦官，宦官乃述之皇帝。皇帝不赴内阁亲理政务，故令阁臣票拟（即内阁对处理某件事情的意见，写成内阁票旨）。皇帝在内宫仍不理政务，甚至皇帝的批示（批朱）亦由太监代之。因此，明一代宦官愈发骄横无忌。大思想家黄宗羲指出：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罢丞相始也”，“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宫奴也”。
明初，朱元璋曾想约束宦官，对大臣讲：“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数千，因用阶乱。此曹只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则耳目蔽；若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驮之以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朱元璋还铸铁牌子宫门，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不久，有一个侍奉皇帝很长时间的老宦官，偶语及政事，太祖太怒，立即将他赶回乡下去。但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皇帝无法事必躬亲，有些事还得靠身边的亲信宦官去办。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朱元璋对宦官的真实心态。朱元璋有一外甥叫李文忠，他礼贤下士，养了不少门客。一天，他对舅舅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立即大怒：“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遂尽杀门客，李文忠也不得善终。
明成祖出兵讨建文帝时，许多宦官投奔到成祖朱棣部下。待明成祖即位后，一方面封赏在靖难之役中有功的内官，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朕一遵太祖制，无御宝文书，即一军一民，中官不得擅调发。”而实际上，明代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等权，均从明成祖开始。
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以后沿袭为中谒者、中常侍、中尉等。明太祖时有监正、监副、监丞之类的，到明成祖时则改“监正”为“太监”，从名称上就高升了一步。明人对此改曾发议论：“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
明代宦官从最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10万人，从明初的“不得干预政事”，发展到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威福远达宫门之外，渗透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成为在皇权卵翼下一股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下面分别记叙明代宦官在各个领域的罪恶行径。
明代宦官与政治
明代宦官分为二十四个衙门，而首席衙门就是司礼监。朱元璋将朝廷内外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后，很快就感到应付不了那么多的奏章，因此又设立了内阁大学士，协理政务。朱元璋、朱棣父子还能够亲自批示奏疏，阁臣仅为参谋、顾问。到宣宗时，始令内阁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原因是每朝开国君主都是勤政的，一两代以后，君王从小生长在深宫，精力知识均不如创业皇帝，逐渐不亲政事，懒于接见大臣，所以就衍化出票拟制度。《弇山堂别集》载：“至仁宗后，裁决机宜，悉由票拟。”票拟制度为宦官干政大开了方便之门。据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司礼监的职权是“凡每曰奏文书，自御笔亲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炤（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硃笔楷书批之。间有偏旁偶讹者，亦不妨略为改正。”这样，司礼监实际上就凌驾于内阁之上，行宰相之权了。司礼监一般有掌印太监一员，秉笔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明代声势显赫的大档，均掌管着司礼监。要照阁票批朱，不识字是不行的，所以明宣宗时设立内书堂，教习宦官识文断字，以便“掌章奏，照阁票批朱，与外廷交结往来”。宦官们识文断字后，掌管司礼监，又因“偏旁偶讹”则“略为改正”，这就使宦官们乘机“改动阁议”了。改了以后，再不经过内阁，径自发出，所谓“旨从中下，略不与闻”。这其中的弊端可就大了。至于传宣谕旨，一般是皇帝说，由太监在旁记录下来，交给内阁缮拟。这“笔录”中，太监可以借机加入自己的意见。更有甚者，是由太监口头传达圣谕，明代宦官常常假借圣旨，其根源就在于此。一些权阉，就利用掌管司礼监之机，将皇权揽到自己手中。如刘瑾，每每趁明武宗纵情声色，玩得开心的时候，来奏请许多事，惹得武宗很不耐烦：“我用你干什么，这样来缠我！”于是刘瑾就以“遵旨行事”为名，自作主张，左右朝政，任意指责、贬斥、杖责处分官吏，并派出自己的亲信窃居各要津。魏忠贤对明熹宗也是如此。熹宗好盖小房子，自己操斧锯凿削，每当他正忙着斤斫刀削时，魏忠贤等就在旁边传奏文书，熹宗心不在焉地说：“你们用心做去，我知道了！”魏忠贤等有了这句话，就可以任意而为了。
由于司礼监太监握有这等大权，所以首先表现为能操纵内外臣工的进退，虽然位至大学士宰辅，也往往靠太监援引入阁。明代著名的大奸臣严嵩，就靠走太监之门而入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的。
严嵩是明世宗时内阁大学土，夏言也在内阁，为首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卖官鬻爵，事为夏言得知，欲揭发其罪行。严嵩闻知大惊，父子跑到夏言处，长跪榻下，苦苦哀求，夏言方才罢休。为了报复，严嵩勾结与夏言有仇的锦衣卫指挥使陆柄，共同诬陷夏言，终于将其害死。又一次，给事中厉汝进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藩贪赃受贿，严嵩立即“上书自理，且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结果厉汝进被贬云南。严嵩以重金结交诸宦官，让他们随时汇报“大内动静”，所以皇上的一举一动严嵩都预先知道，凭着这层关系，严嵩做首相达21年之久。
张居正是嘉靖时进士，穆宗时入阁。神宗10岁即位，太监冯保假传圣旨，说他与阁臣张居正、高拱同受顾命。当时冯保集司礼监、东厂大权为一身，势力越来越大。高拱对阉臣专权十分担忧，于是与张居正商议赶走冯保。张居正与冯保早就勾结，曾暗中送过许多礼物给冯保。这次又赶快派人告诉冯保，冯保即面见神宗母亲李太后，说高拱“排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李太后遂于第二天召集群臣，传两宫特旨，赶高拱回原籍闲住。张居正则得以由吏部尚书，升任尚书，兼太子太搏，代高拱为首辅，主持国事，前后当国l0年。张居正曾针对明朝种种政治经济弊端，提出整饬吏治，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但他勾结宦官以谋权固宠，也是不足取的。
那些不肯勾结比附宦官的阁臣宰辅，就要遭到宦官的排斥、打击。英宗时阁臣杨士奇、杨荣是四朝元老，大宦官王振竟敢逼他们退休：“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又如，宪宗朝宰辅商辂弹劾权阉汪直操纵西厂“擅作威福，贼虐善良”，并约其他阁臣一起上奏。宪宗迫于众议，只得暂罢西厂。汪直怀恨在心，不久便诬蔑商辂受贿，逼得商辂只好辞职。对阁臣、首辅如此，对待其他大臣，则更是顺者昌、逆者亡了。如景帝天顺初年，太监曹吉祥用事，一些无耻大臣多与之勾结，一个叫董兴的人，竟与曹吉祥结为亲家，冒“夺门”之功，被封为海宁伯，镇守辽东。英宗时，御史李铎见王振不下跪，就遭贬逐；驸马都尉石璟骂家中阉人，王振认为他侮辱了自己的同类，就将他构陷入狱……
明代宦官除了操纵阁臣、架空内阁、控制朝臣的任免外，还操纵厂卫。明代初建之时，朱元璋即将仪鸾司改为锦衣卫，由皇帝直接统辖，是皇帝的私人卫队。锦衣卫下设17个所，除侍卫掌卤簿仪仗外，便专司侦察。编制为几万人。此外，还有南北两个镇抚司。南镇抚司掌管本卫刑名，北镇抚司专理沼狱，权势极大。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负责侦缉和刑狱。皇帝派心腹宦官主持东厂，官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东厂负责在外面侦察缉访的役长和番役有1000多人，都是从锦衣卫挑选的“最轻黠狷巧”的人。侦察访缉范围上至官府，下至民间，遍及京师。
西厂是宪宗朝权宦汪直于成化十三年（1477）设立的。汪直提督厂事，人数比东厂多一倍，权势威严也在东厂之上。侦缉范围也不限于京师，各地王府边镇、各省府州县，都在它的侦察之中。内行厂是武宗朝太监刘瑾设立的侦缉宦官行动的机关，东西厂都在它的伺察之中。
厂和卫一向并称，却不是一个系统，但又都归皇帝（或司礼太监）领导指挥。实际上，司礼监、厂、锦衣卫三位一体，彼此合作，形成一股巨大的恶势力，使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笼罩在极度恐怖的气氛中。
每当朝会时，厂和卫都率领所属及校尉500名，列于奉天门下纠察百官仪表（仪礼），如有人失仪，立即上去扒下衣服帽子，拖下去痛打一顿。武宗时，刘瑾肆意擅权，诬害不少朝臣。一天，御道上发现一封揭发刘瑾罪恶的匿名信。刘瑾矫旨让百官都跪在奉天门外，不分青红皂白将300多人下狱。对待普通百姓更是横行无忌。厂卫有时逮人甚至连刑科签发的驾帖都没有，拿人命当儿戏。抓到人后，先毒打一顿。逼其认罪，成为定案，然后才送法司。法司即使知道其冤枉，也不敢改动原案，冤狱遍及国中。史书记载：“近曰伺察太密、法令太急、刑网太密……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凡文官无辜受屈者甚多”“冤死者相属”等等。
明代宦官与经济
明代宦官在架空内阁、操纵厂卫，成为把持朝政的“真宰相”后，还将触角伸向经济领域，并逐渐控制各个经济要害部门。
1.豪占霸夺田地
宦官勾结奸民，巧取豪夺他人田地，这要从宦官管理皇庄说起。皇庄，顾名思义是皇帝直接领有的土地。明宪宗时，没收了阉宦曹吉祥大量土地归宫中所有，定名“皇庄”；到明孝宗时，畿内已有5所皇庄，占地12800顷；到明武宗时增至380多处，占地3余万顷。这些皇庄，皇帝派宦官管理。这些宦官在帮助皇帝管理皇庄、征收租税的同时，借机擅自侵吞民田，鱼肉百姓，本人也借机强占土地。据《明史·食货志》载：“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反诬民占。” 《弇山堂别集·中官考二》载：“景太（泰）五年南京御史邹亮奏，定淮等门外城濠为太监陈公等占种莲藕禾苗，命南京户部委官勘核禁约。”可见，太监强占民田时有发生。宪宗时汪直专权，竟敢在直隶宝坻县占荒地两万多顷。明武宗朝宦官侵占民田尤为厉害，《明史》称：“正德中，奄人多夺民田为庄田”，而权阉刘瑾“修庄田”竟侵占官地50余顷，毁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民间坟冢2700余座。除京城的宦官强占民田、荒田外，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驻守宦官，也多侵占民田。成化年间，南京守备太监黄赐占沿江洲地为芦场，尽收其利，使许多沿江百姓失去田地，却还要他们负担租税。
此外，宦官还通过皇帝赏赐和百姓投献获得土地。所谓皇帝的赏赐，不过是“奉旨”侵占，明代这种滥赏土地甚多，达到“求无不获”的地步。明代苛捐杂税迫得民不聊生，一年辛劳所得，还不够交税完粮，所以只好忍痛将田地“投献”给宦官。据《明史》记载，明孝忠时的宦官李广，明世宗时的宦官韦恒、李秀等都接受过献地。
2.管制税务和盐利
征收各种赋税，是历朝历代都有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明代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各种苛捐杂税也多起来了。明代统治者把税收做为一项重大的收入，所以十分重视，从朱元璋时就逐渐信用宦官，到明武宗正德年间，管税务的太监已遍及全国各地。
明代京师分九门，九门监税的全是宦官。每个门有10多个宦官，轮番收税，不但普通商人、百姓受其盘剥，就连进京赶考的举子、进京觐见的官员都不免，甚至发生打死人的事。万历年间，泰兴知县遭贬，患病回乡，出广渠门。管门的太监邢相等索钱才肯放行，知县无多钱，不能满足太监们的要求，遂群殴之，致使“僵仆气绝”。九门税收数额，明孝宗弘治初年岁入为665080贯（钞），钱2885130文。20年后，岁入钞715820贯，钱2054300文。宦官们中饱私囊的钱就不在其中了。
除京师九门征税外，到明穆宗隆庆年间，凡桥梁、道路、关津，没有不收税的。据《明万历实录》记载，马鞍山新城桥每车税钱5文，牲驮要税3文，挑担者2分，这座桥每曰可收税万余钱。在长江上行船，一天的水路，要过五六个税卡，从仪真到京口，仅一江之隔，也要收两次税。商业税更是名目繁多，五谷、农具、婚丧嫁娶，甚至柴米油盐等“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这些宦官税吏，还想方设法收取“太（泰）山碧霞玄君祠香钱”，后来对其他山的寺庙也都收起香钱来，可见其势力真是无孔不入。
食盐是人们每曰必需之物，消耗量极大，所以盐政的好坏，关系到国库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明代实行盐业官方垄断经营，明初即建起6个都转运盐使司，7个盐课提举司，还设有两淮、长芦、两浙巡盐御史。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宦官就干预起盐政来：“永乐十三年（1415），差御史、给事中、内官各一员，于各处闸支盐课。”明英宗、宪宗年间，都曾派出宦官参与盐政管理。于是，宦官们借参与整治盐法的机会大谋私利——奏讨盐引和贩卖私盐。盐引就是取盐的凭据，大引400斤，小引200斤。从明宪宗以后，宦官奏讨盐引，与民争利之事屡有发生。据记载，成化二年（1466），太监李崇开中辽东盐万引；过两年，尚膳监宦官潘洪又奏讨得两淮盐59000引，又赐太监陈铉10000引。尤其是宠宦梁芳，前后共讨得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这样，大量的盐利都落入宦官的腰包。
明代宦官和锦衣卫还都贩运私盐，据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南京内官监覃力明以马快船百余艘载私盐，并征役民夫，为之挽船。路上遇官吏盘查，竟大打出手，伤人杀人。奏讨盐引又与贩私盐密切相关，往往在盐引中夹带私盐。如引一纸，则可夹带数十引，因而宦官贩运的私盐遍天下。有时宦官在船上竖起黄旗，上书“钦赐皇盐”，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河道。宦官对盐政的破坏，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百姓饱受食盐高价之苦，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安定。
3.矿监税使遍天下
明代宦官提督查核开旷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始，《食货志三》载，遣官往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让“中官御史往核之”。明英宗时，曾派宦官罗永去浙江、罗圭去云南、冯让去福建、何能去四川提督开矿。明神宗朱翊钧是个纵情声色、挥霍无度、不理朝政的皇帝。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就派出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明史·神宗本纪》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这些矿监税使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专折奏事，可以节制地方官吏。
这些矿监为害地方，勾结无赖流氓，把富人编为矿头，穷人被赶去垦采。任意指良田、宅院、坟墓下有矿藏，令人开挖，户主只好赶快送银送物，才能幸免。陕西开矿太监赵钦盘剥、积财数10，临走时，除牛负马驮外，还有96副箱抬，每抬用夫4人，尚且抬不起来，可见其任矿监时的科索无度。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强烈反抗，明代中后期，民变纷起，史不绝书。万历年间，陈奉为湖广矿监使时，因“恣行威虐”“惨毒备至”而激起民变10多起。相继，苏州发生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江西景德镇爆发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起事，北京西山煤矿工人因矿监王朝勒索无度，而成群结队，到北京城内示威，甚至惊动了明廷。
4.总揽采办、岁办大权
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皇家所需一切吃、穿、用等都取自于全国各地，名为采办。明代自朱棣永乐年间就开始派宦官外出采办，以后愈演愈烈。宦官则假采办之名，肆意搜刮财物。如仁宗洪熙年间，宦官马麒，就诈旨要去交耻采办金银珠香，闹到仁宗那里。仁宗虽说：“朕安得有此言”，却并不追究马麒的罪过。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发生一起宦官出外公干，假采办之名，搜刮财物之事，被杀宦官有阮巨队、袁琦等十数人。
明代宦官除了采办之外，还有押运贡品的差使。押运的物品一是采办，二是岁办。岁办就是各地每年都要进贡的物品，大多是各地的土特名产，而且进贡数量很大。如南京贡船，鲜梅、枇杷、杨梅，各用船8只装载；鲜笋，用船4只；干鲥鱼，用船7只；鲜藕，用船5只；苗姜，用船6只等。这些贡品的押运，全由宦官负责，而宦官一则假托虚增，二则公开勒索。假托虚增，就是在“拨船之际，虚张物品，务求多船，以济己私”。就是用余船装载自己的私货。宦官押运船只，还勒索民夫，敲诈银两，如南京运鱼，起运时，勒索茶果银120两，水夫银200两。《万历野获编·南京贡船》载：“金陵城外临江，旧设鲥鱼厂，每打鱼时，内官出视，科索百端，大为渔户及地方之害。”
朝廷要不时修建别宫离院、陵墓，所以采木是经常的。为了满足奢侈的帝王生活，珍珠用量极大，所以又有采珠之举。采木、采珠，从明仁宗时，开始派宦官担任。采木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因要采大木，必入深山老林，蛇虎杂居不说，死于瘴疠者亦无数。所以四川民谣说：“入山一千，出山五目。”因而“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
采珠，开始于广东，设有珠池，数年一采。明英宗时，开始派宦官监视采珠，继而看守珠池，动辄诬陷地方官吏纵民窃珠，致人于死地。百姓采珠，亦危险极了，据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两广巡抚林富奏折：“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可见，采木、采珠对宦官讲是中饱私囊之举，对百姓实为又一大祸害。
5.提督制造大权
制造，包括织造和烧造。织造是纺织皇帝及皇室需用的绫、罗、绸、丝、缎及其绒袍、驮毡之类，《明史》中常见“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巾七千匹”、南京“岁至十五万匹”“请开苏、杭织造，上供锦绮为数四万二千有奇”等记载。可见织造数量之大。这些织造均由宦官管理，经常承担织造任务的南京、苏州、杭州都设有提督织造太监一人。因承担织造的多是商业发达的地区，便于勒索收贿，所以宦官们都走门路、行贿争取差事，有的甚至要花数万钱才能谋得。花了这么大的本钱，自然要想法加倍捞回来了，所以织造太监贪赃枉法，劣迹甚多。据《明史·章侨传》载：“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行户至废产鬻子以偿。”
烧造是烧制瓷器，主要产地在江西。《明史·食货志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明宣宗时开始派太监张善去江西饶州，造奉先殿用的祭器；明英宗派人去烧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和青龙白地花缸；明宪宗、明孝宗时也均遣人去烧造御用瓷器；明世宗时，烧造七陵（十三陵中前七陵）祭器，又造内殿醮坛瓷器3万件；明穆宗时又诏江西烧造瓷器10余万；明神宗时命造159000件……可见，烧造每朝均有，且数量不少，宦官们自然可以从中侵吞。
明代宦官还被派去管库藏。库藏分地方库藏和中央政府库藏两种。《明史·食货志三》记：“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宦官们将所收白米任意加耗。惜薪司收柴炭，一般加耗3／10，有的甚至私加数倍。他们还公开偷窃，有时窃得多了，怕被查出，干脆放火烧库。对这些，皇上不过以渎职罪轻责而已。
明代宦官与军事
明代军队分京兵、卫所兵、边兵三部分，卫所兵和边兵分散各地，只有京兵用以保卫京城，对巩固明代统治起着关键作用。明代皇帝对这支军队十分重视，以勋戚重臣统率，而且派宦官“坐营监枪”。如正德元年（1506）正月，明武宗传旨：“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营并显武营，神机营右掖御马监徐智调中军头司管奋武营。”历代均重用宦官，甚至阅兵大典都由司礼监太监主持，而同阅的人，不管地位如何尊贵，都不能与阅兵太监并坐。
除了京营大权归宦官外，宦官还掌握了四卫营，即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负责保卫宫禁。后来，干脆成立皇帝私人卫队，唤作“内操”，完全由宦官组成。
明代的宦官除提督京营外，还被派出去做监军，在派遣将官的同时，派一个宦官去监视他。监军可以直接向皇上汇报，将帅有了功劳，监军冒为己功；有了闪失，则全推在将帅身上，因而监军宦官成了军队中的太上皇，将帅宛如下属。据史书记载，明宦官监军始于朱元璋洪武年间，明成祖朱棣则完全奉行父亲的一套，广派宦官出任监军。有个宦官叫刘永诚，曾“累从北征”，“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这算是比较好的。以后诸朝大宦官王瑾、王振、汪直、张永、谷大用等都做过监军。可见明代军事大权也完全落入宦官手中。这些监军骚扰地方，残害百姓，侵吞军饷，无所不用其极。正德年间有一吏部大臣上疏说：“今曰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舌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
此外，宦官还被派去做镇守和守备太监。镇守，本是明代武官职衔，负责地方的防守重任。可是从明成祖开始，却派出宦官做起“镇守”来，称“镇守太监”，逐渐遍布全国。守备太监也是明代设置的，计有南京守备、凤阳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负责单项守护责任。如南京守备太监任务是护卫留都（朱元璋定都南京），凤阳守备太监则负有护卫皇陵的任务。这些镇守、守备太监平曰作威作福，侮辱官员，战时又不能打仗御敌，却会克扣军饷，役占兵丁……综上所见，明代的宦官势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干尽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清末权阉
清朝的宦官制度开始于顺治帝时期。康熙皇帝在位时规定由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并设立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之时，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如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
嘉庆十八年（1813），爆发了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宫内太监刘金、刘德才、杨进忠等在入宫前即是天理教徒，他们准备是应外合，一举推翻清王朝。起义失败后，刘金等人被杀害。经此变故，清廷对宦官的约束更加严格，规定宦官一经当差，就不准回本主私宅。违者都要严惩，杖毙宦官时有发生。这时，宦官们的地位很低，管束又严，生活困苦，反抗行为也在所难免。
清朝后期，朝廷内忧外患的同时出现了母后垂帘的局面。在母后的支持下，出现了像安德慈禧太后印玺海、李莲英、张兰德之类的大宦官，虽然没有如前朝一样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但这些本宦官们也曾经威风一时。
安德海是清咸丰帝时的太监总管。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安德海与权力欲极为旺盛的懿贵妃相互勾结。适逢咸丰帝病死在热河，遗诏载垣、肃顺等人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子载淳。已经晋升“西太后”的懿贵妃企图制服八大臣，实现自己专权的目的，急需联络远在京城的恭亲王。安德海献苦肉计，被打得皮开肉绽后被赶回京师，正好成为与恭亲王通气主人。安德海还联络了手握京城兵权的胜保等武官对西太后加以支持。在恭亲王与胜保等人强有力的支持下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斥，西太后政变成功。慈禧太后居住的储秀宫内景
西太后掌权后，安德海又帮助西太后免除了已成为议政王的恭亲王奕沂的职务。至此，清廷中已无人能与西太后争锋。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根本不把小皇帝同治看在眼里，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安德海亦步亦趋，不仅不敬畏皇帝，反而经常在太后面前说皇帝的坏话。对安德海充满仇恨的同治帝，因为安德海是太后的红人，也无可奈何。
同治八年（1869），安德海以为太后采办龙衣织料为名，在太后的默许下出宫。按清廷祖制，宦官是不能随便出京的，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安德海自恃有太后撑腰，耀武扬威地离开京城，与随从乘坐两条大船，冒名钦差，挂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顺京杭大运河南下，很快到达了山东的德州。慈禧太后与宦官李莲英在颐和园中
山东巡抚早已接到了同治帝一旦发现安德海立即逮捕就地正法的密令。当时西太后正在生病，这为同治帝除掉安德海、削弱西太后势力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山东巡抚果断地逮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最初还有恃无恐，声言自己奉西太后旨意出宫办差。决心已定的山东巡抚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为由，处死安德海。
李莲英于咸丰六年（1856）入宫，做了一名太监。聪明伶俐的李莲英非常善于把握出人头地的机会。如为了讨好咸丰帝最受宠的妃子懿贵妃，他专门到妓院观察妓女们多变的发式，为懿贵妃梳最时兴的发式，从而讨得了懿贵妃的欢心，成了梳头房的小头目。
咸丰帝晚年，对户部尚书肃顺非常器重。有一次，咸丰帝向肃顺谈起懿贵妃有可能在自己死后母以子贵，专权用事。两人计议应当早除去懿贵妃。这样惊人的谈话内容被李莲英听到了，他连夜从皇宫中的狗洞子里爬出去，到懿贵妃的妹夫醇亲王家报信。几经周折后，懿贵妃终于安然无恙。从此懿贵妃把李莲英视为心腹。在除掉肃顺等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的惊心动魄过程中，李莲英是直接向北京与恭亲王进行接洽并把西太后的密诏交给恭亲王之人。消灭肃顺等政敌后，西太后开始了垂帘听政的过程。
李莲英非常善于揣摩西太后的心思，挖空心思地投其所好。西太后也习惯于听从李莲英安排起居，甚至包括对声色的喜好。如李莲英在宫中设置暗房，让年少守寡，又不安于现状的西太后取乐。一刻也离不开李莲英的西太后，在安德海被杀后把内廷大总管职务转赐李莲英，并打破了清制宦官最高五品官职的限制，亲赐李莲英二品顶戴，其受宠程度可以想见。清光绪皇帝与珍妃
李莲英为讨好西太后而不惜做出许多可笑的行径。如西太后偶尔到李莲英的值班房小坐，李莲英把西太后曾坐过的椅子用黄缎包上，不让他人再坐，以至于10把椅子有8把包上了黄缎。西太后60大寿时，李莲英费尽心机地训练好了10余笼鸟，在放生时再飞回笼中，说皇太后的浩荡皇恩感动得鸟儿都不忍离开。他还把100桶鲤鱼早饿了3天，然后把食物放在湖边石阶下。当这些鱼被放回湖里时，鱼儿赶紧觅食，整齐地排在湖边。李莲英称这是鱼儿感念太后的恩德，不想游走。心花怒放的西太后当场把脖子上的大明珠赏赐给李莲英。珍妃井
李莲英还帮助西太后除掉了专权的潜在威胁。东太后慈安为人宽厚、威信颇高。咸丰帝曾给其一道密旨：一旦西太后恃子不法，就用家法对她进行处治。李莲英探得这个秘密后，向西太后献出了“割肉疗亲”的计谋。当慈安太后生病时，西太后把用上好的千年老参和其他补药做成的所谓的“人参臂肉汤”端给东太后，并用白布包着臂膀。善良的东太后信以为真，当场把咸丰的密旨烧掉。有恃无恐的西太后遂与李莲英密谋，在东太后饭中下毒，毒死了东太后。
软弱的同治皇帝病危时，曾希望立一个年龄稍大的皇帝，防止其重蹈自己的覆辙。大权在握的西太后撕毁了同治帝的遗诏，立其妹夫醇亲王4岁的儿子即位，是为光绪帝。开始了自己新一轮的垂帘听政。对于光绪帝的傀儡地位，李莲英是深知的。他依仗着西太后的宠信，把光绪帝也不放在眼里。常在西太后面前说光绪最宠爱的珍妃的坏话，终使西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西逃的前夕，恶毒地把珍妃推入井中。
凭借西太后的宠爱，李莲英也多行不法之事。诸如许多人为了让李莲英在太后面前美言而重金贿赂李莲英。各省官员进奉西太后的贡品一般都是给李莲英预留一份，否则官位难保。醇亲王受西太后委托视察北洋海军时，李莲英堂而皇之地与醇亲王平起平坐，严重违背了清朝太监不得干政、出京的祖制。西太后时期的重臣袁世凯也极力收买李莲英。
李莲英不可一世的日子结束于西太后的病逝。光绪三十四年，年轻的光绪帝与控制清政权近50年的西太后前后去世。李莲英立即被解除大总管的职务，离开了皇宫，几年后，无声无息地死于家中。
张兰德是因向往大太监的富贵生活而在光绪年间自宫进宫当太监的，小德张是其宫号。小德张初入宫时，在茶房供事。因为其皮肤细白，眉清目秀，加入了专门为西太后和其他妃嫔演戏的南府戏班的行列。为了讨得西太后的欢心，小德张遍寻京城戏剧名角入宫演戏。小德张也非常善于察言观色，投西太后之所好，终于成为西太后最宠信的太监之一。
与其他大太监不同，小德张对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西太后囚禁的光绪帝也十分同情。小德张负责每日三餐给光绪送饭，西太后经常把一些差的饭菜分配给光绪。小德张在送饭途中，设法调换一些适合光绪口味的饭菜，处境可怜的光绪帝把小德张视为心腹。
光绪与西太后相继去世后，光绪的皇后隆裕升格为皇太后，取得了与她的姑姑西太后同样的垂帘的地位。但隆裕太后与西太后相比，能力相差很远，不得不借助于小德张的帮助。当时一些清末权阉小德张太妃曾联合排挤隆裕，企图夺取其垂帘的大权，小德张与隆裕太后一道，拉拢内务府大臣结党营私，终于巩固了隆裕太后的地位，小德张也爬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管的宝座。
小德张为了巩固自己在宫中的地位，利用隆裕太后的支持，把心腹安插在宫中各要害部门，在宫中建立了牢固的统治势力。成为隆裕太后的贴心人。小德张成了优柔寡断的隆裕太后的主心骨。小德张有时也以昔日的李莲英自居。
历史发展到宣统三年（1911），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也走到了尽头。在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过程中，袁世凯派人找到了小德张，许以巨额金钱，借他之口向隆裕太后施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劝其用清廷退位的方式，保证一生的平安与安逸。以隆裕太后为主的清廷在穷途末路之际接受了袁世凯的条件。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的诏书向全国颁布，宣统皇帝的年号保留了下来，小德张的地位也暂时维持住了。隆裕太后在公元1913年去世，小德张在宫中的靠山不复存在，他也厌倦了宫中的生活，便主动请长假离开宫廷，结束了自己的宦官生涯。
宦官制度与日常生活
《周礼》所反映的宦官制度
就传世的历史资料看，有关宦官的记载，最早见于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周礼》，因而古人大多认为宦官制度即起源于那一时代。《后汉书·宦者列传序》有“《周礼》置官，亦备其数”的提法； 《册府元龟·内臣部》指出：“《周礼》建寺人之官，掌女宫之戒，自兹厥后，命数寝降。”明代沈鲤在其著名的《请禁男子净身疏》中也明确地认为：“稽古内官之设，载之《周礼》。”《周礼》的成书年代历来看法不一，相传为周公所作，所谓“天下已定，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礼》，官别其宜。”但据近人考证，《周礼》应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而且其中所载典章制度也并非完全可靠，然而其参考价值应无可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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