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姣姣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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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试读：
前言
作为参与国际分工和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式，国际直接投资是维系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实质是母国投资动机匹配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国际资源配置的主要途径。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日益深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正成倍增长，其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也在稳步增加，然而其区位分布所表现出的投资结构特征，仍以小规模投资为主，大规模投资高度集聚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合理布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优化匹配母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优势，使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最大化的双赢发展，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书以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为分析框架，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揭示新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以捕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所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以回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否引致双赢发展。两方面研究内容的有机融合，以期得出适合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启示。通过经验分析，本书主要得到以下五点结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展现出以市场寻求型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动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动机主要分为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和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资源寻求型。通过对投资动机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匹配，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投资动机均以市场寻求型为主，并逐步向技术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转移。2003——2012年，中国面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比重，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87.9%和92.2%下降到71.0%和77.4%，面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6.5%和3.0%上升至2012年的11.8%和10.0%。面向资源丰裕类国家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从2003年的5.6%和4.8%上升至2012年的17.3%和12.6%。（2）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形成别具一格的发展之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多极化”发展的过程，21世纪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在规模和区位选择上成为后起之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1979年8月“出国办企业”政策拉开了序幕，到2000年3月“走出去”战略的明确提出加速了步伐。历经30多年的发展，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在总体规模、行业结构以及区位选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3—2012年，OFDI流量和存量分别保持了47.9%、34.0%的高增长，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攀升至878.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行业结构逐步从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低利润的重工业向高附加值、技术密集型和高利润的服务业倾斜，呈现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化的良好趋势。区位选择也正在向广元化拓展，流量和存量面向国家和地区分别从2003年的99个和129个扩大到2012年的153个和177个，累计覆盖全球77.4%和81.0%的国家和地区。（3）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的区位选择表现出差异化的制度偏好。东道国制度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驱动因素，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基于2003—2012年中国面向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和扩展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及资源寻求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偏好优越的制度环境，而投资选择偏好恶劣的制度环境。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对优越的制度质量依赖较弱，但市场和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投资规模对其依赖较强，尤其是对政权稳定性、政府效率、监管质量和腐败控制。（4）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呈现差异化的贸易效应。进出口是国际贸易的重要载体，进出口贸易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首要且最直接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10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利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分别从总样本和分投资动机的子样本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效应。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了显著的创造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创造效应，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均具有显著的创造效应。（5）多元化的投资动机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向不同类别国家和地区存在差异化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持续源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深层次的反馈效应。为此，从母国投资动机视角，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按溢出来源分为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三类，基于2003—2012年中国对7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跨国面板数据和29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CH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检验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及各地区TFP影响的差异性。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部地区TFP的增长呈显著的正效应。在多元化的投资动机驱动下，在“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当前阶段，积极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
本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和进出口贸易、逆向技术溢出两方面效应的研究，验证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规范了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和“走出去”战略得出了有益的政策启示。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随着中国对高度集聚投资结构的调整，合理匹配自身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制度风险以优化投资，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随着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适时调整投资动机，巩固和加强比较优势引导下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积极关注资源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加大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努力由传统的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向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转变，是保障“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发展的着力点。
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研究将会持续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未来可能的研究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借助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和合适方法得出更为严格而细致的研究结论；投资主体和行业的异质性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投资结构调整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制度偏好的可能变化；技术吸收转化效率对中国实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对母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等方面的影响。向姣姣2015年10月第1章绪论1.1选题背景与意义1.1.1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是国家和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从2000年“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到如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成绩突出。2013年中国OFDI流量和存量分别占全球的7.3%和2.5%, OFDI流量连续两年位列全球第3位，中国OFDI流量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
随着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挑战。从国内的经济环境看，中国OFDI流量来源具有明显的省际差异特征，根据《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计算，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东部（78.2%）沿海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步伐明显较快，西部（12.8%）和中部（9.0%）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明显滞后；观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特点，2003年，中国OFDI流量的区位分布依次集中在亚洲（52.5%）、拉丁美洲（36.4%）、欧洲（5.3%）、北美洲（2.0%）、非洲（2.6%）以及大洋洲（1.2%）；到2012年，中国OFDI流量依次分布在亚洲（73.8%）、欧洲（8.0%）、拉丁美洲（7.0%）、北美洲（5.6%）、非洲（2.9%）以及大洋洲（2.7%），中国OFDI区位选择日趋集聚于地理位置邻近的亚洲地区，对地理位置较远的拉丁美洲的投资急速下降，对北美洲和欧洲的投资呈小幅上升趋势。就全球经济发展而言，“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是《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主题，实现投资和贸易的一体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从国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推进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合理布局有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协同促进发展和经济效应的最大化。
就中国经济发展政策而言，“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要指示。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积极从传统的“引进来”战略为主转向贸易与双向投资良性互动是当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而OFDI区位选择问题是“走出去”战略成败的关键问题。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成倍扩张的经济现象背后，透析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历史逻辑、投资结构以及给母国进出口贸易和技术提升带来的反馈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1.2 FDI区位选择理论的深入拓展
OFDI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面临的首要问题，重点解释国际直接投资流向何处去，直接影响到东道国优势的发挥和国际直接投资战略的成败（Dunning,1988）。因此，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需要FDI区位选择理论的支撑。然而，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20世纪70到90年代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研究母国的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及投资流向问题，虽然投资流向就涉及母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但缺乏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性理论（陈德铭，鲁明泓，2000；张娟，2006）。
理论层面上，本书的研究是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有益扩展和延续。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非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阶段。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展开，以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行为为研究主体，经历了微观和宏观理论的发展阶段后逐渐走向融合，发展到国际直接投资折衷理论，标志着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成熟。接着，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非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弥补了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缺陷，突破了发达国家垄断优势理论的分析框架。
然而，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却没有系统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关于区位理论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工业区位理论（Weber,1909），其较早考察企业经济活动与区位选择的关系，认为企业工业布局是为了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由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开始并没有直接讨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直至Dunning（1977）的国际投资折衷理论首次将国家区位优势引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分析架构中，他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直接受到地区区位优势的影响，强调了人口流动制度、商业惯例、经济体制、政府战略、语言以及文化等制度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鲁明泓，1999;Buckley et al.,2007）。虽然理论认识上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达成了共识，认为跨国公司偏好于选择具有较高保护率的国家开展国际直接投资，大量实证研究也开始关注OFDI区位选择问题。但是，在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下，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需要新的理论注解。
综上所述，本书的研究契合了当前国内外优化资源配置的现实背景和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拓展的需要，对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指导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更好地利用国内以及国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实现母国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的OFDI区位选择。1.2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以国际投资学、区位选择理论、国际贸易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构建“多维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数据描述法、比较研究法、机理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方法，以“投资动机→区位选择→反馈效应”为研究路线，研究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产业分布以及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探究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与制度距离等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进出口贸易和技术提升产生的反馈效应。（1）根据《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统计，在OFDI区位分布方面，中国当年OFDI流量面向国家和地区，从2003年的99个攀升至2012年的153个，累计涉及175个国家和地区，遍布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中国OFDI存量累计覆盖183个国家和地区。基于此，本书运用经济统计的描绘方法，不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况进行数据统计，并且进一步运用可视化图形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进行空间上的统计描述。（2）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队伍中的后起之秀，在投资规模、投资来源、资金流向、投资主体及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具有独特性，运用比较研究法，分别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和流向进行比较分析，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来源进行东、中、西部差异性分析，对中国OFDI行业结构的变化加以捕捉，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概况进行统计，以揭示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独特性演化特征。（3）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机理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从理论上探寻中国OFDI区位分布和投资动机的机制；另一方面借助计量统计分析方法，客观剖析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合理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包括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以及扩展的CH模型，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东道国宏观经济和制度质量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差异对母国引致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4）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试图通过“出国办企业”的方式利用国际资源，但是作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经验与发达国家相比略显薄弱。在中国“走出去”战略对策研究方面，基于机理分析和经验检验的结果，运用理论结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厘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阶段，就当前阶段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发展给予路径支持和政策建议。1.3研究思路与内容1.3.1 研究思路及框架
本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效应研究——基于投资动机视角”遵循“理论基础→现状考察→经验分析→政策建议”的路径设计，以“投资动机→区位选择→反馈效应”为研究路线，探讨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区位优势匹配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进出口贸易以及技术提升的反馈效应。
传统意义上，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贸易、就业、国内投资、国民经济结构以及国民收入是学者讨论的焦点（Zhao et al.,2010; Dierk,201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就业效应、国民经济效应等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反馈效应的主要着力点。然而，一些假说认为获取市场和技术是当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因此，本书选取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进出口贸易和逆向技术溢出的反馈效应建立了一个较为规范的分析框架，集中分析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的进出口贸易以及技术水平提升的推动作用。
基于“投资动机→区位选择→反馈效应”的研究主线，引入投资动机视角，本书从中国OFDI主要表现为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三类投资动机的角度出发，依据中国面向该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投资动机和其宏观环境，将样本国家和地区分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和资源丰裕类国家三大类，相比于将投资动机作为解释变量引入模型，这不仅有利于区位选择和反馈效应的深入研究，还能增进国家和地区分类的经济含义，更能为未来考察微观企业OFDI行为铺平道路。在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时，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一方面能克服因排除非连续性的OFDI行为可能引起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另一方面能为中国OFDI区位选择提供从投资选择偏好演变到投资规模扩张特征的全景式揭示。在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经济的反馈效应时，分别构建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扩展的CH模型，有效厘清了来自不同投资动机对应国家和地区的反馈效应。
本书以中国OFDI区位选择为立足点，在考察投资动机和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上，探讨不同投资动机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母国产生的进出口贸易效应以及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体的框架结构图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的研究框架结构图1.3.2 研究内容
第1章：绪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内背景以及企业培育优势要素的现实背景出发，提出本书研究的背景及意义、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以及研究内容。
第2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国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投资动机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从区位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理论中梳理国内外学者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解，探索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最后，通过评述与本书研究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探明本书的研究路线和落脚点。
第3章：中国OFDI区位选择概况考察：2003—2012。本章意图通过经济统计和数理描述的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总体趋势和特点进行分析，包括投资规模特征、投资主体、投资来源、行业构成以及避税动机，进一步地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概况、分布特征、投资结构以及空间演变进行了描述，揭示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内在规律。
第4章：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从母国投资动机和东道国制度质量双重约束视角，考察东道国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技术、市场及资源寻求动机下OFDI投资选择和投资规模的约束作用，即从中国OFDI区位选择偏好的角度出发，分析不同投资动机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和投资选择的制度影响差异，综合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和制度质量的角度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第5章：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贸易效应。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章在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机理分析基础上，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出发，研究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以此解答中国OFDI区位选择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
第6章：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扩展的CH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母国投资动机的视角，研究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及各地区TFP的影响，以此解答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是否存在，以及不同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是否会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否会显著传导到对TFP的影响效应之上。
第7章：结论。根据现实考察和经验分析结果，对全书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归纳，厘清当前中国OFDI区位选择所面临的挑战；并结合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特点提出“走出去”战略发展的对策及路径，为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秩序提供政策建议，以优化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布局，由传统的“走出去”向“走上去”发展；其次，对全书的研究特色和创新点进行归纳总结；最后，提出本书存在的不足以及研究展望。第2章理论基础及文献综述中国OFDI区位选择问题是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研究国际投资问题的基石。因此，本章将从三个部分梳理全书的理论基础。第一部分是文中涉及的基础概念的解释，包括国际投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投资动机的概念和范畴；第二部分是厘清FDI区位选择理论的发展脉络，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FDI区位选择的一般性理论，但工业区位论、产业组织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及动态发展和国际贸易理论都关注到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其中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是首次正面提到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第三部分是对现有中国OFDI区位选择实证和路径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2.1范畴界定2.1.1 国际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由国际投资衍生而来的概念，研究中国OFDI问题，首先要了解国际投资的定义。国际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跨国公司、跨国金融机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以及个人投资者为投资主体，以实物资产、无形资产以及金融资产（国际债券、国际股票、衍生工具）为投资客体，以实现价值增值为主要目的，在复杂的国际投资环境背景下实现货币资产和产业资产跨国界流动与配置的过程。
国际投资的浪潮起始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逐渐发展壮大，20世纪90年代突飞猛进，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体力量之一。与国际贸易一样，国际投资逐渐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重要形式，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根据不同的标准，国际投资的内涵各不相同。从投资主体的角度，国际投资分为官方投资（Public Investment）和海外私人投资（Foreign Private Investment）；从投资方式的角度，国际投资分为独资、合资、并购和取得外国企业股份；从投资期限的角度，国际投资分为长期投资（Long-run Investment）和短期投资（Short-run Investment）；从投资客体的角度，国际投资分为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和国际间接投资（Foreign Indirect Investment, FII）。2.1.2 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的概念来源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范畴，按照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从投资国即母国（Home Country）的视角出发，国际直接投资称为对外直接投资或者国际直接投资流出（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从受资国即东道国（Host Country）的视角出发，国际直接投资称为外商直接投资或者国际直接投资流入（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FDI）。由此可见，OFDI和IFDI，只是研究视角的差别，在定义上统称为国际直接投资。本书主要从国际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对境外的国际直接投资，简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定义主要存在于“有效控制”和“持久利益”的争议。“有效控制”被认为是实现“持久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关于有效控制的界限各国和组织机构的规定各不相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一个紧密结合的组织在所投资企业中拥有25%以上的投资股即可以作为拥有控制所有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共同点在于都注重强调企业持久利益的获得，IMF（1985）注重企业在经营管理中拥有实际发言权，而OECD（1996）强调投资国或称母国在受资国或称东道国的获取持久利益采取的活动。
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实务研究领域中，国际直接投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存在的，国际间接投资是以金融资产等虚拟资本的流动为客体，为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国际直接投资是以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实业资本的跨国流动为主要形式，带动着资本、劳动、信息、管理以及技术等一揽子经营要素的跨国转移、流动及资源配置，推动着世界范围的资源整合，对国际生产一体化的深化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生产经营方向是否一致的角度，国际直接投资可分为水平型FDI、垂直型FDI以及混合型FDI；从投资者的取得方式上，OFDI中实物资产的取得主要通过绿地投资和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的方式，目前跨国并购是主流趋势，无形资产主要通过跨国公司体系内部的R&D获取。
本书关于中国OFDI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因此，直接引用《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概念解释（商务部、国家统计局，2005），即“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企业、团体等（以下简称境外投资者）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务、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经济体通过投资于另一经济体而实现其持久利益的目标”。2.1.3 投资动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 NES）作为投资主体，其长远目标是生存和发展对外扩张，究其根本动机是获取超额利润（李国平，2000），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寻求高额利润，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由于OFDI投资主体的禀赋各有差异，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动机又呈现多样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类：（1）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市场寻求型OFDI主要在于东道国有吸引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市场优势，母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占有更多的世界市场份额，具体目的可分为四类：一是保护和扩大原有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更能熟悉东道国的市场，扩大出口贸易的规模；二是开辟新市场和销售渠道，在从未开发过的东道国市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引致更多的出口需求；三是规避贸易限制和障碍，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可实现对产品进口国或贸易环境宽松的第三国的投资，以此避开贸易摩擦；四是跟随竞争者，尤其在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中，当其中一家企业率先到国外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后，其他企业为了维持世界市场份额也会选择跟随。因此，市场寻求型OFDI不仅可以增加东道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份额，还可以有意避开国内市场的竞争。（2）自然资源寻求型投资动机。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主要在于东道国有吸引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自然资源优势，包括矿产、森林、渔业、耕地以及水域等。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为了获取东道国丰富和廉价的自然资源而开展的投资，这类投资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入具有自然资源禀赋的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在当地开采石油、矿产资源、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并加以利用；二是为了当地独一无二的资源，通过OFDI的方式在当地生产市场占有率较高的最终产品。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通常是由母国政府推动下国有企业（Sr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主导（Luo, Tung,2007），在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拥有资源禀赋优势，成为资源寻求型OFDI的主要流入地，如非洲地区。因此，西方国家认为自然资源寻求型OFDI是推行“新型殖民主义”的方式，以此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3）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主要在于东道国具有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流入的人才优势、智力资源、信息、管理经验、先进技术以及资金优势，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并购东道国企业的方式获取内部技术资料、信息；二是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参与企业运作，直接学习、消化、吸收东道国企业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三是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捕捉东道国的先进技术以及收集信息。此外，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通常发生在发展中以及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对发达国家和地区逆向利用型OFDI过程中，母国通过OFDI的方式以逆向技术溢出的渠道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信息、管理经验、高端人力资源以及商标专利等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4）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效率寻求型OFDI是指当母国的生产成本较高时，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寻求向劳动力效率较高的东道国开展OFDI。当国内的生产成本高于产品出口目的国时，跨国公司通常通过OFDI的方式在国外生产并实现当地销售，以此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及贸易成本，提高企业利润。效率寻求型OFDI主要流向具备充足且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的东道国。（5）分散风险型投资动机。国际直接投资区别于国内投资的重点之处在于国际直接投资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不可预测的风险，主要包括自然条件风险（气候、自然灾害）、经济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等）、政治风险（政治动荡、政策变动等）、社会文化风险（宗教）以及语言障碍等。随着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通过OFDI的方式根据需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是跨国公司减少和分散风险的重要途径，可以确保利润和分散风险。（6）优惠政策寻求型投资动机。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出口国时常遭遇反倾销、反补贴等非关税壁垒，贸易争端不断，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规避贸易摩擦的一种常用手段。宽松的贸易投资环境、税收减免优惠以及政策支持等优惠的贸易政策成为跨国公司OFDI的重要吸引力。例如，“出口平台型”OFDI就是为了减少与贸易伙伴的摩擦。此外，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著名的投资避税地作为投资中转地都受到跨国公司的青睐。（7）环境污染转移型投资动机。随着雾霾、全球变暖等极端气候的出现，环境污染成为人类生存和经济发展面临的世界性难题。由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环境管制方面具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因此发展中国家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这便形成了著名的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与发达国家相比，环境规制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会获得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成为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天堂（Baumol, Oates,1988; Chichilnisky,1994）。因此，这也成为跨国公司OFDI的动机之一。（8）避税型投资动机。近年来，随着中国资本外流的加剧，避税型OFDI投资动机受到广泛的关注。避税型投资动机主要是以逃避母国的高税收为目的，将无税避税港或低税避税港作为资本转移的东道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又称“避税天堂”，往往具有税收低甚至完全免征税收的特点，注册要求较低并且政府的监管力度较小，选择这些避税地投资可以减少企业的运营和投资成本，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2.2理论基础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点问题，但至今未形成区位选择的一般性理论（陈德铭，鲁明泓，2000；张娟，2006）。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旨在研究母国跨国公司的OFDI区位选择行为，是对区位选择问题科学的理论注解。按照理论发展脉络，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区分为以国际贸易学说和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思想，直到邓宁（Dunning, 1977）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首次将区位理论与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相继出现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动态发展。而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适应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如图2-1所示，本章梳理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图2-1 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分析框架2.2.1 区位理论学派
区位理论是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核心基础理论，包括传统古典区位理论和新古典区位理论。古典区位理论的先驱者是Thunnen（1826），奠定了农业区位理论的基础，他提出了“杜能圈”的概念，认为农产物产地和厂商区位应选择接近消费市场，以此减少运输成本，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后，德国学者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理论，是工业区位理论的奠基者，旨在研究工业活动的空间区位分布方面的规律是以企业生产成本最低为目标，认为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以及产业集聚都会影响工业区位分布，具体包括运输费用、工资、土地费用、原材料及燃料费用、利率等因素。工业区位理论旨在研究本国范围内工业活动的分布规律，即以费用成本的最低化为最优，以市场为中心的区位分布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工业布局和经济活动不再仅受到运输成本的影响，产品的销售已成为中心问题。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格（Christaller,1933）在《德国南部中心地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中心地理论，从区位选择角度阐述了城市与其他级别中心等级系统的空间结构理论，把区位理论的对象从农业和工业领域扩展到城市，为市场区位奠定了基础。勒施（Lorsh,1939）在《区位经济学》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工业区位论，他运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企业的市场区位在地理上是一个六边形，在现实中表现为多个流动性且重叠的蜂窝状网络，他认为区位因子的内涵包括经济、自然、人及政治等因素。勒施的市场区位理论的贡献在于以最大利润化原则替代了Webber的成本费用最低化原则，引入了成本和需求两个空间系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在考虑最佳区位时不仅考虑单个厂商而且考虑厂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发展。2.2.2 产业组织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从国家和区域角度出发，继而转移到企业和行业因素，用与区位相联系的因素解释国际贸易和投资产生的原因和流动的方向。与之相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旨在研究跨国公司OFDI的决定因素、发展条件以及行为方式的理论，主要包括研究西方大型跨国公司OFDI行为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研究发展中国家OFDI行为的非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创新。因此，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去梳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就是在探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区位选择理论的交融。（1）垄断优势理论与区位选择。
垄断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Hymer（1960）在其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的，后由Kindleberger（1969）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补充，形成了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逢增辉，2004）。垄断优势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先驱，其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的核心思想在于其认为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是垄断优势，垄断优势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有效地与当地企业竞争并获取利润。
Hymer（1960）认为具有先天优势的本地企业竞争，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跨国企业必须具备相当的补偿优势，这种补偿优势不仅能使跨国公司克服当地市场劣势，还能弥补远距离海外生产产生的成本。Kindleberger进一步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按市场不完全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控制东道国企业，包括由产品市场不完全、要素市场不完全以及规模经济市场不完全带来的内在垄断优势和由政府政策带来的外部垄断优势。对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内在垄断优势是主要的，外在垄断优势是次要的。企业国际化经营主要有出口、技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模式。市场不完全是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国际化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垄断优势理论提出的OFDI机制如图2-2所示。图2-2 垄断优势的分类及形成原因
垄断优势理论突出了知识资产和技术优势这两种要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很好地解释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OFDI行为。但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该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OFDI的优势和条件，但忽略了对外直接投资也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特定要素的途径和方式；其次，垄断优势理论过分强调垄断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案例中，垄断优势只是在一定条件下引导和激发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也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获取战略性资产。（2）相对优势与产业区位选择。
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Vernon（1966）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用来解释OFDI的投资动机、过程和区位选择。
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OFDI是产品生命周期四个阶段交替的结果，包括产品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主要包括三类梯度发展的国家：一类是发达国家，它们属于新产品的创新国；二类是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快速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三类是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劳动力成本上具有优势。这个周期在不同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也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在技术水平上的差距会导致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变化和空间位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品的比较优势是不断转移的，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能力是企业生存和处于比较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
在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创新阶段，创新国即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产品的垄断优势，产品生产集中在国内，通过出口满足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这一阶段没有OFDI活动；当产品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后，投资者通过产品的差别避免直接价格竞争，当国内生产成本高于国外时，企业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就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国外也会出现竞争者，次发达国家的厂商开始模仿。创新国为了保持市场占有率，会到海外建立分公司、子公司或者附属机构。随后，产品逐渐过渡到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即标准化阶段，这时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完全成熟，不再具有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产品的价格优势已经取代了相对技术优势成为竞争的基础。为了降低成本，企业经营者将生产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开始选择在能保证产品价格最低的地区建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国家成为这一阶段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当在第三国生产的产品大量返销到国内时，企业跨国经营的方式逐渐从出口转向对外直接投资，该产品的生命周期结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基本稳定。
综上所述，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存在两个优点：其一，以动态比较优势的视角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结合起来，弥补了垄断优势理论从静态层面分析OFDI行为的不足。产品的生产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会发生转移，每个国家和地区都能凭借资源禀赋生产；其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间接动态考察了企业技术垄断优势、投资国的区位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但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也属于主流的解释发达国家OFDI行为的理论，并且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具有创新性的工业制成品，不包括生产要素，因此无法解释资源开发型和技术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3）交易成本与区位选择。
市场内部化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Buckley和Casson（1976）在《跨国公司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科斯和威廉姆斯等人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从市场不完善的视角出发，系统阐述了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以及跨国公司出现的原因，即企业通过跨国公司的内部活动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进一步地，Rugman（1981）认为OFDI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最有利的选择，其实现了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之间技术的内部转移。
内部化理论对OFDI区位选择也有提及。内部化理论认为产业、公司、国家以及区位是影响内部化的主要因素。产业因素是影响内部化的关键因素，当某一产业存在多阶段的生产特点时，中间产品必然产生交易，市场内部化可以克服供求双方在外部市场交易产生的摩擦和波动；公司因素是不同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能力、控制和协调能力对内部化产生的影响；国家因素是东道国的政治稳定性、法律和经济制度是否健全等对跨国公司业务产生的影响；区位因素是指母国与东道国在地理距离和文化的差异对母国OFDI决策的影响。
综上所述，内部化理论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沿着“市场不完全→垄断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向研究发达国家的OFDI行为，内部化理论沿着“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交易成本增加→实行对外直接投资→公司利润最大化”路径研究OFDI投资动机和决定因素，内部化理论研究的基点“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是垄断优势理论中“市场不完全”的一部分，因此，内部化理论可以同时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行为。此外，内部化理论为企业选择出口、许可证交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经营方式提供了依据。当企业的对外贸易面临贸易保护主义时，交易成本会增加，出口不是企业的最佳选择。许可证交易的缺陷是前期存在信息不对称，买方难以支付足够的费用，后期存在技术公共性引起的技术扩散的风险，在市场交易配套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面临收益受损的风险。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市场内部化，减少交易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内部化理论也存在局限性，该理论对出口导向型和资源开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解释力度。2.2.3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及动态发展
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对跨国公司OFDI的解释各有特点，产业组织理论是从微观层次上分析厂商行为及市场结构对跨国公司OFDI行为的影响，国际贸易理论是从宏观层面上强调国家要素禀赋对OFDI的决定作用。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首次提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1）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Dunning（1977）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公司：折衷理论探索》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该企业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效果。因此，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被称为折衷范式（Electric Paradigm）或者OL范式（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 Paradigm）。
所有权优势又称为企业优势、垄断优势和竞争优势，包括企业在技术、企业规模、管理能力以及资金方面的优势；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利用内部的国际生产和运营体系获得更大的利益；区位优势是东道国在自然环境、经济制度以及政策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说明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的选择，区位优势主要包括资源禀赋优势和制度政策优势，资源禀赋优势是指东道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惠的生产要素价格、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等；制度政策优势是指拥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健全的财产保护制度以及自由宽松的经济制度。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优势的动态组合决定了企业采取OF-DI、出口贸易还是技术转让的方式开展国际化经营战略。
当企业只拥有所有权优势时，技术转让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最佳选择；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时，出口贸易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有利选择；当企业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FDI是企业参与国际化经营的最优方式。
综上所述，Dunning（1977）的OIL理论考虑了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基于Hym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和Buckley和Casson（1976）的内部化理论，融入了区位优势因素，被广泛运用于分析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和优势。但是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Dunning（1977）以OFDI、出口贸易和技术转让方式的收入相同为前提，主要从成本方面考虑国际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别，这不符合现实条件。其二，OIL理论暂时没有考虑企业国际化经营方式的风险差别。（2）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该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由Dunning（1981）提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动态发展，从动态角度运用实证分析解释了一国FDI规模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之间的关系，即FDI规模随着人均GNP的提高产生周期性变动。
Dunning（1981）将IDP理论分为4个阶段，当人均GNP低于400美元时，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处于第一阶段时，此时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较少，只有少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本国，本国没有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或者接近于零；当人均GNP处于40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时，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处于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流入该国，利用外资规模增加，本国企业也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开始流出，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小于零且绝对值呈增长趋势；当人均GNP处于2000美元至4750美元时，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处于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本国的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张，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逐渐加速，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速放缓，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但是开始呈现正增长的趋势；当人均GNP处于2600美元至5600美元时，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处于第四个阶段，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开始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Dunning（1986）和一些学者对IDP理论进行了拓展，将发展路径扩展到第五阶段，这一阶段人均GNP已不能解释投资行为。
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前四个阶段各个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流动与人均GNP有系统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呈U型或J型曲线分布，但发展到第五个阶段，人均GNP对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的影响将不显著。2.2.4 发展中国家FDI适用性理论
主流的FDI理论适用于分析发达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其认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企业具有垄断优势，这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相继参与到国际直接投资的行列中，跨国公司成长突飞猛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新加坡就是典型的案例，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失业率较高等因素的限制，通过“外向型、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迅速崛起，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奇迹。随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相继出现了适用于解释和研究发展中国家OFDI行为的非主流FDI理论。（1）小规模技术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Wells（1983）在《第三世界的跨国公司》一书中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OFDI的投资动机来源于生产成本优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活动在于对生产工艺的局部改造和对发达国家生产技术的调整，以用于本国小规模生产。
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掌握着小规模生产技术，能更好地服务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其次，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民族纽带式”投资，通过选择在地理位置、生产条件、制度文化与母国相近的东道国，因此在海外生产民族产品时具有明显的生产要素获取优势和成本优势；最后，发展中国家拥有产品的低价营销战略。发达国家在产品营销方面善于采用品牌战略树立产品的形象，依靠良好的信誉和差异化的产品获得竞争优势。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多依靠物美价廉的产品获得市场份额，提高市场占有率。
综上所述，小规模技术理论有力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在21世纪以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井喷式”发展。但是，小规模技术理论属于技术被动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优势在于使用发达国家的“降级技术”，发展中国家永远在填补发达国家的市场空白。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现有技术的继承，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尤其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发展中国家在附加值高的行业中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日益上升。（2）技术地方化理论。
技术地方化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Lall（1983）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具有规模小、标准化以及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消化、吸收并改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保持并发展自身的“特定优势”。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四点特定优势。
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与发达国家不同，首先，发展中国家拥有技术当地化的优势，这种技术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和质量密切相关，能够适应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要；其次，发展中国家拥有较强的模仿和改造能力；再次，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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