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清海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试读：
“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丛书”总序
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国家，也是向太平洋开放的海洋大国。长期以来，中国以灿烂的内陆农耕文化对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百年来，由于崛起于海洋的欧洲文明对世界秩序的强烈影响，来自黑格尔的“中国没有海洋文明”“中国与海不发生关系”的论调在学术界应者甚众。这种来自西方权威的论断加上历史上农耕文化的强大，聚焦“中原”而忽略“沿海”已是中国学术界的常态。在教育体系与学科建设领域，更是形成了一个“中”“外”壁垒森严、“中国”在世界之外的封闭体系。十八大提出了包括建设海洋强国在内的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宏伟目标。2013年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以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实现该宏伟目标的现阶段任务的重要战略构想。国家战略的转移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知识体系与新的话语体系，对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而言，建设富有中国气质的、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知识体系、新话语体系、新理论更是刻不容缓。
从地球的角度看，海洋占据了其表面的约70.8％，而陆地面积占比不到30％，陆域成了被海洋分割、包围的岛屿。从人类发展的角度看，突破海洋对陆域的分割、探索海洋那一边的世界、把生产生活活动延伸至海洋，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而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主要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远古至公元8世纪，滨海族群主要在近海区域活动。受生产力，特别是造船能力的影响，滨海人民只能进行小范围的梯度航行，进行近海的捕捞活动。除了无潮汐与季风的地中海之外，其他滨海区域的人民尚无法进行远程的跨文化交换与贸易。目前的知识体系还不足以让我们准确了解该阶段的发展状况，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各学科的发现与研究中大致确定海洋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它们是环中国海区域、环印度洋区域、环北冰洋区域，当然也包括环地中海区域。在这一阶段，滨海区域开始出现与其地理环境相应的航海工具与技术，这是各地滨海族群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航海储备力量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8世纪至15世纪，滨海族群逐渐拓展自己的海洋活动空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由近海走向远洋，串联起数个“海”而进入“洋”。海上交通由断断续续的“点”链接成为区域性、规模化的“路”。环中国海的“点”逐渐向西扩展，与印度洋进行连接；印度洋西部阿拉伯海区域的“点”向地中海及其周边水域渗透。由此，海上丝绸之路“水陆兼程”地与地中海地区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跨越中国海、南洋、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的贸易与交通的海洋通道。从中国的历史看，该阶段的起点就是唐代中叶，其中，市舶司的设立是中国政府开始对海洋贸易实施管理的代表性事件。这一阶段，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共同主导亚洲海洋的时代，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南洋的各种物产是主要的贸易产品。
第三阶段是15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东西方的海洋族群在太平洋上实现了汇合。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由欧亚板块边缘海域向全球绝大部分海域拓展的时代。在这一阶段，欧洲的海洋族群积极开拓新航线，葡萄牙人沿非洲大陆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西班牙人向西跨越大西洋，踏上美洲大陆。葡萄牙人过印度洋，据马六甲城，进入季风地带，融入亚洲海洋的核心区域；西班牙人以美洲的黄金白银为后发优势，从太平洋东岸跨海而来，占据东亚海域重要的交通与贸易“点”——吕宋。“大航海”初期，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商是第一波赶赴亚洲海洋最为繁忙的贸易圈的欧洲人，紧接着是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环中国海以及东南亚海域成为海洋贸易与交通最重要的地区。但遗憾的是，中国海洋族群的海洋活动正受到内在制度的限制。
第四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至当代，欧洲的工业革命使得人类不再只能依靠自然的力量航海；人类依靠木质帆船和自然力航海的海洋活动也即将走到尽头；中国的海洋族群逐渐走向没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海关系统被英国等控制，世界上以东方物产为主要贸易物品的历史终结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东方区域沦为欧洲工业品的消费市场。
由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充分感受到海上丝绸之路的全球属性。在逾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航线与滨海区域港口城市在变化；交换的物产在变化；人民及政府对海洋贸易的态度在变化……但是，由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物产交换与文化交融的大趋势从未改变。因此，对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族群而言，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是不同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研究，特别是梳理前工业时代东方文明的影响力，是一种回击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文化策略。从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从其相关历史文化中可汲取支撑我们继续前行的力量。
福州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研究院”在多年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上，依托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策划设计了本丛书。本丛书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挖掘本民族海洋文化基因，探索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历史、经济、文化的关联，建设具有中国气质的海洋文化理论知识体系。丛书第一批于2015年获批为“2015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丛书第一批共十三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以三本专著从人类新文化、新知识的角度，对海洋金融网、海底沉船进行研究，全景式地展现了人类的海洋文化发展。《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从全球的角度理解人类从陆域进入海域之后的文明变化。《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以侨批业为中心》以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侨批档案为中心，对中国海洋族群在海洋移民、贸易中形成的国际金融网络进行分析。如果说侨批是由跨海成功的海洋族群编织起来的“货币”与“情感”的网络的话，那么，人类在海洋上“未完成”的航行也同样留下了证物，《沉船、瓷器与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整理出一条“水下”的海上丝绸之路。
第二，早在欧洲人还被大西洋阻隔的时代，亚洲的海洋族群就编织起亚洲的“海洋网络”。由中国滨海区域向东海、南海延伸的海洋通道逐步形成。从中国沿海出发，有到琉球、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南半岛、新加坡、环苏门答腊岛区域、新西兰等的航线。中国南海由此有了“亚洲地中海”之称，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而我国东南沿海的海洋族群一直是这些海洋交通网络中贸易的主体。本丛书有五本专著从不同的方面讨论了“亚洲地中海”这一世界海洋贸易核心区的不同专题。《东海海域移民与汉文化的传播——以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中心》以明清近六百年的“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为研究对象，“三十六姓”及其后裔在向琉球人传播中国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在逐渐地琉球化，最终完全融入琉球社会，从而实现了与琉球社会的互动与融合。《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环苏门答腊岛的海洋贸易与华商网络》和《19世纪槟城华商五大姓的崛起与没落》三本著作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来讨论印度洋、太平洋交汇海域的移民、文化与贸易。《历史影像中的新西兰华人》（中英文对照）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更加丰厚的内涵，100余幅来自新西兰的新老照片，让我们在不同历史的瞬间串连起新西兰华侨华人长达175年的历史。
第三，以三部专著从海洋的角度“审视”中国。《海上看中国》以12个专题展现以海洋为视角的“陌生”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民间亚文化一直是必不可少的资源。就中国的海洋文化知识体系建设来说，这三种资源有着不同的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就有重中原、轻边疆的特点，只在唐代中叶之后，才对东南沿海区域有了关注。然而，在此期间形成了海洋个性的东南沿海人民，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陷入茫然、挣扎以至于反抗之中；同时，欧洲人将海洋贸易推进到中国沿海区域，无疑强化了东南沿海区域的海洋个性。明清交替之际，清廷的海禁政策更为严苛；清末，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汇流于17世纪以来的全球移民浪潮之中。由此可见，对明清保守的海洋政策的反思以及批判是我们继承传统的现实需求。而《朝贡贸易与仗剑经商：全球经济视角下的明清外贸政策》与《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就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审视传统中华主流文化中保守的海洋政策与民间海商阶层对此的应对，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国家海洋政策的失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此外，在对中西海商（海盗）进行对比的同时，为中国海商翻案，指出对待海商（海盗）的态度或许是中国走向衰落而西方超越的原因。
第四，主要是战略与对策研究。我们知道，今天的国际法源于欧洲人对海洋的经略，那么，这种国际法就有了学理上的缺陷：其仅仅是解决欧洲人纷争的法规，只是欧洲区域的经验，并不具备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资质。东方国家有权力在21世纪努力建设国际法新命题，而中国主权货币的区域化同理。《国际法新命题：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与《人民币区域化法律问题研究——基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背景》就对此展开了研究。
从全球的视野看，海上丝绸之路是人类在突破海洋的限制后，以海洋为通道进行物产的交流、思想的碰撞、文化的融合进而产生新的文明的重要平台。我们相信，围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都有言说的兴趣。而对中国而言，传统海上丝绸之路是以农耕时代中国物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大交流，源于汉唐乃至先秦时期，繁荣于唐宋元时期，衰落于明清时期，并终结于1840年。今天，“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重返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寻找话语权的努力，在相同的文化语境之中，不同的学科与专业都有融入海洋话语时代的责任。欢迎不同领域与学科的专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讨论、加入我们的航船：齐心协力、各抒其才。海洋足够辽阔，容得下多元的话语。苏文菁2016年12月
内容提要
自15世纪末欧洲人开辟新航线以来，人类文明史上开启了有别于陆地迁徙的跨洋越海大迁徙活动，进而逐步形成以殖民为主的海洋移民和全球化贸易体系。
至19世纪，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清朝廷在此世界潮流与国情的碰撞和交集之下，准许人民出国“下南洋”“淘金”。在当时中国境内、境外之间的邮政和金融体系尚未设立之时，体现华人智慧的移民金融产物——侨批业萌生了。海外华人的个人钱财（物质流、资金流）以及情感信息（信息流）借助侨批业渠道实现跨国转移，一方面反哺祖国和亲人，另一方面促进了华人参与全球化进程。一百多年来，华人海洋移民以及华人商贸、金融活动等，与侨批业融合互动、跨国运作。侨批业也因此成为中国连接海外世界的民间主渠道。
早于中国现代银行的侨批业是中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先行者，它蕴含着货币、信用、国际汇兑等金融业沿革的历史。侨批业贴近南洋移民族群的市场需求，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逐步建立起华人跨国金融体系，进而协同华资银行、中资银行融入全球化的金融网络之中。
Abstract
thThe European voyages to the East in the late 15 century heralded a large scale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waves along the navigation routes. I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overland migration and gradually a maritime immigration pattern with a focus on colonization and a global trade system were formed.
The official ban on maritime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 was not thlifted until the 19 century，especially after the Opium War，when the Qing court changed its policy and allowed its subjects to seek fortune in Nanyang. Modern post service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 were not in place at that time. Instead，Qiaopi or Overseas Remittance emerged as a migrant financial invention which fully exhibited the Chinese wisdom. Personal savings，funds as well as family communications as a consequence could be transferred through the transnational Qiaopi channels. While a huge amount of overseas remittance were sent back to home villages in China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Qiaopi sector，more and more overseas Chinese were encourag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globalization activities.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collaborated with the transnational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Qiaopi sector，Chinese migrants in Southeast Asia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regional commerce and financial activitie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e Qiaopi sector could be labeled as one of the key non-governmental channels linking South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 Qiaopi sector was the rudiment of Chinese modern banks，and it was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in its capacity of financial pioneer shouldered with a multi-function such as currency，credit and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and exchanges. The Qiaopi sector not only met the need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but also kept developing.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was thus gradually establishe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ethnic Chinese banks and Chinese government funded banks，and together they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financial network.
说明
除注明外，本书的侨批图片均为笔者实物资料的电子扫描件，机构网络分布等图片均为笔者描绘的。
在撰写过程中，很荣幸地得到钱江教授、柯木林先生以及潘茹红博士、苏通海先生、陈意忠先生、刘燕燕同学等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第一章全球化与中国海洋移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人类因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生产发展、探险、战乱、国家建立与兴衰等不断地流动和迁移；人类习性的移民活动，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活动的主要模式之一。15世纪之前，人类的流动和迁移以陆地为主，但人们一直渴望着能够越海跨洋，探险海洋，探索海洋彼岸的新事物，建立起世界各大洲之间的联系。
15世纪末，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和世界地理大发现，人类进入一个大转变的时代，人类社会开启了大规模的海洋移民与贸易活动。之后，一系列的海洋问题，如海洋移民与劳务、海洋商人集团、海洋经贸往来、跨国货币流通、海权管理、跨海城市关系等，成为世人关注的全球性热点。
至18～19世纪，欧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到处寻求殖民掠夺与扩张。在废除奴隶贸易制之后，它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劳动力资源，以满足殖民开发和工业化大生产对人力的需求。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打开了封闭几百年的中国国门，人口众多的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就此开始大规模海洋移民，出现了“下南洋”与淘金潮，中国也由此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一节新航线：促进全球海洋移民
所谓移民是指人口在不同地域之间迁移活动的总称，是迁移人口的集合。而国际移民一般来讲，是为了实现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群。本书所讲的海洋移民，是指既跨海洋又跨国的人口迁移活动的总称；它既有别于陆路移民，也有别于国际移民。在本国内跨海洋的移民（如山东人跨渤海湾移民到辽宁），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
15世纪末，随着新航线的开辟，人类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海洋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进程就此开始。大规模的海洋贸易、海洋移民，有力地促进了世界资源的大流通与人口的大迁徙，进而让世界走向一个更为融合的境界。15～18世纪，大批移民者通过海路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与之前的地域性（陆路）移民联系起来，互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世界人口的重新分配。通过海洋移民与传播，世界各地出现了许多种植园、矿场和殖民地，彼此的管理运行方式较为相似。海洋移民与贸易，一方面带动了在全球范围内各族群人之间的商贸交流；另一方面因利益冲突而使各种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大西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激烈的碰撞，使得东方与西方各地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
18～20世纪，工厂的设立，以英国为首的工业革命，使生产能力急剧增长，由工厂生产的商品，如纺织品、香皂、鞋子、农业工具，甚至包括后来的蒸汽船和铁路等，需要出售到世界各地，同时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寻找新的资源，包括自然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等。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在19～20世纪，全球劳动力迁移与海洋贸易变得更为频繁，而且显得更为复杂。
海洋移民与全球化海洋贸易有着较高的关联度，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这对于人类的进步和社会发展有着广泛的积极意义。在全球范围内，海洋移民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和生产地理空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传播，促进了人种、民族和文化等的同化与融合，实现了人们的自我追求与自我完善的愿景；借助海洋贸易，进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一 开辟新航线
15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人控制了东方与西方之间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对过境的商品征收重税，甚至还实施劫掠行为。东西方传统陆路商贸通道被阻断后，正处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欧洲国家的君主为了强化王室权威，积极扩张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各国之间开始展开经济竞赛，纷纷通过建立包括陆地、海洋在内的贸易路线，以及通过开拓殖民地来扩充王室财富。各国的贵族商人对东方香料、黄金有着强烈的追求，渴望发财致富，加之基督教会在意识形态上的扩张，需要向海外传教，因此，一方面为了避免遭受剥削，另一方面也为了满足各方对财富的追求，欧洲人必须另找出路，在海上开辟新的航线。
与此同时，一方面欧洲各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尤其是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地理知识的提高，为新航线的开辟提供了可能性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室的大力支持，也为探险者开辟新航线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撑。
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具备了技术条件和经济保障，欧洲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航海家，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瓦斯科·达·伽马（约1469～1524年）、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1467～约1520年）、胡安·德拉科萨（？～1570年）、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约1450～1500年）、乔瓦尼·卡波托（1450～约1499年）、胡安·庞塞·德莱昂（1460～1521年）、斐迪南·麦哲伦（1480～1521年）、亚美利哥·韦斯普奇（1454～1512年）与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1475～1526年）等。其中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4位探险家开辟的新航线（见表1-1）最具代表性，对于大航海时代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在葡萄牙或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在1487～1522年先后远洋探索，发现了许多当时在欧洲不为人知的国家与地区。新航线的开辟以及世界地理大发现，开启了全球海洋移民与贸易，也开启了欧洲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侵略之路。表1-1 4位著名探险家开辟新航线情况二 开启全球海洋移民
先进的航海技术使人类能够成功地进行环球航行，新航线的开辟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冒险经历。15～18世纪，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以探索和占领等方式，使世界各地从此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探险家、传教士、商人和潜在的征服者率先进行海洋旅行与探险，依托各大洲和各地区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拓宽航线，前往更遥远的地方，为以后的移民者寻找了陆路和海路的桥头堡，进而激发全球各洲之间联系的活力，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化进程。
图1-1反映的是17～20世纪的全球移民概况。当然，这大部分属于海洋移民。方形表示1840～1940年印度、非洲、欧洲和中国的流散人口，约有几百万人，而圆形则表示他们到达的目的地及人口。1650～1880年奴隶贸易期间，外迁的人主要是非洲奴隶，当时不仅海陆交通落后，而且死亡率极高。在中国区域，1840～1940年约有51份额的迁徙，除了30份额通过陆地迁移外，通过海路迁到东南亚的有19份额，还有1份额迁到世界各地。迁出的51份额中，到达的为50份额，迁徙的途中死亡1份额。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海洋移民20份额的部分，尽管从数据上看少于陆路移民数，但这20份额的移民活动对中国之后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对中国走向世界的影响与作用，远远大于陆路移民活动。由上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迁徙活动的基本脉络，也从中大体了解了属于海洋移民的部分。图1-1 1650～1940年非洲、欧洲及亚洲移民概况
资料来源：〔美〕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历史上的移民》，李腾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67页。三 中国海洋移民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移民海外的现象。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已有“丝绸之路”通往西域，有船舶东航日本，其中就有人留居他乡。进入唐代，有较多的中国人定居国外，这可视为华侨史的开端。但真正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肇始于明中叶。中国的海外移民其实是以海洋移民为主的，海洋移民也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地区。
闽粤沿海地区是明清海洋移民到东南亚最重要的祖籍地。除了地理邻近的因素外，这还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密切联系。一方面，闽粤地区地狭人稠，人口压力很大，经营海上贸易的人数日渐增多。另一方面，闽粤地区宗族之间械斗频繁，失利的宗族有的举族外逃海外，成为海洋移民。此外，明清时期海洋移民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西方殖民者东来。西班牙于1571年占领吕宋（今菲律宾），在那里建立殖民统治，他们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和海上贸易多仰仗华人。太平洋航路（1565～1815年）的开辟，促进了中菲贸易的繁荣，也吸引了大量福建人移民菲律宾。
海洋移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缓解了闽粤人口的压力，1840～1940年，闽粤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的人口移居海外；其次，输入大量的资金，直到1930年代，当中国的进口飞速增长时，侨汇起着帮助中国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最后，加强了中国与海外世界的联系。中国海洋移民是中国走向海洋世界的具体表现，明清海洋移民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海洋性格。
综观中国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唐代到南宋（618～1270年）。为海外华侨逐渐出现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而东南亚各地仍然比较落后，于是有不少中国商人尤其是福建商人到东南亚各地从事贸易活动。在当时的帆船时代，中国的海商前往东南亚是靠冬夏季的季风航行，而在东南亚等候季风的时候，大量水手、商人就会在南洋居住下来，被称为住蕃。其中有一部分人便在当地永久居住下来。这个时期的华侨大多居住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地。
第二个时期，从元代至鸦片战争（1271～1840年）。为中国人出国大量增加和华侨在所在国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确立的时期。东南亚部分地区已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贸易中继地，迫切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手工业品，因而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商人和破产的农民、渔民和手工艺人出国。这个时期，东自日本、朝鲜，西至印度东部海岸，北起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迄印度尼西亚群岛，几乎到处都可见到华侨。
第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1841～1949年）。这个时期为华人大规模海洋移民的高潮时期。华人出国的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所遭遇之苦，均属前所未有。究其原因，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在国际上，一是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扩张需要劳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及其后持续几百年的西方殖民活动。18～19世纪，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远洋探索的广泛发展，欧洲人的海洋商业贸易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海洋贸易累积了大量的财富，进一步激发了在美洲和亚洲（远东地区）扩大殖民事业的热情。19世纪中叶，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及其带动的西部开发，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生产、咖啡种植经济的发展，东南亚地区的开发、甘蔗及橡胶等种植园经济的兴起，所有这些，更进一步导致殖民者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二是黑人奴隶贸易逐渐废除，用工荒催生契约华工。早期开发殖民地所需的劳动力主要依靠“黑奴贸易”，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和工业革命的推进，盛行300年的黑奴贸易于1910～20年代被英、法、西、葡、丹、荷、瑞等国先后废止，支撑西方殖民地经济开发的黑人廉价劳动力资源宣告枯竭，全球出现用工荒。综上，开发殖民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引发中国人口外迁的主要因素。
在国内，一是19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口压力大。19世纪中叶，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内土地所有权日益集中，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加之太平天国运动与清廷的镇压使沿海各省农民流离失所，生活艰苦，民不聊生。由于种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乡村社会治安不宁，许多民众不得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寻找生机。而中国清朝经康乾盛世后，人口剧增，自乾隆（1736～1795年）以来，人口迅速飙升达到了4.3亿人，但由于在小农经济的农耕框架里，这种人口优势不仅没有转变为生产力，反而在外国资本的侵略下而使得农村经济破产，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阻力，人口压力急需寻找一个释放口。二是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进一步打开。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铜墙铁壁一般封锁的大清帝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促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秩序崩溃，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1842年8月29日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开放为通商口岸。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门户，大量东南沿海的民众投奔海外，形成一股“下南洋”“淘金”的移民潮。
这个时期，一批批“契约华工”（俗称“猪仔”）被贩卖出洋，成为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方式。这种贩卖活动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达到高潮。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约有700万人被贩卖到世界各地，从而奠定了今天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格局。
第四个时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这个时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出现大批华人出国。但由于东西方经济的差异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移民政策的调整，仍有不少中国人通过与亲人团聚、留学等方式移居国外。台湾、香港、澳门等地的居民，也有不少人迁居国外。
第五个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至今（1978年至今）。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中外大规模交往重现。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科技、产业和人力资源的世界性配置，推动中国再次开始兴起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依出国目的、途径和职业结构，这一时期中国海外移民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移民是留学生。台湾留学生开创由留学到移民的先河；至2006年，中国大陆留学人员数量已超百万，连同其出国眷属，以留学渠道移民国外的中国大陆人口总数在100万人以上。近年来，大陆海外留学人数暴增，2013年和2014年分别达到39.6万人和46万人。
第二类移民是非熟练劳动力。他们主要以亲属团聚为理由申请定居身份，少部分人则选择非法途径前往海外定居。非熟练劳动力移民主要前往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也遍及大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一类出国者包括很多非正式途径移民。
第三类移民是商务移民，包括投资移民、驻外商务人员和各类商贩。1990年代中期以前，前往发达国家的中国投资移民主要来自港台。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陆前往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移民数量增长较快，尤其在东南亚地区。至2013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4436亿美元，投资额达400亿美元。大批中资企业人员和中国商贩在东南亚投资大小不等的项目，承包各类工程，销售中国商品和为这些中国投资企业提供服务的中国移民也纷至沓来。
第四类移民是劳务输出人员。劳务输出人员有别于一般移民。大部分劳务人员在合同期满时回国，少部分留居当地。
由于大规模新移民的加入和华侨华人社会本身的人口自然增长，至2007～2008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增至约4580万人。其中，东南亚约3400万人，约占全球华侨华人总数的74％。根据国务院侨办2014年的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或达6000万人。华侨华人广泛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个别的内陆国家和偏远的岛屿地区外，环球皆有炎黄子孙的踪迹。第二节中国海洋移民：“下南洋”与淘金潮
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在国际大背景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碰撞和交集下，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急需劳工而移居到美洲、欧洲、澳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下南洋”移民潮与“淘金热”。图1-2为近代以来中国东南沿海部分侨批（银信）发生地的全球分布情况，由此，可以从另一侧面窥视，中国海洋移民以东南亚为主，同时辐射世界各地的图景。一 “下南洋”移民潮“下南洋”是指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沿海民众为了讨生活或因为战乱年代不堪困苦等原因，就地缘上的毗邻关系大规模迁徙到东南亚的海洋移民现象。“下南洋”在闽南语系也称为“过番”。“下南洋”，与“闯关东”“走西口”，成为中华民族近代史上人口迁徙的三大壮举，一次海洋、两次陆地三次大的移民潮，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几乎同时进行。南洋是个地理概念，是在明清以后对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称呼，其主要包括现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东盟十国。在中国文献中，这一地区先后被称为“南海”“西南海”“东西洋”，清代泛称“南洋”，后一直沿用。“下南洋”之人主要来自福建、广东、海南等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图1-2 中国东南沿海部分侨批（银信）发生地的全球分布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东南沿海的闽粤区域便是海上贸易、对外移民活跃的地区，“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由于山水相连的地缘关系，“南洋”便成为闽粤人民的主要移居地。
早在秦汉时期，即有中国海商进入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时期，中国海商遍布东南亚沿海地区，人员往来也相当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中后期，朝廷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关系，前往东南亚的人口依然有增无减。至鸦片战争之前，闽粤人民以经商谋生者居多，移居东南亚的人数已有150万人之多。
然而，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移民东南亚，从而形成“下南洋”的移民潮，不能不说是有其特殊原因和世界历史大背景的，是与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以及中国朝廷的海外移民政策紧密相关的。
16世纪，欧洲开启了以海外移民、海洋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大航海时代，东西方文明开始在太平洋上展开对话与冲突，人类开始了延续至今的全球化运动。17世纪以降，西方殖民势力开始进入远东地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先后在东南亚开辟商埠，将远东地区纳入世界殖民贸易体系，濒临太平洋的中国以及被称为“亚洲地中海”的南洋，陆续成为欧洲的殖民地或势力控制范围。
到了18世纪，在海外自由贸易、海外市场的拉动之下，欧洲各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特别是17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1830～40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的工业产量急剧上升，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资源及商品销售的新领域。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人口众多的中国成为当时西方殖民开发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国家开始把眼光投向中国，逼迫中国开放国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开放五口通商；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等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迫使清朝廷进一步开放海禁。1860年《北京条约》允许西方国家在华进行自由招工、自由从事契约劳工的招募活动。该条约第五条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法）国所属各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将与英（法）民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法）船只，毫无禁阻。”200多年的海禁政策改变了，中国人出洋从此由非法变为合法，加之近代航海技术为大规模海洋移民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作为契约华工“下南洋”变得方便顺畅，“下南洋”移民潮由此产生。
早期“过番”“下南洋”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并以该地区的港口为移出的节点。1840年代以来，许多出洋的华族移民属于契约华工。英、法、荷、美等公司通过驻扎在厦门、广州、汕头、香港等港口的洋行设立“猪仔馆”，在中国招募、掠卖劳工。被招募的华工，被称为“苦力”或“猪仔”。他们是契约工（即签约卖身3年、5年或8年）或赊单工，即出国船费由招工者先垫付，在国外须受雇主控制，直到还清债款及利息为止。
虽然此时处在资本主义日益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废奴运动”之后，但欧美殖民主义仍然沿用奴隶制度的一些旧做法，对于中国海外移民实行“准奴隶制”的苦力贸易。特别是英国，一方面作为“废奴运动”的急先锋，积极通过若干废奴法案；另一方面却又是“苦力贸易”的主要推手与最大受益者。“契约劳工制”成为“一种合法化的奴隶贸易”，这种“准奴隶制”的苦力贸易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下南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以华人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即苦力贸易阶段。
1850年代之后，中国内忧外患，东南沿海地区满目疮痍，时值美洲发现金矿、东南亚种植园经济发展，殖民地宗主国纷纷来华设立招工公所，饱经战乱的闽粤人民引颈以望。洋行、公所通过雇用“客头”（猪仔头），将贫苦的乡村农民诱至“猪仔馆”，签订契约，办理出洋手续。当时甚至还有使用欺骗、绑架手段掠卖华工的现象。签订契约后的华工就会像猪仔一样被贩卖掉，所以他们又被称为“猪仔”。其实，“猪仔”是一句广州话，华工到船上去就要给他们吃饭，吃饭不一定是每个人有一个碗，而是熬一大锅吃的东西，华工每个人都蹲着吃，就像喂猪一样。数十年间，大约200万华工被运往东南亚地区，他们主要集中于东南亚的种植园和矿山。契约华工大都一去不回，他们深受“猪仔馆”和船主的虐待之苦，贩卖和奴役华工的行为招致华工的反抗与各界舆论的质疑。迫于内外压力，各殖民地国家相继出台改善华工状况的条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禁止贩运“猪仔”与保护华侨的法令，在中国的苦力贸易终结。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华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
20世纪初，西方宗主国工业革命所带动的新兴产业发展波及东南亚，引发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战争牵制的各殖民地宗主国对东南亚的投资几乎中断，长期被英国资本压制的东南亚华商此时纷纷趁机崛起，并且大量雇用华工，于是浩浩荡荡的“下南洋”潮流进入了自由华工时代，华工的地位有所提高，有些契约期满获得自由的华工就开始充当小贩，做起了小本生意。
图1-3为1914年菲律宾马尼拉海关《入境居住证明书》。该证明书上贴有照片、印花税票，盖有印章等，各种要素完整，显示华人移民菲律宾有了规范制度。图1-3 1914年菲律宾马尼拉海关《入境居住证明书》
第二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50年代初，是“下南洋”的高峰时期。20世纪前期，中国国内兵连祸结，战火不断，而东南亚则得到殖民地宗主国的扶持，除了传统的种植园、采矿业外，铁路、航运、金融、制造等新兴产业也获得空前发展，急需熟练劳工。据统计，1922～1939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超过500万人。日军侵入东南亚后，打压华人社会，大量华人回迁国内。太平洋战争胜利后，迁往东南亚的华人大幅减少。新中国成立后，持续一百多年的大规模“下南洋”移民潮基本停止。二 淘金潮与“金山伯”
近代以来，美洲、澳洲先后发现金矿，加上国内环境动荡，江门五邑地区大批民众前往这两处淘金，出现淘金潮，并把先后被发现的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和澳大利亚墨尔本称为“旧金山”和“新金山”。当年衣锦还乡实现“金山梦”的华工，则被家乡人称为“金山伯”。后来泛指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的以台山为主的江门五邑华侨。“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好寄回。”这是民国时期台山、开平一带流行的一首“金山寻梦”的民间歌谣，也是当时五邑侨乡侨眷依赖海外华侨汇款生活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寄寓了数代侨乡人的金山梦想。在世界全球化潮流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使然下，鸦片战争之后，五邑人大量出洋。据统计，1847～1882年，五邑地区有二三百万华人出洋到东南亚、大洋洲和南北美洲地区。
五邑地区的移民除了去往传统的东南亚地区外，因为赶上了1840年代开始的美国西部“淘金热”，主要移民方向转向了美洲地区。1848年，美国西部发现金矿，震惊了世界，由此掀起了一波“淘金热”。五邑地区毗邻国际贸易港口香港和澳门，信息传递较快，大量五邑人漂洋过海，远赴美洲淘金。当然，这一时期，能够自费出洋的华人并不多，很多人需要靠中间人的“协助”才能出洋。所谓“协助”，主要有两种方式：“赊票制”和“契约劳工”。前者指由华人经纪人给出洋人预支出洋费用，待到达目的地之后，以劳动力赎还所欠款项；后者指由西方经纪人在通商口岸招募华人签订契约，到国外之后出卖劳动力若干年，以偿还所欠出洋费用。这两种制度看似自觉自愿，但实际上延续了奴隶贸易时期的某些做法，在实施过程中充满了欺骗、拐卖、强迫等不人道的行为。
美国发现金矿后，急需劳工开发，香港代理外国船务的经纪人在广州、五邑一带散发招工传单，用极其夸张的语言描绘：“美国人是非常富裕民族，彼等需要华人前往，极表欢迎。彼处有优厚工资，大量上等房舍、食物与衣着。你随时寄信或汇款给亲友，我等可负责传递与驳汇，稳当无误。”把美国描绘为一个世外桃源。华侨称这种臭名昭著的行为为“卖猪仔”。
五邑华侨是怀着发财致富梦想背井离乡、别妻离子远赴重洋的，虽然历尽劫难，但毕竟有些华侨还是能够身怀财富、衣锦还乡。家乡人知道很多失败的事例，但是在贫困无依的民众眼里更容易看到成功者，他们愿意冒险尝试，期望能够成为少数成功者。这些早期赴美“淘金”的先辈，怀着一腔发财梦，把美国加利福尼亚城市San Francisco称为“金山”（Gold Mountain）。后来，澳大利亚也发现了金矿，华人就称原来的“金山”为“旧金山”。旧金山也就是三藩市，在五邑华侨书信中，更多地称之为“金山正埠”或“大埠”（见图1-4）。而在五邑家乡，人们把美洲华侨称为“金山伯”，把金山伯的妻子和儿子称作“金山婆”和“金山少”。图1-4 中国广东寄美国金山大埠的信封（未使用）
在美国西部淘金的人当中，除了美国东部的人外，还有中国人、墨西哥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法国人、土耳其人等，其中以中国人居多。1849～1882年，约有来自广东和福建的30万华人涌入美国，大多集中于西部，这是中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移民潮。初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黄金而来，随着黄金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许多华人转而从事如餐饮、洗烫等服务性行业。华人为了把黄金安全地带回家，将黄金熔化，铸于做饭用的锅铲中，几顿饭下来，锅铲粘满油灰，便不引人注意了，带回到中国后，再把黄金取出。
1848～1882年，中国移民以“苦力”开发美国西部，除了淘金（1848～1860年）外，还用血汗筑成美国跨州铁路，这在当时可以算一个奇迹。据记载，有超过1.2万华工远赴美国修铁路，其中九成来自当时广东的五邑一带。故事得从一位叫李天沛的台山人说起。
100多年前，李天沛和他的同族兄弟鼓动了不少同胞漂洋过海，加入筑路大军。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修建横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铁路。西部地区不仅要跨越崇山峻岭，而且要穿过沙漠和沼泽地，条件和环境十分恶劣。西段铁路的承包商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巨头”们对此感到十分头痛。由于工程太艰巨，原先所雇用的白人劳工畏难怠工，甚至纷纷逃跑。动工两年，西段铁路仅修了40多英里。
自1864年1月开始，一些原来从事其他行业的华人，在华人工头的带领下加入铁路建设。工程承包商之一的克罗克看到效果不错，就建议大规模招募华工。但在当时的排华背景下，这样的建议引来很多质疑。克罗克提出：“能够建造万里长城的民族，也一定能够建筑铁路。”于是，把“修铁路”比作“修长城”的铁路公司“巨头”们权衡利弊，开始大规模雇用华工，用来修建这段最为艰险、最难以推进的路段，于是，托付包工头李天沛回家乡五邑地区招募筑路华工。
李天沛回到家乡后，对乡亲们描述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似乎遍地是黄金：你干个一两年，回来就发达了。
在当时，绝大多数想出洋的人根本买不起最便宜的船票。李天沛就提出路费可以先欠着，之后分期连本带利归还。他还承诺说，华工在美国可以随时给家里寄钱、写信。
到达美国的华工，成为建造西段铁路的主力军。随着一批批华工的加入，华工的人数占到了整个筑路大军劳工总数的90％。他们吃苦耐劳，且会动脑筋解决难题。1869年5月10日，美国太平洋大铁路东段和西段铁路合拢，这条被称为“19世纪世界铁路建筑奇迹”的交通大动脉，华工为之做出了重大贡献。
1880年4月，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始动工兴建，也吸取了美国大量雇用廉价华工建造铁路的成功经验，同样托付李天沛为其招募筑路华工。于是，李天沛与李祐芹等人，联合组成联昌公司，回到家乡台山及开平、新会、恩平、鹤山等地，为铁路公司招募了大批筑路工人。1880～1885年，修建加拿大铁路的华工就达1.7万人，其中李天沛的公司招募华工大约1万人，叶春田招募华工约7000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五邑地区。三 中国海洋移民主要出入地
由于自然地理及经济环境等优势，广州、香港、厦门、汕头成为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人出入洋的主要节点港口。（一）广州十三行：清代中外移民和贸易的中转地
广州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自唐代以来，广州一向是中国最重要的商港之一。在清代，从全球视野看，广州是东半球最主要的周转中心以及最主要的移民和贸易中转地。在广州，商人、航海者和传教士来往频繁，商品和文化通过在广州交流，遍及世界各地。
在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这一期间，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在清代前期，广州的行商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依靠政府给予的特权，垄断了整个对外贸易，形成了一个“公行”贸易制度，该制度也叫洋行、洋货行、外洋行。公行确立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据史料记载，1720年11月26日公行众商歃血盟誓，并订下行规十三条。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等奏请明立科条，建议“自本年为始，洋船开载来时，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带来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时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即要复设公行。两年后，经清朝廷批准，公行正式恢复，从此一直延续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前，再也没有解散过。
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也反映了清初“十三行”的极盛风光。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十三行”开始没落。1822年广州十三行街大火，损失达4000万两白银。随着《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五口通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炮轰广州，城内市民怒毁十三行街，建筑物彻底化为灰烬。（二）香港：海外移民中转港
香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和自由贸易港政策等，一直以来就是华人出洋移民的中转地。从19世纪中叶起，有成千上万的华人开始移民美国，从事开矿和修铁路的工作，同时，大批华人也开始移民澳大利亚和东南亚，香港就成了华人移民的中转港，黄开物从家乡锦宅南下菲律宾，经香港中转。这些移民为西方列强开发各自殖民地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来源。
至1860年，香港已成为一个成熟的移民出发地。大批华人劳工流水般地从此涌向旧金山、澳大利亚、温哥华岛、英属西印度、孟买、荷属西印度、檀香山、婆罗洲和爪哇。1857年，24家雇主与一个名叫托马斯·杰拉德的人签订合约，为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招募2990名中国移民。
西方轮船公司和贸易商行在亚洲的活动日益活跃，从而带动了帆船运输，并为大规模移民开辟了道路。英国的战略是通过控制招募机构来规范移民，而在香港，移民得到了来自中国同一乡村的契约劳工中介的照料。香港作为移民出洋的中转港的地位，也提升了其作为金融中转地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1949年）之前，来自海外的侨汇大部分经由香港转汇至中国内地。1931～1936年，经香港转汇的侨汇在内地的侨汇中占59％，1946～1948年，经由香港转汇的侨汇占内地侨汇的80％。新中国成立后，经由香港转汇内地的侨汇也不少。这些侨汇均是通过海外侨批汇兑局汇来香港的。（三）厦门：移民东南亚重要口岸
厦门地处福建南部，是一个海岛型港口城市。明末清初因海上贸易而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交通尤其是与东南亚贸易的交通中心。自19世纪中叶开始，大批闽南人经厦门移居东南亚各地，厦门便成为东南亚华人移民出入的重要口岸。
1843年11月，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厦门正式开埠，荷兰、西班牙、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先后在鼓浪屿成立各自的领事馆，一时间，厦门鼓浪屿一跃而成为全国范围内贩卖华工和贩毒的重要据点。码头周围开办起大量的招工所，关押“猪仔”的地方就叫“猪仔馆”，当时主要由德记洋行、和记洋行两家来包揽厦门附近的“猪仔”买卖。
图1-5为1852年（咸丰二年）西班牙驻厦门总领事馆颁发给王粗前往巴西的许可证（西班牙文）和王粗的立约字（中文）。其中载明：“今在厦门和记行先借出洋银九员半，又衫裤衲仔各二领，估作银弍员（圆），共折十一员（圆）半。”立约全文如下：
立约字人中华福建××县姓王名粗，与××国属船欲往佣工，或耕种或牧牛羊或作什事工夫，俱各听从东家使唤，不敢违逆。日作工夫同伊国一体，限八年为满，以外任从自主。每月辛（薪）金银四员（圆），每日牛肉半邦，菜邦半。如遇疾病，有医生调治，以十五日为限，如遇限不能愈者，停止辛（薪）金，只发给医药。每年二次给衫裤衲仔各二领，全年给单被一领。惟凭有收画押字之人就是东家，其水途日食以及船税东家自出，今在厦门和记行先借出洋银九员（圆）半，又衫裤衲仔各二领，估作银弍员（圆），共折十一员（圆）半。待至娇把地要还前所借之银项，愿要依厦门所换之银价，不敢少差毫厘，其辛（薪）金亦待到娇把地之日方算起，约逐月扣银一员（圆），如扣明白以外，仍给发足数。此乃两愿，并非抑勒，今欲有凭，立合约字一纸为照。
咸丰弍年九月 日 立约字人图1-5 1852年（咸丰二年）西班牙驻厦门总领事馆颁发给王粗前往巴西的许可证（西班牙文）和王粗的立约字（中文，背面）
在五口通商早期，厦门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掠卖华工的主要口岸之一。1845年，法国率先从这里掳掠了180名华工，运往马达加斯加东岸的法属布尔邦岛。此后，西方列强从厦门贩运到古巴、秘鲁和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