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心谋天下：闽商凭什么征服世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征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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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谋天下：闽商凭什么征服世界试读：

序言

追寻闽商的足迹，如同翻阅一本厚重的史书。

闽人自古就有移民和崇商的传统，这是由于福建独特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区域内层峦叠嶂、水渠密布、峡谷河流纵横交错，素有“东南山国”之称。

与多山这一不利于生存的条件相比，值得庆幸的是，福建拥有绵长曲折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港湾岛屿。宋元时期，福建人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茶、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将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开始了海外贸易活动。

有山才有蛇，有水才有龙。“闽”，“门”里有“虫”，但这个“虫”是不甘心躲在门里面的。在福建人眼中，如果待在门内，永远是条虫，因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破门而出飞天，冲门而出翔海”。他们乘风破浪，驰骋海洋，辗转到了世界各地。

可谓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商”。艰难的生存环境迫使福建商人不得不远涉重洋，寻求生路，在异地他乡艰苦谋生。也因此练就了他们爱拼搏、不畏艰难、能够吃苦耐劳等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

闽商在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应是民族英雄郑成功和他父亲郑芝龙率领海商集团纵横于东南沿海的明清时期。他们军商合一，是17世纪活跃在远东水域的一股以闽南人为主体的强大力量，是被当时欧洲人称为“海上王国”的统治者，是远东水域的海上霸主。

在以郑氏商团为代表的闽商身上拥有鲜明的海洋开放性、冒险性和超前的国际视野。闽南人冒险重商、开拓进取、勇于突破的精神气质，在他们身上都能得到充分体现。

明清时期，几经反复的海禁政策使福建沿海百姓铤而走险，亦商亦盗。鸦片战争时福建商帮开始衰败。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地闽商走向衰落之时，另一支闽商队伍却在南洋各地悄然崛起。19世纪中叶以后，大批福建人移居南洋，他们中大多数是劳工阶层，漂洋过海到异域充当苦力，其中有一些人苦心经营，从小本生意做起，最终成为富甲一方的成功企业家。

在福建集美，诞生了一位享誉20世纪的世界级富豪——陈嘉庚。他十几岁就到南洋学做生意，虽然身居异邦，却心怀乡国。陈嘉庚在经营实业过程中不谋私利，立志用诚信做买卖，又将所赚的钱款全部用于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被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与中国其他商帮相比，闽商的一大特色是国际化。有人形象地说：“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如今，在遍布全球的5000多万海外华侨华人中，闽籍人士占1/5，达11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商逐渐成为国际商界的劲旅，有海外第一大商帮之称。世界华商500强中，闽商占了1/10多。

海洋文明、移民文化及闽人与生俱来的商业基因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催生，创造出了具有开放商业理念的新闽商。他们以敏锐的商业直觉和客观理性的态度，在全世界范围内上演着一个又一个不朽的商业神话。

目前，闽商在国内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京，闽商已成为外埠房地产开发商的最大赢家；在海南，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0万以上福建人在创业；在新疆，大概有八万闽商从事金融投资、石油及建材等行业；在湖北，由福建商人设立的大小企业已达500多家；在山西，福建商人开办了上千家企业。福建民营企业在全国各地经营的建材、土特产、服装鞋帽、运输、房地产、水产等行业均形成了相当可观的规模。

在福建，当地商人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了“中国鞋都”晋江、“中国瓷都”德化、“中国茶都”安溪、“中国服装城”石狮、“中国建材城”南安等享誉全国的金字招牌。

明清时期，闽商位列全国十大商帮第四位。他们以蓝色文明为特征，从历史的尘烟中现身，并在新时代的背景之下逐渐突现伟岸的身躯。

本书精心选取了多位杰出的人物，将他们的经营之道和个人魅力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更多的人关注闽商、认可闽商、携手闽商。同时，本书作者也希望本书能够带给更多想要进入商业领域或者正在从商的人以思考和启示。

第一回 闽商溯源

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开始在闽设郡封国，中原汉文化传播至福建。在与土著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与吴越和岭南等沿海地区的不断交往过程中，福建的造船业、海运业和海洋贸易等逐渐发展起来。《后汉书》中记载：“会稽海外……又有夷洲及檀洲……人民时至会稽市。”书中介绍说，晋隋时期，割据闽中的陈宝应曾航海至江南会稽一带进行粮食贸易，这是闽商大规模活动的最早记载。

六朝时的福建已能制造开往南海诸国的大船。东起新罗，中经南洋群岛，西至阿拉伯等地区都与福建建立了初步的贸易关系。南海有十余国常与中国通商，出现了“舟船继路，商使交属”的状况。由于唐以前福建地广人稀，商业活动的形式主要还是朝贡贸易，其范围、规模均比较有限。

隋唐以来，福建海外贸易兴起，福建、岭南、扬州等地区同阿拉伯、波斯等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唐朝中叶，泉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而迅速崛起。曾有一首诗这样形容泉州的繁盛景象：“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那时候南海诸国的使臣从泉州上岸朝贡唐廷是非常频繁的，因此唐政府在泉州设立了“参军事四人掌出使导赞”，专门负责接待外国使臣等事务。

福建的海外贸易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实自东晋以来，中国内陆战乱不止，加上黄河地区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因此许多北方人被迫南迁，导致闽粤人口激增，出现了人口过剩的局面。同时，闽南和粤东北地处山区，土地贫瘠，“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因此，当地民众多出洋谋生。

当时的“泉舶”、“福船”可以说是航海事业的翘楚，鹤立中国，领航世界。海外贸易活动给福建带来了大量的异国珍品，增加了其财政收入，可谓“国用日以富饶”。一些舶来品还通过闽籍商人输入中原地区，受到人们的喜爱，商人们也因此开始富裕起来，并且渐渐地拥有了一定的势力。

这一时期，一个具有浓厚福建地域特点的商帮开始迅速形成并崛起，这就是“闽商”。早在宋代文献《清异录》中，就开始出现“闽商”这一名称，并记载了他们在那一时期的一系列商业活动。唐末五代，福建商业贸易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成全了“闽商”。从此以后，“闽商”作为一个颇有地域特色的商帮，一直活跃于海内外的商场上。

由此可见，闽商早在唐末五代时期以前就粗具规模，它比形成于宋代的徽商还要早。当晋商、徽商开始走街串巷、奔走于中华大地的时候，闽商凭借着当时领先的航海技术，已经开始闯荡世界了。

宋时，福建海商逐渐崛起，成为国内沿海商人的代表。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远洋贸易，闽商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写道：“宋代以来，称为闽商、闽贾、闽船的福建商人们的活动，开始为社会所注目。”

到了元代，当时福建的泉州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在当时来往于波斯湾、中国海之间的船只，多是广州和泉州等地制造的。”

明代初期，沿海一带倭寇骚扰频繁，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新生的统治政权，于洪武元年实行禁海政策，规定濒海百姓不得与番国进行买卖，违者处以极刑，并强迫福建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

这个禁令持续了200年之久，极大地限制了唐宋以来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造成了成千上万靠海吃海的人流离失所。为了生活，沿海百姓不得不铤而走险，进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走私活动，这种冒险的做法一旦被官府发现，为求自保，沿海一带的百姓便武装反抗。

嘉靖年间，海禁政策更加严厉，连正常的出海捕鱼也遭到禁止。当时，有许多人受不了这种政策限制，于是漂洋过海，到外国去经商，成为最早的侨民。

明中期以后，商业活动十分活跃。此时，以明代社会经济大发展为背景，以本地发达的手工业为依托，闽商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海内外贸易活动。万历年间李光绪曾指出：“安平（泉州）市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渔夷之墟。”东至日本、西至缅甸、南到小巽他群岛，福建商人建立了广泛的商业网络，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的主力军。

明末，福建海商作为闽商的代表，悄然登上了历史舞台。

郑芝龙，又名郑一官，号飞黄，他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的一个小官宦家庭，后来成为明末清初最大的海商兼军事集团首领，先后在明清两朝为官。

1604年的一天，福建南安郑府内仆人们忙进忙出，热闹异常，伴随着一声啼哭，这家的小公子诞生了。

雕花木床上一位身体疲惫但面露喜色的女人对丈夫说道：“是个男孩。”

那男子声音颤抖地说：“嗯，是个男孩。”“那您说，取个什么名字好呢？”“希望他将来能够谋得一官半职，就叫一官吧。”

不久，郑一官改名为郑芝龙。十几年之后，郑芝龙已经长成一个性情洒脱的少年，平日里喜欢舞枪弄棒，就是不爱读书写字。他的舅舅经常来家里看望这个惹人喜爱的外甥。这个人可了不得，他就是当时经常来往于日本，中国香港、广东、福建等地的著名商人黄程。在当时有限的技术条件下，能漂洋过海做生意，这种勇气和精神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

到了1621年，年仅17岁的郑芝龙到广东香山澳寻找黄程。这个年纪的年轻人总是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感兴趣。那时候的广东香山澳濒临海洋，交通四通八达，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这引起了郑芝龙极大的兴趣。

这是郑芝龙第一次出远门，心中难免有一丝激动和喜悦，刚一下船就嚷嚷着让舅舅带他好好逛逛。没走多远，他就被香山澳迷住了：来来往往的商人贵胄，目不暇接的店铺，各种来自国内外的奇珍异宝，真是炫目不已。

见郑芝龙多次驻足，黄程感觉到郑芝龙对商业很感兴趣，就问郑芝龙想不想和他一起做生意，郑芝龙爽快地答应了。

黄程便留下了郑芝龙，让他给自己做助手。因为黄程长期周游在外，见多识广，逐渐接受了西方文化，所以，他给郑芝龙取了个洋名“尼古拉”。

郑芝龙的海商生涯从此开始了。他先后在澳门、马尼拉、台湾从事贸易，并在与各国商人广泛接触中学会了葡萄牙语和海上贸易知识，为后来他广泛开展海上贸易活动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郑芝龙开始了商业资本的积累。他实现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在日本做生意时与李旦华商贸易集团建立了亲密关系。

李旦是日本平户的华商领袖，多年从事日本、台湾地区、福建沿海之间的贸易活动。郑芝龙依附李旦后，很快取得了他的信任，并被他收为义子。不久李旦去世，郑芝龙便继承了李旦的大部分遗产。

郑芝龙实现资本积累的另一个因素是接收了颜思齐海商集团的财产。颜思齐也在日本组织了海商集团，郑芝龙在日本加入这个集团后不久，他们便进驻台湾，招漳州、泉州民众3000余人，进行海上贸易活动。1625年，颜思齐在台湾染病身亡，郑芝龙继任集团首领。

郑芝龙在拥有了一定的资本后，便开始独立活动于福建沿海一带，进一步招兵置船扩大实力。很快地，郑芝龙便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海上商业集团的领头人。

明末时期，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明政府一时难以应付东南沿海各路海盗，虽多次组织征剿，但效果甚微。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崇祯帝心里寻思着：“这内有农民起义和满洲军队的进攻，外有海盗时常滋扰，不如先借助郑氏海商去除海盗，以解决后顾之忧。”

消息来到了郑府。“老爷，您看？”管家小心翼翼地问道。“好，答应他们就是了。”郑芝龙低头沉思了一会，突然舒展眉头，点头道。“咱们郑氏家族独霸一方，远离京城，如此看人脸色是何缘故呢？”管家不解，不禁问道。“在咱们东海上还有杨六、杨七、刘香这样实力不可小觑的海商集团，咱们不得不借助外力除掉他们。其实我早有心归顺，既然朝廷肯赏我们这个脸，我们接受就是了。”“老爷，您是想在海上自家开店啊。”

郑芝龙哈哈大笑。

郑芝龙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不满足眼前的利益，想独揽海上商业。

崇祯元年，郑芝龙被明朝政府正式授予海防游击之职，事实上这个职位就相当于海上民兵自助团体的头目而已。有一年，福建旱情严重，饥民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这一天，福建巡抚熊文灿内心焦灼万分，忽听外面衙役高声传道：“郑大人到！”“快请，快请。”熊文灿大喜。

郑芝龙见熊文灿面有焦虑，笑问道：“大人，何来不悦啊？”“咱们闽地向来山多地少，此次大旱饥民为数不少，可朝廷也是内忧外患，让衙门自行解决，你说，这可怎么得了？”“大人向来足智多谋，怎么还让这小小问题难住了呢？”“说笑了，说笑了。先生有何高见？”“略有一计，不知可否？”“快说，快说。”“台湾向来荒无人烟，乏人耕种，不如把灾民移动一下？”“这……恐怕不行吧，人口迁移不是小事……也好，等我奏明皇上再议。”“这里距离京城路途遥远，这一来一去就是快马加鞭也得半个多月，时不待我啊！”“可是……”

见熊文灿面露难色，郑芝龙继续说道：“台湾地广人稀，且与我闽地只有一狭海相隔，便于管理。”“事是好事，就怕皇上怪罪，到时候我再犯上欺君和隐瞒不报的大罪，恐怕是吃罪不起啊。”“咱们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再说各地农民起义众多，多是由于生活苦不堪言，如果咱们这里再有饥民暴动的话岂不是罪名更大？恐怕到时你我二人更不知如何自保。”“先生所言极是！”可一会儿，熊文灿又面露疑虑，道：“饥民能愿意去吗？毕竟背井离乡，到了那里也不能马上解决食物问题啊。”“这个不难。由我召集饥民，并给他们每人三两银子，每三个人发一头牛，好便于他们耕种，我还可以用自家的大商船送他们去。”“好，好，好！”“但是，在下有个小小的请求……”“先生不必为难，请讲。”“这些人到了台湾后向我缴纳一定的租金便可。”

熊文灿这才明白其中蹊跷，却也无可奈何，道：“那是当然，先生出钱出力，理当如此。”

从此，台湾的汉人激增，土地得到了开发。

郑芝龙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既为朝廷解决了福建因饥荒可能引发的动荡，又把自己在台湾老巢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展开来，增加了“财路”。凡饥民开垦的荒地都要向他缴租，这样，土地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产业，移民则随时可以补充到他的队伍，成为他的兵源。

郑芝龙在官方认可下，与明军协同作战连续打败了李魁奇、杨六、杨七、钟斌、刘香等海商集团。当然，除了与国内的海商集团对垒外，这一时期的郑芝龙还面临着荷兰强盗的侵扰，所以，在剿灭各海商集团的同时，郑芝龙也在与荷兰海盗进行周旋。

1633年，金门料罗湾一战，郑芝龙大破荷兰舰队，焚毁大型甲板船五艘，烧死、生擒大批荷兰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此战役被当时的人称为数十年未有的“奇捷”。

通过对国内海商集团的围剿和对荷兰海盗的反击，郑芝龙的势力急剧扩大，完全拥有了东南沿海的控制权。与此同时，他也为明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不断得到提升，从参将到副总兵，又从总兵升为南安伯，再晋封为平夷侯，最后被封为平国公。

此时，郑氏家族可以称得上“一门声势，赫奕东南”，“芝龙以虚名奉召，而君以全闽予芝龙也”。一时间，郑芝龙富可敌国，生活上也是奢华无比。他每次出游，都是数百随从前呼后拥，八面威风。

有一次，福建巡抚沈猷龙的母亲过生日。郑家管家忙三火四地跑来问郑芝龙：“老爷，咱们这回送点什么好呢？”“前些时日不是在东南亚一带带回了不少奇珍异宝吗？象牙、犀角、珍珠、黄金……好好挑选一下就带上吧。”“已经给您备好了一件镀金珊瑚。”“不好不好，显得小气了些。挑选的礼物要贵重大气方能体现郑府的气魄嘛。”“老爷，您大概忘记了，这珊瑚虽不显名贵，但是上面盘旋着用珍珠制成的飞龙啊，飞龙口中还衔着重金打制的金碗呢。”“嗯，是有此事，是我忘记了，可是送礼哪有送一件的道理呢？管家啊，我多次跟你说过，咱们郑家不怕花银子，更不怕给当官的银子，难道你还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吗？”“老爷说得是，小的记住了。”

于是，郑芝龙带着随从等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沈府。只见这里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刚一进门，沈猷龙抱拳含笑道：“郑大人，快进，快进，快上坐。”“沈大人客气了，来人啊。”只见郑芝龙一个眼色，左右两边随从赶紧奉上宝物两件。一件是珠龙金碗，另一件是犀牛角树雕，众人不禁啧啧称奇。

坐间一位大人小声议论道：“郑大人真是大手笔啊。”

旁边一人搭话道：“那是自然，郑大人多年亦商亦官，积累甚多，且为人大方好客，从不吝啬。”

他人点头称是。

席间，众人推杯换盏，郑芝龙更是开怀畅饮，甚是开心。酒过三巡，郑芝龙起身高声道：“我曾行至西方诸国，得来些稀罕物与众位大人共享。来人啊。”

话音刚落，随从们鱼贯而入，奉上的都是不曾见过之物：“香药”、“玳瑁”、“龙脑”、“沉香”、“胡椒”、“肉豆蔻”、“饼香”、“煎香”、“蔷薇水”……

见众人不解，郑芝龙道：“众位大人，此处所见都是郑某海外所得，已经吩咐家仆送往各位大人的府宅，并将各种物品的性质与用法告知，众大人见笑，见笑了……”

沈猷龙见势起身道：“大人对同僚真是关怀备至啊。”

郑芝龙道：“哪里，哪里。吾所到之处皆为市，天下都可以做生意嘛！来，来，来，大家继续喝酒……”“天下皆为市”也就是说哪里都能做生意，这话道出了福建人的生意经。其实，这时候的郑芝龙，为官为商甚至为海盗多年，深谙处事之道，为了取媚邀宠，他不惜挥金如土，大肆贿赂朝中大臣，这也是他一直官运亨通的必胜之宝。官做得越大，权势就越大，也就越能充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从而使财富越积越多。

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却不知他也是一位经商有道的商人。

郑成功极其重视海外贸易，在他经商全盛时期，拥有海船数千艘，往来于台湾、日本等地。他一度控制了整个东南海面，垄断了海上贸易。当时的商船出海都要向他交税，他每年收取过往船只的税金就达到了千万。

此外，郑成功还实行“通洋裕国”政策，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开设五大商行；“经营财货，以济其用”，先把内地货物集中到厦门，然后转贩日本和南洋各国；设立了裕国库和利民库，负责计算东、西两洋的船本利息及各行出入的银两。因此，厦门财货充裕，物质基础雄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福建商业的蓬勃发展。

第二回 闽商的性格特点

福建境内山岭耸峙，90%以上的土地都被大山占去，山地多，可用于耕作的土地极少。“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势，使得福建人不管多么辛勤的劳作，也经常食不果腹。

历史上，福建地理构造复杂，无规则，山多地少，交通闭塞。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像一片孤悬于海上的小岛，因而有“闽在海中”之称。其内部本身也被割裂为自然封闭的碎状形态，造成了千余年来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清苦的社会状况。

唐宋以后，福建人口迅速增长，人稠地狭的矛盾进一步突出，许多人无可耕之田，只能转向大海谋求生存，辽阔无垠的大海就这样成了福建人的“土地”。福建人还不得不向台湾和南洋移民，以寻求生路。据福建省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仅漳州、泉州两地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就达540万，相当于福建省人口的55%。在福建人向海外扩张的大趋势下，海洋文化也随之滋长，这也是福建文化的一种特质。

伴水而居的习性、丰富的海洋资源一直诱惑着福建人，使他们拥有漂泊的冲动和创造财富的欲望，也造就了福建当地经济的兴盛与发展。虽然这一背景并没有培育出中国在长期的农耕文化传统中所缺乏的真正独立的商业文化品格，但福建海洋文化对福建人，尤其是福建商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与塑造作用。福建人的性格也就和其他地域的人形成了明显的不同。

面对浩瀚的大海，为了生存，福建人在长期的海洋文化生活中形成了勇猛、敢于冒险的性格特征。

为了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福建人认为只有走出去才能生存，只有走出去才有希望。历史上的福建人都是在动荡不安中勇敢地谋求生存的。

于是，福建人有了自己的选择。

首先，走出家门，去其他地区谋生存。向外求生的过程必然要历经千辛万苦。天气炎热，道路不通，鼠蛇猛兽更是不计其数，不冒险拼搏就倒毙于途。如果选择在某处驻足，还要面临着人生地不熟的困境。没有吃，没有穿就得自给自足，不奋斗当然就无以为食。

其次，出海谋生。福建有一句谚语“六死三留一回头”，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福建人在谋生过程中要承担的风险。一句“走海行船三分命”的俗语也道出了出海的危险。10个想要出海的人中有9个会付诸行动，而真正能够成功到达彼岸的只有1/3，有半数以上的人会死在途中。

就是在这样恶劣环境的威胁下，也不乏大批想拿性命赌一把的福建勇士。他们排除万难、冒险拼搏，踏上了背井离乡之路。回想那时候的中国，航海事业虽然还算是领先的，可航海依旧是要靠人力的。古时候的中国科技不发达，既没有发动机，也没有雷达，更没有海上搜救系统，在近海打鱼谋生还险象环生，更别说远洋谋生的风险了。

古往今来，不计其数的福建人勇敢地走出家门，通过与海洋的搏斗，最终获得了成功。声名显赫的郑成功家族到达台湾之后才达到了巅峰；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17岁就辍学，随后跟父亲去新加坡学做生意，开创事业，并取得了成功。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走出去之后成名的，比如著名学者严复、冰心等。福建有句老话说得好：“福建人在家一条虫，出去一条龙。”这主要是说，福建发展空间有限，只有不怕危险走出去，才能获得成功。

危险万分的生存环境让人们产生了对妈祖的信仰。其实，妈祖确有其人，她本人叫林默，生于福建莆田湄洲岛，在宋建隆元年出生。她13岁从师学道，精研医理，教人防疫消灾，救助在海上遇难的渔船、商船，她还带领人们防海寇、防洪等，深得人心。她死后，福建人把她当做偶像崇拜，希望她能够保佑自己和家人，尤其是经常出海的福建人对她更是顶礼膜拜，希望在险境重重的海洋上，妈祖会好好地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受伤害。

有了精神领袖，就更加坚定了福建人敢于冒险的信心，因为他们知道心地善良、无所不能的妈祖一定会保佑海上来往的船只和商人。

其实，福建人的这种勇猛、敢于冒险的性格与宋元以来海洋贸易和明清时期犯禁下海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自宋朝以来，福建特别是闽南地区活跃的对外贸易使福建人的眼界更为开阔，他们很少循规蹈矩。明清时期，长期的海禁政策迫使福建人只能犯禁冒险才能求得更好的生存，久而久之，犯禁冒险就逐渐成了福建人的一个普遍的性格特征。

在明朝政府厉行海禁政策、严厉打击走私贸易时，福建人“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不得不武装起来，组成走私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些武装起来的福建商人一旦冲破海禁，就被视为“寇”。如果这些“寇”被官府所抓，会立即被就地处决。

重商趋利与铤而走险的精神相结合，使福建人在通商逐利时无所畏惧。历史上闽南人就以敢做“杀头生意”著称于世。明代冯璋在《通番舶议》中说：“泉漳风俗，唯利通番，今虽重处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富家征货，固得捆载而归，贫者为庸，亦搏升米自给”。

铤而走险的精神使闽人一直走在突破禁锢的前沿。闽商生存能力极强，胆识过人，不论多艰难的环境，都能立足现实勇猛前进，直至取得非凡成就。福建长乐人历来有出海行商传统，《长乐市志》称“近海之民，走海如鹭”。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从长乐出发的，长乐人极富冒险精神。在他们眼里，出海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即使家中生活很富裕，也要出海讨生活。

福建人的财富来之不易，因此，在他们的生活里，勤俭也是一种习惯。

比如，流传最广的是郑晟勤俭持家的故事。郑晟，字展枢，出生于167年，郑家的后人称他为“大兴公”。大兴堡，俗称大兴土楼，位于德化县三班镇三班村，是福建德化土楼的一种典型建筑，是当地巨富郑晟于康熙在位时建造的。这种建筑的规模十分宏大，是郑氏家族的小王国，郑晟的后代在这里生息繁衍。大兴堡在防盗防匪方面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在匪患猖獗的动乱年代，郑氏家族把粮食搬到堡内，晚上也居住在堡内，为了避免盗匪用火攻，还在两座城门上准备了大量的水。

大兴堡成了保护郑氏家族和当地居民财产和人身安全的重要场所，它保佑着那里的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多事之秋。至今当地还流传着许多有关郑晟和大兴堡的传说。

郑晟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挑夫，发财后兴建了大兴厝。据传大兴厝兴建在古寺院的旧址上，当郑晟建筑大兴厝时意外地挖到了上百箱白银。郑晟发了这笔横财之后，成为当地巨富。这笔钱怎么花呢？他考虑到自己有十个儿子，房屋拥挤，于是兴建了大兴堡。

虽然郑晟已经成为当地的首富，但是他仍然生活俭朴，勤劳持家。他经常身着粗布衣，没有一点摆阔的奢靡行为。

有一天，一群外乡人结伴到德化来买谷子，来到三班村歇脚吃饭的时候，很多饭粒掉在了地上。郑晟看到后，走过去将饭粒一粒一粒地捡起来放在芋叶里。一个年轻人以为他是个乞丐，就故意戏弄他，把饭拨到地上。郑晟看到以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淡淡地说：“你们要买谷子就跟我来吧。”

到了大兴堡，郑晟拿出一串钥匙说：“我有几十间粮库，你们挑一把钥匙，挑到哪间就装哪一间的稻谷吧。”这群外乡人根本不相信这位身穿打有补丁粗布衣蹲在地上捡饭粒的老头会如此富裕。其中一个人半信半疑地随便抓了一把钥匙，郑晟二话没说，就用这把钥匙打开了房门。刹那间，稻谷香扑鼻而来。这群外乡人惊呆了：这是满满一大屋子的稻谷啊！

郑晟说：“你们能挑多少就尽管装吧！今年粮食歉收，你们还走了那么远的路也不容易，今天的稻谷就算我送你们的，不要钱了。”大伙甭提多高兴了，立即蜂拥而上，各自装了一担谷子。

那位故意把饭粒拨在地上的年轻人也要去装谷子时，却被郑晟一把抓住了：“你不吃米要谷子干什么？”年轻人对自己的行为羞愧不已，非常懊悔自己刚才的失礼，赶紧向郑晟赔礼道歉说：“刚才是我错了。”“你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我不该对您老人家不敬，是我错了，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就原谅我吧。”“你对我不尊重还在其次，重要的是你不懂得爱惜粮食。要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任何时候都要珍惜盘中餐，勤俭才能持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郑晟说：“你也别傻站着了，也装一担谷子走吧。”

郑晟感化外乡人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了郑氏家族用以教育后代的经典之说。这也是大兴堡世代相传的一段美谈，它蕴含着“成由俭，败由奢”的深刻道理。

大多数的福建商人都有勤劳、节俭的美德，他们深知积沙成丘的道理，勤俭也是在贮备财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点滴的浪费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发展。

闽商陈安之是全亚洲最顶尖的演说家，他每小时的演讲费高达1万美金，而他对钱的“吝啬”程度也是罕见的。据说有一分钱掉在地上，他都会弯腰把它捡起来，他对每一分钱的去向都要亲自过问。

一次，陈安之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访问团到西宁访问。陈安之抓起放在桌前的矿泉水瓶说：“本来生产这批水瓶只需要8万，但在申请资金的时候却涨到了10万。多余的2万是怎么出来的？办多少事就该花多少钱。”

接下来在听取青海省政府介绍的几个项目时，陈安之再次举起了矿泉水瓶说：“这个水瓶的厚度非常合理，完全够用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花钱在它的厚度上做文章呢？再有钱也不能浪费，花钱就要花到实处。”

还有，新加坡闽裔商人陈松青戴的手表才68元，身上的衣服也不过是几十元买来的。

福建地处中国“东南一隅”。“隅”，就是贫苦、边远、相对封闭的地方。尽管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给福建人造成了诸多不便，但是天性不屈服现状的福建人都有一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吃别人不愿吃的苦，才能挣到别人挣不到的钱”，这就是福建人在吃了无数苦后的肺腑之言。“广东人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打仗，浙江人做官。”这句俗语多少表达出了福建人在多数人眼中的印象，那就是有钱。其实，“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别以为福建人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要知道，每一个铜板都是他们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挣来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国计划经济刚刚松动之时，勤劳实干的福建人利用传统手艺，干起了各种家庭小作坊。同时，还有千千万万的福建人背起行囊走四方，干着别人不爱干的活，诸如修鞋、理发、弹棉花、卖鞋帽，甚至很多人跑到北方的澡堂，干起了搓澡的活计。这些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起眼的小买卖和低级工作，但是福建人却愿意去做。正是因为他们不怕艰难、讲究实干才打开了福建的市场，他们走南闯北、不辞辛劳的付出也带动了福建经济的发展。

纵观福建富豪的创富历程，不难发现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事业都是在艰难中靠吃苦打拼而来的。福建人各个能当老板，能睡地板。

于莉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个农民家庭。爱美是每个女孩的天性，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穿上买的鞋子。她没有依靠父母，她要走出莆田，走出福建，在外打造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她来到了北京。

在北京无数个艰辛的日子让于莉永生难忘。刚刚踏入北京，她身上所有的钱财都被人给骗去了，只能随便找一个糊口的工作先稳定下来。于莉来到前门附近的一家服装店，帮人卖服装。当时的工资很低，于莉的生活十分拮据，天天吃冷馒头喝凉水。空闲时，于莉也不能好好休息，她还要通过捡废品来换取一些微薄的零用钱。

就这样，因为长期的辛勤劳作，她的手和脚都磨出了血泡。为了能够攒钱，她在没有厕所、厨房、窗户、空调的小阁楼里一住就是5年。

于莉顶住了来自生活的各种压力，在艰苦中学会了做布鞋。慢慢地，随着布鞋工艺的不断发展，于莉用勤俭节约省下来的钱开了个小作坊，并通过艰苦的打拼使布鞋作坊不断地扩大。最终，她成为一个身价千万的女企业家。

在福建人中，先吃大苦后赚大钱的传奇故事数不胜数，这些故事印证了福建当地的一句民谣：“能吃苦，吃半辈子苦；不能吃苦，吃一辈子苦”。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重农抑商，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被排在末位。福建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就相对弱了些。一直以来，福建地理构造复杂，交通闭塞，造成了千余年来经济的落后，人民生活的清苦。出海从商成了大多数福建人的选择。海商的崛起，海外贸易的兴盛，不仅促进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引起了福建社会风俗、思想观念的变化。福建人一生下来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经商是生存的正路”，因此，很多福建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唐代以来，世界上几个自古便以从事海外贸易而著称的商人大集团都曾落户福建的泉州等地，泉州因而有“市井十洲人”之称。像阿拉伯商人、意大利人及犹太人，还有南印度商人都汇聚在福建泉州等地，与福建人杂居相处，甚至通婚繁衍。福建人受到了这些商人的感染，便将经商作为正道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商人的本性就是不断地追逐利益，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这种重利的品格在福建人的性格里一直沉淀着。“商能致富”、“以商为荣”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取得无上的荣耀，福建人在从商的过程中努力获得利润。无利可图的事情，福建人是很少干的，只要看到一丝赚钱谋利的希望，福建人就绝不会放弃。

在这一点上福建石狮人最具说服力。“文革”时期，全国上下战战兢兢，谁都不敢碰“商业”二字，可石狮人看到纪念章风靡全国，炙手可热，便按捺不住了，于是30多家纪念章加工厂在石狮应运而生。当时，因为政治环境限制，石狮人没有机器设备，就靠原始的手工操作和简陋的小作坊，自制出了一批又一批粗糙但是很流行的纪念章。这些纪念章一上市就立刻销售一空。

遥想当年，当全国上上下下拿着小红本、嘴里唱着《语录歌》、脚上跳着《忠字舞》的时候，福建石狮人就已经走在了市场经济的前沿，并且利用机会狠狠地赚了一笔。到了1975年，石狮的个体商贩已经发展到一千多家。

改革开放以后，福建人重商逐利的本性再次被充分激发。一时间，居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泉、厦、漳等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个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仅晋江就有上万家企业。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福建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泉州从“闲人、闲房、闲散资金”起步，闯出了一条“以市场经济为主，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股份合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具有侨乡特色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全国闻名的“泉州模式”、“泉州现象”。

常言说，重利者必寡义。在很多人看来过于计较利益的得失就很容易丧失原则、缺乏信义，但是，福建人是既重商利，又重诚信的。他们始终坚持“诚信为本”、“信义为先”的原则，利从诚中来，誉从信中来。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因为“仁者，惠怃恻隐，得人心也”。孔子的意思是说：只有得到人们的信任，办事才能成功；只有自己讲信用，才能得到人们的信任。广而言之，只有人人讲信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互信，社会才能正常运行、发展。

古代的福建人以性命相托，劈波斩浪，纵横海上成就一番事业的故事数不胜数。在长期的海外谋生过程中，在外打工的日子里，多少非血缘关系的福建人以性命相托，相互关照，相互信任，才得以生存下来。

欧宗荣和很多福建企业家一样，很小的时候就外出创业打工。欧宗荣的买卖做得相当大，投资经营地产工程、金融、电子、化工、轻工业等行业。

1985年，欧宗荣敏锐地发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要花大力气改变投资环境，特别是路桥建设。于是，他立刻把经营重点转移到路桥施工上来，成立了江西正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他参与了南昌市司马立大桥等许多重点工程建设，因为讲求信用、重视质量，欧宗荣声誉大增。他常说：“外出打拼，诚信是生命，只有注重诚信，才能成功，否则收大的都只是短期利益，长不了。”

后来，有件事他干得更加讲究和漂亮。1994年，欧宗荣从政府手里接到了南昌北新区前期道路建设的工程，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政府因为体制等问题造成开发区建设暂停，欠了他一千多万元工程款。

别人都以为这下他可惨了，但是注重诚信的他心里明白：作为一个现代民营企业，一个像正荣集团这样刚成立不久的企业，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好形象，只有这样才能打出好品牌。因此，他不但没撂挑子不干反而还加大了投资力度。这一反常举动很快得到了政府的信任。他不仅拿回了他该得的工程款，还因此给自己的企业打出了“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的品牌，换来了更多的利益回报。

在这种义利兼容的儒家精神气质影响下，乐善好施作为信义的延伸也在福建人身上有所体现。

闽人喜欢投身公益事业，历代闽商更是把捐资兴办公益事业当做一种时尚流行行为。明末以来，烟草行业一直都是福建经济的支柱产业，从南到北，从西到东，从沿海到山区，从小门小户到深宅大院，家家户户都从事烟草行业，到处可见烟田成片、烟铺林立，烟草经营者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大江南北，苦心经营，精心打理。福建烟丝因质优物美声誉满天下。从事烟草经营发家致富，甚至富甲一方的人各地都有，而且为数不少。

难能可贵的是，很多烟商在发达之后，并不是吝啬成性、为富不仁，而是助人为乐、乐善好施。他们捐修庙宇、修桥铺路、开办养老院造福乡里，留下了许多好口碑。

永定有个烟商叫赖庚兴，清乾隆年间，他在江西宁都、瑞金等地开办条丝加工作坊，一度成为永定首富。“条丝”是一种烟丝的制作工艺，光有烟丝是不行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赖庚兴就是搞加工产业的。

赖庚兴富裕了以后，捐建了15孔的永济石拱桥，在瑞金、长汀、峰市、金砂等地捐建凉亭上百座。从永定峰市至广东大埔县石市路段上，曾有“十里九凉亭”之说，而这些凉亭正是他捐建的。清道光五年，皇帝还特意嘉奖了他。闽浙总督赵慎珍率兵路过永定时，特意带给他皇上赐的“为善最乐”金字匾。

福建人崇尚传统价值取向，既务实求利，不断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慷慨解囊，真诚回馈社会。从信仰上，福建人推崇关羽之义，称之为帝爷公。在现实中，福建人帮助弱者，四处皆然。汶川大地震时，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率先一次性捐款1亿人民币，数额之大令人动容；侨亲李陆大爱国爱乡，捐巨资扶贫济困，声名远播。福建人的善良情操令人佩服。

福建人的这种助人为乐、乐善好施的行为不仅为福建商人自己戴上了耀眼的光环，也造福了一方百姓。

巴普洛夫曾这样说：“我无论做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我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福建人也这样要求着自己。他们向来独闯天下，吃了不少苦头，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福建人、一个中国人。

因此，福建人重情爱乡的情结很重。

福建是中国的主要侨区，旅居在海外的华侨人数约占华侨总数的1/3，他们对祖国和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近代的华侨在海外受尽了殖民主义者的凌辱，成为“海外孤儿”。

无数华侨盼望祖国家乡繁荣富强起来，能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因此凡遇爱国运动，不管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参加。

福建人的漂泊传统造就了他们眷念故土的情怀，他们始终保留着一种乡土观念，心中总有一颗热爱故国家园的拳拳之心。这一点其他地域的人也不是没有，但在福建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移民的传统使福建人民更重视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在商业经营中习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组建商业网络，采取家族经营模式发展壮大企业。同时，他们在事业有成后，乐于回馈桑梓，致力于家乡建设。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从1895年开始，他们在中国所创办的银行、铁路、矿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甚至垄断了中国市场。这种情况惊醒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组织起来“收回权力，提倡国货”，当时众多福建商人异常团结，尤其是华侨们为了挽救民族事业奉献了很多。

1905年，福建华侨们就在“收回路矿”的运动中集资兴办了“福建铁路公司”，投资金额达两百多万银元。五四运动以后，华侨们选择以修桥铺路作为事业的重点。因为华侨回乡饱受交通不便之苦，他们把建桥铺路作为公益事业，投资所得也用来开办此项公益事业，为家乡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商人为家乡兴资办学、救济贫困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在2007年胡润慈善榜上，10家福建企业、11位福建商人代表入选百强，这些慈善家四年内累积的慈善捐赠金额达到10亿元。

近年来，泉州市县两级慈善总会收到捐资超过12亿元，企业家、海外侨亲设立63个专项公益慈善基金，累计募集善款4亿多元，还有很多其他以各种名义存在的、专门或附带从事扶贫济困的大小民间团体超过上百家，募款数额达数亿元。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后，泉州市累计捐赠灾区资金2.79亿元，物资价值1.01亿元，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显然，福建人这种报答家乡、不忘乡恩的重情爱乡情结跟其他地方的商人是有着明显不同的。作为福建商人，当他们富裕起来以后积极地回馈乡里。如果有人要想跟福建人打交道，身上若有浓厚的故乡情节肯定更容易打动他们。“山东出响马，江南出才子，四川出神仙，绍兴出师爷”，像这样总结中国各地方人性格特征的顺口溜很多，而说到福建人的却很少。有学者总结说：“如果不是有数千年农耕文明和内陆文明作羁绊、拖后腿，而任由福建人那种崇拜海洋、勇于漂泊过海打拼的创业精神充分发挥的话，今天的中国绝对是海洋强国。”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建人身上带有一种躁动不安的因子，他们好漂泊，善闯荡，有大海的气概；他们好勤俭，重商利，更讲究诚信；他们爱祖国，爱家乡，更懂得回馈社会。

第三回 闽商英才一：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

在国内，新闽商似乎已经占据了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成为现代商帮中发展得更快的一支。当代闽商最为注重品牌的力量，他们创出了“中国鞋都”、“中国瓷都”、“中国茶都”。在当代闽商中，还出现了丁志忠、丁水波、周少雄、许荣茂等一大批全国企业界响当当的人物。

在福建商人中，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的心里，永远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他虽然身居异邦，却心怀祖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诚实守信，所获钱款全部用于兴办教育等公益事业，这个人便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爱国华侨领袖、华侨实业家——陈嘉庚。

位于福建同安县的集美镇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常常受到台风的袭扰，土地贫瘠，那里的人们生活艰难。可是，这里却诞生了一位享誉20世纪的世界级富豪——陈嘉庚。

中国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被列强掠走了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人民生活在一片水深火热当中，卖儿鬻女现象比比皆是。很多人为了谋生，只能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漂洋过海闯世界。

1882年的一天，一位少年望着不远处的一所南轩私塾，对一位穿着朴素的女人说：“母亲，我不想上学了。”“那怎么行呢？你父亲临走的时候特意交代，让你好好读书。”“父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我都不记得了……”少年小声说道。“唉，”那女人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你父亲也是被逼无奈，远渡南洋的。”“母亲，父亲已经很久没有寄钱回家了，再说我也不喜欢读书，我……我想……不去私塾了。”“嘉庚乖，再难还是要读书的，当年你父亲不是还给你起了个别名叫科次吗？”“科次，科次，我不喜欢这名字。”“你父亲是想让你科场取得名次啊……”

少年不做声了，低着头，不情愿地走进了私塾。“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只见一位老先生摇头念道。

众后生齐念道：“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先生。”少年小声打断了朗朗的读书声。

老先生皱了皱眉头，大声呵斥道：“陈嘉庚，你怎么又迟到了？”“对不起，先生……”“上次罚你抄写的那十遍《三字经》写完了吗？”老先生带着怒气问道。

少年点了点头。“赶紧回到座位上去！下次要是再迟到，你就别来了。还有，今天学习《论语》，你放学回家抄写十遍。”

少年无奈地走到自己座位前，坐了下来。

陈家在当地是个大家族，家族内的男人都去南洋讨生活了，家中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年幼的孩子。

平日里，陈嘉庚是一个很活跃的小孩，非常喜欢和小伙伴们玩耍，尤其是喜欢在晚饭后和一群孩子围坐在一起，听村里的老人们聊天、谈史。陈嘉庚对民族英雄郑成功、文天祥的事迹饶有兴趣。郑成功、文天祥在家乡留下的“延平故垒”、“国姓井”等遗迹在他年幼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对英雄的敬佩，对伟人的仰慕，对家乡、民族的热爱，如同一股股热流，不断冲击着陈嘉庚，而且，这样的情感自始至终影响着他的一生。

转眼到了1890年，不知不觉中，17岁的陈嘉庚已经长大成人了，作为一个男人，他有了强烈的责任感。他要养家，他要创业。终于有一天，陈嘉庚有机会施展他的抱负了。“嘉庚，你父亲来信了！”母亲激动地叫着。“父亲说什么了？”“让你去南洋和他一起做生意。”“噢？让我看看。”陈嘉庚接过信。“母亲，父亲说他在新加坡开了一家米铺，还投资做了一些房地产生意，想叫我先去协助叔伯们管理银钱货账。”“连你也要走了……”母亲黯然地垂下了头。“怎么？母亲，您不去吗？”“家族内还有很多人等我去侍奉，再说我身体也不如从前了，恐怕禁不住渡海的颠簸，你一个人去吧。”

于是陈嘉庚背上简单的行李，远渡重洋来到了新加坡。陈嘉庚到了新加坡以后，先在米店里管理账务，兼任文书。两年后，正式接任米店经理兼财务。很快地，他适应了复杂的商界环境，而且把米店经营得有条有理，一年下来竟然盈利五六千元，初步展示了他的经商才能。

1893年的一天，陈嘉庚对父亲说：“我今天收到了母亲的来信，她想让我回乡一趟。”“回去做什么？”父亲问道。“母亲说我不小了，在家中已经给我说好了一门亲事，想叫我回去完婚。”陈嘉庚有些脸红，难堪地说。“对，我想起来了，你母亲曾经跟我提起过，是我忘记了。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好人家了吗？”父亲恍然大悟。“是的，母亲对我的事还是很挂心的。”“回去也好，了却你母亲一桩心事。”“可是，这边的生意怎么办呢？”“没关系的，还有你的兄弟们呢。再说你这次回家我还有任务交代给你。”“父亲，您说。”“这两年我开办了‘日新’号菠萝罐头厂，生意不错，有了一些积蓄，可我心里还是惦念着家乡。咱们福建面临大海，渔业一直都是支柱产业，你这次回去可以考察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拓展一下贸易。”“父亲果然有远见啊，我定会仔细斟酌的。”“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事，你更要放在心上。”“还有？”“你小时候我没在你身边，都是你母亲教导你，虽然你现在生意上小有成就，可你幼年顽劣，不爱读书，如今咱们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你的知识水平尤其是中文水平还差得太多，这对你将来的人生是没有好处的。”“父亲教育的是，我年少时期志不在读书，只是想着做父亲一样精明的商人，能为您分忧，如今看来，是我目光短浅了。”“你现在知道也不晚，回去多住些时日，找个先生，好好补习一下中文吧。”

有位名人说：“缺乏智慧的灵魂是僵死的灵魂，若以学问来加以充实，它就能恢复生气，犹如雨水浇灌荒芜的土地一样。”可见，一个商人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需要不断地学习，“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道理。

1894年回到家乡的陈嘉庚除了自己补习中文外，还看到了家乡贫于教育的现状，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他把自己所积攒的2000元钱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

一年后，陈嘉庚再次回到了新加坡。在他的精心经营下，陈家的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米店生意不断扩大外，菠萝罐头厂也日益壮大起来，菠萝园达到数百英亩。他又增设了铁店、酒吧间、白灰店等，实有资产三十多万元，成为当地首富。

1900年的冬天传来一个噩耗：陈嘉庚的母亲去世了。陈嘉庚赶紧回国办理母丧，按照传统礼教，他在老家守孝三年。

在陈嘉庚守孝的三年里，陈家的生意在陈嘉庚父亲的授意下，全部交由陈嘉庚的异母兄弟打理。陈嘉庚的继母是一个嗜赌成性的人，而兄弟也是一个肆意挥霍的败家子，他们在打理生意上自然漫不经心，这样一来，陈家的事业也是一落千丈。没过多久，米店倒闭，陈家破产，还因此负债二十多万元。

一天夜里，陈嘉庚找来家族内的叔伯兄弟，对他们说：“父亲靠辛苦拼搏创下来的事业，就这么毁于一旦了，我心里十分伤感，各位长辈兄弟都说说，咱们目前应该如何是好呢？”

家族成员们各个面面相觑，一个人站了起来说：“嘉庚主持家族生意多年，尽职尽责，且聪慧好学，你就说说你的想法吧。”“是啊，是啊。”大家附和道。

陈嘉庚起身给大家作了一个揖，说道：“我仔细考量了一番，认为还是要继续经营菠萝罐头。咱们家的菠萝罐头业原本就是陈家事业的组成部分，在这个行业里还有一定的信誉、丰富的经验和销售渠道，只要善加利用，还是会做出一定成绩的。”“那咱们的货源和销售市场呢？”有人问道。“我已经了解清楚了。马来半岛由于气候温暖，盛产菠萝，所出产的菠萝罐头远销欧美，仅新加坡一地每年外销就达到了两百万箱。”“可咱们有数十家竞争对手啊。”“这个我也考虑过，确实是数十家企业在激烈地竞争着，可这也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市场。目前在新加坡当地，大家旗鼓相当，看不出谁占上风，但是菠萝罐头最大的市场在国外，到了国外，新加坡的菠萝罐头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是其他地区无可匹敌的。”“那咱们的优势到底在哪呢？目前，咱们新加坡本地也有很多家菠萝罐头厂啊。”“这就是我要说的。做生意得做出自己的特色，目前欧美的市场需求很大，也很成熟。从销售方面来说，目前罐头的包装有数十种，主要以条装、方装和枚装为主，欧美洋行采购的货也以这几种包装为主。为此，各个厂家都以此为争夺中心，别的包装却很少关注。”“你的意思是，咱们要在包装上下工夫？”“是！因为别的包装需求量小，一般厂家不爱做这样的生意，但是价格却很高。我们把这样的包装都承揽过来，不仅利润会提高，这些包装罐头还会被咱们一家所独占。”“这个方法好啊。”“还有一个想法是关于经营习惯的。多数厂家在收购菠萝的时候都是批量收购的，而且都是在每个季度末进行结算的。”“嗯，是有这个习惯。”“可是大家想过没有，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烂水果，造成浪费，损失很大。如果我们当日购进菠萝，当日制成，当日结算，这样就能避免浪费。”“这种采购办法真不错，可以降低不少生产成本。”“这么说是有几分道理。”“嗯，嗯，不错，不错。”

众人无不点头称赞。

正如司汤达说的那样：“一个人只要强烈地坚持不懈地追求，他就能达到目的。”家业的败落并没有使陈嘉庚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反而激起了他重振旗鼓、振兴陈氏家族的信念，在发现自己的相对优势，采取了“人弃我取”的经营策略后，一跃而起。

新的经营方法配合高质量的货源，再加上注重诚信的商业态度，仅三个月后，他的新利川与日新两厂生产的苏丹牌菠萝罐头便畅销于市，获利近四万元，利润率比当时最有名的罐头大厂高出七八倍，远居同业老厂之上。

这回陈嘉庚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于是他信心大增，继续扩大经营范围。除了扩大新利川厂房，增添机器设备外，他还一连开办了四家罐头厂兼制冰糖，另外他还投资两万元增设一家米店，取名谦益。为了保证罐头厂的原料供应，他购地500英亩，因想念家乡，故给它取名福山园，用以种植菠萝。

作为一个商人，陈嘉庚有着敏锐的市场嗅觉，能突破现状，绝不故步自封，发现新的赚钱机会也绝不放过。

1906年夏，马来半岛的菠萝罐头由于生产过剩而价格大跌，这是陈嘉庚第一次真正面临市场的强大冲击，感受到事业承受的威胁。他知道菠萝罐头的旺销之日还会到来，但眼下不应坐等，还得寻找新的投资方向。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就是为了避免一损俱损。陈嘉庚结识了当时颇具名气的华侨巨富陈齐贤。陈齐贤是做橡胶生意的，陈嘉庚想从他那了解一下橡胶生意，另谋一条创富之路。这一日，陈嘉庚邀请了陈齐贤去茶馆喝茶。“嘉庚兄，近来可好啊？”陈齐贤先声问道。“齐贤兄，快来坐，找你喝茶真是不容易啊，人说官升脾气长，你是钱多不易请啊。”“哈哈哈……说笑了，说笑了，只是赚了几个小钱而已。”“快别谦虚了，这次找你来其实就想跟你取取经啊。”“怎么？你也对橡胶业感兴趣了？不做你的菠萝罐头了？”陈齐贤好奇地问道。“不是不做了，而是市场不景气，想找找其他门路。”“早就听人说你很有经商头脑，没想到这么有魄力。”“哪里哪里，我也是听说您与人合作投资20万元在马六甲种植橡胶500英亩，没过几年的时间，出手2000亩就得款200万元，获利几十倍。”“此事你也听说了？”“是啊，已经成为商行之美谈，所以此次特来向你请教。”“嘉庚兄，言重了。我是知道你的为人的。早先你的父亲所经营的企业破产，欠印度债主哈利二十多万元巨款。你仍然以信誉为重，宣称定会还钱。你盈利以后，不顾亲友反对，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还清了你父亲所欠的债务。”陈齐贤充满钦佩地赞叹道。“做人理当如此。况且，中国人取信于世界，绝不能把脸丢在外国人面前。我们中国人一向言必信、行必果。”

诚信是一种美德，也是陈嘉庚一生始终坚持的做人准则，更是他在商界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陈齐贤点点头说道：“这样吧，我可以透漏给你一个新消息。”“您说，您说。”“马来半岛已经开始成为新兴的橡胶业基地了。”“哦？可这橡胶不是巴西的特产吗？怎么来到马来亚了呢？”“马来亚与巴西的自然条件很相近，目前在国际上，只有巴西和东南亚两大产地，而橡胶原料的需求量不断上升，可以说是前景光明啊。”陈齐贤用手指点着桌子，认真地说道。

陈嘉庚若有所思，过了一阵他诚恳地对陈齐贤说：“齐贤兄，我的福山园还有些空地，我想用来种植橡胶树，你看如何？”“好是好啊，这样吧，我手里还有些橡树种，你可以先尝试种植一下。”“您有多少？”“18万颗。”“好的，我都要了。”

……

一个明智的人总是会抓住机遇，把它变成美好的现实。就这样，陈嘉庚开始尝试着种植和经营橡胶。

1907年菠萝罐头产业行情一直未见好转，当年的罐头价格跌到了原来价格的五分之三。虽然之前有些心理准备，但面对日益下跌的价格陈嘉庚还是不免痛心，他使出浑身解数，经营却只是略有盈余。

1908年，米业也开始滑坡，他经营的米厂因失火而焚毁。同时，父亲也于这一年在集美老家去世，陈嘉庚不得不将500英亩福山园卖掉，回家奔丧。

1910年，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17万元在柔佛买了两块庄园——祥山园和福山园（沿用旧名），用以种植橡胶、树茨和菠萝，同时又重建了米店。

1911年，陈嘉庚在曼谷收稻谷时，发现在盛产菠萝的北柳巷却无人加工罐头。这一新发现让陈嘉庚找到了一个商业契机：如果将大米加工和罐头加工结合起来，都在当地设厂生产，这样一来，成本大大降低而产量却会大幅度提高。于是，他看准时机，立即在当地买地建厂，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成立了谦泰厂。

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毛病是，当机会来临时兀自闭着眼睛，很少人能够抓住机会。但是，陈嘉庚却是个善于观察、善于捕捉机会的人。

当时陈嘉庚在另一家福建华侨的米厂看到一个现象：这家米厂的房顶竟然是活动的。他好奇地问工人，工人说：“我们在晒谷转埕上装有活动屋顶，方便推拉，天晴的时候我们就推开晒谷，下雨了就将屋顶拉上。”陈嘉庚心想：“这个办法好啊，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劳动力，还可以避免谷子受潮霉变。”受到启发后的陈嘉庚立即将自己的米厂屋顶也建成了活动的。

此时，国际市场的菠萝罐头价格也开始回升，他的苏丹牌菠萝罐头又突然在泰国出现，使得新加坡的同业厂商们很是羡慕。而肯于锐意进取、经营有方的陈嘉庚也已成为拥有两处橡胶园、四个菠萝罐头厂、一家米厂、一间米店，年获纯利润四五十万元的华侨富商了。

辛亥革命以后，陈嘉庚思乡情切，想到早年曾经在家乡做过渔业生意，就想在家乡创办制蚝厂。回到福建老家后，他便着手创办蚝罐头厂。不曾想，因当地所生长的海蚝不适合制作罐头，再加上技术方面存在缺陷，中途即告失败，损失了四千余元。

看过电视剧《士兵突击》的人都知道，许三多是一个“不抛弃，不放弃”的人。在新兵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了偏远艰苦的后勤管道维护班。维护班的生活寂寞无聊，老兵们靠打牌找乐趣来打发时光。单纯的许三多却依然坚持每天出操、训练，班长随口说起当年曾想在这里修一条路的话却被许三多当成了“命令”，一个人认认真真地修起了路。老兵们受到了感染，五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意志一时间深入人心。

陈嘉庚也是这样不轻易放弃的人。虽然制蚝厂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陈嘉庚将机器设备就地利用，同厦门的商业朋友共同创办了罐头食品股份公司。这是他在国内投资兴办的第一个企业。

20世纪初的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蹂躏，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更谈不上读书学文化了。尽管集美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依然民不聊生，更谈不上发展教育了。陈嘉庚逢人就说：“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其意思就是说教育很重要，要是没有教育，人们就会变得愚昧无知，甚至会贻误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于是，他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事业。

众所周知，办教育是高投资无回报的公益事业，而且这项事业还不像铺路建桥那样，只要把钱拿了出去就算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仅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配套设施、图书、教师的薪酬也是一项长期的沉重负担。

但陈嘉庚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准备着。经过周密的准备，他于1913年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这一年的9月，陈嘉庚从家乡返回新加坡，继续经营实业。此时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已经跃居新加坡菠萝罐头业首位，其产量占新加坡总产量的一半。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贸易因战事影响销路不畅，他一下子优势全无。陈嘉庚心想：战时各个国家肯定需要战备物资，此时的航运业必会大有可为。马来半岛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于是，他开始涉足于海上运输业。

他先租入“万通”、“万达”两艘轮船从越南、泰国运谷米到新加坡制成熟米，再运往印度销售，一举获利。尝到甜头后，他又增租了两艘2000吨级的轮船，帮助英国政府承运楠木片到波斯湾，这两项一年的收入竟达到了20多万元，再加上他的其他企业收入，净利达到45万元。

两年后陈嘉庚不再租船，而是自己买船了，他购买了“东丰”、“谦泰”两艘商船，轮船的总吨位达到一万吨。后来这两艘轮船在地中海被德国舰艇击沉，陈嘉庚的海运事业虽然被迫终结，但却得到了保险赔款120万元，扣除购船成本，尚余60万元，并没有遭受太大的经济损失。

从这以后陈嘉庚就结束了海运生意，很大原因是他看到了大战结束后海航运业供应量的增大。陈嘉庚断定效益必然逐步下滑，利润不会如之前那么可观，于是他急流勇退了。

由于善于捕捉信息、掌握行情，能及时地改换经营方向，陈嘉庚不仅安然地渡过了战争难关，还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成了闻名南洋的大实业家。

富裕起来的陈嘉庚并没有忘记家乡。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想在集美扩大办学规模。一天，陈嘉庚叫来胞弟陈敬贤，说道：“敬贤，我想委托你回家乡做点事情。”

陈敬贤听说是家乡的事情立即表示十分乐意，陈嘉庚继续说道：“我虽然在家乡建立了小学，可仍然满足不了家乡教育的发展，我还想继续办学校。”“这是好事啊，我当然是支持的。”“我曾经为了办学一事，多次往北京、上海等地写信聘请教师去集美任教，甚至还多次写信给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讨论办学问题，现在麻烦你亲自回乡操办此事。”

陈敬贤不敢耽搁，立即回乡筹办中学和师范院校。他四处奔走，精心策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中学、师范院校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陈嘉庚与陈敬贤一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诚信做人、努力学习、百折不挠。

一战结束以后，陈嘉庚把经营重点从菠萝罐头业转到橡胶业，他将所有的罐头厂一一让出，退出了已无厚利可图的菠萝罐头业，准备在橡胶业大展宏图。他先在柔佛买了1000英亩的橡胶园和2000英亩荒地作为原料基地，种植橡胶，继而又投资50多万元与人共同组建了裕源、振成丰、槟城三家橡胶公司，同时继续经营米店。

出乎陈嘉庚意料的是，橡胶业的经营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他的企业在激烈的商战中徘徊。后因橡胶价格下跌和股东意见不合，裕源、振成丰、槟城三家橡胶公司进行改组，陈嘉庚退出，一下就损失了30多万元。他的橡胶园也因橡胶价格下跌停止采胶，为此需垫付大笔资金。此时陈嘉庚虽然每年获利近百万元，但与损失、垫本及多付利息等项相抵，大致出入相当。

越是条件不利，困难重重，越能激发陈嘉庚的斗志。1922年初，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商战，他相信自己的企业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由于橡胶市场接连两年不景气，马来西亚的很多小橡胶厂大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陈敬贤对陈嘉庚说：“现在一些小厂主非常悲观失望，很多都想将工厂出售，咱们是不是也要寻找其他经营项目呢？”“我反而认为这是一次机遇，我已经买下了九家橡胶厂，还投资扩充了各厂的厂房设备。”“你这样做是为什么呢？”

见陈敬贤不解，陈嘉庚说：“咱们在马来西亚种植的橡胶成本都很低，但是质量却很好，所以一直很有口碑。另外，以前咱们生产胶片的数量和英国进口的数量不相上下，现在还压倒了其他公司，咱们没有道理不盈利啊。”“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世界著名公司的利润的主要来源并不都是原料的生产，大部分都在搞深加工，你看他们制成的橡胶制品更有竞争力。”“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生产原料是一种粗加工，它的利润有限，只有发展为深加工，才可以提高利润。”“你的意思是自己种植，自己出产原料，再由自己加工制成胶制品，形成一条龙的产业链，以便获得更大的利润吗？”“对啊，你别忘记，马来西亚当地有廉价的劳动力，这样就降低了劳动成本，咱们要进入国际竞争，就更具备优势了。”

见陈嘉庚目光炯炯，如此坚定，陈敬贤心里也有了几分把握，说：“你打算具体做什么呢？”“主要是日用品，胶鞋之类，甚至还有汽车轮胎。”“汽车轮胎的利润虽然高些，可国内的汽车还是有限的。”陈敬贤提醒道。“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胶鞋一直都被外国厂商垄断，价格较高。目前橡胶原料价格下降，不如我们趁此机会大批制作胶鞋，以低价出售，这样的价格比人们自己做鞋贵不了多少，会有很好的销路。”“这样会吸引不少顾客的，一般人都会乐意买，如果我们能跟学校联系一下，也许还会成为各地学生校服的一部分，更能扩大销路了。”“好想法啊。我马上去联系技术人员，尽快投入生产。”

生产胶鞋并不是陈嘉庚发明的，但却是他肇始了胶鞋此后半个世纪的普及，使原本暴利的产品——胶鞋成为大众消费的日用品。

陈嘉庚扩充橡胶厂后，又将橡胶熟制品加工制造作为企业的发展重点，启用了招募来的各种技术人才，试制各种车辆轮胎、胶靴鞋、医疗用具和生活日用品。试制成功以后，他马上又扩充厂房、添加机器设备等。为了扩展销路，陈嘉庚在厦门自己开办了百货公司。

橡胶制品不管在当时的南洋还是国内都属于新型的工业产品，其优点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销路不是很好，一般商人也不愿意代理推销。为使产品销路畅通，陈嘉庚走遍了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的很多重要城市极力宣传并设立分行自销。他考察了雅加达、万隆、泗水等地的市场行情，访问当地华侨巨商，虚心求教。由于产品新颖，推销有方，陈嘉庚橡胶厂的各类产品很快畅销起来。

1925年，陈嘉庚在香港、上海等十多个大城市增设了分店，并在多个国家设立了代理商，买入橡胶园五六处，面积达1万英亩，加上他以前购置的橡胶园，达到了1.5万英亩。

此时正逢橡胶产品大发展、价格上涨时期，橡胶从每担30元上升到20元。陈嘉庚抓住机遇，将橡胶迅速加工成成品，当年就获利800万元。至翌年，除了拥有庞大的橡胶园外，他还拥有了30多家加工厂和100多间商店，员工达2万人，个人资产达1200万，约值黄金百万两，成为南洋著名的大富商。

1926年，陈嘉庚的事业再次下滑。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的商人看到陈嘉庚因橡胶制品盈利甚多，纷纷加大力量投入生产，企图将陈嘉庚排挤出橡胶市场。由于各国盲目增产，造成了橡胶供大于求，价格猛烈下跌，严重打击了拥有大面积橡胶园和数个生胶加工厂的陈嘉庚。此时，美国、日本的一些企业不断推出物美价廉的橡胶新制品，很受市场欢迎，使得陈嘉庚一直认为具有相对优势的橡胶熟品制造业失去竞争优势。橡胶厂从赢利近800万元变为亏损30万元，原计划将要创办的造纸厂也被迫取消。之前，陈嘉庚连续多年不断在国内投资办学，为振兴国内教育事业捐出大笔款项，而此时由于办学开支大，他开始出现透支现象。

还有一件事对他事业的打击更为严重。1928年，陈嘉庚带头强烈抗议日军在中国制造“济南惨案”，并在新加坡领导了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等活动。这一做法引起了日商的极大不满甚至是愤恨，于是便下毒手报复，雇人纵火烧毁了他的橡胶熟品制造厂，造成损失近百万元，使得他的企业雪上加霜。这一时期的陈嘉庚入不敷出，只好出卖部分橡胶园，得款四百多万元应付支出，但仍不够，无奈只得向外国银行举债三百多万元。

1929年，全球又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橡胶价格一再下跌，橡胶每担只能卖到七八元钱，胶鞋每双价格2角，跌价近十分之九。陈嘉庚一向做的是跨国贸易，所以受到的创伤要比其他企业更加严重，由于支出过大，陈嘉庚负债越来越多。面临着如此窘境，陈嘉庚仍然坚持着一个闽裔侨商的责任感，不愿意减少对教育事业的投资，从而在银行欠下了巨额贷款。

从1925年开始，陈嘉庚创办的一些学校，已经相应地建立了图书馆、美术馆、科学馆、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学校的建制更加完备了。他鼓励贫穷家庭的子女上学读书，学校还规定中学生只交伙食费，师范生各种费用都免收，学校还免费向学生供应被褥蚊帐和统一的校服。他还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出国或到国内大学深造，那时候很多贫困学生都纷纷前来福建求学，集美也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令人钦佩的是，陈嘉庚的教育事业从未因为他的生意受挫而受到牵连。

到了1931年，他不得不接受银行的改组条件，将所有的资产折价两百余万元作为股份，并将企业改为股份公司，自己仅是一名股东，不再是企业的所有者。可怕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结束，1932年，一家外国垄断集团利用债权人的地位，以停止供应集美、厦大两校经费为条件，想将陈嘉庚的企业收为附庸公司。

此时，亲友中也有人好心劝他停止供应学校经费，以维持企业。但他认为：“两校如果关门，自己误青年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断然地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既然已经选择了办学这条路，那么他就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就在这一年，他还向集美学校汇寄了23万元的经费。

到了1933年，安排好集美和厦大的学校资金后，陈嘉庚的股份公司被吞并。1934年，他不得不退出商界，1950年返回国内定居，终老厦门。

1961年8月21日，这位伟大的企业家、教育家病逝于北京。弥留时他仍殷切盼望台湾回归祖国，并嘱咐“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全部遗产300万元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为了感谢他这么多年对国家作出的不朽贡献，国家为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丧仪，首都各界举行了公祭。然后，灵柩运回集美，将他安葬在家乡，以告慰这个曾经辉煌、博大无私的爱国华侨。

回首陈嘉庚的一生，他自始至终围绕着两件事情：做生意与办学校。做生意，他勤奋用心、不畏困苦、披荆斩棘；办学校，他把所积钱财回报桑梓，造福后人，百世流芳。

第四回 闽商英才二：开创“报业帝国”的胡氏父女

那是一个微风习习的夏夜，在缅甸仰光的一家名为永安堂的药铺里传来了一对年轻夫妇的谈笑声……“你知道吗，在咱们福建永定有一家兄弟俩，一个叫阿珠，一个叫阿苟。他们闯南洋发了大财，在老家建立了好大的祠堂，让乡亲们好羡慕呢。”一个女子娇嗔地说道。“那有什么啊，将来咱们生了儿子以后，大的就叫阿虎，小的便叫阿豹，你想想，人家的‘阿猪’、‘阿狗’都能发财，我们的阿虎、阿豹，岂不是要更富嘛。”“哈哈哈……”女子笑了起来，接着说：“说得有理，最好多生一个名叫阿龙，他比阿虎阿豹更大嘛。”

说来也巧，这对夫妻果然一连生了三个男孩。老大取名文龙，老二取名文虎，老三取名文豹。文龙不幸早年病逝，文虎和文豹兄弟长大成人，在多年以后实现了父母的愿望。

化蛹成蝶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理想变成现实更要经历漫长的等待……

胡文虎生于一个中医世家，童年时期在仰光受到了西方开明思想的启蒙。十岁那年，其父胡子钦送他回国念书，想让他接受祖国的传统文化教育。

那是一段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岁月。胡文虎突然回到故乡，刚开始的时候怎么也不习惯，后来日子一长，他也就习惯了家乡的人情风俗和生活。

父亲把他交给自己的好朋友阿煌叔看管后，一人回到仰光继续经营药铺，终日悬壶行医，图谋生计。文虎便留在家乡生活，虽然那时阿煌叔的家境并非贫寒，然而胡文虎目睹了很多乡亲衣不蔽体、朝不保夕的生活，在他年幼的心里多少埋下了不平的火种。

他常常对别人说：“有朝一日我胡文虎能发财，一定要帮助穷人，资助社会，使更多的人都能食饱穿暖，过好日子。”不过那时，谁都不相信这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头讲的这些“大话”。

胡文虎自幼就表现得与普通孩子不同，屡有奇言异行。不论酷暑寒冬，他经常有家不归、有床不睡，甘愿在村里的小市场睡屠桌板。

屠桌板是啥？客家无人不晓。它是屠户用于卖猪肉的板桌，是用4～6寸厚的松木制成的，摆放在集市中的公共卖肉场上。

奇怪的是，胡文虎对这屠桌特别感兴趣，村里人经常在半夜三更看见胡文虎熟睡在上面。市场上的屠桌，一般固定摆放的有五六张，他愿睡哪张就睡哪张。

人家打趣问道:“文虎，你有床有被，干嘛要睡屠桌，就不怕硬吗?”“要干大事的人得先练副好身骨，我要像马戏团里的人一样练腰功哩！”

文虎自幼最羡慕和喜欢的就是马戏团里的演员。因为那时各地走江湖的马戏团经常来村里捶胸拍腿地卖艺、卖药、比功夫，文虎看了打心底里敬仰。他想：处在当今的乱世年间，不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假如自己学会两下子真功夫的话，改日回南洋，遇见洋鬼子，就把他们打回去，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阿煌叔家门口有条河，胡文虎也不会游泳就敢往里扎，经常呛水，每次都被人救上岸来。阿煌叔劝阻道：“你爹把你托付给我，你要有个好歹可让我怎么活？再说你也不会游泳，就在边上玩玩水算了，非往深处走什么！”“南洋到处都是海，我不会游泳，长大了怎么去南洋赚大钱呢？”那个时候的胡文虎做出来的事多让人感到可笑，可是那种心比天高的劲头却值得人钦佩。

四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在父亲开设的中药铺永安堂里做帮手。全家惨淡经营，但还算能过得去。

胡文虎的父亲逝世后，药铺的生意也一年不如一年，最后濒临倒闭。他的母亲看到情况紧急，焦虑地对胡文虎和胡文豹说：“永安堂交给你们兄弟了，今后日子就看你们的了。”

胡文虎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谁还吃中药啊，见效慢不说，又是煮啊熬的，多麻烦。我看不如变一变。”

母亲没等胡文虎说完，就没好声色地说：“你以为是孙悟空会七十二变呢？做生意不比打架那么容易，一根‘神棒’就解决问题了。”

胡文虎一听母亲提起“神棒”的事，乐得哈哈大笑，还把双手伸到母亲面前。他母亲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胡文虎做了一个鬼脸，说：“快点交出家底吧，我要不把永安堂变一变，就不叫胡文虎。”

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硬汉子，又爱动脑筋，就把白银、金子、钞票一一拿了出来，共值两千元，全部交给了胡文虎兄弟，并且严肃告诫他们说：“我现在把全部积蓄、全部心血都交给你们了，今后要生还是要死，要成功还是要失败，就全靠你们了，希望你们不要辜负我的希望。”兄弟俩听了母亲的话，心里非常感动。因此他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可不久后，胡文虎就把钱分成了两半，一半留给文豹在仰光经营，另一半自己带着只身去了香港。惹得母亲大骂，说他去香港玩乐去了，是个不肖之子。胡文虎振振有词道：“光在家守着那个摇摇欲坠的药铺有啥出息？我要把父亲的永安堂发扬光大！”

胡文虎有着自己的打算，他总结了永安堂衰败的原因：一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常年多病，无力经营；二是当人们有个头疼脑热的，服用几片西药就可康复，谁还愿意吃中药呢？中药疗程长，熬药也相当费时间，与西药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西医势头很猛，要是再不对中医进行改革，仰光的整个中药业都会没落。

另外，胡文虎知道父亲去世前，永安堂还欠着香港药行一些钱款，父亲的死必定会让香港药行对永安堂产生信任危机。要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就必须维护永安堂的信誉，要尽快去香港还清几家药行的钱。香港药行的老板没想到胡文虎年纪轻轻，竟如此讲究信誉，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纷纷表示要继续与永安堂合作。此后，胡文虎发出的订货单没有被打回的。

胡文虎决定首先将祖传的“玉树神散”制成成药。他此行去香港的目的也是了解市场行情。随后他又去泰国、日本等地学习制药技术，了解成药行情。经过广泛调查，胡文虎发现东南亚等地苍蝇蚊子很多，人口稠密、生活困难，夏天因中暑、虫咬引发的热病盛行，急需清凉解热、防止虫咬的药品。胡文虎还发现，西药在这些地区价格普遍较高，一般劳动人民难以承受。如果能研制出价格便宜而且适合于当地人的中成药，将大有市场。祖传的“玉树神散”正好具有清热解毒、治蚊虫叮咬的功效，如果能将它制成价廉的成药，一定有利可图。

胡文虎说干就干。他从香港买了一套新式制药设备带回仰光。回到仰光后，胡文虎与弟弟一起在“玉树神散”配方的基础上，又加入薄荷、樟脑、山苍子等原料，采用西式制药方法，开始研制成药。

胡文虎还重金聘请多位中、西医师和药剂师，经多次反复试制、试用，终于制成了既能外抹，又能内服，且便于携带的成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研究，胡文虎又降低了一些成本，终于研制出了既物美又价廉的万金油。随后，胡文虎又研制了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成药。

由于这些药都以老虎图案为商标，亦称“五大虎标良药”，其中又以万金油最有名气。这些成药售价低廉，疗效显著，因此不但风行于缅甸和祖国大陆，而且还畅销港澳和东南亚一带，甚至远销欧美。

虎标良药的秘方从哪里来的呢？胡氏兄弟并未透露，以致被传成奇闻。

据说有一年，胡文虎在仰光结交了一个客家的卖货郎。卖货郎年过半百，为人公道正直，他每日里肩挑货担，一头针线一头油，早出晚归，辛劳度日。胡文虎继承父业接手永安堂后，念及货郎老人孤独无依靠，就让他栖身店中。货郎老人夜里把从唐山带来的山苍子熬煎成油，白天就挑着油担，走家串户，沿街叫卖。

没几年，货郎老人因病去世，临终时十分哀伤地对胡文虎说：“我们异地相交，三生有幸，如今没什么贵重物品留给你作为纪念，只有那三担山苍子和两桶山苍油。千万别小看这不值钱的东西，在唐山这东西并不稀罕，满山遍野采不完，可是在这番邦却是无价宝。”

当时胡文虎只当耳边风，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他心想：这山苍子是个滥贱货，值不了几块钱，要想靠它发财呀，那真要“奈何桥”上去等三年！

不久，南洋群岛遇上百年未见的传染病，成千上万的番人和侨民都惨死在这防不胜防的瘟疫里。有一天深夜，胡文虎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身患恶疾，痛苦地在病床上作垂死挣扎。这时候货郎老人半扶起他的身子，喂了一汤匙山苍油给他喝。胡文虎顿醒，精神振奋，瘟病消除。老人哈哈大笑，临走时还对胡文虎说：“记住，良机莫失，山苍子里有万金。”

传说这就是万金油的由来。虽是一段奇闻，可也说明了一个道理：种善因，得善果。胡文虎把卖货老人当成朋友，以慈善之心收留了卖货老人，虽然，他并没有期待老人能够报答他。正如富兰克林所言：“父亲是财源，兄弟是安慰，而朋友既是财源、又是安慰。”

实际上那时类似万金油的药物到处都有卖的，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特效药。然而到了胡文虎手里它就成为至宝，并且胡文虎以此闻名于世，还成了“万金油大王”，这岂不是一件稀奇事？为此，人们曾多方面探索他发财致富的“诀窍”。

熟悉胡文虎内情的人有各种议论，综合起来，他积财致富有三大“诀窍”：一天时，二地利，三人和。这也是他在企业经营上获得成功的经验总结。“天时”指的是时代。其实，万金油刚诞生时销售并不顺利。由于它鲜为人知，胡文虎又无财力宣传，只好自己挑着药箱，走街串巷地叫卖，或者托一些药店寄卖，永安堂也尽量向顾客推荐。

一战爆发以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四处疫病流行，这就造成了医药短缺。那时候制药原料价格也直线上升，造成制药成本增加。很多制药厂为了获得暴利不惜偷工减料，制成了一大批毫无功效的药剂，延误了很多人的病情，危害不小。胡文虎没有这么做，他知道，作为一名医者一定要有一颗仁爱之心，药品关系人命，所以胡文虎一直以来都不敢掉以轻心。

可自己还是一个商人啊！成本的增加，利润就小了，甚至没有了，商人不能做赔钱的买卖。怎样才能降低成本呢？胡文虎认为减量不减质方为良策。他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减少包装时药品的注入量。比如原来每瓶装10毫升，减少到9毫升或8毫升。小幅度的改变不会引起顾客的不满，又能保持原有的药效。二是将原来的万金油换成了小包装，这样一来，价格降低了，质量却没有变，而且更方便携带了。

所以，在所有药商都在偷工减料难保质量的时候，胡文虎保证质量的做法成为其有力的竞争手段。“地利”是指地域。当时虎标良药的市场，首先是东南亚，其次是中国，再次是印度。这些地区人口稠密、卫生条件差，苍蝇蚊子多，炎热暑天疾病流行。所以止痛的头痛粉、止吐的八卦丹、止瘙痒的万金油等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特别是在马来亚丛林生活的众多橡胶工人更是离不开虎标良药。

这些工人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要上山，橡胶林里蚊子很多，擦一擦万金油，蚊子就不敢咬了。因此，万金油成为他们随身携带不可缺少的万能油。万金油除了防治蚊虫叮咬外，还可以治疗伤风、抽筋、肿毒、肚痛、头痛，甚至风湿等。“人和”其实就是人气。胡文虎利用广告为自己赚足了人气，这点是胡文虎制胜的重要原因。

胡文虎是一个敢作敢为、勇于开拓、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人。虎标良药刚研制出来的时候，很少有人知道，他就请人印制宣传单，广为传送。一次，当他在新加坡大街小巷看到“仁丹”药丸的张贴广告后，便仿效其做法，从仰光印制了一大批万金油宣传广告，运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每当夜幕降临后胡文虎或请人或亲自走街串巷，进行张贴。一段时间内，新加坡的大街小巷、茶楼饭馆等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可看到“虎标良药——万金油”的广告。

张贴广告取得了良好的效应。胡文虎发现广告的巨大作用以后，不遗余力地寻找一切机会，以广告形式向人们展示他的产品。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胡文虎路过广州，一家戏院正在搞义演，门口被围了个水泄不通。胡文虎看到戏院门口的贴栏上写着，买最高价票的人可以享受贵宾待遇。他二话没说，花500元买了一张最高价的票。这一做法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纷纷猜测：“这是哪个大人物这么有实力？”结果胡文虎被戏院当做贵宾招待。新闻记者闻讯蜂拥而至，追着他要进行采访。胡文虎趁机把自己的身份和虎标良药介绍了一番。结果第二天，胡文虎这个名字连同虎标良药见诸于广州各大报刊。

尝到广告的甜头后，胡文虎一发不可收拾，潜心研究起广告的内容和形式来。对于广告的内容，有些公司总是千篇一律地说什么“有美皆备，无丽不臻”、“有意想不到之效力”，等等，令人觉得毫无新意。胡文虎则是经常配合时事、传说和小说，不断变换广告的内容和形式。

例如，他曾叫人写关云长刮骨疗疾的故事做广告，大标题是：“为什么关公刮骨疗疾不会痛？”答案是吃了虎标头痛粉和止痛散。

又如，广告的大标题是：“为什么张飞能喝断长坂桥？”先说一大段张飞大战长坂桥的故事，结尾才点明因为他吃了八卦丹、擦了万金油才使他精神抖擞、气贯长虹。让人最初以为是讲张飞的故事，看后才知是广告。这种广告人们看了也不生厌。

广告的设计只有别出心裁才能吸引消费者，说出来的广告词也只有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才能深入人心。这就要求广告既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曲高和寡。

为此，胡文虎也是付出了代价的，他曾以重金聘请几个文人，天天好茶好烟好菜好酒招待着，让他们在舒适的房子里编写广告。

胡文虎不仅仅能够利用人才，还能借名人之“名”造自己之“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次年，蔡廷锴将军领导的十九路军打响了抵抗日军入侵的淞沪之战。胡文虎捐款三万元和大批药品支援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欣然题词答谢。胡文虎便以此在各大报刊为“虎标良药”大做广告。一时间，“全国同胞敬仰之民族英雄蔡廷锴将军对虎标良药之赞美”等标题在全国各大报刊随处可见。依靠蔡廷锴的名人效应，虎标良药风行全国。

胡文虎不放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宣传自己和虎标良药，且善于“见缝插针”。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召开第六届全国运动会。胡文虎当时是马来亚华侨代表队的总领队。如何利用这个举世瞩目的机会呢？要知道，广告的目的就是引起众人的注意。

胡文虎事先花重金请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他特制了一辆轿车，这辆轿车车头制成老虎形状，车身上贴着虎标良药的广告。出席运动会时，胡文虎特意把这辆车带到上海。当轿车载着胡文虎驶入运动场时，立即引起不少人围观。人们以为来了一个怪物。第二天，上海许多大小报刊纷纷予以报道。一时间，老虎车和虎标良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可以说，胡文虎开了国内使用行为广告的先河。

不仅如此，胡文虎在新加坡和香港分别兴建了一座虎豹别墅。这两幢别墅除了供自己居住之外，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供人游览。让人游览也不是目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他和虎标良药做广告宣传。他的别墅设计独特、风景秀丽，里面不但建有亭台楼阁，而且收藏了许多艺术品，并为此专门建立了一个展览馆，供游人观赏。

胡文虎曾说：“无论何时何地，我要看到别人的广告宣传，就立即想到它对自己的产品是否合适，是否有可借鉴之处。同时，我总要想办法超越别人，比别人做得更醒目，更引人注意。”

他的衣服、领带，挂表上的金牌等，上面都有虎形商标。总之，胡文虎是想尽办法，做虎标良药的宣传，进而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广告效应。

商场如战场，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击败对手，保持和扩大自己商品的市场占有率，胡文虎主张必须在气势上压倒对手。如何压倒对手呢？在保证高质量低价格的基础上，主要从广告宣传上入手。

民国初年，万金油与二天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商战。所谓“同行如敌国”，更何况两种性质如此相似的药品呢！

虎标万金油是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永安堂的产品，行销缅甸、新加坡、马来亚一带，那时这些地方还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佛标二天油则由韦少伯的二天堂制造，主要市场包括法属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以及荷属的西印度群岛。原本各有各的地盘，各自发展，互不侵犯。

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韦少伯、胡文虎二人均从南洋返回中国，于是“佛”、“虎”相遇，展开一场恶斗。二天油与万金油同时竞争广阔的中国本土市场，在推销手法上各出奇招。以前卖药的手法除了江湖卖药法，就是在渡轮、村落、墟场等地方，借卖武艺、说故事的方法招揽观众，伺机卖药。

但是，韦少伯使出了前所未有的招数，那便是在报纸上登广告。当时报纸的广告多以医生开业的广告为主，至于药品在报纸上登广告，至少就中国南部地区而言，二天油可说是开了先河。

二天油的广告见报之后，万金油的广告也抢闸而出。通常是一家报纸上刊登完二天油的广告，另一家报纸就紧随其后刊登万金油的广告，不甘落后。如此一来，双方斗得是昏天黑地。那时候，二天油、万金油竞相在香港和澳门的报纸上大登整版、半版的广告，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二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从港澳扩展到华中、华北和东北一带。广告措词也越来越针锋相对，于是成了恶性竞争。虽然对彼此都没有好处，但谁也不肯让步。

当时南京各大报刊为了利用胡、韦广告之争赚钱，竟然用大量版面刊登“虎”、“佛”广告，对大总统去世的悼念活动报道却不多，结果引起社会各界不满。最后，南京市市长吴铁城只好亲自出面，一方面对新闻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调解“虎”“佛”之争。

竞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才告一段落。这时候漫天烽火，面对着国仇，双方也开始一致对外了。

广告为胡文虎带来了巨大的效益。这种先进的广告观念不仅仅影响了中国内地、港澳及南洋地区，还对中国商业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代富商，人们对他的生活和为人也是很好奇的。那么胡文虎在平日里是怎样一个人呢？

胡文虎继承了客家人传统的吃苦耐劳、敢于冒险的精神，这是他常常引以为豪的。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的生活是俭朴的，家里吃的饭菜都很一般，每天早餐总要备酸菜汤一碗。他尤其对家乡盐水浸的“蛆鬼子”和“臭风咸菜”有着特殊的感情。

胡文虎因为事业的原因通常会选择飞机作为交通工具，在20世纪20年代，民航飞机经常发生坠毁事故，但他仍然坐飞机飞来飞去。有些好心人劝他说：“坐飞机比较危险，还是坐轮船比较安全。”他说：“怕什么！如果掉下来就算了，死也死个痛快。”这与他年幼时期的胆大行为如出一辙，同时，福建人身上敢于冒险的精神在他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直以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都是胡文虎的偶像。以陈嘉庚为榜样，胡文虎也经常拨款在国内兴办各类学校，并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长期坚持不懈。上海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福建农学院、广州仲凯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门学校等大专院校，均先后得到他的赠款。此外，他还资助了许多国内侨乡中学。

只要是公益事业，胡文虎都很热心。他还下大力气捐资兴办医院。就国内而言，20世纪30年代，胡文虎先后捐建了南京中央医院、汕头医院等12所医院。其中为筹建南京中央医院捐资近40万元，为汕头、厦门、福州等地医院捐资近60万元，为广州民众医院捐资10万元，为上海市建立卫生化验所捐资10万元。

常年捐助公益事业和巨额的广告费用支出让胡文虎的负担颇重。尤其是当他得知在上海报刊投入的广告费用高达百万元时，甚为吃惊。怎样才能既减少广告费用还能让产品畅销呢？

20世纪初的时候是陈嘉庚事业最为辉煌的时代，拥有数十家企业。他为了给自己的企业打广告，创办了《南洋商报》，这是南洋最早的商报。

这件事对胡文虎的启发很大，他认为，与其花重金请别人做广告，不如自己办报，宣传自己的产品。谁知胡文虎办报竟办出了一个“报业王国”，为他自己又赢得了“报业大王”的桂冠。

1927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了《星州日报》，并将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作为超赶的目标。自从胡文虎有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情况就不一样了。从这时起，到1951年创办《星泰晚报》为止，他共办了15家中、英文报纸，形成了一个系统。

从历史上考查，除胡文虎外，中国还没有人独自一人共办15家报纸的。当时，中国很多资本家曾合办《大公报》，只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分设三家。胡文虎对中国报业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有功的，因此被称为“报业巨人”也是不为过的。

胡文虎虽是商人，却十分尊重文人学士。据当时知名的教授、学者和作家的回忆记载，郁达夫、金仲华、俞颂华、戴望舒等多次拜访他，都受到热情接待，并且这些人都表示会对星系报给予支持和帮助。对于已经进入星系报的文人学士，胡文虎给他们的待遇也比当时其他报社的待遇优厚。胡文虎认为，要让人家有干劲，就要使人家的生活过得去，没有后顾之忧，如果天天还顾虑油盐柴米，哪能安心工作。

胡文虎的办报壮举成为20世纪国际新闻史上浓重的一笔，他的做法既促进了药业的发展，又实现了企业集团业务的多元化。胡文虎的一生极尽辉煌，他不忘父亲遗训，对永安堂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开创药业史的新时代，将中药和西药相互融合，制成流芳百世的名药；他打广告促销售，显示了一代闽裔侨商的睿智和眼光；他为家乡谋福利，建学校、办医院，开化民众心智，救病患于水火；他办报纸、兴文化，将企业推向巅峰。

1954年9月5日，胡文虎因心肌梗塞病逝于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医院，享年72岁。临终之时，他将名下所有产业分给子女们。随着医药业的进步，胡文虎的万金油风光不再，有些产业甚至没落，唯一被发扬光大的产业只有养女胡仙继承的报业。

胡仙1932年出生，那时候胡家家大业大，胡文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缅甸、泰国都有很高的名气，他生产的万金油在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家中必备的。1954年，胡文虎去世后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药业公司，而胡仙作为养女则继承了《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胡文虎在世时，报业的经费来源于药业，不用担心办报的经费。但是胡文虎去世后，后人将其财产分完后自立门户，星岛报业从此断了财源，经营情况可想而知。

胡仙时年22岁，虽然读的是名校，对琴棋书画也是自有一番心得，可之前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她既不懂办报，更不懂经营，将来怎么管理呢？

胡仙当上星岛报业集团的总裁后，报社里的编辑和职员们都很担心：这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能挑得起这副重担吗？自己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如果面临失业可怎么办？

胡仙更是如坐针毡，上班的第一天，嫂子对她说：“阿仙别怕，我陪你上班吧。”胡仙苦笑着摇摇头，说：“我都是老板了，怎么连上班都害怕，还叫人陪呢？”虽然前途未卜，可胡仙仍然有了自己的主意。

上任第一天，她独自一人和员工一起步入报馆乘电梯上班，并时时以微笑和熟人打招呼。她的用意是要告诉每一位员工：“我也是报馆的一分子，我同你们是一样的。”

坐在办公室里胡仙不禁思绪万千，她想：“过去父亲在的时候报业公司完全依赖药业，而如今脱离了药业的星岛报业如何自力更生，如何走商业化道路呢？我一没钱，二没经验，唯一仅存的就是报社中的人才，他们才是自己的支撑！”

想到这里，她并没有召集下属开会，尽管各部门的高层已经作好了准备。她走出自己的办公室，分别到各个部门看望大家，想了解一下他们对报业发展的看法。一下子，报社上下交口称赞，大家都觉得新上任的小老板没有架子，很虚心。胡仙知道，目前星岛报业最需要的就是凝聚力，只有将人才都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才能开创星岛报业的新篇章。“人才难得而易失，人主不可不知之”，胡仙这么年轻就能够了解这一点是很难得的，也是很聪明的。

接下来，她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针对公司管理体制，胡仙牢记父亲“以商养报，以商救报”的遗训，以“能赚钱的报纸就是好报纸”为原则，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现代企业最流行的事业部制。什么叫事业部制呢？就是公司制定一个方针和确定基本的业务范围，以及业务方向和利润指标，只抓人员培训、工作协调、计划安排，以及各事业部人员的绩效考评，具体事情由事业部门去负责。

这种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管理办法促使员工改变了以前那种等、靠、要的做法，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这一年，各部门的利润几乎翻了一番。员工们的口袋也比以前鼓了，他们越来越信任、佩服新老板的能力了。

其次，作好市场调查。为了办好一份能赚钱的报纸，她依据市场调查结果，作出了一个又一个正确决策。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谣传“共产党要对香港采取行动”，搞得人心惶惶，一度繁荣起来的市面突然变得萧条了。胡仙的海外代理商纷纷要求中止合同，要退回头一天没卖出去的报纸。

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到街上作调查，赴大陆“探行情”，尔后做出正确结论：“中共不会对香港采取任何行动。”她给报社员工们吃了定心丸，然后又马不停蹄地飞往中国台湾、纽约、巴黎、堪培拉等地，向代理商、经销商做解释工作，同时她积极改革报纸的版面，使其更加贴近生活。

1960年，她在旧金山时，曾有一位华籍男子在街上向她询问有关香港的情况。她脑中立刻闪过一个念头：这名男子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人，都非常渴望得到一些有关家乡的消息。这里实在需要中文报纸。于是，她加强了星报的海外发行工作。后来，又通过卫星等现代化传播手段，把新闻从香港传送到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伦敦等地。

胡仙使《星岛日报》成为香港报业中第一家用电脑植字、排版，并向全世界发行的中文报纸。这样做大大激励了报社员工的斗志，提高了报社的工作效率。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电视开始走进了香港的千家万户，使报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无论是媒体从业人员，还是有关专家学者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传统平面媒体会不会被影视媒体所替代，也就是说，电视能替代报纸吗？

报社内不少人觉得搞报纸没前途了，有的到电视台去谋职，有的干脆“弃文经商”。胡仙却另有一番做法。她进行了半年的跟踪调查，汇集来的信息是：人们喜爱报纸的程度没有降低反而在增强，只是不喜欢那些干巴巴的新闻而已。电视节目让他们身临其境，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这就是人们喜欢电视的主要原因。

于是，胡仙重新确定了办报的宗旨。胡仙指出：要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增加报纸的信息量，要加强和经济界、文化教育界、政界的联系，以反映社会各界人士的心声和向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信息为宗旨。她并不是与电视台抗衡，而是让报纸同广播、电视、电影合作，加强对广播电视节目的预告、评论等，几个编辑都同意她的意见。

同时，她还在报纸上增设一些精品栏目，让评论家、文学家、政治家畅所欲言，给他们一个公共的言论场所。就这样，星岛报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1973—1974年度税后盈利近5000万元，这是令欧美很多大报发行人都眼红的。

很快《星岛日报》迎来了其全盛时期，一举成为全香港一百多家报纸中影响最大的重量级报纸。胡仙的业绩，正如国际新闻协会在她当选为主席时发表的声明中说的一样：“胡仙首先是一个报人，一个真正懂得报纸为何物的人。她在当今报业激烈竞争中，一步一个台阶，不断把报纸推向时代的浪峰，成为真正的喉舌。她是伟大的报业家、新闻女杰。她当选为主席，是当之无愧的。”

胡仙于家族衰落时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星岛报业，全凭自己拼搏，将报业发扬光大。她继往开来，励精图治，使《星岛日报》成为拥有上百万的世界各地的读者的报纸。她不愧为闽商中的女豪杰。

从胡文虎的办报事业上看，他的主要目的还是给虎标药品做广告，扩大自己的商业影响。同时，由于办报，有了印刷厂，可以自己印制药品的商标、包装纸、说明书等，又节省了印刷费。因此，他对报馆主编及编辑人员的任用也比较放手，只要能扩大报纸发行量就行。可见，此时的报纸发行范围虽然广泛，但是没有形成真正的专业化报业集团。胡仙接手后，面临着星岛报业不再从属胡氏药业，从而断绝了经费来源这一窘境，她并没有束手待毙，而是承前启后、注重人才、善抓机遇，创造了新的报业帝国，她本人也被称为“报业女王”，成为报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第五回 闽商英才三：开创“大糖帝国”的黄氏父子

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约一百年的时间里，黄志信家族和建源公司（后改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曾分别是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甚至是世界最著名和最富有的华侨家族和华侨商业公司之一。

特别是黄氏家族第二代主人黄仲涵“执政”期间，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黄仲涵本人也被誉为“糖业大王”。尽管黄氏家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步衰落了，但是研究开创家族事业的黄志信与儿子黄仲涵的人却越来越多。毕竟，曾经的辉煌无法被埋没，他们父子的传奇故事已经成为商界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建源公司的创建人是黄志信。黄志信，字守谦，别号思俭翁。于1835年在福建省同安县出生。9岁时曾入私塾念过几年书，13岁就因为家境贫穷辍学从耕了。但是，几年严格的私塾教育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那时候的中国还处于清政府统治时期，日趋衰弱的清政府正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中国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宰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广大的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一天，黄志信和几个小伙伴坐在自家的耕地前闲聊了起来。当伙伴们望着遍体鳞伤、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扯得破烂不堪的黄志信，充满疑惑地问他出了什么事时，黄志信的眼神立刻充满了愤怒，说：“尽管我家的地少，可这一年风调雨顺，今年的收成还不错，维持全家一年的吃喝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料今年的赋税又增加了，打下的粮食算来算去，不但不够交赋税，还得另加钱。我一时生气，就跟赋役吵了起来，他们横行乡里已久，哪里听得我的解释，不由分说就暴打了我一顿。”

伙伴们都同情并佩服黄志信。一个伙伴说：“现在家家的情况都是如此，逃荒的、饿死的数都数不过来，往后的日子都不知道该怎么过！”“你们知道吗？厦门有个叫陈庆真的人，组织了几个弟兄，创建了‘小刀会’，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专门与大清的贪官污吏作斗争。”另一个伙伴说。“那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啊？像咱们这样的农民他们要不要？”黄志信饶有兴趣地问道。“还能有什么人，无非就是农民、渔民，还有城里的码头工人呗。”

黄志信高兴极了，没过几日就跑去参加了“小刀会”。家里人也并未阻拦，生活不易，还不如出去闯荡、混口饭吃呢。因为黄志信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终于在“小刀会”起义军中谋得管理军粮和军服装备的军需官职务。可惜的是，不久之后，起义军遭到了残酷的镇压。黄志信不得不在1858年和两位兄长黄信卓、黄卓玉离开家乡，在厦门港搭乘一条商船逃到印尼爪哇，后来定居于爪哇三宝垅。

黄信卓和黄卓玉等到三宝垅后不久，分别到格都地区的巴拉干和梭罗谋生，后来都杳无音信了。原先当起义军时的生活，磨炼了黄志信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养了他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勇于拼搏的精神。

黄志信曾经在革命军里担任过小官职，因此还有些积蓄。黄志信拿着这些钱，在三宝垅开始做小商贩，后来又逐步经营起土特产。这期间他的事业一帆风顺，至1863年，他已拥有300万荷盾的资产了。

一个商人，手里有了钱，是一定不会存起来，而是会想办法将事业做大。

1863年3月1日，黄志信为了进一步发展他的商业贸易，正式创办了建源公司（最初称为建源栈），主要经营土特产。他一方面从爪哇输出蔗糖和烟，另一方面则从中国输入鱼干、茶、苏州丝绸及各种香料食品等。

黄志信为什么会选择做这样的生意呢？其实是他基于当地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作出的决定。主要条件有四条。

一是1830年荷兰殖民政府推行了臭名昭著的强迫种植制度。这种制度使广大印尼人民陷入异常悲惨的农奴境地，因此引起印尼人民强烈的不满并进行了反抗斗争。这些斗争动摇了荷兰的殖民统治。到了19世纪60年代，强迫种植制已逐步消失。如此一来，提高了种植户的积极性，扩大了种植的品种和规模，使得印尼取得了大丰收。

二是荷印殖民政府废除强迫种植制的同时，宣布实行新的殖民经济政策，公布了《土地法令》和《糖业法令》。这些法令和一些相关的法规为发展糖业生产打开了便利之门。

三是荷兰在对爪哇三宝垅40年的残酷压榨剥削中，搜刮了8亿荷盾的财富。这促使了荷兰金融资本得以发展，其他国家如英、法、德等国也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极力向外扩张，要求将工业产品及资本输入荷属东印度，因此迫使荷兰政府实行自由经商和自由竞争的政策。好的政策为印尼经济的复苏带来了生机，即使在现代社会，政策的变化也决定了企业的前途和命运。

四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始通航。印尼是个岛国，拥有四通八达的海岸线，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必然会促进印尼及各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建源公司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立的。黄志信创办的建源公司带动了一大批华侨组建公司，如郭河东、马森泉、张新良、黄奕佳、施开兴等。这些人组建的公司后来都成为爪哇以至全印尼较著名的华侨企业，黄志信的建源公司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由此可见，当时建源公司和其他一批华侨商家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荷兰殖民经济政策的改变，二是顺应当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趋势。这两方面的因素对现代企业的发展也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

建源公司在黄志信的精心经营下，从1863年到1893年的30年间不断发展，从而成为爪哇地区主要的华侨商行之一。

黄志信经营的建源公司之所以能取得发展除上述客观条件外，还有很多内部因素。

第一，他把建源公司组成家族式公司，发行商业股票。建源公司不是一般的华侨商店，它拒绝外资入股。这样一来，公司所要承担的风险就小了很多。这种家族式公司的形式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一种创举。

第二，黄志信根据当时政策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经营项目，发展多种经营，减少单一经营的风险。他在主要经营蔗糖业和甘蔗的同时，还逐步做起大米、华人居住区的邮政、典当及鸦片等生意，从而获得大量收入。同时他还输入一些中国的土特产到华侨居住区销售。

第三，黄志信选贤任能，善于利用人才。在他的公司中，他任用有能力的外人比他的亲属还多。例如，他特意从家乡请来徐刚贵作为主要助手协助他主持公司业务。这种思想和行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第四，黄志信坚持克勤克俭、艰苦创业和精心经营的原则。据黄志信的子孙回忆说，黄志信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每一天对他来说都是工作日。还有，当他吃饭时如果发现子女把一粒饭掉在桌上或地上，他都会要求子女把米捡起来吃掉，谆谆告诫子女不应忘记过去漂泊和穷苦的生活。

黄志信在三宝垅娶一侨商之女为妻，生有3男（其中1个夭折）4女。黄志信把选贤任能的思想也用在他的孩子身上。他知道，不管他开创的事业有多大，终有他无法守护的日子，未来还要靠下一代继续打拼。

当时的印尼虽然是荷兰的殖民地，但是华人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他们许多人只会自己的家乡话和普通话，当地的印尼话却很少懂。黄志信有个儿子叫黄仲涵，非常喜欢和当地的小孩玩。黄志信就问黄仲涵：“咱们周围有这么多的华人，你为什么还爱跟印尼小朋友玩呢？”黄仲涵说：“华人小朋友都不会说印尼话，和印尼小孩玩还能学到印尼话。咱们虽然是华人，可毕竟在印尼扎根了，不会印尼话怎么行呢？”这一番话让黄志信甚为吃惊，从此，他便开始仔细观察起这个儿子来。

小时候的黄仲涵因为会说印尼话，所以能跟印尼小孩打成一片，可很多华人孩子却受到印尼小朋友的排挤，甚至是欺负。黄仲涵在看到华人小孩遭受印尼小孩欺负时，总是能挺身而出，帮他们讨回公道。他的勇敢和义气不仅受到华人小孩的尊敬，也逐渐征服了印尼小孩。于是，在黄仲涵的带领下，华人小孩与印尼小孩经常在一起玩了，而黄仲涵无疑成为他们的头儿。

作为父亲的黄志信认为，儿子黄仲涵颇具自己当年的风范，自然对这个既聪慧又勇敢的儿子格外喜欢。

有一天，母亲做好饭后，全家都围坐在一起准备吃饭，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黄仲涵回来。等了很久，黄仲涵才高高兴兴地回家。父亲很生气，刚要动怒，小仲涵说：“爸爸妈妈，我吃饱了，你们吃吧。”说完，就把几个荷盾放在餐桌上，离开了屋子，又出去玩了。

后来黄志信才知道，原来黄仲涵在外面玩的时候，一群华人孩子拿出了很多家乡特产给黄仲涵吃，在吃饱后他还把剩下的特产卖给了那些口水直流的印尼学生。他没有将拿到的钱占为己有，而是去店铺为小伙伴们买了些小食品，不管是印尼小朋友还是华人小朋友都有份，而且黄仲涵赚了点钱。

小小的行为让黄志信震惊了！他认为，黄仲涵是他事业上理想的接班人。“好马配好鞍，好苗还得好好栽”，因此他刻意对黄仲涵加以培养。黄志信决定带黄仲涵列席每周的公司例会，以便从小培养他的商业天赋。

在黄仲涵12岁那年公司的一次例会上，稚嫩的黄仲涵竟然能够给自己的父亲建言献策了。黄仲涵对父亲说：“马上就要过新年了，过年就要有新气象，父母亲总会在过年的时候给我们晚辈礼物，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咱们家的员工也有礼物呢？”“要是每个人的礼物都跟你比，那咱家就要破产了。”说完，黄志信哈哈大笑起来。“其实也不用给什么大礼物，要是能在过年的时候给咱家的员工们办个晚会，能让大家在一起快乐地吃吃糖果和水果，能够喝点饮料，像一家人那样一起玩，不是很有趣吗？”

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却让黄志信幡然醒悟。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的是员工的工作进度，注重的是企业管理，却忽视了很多和员工们在一起交流感情的机会。个人的权力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使员工们备感压力和束缚，从而也使得公司的气氛相当沉闷，没想到这个在企业管理方面的缺陷竟然让这个12岁的孩子一语中的，大大启发了黄志信。

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充满人情味和浓浓的温馨氛围，才能让整个集体活跃起来，从而提高公司的效益。

1890年，黄志信开始把建源公司交给黄仲涵主持，这一年，黄仲涵24岁。从父亲手中接过管理权的第一天，黄仲涵就将之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将家族企业改为有限公司，吸收股东资本扩大生产经营。

黄仲涵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知道家族企业缺乏有力的监督和管理，企业管理方面松散，制度不明确，落实的时候更是拖拖沓沓。有限公司的形式远比家族式的传统公司更具活力。有限公司处在各位股东的监督之下，任何事情都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定，这样就避免了个人决策的失误，使得公司的决策更加正确和可行。

黄仲涵自然成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大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作为董事长及总经理，他主持公司的日常事务，依照惯例每周召开一次股东例会，让股东了解公司的运作情况。

也就是在黄仲涵主持建源公司的这年，荷兰殖民政府为了笼络和利用他，任命他为玛腰，这是荷兰殖民政府假借华人之手管理华人事务的最高职务。黄仲涵知道商人都难以割舍与政界的关系，虽然福建人做官的欲望并不强烈，但是他们也不排斥从政做官。黄仲涵认为：“以政促商，以商促政，这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定会营造出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

从1890年至1903年的13年间，黄仲涵利用玛腰的职权及雄厚的财力，以最高价格向荷兰殖民政府承包了三宝垅、日惹、梭罗、泅水等地区的鸦片专卖权，并从中获得1800万荷盾的厚利。

1890年荷兰殖民政府取消了甘蔗强迫种植制。1893年，为了发展当地经济，荷兰殖民政府在政策上进行了一些修订，作出了放开自由贸易的姿态。黄仲涵在这些优惠政策里看到了新的商机，立即调整了建源公司的生产和贸易比重及经营结构。建源公司还是建源栈的时候主要从事贸易，生产只占其业务的一小部分，经过黄仲涵的调整后，生产占了主导地位，贸易成为辅业。

随着甘蔗强迫种植制的取消及自由贸易的发展，黄仲涵积极从事蔗糖的生产及贸易。他投资1000万荷盾，开始经营甘蔗种植园并从1894年起先后接办了巴基斯、里约阿贡、丹卡尔朗径、波奈、克列贝特五家糖厂。

黄仲涵十分重视产品设备的更新。因为劳动工具的改善，意味着产品质量和数量的激增。其中里约阿贡糖厂采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电气碳化设备，能够加工生产出优质白砂糖，拥有行业领先技术，让不少同行羡慕不已。

在企业管理方面，黄仲涵有着一套独特的压力管理法。在他的公司里，所有的职员必须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必须要有实际工作能力，否则就算是亲戚也不能留在公司。公司是一个大的集体，在这个集体里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努力，谁也不能偷懒，平庸懒散的人对现代企业来说是害群之马。

一年夏天，黄仲涵正在筹备第五制糖厂。负责这家糖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黄仲涵提供了一份关于厂房选址、机器设备、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报表。黄仲涵默默地看着这份报表，神情十分严肃，下属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谁也不敢说一句话，屋内连针掉地的声音都能听得到。

突然，黄仲涵问道：“谁是工程师？”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毕恭毕敬地走了出来，小声说：“我是。”

黄仲涵将这位工程师叫到身边说：“你对我们工厂的设备有什么看法？”“机器设备都是新的，完全可以应付生产，但是不算是一流的。”

黄仲涵开始严厉起来，大声问道：“那为什么不让它成为一流的呢？我要的就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产品、一流的人才。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一流的，你能不能做到一流，如果不能，请你离开。”

年轻的工程师坚定地说：“能！我一定行。”

黄仲涵通常会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在他的公司里，各级管理人员都能够感受到来自于各方的无形压力，因而所有的员工都尽职尽责的工作。

但是，一个企业要想长远地发展下去，光靠员工的尽职尽责是不够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黄仲涵继承父志，用人唯才，十分重视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在黄仲涵每年的工作计划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就是选派有才干的青年到欧洲各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每次在学员的欢送会上，黄仲涵都要进行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讲，勉励员工不但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而且还要学习西方优秀的思想文化。

当时有很多人说黄仲涵崇洋媚外，其实他并没有盲目地学习西方，而是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将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灿烂文化，瞧不起外国人。实际上，清朝的统治者就因为犯了这个毛病，才使得“国将不国”。黄仲涵没有沉浸在自己这种虚荣里，他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承认西方技术的先进性，并愿意虚心学习。

黄仲涵还重用外国人和华侨专业人才，让他们担任各个分行及部门的领导，如他用高薪聘请德国等专家到印尼的糖厂进行指导。黄仲涵是最先在工厂中采用流水作业法等新生产流程的老板。他的一些做法在当时华侨企业中都是罕见的，这也许就是他不为人知的成功秘诀之一吧。

与父亲黄志信相比，黄仲涵可谓是铁腕人物。有很多人想不通，12岁的黄仲涵不是还建议父亲给员工们开联欢晚会吗，怎么长大后的他比他父亲还要苛刻跟严厉呢？

事实上，这不是黄仲涵人格的错乱，他讲究的是恩威并施的管理方法。亲切地对待每一位员工就如同自己的家人一样，让他们感受到企业的温暖是没有错的。这样，员工们才能对企业有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企业也是创造利润的地方，它是与家庭生活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企业以“利”为目标，需要每位员工众志成城，发挥自己最大的价值，企业领导严格地管理，这就是黄仲涵在接管公司后变得“不近人情”的重要原因。

1901年，黄志信病逝，留下1750万荷盾的遗产。他逝世前，分给他另一儿子黄仲鹏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但要求他不能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黄志信充分相信黄仲涵一定会将黄家的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黄仲涵也确实做到了。

糖厂的生意让黄仲涵获利不少。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荷盾创建了黄仲涵银行，并在泅水设立分行，将之作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金融机构。后来他又扩大经营范围，涉足保险行业，代理经营了7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黄仲涵不负父亲的临终所托，主持建源贸易有限公司以后，建源的业绩青云直上。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他的糖厂产量已经达到15万吨。至191年，他5间糖厂的资产就高达4000万荷盾。

正当黄仲涵的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英国和荷兰政府将本国的船只都征调回国运送战争物资了。这样一来，爪哇正常的航运秩序被彻底打乱了，在三宝垅码头上的货物已经堆积如山了，而平静的海面上却没有一艘货船。

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蔗糖也成吨成吨地堆积在仓库里运不出去，给建源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为蔗糖无法运出，爪哇的糖商纷纷降价倾销，一时间糖价大跌。印尼糖商只想迅速补救成本，可黄仲涵却不想靠这种方法自保。因为他的摊子太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降价促销，整个公司的根基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黄仲涵认为单纯的降价不会解决问题，还会让企业陷入瘫痪，要从根本上寻找办法才行。

黄仲涵想向荷兰商业银行借贷以缓和危机，然而当时的荷兰殖民政府对华商采取了趁火打劫的限制政策，从各方面刁难华商。荷兰小公银行更是落井下石，提出了难以让人接受的苛刻条件。黄仲涵一气之下放弃了向殖民政府求助。他认为，那些殖民者都是靠不住的，“靠人不如靠己”，黄仲涵转而召集各路糖商，连续开了多次同行业会议，呼吁糖商万众一心、群策群力找到克服航运停滞的办法，共同渡过难关。

同行们不负众望，想出了一个办法：自行为国外客户联系一家航运公司。黄仲涵认为这是目前能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接下来，一切按照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找到航运公司后，各家糖厂按照业务量的大小分配了所应该承担的费用和货运舱位。印尼糖商终于避免了这场灭顶之灾，度过了这一危机，建源公司也避免了一场灾难，逐渐走出了阴霾。

有了这次教训，黄仲涵又把他的经营扩展至航运业。他在新加坡创办了协荣茂轮船公司，购有3000吨的轮船“南荣”、“万丰隆”、“极乐谷”、“强盛”、“强安”等，穿行于印尼与新加坡、马来亚各地之间。后来他又经营了顺美轮船公司，增加“顺安”、“万宝源”等9艘船，成为印尼华侨航运业的一支主要力量。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随着硝烟散尽，印尼经济开始呈现出复苏的势头。战后由于欧洲等地砂糖较缺，需求量大，到1920年，糖价已由每百公斤11盾6角5仙涨至每百公斤53盾4角5仙。因此，建源公司经营的糖业盛况空前，其生产的砂糖远销世界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到了1923年，全印尼有糖厂179间，其中华侨办的有13间。黄仲涵的5间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黄仲涵被冠上“爪哇糖王”之称。

1920年至1924年间，由于糖业贸易兴旺，吸引了不少华侨商人也投机进行砂糖的买卖，导致砂糖一度供过于求，糖价暴跌，使得不少华侨糖商破产，黄仲涵也亏损数百万盾。鉴于这种状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黄仲涵决定继续收购所有要出售的原糖。后来，果然糖价又回升，黄仲涵不仅弥补了原来的亏损而且获利丰厚。这也充分反映了他具有敢于冒险经营的精神。当然，这种决策也是在审时度势之后作出的，作为一个商人，有勇更要有谋。

同时，黄仲涵也在不断地向其他领域进军。早在1918年，黄仲涵就在克列贝特创建了一家木薯粉厂，厂址占地2000公顷，连同种植园共有33万亩，年产量达27万担。它拥有工人3700人，是东南亚最大的一家木薯粉厂。木薯粉厂的产品远销欧美各地。黄仲涵除了经营糖及木薯粉外，还经营橡胶、咖啡、木棉、胡椒、玉蜀黍、花生、蓖麻籽、香茅油等。

为了适应不断扩大及发展的贸易事业，黄仲涵先后在印尼的雅加达、泗水、井里汶、日惹、梭罗、楠榜、锡江、万雅老、万隆、玛琅、棉兰、坤甸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与此同时，他还在荷兰的鹿特丹、英国的伦敦、新加坡、马来亚的怡保和板城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

伦敦和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及商品集散中心。1910年至1915年的5年间，伦敦分行单出售的爪哇糖就达到了72万5千吨，平均每年出售约14万5千吨。

黄仲涵幼年受到父亲黄志信的教导，热爱祖国文化，重视礼法。黄志信曾亲自带他回福建探亲，了解祖国家乡的风土人情。黄仲涵在三宝垅也接受过一段时间的福建私塾教育，非常喜爱阅读《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书，他十分推崇孔夫子的礼教学说，他所有儿子的名字，就是依据他父亲黄志信的遗愿，以忠孝悌廉命名的。

黄仲涵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的商人，十分看不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他是印尼华侨中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人。

黄仲涵还很关注祖国家乡的发展，期待着祖国能够早日繁荣富强。19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掀起了海外华侨募捐活动，仁义忠孝的黄仲涵捐出了5万荷盾。1915年，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讨伐袁世凯的护法之役，他又汇寄了2万5千荷盾，以响应这次伟大的革命行动。

1916年，黄仲涵还成为爪哇华侨中学、三宝垅华英中学的创办人和主要资助者。此外，黄仲涵还曾捐助10万元叻币（新加坡旧币）建设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这个大礼堂后被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

黄仲涵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兴盛发展，早已引起荷兰殖民政府的垂涎。1921年，荷兰殖民政府以要黄仲涵缴纳3千5百万荷盾“战争税”及“双重收入税”为由，企图扼杀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同时又企图以7千万荷盾的价格收购其企业。黄仲涵对于荷兰殖民政府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最后离开了印尼而移居新加坡。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黄仲涵从未停止过对教育事业的捐助。他捐建了新加坡闽侨创办的道南学校3层大厦，此外，武吉知马华侨中学80英亩的校园也是他捐建的。

1924年，黄仲涵和另一位著名的侨商黄奕住筹划要返回祖国投资建厂。在这期间，黄仲涵不断向自己的企业施加压力，以促使员工为实现他定下的目标奋勇前进。同时，黄仲涵也向自己施压，他比任何员工都忙碌，精神总是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终于，巨大的工作压力压垮了黄仲涵，1925年，他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他回祖国兴办工业的愿望也未能达成。年方59岁的黄仲涵在世人的惋惜中来不及逗留，只留下了一笔4亿荷盾的资产和一段从商传奇。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位爱国华侨，尽管他在印尼出生，在印尼长大，却从未退出过中国国籍。

作为福建人，黄志信本人就是个善于经营的生意人，他对市场很敏感，敢于冒风险。黄仲涵也继承了父亲黄志信身上的冒险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父子在创业初期就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黄志信通过自己多年的打拼，在商业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贸易网络，为黄氏家族后代储备了充足的资金。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在黄仲涵的经营下，达到了空前盛况，并且在20世纪初，他建立了一个涉及制糖业、银行业、航运业等诸多产业，资本总额达到4亿荷盾的黄仲涵财团，他本人也以“糖业大王”的称号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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