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罗斯柴尔德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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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王朝试读：
译者序：一生杠杆戴维斯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家族祖孙三代的投资故事。投资界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词— — 戴维斯双击（Davis Double Play），就出自戴维斯家族。《戴维斯王朝》是我翻译的第四本有关投资的书。翻译投资经典、撰写专栏文章，这些并非我的主业。之所以工作繁忙之际还做这些，是因为这符合我“边际成本增量不大”的原则。翻译不但可以促进自己的学习、思考，还可以分享知识、泽被他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读者的日益增多，在被称为“投资界写文章最好的人”之外，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被投资耽误了的翻译家”。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戴维斯王朝》时，最吸引我的地方是该书所覆盖的宏大历史画卷。该书记录的戴维斯家族投资历程，经历了2次漫长的牛市、25次调整、2次严酷的熊市、1次大崩盘、7次温和的熊市、9次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人类登月、石油危机、“漂亮五十”的崛起与崩溃；1次总统遇刺、1次总统辞职、1次总统遭到弹劾；34年的利率上升和18年的利率下降……
戴维斯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历经经济的盛衰兴替，股市的牛熊起伏，屹立华尔街50年而不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在人们的印象里，美国股市一直很规范，似乎应该到处都是“巴菲特”。以至于我20年前在洛杉矶遇见的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竟天真地抱怨：“不都说美国股市规范吗，怎么我买了美股也亏钱啊！”
当我们有机会读完《戴维斯王朝》这本书后，认真的读者至少会得到一个印象：没有谁的成功是容易的。如果我们觉得别人的成功是容易的，那是因为没有看到别人背后的付出。
戴维斯1909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后来与企业家的女儿凯瑟琳结婚，以女方5万美元嫁妆做投资本金，在其85岁离世时创造了9亿美元的财富。历时47年，年化复利回报达23.18%。
家族第二代谢尔比掌管的基金，20年中有16年战胜标普500指数，累计收益37.9倍，年化复利回报19.9%，超越同期标普指数4.7%。
家族第三代克里斯掌管的基金，1995—2013年年化复利回报11.95%，同期标普表现为7.61%。
众所周知，股价（price）＝每股盈利（EPS）×市盈率（PE）。在不同的市场阶段，投资人会给出不同的估值水平（PE）。对于同一个标的，熊市中人们或许只愿意给10倍PE或更低的估值，而在牛市中却愿意给出20倍或更高也无所谓。
所以，如果伴随着公司盈利的提升，恰好又遇见牛市中信心的提振，股价就会出现正向戴维斯双击效应。例如，每股盈利1元、PE为10倍的股票，价格为10元；当公司盈利提升到2元，正好遇见牛市，PE估值提升至20倍，此时的股价会达到40元。即在盈利上升100%的情况下，股价可以上升300%。这就是著名的戴维斯双击理论。
但当遇见公司盈利下滑，同时遭遇熊市时，就会出现极其惨烈的反向作用，可以称为“戴维斯双杀”。老戴维斯正是靠着双击的绝技，以保险股为母矿，积累了巨额财富，投资对象包括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以及很多日本保险公司。他之所以投资金融类股票，根本的原因是“金钱永不过时”。
戴维斯家族极其注重节俭，甚至引发两代人之间的纷争。一天小孙子跟着老戴维斯上街溜达，想向爷爷要1美元买个热狗吃。爷爷严肃地说：“如果你将这1美元进行投资，每5年翻一番，等你到了我的年纪，50年之后，这1美元就会变成1024美元。你现在有这么饿吗？”克里斯多年之后回忆，这个1000美元热狗的故事教会了他三件事：（1）金钱的价值；（2）复利的价值；（3）自己有钱的重要性。
书中还披露了很少有人留意的一点，在贯穿戴维斯一生的投资生涯中，几乎始终保持一倍的财务杠杆，也就是有100万美元时，持股200万美元；有1000万美元时，持股2000万美元。
使用杠杆投资可以说是双刃剑，一直是个广受争议的话题。2018年7月美国科技股巨头脸书因成长未达预期，股价一天大跌20%，蒸发1200亿美元；过去半年，腾讯市值也跌去1万亿港元（约合四分之一市值）。遇见这样的大跌，杠杆的使用可能导致投资爆仓的致命危险。
在戴维斯的投资生涯中也屡遭这样的打击，例如他担任美国驻瑞士大使期间，遭遇了70年代初的惨烈熊市，财富缩水严重。但尽管如此，整体而言，杠杆的运用对于戴维斯奇迹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看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跳出来大声叫道：“戴维斯根本就不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如果戴维斯还活着，或许会云淡风轻地来一句：“到底是投资成功重要？还是成为一个价值投资者重要？”这倒是更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杨天南序
通过《戴维斯王朝》这本书，约翰·罗斯柴尔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家族了不起的真实投资故事，反映了华尔街变迁的上上下下，记录了戴维斯家族投资的前前后后，从最近的经济情况回溯到历史上的无数次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牛市、熊市，等等。通过这些，人们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做出的应对。同时，对于当下股市流行的短线思维，这本书所显现出来的长期历史观是一剂良药。历史从来都是牛熊交替，循环不已。
通过这本书，我们会看到两个层面的东西。在个人层面，我们将会看到老一代的谢尔比·戴维斯如何教会儿子谢尔比·戴维斯（就像乔治·布什给儿子起名也是乔治·布什一样，连“小”都没有加上，老一代的戴维斯给儿子起的名字与自己的一模一样。为了避免混淆，下文我将父亲称为“戴维斯”，将儿子称为“谢尔比”。）节俭生活，以及如何通过股票投资积累财富（通过运用父亲的方法，戴维斯家族第二代成功地运营着一家共同基金）。在经济层面，戴维斯家族一直以来面对的挑战，也是长期投资者在未来必须面对的问题。无论投资资金规模大小，每一个家庭的投资管理者都会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受益匪浅。
当年，我在富达麦哲伦基金担任基金经理时，与老戴维斯见过几次面。我们在讨论会上或电话里进行过讨论，还有一两次是在我的办公室，我们的话题常常围绕保险类和金融类的股票。
我很荣幸地注意到，老戴维斯提到的很多投资箴言，都出现在我写的书中。对此，我并不应贪功归己，因为他比我早20年就已经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他的儿孙们继续运用这些选股技能，就像我在管理麦哲伦基金时一样。而他们的整个投资理念简直与我如出一辙，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对于那些天天在股票投资中焦虑不安的家庭而言，罗斯柴尔德这本书提供的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绝对能起到令人心平气和的效果，因为戴维斯一家将长期投资的时间框架从一代人延伸至三代。在此期间，无论富足还是贫穷，无论牛市还是熊市，他们都坚持不懈。与他们最终获得的富足相比，那些曾经的艰苦岁月早已无足轻重；与他们多年耕耘的资本硕果相比，那些当初有限的工薪收入早已微不足道。通过持有保险类股票，戴维斯取得的成就比业内绝大多数行家都更为显著，甚至说在这个圈子里无出其右者，也并不为过。
社会上有一句流行语误导人的观点：“股票是年轻人的，债券是老年人的。”这个观点在这里被颠覆了。虽然债券有时也会胜出，但为了复利最大化，股票可以被永久性持有。尽管通常而言投资起步早好过起步晚，但老戴维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个人即便起步晚也能取得投资成功。1947年，当老戴维斯开始他的保险股投资生涯的时候，已经38岁，但他最终依然赚得了九位数的财富。这些精彩故事都收录在这本书中。
我一直主张，每个投资者应该投资于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个策略常常被人忽视，无论是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我见证了太多人放弃自己熟知的领域，这山望着那山高，蜂拥投身于青葱勃发的互联网投机大军。与此相反，老戴维斯利用在纽约州政府保险司工作岗位上学到的知识，将资金投资在自己所了解的行业里。当他意识到如何解码这些保险公司之后，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人生的大金矿，罗斯柴尔德称之为“母脉”。那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当时很多保险公司的股价没有反映出它们背后所隐藏的资产。面对这种物超所值的机会，老戴维斯没有袖手旁观、坐而论道，而是即刻开始行动。他辞去政府公职，放弃了稳定的薪水，开始了自己的保险投资生涯。当发现无法说服客户投资保险股票之后，他用自己的钱践行心中认定的规划。伟大的投资要求独立的精神和勇气，人弃我取，众人不屑往往是捡便宜货的大好时机。
在我管理麦哲伦基金的早期，有一小段时间，我曾经将超过15%的资金放在保险类股票上。6个月后，基本面的情况恶化，我改变了主意，仓皇出清大部分持股。在那之后，我虽偶然会发现某只喜欢的股票（例如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AFLAC），但我再也没有重仓过市场上的某一类企业或板块。我遇见过各种投资机会，小型的或大型的、国内的或国外的、快速成长的或慢速成长的、兴旺繁荣的或遇到麻烦又涅槃重生的。
在这些选择过程中，我与戴维斯家族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有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是相同的。我有相当大部分的获利来源于低增长行业的股票，而它们看起来利润乏善可陈，预期回报也低。在各行各业大多数普通公司里，寻找那些能令人眼前一亮的具有竞争力的公司，我常常会发现价格适中的了不起的成长型公司（例如玩具反斗城、拉昆塔汽车旅馆、塔可钟快餐等）。
同样，在保险板块和之后的银行板块，戴维斯父子以便宜的价格买入了行业的佼佼者。而在同期，他们有意避开的那些高度竞争的高科技公司正命运逆转，光芒耀眼。
今天保险公司已经不再是热门，你不会听到很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说他们的梦想是进入保险业。尽管保险行业对于大多数人不再具有吸引力，但它依然吸引了一些杰出的运营管理者，例如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汉克·格林伯格。自20世纪70年代，AIG逐渐在格林伯格手中锻造成为一台股东的赚钱机器。戴维斯家族持有AIG和其他一些具有优秀领导者的公司股票，并由此获得了巨大收益。
根据罗斯柴尔德的记述，戴维斯是个十分节俭的人。例如，对于他而言，换一个新的网球拍是举手之劳，可他一直用着老旧的网球拍。这本书充满了戴维斯家族极端节俭的例子，甚至一些读者会觉得这种节俭有些病态、怪异、烦人。但这种将钱包攥得紧紧的行为方式给儿孙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他们上了很好的一堂经济课，那就是量入为出，将所有节省下来的钱投资在股票上。近年来，美国储蓄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但少花钱、多储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
戴维斯拒绝将财富留给下一代，他传给儿子——谢尔比·戴维斯一件世代相传的礼物，就是理解复利以及如何选股的常识。这也是典型的华尔街智慧，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戴维斯决定将“鱼”直接输送给各个大学和基金会，以及他所支持的研究智库，而教育后人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渔夫。
戴维斯家族的第二代——谢尔比在年轻时就成为了一名基金经理，并在1969年接手了纽约风险基金。那时，我还是刚刚加入富达基金的新兵。我们曾经碰面寒暄过，但没有机会长谈。在我的印象中，他风度翩翩，脚踏实地，埋头于工作。但他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热衷于保险类股票，他将戴维斯的选股方法运用扩展到了其他行业。
我们的投资风格依然不同，我持有大量零售业和连锁餐馆的股票，它们的年成长率在15%～20%。但谢尔比回避零售业股，他喜欢那些看起来不那么诱人的稳健型股票，它们的年成长率在10%～15%。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熊市，我们都避开了那些遭到惨重打击的“漂亮五十”股票，而在其他领域寻找机会。有时，我们会不约而同地选中同一家公司，例如一度陷入困境的房利美公司，它的业务是买卖和打包房屋按揭贷款。我们不会仅仅因为股价低廉而买入一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我们买入房利美的股票是因为看到了它可以有效处理麻烦的执行力。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储贷危机中，我们都发现了银行业的投资机会。我一度持有相当多的储贷行业的股票，如有任何将储贷社上市的可能性的话，那它很可能就在我的组合之中。在权威人士大谈特谈花旗银行是否会倒闭的时候，谢尔比却乘低出手了。我们对于金融机构运作原理的熟悉，令我们在该行业悲凉恐慌之时，敢于大举买入。我们清楚我们的目标公司都具备偿付能力，而且其基本面在不断改善之中。
戴维斯于1994年离世，3年后，谢尔比也从活跃的基金管理岗位退休了。戴维斯家族第三代——克里斯和安德鲁——正服务于纽约风险基金和其他戴维斯系列的基金。我相信他们从爷爷和父亲身上得到的投资传承将继续大放异彩，对此我不会有丝毫的意外。他们对于世界的预期既不乐观，也不悲观，这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
我们都听说过，忽视历史的人将会重蹈覆辙。在华尔街，历史周而复始地循环上演，正如同调整和熊市迟早会迎来牛市一样。那些对于这些规律无知的投资者，他们的命运本来并非注定，但他们可能会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卖出股票而亏钱。罗斯柴尔德的这本《戴维斯王朝》在字里行间充满着智慧，并给读者提供了观看戏剧般的享受，可谓文质彬彬、表里俱佳的作品。彼得·林奇
戴维斯家族简史
1906—1909年
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1909年出生于皮奥里亚。旧金山饱受地震与火灾肆虐已达三年之久。华尔街的恐慌情绪令道琼斯指数下跌32%，跌至53点。带着高礼帽的金融家J.P.摩根拯救了美国银行体系。
1928—1930年
戴维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未来的妻子凯瑟琳·沃瑟曼毕业[1]于韦尔斯利（旧译卫斯理）学院。两人攻读的都是国际政治学。他们对于股市都毫无兴趣，没有受到1929年大崩溃的影响。
1930—1931年
未来的投资家（谢尔比·戴维斯）与未来的资助者（凯瑟琳·沃瑟曼）在法国的火车上相遇。两人随后返回纽约，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大萧条开始了，但这对年轻人没有消沉。
1932年
戴维斯和凯瑟琳这对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在纽约按照民间仪式举行了婚礼。股市在底部盘桓，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新婚夫妇乘船去欧洲。戴维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1933年
蜜月结束了，戴维斯在姐夫的投资公司里第一次接触到股票。5年的隐形牛市令一小部分手中有资金并勇敢买入的人大获其利。这段意外的牛市行情在历史上经常被忽略，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录，充满了无家可归者和失业大军。
1937年
戴维斯从姐夫的投资公司辞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股市的牛市结束了，道琼斯指数从194点跌至98点。戴维斯的儿子谢尔比出生，成为尚未成形的戴维斯投资法的传人。
1938年
戴维斯的女儿戴安娜出生。戴维斯的著作《面向四十年代的美国》准备面世。托马斯·E.杜威（纽约州州长，总统竞选人）读了戴维斯的著作，对其很满意，聘请他作为经济顾问兼演讲撰稿人。
1941—1942年
戴维斯未能抗拒低价诱惑，以33000美元买入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道琼斯指数下滑至92点，回到1906年的水平。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4年
作为戴维斯担任顾问的回报，杜威州长提名他做州保险司副司长。在这里，戴维斯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大金矿，即“母脉” ：保险行业。战时，股市反弹，道琼斯指数涨至212点。
1947年
38岁的戴维斯辞去州政府公职，拿着从妻子凯瑟琳那里借来的5万美元，开始了他的保险股投资生涯。他的办公室开在华尔街附近。平和的气氛中透着不安，道琼斯指数暴跌至161点，因为人们担心平和的氛围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买债券吧！”但债券市场的表现实在令人大失所望，长达34年的债券熊市开始了。
1952年
戴维斯成为账面上的百万富翁。经历了23年漫长努力之后，道琼斯指数终于超越了1929年的381点。
1957年
戴维斯的儿子谢尔比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进入华尔街，在纽约银行担任股票分析师。股市奔腾，道琼斯指数直逼1000点。
1961年
对于38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安排，戴维斯与女儿戴安娜意见不合。这件家庭纠纷连续数日成为纽约大报小报的头版新闻。
1962年
戴维斯飞往日本，访问多家保险公司并进行投资，这是他一生中收获最丰的旅行。
1963—1965年
戴维斯家族第三代降生，谢尔比的妻子温迪在纽约曼哈顿诞下安德鲁和克里斯。谢尔比离开纽约银行，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小型投资公司。
1965—1968年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基金狂热。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上下波动，这一水平一直到17年之后才被打破。权威人士宣称，前景无限的高科技所带来的永久性繁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连续三波大熊市开始了第一波下跌。
1969年
戴维斯被任命为美国驻瑞士大使，他与妻子凯瑟琳收拾行装前往伯尔尼。儿子谢尔比和助手杰里米·比格斯接手纽约风险基金。三波熊市的第二波继续打击着投资者，那些曾经前景无限的科技股板块持续重挫、风光不再。
1970年
谢尔比的纽约风险基金成为年度表现最佳基金，荣获《商业周刊》赞誉。但不久，也成为表现垫底的基金。
1973—1974年
三波大熊市的第三波，这是1929—1932年世界大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市况。道琼斯指数从1051点跌至577点，大跌45%。曾经风光无限的“漂亮五十”成分股跌得更厉害，跌幅在70%～90%。最初参与谢尔比纽约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在时隔5年之后依然没有一分钱的盈利。
1975年
戴维斯大使从瑞士归来，他3年前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现在蒸发得仅剩下2000万美元。儿子谢尔比与妻子温迪离婚，很快与盖尔·兰辛结婚。谢尔比领导的纽约风险基金采用了新的选股投资方法，使得基金此后长盛不衰。
1981年
肆虐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终于得到遏制。长达20年的利率下跌开始了，长达20年的股市好时光开始了。但仅有少数乐观派预测到了这一点。
1983年
谢尔比作为单独基金经理，带领旗下的纽约风险基金连续七年跑赢标普500指数。
1987年
股市崩盘，全球恐慌。戴维斯大幅加仓，抢入便宜货。
1988年
戴维斯名列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他的投资组合价值4.27亿美元。由于旗下基金可靠的优异表现，儿子谢尔比名列福布斯荣誉榜。
1990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在爷爷的纽约办公室里任职。
1991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出任戴维斯基金的投资经理。道琼斯指数为3000点。
1993年
戴维斯之孙安德鲁掌管戴维斯可转换和房地产基金（由其灵感触发而成立）。移居圣达菲。
1994年
戴维斯离世，留下9亿美元的信托。其子谢尔比、其孙克里斯将戴维斯的原有持股抛出，将变现资金投入纽约风险基金和其他戴维斯基金。戴维斯的财产与智慧最终汇集在这些投资账户里。
1995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出任纽约风险基金共同管理人，他的兄弟安德鲁对于稍低一些的职位也感到满意。道琼斯指数达到5000点。
1997年
在纽约风险基金成立28周年之际，戴维斯之子谢尔比六十大寿，他退居幕后充当顾问角色，由儿子（戴维斯之孙）克里斯独挑大梁。谢尔比将自己的4500万美元捐给了世界联合学院的奖学金项目。这是他给孩子们的一个信号：他们不会继承父辈的财富，就像他没有继承爷爷的财富一样。
1998—2000年
戴维斯之孙安德鲁、克里斯和新的合作伙伴肯·范伯格一起，面对着气喘吁吁的牛市。注释[1]此处疑有误，根据后文，二人攻读的当为俄国历史。——译者
导言 纵横华尔街三代50年的家族
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是描述基金经理谢尔比·戴维斯。他管理纽约风险基金长达28年，为他的投资人创造了辉煌的业绩，每一个最初投资的1万美元成长为37.9万美元。但谢尔比和他的基金很低调，很少大肆宣扬。在这28年中，他有22年击败市场大盘。这个纪录足以令他与富达公司管理麦哲伦基金的彼得·林奇比肩。我对此非常好奇，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海滩的一个海鲜馆共进晚餐。周围来来往往的都是穿着蓝色运动衣、灰白头发的人，谢尔比也穿着蓝色运动衣。他体型精瘦，有着一张大男孩的脸。他既有趣又谦虚，聊着聊着，他避开关于自己的话题，转而谈到惠普公司最近公布的季度财报上。对于房利美公司能够摆脱经济荣枯周期而表现出盈利持续增长，他大加赞赏。当他谈起富国银行与西北银行的合并，听起来像是一场令人激动的法国式幽会。
5万美元到9亿美元的传奇
我们更进一步的交流是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97层，谢尔比在那里有一间办公室。在会议桌前，他详细谈到了其激动人心却鲜为人知的职业生涯。根据他的讲述，对他选股智慧影响最大的是另外一位谢尔比·戴维斯——他的父亲。谢尔比说：“我父亲比我更擅长股票投资。他将5万美元变成了9亿美元，绝大多数投的是保险股。”他这样说，倒是让我觉得他父亲本身就可以作为很好的一本书的主题。
9亿美元可绝对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谢尔比详细描述了他的父亲。戴维斯曾经是一位自由作家、共和党竞选顾问、纽约州保险司的公务员。1947年，戴维斯38岁时，在没有工商管理专业硕士（MBA）的背景和正式经济方面培训的情况下，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全职的保险行业股票的探路者。亲友们对他的选择都抱怀疑态度。那时“中年危机”这个词还没出现，否则，他们一定会给戴维斯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
在接下来的45年中，戴维斯精心驾驭着他的投资组合，成为华尔街最伟大的富豪之一。从他的经历看，基本上可以说，无论是经历繁荣还是萧条，爵士乐的衰落还是披头士的流行，他始终牢牢抓住保险股不放。当美国的保险股价格过于昂贵时，他就买入日本的保险股。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持有的日本保险股票就像鞭炮声中受惊的鸽子一样，腾空而起。到1994年他离世时，他已经赚了1.8万倍。
这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这更像是一个经营有道而致富的故事。戴维斯最初的投资本金来自他的夫人凯瑟琳·沃瑟曼，她是费城一个地毯大亨的女儿。在1947年，绝大多数美国人只能在梦中才可能有5万美元进行股票投资。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是激动人心和充满希望的：一个中年才开始投资的前专栏作家最终成为一个身价近10亿美元的大富翁。尽管在保险圈子之外，戴维斯就像谢尔比一样，并不广为人知。“我父亲名列福布斯富豪榜是在1988年，”谢尔比说，“那只不过是15秒的名气而已。”福布斯富豪榜倒是提醒了我，这里缺乏所谓的“被动投资者”。富豪榜中满是硅谷精英、企业狙击手、房地产开发商、发明家、零售商、制造商、媒体大亨、石油巨头、银行家等，这些人是这个榜单的常客。如果说通过选择其他公司股票而上榜的人，我只能想到一个：沃伦·巴菲特。
戴维斯与巴菲特
我问谢尔比，他父亲是否与巴菲特见过面。“见过几次，”他说，“他们算是熟人，并且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谢尔比继续道，他们两人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资金取得了23%～24%的年[1]化增长率，这令人印象深刻。两人都是在保险业赚了大钱，而且，巴菲特还直接拥有两家保险公司。保险行业被华尔街那些老于世故的专家斥为“乏味”“无聊”“不值得理会”，而这两位探路者却在这里发现了埋藏的宝藏，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保险这个天使迷人而有趣，但我们应该全身投入吗？
戴维斯和巴菲特，这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铁公鸡，虽拥有亿万家财，却勤俭节约。戴维斯穿的是磨出洞的鞋子，虫蛀的毛衣，打网球用的也是旧球拍和球。巴菲特穿的是老土的西装，喜欢将零钱攒起来。根据罗杰·洛温斯坦写的巴菲特传记，在巴菲特已经是大富翁之后，有一次在机场，他的同伴说需要用机场的付费电话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当时付费电话是每次通话需要一个10美分的硬币。）巴菲特从自己的钱包里摸出一个25美分的硬币，但他并没有直接将硬币递给他心急火燎的朋友，而是走过长长的走廊，找到一个报摊去换零钱。
当他们的财富增长到七位数、八位数、九位数的时候，他们依然住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购买的并不豪华的房子里。戴维斯的房子在纽约的塔里敦，巴菲特的房子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当巴菲特的妻子为朴素的居所购买了1.5万美元的家具时，“就像杀了巴菲特一样”。洛温斯坦的书《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记录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的评价。巴菲特说：“你知道这些钱以复利增长，20年之会是多少钱？”戴维斯在拒绝他的小孙子想用1美元买一个热狗时，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当巴菲特的财富越过10亿美元大关后，一向低调的巴菲特咬着牙买了一架商务飞机，命名为“无可原谅号”。戴维斯从来没有像巴菲特这样买过如此奢侈的东西。
巴菲特和戴维斯的共同之处很多，可以这么一直比较下去。巴菲特拥有财富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的顶部；戴维斯的名字虽然也出现在富豪榜很多次，但处于榜单不太起眼的中部。巴菲特的成就广受赞誉，而戴维斯并非尽人皆知。谢尔比建议我只写他父亲，对此，我认真考虑过，题目可以定为“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家”或“来自世界上第二伟大的选股者的秘密”。注释[1]巴菲特拥有一家上市公司，这给予他比戴维斯更多的资本优势，戴维斯的资本仅仅来自配偶。戴维斯只能依靠融资的方式来提高回报率，他从银行获得贷款，买进更多的股票。当融资手段可以人为提高回报的同时，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在熊市期间，很多能力不佳的使用融资杠杆的投资者会被迫卖出组合投资以偿还负债。但是，戴维斯总是能履险如夷，保持其投资组合的完好无损。在20世纪90年代的牛市中，伴随着社会稳定和电缆箱的运用，很多投资者都认为，20%的年回报率是理所应当的。但着眼于股市时间越长，人们开始意识到20%是非常稀罕的回报，所以，当彼得·林奇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取得年化20%的回报时，声名大振。所以，23%的复利回报极为罕见，戴维斯由此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巴菲特也是如此。巴菲特名列美国榜第一或第二位，这取决于比尔·盖茨在该年度的表现。
节俭与复利
戴维斯本人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故事的细节了，他于1994年离世，留下了巨额的账面财富，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账面的记录。他不写日志或日记，他也没有保存过去发行的保险周刊的副本。一些内在的洞见，例如“买进100股丘博股票”，他会写在旧信封上，或票根上，这样可以节省买记事本的钱。这样的草草记录也早已被丢入垃圾桶。
戴维斯投资早期的那些密友和搭档都渐渐离世，他的妻子凯瑟琳（谢尔比的母亲，最初5万美元投资本金的提供者）答应尽可能地配合回忆当初的细节，但她已经九十高龄，虽然精神不错，却也无法回忆起当年丈夫的投资策略。她那一代人，丈夫们认为商业和家庭是区分开来的。
提供信息最多的是其同名同姓的儿子，也就是我原本打算写的主角谢尔比。1937年谢尔比出生，他在成长过程中，看着父亲如何分析公司，跟着父亲一起会见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学习金钱[1]如何以72法则方式增值。这个简单的计算公式经过美国国父之一、大腹便便的本·富兰克林的解释，便具有了激动人心的结果。一个便士的储蓄不再仅仅意味着一个便士的所得，如果它能翻25番将会达到67.1万美元！
凡是买过乐透彩票的人都知道，赢得百万美元大奖的概率比基于D N A检测而判定O.J.辛普森无罪的概率还小。如果一个年轻人有每周用10美元买乐透彩票的习惯，现在他放弃赢大奖的幻想，转而用同样的习惯坚持投资于一个每年10%回报（这是戴维斯回报的低配标准）的普通基金，那么，30年后他一定能成为百万富翁。
对于他的儿子，戴维斯将一些理念传递了下来，例如拥有精心挑选的公司的股票（他称之为“复利机器”）、拥有最好的复利机器会获得无法想象的报偿、反对不必要的开支（为什么将可以投资的钱浪费掉？）以及对于工作的狂热。谢尔比承认，他作为一个基金经理的成功源于小时候所受到的训练。戴维斯不仅构建了穿越半个世纪、经历各种市况而依然可以胜出的投资组合，在节俭敬业方面，他也塑造了下一代人具有同样执着的精神。注释[1]72法则告诉人们，基于回报率的不同，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将投资本金翻一番。如果是投资债券，回报率是可预测的，但投资股票，你只能有根据地推测回报率。一旦你得到了具体的回报率数值（例如10%，20%等），就用72除以该数值。例如，以10%作为回报率，得到的结果是7.2（72/10），这意味着你需要7.2年可以将投资翻一番。如果是20%，你需要3.6年翻一番。快速的计算显示，在超过40年时间里，戴维斯的年化回报率为23%。万一你有兴趣在家里试一试，可以看看一笔钱如果以20%的复利增长18年，会如何让你以神奇的“复利”形式变得富有：10万美元会变成320万美元；25万美元会变成800万美元。
亲疏父子
步入成年的谢尔比，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在劳伦斯维尔中学（戴维斯的寄宿学校）读书，从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的母校）毕业，参与校刊工作（戴维斯也是），娶了一个富裕家庭女子（戴维斯也一样）。像父亲一样，谢尔比学的是历史，同时学习会计、资产负债表解析、证券分析等的基本原理。谢尔比亦认为公司领导力的无形价值胜过账面数据上的有形价值。他绝不会让统计数据的叶片阻碍自己对树木的观察。
像父亲一样，他拒绝了读MBA的道路。通过言传身教，戴维斯已经说服谢尔比，华尔街最受欢迎的学位已经产生令人麻木的一致性，而戴维斯正是由于避开这个特性才大获其利。当大众向右的时候，戴维斯向左，逆向投资是戴维斯取胜的关键。当大多数专家鼓吹债券的时候，他买进股票；当其他人对保险股退避三舍、避之犹恐不及的时候，他却如饥似渴地买入。像父亲一样，谢尔比辞去安稳的工作（银行里的职位），开始了职业股票投资生涯。
尽管戴维斯父子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很难用融洽来形容。在谢尔比的记忆中，他那极具影响力的父亲常常是一个感情冷淡、与人疏远、心不在焉、爱争执的人，并且经常不在家。从谢尔比的青少年时代到成人，父子二人在表面的热情之下，话不投机、意见不合的情况一直存在。
谢尔比讲述了一个例子。戴维斯曾经为谢尔比和戴安娜兄妹分别设立了信托基金，但后来又将戴安娜信托中的钱撤回了，原因是他高明的投资赚的钱太多，以至于使得戴安娜舒适富有的程度超过了戴维斯本人。对于儿子谢尔比，戴维斯也会显示出他争强好胜的一面，每一年他都会将资金的投资成绩亮给谢尔比看，但不置一词，似乎在说：“怎么样？你的投资成绩能不能超过这个？”对此，谢尔比心中很反感，充满消极抗拒情绪。在谢尔比上大学期间，戴维斯给儿子写过几封充满说教的信，但是谢尔比从来都不回信。临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戴维斯暗示希望儿子到他的公司工作，但谢尔比断然拒绝了：“他支付给我的工资太低了。”后来，谢尔比创立了自己的投资管理公司，戴维斯也从来没有在儿子的公司里进行过投资。这两个从同一个基因库里成长出来的天才投资家很少交流投资看法或彼此表达赞赏。直到年老的戴维斯身体渐渐走下坡路之前，他对自己表现卓越的投资组合的构成始终守口如瓶，秘不示人。
当我听着这些细节时，我最初联想到的是家庭肥皂剧，而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是戴维斯成功投资故事的娱乐花边。但当我进一步思考之后，发现这两者直接关联交错在一起。通过紧紧地捏紧钱包，戴维斯可以有最大限度的资金进行投资，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回报。他不赞成公司花费过度，就如同不赞同家庭花费过度一样。他喜欢购买那些具有节约精神的管理层的公司的股票，他们使用投资人的钱如同使用自己家的钱一样。
他喜欢的CEO类型是那种冷峻而又志趣与之相投的人，是具有成本意识的工作狂，AIG的汉克·格林伯格就属于这种人。戴维斯将自己的投资限制在AIG和其他保险公司的股票上，因为保险类股票比非保险类股票具有更可观的价格折扣，并且与流行、热门的板块——通常是要不了多久就会高折损的高科技股——相比具有更大的折扣。他对于高价的拒绝让他拥有只廉价购买节俭公司股票的纪律。如此一来，他的日常生活、公司生活、华尔街生活让他处于“以合理的价格投资成长”的阵营，与之相对立的是华尔街上流行的、危险的“以任何价格投资成长”的阵营。
最终，复利和积累财富的观念并未随着戴维斯的离去而消失，他教会了孩子们极度节俭的美德。全家人都节约着每一分钱，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直到孩子们二十多岁，才知道自己出自家财百万贯的家庭。谢尔比和戴安娜的成长伴随着在农场干活：堆木柴、清理落叶、从鸡窝里收集鸡蛋、铲雪。他们被告知不要在餐馆里点龙虾或鲜橙汁。当孩子们请求在院子里建一个游泳池时，戴维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挖。
他的目标是让后人能够自食其力，而不是依赖家庭的慷慨赠予度日。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将毕生积累用于最有价值的事业上。作为因循复利的主题，戴维斯计划将他的财富留给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他主张企业的自由竞争，抗议针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威胁。这样，他的资金将有助于美国体制的延续，使得其他人能够成功运用自己的资本，而他们的努力无须承担过度的税收、过度的管制。有了投资者友好型的领导阶层，才能最大限度地继续保持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在我们这位传奇英雄的前二十年，戴维斯取得的胜利全部来自保险股的投资组合。20世纪50年代，谢尔比步入社会，在纽约银行工作了八年之后离开，与两个朋友开创了自己小而精的投资公司。不久，他们的小公司掌管了当时初出茅庐、后来大名鼎鼎的纽约风险基金。在谢尔比出任基金经理的头一年，他抓住热门的科技股，在基金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第二年，遭遇1969—1970年的熊市，持有相同股票的谢尔比在同样的基金排名中表现垫底。正如一个作家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谢尔比也在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投资组合，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在经历了随之而来的1973—1974年熊市之后，谢尔比掌管的纽约风险基金的表现开始渐渐转好。通过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他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投资策略，融合但又不同于父亲戴维斯的投资方法。他的投资组合不再仅仅局限于保险类股票，而是扩大到包括银行、券商以及其他公司股票，但这些公司都具备戴维斯所偏爱的那些保险公司身上具有的特质。他以“折扣价格购买成长型公司股”，将绝大多数基金同行远远甩在后面。
1975年，戴维斯驻瑞士大使任期届满，返回美国。他在上面提到的两次熊市中遭受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财富净值从5000万美元跌到了2000万美元。但随后保险类股票大幅反弹，到了80年代中期，他的投资组合也迅速以复利形式增长。没用多久，那3000万美元的损失看起来已经无关痛痒。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戴维斯赚了7.5亿美元。
至此，我们了解了戴维斯时代，他运用自己的投资原则独来独往；然后是谢尔比时代，第一代与第二代人同时在进行投资，但相互之间并无太多协同合作。再下来，到了
家族第三代
——克里斯和安德鲁时代。第一代已经老去，第二代依然在继续管理着纽约风险基金，第三代运用戴维斯的投资策略管理着自己的基金。家族第三代成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里斯和安德鲁学习了复利的魔力和72法则，这是戴维斯家族对于黄金法则的补充完善。在青少年时代，克里斯就在爷爷的办公室里做兼职。夏季来临的时候，他就与爷爷签约成为缅因州家里的厨师和司机。虽然爷爷戴维斯与父亲谢尔比关系有隙，但克里斯两边都处理得很好。
在进入华尔街之前，克里斯经历过“菲德尔万岁”、崇拜卡斯特罗的阶段，他谴责“资本主义的走狗” ；也经历过杜利特医生阶段，考虑成为一名兽医；还经历过弗拉纳根阶段，着迷于成为一名牧师。从那之后，他才转入戴维斯的轨道，参与了一家波士顿银行的培训，之后在一家纽约的小型投资公司里工作。1989年，他的爷爷聘用他作为学徒。三十年前被谢尔比拒绝的工作（谢尔比曾说：“他支付我的工资太低了。”），现在克里斯欣然接受了。
与此同时，弟弟安德鲁在进入戴维斯的投资领域时却没有那么曲折。他在科尔比学院学的是经济学和商学，之后，在波士顿的肖马特银行和纽约的潘恩韦伯工作。最后，安德鲁加入家庭投资管理事业，掌管了父亲谢尔比心中认为专门为他发行设立的两只基金（房地产基金和可转换债券基金）。
爷爷此时已经饱受病痛折磨，1990年，81岁的戴维斯中风。在确认克里斯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学徒工作后，谢尔比聘用克里斯离开爷爷的办公室去管理戴维斯金融基金，这是一个新基金，为的是给家族第三代证明自己能力的机会。克里斯将他自己的办公室和爷爷的办公室从华尔街搬到了第五大道，但在华尔街还保留了一个办公室，以便与在市中心的世贸中心办公的谢尔比保持紧密的接触。克里斯促成了戴维斯和谢尔比和好如初，1994年，戴维斯弥留之际，谢尔比来到父亲的床前握着他的手，送他安详离世。
戴维斯的骨灰埋葬在缅因州，他的财产分布在戴维斯系列基金里。家族两代人的胜利战果现在合在一起，交给第三代人掌管。
这本书谈的是长期投资，在这里，长期不是15分钟，也不是到下个季度的财报发布，甚至也不是到下一个经济周期。买入并持有在今天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戴维斯家族提供了一个历时50年的学习样本，这个样本不仅仅是关于如何管理投资组合，也是关于如何教育出身优秀的子女，打破信托财富、努力工作、自力更生，让家庭财富持续保持复利增长。真正的长期投资，不是5年或10年，而是永远。
戴维斯家族的金融活动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那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敢持有股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那时，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敢不持有股票。一路走来，他们的投资经历了两次漫长的牛市、25次调整、两次严酷的熊市、一次大崩盘、七次温和的熊市、九次衰退，三次重大的战争，一次总统遇刺、一次总统辞职、一次总统遭到弹劾，34年的利率上升和18年的利率下降，漫长的与通货膨胀的斗争；也经历了当股票下跌时债券上升，或是债券下跌时股票上升，或是黄金上升时债券和股票都下跌；还经历了储蓄账户所得回报超过道琼斯指数总和的情况。让我们阅读戴维斯家族的历史，看他们如何曲折前进，借此我们可以看到股票市场的兴衰起伏。
综观戴维斯家族的谱系，整个20世纪的股市可以分解为三个大牛市和两个大熊市，其间夹杂着一些中场修整和渐渐恢复的阶段。三次大牛市的时间分别是：1910—1929年、1949—1969年、1982年至今。每次长达20年的股市上升都是得益于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公司利润的提升以及估值的飙升。消费者手中有了更多可支配现金和强烈的消费倾向。
两次大熊市发生在1929—1932年和1970—1974年。1921—1929年、1949—1969年这两个时期股市上积累的财富，大多在这两次熊市中土崩瓦解。如果你持有的是最热门行业中最热门的股票，你的损失也是最大的。更有甚者，由于大众通常会在股市上升时一路买进，根据以往的经验，大多数小投资者来来回回变得更穷了。通过基金进行投资被认为比直接购买股票要安全很多，但是，基金的平均表现比之股票也差不多，甚至更差。
在市场恢复阶段，股票的表现时而游移不定，时而稍有振作，时而低落。从1932年的底部，市场恢复元气用了超过20年时间；从1974年的底部，几乎用了8年时间。每一次进入阴阳转换期，大众都会丧失对股票的热爱。
阅读戴维斯展现出来的市场传奇和家族成功故事，令人受益良多，戴维斯的选股方法产生了良好的回报，通过运用这些方法，读者也一定能获益匪浅。
第一章/戴维斯遇上资助者
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1909年出生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城市皮奥里亚，每当人们看到这个名字就会想起一个著名的问题：“它会在皮奥里亚上演吗？”从戴维斯的家谱可以看出，他母亲这一系的祖先有一位曾是“五月花”号的乘客（当年英国移民到达美洲的最早船只），他父亲这一系的祖先则是詹姆斯敦的原住民。与他同名的叔祖父——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曾担任过一届伊利诺伊州的州长、四届美国众议院议员和六届美国参议院议员。
尽管当时回扣无处不在、私下交易泛滥，被选举的官员将各种快速致富的方案强加给选民，但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治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堕落，而是在20世纪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持续不断的财富。美国各处，从小镇、城市到州，记者们四处挖掘大量的腐败丑闻。但是腐败丑闻似乎总是与民主党人有关，因为金钱泛滥的时代，为什么不让腰缠万贯的中立派成为统治阶层？有着“五月花”血统的参议员总是仰仗高贵出身混饭吃，但出身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戴维斯的叔祖父并不是为了赚钱而从政。实际上，他将与控制铁路的金钱巨头做斗争作为其政治使命。他反对哈里曼、范德比尔特以及其他铁路大亨，就如同他反对一夫多妻制一样。在19世纪美国农业地区，主张“一夫一妻制”和“农场货物的价格公平”是当时社会运动的主题。
一旦巨头们买下重要铁路线，或驱逐了其他竞争对手，他们即刻提高货运费率，从运输牲畜、小麦、玉米以及其他食物中获利。可以想象，成群的钻进钱眼里的各界大亨，从烤面包的到做火柴盒的，无一例外，都在追求垄断。面对垄断现象的泛滥，消费者大呼：“无商不奸！”权力中心华盛顿终于做出了回应，法院支持国会通过的新法案，以严格的规定保护企业自由竞争。这一大快人心的解决方案对当时的社会具有讽刺意味，其中也有戴维斯叔祖父的一份功劳。他还推动了州际商会的成立，在1887年成功挫败了铁路集团的阴谋。1912年，82岁高龄的卡洛姆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当选参议员，后来他在办公室里与世长辞，3岁的戴维斯参加了叔祖父的葬礼。
在卡洛姆生活的年代，美国成长最快的行业是铁路。戴维斯后来写道，铁路公司的管理者就像“庞大军队里的将军一样”。由钢铁和煤渣建成的高速公路——互联网高速公路的先驱——让人浮想联翩，吸引了比历史上任何建设行业都更多的投资者。自19世纪中叶起，公众集资铺设了连接东西海岸的铁路，以现金交换着无限供给的股票和债券。在股市失宠之时，铁路公司会利用债券融资满足它们的扩张需求。理论上讲，这些公司的借据比股票更为安全，因为发行人有义务返还债券持有人本金加利息；而股票的发行人对于股票持有人没有这些义务。然而，实际上，这种所谓“更安全”的替代品至少对于两代投资人而言非常危险。选择发行债券的方式，铁路公司便背负了大量利息负担，以至于经常无力偿还。在遇到经济萧条和其他危机时，它们只能通过债券违约和破产解决问题。
这些投资人在铁路“庞大军队”上了昂贵的一课：即便一个成长迅速、有着广阔前景的行业，也不能保证给它的财务支持者提供满意的回报。铁路公司曾经是最可靠的蓝筹公司，然而在清偿能力方面却不是最可靠的。股东们眼睁睁看着他们“保守安全的”铁路股票在频繁的恐慌和熊市中下跌，债券持有人则稍微幸运，他们至少可以取回本金。
在美国铁路的建设中，外国投资者是最大的输家，尤其是英国人。他们未能抵御19世纪新兴的美国市场的诱惑，就像后来的美国未能抵御20世纪末新兴的亚洲市场的诱惑一样。大量英国资本在美国铁路、公路的建设中折戟沉沙，数量惊人，尽管这并非出于自愿。小心点儿吧，来自全球各地的资本家！新兴的、快速增长的行业，并不意味着对于外国热情人士的丰厚回报，美国铁路业的故事就是证明。
无忧童年与历史专业
当时，戴维斯年龄尚小，没有机会接触铁路金融风潮，而他的父母（父亲乔治·戴维斯，母亲朱莉娅·卡洛姆）也和股票、债券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在皮奥里亚过着舒适的生活，生活来源是家庭拥有的位于街角的小店铺。正是这种稳定的生活使得乔治·戴维斯在金钱方面没有什么雄心壮志。
在普林斯顿大学完成了建筑专业的学业后，乔治·戴维斯有过一段短暂而成功的企业家经历。1898年，在阿拉斯加淘金热期间，他投身于西北太平洋的热潮中，但是他加入的时间太晚了，没逮住机会。当听说很多先期到达的人忘了给马匹准备过冬的草料，他在西雅图租下一条驳船，满载干草，运到阿拉斯加。干草很快一抢而空，卖了个好价钱。凭此一役，乔治·戴维斯获利超过了绝大多数掘金者。李维·斯特劳斯（李维斯牛仔裤创始人）干了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在裤子行业，规模更大而已。
在乔治·戴维斯返回皮奥里亚与卡洛姆家族联姻后，他的建筑学实践时常间断，如果还算是在继续的话。他的穿着像一个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坚持别人叫他“法官”（这是他在大学里的绰号）。他不断给编辑投稿，并且靠店铺收入过活。他管这叫作“管好自己的事情”。
戴维斯的整个童年，全家靠着店铺租金收入过着无忧无虑的好时光。他和他的兄弟拥有乡间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并且有着普林斯顿大学预科的学习机会。租金如此充裕，甚至他们每年有1000美元到手，奖励他们兄弟二人不吸烟。他们的父亲长期吸烟，饱受肺病折磨，他可不想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在平凡无奇的父亲身边成长，这个日后世界上第二伟大的股票投资家，在以间接的方式为未来做着准备。从很早开始，戴维斯就决心努力工作，不靠家里的荫庇，摆脱家庭的负面影响。他在皮奥里亚做过各种暑期工和下午工，家庭的影响教会了他在街头叫卖，卖那些头条新闻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的报纸。这是标准的学校男生的样子，让人无法将这个形象与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联系起来。根据巴菲特的传记，年轻的巴菲特的做法是，付钱给小伙伴们，让他们在奥马哈各处的高尔夫球场搜集失落丢弃的高尔夫球，然后将它们卖给高尔夫用品专卖店。
在大萧条时期，戴维斯离开了皮奥里亚，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家庭收入，迫使戴维斯一家需要节衣缩食。他的父亲，那位“法官”，也厉行节约。“用完、穿破、凑合、克服”等词语，都是他的箴言和使命。他认真对待这些使命，有一次，他去东部看儿子，在一个车站停下来，见到一个电报局，于是给他夫人发了一封电报，提醒她：“离开家的时候，别忘了拔下电子钟的插头！”
在学校期间，戴维斯在劳伦斯维尔中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均表现良好。他在这两所学校都担任了校刊的执行编辑。在劳伦斯维尔中学，他被选为最具成功潜力的人。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加入了外围社会团体——宪章俱乐部。后来，由于他的犹太室友特里弗斯遭到歧视，他以退出俱乐部作为抗议。之后，他还是留了下来（在特里弗斯的请求下），但不再像以前那么态度积极。他喜欢波希米亚风格，对于奢华消费，例如浣熊皮大衣、银质瓶子、金表等，不屑一顾。父亲的节俭风格对他发挥着影响，这种勤俭节约的风格贯穿于他的生活习惯之中，并在日后最大限度地使之发挥了资本潜力。
戴维斯的学生时代对于经济和金融毫无兴趣，他的专业是历史，并对俄国革命有着广泛的了解。1924年，美国第一本金融畅销书《作为长期投资的普通股》出现在书店里，但当时戴维斯还在读预科。该书作者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认为，股票是可靠的和值得拥有的投资对象，即便对寡妇和孤儿也不例外。这个一反传统的关于股票的观点，与华尔街对于赌马的回答类似。史密斯认为，当时的美国人正处于一个财源滚滚、前景广阔的“新时代”。
在这个“现代、开明的时代”——史密斯这样描写20世纪20年代中期——投资者和消费者得益于“新兴的公司管理科学”，这门学问使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获得了利润丰厚的优势地位。
遇见生命中的贵人
1921年，道琼斯指数低至63点，这一低点曾在1888年出现过。到1929年，道琼斯指数达到巅峰的381点，史密斯的乐观态度终于被大众接受。那些十年前对低迷股市唯恐避之不及的人，却在牛市中蜂拥入市。美国基金行业的先锋——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企业道富银行，先后在波士顿成立。典型的投资者看重的是分红，而不是公司盈利。铁路公司作为典型的蓝筹公司，不断发行新股吸引那些保守的寻求安全回报的投资者。当时，铁路被称为“美国的20%行业”，因为它们消耗了美国国内20%的钢铁、煤炭、木材以及燃油的总产值。铁路行业已经度过了不值得信任的青春期，现在正值壮年，达到了值得信任、高枕无忧的阶段。十年之间，铁路股指数翻番有余。
戴维斯当时是否读过史密斯的书不得而知，但是史密斯提到的观念到处流传，他不可能没有一点耳闻，他也不可能看不到报纸上连篇的关于那些“融资百万富翁”如何借钱快速发财的报道。
尽管当时的戴维斯距离后来走上投资的道路还有四分之一世纪，他却在一趟前往法国的列车上遇见了生命中的贵人，未来的资助者——未来的妻子凯瑟琳·沃瑟曼。回顾戴维斯投资成功的传奇故事，其最初的投资资本，并非来源于家里皮奥里亚的街头店铺收入，而是来源于纺织业。这个来源于纺织业的资本种子，此刻就放在一个信托基金里，这个信托的受益人就是此时坐在车厢过道对面的安静女孩。
凯瑟琳打量着这位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年轻人：线条分明的小麦色面孔、粗花呢制的英伦夹克、更显精致的肘间皮质补丁——那分明是常春藤联盟的制服。她留意到他的肢体语言（害羞的眼神、斜倚的肩膀）与他的着装并不相称。她察觉到了他与女性相处时的局促，猜到他不会主动打招呼，于是她打破了沉默：“下一站是日内瓦吗？”
他们发现两人都在日内瓦下车，都是来参加由洛克菲勒赞助的瑞士暑期学校。这个学校将世界各地的学生精英聚集在一起，洛克菲勒家族希望全球这些高智商年轻人中的一小部分可以成为国家领袖，如果他们还能记得当年曾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就会减少相互间的战争。这个目标是乐观的，这所学校至少已经促成了一桩前景光明的联盟——戴维斯和凯瑟琳。
戴维斯具有“五月花”血统，凯瑟琳则具有埃利斯岛血统。但他们发现双方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出身名校（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是韦尔斯利学院），都攻读俄国历史，在到瑞士之前，两人都曾经去过苏联及其周边地区。戴维斯曾经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参加学术会议，凯瑟琳曾经在高加索的荒原上策马，睡过帐篷，与吉普赛人一起野营，和部落的酋长进行过物物交易，也对付过不少好色之徒。
凯瑟琳比眼前这个曾经的《普林斯顿日报》前任编辑年长两岁，有着更多的浪漫经历。她曾经与姐姐“剩下的”大男生约会过，与他们相比，戴维斯就像一个小弟弟。
凯瑟琳家族
初次约会从瑞士的一个公园开始，仅仅是简单的散散步，他们的浪漫之花在节约的前提下开始徐徐绽放。他们一个聊聊皮奥里亚什么样，一个说说费城的故事。戴维斯知道了凯瑟琳父辈的故事。沃瑟曼家族有三个兄弟：约瑟夫、霍华德、伊萨克，其中约瑟夫·沃瑟曼是凯瑟琳的父亲。1895年三兄弟在费城开了一家地毯工厂，不久之后又开了一家毛绒品公司。之后，二者合并为艺术织品公司，生产地毯，规模不小，占据了利哈伊的整个街区。这家公司于1925年上市。
约瑟夫·沃瑟曼是公司的主要决策人，他曾经在新墨西哥州有过零售经验。他的哥哥伊萨克有个发明，可以在切割地毯时不损伤地毯的纹理。这项新技术使得沃瑟曼家族在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他们可以在一台织布机上同时生产两块地毯。他的弟弟霍华德死于梅毒，他拒绝了本可以查明早期病毒的沃瑟曼试验（该名称源于沃瑟曼家族一个德国远亲对科学的贡献）。
伴随着消费增长和机织地毯的繁荣，美国纺织业的股票大放异彩。
约瑟夫·沃瑟曼娶了伊迪丝·斯蒂克斯为妻，一位性格火辣的妇女参政论者，性格独立，曾经与工人们一起游行反对丈夫的地毯厂。她的丈夫警告她：“如果他们得逞了，工厂就完蛋了！”伊迪丝对此毫不理睬，不过不是在床上。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夭折）和三个女儿，凯瑟琳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沃瑟曼对孩子的家庭教育还是受到了男性至上主义传统的影响：男孩学商科，女孩学艺术、音乐以及如何找一个好丈夫。在当时那个年代，能干的女人们在博物馆、医院、学校、基金会、类似于学术机构的地方做些“女人们的工作”，她们不会涉及“男人们的工作”——任何与商业相关的事。
约瑟夫·沃瑟曼夫妇去了很多地方，最后在费城维萨肯大街6600号安了家，家中摆满了精美的古董和具有异域风情的纪念品，见证了他们频繁的、耗资不菲的周游世界的旅途。英国和意大利的家具，荷兰和德国的画作，菲拉·菲利皮诺·利皮、布龙齐诺、庚斯博罗等大师的作品，叙利亚的玻璃器皿，还有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国雕塑，这些都令来访者大饱眼福。他们的足迹遍及欧洲，游历了希腊和巴勒斯坦，并通过陆路走访了苏联和东方。20世纪30年代，他们在中国买下了一座16世纪的庙宇，将所有构件拆分，打包运回了美国。这成为费城博物馆东方厅里最引人注目的展品。
在一次欧洲旅行中，凯瑟琳不小心将墨水洒在了巴黎的一家豪华酒店的地毯上。在查看地毯标签时，她父亲发现这地毯就是自家的产品，于是他送了一块地毯给酒店作为赔偿。
戴维斯家族的财富在缩水，而沃瑟曼家族的财富却由于新能量的注入而飙涨。与未来的女婿如出一辙的是，约瑟夫崇尚艰苦奋斗，讨厌铺张浪费。但他的妻子却喜欢花钱，喜欢指使人。她在家中，有专职的司机、女仆和厨师忙里忙外，而提供这些奢侈生活的人，却在外面挤公共汽车上下班，用棕色的袋子带午饭。凯瑟琳的政治观点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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